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经济公平增长分析

推动经济公平增长分析（精选三篇）

推动经济公平增长分析 篇1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29年经济平均增速为9.7%, 告别了短缺经济, 步入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但是, 在快速增长的同时, 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日益突出:投资增长过快, 信贷投放过多, 贸易顺差过大;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压力不减, 城乡发展不平衡;三农问题依然存在。在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之外, 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为此, 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无论采取何种方法, 其落脚点都是要使全民共享发展成果, 共同富裕。十七大也特别提出, 要优先发展教育, 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本文拟对我国十七大提出的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经济发展措施进行分析。

要缩小我国目前的居民收入差距, 最主要的就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从生产要素的层面来讲, 我国实行市场经济, 生产要素参与分配。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 一部分人拥有资本, 通过积累效应, 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所以, 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一是让低收入者拥有资本, 二是在生产中尽量多使用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

二、教育、人力资本和经济公平增长

教育不仅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 同时还能缩小收入差距。叶茂林等 (2003) 把劳动力按受教育程度化分为初等教育程度及以下 (小学及文盲) , 中等教育程度劳动力 (高中及中专) , 高等教育劳动力 (大学专科和本科) 和研究生教育劳动力四个层次, 通过计量分析得出研究生文化程度的受教育者的产出弹性为0.1384, 大学的为0.2011, 中等文化程度的为0.1645, 初等教育程度的为0.0385。其中, 高等文化程度的受教育者对经济的产出弹性最高。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是教育提高了人力资本含量, 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正效应的作用;二是如果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 则会进一步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均。布吉农、福尔尼尔、格甘特等人对亚洲四小龙20世纪50～70年代的经济增长进行研究, 发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反而缩小, 而此时期这些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地实行了大力发展义务教育, 推进国民教育水平的战略, 因此研究把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归结于教育和人力资本的贡献。费尔茨对亚洲七国的研究表明, 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未带来收入的两极分化, 基尼系数在时间序列上呈现不断减小的趋势, 收入均等化与其实行的教育赶超战略紧密相关。韩国1965年以来在相当长时间内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发展, 同样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其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 国民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大力提升。陈钊、陆铭 (2002) 分析了我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 台湾地区在50年代到7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 但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却越来越小, 分析得出:导致公平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台湾地区重视教育, 教育的普及率较高, 人力资本收益提高, 使得经济既能够高速增长, 又逐渐导致收入差距下降。毛慧红、蔡颖 (2004) 分析了教育收益率、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关系, 得出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基尼系数呈倒U曲线关系, 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 基尼系数逐渐增大, 达到峰值后, 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 居民收入差距又逐渐缩小, 其峰值年限为8.685年。

教育能够减少收入不平等, 实现兼顾公平的经济增长。但如果仅仅是教育收益率提高,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却不变那么收入差距反而会扩大。反之, 如果教育收益率不够高, 即使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提高也不会对收入差距构成很大影响, 这时只要收入不平等的其他因素作用足够强, 就很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恶化。亚洲四小龙的经验说明, 要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兼顾公平的经济增长, 应当把全民教育的发展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 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 同时引入市场机制引导提升人力资本回报率, 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居民中的比例, 减少收入不平等, 实现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 在改革开放前, 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们的收入水平在改革前被人为的平均化了, 因此, 改革之后的教育收益率提高反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陈钊、陆铭, 1999) 。在我国,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可以部分由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得到解释 (李实、赵人伟, 1999) 。因为我国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 人力资本收益向合理的方向复归, 教育收益率的继续提高可能导致今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要改变这一现象,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更为根本性的措施还是要通过大力发展教育 (主要是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 来缩小收入差距, 而这一政策的效果在教育收益率显著提高的情况下更为明显。由于我国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地区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来加以解释, 因此发展教育也应采取一定的倾斜措施, 重点提高内地和农村地区居民的教育水平。

