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新突破

中国外交新突破（精选七篇）

中国外交新突破 篇1

一、文化外交与中国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不等同于文化交流, 它是具备一定理论指导、战略目的、实现方式等相对独立的外交方式。19世纪末, 欧洲殖民者对世界各国的殖民入侵增强了不同文化群体的联系, 出现了最初意义上的文化外交。1883年法国建立了法语联盟 (Alliance Francaise) , 利用“她的文化世袭财产作为复兴的方法”, 在法属殖民地和世界各地教授法语, 旨在实现拿破仑梦想中的精神征服, 自此, 以实现文化霸权为目标的“文化侵略”、“文化输出”、“文化渗透”成为文化外交的重要形态, 1935年英国成立文化委员会 (British Council) , 1938年美国成立了文化关系处 (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 。冷战期间, 国际文化传播聚焦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 苏美两国为此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文化以其独特的隐藏性和穿透力成为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美国的得心应手的工具。

新中国历来重视文化在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 周恩来总理曾经形象的把对外文化交流比喻为中国外交工作两翼中的一翼, “各国人民在文化上的交流, 正如在经济上的合作一样, 也是促使各国之间和平、友谊和合作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条件。”[2]但是,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反对以意识形态画线来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 反对形形色色的“文化入侵”、“文化渗透”和“文化结盟”, 在文化交流中, 我们自己注重的是“拿来”, 是“为我所用”, 对他国我们强调的是尊重和理解, 是“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尽管中国外交史册上曾有过享有美誉的“乒乓外交”和“中日民间外交”, 但都是在间接意义上对政府外交起推动作用, 而不是进行具有文化渗透意义的所谓“文化外交”。中国文化外交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中国对外文化关系的提升, 它继承了新中国文化交流中的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相互交流的特点, 以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和而不同”思想作为其理论内涵, 以树立良好的国际文化形象, 在世界文化交流和竞争中提升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亲和力为发展目标, 从本质意义上讲是一个全新文化外交战略。

二、文化利益提升是中国文化外交确立的时代要求

世纪之交, 国际文化联系呈现出纵深发展的趋势, 文化不仅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成为激烈国际竞争的重要目标。文化利益的提升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如果不能迅速建立自己的文化战略, 就会处于被动守势, 就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

文化产业已成为公认的“朝阳产业”, 并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支柱产业之一, 文化的附加值已成为一种蕴涵巨大潜力的无形资产。文化对于经济利益的影响使人们认识到:“文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和财富, 谁掌握了先进的知识和技术, 谁就占据未来全球文化发展的主导权, 谁就抢占了未来社会发展的制高点。”[3]人口、资源、环境、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使加快国际文化互动和沟通, 促进国际协调和国际治理成为国际政治的应有之义。文化在外交领域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化背景、文化传统问题, 而成为各国政府必须重视、必须回答的战略问题。

从文化自身来看, 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碰撞和融合, 深刻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习惯和价值标准, 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和技术优势, 积极进行“文化争夺”和“文化渗透”, 这使总体上处在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上面临巨大的压力, 而且在文化安全和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文化外交不是单纯以文化为手段的外交, 在中国文化外交的深层内涵中, 文化即是手段, 也是目的。用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文化中纷繁复杂的问题, 顺应历史发展趋势, 维护中国文化安全和文化利益, 在国际文化合作和竞争中实现中国文化提升成为文化外交的重要目标。

三、“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外交的独特内涵

文化外交离不开文化理念的引导。国际社会中存在两种极端的文化外交:追求“以同化异”或“以异抗同”。“以同化异”是一种扩张性文化外交, 表现为盲目和狂妄肯定自身文化的独特优势, 否定他种文化存在的合理性, 在激烈的国际文化碰撞和竞争中, 对他国进行“文化强制”和“文化渗透”, 力图建立以自身文化为核心的世界“同一”文化。“以异抗同”的文化外交表面看来是对“以同化异”的直接回应, 它强制倡导回归传统, 固守原典教义来抵御文化霸权, 但极易从自保走向封闭, 走向文化极端, 成为一种“文化孤立”且又隐含文化扩张的因素。从表面上看, 文化霸权和文化封闭似乎是对立的, 而且文化封闭的产生和文化霸权的恶果不无关系。但从实质看, 它们都是把“统一”和“同一”文化混同起来, 盲目夸大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以致产生利用文化进行扩张的意向。因此, 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 他们都是相通的, 有害的, 都是影响国际和平与发展的不利因素。

“和而不同”思想源于中国传统的“和”或者“和合”文化, 公元前8世纪周史官史伯的和同观:“夫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 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若以同裨同, 尽乃弃也。” (《国语·郑语》) , 明确提出了“和”与“同”的差异和区别。“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 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 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4]中华民族经历了民族融合、文化复兴的历史, 也有过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教训, 长期的历史实践使得各族人民都深刻认识到: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导致文化萧条、沉寂和文明的落后, 广纳博取、互通有无则带来文化繁荣和文明昌盛, “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的历史中凝聚出的理论精华, 是建立在历史实践基础上的具有说服力文化交流理论。“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 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 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 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5]“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深刻指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道路, 是促进维护和平与发展, 推动文明进步的有益方式。

四、中国文化外交是中国推动世界和谐重要手段

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上, 发表了题为《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走和平发展之路, 推动世界和谐发展”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一项具有根本意义的国家战略。和谐世界蕴涵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内容, 是在中国对于国际、国内问题深入认识、思考后提出的未来国际构想。虽然我们不能高估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必须承认文化方面的真正理解对政治、安全上的互信, 经济上的互利具有根基性质的作用。尽管文化的作用是缓慢的、间接性的, 但是也是持久的、基础性的。

