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理论论文范文

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语言理论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两个二语习得流派，前者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把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过程。这两种理论流派相辅相成。反映了当下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

第一篇：语言理论论文范文

文学理论：从语言到话语

20世纪是一个“语言学的世纪”，从哲学到文学理论，“语言学转向”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着重分析文学理论这一时期先后发生的两次方向各异的“语言学转向”。第一次转向以索绪尔的语言观为核心，贯穿在从俄国形式主义、捷克布拉格学派到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发展脉络中，建构了以语言为基本范式的现代文学理论，它着力于自主文学系统的语言规律探究。第二次转向呈现为后结构主义的思潮，以本维尼斯特和福柯等人的理论为代表，从语言向话语的转变，凸显了话语主体行为、表意实践和话语规训等问题。这一转变是60年左派激进思潮的反映，它越出了第一次转向区分性的语言学边界，建构了某种跨学科和带有文化政治色彩的“大理论”。本文将两次转向视为文学理论现代范式与后现代范式的转换，并提出如何超越两种范式的张力达到新的理论建构的问题。

今天，回首20世纪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说它是一个“语言学的世纪”，似乎并不过分。这种说法意在强调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或一种特定的方法论，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大到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小到文学研究的诸多命题和概念，“语言学世纪”的回响不绝于耳。作为研究语言艺术的文学理论，语言学的影响更是强势，以至于不少理论家坚信诗学(文学理论)应是语言学的一部分。雅各布森曾断言：“诗学讨论的是词语结构问题，恰如画的分析关心的是画的结构一样。由于语言学是一门有关词语语言结构的总体科学，所以说，诗学也就被认为是语言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①托多洛夫的说法异曲同工：“语言学是一门关于语言的科学，而诗学则是企图成为关于一种言语作品的科学。……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诗学从迈出第一步起，直到将来能够为言语立出新的定义并以此指导其他科学为止，都离不开语言学的概念和方法。”②德·曼的说法更加肯定，他认为只有当文学研究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之上而抛弃了非语言学的考量时，现代文学理论才出现③。

诸如此类的说法俯拾即是，我们能从这些说法中解析出什么深义呢?说20世纪文学理论深受语言学的影响只是一个事实描述，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此一影响对文学理论的范式形成和转变是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一、语言学转向：从哲学到文学理论

今天，“语言学转向”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流行说法。自1967年罗蒂主编的《语言学转向》一书面世以来，此一观念已被广为接受①。那么，这个转向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罗蒂的说法最为简洁：“所有哲学家是通过谈论合适的语言来谈论世界的，这就是语言学转向。”②在他看来，这一转向是对传统哲学的反动，因为传统哲学探究的问题是一些由常识信念引发的问题。但以往的哲学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维特根斯坦一语中的揭穿了这个问题：“我之语言疆界即我之世界疆界。”③《语言学转向》出版二十年后，罗蒂在该书新版跋中更加明晰地表达了这样的信念：

就语言学转向对哲学的独特贡献而言，我认为这种贡献根本不是元哲学的。实际上，它的贡献在于帮助完成了一个转变，那就是从谈论作为再现媒介的经验，向谈论作为媒介本身的语言的转变，这个转变就像它所表明的那样，使人们更容易把再现(representation)问题置于一旁而不予考虑。④

罗蒂强调从再现论向语言论及其行为的重心转移，从分析经验到分析经验的媒介，这就是语言学转向的重心所在。假如说过去的哲学家们讨论的是经验、观念和意识问题，在维特根斯坦把全部哲学问题转化为语言问题后，哲学讨论的焦点便合乎逻辑地转向了语言本身。在我看来，语言学转向除了罗蒂所说的意义外，其实还有更加复杂的内容。比如有学者注意到，这一转向将思考从经验移向语言，它同时还伴随另一个重要转变，那就是从私密的个人的内心意识向公共的语言现象或行为的转变，这就使得思考的东西面对具体的、实践的和社会的现象，而不再是难以把握的个人私密精神现象⑤。

从文学理论在20世纪的范式建构来看，我们可以概括出语言学转向出现了两次：第一次转向从世纪初到60年代，呈现在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捷克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的理论探索中;第二次转向则出现在后结构主义之中。前一次转向建构了分析抽象语言系统和规律的理论范式，后一次转向则反其道而行之，将抽象的语言转换为实践性的话语，完成了以话语为范式的理论建构。我们有理由把前者看作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文学理论范式，而后者则可以视为后现代的文学理论范式。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次转向。自俄国形式主义以降，文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学科一再被重新界定。其主导风向是强调文学研究应不同于非文学的研究，焦点应集中到使文学所以为文学的那些东西上来。用雅各布森经典的话来说，“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⑥。雅各布森形象地把以前的文学研究者描述为非专业的警察，他不是有针对性地去抓捕嫌犯，而是把路过的人都抓起来了，结果是缘木求鱼。比如，文学史家在文学研究中舍弃了文学，而去关注个人生活、心理学、政治、哲学等问题，这并不是科学的文学研究。这里有两个要点：第一，诗学首先要确立独特的研究对象，进而把那些与文学性无关的东西从文学研究中驱逐;第二，诗学亦即“文学科学”，其研究对象决定了它隶属于语言学的学科特性。诚如俄国形式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埃亨鲍姆直言：

传统的文学家们习惯于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文化史或社会生活方面，形式主义者则使自己的研究工作面向语言学，因为语言学在研究内容上是一门跨诗学的科学，但是语言学是依据另外的原则探讨诗学的，并且另有其他的目标。另一方面，语言学家也对形式方法感兴趣，因为诗歌语言现象作为语言现象，可以视为属于纯语言学的范畴。①

文学研究“属于纯语言学的范畴”，这一判断是20世纪文学理论的一大发现。尽管文学研究从来离不开讨论语言，但不同的是，只有到了20世纪，现代语言学的长足发展才可以为这一研究提供科学的方法论和观念。所以俄国形式主义把文学研究的学理根据挪移到现代语言学上是合乎逻辑的，他们要研究的不是语言所构成其他非文学的方面，而是语言本身。这一方法论的转变与罗蒂所说的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如出一辙，是一种所谓的“本体论的转向”(罗蒂)。当哲学家不再思考个人经验、意识、精神和心灵等问题，转向语言及其行为的考察时，我们说语言学转向在哲学中实现了。同理，当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不再关心作家心理、生平、历史与文化，而转向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时，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也就出现了。这就是文学理论的第一次语言学转向，它始于俄国形式主义，越加彻底地贯穿在布拉格学派、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取向中。

