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论文范文

2022-05-09

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手工业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陕北的手工业在近代以前极不发达，晚清民初的几十年蓬勃兴起且有了较全面的发展。陕北的手工业有十多个种类、六七十个行当，其兴起的原因既与道光以后陕北畜牧业的发展有关，也与晚清民初陕北商业贸易的繁荣、民国后西北的灾荒与战乱，以及陕北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有关。

第一篇：手工业论文范文

略论旅游发展对西藏手工业的影响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西藏旅游业飞速发展。文章论述了在西藏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藏族传统民族手工艺的从业人员结构、产品种类、生产方式等发展现状和特点，及其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与特色。该文还进一步提出了当前西藏旅游业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及今后应该明确的发展思路和避免的问题。

[关键词]改革开放；旅游业；西藏；民族手工业

[文献标识码]A

历史上，西藏除了农耕和游牧外，其余的生产活动几乎都集中在手工艺领域。民族手工艺与农业和畜牧业并列为西藏历史上的三大传统产业，西藏的民族手工艺者创造了大量具有丰富精神内涵的物质产品，并将其技艺代代相传。西藏民族手工业不但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而且由于西藏旅游产业和边境贸易的明显优势，使其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改革开放30年来，西藏旅游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现已成为自治区的支柱产业之一。旅游商品带动西藏民族手工业的政策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实行，特别是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以后，西藏大力发展旅游商品生产，民族手工业企业收效明显。西藏自治区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中把民族手工业列为六大支柱产业之一。旅游发展带来了大好的经济形势，西藏传统手工业在产值节节攀升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一、西藏旅游业与手工业发展现状

1、改革开放30年来西藏旅游业的发展进程1980年初，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西藏自治区旅游业开始起步。1984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中央加大了对西藏的投资力度，并采取一系列措施，继续推动西藏旅游业的发展。到1987年，西藏接待境外旅客已达6万多人。

1991－2005年，是西藏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期。中央第三、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都把发展旅游业作为重点做出部署。2004年，全区接待旅游人数首次突破100万人次。2005年，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强调大力发展旅游业，精心培育旅游精品，以旅游业带动农牧民增收和相关产业发展。西藏自治区加大工作力度，促进旅游业实现新跨越，当年接待进藏旅客达到180万人次。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后，全区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251.2万人次，实现外汇收入5273万美元，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2亿元，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27.7亿元，相当于全区GDP的9.6％左右。旅游业在第三产业中的龙头地位初步形成。2007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了要把旅游业培育成主导产业的发展目标。全年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40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8.5亿元。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区内GDP的14.2％，比1980年增长近75倍。

1980年到2007年，全区旅游收入累计166.58亿元，增幅高于全区GDP增幅23％。旅游业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具有很强的拉动和带动作用。2008年，由于“3.14”事件的影响，当年西藏共接待国内外游客224.64万人次，同比下降44.2％，其中入境游客下降达81.4％，国内游客下降40.5％，实现旅游总收入22.59亿元，同比下降53.4％。

2009年，西藏自治区拨付5000万元用于旅游促销和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全力恢复旅游业健康发展。1－5月，接待国内外游客720237人次，同比增长达190％。其中接待入境旅游者22264人次，同比增长达280％，实现旅游外汇收入1203万美元，增长高达270％。

2、改革开放30年来西藏手工业的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以前，西藏手工业发展一直处于很缓慢的水平，至1980年，全区仅有民族手工行业33个，不到100个企业，800余种产品，从业人员共6670人，年总产值611万元。1981年至1989年国家拨款2340多万元，用于西藏民族手工业扩建、新建厂房、技术改造、人才培训等，使民族手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1989年，西藏全区民族手工业发展到113个集体企业，职工6700多人。全区民族手工业产值达到4070万元，产品品种规格1600余个。

1994年以来，西藏自治区大力发展旅游商品生产，收到明显的经济效益。1996年，旅游产品销售额已占民族手工业产值的15％，全区个体手工业发展到1000多户，年利润比1985年增长76％。

到2003年，全区注册民族手工业企业(集体十个体)近2000个，产值1.45亿元，从业人员9600多人。到2008年底，全区有民族手工业集体企业140家，年产值2.8亿元，年利润0.2亿元。另据统计，作为旅游业中重要一环的购物消费支出，目前已经占到西藏旅游总消费额的26.9％。由于全区各部门和各行业对第二产业认识较混乱，对民族手工业的界定也有分歧，所以数据统计有一定难度。民族手工业在第二产业中所占比例很小，在第三产业中所占比例也不大，手工业品自我发展。近期西藏自治区旅游局举行了首届旅游纪念品大赛，在众多参赛作品中，旅游局挑选了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在全区旅游产品企业中推广。同时，旅游局还决定拿出部分旅游发展资金用于扶持民族手工艺旅游纪念品产业，力争在“十一五”末，将旅游纪念品的消费支出提高到旅游总消费额的30％左右。

但是，从总体发展来看，自从进入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由于市场的快速变化，竞争的加剧，内地和邻国的产品进入西藏市场，本地部分产品市场开始萎缩，一些当地民族手工业企业难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加上过去的相关政策已经过时，管理机构也出现缺位，所以西藏民族手工业开始出现滑坡。

二、旅游发展对西藏传统手工业的影响

西藏传统手工业产品主要有五金工艺(金、银、铜、铁等制作的生活用品及宗教用品)、氆氇、邦典、服饰、卡垫、唐卡、面具、制陶、造纸、家居、乐器、木碗、藏香等。改革开放30年来，飞速发展的旅游业对传统手工业的影响是巨大的。总体上看，西藏传统手工业的年产值节节攀升，从业人员在不断增加，手工产品种类与数量也在逐年递增。但是，从一些手工产品行业个体来看，旅游发展使得一些行业产品精益求精、品种推陈出新，另一些行业却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

1、旅游发展从总体上带动了民族手工业　仅以旅游购物市场为例，购物是旅游活动的重要内容，游客所购买的货物大多是能反映旅游地特色的纪念品。西藏民族手工艺品是西藏旅游产品、旅游纪念品的主要来源。工业的发展，为西藏旅游购物市场提供了大量丰富多彩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对促进西藏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反过来，旅游业的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西藏手工业的发展。1990年，全区民族手工业产品中，民族特需商品占70％，工艺品和宗教用品占20％，生产用品占10％，近年来旅游纪念品和民族特需商品的比例有所上升，部分民族手工业行业旅游纪念品的比重已超过50％。

西藏手工业产值从1980年的611万元增长到了2004年的10545万元，民族手工业产品的花色品种也

从1980年的800余种增加到目前的近2000种。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强特需用品和旅游纪念品的生产，也有利地推动了部分传统技艺的恢复与抢救工作。

2、西藏旅游与手工业的相互作用

尽管有以上呈正数增长的数据，西藏旅游购物品的开发和促销依然是西藏旅游业的一个薄弱环节。直到20世纪90年代，西藏自治区才开始有专门开发生产旅游商品的企业(1993年7月西藏工艺美术旅游商品开发公司成立，专门生产西藏工艺美术品、旅游纪念品。公司下设唐卡壁画厂、泥塑面具厂、工艺挂毯地毯厂、金银制品及藏刀厂)，同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旅游商品定点加工单位(如圣地珠宝旅游纪念品公司)，这些企业在市场上都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由于当时从事旅游商品开发的企业数量很少，所以旅游商品的开发和设计还未形成规模，商品种类仍显单调。

据统计，现阶段旅游者在西藏的购物花费约占西藏旅游总收入的27％左右，比改革开放之初提高了17个百分点，但与其他地区相比仍然偏低。同时期，在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旅游购物品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50％以上，我国沿海开放城市和主要口岸城市的旅游购物品收入的比重为40％以上，全国的平均水平也在37％左右。可见，西藏在这方面仍有较大差距。由于旅游购物品的巨大创汇能力，旅游购物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在旅游业中尤显重要。对西藏旅游业来说，这是亟待突破的一环。

从发展和长远的观点来看，民族手工业在旅游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就西藏自治区而言，旅游业及民族手工业的地位与作用不仅体现在创汇、拓宽货币回笼渠道上，还体现在增加就业、增加农牧民群众收入、增进国家间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

3、各种手工行业不同程度地受到旅游发展的影响

在受旅游发展影响最大的一些手工行业中，呈现出这样的局面：一些手工业因符合了旅游发展的需求而得到振兴，并逐渐开始形成规模，但就在他们刚刚进入良性发展的时候，却因自身竞争力薄弱而遭到外地或邻国同类产品的威胁，有的甚至因此而走向衰退甚至消亡。最为明显的因旅游者购买而创造高销售量的手工产品种类有：唐卡、木碗、地毯、藏刀、饰品、藏香。这几种原本属于民族特需品和宗教用品的手工艺品由于极具西藏特色、便于携带等特点，颇受旅游者青睐，现在已经成为西藏旅游纪念品中的主要构成部分。这几个行业的效益相对较大，从业人员数量也在逐年增多，但这其中除了地毯以外，绝大多数还是作坊式的生产规模，手艺为师徒传承，产量不大。另外，在旅游经济的良性刺激下，这几种产品已经开始呈现精良化、多样化趋势。但是，其中藏刀、木碗被云南的一些厂商占据了部分市场，唐卡市场有一部分被青海和尼泊尔所有，至于饰品，尼泊尔和印度还有内地其他省份的产品几乎瓜分了全部市场。

其他几项受旅游经济影响的手工行业是：五金工艺、氆氇、服饰、面具、家具。这些手工产品现在的性质还是属于民族特需品和宗教用品，产销量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本民族的消费市场，但是近些年它们均不同程度地进入了旅游纪念品市场。有市场眼光的企业开始针对旅游市场研发出一些产品，比如对上述手工艺品加强装饰性、增强便携性、完善包装工艺等等，使其成功地成为旅游纪念品中的一分子。

另一些如制陶、造纸、乐器等手工行业，一方面没有打入旅游品市场，另一方面由于替代产品的大量涌入，其作为民族特需品的地位大大减弱，产量也急剧萎缩，手艺濒临失传。

三、当前西藏传统手工业所面临的问题

虽然在相关政策的大力扶持下，西藏民族手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但从市场占有率看，西藏的地方特色旅游纪念品的比重却比较低，仅占整个纪念品市场的20％左右，其余80％左右的旅游纪念品都是由印度、尼泊尔和内地企业生产的。产业规模小、研发水平低、工艺粗糙、特色不鲜明、发展层次较低且发展不平衡，市场具有民族性和区域性等问题已经使西藏本土产品面临被挤压的严重局面。

