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特的语言理论

洪堡特的语言理论（精选三篇）

洪堡特的语言理论 篇1

洪堡特一生写了大量关于语言学方面的作品, 而其代表作《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是作为《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导论出版的。在《导论》里, 洪堡特详尽阐述了一系列理论问题, 被后人誉为“第一部关于普通语言学的巨著”“语言哲学的教科书”。这里我们只就他的主要学说做以简要分析。

一、语言的本质

洪堡特的语言学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认为语言是一种连续的创造活动。他说:“语言不是已经完成的产物, 而是一种正在进行的活动, 因此它的实在定义只能是一种生成的定义。”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语言就是诸多的言语活动的综合投影, 语言活动就是一种创造或者生成能力, 这种创造能力是我们人类精神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反映, 是普遍的, 正是这种能力, 使说话者能够无限地运用他们所掌握的有限的语言手段。

正因为语言是“一种正在进行的活动”, 因此洪堡特认为语言中没有什么静止的东西, 若想真正了解语言的特点, 就必须依靠一系列的言语活动。

洪堡特在承认语言创造能力普遍性的同时, 也认为语言具有多样化的特点, 基于此, 他提出了“语言形式”和“内部语言形式”的概念。语言形式是全人类共同的, 它潜存在人类心灵之中;内部语言形式是语言底层起整理和划分经验内容作用的语言要素, 它是全人类同一的语言形式形成多种多样的不同的语言的根本要求, 是某一语言所特有的。

在洪堡特看来, 语言就是语言形式和内部语言形式的辩证统一, 以至于我们可以同样正确地说: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 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语言。

二、语言与民族

受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思潮 (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结构, 都值得研究) 的影响, 洪堡特提出“民族语言就是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也就是民族语言”的观点, 民族语言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 语言是民族的最大特征。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民族精神。

他把语言分为人类语言和民族语言, 人类语言是人类共有的、普遍的;民族语言则与一定的民族文化特征相联系, 二者关系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这与洪堡特关于语言本质论中语言形式与内部语言形式辩证统一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三、语言与思维

洪堡特认为:语言之所以不同, 民族之所以不同, 都是由人类精神在自我展示时所运用的方式和程度的不同造成的。正因为语言只是思维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所以从二者的关系上来看, 思维毫无疑问要决定着语言, 思维是语言的基础和归宿。在此基础上, 洪氏提出了“语言从思维出发, 再反作用于思维”的观点, 在人、世界、语言三者的关系中, 语言居于中间, 起着媒介的作用, 人要想认识并最终掌握外在世界就得依靠自己所创造的语言, 因为不论是人类对外在世界的评价还是认识都得靠语言来记录, 同时语言本身又有着自己独有的一套系统和内在规律, 所以语言就逐渐成了一种完全可以独立的力量, 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每一种语言都来自于人类, 同时又影响着人类, 制约着人的思维和活动, 但是二者的关系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我们人类的精神或者叫思维。

四、语言的分类

洪堡特在语言学界的名声, 主要在于他的语言结构类型论, 他认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语言, 它的最本质的特点就是结构性, 在此基础上, 他提出应该依据语言结构类型的不同来给语言分类, 而结构类型的不同又主要体现在词的语法形态的不同, 所以洪氏把语言分为三种类型: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其中“粘着语”这一概念最早就是由洪堡特提出来的。

此外, 关于语言的分类, 洪堡特还根据语法关系如何来表现提出了另一种分法:一类语言它的语法关系主要依靠词性变化来体现的, 比如梵语;一类语言它的每一个单词都会体现着它的语法关系, 像印第安语。

对于这几种语言类型, 洪堡特并不是都认可的, 他只承认其中的两类比较极端的:即纯粹的孤立语和高度发达的屈折语, 同时他把汉语和梵语作为其中的典型, 把世界上所有其他的语言, 根据它们与汉语和梵语的相似程度的不同, 依次排列于这两个极端类型之间, 从而形成一个连续的阶梯。

洪堡特的这种语言分类法和之前的分类法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把语言的不同类型看做演变次序中的不同阶段, 即把孤立型—粘着型—屈折型看做是一种演变的顺序, 认为它反映了人类精神向着充分实现人类语言的潜在可能的方向发展和进步的一种过程。

