自侦工作

自侦工作（精选十篇）

自侦工作 篇1

影片以1981年韩国全斗焕军事独裁政府为历史背景, 讲述了当权政府以传阅政府禁书, 擅自举行非法集会, 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为由, 对釜山地区的大学生进行拘留刑讯的“釜林事件”。税务律师宋佑硕在一次探望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意外发现该案背后可能涉及刑讯逼供等问题, 毅然挺身而出为“釜林事件”的受害学生做无罪辩护。

故事随着辩护人和公诉人在庭审时的唇枪舌战慢慢走向高潮。就在所有证据都指向被告人有罪一面时, 影片主人公宋佑硕传唤了曾参与刑讯的军医尹尚柱出庭作证, 直指办案警察在审讯过程中对被告人采取了多种暴力手段逼供, 公诉方提供的言辞证据应该被认定为非法证据不予采纳。至此, 影片出现了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在观众想当然的认为影片该以辩护人的胜利而就此结束时, 影片再一次的出现重要转折。公诉方通过特殊手段出示了军方的证明, 本来合法出庭的证人因“擅自离营”而受到军方逮捕, 其证言被当庭作为非法证据而视为无效, 最后公诉方胜诉。抛开影片涉及的特殊历史背景不谈, 单就该片的核心内容而言, 可以看到非法证据排除左右了整个庭审的走向, 足可证明其重要性, 值得我们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进行不断地研究和探索。

一、非法证据排除的定义及国际环境

所谓非法证据是合法证据的对称, 指因不符合法定形式或取得的程序违法而不具有可采性的证据材料。

1955年, 爱德华·L·巴雷特在其《从非法证据排除中探寻》一文记录了一个关于赌马的案例, 该案的主要证据因为警方采用了监听及强闯民宅等不正当程序, 侵犯了个人隐私权, 违背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而被法官不予采纳。美国最高法院于1961年要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于地方各州。然而, 在各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争论一直没有没有停止过。甚至有不少反对者认为该规则在保护公民人权方面产生的收益要低于其在产生司法不公的抵抗情绪和降低犯罪控制效果方面所产生的相关损害[1]。

不得不承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过于绝对确实可能让罪犯逍遥法外。世人对罪犯都存有一种“恶有恶报”的现世报心理, 因此这种普遍性的心理一旦得不到满足, 公众就会把这种心理上的缺失和不满归罪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我们可以把人们对报应的心理需求嘲笑为自私、冷漠及非理性的负面情感, 但是它确实作为一股可能影响法制构建的逆流深埋在人们的心底。

不难想象, 人们会由于公认的罪犯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被释放, 而对司法制度产生敌对的情绪。司法实践的探索中, 我们采取各种措施保障每个人都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以及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然而初衷是用于为公正司法提供程序性保障措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却总是不期地站在了对立的一面, 也就是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对罪犯行进行理性裁决的可能性, 这无疑与立法者设立其的初衷相悖。

因此, 即便美国法理在国际上得到了普遍地认可和采纳, 但是目前仅美国对非法证据采取了强制性的自动排除规则, 其他各国任然对此保持着谨慎态度[2]。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体系的构建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 非法证据主要包含以下几类:1.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7种证据以外的证据形式;2.法定人员以外的人非法收取的证据材料;3.非经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4.未经法定程序在法庭上出示并查证属实的证据材料。

1998年,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都各自在司法解释中对非法证据排除做出了简单规定, 然而该司法解释却没能很好地运用于诉讼过程中。

直到我国2010年出台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及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这一规则的适用贯穿于从侦查、审查起诉到审判的整个诉讼过程之中。此时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逐渐成熟, 非法证据排除的体系才逐步走向完善。

三、检察机关推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所在[3]

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依法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和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同时, 又依法作为公诉机关对触犯刑法的人提起公诉, 保障国家及个人的利益不受侵犯。一方面要公正严明地将监督贯穿到整个侦查审判过程, 排除各种非法证据, 确保犯罪嫌疑人接受公正的审判;另一方面又要在有限的技术条件下竭尽所能地搜集证据, 力保犯罪嫌疑人受到应有的判罚。同一机关对同一对象既要保护又要打击, 使得检察机关往往难以准确地做到价值衡量。

2010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规定》出台后不久就依据其内容发出通知, 明确指出各级检察机关应当认真履行监督职能, 加强对证据收集与固定的监督, 加强对证据采信与排除的监督。可见, 最高检已经把强化法律监督作用作为了我国检察制度今后发展的重点方向。换而言之, 推广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是检察机关在平衡监督与公诉之间关系的前提下, 彰显《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的核心价值所在。

四、对检察自侦工作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看法和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对非法言辞证据的绝对排除和对非法实物证据的相对有条件排除。这一规则的确定无疑给检察自侦工作带来了很大影响, 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自侦案件的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等, 但同时这一规则的适用也有效了促进了自侦工作的科学发展, 如促使自侦工作方式的转变、自侦干警执法观念的转变等。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 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 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 除特殊情况外, 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检察机关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做到以上要求, 就必须做好“预防”, 严格按照执法办案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规范执法行为、保证取证过程的合法性。具体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加强渎侦干部自身学习, 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和修养, 适时转变执法办案理念, 时刻把《刑事诉讼法》和《规定》当做办案的指导思想;第二、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 依照《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 (试行) 》做好两录工作, 讯问过程中告知犯罪嫌疑人应有的权利义务, 依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做好侦查阶段的询问和取证工作, 邀请对方及第三方对讯问过程进行监督;第三、注重初查工作, 将办案重心适度前移, 争取在初查阶段把工作做细, 为侦查阶段案件的突破及证据的固定做足准备;第四、在检察机关内部加强联动, 建立健全自侦案件侦查阶段的证据审查和补正制度。两局同公诉部门可以一起可以定期对所办案件的言辞证据及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进行审查和补正, 以保证无法补正的非法证据及时得到排除。这样既加强了部门联系, 又在审查和补正过程中提高了案件质量。

结束语

本文从一部电影中看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 从而谈及对我国检察机关自侦部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些看法和建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新时期的又一结晶, 结合司法实践推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突显和维护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 必将为依法治国, 实现公正司法, 构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提供积极有效地保障。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对非法言辞证据的绝对排除和对非法实物证据的相对有条件排除。虽然国际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还保持着谨慎的态度, 但我国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于2010年出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该规定突显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 并为检察机关自侦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检察机关,自侦

参考文献

[1]Edward L.Barrett Jr.Exclusion of Evidence Obtained by Illegal Searches--A Comment on People v.Cahan[J].California Law Review, 1955, 43 (4) :566-567.

[2]约翰·卡普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度[J].刑事法评论, 北京, 2008, 22 (11) :257-277.

浅析如何加强自侦案件的侦查工作 篇2

一、自侦案件侦查中存在的问题。

侦查意识不强。主要表现首先是创新意识不强，缺乏进取性。因循守旧的思想在干警的头脑中起主导地位，习惯于用长期形成的思维模式和侦查方法进行侦查。不善于分析、解决问题，被动的服从，不善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积极探索、革新侦查工作的新途径新措施。其次是缺乏超前意识和工作中的统筹性。侦查工作中讲谋略斗智慧少，凭经验推着干的时候多，对案件的侦查没有一套较完备可行预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善于研究总结类似案件的规律、发展趋势。最后是吃苦意识不强，缺乏韧性。侦查工作是件吃苦的差事，有的案件可能要经营1、2个月，甚至于1年半截，在漫长的侦查工作中，不少干警耐不往考验，甚至放弃。

2、侦查过程不科学。一是初查不充分。有些线索没经过认真梳理和分析，就仓促开始；有的不应当立案的，却把关不严，轻率立案。二是违规办案现象突出。询问、讯问、看押由1人进行；传唤、拘传不规范；询问证人有时在办公室、宾馆、饭店；留置证人有时超过12小时。这些侦查的违规、随意，不仅会造成“跑风漏气”，也会收集到的证据不牢靠。三是侦查工作中的法律文书不规范。有的传文书没有讯问人签名；笔录中的语法、逻辑、语言表达得不确切，按嫌犯的供述记录，而没有改正、归纳；这些“瑕疵”都成为侦查工作的重大缺失，直接影响侦查质量。四是侦查手段单一僵化，没有变化。索取证据还是局限于端帐、询问、讯问的“三板斧”的侦查方法，往往以讯问为突破案件的主要措施，不注重建立侦查网络和利用科技手段突破案件。五是侦查机制如同虚设，不起作用。侦查机制不注重修改、完善，不注重执行过程的监督、案后总结，不注重借鉴高效的工作机制。造成侦查中的职责不明、协调不畅，工作流程流于形式。

3、侦查素质不强。一是不善于学习侦查理论和掌握相关行业的行业特点。侦查理论匮乏，不学习侦查理论，并且对所针对的重点部门、重点行业的业务工作知之甚少，对容易滋生腐败的土壤缺少了解，导致侦查活动没有目的、没有指向。二是综合工作能力不强，总结、归纳证据简单。有时不能全面审查证据、深入分析证据、正确鉴别取舍证据、综合运用证据，不善于有效、合理地排除证据间的矛盾，不能使侦查工作的各个环节客观、真实地结合起来考虑。三是不善于吸取各方面的侦查经验。对于检察系统成功案例、古今、国外的有益的侦查经验不吸取，有时也只是简单照搬、照抄，没有融入到实际工作中。四是法学理论掌握得不深、不透。导致罪名的混淆、犯罪的各要件、心理动向了解不够，也使得侦查方向偏离了中心，影响了打击效果。

二、针对以上问题应采取如下对策

1、不断强化侦查意识，振奋精神。

一是以全新的侦查理念带动侦查工作。自侦案件的侦查对手都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我们仍延袭着老的模式、“走老路”，势必不利于侦查局面的开展，处处被动。侦查人员思路的更新，可以采取逆向思维、换位思考、发散必思维，来突破对手的防线，提升侦查层面。

二是充分发挥主要领导的带动作用。主要领导更象任长霞似的勇于、善于深入一线办案，深入群众中了解情况，通过办案总结教训、制定侦查规划，带动侦查人员的积极热情，这样对侦查工作的指导性无异要强于“纸上谈兵”。

