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监管体系

法律监管体系（精选十篇）

法律监管体系 篇1

一、美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的演变

美国虽是普通法系国家, 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成文法, 相反,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去监管化”开始, 到2007年的次贷危机, 再到今天奥巴马政府对金融监管的强化, 无不伴随着大量的法案的诞生, 可以说, 正是这众多的法案扮演着对资本市场和金融创新起到了推波助澜和亡羊补牢的作用。与侵犯财产权利的犯罪不一样的是, 经济犯罪或金融犯罪不属于自然犯, 并不是随着社会发展与道德规范逐步形成的。刑法的特点要求其具有预测性和稳定性, 并不能以民法的原则———公平、公证来进行审判。即使是美国刑法典的理论基础——功利主义原则——保护大多数人的福利, 也不能仅以此作为判案的法源。所以美国有相当数量的制定法来规范公民和法人的行为, 尤其是在金融监管方面。

(一) 从罗斯福新政时期到“去监管化”时代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出台了三部奠定随后40年金融业稳定发展基石的三部法案。《1933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确立了银行分业原则, 明确商业银行与证券分业经营, 有效保证了银行资金的稳定性。《1933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颁布使得银行监管得到了革命性的强化。《1933证券法》和《1934证券交易法》对一、二级市场的证券买卖进行了联邦立法规范, 前者保证了证券发行者披露公司的重要信息, 而后者将信息披露制度进一步延伸到二级市场。罗斯福政府在这一时期创立的金融监管制度, 虽然在满足借贷双方需求上显得创新不足, 但是, 随后40年美国经济相对稳定并稳健增长。

70年代后期, 卡特总统签署了《1980存款机构去监管化和货币管制法》, 这一法案标志着金融业“去监管化”运动的兴起。1986年12月, 美联储顶着违反法律解释原则的风险, 第一次对《1933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进行了重新解释。美联储认为, 该法允许银行将小于收入总额5%的资本用于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从此, 美联储加大了金融监管放松的力度, 允许银行在不违反10%净资产比率法则前提下参与各种证券和保险的承销业务。随后美联储又允许银行从事商业票据、政府债券和按揭证券等各种业务。最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 美联储允许银行控股公司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 可以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此时, 监管银行业半个多世纪的《1933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已名存实亡。

(二) 金融危机后的美国金融监管立法与措施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国会在最短时间内出台了应急性立法。重要的也是三个法案, 即:《2008住房与经济恢复法》、《2008紧急经济稳定法》和《2009美国恢复与再投资法》。这三部法案的出台有很强的应急倾向。当时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美国金融监管当局纷纷采取紧急措施。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漏洞, 一系列应急措施的出台暂时缓解了危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但只有较大范围和较深层级的改革才能避免同样的危机爆发。

2009年6月17日, 奥巴马政府出台一份名为《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督与管理》的“白皮书”, 其中重大的改革建议有:

1、重新规定美联储的监管职权, 扩大相关监管职能的同时限制部分职权。

2、设立一些新的, 能起到全面监管作用的机构, 有两类机构最为人所关注。

第一个是管理金融服务的机构, 另一个是保护消费者金融行为的机构。

3、加强大型银行控股公司的破产与救助管理。

由于大型银行控股公司一旦濒临破产, 整个金融系统甚至整个国民经济都将受到威胁, 因此应建议设立一个特别的救助机制, 当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受到威胁时, 允许濒临破产的银行控股公司得到有序救助。

可以看出, 美国的金融监管经历了从严到宽再到严和机构相对独立监管到功能性系统监管的过程。

二、我国金融创新及金融监管现状

目前, 金融市场方面的创新包括建立了同业拆借、商业票据和短期政府债券为主的货币市场;建立了银行与企业间外汇零售市场、银行与银行间外汇批发市场、中央银行与外汇指定银行间公开操作市场相结合的外汇统一市场等等。金融业务与工具的创新包括:从负债业务上, 出现了3、6、9个月的定期存款、保值储蓄存款、住房储蓄存款、委托存款、信托存款等新品种;从资产业务看, 出现了抵押贷款、质押贷款、按揭贷款等品种;在中间业务上出现了多功能的信用卡。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金融创新还处于初级阶段, 但未来的金融创新速度与深度将逐渐接近以美国为首的, 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

目前, 我国金融业实行仍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 这一模式己不能适应高速发展的金融业。首先, 有的新金融业务处于不同金融机构的业务边缘, 分业监管可能存在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的矛盾。这些交叉性业务在操作过程中没有明确统一的风险标准, 普遍存在着新开办的业务操作与现有政策法规冲突的地方, 因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与执行的不严格, 使得一些交叉性金融业务在被开发出来的那一刻就有了避免政策与法规约束倾向。其次, 分业监管会降低金融市场的创新活力, 不利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在现行分业监管框架下, 一项创新业务的推出需要经过多个部门的审批, 不同部门对同一业务的风险控制和管理意向一旦存在较大差异, 审批的时间将无限延长, 甚至导致业务流产。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金融创新。另外, 各监管机构存在为减小监管压力, 抵制原不属于本行业的新产品行为的激励, 这样必然阻碍金融正常发展。

三、我国金融创新监管的改革路径

(一) 由于目前我国金融创新处于初级阶段, 易借鉴美国经验,

继续保留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但同时成立一个有权对整个金融业中的金融机构, 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起到全面监管作用的部门。原专业监管机构仍然负责各自领域的监管。此全面监管部门的主要任务是针对金融监管的真空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划分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 协调各监管机构的利益冲突以及划分监管归属等。

(二) 建立安全有效的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机制

我国尚未有专门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破产法, 现有的涉及银行破产的法律有三部, 即:《破产法》、《民事诉讼法》和《商业银行法》, 但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因为其特殊性, 不能单纯适用普通企业破产的规定。在我国已发生的几起银行破产或关闭案件中, 由于缺乏专门法律的指导, 法院在案件审理中, 只能在不同法律中寻找可用的参照之处, 增加了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性。现行法律制度己无法提供应银行危机所需的法律环境。因此, 通过专门立法, 建立安全有效的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机制应是健全金融监管立法的重中之重。

(三) 加大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

由于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在实力上不均衡, 金融服务业相对处于卖方市场, 金融机构一旦获得足够的流动性, 金融消费者便处于相当的被动位置, 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格式条款和免责条款使得金融机构免除自己的责任、转嫁风险。金融消费者对于格式条款的不理解, 甚至忽视, 使得消费者丧失了讨价还价的余地, 从而导致金融消费者权益受损现象时有发生, 消费者与金融机构间纠纷不断。这要求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原则方面确立倾斜保护、国家保护、及时有效保护、依据金融规律保护的原则, 并在制度设计上建立信息披露制度、金融消费者保护组织制度、合格投资者制度等。

(四) 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

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有三条思路:一是要加强与跨国金融机构的母国监管当局及时进行信息沟通, 按巴塞尔要求对金融机构实施全方位并表监管, 对不符合监管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要坚决予以阻止;二是针对流进与流出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资本, 建立相关的动态跟踪数据, 与相关国家实现数据互换, 使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置于国际监视之下, 为政府间多边监管合作及救助提供依据;三是鉴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跟不上金融全球化发展的步伐, 中国应同有关国家一起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新的游戏规则的制定, 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职能的转换, 以期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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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山.金融创新、金融风险与中国金融监管模式[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 2009, (02) :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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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祁敬宇.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措施评析[J].商业时代, 2011, (26) :108-109.