目前, 我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 初中以上文化的只有6000万人, 年龄大多在30岁以上。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 农村高中毕业生比比皆是, 但现在高中生在农村已成了稀缺人才。如今孩子读书, 从小学到初中、高中, 再到大学, 每提高一个门槛, 收费就增加。在农村, 尤其是贫困地区, 这是导致农村越来越少的学生读高中上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优先发展教育,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已经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了西部人才战略, 这一人才战略在考虑提高西部受高等教育人才的积累的同时, 也应充分考虑发展当地的中小学教育, 提高当地的全民受教育水平, 这样才能为西部的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进而实现内地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同时也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和整个国家的收入差距。从地区内部来看, 经济转轨过程中原本受到抑制的教育收益率有所提高, 从而造成地区内部收入差距扩大, 对这一合理趋势政府不宜过多政策干预。

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经济公平增长

关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决定机制的理论, 不仅要与某些国家收入增长慢且不公平的经验现象相容, 而且还要与收入增长快且公平的现象相容, 即公平与效率要得到兼顾。林毅夫、刘培林 (2003) 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观点:第一, 从动态角度看, 一个国家所采取的发展战略会同时影响公平和效率问题的实际状况。第二, 发展中国家普遍的现实情况是, 置自身要素禀赋条件于不顾, 奉行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 扶持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为此扭曲甚至严重扭曲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使低收入者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劳动力资产的就业机会大大减少、劳动工资被严重压低。第三, 任何国家和地区, 只有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来发展经济, 经济体制当中的企业才具有自身能力, 从而没有政府的扶持措施, 整个经济体系也不会受到扭曲;低收入者的劳动力资产才可以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才有可能兼得公平和效率。

如果发展中国家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就能使劳动者获得最充分的就业机会、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随着经济的发展, 资本快速积累, 要素禀赋结构会由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逐渐改变为劳动力相对短缺、资本相对丰富的状况 (林毅夫, 2002a) ,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原来属于低收入阶层的劳动者的收入也会随着资本的积累、产业和技术的升级以及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增加, 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就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缩小, 从而实现公平的经济增长, 效率与公平兼顾 (林毅夫, 2002b) 。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其资源禀赋的特点是劳动力相对丰富, 资本相对短缺。要做到既能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 又能使现有的不公平程度降低, 只能是采取措施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为此, 要奉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决定了在我国宜采用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还表现为地区收入差距过大, 中部、西部收入差距明显落后于东部。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 中、西部地区应该抓住机遇,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中、西部地区相对东部来说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由于劳动力的资源丰富, 按照供求关系决定的劳动力价格较为低廉, 企业的生产成本不高, 可以保持企业的良好发展, 同时保证低收入者能够充分就业, 其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样, 既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又能缩小收入差距。就我国东部来说, 其资本也只是相对西部地区较为丰富, 就我国的人口分布来说, 东部最为密集, 所以现阶段, 大部分东部地区还是宜采用劳动密集型产业, 使东部地区的经济能够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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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人伟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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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林毅夫.发展战略、自身能力和经济收敛[J].经济学, 2002 (1) .

让经济在“公平”中增长 篇2

第一，要把“公平”的原则贯彻到各项分配原则中。我们已允许不同的分配原则存在，现在必须进一步要求在不同的分配形式中贯彻公平的原则。在不同分配形式中贯彻公平的原则，要重点研究两个问题，重点解决两个问题。重点研究的两个问题是：1，如何保证劳动，资本，土

地，管理，科技等各要素得到相应的回报或补偿，如何量化各要素的分配才公平？各要素对效益的贡献和分配比如何确定？2，  如何贯彻按劳分配，按劳分配中的“劳”如何计量？各种劳动的贡献比和分配系数如何定？在研究的同时，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重点解决劳动的足够补偿问题；二是重点解决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客观地讲，多年来我们对于劳动的补偿是不够的。按照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劳动力的价值应该包括劳动者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者的发展和养育后代的费用，换句话说，劳动者的工资应该包括劳动者的衣食住行，学习提高费用以及家人、子女的抚养费用？。我们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不足以补偿这些。而且，由于历史上低工资水平的影响，现在工资水平依然普遍很低，即使在不同经济成分中，劳动的补偿也不足。由于劳动补偿不足，相应的也存在资本的积累，其他要素的收益是否公平的问题。可以说，劳动收益的流失，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表现，也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形成因素。