与“和而不同”相通、相融的是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把“百家争鸣、兼容并蓄”看做是处理不同文化交融、碰撞的一种准则;主张通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提高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注重以心服人、以理服人, 反对“以霸压人”;把“和平共存、和谐共处”看做是各种关系相互融合的目标追求。这种存异而致和的博大胸怀, 深刻而辩证的思维方式与当今世界要求维护持久和平、均衡发展、长期稳定的目标是相适应的, 强调在平等性、开放性、互惠性的基础上实现文化对话、文化沟通和文化往来, 是实现世界和谐发展、共同进步的基础。“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是一个‘你去我来, 你来我去,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6]这对粉碎一些国家蓄意制造的“中国威胁论”具有最为直接的针对性, 我们向世人表达中国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精神, 同时, 也能增强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和理解, 为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

时代的发展既带来了文化地位的提升, 也促使外交自身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文化外交以其独有的特色, 与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相平行, 共同构建了具有立体结构的中国总体外交。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外交思路, 中国文化外交必将成为有益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外交的发展, 同时也有益于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摘要：世纪之交, “中国的文化外交空前活跃。文化外交已经成为中国继经济、政治外交之后的第三大支柱。”中国文化外交, 从相对独立意义上看, 不同于过去单纯的文化交流;从本质上看, 不同于一些国家以“文化征服”和“文化渗透”为目的文化外交;从文化理念、目的设定和方法运用等来看, 中国文化外交是一个全新外交思路。

关键词：“和而不同”,文化外交,中国

参考文献

[1]孙家正.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J].求是, 2004, (24) .

[2]转高树勋.中国文化法规.机构[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20.

[3]李忠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J].瞭望, 2002, (25) .

[4]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江泽民主席发表重要演讲受到与会美国政治家、学者和大学生的热烈欢迎[N].人民日报, 2002-10-25.

[5]汤一介.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J].中国哲学史, 2000, (4) .

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 篇2

回首凝视，中华民族已然走过了五千年风雨兼程的路。“落后就要挨打”近代一百多年短暂的岁月留给我们整个民族的的记忆如此深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

而在当下，中国已是多边舞台上活跃、重要的力量。有人说:，“习近平号”正在开启中国大国外交时代。”。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两年以来，世界看到了一个坚持自己的外交原则，更加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的中国，一个立足亚太、布局全球，以新战略谋取新格局的中国，一个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的中国。

中英关系开启“黄金时代”

金秋十月，最近各大新闻网站上最热的莫过于“***访英”这一事件了，习近平主席将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邀请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主席10年来首次对英国事访问。访问期间，***将与英方领导人共同规划双边关系发展的美好蓝图，推动两国建立持久、开放和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近平夫妇将同英国女王一同检阅英国皇家仪仗队，并下榻白金汉宫。当前，英国社会各界对***此访翘首以盼，期待着访问取得丰硕合作成果，在英掀起一股强劲的“习旋风”。习主席这次专访表明了中国对于英国这一欧盟核心大国的重视。

中英两国历史渊源颇深，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在历史上都对人类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时至今日，两国仍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且都面临着进一步深化改革、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任务，均致力于通过改革与创新促进增长，都视对方的发展为本国的重大机遇，都对彼此重大发展倡议抱有浓厚兴趣。英国作为发达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且是欧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中英关系不但要维护，还要努力提升推动。因此，发展好中英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繁荣与和平。

中俄树立大国合作典范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大幕徐徐拉开，先是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于5月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并访问俄罗斯；后是普京于9月参加了中国举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

70多年前，中俄分别是二战亚洲和欧洲主战场，为二战胜利付出惨重牺牲，做出巨大贡献。纪念战争是为了避免战争!70年后的今天，中俄两国共同纪念、彼此互访，不仅能够向世界展示在战争年代中俄两国的历史贡献，同样可以捍卫历史公理。，中俄为新型国际关系树立了典范。中俄两国目前已近乎解决了所有最重要的问题，两国在双边关系和全球事务中都有广泛一致的核心利益。中俄两国在历史问题上“深度对话”，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真相与定性达成高度共识；在战略问题上“及时对表”，共同优化、净化当代国际关系；在经济问题上“精准对接”；在安全问题上“互信合作”。

中俄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支柱。中俄两国树立了大国之间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典范，对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

在习近平主席的外交蓝图中，与美国的关系是核心部分。“只要本着相互尊重、开放包容的精神，中美在亚太完全能够有更大作为，让太平洋成为真正的太平之洋、合作之洋。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在“庄园会晤”、“瀛台夜话”以及今年9月展开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等多个重要场合，国家主席习近平妙语连珠，多次诠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近年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双方战略竞争更为激烈，美国执着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力求遏制中国崛起，维持其亚太主导权，实乃霸权主义。虽然中美之间存在分歧，但中美关系发展可谓沐雨经风、曲折迂回、恩怨交加。既饱含相互斗争、坎坷蜿蜒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重、相对平稳的一面。

中美双方应该加强对话，增信释疑，促进合作，确保中美关系始终不偏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轨道。中美关系的发展已经超越两国范围，影响整个世界。作为两个大国，中美都肩负着促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艰巨任务，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使命，肩负着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职责，也承载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希望与期待。在新形势下，中美尤其要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共同发挥建设性、负责任的作用。

中日依旧敏感而复杂

2015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70周年，然而安倍当局却否认历史，拒不认罪，企图抹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对于这种对侵略历史的倒行逆施，中国向其严正指出了中日关系的处理原则。

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充满风雨，恩怨百年。两千多年的交流中，爱憎相交，关系微妙。对话与交流是化解对立与恩怨的钥匙。在当今国际形势下，中日两国应提升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的档次，缓解乃至解决领土与海域问题，开展大型经济项目合作。另外，中日还应共同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坚持劝和促谈的立场，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强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解决环境、贫困等问题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在更广泛的国际问题寻求合作。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全方位突破 篇3