西藏民族手工业发展还面临诸多问题：市场需求不足与无序竞争，不利于民族优势产品保护与开发；原材料价格昂贵、制作耗时长，导致产品成本过高，竞争力下降；传统与现代工艺技术缺乏技术资源的支持，新产品研发设计力量奇缺，导致产品产量低、款式少，而且美观度欠缺；民族手工艺者流动性大，导致产品质量不稳定；行业缺少统一管理，导致行业间信息闭塞；西藏民族手工业对国家的依赖性大，独立发展的能力差等等。针对当前的旅游品市场，又出现了以下一些新的具体问题：

1、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一些具有本地特色的手工艺品被内地一些厂商粗糙地仿制，成本低廉的产品进入西藏旅游品市场，扰乱了产品原有的价格体系。例如浙江、河南等一些地方大量仿制西藏特有的手工艺品，如金属佛像、法器等，大约只需要正品1／4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仿冒产品，原来从西藏本地或者尼泊尔进货的商贩们大量改从内地进货，廉价的仿冒品充斥市场，导致原有的价格体系被破坏。也导致许多当地企业丧失竞争力。

2、尼泊尔手工艺品以相似的文化符号和低廉的成本，轻而易举地占据了西藏旅游纪念品中大份额的服装与饰品市场。邻国尼泊尔与西藏有着相似的文化，尼泊尔纺织品和佛像很早就在西藏生了根，近年来，尼泊尔服饰和唐卡也在西藏市场火热起来。拉萨八廓街上大多数店铺都有来自尼泊尔的商品，甚至还有不少于5家尼泊尔商品专卖店；藏医院路、丹杰林路的工艺品店里几乎都有出售尼泊尔的服饰和工艺品，而且占50％左右；八廓街上的一些商铺也有尼泊尔的唐卡出售，大多数游客不认识产地，只会优先选择价格低、画工也不错的唐卡。

3、内地和邻国针对西藏开发的一些质优价廉的新产品打入西藏市场，挤占了本地手工业产品的发展空间。内地如云南、四川、广东和邻国尼泊尔、印度的厂商也瞄准了西藏的旅游纪念品市场和民族特需市场，针对性地开发出质优价廉的新产品，凭着价格优势很快打入了西藏市场，如云南的金属工艺品、木碗，尼泊尔生产的藏饰、珠宝等。10年过去，其中一些产品已经站稳了脚跟，使得西藏当地企业不得不退出竞争。

四、提高西藏手工业在旅游发展中的竞争力

根据旅游纪念品的生产现状和今后的发展要求，西藏民族手工业管理部门提出的旅游纪念品发展思路为：以旅游市场为依托，以传统技艺和民族特需用品为基础，调整产业结构，强化创新意识，增加科技含量，确保产品质量；内涵和外延相结合，发挥比较优势，集中搞好骨干企业，优先抓好拳头产品，放开搞活小企业，鼓励合资、民营、个体企业投资；以发展旅游纪念品为重点，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推动民族手工业行业体制和机制的不断改革与创新，促进全区民族手工业的健康稳步发展。

在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应的诸如投资、税收、金融、人才培养、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的同时，应采取措施，加强行业管理部门，明确管理部门对民族手工业行业管理的内容、范围、职责等，给予政策的特殊优惠待遇，并继续加大资金扶持力度，以生产销售民族手工业产品龙头企业为依托和基地，着重建设民族手工艺人的职业培训机构、机制和制度，加大民族手工业从业人员的培养。除了政策上扶持和大方向上的措施外，还有几点具体补充建议：

1、整顿市场，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保护民族文化的知识产权。首先需要树立一批品牌型的民族手工业产品，制定产品标准和相应的保护措施，对严重的伪劣仿冒产品进行逐步清除。

2、合并零散家庭作坊，集中订单式生产。对于零散的家庭作坊，可以由大企业进行分类整合，制定统一的标准，采取发包订单的生产方式，回收后统一销售。

3、进行旅游者类群和消费喜好分类，有针对性地研发新产品。针对国内外游客以及不同的购买力和喜好将旅游纪念品进行分类，广泛征集国外、内地、本地的设计者进行新品种的研发。既要有高附加值的高端工艺品，也要有针对大众的中低档特色纪念品。

4、开办技术学校，培养民族传统手工艺接班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许多优秀的传统手艺面临失传，建议政府扩大宣传力度，提高传统手工艺从业者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保护古老的工艺传承，开设技术学校，培养年轻人热爱并传承自己本民族的手工技艺。

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旅游业是发展最快、前景最好的产业，西藏也如此。作为西藏三大传统产业之一的手工业，因西藏旅游的发展焕发出勃勃生机，手工业产品成为旅游纪念品市场上的主力军，与旅游经济的发展相互促进。就目前旅游经济飞速发展的现状来看，西藏本地手工业产品远远无法满足旅游纪念品市场的需要，内地和国外产品的大量涌入，使西藏手工行业暴露出诸多问题，因此亟须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改善。面对当前旅游纪念品市场还存在巨大增长空间的大好形势，西藏传统手工业已经到了该反省和振奋的时刻了。

[本文责任编辑

央　珍]

作者：陈丹

第二篇：近代陕北手工业探析

[摘要]陕北的手工业在近代以前极不发达，晚清民初的几十年蓬勃兴起且有了较全面的发展。陕北的手工业有十多个种类、六七十个行当，其兴起的原因既与道光以后陕北畜牧业的发展有关，也与晚清民初陕北商业贸易的繁荣、民国后西北的灾荒与战乱，以及陕北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有关。近代陕北手工业有非常明显的特点和作用：首先，近代陕北的手工业门类齐全、行业众多，但规模不大；其次，近代陕北手工业的生产和销售，很少受市场的冲击和影响；第三，近代陕北手工业的生产和发展，不仅满足了陕北人民日常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且为蒙古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大量的手工业用品；第四，晚清民初陕北手工业的兴盛与发展，为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近代，陕北，手工业

陕北，既是中国地理上富有特色风貌的区域，亦是中国经济和文化上的独特地区，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而无可替代的政治地位。在古代，这里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的结合部，到近现代，陕北始终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显赫的位置，是中国历史和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单元。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该地区更有着独特而无可替代的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正是从这里走向全国，并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学术界对陕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延安时期”，学术视野的侧重点则在党史和党建方面，而对于在此之前的陕北经济与社会虽有所关注，但缺乏深人、系统的研究，本文意在通过对陕北地区富有特色的近代手工业的种类、发展，以及兴盛的原因、特点等方面的探讨，为急剧变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提供一观察视角。

一、近代陕北手工业的种类及其发展

陕北的手工业在近代以前极不发达，各地手工业作坊很少，除了在一些地方少量使用煤炭和石油以外，再无矿业。与同时期的江南及本省的关中地区无法相比，到了清朝嘉庆时期仍没有大的发展，据当时的《洛川县志》记载：“布，昔年所出颇多，近日木棉价昂，纺织者渐少，卖布者多邰阳人。酒，有黄米酒，市沽家酿，醇醇不一；烧酒有家酿者，无烧房，市沽者从郧州张家驿等处来。油，各种不一，多杂榨，故味不佳，即点灯亦不佳。砖瓦，随地起窑烧之。毡，无佳者。石炭，从宜君山中来。”而同时期延长县“甚至产物不能成货，甘为贱鬻，如有丝无绸，有棉无布，有皮绒无裘厕，有麻子无清油”。洛川、延长是陕北南部较富庶的地方，当时手工业的发展状况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道光时陕北的手工业起色依然不大，据记载清涧县“工匠拙于制造，无论细巧秀韵事不能为，即粗器卤物，斧斤炉锤等工，俱盼外省匠作”。陕北手工业的这样一种情况，到近代以后发生了明显变化，晚清至民国时期各类手工业蓬勃兴起，种类不断增多，且得到了较全面的发展。现仅就规模较大一些的手工业分述如下。

毛纺织、棉织业明清以前，陕北民间就有手工捻制毛线的工艺流传，人们把剪下来的绵羊毛除去杂质，必要时用水洗干净、晾干，手工撕拨，使其蓬松有弹性。然后用极其简单的工具——捻线砣(取长约8寸，如筷子般粗细的柳条一根，剥皮后，下端安上直径约1寸左右，厚5分的圆形重物)手工捻成毛线。到了清代后期，引进木制手摇防线车，比手工捻毛线产量高，粗细较均匀，使工艺向前迈了一大步。并将羊毛纺成线、织成布，手工缝制成各类口袋，当地称这类工匠为毛毛匠。光绪初年，在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等地民间开始出现家庭纺织。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定边官绅商民集股开办织毛公所附艺学堂，“公所之设，以栽绒毯织毛，以开通风气挽回利权为宗旨，暂因资本不充不能购置机器，由宁灵招载毯艺师4人，织艺师15人，另请教习1人，日受修身、国文、图画、体操，其余时间学习织造手艺，所内需要的毛线由民间妇女纺造……织成毯工精料实，质美色鲜”，格外畅销。民国四年(1915年)在神木县，由杨象坚等人集股开办“利民织布厂”，有工人30多人，所产“爱国布”(细老布)畅销一时，后因洋货充斥市场，被挤垮)。民国十七年(1928年)榆林办起“陕北共立职业学校”，内设毛纺、制革、应用化学3个专业班，有工人10多个，设备简陋，只有木纺车、木制机架、生产方式仍为传统的手工纺织、制作。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榆林县以工代赈办起民生工厂，手工纺毛线、编织用品，招用女工50多名、童工60多名。后又在三皇(今古塔是寺)、金明(今金明寺)两乡设第二、第三民生工厂，有工人110多人，全是手工防线、编织毛衣、毛袜等。1930年代，陕北的毛纺织业达到兴盛时期，从乡村到城镇，从事毛口袋编织、织毛毯、毛衣、毛背心、毛袜等的人达数百人，成为当时的主要行业之一。

