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精选十篇）
三农 篇1
这是干事创业的队伍, 这是爱系“三农”的情怀。
改革开放筑富民强国的大道,
百年复兴展英姿勃发的风采。
希望的田野是中国的希望,
稳固“三农”是和谐的命脉。
于是, 农业信息化肩负起了历史的重任,
服务“三农”自有“信息化”人的豪迈。
农民富了才算得上国家富了,
农村美了也是一个民族的尊严所在。
我们在辽宁山川播撒富庶的种子, 我们让辽宁大地流光溢彩。
十年的历程, 我们把12316做成品牌,
三十年的汗水,
我们洗亮了辽宁农业信息化的勋章绶带。
担当支农主力军的角色,
织成情系“三农”的信息纽带。
农民把我们视作自己的亲人, 我们岂能辜负乡亲的信赖!
为了农民, “总理工程”给力发展,
为了农村, 惠农措施一项项出台。
为了农业, 我们重复着呕心沥血, 收获着春暖花开。
也许是只顾前行而耽于回望, 回眸时心里万般感慨。
曾经的艰辛, 曾经的无奈, 让我们难以释怀。
党对“三农”的关注春风化雨,
国家对农业信息化的投入, 让我们热血澎湃。
信息中心就此有了勇敢的担当,
服务“三农”我们责无旁贷,
“四化同步”捧出了我们共有的精彩。
情系“三农”, 情满“三农”,
事业豪迈, 人心豪迈!
这是万象更新的时代, 这是风云际会的舞台。
举一面旗帜铺一路锦绣,
三农 篇2
【摘要】农民、农业、农村习惯上被称为中国的三农问题，也可以说是千百年来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基础性问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的三农问题依然存在和意义重大，但它的内涵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本文试图梳理三农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所发生的变化。
【关键词】三农问题、城市化、社会发展
[Abstract] the farmer, agriculture, rural area used to be called China issues, but also can be said to be thousands of years China as a basic problem of a large agricultural nation.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city, agriculture China still existand significant, but its meaning has changed fundamentally.This paper tries to sort out the “three rural issues”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keyword]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city, social development
前言
中国传统社会的旧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土地制度、农产品价格和农民税费负担三个方面。计划经济时代，农民没有自主交易权，农产品的收购由国家统一定价征收。国家利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变相“剥削”农民发展工业，这种现象曾是谷贱伤农的突出标志。经过农村改革后，实现了农民的种养自由和农产品价格市场化，同时又以家庭承包的形式均分了土地。2006年免征农业税和其他一切税费，终结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至此，旧三农中的三个问题基本已得到了解决。
近年来在原有三农问题淡化的同时，随着城市化发展房价持续攀升，农村土地使用流转问题成为了社会的焦点。有的学者认为地权归农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而另外一些学者却认为应该保护农民的权益，以土地是农民的最后保障为由反对土地私有化或资本化。因此，怎样认识农村土地使用流转，今后改革的思路是什么等问题成为了解决新三农问题的突破口。
旧三农问题的历史演变
总的来看，中国的三农问题由土地问题而起最后终将以土地问题而落。中国
共产党人的革命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打土豪、分田地”动员了亿万农民。在1950年代初期的土改之后，农民也确实分到了均分的土地。但是出于摆脱千百年来小农经济贫困、落后、效率低的问题，我国实行了从初级设、高级社一直到人民公社越搞越升级的集体化运动。由于我国对农业规模化经营认识的不充分，并且对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过于急切，这样的运动也事与愿违，最终导致了失败。
后来，国家调整了农村公有土地制度计划经济。但是依旧严格限制农民离开土地和规定农民的种植方向，并实行对农产品全面的统购统销。在这一点上，国家选择牺牲农民利益。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靠低价收购农产品来为国民经济提供积累，从而导致了农民贫困和农村落后，这是早期三农问题最为突出的矛盾。中国经济改革应当说最初是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逐步松动农产品价格开始的，进而逐步松动种植计划和土地制度。同时期最大程度的改革就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就是把原来形式上集体所有和实际上生产队经营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重新划给了每个农户。通俗来说，就是所谓“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全是农民自己的”。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租佃权”。可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演变，农民自己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最大的地主——国家。后来，国家又宣布这种土地承包“长久不变”。从经济本质上看，这种由政府决定给予、不得随意收回和不随人口变动而长久不变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已经在事实上变为一种“永佃权”。通过这样一种土地承包制度，解决了传统三农问题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土地的农户占有权和生产经营的自由支配权。
因此，在1980年代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全面推行之后，中国农村经济的主要矛盾开始发生转移，从土地问题转到税赋问题。我们回头去看那句对土地承包责任制通俗的理解语“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这句话看起来很美好，其实里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那就是如果要给政府交出去的税费是个无底洞，甚至在缴纳税费的同时那些贪官污吏在这个过程中横征暴敛的话，那么所谓剩下全是自己的也就没有多大意义，农民还是没有钱。所以，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终于被提上了日程。由于涉及到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税种税率的法律设定，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农村基层之间财权与事权的划分等问题，前后历经10多年和两代领导人的接力努力，最终在2006年以全国免征农业税和免去农民的其他一切税费为标志，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可以看到，土地均分、零租金的长久承包权，以及农民全部税费的免除，这
三农 篇3
这是胡锦涛、温家宝自2003年执政以来的第九个中央一号文件。九个一号文件，一以贯之，全与”三农””有关。九个主题，从农业生产力、农民收入、农业基本建设开始，到建设新农村、水利改革到这一次的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等，几乎已涵盖了所有与农业、农民、农村有关的”三农”课题。这与1980年代也曾连续出现五个与农业有关的中央一号文件，不但相互辉映，且重视程度犹有过之。这样的现象，既反映了”三农”问题已成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最主要的阶段性问题，也折射了”三农”问题迄今尚未获得根本性的改善与解决。
这就值得做进一步更深入的省思了。为什么长期以来，在政策上持续重视，在资源上不断投入，”三农”方面还存在着诸多困难？是不是在过去所有与”三农”有关的一号文件所触及的课题之外，还有一些误区或盲点未被发现或正视？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改革开放迄今三十多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轨迹中去作一些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改革，农业是作为第一步领先于工业及服务业开始启动的。1979年，在工业还未开始进行四个特区实验之前，农业发展就废除了人民公社，采取包产到户及联产承包责任制，其结果是立即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释放了农业的生产力。短短五六年时间，到1984年，数以亿计的老百姓基本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了。这六年，堪称是中国农业发展成果最突出的阶段。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视察几个特区设置5年来的成效，对特区模式产生了信心，于是作出了开放沿海14个城市的重大决定。自此开始，中国的以城市为重心的工业改革开始提速。
城市工业改革的 成效也是立即而且明显的。城市地产与工业领域就业快速增加，资金蜂拥而入，出口大幅狂增，所得明显上升。恰恰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原本快速发展的农业，增长出现了减缓，新、老问题同时呈现，这也就是1980年代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出台的大背景。
难道工业的快速发展与农业或”三农”问题的出现存在着某种关联？正是如此，而且恰恰是因果关系。
就理论而言，或者就全球范围中的经验来看，工业部门的生产力与竞争力都大于而且远大于农业部门，因此只要工业出现，农业就很快变为弱势产业，其必然的发展逻辑是，所有资源与要素，无论土地、资本、劳动力，都会持续从弱势的农业部门流向强势的工业部门，农、工两业因之此消彼长。此等竞争效应除极少例外，普遍发生在几乎所有国家。
该如何面对此等形势？尊重市场机制，自由竞争，优胜劣汰？NO！理由？只要看美、德、法、日这些所有高科技的工业发达国家就知道了。这些强调市场经济的国家，没有一个不违反所谓市场经济的原则对它们自己的““三农”“给予尽可能最大的补贴，目的就在于让它们的农业在强势工业的竞争下能维持住一个足够大的规模，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环境生态、生活风俗，以及一切附着于”“三农”“之上的有形与无形的价值。
中国祖先有神农氏，三千年历史“以农立国“，那是因为未曾有工业革命。近两百年，全球进入工业化、城镇化时代，发达国家已明白必须”以国立农“，期待发达国家的发展哲学与战略思维能够给中国的”三农”政策一些有用的启示。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三农教育 篇4
关键词：三农,三农教育,三支一扶
1 发展农村教育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三农”问题的解决有利于社会全面进步, 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邓小平指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发展农村教育, 能促进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文化素质的提高, 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发展农村教育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2“三农教育”的涵义
“三农教育”是农业教育、农村教育和农民教育的总称, 农业教育包含普通高等农业教育和初、中、高等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农业成人教育;农村教育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农村扫盲教育、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农民教育传统上被认为是对农民实施的政治教育和文化科学教育, 现阶段主要指以农民为对象以科学技术为主要教学内容, 以提高农民科技素质为主要目的教育与培训活动。
3“三农教育”现状
农村教育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一是农民受教育程度低, 影响农民脱贫。农民贫困, 影响农民子女受教育, 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全国有数百万农村儿童因贫困而辍学, 或根本就上不起学。2000年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至2002年, 全国还有431个县尚未“普九”, 其中372个县集中在西部地区。中西部农村初中辍学率居高不下。二是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农村教育的投入不足影响农村教育的条件与教育质量。教育经费短缺, 基础设施和教师队伍水平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化要求, 教育观念、培养模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存在许多问题。三是农村教育严重滞后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农科教结合”和“三教统筹”推进缓慢。一些地方农村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 为农服务不够主动, 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存在着脱离农村实际。