[7]杨松宋怡林.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美国金融监管弊症及其本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11, 17 (3) :116-122.

[8]刘迎霜.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路径探析——兼论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中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借鉴[J].现代法学2, 011, 33 (3) :91-98.

[9]萨秋荣.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对中国的启示[J].生产力研究, 2011, (04) :160-161, 174.

[10]董金移.美国金融监管法案的价值评判与影响分析[J].对外经贸实务, 2011, (02) :33-35.

[11]秦响应, 尹继志, 刘任扬.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J].金融与经济2, 010, (12) :78-81.

法律监管体系 篇2

【关键词】次贷危机； 金融监管； 中央银行。

一、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概述。

美国为应对“次贷危机”于 年 6 月推出了新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引起了金融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争议，其实施必将对美国金融监管和金融体系运行产生深远的影响。

（ 一）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原因。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直接原因是“次贷危机”，其引起的金融风暴席卷了全球，更让所有美国人开始重视金融监管体系的革新。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深层次原因是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美国在 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颁布之后，金融控股集团也得到快速发展，其业务覆盖银行业、投资银行业和保险业，已有的金融监管理念和架构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 二） 美联储在改革中的变化。

美国于1913 年颁布《联邦储备法》，美联储应运而生。面对金融危机，2009 年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中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扩大美联储的监管授权：

第一，美联储成立新的委员会监管所有对金融稳定产生威胁的金融公司，如大型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即使该公司不拥有银行。

第二，美联储设立新的部门负责监控支付，清算和结算系统，加强对金融市场广泛监督。

二、中美央行法律地位对比。

中央银行在国家金融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其法律地位是指通过法律形式规定的中央银行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其与国会、政府和财政的关系。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明显低于美联储：

第一，级别上看： 中国人民银行隶属于国务院，而美联储只对国会负责。

第二，制定货币政策时： 中国人民银行受政府影响较大，而美联储拥有很大的独立性。

第三，人事任免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受制于政府，而美联储仅受总统提名限制。

自 年银监会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职能被削弱，与美联储职能强化形成反差。

三、改进人民银行法律地位的启示与借鉴。

（ 一） 强化央行独立性。

中国人民银行应直接向全国人大负责，同时加强人民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央行的权力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权难免与政府的财政权相互冲突，将两种相互冲突的权力给同一机构行使是违背法律的基本规则的。稳定币值为主要目的的货币政策，应当具有中立性和持续性，必须由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来执行。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并不是与政府完全隔离，两者应该是协调关系。从长远来看，政府的经济目标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尽管在某一阶段两者可能存在分歧，而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府经济政策之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有条件、有限制、有范围的。

（ 二） 强化央行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内部协调作用。

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持续，而在金融混业经营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对监管提出了很大的挑战，鉴于设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的时机尚不成熟，有必要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内部协调作用：

第一，中国人民银行充分利用其优势资源，建立统一的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各金融监管机构应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监管信息，对金融信息进行集中处理后，监管机构提出的问题由央行负责协调解决。

第二，央行与“三会”应定期交换货币政策和行业监管的运行信息，加强各方协作。在央行设监管联席会议秘书处等措施来实现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增加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及时遵循国际管理的需要，也是尊重公众“知情权”的要求，有利于一行三会在政策措施上保持协调。

（ 三） 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在“一行三会”的主导作用。

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格局，其协调机制缺乏正式制度保障，“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效果甚微。因此，应赋予中央银行更大的监管职责，通过“牵头”监管模式，与其他监管机构密切合作以解决监管过程中存在的灰色地带，应该明确以人民银行为主体的监管协调机制：

第一，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立足国际国内金融发展的长远考虑，基于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现实，为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预留了法律空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明确规定： “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就为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发挥牵头作用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二，人民银行在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中处于核心地位。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金融创新力度也在加大，交叉性金融产品不断增加，与之相对应的潜在金融风险具有交叉性、传染性特征，存在演化成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因此显得更为重要。

第三，人民银行是制定金融业改革发展规划和金融资源配置战略的主要承担者，这决定了其在金融改革中的地位，也决定了其在监管协调机制中的主导作用。人民银行应将金融改革、金融开放、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统筹考虑，维护金融监管政策的公平，构造有利于金融机构平等、有序竞争的金融生态环境，为金融服务消费者提供合理保护。

【参考文献】

［1］易宪容。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中几个重大理论问题［J］。 江苏社会科学，（ 01）。

［2］白玉珍。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新方向探析［J］。 现代商业，2010（15）。

［3］郭建国，李欢。 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金融监管协调的现实选择［J］。 经济研究导刊，2010（ 23）。

法律监管体系 篇3

关键词：微商；朋友圈；法律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诚信经营

一、微电营销模式的发展优势以及发展前景

“微店”是一种基于移动网络，以手机为终端的一种新型网店。随着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逐渐的普及，“微店”这种新型营销模式也应运而生。从“微店”的本质特征来看，其准入门槛相对于传统门面商户更低。目前经营“微店”不需要像传统商家一样办理工商经营执照，这样就省去了一系列繁琐的手续，与此同时也节约了不少时间，于“微商”而言，既省时又省力，方便快捷。其次，开办“微店”的成本低，投入资金少。“微店”不仅给更多的人，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比如家庭妇女，学生，残疾人等提供了工作平台，同时，这种方便快捷的营销模式，也为广大消费者带来了方便，其进一步发展壮大也是势在必行的。

二、微店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1.“朋友圈”广告泛滥

据悉，“微商”在最初经营时，都是以“杀熟”为手段，进行产品推广。所谓“杀熟”是指，“微商”大多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广告，对其所经营的产品进行大肆宣传，而在朋友圈中大多数都是亲属、朋友，大家彼此了解，因此可以更容易建立彼此间的信任关系，所以大多数买家都是基于这种信任而购买商品。但是也由于这种更亲密的关系出现了买到假货，但碍于情面，只能把苦水咽肚子里，从而使“微商”售假现象愈演愈烈。

2.微店商品的售后服务以及产品质量缺少保障

當人们在实体店购物时，店家往往会开具票据证明，凭此票据，消费者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七天内无理由退货，或者为日后商品保修提供凭证。但据了解，“微店”在给客户发售的商品中一般不会邮寄此类票据凭证，这样就造成消费者对收到的货品不满意，想要退货时，微店商家不予理会，或者找借口搪塞，货款不能通过第三方平台退回，更有甚者，个别店家只做“一次性买卖”销声匿迹，因为不存在商品评价功能，买家的不满并不会对其已经获得利益造成影响。

3.微店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义务承担不明确

经营者的义务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经营者应承担的义务早已一一注明，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微商”对法律规定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清楚自己应该负的责任有哪些，对于这些“微店”经营者而言，即时的利益更加重要，“微店”本身就是一种投入资金少，准入门槛低的经营模式，一些商户为了追求更多的利益，不惜做起“一锤子的买卖”。

4.微店无工商经营执照且未规定其税务缴纳标准

开设微店流程主要为三步：第一，联系供货商；第二，申请微信账号，包装产品信息；第三，进行产品宣传。通过以上简简单单的三个步骤，我们便可以开设一家自己的“微店”，不需要办理任何经营手续，因为没有监管，也不需要缴纳任何税务。