三是积极推行侦查工作的有效机制。采用横向、纵向联合办案的侦查工作机制增加协同作战及抗干扰能力；实施能够充分调动办案人员主观能动性的激励机制；实施鞭策与鼓励相结合的奖惩机制，奖勤罚懒。

四是培养、吸收优秀的侦查人才，带动侦查水平的总体提升。要培养专职的讯问人才、摸索线索人才、鉴定人才、初查人才等，还需要吸收一些掌握先进侦查科技设施的专、兼职人才，始终保持侦查人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合理流动。

五是提高侦查人员的身体素质及侦查意志。注重从优待警，不断改善干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督促干警多参加有益身体健康的文体活动，注重在侦查工作中磨练意志，激发侦查人员爱岗敬业，钻研工作的积极性。

2、把侦查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

一是初查要查实。初查人员要快速反馈相关信息，以便让指挥人员果断决策，快速出击，确保立案的准确及时，不实的主观臆想的，武断的东西不要带到初查工作来，为侦查工作打下基础。

二是侦查要查清。只有依法办案才能收集到全面、可靠、真实的证据，有些违反程序收到的证据，当嫌疑人、被告人翻供时，使得侦查人员无所适从。所以，要不断加强干警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的思想，客观地查清案件的事实与主要证据。三是手续要完备。侦查人员只有不断加强文字综合能力、认真依法撰写各种法律文书，才能够保证不给疑犯留有可乘之机，让案件诉得出。并且还要以执法检查监督、纪检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促进侦查工作的公正合法。

四是手段要全面。不仅要充分利用搜查、跟踪、蹲坑、侨装等传统的侦查手段，也要充分利用卫星定位、监听、监控、监视、远程监听等高科技设施开展侦查，运用疑犯意想不到的手段出奇制胜。

五是机制要抓实。制定的各项侦查机制要具有可操作性，贴近侦查工作；要抓反复、反复抓，抓出一个固定的模式，使侦查机制充分发挥效能。

3、提升学习力，拓展学习面。

一是学习侦查知识，研究行业特点。侦查理论要借鉴检察系统、古代、外国的有益的经验、做法来拓展侦查思路，如将36计运用到侦查工作中，微服出访，挖出窝案、串案，挖出“前腐后继”等方面的经验，增强侦查谋略。同时，还要研究发案部门的行业特点，从中抽出行业的软肋，从而达到打击“要害”、打到“要害”的侦查目的。

自侦工作 篇3

关键词：辩护人；自侦工作；新刑诉法修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已于2012年3月14日公布，自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价值观的深刻变革和刑事诉讼的文明与进步。检察自侦工作作为刑事侦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其自然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一、新刑诉法中修改辩护制度的相关内容

辩护权是指被指控人和其辩护人依法享有的，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论证对被指控人有利的材料和理由，在实体上反驳指控，提出证明被指控人无罪、罪轻、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以及在程序上主张被指控人所拥有的合法的诉讼权利，防止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不应有的侵犯。新刑诉法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补充修改：

1.辩护人参与诉讼的时间提前

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应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首次明确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的权利。这种时间上的提前，可以使辩护人从案件开始就能向犯罪嫌疑人全面了解案件情况，掌握整个案件动态，增强辩护方的防御力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形式辩护向实质辩护的转变。

2.完善了辩护律师的会见权

新刑诉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辩护律师权利的增加有利于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实现“控辩平等”，也有利于规范司法部门正确使用权力，防止司法不公。

3.强化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新刑诉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期间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调取”，新刑诉法在保留了九六年刑诉法有关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辩护人申请调查取证的范围。同时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可以调查收集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这增加了辩护人自行收集的有利于辩方的三类证据的开示义务。

二、辩护人权利扩大对自侦案件的影响

职务犯罪本身具有智能型、隐蔽性的特征，往往是以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来印证初查时掌握的犯罪事实，而后以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为基础深入开展调查取证工作。这种“由供到证”的传统侦查模式，在修改后刑诉法实行后辩护律师全面介入侦查的背景下，将受到严峻的挑战。

1.律师的提前介入，强化了侦辩对抗

律师对案件的提前介入，有可能让犯罪嫌疑人得到相关案件信息，这无疑将会助长了犯罪嫌疑人的抗拒情绪，使犯罪嫌疑人在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更加从容，提高其辩解能力，加大案件突破的难度。

2.律师会见不被监听，加大犯罪嫌疑人拒供、翻供的可能

新刑诉法的规定，使辩护律师可以与在押犯罪嫌疑人在一个封闭、自由的环境下“畅所欲言”，大大增加了两者紧密接触的机会。犯罪嫌疑人在获得律师帮助后，将强化其抗审心理，增加拒供现象，影响自侦办案人员讯问谋略的运用效果，影响案件的顺利查办。

3.辩护人调查取证权的强化，可能造成侦查与反侦查信息的不对称

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有权了解案件情况，而检察机关却无权在起诉之前掌握律师所掌握的证据情况，从而影响自侦部门对案件侦查进程及其侦查结果的掌控，最终势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其处理产生影响。另外，对于律师取证权的完善和保障，将直接影响到自侦部门以案挖案的可能性。

三、自侦部门对辩护权利扩大的应对措施

1.扎实做好初查，夯实基础证据

一是要加强信息情报工作，做好初查阶段线索的筛选、评估。大力推进“两化建设”，配备专门人员从事职务犯罪信息情报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做好信息引导侦查工作。二是要综合运用各种侦查措施，全面做好证据的固定与完善，减少对口供的依赖性。三是强化初查工作的秘密性，严格隐蔽初查意图。要在不惊动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职责和犯罪客观方面进行调查，迅速收集外围证据，避免行政阻力和伪证嫌疑。

2.重视首次讯问，外围同步取证

一是讯问前精心准备。自侦案件办案人员讯问前要制定周密的讯问计划，力争快速有效地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二是充分发挥侦查指挥职能和整体协调功能。从案件事实和情节上、从犯罪嫌疑人心理上、从犯罪嫌疑人个体情况以及从共犯或者窝案、串案的犯罪嫌疑人中及时发现案件突破口，提高突破能力。三是注重供证结合。围绕正面讯问犯罪嫌疑人，及时做好外围询问、调查、搜查、追赃、追捕等工作，形成严密的供述与物证、书证等证据的锁链，使办案各环节紧密衔接，保证案件顺利突破。

3.加强部门配合，实现职务犯罪侦查的高效性

一是要加强内部合作，形成侦查合力。首先在纵向上要继续完善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的组织和协调的作用，集中优势侦查力量实现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高效性。其次要探索建设侦诉一体化的办案机制，加强与侦监、公诉部门的协作。对于重大疑难的案件，可以主动邀请侦监、公诉部门介入，通过沟通协商共同把关。在报捕、移送起诉阶段，也要充分尊重侦查监督、公诉部门提出的正确意见，及时补充侦查、完善证据。二是实行外部执法资源整合，提升打击职务犯罪的合力。开展与公安机关的检警合作，将公安机关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有关职务犯罪的线索与证据，及时运用到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中。加强与纪检监察部门的合作，通过与重点行业纪检监察部门的联系沟通，及时掌握重点领域的涉案信息。

参考文献：

[1]竺建强.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对辩护权强化的应对.2012.

[2]陈运副.浅析新刑诉法视野下的自侦工作.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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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侦工作 篇4

一、对新刑诉法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定的理解

(一)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含义

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新刑事诉讼法在第5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 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结合新刑诉法有关规定, 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应理解为:不得采用刑讯逼供、暴力、胁迫等有强制力的手段强迫任何人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有罪。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理解关键在“强迫”二字。“强迫”包括直接使用体罚的强迫, 如刑讯逼供、饥渴等等, 或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暴力相当而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述的方法。

(二)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适用主体

新刑诉法第50条规定要求,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人员包括了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 适用主体的规定表明了刑事诉讼活动的各个环节, 包括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和审理阶段, 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限制人身自由开始, 任何情况下, 不管基于任何理由或是任何目的, 上述人员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不利于自己的供述, 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三)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如实回答”规定的关系

新刑事诉讼法在第118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如实回答”两者看似矛盾, 其实不矛盾, 两者针对的主要主体不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定主要针对侦查人员、限制侦查人员行为。“如实回答”主要是针对犯罪嫌疑人, 规范其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行为。所谓“应当如实回答”, 按照通常理解, “就是实事求是的回答, 既不能避重就轻, 又不能夸大其问, 更不能隐瞒事实”。该条还规定, 侦查人员提问在先, 再是犯罪嫌疑人针对提问进行回答, 既没有强制犯罪嫌疑人主动提供证据, 也没强制要求犯罪嫌疑人根据证据证明自己确实犯罪。因此, “如实回答”并不否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只是对其在“侦查人员提出问题”的特殊情况下进行限制。

(四)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审查贯穿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

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二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该排除的证据的, 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表明了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 公检法三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对证据的审查, 必然涉及到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审查, 可知,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审查也贯穿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

二、新刑诉法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定对检察机关自侦工作的影响

(一) 对传统自侦办案模式的影响

检察机关传统的自侦办案模式是“由供到证”, 即一般在获得案件线索后, 经过简单的初查, 就进入立案程序, 把主要精力放在突破嫌疑人口供上, 然后按照嫌疑人供述的犯罪事实再查证证人证言等证据。“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定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陈述的权利, 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 犯罪嫌疑人可以充分运用此原则, 对有关犯罪的问题拒绝回答, 以逃避法律制裁。而一旦犯罪嫌疑人采取这种方式, 如果没有大量的事实和证据的话, 办案人员拿不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就不能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样一来,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确立就必然对传统自侦办案模式提出新的挑战, “由供到证”传统的侦查模式已不适应新刑诉法要求。

(二) 对侦查取证工作的影响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 要求侦查人员在侦查工作中做到规范执法, 任何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侦查取证行为, 都面临被否定的风险。新刑诉法在规定严禁刑讯逼供的基础上, 第54条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取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 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 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 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 首先是程序排除, 排除非法手段, 进而实体排除, 排除非法获得的成果。不论侦查人员收集的证据真伪, 是否确实充分, 即使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 证人的证言、被害人的陈述, 能与案件中的其他证据, 相互印证, 但是使用的方法是非法的, 即使是出于正义目的, 都是无效的, 应予以排除。