但同时洪堡特又否认“汉语是最古老的语言”的阐述, 并且表态说那种“认为各种语言的语法之间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是错误的。他认为语言和人类是同时产生的, 语言的不同类型只是思维形式的不同造成的, 所有他所说的语言的连续阶梯, 只是语言结构类型的阶梯, 而不是各种语言间历史发展的阶梯。

在对语言类型阶梯的认识基础上, 洪堡特又提出了语言是有优劣之分的观点。他虽然主张每一种语言都是言语活动的自然赋性的外在体现, 所以即使是最野蛮的部落语言都不应遭到指责和鄙视, 但与此同时, 他又认为, 作为精神活动工具的语言还是有高低优劣之分的。虽然他并没有否认最早语言, 比如古汉语有某些特殊的优点 (如说古汉语没有形式上的语法区别, 抛弃了一切无用的附属装置, 从而使句子跟思维的简单明确的顺序密切对应) , 但最终还是认为以梵语为代表的屈折语是最发展、最先进的语言, 而所有其他的语言, 根据它们与汉语和梵语的相似程度的不同, 从而判断它们的优劣程度。

综合来看, 洪堡特从结构特点入手来对语言进行类型分类的研究, 对后来的类型研究的确有着启发和推动的作用, 但是他的那种语言优劣的观点却是极端错误的, 也因此受到了后来不少学者的批评。

以上就是对洪堡特语言学说的主要内容做的简要分析, 但是他的语言观并没有立刻发生影响力, 直到19世纪下半叶, 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才开始注意到他的研究成果:比如多佛评价洪堡特“对语言理论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施坦塔尔认为洪氏通过研究语言而“深刻地接触到了人的本质”, 尽管他没有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 但“指明并开辟了通向该目标的道路”。

如上所述, 尽管洪堡特的学说, 尤其是语言类型优劣理论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但是不可否认, 他的学说在很多方面对20世纪的语言学产生了持久、深刻的影响, 他的语言学说的研究已成为语言学史领域中的一个专门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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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石田田.洪堡特语言学理论的“精神力量”[J].邢台学院学报, 2011 (2) .[10]石田田.洪堡特语言学理论的“精神力量”[J].邢台学院学报, 2011 (2) .

洪堡特的语言理论 篇2

【关键词】洪堡特；《楚辞》；民族精神

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是19世纪德国的政治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一生的主要兴趣集中于语言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成就，被视为理论语言学和19世纪整个语言哲学系统的创始人。他的语言理论与索绪尔的"就语言而研究语言"的学说不同，非常强调语言与民族精神的联系，甚至提出"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的论断。他的理论直到20世纪仍有很大的影响。

洪堡特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提出语言世界观的学说，他认为，语言既能揭示未知真理，体现普遍的人类精神，又能揭示不同的世界观，反映不同的民族精神。本文试从洪堡特对语言和民族精神的关系界定，分析屈原所作《离骚》中体现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

1.洪堡特认为语言是民族的创造，也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同时语言又强烈影响着民族精神

洪堡特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去探讨语言的本质问题，并以语言为途径去解释人类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奥秘，最先提出了语言世界观的思想。洪堡特认为，语言是民族的创造，也是民族精神的外在体现，语言和民族精神互相依存，互相塑造、互为因果。民族精神的个性决定着民族语言的特点，民族语言又强烈影响着民族精神。“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 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统一程度超出了人们的任何想象。”洪堡特认为，民族语言所积淀的经验和思想印迹，潜移默化的塑造了民族的个性和世界观，从而使民族语言成为民族的标志。

2.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也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爱国主义无疑是一种伟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她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精神，并鼓励人们自觉地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昂的正气与民族气节，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弘扬其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积极精神。创造更加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成为各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旋律。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楚文化对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楚国人世世代代生存、繁衍、发展的文明旅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立志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操；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以民为本、舍己为人的价值观等等。正是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传统，养育了屈原这样一位跨越时空、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世代典范。

3.《楚辞》中体现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

《楚辞》作为中国古典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其语言体现了古代中国语言的最高境界，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楚辞》中体现得十分充分。