较之于第一次转向，第二次转向则激进得多，它形象地呈现如下两个命题中：第一个命题源自德里达——“一切均在文本中”(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②;第二个命题来自福柯——“一切均在话语中”(Nothing exists outside of discourse)③。如果说第一次语言学转向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文学研究的全部问题转化为语言问题的话，那么，对后结构主义者来说，所谓文学性的问题纯属幻象，转向语言并不意味着转向文学性的语言系统，而是反过来，揭橥文本或话语是如何塑造和假定了我们的行为、观念和价值的。乍一看，这两个命题显然不合逻辑，文本或话语怎能包罗天下万事万物呢?但如果我们深谙维特根斯坦著名的口号——“全部哲学都是语言批判”的话，德里达和福柯的说法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他们要做的工作不过是把诸多问题转变为对文本或话语的批判，如同维特根斯坦把问题都转换为语言批判一样。假如说第一次转向旨在构筑一个自在自为远离现实的语言学宫殿，理论家们可以在其内坐而论道的话，那么，第二次转向则是要炸毁这个宫殿，回到现实的符号表意实践中来。所以两次转向方向相反。第一次转向是以“减法”(巴赫金对俄国形式主义的评语)为宗旨，将文学研究“减到”诗歌语言这一焦点上来;第二次转向则将抽象的语言转向现实的语言——文本或话语，并由此揭示出隐藏其后的表意实践是如何被规训的，更像是一种“加法”。

这里，我们触及到哲学上语言学转向的另一个深层含义，那就是语言不只是交往的工具，而是我们关于实在世界理解的通道。社会学家伯格和卢克曼的解释有助于对第二次转向的理解：语言乃是我们将世界客观化的路径，它既使我们理解了世界，同时也把我们的各种经验转化为一个一致的秩序。“在这种秩序的建立中，语言就是从理解和创造秩序的双重意义下将世界实现了。而交谈正是人们面对面情境中语言的实现能力。因此，在交谈中语言所客观化的事物，会成为个人意识的对象。所谓实体维持的实义，事实上是指持续用相同的语言，将个人所经历的事物客观化。”①这就是说，现实的语言即话语，建构了我们对世界和世界秩序的理解，从这个观点来看，以往我们认为的许多自然而然的或理所当然的观念、行为、秩序等，其实并非如此，它们是通过我们日常的或文学的话语实践所建构起来的。因此，与其说我们是生活在物质的世界中，不如说我们同时也生活在话语的或文本的世界中。正是后一种话语或文本的实践生产出我们关于自身以及我们生活世界的意义来。

这么来看第二次转向，维特根斯坦“全部哲学都是语言批判”的命题便显现出了棒喝的力量。而在这第二次转向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更加明晰地表达了这一观念：“正是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人把自己建构成为一个主体，因为只有语言才能够在现实中确立起‘自我’的概念。”②

二、转向一：语言范式的建构

第一次语言转向是确立一种语言范式的文学理论，它始于俄国形式主义，经由捷克布拉格学派，再到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虽然这些理论有所差异，然而它们均体现以语言为范式的共同取向③。这种语言范式典型的表述就是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了说明这一取向，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索绪尔的理论。

不同于以往语言学研究集中于语言的历史层面分析，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明确提出要以语言功能问题研究为核心，换言之，他要深究的是意义如何产生的。索绪尔认为，任何符号都是概念与其音响形象的结合。比如“书”这个字，其独特的书写形式(形象)或读音(音响)构成了这个字的外在方面，这就是所谓符号的能指(signifier)，而它的意思则是符号的所指(signified)，亦即概念。中国人称之为“书”，英美人称之为“book”, 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叫法，这实在无什么规律可言。“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接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④这是符号的第一个原则，其重要性在于，它打破了传统认为的语言和所指称的事物存在着固定关系的看法。换言之，他把传统的标记=事物的公式，改变成为符号=能指/所指。进一步，索绪尔指出了符号的第二个原则，即能指的线性原则。无论是语音还是文字，都是依次排列线性地展开的。这就造成了语音之间和书面符号之间的差异。正是差异产生了意义，比如“书”这个字，不是“画”也不是“乐”，它在一连串的由字构成的语句中形成了自己的意义。同理，在说话中，“shu”的读音也不同于“su”或“cu”，一系列连续的发音上的差异产生了这个字的概念。这在汉语中更为显著，因为汉语独有的“四声”现象是区别语音概念的重要标志。如“shū”(书)不同于“shú”(熟)、“shǔ”(属)和“shù”(树)。照索绪尔的说法，意义并不是内在于语言自身的，它不过是一种符号区别的功能而已。这就颠覆了传统观念，即认为意义是某种在场造成的，符号代表了事物之本质等。通过这两个原则的分析，索绪尔强调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重要区分。言语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跨越了物理、生理和心理等领域，属于人和社会领域，也就是现实的言语活动。“相反，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原则。我们一旦在言语活动的事实中给予首要的地位，就在一个不容许作其他任何分类的整体中引入了一种自然的秩序。”“语言是一种表达观点的符号系统。”①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而非言语，如伊格尔顿指出，索绪尔认为语言学不应关注实际使用的言语，否则会堕入令人绝望的混乱，因此他关心的是使人们的言语成为可能的符号结构，也就是他所说的语言②。这里，索绪尔提出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方法论观念，语言学研究的不是具体繁杂的实际言语现象，而是隐藏在背后的那些抽象的语言学规律和原则。另外，在索绪尔符号等于能指加所指的公式中，符号的另一个要素——指涉物(referent)——也给排斥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语言与社会生活实践之间的复杂的关联也就被隔断了。

