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时代

手工业时代（精选十篇）

手工业时代 篇1

1 对于后工业时代的解读

当今中国身处一个充满了挑战与机遇的时代, 人们一方面为现代化进程中, 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振奋, 另一方面也为快速发展中的工业化社会存在的负面问题感到担忧。如何面对高智力时代的挑战以及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动向成为大多数学者、媒体、官员们等热烈讨论的问题。

其实, 早在1973年, 信息社会学的创始人丹尼尔·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 将美国社会的发展分为了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并指出, 前工业社会是“人与自然的斗争”;工业社会“利用能源将自然环境转化为技术环境”, 是“人与人为自然 (机器) 的斗争”;而后工业社会则是以信息为基础的“智力技术”对科学活动以及从事科学活动的机构进行组织、管理的社会, 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

放眼当今世界, 西方早已完成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变, 而中国正迅速地从工业社会转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是以信息和服务为基础的, 即丹尼尔·贝尔所言的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工业社会各种趋势的继续, 是以知识为中轴的, 以信息为主要的资源及产品, 以人工智能科技掌控其他的生产技术, 声音、影像、人的行为与理念等都可以进行数字化处理, 并经由数字化信息实现上述内容的传递、复制和修改, 并逐步形成以数字化信息作为链接途径的全球一体化社会。而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主要表现之一即是经济结构从商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数字互动产品就是经济转型期商品和服务集一身的时代产物。

这一重要的转变提示我们:

首先, 设计服务对象——消费者需求的转变。工业社会对应的是批量化生产, 依靠良好的产品制造标准和机器流水线作业, 满足了绝大多数消费者的基本生活需求。然而批量生产出的产品不仅有统一的规格和质量, 它也为使用者带来了统一的使用习惯, 甚至改变了使用者最初使用某一产品自然形成的习惯, 强迫其达到设计者预先设定好的、统一标准的使用习惯。到了较为发达的工业社会后期, 这种统一的习惯无法满足使用者个性化的需求。于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量身定做的设计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我们可以看到, 正是由于消费者需求的转变, 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中, 物品设计在追求附加价值的同时, 越来越多地强调形式多样化、文化多元化。如汽车、助力车等的设计。

其次, 设计对象的转变——从物品到服务。正如前面所言, 后工业社会中人们消费需求的转变直接带来的是消费内容的变化, 而实现这一变化的基础是信息技术。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的那样:知识和信息的交换是后工业社会的中心特征, 信息的生产、分配及消费的新模式是新时代的首要属性, 现代信息技术与信息设备的引入为个性化消费提供了广阔无垠的平台, 而支撑着这个平台的基石不仅仅是物品, 还有信息技术带来的无形的互联网络服务。到了后工业社会, 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并不仅仅反映在具体的物品上, 还反应在围绕这个产品产生的服务之上, 这些服务的设计更加要求个性化的自定义内容和互动使用体验。并且, 由此还可衍生出人与产品的新型关系及新的设计内容, 以及从社会变革层面针对该产品可能会产生的新的服务体系。如网络购物体系等。

再者, 设计内容的转变——从单个或系列化的设计到对整个系统的设计。后工业社会中, 服务业对于社会的贡献将大大超过工业和农业, 产品也将打破物品的狭隘定义。设计的内容已经从对物体本身物理性质的设计转向对物、人、社会这个系统中各个元素之间关系的设计。这种关系的设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是基于物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物之间发生各种联系的种种可能性的探讨。而这种探讨, 则是顺应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转变中经济结构的变化, 基于服务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因此, 对物、人、社会这个系统中各个元素之间关系的探讨首先是从他们之间可能产生的服务内容着手的。这些服务内容所伴随的知识和信息将成为人们所需求的重要资源和财富, 而物品本身则是传递、显示、编辑这些信息的工具与途径。如物联网的的诞生。

2 对于数字交互产品中“数字”的界定

从词性的角度来看, “数字交互产品”是一个由三个名词构成的偏正词组。“数字”“交互”是修饰“产品”的, 反映了产品的本质特征, 即这个产品是数字的、交互的。因此, 数字交互产品, 顾名思义, 就是带有交互性质的数字产品。那么究竟什么是数字产品呢?

目前, 学术界对于数字产品的概念并没有一个可以获得普遍认可的内涵与外延。一般学术研讨及论文中界定的数字产品包含以下几种类型:

1、是基于数字格式、比特流, 通过因特网运送的产品。如远程教育、网络游戏等。

2、是可以经过数字化并能够通过如因特网等数字网络传输的产品, 无论这种产品

本身是否已经完全数字化。如手机应用软件等网络信息产品。

3、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电子产品。如各种数字化的智能家用电器。

这里其实存在着对于“数字”这个概念解读的问题。周常青认为数字是计算机存储、加工信息的方式。因此, 数字产品必然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利用计算机生产加工的、以数字方式存在的产品。它既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传输, 也可以贮存在存储介质中传输。虽然, 目前许多产品中都应用了软件, 但不能称之为数字产品。例如, 数字电视机仅仅是在传统电视机中使用了数字技术, 包含了诸如ITV、DTV等数字形态的产品, 但电视机本身不可能以数字的形态存在, 不能称数字电视机为数字产品, 而只能将其归为数字化产品。数字化既代表生产的过程, 也可代表生产的结果。数字化的生产过程是指将错综复杂的信息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据, 并由此建立起数字化模型, 将其转变为一系列二进制代码, 引入计算机内部, 进行统一处理。在这个过程中, 传统产品可以转化为数字状态或数字性质。数字状态是指产品以数字的形式存在, 是无形的。数字性质是指产品必须是利用计算机生产加工的、以数字方式存在的数字产品的特质。具有数字的性质, 是区别于原先产品的属性特征。此时的数字产品可以是有形的, 也可以是无形的。具体说来, 在硬件与软件结合构成的产品中, 其中的软件是数字形式存在的, 硬件是以实物形式存在的, 因此, 只有其中的软件才是数字产品。

3 对于数字交互产品中“交互”的界定

首先, “交互”除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往以外, 还特指人与人造物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种互动关系存在于人使用某种人造物的过程中, 并由此带给人感官或心理上某种体验与感受。因此, 从人的角度来说, 交互设计是一种让人造物使用得更容易, 更有效, 并能让使用者感到更愉悦的设计。它设计的重点并不是人造物本身的设计, 而是借由人造物可以给使用者带来的各种体验, 以及如何产生这些体验的行为方式。

其次, 交互设计的出发点在于研究人和人造物互动的时候如何进行交流?互动过程中, 人的心理模式和行为模式又是怎样?并在此基础上, 研究人造物可提供的交互方式, 从而满足人对使用人造物的可用性、易用性、情感化三个层次的需求。

再次, 人和人造物之间互动的可能性是由软件、移动设备、人造环境、服务、可佩带的装置等数字产品及数字化产品共同实现的, 表现为一个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智能系统结构。而人与人造物之间的交互也并不一定局限于技术系统中, 也可以是由人的不同自然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系统, 而这类的系统多由服务进行智力链接。

最后, 在后工业时代, 交互设计的内容不能简单得等同于界面设计。界面是人与人造物之间产生互动的媒介, 它的主要功能是传递和交换信息。在软件中, 界面表现为一层层静态的画面。这个画面中的组件、布局、风格等涉及图形化语言的部分确实是设计师关注的焦点所在, 但这些软件中串起来的画面能否完成有效的交互任务, 则是设计的重中之重。

4 结语

综上所述, 数字交互产品是带有数字性质和交互性质的产品。它是无形的, 可以依附于其他有形的人造物载体。并与所依附的人造物载体一起, 与使用者、使用者生活的环境一起构建成一个互动的智能系统。在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中, 数字交互产品的设计如何为消费者创造出充满交互行为并更加个性化的产品, 如何由对其本身的设计转为对实现其与消费者互动行为的服务设计, 是一个重要的挑战点。实现这个目标, 需要智慧地展开对于人、物、社会整个系统的规划与架构。

参考文献

[1]丹尼尔.贝尔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新华出版社, 1997.

[2]张同编著.《产品系统设计》.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

[3]桂学文, 陈雪著.《我国数字产品研究综述》.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3.

[4]周常青著.《数字化产品与数字产品的内涵分析》.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12.

