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中的企业

江湖中的企业（精选四篇）

江湖中的企业 篇1

近几个月以来, 颇具神秘色彩的“内地首富”黄光裕一案在一片风声鹤唳的同时, 也正在逐渐不疾不徐地接近事实的真相。可以肯定的是, 三度加冕“首富”, 两度被警方调查, 一个充满瑕疵的“江湖故事”就此戛然而止。

据目前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 黄光裕的胞兄、妻子均已落网;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钢, 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察局局长郑少东, 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业已“双规”, 从企业家到政府官员, 从操纵市场罪到洗钱、行贿受贿, 在近年民营企业案件中, 其案情复杂程度已属罕见。

近年来, 官商勾结, 灰色地带发家之事却并不陌生。古井贡的王效金、福禧投资的张荣坤、“公路大王”刘根山一个个都是从罩着耀眼的光环下轰然倒地, 突然间从财富的巅峰失速坠入犯罪的深渊。从这点上来看, “黄光裕案”并无太多令人惊奇之处。只不过, 我们不禁担忧, 不知下一个倒下的又会是谁?柳传志曾不无感慨地说, 在他创业的20多年时间中, 跟他同台领过奖的著名企业家有过很多, 但今天回过头一看, 绝大多数人早已销声匿迹, 翻身落马了。

过去30年, 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经历了一个曲折迂回的过程, 也伴生了这颇带有时代烙印的独特现象。以行贿、造假、骗贷、腾挪的方式获得项目和资金, 对于部分民营企业家而言, 似乎是一条难以抗拒的致富捷径。一来, 项目能够搭建起“实业”, 二则, 资金能够构筑“金融”。而在转型中国, 这两项资源掌握在政府部门官员的手中。违规者, 要么官商勾结快速获得新资源, 要么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官员一道瓜分国有资产。一夜之间诞生跨越原始积累阶段的商业神话, 而背后也往往隐藏着“权力寻租”的巨大空间,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江湖风险”。

《企业江湖》 篇2

中文书名：企业江湖

作者中文名：肖知兴

ISBN：9787508633367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08-01

单价：￥35.00

适合阅读人群：中层

天翼观点；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肖知兴教授管理学最新力作，用最通俗的案例和故事讲述最朴素的管理原理！

内容简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著名管理学者肖知兴教授最新力作。

“欲练神功，挥刀自宫”，“出来混，迟早就是要还的”，一看便知，中国的企业界就是个大江湖，有龙，也有虫。中国企业的管理為什么常常受人诟病？能作为范例的中国企业为什么那么少？《海底捞你学不会》为什么火遍大江南北？在这本书中，管理学家肖知兴教授，以其一贯幽默犀利的文笔、形象的比喻，将企业这个圈子套着圈子的江湖描绘得活灵活现。《企业江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企业存在的各种问题，文字令人发笑之时，问题却更引人深思。

本书中的很多案例，涵盖管理之道、企业变革、商业精神、中国经济嬗变之痛等，在肖教授的课堂中得到了大量肯定。读完本书，可以了解当前中国企业界管理改革中存在的成见及误区。

江湖中的“混混”群体 篇3

改革开放以来的混混可以分成四代。1980年代江湖中的“顽孩子”可以算第一代，他们出生在1960年左右。第一代混混由于受1983-1986年全国“严打”的打击而“消沉”。1990年代初进入江湖的混混是第二代，他们出生在1970年左右；1990年代末和21世纪之初进入江湖的混混是第三代，他们出生在1980年左右；现在进入江湖的混混是第四代，他们出生在1990年左右。现在，第二、三、四代混混都混迹在江湖中。

混混是一般民众害怕的群体，也是他们看不起的群体，因为没有多少混混最终能“混出名堂”来。江湖中有很多机遇，但只有少数混混才能把握住。混混在江湖中的“前途”一般有三种情况：