在毛纺织业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织毯技艺。陕北的地毯工艺在1840年左右由宁夏传入神木、府谷，当时姓杨、胡两个织毯艺人来神木，给一商人字号加工地毯。几年后，姓杨的返回原籍，姓胡的艺人在神木定居，1860年左右，姓胡艺人将自己的手艺又传给两个儿子，到1915年神木的地毯艺人达40多人，1927年发展到70多人，所产地毯质优价廉，誉满京、津。另外，榆林县人曹四哥、柴星五于1915年在榆林城盐市中巷口南“魁盛永”店内合办“双合毯坊”，有织毯技工6人，徒工3人，由于经营不善，三年后停产。1916年神木商人张再田联络织毯艺人王金钟、王焕人、高来来等来到榆林城天界寺(今梅花楼处)开办毯坊，揽活织毯，经营得法，生意较好，有学徒10多人。1920年井岳秀出资在定慧寺内开设惠记工厂，请张再田任经理，王金钟当领工头，所有人员人惠记工厂织毯，到1922年人员增至100多人。民国时期榆林的地毯业有近20家，从业人员200多人，规模较大的有职中地毯厂、永和、义盛、庆茂等。民国时期，各地毯厂生产的地毯规格较小，最大不超过5×8市尺，最小1.7×3.4市尺，一般为2×4市尺，图案大部分采用传统的工艺手法，全靠有经验的老人死记硬背来完成花纹的织作，织毯采用的是死结法，染色采用土染法，即用植物草本、木本的根、花、果实的自然色来做染料，如黑豆皮染黑灰色，橡树果壳染棕色，荔木、红花染红色，槐籽、黄柏染黄色，乌拉叶、蓝靛草染蓝色等，也有用国产土靛等染料的。

皮革业陕北地处蒙、汉交界，畜产品资源丰富，历来皮革、皮毛加工较发达，皮革制品有蒙古族人民喜爱的皮靴、皮袍，以及驻防将士穿用的皮靴、皮带，马匹用的缰绳、挽具、鞍辗、囊袋等。到民国时期有较大程度的发展，民国十七年(1928年)，陕北共立职业学校成立，学校开设制革科，招收学生13名，并办起实习工厂。先后从天津请来教师郑逢恩讲授制革课，请来制革技师张治卿、皮件技师范举山等传授技艺。民国十八至二十年(1929---1931年)，井岳秀、杨虎城先后用“烟亩附加税款”3万元银币，于1932年从天津购回转鼓、揽槽、打光

机、压底机等制革设备及锅炉、毛纺织等机器，当年即在实习工厂使用。自此，皮革生产开始使用部分机器，鞣革工艺由传统鞣制改用矿物、植物及混合方法制革，可制出各种重革、轻革，生产各种皮靴、皮鞋、皮半衣、皮腰带、皮球、枪套等皮革制品，畅销各地。民国十九年(1930年)榆林籍《大公报》主编、著名报人张季鸾先生委托高少安、吕玉书、田玉生出资3000银元，办起榆林革新工艺厂，招工40多人，聘请北京技师杨怀武、毕雪亭等，鞣制皮革，生产皮鞋、皮件。之后，该厂由武国勇、白绍文等人接办，由于经营不善于1935年停办。民国二三十年代榆林城有福源长、元茂祥、三合公、保和号、利盛源、同新长、永茂魁、恒源号、大义昌等皮坊和家庭皮毛作坊80多家，从业人员180多人，最多鞣制羊皮毛20多万张，二毛滩皮1万多张，狐皮、羔皮、猫皮、狗皮两万多张，这些熟制毛皮除直接行销西安、山西交城、河北顺德等地外，多就地缝制成裘衣售于本地，也行销包头、北京、天津等地。总之，晚清到民国时期陕北所产的皮革制品除了外销以外，还可以满足本地区及内蒙古南部各盟蒙汉百姓的生活需要。

工艺美术业陕北境内的手工艺美术业也较发达。清末至民国时期的首饰产品有银镯子、银项圈、银娃娃锁、银麒麟、金戒指、金耳环、银酒器、锡酒器、烟具装饰品、及蒙古族妇女的头戴银饰品等。清末榆林城制雕银器颇有名气者有苏小东、胡印，他俩雕制的银器设计精美工艺上乘。30年代榆林城有加工金、银首饰银炉铺20多家，从业银匠50多人，其中名气最大的为“万镒炉”，从业人员10余人，其次为“宝生炉”、王银家、孙银家等；这一时期陕北的泥塑业也较发达，泥塑艺人除为寺庙塑神像、绘画及为家户彩绘油漆家具炕墙外，还捏塑泥娃娃、泥马马、泥鸡、泥老虎等在庙会或街市上出售，据记载榆林在民国年间泥塑业非常兴盛：“每岁清明节，制作贩卖泥人者(俗名泥娃娃)，均设肆于南门内之四方台，仕女客商，纵目游观，啧喷称羡，精工秀巧，推为工艺上品。”陕北境内的沙柳、蒲草资源十分丰富，故柳编制品较发达，这一时期人们用柳条、红柳条、桑条编织各种担筐、抬筐、大小提筐、笸箩、簸箕、油篓等家具，或出售或自己使用。

服装制鞋业陕北的服装加工业及制鞋业也很有特色。清末民初社会处于激烈的新陈代谢之中，人们的衣服穿着也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清末，榆林城人史郁文、朱九如、张太平、李应福、薛玉祥等先后在榆林开办裁缝铺，手工缝制男女袍、褂、女裙、旗袍、中式衣裤及蒙民长袍褂等服装，服边非常讲究，多镶嵌“万字边”“云钩边”“团花边”“滚边”“水贯边”“夹缝”等，缝制难度大、技术性强、要求高。经能工巧匠缝制出的衣服，美观大方，穿着合适，当然，这些精致的服装顾客并非是一般老百姓，大多供给官绅、富商、名门望族和他们的太太、小姐、公子。晚清陕北有名的裁缝店有榆林苏向辰、张太平、薛故衣等家。另外，薛旦、何来来开设衣铺专门制作老人寿衣出售。民国成立后，陕北的裁缝店也顺应时代的变迁，为男子加工中山装，供给政府公务人员。新式学堂创办后，许多学生改穿学生装，这既要求服装业要因时而变，又给它们的生意发展带来了机遇。民国五年(1916年)榆林人曹荣祖从外地购回1台28型手摇缝纫机，安装于榆林城大街福隆源货铺缝制衣服，轰动一时。之后，李聚五、曹旦及天主教堂先后购置28型手摇缝纫机，并在天津等地学得新裁缝技艺，开始缝制中山装、西服，可谓是该行业在陕北的开风气之先。

晚清到民初陕北的制鞋业使用锥、针、刀、剪、榔头、木楦等工具手工缝制，一般是园口或方口布底布邦鞋。这一时期陕北还开设不少靴匠铺，制作熟牛皮靴子行销伊盟各旗。1930年代初期，榆林城开设靴匠铺10多家，从业人员100多人，年产靴子2万双左右，全部行销蒙地；开设鞋匠铺六七家，从业人员70多人，年产熟牛皮鞋(西式)、布邦皮底鞋(法兰底鞋)、布鞋(中式)共两万多双，销本地、三边、宁夏等地，此后靴匠铺减少，鞋匠铺增多。

金属制造业陕北境内的小五金加工业到清末也已十分发达。光绪年间，仅榆林城开设的铁匠、铜匠、熟铜匠、小炉匠、白铁小炉匠铺(锡制酒器、油灯器)有40多家。民国以来，这些金属加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铁器加工业发展更大。三四十年代，榆林城有铁匠铺20多家，从业人员50多人。有名气的如：高留留手艺全面，各种铁活都做得好；白玉华擅长打制剪子，尤其是剪羊毛的大剪子打制得最好；此外高万擅长打制石匠用的铁碗子，赵培五擅长打制菜刀、斧头、铲刀等，刘锁柱打制的铁锨、锄、耙、镢头好，赵凤山擅长打制马掌子。其他地方，如镇川刘铁匠打制的铡刀好，峁上谢铁匠打制的菜刀有名气。其他农村的铁匠多串乡揽货，就地烧炉锻造铁器。这一时期，陕北的铝、铜制品业也有相当程度发展，如榆林有铜匠20余家，从业人员30多人，小炉匠10多家，从业人员10多人；镇川有铜匠4家，从业人员10余人。榆林城有名气的铜匠有高五元、沈三贵、高世荣、谢招福，有名气的小炉匠为李炉炉、强炉炉家，镇川有名气的铜匠是武云照家。制造的产品主要为生活用品、装饰品，如茶桶、牛腿壶、铜罐、铜锅、铜水壶、铜脸盆、铜锁子、马蹬、铜铃、箱柜铜饰器、铜马勺、铜饭勺、铜笊篱、灯具等。五金制造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本身对工艺的要求很高，故而其制造并不是一般家户所能完成，但它又是每一家每一户农家生产和生活所必备的，因而这些手工业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间得以很好的保存和发展，并一直延续下去，成为陕北手工业各行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食品加工业食品加工业中，豆腐是深受陕北人民喜爱的一种食品，其原料为黑豆、黄豆，工艺采用卤水、石膏点制豆腐，用此方法制作的豆腐味道独特，很适合当地人的口味，晚清到民初陕北各县专门制作豆腐的作坊有几十家，尤其是榆林的豆腐名气最大，在二三十年代榆林就有一条称作“豆腐巷”的街道。陕北这一时期的醋坊、酱园主要制作辣酱、米醋、豆酱等调味品。陕北居民的酱醋等调味品制作工艺是从山西传过来的，民国初年，榆林人马如麟(玉书)从山西汾阳高薪聘请师傅在本宅大院办起“麟书酱园”，为了不断提高酿造技术，开发新产品，马如麟还先后到潼关、四川等地取经学艺，其产品除糖醋、米醋、黑酱、面酱、黄酱、豆瓣酱、辣酱、酱油外，还有各种酱菜，如莴笋、黄瓜、糖蒜、芥菜、变蛋、豆腐干、豆腐乳等。酱园的开办，填补了塞上酿造业的空白，从此榆林以致长城内外的人民，享用上桃花美水酿造的一系列调味佳品。

造纸、印刷业陕北的造纸业据地方志记载，在晚清开始出现。道光年间，榆林镇川葛家圪崂村即开设有纸坊，光绪年间，该堡外西川地也设有纸坊1处，用破麻布生产麻纸，这一时期榆林城外流水沟也开有纸坊，多用马莲草生产草纸。1900年代初，神木县南郊单家滩，全村30余户人，家家户户