尽管索绪尔对不同的文学理论学派所产生的影响大小不一，但是，在索绪尔语言学中所表述的此种语言观念，却是20世纪不少文学理论派别所信奉的。索绪尔对捷克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的直接影响是无须争议的，对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等派别的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③。这些派别的文学理论从不再关心文学语言的指涉(物)开始，逐步发展到只关注文学语言自身，探究文学语言的那些形式上、技巧上或结构上的内在规律。这是上述四个文学理论学派一以贯之的理论取向。语言学模式一方面为文学理论提供了具体的学科资源和方法论，另一方面又为文学树立了一个科学研究的典范模式。在语言学的影响下，文学研究力图摆脱非文学理论方法的“殖民”的冲动越发强烈。一种以抽象语言结构分析的文学理论范式也就逐步确立起来，并成为20世纪的文学理论主流。诚如卡勒在分析了迪尼亚诺夫的文学演变理论后所指出的：

这里，语言学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上的明晰性。它教导我们，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系统。一个言者的表达只有借助(语法的、语音的、语义的和实用的)语言规则才有可能，因为由此闻者才能依次搞清言者的表达，与此相仿，文学作品只有通过惯例和期待系统才成为可能，而文学作品的分析对于弄清作品的功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语言学家的工作是揭示表达的生产和理解所以可能的语法，而形式主义的批评家或诗学家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力图搞清楚文学系统的惯例，正是这些惯例使得文学作品的生产和解释成为可能。④

卡勒这段文字实际上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文学理论依循语言学模式来研究文学时，相当程度上就是语言方法的直接移植。文学研究的现代范式不过是把各种语言规则转换为文学规则，同理，语言被视为一个独立自足的系统，所以由语言构成的文学也同样是一个自主系统。在这一次语言学转向中，文学研究即语言研究的理念明确了，语言学的许多基本原理和范式也被直接挪用到复杂的文学各层面上去了。这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中最初突出，比如格雷马斯关于结构语义学的讨论即如是，他基于自然语言的句法结构，归纳并建构一个解释性的模型⑤。一些结构主义者努力按照语言学的框架来划分文学研究的不同层面，诸如语义学层面(题材、情节动力等)，句法学层面(诗歌手法、叙述形式等);语用学层面(作品与读者的关系等)⑥。再比如，结构主义文本分析另一个范本——雅柯布森和列维—斯特劳斯合作的评论《波德莱尔的〈猫〉》，在诸多方面体现了这一范式的特征。其分析与其说是对作品价值和特色的关注，毋宁说只想去发现控制着作品的文学抽象结构与规则，尤其是重要的结构主义原则——二元对立(或二项对立)。结论是这首诗借助一系列或隐或现的二元对立，展现了诗作的结构关系①。至此，我们概括了一下这类语言学分析的特色，其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优点在于对诗作细致入微的分析，揭示了一般读者常常看不到的语言学规则。局限则在于它只关心文学作品的那些抽象系统和语言学规则，沉溺在细微的语言学分析的技术性操作上。尤其是这样的批评多半局限于语言层面，它可以告诉我们有哪些语言学规则在起作用，但优劣在何处则语焉不详，它对于作品的文化价值更是漠不关心②。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第一次转向征程中，语言学像一个新的“帝王”，不断地征服文学研究的广阔疆界，甚至越出文学研究领域，在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凯歌高奏。本维尼斯特概括了这一范式的特征：“语言构成一个系统，它的所有构成部分由相互支持和相互依赖的关系联结在一起。该系统把各部分组织在一起，它们是相互联结、相互区别、相互限定的清晰符号。结构主义的理论认为系统高于其构成部分，力求从部分的相互关系中分离出系统的结构并展示语言变化的有机性。”③托多洛夫明确地表述为如下原则：“诗学选定的研究对象是抽象的结构形式，而抽象的结构形式逻辑上必然先于结构形式的具体表现，所以诗学就自然而然地以结构主义所规定的总方向为研究方向。不过‘结构化’也有程度不同。”④我以为，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结构主义者们深信，语言的抽象系统结构在逻辑上和时间上都先于具体的作家和作品，因此无论什么作品，从本质上说都“总是已经写成的”(always already written)，所以，历史维度与主体创造性被武断地抽离了，剩下的只是枯燥的语言之技术层面的分析。塞尔登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试图建立‘科学的’文学结构主义并没有产生印象深刻的成果。不仅是文本，而且连作者都被勾销掉了，因为结构主义把实际作品和创作者都置于括号中了。以便把真正的研究对象——体系——孤立出来。在传统的浪漫主义思想中，作者是先于作品存在的一个思考的、经受痛苦的存在，他的经历给作品提供了营养;作者是文本的本源、创造者、祖先。但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作品并没有本源。每一个个别的言说都有语言在先：这就是说，每一个文本都是由‘已经写过’的东西构成的。”⑤看来，这次转向以一个雄心勃勃的开场拉开了序幕，但到了结构主义登峰造极之时，其局限已使这场戏剧的终局多少有点让人失望。这必然预示着新的转向的到来。

三、转向二：话语范式的建构

伊格尔顿在考察结构主义衰落的原因时指出，这就是部分地从“语言”转向“话语”(discourse)。因为第一次转向赋予语言特定的涵义，这种语言观念已经无法再为新的文学理论路径提供可能性，于是就需要寻找新的范式，而话语作为一种新的观念应运而生。如伊格尔顿所言：“ ‘语言’是言语或书写，它们被客观地视作没有主体的符号链。‘话语’则并被看作是表达(utterance)的语言，被认为涉及到言说和书写的主体，所以至少有可能涉及到读者或听者。”⑥这就是我这里所要讨论的文学理论的第二次语言学转向。在这个转向中，一方面告别了索绪尔抽象的语言观念，但另一方面，索绪尔所揭示的符号的原则却进一步被发扬光大，成为新的话语范式的宝贵思想资源。