(三) 加大了自侦案件突破口供的难度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刑事诉讼证据之一, 在证据体系中出于重要地位。由于犯罪嫌疑人是最清楚案件事实的人, 所以其供述或辩解无疑是获悉事实真相最直接的途径, 何况有的事实只有犯罪嫌疑人才能提供, 如行受贿案件。虽然新刑诉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的义务, 但一定意义上讲, 犯罪嫌疑人心理上会认为抗拒审讯不需要承担“从严的不利法律后果。自侦部门传统的审讯施压砝码效果减弱, 嫌疑人畏罪拒供等情况可能更多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 侦查人员将难以获取犯罪嫌疑人作有罪供述的口供。

三、检察机关应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定影响的策略

(一) 树立现代执法理念, 转变侦查模式

检察机关自侦部门传统的侦查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反腐败的需要, 因此自侦部门必须做到“由证到供”办案模式的转变。侦查人员要懂得运用和固定证据。审讯过程中要合理运用相关证据, 适时抛证, 攻破其心理防线, 实现由证到供, 证供合一的证据链条。另一方面, 采取“以事立案”的策略, 再运用其他侦查措施进一步收集证据, 避免以人立案后犯罪嫌疑人充分行使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和律师提前介入, 待时机成熟再转化为以人立案。

(二) 做到规范执法, 保证证据的合法性

新刑诉法对取证工作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面对不得自证其罪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提出的新要求, 侦查人员要牢固树立人权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规范意识, 侦查取证做到取证主体合法、时间合法、方式合法;要树立客观全面的证据观念, 坚持全面收集案件证据的原则, 高度重视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勘验检查笔录、鉴定结论等各类证据, 在证实国家公职职务犯罪过程中的作用;要围绕证明对象, 按照证明标准和规则, 对证据进行组织、整合, 形成证明体系的完整性。

(三) 转变侦查观念, 强化初查工作

对职务犯罪案件, 要全面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 摒弃以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为目标的侦查观念, 全面树立侦查取证“零口供”的侦查模式。对案件的查处, 不能急于求成, 急于接触犯罪嫌疑人, 要长期经营, 全面收集和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一切材料和信息, 要加大初查力度, 放宽初查时间, 为立案和预审做好充分准备, 在初查时, 材料的收集一定要秘密进行, 防止犯罪嫌疑人知道办案意图, 毁灭证据、串供或订立攻守同盟。

(四) 认真钻研学习, 提升侦查人员综合素质

新刑诉法对检察机关自侦工作作了更规范、更细致的规定, 对侦查人员的业务能力, 特别是审讯突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需要通过加强岗位技能培训、全员培训等方式提升侦查人员整天素质, 提高干警的侦查取证能力、审讯突破能力;提高文明规范执法水平;提高职务侦查工作的科技含量, 优化侦查人员的专业结构, 在队伍建设中加强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 重点培养出一批具有较高科学素养、丰富实战经验、能够熟练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侦查骨干, 以适应新执法环境下侦查工作的需求。

总之, 新刑诉法确立的“不得强迫其罪”规定, 肯定会对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的办案工作带来新挑战。自侦部门要转变传统的执法理念和侦查模式, 以新理念指导工作开展, 做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参考文献

[1]童建明主编.新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2.4.

[2]詹复亮主编.新刑事诉讼法与职务犯罪侦查适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2.4.

[3]房保国.你有权保持沉默吗?——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EB/OL].北大法律信息网, 2012.

[4]杜萌.专家解刑诉法大修:不得强迫自证其罪[N].法制日报, 2011-9-19.

自侦工作 篇5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是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的首次“大修”，修改条文逾百条，在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方面都有重要完善。新刑诉法明确树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理念，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新刑诉法倡导的人权保障理念是对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根本性价值在刑事立法中的具体体现。伴随着人权保障理念在刑事立法领域的树立，特别是通过规范刑事司法行为的程序法加以明确规范，对今后侦查工作无疑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及时调整工作思路，认真思考，积极应对。

一、新刑诉法对自侦工作的影响

（一）严格化的证据规则，提高了搜证要求

新刑诉法要求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职务犯罪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要求自侦部门工作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严格按照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告知其权利义务，全程录音录像要求侦查人员严格讯问方式方法以及讯问措辞，不能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供述及证人证言。

非法证据排除使得检察机关侦查取证工作面临了巨大挑战。证据的合法性既包括程序要合法也包括实体要合法，获取证据的手段、获取程序要合法，否则的话就会被当作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对于职务犯罪来说，尤其是贿赂犯罪突破案件主要依靠的事言词证据，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无疑成为涉案者为逃脱法律追究的一个重要的辩护理由。通过政策攻心、法制教育等手段摧毁犯罪嫌疑人的心底防线使其交代罪行，是检察机关在处理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时最常用的手段，而新刑诉法禁止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使得侦查部门只能在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时，才可对案件有细致的了解，否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将自侦部门的政策攻心、法制教育等手段狡辩成威胁、恐吓，最终使得证据予以排除。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的手段、环境、方式、办案人员的语气语调等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与要求。

（二）辩护制度的完善化，强化侦辩对抗性

新刑诉法对于辩护制度的修改主要有四点：一是辩护人参与诉讼的时间提前。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应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二是委托辩护主体扩大。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近亲属也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三是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将原来的范围扩大到部分精神病、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四是律师会见等权利得到更好保障，持“三证”即可会见犯罪嫌疑人。

在自侦案件的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普遍存在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而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以辩护人的身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使其参与相关职务犯罪案件的辩护、代理环节极大提前，因而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全程几乎都要面对辩护人的监督。在以往自侦案件办理中，办案机关突破案件的最佳时机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讯问初期，而如今在这一阶段，律师的提前介入，使得犯罪嫌疑人有了律师帮助，无疑是给犯罪嫌疑人打了一针强心剂。犯罪嫌疑人可能因为律师提供的法律专业知识，在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更加镇定从容，提高其辩解能力，大大的加强了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的意识，而且法律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犯罪嫌疑人可以充分运用沉默权，对一切有关犯罪的问题拒绝回答，或者避重就轻，只交代自己最轻的或者与犯罪无关的问题，以逃避法律制裁，使案件的突破难度加大。再者律师会见不被监听，对于缺乏职业素养、预谋不法行为的律师缺少监督，不可避免地有些律师为了帮助犯罪嫌疑人逃脱罪责，就会为其出谋划策，为犯罪嫌疑人如何供诉辩解提供意见。特别是新刑诉法赋予律师的申诉、控告权，使得检察工作中稍有不符合诉讼程序的行为，就会给律师以口实，使得侦查工作处于被动，这无疑给检察院的侦查和审查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三）细化了强制措施条件，加大了采取强制措施的难度 一是对取保候审进行修正完善。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三条和第七十条对取保候审制度的条件明确、范围扩大、相关义务和保证金问题都作了新的规范。二是细化了监视居住条件。严防监视居住制度异化为变相羁押，同时完善被监视居住人的监督手段和刑期折抵。三是逮捕、拘留和审查逮捕的程序规范，明确逮捕条件和羁押告知义务，将必要性审查制度严格化，使侦查羁押措施在更加规范的法治轨道内健康运行。新刑诉法就强制措施的条件、程序等进一步细化、规范化，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更加苛刻，对传统的通过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为办案争取时间、辅助案件突破提出了挑战。

（四）侦查监督进一步强化，约束了自侦行为

侦查监督的强化主要体现在羁押必要性的严格审查上，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程序，羁押必要性审查是为强化对羁押措施的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的关押。在对侦查活动监督中，对被采取羁押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要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发现不应当继续羁押的，应当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变更强制措施就可能使侦查部门无法控制犯罪嫌疑人，不利于证据的收集。

二、自侦部门如何更好应对新刑诉法的规定

（一）要扎实充分地做好对自侦案件的初查工作。新刑诉法对禁止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律师对案件的辩护、代理环节极大提前,使得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理念及侦查模式不能适应新诉讼法的要求,在适应新刑诉法的过程中,除了要树立“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与程序兼顾”的观念外,对于传统办案方式中将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作为突破案件关键的做法要予以摒除,要逐步树立依靠正面接触、讯问前的秘密调查及科技手段和技术侦查获取证据突破案件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逐渐形成依靠秘密调查和技术侦查,巧妙运用侦查谋略迫使涉案者自乱阵脚，露出破绽。在新刑诉法背景下,由于辩护律师的介入已经提前至侦查阶段,使得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全程几乎都要面对辩护人的监督，律师享有充分的权利对抗检察机关。为有效查处犯罪,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的侦查工作中心应适当前移,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前,要做好相应的调查、侦查、取证工作,要更加重视立案前的自侦案件的初查工作, 一旦出现直接与案件相关的物证、书证等证据，必须高度重视，快速收集、查扣，以防毁灭转移。将相当一部分物证、书证、甚至言词证据予以固定。在自侦案件初查期间,在没有任何干扰的状况下,做好充分准备后,再立案进入侦查阶段,会使得侦查工作更加快速、有效。

（二）勤于专研讯问手段，严格规范审讯过程

新刑诉法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重大、复杂案件，传唤、拘传的时间可延长至24小时，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为第一次讯问争取了时间，缓解了自侦部门拘留前办案时间紧张的压力，但即便时间有所延长，只有重视讯问技巧、提高讯问水平，才会真正解决审讯难的问题。为充分利用新刑诉法关于拘传24小时的规定，在目前审讯工作中自侦部门应提前准备、摸索规律，研究分析犯罪嫌疑人的生理、心理情况，研究如何科学安排审讯时间、确定和规范犯罪嫌疑人必要的休息和饮食时间及场所，把握审讯工作的最佳节奏，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突破案件和固定证据。与此同时必须注意的是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审讯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一是要严格遵守提审讯问制度,规范办案工作区及看守所录音录像硬件配备及人员配置,对讯问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严格遵守看审分离和审录分离等规定，消除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的可能性。