三、对微店进行法律监管的思路及对策

1.制定相关立法健全监督制度，实行匿名举报

为了依法规范互联网广告活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国家管理工商总局于2016年7月4日正式公布《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着重解决基层监管执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规定了互联网广告各活动主体的义务与责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权益，为促进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持续好转提供有力依据。此外，为了解决亲朋与好友之间举报不便的“尴尬”，推出匿名举报更加有效制止“微商”售假现象也是切实有效的措施。

2.“以网管网”建立微信监管平台、定期进行信息公开

“以网管网”即打破传统监管模式，通过建设互联网监管平台，对“网络购物”进行有效监管。要加强微商管理，规范微商市场乱象，必须建立微商信用监管平台，与微商用户一样，利用网络的便捷性、快速性、公开性，将涉及微商的登记注册、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司法裁判、售后服务等信息公开，并保证信息的真实性，这样既可以防止微商“作假”现象的发生，也为广大消费者吃了一剂“定心丸”。

3.微商注册前完成法律问卷合格后准入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生活中常见案例，出台法律问卷。在“微商”注册前，必须进行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然后完成法律问卷的填写，商家答案必须保证一定的正确率，合格后准入。通过法律知识的普及，让经营者充分了解自身承担的义务，强化经营者的侵权责任。问卷调查“实名制”也有利于快速确定侵权主体，避免“一次性交易”的发生，建立起“微商”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桥梁”。

4.加强宣传教育让微商自行申报纳税、加强微商交易逐笔控制

自觉纳税是公民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主人翁地位的具体体现，每个公民应该自觉诚实纳税，履行公民的基本义务。“微店”经营者应该和实体店商家一样，增强主人翁意识，承担依法纳税的义务。有关税收部门可以加强宣传教育让微商自行申报纳税，通过上诉实名认证方式确定税收主体，制定专门的“网上交易”税收原则，实行一定的惩奖制度，鼓励“微商”自行纳税。

四、结语

微店的经营规模和社会影响虽然尚不能与网店相比，但作为一种门槛更低、经营更为灵活也更能迅速迎合市场需求的网络经营模式，若能够针对其发展产生的各类问题，出台更好的决策，对微店经营加以正确的引导，那么，其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参考文献：

[1]彭雨冰.论微商的定义和现状[J].智富时代，2014，（12）：29.

[2]邹娇.浅析微店营销模式的发展前景[J].电子商务，2015，（7）：86-87.

[3]林华.微信生意透支朋友圈[J].检查风云，2014，（6）：69-70.

[4]王思琦.论微商的税务监管[J].财税研究，2015，（14）：161-162.

作者简介：

丛萃平（1997.01～），女，吉林省吉林市人，本科，江苏大学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法律监管体系 篇4

一、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法律体系的现状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法律体系是指我国现行的调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其具体表现形式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法》《食品安全法》《种子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专门法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综合性法律;《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行政法规;《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山东省、山西省、江苏省、甘肃省、安徽省、贵州省、海南省等先后颁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条例》以及四川省、河南省、湖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制定实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办法等地方性法规。此外,还包括农业生产标准、农产品质量检测技术标准和相关质量认证标准等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1]。这些相关立法的颁布实施使得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法律体系已逐步形成。

二、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上述有关农产品的立法的实施,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提供了指导和规范,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相关立法远远滞后且不完善,无法满足当前农产品生产发展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开展[2],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相关立法不完善

1.相关立法滞后、重复。首先,我国现有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立法出台时间早、标准不高,实施细则和程序性规定出台缓慢,使得一部分法律法规可操作性差。其次,相关立法有重复规定之处。例如,《食品安全法》对食用农产品的市场销售、有关质量安全标准的制定、有关安全信息的公布和农业投入品进行了规范,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法》对所有农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进行规范,则《食品安全法》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法》都对食用农产品的销售环节进行规范,有重复规定之嫌。再次,相关立法之间存在着惩戒标准不一致,容易让农产品生产经营者钻法律的空子[3]。例如,在追究违法销售食用农产品者的法律责任时,根据《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一般处5 千元以上5 万元以下罚款,而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一般处2 千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这两部法律的罚款标准不一,存在矛盾之处。

2.存在法律监管盲区。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24条、第26 条和各省、自治区相应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可知,农产品质量监管的对象主要是农产品生产企业、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农户,并不涉及到未达到“一定规模”的散户。例如,《江苏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第21 条规定:“农产品生产企业、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农户,在生产活动中应当建立完整的生产过程和受检情况记录。具体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记录格式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其中,由于“一定规模”的农户的标准是由各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来认定的,因而各地农产品监管部门的对象也就存在一定的差异。而我国的农产品生产的现状却是未达到一定规模的分散的农户大量存在,农产品质量监管执法人员面对的是一个数量庞大、地理上又较为分散的群体,这一状况的存在使得农产品质量安全不对称的问题越发突出[4]。另外,由于监管对象不涉及未达到一定规模的散户,外部强制力的缺乏使得不少散户并未真正形成可追溯的安全意识,未能影响农户的安全生产行为。

3.惩罚机制不完善。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颁布实施至今已将近十年,随着我国经济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责任特别是其中的惩罚机制已经不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出现理论与实际不符的情形,该法也没有对质量安全问题追责进行充分的解释。例如,《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43 条规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人员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农产品质量安全涉及面广,若监管人员监管不严会导致生产者和销售者有机可乘,容易产生重大安全事故,对其仅给予行政处分,处罚过轻。还如,根据该法第44 条、第47 条、第49条、第50 条、第51 条的规定,对违反该法的农业生产者、销售者最高处以2 万元的罚款。该法第52 条规定,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重复处罚。而农产品质量的特殊性使其交易量大,涉及财产多,一旦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给人民健康安全带来巨大的损害。例如三鹿奶粉事件,根据公布的数字,截至2008 年9 月21 日,因使用婴幼儿奶粉而接受门诊治疗咨询且已康复的婴幼儿累计39 965 人,正在住院的有12 892 人,此前已治愈出院1 579 人,死亡4 人。因此,《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规定的数额有限的罚款不足以弥补公众的巨大损失,处罚明显过轻。

(二)配套法规缺失

自《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实施十年以来至今未制定配套的实施条例,其他相关立法也只涉及农产品产地安全、农业转基因生物、兽药、农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水污染、流通环节食品、餐饮服务食品等方面的监管措施,并没有专门针对所有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管的相关规定,这不利于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全程监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三、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法律体系的完善

(一)借鉴国际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的先进经验

应以先进的国际食品安全法为参考,建立科学的、多层次的、多样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体系。国际上现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体制主要以是否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为标准分为两种:一种是制定综合性的法律,如由《产品质量法》调整所有农产品和其他工业制成品,而没有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基本法,主要是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另一种是专门制定单一性法律,针对农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制定具体的法律,以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主要是亚洲一些发达国家如日韩和欧盟等国家。上述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体系都比较严谨和全面,对于同一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法律调整对象就有很明显的差别,而且多是通过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其所制定的法律之所以能够实行而不冲突是因为立法层面不同,所以侧重点也不同,这些法律需要相互配合才能有效进行。我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这种先进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制度,遵循“从农田到餐桌”全程监管原则,根据我国的国情,构建系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法律体系,包括建立有机统一的基本法律、细致多层的配套法规和相关政策。

(二)完善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法律

1.统一相关法律规定。既然《食品安全法》已对食用初级农产品进行了规范,为避免重复规定,则今后在修改《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时应进行相应调整,在该法中对非食用的初级农业产品进行专门规范。同时应修改该法中的罚款标准,以与《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相统一,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基本法与监管实际工作的有效衔接。等条件成熟时,可考虑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为基础,将有关农产品的专门法律进行整理汇编,制定出一部全面合理的法律。