是什么导致了语言范式向话语范式的转变，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说法认为是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策动了这个转向。理由是本维尼斯特在对法语动词时态、代词和主语问题的讨论中，揭示了一个被索绪尔所忽略的重要问题——话语。他强调话语所独有的主体性、我与你交往关系、见证与参与等特征。特别是他指出了历史叙述(history)与话语(discourse)的差别，前者通常以第三人称形式叙说过去的事件，多呈现为书面语形式;而话语则更多地涉及到我—你的交流关系，呈现为书面语与言语两种形态。“话语必须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即任何一种表达，只要它假定了一个说话人和一个听话人，在说话人身上有一种以某种方式来影响他人的意图。”①这一陈述的重心与在索绪尔语言分析中只见抽象规则未见人的理路大相径庭。在关于语言主语(或主体性)问题的分析中，本维尼斯特进一步强化了现实语言活动中的主体性。他基本观念是，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人将自己建构成主体，因为惟有语言可以在现实中确立自我的概念。所以，“我们此处讨论的‘主体性’就是说话人将他自己定位于‘主体’(主语)的某种能力”②。通过历史叙说和话语的差异性比较，本维尼斯特意在强调，历史叙事就好像事件是自己在叙说，而对是否有讲述者和聆听者并不在意。话语却迥然异趣，它讲述一定以讲述人和听众的现实关系为前提。不仅如此，本维尼斯特还进一步指出：

语言所以可能，只是因为每一个说话人都通过在其话语中称自己为主我(I)而将其确立为主体。所以唯其如此，这个我也就是设定了另一人称，这个人称就像他一样是完全外在于“宾我”(me)的，这个人称也就成为我的回音，亦即我向他说到你的那个人和那个对我说到你的人。人称的这种极性是我们所共有的交往过程的语言基本条件，这个过程只是一个纯粹实用的结果。③

更重要的是，本维尼斯特认为，语言中主体性的确立就是创造一个人称范畴，但是这种创造不仅发生在语言中，而且还发生在语言之外④。即是说，主体性在话语活动中的确立触及到除了语言人称之外的诸多层面。由此来看，笛卡儿的“我思”主体首先是一个在话语中确立起来的范畴，我以为这是第二次语言学转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层面。概要地说，本维尼斯特通过话语范畴，将语言活动的主体性、交互主体性和交往对话性等特征彰显出来⑤。这就彻底改变了只见语言不见人的索绪尔的语言研究范式，从而实现了从语言向话语的深刻转变⑥。当然，如果我们历史地来看，这种对话语及其主体性及其交往对话关系的重视，早在巴赫金关于对话主义讨论中已经出现，在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以及交互主体性的分析中也被强调。此外，本维尼斯特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那就是纠正了索绪尔只强调能指—所指而忽略指涉物(referent)的缺憾，重新确立了符号的能指、所指和指涉物三位一体结构。当指涉物作为符号构成不可或缺的要素重新进入符号系统时，那种被索绪尔人为割裂的符号与现实世界关联，也就被重新弥合起来了。今天，我们在文学理论研究中主体性问题的凸显，从接受美学到读者反应批评，再到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主体、认同、差异以及对话、交往、意义等问题的凸显，就是这一转向的一个明证。诚如塞尔登等人所概括的：

结构主义抨击那种认为语言是反映已经存在的现实的工具和表达人类意图的工具的观点。它们相信，“主体”是有“永远已经”存在的语言结构产生的。一个主体的发言属于言语的领域，而言语又是由语言控制的，而语言则是结构主义分析研究的对象。这样一个系统交流观排除了包含一切个人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互动的主观过程。而批评结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们引入了“讲述主体”和“过程中的主体”的概念，他们不把语言看作一个非个人化的体系，而是将其看作一个永远与其他体系，特别是与主观体系发生关联的体系。这样一种语言在使用中的概念被概括为一个术语：“话语”。①

如果说本维尼斯特的话语转向凸显了主体性及其交互对话性的话，那么，福柯的话语构成研究有力地推进了话语范式在文学理论及人类科学(human sciences)中的运用。对福柯来说，重要的问题与其说是人们叙说了什么，不如说是人们为什么这么叙说，什么制约着他们的叙说等。换言之，谁说和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机制如何决定了说。在福柯看来，此乃话语构成(formation of discourse)问题。从索绪尔抽象的语言学规则分析，到福柯对话语构成的机制研究，其间的转变是深刻的。霍尔将这一转变称之为“话语的转向”(discursive turn)，他认为：“语言和话语通常被用作文化、意义和表征如何运作的模式，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中接着所发生的‘话语转向’，乃是近年来我们的社会认识中所出现的最重要的转向。”②

依据霍尔的看法，当福柯把研究的焦点从语言转向了话语时，也就赋予话语概念全新涵义。福柯要研究的不是索绪尔意义上的抽象语言系统，而是作为现实的和历史的表征(再现)系统的话语。他感兴趣的是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有意义的陈述和合规范的话语等各种话语规则和实践。在福柯的表述中，话语不只是一个狭义的作为文本单位的语言学概念，话语建构了我们谈论的话题，界定了我们的认识对象，规定了我们有意义地谈论话题的规则。一言以蔽之，话语乃是一种我们知识和认识的建构。他在谈到《词与物》一书的标题时指出：

“词与物”是有关一个问题非常严肃的标题;但它也是一本著作具有反讽意味的标题，因为它改变了自己的形式，替换了自己的资料，最终颠倒过来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工作。这一工作并不——不再——把话语看作是(涉及到内容或表征的表意因素)几组符号，而是当作系统地形成话语谈论对象的多种实践。当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话语所做的事要比运用符号来指称事物多得多。这多出来的东西是无法还原为语言和言语的。我们必须揭示和描述的正是这“多出来的东西”。③

