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危机（精选十篇）
主权危机 篇1
一、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产生的外部原因
(一) 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延续与深化。伴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 欧盟大多数国家经济出现衰退, 而粮食和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 进一步加大了欧元区范围的通胀压力。为了应对金融危机, 欧盟各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增加财政支出, 扩大公共债务刺激经济, 以缓解失业和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 从而使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进一步恶化。
除此之外, 美联储通过包括QE1、QE2操控利率等各种方法向外国转移危机, 恶化欧洲债务问题, 从而使资本大量回流, 缓解了自身的债务问题, 也进一步打击了欧元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二) 国际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
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 惠誉、标普和穆迪三大全球信用评级机构在半年间多次大幅度调低希腊、西班牙等国的主权信用评级, 加剧了市场恐慌, 降低了这些国家的信誉和筹资能力, 抬高了后续的政府融资成本, 进一步导致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
(三) 国际投资银行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掩盖财政状况
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明确规定成员国财政预算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 债务总额不超过GDP的60%上限。为了达到条约的规定尽快加入欧元区, 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和制度规则等各种手段转移负债, 隐瞒财政赤字, 为危机埋下了伏笔。
以希腊为例, 国际著名投资银行高盛以货币掉期交易帮助希腊隐藏了一笔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 从而在账面上达到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标准。这种货币互换是根据欧盟统计局制定的规定实施, 在法律上和制度规则上都是绝对合法的业务。而这一互换只不过是为达到条约要求而使用的众多工具之一。除此之外, 高盛通过将未来的收入作为抵押换取现金等一系列方法的运作, 为希腊降低负债率, 从而使希腊顺利通过审核加入欧元区。
当时, 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也采用类似手段使得财政预算赤字维持在3%以下, 顺利进入欧元区。
(四) 国际投机资本兴风作浪
高盛深知希腊债务必然会出现问题, 为了规避债权风险, 高盛向德国一家银行购买了20年期的10亿欧元的CDS (信用违约互换) , 由该德国银行为此提供保险。当希腊债务出现支付能力不足时, 由该银行支付亏空, 保障高盛不受损失。在债务即将到期之时, 高盛公布当年希腊政府转移负债, 隐瞒财赤的行为, 大肆唱衰希腊政府的偿债能力。市场上的投机资本也纷纷打压希腊市场, 使得债务抵押债券价格大幅下跌, CDS价格则大幅高涨。高盛则通过抛售CDS赚取巨额利润。
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期间, 国际投机资本对欧洲多个国家的炒作使得债务危机在欧元区迅速蔓延。2010年2月初, 西班牙公布未来三年预算很可能高于预测及葡萄牙政府称在缩减财政赤字上受阻时, 国际投机资本趁机打压及做空欧元, 导致欧洲股市暴跌。在2010年2月3日到5日仅仅三天时间里, 德国和法国股市指数大跌, 金融市场出现剧烈的波动。
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内部原因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 其内部原因主要包括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产业结构不平衡;危机国家的经济失去了生产性;欧元区在制度设置和运行机制上的缺陷, 导致无法实行统一的财政政策;缓慢的GDP增长率满足不了沉重的福利保障;缺乏严格的财政纪律监管。欧盟各国为促进经济的发展,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增加财政支出, 扩大公共债务, 而政府税收却因金融危机减少, 使得本国的财政债务水平日益恶化, 最终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
(一) 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实现欧盟货币一体化并带动经济快速发展是建立在欧元区各国要素市场、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高度融合, 经济发展水平趋同的假设上。但在实际的欧元区内部, 各成员国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存在明显的差异, 缺乏统一的要素市场, 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运行方式等多个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加入欧元区后, 各国差距进一步拉大。
(二) 欧元区危机国经济结构不平衡
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几个国家经济结构比较单一, 偏重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行业, 工业制造业落后, 缺乏新兴产业, 外贸依存度过高, 过度依赖于受经济危机影响严重的周期性产业。