4 解决“三农教育”有效措施
(1) 农村义务教育投人加大。2007年底, 为了中国西部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85%以上, 国家投人数以百亿元的专项资金。2003年12月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 (2) 农民工将受职前教育。政府正在启动一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将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前引导性培训和工作岗位职业技能培训。2004年开始, 将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教育和在职的继续教育。 (3) 利用高校资源解决“三农教育”问题。周济透露, 中国要成立一个农业高等院校的农业、科技和教育网络联盟。联盟将有助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同时, 要做好“三支一扶”在师范院校当中的宣传, 让更多优秀的师范生加入到“三支一扶”行动中来。2004年, 湖北省就启动“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高校百名师范专业毕业生参加了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 多名学生参加了教育部、团中央及湖北省教育厅、团省委组织的其他志愿服务农村、服务西部的项目。到目前为止, 仅湖北省就有来自省内外99所普通高等学校6107名应届本科以上毕业生签约到78个农村县市的乡镇学校任教。农村教育质量的关键在于教师。“三支一扶”计划无疑加强了农村教师的队伍建设。
“三农教育”问题, 是关乎农村教育走向何处、农村教育发展为了谁的问题以及农村未来小康社会要靠谁来建设的问题, 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今年9月颁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在继承以往关于农村教育好的经验与做法的基础上, 明确提出了农村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发展模式, 试图更有效地解决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农村教育问题。为“三农”服务, 只要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不是浅尝辄止的短期行为和纸上谈兵的表面文章, 教育事业的发展就能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林毅夫.“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 2003 (1) :19-24.
[2]茅于轼.“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减少农民[J].江苏社会科学, 2003, (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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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玉珍.“三农”问题与农村教育的思考[J].中国西部科技, 2004 (9) :72.
三农问题 篇5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
一、农村问题。
1、农村土地问题。一是土地承包问题。土地承包如何合理，承包到户的土地究竟如何处置使用，土地承包如何与人口等因素的变动相适应，等等，许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二是宅基地问题。宅基地不同于耕地，一直是农民的私产，现 在 似乎不明不白。宅基地究竟属于谁，农民对于宅基地的处置使用权究竟与承包地有什么不同，宅基地的管理分配怎样才合理，面临若干问题。三是土地权属问题。在农地转为非农地过程中，农民作为土地所有者，他们的角色和权益应该如何体现，制度安排如何有利于节约土地资源和稳定农村社会，问题才刚刚受到重视。
2、基层政权问题
当前农村基层政权面临的问题很多，如执政能力弱化、形式主义泛滥、乡村两级债务沉重、干部作风漂浮、不作为和乱作为并存等等。但这些问题都是表面的问题，农村基层政权面临的最严重、最危险的问题是信任危机。实际上，农村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信任危机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已经让农村基层政权在工作中付出了代价，并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埋下隐患，给党的执政基础带来风险。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信任危机加大了农村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难度。二是信任危机增加了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民的交易成本。三是信任危机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危机。
二、农业问题。
1、粮食安全问题
粮食问题曾是千百年来困扰人类和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天”字号的大问题，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安危，也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比较好的调动；随着种子革命和化肥革命的深入，加上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生产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我国的粮食供应由过去长期的短缺转为供过于求，一个千百年来没有解决好的吃饭问题得以解决。我国粮食生产波动很大，人口呈刚性增长。粮食安全问题仍然是国民经济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头等大事，马虎不得。从粮食区域结构看，我国粮食生产继续向优势区域集中，区域间的粮食供需差异对粮食流通形成压力。同时我国粮食库存品种结构与消费结构不完全适应，需要进一步改善。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国际粮油巨头凭借其资本、技术及经营管理等优势，对我国农业和粮食产业不断渗透，政府对市场调控的难度不断加大，风险不断增加。
2、农业政策问题
过去农民总结农业的变化有三句话，叫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今天和今后仍然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三农”政策的演变大体可划分为三个时期。（1）1953年至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养育工业政策。农业养育工业政策的实施，农业剩余大量向工业转移，快速推进了工业化的发展，到1978年，我国已建设形成了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
（2）1978年至2001年：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农业养育工业政策。一方面在改革中对“三农”实行“放活”政策，逐步解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逐步增加对“三农”“予”的数量。由于农村改革中实行“放活”政策，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加上逐步加大“予”的力度，从而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没有根本改变，城乡二元财税体制依然没有改变，还形成了向“三农”“取”的新渠道，在经过20多年改革与发展之后，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框架，但在国民收入分配上进行的大调整，增加了对“三农”“予”的数量，扭转了长时期对“三农”“少予”政策取向不断固化发展的态势，或者说是对“三农”“予”的政策的拐点。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为中央财政支农资金的增加奠定了基础。从2000年起构建财政支出改革、税费改革和公共财政框架：在财政支出改革方面，重点是规范预算的编制和支出的管理；在税费方面，主要是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在公共财政方面，提出了建立公共财政制度框架，并在财政收支上逐步向公共财政的方向调整。（3）二十一世纪初：农业养育工业政策向工业反哺农业政策转变
新世纪之初，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开始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同时，改革以来，特别是1994年以来，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壮大，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在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之际，我国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开始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从2004年开始至今，中央连续8个1号文件都是关注“三农”问题，逐步启动“多予少取”政策。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废止《农业税条例》，从2006年1月1日起，征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标志着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传统分配关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三、农民问题
1、农民素质问题
农民素质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一般认为包括科技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民主法制素质和卫生健康素质。当前，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较差、道德素质有待提高、法制素质普遍较低和农民的卫生素质不容乐观。
2、农民增收问题 一是持续增收缓慢。农资及涉农服务价格过高削弱了农民增收效果。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增长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产品价格提高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力度，体现出价格对增收的负向性。生产资料及服务性价格上涨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农民要么减少购买量，从而减少生产投资，直接影响生产后劲；要么保证必要的生产投资，从而直接增大生产成本，抵消收入，降低了生产效益，甚至可能导致增产不增收的尴尬局面。农业内部增收乏力将影响农民持续增收的步伐。农村劳动力资源素质不高将影响农民持续增收。在当前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程度低这一自身特征更加剧了其在寻找工作中的劣势和遭受排挤程度。而作为新农村建设主体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大多数是缺乏一定的技能而又实在无法外出从业的这一部分群体，她们素质较低，技能单一，经营管理能力较低，一方面难以接受新农业科技知识，制约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适应不了当前非农产业的发展要求，多为从事传统的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贸易业以及低层次的服务行业，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新兴第三产业，所以也制约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及农民增收进程。