福柯的这一表述耐人寻味。首先，话语是符号构成的，但却不能还原为符号。这就清楚地标明了他与索绪尔的差别，不再在抽象的语言范畴内打转转。其次，话语之所以不能还原为语言，乃是它所产生的东西要多于语言，而话语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揭示这些多出来的东西。究竟多出什么呢?这就是关键所在，话语不是抽象的语言符号，而是“系统地形成话语谈论对象的多种实践”。由此来看，福柯急于要和语言范式划清界限的一个标志，就是要把被索绪尔抽象了的语言概念，还原到现实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去，就是要追索那些使话语实践所以可能的社会历史规则④。特别要注意，这些规则不是抽象的语言学规则，而是一系列复杂的历史的或现实的规训。福柯旨在把人们如何言谈、如何形成话题、如何构成话语实践等现实话语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个语言和话语的区分是相当重要的。一如托多洛夫所表述的那样：“对任何一个反思语言特性的人来说，语言和话语的区别都是显而易见的。语言存在于抽象中;它以词汇和语法规则作为其内在物，以句子作为其外在物。话语则是语言具体呈现，它必然是在特定语境中产生的，这个语境不只涉及到语言学的因素，而且还涉及到这些因素产生的环境：言者，时间，地点，以及这些非语言学因素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不再关心句子本身，而关心的是已产生的句子，或更简洁地说，关心的是表述(utterance)本身。”①

那么，从语言到话语究竟给文学理论的范式带来哪些变化?概括地说，以下几个层面的变化需要分析。

首先，主体的凸显把语言活动和人密切关联起来。索绪尔的语言学是主体的缺场，俄国形式主义也坚决去除作者传记研究，新批评以“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来排斥作者与读者，以及结构主义只关心作品结构产生功能的规则，主体在其中都被排挤出局了。话语理论的一个核心就是说话人—听话人之间的现实的交往行为。这一点无论在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讨论中，还是在巴赫金的小说话语中，或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分析中，都是极为重要的②。从索绪尔式的没有主体的语言学分析，到这种凸显主体的交往分析，文学研究回到了现实的话语参与者的具体表意实践中来。外部来看是从文学的生产者到传播者再到接受者，内部来看是从文学作品中的各式人物到叙述者再到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研究者强调，在话语分析中需要考虑各种话语参与者的复杂情况，比如，话语的生产者是单一的还是多个，是体制性的还是隐蔽的，解释者情况如何，等等。因为在这些不同的主体的参与中，话语实践本身也就生产出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晚近文学研究对主体的高度关注，特别突出地呈现在对认同(身份)问题的分析上。阶级、种族、性别等问题的凸显，使得文学研究不再是语言或技巧的技术性分析，而日益转向主体问题的解析和批判。那种认为文学是客观地、公正地反映社会世界人们的生活或想法的观念已被抛弃，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包含了复杂的权力和社会关系，充满了压迫与抵抗的斗争。一方面，文学理论和批评高悬着理想的交往情境，即平等自由的交往理想;另一方面，现实的状况却并非如此，因此文学话语成了斗争激烈的战场。文学话语的分析便承担了一种极其重要的去自然化和去神话化的使命，揭示文学活动内部的种种不平等和暴力。

其次，话语作为一种文学研究范式，超越了索绪尔抽离社会背景的共时研究的弊端，重新将历史维度引入文学的考量。福柯的话语理论强调是话语形成的历史考察，旨在搞清楚一个特定的话题为什么在特定的时代如此被谈论。他要揭示的是话语形成的某种规律，即搞清在对象、陈述、概念与主题选择之间的规律，它们的顺序、对应、位置、功能和转换等③，进而揭示潜藏其后的那种权力—知识的共生共谋关系。在其著名的《关于语言的话语》演讲中，福柯特别指出了控制话语的基本规则，包括排斥、分类、规则等一系列复杂的话语控制手段。比如，特定社会中的言语惯例、话语圈或信仰群体等，都有其独特的话语运作规则和程序，文学亦复如此，甚至更加鲜明地体现出这些规则④。霍尔高度概括了福柯这一话语语境分析的方法论意义：

话语就是指涉或建构有关某种实践特定话题之知识的方式：一系列(或构型)观念、形象和实践，它提供了人们谈论特定话题、社会活动以及社会中制度层面的方式、知识形式，并关联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和制度层面来引导人们。正如人所共知的那样，这些话语结构规定了我们对特定主题和社会活动层面的述说，以及我们与特定主题和社会活动层面有关的实践，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规定了在特定语境中什么知识是有用的、相关的和“真实的”;哪些类型的人或“主体”具体体现出其特征。“话语的”这个概念已成为一个宽泛的术语，用来指涉意义、表征和文化所由构成的任何路径。①

如果我们用这种理论去审视晚近文学理论的诸多发展，可以发现，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已经深入到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等许多支脉中去了。晚近发展起来的批判性话语分析(CDA)进一步强调了这种语境化的路向。这种分析作为一个话语分析的特定类型，并不关心话语的形式特征(这恰恰是语言范式所感兴趣的)，而是集中于特定社会政治语境的文本与言谈中，社会权力滥用、支配和不平等的实施、再生产、抵抗的方式。这种研究的立场显然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和社会关怀②。虽然这一陈述是针对广义的社会理论，但用它来描述当前文学理论也是非常恰当的。

结语

从语言范式到话语范式，其转向的意义是复杂的。这里，我们在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的层面上展开分析，意在指出语言范式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理论范式，而话语范式则彰显出后现代特征。语言学家凡蒂克认为，目前话语研究的“三种主要方法：1. 集中在话语‘本身’，就是集中于文本或交谈的结构;2. 话语和交往作为一种认知来研究;3. 聚焦于社会结构和文化。话语—认知—社会的三角关系实际上就是把话语分析的多学科的场所”。这个三元结构的每一极都和另外两极相关联，因此，话语分析有必要成为多学科和整合的③。借用凡蒂克的表述，语言范式的文学研究只关注第一个层面，并割裂了与后两个层面的关联;而话语范式的文学理论努力重构了三极不可分离的复杂关系，并把这种关系性的分析和解释当作文学研究的基本任务。

语言范式强调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聚焦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化形式的文学性，探究语言系统的自足性及其特有规则，突出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知识与语言学的依赖关系等等，这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范式经由其区分性(或巴赫金所说的“减法”)而告别过去的文学理论，进而建构一个探索抽象语言规则的理论范式。我发现语言范式的文学理论始终存在着一个矛盾：它一方面坚持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追求文学研究本身知识系统化和专门化;另一方面又强调文学与科学的对立与差异，彰显文学的审美价值的独特性。这种范式最重要的信念就是坚信文学是独立自足的，因此抽象的语言观恰好适用于这一范式，不仅文学作品和文学语言是独立自足的系统，甚至文学理论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知识门类。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是现代性知识体系分化的体现。