随着全球贸易一体化的发展, 新兴市场因劳动力成本的优势, 逐渐吸引全球制造业向其逐步转移。而危机国家又未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 使得本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下显得非常脆弱。
希腊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门类不够齐全, 主要依靠旅游、海运、农业等周期性强的行业,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中更容易遭受创。而出口产品主要以农产品和初级工业产品为主, 国际竞争力较差。
西班牙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房地产和旅游业, 经济结构也过于偏重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随着次贷危机的蔓延, 房产泡沫破裂, 建筑业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失业率上升, 商业银行坏账率激增并陷入困境, 私人部门消费急剧下降, 旅游业收入大幅缩水。
葡萄牙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纺织、旅游、汽车制造等。投资、出口比率严重偏低。国际贸易结构亦不合理, 2008年葡萄牙贸易逆差232亿欧元, 占整个贸易总量的23%, 外贸依存度已超过400%。
爱尔兰过度投资房地产, 因而在美国次贷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 银行业深陷各种呆帐坏账。爱尔兰政府采取注资的方式对银行进行救助, 导致财政赤字问题恶化。
(三) 欧盟危机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动力不足, GDP增速乏力
主权债务危机国家因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包括生产率低下等等, 难以形成核心国际竞争力, 市场不断被其它新兴国家所占据, 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 使GDP增速乏力。2002—2009年8年间, 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四国GDP增长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2009年, 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仅为-4.1%。
(四) 欧元区单一货币政策与各国财政政策不匹配
1、作为经济联合体, 欧元区存在多种经济体制和增长模式, 成员国经济实力不同, 所处的经济周期也不一致, 因此各国对于政策的需求不尽相同, 统一的货币政策对各国经济的调控效果也各不相同。
欧洲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综合全欧洲元区具体情况加以权衡决定, 难以同时兼顾所有成员国的利益, 这就使得统一的货币政策不可能适应所有成员国的经济状况和调控需求。
2、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各自分散的财政政策。
加入欧元区的国家, 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性, 少了一个重要的宏观调控的工具, 使各成员国运用经济政策调节本国经济的空间和措施受到限制。当遇到区内来自供求的非对称性冲击时, 缺乏行之有效的经济手段平抑经济失衡。
(1) 加入欧元区后, 欧洲央行成为欧元区唯一的货币政策制定者, 各成员国均不能通过发行欧元来弥补自身的财政赤字, 分散风险。
(2) 在充分享受了统一货币政策带来的诸多好处的同时, 成员国丧失对汇率浮动的灵活掌控。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扩大出口并快速获得对外盈余偿还债务。
金融危机发生后, 在货币政策使用受限的条件下, 欧元区各国只能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挽救本国经济。各成员国不断扩大财政赤字就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 增加就业率。特别是一旦经济形势出现不利, 各个国家都尽可能地把财政政策运用到极致, 公共支出的扩张只能通过在金融市场上不断借债来调节经济。据欧洲央银统计, 2009年欧元区17国政府债务增加了2200亿欧元, 为总GDP的2.4%, 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水平进一步恶化。危机发生国难以继续在市场上通过发行债券进行筹集资金, 引发主权债务危机。
(五) 社会收入分配和保障制度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
欧元区各国设有以高福利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和涵盖了养老保险、失业救济、教育、医疗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保障制度, 形成了沉重的财政压力。随着各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升高, 劳动力人口下降, 生产产出减少, 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 失业率不断的攀升, 使得社会保障支出进一步增加, 大大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庞大的福利费用使政府的财政支出不断扩大, 提升了主权债务水平。
(六) 缺乏严格的财政纪律监管
由于欧元区并没有构建有效的监管机构, 因此不断有成员国严重违反财政纪律, 超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规定的财政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总额的上限, 但欧盟并未严格按照条约的惩罚条款进行处罚。