随着国家经济增长和国家对农村、农民的政策的调整，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综合生产能力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优化，粮食产量大幅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面貌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完善，农民收入大幅增加，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在看到“三农”可喜变化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三农”存在的一些隐忧。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方面。相比其他农业强国，我国农业生产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竞争力弱。我国农业生产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率较大，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普遍较大，出现了土壤退化，生态环境恶化，部分农业产品存在安全隐患，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信任度较低等问题。我国农业生产方面还存在机械化使用率较低的情况，其生产效率显著低下。二是农村方面。我国城乡“二元”化结构发展依然明显，部分农村地区的面貌依然落后。部分地区农村的道路、水利、通讯等基础设施正在改善，但仍然比较薄弱。城乡经济水平还普遍存在较大的差距。三是农民方面。我国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科技素质、学习能力等依然较差，难以掌握和利用新技术、新信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依然较低。更由于农业生产利润低下，机械化使用率较低，农业生产辛苦等原因，很多农村地区的大部分劳动力流向城市打工，农业生产劳动力严重不足。我国的农业生产还将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况。部分农村地区还出现了土地被大量撂荒的现象。总书记不断在会议上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习近平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必须始终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减弱、推进农村全面小康不松劲，在认识的高度、重视的程度、投入的力度上保持好势头。——2015年7月16日至18日，习近平在吉林调研时强调”、“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坚定不移加快农村发展，坚定不移维护农村和谐稳定。——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强调”。
解决“三农”问题，是我们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锁定“三农”工作，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的历史阶段农业农村工作主线。为此我认真通过网络，学习了相关信息和别人的见解，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最主要的途径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本方向和着力重点。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从理论上讲，是由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内在联系决定的。农业和工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支柱产业，农村和城市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两个基本区域。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有机的联系，彼此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农业和农村发展，离不开工业和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同样，工业和城市发展，也离不开农业和农村的支撑和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就是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有机统一整体，充分发挥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充分发挥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
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目前也面临不少新的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严重不均等，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
两会三农（一） 篇6
过去的一年，农业农村工作取得了超出预期的好成绩。农业农村发展持续向好、稳中有进，粮食生产再创历史新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农村民生有新的改善，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新的一年，如何推进农业农村工作持续向好发展？农产品市场又面临什么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如何应对？本刊特别聚焦两会，陆续解读两会中的“三农”话题，聆听代表委员的声音。
保障粮食安全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农业是扩内需调结构的重要领域，更是安天下稳民心的产业。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推进农业现代化。坚守耕地红线，提高耕地质量，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把13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点评】粮安天下，粮稳民心。虽然我国粮食已经连续10年增产，但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要稳住经济增长的底线，守住物价涨幅的上限，不容农业有大的波动和闪失。如果粮食和农业稳不住，不仅影响经济发展的大局，而且影响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进。
探索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探索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市场价格过低时对生产者进行补贴，过高时对低收入消费者进行补贴。
【点评】在今年2月初，国家发改委在部署2014年农村经济重点工作时表示，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前提下，更好发挥市场在农产品价格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探索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的改革，逐步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在市场价格过高时补贴低收入消费者，在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按差价补贴生产者。今年的一号文件也首次提及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并提出，将启动东北和内蒙古大豆、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试点。
国家此前实行的最低价格收购和临时收储制度，虽然能够保护农民利益，但也具有明显的政府干预市场的特点，致使拉高了部分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使其国际国内市场严重倒挂，收储、加工企业的库存成本也大幅增加。建立目标价格则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利益的同时，对于实现市场农产品资源配置，协调国内外农产品价格也起到重要作用。
积极发展农业保险 探索建立巨灾保险制度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探索建立巨灾保险制度。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
【点评】农业保险作为一项关乎民生的政策性保险，在专家看来，虽然目前商业保险公司参与不多，主要是存在巨大不确定性风险，不过未来发展空间巨大。从2004年开始，由于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我国应“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保监会开始试点，历经十年，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仅次于美国。虽然目前农业保险收入占保险公司保费的比例还很小，但未来的前景巨大，因此各大保险企业都不愿放弃这块业务。
“舌尖上的安全”：全方位构建机制“最严”监管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建立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程监管机制、社会共治制度和可追溯体系，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严守法规和标准，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点评】近些年，国家已越来越认识到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认识到需要构建机制，运用法律手段保障食品安全，这三个“最严”彰显了食品安全监管的决心和力度。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指出：“今年农业部开展了质量安全监管年活动，一手抓执法监管，保持高压态势，露头就打；一手抓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和经营体制机制创新，通过标准化、规模化、信息化来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主粮转基因并未商品化生产
【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是高新技术，全世界都在重视，中国人一定要重视，我们一定要尽我们的所能占领这个农业生物技术的制高点。这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软实力及竞争力的需要。
转基因农产品的生产必须要有严格的安全评价制度。通过了安全的评价制度之后，还不能马上进行商品化的生产，要进行实验。从实验室出来以后，考虑最大的两个影响，一个是对环境安全的影响，一个是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这两个评估了、合适了才能进行商品化生产。目前我们就是严格按照这个程序、这三个阶段在进行推进，目前我们的转基因农产品只有转基因抗虫棉和转基因抗病毒番木瓜，其他的没有。主粮（转基因食品）现在还没有商品化生产，肉蛋奶和水产品也没有。
【点评】世界上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所有权威机构，都对已经上市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没有争议。转基因在农业增产方面潜力巨大。“如果我们国家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继续迟疑不决，将对我国未来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说。转基因产品是否安全，要看转的是什么基因，要分类而谈，不可一概而论。因此，转基因产品在生产前，政府会进行严格的监管和审定。
“绝不能让耕地成为一笔糊涂账”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据我了解，全国耕地总量虽然没有减少，但新增耕地大多位于光照、淡水资源严重不足的地区，或地表土层破坏的矿区。而减少的耕地大多为鱼米之乡的连片平坦耕地。耕地质量下降已对粮食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点评】我国一直强调18亿亩耕地红线以确保粮食安全，但是快速城镇化、土地流转“非粮化”趋势都让耕地保护压力重重。土地违法案件屡禁不绝是威胁耕地红线的重要原因。在基层，土地使用有时候就是党政“一把手”说了算，造成土地违法案件高发、农民利益受损案件多发。资本逐利是导致土地“非粮化”。在农业生产市场化的今天，资本的逐利性致使种植花卉苗木、大棚蔬菜、特色养殖等高附加值项目成为追逐的对象。这样的“非粮化”项目还被当作“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扶持。
日益严重的水土污染影响土地质量。2013年年底公布的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有5000万亩耕地已经受到中、重度污染而“不宜耕种”，面积相当于两个特大型城市。
三农 篇7
为什么“三农”问题成了问题?“三农”问题究竟包含哪些问题、是什么样性质的问题?怎样解决“三农”问题呢?这就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三农”问题的实质:从问题提出到理性辨析
1.“三农”问题的提出
“三农”作为一个概念由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2000年初, 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基总理写信提出“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 农业真危险”以及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后, “三农”问题引起社会普遍关注。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 正式成为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引用的术语。2003年中共中央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至此, “三农”问题进入国家最高层决策的视野。
2.“三农”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
农业、农村、农民一直是高度关联、不可分割的。然而, 本世纪初之前, 无论是科学研究, 还是政策指向, 其对象基本上要么是农业, 要么是农民, 没有人把这三个概念合并成“三农”来认识。那么, 为什么现在必需把“三农”合并在一起来认识和制定对策呢?