第4课 农耕时代的手工业 教案 篇2

让更多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

【深化·拓展】

想一想：棉纺织技术作为一个新兴部门为什么得到了迅速的推广？

提示： 丝织品太贵重，往往为社会上层穿着，很难在民间推广；而棉布柔软、保暖，并且结实耐用，适合各阶层穿着，社会需求量大；棉花种植由边疆向内地的推广，为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棉花加工技术的进步也推动了棉纺织业的发展。

三．从烧陶到制瓷

陶瓷技术主要包括制陶技术和制瓷技术的演进。1．制陶技术的演变

陶器的发明是新石器时代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成就。古代先民创造了彩陶、黑陶、白陶等陶器工艺。

2．制瓷技术的演变

（1）东汉晚期，人们已烧出了成熟的青瓷。

（2）南北朝时成功烧制出白瓷，是制瓷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3）隋唐时期，白瓷进入了成熟期，制瓷业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瓷器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日常生活用品。

（4）宋代，景德镇成为“瓷都”，全国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地方瓷窑体系。（5）元代，开始进入彩瓷生产时期，烧成了著名的青花和釉里红。（6）明代，创造了斗彩和五彩瓷。

（7）清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粉彩和珐琅彩。

影响：由于陶瓷技术的进步，陶瓷从唐代起开始大量出口，取代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新象征。

【深化·拓展】

景德镇原名昌南镇，在江西饶州浮梁县，位于昌江东南，处在昌江及其支流的汇合处，四面环山。景德镇附近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瓷土资源。浮梁县境内及附近地区，横卧着怀玉山脉，盛产松柴，是很好的燃料。昌江及其支流，便于运送物资，河水又可用于淘洗瓷土，并安装水磨用于粉碎瓷土。景德镇的制瓷业出现于南朝，至五代时已经远近闻名。北宋景德年间，朝廷派官员烧制瓷器充作贡品，遂改地名为景德镇。入明以后，大批拥有特殊技能的制瓷工匠纷纷向景德镇集中，这里的制瓷业发展更加迅速。

依据材料分析景德镇为什么能成为全国的“瓷都”？ 提示：

（1）这里出产优质高岭土，周围盛产松柴，为制瓷业提供廉价的原料和燃料；四周河流密布，交通便捷同时还可为制瓷业提供动力。

（2）景德镇以开放的姿态，吸纳了各地的名师名匠。

（3）景德镇由于高超的陶瓷技艺，多为皇家烧制贡品，因此，备受朝廷的重视。（4）宋代，以皇帝年号将昌南镇更名为景德镇，更推动了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四．官私手工业的消长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主要有私营和官营两种方式。起初，官营手工业占主导地位，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私营手工业的比重日益增大。

1．官营手工业

（1）产生：西周时期。

（2）特点：①手工业由官府统一经营管理，工匠集中在官府设立的作坊内生产，原料由官府供给；②职业世袭，依附关系强，后来由于商品经济和私营手工业的发展，官营手工业内部的生产关系不得不加以调整，出现了雇募工匠。

（3）地位：到明代前期为止，官营手工业一直占据着古代手工业的主导地位。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德街20号4层 电话：010-82025511 传真：010-82079687

让更多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

（4）评价：①官营手工业资金雄厚，规模经营，又为细密分工和协作创造了条件，而众多富有经验和技术的工匠一起工作，加之对产品质量的较高要求和严格管理，推动了古代手工业技艺的提高；②但官营作坊原料由官府提供，产品由官府调拨，不计成本，不入市场，缺乏竞争，而且官营手工业采取强制劳动和超经济剥削手段，常常引起工匠激烈反抗，导致产品质量低劣，生产效益低下，弊端丛生。

2．私营手工业

（1）兴起：春秋战国时期，私营工商业兴起。

（2）发展：春秋战国以后，私营手工业在曲折中发展；明代以后，超过官营手工业，占据了主导地位。

（3）经营方式的变化：①唐代以前，私营手工业生产主要以农民家庭副业和城镇家庭小作坊的形式进行；②唐宋以来，私营手工业显著发展，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商品化程度大大加深，明朝中后期，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日益增多，并从中孕育出了雇佣劳动关系，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产生。

【深化·拓展】

想一想：古代手工业由官营为主到私营为主变化的原因有哪些？ 提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私营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农业生产的进步为私营手工业的发展提供原料；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也有利于劳动力的获得。

【学海导航·点拨】

世爵：大工业时代的手工极品车王 篇3

对于今天的汽车业来讲，手工制作近乎一种“梦”。理想照进现实的时候，劳斯莱斯经营不善，迈巴赫改变制作工艺，只有百年老店世爵还在坚持这个“梦”。

在流水线生产商以分秒计算生产效率的时候，世爵却仍在为打造一辆汽车而耗费数百工时，区区一个方向盘，他们就要花10个小时。所以当一辆世爵产品呈现在你面前时，你当然也应该需要花费比欣赏别的车更多的时间去欣赏她们，不然如何对得住这对百年尤物。

她们会彻底清洗掉你脑子里那些关于豪车的概念，用“艺术珍品”去形容她们更为贴切。她们是真正经典的手工制造，代表了人性化的关怀以及极致精良的品质。

也许有人会问：手工制造的汽车能保证汽车的性能吗？其实说这话就太外行了。所有超豪华的手工汽车都会使用最好的材料来打造。世爵的整车材料就全部采用经过高科技专业处理的无与伦比的合成材料——铝合金，它的耐冲击能力非常高而且十分轻盈。全手工制作不仅使汽车工艺得到更完好的实现，它也能保证汽车各部分的精密程度。

在手工打造中，每一个步骤都由技师亲自把关，这就使得每台车的生产时间都以数百工时计算。世爵在1898年为荷兰女王威廉敏娜陛下献上的黄金马车在当时用了96万个工时，至今仍被荷兰女王用在各种如加冕、巡视、生日、婚典等皇室最高礼节上。

时至今日，世爵人仍然按照祖辈们的手工方式特立独行地行走在现代工业文明中。在数百工时里，豪华与高性能被压缩到座舱中，大量的高品位铝饰和高级皮革相得益彰，车主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任何一种符合自己品位的车体和皮革颜色；车身、座椅位置都可以根据车主的需要进行设计、更改；仪表、车灯、轮毂等等所有你能想象到的部位，都可以由专业人员按车主的个性要求测试并改变，再由手工技师悉心打造。每款定制的汽车都能将令人惊叹的性能和近乎完美的设计做到极致的融合，对每块面板，每个螺丝，每块皮革悉心照料，每个接口都代表着百年历史，他们都将材料、技术、管理和经验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在订购世爵汽车后，该车的标识——底盘的编号也就和车主对应起来了。车主还可以通过厂方提供的个人网页获得该车每个重要部件的信息。在制造的过程中，该车的制造单可以随时更新，所以车主能够及时跟踪自己所订购汽车的制造过程和维护历史。通过车主的个人网页，也可以跟踪汽车在世爵制造工厂的制造和装配情况。在当今的整个汽车工业中，唯有世爵可以提供如此个性化的服务。

全球每年限产50辆（2005年产量提高到100辆）的超级跑车——世爵的身份甚至超过了普通的小型私人飞机。当然，它的价格也是不菲的，从数百万元到上千万元（人民币），但是购买它的富豪们却并不介意。在他们看来，一辆世爵就是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杰作，是品位和地位的象征。拥有一辆世爵跑车，也就拥有了一座快速移动的城堡，一架飞在陆地上的战斗机。他们的结合不仅是伯乐与千里马，也是伯牙与子期。

世爵全手工定制汽车，从设计到生产，这多少个日夜里，代表的不只是一台有着精湛技艺的汽车，更是一种将极致奢侈与情趣盎然、享受成功与时尚休闲相结合的生活理念。

世爵 C8 Spyder

世爵出品必属精品，耗费550工时打造的世爵C8 Spyder在2000 年10月18日在英国汽车展览会首次公布于世后，立即赢得了2000年国际汽车工程协会颁发的工程杰出奖。

这是一款先进的中置引擎双座跑车，车身以轻量化结构和纯粹的设计元素为特色，同时更不可思议地采用了新工程技术防划伤功能。超强车架全部采用铝合金一次性铸压而成，车体外壳原型由全球手工技术最精湛且被奉为艺术的国度——英国的手工技师们倾心完成。

世爵 C8 spyder在2006年被美国专供世界百万富翁阅读的 《duPont Registry》杂志评为“全球最性感的车型”。著名说唱歌手Busta Rhymes买下两台，史泰龙和Tonight Show 主持人Jay Leno也分别将其作为珍贵收藏，影星詹尼弗• 洛佩茨也买下一辆银色的C8 Spyder作为最浪漫的礼物送给丈夫马可•安东尼。

性能参数

最高时速 300 千米/小时

加速性能 0-100千米/小时 4.5秒

世爵C8 Laviolette

C8 Laviolette BI2是世爵C8系列跑车的又一得意之作。

2005年4月，世爵为当时将开拍的《本能2》提供了四台跑车作为道具车。第一辆是剧中莎朗斯通扮演的凯瑟琳•特拉梅尔在《本能2》中的座驾，第二辆是用于街景作为背景车使用。另两辆车是模型车 ，一辆用于开入泰晤士河中，由斯坦•科利莫尔驾驶。一辆用于水下拍摄。