（三）适时灵活的运用强制措施

修改后的刑诉法对监视居住和逮捕等强制措施有了较为细化的规定，立案后首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既是检察部门必须履行的法定程序，又是决定案件成败的关键。侦查人员既不要寄希望于犯罪嫌疑人能作有罪供述，但又不能走形式、走过场。要充分运用已收集掌握的证据，打消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摧垮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对犯罪嫌疑人的言行和细节要多留意，多观察，多研究，从而发现新的线索和取证方向。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大胆适时地对其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改变讯问环境，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

（四）转换侦查模式,充分运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

首先,新刑诉法规定了禁止自证其罪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合法证据的获取难度大大的增加,技术侦查手段的补充又为证据的获取提供了新途径。检察机关在立案后,对于重大贪污、贿赂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批准手续,可以由检察机关决定采用技术侦查手段,并交由执行机关执行。因此,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时,应当善于运用技术侦查手段的决定权,并与相关执行部门取得联系,相互配合,通过执行部门麦克风监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邮件检查等方式直接而快捷地收集犯罪证据，增强自侦部门获取客观证据的能力,减少对口供的依赖。其次,检察机关在证据的获取方面,要兼顾实体与程序合法。在侦查工作中,要保持与律师及其它司法部门的联系,尊重并听取意见,及时纠正自身自侦案件处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要善于借助律师的作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一定程度的说服教育工作,以实现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进而对案件的侦查起到事半功倍的促进效果。对于律师的申诉、控告,要予以重视并妥善处理,以确保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受非法侵害,也有助于维护检察机关的形象。自侦部门完全可以在表明检察机关对律师职业和权利尊重同时,提出要求其行业自律的建议,对少数律师的违规违纪行为及时通报,对个别律师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依法处理。

尚义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综合科 郭朝辉

自侦案件搜查权的法律规制 篇6

一、自侦搜查中存在的问题

搜查是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的重要手段，对于及时收集证据，查清犯罪事实和查获犯罪嫌疑人，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尤其是在查处贪污贿赂案件中，通过搜查获取赃款、赃物及其它书证，对突破案件、扩大战果、固定证据、防止翻供翻证等具有明显效果。调研数据表明，近几年来，检察院反贪部门使用搜查措施的频率较高。某市检察院在2006年立案查处贪污贿赂案件9件，搜查了7次，占比77.7%；2007年，立案查处8件，搜查了6次，占比75%；2008年上半年，立案查处5件，搜查了4次，占比80%。如此频繁地使用搜查措施，在取得一些实质性效果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实质性问题。

（一）启动程序随意性较大，缺少周密的搜查计划或搜查预案

自侦部门通常是犯罪嫌疑人被传唤到案，承办人员就着手搜查，至于搜查的具体目的、范围、内容，事前没有进行认真研究分析，盲目搜查、无效搜查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搜查过程草率，不细致、不彻底、不全面，以致实质性效果不明显

由于没有统一的搜查计划，或碍于人情世故，或主观责任心不强，或对案情认识不够，在搜查时，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根本达不到案情所需的实际效果。尤其是在搜查犯罪嫌疑人住宅时不够全面，重视犯罪嫌疑人卧室的搜查，忽略了其家属、小孩卧室的搜查；重视客厅搜查，忽视了厨房、卫生间搜查，重视直观性搜查，忽视隐秘性搜查。再加上现在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反搜查能力较强，案发前，对搜查场所进行了必要的清理，因此，搜查难以获得对突破案件有较高价值的证据资料。

（三）搜查程序不规范

有些受“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的传统侦查思维影响，存在未立案先搜查或搜查、立案同步进行的现象；有些受“重实体、轻程序”思想影响，不办搜查证或办了搜查证不出示；有些受官本位思想影响，对犯罪嫌疑人家属的正当要求不尊重，或对不正当要求粗暴拒绝；有些搜查时间不规范，上班时间可以搜，下班时间也可以搜，甚至晚上休息时间也去搜。

（四）搜查取证的片面性较强

重视赃款、赃物的搜查，忽视书证的搜查；重视原始证据的搜查，忽视再生证据的搜查；重视直接证据搜查，忽视间接证据搜查；重视有罪证据的搜查，忽视无罪、罪轻证据的搜查。

（五）扣押物品不统一

搜查与扣押紧密相联，搜查是扣押的前奏，扣押是搜查的结果。由于办案人员的扣押自由裁量权较大，具体扣押行为表现极不一致，有些证明有罪的物品扣，证明无罪的物品不扣；有些根据经济价值的大小来扣，价值大的扣，价值小的不扣；有些根据扣押物品处理的方便程度来扣，方便处理的银行卡、购物卡、存款单等扣，不便处理的珠寶、烟酒、字画等不扣。

二、现有搜查制度的缺陷

侦查人员在执行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等措施时，难免存在不同程度的限制或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现象。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刑事诉讼法对滥用侦查权行为没有相应的预防和制约机制。具体体现在：一是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侦查行为法定原则，从而无法对那些可能导致公民权利遭受不当限制的强制措施或强制侦查行为形成有效的约束；[1]二是没有确立比例原则，无法对强制措施或强制侦查行为的合理限度有效约束；[2]三是没有确立司法审查原则无法对强制措施或强制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有效监督；[3]四是刑事诉讼法规定实行强制措施或强制侦查行为的理由过于笼统或宽泛，使侦查人员完全可以为了侦查的方便和需要随意限制公民的权利；[4]五是刑事诉讼法对那些侵权行为没有确立有效的程序性制裁机制。[5]因此，刑事诉讼法应该对强制措施或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必要的规制，如授权方式、法定理由、法定期限、法定程度、执行程序、救济途径等。其中，在搜查方面，刑事诉讼法对这种强制侦查行为应该作出如下规定：有权决定机关是谁？采取搜查措施的法定理由及其达到何种程度？需要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证明到什么程度?是否要签发搜查令，谁来签发？搜查令是否需要记载明确的有效期限、实施时间、场所、范围？是否要制作详细的搜查笔录，搜查笔录是否要被搜查人签字?对违法搜查行为能否申请司法救济？违法搜查所获取的证据能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等这些问题，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得到完善。

然而，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9条至113条共有5个条款对搜查作了专节规定，内容涉及到搜查主体、目的、对象、被搜查单位和个人的配合义务、见证人及笔录制作等。但是这些规定还是比较粗糙，实际操作性不强，在侦查犯罪、获取证据方面不能有效地发挥应用作用，尤其是在人权保障、满足诉讼效率方面仍存在着诸多缺陷。

（一）没有规定搜查的实质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9条规定，只要是为了发现证据，查获犯罪人，就可以实施搜查，不受其他任何条件的限制。至于具体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启动搜查程序，却无任何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

（二）搜查程序的正当性缺位

《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搜查决定权主体作出规定，只有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05条和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规则》第178条规定，搜查由单位负责人决定。这种“自己决定、自己执行”的模式，缺乏制约性监督。在具体办案中，搜查一般由承办人提请，部门领导审核，分管领导签批，整个审批程序都由侦查系统自己完成，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监督，不符合分工负责、相互制约的法治原则和要求。

（三）无证搜查条件过高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1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规则》第179条规定，无证搜查需同时具备二个条件，一是附带于拘留和逮捕，二是遇有紧急情况。这种规定过于严格，不利于拘留、逮捕等强制侦查措施的有效开展。

（四）对搜查申请程序并无具体和明确要求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1条只明确了搜查必须持搜查证及搜查证获取的审批程序，对搜查申请没有具体要求。实务中，申请书一般只是简单地载明涉案缘由、场所或对象，而缺乏对搜查空间各时间范围的特定限制，缺乏对搜查、扣押具体目标及其理由的描述。没有对搜查的时间进行限制，没有明确规定搜查令的有效期限和具体实施搜查时间（黑夜或白天）。

（五）没有搜查证交回制度和搜查救济制度

前者是指搜查完毕后，应当将搜查证交回签发人，以防侦查人员利用搜查证重复搜查；后者是指被搜查人对违法搜查或不当搜查行为具有申诉的权利。事实上，整个搜查过程及其结果没有人去监督，被搜查人对各种不当搜查行为也根本没有清楚的认识，即使知道存在不当搜查行为，也无可奈何。

三、搜查权的法律规制

一般而言，建立中国特色的强制侦查机制应该立足以下基本原则：一是符合分工制约的刑事诉讼规律；二是符合我国法治现状；三是符合人权保障等。因此，对自侦案件搜查权的具体制度设计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搜查启动程序的实质条件

搜查条件定得过高，会制约侦查活动的有效进行，导致该收集的证据没有收到，该查获的犯罪嫌疑人没有查获；条件定得过低，又容易导致对公民权利的不当侵扰。从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看，[6]搜查的实质条件因各国诉讼机制的差异而有所区别。相比较而言，英国的“合理根据”标准值得我们借鉴，不仅有“合理根据”的原则性规定，而且对“合理根据”的客观情形进行列举。

（二）完善无证搜查制度

立法应该将“拘留、逮捕”和“紧急情况”作为两种独立的无证搜查情形，即《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2款修改为“在执行拘留、逮捕时，或者在紧急情况下，没有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7]事实上，拘留、逮捕的法定条件已经为搜查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如果在拘留、逮捕时再加有“紧急情况”限制，显然有悖于正常情理。

（三）建立检察机关司法审查制度

加强搜查权的监督和制约已成法律界的共识，但是谁来行使搜查监督权在司法理论和实务界争议较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以“审判机关”为主体的司法审查机制，[8]即建立以中立的第三方（法院）监督侦查程序；二是以“检察机关”为主体的司法审查机制，[9]即以检察官担负起“法官之前的法官”职能。前者是对国外令状制度的“接轨”，后者是立足我国宪政体制和司法现状以及国际刑事诉讼发展规律。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检察机关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行使侦查法律监督权是其应有之义；检察控制侦查有利于建立合理有效的侦查程序诉讼结构；从司法实践看，检察机关已在审查批捕环节履行司法审查职能，检察控制侦查具有较强的本土资源优势。因此，无论是自侦案件，还是公安刑侦案件，统一由检察机关签发搜查令状，具体可由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审查事宜。