长期以来, 农村的主要产业是农业, 农民依附于土地并以农业为生, 农村的兴衰、农民的贫富均与农业状况密切相连, 困扰国家、农民和农村的问题就是农业生产能力低下, 供给能力不足。所以, 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农业问题, 农业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增加农产品产量。
沐浴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 借着1982~1986年中央连续下发的五个“一号文件”的力量, 农村和农业创造了空前的奇迹:农业产值由1979年1270亿元增加到1985年的2564亿元, 实现了翻番;农民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由1979年的133.6元增加到1985年的397.6元, 翻了1.5番; (1) 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首次于1981年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1982年得以继续超过, 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仅有的两年。我国历史上首次整体上解决了国民的温饱问题, “保证人民吃饱”不再是困扰政府的头等大事。农村经济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农民一副欢欣鼓舞的神情, 农业进入历史上少有的繁荣期。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进步, 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现, 既是生产力进步的标志, 也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 还为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所以, 1984年国家启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继而对外开放之后, 农民就开始了由内地到沿海、由农村到城市、由农业到二、三产业的大规模地流动, 农民成了城市中的“农民工”。
农民外出务工的动力是城市和二、三产业为其提供了高于土地回报的工资。农民工的出现, 一方面, 对农村和农民有其明显的积极价值: (1) 外出务工为农民提供了第二收入来源, 也为农村提供了第二经济来源, 对农民富裕和农村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2) 外出务工开阔了农民的视野, 更新了农民的观念, 提升了农民的能力, 刺激了农民的创业欲望, 也为农民向更高层次发展准备了管理知识和营销知识、财富积累和关系积累; (3) 外出务工还带来了城乡的互动,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舆论准备、人才准备、信息准备、资金准备、心理准备和样板教育。另一方面, 农民工的出现, 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1) 农民工大量进城, 让农村失去了绝大部分的青壮年劳力, 农村教育职能和管理组织瘫痪;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大量出现不仅关乎家庭幸福, 而且累积成了社会问题;农村因此失去了活力, 农业稳定和农村进步目标地实现失去了人力资本的支撑; (2) 农民了解了远远优越于农村的外部世界, 从而对外部世界产生向往, 心理上已经不再归属于农村老家, 诸如在城市安居乐业、与市民享受平等待遇等等诉求自然而然地产生, 但往往多半落空;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 在心理上、行为习惯上、审美观及价值观上其实就是“城里人”, 但统计上和政府管理中仍将其视为“农民”, 这既让他们愿望落空, 也加重了他们的困惑、恼怒和逆反, 这一群体已经成为城市不稳定的力量并在进一步蓄积着; (3) 农民工支持了城市和二、三产业的发展, 城市和二、三产业的发展却不断侵害着农村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要素资源, 污染着农村的环境。
与上述情况同步, 1985年后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不断降低:1979~1984年, 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超30%;1985年之后, 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逐步缩小, 且呈现明显的不可逆的下降趋势 (1990年除外) , 由近28.44%逐步下降到1993年代的20%以下, 2010年更是下降到10.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见图1) 。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可见, 当前, 农业已经解决不了农民和农村问题, 农村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 农业就业和收入已经不是农民的唯一选择, “三农”问题已经超出了农业和农村的范畴, 演变成了与城乡二元结构相一致的社会问题。评估“三农”问题需要跳出“三农”, 从农民、国家、城市三个维度进行分析。这样, “三农”问题就表现为三个方面: (1) 农业、农村、农民交织出来的问题, 而不单单是三个方面割裂开来的三个独立的问题; (2) 农业、农村、农民与外部环境互动中产生的问题, 而不是局限于“三农”内部的问题; (3) 前两个问题映射出来的制度问题, 而不仅仅是内外部交织出来的利益矛盾。
3.“三农”问题为什么现在成了问题
2003年之前, 我们认识和解决与“三农”有关的问题主要是农业问题, 其次是农民问题, 既没有把“三农”合并在一起作为问题, 也没有把“三农”跟外部环境、国家战略放在一起作为问题。现在, “三农”问题成了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原因何在呢?
(1) 如上所述, 历史上单纯的农业问题已经演化成了农业、农村、农民交织出来的问题和农业、农村、农民与外部环境互动中产生的问题以及制度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坏, 不仅关乎“三农”, 而且关乎其他方面。
(2) 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需要。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就必须首先在战略上挖掘新的可保证我国以不低于8%的年均增长速度持续增长20年的经济增长极, 其次国民经济各部门均衡而协调地发展。城市经济和沿海经济经过一轮快速发展已经进入了调整期, 其自身的发展潜力在重新挖掘和孕育中, 实现国家战略的着力点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新农村建设上。加之农业和农村严重落后于二、三产业和城市, 如果不能通过系统地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的均衡发展, 就势必阻碍这一战略目标地实现。
(3) 社会和谐、进步的需要。社会和谐需要保证社会各阶层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 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当前, 在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农业与二、三产业这三组比较对象中, 无论是参与现代化进程, 还是分享现代化成果, 甚至各自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交换和各自应该享有的公共资源配置权力, 前者都处于无可争议的劣势地位。如果这些不平等问题不能够及时得到有效解决, 就不仅不能够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而且必将破坏和谐稳定的大局, 阻碍社会的进步, 妨碍国家战略地实现。
二、“三农”问题的内部逻辑:从内部关系到均衡发展
农业、农村、农民本来有着天然的联系, 但是, 现在农民显然与农村和农业发生了背离, “三农”内部的对立统一构成了其内部逻辑的内容。
1.“三农”的内部关系
认识“三农”的内部关系, 要从以下两个维度分析:
(1) 从它们的依存关系分析。现在, 伴随着农民工在城乡间的流动, 农民已经游离于城乡、一、二、三产业之间, 他们已经不再依赖农村和农业。但是, 农村和农业仍然需要农民, 农业与农村则互为生存条件。由此可以将“三农”问题简单地分为: (1) 农民问题; (2) 农业和农村问题。如果仍然围绕着农业和农村来认识和解决农民问题, 恐怕难达目的。
(2) 从农村特有的生产要素分析。农村特有的生产要素, 一是土地, 二是农村劳动力 (农民) 。土地是农村存在的物质基础, 也是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 离开土地就无从谈论农业和农村。所以, 农村和农业问题可以根本地归结为土地问题, 包括 (1) 土地权利的确认和实现途径; (2) 土地配置的方向和数量限制; (3) 土地保护, 尤其是耕地保护。农民是农村和农业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力量, 也是农村中最有创造力的力量。作为劳动力主体的青壮年农民能否留在农村, 受过教育的农民能否回流农村, 不仅决定了农业的发展能力, 而且决定了农村的进步能力。所以, 农民是“三农”中最宝贵的生产要素, 也是农业和农村越来越难留住的人群。
可见, 尽管“三农”问题的表现五花八门, 但根本上讲, 不过两个问题: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土地问题需要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农民的天然权利、保护农村进步的物质基础三方面综合考虑;农民问题则需要从公民权利、城乡一体化发展、国家重要的生产要素三方面统筹考虑。
2.“三农”内部究竟出现了哪些问题
从表面看, “三农”问题就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总和。农业问题的突出表现为: (1) 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 农业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极限; (2) 环境污染与违法乱纪交织在一起, 动摇了食品安全的基础; (3) 农业的战略定位与产业定位割裂, 导致稳产高产优产的长效机制难以建立, 农业随政策导向而波动。农村问题的突出表现为: (1) 产业基础薄弱; (2) 管理废弛, 组织瘫痪; (3) 环境恶化; (4) 人员流失, 人才缺失; (5) 农村定位不清, 发展方向不明。农民问题的突出表现是: (1) 权利边界不清楚, 天然权利和合法权利屡屡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被随意侵犯; (2) 身份认同感错乱, 迷失于城乡之间; (3) 就业不稳定, 收入增长不稳定, 生产生活不稳定; (4) 农民的权利意识在增强, 义务意识在减弱。