近年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全方位新进展。中国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拓展了与各类大国的关系，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联系更加紧密，合作更加深化，全面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丰富了治理内涵，推动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盘点这些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成绩斐然。

拓展全球伙伴关系

建立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使中国外交如鱼得水，合作伙伴遍及世界各个角落。

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建立与拓展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创新之举。它超越了纯粹的“不结盟”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模式，其核心理念是“重道义、讲原则、谋共赢”，凸显了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求同存异”、“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哲学思想与核心价值理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亲和力。

中国摒弃和反对“零和”思维和游戏规则，不赞成排他性的结盟关系，主张世界秩序开放包容、多元互鉴，国际关系和谐相处、平等相待、合作共赢。中国周边外交“亲诚惠容”的思想正是全球伙伴关系在周边的现实反映。中国已经与67个国家和5个国际组织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思想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赞同和支持。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倡导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伙伴关系思想的升华。中国倡导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与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军事同盟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美国“军事同盟”是封闭的、排他性的，其根本目的是对抗，甚至是军事对抗。盟友关系并非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而是以美国为中心，其他国家依附或仰仗美国的安全保障。

相比之下，中国希望建立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不管前面有没有“战略”两字，都是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不针对第三国，始终贯穿了中国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万隆精神”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共同发展服务的。

中国倡导的全球伙伴关系没有“厚此薄彼”的刻意区分，也没有“你们与我们”的阵营之分割，追求的是彼此合作的“全球主义”和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主张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也并非以中国为中心，而是多中心、多层面、有不同支点的同心圆组成的全球和区域合作网络。就像互联网一样，相互联结、相互交错。它既有南南合作，又有南北合作，更有不分南北、区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世界丰富多彩，各国发展条件不一、发展模式各异，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提倡做加法和乘法而不是做减法，是1+1大于2，是“互联网+新时代”的各国相互学习、连接和合作的新模式。

全面参与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事关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是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准绳和框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二十国集团（G20）核心成员，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也是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思想和方案，丰富治理理念和机制，将对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习近平指出，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治理正经历重大变化，这是全球治理变革的背景。这些变化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神话，西方国家软硬实力受损，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各国都在探索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机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迪的《21世纪资本论》虽相隔几百年，却都深刻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相比的获利优势和资本贪婪本性。

二是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世界力量对比的“东西方鸿沟”迅速缩小，全球治理正逐步从“西方一统天下”向“东西方共治”转变。尽管如此，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制内话语权与自身力量增强并不匹配。

三是中国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唯一亮点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应对金融危机中的无私、杰出表现赢得世界各国的赞誉。中国的制度优势、道路优势和发展模式由此受到世界广泛关注和认可。

中国全面、深入参与全球治理表明，中国正以实际行动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推动全球经济恢复强劲可持续增长。其中突出的例子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创新了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模式，为区域乃至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新思路，已得到60多个国家的欢迎，是新世纪亚洲、欧洲和许多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重大机遇。中国正与沿线国家进行政策沟通、发展战略对接，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一体化、资金流通以及文明交流互鉴做好准备。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新国际金融机构将给“一带一路”建设增添强大动力。

尽管美国推动达成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OPP）在制定全球治理新规则方面排挤中国，中国却始终对TPP等区域一体化设想抱开放态度。中国是世界128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将在国内四大自贸区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同时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放，而且更加侧重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开放，如同亚洲腾飞的“双翼”，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世界经济强劲发展。

全球治理领域变革尚未有穷期，它将深刻影响新世纪国际秩序、国际规则的调整和重塑。各国高度关注中国作为G20核心成员和2016年轮值主席的引领作用。这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全球治理变革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大好时机。

特色大国外交显效

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为指导，中美关系在矛盾中向前发展，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中国与欧洲等中等强国的关系开创新局面，“东西南北”的地缘政治概念被打破；中国与金砖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正在深化，巩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基。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成功的国事访问是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中美矛盾不断出现的背景下进行的，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尽管最近中美在南海问题上分歧突出，美国进入大选期处理中美关系的难度和不确定因素增加，但中美沟通渠道畅通，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依然是两国的共识。

这些基本共识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双方都不认同中美作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然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在坚定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基础上坚持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道路。美国欢迎中国发展壮大，希望美中进行建设性竞争与合作。二是中美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变革达成基本共识，美国对中国可能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担心有所缓解。秩序与规则之争历来是国家竞争的核心，也是中美在国际关系中碰撞的焦点。它既事关国际秩序，涉及全球治理体制，又关乎主权利益，对中美能否和平相处、合作共赢至关重要。中美在G20的密切合作为防止世界金融经济崩盘做出了贡献，使两国认识到，中美“块头大”、国际影响力大，中美合作不仅仅事关两国利益，更将影响世界的发展与稳定。三是中美坦诚以待，不回避分歧和矛盾，加强分歧和危机管控，建立两军沟通机制，搭建网络安全协调渠道，充分表明两国关系渐趋成熟，有能力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和对抗。

此外，中国加强与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中等强国关系是中国特色全方位外交的重要体现。中国建立全球伙伴关系设想与这些国家同中国发展务实合作、搭中国发展“顺风车”的愿望不谋而合。

习近平主席对英国访问获得巨大成功就是典型例子。中英在核电、高铁、金融等领域深度合作开创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国际产能合作的新领域。国际关系中“东西南北”的两分法被打破，全球基于利益共同体的伙伴关系被广泛接受，中国共同发展、合作共赢思想越来越受欢迎。