在电影公演后，拥护者希望购买参演车辆的要求相当强烈，最终，世爵决定隆重推出的C8 Laviolette BI2珍藏版，其所有配置均与电影中莎朗斯通的座驾一致。车身为世爵最经典的黑色，配以唇红内饰，带有玻璃顶棚，可从外直接看到其强劲的V8发动机，不仅如此，珍藏版车辆的特殊性在车身标示上也有所体现。

世爵本身就是绝版收藏的精品，该版车型更是限量到极致——全球一共生产12台，而亚洲仅限售一辆。

作为一台超级跑车，C8 Laviolette BI2的性能表现非比寻常。V8发动机配合六速变速箱使其0到100公里加速只需4.5秒之内，极速为300千米/小时。

性能参数

最高时速 300 千米/小时

加速性能 0-100千米/小时 4.5秒

世爵 C12 Zagato

世爵与意大利ZAGATO设计工作室共同打造的C12 Zagato在去年日内瓦国际车展首次亮相，动力系统沿用了原有C12车系的配置，一款技术来自奥迪的6.0升W12引擎，提供高达500hp的最大马力。

C12 Zagato的0-100千米/小时加速时间仅需3.8秒，而且最快时速高到310千米/小时的水平。在售价方面，这款限量发行24辆的“意大利特别版”，建议售价约为811,250欧元（折合人民币约825万元），比目前售价已经超过90万欧元的法拉利恩佐Enzo要便宜一些，不过全球24辆的超限量，论稀有程度可是赢盖过恩佐Enzo！

性能参数

最高时速 310 千米/小时

加速性能 0-100千米/小时3.8秒

世爵 SSUV—D12 Peking-to-Paris

在2007年秋冬投入生产的世爵SSUV—D12 Peking-to-Paris（超级多功能运动汽车），标志着目前只专注于生产两座跑车的世爵汽车又增添了新的车系。

Peking-to-Paris名字源于传奇的1907年北京至巴黎耐力赛，它被公认为同时代最具挑战性的比赛。100年后的2007年，一辆世爵超级多功能运动汽车再次从北京驶向巴黎，由1907年版世爵的拥有者荷兰人Stijnus Schotte驾车，再次实践验证了世爵汽车的质量与操控性能，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世爵车主们的永恒激情。

恒时4轮驱动，由目前国际最先进的6升12缸的W12发动机为其提供强悍的500马力，采用豪华房车的4门对开式经典车门设计，车内设定4座，并由强劲的W12发动机驱动，标准马力输出达到500马力，最快速度可达295千米/小时，并且0－100公里加速令人惊叹地控制在5.0秒之内，简直可以和跑车媲美。

当然，世爵出品必定惊艳。它拥有超乎想象的宽大舒适的内部空间，以及世爵所一贯传承的贵族内部布置。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是SSUV，世爵仍然按照客户的要求量身限量订制其每一台专属座驾，客户可以从数以百万计的搭配和配置方案中进行选择，继续享受至尊的独一无二。

世爵F1赛车部门的研究成果带来了创新设计，完美地应用于这款公路版车型上。为了使其性能得到完美发挥，提高SSUV的操控性，更是为了让车主享受到无与伦比的驾驶感受，SSUV-D12 Peking-to-Paris的6速自动驾驶系统还可选配F1式拨片式的多功能方向盘，车内三合一式仪表盘也是世爵代表性的战斗机驾驶室和豪华内饰的风格体现。

车身前部和24英寸车轮，使人们能够在车流中立刻将它分辨出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设计者们对于精致外型和卓越技术的追求达到了极致。

性能参数

最高时速 295千米/小时

加速性能 0-100千米/小时5秒

从马车到汽车到陆地飞行器

世爵品牌诞生于1880年，最初是一家马车制造公司。斯派克（Spyker）兄弟凭借与众不同的个性化服务，比如免费为客户在马车上篆刻家族标志或者字母名称等等，很快获得成功，一跃成为荷兰最大的马车制造公司之一。

1898年，斯派克兄弟得到一个提升企业的绝好机会，荷兰女王Wilhelmina为其加冕仪式向他们定制一辆“黄金典礼马车”。斯派克兄弟不负众望，黄金马车一鸣惊人，世爵的声誉也在当时达到了顶峰。至今那辆黄金马车仍然作为荷兰Nassau家族的御用座驾，在海牙接受各国使节的朝觐。

与当时许多杰出的企业家一样，斯派克兄弟也看到了汽车业篷勃发展态势，制造黄金马车的同年，公司推出采用奔驰发动机的第一辆世爵汽车。虽然价格昂贵，但是它凭借精湛的制造水准，真正的水牛皮内饰和专业的油漆深受荷兰王室和贵族的青睐。最令人钦佩的是，世爵公司经常进行技术改良和创新，他们随时将最新的技术成果应用到汽车制造当中。正是由此造就了世爵做工精良、品质过硬、技术先进的品牌形象。

1907年3月，法国《晨报》发起了一次“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由此诞生了世爵汽车史上的一段传奇。法国车手路易斯•戈达驾驶一辆仅仅调整了变速箱传动比和使用大轮胎的入门级14／18马力世爵跑车，竟然完成了3个月艰苦而危险的路程，并且获得了亚军！令人为之咋舌的是：历经8000英里赛事，该车除了电动机小修过几次外，竟然没有任何部件发生问题。世爵的卓越品质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声名鹊起。中国人也是在那时第一次认识汽车。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以及豪华车需求的减少，世爵公司与荷兰飞机制造公司合并，转而制造航空器。一战期间，世爵公司共生产了100架飞机和200台飞机发动机。1915年，公司提出的“执著强悍•畅行无阻”的口号一直被沿用至今。同时，公司开始使用新的商标，即由一个水平的飞机螺旋浆穿越镌刻着公司口号的辐轮。

一战结束后，世爵恢复了汽车生产。与公司的口号相对应，世爵连续制造着打破记录的汽车。这些车里最著名的要算Spyker C4了。这款动力强劲、性能可靠的豪华车的发动机是德国著名工程师迈巴赫设计的。1921年，一辆标准版的C4创下了连续行驶36天，里程三万公里无大修的耐力记录。

然而受种种因素的影响，这样一个优秀的品牌竟然在1925年终止经营和停止生产。从此世爵的名字在汽车界一沉寂就是75年。

20世纪90年代斯派克家族的好友维克多（Victor）经过世爵基金会的同意，重建世爵品牌。由于生产过飞机，新生的世爵跑车很多地方借鉴了飞机制造的经验，具备强劲动力的同时也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

世爵跑车的制造者和购买者们无不追求艺术的极致与技术的巅峰。新的世爵品牌延续着它卓越、尊贵的独特经营理念。因此，小批量生产和手工打造成了重生后世爵品牌大获成功的法宝，我们惊喜地看到了一个伟大品牌的复苏。

手工业时代 篇4

关键词：后工业时代,工业空间,建筑遗产,保护,再利用

0 引言

从18世纪以来, 世界工业化经历了蒸汽革命、电气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三个主要发展阶段。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工业革命, 引发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

经过三次工业革命, 从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开始, 西方发达国家陆续完成了工业化,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随着机器制造业的出现和机械化生产的普及, 工业化的发展也从轻工业逐步迈向重工业, 给城市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工业生产设施和其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成了随处可见的城市景观。

毫无疑问, 全球工业化的成果是巨大的, 但是, 近年来, 社会正在发生新的变革:经济结构从商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职业上技术阶层的崛起、理论知识日益成为创新的源泉。这些巨大的变化表明, “工业化社会”正逐渐过渡到“服务性经济”, 后工业化时代悄然开始, “工业遗产”也随之出现。

什么是工业遗产?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理解, 工业遗产是一个基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仓储贸易的历史遗存集合体。其范畴包括了相关的遗留物, 如:交通工具、建筑物、工程设施等;相关社会活动场所, 如:遗存的作业区域、服务区域、货物堆场、修理场等;相关的历史事件, 如:普通工人的典型生活状态和工作、生产、贸易事件与历史片断等。

1 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化进程概述

后工业社会, 区别于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社会和以农业为主导的前工业社会, 是以服务业为经济主导的社会, 其影响是综合性的, 全球性的。这个阶段的城市用地需求、功能结构、区域城镇体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工业化时代城市用地的功能结构组织一定意义上是以工业用地为主角, 用地集中、规模化生产, 而后工业化时代, 工业用地的比重大大减少, 信息化也正改变着时空距离, 小规模、分散化、兼容性成了新的用地需求的特征。绿地、广场、道路、城市环境的质量、充满生机的城市生活空间成了人们新的追求目标。