2.明确监管对象,建立农产品可追溯机制。首先,在修改《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时应明确农产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是农产品的生产者(这里应包括农产品生产企业、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农户,甚至还应包括未达到一定生产规模的农户)。其次,为避免各地农产品监管对象的差异性,应在法律中统一明确“一定规模”的农户的标准。针对未达到“一定规模”的农户,可在各村建立农业合作社,鼓励其参加,以便农产品监管部门对其统一进行监管。再次,为避免监管盲区,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增加对非食用农产品的采购、贮存、运输和装卸的监管规定。最后,应建立倒逼上游的农产品可追溯机制。对于农产品生产企业鼓励推广关键控制体系(HACCP)的实施;对于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农户,特别是自产自销的要强调自我建立农产品的可追溯机制。对未达一定规模的农户在建立合作社的基础上,以合作社的名义来销售农产品,如果合作社销售的农产品检测出问题便由合作社来进行农产品的可追溯。这方面已经有学者证实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中的作用机制的有效性[5]。

3.加大惩罚力度。应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的职能调整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法律责任追究的规定,对农产品的相关立法作出如下调整和修改:首先,明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中各部门的职责,加大违法执法者的责任。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于迟报、漏报、瞒报农产品安全事故信息,监管不力,处置不当,造成重大农产品安全事故或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次,应加大对违法生产和销售农产品行为的处罚力度。对生产经营有毒有害农产品,在农产品中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由监管部门依法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尽快出台配套法规

应结合我国农产品生产和质量安全现状,尽快出台符合我国国情、《农产品质量法》的配套法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实施条例》。目前可结合地方特点建立完善具体执行制度,等条件成就时,将各地成功经验及时上升为法律条例。

总之,应在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对农产品全过程实行监管,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杜绝各种执法不到位的情况,全方位保障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参考文献

[1]张娟,李群英.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现状及对策探讨[J].南方农业,2015,(4):54.

[2]谢虎军.湖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现状与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14,(5):302.

[3]霍红,丁冰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保障机制[J].安徽农业科学,2013,(25):104.

[4]傅进,殷志扬.农业监管部门视角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现状、问题和对策[J].江苏农业科学,2015,(4):433-434.

会计信息披露的法律监管论文 篇5

一、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法律监管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法律监管制度的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监管主体的独立性减弱

首先从证监会的监管独立性来说。证监会是我国主管证券发行和交易的政府单位，但证监会作为国务院所属正部级事业单位的地位，使其不可避免地承受国务院的部分职能，体现在监管政策上为监管还要为其他政府目标的妥协;而且证券会在各地派驻的监管部门，受地方行政力量的干涉，导致自身的监管职能受到很大的制约。其次从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来说。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一个重要的作用制约上市公司的行为，监管公司的不法和违规行为。独立董事独立履行职责，不受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但是近年来独立董事这种独立监管作用逐渐减弱，在监管公司行为中起不到显著作用。

(2)监管主体的职业道德缺失

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向公众披露的财务信息进行审计。然而有部分人员，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或是迫于上级的压力，而放弃甚至沦丧了职业道德，由于其具有专业技能使其作假账具有高超的处理能力，操作极具隐蔽性，一般检查较难发现，易于逃避外部监督。如红光实业管理舞弊案中的成都蜀都会计师事务，张家界管理舞弊案中的湖南会计师事务所等，这些事务所帮助上市公司一同造假，共同虚构不存在的利润，导致了所披露的会计信息严重不真实，起不到其应有的监督和管理作用。

(3)监管进程的滞后

对会计信息的监管中存在着法律普通存在的监管滞后的问题。监管部门本来应该在审核公司上市材料的时候应该及时发现问题，但是实际会计信息披露造假事件中，证监部门面对上市招股说明书均存在着严重的弄虚作假的行为却形同虚设，而是在事件曝光后才进行严厉的查处，明显存在监管进程的滞后性。

(4)监管形式的单一

政府对于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监管主要包括派驻工作组进行审计、不定期抽查等方式，这种监管方式有其积极的作用，然而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方面，会计信息的产生是个动态的流程，这就要求法律需要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单一的检查只能找到一个点上的信息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另一方面，有限的检查难以完整、精确地找到一个会计期间中作假的地方。

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法律监管体系的措施

(1)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不规范，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公司内部体制的不健全和治理结构的不完善。这就需要上市公司要先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一方面，要增强董事会的职能。建立董事会的独立的领导权，使董事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强有力的决策机构，还要增加独立董事的比例，吸收一部分小股东的代表，真正保护小股东的.合法利益;董事会内部设立专门委员会，建立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的制约关系;还要建立一套全面有效的董事会自我评估机制，这样可以及时发现董事会运行存在的问题，使董事会更好地创造股东长远利益。另一方面，要优化经理人激励制度。不能以公司利润的单一指标对经理人进行考评，因为这样容易助长经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披露虚假财务信息，而是应当建立一套长期有效、多方位的经理人的评估、激励机制。

(2)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管理

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研究 篇6

摘要：本项目将针对当前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调查，总结出影响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因素，食品安全法律监管机制方面存在的缺陷，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法律监管机制。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建议。旨在通过本次调查了解当前食品安全的现状，进一步了解从农田到餐桌、从生产者到消费者如何看待视频安全问题，我国的食品安全法是否有效的对食品安全问题起到了监管作用，从而正确解决让百姓提心吊胆的食品安全问题，总结出我国食品安全法律监管机制的薄弱之处，有针对性地提出对食品安全法律监管机制的可行建议。

关键词：食品安全法律监管

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的追求也越来越高，各种大棚蔬菜、速食品、膨化食品以其食用方便、味道鲜美等特点迅速霸占食品界的主力市场，使人们对其情有独钟。但在人们享受这些美味食品的同时早已不知不觉中被其无节制的农药喷放、添加剂的过量使用造成了不可磨灭的身体伤害。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食源性发病率是比较高的，这就说明了我国在食品生产、检验、包装、销售、监管等方面存在着缺陷。

保障食品安全有赖于生产者的自律，消费者的觉醒以及法律方面的监管。在前两者尚未完全发挥作用之前，我们只有依靠法律规制方面对食品生产消费各个环节进行监管。而在我国现在的食品安全法律监管机制中多部门交叉执法、管理混乱、监管力度不到位等现象屡见不鲜，还需我们进一步探索如何完善食品安全法律监管机制，真正的保障食品的安全。

二、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不完善

自从2009年《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之后，我国已经基本有了一套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但是这个以食品安全法为主的体系并不完善，与其他食品安全方面配套的法律法规依然存在着很大的空白，并且现存的法律法规之间也存在着冲突，比如食品卫生和产品质量这两个部门法都各自独立且带有其强烈的部门色彩，在执法适用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将其混淆，而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沟通不够就会导致执法人员无法正确适用法律。

（二）法律法规的惩处力度不够

我们中国古代讲究以儆效尤，而当今社会依旧如此。在食品安全的问题上，我们对生产者、商家越是放纵越是不拘于管束，他们使用农药使用添加剂就越会放肆，他们就越会变本加厉的制造出更多让人们恐慌的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只有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法律法规，加大对每一次食品安全问题的惩处力度，让这些商家感到“害怕”。他们只有发自内心的畏惧了，才会更加严肃的看待食品安全问题，才会在生产制造的过程中严格把关，才会让人们享受到的更多天然无害的食品。因此，我们要在执法过程中加大惩处力度。