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西方中等强国与美国在对外战略上有较大分歧。他们与巴西、印度、印尼、土耳其等发展中大国一样，都主张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2008年金融危机及紧随其后的经济和债务危机，给西方中等强国一个警示，那就是全球治理体系包括货币体系需要变革，以减少系统性风险。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思想被许多中等强国所接受，他们愿意加强与中国协调，改进全球治理体制，以反映世界格局转变的现实。

中等强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凸现，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应重视发挥中等强国在全球和区域不可或缺的作用。当前，中等强国既包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也有墨西哥、土耳其、伊朗、印度尼西亚、南非、阿根廷、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发展中国家或者其他国家。中等强国的特征是能在国际事务各领域采取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为自己制造腾挪和折冲空间。这些各具特色的中等强国已构成国际社会的“中产”和“中高产”阶层，成为推动国际权力结构向扁平化发展的动力源。如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由韩国、墨西哥、巴基斯坦、阿根廷等挑头的“团结谋共识”运动，成为打破日本、德国、印度、巴西“四国联盟”以捆绑方式强行获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重要力量。

再次，广大发展中国家始终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基和战略依托。中国十分重视自己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关系身份认同。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期间强调的那样，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会忘记在20世纪70年代初，是发展中国家支持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这种血肉联系将始终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础。

当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发生双重“重心转移”：一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持续提升，仅中国就连续几年超过30%，世界经济增长重心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二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中国对外经贸重心从发达国家逐步转向发展中国家。

21世纪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80%和20%。到了2010-2013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完全颠倒过来，变为19%和81%。中国贡献率最大，约为35%。

中国近年来的出口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中国增长最快、发展潜力最大的贸易伙伴。从出口增速看，2013-2014年中国出口增速回落到7.2%，其中G7国家降到4.4%，其他发达国家7.4%，金砖国家为6.1%，其他发展中国家仍有12%，其中东盟增速最高，为16%。从中国出口比重看，2000年G7国家、其他发达国家、金砖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四类经济体占比分别为48%、35.2%、2.7%、13.9%。2014年这四类经济体占比变为3.9%、30.8%、6.2%、29.2%，发展中国家份额上升近19%。

中国外交需要与时俱进，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关键伙伴作用。充分体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一带一路”倡议颇能说明问题。这项倡议的实施将使中国从过去主要侧重对发达国家开放，转为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重开放，并将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摆在优先位置，实践了邓小平30多年前提出的“三个方面开放”全方位开放的战略思想。

中国外交新突破 篇4

一些专家指出,面对外交格局的变化,中国外交要以全面参与、及时反应和主动塑造的姿态,积极全面地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智库研究人员则应具备学术能力、政策研究报告的撰写能力和运用媒体语言的能力。

参与、反应、塑造——中国需建构外交新格局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崔立如:

当前国际格局正处于重大转变时期,这也意味着中国外交新格局开始形成,其根本性挑战是中国如何与外部世界良性互动,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梦想变成现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上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和平发展,虽然和外部世界偶有矛盾,但并不尖锐,结构性矛盾不突出。中国融入世界,同西方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成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利益攸关者。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同外部世界的碰撞和摩擦会日益强烈。 中国需要建构外交新格局,其困难在于中国要在不打破国际旧结构的同时建立新结构,这是我们从未面临过的局面。中国已经被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虽然还没有做好准备,但已无路可退,只有加快适应这一局面。

中国的外交同样离不开国内的发展,国内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就需要外部配合。外部环境能推动内部发展转变,而转变发展方式又能为外交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中国模式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国内发展模式,还取决于我们如何和外部世界相处。中国不仅要搞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还要重新建构和处理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前所长杨毅: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三个重大转变:从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转变;从国际体系的配角向主角或次主角转变;从国际角色的“单项选手”向“全能选手”转变。

但中国在这些转变中所遇到的问题,比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崛起都要多。首先,因为世界上还存在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对立。其次,有的西方国家将中国的和平发展视为挑战,认为中华民族复兴和西方主要国家的冲突不可避免。最后,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面对这些新变化,中国外交需采取三大姿态来应对,即全面参与、及时反应和主动塑造。我们必须积极全面介入和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在涉及我们核心利益时,要及时地态度鲜明地表态;同时赋予外交传统新内涵,影响游戏规则的变化。中国应以国际利益为战略圆心,以国家能力为准绳,更主动并切实有效地捍卫自身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中国已经被国际形势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这就是新格局,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中国面临的内外新现实、新挑战和新问题。

中国面临的内部新现实是,中国的发展势头在大国中最好,但矛盾也很突出,而且矛盾走向不明确,这种双重特性是认识中国现实的关键。中国面临的外部新现实则是外部世界非常不确定,欧美国家既不会完全衰落,也不会完全恢复;新兴大国感觉虽好,但还很脆弱。

中国面临着五大新挑战: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形势的“自变量”,但很多时候中国的反应还很滞后;“中国责任论”的压力越来越大;国外对中国存在着战略疑虑,担心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成为难题;中国被动地卷入到国际热点问题之中。

中国需解决三个重点问题:一是尽管内部协调越来越困难,但依然要解决;二是稳定中美关系仍是未来中国外交最主要的任务;三是要明确中等国家,如土耳其、加拿大等在中国外交中的战略定位。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朱威烈:

中国外交新格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一、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正处于第二个转型的关口,中国的利益越来越广泛,已经形成了全球利益,这就需要超越经济外交,确立“维护我战略利益”的指导思想。二、中国外交不能再被动应对,而要主动筹划、主动经营,从大外交着手。三、中国外交正处在行为体多元,地方外交、公共外交不断兴起的新阶段,需要统筹考虑。四、充分发挥智库的作用,加强智库同外部世界的直接交流,以掌握第一手资料,更准确、更清晰地认识外部世界。