面对这些变化, 工业遗产的更新和保护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 标志性的历程是2003年《下塔吉尔宪章》的通过。《宪章》给工业遗产做出定义, 并在遗产的评估、记录、研究和保护策略等方面提出了指导原则及规范。

我国也于2006年4月18日, 通过了《无锡建议》, 《建议》讨论了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基本方法, 并认为中国的工业遗产包括:西方殖民工业、洋务派和民族资本企业, 以及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工业等。

2 国内外工业空间的保护、开发实例

城市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 城市的发展是循序渐进、有机更新的过程。从城市的长远利益出发, 保护工业遗产、合理利用及社会经济价值, 才能为工业遗产注入新活力、赋予新内涵, 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工业遗产的共同发展。

2.1 广州市工业遗产的更新与保护现状

广州是我国率先开始工业遗产更新实践的城市之一。2010年, 广州制定了“退二进三”政策, 既鼓励和支持第二产业 (工业) 从市区退出, 来发展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从而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护改造“退二”所腾出来的工业空间, 成为广州市更新保护工业遗产的主要手段。

2.1.1 创意产业的发展

面对既有的工业空间, 广州选择了利用现有资源大力发展文化及创意产业。在首批“退二进三”的49户业主中, 有21户利用原址土地进行改造, 积极发展创意产业园。至2010年, 广州越秀、荔湾、天河、海珠、白云这五个老城区, 新增创意园20多处, 几乎所有都由旧工业建筑改建而来。一时间创意产业迎来了“大跃进”式的发展, 一方面响应了政府的号召, 同时也提升了旧厂房区土地价值, 创造出大量的社会经济效益。

目前, 在广州主城区代表性创意产业园中开发较为成功的有:广州TIT创意园、羊城创意产业园、红专厂创意艺术区、太古仓文化旅游艺术创意区。它们的建造于20世纪前中期, 前身分别是广州纺织机械厂、广州化纤厂、南华西第五工业区、太古仓码头仓库, 基本都由政府主导开发, 厂家自行开发或是投资商开发, 开发定位为设计、文化类创意产业、电影、服装、时尚消费。

2.1.2 过度单一的开发模式

与北京、上海和国外其他城市相比, 广州利用工业遗产改建创业产业园中并没有由艺术家自发形成的创业社区, 大都是在政策和商业运作的背景下, 先筑巢再引凤, 先包装后赚钱的模式免暴露出一些问题。

缺乏整体规划, 重复建设严重———改造的定位都是文化、创意、商业活动。如此大批定位相仿的企业, 并没有发挥自身优势, 更谈不上实现错位, 优势互补。

园区出租率低, 效益不佳———多数园区无人问津, 出租率低, 利用效益低下。太古仓文化旅游艺术创意区出租率不到40%;信义国际会馆也只能靠一些广告公司和婚纱摄影公司撑场;1850创意园更是只有寥寥几家企业入驻。

沦为赚钱地产项目———商业运作背景下, 一些创意园变成了廉价写字楼和卖场。例如海珠创意产业园有卖避雷器的企业进驻, 羊城创意园引进了家具公司, 金脉创意产业园已变成医院。

缺乏创意———创意园本应该是创意产品的展示厅和传统制造业的延伸, 但广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意园不多。资本天性逐利, 而不是艺术家自发形成, 使众多园区成为商品。

2.1.3 改造的多种可能性

拓宽思维, 运用更多模式去保护利用工业遗产。一些地方的成功不能就代表创意产业园就是工业遗产改造的理想路径。应该从粗放、社会分隔以及从艺术区变相成为高端地产的弊端中反思, 工业遗产不应当只成为高端的文化地产项目, 与普通大众完全失去了联系。借鉴国外相关成功案例, 从原有场所、社区、以及当地居民的角度出发, 或许能摸索出一条更加合适的改造之路。

2.2 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复兴”

西方发达很早就开始重视工业遗产的保护, 各国在制定保护规划的基础上, 合理保护、开发、再利用使得重要的工业遗产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存和再现。在保护规划实施后, 原有工业区产业成功转型, 周边环境也得到整治和改善, 地区经济得以复苏, 人们也重新认识了工业遗产的价值。

2.2.1 研究对象概述

鲁尔区位于德国中西部的Nordrhein-Westfalen, 面积达4432平方公里。从19世纪初至今, 鲁尔区的工业发展有近200年的历史。大规模的开采煤矿和炼钢工业, 使鲁尔区的工业规模成为世界之最。这里的一些欧洲的老城镇如多特蒙德、埃森、杜伊斯堡等, 成为了后来德国著名工业城市。

在经历了约100多年的繁荣发展后, 鲁尔区的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发展出现了巨大滑落, 整体经济水平也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开始出现衰退。80年代末期, 鲁尔区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 大大超过全国平均失业率。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是德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首位的鲁尔区的埃姆舍地区, 已经沦为德国西部问题最多、失业率最高的地区。

2.2.2 改造策略与方法

鲁尔区的工业遗产见证了几代人的兴衰, 彰显着德国的工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 德国人没有采取推倒重来的改造策略, 而是创造性的将大片的工业基地保存了下来。历经十余年的改造振兴, 这个破败的大型工业区神奇地转变成了全新概念的现代生活空间。由于鲁尔区厂区数量较多, 分散较广, 各区各厂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局部规划设计, 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景观。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点:原有风貌的恢复, 空间功能的转换与再开发, 自主式的更新与保护。

风貌的修复与保护, 在文化的再生性, 遗产后续开发利用以及对城市生活和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包括:整体框架、工业设施, 工业场所的保护三个方面。往日生产过程中的空间和要素、工业生产所留下的痕迹都经过精心梳理并保存下来, 并融入新的景观元素。

资源整合与共享———1998年, 一条覆盖全区, 贯穿区内所有工业旅游景点的区域性游览路线———“工业遗产之路”出炉。游览线路将15座工业城市, 25个重要工业景点, 14个鸟瞰观景制高点和13处典型工人村联系起来。围绕鲁尔区, 设置了400km长的环形线路以及总长为700km的自行车路网, 并提供自行车租赁服务, 配套有完善的步行系统和自行车道路系统。

改善生态环境, 重工业污染地重现绿色———其主要策略是, 对原来废弃污染的工业地进行表面生态治理, 处理被污染的土壤、垃圾、砾石和植物等之后, 进行景观园林设计。[5]对于破败的设施和其中的大量树木和杂草放任其发展, 丰富的物种资源也为动物提供了栖息生衍之地。在新建筑和景观设计上注重绿色节能, 太阳能成为了主要能源。

新的文化功能和公共空间———工业遗产的更新利用模式多种多样, 其中常见的做法是博物馆模式, 工业建筑和设施的内部空间直接作为展厅, 成为展示工业社会的绝佳场所, 同时, 还能利用建筑设备的结构、设施来陈列展品, 分隔展览空间。另外, 充分利用工业建筑中的大空间优势, 一些厂房被改造成了会议厅、剧场、影院等多功能综合活动中心。此外, 还有体育休闲、餐饮、办公、旅馆等诸多改造模式。

新产业的调整———与各种开发模式相配合的是利用区内空置厂房的整修建设一系列的设计工坊。以低廉的租金和运行模式吸引与设计相关的小型企业进驻, 在创作、生产与展售的过程中, 形成浓厚的设计文化和创造交流氛围。

要实现在时间和空间上跨度如此庞大的振兴计划, 要归功于其有效管理运作模式。从整个区域的规划到其中每个项目的实施都以有计划地、循序渐进的更新为宗旨, 体现了自主式的改造策略。鲁尔区的改造计划并不单纯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 很多情况下, 政府与民间力量相结合, 建筑、规划师与居民共同参与, 公共与私人部门的长期配合, 才能协调好各方利益。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造模式有助于保持“渐进主义”的原则, 不断调整局部目标而保持整体的和谐。

3 工业空间的保护改善措施

后工业文明作为工业文明的替代形态, 是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发展的结果, 因此人类转向一种更为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通过对国内外案例的分析, 可以从政策、观念、资金、民众参与等方面提出相关解决问题的措施与对策提出以下保护改善措施:

3.1 以城市为操作平台, 重视整体关系, 理性定位项目的价值和意义

改造应该从城市发展的整体角度出发, 挖掘其中的历史、人文及文化价值, 进而融入到城市发展的现代概念中去, 着重强调其工业空间在产业景观、土地及其附属物等方面具有的时间特征和属性的历史价值。并且在改造保护地块及周边城区进行综合评价, 对评价结果中具有产业文化价值的空间进行保护性开发, 遵循现有的发展原则, 同时还要增加公众活动空间和城市公共设施。

3.2 增强全民的整体参与度

对市民来说, 当地环境的历史价值常常被忽略。而以旧工业得厂房为依托, 让市民重新感觉到人文历史价值的氛围, 或享受城市历史的进程是改造中更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后工业文明时代, 建筑应该是激发市民热爱城市生活的载体。对于旧工业空间改造, 更加鼓励众多经营者向公众展示自己的魅力, 从而推动多元的公共空间和城市建筑。除此之外, 还需要考虑广大的市民群体, 在工业空间的保护中提升其全民参与的意识, 从而增加改善措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3 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 以“重建”、“再生”与“循环利用”为主题, 激发城市空间, 使历史遗存重新生机。

在工业空间保护再利用的过程中, 方式有很多种, 政府与开发商应该在此过程中要找出其中的平衡点, 从而开发出良好的经济效益, 对社会效益最终产生良性的回馈。

参考文献

[1]陈昌海, 杨卿宇.堰桥“一包三改”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探究[J].市场周刊 (理论研究) , 2014-03-15.