都会造纸。民国十年(1921年)河南沁阳人吕崇德在榆林城内办起纸坊，用稻草生产草纸，山西临县人郝生富办的纸坊专门生产麻纸，这些纸坊主要是为了满足当地人的生活需要。民国六年(1917年)，榆林城人顾志霄在本城开设“永茂隆”石印馆，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又相继办起“东顺斋”“静修斋”、“远通书局”印刷馆，石印信纸、信封、账簿、县志等，民国二十年(1931年)井岳秀从天津购回铅印机、石印机在城内大街镇署巷口处(今胜利巷)办起“松涛斋”铅印局，除铅印《上郡日报》(后改为《陕北日报》)外，还承揽印刷各种书籍、证书、公文稿纸等。造纸、印刷业的创办，不仅满足了陕北人民的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且对陕北文化事业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制碱业陕北的制碱业开始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该年神木县高家堡商人在瑶镇办起碱厂，神木与内蒙伊克昭盟的白彦淖、察汗淖、黑筒淖、乌兰淖、大、小科宝接壤，而这些地方有碱湖，碱土堆积如山，于是将碱土拉回，土法熬制成锭碱。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把碱厂收归官办，更名神木碱厂，派四川籍官僚张秋平经营，招工200多人，生产规模扩大，产量增加，生意较为兴隆。据记载，神木的碱“堆积成丘，定期熬滤再四，始成纯碱，色如白垩，捶打入模，成长方形(长3尺，宽2尺)，上刊标印，号日‘神木番碱’。每锭重五十斤，行销晋陕，产额颇具。其中熬煮，必须该地之水，倘易地制造，则难成功焉”民国六年(1917)井岳秀到榆林任陕北镇守使，得知神木碱-厂有利可图，先后派石寿亭、王书章任碱厂厂长，经营较好，销路扩大，盈利亦好。

另外，陕北煤的储量也十分丰富，据历史资料记载，在宋代已开始使用。到了清末民初，陕北民间手工开采煤炭也较普遍，并把煤炭作为当地燃烧火塔的习俗，据记载：“十五日，过元宵，人户及各圜阅设灯烛，并以煤块积磊如塔，至夜燃之，光明如昼，以及庙门，社会皆然。”

二、近代陕北手工业蓬勃兴起的原因

在晚清民初的几十年间，陕北地区的手工业由以往的“工匠拙于造作”转而蓬勃兴起，且得到比较全面的发展，其故安在?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道光以后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陕北地区毛纺业和皮革手工业的兴起。

道光年间以后，陕北的畜牧业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该地区“天气高爽，盛夏不炎，无疹疡疠疫之患，土山浅垅，不勤稼穑，或卧或寝，各适其宜，则北山一地，固亦天然牧场也”。由此可知，这一时期陕北地区的畜牧业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当地农民大半以畜牧业为生，据地方志记载，此时期地主及富农普遍都有羊群及大量牛马，并雇用专人放牧。如肤施县(即现在延安)，“民间除饲猪牧羊之外，别无营运”。定边县“利于畜牧”。安定县“环县皆山……县民除力农外，牧羊、挖炭为生，别无营运”。晚清时期，陕北地区每羊剪毛两季，可得毛斤余。到了清末，陕北地区每年的产毛量有多少，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但是，有些县羊毛产量可达两万斤左右，如宜川、延长等县，少的县也可有五六千斤，产量多的安边，每年可产三四十万斤，估计全陕北26县，每年羊毛产量约50万余斤旧。另外，从宣统二年(1910年)陕西各地征收畜税的情况来看，陕北地区榆林和延安两府的畜税总数为537，529两白银，比西安府的骡马市436.897两还要多100两，由此可反映出该地区畜牧业的发达。伴随着畜牧业的发展，陕北地区的毛纺业和皮革手工业随之兴起。

第二，晚清民初陕北商业贸易的繁荣，推动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晚清以前，与东南沿海及本省的关中地区相比较陕北的商业贸易十分落后。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该地区经济落后，民众消费水平底下，故而购买力底；另一方面，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地理环境闭塞，地形千沟万壑，丘陵起伏，交通不畅，导致商业萧条。民众即使在丰收之年也是“饱于腹而涩于囊”，各地商业均不发达。道光以后，陕北商业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由于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竞争的观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另一方面“道咸以后，绩学者少，科名亦寥落，故城居者多兼商，乡居者多务农”。从而使陕北的商业有了新的起色和变化。主要表现为蒙汉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城乡集市贸易的活跃和贩运贸易的发达。以蒙汉贸易为例，晚清民初，陕北的商民携带大批茶、烟、布匹以及皮靴、火镰、佩刀、铜锡器、皮货、羊毛口袋、毡、马鞍挽具、银器等手工业品出口外贩卖，蒙古各旗以驼、马、牛、羊及畜产品与汉民“边商”进行贸易。民国时期，陕北蒙汉贸易更为兴盛，据《延绥揽胜》记载：榆林城“每岁跑边的边客七月回家，秋高牛马肥硕均牵归贩卖，届期晋商及南路秦川的客人辇金群来，争购牛马，交易畅旺，牛马成群，故有七、八、九、十月四大集会。蒙汉麇集，商贾辐辄，皮毛货物满载汇聚。因之经纪栈店，奔走关说，承交过付之人赖以生活觅利者充斥市场，驰驱道跑”。蒙汉贸易的繁荣不仅加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友谊，而且对推动陕北的手工业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这一时期陕北集市贸易与贩运贸易的发展也对陕北手工业的发展作用重大。如民国初年陕北至京津间的商路开通，经济出现了大的繁荣，西至兰州、武威，东达北京、天津，北至包头东胜，都有陕北商人的足迹。陕北人将外地的货物运回，又将陕北的手工业产品运出，这种贸易无疑极大地刺激了陕北手工业的发展。

第三，民国成立后，西北地区灾荒与战乱不断，陕北原来主要依赖外地布匹的通道每每被阻，在这种情况之下，反而促使了当地的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和变化。据记载陕北在当时“地方每每不靖，百货昂贵，生活日渐艰难，东南各省布匹转输’不易，社会上人民衣料几无来源，于是乡村城市比户机声不断”。但仍用土机，“土机所出之布终不若外来者精良，兼之地不产棉，原料维艰，价虽不能减少。另外，在民国时期，清涧、绥德、延川、延长等县“家家用旧式纺车和织机纺花织布，制作衣被，御寒遮体”。农民还“利用冬闲时间，手持木砣，自捻毛线，挑织毛袄、腰带、围巾之类。为数不多的毛匠，走乡串户，为农民加工口袋、褡裢等，凭的是双人纺毛车和砍刀。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陕北家庭手工纺织业的兴起与发展。也正因为战乱，民国十八年(1929年)，由地方官井岳秀申请省政府批准，用“烟亩附加税款”1万银元，从天津购回德国产轻便梳毛机、纺毛机2台(20锭，台)及织毯机、织毛衣机，还有英国产20马力锅炉蒸汽机，后有购回9千瓦110伏直流发-电机等，从此纺织工业由手工操作开始向机器生产发展。

第四，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为陕北传统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背景。

晚清到民初整个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激烈的变动之中，即粱启超先生所言出现了“千古未有之变局”。但陕北却地处偏僻，交通闭塞，与东南沿海不

能同日而语，换言之即“西潮”对陕北的冲击相对很小。为了适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社会生活，农民们除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外，传统手工业在当时的陕北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行业，由于手工业与自然经济是紧密相联系的，这样，手工业便在陕北具备了良好的生存、发展的土壤。

三、近代陕北工工业的特点和作用

　　近代陕北的手工业生产有其非常明显的特点和重要作用。

首先，近代陕北的手工业生产一非常明显的特点是门类齐全、行业众多，但规模不大。近代陕北的手工业据初步计算，大约有十四五个门类，六七十个行当，涉及陕北及与陕北接壤的蒙古族人民日常生活和生产的所有用品。诸如毛棉纺织业、皮革制品业、五金制品业、服装加工业、食品加工业、柳草编织业、陶瓷生产业、造纸印刷业等门类。每一门类下又有诸多的行当，以食品加工业为例，又有豆腐坊、醋坊、酱园、糖坊、酒坊、油坊、馍馍铺、点心铺、挂面铺、杂面铺、磨坊、炒面铺等几乎应有尽有，但是，规模都不大，基本上是家庭手工业作坊性质，人数一般是几个人，大一点的一二十人，上百人的作坊寥寥无几。

其次，近代陕北手工业的生产和销售，很少受市场的冲击和影响。一般认为，近代以来由于受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和掠夺，中国广大的农村经济加速破产，而这种状况在甲午战后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打击更甚，许多家庭纺织业纷纷破产。据记载，19世纪末20世纪初，“洋布洋纱大行，中国织妇机女，束手饥寒者，不下数千万人”。但是，就陕北的近代手工业而言，要说纯粹不受西方的影响也是不可能，但影响很小，陕北的手工业并不是因为外来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方式的传人而在本时期倒闭或破产，恰恰相反，陕北近代的手工业在这一时期发展状况很好，一些企业或作坊没有长期发展下去，主要原因是内部管理或经营不善。而大部分手工业一直延续下去，甚至在建国后依然在陕北人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近代陕北手工业的生产和发展，不仅满足了陕北人民日常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且为西北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大量的手工业用品，同时对陕北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意义重大。这一时期，与陕北交界的甘肃、宁夏、青海、内蒙等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用品很多来自于陕北，尤其是蒙古族人民喜爱的皮靴、皮袍，骑马使用的缰绳、挽具、鞍辖、囊袋，以及蒙古族妇女的头戴银饰等等大部分来自陕北，这又从另一方面，加强了蒙汉等人民的交往与友谊，促进了西北地区民族融合与发展。与此同时，由于晚清民初陕北手工业的兴起，该地区商业贸易迅速发展，工商业逐渐演变为陕北地区不可忽视的经济部门，形成了农工商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及产业结构，改变了陕北地区在近代以前“既不获纺织之利，而又岁有买布之费，生机日蹙，国税日逋”的局面，许多家庭开始了“以织助耕”、“以工助农”，获得了工商之利，从而改变了陕北地区传统的以单一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