出招、解惑、指路——中国智库建设正当其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特别是全球化经济体系已把国界打破,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新格局。许多新问题需要智库去研究解决。中央也提出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多元化的要求,对智库越来越重视。因此,现在是中国智库发展和出力的大好时机。但现实却是中国智库虽多,但能名副其实发挥作用的不多,能被世界认可的不多,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来定位智库。

结合中国的实情,我认为智库应该定位为“出招、解惑、指路”。“出招”就是出高招、出绝招,给决策层提供多项选择方案。“解惑”在当前更重要,智库不仅要做国外工作,消除外国政界人士及公众对中国的误解,还要给国内群众与有关单位详解中国国内的重大决策。“指路”就是说智库要为中国的发展、改革和企业出谋划策。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

中国外交现在的确面临着新问题,需要智库提出对策。我把智库定位为四个方面:一是研究基地,不仅要通过内部途径向政府部门输送成果,还要使外界对自己的学术成果有所认可,研究上要“内外并重”。二是外交智库,通过各种渠道直接为中国外交服务。三是二轨平台,利用出访和对外交流多听各方解释,了解诸多不同情况,充分发挥二轨外交作用。四是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及时和主动接受外国和中国媒体的采访,对国内外民众答疑解惑。

智库研究人员应具有三种能力:一是学术能力,要能写学术文章。二是政策研究报告的撰写能力,撰写的报告要分析透彻,观点鲜明,言简意赅,令人印象深刻。三是掌握媒体语言的能力,必须会用媒体语言撰写文章,吸引和引导读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黄平:

中国智库建设应该“小而精”,不能“大而全”,不能靠规模取胜。中国现有智库已经不少,关键是要把各个智库“做精”,形成自己的特色,同时要加强智库间的网络建设,避免重复研究。中国外交要提高“大协调”的能力,中国智库之间也要搞好“小协调”。

中国的智库还要有中国特色。智库的优势在于没有部门利益,比较客观,但缺点在于提出可操作性建议的能力还比较弱。因此,中国智库要扬长避短,依托自己的学术积累和优势去做长期研究而非短期“接招”,同时在具体研究方法上要有所突出和创新,增加主动性。

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言”和“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卓越,但往往表述不出来。这就需要提升中国智库和国际对话的能力,能够把自己的行动转化成科学语言和外交语言,并通过学者宣讲出去,这样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也会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中国的智库还应加强对当前时代和中国定位的研究,为国家提出更多的战略选择。

运筹、运作、运算——中国智库要出战略思想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沱生:

中国目前形势的发展对中国的智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智库必须承担更大责任,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智库需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影响和辅助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构建平台,发挥桥梁作用,积极开展内外交流;引导和反映公众舆论。

中国的智库需要加强自身建设,既要有共性,又要有特色。战略研究是所有智库都要重视的,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可以根据智库不同特点而有不同的侧重,同时还要加强对新兴领域的研究。中国智库要加强人才建设,人才建设要多类而不是单一,既要有自己的战略专家和通才,又要有各领域的专才。中国智库建设还要在制度和研究方法上不断创新,在发展路径上走官、产、学相结合的道路。

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姜海山:

现在中国发展越来越需要智库的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就是强调要发挥智库的作用。智库就承担着收集整理信息、设计方案、提供决策依据、评估政策的作用。智库实际上是连接智力和政府的桥梁纽带。

中国智库未来发展应形成干部培训和智库研究联动的新格局。第一,要让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到智库“聚智参谋、辅政参谋”工作的作用,多了解、多用智库;让干部认识到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国现在重大决策的要求和风险越来越大,亟需智库的智力支持。第二,要通过智库工作让领导干部拓展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第三,推动干部教育和智库双边培训和研究合作,这既能培养和教育干部,又能为智库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由此达到合作共赢。第四,智库要善于造势借力,主动出击,了解领导干部所思所想,推出适销对路产品。第五,搭建智库和领导干部对话平台,充分发挥桥梁作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

中国外交新格局可以总结成六个字:新运筹、新运作。“新运筹”是指中国外交过去是比较被动地应对,现在则是要主动博弈,主动地思考问题;中国过去的外交政策是“应对”其他大国,但现在中国自身已经成为大国。“新运作”是指在中国外交中,低级别外交的内容越来越多;中国外交正从我们比较擅长的双边外交向多边、全球性外交转变,首脑外交也特别活跃。

除了“运筹、运作”之外,中国外交还要“运算”,这就需要发挥智库的作用,智库要想在前面,多出战略思想。现在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重视智库的发展,这正是中国智库发展的大好时机。中国智库从学习模仿开始,现在已经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相对完备的体系,组织建设也有很大发展,作用也越来越大。但总体而言,中国智库的相应准备还不够充分,在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方面还有差距,远远无法满足现实需求,需要加大建设力度。

论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政策 篇5

受历史与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是世界上面临最复杂的周边形势的国家之

一。从冷战时期强调意识形态与领土安全、奉行结盟到新时期提倡独立自主与不结盟的原则。从冷战时期的阶级斗争与阵营对抗思维到冷战后追求经济安全,倡导合作机制,提倡互惠、互利,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的周边外交根据时势不断深化发展,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节选《沧桑》）

国家安全形势与外交政策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自身的实力。由于我国的边境地理环境复杂，这决定了我国周边形势的复杂和外交政策的多重性。周恩来外交思想中有一个充满中国智慧的观点,叫做“行于可行,止于不可不止”。,就充满了这种智慧,能解决的问题先解决,解决不了的问题不失控。正因为如此,尽管中国周边各类矛盾纠结、复杂异常,问题有时甚至很尖锐,但中国与周边国家已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的周边总体上是睦邻友好、和平稳定的,中国外交为中国迅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