关于第二个问题，从我国目前情况看，收入差距不宜过大，这应是当前体现公平的主要内容。因为：一是劳动和其他要素的分配并没有一个科学的依据，劳动者补偿普遍不足；二是在目前社会经济条件下，不能保证高收入者的收入都是经营、劳动成果；三是我国社会经济制度不允许社会劳动、资源都朝高收益处转移，不允许通过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来实现收入分配调节；四是有些高收入行业未必有好的社会效益，未必应给以鼓励。

第二，为了在各项分配原则中贯彻“公平”的原则，还应对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清理整顿，在“公平”的基础上完善或制定新的分配政策和分配方式，以保证在不同的分配制度中贯彻公平的原则。

第三，政府充分利用税收杠杆进行宏观调节，贯彻公平的原则，实现社会收入再分配。坚持公平的原则，在初次分配层次上就是贯彻以按劳分配原则为主体的各项分配原则，在再分配层次上就是要消除差距悬殊，协调各种分配关系，保障社会整体效益，同时通过调节收入来引导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可采用税收杠杆对于收入差距悬殊加以调节，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加强管理，减少非经营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尽可能杜绝非法收入，保证公平。

第四，要改革配套，保证收入分配改革实施结果公平。比如，在对经营者实行年薪制，股权、期权分配方式的地方，相应的就要改革经营者产生的体制，让经营者走出官本位，官体系，走出旱涝保收，走出任命制；要形成经营者市场，经营者竞争产生；其收入完全和经营业绩挂钩，不再出现经营者一方面在企业拿高薪，一方面又享受官员的特权，企业经营不善，甚至破产倒闭了，一纸调令又到机关继续作官的问题。如果不能这样，无论什么样的经营者分配制度改革，什么样的高薪制都不能让人信服，都容易产生不满情绪。

第五，清除政策因素、改革因素造成的部门间，地区间，试点、非试点间收入分配不公平。正视目前事实上的部门所有、地方所有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着手解决部门所有、地方所有问题；严禁五花八门的部门、单位福利，取缔小金库；提高工资，规范福利项目，统一发放政府部门福利；试点的意义在于取得经验指导面上工作，而不是长期给试点以特殊和优惠制造不平等，要逐步消除试点企业、试点单位、试点地区和非试点的政策上的差别，共同发展。

第六，对于垄断行业的垄断利润以税收或资产收益方式收归国库，消除资产占有不公平状况造成的资产收益不公平，收入分配不公平，消除其他非劳动、经营、管理等因素造成的收益不公平。

第七，调整政府职能，加强政府机构建设，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保证国有资产收益，堵塞漏洞。有一个资料反映，目前在全部社会资本中，个人资本占54％，国有资本占23％，集体资本为8％，  法人资本为8％，外资为7％。其资本收益比分别是：37％，16％，19％，15％，13％。资本收益占有比超过资本拥有比的是集体、法人和外资；资本收益占有比低于资本拥有比的是国家和个人。也就是说，每年，国家有大约1295亿应得而未得的资本收益不知去踪。我国资本收益率很低，是美国的3％左右，平均收益率是6.4％，其中，国有资本收益率是4.9％？，低于平均收益率。国有资产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流失，这也是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一个来源。要尽快建立起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切实解决这一问题。

推动经济公平增长分析 篇3

推动县域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

不断推进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是贯彻落实

鹤峰县发改局局长

姚宏

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鹤峰县是一个面积大县（2872平方公里），又是一个人口小县（22.14万人），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县域经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18.2亿元，与 1978年的 5227万元比，翻了 5.04番（每 6年翻一番），平均增长 12.6%，三次产业结构比由 68.0:11.9:20.1调整到 31： 35.7： 33.3，进入工业化初级阶段，国民生产水平、经济结构水平居全州前列。但是，与全省平均比，差距很大：从生产水平看，不到全省的一半（全省 19838元 /人，本县 8229元 /人）；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一产业比全省高 15.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全省低 8.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全省低 7.2个百分点（2008年全省三次产业结构为 15.7:43.8:40.5）；从增长速度上看，“十一五”前 3年，GDP平均增长 11.5%，比全省平均低 8.9个百分点；从农民人平纯收入上看，2008年全省为 4656元，本县只有 2555元，还是一个经济上的弱县。为了逐步缩小地区差别，尽快实现“小康鹤峰”，有必要深入探讨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问题。