（四）搜查证规范化

对搜查对象、范围、依据、场所、有效期等予以明确规定，不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更是具有实质上的意义，可以规制搜查权的权力范围，防止任意搜查；也有助于实现被搜查人的知悉权，被搜查人可以通过搜查证得知自己因何种原因被搜查、搜查理由是什么、搜查范围有多大等情况。实质上，也有利于被搜查人对搜查权是否正当行使进行监督

（五）搜查时间限制

和平、安宁地休息和生活是每个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国家不得无故侵扰，而且有责任保护。即使在公民涉嫌犯罪的情况下，也要尽力将搜查所带来的不当侵害控制在最小程度。因此，搜查原则上应在白天进行，夜晚搜查只是例外。[10]同时，对夜晚搜查的例外情形应有列举式规定，如只有犯罪嫌疑人正在实施犯罪或刚脱离现场，不在夜间搜查就会丧失获取证据的机会，对正在营业的歌舞厅、酒店、影院等公共场所搜查等。

（六）司法救济制度

被搜查人有权拒绝无理搜查或无目的搜查以及其它不当搜查，搜查时有权要求律师到场，对非法搜查或不当搜查有申诉权。

总之，搜查体现了国家打击犯罪的公共权力与公民享有的个人生活安宁不受侵扰的私权之间的冲突。虽然出于侦破案件、打击犯罪的需要，公共权力通常会优先于公民个人权利而行使，但是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必要合理的限制。司法机关决定逮捕时，应该“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存在”；决定提起公诉时，应该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同样，侦查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搜查权时，也要满足特定条件，并有比较完备的法律规制，以确保公民免受不当搜查的侵扰，从而促进执法水平。

注释：

［1］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法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

［2］参见陈新民：《宪法学导论》，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132页。

［3］陈瑞华：《刑事诉讼法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页。

［4］同［3］。

［5］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研究》，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4期。

［6］英国持“合理根据”标准，《199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及实施细则A对搜查的实质条件有详细规定，如警察有合理根据怀疑某人持有被盗或违禁物品，可以搜查任何人或车辆……。但合理怀疑必须有充实的客观基础；美国持“可能理由”标准，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除依据可能理由（probable cause），以宣誓或誓言保證，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令状”；德国持“相应性”标准，凭单纯猜测就可以，而且不必要佐以具体事实；日本持“必要性”标准，决定是否搜查时，“必须有具体的嫌疑事实”“必须考虑到有无扣押、搜查的必要”。参见刘梅香：《刑事侦查程序理论与改革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151页。

［7］在美国，如果相信某证据物被隐藏在一住宅中，情况紧急下，可以无证进入搜查；在英国，警察在追捕过程中或为了保护生命、健康或防止财产的严重损害，可以无证搜查。参见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8］陈卫东、李奋飞：《论侦查权的司法控制》，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6期。

［9］陈兴良：《限权与分权：刑事法治视野中的检察权》，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1期。

掌握犯罪事实变化成功突破自侦案件 篇7

在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里, 职务犯罪的形式越来越趋于隐蔽。想要将一桩复杂的职务犯罪案件查个水落石出, 在重视初查、外围取证的前提下, 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依然是恢复案情原貌的重要依据。而想要在预审过程中, 安全快速的突破犯罪嫌疑人的“防守壁垒”, 准确敏锐地把握其事实变化, 乃是成功的关键所在。本人结合办案实际, 将自侦案件的讯问工作分为四个阶段, 并结合犯罪嫌疑人在每个阶段事实活动变化情况, 剖析内在原因, 提出应对策略, 以便于在审讯实践中达到有的放矢、步步为营的效果。

一、兵刃初接, 窥探虚实

这是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交锋的第一回合, 这一回合的胜负关系着接下来审讯的顺利程度。

此阶段, 犯罪嫌疑人往往是突然处于被控制的地位, 紧张和猜忌的事实是其本能的反应。而犯罪嫌疑人在这一阶段最关心的问题, 是检察机关是否掌握了其犯罪的事实, 到底掌握了多少犯罪的事实。不同性格的犯罪嫌疑人会通过不同的方式, 来试探讯问人员的虚实。

外向狂放之人, 在此阶段会故意表现得气焰嚣张、情绪急躁, 在极不配合的同时, 摆出一副有恃无恐的架势。企图用这种强硬的态度来探悉讯问人员的底细。对待这类人, 讯问人员一不能轻易就范、被其激怒;二要从容淡定, 不可露怯。最好的办法是先对其进行“冷却”处理, 待其锐气耗损后, 再以法律、政策和证据做为有力武器, 营造高度严肃和紧张的审讯氛围, 以“迅雷之势”给嫌疑人一个震慑力强烈的“下马威”, 为下一阶段的讯问打下坚实基础。

内向谨慎之人, 常常会三缄其口, 沉默不言。其这样的表现, 一是要降低自己的言词漏洞;二是希望等待讯问人员先出招, 以便应对。这类嫌疑人通常耐力较强, 承受力较强, 情绪亦较为稳定。这类人的思维侧重于理性, 讯问人员循循善诱、有理有据的说辞对他们是很有效的武器, 讯问人员在这一阶段要耐心、谨慎、不厌其烦的与其沟通, 在其心中埋下使其动摇的种子。

在初审这一阶段, 讯问的主要任务在于让犯罪嫌疑人对其所处的形势产生“危机”的事实预判, 同时让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讯问人员的水平, 达成让其开口说话, 出现事实动摇的实际效果。

二、正面交锋, 斗智斗勇

这一回合开始前, 双方都已对对方阵营的虚实有所了解。此时, 犯罪嫌疑人虽然能够感觉到形势不容乐观, 但还会打起精神做困兽之斗。侥幸事实乃是这一阶段, 嫌疑人进行一切行为活动的重要事实支柱。

经过第一回合的交锋, 外向人往往能够平和的与讯问人员进行沟通;内向人往往也能够开口说话。他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辩解全身而退或尽量的降低损失。实践中, 这一阶段嫌疑人的供述往往是亦真亦假, 欲说还休。由于嫌疑人已处在事实防线动摇的状态下, 我们不能再像第一阶段那样言辞凌厉的对其进行全面否定, 以免犯罪嫌疑人因畏罪再次恢复到极度抗拒的状态。而是要恩威并济, 进退有据的引导其供述。一方面, 对犯罪嫌疑人供述中有突破的内容进行肯定和鼓励;另一方面, 对其隐瞒、编造的虚假情节进行有理有节的驳斥。耐心细致的一步步扩大我方的战场, 一点点蚕食掉嫌疑人所谓的侥幸事实。在潜移默化的和平演变中, 逐渐占据主导性地位。

三、突破底线, 收获战果

进入这一阶段后, 犯罪嫌疑人已经认识到除了配合调查外已经别无选择的严峻形势。此时, 强烈的畏罪事实是阻止其将犯罪事实和盘托出的唯一障碍。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讯问人员且不能急于求成, 而是要想办法减轻嫌疑人的畏罪事实。一来, 辩证的为嫌疑人分析其所涉嫌的犯罪, 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 多讲轻的一面, 给其以希望和光明;另一方面, 多强调法律中从宽的政策, 强调与检察机关合作的好处, 以缓解嫌疑人的紧张情绪, 为其营造轻松乐观的事实状态。

四、情理并用, 平稳收官

最后的这个阶段, 犯罪嫌疑人已经如实供述了主要的犯罪事实。此时, 检察机关将依据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法律法规为其办理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手续。犯罪嫌疑人在事实上难免会因为恐惧而出现一定的波动。

最后时刻, 讯问人员依然要与嫌疑人做坦诚的沟通, 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难徇私情的观念, 提醒其认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必须由自己弥补;此外, 讯问人员也应该真诚的关心嫌疑人的需求,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尽可能的为其提供生活上的便利。以避免嫌疑人在到达羁押场所后, 因为落差较大而产生情绪失控的安全隐患;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嫌疑人在被羁押后翻供的可能性。

浅析检察机关自侦立案的外部监督 篇8

(一) 自侦立案监督范围窄, 监督具有局限性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的程序和方式主要针对公安机关, 在国家基本立法层面未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的立案监督作明确规定。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部门和审查起诉部门发现本院侦查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的不报请立案侦查的, 应当建议侦查部门立案侦查;建议不被采纳, 应当报请检察院决定。”[1]但这也只规定了“当立而不立”的情形, 没有规定“不当立而立”的情况。此外, 我国自侦案件的立案监督更加注重对立案决定的监督, 缺少对立案材料的受理、审查、调查等除立案决定之外的监督, 也明显具有局限性。

(二) 自侦立案告知期限长, 监督具有滞后性

“迟来的正义等于无正义”。刑事案件是否立案关系到被害人的切身利益, 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涉案嫌疑人立案并采取强制措施, 是对被害人权益最直接的保障。就自侦案件而言, 对不予立案的自侦案件的救济时限也明显过长。法律虽然赋予控告人对检察机关不予立案决定具有复议的权利, 但是这种救济明显周期过长, 加之其它维护控告人权利的保障措施也不完善, 这样就容易导致来不及控制犯罪嫌疑人可能给被害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三) 自侦立案监督由内部主导, 监督具有片面性

在我国的自侦案件的监督中, 检察机关主要是由侦查、侦监、公诉三部门通过互相制约审查来展开, 这种监督实质上只是通过审查结果进行监督;而通过当事人申诉、控告监督也主要是在当事人获得自由后, 这时违法结果早已发生。此外, 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处理不当的, 在收到备案材料后十日以内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可见, 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提请立案或不立案的书面申请也是进行书面审查, 没有对是否立案的过程进行监督。

二、自侦立案活动外部监督的拓展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 检察机关属于法律监督机关。实践中, 检察机关履行着法律监督的职能。但是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本身, 往往处于监督的真空地带。社会对于检察机关便有“一只眼监督公安机关, 一只眼监督法院, 谁来监督自己”[2]这样的疑问。所以, 对外部监督的拓展显得尤为重要, 尤其像自侦立案监督这样的关键环节上。

(一) 在立法层面, 应将自侦立案监督的立法具体化

当前, 检察机关自侦立案活动的监督始终处于国家基本立法之外, 从立法层面, 应明确自侦案件立案监督的范围, 要对立案活动的整个程序进行监督, 审查立法活动的合法性。其次, 明确自侦案件的立案监督部门, 参照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的模式, 加强对自侦案件的立案监督工作。