与此迥异的话语范式对上述信念质疑与批判，转而被一种后现代的思维方式所取代。首先，那种认为文学是纯粹的独立自足的观念显得不合时宜了，文学与其说是纯粹供人审美欣赏的语言人造物，不如说是充满了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场域。同理，文学理论也不是什么自足的纯粹知识系统，它也是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和权力—知识共生的领域，也是一个斗争的战场。这种状况正好迎合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左派激进思潮，使文学研究成为庞杂的后现代观念登台表演的舞台。从狭隘的语言学模式突围，在打通文学和非文学的边界的同时，文学理论在话语范式中实现了跨学科的拓展，建构了超越文学理论藩篱的所谓“大理论”(杰姆逊等人语)。卡勒说得好：“文学理论的著作，且不论对阐释发生何种影响，都在一个未及命名，然经常被简称为‘理论’的领域内密切联系着其他文字。这个领域不是‘文学理论’，因为其中许多最引人入胜的著作，并不直接讨论文学。它也不是时下意义上的‘哲学’，因为它包括了黑格尔、尼采、伽达默尔，也包括了索绪尔、马克思、弗洛伊德、高夫曼和拉康。它或可称为‘文本理论’，倘若文本一语被理解为‘语言拼成的一切事物’的话，但最方便的做法，还不如直呼其为‘理论’。”①这也许说明，从语言范式的文学理论到广义的话语式“理论”，许多现代性的分化和区别被后现代的去分化所消解。但话语范式的理论吊诡的另一面则是在消解边界的同时，又开启了一场捍卫差异的斗争。这场斗争的表征之一就是对自由人文主义那些当作普适原理的价值观和信念的深刻质疑。文学并不是带有更高价值的普遍文化形式，其审美价值或艺术价值也不是超越具体时空语境普遍有效的。在这种情形下，一种相对的、地方性的差异话语分析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旨。“大理论”中流行的是各种小叙事和差异分析，无论是解构主义的文本解读，还是福柯式的话语形成分析，或是各种地方性的话语分析，均呈现出某种后现代的特征。“小心避开绝对价值、监视的认识论基础、总体政治眼光、关于历史的宏大理论和‘封闭的’概念体系。它是怀疑论的、开放的、相对主义的和多元论的，赞美分裂而不是协调，破碎而不是整体，异质而不是单一。”②

至此，我们通过分析文学理论中的两次语言学转向，指出了两种不同范式的更替意味着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学理论的建构，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但是，如何超越两极对立而建构“第三条道路”，是黑格尔式的“正、反、合”螺旋上升辩证过程?还是两极对立依旧但却衍生出其他另类路径?晚近“理论终结“和”后理论“的说法时有所闻，跨学科、反学科和回归学科的争议引人注目，批判和质疑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声音同样响亮，建设性的后现代和另类现代性的探索也在层出不穷地涌现。看来，就文学理论而言，如何在现代与后现代张力中实现创造性的超越，仍是一个开放的未有结论的问题。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陈剑澜

文本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从现代到后现代”(批准号：06AZW001)阶段性成果。

① Roman Jakobson, Language in Litera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63.

② 托多洛夫：《诗学》，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③ Paul de Ma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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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说，“语言学转向”的说法最初出自语言哲学家伯格曼(1953)，他提出“语言学转向”导源于维特根斯坦(Cf. Richard Rorty (ed.), The Linguistic Tur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 9)。但也有人认为这一转向早就发生，它可以一直追溯到英国哲学家洛克(Cf. Michael Losonsky, Linguistic Turns in Modern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Richard Rorty (ed.), The Linguistic Turn, p. 8.

③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鄄philosophicus, London: Routledge, 1961, p. 68.

④Richard Rorty (ed.), The Linguistic Turn, p. 373.在2007年出版的《哲学即文化政治》一本书中，罗蒂坚持捍卫这个说法，他强调语言学转向的用处在于促使哲学家从关注经验的话题转向了语言行为的话题。这一转变有助于打破经验主义的窠臼，更宽泛地说，特别是打破再现论或表征论(Cf.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60)。

⑤Cf. Michael McCarthy, The Crisis of Philosophy, Albany: SUNY, 1990, pp. 103-104.

⑥转引自埃亨鲍姆《“形式主义”的理论》，托多洛夫编《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①转引自埃亨鲍姆《“形式主义”的理论》，托多洛夫编《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第25页。

②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 Gayatri C. Spiva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63.

③Cf. Stuart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1997, p. 44.

①柏格、卢克曼：《社会实体的建构》，邹理民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169页。

②Emile Benveniste,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Coral Gables: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p. 224.

③俄国形式主义、捷克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尽管它们在一些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出现的具体历史语境也有所差异，但是，他们在文学研究的基本理念和方法论上却显出相当的一致性。以至于有的学者在讨论结构主义的历史时，总是将这四个派别依次排列，并指出了它们之间或隐或显的承续发展或影响关系。贝西埃等主编的《诗学史》(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就在“结构主义发展阶段”标题下依次讨论了这四个学派(参见第736—776页)。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李幻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也把除英美新批评之外的三个学派看作结构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参见第21—108页)。这表明如上文学理论流派具有同源性或同质性，而这种同源性或同质性在我看来就是语言学范式及其语言观念。杰姆逊也在指出了英美新批评与俄国形式主义在一些基本原则上的一致性，诸如反对把文学视为哲学信息的载体，反对传记式的起源研究等(Cf. Fredric Jameson, The Prison?鄄House of Langu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74-75)。

④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2页。

①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30、37页。

②Cf.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 99.

③伊格尔顿说道：“虽然形式主义本身并不是确定无疑的结构主义，但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却影响到了俄国形式主义者。形式主义从‘结构上’对待文学文本，不再关注指涉物而考察符号自身。”(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p. 85)。

④Jonathan Culler, The Literary in The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9.

⑤参见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蒋梓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⑥参见让—玛丽·谢弗《结构主义》，贝西埃等主编《诗学史》，第761页。

①雅柯布森、列维—斯特劳斯：《波德莱尔的〈猫〉》，赵毅衡选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选》，第330—336页。

②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③Emile Benveniste,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Coral Gables FL: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p. 83.