一是受到公安机关的打击。那些在打架中心狠手辣、出手重的混混比较容易遭到打击，因为一旦致人重伤或死亡，就很难逃脱公安机关的惩罚；那些吸毒恶习或赌博恶习严重的混混也比较容易受到打击，因为这些恶习需要很多钱财去支撑，而他们通常会选择盗窃、抢夺、抢劫，作案多了，最终也难逃公安机关的惩罚。如果在监狱里蹲的时间比较长，出来后想重新融入关系网络就不那么容易。二是“成年退出”。很多没有“混出来”的混混，最终会返回正常的生活轨道，回家做农民种地或从事工商业。多数曾经在“道上”的混混最终结局都属于“成年退出”，尤其是他们结婚后，受老婆的“规训”日益明显，养家糊口的压力日益增大时。这种人退回村庄后，与一般的老实农民还是有所不同，他们中的一些人会继续在村庄里混，危害村庄内部，就可能成为“在村混混”。世纪之交以来，“成年不退出”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三是“混出来”，做成了大混混。那些“混不出来”的，大多是没有长远的目光和打算，有一点“收入”就吃喝玩乐掉。“混出来”就是自己独立出来单独混，这不是说他们脱离原来的关系网络结构，而是说他们手下可以笼络到一些小混混，有了独立的混世经营能力，可以独立开赌场、接工程，为手下的小混混提供保护。

大混混也有上述几种不同的“前途”，可能“见好就收”，退出“江湖”；也可能受到公安机关打击；还可能“混上道”。“混上道”就是最终改变了混混的身份，成为企业家或工商业者。一个混混可以通过打架、赌博或其他方式聚敛钱财，完成最初的资金积累，然后将这些资金投入到做生意或开企业中。打架本身可以成为一种“资本”，打架出名后，一般人就不太敢惹他，于是就可以利用这种“名气”强行承揽工程，或垄断某一行业的经营。在这个过程中，认识的人逐渐增多，能够借到钱；经常给人好处，手下可以笼络到一帮愿意卖命的兄弟；经验增多，懂得如何打架，如何敲诈勒索，并规避惩罚。等变成这样的“老手”，他就可以改变混混的身份，成为企业家。

传统中的庙堂与江湖 篇4

去年，刘再复先生在《书屋》2008年第8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五四”理念变动的重新评说》的文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深入的再认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文章最后论及的“一个假设性的思路”，笔者却不敢完全苟同。刘先生的假设性思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是不把孔夫子作为打击对象，而是把《三国演义》、《水浒传》作为主要批判对象就好了”。这个假设窃以为有失偏颇，因为所谓“新文化运动”是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的，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就分为“庙堂”和“江湖”两个方面，这两方面既不能混为一谈，又不能截然分开。二者应该说是既有为主的又有为辅的，既相悖又相容，既时常冲突又互相渗透，从而构成我们日常所津津乐道的传统文化(若以李慎之先生的高见，称其为“文化传统”更为确切)。

刘再复先生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批判应该说是十分中肯的，这两部“古典名著”，在价值观上的确“问题极大”，“它导致权术、暴力的疯狂游戏和智慧的变质，其对中国的世道人心造成的危害及巨大破坏，完全是致命性的和粉碎性的”。如此评判丝毫也不过分，更谈不上危言耸听，因为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张扬这种“权术”和“暴力”的价值观，还把这两部“古典名著”当作“经典”，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种“讲坛”上大肆宣讲，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任其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和渗透。一种弱肉强食“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流氓政治，却能一统江湖，并在民间广泛流传了千百年，怎么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呢?这种流氓政治实际上与庙堂的主流意识并无多大区别，二者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三国”也好，“水浒”也好，所极力彰显的不正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忠”和“义”么?庙堂之上的皇帝宣称要以“忠孝仁义”治天下，江湖之中的草寇也是以“忠义”二字来招兵买马取悦民众，就其价值观念而言，庙堂和江湖实在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样，若如刘先生所言，不批孔子而专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则未必能使新文化运动一帆风顺，不出现失误和偏差。