[2]陆小华.广州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D].华南理工大学硕士论文, 2010-11-03.

[3]李蕾蕾.逆工业化与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德国鲁尔区的实践过程与开发模式[J].世界地理研究, 2002-09-15.

[4]何方成.城市的远见:鲁尔工业区的蜕变[EB/OL].

[5]沈志意.城市公共空间的情境研究[D].中南大学硕士论文, 2011-05-01.

新时代核工业精神是什么 篇5

筑牢国家安全基石、建成世界一流核工业强国是我们的庄严承诺。我们要胸怀大局,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核工业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忠于事业,坚守承诺,出色完成国家战略任务,服务于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续写我国核工业新的辉煌篇章。

创新是法宝

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企业制胜的法宝。我们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抢占科技创新的制高点,寻找重大突破,不畏挫折,敢为人先,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在解决受制于人的重大瓶颈问题上强化担当作为,着力攻克事关国家安全的基础前沿难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建设先进的.核科技工业体系,成为国际核科技发展的引领者。

奉献是境界

手工业时代 篇6

“怎么又是富士康，怎么总是富士康？”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弄清两点，一是富士康的自杀率究竟高不高，二是富士康的管理究竟有没有问题？截至2011年，富士康在中国雇佣总人数达到130万，2010年到2012年9月，公开的跳楼人数为20人，其中2010年人数最多为14人，而2010年富士康员工总数为120万人，可以得出富士康2010年自杀率为1.2/10万人，而维基百科公布的2010年中国自杀率为22.2/10万人，与中国的整体自杀率相比，即便是自杀人数最多的年份，富士康的自杀率也显得微不足道。可惜的是大家只看到了绝对数，却忽略了相对数。按照这一推理，我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员工自杀的责任推给富士康呢？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媒体批评主要集中在富士康缺乏人文和人性关怀的准军事化管理上。是的，企业管理应当两手抓、两手硬，即一手抓科学管理以提升效率，一手抓文化管理以提升员工幸福指数。但若两者不可兼得时，我们应当如何取舍？如前所述，富士康是雇佣了130万员工的大企业，治理这样的企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齐家”而是“治国”了。几千年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儒家提倡的以德治国在历史上即便不是乌托邦式的美好梦想，也只是过眼云烟，而法家的严刑峻法却一直是治国强国的不二法门。这背后的原因，值得认真思量。当年梁实秋观察日本占领期间的车站，没有日本兵的鞭子监督时，国人通常乱作一团；而有鞭子的时候，秩序井然。所以我们在讲富士康管理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土壤。什么样的土壤，长出什么样的果子，管理亦不例外。

昨天的船票能否登上明天的客船？

从人类文明进化的角度讲，我国正处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全面转型的时代，而以美国和欧洲等先进国家为代表的世界潮流却正大踏步走向信息文明。当今由微博等即时传媒推动的全球化时代，最先进的价值观念和最理想的文明，从最高端的发源地到最基层的接受者——草根，所需时间亦只是刹那。所以，在我们具体评论富士康之前，还是让我们从管理的角度来看看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三种文明的差异（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这三种文明对员工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具体于富士康而言，其员工构成有两个主流：一是农民工占主流；二是85、90后占主流。他们生长在丰衣足食的农业文明氛围中，工作在工业文明的典型代表——富士康中，而下班后却活在信息文明中。这就是冲突根源。过去的“我”即农业文明背景下成长起来作为农民的“我”，和今天的“我”即在严刑峻法的流水线上工作的作为工人的“我”，和明天的“我”即在游戏空间和网络空间中纵横四海的信息文明中的“我”，三“我”之间处于严重的分裂之中，长期活在这种冲突之下的员工，稍有火星就会酿成大祸——从这个角度讲，在一个有一百多万员工的大企业里出现N连跳和罢工是必然的，不发生才不正常。所以公正地讲，媒体所指责的富士康的“非人性化管理”并非原罪，在一定的程度上，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回过头来看，早年主流媒体所倡导的螺丝钉精神和干一行爱一行，其实正是工业文明时代所需要的职业意识或职业素养，可惜的是，这种工业时代的价值观还尚未在广大农村生根，社会主流价值观却已进入信息文明时代，变成了尊重个性、追求自由等。这是一个现实，一个富士康没有办法改变的现实。

富士康该如何选择？

工业化追求效率。效率的关键在于组织和员工的匹配，即组织提供完备的流程和先进的技术，执行流程和运用技术的员工具备标准化的行为和职业化的素养。职业化素养是指员工在工作中的行为要服从其所在职业或岗位的期望，即以职业和岗位的要求来引导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工业化时代员工职业化素养的核心就是按照“整齐划一、精益求精”的要求，个人服从组织，严格遵从“铁的纪律”。当然企业在设计机器或流水线的时候，要考虑人的特点和需求，这是另一个问题。但员工一旦选择在企业工作，选择在流水线上工作，那就必须服从流水线和机器的要求，这是员工在选择这份工作时所同意和“签订”的隐含契约。在前有虎（上游是像苹果一样强势的企业）后有狼（其他的竞争对手如伟创力等）的丛林时代，利用沉淀百年的以标准化和流水线为代表的工业化将效率提升到极致，是从丛林中胜出的不二法门。在这个过程中，不讲效率讲人文，其实成功概率可想而知。正因如此，中国目前成功的企业如华为、海尔和联想，都有或曾经有浓厚的军事化管理色彩。这说明，在这个阶段，极致的工业化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严格管理，是所有强者的共同选择。

富士康是工业化的典型代表，其严苛的管理、精细的标准、严格的质量控制无一不是在践行工业化的要求。广为媒体诟病的缺乏人文关怀的富士康管理实则工业化的必然选择，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这个角度讲，富士康不是员工跳楼和罢工的肇事者，至少不是最主要的肇事者，这其中最大的肇事者是这个时代，是富士康与员工之间错误的“缘分”——工业化的企业遭遇了非工业化的员工。

当然，富士康只能在这片土壤上种地，因而，富士康应当在继续优化流程和流水线的同时，将更多精力花在学习并践行海底捞的人文关怀上。如果是这样，我们有理由相信，富士康有朝一日也能像今天的丰田一样，将硬的追求效率的“持续改善”和软的追求和谐的“尊重员工”或“以人为本”同时做到极致。我们也期待，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中国领先的制造企业能发展出适应信息时代的管理方式，为己造福，为民造福。

谁该为悲伤的劳动者和无奈的企业买单？

中国是一个世界工厂，与世界工厂相适应的，应当是有世界级规模和素质的产业工人，其素质要求，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相适应的职业化素养，如干一行爱一行、螺丝钉精神、纪律意识和服从意识等。富士康的例子说明，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奢求企业通过嫁接最前沿的理论来管理职业化程度不高的农民跑步完成工业化是不切实际的。关键还是要着眼于人，实现人的工业化；而人的工业化，关键又在意识和价值观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在农村靠家庭传承和个人自修显然行不通。我们不能期待个别企业去趟这条路。如何走上这条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媒体，应当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把一个优秀的企业贬得一塌糊涂甚至让老板想一关了之，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我们大家的努力。

工业游的美好时代 篇7

工业旅游不仅仅是工业和旅游的简单叠加, 更是两种文化的交融, 将现代工业的巨大魅力渗透到旅游的诸多要素中, 展示工业文明。当游客迈入某一工业或手工业领域企业大门的时候, 工业文明的神秘世界将向他们展露冰山一角。这也是一种文化诉求:参观一家企业, 不但让游客从中开阔眼界, 也能获取新知识——企业将力图对外展示其技术、工艺以及企业生活, 让人们充分了解当地丰厚的经济和工业实力。