《楚辞》是继《诗经》后于公元前三世纪产生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屈原、宋玉、东方朔、淮南小山等人的作品。而成就最高，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作品《楚辞》，屈原所作《离骚》、《天问》、《九章》、《九歌》等是《楚辞》的主要部分。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是他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以后，面临个人的厄运与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一个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是诗人蕴含着满腔爱国激情。饱含着血泪写成的一首忧伤怨愤之歌。忠怨之情和爱国精神是《离骚》的主线。全诗内容大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写诗人矢志报国、高洁自守所遇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现了诗人与楚国黑暗现实的冲突。“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表明了诗人忠君报国的坚决态度。“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犹未悔。”其爱国爱民之心，掷地有声。“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即使粉身碎骨，他也决不改变志向。第二部分主要写诗人驰骋幻想。探求实现美政理想的道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第三部分，写诗人幻想中的追求。当诗人就要离开楚国的一刻，他在太空中忽然看见了故乡：“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这时，仆夫悲伤，驷马徘徊。车驾不能前行了。怎么能离开自己的祖国？“国人莫我知兮。叉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祖国啊，我既无法留，又不可去，只好以死殉国了！此情此景，何等悲壮，爱国激情，炽烈如火。

在《九章》中，《涉江》里的“长铗陆离”、“高冠崔嵬”体现了诗人忠直高尚的品格，“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表明了诗人坚贞不屈、宁死不变节的高尚情操。《橘颂》细致描绘橘树精色内白的果实和“深固难徙”的品质，表现了诗人高尚的品格和眷恋故土、热爱祖国的情怀。在《哀郢》的最后，诗人用“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两个比喻，沉痛地抒发了至死不忘郢都的爱国情怀。

《国殇》被世人誉为一曲忠诚报国的赞歌。《国殇》所祭非天神，而是人鬼。殇。古代指未满二十岁而死的人，这里指为国牺牲的将士。把他们和天神同等祭祀，足见诗人对这些为国牺牲的英雄怀着崇高的敬意。本诗先写将士们与敌人激战及壮烈牺牲的经过，后写对牺牲将士的哀悼与颂扬。写法上先叙述，后赞颂，叙赞结合。《国殇》堪称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写照。在叙述部分里，首句用“吴戈”、“犀甲”描绘出楚国将士的雄姿。为下文描写他们牺牲之壮烈打下了基础，这是一群英雄战士奔赴战场，去和敌人作殊死的战斗的。“旌蔽日兮敌若云”，看似写敌人的强大、声势的凶猛，却从侧面反衬楚国将士的英勇无畏。诗的最后四句，对为国牺牲的将士作了高度的赞扬。既赞扬他们生前的勇武刚强、不可侵犯，更赞扬他们死后威灵显赫，永为鬼雄。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其实质就是热爱祖国人民。诚然，在屈原的诗篇中，直接描述人民的苦难，体现他同情人民的诗句很少，然而，他每一篇作品的中心都是紧密地和祖国的兴亡联系在一起，也和人民的苦难生活联系在一起。在他的作品中，仅《离骚》里用到“民”字的诗句就有六处：“哀民生之多艰”、“终不察夫民心”、“览民德焉错辅”、“相观民之计极”、“民生各有所乐兮”“民好恶其不同兮”。

4.结论

也谈洪堡特的语言相对论 篇3

关键词：洪堡特,语言相对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汉语,民族

洪堡特的语言学研究被认为是人类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 但更倾向于人类语言学。人类学及人类语言学的最终目的是关怀人类和文化, 然而最终的指向, 却存在差异。一种思路是通过研究不同种族的人类及其文化, 最终达到文化的大同, 消解差别;而另一种思路, 则是洪堡特所秉承的, 承认并重视文化多样性, “研究人类种族的特性, 特别是民族性”。 (姚小平, 2005) 这种思路一般被称为文化相对论, 引用到语言学领域, 即被称为“语言相对论”。然而, 针对洪堡特的语言相对论存在着理解上的分异, 其中一种直接导向了“语言优劣论”, 这种观点主要是在之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发展中体现。

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代表人物萨丕尔及其学生沃尔夫所提出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主要是针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假设, 认为高层次的思维都依赖于语言, 即语言决定思维。沃尔夫还认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也不同, 体验与其语言背景有关, 即语言相对论。进而有这样的理解:“根本没有真正的翻译, 学习者也不可能学会另一种文化区的语言, 除非他抛弃了自己的思维模式, 并习得说目的语的本族语者的思维模式。”