从根本上分析, “三农”问题绝不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简单汇总, 而是它们相互胶着中产生的综合问题。当前, “三农”内部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没有厘清“三农”的内在逻辑, 导致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缺乏战略观念和系统观点。
如上所述, 农民大规模流动前, “三农”问题是唯一的问题——农业问题, 农业发展问题解决了, 农民和农村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 现在的“三农”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农业和农村, 而是牵涉到了国家战略、城乡一体化和农民公民权利等诸多方面。
五个“一号文件”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利改革为突破口, 创造了农业和农村的繁荣,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1986~2003年长达18年的放任发展, 带来了耕地撂荒、农民增收难、农民工就业难、农村管理涣散等问题。2004~2012年中央连续下发了九个“一号文件”, 带来了粮食产量九连增, 却没有解决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 (如生猪、食用油、禽蛋) 的安全问题, 也没有解决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问题, 还没有解决农民的权利保障问题, “三农”问题反而越积越多, 越来越严重。其中原因, 耐人寻味。
看来, 要彻底地解决“三农”问题就不能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 而必须厘清“三农”的内部逻辑, 将深层的思考、长远的谋划、具体的措施结合起来, 系统地、整体地、审慎地分析和解决问题。
就“三农”的内部逻辑来分析, (1) 农业仍然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目的就是必须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其次才是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农民增加收入和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解决农业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 其次必须有效防范和切实严惩食品违法行为, 再次必须承认农业的产业属性, 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和其他投资主体投资农业的积极性。 (2) 农民问题是难点。现在, 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依附于土地的农业劳动者, 而是公民权利觉醒了的现代人。他们要求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分享现代化成果, 要求自由且平等地交换各自拥有的生产要素, 要求平等地分享公共资源, 要求得到人的尊严, 要求分享政治权利, 等等。我们的法律、政府、媒体和其他社会阶层却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3) 农村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支撑点。跳出“三农”来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必需的。
(2) 没能把握社会变迁趋势, 导致对农村定位和存在价值认识模糊。改革开放让各行各业从中受益, 带来了国民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但这当中也蕴含着一个历史规律:农业文明一旦与工商业文明发生碰撞, 后者就必然显示出文化的强势、竞争的优势, 结果就是农业和农村天然拥有的生产要素 (如土地、劳动力、水资源) 被工商业和城市所吸纳甚至被廉价地侵占, 农业不得不依附于工商业 (现在还不得不依附于现代金融业, 如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 , 农村不能不被城市辐射, 农民不能不因此转型。农民在转型中面对着机会与风险、发展与落后等多重因素, 农业生产日渐工业化和商业化, 农村日益边缘化和空心化。在此趋势下, 农村以什么样的产业、什么样的功能、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定位就大致确定了农村的存在价值和发展方向。然而, 我们现在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规划都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相对于城市, 农村被边缘化;相对于工商业, 农业被边缘化;相对于市民, 农民被边缘化。如果“农村向何处去”这个问题解答不清楚, 那么, 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就根本不可能。
对农村的存在价值和重新定位可以从五个维度认识: (1) 相对于城市, 农村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一极; (2) 从国家整体认识, 农村是国家安定、社会进步的关键一极; (3) 从国家战略来认识, 农村是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增长点; (4) 以历史的观点看, 农村是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具有符号价值的村落、墓葬、寺庙、牌坊、古代农业工程等是不可替代的鲜活的文化载体; (5) 从人类的自我发展来展望, 农村是人类最终的心灵归宿, 只有在农村才可以自由自在, 天人合一。
(3) 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问题的复杂性, 导致不能够全面而恰当地评估和解决农民问题。现在, 认识农民问题有三个局限: (1) 局限于农业和农村来认识农民问题; (2) 局限于收入增长来认识农民的权利; (3) 局限于身份来认识农民。
然而, 农民真正需要的是: (1) 自由:身份的自由, 迁徙的自由, 处置财产的自由, 就业的自由, 安居的自由, 等等; (2) 平等: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法律地位平等, 分享各类机会的平等, 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平等, 等等; (3) 尊严:自由和平等是最大的尊严, 参与政治活动、不受城市和市民的歧视、生活习惯被尊重等也是尊严的内容。国家需要的是: (1) 农民充分就业, 农民的劳动力资源潜力得到充分挖掘, 促进农民的自我发展; (2) 农民得到应得的社会保障和发展机会; (3) 农民不因让渡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彻底离开农村而面临无法克服的风险 (如失业) , 从而保证社会的长期稳定。
三、“三农”问题的外部逻辑:从国家战略到协调发展
在交通和通讯技术高度发达、工商业文明强势扩张、农民工大规模流动的情况下, 农业、农村、农民已经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条件, 基于血缘的宗族关系和基于地缘的同乡关系已经被基于交易的工商关系所取代。“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三农”本身的问题, 也是其他行业的问题, 是社会问题, 是政治问题, 它的产生与外部因素有关, 它的解决也有赖于跟外部环境的互动。
1.“三农”的外部关系
认识“三农”的外部关系, 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分析:
(1) 国家与“三农”的关系。 (1) 国家与农业的关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部门, 其基本任务是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国家政策必须能够确保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不被削弱; (2) 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农村跟城市一样是国家的重要一极, 国家需要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安定团结, 因此, 国家必须采取措施稳定农村生产要素, 保证农村所需基本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 加强和提升农村社会管理能力; (3) 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农民是国家的宝贵生产力, 也是人口的主体, 还是关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农民都给新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家应该, 切实正视农民面临的难题, 去解决这些问题, 巩固社会安定、政权稳定的基础。
(2) 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1) 城市对农村有辐射和带动作用; (2) 城市吸纳甚至廉价侵占了本属于农村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 (3) 城乡在互动中共同发展, 共同进步, 尽管二者往往不同步。
(3) 农业与二、三产业的关系。这对关系恰如城市与农村的关系。这里不再赘述。
2.“三农”与外部互动中究竟出现了哪些问题
外部因素对“三农”的影响, 一方面是妨碍“三农”发展、加重“三农”问题的有害因素, 另一方面是促进“三农”发展、有助于“三农”问题解决的有利因素。我们这里只分析外部因素的有害影响。
(1) 城市及二、三产业凭借其天然的竞争优势, 廉价掠夺农村的要素资源, 导致农业和农村被动衰退。不同产业的竞争主要就是生产要素的竞争。生产要素总是向生产效率更高的产业流动。农业本身的天然属性决定了其生产效率正常情况下会低于工商业与服务业, 对人才、技术、资本、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弱于工商业与服务业。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 农业不仅不能吸纳其他行业的资源, 而且其本身的资源常常被其他行业所吸纳。第二、三产业越是发展, 生产要素越是脱离农业而外流到其他行业。农业和农村缺乏人才、资本、技术和管理, 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却倾向于服务工商业、服务业和城市。