所以说, 工业旅游本身, 展现的是企业的一种透明度。让游客走进车间厂房, 近距离接触工厂作业, 这对于企业而言, 需要底气, 更需要勇气。2004年, 通过国家旅游局验收, 全国共有103家企业被授予首批“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称号, 此后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补。目前, 开展工业旅游活动的各类工业企业已遍布全国29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 涵盖了从传统手工艺、民族特色工业到现代产业、高科技等各个工业生产领域。这些事实的背后, 是我国正在蓬勃兴起的工业旅游市场。

本期特别关注, 本刊记者毛蕊行走石油城, 采访华北油田公司, 足迹遍及河北、内蒙古、山西, 对这个被授予“全国文明单位”以及众多荣誉称号的大国企展开了一系列的环境追问。

这个在盐碱滩上崛起的绿色国企, 现今, 已经迎来它36岁的生日。36年来, 它以世人瞩目的华丽转身演绎了一场惊世绝俗的蝶变之旅。绿色能源、绿色建设、绿色文明, 注入了时尚旅游元素的华北油田, 一改过去厚重和冰冷的形象, 以一种更亲切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华北油田的工业之旅融合了历史感、现场感、知识性、参与性, 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就像到北京没看见天安门, 到黄山没和迎客松合影就不算来过一样, 到位于河北任丘的华北油田总部, 一定要参观“神奇魔井”任四井。任四井是华北油田发现井, 也是华北油田第一口日产千吨的高产油井。它的诞生, 揭开古潜山油藏千古之谜, 宣告华北油田诞生。可以说, 任四井是华北油田人的精神图腾。现在, 这口神奇魔井仍每天都充满战斗力。

在华北油田, 游客甚至还有机会换上工作服, 到岩芯库、任一联合站油气处理中心, 及其巨大的储油罐、数据信息中心等等生产和高科技区域参观, 亲身感受石油工业生产的过程。

手工业时代 篇8

我们还处在第三代互联网时代

在谈及互联网的发展历程时, 周子学表示, 从1994年4月中国首次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完全连接, 到2015年互联网时代的风起云涌, 短短21年, 互联网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互联网作为一种通用技术, 和100年前的电力技术、200年前的蒸汽机技术一样, 将对人类经济社会产生巨大、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英国经济学家卡洛塔·佩蕾丝认为, 每一次大的技术革命都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技术及经济范式。这个过程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兴产业的兴起和新基础设施的广泛安装;第二个阶段是各行各业应用的蓬勃发展和收获 (每个阶段各20-30年) 。周子学告诉记者, 2015年是互联网进入中国的21周年, 中国如今已经有6.49亿网民, 5.57亿智能手机用户。通信网络的进步以及互联网、智能手机、智能芯片在企业、人群和物体中的广泛安装, 为下一阶段的“互联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代互联网时代是从1994年到2002年。周子学表示, 第一代互联网时代是Web1.0时代, 是门户网站的时代。典型特征是信息展示基本属于单向的信息流动, 交互性不强。其代表性时刻是1996年新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网站的成立, 互联网综合性门户网站正式进入公众视野。以流量为核心的第一代互联网时代, 商业模式相对简单, 主要由ICP、渠道、广告主、用户组成参与方, 供需均在线上完成。

第二代互联网时代是从2002年到2009年。周子学认为, 第二代互联网时代是Web2.0时代, 是搜索与社交的时代。典型特征是UGC, 即用户生产内容, 实现人与人之间双向的互动。与第一代互联网的本质区别在于, 产业链从单纯的线上发展到了线下, 包含的参与方更多, 同时, 互联网参与人群急剧增多, 使得创业门槛大大降低, 商业模式发展日趋多样化。第二代互联网网站信息技术主要是用于动态网站的编程技术, 终端技术还未呈现多样化发展。

第三代互联网时代是从2009年一直到现在。周子学强调, 第三代互联网时代是Web3.0时代, 是由智能移动设备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的鼎盛发展时期。数据是这个时代的典型生产要素。以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 市场空间加速放大, 线上线下日趋融合, 大数据时代到来。

“互联网+产业创新”是互联网4.0时代主要趋势

“今天我们提出的‘互联网+’, 实际上是一个更前卫的展示。”周子学说, “也有人把它理解成是第四个互联网发展的阶段。”

周子学认为, “互联网+”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是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于实体经济各领域, 进而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模式, 实现智能化生产、提供个性化服务和产品, 形成聚合效应。无论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 其本质都应该是促进信息化和实体经济的相互融合。

“未来20年, 所有的企业都可能是互联网企业。传统的制造、医疗、金融、农业、交通、运输、教育等行业都将被互联网化。”周子学指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互联网+’正是信息化与工业融合发展的进一步延伸, 包括产业互联网和企业互联网。”

“互联网+传统产业”的融合将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产、工作和生活方式, 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和新常态。周子学向记者展示了“互联网+传统产业”在四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一是在生产领域, 越来越突出以用户为导向的个性化和智能化设计。一方面, 在工业时代以供给方为导向的规模型发展转变为以用户为导向的个性化设计。生产的每一环节都充分体现了互联网思维和用户需求的紧密结合。

另一方面, 过去几十年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主的生产模式将逐渐转变为智能化生产和设计。智能化要求能自动执行程序、具备可编程可演化的系统。如无人驾驶汽车、智慧家具等。德国提出的工业4.0, 其特征也是智能化。未来智能化产品将为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巨大的市场。

二是在销售领域, 线上线下一体化是主要趋势。企业应充分利用线下资源的优势, 拓展线上平台, 并将线下的物流、退货等业务流程进行线上管理, 最终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管理、营销一体化。物流交付平台和信息集成交易平台的建立将是产业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是融资体系发生改变, 突出表现是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我国金融行业长期受体制因素的限制, 导致结构失衡, 明显体现在20%的大企业客户占用了80%的金融资源, 银行借贷动力不足, 众多中小微型企业得不到有效的金融服务, 制约其发展。互联网金融由于其交易成本低、效率高等优势, 可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或将在中小微企业融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四是融合发展将是产业发展主旋律, 产业生态体系日益完善。“互联网+”行动计划被写入2015政府工作报告中, 无疑是给传统企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融合”将是“互联网+”发展的主要方向。

未来信息网络发展的一个趋势是实现物与物、物与人、物与计算机的交互联系, 通过泛在网络形成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世界, 进入万物互联时代。万物互联将带来改革红利的全面释放, 通过万物相连, 将极大提高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效率, 拉动GDP的增长。互联网已经对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 比如Uber没有一部车, 是全球最大的出行公司;Airbnb没有一家酒店, 却是全球最大的酒店公司。百度原来在虚拟世界寻找信息, 现在索引真实世界, 连接人和服务。

谈到未来“互联网+”产业将出现的特点, 周子学引用了GE等公司的研究结果:未来产品价值的变化将呈现三大趋势, 即硬件的创造价值在软件体现, 网络连接使价值从产品转向云, 商业模式从产品转向服务。

周子学告诉记者, 中国的i GDP实际上已经达到了7%。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互联网对生产力与增长的影响》报告中, 提出了i GDP的概念, 即互联网经济占GDP的比重。报告认为, 2010年, 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占GDP的比例仅为3.3%, 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而到了2013年, 中国的i GDP指数升至4.4%, 已经达到全球领先国家的水平。在全球互联网企业十强中, 来自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占据了四席。麦肯锡还对中国的i GDP计算进行了补充说明, 即在大部分国家的二级市场交易中, C2C线上零售模式主要是个人在进行, 且比例可以忽略;但在中国, 主要是没有公司注册的小微企业从事C2C, 如果C2C被计算在内, 中国的i GDP会达到7%, 超过七国集团的任何一个国家。

互联网对于全球经济的重塑, 已可以和工业革命相提并论。周子学强调, 伴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互联网经济正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引发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前所未有的深刻革命, 所以, “互联网+”是中国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选择。

周子学进一步补充道, 互联网具有打破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专业化分工和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特点。它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在传统价值链条上的不断深化应用, 给企业运营管理带来巨大变化。开放、平等、免费、共享是互联网的核心精神。

“互联网+”下信息产业创新的特征和路径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每次进步都体现了创新。人类发展至今始终伴随着创新的发展。在不同时代, 创新具有不同的特征。周子学对工业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创新进行了比较。

回顾工业时代, 随着电的发明以及电力技术的发展, 电能迅速推广应用于照明、电信、城市交通运输、加工工业和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直到爱迪生在曼哈顿建立了一个小型电网, 从此电就成了网络。电网的出现使得创新呈现出由“点”及“面”的突破。这个网络至今人类还在依赖它, 已成为人类生活的基础, 同时在生产领域亦由点及面地推动了持久深刻的结构性变革。