第四，晚清民初陕北手工业的兴盛与发展，为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因自给的需要，从而使陕北的手工业重新崛起，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发展为中国共产党人渡过困难及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十分重要的贡献，而其之所以能够发展显然与晚清民初陕北手工业的兴盛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传统手工业为抗战时期边区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传统手工业做基础，抗战期间，在短时间内，边区的工业不可能发展起来。”故而，其意义就显得更为重大。

作者：梁严冰宇赘

第三篇：抗战时期鄂西地区手工业的兴衰

摘要: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由于东部人口的大量涌入,日用工业品的短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而为内地手工业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机遇｡地处战区的鄂西手工业与省营工业互为补充,相互促进,为保证战时军需民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抗战时期;鄂西地区;手工业;兴衰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随着正面战场军事上的节节失利,湖北境内的鄂东､鄂南､鄂中各县相继大部沦陷｡到1940年底,湖北国统区实际控制范围仅有光化､松滋､保康､南漳､兴山､秭归､恩施､建始､来凤､巴东､郧县､竹溪等29县,大致包括战前第五(襄阳)､第六(宜昌)､第七(恩施)､第八(郧县)行政督察区的全部或部分辖地｡其中许多是交通不便,风气锢塞,经济欠发达的落后地区,近代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由于国际国内交通阻滞,外来货源告断,沦陷区难民大量涌入,加之地处抗战前沿,数十万大军云集,鄂西地区军需民用骤增,日用工业品供求矛盾异常突出｡限于地处战区及特殊的地理位置,机器工业不易发展,不得不依靠手工业以补工业制品之不足｡在地方政府和有关机构的倡导扶持下,鄂西地区手工业大兴,极一时之盛｡恩施､襄阳､谷城成为鄂西地区战时手工业的三大集中区域｡

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业部门中损失最大者即为棉纺织工业｡由于沿江沿海各大城市相继沦陷,棉制品货源断绝,棉纱､棉布成为大后方最为紧缺的大宗工业品｡手工纺织业成为抗战时期鄂西手工业生产的主体｡

武汉沦陷后,湖北棉纺织工业除各大纱厂内迁外,留在省内的中小布厂无不损失严重｡生产有限,人口日增,军民需用孔急｡由于战线分割和市场趋于分散,加上其后日趋严厉的花纱布管制,棉纺织品的短缺日益成为鄂西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普遍现象,尤以鄂西南各县为最｡“本区不产棉花,布匹及绒絮甚贵,乡村人民,常一衣终生不换,褴褛不堪,有棉絮者,为富家｡余则冬季尚卧竹席,惟藉烤火御寒”｡① 有鉴于省营､县营工业制品,仍不足以充分供应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为了缓解棉制品日趋短缺的压力,湖北省政府在加强对敌经济战,抢购､抢运沦陷区内的棉花､棉纱的同时,更以全力推动手工纺织业的发展｡1939年6月省政府召开县政会议,要求各县开办民生工厂,专营或兼营纺织事业,以供人民日用必需｡机制布一货难求,土布业大行其道,成为鄂西战时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现象｡

鄂北各县向为湖北重要的产棉区域,手工纺织业亦为农村之普遍副业｡农民恒于农暇,从事工业品之制造,以为副业｡“以举国必需之衣料棉布为例,则五分之四之产量,仍以农民家庭之手织机所生产｡”② 仅光化县老河口附近,战前即有纺户500家,织户100余家｡嗣以战事影响,机制棉纱､棉布供不应求,国产代用品之需用日急,于是土纺手织大为发达｡1942年,该地纺户增至900余家,织户增至300家｡纺机以单锭式纺车为多,间有用七七纺纱机者,合计共有530架;织布机则以抛梭式为多,间有用木机者｡1941年全年共出纱3万余斤,土布1.4万余匹｡到1942年6月,已出纱1.8万斤,土布1.5万匹｡

襄阳县素为农业社会,以织布为业者颇多｡欧家庙地方年产窄布20万匹;柿子铺年产宽布5万匹,平均每人日成窄布2匹,或宽布1匹｡1938年,该县太平店纺织厂开业,合股经营,有职工36人,木织机25台,所出素色布主要为自产自销｡1941年后,受到鄂西北战局变化的影响,谷城逐渐成为鄂北各县工业的中心,纺织工厂大多集中于此地｡计有省营､民营纺织厂8家,工人400余名｡除土布､土纱､毛巾､袜子外,陆续建立的纺织及印染厂还有第五战区妇女工作委员斜纹布､人字呢等｡除纺织工厂外,农民家庭从事手工纺织者亦为不少,仅谷城一县,年产土布约计12万匹｡所产土纱除供鄂北各县织布外,并销往巴东及河南南阳一带｡“惜以资金有限,周转不灵,”③ 当地纺织业的发展不能不受到一定影响｡除上述各县外,这一时期还有枣阳县兴华纺织厂､老河口合众印染厂､西北印染厂､松滋县七七纺织厂､松滋县难民实业社､公安县民生第一手纺织工厂､宜昌三斗坪泰丰织布厂､公安县闸口镇勤民纺织工厂､南漳利民､裕民织布厂､房县纺织生产运销社等｡到1943年,仅鄂北各县镇有手工织机4万余部,年产土布171万匹,棉纱555万公斤｡

战时鄂西地区手纺织业的发展过程中,纺纱工具方面的改良和更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以脚踏式七七纺纱机不断推广､普及的作用最为突出｡抗战爆发后,为解决后方衣被不足,以推广手纺来缓解纱布供求矛盾,经济部农产促进会对民间改良式手纺机加以改造后,制成脚踏式七七棉纺机,推广于大后方各地｡此机每台有纱锭32个,每日工作10小时,可纺棉纱1.5市斤｡由于该机每台仅需1人操作,生产效率超过旧式纺机数倍,故而颇能适应战时乡村纺织行业之需要｡如能与弹花机､摇纱机､织布机配套生产,更能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农产促进会湖北专员兼福生樊庄主任杨显东,此时出任农产促进会鄂北手纺训练所所长,从主持以花换纱,以纱换布,到推广七七纺机,为推进鄂西手纺织改良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鄂北各县纺织工厂已安装七七纺纱机637台,基本满足了当地织布业､制袜业的需要｡

恩施是战时湖北省政府和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人口增加最多,惟因素不产棉,纺织业十分落后｡40岁以上者均不知纺织,30岁以下者只是略知梗概｡“现仅距离城市四十华里以内之乡村人民间有自纺者,故产量极微,其纺车为古式单锭手摇机”｡“产量极少,且欠匀净｡”④ 为了推动鄂西南各县棉纺织业的发展,省建设厅在恩施开设手纺人员训练所,一面训练手纺织人员,一面宣传推广七七纺纱机｡1940年秋,省建设厅在手纺人员训练所基础上开办“湖北省建设厅手纺织工厂”｡内设七七纺纱机30台,每月可产纱1000斤,宽铁木布机9台,每月产布300匹,窄木机月产布约250匹;另有毛巾机12台,袜机11台,打包机5台,工人约120名｡其后,湖北参议会会长石瑛创办“巴施麻棉纺织合作社”,计有七七纺纱机10台,宽铁木机和窄布矮机共33台,铁木毯机1台,男女工人80名,规模虽小,业务尚称发达｡另在龙凤坝开办动力弹花厂,安装锯齿弹花机2部,借助附近溪水之力,每日可弹花200斤｡到1942年,恩施八县纺织业从业人数达8064人,铁木织布机929部,纺纱机7964部,年产土布约18万匹,另有针织印染户110家303人｡⑤

随着七七纺纱机在鄂北､鄂西逐渐得到普遍推广,购机者日众,鄂北手纺人员训练所开始成批生产｡1942年8月,来凤､竹山两县民生纺织工厂开工,各有七七纺纱机10部｡宜都､松滋等县设立的“难民配置区”中也都安装有七七纺机｡谷城茨河纺织厂和宜城生产运销合作社安装此种纺机均在百部以上｡

这一时期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也成为推动农村手工纺织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省建设厅指导下,鄂西各县相继建立合作指导室,负责扩大和指导农村合作事业｡1943年,共建立各类合作社1万余所,社员有74万余人｡到1945年,全省合作社总数更增加到1.65万所,社员人数达到132.9万人,与1938年相比,分别增加了2倍和2.6倍｡战时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不仅扶持了农业生产,同时也推动了战时农村纺织业的恢复和发展｡以秭归县水田坝纺织生产合作社为例,该社在农产促进会及县合作指导员帮助下,得到中国农民银行5万元贷款,并派出6人前往省手纺训练班学习｡随即集股购置七七纺纱机､弹花机､摇纱机､织袜机多部,嗣又仿照自制｡开办2年连续赢利,并为外县培训多名技工｡1943年的“秭归合作报”专门予以介绍:“纺织生产——已有纺织生产社一所,颇具规模｡现在已经可以从摘下的棉花产出很精美的棉纱和土布｡不久的将来,关于衣的问题,最低估计可以解决一部分｡”⑥ 根据同年对恩施､光化､襄阳等10余县调查,共有土布织机4170余台,年产土布88.7万余匹｡另据同年的不完全统计,湖北国统区共有手工业户2.1万余家,其中手工纺织户20969家,⑦ 造纸､肥皂､陶瓷､制革､洗染､制烛､铁业､制伞､榨坊及其它手工业344家｡手工纺织户占到总数的98.3%,足见手工纺织之普及｡

战时鄂西农村手工业的产品大多为自产自销,行销范围多在邻近县镇｡凡有手工产品出售之地,大小集场摊贩林立｡小有资本的商户兼营手工业,成为战时鄂西城乡的普遍现象｡宣恩县沙道沟商人熊吉昌,曾在当地最早引进缝纫机､织布机和手摇压面机以扩大营业｡抗战爆发,当地人户陡增,工商业空前繁盛｡由于棉花紧缺价高,当地开始试种棉花,1斤棉花的价格可折合10斤大米｡熊随即从湖南津市辗转购回棉花除籽机､弹花机各一部,办起棉花加工行｡不久又引水碾米磨面,办起碾坊｡⑧ 熊因最早引进“五机”获利甚丰而闻名乡里｡建始漆商施茂林同样善于抓住商机｡抗战爆发后,生漆茶叶销路不畅,施便改营铁厂｡利用当地的铁矿资源,先后兴建土铁炉4座,雇工多时达百余人,年产生铁10余万斤,主要销往重庆兵工厂｡后又改炼毛铁,专供恩施､建始､巴东三县红炉打造小农具之用｡其弟则购置布机3部,雇工织布,年产家机布七､八百匹,就地出售｡⑨ 在当时的鄂西城乡,象熊吉昌､施茂林这样亦商亦工的商户比比皆是,其中又以经营花纱布者为多｡民间商业资本成为推动战时鄂西手工业发展的最活跃的力量｡