统治中国人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正是以“忠孝仁义”为内核的孔孟之道。从庙堂到江湖，儒家思想影响之大，可以说是遍及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早已渗透到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液之中。别说“三国”中的那些“英雄”，刘、关、张也好诸葛亮也好，即使是“水浒”中的众首领。哪一个没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与熏陶，哪一个不是从儒家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的?只不过身在庙堂者更加虚伪，身处江湖者更加无赖一些罢了。因此，对新文化运动只批“三国”、“水浒”而不批孔孟之道的设想，是很不现实也根本行不通的。曹操、孙权和刘备厮杀多年，不惜生灵涂炭，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自己一家独霸天下么?梁山“好汉”为什么打家劫舍，与朝廷作对?不就是为了获得与朝廷大臣相应的待遇么?这些，实际上都可以从孔子那儿找到资源。这些军阀和草莽，大多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圭臬的——这一点在诸葛亮和宋江的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诸葛亮本人就是一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大儒——对此，读读杜甫那些赞誉孔明的诗篇即可明了。在魏晋以后的文人心目中，诸葛亮已经成为他们崇拜的偶像。历代儒生一个个都巴不得今生今世，能遇到一个刘备那样的“明主”，而自己则成为诸葛亮那样的“忠臣”，用满腹的诗书去“鞠躬尽瘁”，以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同时，孔子毕其一生所崇尚的等级制度，更为各路不得志的“英雄”，提供了从“人下人”转换成“人上人”的合“礼”价值规范。这大概也正是在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社会里，历经数不清的朝代和帝王，其中真正出身贵族的并不多，而那些游民乃至流氓一旦称帝，就那么容易实现身份转换的原因吧?刘备虽说号称“皇室之胄”，其实不过是一介游走江湖的小贩。他的从起事到称帝，上承“本家”老祖宗刘邦，下接千年之后的朱元璋，一脉相承，同属一个由江湖嬗变到庙堂的文化谱系。至于粱山好汉一百单八将，还没等“杀到东京”“夺了鸟位”呢，就已经排好“座次”了。

既然《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思想资源，大部分是来自孔子，那么“五四”先贤们怎么可能不把“孔家店”当作批判的主要目标呢?尤其是面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康有为的保皇、袁世凯的称帝以及张勋的复辟，无不是打着孔子的旗号，无不是在竭尽全力地欲将儒学定为“孔教”，并以此来控制和统治人们的思想，来取得皇权专制的合法性。在如此形势之下，“打倒孔家店”的提出，用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髦官话来说，实在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正因为如此，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宋教仁先生，早在1913年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曰“文化传统”)做出了理性的判断，将其分别界定为“君师合一”的庙堂文化，和“流氓政治”的江湖文化；并鲜明地提出“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的正确主张。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无论中国的庙堂文化还是江湖文化，都很难衍生出现代的民主与科学来。陈独秀等“五四”先贤，正是沿着宋先生的这一思路，才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响亮口号，迎来为国人所陌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他们的“打倒”并非如今人想象的那么“激烈”，更非如当今某些学者所危言的“全盘性的反传统”(笔者对此的一些看法，可参阅拙作《重温打倒孔家店》，载《书屋》2009年第3期)。

当今的某些新儒家，为了替儒学招魂，大谈什么自汉代以降的儒学并非真正的儒学，而应该回到儒家“原典”的研究上去。意思是孔子的学说原本乃是至理的经典，只是到了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的大儒们有意把儒家思想给曲解和篡改了。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因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作为一统天下的儒家学说，一代又一代皓首穷经的大儒们研究的难道都不是儒学的“原典”?他们一个个都读不懂孔子，读不懂四书五经，抑或读懂了也非要(或者说不得不)曲解和篡改不成?孔子原本就是“述而不作”，究竟能留下多少“原典”呢?《论语》乃是他老人家的再传弟子所录，而孔子的其它言论则散见于《五经》(《乐经》已失传)，均不过是一些片言只语，且又没有标点。这实在是给我们今天的新儒家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研究过来解释过去无非就是在句读上和一字多义上大做文章。更有甚者牵强附会，硬是将一些西方的现代观念往孔子的头上套。倘若孔老夫子地下有知，岂不也将哭笑不得?