为了尽快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恢复, 欧盟应持续稳步推进财政整顿, 但同时应避免在短期内造成需求过度缩减。此外, 需要通过一系列变革来弥补货币联盟的设计中的缺陷, 建立更好的机制来实施有连贯性的财政政策, 包括探索欧盟机构积极参与国家预算计划的可能性;建立一个一体化程度更高的欧元区金融体系, 采用共同的监管、保险和银行清算解决制度。加大对金融衍生产的监察力度, 防范对冲基金对国际金融秩序构成的挑战, 从速立法以弥补制度约束的漏洞, 应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发明, 利用财税杠杆调控社会资本流向与投资重心。
摘要：作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延续和深化,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在国际评级机构和投机资本的推动下, 向整个欧盟金融市场扩散。为了应对金融危机, 欧盟各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增加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 以缓解失业和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 最终导致席卷数国的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引发欧债危机的内部导火索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失去了生产性;缓慢的GDP增长率满足不了沉重的福利保障;欧元区在制度设置和运行机制上无法实行统一的财政政策;缺乏严格的财政纪律监管等。
关键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外部,内部,成因
参考文献
[1]楼坚.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形成原因及传导效应研究[D].浙江大学, 2011
[2]董丽.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起因、影响及启示[D].云南财经大学, 2011
[3]梁丹.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传导机制与启示[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2
主权危机 篇2
摘要：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希腊采取了一系列赤字财政刺激经济，但在政策还未收效前，希腊却遭遇主权债务危机，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凯恩斯赤字财政的缺陷。
1、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背景及演变
希腊在欧元区内属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公共负债状况长期以来都比较严峻，特别是为了加入欧盟，希腊政府通过高盛的一系列操作，将大部分的负债都掩盖起来，为现在的财政危机埋下了祸根。当然，加入欧盟后，希腊作为其援助计划的主要受益国，在20至20之间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平均年增长率约为4%，这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政府的财政和经常项目的高赤字。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在全球的迅速的蔓延，希腊国内消费受抑，经济下滑，出口锐减，于是政府主动干预宏观经济，大举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赤字来拉动国内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非但没使经济转好，反而使得希腊的主权债务和风险越积越高。
2、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与赤字财政
(1)凯恩斯赤字财政政策基于上世纪30年代英国面临的经济危机，凯恩斯在其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批判了萨伊关于“供给创造需求”的论断，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他认为光靠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保持经济的均衡状态，在市场处于非均衡状态时要积极运用“看得见的手”即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发展，譬如，政府承担铁路等公共事业的投资，承担社会福利责任，对贫困者提供救济，向私人企业增加贷款投放等，使经济尽快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这样市场的缺陷完全可以通过政府扩大支出、减少税收等措施来弥补，由于政府扩大支出和减少税收会带来财政上的赤字，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赤字财政政策。此次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虽然可以归咎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欧元区本身制度设计的缺陷和其国内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但导致主权危机根本原因在于凯恩斯赤字财政政策的缺陷。
(2)赤字财政与主权债务危机
政府采取赤字财政可以干预经济，同时对私人投资造成一定挤出效应。这些赤字可以看作对未来的负债，如果其用于“生产性的用途”，即能带来整个社会商品和劳务的增加，那么这种负债预期可得到补偿;但若大量负债不能用于“生产性用途”或者用于“生产性用途”的效果差，那么这些负债就不能预期有能力被偿还，从而逐渐积累越来越多的债务风险，最终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用于“生产性用途”的效果差属于凯恩斯赤字财政的理论缺陷，不能用于“生产性用途”则是由希腊赤字财政下高福利和提前消费思想造成的。
(3)理论缺陷