二

1942年,湖北省建设厅在交通困难,外来工业品断绝的形势下,为推动各县地方工业的发展,弥补省营工业生产之不足,根据“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确定的建设方针,相继制定了《湖北省三十一年度各县小工业推进办法》和《湖北省三十二年度推进民生工业纲要》,经省政府颁布在各县推行｡“推进办法”规定,为供给人民日用必需品之需要,各县应视实施情况,至少筹设民生工厂一所,以资示范;同时并指导人民筹设简易工厂､工业合作社,改进家庭工业,应斟酌原料､燃料､技术､劳力､交通､运输及社会需要而定,先择纺织､粮食加工､化学等工业进行,以适应社会最迫切的需要｡各民生工厂由县政府设法利用已有规模之小工厂,切实加以调整指导,并以县政府与人民合作经营为原则｡各县简易工厂与工业合作社则应以鼓励民营筹设为原则,所需资金由各县自筹,不够部分可以合作方式向金融机构贷款｡为了推动各县工业的发展,在恩施的省干训团专门开设“小工业技术人员训练班”,由各县保送优秀青年入班受训,并派往省营各厂实习,毕业后回县服务,以解决技术人才缺乏的困难｡⑩

依照一县一厂的有关规定,湖北省国统区各县陆续兴办县营及合营工厂25家,1943年增至31家,平均每厂资本12.2万元;兴办民营工厂9家,平均每厂资本3万元左右,多从事纺织､文印､制砖､烧炭､碾米､制革等加工业｡依据各地不同条件,这批工厂规模大小不一｡各厂开办资金,或由县政府全拨､半拨,或向省政府借拨,或以合作方式由社员集股,或向省银行贷款,或由省银行与县政府各拨一半,更有劝募而得｡咸丰县民生工厂开办于1941年10月,内设纺织､漂染两个车间,有铁木织布机10部,工人40余人,专门生产各类布匹｡郧西县民生工厂开办于1942年9月,有资金4万元,自制七七纺纱机16部,合线机4部,生产各种宽窄白布､斜纹布､条布､线袜等｡同年,利川县民生工厂开办,主要资金由该县银行提供,下设印刷､造纸､碾米､纺织､砖瓦各部,其中印刷部有手摇手印机1部,承印书刊报纸､机关布告､十行公文纸､信封信笺､明信片､家谱等｡造纸部每月生产毛边纸320余刀,二元纸210刀､报刊纸270余刀,获利4000元左右,大多供应各机关学校书写之用｡同年,秭归县民生工厂成立,很快发展为拥有印刷部､造纸部､面粉部､煤炭部､纺织部的综合性生产企业｡1943年,恩施县民生工厂奉令开办,由省政府拨款18万元,最初开设缝纫､洗染二部,不久又接收县银行碾米厂2所及石灰､煤矿工厂,因资金不足,无法大举扩展业务,仅能小有盈余｡

这一时期,湖北省银行对后方工矿业采取积极扶助的政策,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恩施洋纱均系湖北省银行前在沙宜抢购储存者,现贷予鄂建厅手纺织工厂及施巴棉麻纺织合作社,以铁木机织成毛巾､袜子等成品后,再交省银行,平价供应省府所属公务员及其眷属之用,故恩施洋纱无市｡”{11}该行除分别与恩施纺织厂､咸丰化工厂､宣恩陶瓷厂､兴秭煤矿等省营企业订立透支合约,以解决各厂购买原料之需要外,还对鄂西各县民营工厂极力扶持｡1939—1942年间,共计贷放给谷城､房县､竹山､恩施､巴东等县民营工厂借款42万元｡有鉴于后方造纸业亟待改良,省银行协助利川县成立改良造纸厂,又以联保放款方式,贷款给76户纸厂,计10万余元｡1941年,省银行开始对鄂西各县铁矿予以贷款扶持,计有民生､同昌､裕民等15家矿厂开炉炼铁,运销四川等地,为充实大后方物质资源作出贡献｡1942年初,周苍柏接任湖北省银行行长一职后,利用该行的全部资金实力,在经营国内贸易的同时,大力推动纺织､制茶､造纸､印刷､粮食加工､畜产品加工､机械修理等工业部门的发展,并且利用所掌握的日用工业品,交换黄豆､鸡蛋､木柴､板炭等农副产品,以此来调剂城乡供应关系｡

抗战爆发后,在沦陷区造纸业受到严重破坏的同时,战前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的鄂西地区手工制纸业,却因大后方各种纸张短缺重又繁盛起来,并一跃成为仅次于手工纺织的主要手工行业｡1940—1942年,经省建设厅对英山､通城､竹山､来凤､京山､竹溪､保康､蕲春､郧西等9县进行调查,共有造纸槽户370户,从业人员2289人,资本42.97万元,纸的品种计有细皮纸､皮纸､草纸､白皮纸､黑皮纸､火煤纸､山纸､火纸､引纸､斗纸､谱纸､黄表纸等10余种,年销售金额为233.1万元｡五峰县渔洋河､天地河､南河､四杨河一带造纸业户甚多,其中以渔洋河最为发达,沿河纸厂多达45家,完全藉水力造纸,“多系私人经营,墨守旧法,只有火纸､皮纸两种｡”{12}来凤县造纸始于清代,以树皮为之者曰黑皮纸,竹麻为之者曰草纸,又有连史纸,质理皆粗,民间产纸岁逾万捆｡1942年7月,来凤县高洞河造纸工厂成立,有员工47人,资金3万元｡该厂所产的改良皮纸,出售给“新湖北日报社”印刷报纸,被认为质量颇佳,价格适当｡因纸厂资本微薄,不敷周转,纸厂遂与该报社合作,由报社预借周转金2万元,用报纸附设纸厂的名义大量生产｡同年12月,正式更名为“新湖北日报来凤造纸厂”｡

这一时期鄂西地区的手工造纸厂,大多因地形､原料､资金条件不同而规模各异,用工从数人到百人不等｡其制造工具简单粗笨,可改良之处甚多｡秭归县建东乡为该县重要市镇之一,虽山峦起伏,而交通便利,山间多竹,故居民除耕种外,多以造纸为副业,每年纸业产值达20余万元,对于地方经济颇有贡献｡“惟民智低落,只知墨守成法,未能改进,纸质粗劣,价格低廉｡”{13}主要设备仅有浸竹槽､竹帘､压榨器､水力车等｡

合作社组织的出现,使战时手工造纸业的生产和销售得到一定的保证,销售收入和利润逐渐有所增加｡1943年,五峰县板仓坪造纸生产社依靠生产毛边纸,年销售收入达86400元,盈利5640元｡1944年,郧县普柳乡､杨武乡两个合作社的社员集资开办纸厂,年利润超过5万元｡同期,依照一县一厂规定开办的利川､保康､房县､秭归､远安､咸宁等县民生工厂,也都附设有造纸工场｡“此等工厂规模或极狭小,设备或甚简陋,但因工业界人士之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生产数字年有增加,对于长期抗战之完成,实有不可泯灭之功绩｡”{14}

由于战时鄂西日用工业品严重短缺,以致民生日用制品无论价格高低,都不难找到销路｡鄂西传统手工业十八匠:金银铜铁锡,岩木雕画漆,弹织染伞瓦,外加鼓篾皮,此间都十分活跃｡政府除因粮食供应紧张,对私人使用玉米酿酒熬糖加以禁止外,对于其它手工业生产均给予鼓励｡以恩施县为例,其生产合作社的业务就有制造皂烛､纸张､皮革､酱油､畜牧､垦殖､染织､磨粉､干面､采矿铸锅､纺织､油脂提炼､农田水利等12类之多｡如恩施寿鲤村油脂加工生产社之日用皂,朱砂溪改良纸社之改良纸,老营坝皮革酱油生产社之皮革,大平铁矿生产社之铁锅产品,均称精良｡又如寿鲤村油脂加工生产社曾试办油脂提炼,计桐油一担,可提炼汽油20%,柴油30%,煤油20%,余下30%之残油可制油墨｡该社还制有车轮油(黄油)､汽缸油(机油),“均经试用,认为满意｡”{15}由省交通管理处等部门洽购应用｡

战时流亡鄂西的难民中,不乏技术工人和能工巧匠｡鄂西手工业大兴,使他们有了施展才能的可能｡鄂西手工业生产技术也因此而不断得到改进和提升｡安徽巢县制笔匠人昂汉生,1938年逃难至宜昌,妻儿在日本飞机轰炸中遇难｡昂与其兄随湖北省立四女中迁至宣恩,重操旧业｡所制毛笔,工艺好,质量高,被称为“昂羊毫笔”,行销恩施八县,成为当地名产｡省立晓关陶瓷厂开办之初,一切虽均属土法生产,但从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到车间师傅,大多来自江西,许多是陶瓷专门学校的毕业生｡

受到这一时期生活资料和燃料供应日呈紧张的影响,鄂西各县民营煤矿也得到迅速发展｡仅恩施县境内即先后开办有石家坡､五峰山､竹园坡､向家村､屯堡､太阳河､天桥､茶园坡等煤矿厂,从业人员达600余人,年产煤炭6万余吨,是为当地煤炭业的全盛时期｡此外,土铁生产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发展｡“查鄂西铁矿厂,恩施､建始一带不下数十厂,矿质优良,蕴藏量丰富,颇有发展之可能｡”{16}建始县战前仅有1家小铁厂,到1941年,已有11个小铁矿和19个小铁厂投入生产｡恩施沙木坝红土区则兴建冶铁标炉4座,每炉用工400名,大都是逃避兵役而被迫作无偿劳役的农民｡