尽管现在国民有部分人在看待国家外交政策上说太过弱势，现在的中国是大国了，今非昔比了，不需要在忍气吞声了„„，我原来也一直这样认为。可是多方考虑来看，中国目前的形势还真不让人乐观。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句话在如今的外交中仍然适用。弱国无外交不是空话。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为所欲为，强制干涉他国事物，没人敢说一个不字。我想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一切都是基于其铁血手段为基础的。当今的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是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要想借这个机会真正的强打起来，必须要制定一个适合中国自己的外交政策，来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既要保全自己、发展自己，还要担负起“一个负责的大国”应尽的责任。

美国为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保持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必然把把中国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在各方面遏制中国发展。从“藏独”，“台独”，“钓鱼岛事件”，“南海问题”等一系列事件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诸多国家都对中国持敌对台独，对于萨科奇公然会见**这样名目敌视的事件不少，所以中国外交政策的防御重点在于这些国家，当然则并不是说要武力相向，能在外交手段上改变最好。看中国现在的外交，我个人认为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外交政策上也可以看出中国采取的是睦邻友好的政策，对于某些国家的挑衅，我国也从来没有用武力回复，尽量用最和平的方式来应对这些事变。

“2011年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启之年。世界多极化趋势将继续发展，世界经济复苏和变革进程将继续演进，各国围绕后危机时期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综合国力的合作与互动将继续深化。2011年也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发展目标一致，合作领域更加广阔，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我们将积极顺应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新要求，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和平发展、科学发展、合作发展、共赢发展，与国际社会一道，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新的贡献。”（节选《杨洁篪部长在新年招待会上的祝酒辞》）从杨部长的致辞从，可以看出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中的外交政策仍是以努力搞好双边关系，为中国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为主要目的。

外交部在新时期对周边问题上，有人用“稳定两翼，强固后背，经略东南，斗而不破，打牢依托”来勾画。看过其文章后，我个人总结：“稳定两翼”具体就是稳住朝鲜、日本和印度。“强固后背”就是巩固发展中俄关系，把欧亚大陆发展成中国的战略腹地；“经略东南”就是解决台湾问题，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国际地位；“斗而不破”就是不管和美国的关系好不好，但表面上都不能撕破脸；“打牢依托”是形成以我国为首的圈子，即发展自己的伙伴。外交部提出过，现今中国要加强首脑外交，增强中国和邻国之间的信任，消除周边国家的戒心和疑虑。

纵观中国近几年的活动，我个人认为中国如一个巨人一样，开始站起来了。尽管国际上阿以冲突不断，伊朗核问题严重等一系列事件发生，但中国依然在如此动荡的世界格局中展现自己，奥运会的壮丽举办，世博会强势展现都表明了现今的中国在慢慢崛起了。外交上，我国积极与各国的合作，来增加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从金融危机中可看到中国外交的成功。最近的钓鱼岛事件，中国外交强硬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多余敌对势力，我国是不会妥协的。

中国外交:需要新方针? 篇6

1月18日，一架飞机从北京起航，目的地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首都华盛顿。那里，一场代表美国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已经预备好，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言的“美中关系和美国外交的头等大事”展开了。

“中国红”已于头一日在有“世界十字路口”之称的美国纽约时代广场（TIMES SQUERE）、华盛顿等地亮丽绽放，名为《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的宣传片，让美国观众更直观更立体地“感受中国”。

这件头等大事早已吸引了世界目光，美国两大媒体《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正在为胡锦涛的书面专访回复击鼓相庆之时，各国媒体围绕中美关系、新时期中美外交战略的分析报道接二连三。

“一份报纸希望在全球畅销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放在头版。”国际传媒大亨默多克去年10月在道-琼斯公司北京新办公地开启仪式致辞中的点睛之语，孰料成为三个月后本世纪新十年开局中美空前盛事的巧妙注脚。

亲手推动1979年中美建交的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撰文高调称之为两国三十年以来最重要的首脑会晤。

从邓小平到胡锦涛，三十年又一面，时代早已今非昔比，中美实力也发生重大变化。

“韬光养晦”三十年

32年前的1978年10月的一天，将近44岁的徐敦信接到通知，要全程随同邓小平访问日本，“邓小平要去交换条约批准书，使《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下称“条约”）生效；同时要对日本进行考察。后者甚至是更重要的目的”。

当时，徐敦信随同邓小平参观了日本的钢铁、汽车和家电企业。“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些思路是借鉴了日本的。有一些命题，就是在小平同志与日本领导人交换意见过程中形成的。”

这次行程一方面稳定发展了中日这一重要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向日本学习发展经验，以求解答“中国改革开放之路怎么走”的问题。

同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决定次年1月1日起建交。两天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确定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外交也要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

1991年开始，一直负责亚洲事务的徐敦信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历时三年，主要负责处理中国与周边地区关系。回顾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印、中俄等周边难题的妥善处理，徐敦信认为，这一系列外交成果的取得要归功于邓小平对时代的准确把握，“他认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各国所抱和平的愿望超过战争的愿望，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出于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邓小平作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二十八字外交方针。

这一方针在另一位74岁的老外交官、中国外交学院教授周尊南看来，是指导中国过去三十年外交工作的宝贵智慧。他认为最核心的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而其要义则为：不对抗、不树敌、不扛旗、不当头。

其中，针对西方制裁，中国不向强权政治示弱，进行严正交涉；同时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妥善处理与西方大国关系。特别在对美关系上，中国表示愿意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上消除分歧，促进合作，维护了中美总体关系的基本稳定。

“我所理解的韬光养晦，就是少说多做，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锋芒太露。”周尊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同时要坚持正义、维护和平、反对霸权行径。