(二) 在人大层面, 应从宏观上监督自侦立案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职权。同时,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规定, 对于检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案件和其它重大问题, 检察长可以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在方式上, 人大可以通过听取和审议检察机关的工作报告, 执法检查和代表视察, 督促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追究制的落实, 就特定问题开展质询、调查、罢免等监督手段, 对检察机关在自侦立案活动中的表现予以把控。但是, 人大的监督应该限定于宏观层面和总体层面内。因此, 人大对检察院自侦案件的监督应定位于法律框架内的整体监督, 而非个案监督;应是事后监督, 而非事前或事中监督;应是间接监督, 而非直接监督。

(三) 在纪检部门层面, 应加强纪检对自侦案件的立案跟踪制度

在实践中, 纪检监察部门与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往往是协同作战的关系。多数情况下, 纪检监察部门将本单位查实的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办理。但是, 纪检部门对自侦部门的案件办理情况无法从法律层面进行有效跟踪与监督。因此, 纪检部门应对反贪、渎检、民行等部门的自侦自办案件, 实行监督、回访、反馈制度, 收集发案单位、案件当事人等对立案活动的意见和建议, 并如实反馈处理情况。[3]同时, 对检察人员出现得违法违纪线索, 纪检监察部门应及时予以查处。

(四) 在人民监督员层面, 应赋予明确赋予其自侦立案监督权

在目前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中, 人民监督员有权对检察机关就自侦案件提出不同意批捕、撤销案件、不起诉三种意见进行案件监督, 并可以对在案件监督中发现的检察机关有案不立、超期羁押、违法搜查等问题实施监督, 还可以接受人民群众对检察人员的投诉, 转交检举、控告。但人民陪审员制度同样缺乏国家基本立法层面上的法律支持, 在实际操作中会面临一系列难题。所以, 针对自侦案件的立案活动, 立案或是不立案, 以什么名义立案, 立案的同时采取了什么职权行为, 都可在法律中明确赋予人民监督员监督权。

(五) 在举报人层面, 应进一步保障举报人的知悉权和复议权

现行的相关规定对于检察机关不立案的答复时间规定为十五日, 复议时间规定为三十日。这明显过于冗长, 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也不利于及时办理案件, 搜集必要的证据。因此, 检察机关应当缩短不立案的答复期限和复议时间。同时, 进一步明确举报人的复核权, 允许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控诉和举报。

(六) 在律师层面, 应允许律师监督自侦立案

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保障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但《刑事诉讼法》仍未提及律师对自侦案件立案的监督情况。因此, 相关法律应该进一步明确律师在自侦立案问题上的异议权, 允许律师就立案提请复议和复核, 规定检察机关的答复义务、答复期限和答复方式。[4]

三、自侦立案活动外部监督的制度创新

自侦立案的启动,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在一定意义上, “真正决定中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命运的程序不是审判, 而是侦查”。[5]所以, 不断创新自侦立案的外部监督机制尤为重要。

(一) 建立自侦案件立案听证制度, 接受社会监督

在自侦案件的立案环节, 如犯罪嫌疑人申请复议或监督部门提出复议, 可以举行听证会, 由自侦部门联系检察机关内部其他部门, 并邀请法律专家学者、嫌疑人单位领导干部、人民监督员、社会新闻媒体人士等人员, 共同参与听证活动。听证程序应制定严格的听证制度和保密制度, 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正与效率的有效结合。

(二) 建立自侦案件立案联席会议制度, 接受其他部门监督

检察机关可以与纪检监察机关、党的政法协调机关等部门一起, 建立定期的自侦案件立案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通过搭建联席会议平台, 及时沟通案件的初查情况。对于各方的观点进行汇总, 对侦查的方向进行统一, 对证据的搜集展开协调, 这也可以对办案中徇私舞弊、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该立不立等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

(三) 建立自侦案件不立案公开宣告制度, 接受舆论监督

当前, 检察机关每年收到的自侦案件线索较多, 但真正立案的数量较少。其中有的因为举报线索缺乏有效证据支撑, 有的也因为初查后未查实所举报的情况。但这也不免让包括举报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不理解、不信任。因此, 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自侦案件不立案公开宣告制度, 在保证举报人隐私的情况下, 将不立案的情况进行公开, 并说明不立案的理由, 以消除人民群众心中的疑惑, 树立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

四、结语

在某种程度上,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立案活动是整个案件办理的基石, 职务犯罪活动往往事实琐碎、证据繁杂, 难以在短时间予以准确定性。而一旦立案, 往往也意味着对案件的调查进入实质程序, 且通常难以逆转。因此, 进一步拓展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立案的外部监督渠道, 创新监督方式, 正是当前司法政策调整和司法改革的题中之义。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Z].2012-12后同.

[2]元明.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立案监督问题的几点思考[J].人民检察, 2006, (9) .

[3]陶沁.自侦案件立案监督的具体构想[J].检察实践, 1999, (2) :32.

[4]陈德元, 杨虹.自侦案件立案监督模式之选择[J].理论界, 2003, (3) :75.

对检察机关自侦立案外部监督的探讨 篇9

自侦活动是检察机关依法行使检察职权、履行检察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而自侦活动中的立案或不立案又是办理自侦案件的一个关键节点, 它意味着自侦案件的正式启动与否, 意味着职务犯罪活动是否正式被纳入刑事调查程序与否。自侦案件的立案决定和立案活动是否依法有序进行, 直接关系到国家权力是否廉洁运行, 关系到公民合法权益是否得到有效保护。

因此, 对自侦案件的立案进行有效监督, 让“该立案的得到立案, 不该立案的不被立案”, 才可以保证自侦案件立案有效打击犯罪, 才能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切实有效维护司法公正。

二、自侦立案活动内部监督的缺陷

约翰·伦道夫曾说:“你可以在整张整张的羊皮纸上写满种种限制措施, 但是唯有权力才能限制权力。” (1) 尽管自侦案件立案的内部监督是当前监督方式的主流, 但相对于外部监督, 自侦立案的内部监督有其固有的缺陷, 集中体现于:

(一) 自侦立案监督范围窄, 监督具有局限性

我国《刑事诉讼法》仅仅确立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职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部门和审查起诉部门发现本院侦查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的不报请立案侦查的, 应当建议侦查部门立案侦查;建议不被采纳, 应当报请检察院决定。” (2) 但这也只规定了“当立而不立”的情形, 没有规定“不当立而立”的情况。此外, 我国自侦案件的立案监督更加注重对立案决定的监督, 缺少对立案材料的受理、审查、调查等除立案决定之外的监督, 也明显具有局限性。

(二) 自侦立案告知期限长, 监督具有滞后性

“迟来的正义等于无正义”。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予立案的, 应当制作不立案通知书, 由侦查部门在十五日以内送达控告人。”同时, 规则还规定:“对不立案的复议, 在收到复议申请的三十日以内作出复议决定。”可见, 法律虽然赋予控告人对检察机关不予立案决定具有复议的权利, 但是这种救济明显周期过长, 加之其它维护控告人权利的保障措施也不完善, 这样就容易导致来不及控制犯罪嫌疑人可能给被害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三) 自侦立案监督由内部主导, 监督具有片面性

在我国的自侦案件的监督中, 检察机关主要是由侦查、侦监、公诉三部门通过互相制约审查来展开, 这种监督实质上只是通过审查结果进行监督, 上级院的监督也是如此;而通过当事人申诉、控告监督也主要是在当事人获得自由后, 这时违法结果早已发生。

三、自侦立案活动外部监督的拓展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本身, 实践中往往处于监督的真空地带。社会对于检察机关便有“一只眼监督公安机关, 一只眼监督法院, 谁来监督自己” (3) 这样的疑问。所以, 对外部监督的拓展显得尤为重要, 尤其像自侦立案监督这样的关键环节上。

(一) 在立法层面, 应将自侦立案监督的立法具体化

当前, 自侦立案活动的监督始终处于国家基本立法之外, 对自侦立案活动的监督始终处于“名不正, 言不顺”的尴尬之中。因此, 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 明确规定相关机关和部门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立案的监督, 成了当下司法改革旗帜之下必须啃的一块硬骨头。所以, 从立法层面, 应明确自侦案件立案监督的范围, 要对立案活动的整个程序进行监督, 审查立法活动的合法性。

(二) 在人大层面, 应从宏观上监督自侦立案

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均明确了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关系。在方式上, 人大可以通过听取和审议检察机关的工作报告, 执法检查和代表视察等对检察机关在自侦立案活动中的表现予以把控。当然, 人大的监督应该限定于宏观层面和总体层面内, 而非进行个案监督或直接监督。

(三) 在纪检部门层面, 应加强纪检对自侦案件的立案跟踪制度

在实践中, 纪检监察部门与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往往是协同作战的关系。多数情况下, 纪检监察部门将本单位查实的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办理。但是, 纪检部门对自侦部门的案件办理情况无法从法律层面进行有效跟踪与监督。因此, 纪检部门应对反贪、渎检、民行等部门的自侦自办案件, 实行监督、回访、反馈制度, 收集发案单位、案件当事人等对立案活动的意见和建议, 并如实反馈处理情况。 (4)

(四) 在人民监督员层面, 应赋予明确赋予其自侦立案监督权

在目前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中, 人民监督员有权对检察机关就自侦案件提出不同意批捕、撤销案件、不起诉三种意见进行案件监督, 并可以对在案件监督中发现的检察机关有案不立、超期羁押、违法搜查等问题实施监督, 还可以接受人民群众对检察人员的投诉, 转交检举、控告。但人民陪审员制度同样缺乏国家基本立法层面上的法律支持。所以, 针对自侦案件的立案活动, 立案或是不立案, 以什么名义立案, 立案的同时采取了什么职权行为, 都可在法律中明确赋予人民监督员监督权。