两千多年来，儒家学说早已形成了一

个完整的系统，早已成为中国皇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的崇尚和维护等级制度、它为每一个在位统治者所用的功利主义，从来就没改变过。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们所游说的对象是谁?是各国的君王。他们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些国君身上。国君们是否领情是一回事，而他们矢志不移地为国君服务却是无疑的。就拿我们许多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民本主义”来说吧，难道不是孟子替国君作想才提出来的吗?在古代，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最重要的莫过于人(或者说“民”更为恰当)。正如他老人家所言：“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所有的“劳心者”也就是“君子”、“大人”，全得靠“劳力者”也就是“小人”、“野人”来供养啊!不仅得有人种地，还得有人打仗，所谓“耕战”这两件大事，全得指望黎民百姓去做。在古代社会，拥有大量的人口，乃是保证国家统治的前提，所以孔子才告诫诸侯大夫们“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也正是“本”的实质所在。“民为贵”的实质所在!因此，在那个“春秋无义战”的时代，掠夺人口往往比掠夺土地更为重要，即使土地被敌国侵占了，也要想方设法把成群结队的难民带走。勾践“十年生聚”，不就是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大量繁殖人口上吗?没有人替他去冲锋陷阵，他如何能雪“会稽之耻”?所谓“民本主义”与现代社会倡导的“人文主义”绝不是一码事。不可同日而语。近年来某些学者乃至某位著名作家一再高调声言“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此话貌似义正词严，实则荒谬之极，因为国家之上还有人民。爱因斯坦就曾说过，“国家是为人而建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人才是至高无上的。在现代公民社会，人不仅仅是“本”更重要的是“的”——既是我们思想的出发点，又是我们行为的目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生命、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以及人的尊严。这些价值观念，从儒家学说中很难找到资源，能找到的恐怕都是些与其相悖的东西。胡适先生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可谓深得人文主义的真髓。

尽管“五四”先贤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呕心沥血，可拟古与复古的浪潮却一波紧接一波，从未间断。百年来去欧美留学的学人数不胜数，但为什么竟有那么多的“海归”热心儒学，而拒绝西方文明呢?究其原因，恐怕还是等级观念和“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他们的骨子里作怪。学成了不当官那学岂不白上了?既被称为“精英”，那理所当然地就应该高人一等，“劳心者”不“治人”难道还“治于人”?如果像西方国家那样，没有等级，没有尊卑，没有特权，好不容易有了点儿权力，还要处处受到制约和监督，那么这官当得还有意思么?不仅如锦衣夜行，闹不好还让人把那身锦衣给扒了!在这方面，辜鸿铭其人其事颇值玩味。这位10岁即踏上英伦，游学西欧，精通9种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的老先生，竟然那样地痴迷皇权社会，对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干脆给它来个视而不见；以致清朝覆灭多年，至死也不剪掉他脑后的猪尾巴辫子。为什么会这样呢?用他本人那个“茶壶”与“茶杯”的著名比喻，就不难看出端倪。想想看，西方虽有情人之说，但那情人之间相互都是独立和自南的，谁也不能把谁据为己有。这怎么能比得上中国人“纳妾”呢?一把“茶壶”(男人)想配上几个“茶杯”(妾)就弄几个“茶杯”，而且所有的“茶杯”永远都是围着“茶壶”摆在同一个“茶盘”上，西方文化能提供如此享受的特权和尊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