（三）交叉执法影响执法效果

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机制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其中颇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各部门交叉执法，不仅导致执法不到位，而且引起执法混乱，且容易使各部门之间无法和谐相处，更不用说齐心协力治理好食品安全问题了。在这种多部门交叉执法的状态下，我们无法明确各部门的监管职责，这样就会影响监管效果。

三、完善我國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健全食品召回制度

我国的食品召回制度并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只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部门法中略有涉及食品召回，因此我们要建立起专门的食品召回法律制度。建立召回制度可以从消费者手中迅速回收不安全食品，避免大范围的爆发食品安全问题，同时予以了消费者更多的保障，让他们受到的损失可以得到赔偿，也让他们在以后购买食品的时候更加的安心放心。

（二）明确责任承担制度

对于违法生产者经营者应当明确其责任制度， 按照责权一致的原则，建立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要想知道责任的来源方就要建立监督机制，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在网络平台上设置多个网络监督点，由人民群众亲自进行监督。对于生产者来说则适用于严格责任制，对于经营者来说适用于连带责任制，同时还要对消费者造成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

（三）建立法规和标准的一致性

质押监管业务的法律分析 篇7

物流企业的义务与责任分析

物流企业是受托人, 其代理行为直接对委托人——银行发生效力。就因物流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而形成的银行、客户、物流企业三方之间的代理法律关系而言, 物流企业代表银行占有质物, 其身份是银行的受托人, 对银行承担受托义务;其受托的事项既包括受托实施法律行为, 也包括受托实施事实行为;前者如接受客户转移占有的质物, 属于我国民法通则所界定的代理行为;后者如维持质物占有。对于前述的代理行为, 直接对委托人——银行发生效力, 只有委托人才能主张权利、承担义务。

物流企业承接了质权人——银行妥善管理质物的义务。根据我国《物权法》, 妥善管理质物是质权人的法定义务。质押监管业务的特殊性是, 银行通过受托人——物流企业完成了对货物的转移占有, 实现了质权的设定与存续;同时, 将质物转移占有所附随的风险与责任转移给物流企业。《三方合同》有关后者的安排属于我国《合同法》第84条的“债务承担”, 而不是为物流企业创设了新的义务。质权人——银行负有妥善保管质物的义务, 这是质权设立及存续的自然结果。这一法律分析的现实意义是:

第一, 对于自营仓库内的质押监管, 物流企业将承担银行对客户的妥善管理质物的义务, 如果未能履行上述义务, 造成货物的灭失或损坏, 物流企业将对客户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 就上述自营仓库内的质押监管之下的货物损失, 根据物上代位性, 银行对货物损失赔偿金有优先受偿权, 但是, 银行根据受损货物的价值向物流企业的请求却是没有根据的, 质权的实质是优先受偿权, 而不是货物损失的赔偿请求权。

第三, 对于输出质押监管, 质物处在与客户或实际保管人的共同管理之下, 由客户或实际保管人物理占有和保管, 银行作为质权人没有保管义务, 无法向物流企业转移这种义务;如果质物在共同管理期间发生灭失或者损坏, 物流企业没有任何责任。银行通常要求客户转让保险赔偿金, 补充质物, 或者另行提供担保。

物流企业不是占有人, 对相关的质物无任何权利。就因银行与客户之间的质押合同关系而形成的物权法律关系而言, 银行通过受托人占有货物, 是占有人, 直接占有人。而物流企业是银行的受托人、履行辅助人, 有代表银行妥善保管质物的义务, 包括保护质物的义务, 这是其所承担的受托义务的具体表现, 但他没有任何物上的权利。

物流企业对银行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第一, 物流企业对银行的受托义务, 是指其在质权的设立及存续方面的义务, 主要表现为货物交接环节上的义务, 实践中称为监管义务。尽管物流企业接收和释放质物的义务与《合同法》第3 8 4条、3 9 4条有关仓储合同的规定相类似, 但没有理由将物流企业的受托义务解释为保管义务。《三方合同》是无名合同, 其中包含委托、保管等措辞, 应当结合业务实践做出具体解释。第二, 银行是债权人, 银行的损失主要是未能收回贷款本息所形成的损失;第三, 动产质权属于贷款担保的形式之一, 质物损失并不等于贷款的损失, 如果贷款得以清偿, 质权自然消灭;第四, 银行有义务采取各种可行的方式向客户追讨贷款, 客户负有无限责任, 并且, 银行还应当执行所有相关的物权担保, 追究保证人的责任, 这种法定的减少损失的义务不会因为《三方合同》而消灭。第五, 从物权法律关系来看, 质物被侵夺、损害, 物流企业是银行的受托人, 不是占有人, 没有物上的请求权, 银行应当积极行使物上请求权, 以减少损失。

第六, 考虑物流企业受托人的身份, 没有债权、物权方面对客户的请求权, 基于代理关系, 其行为结果由银行承担, 基于物权关系, 相关的权利属于银行。因此, 物流企业的受托责任在顺序上列在客户, 以及其他责任人的责任之后, 银行应当先向客户和其他责任人请求, 以落实相关法律与事实行为的责任, 然后再根据物流企业的过错程度, 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学理上已对“相应的补充责任”有充分、权威的论述, 相应补充责任不是按份责任, 也不是连带责任、不真正的连带责任, 相应的补充责任人所承担的责任是顺序在后的责任, 且与其过错相对应, 并以此为限度。最高人民法院也于2009年在一起再审的质押监管合同纠纷案中认定物流企业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第七, 唯一的例外是, 如果物流企业与客户串通, 损害银行的利益, 将由物流企业与客户承担连带责任。

最后, 根据我国《合同法》113条的合理预见原则, 物流企业相应的补充责任也是以因其过错导致的质物损失的价值为限。具体而言, 就是假设灭失的质物被出售, 扣除相关的费用以后的可变现价值, 这也是质权的优先受偿性所决定的。

由于缺乏对质押监管模式的深入法律分析, 实践中有一些普遍存在的错误认识, 困扰着该项业务的健康发展, 第一, 将《三方合同》认定为质押合同的从合同, 法院将贷款合同、质押合同、《三方合同》合并审理, 直接认定物流企业对贷款承担责任。第二, 认定物流企业在质物短少的价值范围内对贷款清偿承担连带责任。第三, 没有就出质人侵犯质权的法律责任, 特别是刑事责任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

观点与建议

第一, 物流企业的身份是委托法律关系下的受托人, 代表银行占有质物, 实现质权的设定与存续;在输出质押监管模式下, 物流企业是通过“共同控制、共同占有”的方式实现质权的设定与存续的。

第二, 保管义务是指物流企业所承受的质权人——银行对客户的法定义务, 仅存在于自营仓库内的质押监管业务;监管义务可以解释为物流企业对银行的受托义务, 即代表银行占有质物, 持续保持对质物的管领与控制, 主要体现在质物的交接环节。“监管”一词或许未能充分反应其含义, 需要根据我国《物权法》和《三方合同》, 结合质押监管实践做出具体的解释。

第三, 物流企业对银行承担监管义务、受托义务, 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对其过错给银行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相应的补充责任是一种顺序在后的责任, 学理上已有权威的解释, 需要额外说明的是, 物流企业作为受托人介入质押法律关系, 不应当彻底改变质押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衡, 如果客户有机会借此免除本应承担的民事、刑事责任, 则必然会引发新的道德风险, 恶化市场信用环境。