这就是经济规律。然而, 政府却不能以客观规律为借口而放任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相反, 政府应该坚持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扶持。
(2) 政策偏向城市和二、三产业, 加重了农业和农村的衰退。工业革命之后, 国家的竞争力由农业生产能力转向工业制造能力。交通、通讯技术和现代金融的巨大进步, 让国家竞争力依赖于其第三产业竞争力和工业竞争力。所以, 法律和政策倾向于支持第二、三产业发展实属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需要和必然。
同理, 城市既是工商业文明的需要、结果和成就, 也是国家管理的平台和展示国家管理能力的平台。管理好、发展好城市既是国家发展和强大的需要, 也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重要保证。
这种政策倾斜的必然性却加重了农业和农村的衰退。解决“三农”问题需要调整政策的力度, 平衡城乡和工农的利益, 却不能因此调整优先发展城市和二、三产业的政策取向。
(3) 城市对政府的游说能力明显强于农村, 让农业、农村、农民公平获得公共资源变得愈发困难。城市与政府的特殊地缘关系使政府能够对城市问题感同身受, 从而政府会非常容易地理解城市问题, 愿意与市民和当地管理当局交流和沟通城市问题, 并会想方设法解决城市问题。相反, 农村问题与政府距离 (包括空间和心理距离) 较远, 农民跟政府的交流与沟通又存在语言、习惯、利益、地位等障碍, 这就使农业、农村、农民获得政府切实关注和公共资源支持变得困难起来。
四、“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
解决“三农”问题既需要具体的政策措施, 更需要基于实践的制度设计。不管是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 还是进行创新性的制度设计, 都必须遵循一些原则, 这些原则就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大道。
1. 尊重实践, 尊重人民, 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把握制定解决“三农”问题政策的内在规律性
1982~1986年中央五个“一号文件”之所以能够带来我国农业的空前繁荣, 就是因为其制度精神从根本上真正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而不是单个政策措施的组合。五个“一号文件”的成功经验可以高度概括为20个字:尊重人民, 尊重实践, 视野开阔, 态度开放, 实事求是。贯彻经验始终的是实事求是。
我国地大人多, 各地区的自然状况千差万别, 各地区、各部门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差距极大, 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部门、同一部门的不同个体也有显著的差别, 所以, 国家层面制定的具体政策绝对不能“一刀切”, 即使是在一些地方试验成功的做法, 也不一定适合一阵风似地在全国推广。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先试点-再试验-扩大面积试验-成功后推广”这种工作模式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从管理理论上讲也是科学的。所以, 政府应该鼓励人民群众结合当地和自己的实际去大胆地试, 大胆地闯。不以位高而鄙视群众, 不以权威而压制群众, 不以善良动机去强迫群众, 不以信息优势去武断决策。政府还要及时总结人民群众实践创造的经验教训, 从中提炼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 适时地将其上升到制度层面, 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形式予以规范, 进行推广。
2. 制度设计应注重长远性和适用性, 避免短期性和随意性, 把握制定解决“三农”问题政策整体中的关键性
“三农”问题是个纷繁复杂的问题包, 包含着前述的内部关系、外部关系和制度约束。所以, 必须把“三农”问题放在更宏大的历史视野、世界范围、科学发展的范畴内来认识, 并据此制定政策措施。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就不能不运用系统论的观点统筹协调、平衡解决, 否则, 解决的问题越多引起的问题越多, 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更多, 最后竟把单纯的“三农”问题解决成了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政权问题。
总结历史经验, 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费了很多的力量、用了很长的时间来解决“三农”问题, 却总是效果不佳。原因何在呢?主要原因就在于始终没有克服制约问题解决的瓶颈:就事论事的政策措施较多, 全面长远的制度设计欠缺;缺乏历史观念、全球视野、系统认识、整体规划。
在进行制度设计时, 还必须处理好这样几个关系:现实需要与长远发展的关系、整体需要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制度设计与物质条件的关系。
3. 优先处理当前问题, 有条不紊地规划解决长远问题, 把握制定解决“三农”问题政策系统中的突破性
有效地解决当前问题是防范和解决长远问题的前提, 系统地把握整体问题是防范和解决局部问题的关键。
当前, “三农”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规划出城乡一体化的实现途径和具体措施, 做到新农村建设跟城乡一体化建设相协调的前提下, 妥善解决农业稳定发展与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农民权利保障与农民稳步增收、农村重新定位与农村管理创新等三个关键问题。
注释
新年开篇话“三农” 篇8
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是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事实充分说明，关注“三农”，解决好中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去年初，我国遭受了百年一遇的雨雪冰冻灾害，随后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汶川“5·12”特大地震，这期间还伴随着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不久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接踵袭来……在这样严峻复杂的形势下，我国能保持经济发展基本面未变，社会稳定和谐，除得利于中央的政策措施及时有效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做到了“手中有粮”，保障人们吃得饱、吃得好。眼下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对我国冲击影响很大，其“解穴”之道，仍离不开抓好“三农”这一妙招，专家们说的好，“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重视粮食生产，是我国经济能够在世界经济惊涛骇浪中平稳着陆的保障。这真可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稳则天下稳。”
如何进一步抓好“三农”，保证今年粮食稳产增产?从这期发布的农发报告中的经验看，最关键的是认真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的政策措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中央“保增长、扩内需、转方式、调结构”的决策部署真正落到实处。一定要更加重视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确实把“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千方百计确保农业特别是粮食安全不出问题。要大幅度增加对“三农”投入，加大强农惠政策力度，把提高农民收入、夯实农业基础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求真务实，抓紧抓好。
三农资讯 篇9
全国人大常委会农业技术推广法执法检查组8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启动农业技术推广法执法检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作出重要批示。
吴邦国指出,农业技术推广法执法检查是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的一个重点。要通过这次执法检查,督促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深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提高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桑国卫出席了会议。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后,乌云其木格作了讲话。她指出,科技进步是突破资源和市场对我国农业双重制约的根本出路,推广普及农业技术,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对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近年来,我国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远不适应“三农”形势发展的要求,有很多工作需要进一步改进。
乌云其木格强调,要通过执法检查,进一步落实各项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扶持措施,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队伍建设,完善配套法规,加强法制建设,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农民日报)