结合洪堡特的语言结构序列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中“语言决定思维”的观点, 一般认为语言与思维与精神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语言的序列即等同思维和精神活动的序列, 这样看来, 拥有较高级语言的族群精神和思维优于拥有较低级语言的族群。这样的观点形成诸多逻辑悖论。

首先从洪堡特的观点入手。洪堡特的语言相对论和所谓的“语言优劣论”与其语言世界观的概念紧密联系, 这三个方面将作统一论述。首先, 洪堡特的语言等级序列是针对语言结构的纯正性而言的, 而语言结构本身并不等同于语言。从其《论人类语言的结构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对汉语、梵语、卡维语、墨西哥语的论述上可知。在对汉语的论述中, 洪堡特强调, 汉民族拥有特殊的精神力量, 能够理解汉语这种不基于词类屈折变化, 主要依靠语序和虚词来完成意义组合的语言。“ (对比梵语来看) 似乎应该把汉语视为最远离语言发展的自然要求的语言, 最不完善的语言……但汉语本身作为一种发挥激励作用的辅助手段, 极大地推动了文明的进步。首先, 无可置疑的是, 汉语具有高度的结构一致性。所有其他缺乏屈折变化的语言或多或少都有屈折的倾向, 不过总是中途而止, 没有达到发展成为屈折语的目标。汉语则不同, 它完全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 始终如一地遵循着自身的基本结构原则。其次, 汉语无须借助有意义的语音, 就能把握一切形式的东西, 它所使用的手段使它能够严格地遵循和系统地整理种种不同的形式关系。此外, 汉语听起来只包含具有实体意义的语音, 而形式关系的表达仅仅依赖于语音的位置和排序, 因此, 对于精神来说, 实体意义与形式意义关系的区别也就更加一目了然。”汉语的可以使用非但没有证明汉民族的精神与思维处在底层, 相反证明了汉语存在一种另辟蹊径的理解途径, 而汉语使用者本身拥有一种基于“意合”的理解能力。

同时, 语言和文化不具有正相关性。可以认为, 精神力量和语言的产物近似等同于文化, 而文化本身却并不和语言的等级序列具有正向相关性。《论差异》一书中指出, 使用卡维语的爪哇岛部分马来民族接受印度文化影响, 然而即便这样, 其依旧保持自己的宗教语言——卡维语;南美受印加文化影响极深, 然而共同秘鲁语却并没有被推广应用, 反而拥有较为低级文化的墨西哥语应用范围更广, 且认同程度更高。

第三, 语言与文化的进步不依据历史发展顺序的先后, 主要以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为例。印度文化的诸多高级哲学词汇均产生于古代印度, 而希腊文化亦是如此。“自亚历山大王起, 希腊语和希腊文学由于军事征服而传播开来, 以后, 希腊人又沦为被征服者, 于是其语言和文学与统治世界的胜利者即罗马人的语言和文学混合了起来。这个时候的希腊语言和文学虽然仍不乏名人大家、是个天才, 但其生命的原则已经死亡。由这一原则独有的力量所进行的生动的创造也随之熄灭了。” (姚小平, 1999:239)

可以说, 族群的世界观是以语言为载体的世界观, 而这个所谓的“语言世界观”实际上是与族群的发展和文化的时间性流传相悖的。同时, 从另外一个变与不变的要素考虑, 同样可以得出一条具有悖逆性的结论, 该结论亦可验证洪堡特论述中的语言与语言结构不是具有同一性的存在。语言与精神力量紧密相关, 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精神力量是一个族群的内部品质和惯习性的思维与行为传承, 然而语言却在某种程度上与精神力量的发展并不同步。古典哲学与自然的词语具有极高的概括性和哲理性, 这些词语诞生的时间距今较远。而随着语言自身的流变和文化的融合, 语言的结构悄然发生着变化, 诸如语言屈折与否与屈折变化的程度, 连同历时上的词汇与词汇构成, 均发生着变化。可以说, 屈折语是洪堡特认为较高级的语言, 而洪堡特也同样认为元初的哲学语言等是人类思维的结晶, 这样就存在了一个矛盾, 即具有较优秀结构的语言并不一定具有较高级的精神力量, 或者说, 民族精神力量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衡量的因素。