凯恩斯把国民收入划分成几个独立的核算范畴，将国民收入(用字母Y表示)描绘成用在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和纯进口(X)上的花销，而忽略对外贸易后，提出著名的公式：Y=C+I+G。然而凯恩斯没有对耐用品和非耐用品作出区分，认为消费只与目前收入有关，而与财富无关，那么总收入就会被凯恩斯低估，从而边际消费倾向就会被高估，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需求的作用和效果也被高估，因此高赤字用于“生产性用途”的效果也被高估，从而预期不能被全部偿还的风险越来越大。
作为扩大需求的.措施，赤字政策具有收入效应。凯恩斯认为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支出的增加或税收的减少会通过乘数效应会引起收入和消费的一轮一轮循环的增加，从而使国民收入成倍的增加，经济走出危机和失业走向繁荣。但是投资的拉动作用却也有限。
在金融危机蔓延全球的时候，挽救情况严峻的出口和国内经济，希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张性的财政刺激政策。
凯恩斯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政府支出(主要来自财政赤字)会由于经济复苏带来的收入而得到回收。但希腊经济在走出泥潭之前，反而因为巨大的财政赤字而进一步恶化，世界主要评级机构的负面评级只是压垮希腊的最后一根稻草。
(4)赤字政策下的高福利
希腊政府长期处于财政赤字，这些赤字只能通过政府发行公债来弥补，从而会拉高政府债务，最终导致主权债务危机。截至今年2月份，希腊的债务高达2940亿欧元，按希腊人口1100万左右计算，人均负债2.67万欧元左右。
最关键的是这些赤字大部分并没有被用于“生产性用途”，而是被用于支撑优厚的福利体制。目前，希腊人的平均退休年龄为53岁，每年还有多达6个星期的休假。20时，希腊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8%，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25%，而且希腊的老龄化负担占GDP的15.9%。10%左右的失业率使得失业救济的负担很重。
参考文献：
[1]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徐毓译，北京：商务图书馆，1983
[2]蔡云.后金融时代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与反思[J].现代财经，(05)
主权债务危机阴影重重 篇3
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2009年12月8日下调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股市应声大跌,欧元对美元汇率和欧洲主要股市、债市均受拖累。加上德国10月份工业产出意外下降等因素,人们对欧元区经济复苏可持续性平添几分悲观。市场对希腊主权债务的担忧已有时日,而迪拜危机的爆发更触发了市场对希腊财政可持续性的关注。财政赤字近来严重恶化,加上原本国债负担严重,经济复苏滞后,及财政公信力不足,导致希腊主权评级遭到下调。
希腊主权评级遭下调可能导致国债融资成本进一步上升,亦可能威胁到银行业的资金链。希腊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2月9日较评级下调前一日跃升了46个基点至5.6%,与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由下调评级前的1.95个百分点扩大至2.47个百分点,融资成本和利息支出面临上行压力。而另一方面,由于自2011年欧洲央行可能恢复只接受A-级以上国债作为贷款的抵押品,如果希腊未能在2011年前恢复A-评级,其国债可能将不被欧洲央行接受。而希腊银行业对欧洲央行贷款极为依赖,据估计其总资产中7.9%(380亿欧元)来自欧洲央行贷款,因此,这可能对希腊银行业从央行获得资金的额度受限。
再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篇4
主权债务是指一国以自己的主权为担保对IMF或世界银行或其他国家的债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始于希腊, 3000亿欧元高负债、赤字与出口下滑的恶性循环, 使得希腊的主权信用风险逐步积累, 国际评级机构连续下调希腊主权信贷评级, 引发国家信用危机。
欧元区平均预算赤字占G D P比例高达6.9%, 除希腊外, 爱尔兰、西班牙这一比例都超过10%, 从而希腊通过“蝴蝶效应”引发了欧洲债务危机。
二、危机成因
1、次贷危机的延续与深化
每次危机之后, 政府的财政赤字都会出现恶化。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各国为抵御经济系统性风险的救市开支巨大, 部分国家多年财政纪律松弛、控制赤字不力, 使得目前欧元区16国平均赤字水平超过6%, 各国财政赤字过高和债务严重超标直接引发了本次债务危机。
2、欧元区财政货币政策二元性
一方面, 分散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使得各国面对危机冲击时, 过多依赖财政政策, 而且有扩大财政赤字的内在倾向;另一方面, 欧元区长期实行的低利率政策, 使希腊等国能够尽享获得低廉借贷, 促进国内经济增长, 掩盖了其劳动生产率低但劳动成本高等结构性问题。经济危机下这些问题日益凸显, 希腊和西班牙等国越来越难越履行债务, 最终引发大规模违约。
3、“生产性”不足
就欧盟而言, 随着全球制造业逐步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 欧元区的制造业在全球化中渐渐失去市场, 非高科技产品处于价格劣势, 市场不断被挤压。由于科技水平很难短期内提升, 而币值又要保持稳定, 不能以高科技产品占领市场的国家就无法享受贬值带来的益处。
4、国评级机构推波助澜
2009年12月, 惠誉、标准普尔、穆迪相继下调希腊主权评级, 开启了欧债危机之门。4月27日标普将希腊主权评级降至“垃圾级”, 同时调降葡萄牙主权信用评级, 28日调降西班牙主权信用评级, 助推危机扩大和升级。穆迪5月5日表示可能再次下调葡萄牙主权信用评级, 标普、穆迪同时发布“希腊救助计划只不过是拖延时间”的言论, 导致市场担忧加剧。穆迪6号发布最新评估报告, 认为希腊债务危机可能扩散至欧洲多国银行业, 其中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和英国将是最易发生危机的几个国家, 引起全球金融市场恐慌。
三、对经济的影响
1、欧洲市场流动性趋紧