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将继续稳步提高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8月26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粮食安全工作情况时说,国家将继续稳步提高最低收购价格,引导市场粮价保持在合理水平。
张平表示,国家将继续通过采取价格支持、增加补贴等多种方式,逐步提高种粮的比较效益。健全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办法。落实和完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健全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大对主产区(县)转移支付力度,201 1年底前全部取消粮食风险基金主产区地方配套;完善产粮(油)大县奖励制度,加大奖励力度,向商品粮调出量大、对国家粮食安全贡献突出的产粮(油)大县倾斜。增加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继续向粮食主产区倾斜。
张平表示,国家将优化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信贷投放结构,较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投入,重点向粮食主产区和产粮大县倾斜。建立健全以公共财政为主体的多元化投入机制,落实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投向粮食生产。加大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整合力度,增加中央和省级财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规模。用好“一事一议”政策,创新投资机制,采取以奖代补等形式,鼓励和支持广泛开展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护。
(农民日报)
我国已成全球第二大种子市场
记者从第三届种子健康与农业发展国际会议上获悉:我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种子市场。当前,我国良种覆盖率已达95%以上,对农业增产贡献率达40%。种业已成为促进我国农业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
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陈萌山介绍,目前,我国种业已经基本形成产业发展体系,市场规模已达500多亿元,相关法律和管理制度基本建立,现有持证种子经营企业8000多家。
陈萌山表示,今后我国努力在四个方面实现突破:一是突出产业整体发展,形成完整产业链条;二是通过企业联接产业各个环节,形成新型种子产业;三是坚持市场竞争与政策引导相结合,发挥企业积极性,加强政策引导和项目投入;四是加强产业能力建设,保障种子生产、供应能力,保证农业生产用种安全。
(人民日报)
卫生部启动农民工健康关爱工程项目试点
为切实保障广大农民工的身体健康,日前卫生部决定从今年起在我国的29个省(区、市)选择65个县(市、区)组织开展农民工健康关爱工程项目试点,对农民工进行健康教育,为农民工建立健康档案,开展农民工结核病防治及其子女免疫规划和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关爱工程等。
卫生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试点工作将对农民工开展健康教育等方面的培训,使项目地区农民工对艾滋病、结核病、计划免疫等传染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达到85%以上;为农民工开展慢性病“三个一”工作,即免费测量一次血压,发放一本《生活方式与慢性病科普知识手册》,开展一次慢性病预防与营养知识讲座,提高农民工健康水平;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健康指导,重点指导农民工对城市环境的适应力,缓解心理压力。
卫生部要求各级卫生部门高度重视试点工作,在人员和经费上给予保障,将开展农民工健康教育和建立农民工健康档案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将试点地区农民工结核病防治及其子女免疫规划工作和农民工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阻断项目纳入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项目,制订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全面推进试点工作。
(三农在线)
农业农村委: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8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王万宾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做了围绕十二五规划纲要开展调研的工作报告。农业与农村委员会报告提出了把增加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重点。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的专题调研报告,深入分析了加快转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
在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建设方面,提出了认真落实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减少或取消农业生产项目的地方配套、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建立合理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逐步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建议。
针对当前农民增收方面的制约因素,提出了把增加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重点、通过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等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通过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根据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和致贫返贫因素采取不同扶贫政策等建议。
针对当前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加速推进的现状,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努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了较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落户问题、搞好城镇规划、加强土地管理、防止城区过度扩张和浪费资源、完善征地补偿制度、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等建议。
(人民网)
首批木制建材下乡试点于8月21日启动
继家电和汽车下乡之后,木制建材也加入到下乡惠农的行列中。8月21日,全国首批木制建材下乡试点在京启动,试点企业将针对地区研发适合农村消费市场的产品,并保障以最低的价格销售给农村消费者。
为贯彻落实“建材下乡”的惠农精神,中国林产工业协会组织部分企业自发举办木制建材下乡试点活动。首批试点期将持续到2011年1月31日,由14家试点企业在12个试点省市开展木地板、木质门的下乡活动。活动采取企业直接让利,以比市场现价至少优惠15%的价格卖给农村消费者。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秘书长石峰介绍,在“木制建材下乡”试点期间,试点企业将针对试点地区研发适合农村消费市场的产品,并保障以最低的价格销售给农民,给农民带来真正的实惠。
同时,地板、木门企业为了扩大对三、四级消费市场的占有率,不仅在县乡消费市场建立销售网点,还将直接对农民实行免费安装、上门维护、售后服务等活动。中国林产工业协会将采取严格的监管制度,确保农民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保障。
石峰认为,农户可以从种植、管护、加工、销售、运输、售后各环节中,实现增收渠道的多元化。由此可以将农村中未能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吸纳到木制建材生产、销售及售后整个链条中,为农户增收带来持久的动力。
三农动态 篇10
江西抚州市以发展产业、村庄整治为重点, 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 全市农村面貌大为改观;同时农业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其中南丰蜜橘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高于非建设点15%。抚州市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经济合作组织, 全市市级以上龙头企业302家, 59万农户从中受益实现了就业愿望, 2010年户均从中增收2424元。其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达42家, 拥有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累计233个。新农村建设点以“一村一品”形式发展新产业, 与各县 (区) 主导产业吻合度85%以上, 涉及种植、养殖、加工、劳务、运输、商贸、旅游等产业, 建设了南丰蜜橘、广昌白莲、东乡瘦肉猪、崇仁麻鸡、黎川食用菌等16大农业生产基地, 并涌现出生态田园、农业产业、特色旅游、综合示范等100多个各具特色的新农村示范点;全市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820家, 覆盖新农村建设点90%以上。同时, 尊重农民意愿, 以村民理事会为依托, 推进村庄整治, 通过改水、改厕、道路硬化、建沼气池、新装太阳能热水器等使农村环境大为改善。目前该市投入3285.57万元, 启动了4119个村点、54个集镇的农村清洁工程试点工作, 新农村建设点农民已实现了“走平坦路、喝干净水、上卫生厕、住整洁房、用洁净能源”的目标。
吉林新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模式