第四, 输出质押监管是一种制度创新, 银行通过《三方合同》取得了对质物的管领与控制, 以满足我国《物权法》有关动产质押的规定, 但这种创新是脆弱的, 以出质人的合作与信用为基础。较为迫切的是, 通过立法、司法与创新业务形成互动, 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一是通过典型的判例或司法解释, 将输出质押监管界定为共同占有, 认定共同占有为质权的设立及存续方式, 以此为基础规范银行、客户、物流企业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二是通过典型的刑事判例, 将严重的虚假出质行为归为合同诈骗犯罪, 将严重的盗窃、抢夺质物的行为归为侵犯财产犯罪, 发挥教育与威慑作用。

(笔者曾就本文的写作与公司总部及下属企业的主要法务人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所形成报告的核心观点, 特别是陈建华、孟然、孙成虎、李海初、王中领、寇娟、王苗苑、冷慧宇、张辰、刘洋、尹亚东、武利海等同事提出了书面或口头的批评和建议,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所有的观点, 尤其是错误, 一概由笔者本人负责。)

论金融创新的法律监管 篇8

1. 金融创新对机构监管的挑战

金融创新改变了机构监管的基础。机构监管的基础是财务报表,而金融创新影响了财务报表的内容和质量。财务报表是根据现行会计准则对金融或经济行为进行记录、分析和计量的结果,而现行会计准则是根据已有的成熟的金融业务或金融工具制定的,对金融创新产生的新的金融工具、金融业务,已有的会计准则没有相应的规定,也不可能做出规定。所以按现行会计准则,因金融创新工具、业务而产生的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在财务报表中大都不能得到体现,只是在报表附注中予以披露,如与传统信贷相结合的业务,承诺、担保、承兑等;与有价证券衍生工具买卖相关的业务,买卖金融期货合约、安排掉期和互换等。这种表外业务的或有负债性质增加了会计报表中所含风险信息的不确定性,降低了资产负债表上的信息质量,巨大的交易风险因此被隐蔽掩盖起来。

金融创新改变了机构监管的环境。由于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金融创新向电子化与网络化发展,数字化的业务流程,无纸化的操作交易,使业务经营不受地域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业的经营模式。金融创新还使各国的金融市场相继开放,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大大加强,为国际游资的投机和转移提供了方便(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分显示了国际游资的巨大作用)。所有这一切改变了金融业的营业环境,同时也改变了监管的环境,要求传统的监管手段、组织体系、信息处理技术等都要改变,原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手段、监管方法和监管知识等也要不断更新。

金融创新影响机构监管的模式。目前,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但是业务交叉性产品和金融衍生工具,例如有可满足投资、投机、保值、提高社会地位等多种需求的;有可适合大小投资者、长短期投资者、国内外投资者等多种投资对象的;有介于定活期存款间、股票证券间、存款与债券间、存款与保险间、贷款与证券间等等各种组合式的;有定期转活期、债券转股票或股票转债券、贷款转证券、存款转证券等可转换式的;有价格指数、市场利率或某一收益率挂钩的等弹性收益式的等等,这些金融创新的不断出现、表外业务的迅猛增长,淡化了传统行业或业务的区别,导致实质上的混业经营,对当前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形成冲击,日益要求中国人民银行与三家监管机构之间进一步加强协调,树立功能监管的观念。

2. 金融创新对货币监管的挑战

金融创新改变了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如前所述,金融创新使业务交叉性产品和金融衍生工具金融不断出现,货币和信用的创造主体趋于多元化,从而难以界定狭义和广义的货币供应量M1、M2、M3等中介指标的内涵,中介指标的可测性、可控性降低,货币政策的指标的内涵发生改变,货币政策的时滞性和不确定性增加,原有的货币乘数模型不再适用,中介指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被削弱,中央银行观测本国金融流量结构失去了稳定基准。所有这些都使货币供求形成机制变得十分复杂和多变,给货币政策的决策、操作和预警系统的运转造成了很大困难。

金融创新使可操作的货币政策工具减少。由于金融创新改变了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对建立其上的货币政策工具也必然产生影响,使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中的贴现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难以发挥作用,使得利率、存款准备金和再贴现政策的作用力、可操作性和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利率限制等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失效。最终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效果降低,金融当局难以准确、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

二、关于加强和完善金融创新监管的思考

1. 金融创新监管的理论基础

金融创新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金融工具、金融方式、金融技术、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及金融衍生产品的种种创新促使传统金融业发生深刻变革,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效率,丰富了交易品种,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也增加了风险防范能力;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在促进金融市场的效率的同时也便利了债务的创造,债务规模迅速扩大,信用急剧增加,增大了金融体系的信用风险。有些金融创新,尽管有转移和分散金融风险的功能,但从整体上看,金融创新仅仅是转移或分散了某种风险,风险并没有被消除,风险仍然存在于经济体系中。因此关于金融创新的监管存在着两种几乎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强化监管观点,一种是放松监管观点。

(1)放松监管。金融深化理论指出:一国的金融体制与该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能充分有效地将社会闲置资金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并通过市场机制引导资金流向高收益部门和地区,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的不断发展,通过国民收入的增加又会刺激金融的扩张,由此形成金融与经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实现金融深化。而金融深化是一个逐步消除金融抑制与放松金融管制的过程: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取消利率与汇率管制、允许多层次多类型金融机构并存竞争。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金融市场会得到发展,市场工具的创新有了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反过来会加深金融深化的程度。金融业务和市场的创新将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分配资金的效率,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使整个金融体制效率更高。形成金融深化——创新——再深化—一再创新的良性循环并且贯穿于整个金融业的发展过程。

(2)强化监管。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失灵理论和法律的不完备理论。该理论认为市场是有缺陷的,法律也是有缺陷的,监管的存在在于监督法律的实施、以人的能动性弥补法律和市场的缺陷。再一个就是金融的本质特性,金融是典型的信用经济,金融关系的发生、发展都是以信用为基础,在法制的保证下进行,所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金融立法和金融监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而强化监管的理论基础是金融创新给金融系统带来了新的风险的同时破坏了传统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如机构监管、货币监管,使金融风险更为集中和隐蔽。

综合以上两方面的观点,应当对金融创新进行适当监管,鼓励金融创新,同时避免金融压制,所以《指引》第七条规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以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金融创新作为良好监管的重要标准,坚持鼓励和规范并重、培育和防险并举的监管原则,依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本指引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提出了适度审慎监管的原则。

2. 如何完善金融创新监管

(1)改进金融监管理念,建立鼓励金融创新的机制。由于内外压制所形成的动力,金融企业在金融创新上总是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博弈之间,监管并非总是被动的接受挑战,金融监管也可以积极应对金融业的发展而主动创新,通过监管创新鼓励企业金融创新,这样更有利于金融监管与企业创新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更好地促进金融的创新和发展。尤其是在目前中国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严格法定管理之下,企业的创新空间很小,更需要金融监管创新,给企业一个宽松的创新环境。所以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充分地放权,允许金融机构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主动的创新,使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如在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方面逐渐采取负面清单的方式进行监管,凡未经法律明确禁止的业务品种,均可以开发等等,这样更有利于金融创新。银监会提出的“宽准入、严监管、多支持、管得住、快发展”监管原则正是体现了这一思想。但是我们在改进金融监管理念,建立鼓励金融创新的机制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个原则:不能以监管创新代替金融企业创新。这次《指引》的发布再次证明:中国金融市场的特点是政府主导型,面对这样一个不成熟的市场尤其应该注意。