至于“有所作为”，他认为就是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担当自己的责任。其中包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帮助稳定欧元、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劝和，“这些都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敢于承担责任，但并不插手干预别国事务，坚持和平发展原则”。

“韬光养晦”被《经济学人》解读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范本。“越王勾践的故事很好地概括了一些人对中国崛起、继而成为超级大国的警惕”。

该杂志上个月的一组特别报道认为，自从 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就一直把和平放在嘴边。那时，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实力虚弱，不能挑战美国，但中国一心一意追求致富。“中国一直很有耐心，不过它在国际上再展雄风的日子也指日可待。”

徐敦信和周尊南一致认为，过去三十年间，正是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为中国赢得了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和空间。

但三十年后，今非昔比的国际局势开始使人反思：“韬光养晦”是否还应坚持？

跌宕起伏2010

2010年1月，美国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出售武器给台湾，遭到中国政府强烈反对。一时间，各大媒体“唱衰”中美关系。

不好的开局似乎注定了这一年国际局势的跌宕起伏。6、7月份，美韩联合军演，一个月内遭到中方五次强烈反对，中美关系趋冷。

9月，日方非法扣留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长达17天，致使两国关系骤然降温至零度。去年岁尾，朝鲜半岛发生炮击，引发世界高度关注。

中外国际问题学者均认为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步子加快，其重塑亚洲霸权地位的用心非常明显。

1月14日在外交部第二届“蓝厅论坛”上演讲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副所长陶文钊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去年中美关系中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由中国周边事态引起。

他认为，我国东部周边从黄海到南海都不太安静，与一些邻国的领土争端再次出来干扰我国与邻国的关系；美国则利用这种事态，高调“重返”亚洲，周边问题成为影响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是对中国不可或缺的经济依赖；另一方面是对仍有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中国崛起的恐惧，进而寻求美国的安全依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认为，随着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周边诸国的心态极其复杂。

《经济学人》题为《崛起的中国的危险》报道中认为，亚洲国家希望鱼与熊掌兼得：对抗中国的实力，而又继续和它做生意；得益于美国的安全保护，但又不用牺牲与中国的商贸。

“去年中国周边的确发生了很多问题，但这都是前进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徐敦信认为，中国从来没有想过要赶走美国。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减弱是因为其身陷伊拉克、阿富汗而无法东顾所致。

一位资深外交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前东盟开会，“请它（美国）都不来”。这种情况下中国与东盟关系渐近，美国反倒不放心，“美国需要反思自己的心态”。

而今迈步从头越

“胡锦涛访美是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定位之旅。”王逸舟认同布热津斯基的看法。

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刘卫平认为，作为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中美利益是一体的，双方都不能选择对立。两国需要建立21世纪的双边关系，其巨大合作空间更有益于全球利益。

合作正在进行。据消息人士1月18日透露，作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环节，新能源合作签约仪式已进入实质阶段。全美最大能源企业之一的美国杜克能源公司（Duke Energy）与随胡锦涛赴美的中国新奥集团签署《关于协同建设未来能源技术示范平台之合作备忘录》。

据悉，该合作因被视为中美在共同合作的清洁能源计划中，中国企业开始突破国际行业壁垒，从“产品输出”转为“技术输出”，真正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定位升级，具有标志性意义。

不过，虽然日益发展的中国经济给美国等诸多国家带来利益，但他们的戒备远甚于感恩。《经济学人》上述报道用大量篇幅分析认为“中国不再韬光养晦”，并认为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中国的战略已经开始改变。一些中国人认为，现在国家强大了，不再需要讨好美国。二是中国社会本身也开始改变，领导人需要更加仔细倾听人民的想法。

上述资深外交专家则说，中国韬光养晦的战略不会改变。他认为，目前，一些观点从以往的“中国威胁论”演变为“中国责任论”，都不客观。中国内部尚有太多问题待解决，因此，在对外事务上，仍需坚持韬光养晦，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尽到责任。

周尊南也否定了经济实力上升后的中国应放弃韬光养晦战略的说法，表示认同外交部一些老领导和退休大使的说法：中国要防止被“棒杀”，同时要防止被“捧杀”。

就美国有学者提出要构筑中美联盟“Chimerica”或者G2的说法，他认为这是典型的中国责任论，让中国承担不应承担、或者超过自身能力的责任。“我们要做负责任的大国，但要量力而行，越是经济发展，越要谨慎，坚持尊重别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利益，坚持合作共赢”。

王逸舟也不认同美国学者的提法，他说中国从来不希望称霸，而是希望朝全球均衡方向发展。但同时他反对“崛起论”，认为“崛起”的意思和中国的外交战略并不相称。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则坚称G2事实存在，并撰文提出中国应打造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大外交”战略。其中包括外交战线的建设，认为需要一个强势外交战线，“需要政治家并且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治人物搞外交。这方面中国还不到位。”

同时，郑永年认为，中国各方面外交资源都在增加，但没有整合机制。比如外交、商务和国家安全部门之间缺乏有效协调。

上述资深外交专家说，中国的外交战略与西方不同，无须跟着西方脚步走，但“如果认为外交需要加强领导、外交部门与其他部门应加强协调则是出于好意的建议，可以考虑”。

王逸舟的看法则是，中国外交机构升级不一定非要理解为级别的提升，而更多地要体现为一些领域功能的提升，比如外援，涉及到与其他部门的统筹合作；军事与外交部门的协调性也亟需提升。因此，“外交机构升级应理解为中国总体外交战略的协调统一，整个对外关系在国家的功能中要有一个统筹、再进步的过程”。

他同时倡导“创造性介入”理念，认为传统外交的特点是尽可能不干预、不发言，某种程度上显得比较消极。“这种消极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因为中国已经引起世界高度关注”。