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常被当做“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支持论点, 甚至被认为其理论来源, 然而, 二者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萨丕尔与沃尔夫在认定语言和精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同时, 分别将语言和精神表层化了。在其认知中, 语言即表层的句法结构, 精神即等同于思维。可以说, 句法结构与思维的联系远远不是洪堡特论述的核心内容, 句法结构不等同于语言结构, 思维也不等同于人类精神力量。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只是一种假定的强关系和对这种强关系的再加强, 最终否定翻译和第二语言习得。或者说, 萨丕尔与沃尔夫即便同样作为人文主义语言学者, 其与洪堡特的目的和关怀是不同的。萨丕尔与沃尔夫所秉承的是美国式人类学的思维传统, 而洪堡特所秉承的是康德式的理性思辨传统, 二者形而下思维与形而上的思维冲突使其理论并不能互见。

同时, 洪堡特的视野中, 语言结构仅仅是作为衡量民族精神力量与人类精神力量的一个方面而存在的。洪堡特在以语言结构作为衡量标准的同时, 选择将偏离标准形式的语言及对其的评判悬置, 未强制将其纳入比对序列, 从而使其具有人类学性质的语言学研究更具有客观性, 并在严格的范畴中实践着亚里士多德古典逻辑学与康德哲学的核心及思维方式的统一。洪堡特在将语言的结构特征界定为是否缺乏表示关系的标记、是否努力创制这种标记、是否拥有一种辅助手段可以把在言语中应作为句子出现的结构用一个词的形式表达出来 (姚小平, 1999:194) , 然而在现实的语言研究中, 其又认为, “有的语言虽然从某些方面看算不上是十分适合于思维的工具, 但也可以形成具体的优点”。诸如古代汉语排除语法的概念相连, 以及马来语的词组、闪语的元音交替、巴斯克语的构词等, 洪堡特认为, “不论人类精神朝哪个单一的方向行进, 它始终能够孕生出某种伟大的果实而这种果实本身又会对精神施予有益的、激励进步的影响。” (姚小平, 1999:195) 即便在后文中洪堡特论证依旧要秉承一定的原则对语言结构的纯正性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 但其对于文化多样性的这种基本观点与立场依旧是其有别于萨丕尔和沃尔夫的根本差异。

上文已论述, 洪堡特的人类语言学基本原则——研究人类种族的特性, 特别是民族性, 并将这种比较纳入上述三个范畴。然而, 即便现今可证明, 索绪尔、乔姆斯基等人均与其思想存在相同点或借鉴性, 其立足点却是被最大程度地忽略了。以当今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和理论体系建立为例, 汉语作为“高度偏离标准形式”的语言之一, 不符合上文洪堡特的三个标准, 更确切地讲, 汉语本身不是形态语言, 且不存在绝对的语法。在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 高度的语法化与结构性思维大行其道, 对汉语语句的成分划分词类界定将汉语变成了某种具有形态语言的语法却不具有形态语言的屈折变化的存在, 语法缺乏基本标志, 精神力量的“意合”成分被降低到最小限度, 从而将人为的理性加诸在具有高度诗性的汉语之上, 将句法结构与成分划分作为重中之重, 而语义的问题被最大限度地悬置了。

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本不需要借助西方形态语言的研究范式, 屈折语的语法和词形研究与汉语作为孤立语的本质存在极大程度的不相融合之处。洪堡特自身所提出的孤立语-屈折语-黏着语-复综语分析范式也只是提供一种分析的思路, 其所谓的语言相对论和后人演绎的语言优劣论抑或民族优劣论本身是将洪堡特的相对观点放大, 强调等级和差异的对应, 而否定差异的自在性与等级的人为性。或者照应上文来说, 差异是经验性的外在表现, 既然精神力量连同普遍语言本身是先验的范畴, 或者具有先验性, 那么便不必对经验的事物作强制的先验划分, 这种划分既存在缺乏实证性的弊端, 同时又违反了洪堡特作为人类语言学研究者尊重文化差异、反对文化大同的初衷与意旨, 是人文主义语言学的极端走向和对人类语言学本质的误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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