首先, 信用评级的下调乃至违约可能会对欧洲大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产生影响。如果出现减值准备引起的资本充足率下降, 银行可能被迫削减信贷。这正是“次贷”危机中危机从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传导的途径。其次, 主权债务压力还反映在国债价格下降, 对拥有大量希腊国债的欧元区银行 (近2000亿欧元) 将形成中长期的资产压力;在负债层面, 融资成本亦将同时上扬。最后, 投资者对希腊市场信心下降, 已引发银行贮蓄外流。
2、中国出口受到冲击, 外汇可能贬值
债务危机如果继续蔓延, 则会增加未来出口走势的不确定性。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相比,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并不是那么直接, 但目前希腊债务危机如果在欧洲蔓延还是会影响到中国的外需。从1995年至今, 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呈扩大的趋势, 2010年一季度这一比例为20.7%, 甚至高过美国。一方面在经济恶化的情况下, 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欧元区政府可能会把重点转移至对外贸易领域, 首当其冲中国将成为欧元区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对象;另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管理的难度增大。次贷危机爆发之后, 中国外汇资产增持更多欧元资产, 随着欧洲主权信用危机爆发, 欧元对日元与美元已经显著贬值, 并可能进一步贬值, 这无疑加大了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的难度。
四、欧洲主权债务危及的启示
首先, 我国出口企业应做好应急准备, 将出口萎缩带来的损失减到最小, 政府也要继续扩大内需, 减少对外需的依赖, 防止经济增长放缓;
其次, 要全面审视中国的主权债务问题。虽然中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比一直处在国家警戒线之下, 但中国应从外汇储备、外债负担以及整体债务状况等方面更加全面地审视中国的债务问题。
同时, 地方债务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据统计, 目前全国有3000家以上的各级政府投融资平台, 其中70%以上为县区级平台公司。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负债余额从2008年初的1万多亿元迅速攀升至2009年中的5万亿元以上, 2009底达到6-7万亿, 占银行业总贷款约18%, 其中2009年新增贷款约为3.7万亿, 占51%。由于很多基建项目在近两年无法产生效益, 若以2009年的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计算, 偿还6万多亿元债务就需要6年时间;以2008年的土地销售收入算, 则需要13年时间, 而且这还不包括债务利息。因此, 中国应尽快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 提高其运作的透明度, 推动其融资行为的市场化, 建立地方政府投融资责任制度, 同时银行也应切实防范地方政府融资的风险, 推出更为审慎的风险管理举措, 防范地方债务风险。
参考文献
[1]、Lex,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放暑假”》, 《金融时报》, 2010年07月29日
[2]、 (美) 布鲁瑟著, 陈召强译, 《货币战争-债务篇》, 中信出版社, 2010.1.1
[3]、周弘, 《2009-2010-欧洲发展报告-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欧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2.1
主权债务危机,从迪拜波及欧洲 篇5
迪拜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激起了全球对美国政府债务威胁全球经济的担忧。从全球范围看,任何主权债务蕴含的风险及所可能引发的后果,都意味着将对世界各国造成重大损失,中国也不例外。
有鉴于此,建立一整套完善的金融预警机制,以有效防范金融风险,避免重大损失,对中国而言,已刻不容缓。
主权债务是指一国以自己的主权为担保,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向世界银行,还有向其他国家借来的债务。
去年12月1日,迪拜政府宣布,将不会担保国有控股公司迪拜世界的债务。消息传出当日,世界金融市场震动,主权债务危机由此爆发。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表示,一旦出现违约现象,迪拜世界的债券持有人,可能将血本无归。
继迪拜政府之后,2009年12月8日,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宣布把希腊长期外币及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IDR)由“A-”降为“BBB+”,使希腊成为主权信用评级最低的欧元区国家。降级理由是希腊公共财政状况的中期前景令人担心。
在希腊主权信用级别被下调的次日,标准普尔宣布,将西班牙主权信用评级前景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并警告说西班牙将面临长期经济不景气。
在此后一周不到的时间里,标准普尔认为,受经济衰退以及石油产量和收入持续下降影响,墨西哥政府财政前景堪忧,遂将墨西哥的外币债务评级下调,至第二低的投资级别。
为应对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本轮经济衰退,各国政府都通过举债来刺激经济。在私人部门去杠杆、减少债务的同时,政府部门的借债却在激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欧洲经济学家Silvia Sgherri在一篇专栏中写道,“很明显,现在金融市场上,人们越来越担心单个国家资不抵债的问题。”
英美等国或将爆信用危机
迪拜债务危机的关键问题在于,除了像迪拜、希腊和西班牙等中小国家和地区,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大国,比如英美,其主权债务是否也存在类似的违约压力?