④托多洛夫：《诗学》，赵毅衡选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选》，第194页。

⑤塞尔登、威德森、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⑥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p. 100.

①②③④Emile Benveniste,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Coral Gables FL: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pp. 208-209, p. 224, p. 225, p. 227.

⑤甚至有学者认为，本维尼斯特的理论改变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人称代词中演绎出一部文学体裁的风格学，比如“我”属于抒情诗、自传、日记和个人小说，“你”则与抨击文章、爱情诗等(参见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13页)。

⑥也有学者发现本维尼斯特对索绪尔的解读中存在着不少误读(Cf. Raymond Tallis, “The Linguistic Unconscious: Saussure and the Post-Saussureans” , in Daphne Patai and Will H. Corral (eds.), Theory’s Empire: An Anthology of Diss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26-146)。

①塞尔登、威德森、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177页。

②Cf. Stuart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1997, p. 6; Christopher Norris, The Deconstructive Turn, London: Mehtuen, 1983; Robert Young, 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1990.

③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London: Routledge, 1989, p. 54.

④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福柯的话语概念也不同于索绪尔的言语概念。或者说福柯的话语概念在内涵上要比索绪尔的语言概念丰富，前者的外延也大于后者。也有学者认为，话语概念原本作为语言学上特指文本单位的概念，被福柯给破坏了，他赋予话语概念诸多不确定的、矛盾的东西，因而导致了话语概念成为当代人类学科最为混乱的概念之一。

①Tzvetan Todorov, Theories of the Symbol,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9.

②在指出这个倾向的同时，接着需要注意福柯和巴特等人的反人文主义的“人之死”观念。最著名的就是福柯在其《什么是作者?》一文结尾，借贝克特的台词所提出的问题：“谁在说话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更关心的是为什么会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参见福柯《什么是作者?》，赵毅衡选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第524页)。

③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 41.

④Michel Foucault,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in Hazard Adams & Leroy Searle (eds.),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 Tallahasse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①Stuart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1997, p. 6.

②语言学家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等人指出，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基本信条有：1. 关注社会问题;2. 权力关系是话语关系;3. 话语构成了社会和文化;4. 话语具有意识形态功能;5. 话语是历史的;6. 文本与社会的联系是有中介的;7. 话语分析是解释性的;8. 话语是一种社会行为方式(Cf. Teun A. van Dijk,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Deorah Schiffrin, et al. (eds.),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Oxford: Blackwell, 2003, p. 353)。

③Teun Adrianus van Dijk,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p. 24.

①卡勒：《论解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②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页。

作者：周　宪

第二篇：从社会文化理论到语言社会化理论

[摘要]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两个二语习得流派，前者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把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过程。这两种理论流派相辅相成。反映了当下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

[关键词]语言习得;认知过程;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学转向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

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

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一反应一反馈)模式和IRE(激发一反应一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

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

影响。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习总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

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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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尹洪山

第三篇：荀子的语言文字规范理论

摘要：荀子继承孔子正名论的主旨，强调语言文字必须规范化、标准化，提出了比较可行的规范原则和规范标准的推行办法。在继承前人的语言文字规范理论的同时，荀子又提出了“循旧作新”的思想，这是对前人语言文字规范理论的发展，同时也是荀子语言文字规范理论的核心。荀子的语言理论代表了先秦诸子研究语言的最高水平。

关键词：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循旧作新

先秦時期(含秦王朝)还未产生专门的语言学家，语言学也还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当时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乃至中央王朝都已经很自觉地关心语言文字问题。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尸子、申子、尹文子、公孙龙、管子、荀子、韩非子等都对语言文字问题发表了看法。他们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语言文字的起源、“名”与“实”(即名称与内容)的关系、语言与逻辑思维的关系等方面。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当属荀子的语言学理论，其中有一些是从语言文字规范化角度来谈问题的。

春秋末年，中国古代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革，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旧的名分与新生事物发生了不少矛盾，出现了“名存而实亡”的情况。荀子继承孔子正名论的主旨，强调语言文字必须规范化、标准化。并且是由国家以行政干预的方式加以实施。他在《正名》这篇文章中强调了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比较可行的规范原则和规范标准的推行办法。他主张“名定实辨”、“道行志通”，即治国者在给事物确定名称时，名称定了，就要让人清楚事物的实际内容(“名定实辨”)，如果用名称来表示实际事物的定名的原则推行了，人们的思想就可以相沟通(“道行志通”)，于是国家就谨慎地率领民众来统一使用这些名称。即制定了规范，大家都要遵守。反之，对于那些违犯国家法令，玩弄离析辞语，擅自创造名称以扰乱正确的名称，使民众疑惑不定，使人们增多争辩，那就称之为极端奸诈的人，他的罪过同伪造符节和度量衡的罪过一样。这样，人们就不敢乱名改作，生造词语和文字，破坏国家规章制度了。“正名”则是主张对名实不符的现象要加以纠正。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功能，强调语言文字在王道统治、风俗教化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荀子的这一思想与孔子的“正名”思想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国传统语言文字规范思想的精髓。

在继承前人的语言文字规范理论的同时，荀子又提出了“循旧作新”的思想，这是对前人语言文字规范理论的发展，同时也是荀子语言文字规范理论的核心。他针对当时社会“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的语言失控状况，寄希望于新的明王贤君：“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语言具有继承性，前后相继的两个时代，其语言系统内部各个结构层面上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语言中的词汇，有些基本词汇亘古不变，如日、月、山、水、人、牛、马……，荀子指出：“后王(对当时理想人君的理想化描述，在‘后王’身上，凝聚了新时代发展的一切要求，‘后王’成为礼法、王霸、义利等品质的表征或当代形势剧变时期各国变法自强的一些帝王——当世之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商代刑名大盛、周代爵名齐备，荀子主张这样做一方面使前代文化得以传承，另一方面又保证了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继承性。正因为语言有继承性，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读懂几千年前的古书。但是语言还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深化，有些词已经不再适合社会的需要，这样的词将逐渐被淘汰，另外，社会发展了，一批新生事物也随之产生了，这些新生事物也需要命名，这样，语言中就会产生一大批新词语。“循旧作新”这一语言规范化主张，一方面纠正了孔子因循守旧、只求语言稳定不顾语言变化的偏颇，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孟子只见语言变化、取实予名而不顾语言稳定的失误，全面辩证地处理了语言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使语言的规范不再是教条的僵死的模式，而是随世损益、应适时调整的柔性原则。“旧名”要由“王者”来循，“新名”要由“王者”来“作”，对语言进行规范(这种规范的内容主要是词汇，特别是有关社会制度方面的词汇)，在当时的条件下，荀子只能寄希望于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王者”了。