他建议，中国必须有抓手，有平台和机制来回应这种关注；但是中国的发展和时代特征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要有别于传统外交，同样有别于西方的外交战略。“创造性介入”的新意在于，既不同于传统西方列强的粗暴干涉，又有别于中国过去对当事国内政、经济、社会危机不管不问的无视态度。这种介入以创造性为前提，即中国的斡旋以当事国的意愿为前提，以方式上的积极性、建设性为特征，在一些难点、热点问题上扮演协调者的形象，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

中国经济外交开创新格局 篇7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增长瓶颈，随着中国实力增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拓展。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将积极卷入新一轮全球价值链的转换，用中国智慧、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参与并引领国际经济规则乃至经济秩序的改善、调整和重塑，为中国经济争取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外交有大国担当，发挥引领作用。

做好国内“功课”调整经济结构

世界经济看中国起码有两个原因。

首先，2008年金融危机打破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经济增长模式的神话，摧毁了世界经济的驱动力，迄今各国还在探索、思考新的增长方式和国际合作模式，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展面临严重瓶颈和巨大挑战。各国普遍看好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我们正在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其次，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表明，经济高速增长无法长期维持，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等在经济高速增长一段时间后，经济增速平均回落30%。中国同属后发追赶型经济体，能否顺利转型世人瞩目。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有：出口拉动趋缓、高投资带动力下降、消费需求结构改变、劳动力供给出现刘易斯拐点、土地资源约束趋紧、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滑。与此同时，中国存在巨大的发展优势和潜力，其中包括：城镇人口刚过50%，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空间广阔;从改革中要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潜力很大;制造业发达，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全球最大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经济体;国内市场规模大、成长快、潜力足;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新分工和国际秩序调整，外部环境更加有利。

中国经济外交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着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拓展国际发展空间，维护中国的发展利益，确保经济结构调整顺利到位，全面实现小康的奋斗目标如期实现。

参与全球治理和经济新规则制定

中国倡导以合作共赢理念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改革，充分发挥中国智慧和思想，出方案、提举措、出钱出力，发挥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G20核心成员大国地位相一致的负责任、建设性作用。

中国经济外交具有战略视野，主动进取、开拓创新，着眼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需要，构建全方位合作新格局。建设“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球共同发展的战略高度于2013年提出的全新国际合作倡议，与沿线60多个国家的发展战略紧密契合，覆盖面广、合作内容丰富、合作方式与路径多元、互利共赢合作理念深入人心。同时期中国经济外交还提出了亚太经贸区谈判路线图、金砖国家“大市场、大联通、大融通、大交流”倡议等，都创新了国际合作模式，为中国和世界发展注入新动力。

中国在联合国、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着力扩大发展中国家整体话语权，使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又一独到之处，与西方大国搞经济霸权、把持于己有利的全球化利益分配权力不放，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是中国外交政策主张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和信任的重要原因。

经济外交积极参与身体力行

近代以来，分析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相继发展崛起的历程，可以发现一条相同的主线，那就是这些国家都善于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自身发展。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国内和世界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其界限渐趋模糊。目前，中国在上海、天津、福建、广东四大自贸区积极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试验、以同一模式为基础展开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都是典型的例子。

最近几年，中国更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格局重构，中国经济外交成果丰硕。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为IMF提供更多金融资本支持，扩大其资金盘子，帮助全球金融市场摆脱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阴影。这些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再平衡提供了助推力。中国作为主要经济体在金融监管、石油补贴、稳定大宗商品价格等方面不仅积极参与G20、IMF和WTO等组织的磋商，而且提出许多建设性建议，身体力行，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G20，中国经济外交的新任务

中国经济外交任重道远。

首先，2016年中国将作为轮值主席国举办G20峰会及系列会议，需要发挥好主场外交优势，充分利用多边外交舞台，促进各国经济的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会见“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外方代表时强调，G20峰会应该着重解决世界经济的突出问题，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如今，世界经济最突出问题是复苏缓慢、面临发展瓶颈。今年中国作为候任主席国已经加入G20“三驾马车”，在土耳其峰会上已经开始介入，运用中华文明的智慧，制定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推动全球宏观经济协调更有成效，世界经济尽快进入发展新轨道。明年，中国的作用将更加凸显。

其次，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这将有利于中国同国际社会一起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完善国际经济金融治理，起到平衡作用，促使发达国家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

2000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占全球GDP总量比例从7%上升到39%;在G20创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中，新兴经济体占比也从1/4升至1/3。全球治理体制的现实问题是占世界人口7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匮乏，与经济规模不匹配。中国经济外交需要努力促进全球治理体制更均衡发展，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新制定中，重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和话语权，使国际秩序调整符合全球力量对比消长的现实。

在这方面，中国需要优先考虑国际经济金融领域“三驾马车”的改革，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三驾马车”为战后全球经贸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世纪以来，“三驾马车”均遭遇发展战略和治理机制困境，无法适应全球化形势的变化。例子不胜枚举。如WTO多边贸易体制“一揽子谈判”希望渺茫、争端解决机制繁冗无力、TPP等区域贸易协定无序发展。IMF和世界银行本身存在结构性矛盾，面临美国一家独大、漫无战略目标、内部结构梗阻等难题。中国需要与其他国家一起认真研究上述问题的解决办法，引导全球治理体制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提升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金融组织的影响力。

再则，经济外交一项重要工作是稳步推动全球货币体系的多元化，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从结算货币向投资、储备货币迈进。国际货币的竞争格局反映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大格局。

截至今年8月底，人民币已进入全球货币结算前4名，世界占比2.79%，超过日元的2.76%。现在不少国家开始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包括一些发达国家。今年下半年，习近平访英期间，伦敦成为人民币结算中心是个重要标志，加上人民币全球支付系统正式投入使用，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将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