“三资”指农村集体经济中的资金、资产、资源, 吉林省以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为核心, 以维护农民权益为重点, 针对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明确责任要求, 创新管理模式, 完善保障机制, 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保证。一是搭建“三资”管理民主定事平台。二是开展代理服务, 加强“三资”监管。三是完善保障机制, 提高“三资”管理效能。健全群众评价机制, 各行政村普遍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村民监督小组, 对村干部年初承诺的“三资”管理兑现情况开展民主评议。评议结果作为对村干部使用、工资补贴发放、评先选优的重要依据;对业绩不佳、群众评议满意率低的村干部进行问责。一些地区还给工作实绩突出、年度被评为优秀档次的村干部发放一定数额的奖金。
内蒙古乌拉盖成立草原生态旅游公司
内蒙古乌拉盖管理区贺斯格乌拉牧场注册成立了贺斯格淖尔草原生态旅游有限公司, 这是该地区首家以生态旅游为主题的旅游公司, 主要开展旅游餐饮、住宿、观光、休闲度假、购物等服务内容。公司计划投资1500万元, 按A A A A级景区标准建设景区大门、服务中心、生态停车场、住宿蒙古包、固腊卜赛汗国际敖包修缮等项目。目前已投入285万元建固定蒙古包5座, 可一次性接待300余人就餐, 并配备了游艇、游船等设施对外营业。沈阳设计院通辽设计分院编制完成了贺斯格淖尔旅游景区详细规划, 正进行内部露天浴场方案设计, 项目完工后将推进乌拉盖管理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
辽宁启动百座乡镇污水处理设施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 辽宁省百座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启动仪式在灯塔市佟二堡镇举行。辽宁省高度重视农村环境建设, 为从根本上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 在全省建设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十二五”期间, 每年按全省乡镇总数20%左右的比例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5年累计建设900座以上, 到2015年, 全省所有乡镇都建成污水处理设施, 新增日处理能力约100万吨, 乡镇污水处理率达60%以上。根据处理规模不同, 将污水处理工艺分为常规型、生化与生态相结合型、生态型 (湿地、氧化塘) 及一体型污水处理站。此次启动的百座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是按照统一规划、分期实施的原则, 2011年在水源准保护区、大中型水库汇水区, 沿江、沿海区域, 人口比较集中、经济相对发达、列入新市镇发展规划的重点乡镇先行启动的污水处理设施。
黑龙江示范推广自主知识产权水稻移栽机械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在阎家岗农场水田高标准科技园区召开“垦区自主知识产权水稻移栽机械示范推广现场会”, 现场示范演示了由农垦科学院自主研发生产的“2Z B-633”型水稻钵苗摆栽机、“2Z G-630”型四轮驱动水稻高速插秧机和“2Z K-630”型水稻快速插秧机。“2Z B-633”型水稻钵苗摆栽机是黑龙江省第一个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重大项目、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课题和农垦总局重大推广项目, 目前已获3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这款水稻钵苗摆栽机成本与国外同类机械相比, 每台成本可降低十几万元, 价格不到进口产品的20%, 其配套的钵秧盘成本仅为国外同等功能钵秧盘价格的6%。现场会展示的“2ZK-630”型水稻快速插秧机每旋转1周插秧两次, 每小时可插秧3.3~4.2亩, 作业效率是传统插秧机的1.5~1.7倍, 适用于盘育带土毯状秧苗, 已累计推广了5000多台。
我国早稻面积稳中有增
在市场价格拉动、政策激励和行政推动下, 全国早稻面积增加。据农业部统计, 2011年全国早稻种植面积8850多万亩, 比2010年增加160多万亩。湖南、江西等省大力推进“单改双”, 湖南早稻种植增加110万亩, 江西增加34万亩。江西鄱阳湖、湖南洞庭湖以及广东雷州半岛等地, 因前期干旱及江河湖泊蓄水不足, 早稻生长遇到缺水威胁, 中期暴雨又遇洪涝, 但对面积和产量影响不大。
新疆首次发现扶桑绵粉介
国家林业局发布林业有害生物警示通报, 新疆首次发现我国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扶桑绵粉介 (又名棉花粉介) , 疫情发生区涉及乌鲁木齐、昌吉和喀什3个市 (州、地区) , 主要分布在温室大棚、大学校园和花卉市场。疫情主要通过从福建、广东等发生区调运麒麟、蝴蝶兰、扶桑等观赏花卉植物传入。扶桑绵粉介是我国近年来发现的一种外来有害生物, 能为害30多属植物, 扩散快速, 防控难度大。林业主管部门正采项有效措施严防疫情传播蔓延:一是做好监测, 对可能发生疫情的苗木、花卉市场等进行全面调查, 发现疫情及时处置。二是加强检疫, 严格引种审批, 强化扶桑绵粉介寄主植物的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 严防疫情随苗木、花卉调运的远距离传播。三是加强与农业部门协作配合, 互通信息, 形成防控合力。
植物激素催熟的瓜果不会对人体有害
植物激素是指植物体内天然存在的对植物生长、发育有显著作用的微量有机物质, 也被称为植物天然激素或植物内源激素, 可有效调控植物的生长和发育, 包括从细胞分裂生长到生根、发芽、开花、结实、成熟和脱落等一系列生命过程。植物生长调节剂是人们根据天然植物激素的结构和作用机制人工合成与植物激素类似的物质, 在农业生产上能有效调节作物的生育过程, 达到稳产增产、改善品质、增强作物抗逆性等目的。按照登记批准标签上标明的使用剂量、时期和方法, 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人体健康不会产生危害。如果使用上出现不规范加大用量, 可能对农产品品质和口感会有一定影响, 但一般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西藏2015年实现村村上网
西藏自治区政府在2011~2015年间, 全区通信建设投资将超过100亿元。到2015年, 全区将建成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级干线光缆, 提升西藏至印度的通信业务能力, 推进西藏至尼泊尔直达光纤电路建设。力争在全区所有乡镇、重要道路和景区 (点) 实现2G网络覆盖, 全区95%以上的乡镇通光缆, 地市所在城镇和具备条件的乡镇实现3G网络覆盖, 全区电话用户总数达到286万户, 所有行政村均能上网。
整建制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六模式
为促进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进村入户到田、农民用上配方肥或按方施肥, 农业部决定采取整建制推进的方式, 深入开展测土配方施肥。一是政府主导合力推进模式, 通过政府主导、部门主推、多方参与、分类指导、示范带动, 特别是结合粮棉油糖高产创建、园艺作物标准园创建等项目实施。二是合作社带动模式,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纽带采取技物、技企结合方式, 架起广大农民与农技部门、供肥企业的桥梁, 加快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三是配方肥直供模式, 实行“大配方、小调整”策略, 通过农业部门发布配方, 引导企业按方生产, 建立配方肥现代物流体系, 发展企业连锁配送服务, 方便农户购买配方肥。四是定点供销服务模式, 对现有基层肥料经销网点进行筛选, 提供培训指导和技术支持, 并挂牌认定为测土配方施肥定点供应服务网点, 帮助农民选肥、购肥。五是统测统配统供模式, 农业部门统一测土, 统一配方, 企业按方生产, 在全省或全县范围内统一采购供肥, 统一 (或分户) 施用。六是现场混配供肥模式, 以基层配肥站点为阵地, 以智能配肥供肥设备为手段, 为农民提供不同田块、不同作物配肥供肥服务。
贵州农民享受多功能信息服务
2011年5月, 集农村信息化工程资源于一体的贵州省村级多功能信息服务站建设全面启动。村级多功能信息服务站既是农民上网查询或发布信息的集中地, 又是对农村群众进行各类知识教育的远程培训点。通过宽带连接为农民提高气象防灾减灾知识等进行信息咨询服务, 还可为外出务工人员与留守子女亲情视频对话提供服务, 真正实现“一站多用”。目前, 贵州省已建成26个村级多功能信息服务示范点, 为农民提供全方位信息服务。
内蒙古为农牧区五保供养补助6388万元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2011年第3次党政联席会议纪要》精神, 切实保障和改善农村牧区五保供养人员的基本生活, 2011年6月初, 自治区财政拨付全区2011年农村牧区五保供养人员补助资金6388万元。此次下达资金补助标准为集中供养最低标准提高330元, 达到每人每年3083元;分散供养最低标准提高235元, 达到每人每年2196元。
广东建成12291家农家书屋
广东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农业厅、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共同启动“2011广东农民读书活动”, 已建成农家书屋12291家, 覆盖全省60%行政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的步伐, 打造“数字广东”, 同时在2~3个基础较好、条件相对成熟的地市开展农家数字书屋试点, 计划在3~5年内有效解决农村数字出版产品和信息技术服务严重不足的问题。2011年下半年, 全省农民读书活动还将陆续开展岭南流动书香车百车下乡、评选岭南乡村读书带头人、100家优秀书屋和农民最喜爱的10本图书等活动。
我国休闲农业有了“进城入户”直通车
2011年5月19日是我国首个“中国旅游日”, 农业部在京举行全国休闲农业服务信息“进城入户”工程启动仪式。休闲农业作为新型农业产业形态和新型消费业态发展迅速, 各地根据自然特色、区位优势、文化底蕴、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创新发展模式, 丰富内涵, 挖掘乡土文化, 注重文化创意, 先后形成了农家乐、休闲农庄、观光采摘园和农业主题公园等形式多样、功能多元、特色各异的模式和类型, 农业的多功能性得到极大拓展。目前我国休闲农业的发展方式已从农民自发发展向各级政府规划引导转变, 经营规模已从零星分布、分散经营向集群分布、集约经营转变, 功能定位已从单一功能向休闲、教育、体验等多产业一体化经营转变, 空间布局已从城市郊区和景区周边向更多的适宜发展区域转变, 经营主体从农户经营为主向农民合作组织和社会资本共同投资经营发展转变。实践证明, 发展休闲农业能使农业变成快乐高效的产业、农村变成美丽和谐的家园、农民变成富裕而有尊严的群体。
国内首个马铃薯脱毒种薯质量追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