(五) 在举报人的层面, 应进一步保障举报人的知悉权和复议权

赋予自侦案件举报人立案知悉权、复议权, 是维护个案法律公正的直接体现。现行的相关规定对于检察机关不立案的答复时间规定为十五日, 复议时间规定为三十日。这明显过于冗长, 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也不利于及时办理案件, 搜集必要的证据。因此, 检察机关应当缩短不立案的答复期限和复议时间。同时, 进一步明确举报人的复核权, 允许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控诉和举报。

(六) 在律师的层面, 应允许律师监督自侦立案

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保障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但《刑事诉讼法》仍未提及律师对自侦案件立案的监督情况。实践中, 律师通常是对检察机关的立案有异议, 认为不应立案。因此, 相关法律应该进一步明确律师在自侦立案问题上的异议权, 允许律师就立案提请复议和复核, 规定检察机关的答复义务、答复期限和答复方式。 (5)

(七) 在新闻媒体的层面, 应从个案上监督自侦立案

在媒体力量飞速发展的时代, 局部地区的零星火花, 也能迅速引发燎原之势。当前, 新闻媒体通过自身的监督, 发现线索, 深入探究, 为检察机关提供了自侦案件的切入点, 为立案提供了宝贵的案件来源。同时, 新闻媒体对案件的不断跟进, 深入挖掘, 也是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立案活动的动态监督, 督促办案部门严格依法办案。

同时, 新兴网络媒体的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舆论共同监督检察机关的自侦立案, 使职务犯罪活动被暴露于阳光下。

四、自侦立案活动外部监督的制度创新

自侦立案的启动,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在一定意义上, “真正决定中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命运的程序不是审判, 而是侦查”。 (6) 所以, 不断创新自侦立案的外部监督机制尤为重要。

(一) 建立自侦案件立案听证制度, 接受社会监督

在自侦案件的立案环节, 如犯罪嫌疑人申请复议或监督部门提出复议, 可以举行听证会, 由自侦部门联系检察机关内部其他部门, 并邀请法律专家学者、嫌疑人单位领导干部、人民监督员、社会新闻媒体人士等人员, 共同参与听证活动。听证程序应制定严格的听证制度和保密制度, 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正与效率的有效结合。

(二) 建立自侦案件立案联席会议制度, 接受其他部门监督

检察机关可以与纪检监察机关、党的政法协调机关等部门一起, 建立定期的自侦案件立案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通过搭建联席会议平台, 及时沟通案件的初查情况。对于各方的观点进行汇总, 对侦查的方向进行统一, 对证据的搜集展开协调, 这也可以对办案中徇私舞弊、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该立不立等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

(三) 建立自侦案件不立案公开宣告制度, 接受舆论监督

当前, 检察机关每年收到的自侦案件线索较多, 但真正立案的数量较少。这因为有的举报线索缺乏有效证据支撑, 有的也因为初查后未查实所举报的情况。但这也不免让包括举报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不理解、不信任。因此, 有必要建立一套自侦案件不立案公开宣告制度, 在保证举报人隐私的情况下, 将不立案的情况进行公开, 并说明不立案的理由, 以消除人民群众心中的疑惑, 树立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

五、结语

在某种程度上,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立案活动是整个案件办理的基石, 职务犯罪活动往往事实琐碎、证据繁杂, 难以在短时间予以准确定性。而一旦立案, 往往也意味着对案件的调查进入实质程序, 且通常难以逆转。因此, 进一步拓展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立案的外部监督渠道, 创新监督方式, 正是当前司法政策调整和司法改革的题中之义。

注释

1[美]汉斯·J·摩根索著:《国家间的政治》, 杨歧鸣等译, 商务印书馆1993年10月第1版, 第224页。

2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2012年12月, 后同。

3元明:《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立案监督问题的几点思考》, 摘自《人民检察》2006年第9期。

4陶沁:《自侦案件立案监督的具体构想》, 摘自《检察实践》1999年第2期, 第32页。

5陈德元, 杨虹:《自侦案件立案监督模式之选择》, 摘自《理论界》2003年第3期, 第75页。

自侦工作 篇10

关键词：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逮捕权配置

一、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配置的现状

人民检察院的决定逮捕权, 是指在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中, 认为有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必要时, 依照法律规定有权作出逮捕的决定。 (1)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 由公安机关执行。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 认为需要逮捕的, 应当在十日以内作出决定;在特殊情况下, 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 根据案件情况, 可以对被告人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决定逮捕。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 尚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 而有逮捕必要的, 应当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 (试行) 》对被逮捕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申请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的权利告知、监督程序、异议复核等作出明确规定。可见, 我国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属于人民检察院, 并引入人民监督员制度加强监督。

二、贪污贿赂案件侦查权、逮捕权配置之比较

西方一些国家实行审捕分离的制度, 其逮捕仅指一种短时间内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具有“瞬间性”的特点, 与我国的刑事拘留有类似之处, 与我国的逮捕制度没有可比性, 但其审判前的羁押制度与我国逮捕制度有类似之处。笔者从羁押决定主体、羁押程序、羁押期限等方面将外国的审判前羁押制度与我国的逮捕制度进行比较。

(一) 英国

在英国, 所有刑事案件的侦查均由警察机关进行。针对证据不足的案件, 检察机关可以要求警察补充收集证据, 但是检察机关不能自行侦查。 (2)

审判前的羁押通常属于法官或法院的权限。羁押分为指控前的羁押和指控后的羁押, 二者均以合法的逮捕为前提。指控前的羁押是为了收集证据、提出指控服务的, 指控后的羁押是为了保证被告人到庭受审;逮捕后、指控前, 警察可以为了获得提出指控所必须的证据而羁押嫌疑人达36小时, 如果需要延长的, 必须经过治安法院批准;但经治安法院授权延长后, 警察羁押嫌疑人的期限, 自嫌疑人被逮捕之日起, 累计不得超过96小时;提出指控后, 必须将在押嫌疑人不迟延地送交治安法院, 由治安法院决定羁押或保释;已决定交刑事法院审判或者判刑的案件, 由刑事法院决定羁押或保释。 (3)

(二) 美国

根据美国法律规定, 联邦检察机构具有侦查政府官员犯罪的职能, 但在“水门事件”发生前, 美国此类案件的侦查工作主要由警察负责, 联邦检察机关虽然拥有侦查权但除了进行补充侦查外, 很少直接进行侦查活动。“水门事件”发生后, 为了对应公众对“水门事件”及地方公务员腐败行为泛滥的不满, 联邦检察加强了对白领犯罪及政治腐败的刑事追诉, 联邦检察开始重视对案件的侦查, 许多地方的联邦检察也开始将一些由联邦警察进行侦查的案件变为由自己直接侦查。 (4)

美国联邦系统审判前羁押的权力在定罪之前属于依法有权命令逮捕、并且被捕人被带到其面前的司法官;在判刑或执行刑罚之前或对定罪或判刑提出上诉的期限, 属于初审法院或联邦上诉法院的司法官。 (5) 美国对于审判前羁押实行逮捕前置, 且以控方提出请求为前提。司法官在命令羁押之前必须举行听审。在听审过程中, 被告人有权获得律师帮助, 如果其无力聘请, 有权获得指定律师的帮助。被告人应当有被给予作证、提供证人、反询问证人或以提交文件的方式提供信息的机会。司法官依法认定没有任何条件能够合理地保证任何其他人和社会的安全时所依赖的事实, 必须有“清楚而又令人信服的证据”为根据———对此, 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 但存在不利于被告人的相反推定时, 由被告人负担提供推翻不利推定的证据的责任。司法官如果认定没有任何条件能够合理地担保被告人按照要求到庭以及其他人和社会的安全, 应当签发羁押命令将被告人予以羁押。羁押令应当书面说明羁押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命令将被告人移交司法部长看管, 在可行的限度内, 应当关押在与等候判刑或服刑的人或者在上诉期间被羁押的人不同的监管场所;指示给予被告人与其律师秘密协商的适当机会;指示关押被告人的监管场所的负责人根据联邦法院的命令或检察官的申请, 将被告人移交联邦法官执行, 以便押送他出庭参加诉讼。法官可以通过签发新的命令, 允许将由联邦执行官或其他适当人员看管的被告人暂时释放, 但以法官认为释放是其准备辩护或其他重要理由而有必要时为限。 (6) 美国国会1974年通过的《迅速审判法》要求在任何刑事案件中, 有管辖权的司法官应当与控、辩双方律师协商之后尽可能早地确定审判期日, 以确保迅速审判, 并且分别就提出起诉书的期限、开始审判的期限及其计算方法和违反期限的制裁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但是, 没有限定审判前羁押的累计期限。 (7)

(三) 德国

德国是采用检察机关领导侦查的模式。检察机关可以要求所有的公共机关部门提供情况, 并且要么自行, 要么通过警察机构部门及官员进行任何种类的侦查。警察机构部门及官员负有接受检察机关的请求、委托的义务。 (8)

提起公诉前, 逮捕令由有地域管辖权的地方法院法官或者由被指控人居住地的地方法院法官, 依检察官申请或者无法与检察官联系并且迟延就有危险时依职权签发;提起公诉以后, 逮捕令由受理案件的法院签发, 在提起上诉时, 逮捕令由作出原判决的法院签发;在紧急情况下, 院长也可以签发。 (9) 德国的先行羁押是以书面逮捕令的形式进行授权。执行人员根据逮捕令逮捕被指控人后, 应当不迟延地向管辖案件的法官解交。解交后, 法官应当不迟延地, 至迟在第二天对被指控人就指控事项予以讯问;讯问时, 法官应当告诉被指控人对他不利的情况, 告诉被指控人有权对指控作出陈述或者对案件保持沉默, 还应当给予被指控人消除嫌疑、逮捕理由以及提出对自己有利的事实的机会;讯问后, 法官决定维持逮捕时, 应当告知被指控人有权抗告和申请羁押复查。如果被捕人对逮捕令或者逮捕令的执行提出显然并非无理的异议时, 或者法官对维持逮捕有疑虑的时候, 法官应当不迟延地以根据情况最快的途径将这些情况通知管辖案件的法官;没有被释放的被捕人有权要求将他解交给管辖案件的法官并接受讯问, 法官还应当告知其依法提出抗告和申请羁押复查的权利。 (10) 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除非由于特别的侦查困难或者其他重要原因导致暂时不能作出判决, 并且有必要继续羁押的情形外, 判决以前的待审羁押不得超过6个月;期满后如果没有依法对逮捕令延期执行的, 应当撤销逮捕令。 (11)