一、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影响，二是城乡结构的影响，三是体制结构影响。一般情况下，产业结构的影响以第三产业为核心；城乡结构的影响，以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为核心；体制结构的影响，以私营民营经济的比重为核心。过去，本县经济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呈现以下特征：、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总量增长影响很大。产业结构一般要经过第二产业大于第一产业大于第三产业和第三产业大于第二产业大于第一产业两次大的飞跃。本县从 20 02年开始，第二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一产业，往后的 6年，第二产业的比重从 43.9退到 2008年的 33.6；第一产业从 3 8.4退到 30.8，第三产业由 23.4上升到 33.6。相关分析认为：第三产业的比重每上升 1个百分点，县域生产总值就增长 0.9亿元。值得注意的是：本县经济结构第一次飞跃，是在经济总量很小的情况下发生的飞跃，现阶段全县的经济总量水平（GDP）在全州八县市中最低，2008年比宣恩少 3.3亿，比来凤少 1.4亿，比咸丰少 2.1亿；而本县的国土面积比宣恩、来凤、咸丰分别多 152、1533、342平方公里，一产业的增长空间比较大。第二产业对第一产业低位超越，动量少、贯性小，结构的稳定度低；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主要靠投资增量的拉动，三产业内部缺乏增量支撑。

2、城乡结构变化对经济总量增长影响弱小。城乡收入差距满足由小变大、由大变小、最后趋于平衡的规律。在差距拉大的过程中，对经济总量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大量农民工进城参与城市建设，从事城市二、三产业，农村留守劳力的土地资源使用量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外出务工收入参与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一定区域内越显著，对经济总量增长影响就越大，被称为“城乡二元经济” 或“农村哺育城市”； 在城乡差距缩小的过程中，国家转移支付力度增大，工业谋划农业点面扩宽，土地经营权向能手集中，城市资本投向转向农村，被称为城市返哺农村。2005 年，本县的城乡收入差距系数为 0.23（1-农民人平纯收入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008年为 0.27，“十一五”前 3年，城乡收入差距系数上升了 0、04，基尼系数由 0.39下降到 0.35，进入城乡差别缩小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过程中，城市化进程缓慢，2002年为 20.4%，2008年为 25.7%，6年增长 5个百分点，比全省平均低 15个百分点，城镇产业承载力弱，绝大部分农村劳务工流出了境外，进入转型期后，地方财力配套支持力不够，城市经济力量单薄，对县域经济增量影响有限。3、体制结构变化对经济总量增长影响显著。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建立与初级阶段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所有制制度、分配制度、民主政治制度等，检验的标准不是框框条条，而是 “三个代表”，是否是科学的发展。改革开放 30年来，本县经济体制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农村，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制度过渡到全面实行土地租赁制度，1988年县政府出台了《土地租赁经营试行办法》，明确土地由村委会集体所有，由村委会出租，并将承租对象延伸到村外、乡外、县外的社会法人； 1997年县委、县政府又出台了《关于认真做好延长土地承包工作的通知》，2000年在全县范围完成了农村土地二轮承包，2004年取消了“三提五统”，广大农村的管理费用和公益事业发展由国有集体经济承担，为农村私营民营经济的充分发展奠定了长效性基础。在城镇，分两步创造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第一步，1986-1996年 10年期间，实行以租赁承包为主要形式的改革，1988年县政府制定了《深化企业改革、完善企业经营》试行办法、《企业租赁经营试行办法》和《放活科研人员、放活科研机构暂行办法》，逐步取消产品统购、定购、排购制度，逐步取消钢材、化肥等主要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大力推行国有民营、公有私营和租赁经营制度，市场经济得到初步发育。第二步，1997年以后，改革重点转向产权制度和人事制度，将县管国有集体企业资产全部推向市场，与职工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至 2001年，除中央下伸的国有企业外，在竞争性领域没有一家县属国有企业，县域经济基本实现了民营化。2008年，全县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注册总数发展到 3843户，民营经济从业人员占全县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 90%以上，实现增加值占县域生产总值的 52%，提供税收占财政总收入的 80%。改革开放以来，鹤峰人民始终保持“开放包容、勤劳朴实、执着追求、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鹤峰精神”，造就了一批企业家和文化名人，有力的推动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体制创新的潜力减弱以后，企业发展的主要形式是技术进步和创新，主要标志是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