关于制作新名的方法(“制名之枢要”)，荀子提出了6种方法：同、异方法，单、兼方法，约定俗成方法，径易不拂方法，稽实定数方法。具有相同本质的事物用同名去指称，对不同本质即不类的事物则分别用不同的名去指称，这就是同异原则;在词语表达方面，有时用一个汉字即可表达如马、牛、羊、山、川之类对象，称单名;有时用两个或两个以上汉字表达一些对象如白马、黄牛、黑羊、高山、大川之类，被称为兼名，这就是单、兼原则;某个实际事物用某名去指称、反映，某名反映或指称某个事物，都要有一个使社会的人习惯、认可的过程，即经过约定俗成的过程，社会的约定俗成是命名的关键。荀子在名家、墨家研究的基础上，唯物地解释了“名”的起源的问题。他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意思是说，名称与其所表示的事物合适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由取名称的人决定的，约定俗成就是合适的，违反了约定俗成就是不合适的。他提出的“约定俗成”论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他第一次阐明了语言的社会本质，正确地说明了词的意义和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荀子指出：名称和事物之间本来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名称仅仅是某一特定的社会人群为客观事物所取的一个代号。但是，这个代号的获得不是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全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结果;而且，一旦这个名称被社会所承认，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随便改变它，如果一定要“异于约”，要“指鹿为马”，那就是“不宜”。荀子关于语言本质的约定俗成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科学的;名称被约定俗成，为社会所接受又是有条件的，要做到径易不拂原则，即好懂、易记，又准确清楚，不易引起误会的好名、善名才会被社会所接受;而“稽实定数原则”则包括了调查研究和数量的分析统计。所谓“稽实”就是考察客观对象的实质，相同的归为一类，不同的区分为不同的类;而“定数”则是通过数量的统计分析考察客观对象的同异、相互关系的变化来分析论述名的相互关系和变化。

荀子还提出语言文字规范的原则和推行民族共同语的方法。他主张专名从旧：“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因为它是前人所创，习用已久，义界固定，且各有其所，故加整理而用之。荀子法后王，极力推崇战国末期已经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度，但是在“制名”这样的事情上，荀子并不否认先王在礼乐刑法方面的贡献。刑名指法律名称，因商朝法律比较完备，故而荀子主张沿用其法制刑名。周朝制定了公、侯、伯、子、男等诸侯的等级以及五服、六官等种种等级的名号，直到荀子时代变化不大，故而荀子主张“爵名从周”;文名指各种礼仪之名，周礼最为完备，据说有3300条之多，故而荀子主张“文名从礼”。商代刑名大盛、周代爵名齐备，荀子主张这样做一方面使前代文化得以传承，另一方面又保证了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继承性。散名(各种各样的名称——物名，世上万物所取之名)从俗：“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物名用约定俗成的名称，其中的人事名则从新分析义界，制作新名，统一用法，然后以华夏民族共同语，影响周边“异俗之乡”，共识共享。诸夏指的是当时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夏族，他们说的话就是夏言(雅言)，也是当时流行区域相对广阔的一种方言，是当时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以诸夏之言为标准规范诸戎之语，荀子的这一主张已经蕴涵了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思想，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实际上，直到今天，规范汉语方言、推广普通话仍然是语言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于语言文字规范的作用，荀子认为，名不正其结果必然是“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贵贱不明是說社会地位的高低分不清楚，甚至贵者不贵，贱者不贱，尊卑颠倒。尊卑不清，自然治乱不定，这无疑会危及封建等级社会的统治秩序。这是从政治方面讲名不正的危害。从社会日常生活来看，名实混乱则会造成同异不别、是非不清。彼此之间的交流或者辞不达意，或者张冠李戴，相互之间的了解十分困难;这样自然不能使自己的意志付诸实践而取得预期的效果，大家所从事的各项事业必然会陷入困境，归于失败。从政治方面，用以区分贵贱;从社会生活方面，用来辨别事物的同异。贵贱分明了，同异区别了，这样表达思想就没有相互不了解的困难了，而大家所从事的事业也就不会陷入困境、归于失败了。荀子的语言功能观是荀子语言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另一方面，荀子也深刻地认识到当时名实相乱的社会现实，并指出名实相乱的后果，“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虽守法之吏，颂数之儒，亦皆乱也”。面对这样的现实，荀子认为只有做到“贵贱明，同异别”，才算是“迹长功成，治之极也。”这里说的是语言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维持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历史证明，荀子的这一观点在后世得到了响应，其中尤以秦代的“书同文，车同轨”以及清代推行的八旗子弟“通汉语、习汉文”运动为甚。毋庸置疑，共同的语言是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基础之一。

荀子的语言文字规范理论，既尊重社会对语言的约定俗成性，可避免王者制名的主观随意性，同时又强调了人，特别是明王圣贤干预语言生活、因实制名的能动性，王者所制之名是那些因社会某种默契习俗而已经流行的名，就可避免社会约定俗成的某些片面性。因为语言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趋向规范化，至于能否规范还在于人的因势利导。荀子的语言理论代表了先秦诸子研究语言的最高水平，经过他的学生李斯的努力，在秦朝统一中国后得到实践，“书同文”、“语同音”的规范制度为其后封建社会树立了楷模，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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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惠吉星.荀子与中国文化[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4、王维国.荀子的教育伦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新学术,2008(4).

5、祁长见.解读荀子的正名逻辑思想[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8(10).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作者：田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