肥皂是大众生活的日用必需品,为了适应后方军需民用的大量需求,肥皂业亦得到一定的发展｡恩施一县即有友好､大众､三兴､日光､小小､裕丰等9家民营小厂,从业人员86人,年产肥皂6万箱｡与之相比,县办日用化工合作社则稍具规模,有职工30人,资金10万元,年产肥皂8400箱｡此外,巴东县有康成､利民两家民营肥皂厂,有职工49人,年产肥皂2万箱｡武汉人王觉民则在宣恩县椒园创办唯美皂烛厂｡该厂从重庆购进蜡烛浇模机7台,皂模3台,聘用技师技工等27人,利用当地丰富的桐油､木油和漆油资源,生产蜡烛和肥皂｡因质量较好,经销不出门,买主找上门｡开办4年,赢利10万余元｡

其它生活用品的生产在这一时期也都有所发展｡五峰县清水湾盛产陶土,1942年兴建有陶品厂五､六家,成批生产坛､缸､瓶､杯､罐､壶､灯､碗等器皿｡兴山县伍家碗厂亦因陶瓷器皿俏销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通过改建5门梯窑,扩大泥料车间,增招技师､技工,装窑焙烧一次可达千筒｡与上述各厂相比,远安县陶器工厂数量较多但规模一般｡{17}

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老河口,以及鄂北重镇谷城等地的手工业生产,这一时期都有显著发展,其中铁器､铜器､首饰､木器､皮革等行业的发展尤为迅速｡据1944年统计,这一地区的木器业已从抗战前的40户增加到70余户,皮革业从抗战前的10户10余人,发展到19户200余人｡因战时铁贵铜贱,铜器业活跃,形成一条铜器街,其产品远销川､陕､豫数省｡

三

抗战时期鄂西手工业的活跃与发展,自始至终得到官方的积极扶持和社会各界的关注｡这不仅是迫于形势所为,同时也与陈诚等人有关战时湖北工业建设的全盘计划有关｡

1940年初,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回鄂主政｡此时,全省重要的工矿企业已大批迁往川湘陕各省,未迁工厂或被日军强占,或受到严重破坏,省内工业几乎陷于瘫痪｡面对“民穷兵疲”的严竣形势,当务之急在增加各种必需品之生产,“使各种物资,都能自给自足,供应无匮｡”{18}有鉴于战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于工业建设缺乏统一计划管理,工业结构及布局呈现出凌乱而畸形的现象,他认为,湖北不能再蹈覆辙,要发展工业建设,第一必须分明系统,第二必须实行统制｡凡是全国性的,地方能力所不及的事业,中央应统一规划管理｡反之,属于地方应办的事业,也不可由中央包办｡政府与人民还应分工合作,人民不能垄断公共事业,政府亦不可侵犯人民应享的权利｡如此系统分明,职权划一,再不致各走捷径,争相牟利,相互摩擦｡为此,他一方面督饬省建设厅加快工厂矿山的重建工作,以尽快恢复生产;另一方面则督饬省政府各机关克服工作缺乏整体计划和统一步骤的弊端,制订包括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暨本省一切工作在内的计划大纲｡1941年2月,“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正式出台｡关于工业建设,大纲规定以发展机器工业为主,并扶植手工业生产,以补机器工业不足｡“在机器工业尚未能普及之际,对于农村简易工业及农产品加工制造简单工业,尤须特别注意提倡｡”{19}

鄂西一带矿产资源十分丰富｡自1923年湖北实业厅商请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派员来鄂调查地质矿产起,先后有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省建设厅矿产调查队的李四光､谢家荣等人,多次对这一地区的地质结构和矿产资源进行过实地调查,发表了《湖北宜昌､兴山､秭归､巴东等县地质矿产》､《秭归县煤矿调查》等论著｡其中据李捷计算,鄂西煤炭储量为5467.1万吨,主要分布于宜都､长阳､松滋､兴山､恩施､建始､秭归等县｡其中鄂西香溪流域之煤田,“虽较大同､萍乡为次,但就鄂西之见,亦可谓首屈一指之煤田矣｡”{20} 湖北省政府迁驻恩施后,依据这些第一手调查资料,采取先开采后发照､贷助资金供应器材､矿工缓服兵役,“并派员代矿主测绘矿图以资提倡,”{21} 试图以此来缓解燃料供应紧张的矛盾｡采煤业素不发达的鄂西各县,很快开办了一批小型煤矿｡1940—1942年,省营兴秭煤矿管理处和恩施煤矿厂共计产煤10750吨｡1942年,根据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省矿产调查队的建议,省政府决定加快香溪河流域煤炭资源的开发,特增拨资金50万元给兴秭煤矿管理处,使该矿矿井增加到12处,月产煤炭1000吨,主要供川江轮船及附近各县工业和居民燃料之用｡同期,还有蒋作钧在秭归三品､盐关一带开办的鄂西煤矿公司正常出煤｡该矿的前身系民营正大煤矿公司,年产优质煤3万余吨,仅盐关一处的地质储量即达257万吨,全矿共有职工1500余人｡

石膏矿方面,谷城茨河石膏矿最早发现于1935年｡当年大水过后,茨河沿岸膏苗露出,乃聚众探采｡采膏时间为每年 2—4月及8—12月,其余时间因气压偏低,井下通风不良,不能工作｡采掘工具为一锤一凿,井下松软处,用木柱支撑,井深30余米,井下巷道高4尺,宽5尺,有工人360余名｡1939—1943年间,每年产量为800吨,主要销往南漳､老河口及襄樊一带,供米厂､纸厂､烟厂及制造粉笔之用｡同期,枣阳､均县也有石膏矿开采,但规模较小,时作时辍｡其它如利川､荆门等地石膏矿,皆为手工开采｡

抗战时期,武汉､沙市等地机器大厂尽迁川湘陕各省,湖北省建设厅利用拆迁抢运至鄂西的残缺设备,结合战时之急需,相继兴建了一批省营工厂,成为湖北战时工业的主体｡尽管受到战时条件所限,这批工厂中,除湖北万县机械厂､造纸厂､咸丰纺织厂等几家稍具规模外,其他大多是土法上马,无动力设备,生产条件十分落后,{22} 属于工场手工业｡但相对于近代工业尚不发达的鄂西地区而言,分布在鄂西各县的省营企业,对于提升当地的工业化水平,促进城乡手工业的发展,都起到了带动和示范作用,加快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这批省营工厂使用简陋设备生产出的许多产品,如七七纺纱机､手摇压面机､弹花机等,大多为战时手工业生产所急需,很多产品更填补了鄂西工业生产的空白｡可以说,正是有限的机器工业和手工业互为补充,相互促进,才保证了战时鄂西地区日用工业品等基本民生物资的供应｡

1939年11月,省建设厅在咸丰县兴建化工厂,生产机油､皮革､油墨､肥皂等产品｡同年,投资37万元创办恩施纺织厂,生产上､中､下等三种棉布,以及宽布､纱布､毛巾､被面､织毯等｡1940年8月,省建设厅利川硫酸厂投产,主要生产硝酸､硫酸､明矾､肥皂､牛胶,以及牛羊面革､羊皮里革､牛皮底革､麂皮绒革等｡为了解决纸张供应困难,省建设厅于同年在恩施筹建造纸厂,土法上马,经过改良设备,添建厂房后,月产改良纸1000令｡不久又接办第五战区经济委员会在郧西开办的造纸厂,采用半机械方法生产｡1942年,省政府在谷城兴建纺织厂,生产棉纱和土布｡同年8月,又在巴东创办炼油厂,就地提炼桐油,以补燃油之严重不足｡同年,郧县炼油厂投产,主要生产汽车燃料,以供本省及邻省之用｡

除上述省营工厂外,为了解决30余万军政机关撤退人员及学校员工对于日用工业品的迫切需要,经周苍柏建议,创办湖北平价物品供应处,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加强采购运销｡在保证公教人员平价物品供应的同时,间接控制市场物价的上涨｡平价物品供应处下,陆续开办纺织厂､碾米厂､营造厂､煤炭厂､陶瓷厂､制药厂､机械修配厂､新湖北印书馆､制茶厂､猪鬃厂等,采用手工或半手工生产,成为战时湖北唯一的省营企业组织｡依据湖北省政府颁定的《湖北省营工厂组织准则》规定,各工厂将仅负制造之责,所有原料的供给,产品的配销,均由省平价物品供应处负责｡在上述各生产单位中,除猪鬃厂和制茶厂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出口商品运销重庆外,其余各工厂生产均以本地需求为主｡量力而行,自给自足的特点十分明显｡如机械修配厂不仅修理汽车及零件,制造脚踏织布机及配件,并制造出煤球机两部,轧面机数十种,行销附近各县｡旋以生产所需要的灰口铁和焦煤等原材料须从重庆等地购进,成本过高,因而该厂仍以机械修理为主要业务｡

鄂西产茶甚多,品质尚佳,外销红茶厂大都散布于五峰､鹤峰､宜昌､长阳一带,尤以五峰渔洋关为红茶的生产中心｡往昔外销红茶畅销时,渔洋关有红茶厂10家以上,所产箱茶总数,最多时达4万余箱,厂商无不利市数倍｡各厂制茶工具设备相当完备,各类制茶人员应有尽有,可谓盛极一时(参见下页表)｡惟抗战爆发后数年间,因出口衰落,茶价惨跌,鹤峰红茶每斤(十六两秤)价格仅3角,绿茶每斤1角5分｡茶农无以为生｡鄂茶出路不得不改为内销,且以省营为主,设厂精制｡“现政府每年贷款刺激生产,予茶商以种种便利,并以什一之利为保证｡其目的在增加产量,提高品质,争取物资”｡{23} 其中“尤以恩施新兴茶区,因环境及需要之关系,成为战时后方茶叶供应之来源……｡”{24} 制茶厂初设恩施南门外狮子岩,后改名为恩施茶厂,并陆续在恩施县芭蕉､黄连溪､朱砂溪,建始县长梁子,五峰县水浕司,鹤峰县留驾司等地设立制茶所｡每年制成红､绿名茶千担左右,大部运销重庆,“一时重庆茶市为恩施茶所把持｡原销之沱茶,几居不重要之地位,厂方业务尚能利用时机,徐图进展颇有可观｡”{25}

1938年日军攻占武汉前后,湖北制药工业曾蒙受严重损失｡随着省内军政､教育机关和人口的大量西迁,鄂西各县原有的制药业根本无法满足骤然增加的需要,药品短缺现象时有发生｡1942年7月,湖北省政府投资80万元,在恩施创办“湖北省平价物品供应处制药厂”｡内设5个车间､1个化验室,集中了一批专业技术人员,从事药物制造､国药研究和中药材培育等工作,陆续生产出10余种市场畅销药品｡该厂厂房规整,设备较为完备,技术力量较强,且依照正规药典生产药品,成为湖北制药工业史上规模最大的制药厂｡{26}