穆迪报告警告,如果公共债务水平不降低,美国以及英法德等国,可能于2013年失去AAA信用评级。
去年11月30日,摩根士丹利发布针对英国的一项研究报告称,评级机构有下调英国AAA评级的可能性。信用评级公司惠誉警告称,英国是发达经济体中最有可能被下调的国家,这是主要的国际投行首次发出类似警告。
标准普尔下调了多个欧洲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美国的赤字比这几个欧洲国家还严重,但标普却不敢下调美国的信用评级,因为标普的评级也是来自美国政府授权的特许经营。尽管如此,但美国的财政赤字已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即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和债务率不超过60%。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美国2009财年的赤字超过1.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1.2%,这已经远远超过了3%的国际警戒线。
哈佛大学金融史专家尼尔·弗格森援引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指出,如果美国财政赤字的规模继续扩大,那么美国联邦政府需要偿还的利息,很快就将占财政收入的20%。历史经验显示,一旦将财政收入的1/5用于债务还本付息,一个国家就会面临问题。
从美国次贷危机发展的轨迹看,出于维护市场信心及稳定金融局势的需要,美国自去年启动了金融机构“国有化”的进程,奥巴马政府还推出了78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国家成了这场百年不遇危机的“最后靠山”。
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来说,其主权债务危机的化解方式,更多是以隐形方式表现,解决途径无非有两种:一是通过通胀违约;二是通过美元贬值(印钞票)违约。
截至去年11月底,美国公共债务首次突破12万亿美元,创下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使得市场中的商业风险快速向主权风险集中。刺激经济和解决失业的方案,成为过去1年多来美国债务增加的主要原因。
奥巴马在2009年11月曾发出警告,如果不控制日益上升的公共债务,美国经济可能陷入“双底衰退”。
对策:
建立金融风险预警机制
如果美国被下调信用评级,后果是什么?这个风险大到无法评估。实际上,就仅仅是美元指数贬值带给中国的风险,就已不可承受。
中国因美元贬值而形成的账面损失,在2009年超过7300亿美元,几乎是当前中国2.4万亿外汇储备的1/3。而如果从中国的外储结构上看,美元可能占到外储总规模的70%即1.68万亿美元。由此,在2009年,中国因美元贬值造成的损失,几乎等于外储中美元总金额的一半!
仅仅因美元贬值,中国就有这样重大的损失,如果美国信用评级下调,那中国将受到何种程度的冲击?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所承受的损失绝不仅仅只是外汇受损,而是整个金融系统,甚至有可能演化成全面的金融危机。
中国有句古语,防患于未然。
与其对美国信用评级下调带给中国的后果惶惶然,不如主动防御,建立一套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将可能袭来的金融风险对中国的金融体系的冲击程度,降到最低。
对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思考 篇6
一、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产生的主要成因
希腊债务危机的产生是由于希腊的国民收入水平低于消费水平, 高消费、低收入导致希腊国内储蓄不足, 只能靠向外国大量借款过日子, 最终引发主权债务危机。
从希腊的消费方面来看, 希腊国民的高消费偏好,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造成希腊国民热衷于消费;希腊是属于欧元区的国家, 其国民的攀比心理造成消费水平与欧元区其他国家看齐, 相比其较低的收入水平, 与别国看齐的消费水平自然很高, 同时受到欧元区发达国家在消费方面的“示范效应”, 刺激希腊国民进行高消费;希腊国民过于重视本期消费, 不惜透支下一期的财富收入提前消费, 甚至借债消费, 以维持本期的高消费水平。
从国民收入的方面看, 希腊政府的税收制度不合理, 偷税漏税的很严重, 造成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希腊政府不能独立发行货币, 希腊政府没有用印钞权来征收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 间接来提高政府收入;希腊在欧盟经济体中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希腊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 特别是工业制造业比较落后, 希腊主要以海运、旅游和侨汇这三大外需型周期性产业作为自己获取外汇收入的支柱产业, 而在金融危机期间这些产业受到严重的冲击, 造成希腊政府收入水平锐减;在位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取悦国民导致政府超支严重, 希腊是民主政体, 由新民主党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进行竞选执政的, 在位者为了取悦国民获得更高的选票, 大搞超过希腊生产水平的福利或开支, 透支希腊财富, 造成希腊政府财政赤字非常严重;投资不足影响收入的增长, 希腊的国民收入总量变化较小。由于国民储蓄量低, 导致可用于投资的部分资本量很少, 即希腊的投资量不足。再根据投资加速原理, 净投资与产出水平的变化成比例, 投资量不足, 则经济体的产出量的变化较小, 导致希腊经济增长速度缓慢, 收入增长缓慢。
由于以上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导致希腊的国民收入水平低于消费水平。希腊通过借债来维持国内的高消费水平, 并实施“庞兹计划”通过借新债还旧债, 债务雪球越来越大, 最终负债累累且资不抵债引发希腊主权债务危机。
二、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内外解决途径
(一) 希腊政府可以采取以下途径:
(1) 希腊政府可以出台促进增加出口, 控制减少国内进口商品的政策。由政府的多时期的跨时期预算约束理论可知, 一国政府欠债可以通过未来的贸易余额盈余支付债务, 这些债务的现值等于该国的净负债值。故希腊政府可以出台促进增加出口, 控制国内进口商品的政策, 例如, 出口退税税率提高, 进口关税提高, 增加贸易壁垒等措施, 使得希腊的净出口为正, 出现贸易顺差, 最终满足未来所有贸易余额的现值为顺差等于净负债值。
(2) 在国内投资方面, 希腊政府应鼓励投资, 对经济投资少征税多补贴, 对投资进行正激励。从投资理论得知:当s>t时就会产生净激励, 投资将会增加。由投资的加速原理可知, 投资增加, 经济增长速度增高, 国民收入就会增加。
(3) 希腊政府需要缩减开支, 征收持久性重税以增加政府储蓄。政府储蓄是政府收入与政府消费之间的差额, 希腊政府为了还债, 必须增加政府储蓄, 缩减政府开支, 使政府消费变小, 同时政府需要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征收持久性重税, 增加政府收入。希腊政府可以根据税率与税收之间的拉弗曲线关系, 确定各种商品的最优税率, 提高所得税的税率。
(4) 希腊政府可采取的其他有效途径:希腊政府的税收制度改革, 加大对偷税漏税的打击处罚, 通过征缴这些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希腊政府需要引导国内居民树立合理的消费观念, 增加储蓄, 避免限制过度消费;希腊政府应根据国家资源的优势, 寻找本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减少对海运、旅游和侨汇这三大外需型周期性产业的严重依赖;积极寻求国外贷款援助, 继续实施庞兹计划借新债还旧债, 度过眼前债务危机, 获得更多的时间来偿还债务。
(二) 外国政府应对希腊债务危机可采取的途径:
(1) 由于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 影响了市场对欧元的信心, 导致欧元贬值, 欧元贬值直接导致欧元区各国财富价值, 国民福利水平的下降, 因此欧盟各国需要援助希腊政府摆脱债务困境, 维护欧元汇率稳定, 避免希腊债务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2) 由于欧元的贬值, 对于持有大量欧元资产的国家来说, 面临巨额资产缩水, 因此需采取贷款援助, 投资等形式阻止欧元的进一步贬值, 维持欧元的价值避免欧元资产缩水。
(3) 欧元贬值, 相比以前进口欧元区国家的货物更便宜, 可得到实物的优惠消费各国, 故可以多进口希腊的商品, 同时可以帮助希腊度过危机。
因此, 各国可根据本国利益得失分析, 对希腊进行贷款援助, 投资活动, 加大进口来拯救希腊债务危机, 遏制危机的进一步扩散恶化。
摘要：已经爆发数月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引发欧元大幅贬值, 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显著。文章通过对希腊的储蓄、投资和消费的分析, 剖析希腊债务危机产生的主要成因以及内外部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希腊,债务危机,思考
参考文献
[1]马宇.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与特点[J].金融发展研究, 2010, (08) .
[2]苏小慧.关于主权债务危机的思考[J].商场现代化, 2010, (21) .
[3]张锐.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与特点[J].中国货币市场, 2010, (03) .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成因及启示 篇7
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
1、金融危机引发主权债务危机
受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 金融危机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深远影响一直延续到2010年初。欧洲各国政府提出了扩大财政赤字的政策来缓解出口市场日益萎缩的现象。此外, 在金融危机时失业率增加导致税收减少、转移支付增加, 这使得财政状况更加恶化。
在2008—2009年危机之后, 欧洲各国政府并没有立即对银行进行资产重组, 因此现在处于危机中的银行正极力解决主权风险问题。未来欧洲各国将要采取银行紧急救助政策, 这使得国家财政关系紧张, 有可能进一步加大主权风险。主权和银行危机之间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有可能会蔓延到起到国家, 进一步加剧主权债务危机。
2、国家经济结构失衡
早期PIIGS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对外出口的制造业和旅游业的发展, 在欧元区国家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制造业逐渐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新兴市场转移, PIIGS五国失去劳动力优势, 没有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导致经济结构失衡。PIIGS五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在金融危机后表现得尤为明显。欧元区国家财政制度与货币制度不统一使得政策调整严重滞后, 无法及时实施货币调整政策, 只能通过财政政策进行调节, 使得国家负债增加, 财政赤字问题加剧。同时, 欧盟国家没有统一的公司税税收制度, 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公司税税率达到30%, 而其他国家均在20%左右。资金主要流入税率较低的国家, 但资金集中在旅游和房地产业, 对于不发达的制造业和工业资金投入较少, 容易产生经济泡沫, 阻碍经济的正常发展。
3、社会保障制度产生财政压力
在欧洲, 人口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 国家支付养老金成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 欧元区各国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已经超过6%, 葡萄牙、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四国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更是超过10%, 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如此巨大的养老金支出问题已经严重成为欧元区各国的财政负担。