与电网相类似, 互联网是电子信息技术构架的基础设施。但互联网作为弱电网, 其特征跟强电又有所区别, 强电是解决人类体力不足的问题, 而互联网更多是解决人的智力延伸的问题。百十年来, 信息技术的创新突破也是从“点”到“面”, 比如从原材料的突破, 软件的突破, 直至网络的形成并迅速普及, 从而使得创新呈现出许多新变化。一大批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模式企业应运而生, 它们以与传统企业不同的方式为顾客提供和创造价值, 甚至获得了远高于传统企业的丰厚利润及蓬勃发展。如实现纵向整合的苹果公司、三星公司、构建开放式平台的BAT等互联网巨头、打造产业生态圈的小米等等。若做个分类, 创新已从工业时代的单一模式走向了产业链式、平台式、生态式等多种模式。

那么, “互联网+”时代的创新, 有哪些具体特征呢?周子学认为, 企业在“互联网+”时代的创新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产业链式创新, 二是平台式创新, 三是生态式创新。

产业链式创新是指通过产业链上下游或者产业链同一层面的整合而形成的创新模式, 其发起者通常已经在原行业占据领先。产业链式创新是当今创新非常鲜明的特点, 无论是从传统产业还是从新兴产业发展的角度, 产业链式创新都是重要的创新模式。近年来, 产业链式创新也愈来愈受到国家高度重视。产业链式创新包括横向创新、纵向创新以及横向纵向混合创新。

平台式创新与网络紧密相关, 主要借助于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以及全球化网络平台, 并对互联网资源进行整合。通过平台式创新, 企业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以低成本整合各种技术资源。最初, 互联网是作为一种通讯的特殊手段、特殊方式, 主要为美国军方所需, 逐渐演变成拥有海量信息汇集的信息海洋, 最后变成了人们工作和生活都非常依赖的平台。因此, 平台式创新成了今天创新非常鲜明的特征。通过平台搭建, 企业对市场和技术变化的反应更为敏感, 创新的内容和形式快速变化。传统产业利用互联网创新已成为当今重要趋势。

生态式创新是在产业链创新和平台式创新的基础上, 延伸出来的创新模式。生态链是比产业链更大的概念, 既包括产业链上下游, 或是横向的与本产业紧密相关的企业, 还包括市场环境等。生态式创新是指通过整合生态链中的供给方和需求方, 以及市场环境 (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 , 使之共同进行创新的有机创新整体。

周子学强调, 生态式创新在信息产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例如, 小米为让设计更具个性, 让客户充分参与, 通过互联网及现场活动征集各种各样有趣的设计, 围绕客户从产品品牌、商业形态、客户交互体验等方面构建完善的生态链。

实际上, 无论是产业链式创新、平台式创新还是生态式创新, 均是通过不断地分工和整合去实现的。周子学告诉记者, 整合是创新的鲜明特征, 分工理论则更为古老, 每一次分工都带来一次社会进步。而分工有一个切入点, 一旦寻找到这个切入点, 就可以携自己的优势去整合他人。因此, 由分工理论入手, 然后挖掘自己的核心技术, 再基于此实现整合, 具体包括纵向整合、横向整合, 或是互联网上平台式整合, 甚至生态链整合等等, 从而做到“第一”。而这种“第一”可能会通过另一家企业再分工又成为一个新的切入点来打破, 这就是一个历史过程。所以有人说, 互联网企业只有第一, 没有第二。

因此, 只要找到了自己的分工模式, 就可凭借核心技术去整合别人, 否则就会被其他企业所整合。当然, 如果被整合, 仍要坚持自己的比较优势, 如传统意义上的质量、品牌、效率等。

武汉进入建筑工业化时代 篇9

仅需6min, 10名工人便可以将一块外墙板吊装完成。近日, 武汉市首个建筑工业化试点示范项目——中建深港新城产业化住宅工程顺利完成首个预制构件吊装, 开启武汉建筑业的新时代。据介绍, 这种外墙板集承重、围护、保温、防水、防火等功能为一体, 保温效果远远优于传统的外墙保温技术。施工现场2 km之外的预制混凝土构件厂是外墙板的“出生地”。在自动化流水线上, 外墙板饰面层、保温层、结构层都是一次成型, 除去混凝土养护和贴瓷砖的时间, 一块外墙板从钢筋和混凝土到成品仅仅需要30 min。

中国农机工业进入管理红利时代 篇10

辉煌的黄金10年

2004年《农机化促进法》的颁布实施, 是中国农机行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它与“跨区机收”、“农机购置补贴”等事件共同开启了一个农机化新时代。刘振营回忆, 10年前中国像样的农机产品也就大中拖和联合收割机, 大中拖产品中铁牛55、上海50和东方红履带拖就算是比较先进的, 迪尔公司也才刚刚向中国市场导入720产品;15年前, 中国一拖引进了菲亚特技术并成立大轮拖办公室, 开始自主研发80系列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产品就是新疆2、背负式联合收割机, 主要品牌包括新疆、桂联、向明、大丰王、双箭王等。

但是, 今天的中国农机行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中拖热销机型已经是100~120系列, 主流联合收割机喂入量也已超过4 kg/s, 自走式玉米收获机、轴流式履带收割机、高速插秧机等产品早已普及。朱良认为, 近些年我国农机产品不仅在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而且社会化生产也取得重大进展, 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配套体系, 过去所有关键零部件基本上都要企业自制, 现在则基本实现了专业化生产。以收割机传动系统为例, 过去的齿轮箱传动基本被专业化厂家的HST (静液压系统) 所取代。

总结过去十几年中国农机工业的高速发展, 如果用形象的数字表达, 那就是2012年规模以上农机企业工业总产值达3 382亿元, 连续6年保持20%左右的增速,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机制造第一大国。之所以能持续10多年高速发展, 大致可以总结为3个方面的红利因素, 政策红利、技术红利和成本红利。

一是政策红利, 农机购置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 拉动了中国农机工业持续快速增长。2004—2012年, 中央财政共投入补贴资金744.7亿元, 带动地方和农民投入2 187.9亿元, 补贴购置各类农机具2 272.6万台 (套) , 受益农民达1 822.5万户,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累计提高了24.5个百分点, 相当于之前35年的增幅, 有力提升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为实现粮食生产“九连增”、农民增收“九连快”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技术红利, 10年前中国农机行业主流产品就是小麦收割机、农用运输车和中小型拖拉机, 与欧美主流农机产品技术水平相差几十年。正是由于中国农机产品的技术起点很低, 需要的技术都是国外成熟的、过时的技术, 所以买技术很容易, 能很方便地从外部得到技术, 跨越了自主研发的过程。经过引进、模仿和简化创新, 中国农机产品技术水平得以迅速提升, 同时也驱动中国农机工业连续高速增长数十年。

三是成本红利, 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等在过去几十年都非常低廉, 致使中国农机产品在东南亚、非洲, 甚至在欧美都有较强的竞争力。低成本为中国农机工业带来的竞争力, 首先是企业的低成本优势, 竞争力很强;其次是对外资吸引力大, 跨国公司是全球配置资源, 要选择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 纷纷来投资建厂, 对于中国农机产业链整体水平的提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 随着中国农机工业和农机化的迅速发展, 上述3大红利正在逐步消退。其中, 政策红利虽然仍将长期存在, 但现在已经开始显现边际效应, 有的省区出现补贴指标用不完的情况, 而且农户的购机行为越来越理性。可以预期, 未来政策红利仍将发挥作用, 但不会再有过去10年那种强烈的刺激作用。技术红利也在逐步减弱, 以拖拉机传动系统为例, 机械式换挡很容易就升级到同步器换挡, 还没有听说有哪家企业在同步器研发方面有什么技术障碍, 但是要升级到动力换挡、无级变速就比较难, 我们没有这些技术, 自主研发又受限于自身的技术实力, 而且这些技术都是欧美主流技术, 想购买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 要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或购买、或合作、或自主研发, 都还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成本红利基本已经消失, 一方面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 另一方面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运行, 大大压低了企业的利润和竞争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收入倍增计划”, 未来10年企业用工成本将有可能会大幅增长。另外, 燃油、钢材等原材料价格长期高企, 丝毫看不到下降的希望。

管理红利时代来临

随着“政策红利”、“技术红利”和“成本红利”优势的逐渐退潮, 中国农机工业的持续发展将不得不依赖于每一个企业, 尤其是规模企业的效率提升, 以及企业管理的职业化转型。只有当大多数企业主动实施管理职业化转型后, 中国农机工业才有可能收获“管理红利”, 实现下一轮可持续的高速发展。