(四) 法国

法国刑事诉讼中的主要侦查机关是司法警察和预审法官, 但检察官和省长也有一定的侦查权。 (12)

在法国, 先行羁押通常由预审法官决定, 但对于可处1年以上, 7年以下刑罚的现行轻罪案件适用“立即出庭程序”时, 由受理案件的轻罪法院院长或其授权的代表应检察官的请求决定;其中预审法官的决定还可能因一方当事人的上诉而受到上诉法院起诉庭的审查。 (13)

预审法官裁定予以羁押的, 应当具体地说明羁押的理由, 并口头通知被羁押人, 如果预审法官没有同意检察官的羁押要求, 无需说明理由。对于预审法官命令羁押的裁定, 被审查人可以向上诉法院起诉庭提出上诉;对于预审法官拒绝羁押的裁定, 检察官可以上诉。 (14) 法国《刑事诉讼法》对于轻罪和重罪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先行羁押期限:在轻罪案件中, 先行羁押的期限一般不超过4个月;在重罪案件中, 对被指控人的先行羁押不得超过1年, 在符合法定羁押条件时可以在期满以前经言词辩论程序后每隔1年延长一次, 直到案件终结。但如果在程序进行过程中发现重罪罪名不能继续成立的, 预审法官应当在通报检察官并听取其意见后, 决定继续羁押或释放被指控人。 (15)

综观上述西方国家,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 虽然对于腐败案件的侦查机关有所不同, 但是对于批准审判前羁押决定权的配置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即审判前的羁押一般是根据法院或法官签发的有效令状进行。我国《宪法》及《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侦查及犯罪嫌疑人的逮捕决定权归属于检察机关, 当然, 我国刑事诉讼法也赋予了人民法院在审判阶段的决定逮捕权。

我国自侦案件决定逮捕权配置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审判前羁押决定权配置的差异是基于我国人民检察院特殊的法律地位所决定的。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奉行侦、检合一, 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都隶属于行政机关, 其检察权仅仅是行政权的具体体现, 往往仅行使控诉职能和指导侦查等职能。根据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我国, 人民检察院具有司法属性, 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所实施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其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由人民检察院决定采取逮捕强制措施有助于保障人民检察院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三、对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配置的思考

目前, 对于我国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配置的观点主要是:第一种观点认为, 参照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对于逮捕权、审判前羁押决定权的配置, 将我国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归属于人民法院。第二种观点认为, 在坚持目前我国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归属于人民检察院的前提下, 进一步完善监督, 将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归属于自侦案件侦查部门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第三种观点认为, 维持目前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配置的现状。结合上述观点, 笔者认为:

(一) 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应归属检察机关

根据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不仅是国家的司法机关, 同时又是法律的监督机关, 人民检察院在我国整个法律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按照法律规定, 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的侦查权属于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部门, 自侦案件的决定逮捕权属于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 彼此分工制约;引入了人民监督员制度后又加强了外部对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的监督和制约。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依法对职务犯罪进行侦查是开展法律监督的一种手段和方式, 通过打击职务犯罪, 惩处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渎职行为, 从而达到维护国家各项法律制度良好运行的目的。人民检察院对于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行使决定逮捕权能够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能够做到职务犯罪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有效的统一。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归属于人民检察院符合逮捕权设置的制约性原则, 有利于提高自侦案件的办案效率, 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人民检察院承担了包括公安机关侦查案件的批准逮捕权在内的审查逮捕职能, 拥有一支较为专业的、实践经验丰富的审查逮捕办案队伍。长期的司法实践表明, 人民检察院有能力承担审查批准逮捕、决定逮捕职能。

(二) 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不应归属于人民法院

如前所述, 我国检察机关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有着明显的区别。虽然在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逮捕决定权由法院行使, 但其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利的配置及司法部门的设置架构与我国有着巨大的差异, 因此, 参照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对于逮捕权配置的做法, 将我国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归属于人民法院是不妥当的。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在我国, 人民法院承担的是审判职能。虽然《刑事诉讼法》赋予了人民法院决定逮捕权, 但是该决定逮捕权是在刑事审判阶段行使的, 不涉及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采取包括逮捕强制措施的目的是防止社会危险性的发生、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不具有对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终局性判定。如果将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归属于人民法院, 则会造成人民法院过早地介入刑事诉讼, 对诉讼的结果提前作了带有终局性判定的“预判”。人民法院一旦作出逮捕的决定, 也就意味着在随后的审判阶段将作出有罪判决。同时, 自侦案件逮捕决定的作出往往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后十四天内, 逮捕阶段的证据要求与审判阶段的证据要求还是有一定差异的, 如果由人民法院承担对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不仅勉为其难, 也不利于维护司法的公正。

(三) 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的监督

逮捕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 是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限制, 而人身自由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检察院要做到充分保障人权, 必须加强对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行使的监督。应当看到, 人民检察院已经引入人民监督员制度, 表明人民检察院对于人权保障的重视。然而人民监督员制度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律地位。有人指出:根据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到目前为止,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尚未通过法律来明确人民监督员的法律地位。二是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定位。人民监督员监督到底属于外部监督还是人民检察院引入外部人员在检察权的范围内开展的内部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法律效力。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具有建议和意见性权利, 而决定权仍在检察机关本身。四是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方式。人民监督员虽可以要求承办人员全面、客观地介绍案情并出示主要证据, 必要时可以旁听讯问和询问, 由于人民监督员大多都是兼职的, 对整个办案过程的亲历性不足可能影响其对案件的把握。五是人民监督员监督是事后 (决定后) 监督。虽然人民监督员制度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但是该制度对加强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的监督仍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也表明人民检察院已经关注并正在采取措施加强对决定逮捕权的监督。

基于上述情形, 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通过将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的方式加强监督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案。其一, 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是检察一体化的体现。人民检察院的独立性体现在其作为一个整体对外独立行使检察权。这种独立性不同于审判机关, 人民检察院上下级之间是隶属关系,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其二, 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内部监督。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 职务犯罪的侦查和审查逮捕的职权都归属于同一检察院, 虽然这两项职权分别归口不同的办案部门, 彼此间存在互相制约的关系, 但是同在一个机关内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对自侦案件的侦查和审查决定逮捕均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环境中, 这种架构容易引发民众对于其公正性、正当性的质疑。而将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是现行的封闭式架构被相对开放的一种架构所替代,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的介入能够有效地增强监督和制约的力度。这种监督相比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又有诸多优势:上级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作为决定逮捕的主体, 必然对其作出的逮捕决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种责任主体的角色定位势必使其尽到勤勉之责, 加之这种监督具有亲历性、事前性等特点, 能够使公平与效率兼容、惩处犯罪与保障人权并蓄。

但是, 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也有客观现实的难度。其一, 将打破长期以来的工作习惯, 在思想观念方面有一定的难度。其二, 由于受到地域、经济条件等影响, 一些具体操作上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由于地域大小、交通等方面的因素, 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后的报捕, 上一级检察院的审查、提审犯罪嫌疑人, 执行上一级检察院决定以及文书、材料的流转在时间上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困难等等。

具体操作层面的困难, 集中反映在自侦案件从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到执行逮捕犯罪嫌疑人最长仅有十四天时间。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公安机关侦查案件中, 拘留犯罪嫌疑人最长可以延长至三十天;人民检察院侦查案件中, 拘留犯罪嫌疑人最长可以延长至七天, 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在侦查案件时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的时限是不同的, 采取区别对待。笔者认为, 同为侦查机关, 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在侦查案件时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时限的不同是不妥当的。尤其是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与公安机关经侦案件 (如职务侵占等案件) 除了主体上的区别外, 证据要求等其他方面的要求基本相同, 但是公安机关拘留犯罪嫌疑人最长可以延长至三十天, 而人民检察院拘留犯罪嫌疑人最长仅可以延长至七天, 拘留时间的长短直接影响到证据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也变相增加了审查决定逮捕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的难度和风险, 增加了人民检察院加强自身监督的难度。笔者建议, 通过修订《刑事诉讼法》将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的时限确定为最长可以延长至三十天, 与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的时限一致, 采取同等对待。其具体流程为:侦查部门将案件向同级侦查监督部门移送审查决定逮捕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侦查部门向同级侦查监督部门移送审查决定逮捕。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 是侦查监督职权之一的决定逮捕权的上提, 严格意义上讲, 是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审查、决定逮捕级别的调整, 不涉及侦查部门的报捕) ;同级侦查监督部门收案后开具文书, 将案件在拘留犯罪嫌疑人三十天内送达上一级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上一级检察院审查作出决定, 将案件在审查决定逮捕七天内送达下级检察院, 交由案件侦查部门具体执行。

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后, 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上一级检察院是书面审还是提审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 (试行) 》中规定: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需要予以逮捕有疑点的 (主要包括罪与非罪界限不清、有无逮捕必要难以确定、据以定罪的主要证据存在重大矛盾等) ;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 (包括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 对罪与非罪的认定有争议等) ;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侦查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行为的;犯罪嫌疑人要求讯问的等五种情况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笔者认为, 上一级检察院是书面审还是提审问题应当由侦查监督部门结合不同的案情等作出具体的处理。从自侦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是人民检察院加强监督的角度考虑, 我们倾向于如果客观条件 (如交通、通讯等) 允许, 审查决定逮捕工作中应当尽量减少书面审。

二是不服上一级检察院不捕决定的处理问题。笔者认为, 检察机关自侦部门不服上一级检察院不捕决定可以按照不捕案件复议、复核程序进行, 即向作出不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提出复议, 向作出不捕决定人民检察院的上一级检察院提出复核。

三是变更逮捕强制措施是否需要作出逮捕决定的上一级检察院批准或同意问题。笔者认为,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 下级检察院变更上级检察院决定逮捕的需要经作出逮捕决定的上级检察院同意。实践中, 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 侦查部门有可能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 基于加强对自侦案件侦查的监督, 变更逮捕强制措施应当经过作出逮捕决定的上一级检察院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