(2)完善金融风险控制,规范金融创新的发展。今年是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至今还有很多人在研究:为什么近三十年以经济增长迅猛著称的亚洲四小虎: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随着全球以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金融一体化、金融证券化为特征的金融变革不断发展,各国法律制度对金融立法同样经历了从管制(Control)到监管(Regulation)和放松监管(Deregulation)的立法变化。问题在于,亚洲一些新兴国家接受了这种概念后,把法律上的‘监管’和‘放松监管’错误地理解为‘取消金融监管’或对金融‘不加监管’”。十年后的今天再回头看十年前的金融危机,中国目前的金融形势与十年前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金融形势是多么惊人的相似:经济高速增长、金融管制减少、金融自由化增加、国际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股市牛气冲天。“商业银行应充分认识到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密不可分,风险管理是金融创新的内在要求,商业银行应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识别、计量、监测、控制金融创新带来的新风险”。

参考文献

[1]许成钢．法律、执法与金融监管[J]．经济社会体翩比较，200，5：1- 12．

住房保障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篇9

住房保障制度是国家通过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 对中低收入家庭, 特别是生活有特殊困难的家庭的基本住房权利给予保障的制度。它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国家住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住房保障制度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及住房政策的改变而产生的, 其实质是政府利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 采用多种保障方式, 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而保障性住房的概念则更侧重于住房最终的目的——为特定人群提供住房保障。住房保障制度实质是政府利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同时兼有调控住房市场、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因此住房保障制度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质, 这项制度的实施对于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的满足, 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实现社会公平, 建立和谐社会有着积极重要的社会意义。同时大力推进保障房建设, 消化住房需求, 也是遏制高房价的的有力手段之一。由政府投资向低收入居民提供价格较低的公共住宅, 可以取得扩大住宅总供给量和控制住宅市场价格的双重作用。在现阶段的中国, 如何保障住宅权这种人权在我国得以普遍地实现, 如何建立相应的制度, 以便为政府组织实施积极的住宅扶助行为, 为居民知悉和求诸提供必要的规范, 这是我国是否走向文明发达之路的象征。但如果这项制度被滥用, 不仅仅是国有财产的损失, 而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等各个方面遭到重大的质疑, 就像有些报道那样可能让“民心工程”变成“闹心工程”, 其负面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二、目前住房保障法律制度的乱象分析

目前住房保障制度的申请、分配、建设和售后管理等各个环节都存在一些乱象和不足。媒体报导的乱象类型: “富翁”现象, 公职人员骗购“团购”保障房;保障房质量问题屡遭“围观”, 被指是豆腐渣工程;廉租房高价转租和不少公租房空置。综上所述, 乱象的原因有:

(一) 保障房与商品房之间存在的巨大利益价差。

保障房骗购骗租者实施欺诈行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转手和转租牟利。由于我国住房市场中商品房建设发展较快, 而保障房建设相对落后很多, 很多中低收入者和“夹心层”对居高不下的商品房价格望房兴叹, 而骗购骗租价格相对较低的保障房就成了一些人牟利的工具。但这同样做却造成了更大的社会不公。

(二) 社会的诚信缺失和诚信制度不完善。

我国虽然目前虽然已基本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但配套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制度建设却很薄弱,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是信用经济, 而法治和信用都需要一定的法律制度的保障, 仅靠道德提倡是远远不够的, 由于制度建设的薄弱和缺失, 同时加上市场经济客观上具有的不同个体的利益分化对道德的冲击, 因此在各个领域 (不仅仅是保障房领域) 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三) 法律监管制度的不完善和监管不力。

目前我国的保障房法律监管制度层次比较低, 甚至还没有一部的保障房建设监管全国性的《住宅保障法》。目前我国的住房保障建设立法以行政法规、地方法规, 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为主体, 很多制度虽然初具规模, 但立法较粗, 加上很多制度不配套, 操作性不强, 因此实践中出现不少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了。同时监管不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时甚至是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的主要原因。比制度不完善更可怕的是监管者的渎职, 甚至是监管者权力寻租与骗购骗租者内外勾结, 造成了社会关注的一个个热点的保障房建设发展中的典型事件。例如六连号事件和瘦身钢筋事件。

(四) 骗购骗租保障房得到的收益与面临的法律风险相比畸轻。

与保障房可能带来的收益相比, 骗购骗租保障房的法律代价极低。《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36条规定, 对弄虚作假、隐瞒家庭收入和住房条件, 骗购经济适用住房或集资、合作建房的个人, 由经济适用住房主管部门追回已购住房或者由购买人按市场价补足购房款, 并可提请所在单位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分。有些地方制定了对骗购保障房者的处罚措施。深圳市对于违规申请保障房者处以5, 000元罚款, 且自驳回申请资格之日起3年内不予受理住房保障申请, 不少人认为这样的处罚太过“温柔”了。比如深圳已初步制定了对骗购保障房者最高处罚20万元的新政策;北京市对已查出的存在瞒报家庭住房、收入、资产等情况的家庭, 取消申请资格, 或被要求解除购房合同。综观各地对骗领保障房的惩罚规定, 骗租骗购的人员在查处后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除了取消申请资格、责令退还、一定期限的限购、行政罚款外, 再无其他更为严厉的惩戒措施。相比骗领成功之后的巨大牟利空间, 这种过于“温柔”的惩戒力度, 明显过轻。在这种低风险、高收益的情况下, 很难有效遏制骗领保障房行为的再度发生。

三、完善住房保障监管法律制度的构想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更直言, 在权力与市场界限不清的情况下, 保障房势必会吸引有权有势的人侵占中低收入者的利益, 以保障房为名图他们的私利。通过前文对目前存在于我国住房保障领域中建设、分配和管理等环节的乱象原因的探讨和我国住房保障法律制度的分析, 我们认为要遏制这些乱象, 一方面应该不断完善住房保障的制度建设, 另一方面需要严格监管。二者之中, 就迫切性而言我们认为严格监管的意义更大。正如温家宝总理说:“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 那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

(一) 严格监管。

1.设立专职的住房保障制度监管机构, 执法必严。

保障性房监管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 不仅涉及到住宅建设、发改委、国土资源等众多综合部门, 还涉及到多部门之间的协调, 以及多项配套政策的落实。保障性住房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需要住房保障管理和监督部门的跟踪监测及严格监管。但由于多个部门监管, 信息沟通不畅, 监管措施不能相互配合。因此应当借鉴国外和香港的做法, 建立专职的保障房监督管理机构。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在用地、建设、准入、出租、出售、骗购、使用、监管等各个环节的违法违纪行为的惩处力度。骗购骗租不能再一退了事, 要综合运用刑事、行政, 民事法律手段, 让违法者尤其是保障房的分配管理违法者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 为保障制度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执法必严, 正本清源。

2.建立和完善住房保障制度的群众参与举报奖励制度。

广大群众, 尤其是符合申请保障房条件的广大群众是住房保障制度的受益者, 也是最有动力监督这项制度健康公平运行的群体, 吸收和调动这个群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来参与住房保障各项行政制度的实施, 建立和完善切实可行的群众参与制度, 赋予群众代表实实在在的参与权利和监督权利, 不仅能够让广大群众亲身体验这个制度的公平运行, 增进政府和群众的互信, 而且在这项制度中引进了外部监督, 增加了监督元素, 有利于遏制内部人暗箱操作。