受到这一时期战局变化的影响,鄂北各县成为对日作战的最前沿,驻军人数骤增数十倍｡一批与生产军需关系密切的被服､机械修配工厂陆续建立｡1938年,老河口27家染坊集股建立合众染厂,专门制作军需被褥｡

第七军需局亦从上海等地购回布机30余部,400锭印度纺织机1部,在隆丰铁工厂的基础上,开办纺织被服铁工工厂,下设有3家被服厂､1家纺织厂和1家纽扣厂｡1942年,又有资江工厂在此地创办,有工人近百名｡该厂从最初的纺线,到代为第五战区后勤部织布织袜,服务军需,计有手摇织袜机10部,木织布机10部,织绸机2部｡1943年,西北染厂又从西安迁来｡专为西关实验被服厂染布,有工人100余名｡此外,另有军需特约织布厂､华隆工厂､福华工厂､兴记工厂,共有木织机40余部,铁织机20部,所织布匹全部供军需制作被服｡此外,均县一带兵站､仓库遍布城乡,当地各大会馆庙宇皆为战区被服厂所借用,数百架缝纫机日夜赶工,形成异常繁忙的被服工业区｡由于这批军需工厂的建立,鄂北各县的被服加工能力大为增强｡

四

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经济中,曾出现过一种代表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新的经济潮流,即“工业合作运动”,这是由“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发起的经济运动｡它将零星分散的手工业加以组织改良,扩大生产,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鄂西北各县是工合组织最早开展活动的地区之一｡

1938年,伴随着大批难民涌入内地,为了安置难民,解决就业,弥补战时工业之不足,经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以及宋庆龄､胡愈之､徐新六等知名人士发起,开始了一场以增进工业生产力为主要内容的全国范围的合作社运动｡同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同时组成了由国共两党及各界人士参加的理事会｡作为由国际提供基金和技术援助,通过合作运动发展战时经济,进行生产自救的一种新型组织,工合组织的出现,一改以往同类组织偏重农业合作的倾向,而是以手工及半机械生产为内容｡其主要工作目标包括:(1)以工业合作社方式,扶助原有工业和发展新工业;(2)乘此抗战时机,以机器发展工业,增加生产,作为建立战后工业的基础;(3)建立中国的国防经济;(4)使各项民生日用工业产品达到自给自足;(5)使工业合作社的建立遍及各地乡村,以利用乡村的人力;(6)利用因战事而搁置的机器设备,以及失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借以发展工业;(7)利用当地原料,加工制造工业品,以应内地的需要;(8)组织伤兵､抗属和难民,使其成为工业生产者,藉以自谋生计,寓生产于救济之中｡

面对难工遍地,颠沛流离的局面,工业合作协会甫经成立,便开始发动登记,号召那些愿意去后方的工人,移往后方继续生产｡同时投入武汉工厂的拆迁抢运工作,转移物资设备,协助内迁工厂工人转移至后方｡陆续收容从武汉各纱厂疏散出来的400余名男女熟练工人,以此奠定了西北区工合运动发展的基础｡武汉沦陷后,工业合作协会迁至重庆,随即加快工作进度,扩大工作范围,陆续建立西北区､西南区､川康区､东南区等办事处｡其中西北区在所辖的陕､甘､晋､豫､鄂五省内设立办事处16处｡1939年6月,工合协会在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老河口正式建立事务所｡南京东南大学毕业生,曾担任安徽省立第四棉业试验场技师的杨世淦被任命为事务所主任｡{27} 由于同地方各界较为融洽,不到一二年时间,合作社有了很大发展｡适应战时后方军需民用的迫切需要,棉纺织业被列为鄂西北工业合作社业务之首,大量生产被服以供给军需成为主要任务｡其经营方式主要分为集体式､分散式和混合式三种｡

老河口工合事务所成立之初,首先择定光化､谷城两县为工作范围,一面发动和招集流散的技术工人及难民,一面倡导和组织地方手工业｡最早成立的是谷城县鄂北手纺织铁木工社,该社最初由农产促进会资助经费1万元,并派出推广专员,携带七七纺纱机40部,开办手纺织训练所｡嗣后由农产促进会增拨经费1万元,在谷城县盛家镇成立铁工部,内设机工､锻工､翻砂各班;同时成立木工部于茨河,内设钳工､车工､雕刻等班,专门从事七七纺纱机之制造,每月可生产60部｡同时还为使用水力为动力者,仿造成功孟津式纺纱机,并从事铁木纺纱机之制造｡该社在生产纺纱机的同时,又在手纺织部内安装弹花机2部,纺纱机60部,毛巾机10部,织袜机4部｡每日可弹花百余斤,纺纱90余斤,织毛巾20打,织袜8打｡同年12月,第二期百余名学员报到,正式开学｡鄂北手纺织铁木工社的建立,为战时鄂北手工纺织业的较快发展创造了条件｡

随着工合事业在鄂北的发展,老河口工合事务所又相继开办了一系列工业生产合作社｡

纺织业｡谷城县济生纺织缝纫社,由谷城县合作金库贷款开办,有铁木机7部,木机10余部｡谷城县第一织布社,有铁木机13部,专织提花色布,每日可出布10匹,销路颇好｡谷城县织巾社,有织巾机6部,日产毛巾12打｡谷城县弹轧社,该社以季节关系,加之资金有限无法周转,成立3个月后解散｡光化县振华纺织社,该社原为赈灾委员会留鄂难民第一垦殖工艺厂,由老河口工合事务所出资收容江苏､安徽､山东､河北､辽宁等省难民200余人,尤以皖籍为最多,加以训练,助其生活｡嗣因经费不继,经甄别选留50余人组成振兴纺织社,共有铁制布机14部,木制布机4部,袜机15部,平均日出布11匹;袜机仅开6台,日出12打｡因棉纱价高,日货走私,致使建社之初,产品时有滞销｡光化县衣袜社,该社自筹资金,设织衣､织帽2部,日织线衣3件,线帽2打,线袜8打｡

造纸业｡谷城县造纸社,由工合事务所提供短期贷款开办,安装一碾两槽,日产包装纸8刀｡

卷烟业｡老河口永胜卷烟社,日产土制雪茄5000支,业务尚有发展希望,但所用非人,经营不善｡

榨油业｡谷城县榨油社,该社系当地少数知识分子和油坊工人集股开办,并获得工合事务所贷款｡装置有棰榨2具､牲畜3头,大碾1盘及其它用具｡日榨芝麻2石,可出油160斤｡但以工具､原料价格颇高,所贷之款不敷运用｡

木器业｡光化县建国木社,由河南籍木工组合而成,每人均有工具,获得贷款800元后,赁屋购料,四处承揽业务｡

面粉业｡谷城县面粉社,利用水力磨面,集股购置工具,贷款主要用于购买原料｡

烛皂业｡谷城县化学工业社,该社自筹资金,由工合贷款购买火碱､木油等原料,从事烛皂等日用品之制造｡谷城县蜡烛社,该社用股金购置蜡模､熬锅等工具,日产蜡烛6箱,每箱25包,每包6支,计900支｡主要行销光化､谷城､襄樊等地｡因价廉物美,大有供不应求之势｡

除上述各类工业合作社外,请求工合事务所给予指导组织,而尚未成立者,还有光化县卫生材料社､酿造社､制革社､第二纺织社､榨油社､谷城县第二榨油社､第二造纸社､均县化学工业社等9家｡工合生产之风,纷至沓来,络绎于途,确已渐次盛行于鄂北｡据1940年4月老河口工合事务所调查,已成立各种工业合作社24家,社员496人｡

抗战时期鄂西地区手工业的长足发展是在战时经济的特殊条件下出现的｡战时大后方“工业原料品的价格因销路阻塞而惨跌,工业制品的价格因来路断绝而飞涨”,{28} 这一客观事实给了鄂西手工业发展以莫大的刺激｡战时鄂西手工业与省营工矿业互为补充,大大提升了鄂西地区工业化的水平,保证了战时鄂西地区基本的军需民用,功不可没｡然而战时鄂西手工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受到战局变化,资金缺乏,土劣势力把持地方政局等因素的影响,战时鄂西手工业存在着设备简陋陈旧,制品粗糙,亏耗严重,产销极不稳定等致命弱点｡尽管这一时期省建设厅制定了资金筹措､技术指导､产品收购运销､原料分配等一系列相关政策,在大力充实省营工厂的同时,积极推行奖励民营企业,督导各县筹设民生工厂,扶持城乡手工业等措施,但实施效果不甚理想｡由于民营小厂居多,规模有限､技术落后､基础薄弱,曾在战时得到短暂发展的鄂西地区手工业,尚不足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剧变｡1945年抗战胜利,随着省府机关､学校回迁武汉,大批内迁人口复员,加之国内外工业制品重又涌入鄂西,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曾经引发鄂西手工业复苏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消失殆尽｡随后内战爆发,物价飞涨,时局日趋动荡,市场日见凋敝｡曾在战时十分活跃的本地手工业,最终因处境日益艰难而纷纷倒闭｡

注释:

① 《湖北省第七区年鉴·社会篇》,湖北省政府统计处1938年印行,第38页｡

②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75页｡

③ 唐元正:《鄂北手纺织业之推广》,《农本月刊》1942年第57期,第33页｡

④{11}{13}{17}{24} 《湖北近代农村副业资料选辑》,湖北省乡镇企业管理局1987年印行,第141､142､251､206､279页｡

⑤ 《恩施市志》卷7《工业》,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284页｡

⑥ 王光锡:《秭归县第一个纺织生产组织》,《秭归文史资料》1987年第5辑,第12页｡

⑦ 《湖北省统计年鉴》,湖北省政府统计处1943年印行｡

⑧ 熊吉学:《引进“五机”的熊吉昌》,《宣恩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第64页｡

⑨ 王师儒:《施茂林的经营之道》,《鄂西文史资料》,1991年第1辑,第145页｡

⑩{18}{19} 刘千俊:《鄂政纪要》,正中书局1945年版,第113､103､103页｡

{12} 《新武汉日报》1942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