从管理学来看, 所谓“管理红利”, 是指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 通过管理水平提升而获得的企业效率提升。企业从无到有, 且规模不断扩张, 管理方式从粗放向精益转型的时期, 企业的效率能够得到快速提升, 整个行业、整个国家经济也将得益于“管理红利”而获得可持续的发展。管理专家称, 要实现管理红利的基本途径有3条, 第一, 企业通过明确战略方向收获管理红利;第二, 企业通过优化组织架构和管控方式收获管理红利;第三, 企业通过引入最佳管理实践收获管理红利。

从管理专业来看, 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来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也有很多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无数的讨论和分析, 本文仅从农机行业进行分析。刘振营曾说, 中国的企业管理, 尤其是农机企业的管理就是家长制, 大家长管小家长, 最小的家长管员工。以这种现状和水平, 要想赶上欧美发达国家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管理是中国农机企业的一大短板, 之前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技术和资金瓶颈, 其实只要管理到位, 技术和资金瓶颈完全是可以突破的。

正是由于在管理理念、管理机制上的差距, 使得中国本土农机企业具备“管理红利”的优势, 通过管理水平的上升能带动企业效率、效益的持续增长, 推动整个农机行业持续高速增长。

像东风农机、常发集团和五征集团, 再加上中国一拖、福田雷沃等企业构成中国本土农机企业的中坚, 他们都有非常好的发展机制, 也是未来中国农机发展的希望。一年前, 《农业机械》杂志记者采访东风农机董事长宣碧华, 他表示过去8年, 东风农机通过改制等措施实现了进入中国农机行业第一方阵, 未来8年, 东风农机将通过管理提升等措施争取进入世界农机行业第一方阵。这个目标看似遥远, 但却是可以预期并可以达到的, 在家电、汽车和工程机械等领域已经有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如果我国本土农机企业能在管理这块短板上找到适合自身的提升方法, 相信很快就会成为世界农机工业的重要一员。

此外, 中国农机企业中还有一大批中小规模的家族企业, 他们是行业发展的基础, 也是产品技术创新的源泉。但是, 有不少家族企业在规模小的时候发展势头不错, 一旦发展壮大、开始规模盈利后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阻碍其进一步发展。应该说, 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多数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 就会有矛盾, 就要分家, 必须提升管理水平, 用现代企业制度来规范企业运营。

在国外, 几乎所有的农机企业都是从家族作坊开始, 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改制, 然后再迅速发展, 而那些拒绝改制的企业最终要么被收购、要么就破产。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欧美主流农机制造商都是从家族企业开始的, 通过股份制改造实现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

朱良认为, 当前整个社会有一种金融控制产业的趋势, 在农机行业的典型案例就是美国爱科集团, 爱科控股了很多家农机企业, 像维美德、芬特、福格森、挑战者等都是其旗下子品牌, 而在中国爱科则刚收购了大丰。爱科的成功就在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资本可以投资某个产业, 但不一定要自己亲自去经营这个产业, 完全可以通过职业经营团队来运营, 这就是职业化管理。

目前, 在中国农机行业不仅外资农机巨头在加速进入, 农机行业外的资本也在加速进入, 他们不仅给行业带来竞争, 也会把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文化带进来。外行业企业的优势在于资金、理念和管理, 不足在于技术, 但是又通过合资合作很好地解决了技术问题。应该说, 中国农机业竞争越来越激烈, 管理提升势在必行。

对于中国本土农机企业而言, 应该多学习外资企业的经营理念。以迪尔为例, 其管理体系就非常有效, 没有急功近利, 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 看到眼前的钱不是自己的绝对不去捡。虽然近期看效率可能比本土企业低, 但长期来看效率却非常高。像迪尔、久保田这样的外资企业在研发新产品过程中, 一定要把产品做到自己放心才会上市销售, 绝不让用户做试验, 这正是目前中国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经营理念上的最大差距所在。很多本土企业, 推出产品就销售, 想的是先赚到钱再说, 这也是没有企业文化根基导致的。本土企业的这种做法, 最终的结果就是距离成功还差一步, 用户得罪了、市场丢了、财富耗尽了, 眼看着成功从眼前消失。

应该说, 对比中外农机企业之间的差距, 除了技术水平之外, 最明显的就是管理, 也就是说中国农机企业在软实力上还有很大差距。基于此, 我们能认定未来10年将是中国农机企业享受管理红利的时期。当然, 不是每家企业都能幸运地享受管理红利带来的发展机遇。如果说前面的3项红利是普惠制的话, 本次管理红利则是差别对待。这需要企业转变观念和发展模式, 具备长期的战略规划和战略意识, 真正从科学管理方面着手, 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才能享受到这次红利;否则不但不会享受到红利, 还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新时期的发展思路

中国农机工业协会高元恩名誉会长曾说过, 未来一二十年仍将是中国农机工业飞速发展的时期, 将迎来新的10年, 甚至20年高速发展期。但是, 中国农机工业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需要不断改进, 才能继续前行。

朱良认为, 当前中国农机行业已经到了必须重新思考如何进一步发展的时候, 3大粮食作物生产机械化已经基本完成, 应该着手经济作物机械化。国际农机巨头, 迪尔公司已经开始在中国尝试推广其棉花、甘蔗等全程机械化产品。国内各农业高校、科研院所也已开始进行经济作物机械化装备领域的研究。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整体水平还很低, 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至少要有上千种机械。凡是种植面积超过33.3万hm2 (500万亩) 的作物就有必要研制专用收获机械, 未来10年, 林果菜蔬业和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都将会有大发展, 但是难点是山区机械化。

在科研方面, 中国农机行业还存在很大的问题, 科研单位、科研人员不专心搞科研, 而是都在跑项目, 呈现出科研项目商品化的趋势, 即便是已经研发成功的科研项目能实现产业化的也比较少, 未来必须要产学研用相结合。尤其是制造行业涉及到材料、工艺等多个领域, 而这些都是中国的短板, 尤其是基础学科更是欠缺。刘振营认为, 科研项目除基础研究外应该改审批制为奖励制, 研发成功新产品或产品有社会效益后国家才给予奖励。

近两年, 国内农机企业在装备制造等硬件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 像中国一拖、常发集团等一大批企业都进行了大量的设备投资和技术改造, 很多企业也因此尝到了甜头, 生产制造的零部件在标准化、互换性方面取得突破, 在售后维修服务中直接换件就能立刻解决问题。朱良预计, 10年后中国农机制造水平基本能达到欧美主流农机企业现在的制造水平, 中国农机市场依然是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并存的状况, 一大批本土优秀企业将迅速崛起, 但他们的创新能力跟外资企业相比还有差距。

以环保发动机为例, 现在本土企业试制几台发动机没问题, 但是大批量生产后就无法保障质量, 而且核心的电控技术依然要靠进口。电控技术是节能减排的关键, 通过电控系统可以实现节约燃油、降低排放的目的, 但是, 目前国内企业涉足电控领域的还很少, 有个别企业生产了样机产品, 距离批量化生产还有很远的距离。在这方面, 本土企业跟外资企业相比, 既有技术实力的差距, 也有管理水平的不足, 必须要尽快实现整个行业的产业升级。

应该说, 中国农机工业产业升级已经迫在眉睫, 必须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突破目前的产业层次, 进入高端市场, 进入高端产业层级。首先是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目前, 我们还可以购买到一些国外技术, 但这条路走不长。必须建立一套自主研发体系, 补足自主创新这堂课, 使自己在技术上真正强大起来。其次是提升商业模式。中国企业制造能力很强, 但利润非常薄。应该从销售产品向销售服务转变, 提供一整套能让农民用户发家致富、增加农业产出的系列化装备、模式和服务, 商业模式的转变, 利润空间会大大提升。再次是品牌建设。中国的农机企业善于价格战, 利润很容易被消耗掉。但是要长期生存和发展, 惟一的办法是品牌建设。品牌和附加值是连在一起的, 品牌越好附加值越高;品牌好到一定程度, 价格高低就不那么重要了。当然, 企业的品牌建设和培育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此外, 企业的战略问题和决策体制建设问题也非常值得关注。战略问题不仅仅是要制定一个战略规划, 而是企业发展必须有战略方向和战略的意识。我们很多农机企业, 今年产值达到100亿元, 明年的目标就是要达到150亿元甚至更高。跨越式发展对农机企业来讲是不科学的, 做企业要踏踏实实, 要有长远的战略方向和战略意识。有的企业不愿意受战略和规划的约束, 总是希望在市场上抓机会, 放手一搏。实际上, 这种思维方式对大企业非常不利, 因为大企业一定要靠战略去导向, 大企业一定不能单靠抓市场机会去发展。如果今天抓一个, 明天抓一个, 几年之后大企业的定位是什么、发展方向是什么就都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