3.切实建立和完善保障性住房的准入与退出机制。

完善收入审核和收入变动的监测机制。目前情况下, 收入标准难以真实准确可靠地审核, 这也是保障性住房分配过程中屡遭社会舆论抨击的最主要原因。要尽快建立起个人收入的监测机制, 以便与保障性住房的退出机制相适应, 一旦保障对象收入增加, 就应该及时采取措施, 令其退出。建立公共住房档案信息系统。建立住房档案信息系统是实施住房保障另一个基本依据。要对全市家庭和个人的住房况进行调查摸底, 建立家庭住房情况登记备案制度, 对政府保障住房的分配实行家庭成员全名制。

(二) 完善住房保障法律制度。

由于目前缺失全国统一的保障房立法, 客观上为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民革中央在今年两会上建议, 短期内各地方应当建立统一、完善的管理规定, 即各个地方应保证辖区内廉租、公租住房的准入标准统一、入住程序完善;对于不符合标准但已经入住的住户, 应当及时要求其腾退。中长期时间范围内应当由国家建立统一的退出机制管理程序。至于长期, 我国应当制定有关保障性住房管理机制的法律规范, 用法律的形式保证保障性住房工作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地方立法和部门立法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和完善住房动态的保障房信息公开制度。阳

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完全完整的公示能避免保障房分配过程中的贪污腐败, 有助于分配公平, 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公示并不涉及到审批者及使用者的隐私, 使用保障房这样的重大社会公共资源, 公示使用者的身份是使用者最基本的义务。

2.建立和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中的诚信声明和法律风险提示制度。

由于住房保障制度中包含的特殊的社会公平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 因此本项制度对各法律主体的诚信也有特殊的要求, 所以在该制度中要求开发企业和申请者在参与这项制度之初签署诚信声明也是合理合法的, 这既是对个人诚信的声明, 也是对社会公开的声明, 对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负责的声明。

3.建立和完善住房保障制度的诚信信息体系。

诚信仅仅靠自律往往效果不尽如人意, 甚至让人触目惊心, 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备地住房保障制度信息体系, 通过制度化、公开化的诚信体系引导住房保障制度中不同的法律主体做出符合本制度要求的诚信行为, 对诚信的法律主体予以褒扬;让不诚信者付出应付的必要法律成本, 惩恶扬善, 营造一个住房保障制度运行的健康环境。要建立科学完备的诚信评价标准和准确翔实的诚信档案, 并且银行、社会公众和企业等都能对企业和个人的诚信级别进行查询, 以此来规范住房保障制度中各法律主体的作出诚信的适法行为。

参考文献

[1].冯念一, 陆建忠, 朱嬿．对保障性住房建设模式的思考[J].建筑经济, 2007

[2].谢光飞.保障公民的住房权利[N].中国经济时报, 2007

[3].孙宪忠, 常鹏翱.论住宅权的制度保障[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2001

[4].文强千万家财还买经适房, 地方政府监管何在[R].网易房产, 2010

[5].倪洋军.听温家宝总理诠释政府的责任与良知[R].人民网-观点频道, 2010

互联网金融的法律监管 篇10

一、确定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

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机构现在是依据传统金融业的相关模式进行, 即“分业经营, 分业监管”, 但是相较于在国际上更为广泛使用的混业监管模式, 它有明显的缺陷, 监管重复和监管缺位时有发生, 而互联网金融因为互联网的融入, 分业监管的弊端更加显现出来。我国应当建立监管机构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监管机制, 强调不同监管机构间的沟通与协调, 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业务许可到经营运作以及资金流向等各方面实施监管, 确保监管的高效和全面。也可以考虑在此基础上, 尝试推入功能性监管模式, 即根据监管对象的功能不同明确各自的监管机构, 实现监管的全面化、最大化。

二、明确互联网金融的市场准入和退出规则

首先, 应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准入采取业务许可证制度。因为互联网金融存在着多种模式, 且不同模式有着较大的差异, 实施业务许可证制度应当对经营不同模式的主体提出不同的要求, 颁发不同的许可证, 可分为第三方支付业务许可证制度、互联网融资业务许可证制度、P2P借贷业务许可证制度、互联网金融产品销售业务许可证制度等等。更为重要的是, 针对不同的许可证制度, 有关部门必须明确规定其准入要求, 主要包括注册资本、网络设备的标准、技术支持、业务范围、资本充足率、投资者隐私的保护要求、责任界定等多方面的内容。同时, 还应当明确信息披露制度, 确保经营互联网金融的企业可以实现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 尤其应当注意第三方支付平台和P2P借贷平台的资金流向和运作方式, 保证互联网金融企业符合要求。

三、完善互联网金融的信用体系和监测体系

互联网金融的一大弱势就是由于其虚拟化的运作方式, 导致交易双方间信用缺乏, 对此, 应当建立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征信制度并通过强化对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资金流向的动态监测, 提高交易的安全性。一方面, 互联网金融企业尤其是P2P借贷平台和第三方支付平台, 要建立完备的信用数据库, 存储交易相关人的交易数据, 依据数据库信息由特定的信用评级机构对企业进行信用评级。另一方面, 互联网金融企业要加强与银行的合作, 对其客户的资金流向进行动态监测, 严格监控可疑、大额、复杂的交易账户, 防止不法分子从事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

四、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投资者权益的保护

互联网金融所具有的低门槛、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 促使许多小额投资者参与到金融理财中来, 但他们作为一种消费者本身就处于弱势地位, 且大多对金融投资的风险认识不深, 再加上互联网的虚拟性, 金融交易的专业性、复杂性, 投资者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 需要国家通过法律监管等手段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首先, 应当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投资者的科学教育, 增强投资者的风险防范意识, 提高投资者的自我保护能力。其次, 应当加强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监管, 强制要求互联网企业进行严格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 严厉禁止互联网企业对投资者进行虚假宣传和诱导, 并且对违规企业严肃处理, 规范互联网金融市场。最后, 应当建立完善的纠纷救济机制, 告知投资者明确的投诉渠道。

五、增强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

互联网金融应当实行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 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保证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 可以成立相应的行业协会, 实行行业自律管理。在2013 年8 月, 由多家互联网金融企业成立了“互联网金融千人会俱乐部”, 并发布了《互联网金融自律公约》, 该公约从多方面对互联网企业的经营进行约定, 极大地完善了互联网金融的法律监管。[1]

互联网业与金融业的融合产生了互联网金融, 它推动了金融业的创新, 在加强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的同时, 应当鼓励其继续创新。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法律监管仅仅依靠传统金融业的法律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国家有关机关从互联网企业的准入、投资者权益的保护等方面制定完善的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 并构建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首先, 要提高监管效率, 在明确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的基础上, 解决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政出多门”的情况, 加强监管机构间的交流与合作, 实现全面监管, 严格执法; 其次, 要解决互联网金融法律缺失的问题, 相关部门积极制定完善互联网金融业的法律法规, 实现有法可依; 再次, 要让投资者们真正了解互联网金融, 了解它的优势和风险, 实现谨慎投资, 同时加强对投资者计算机网络知识的教育, 提高交易安全水平。最后, 要让政府监管和自律监管优势互补, 确保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高效、全面, 形成良好的网络投资环境。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互联网作为一种交易投资渠道, 产生了互联网金融, 这对传统的金融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互联网金融的显著发展在给金融体系带来变革的同时, 也产生了更多的风险, 这需要政府、社会等各个方面给予防范和控制。对于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控制, 本文主要从法律监管方面予以讨论。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法律问题,法律监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