目前欧元区各国实行养老金现收现付的制度, 劳动参与率逐年降低的趋势也增加了政府社会福利的支出。自1960年以来, 欧洲各国就面临劳动参与率逐渐下降的问题, 养老金缴费收入的减少和养老金给付支出的增加使得国家需要为社会保障部分投入更多, 政府背负的债务逐年增加, 入不敷出, 最终引发债务危机。
二、对我国的启示
1、扩大地方政府融资渠道, 加强地方金融市场监管
由于欧元区各国经济联系紧密, 贸易交流频繁, 因此危机蔓延迅速。目前我国政府的债务风险较低, 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我国地方政府负债总和已超过4万亿元。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主要是资金偿还能力低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设施, 以及地方金融机构的救助上。这些项目给地方政府的财政留下隐形赤字和债务负担, 形成了结构性财政隐患, 一旦隐患爆发, 地方政府必须背负巨额债务, 当地方政府无法承担时, 中央政府就要及时提供救助。
为了避免地方政府承受过高的债务压力, 我国应当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地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 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控制地方政府举债规模, 避免给地方政府留下财政隐患。我国监管部门应当严格规范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 协调各级政府的财政关系, 强化政府运营资金的能力, 促使我国地方财政、金融能够健康发展。
2、注重银行流动性管理, 增强风险防范能力
雷曼兄弟的破产和欧洲银行危机都表明维持稳定的流动性是银行赖以生存的重要保障。在经济萧条时期, 人们对金融市场失去信心, 产生流动性风险, 如果银行不能立即调整资产结构, 流动性情况恶化, 最终银行面临破产风险。巴塞尔协议Ⅲ引入了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两个流动性监管指标, 在危机发生时能提供大量流动资金的流出需要。为了适应新的经济环境, 我国提供了包括流动性管理在内的四个监管工具, 为银行防范流动性风险提供了工具支持。我国银行在实施流动性管理方案时, 应当充分考虑借贷需要和自身财务能力, 合理控制流动性储备的规模, 优化资金储备结构。同时, 扩大银行的融资渠道, 实现存款业务和债券市场相结合的融资方法, 在遵循债信政策的前提下, 拓宽融资渠道, 使中国银行业稳步健康地蓬勃发展。
摘要：2009年至今, 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相继爆发主权债务危机, 欧洲乃至全球的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欧洲债务问题引起各国广泛关注。本文从金融危机、经济结构和社保制度等方面分析了欧债危机的成因, 并提出了两点合理化建议, 为我国政府防范债务风险提供了有效对策。
关键词：欧债危机,原因,启示
参考文献
[1]肖潇.欧债危机近况及影响[J].国际金融, 2011 (10) .
[2]安国俊.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的反思[J].中国金融, 2011 (18) .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博弈解释 篇8
一、危机形成原因的博弈解释
欧盟对于欧元区成立后的经济风险并非毫无防备。早在1991年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就规定了实行单一货币的各国需符合财政赤字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3%，公共债务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60%的标准。1997年欧盟各国又签订了《稳定与增长公约》，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国财政赤字若连续3年超过该国GDP的3%，该国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其GDP之0.5%的罚款”的条款。
然而，这些条约最终全部失灵。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就博弈论的观点来看，欧元区成立之时，区内各国即陷入了“囚徒困境”之中。对于每个国家而言最优的策略，最终导致了对整个货币联盟最劣的均衡结果。
欧元区的每个成员国都拥有对称的两种策略即：“守约”和“违约”。如果所有国家共同“守约”就可以保持欧元稳定，对于整了货币联盟来说是最优的。但是对于每个成员国来说都有其违约的理由。
“违约”的动机和收益来源于多种因素。就经济层面而言，《稳约》的条款目的在于保持货币的稳定，但却忽视了经济增长。所以，欧盟各国政府只能依靠单一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导致赤字持续增加。尤其是，2002年以后美元走软，欧洲央行拒绝降息，加剧了欧洲各国的财政赤字。2003年，法国、德国、葡萄牙首先撞破警戒线。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欧元区各国几乎全部超过警戒线。对于欧元区各国政府而言，其财政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成本将由所有欧元区成员国共同承担。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所产生的“搭便车”问题增加了各国增加赤字的动机。
欧元区各国“违约”也有其国内政治和社会原因。欧元区中的落后国家的民众迫切希望快速达到邻国的高福利水平。在这种社会愿望和政治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债台高筑。如希腊国内各个政党纷纷以高福利政策吸引选民。远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福利水平反而降低了希腊的国际竞争力。使之成为危机爆发的源头。
虽然各国有违约的动机，但按照博弈理论，如果存在着一个可信的约束机制，仍然可以得到整体收益最大的博弈结果。而《稳约》中的确签订了这样的条款。然而现实中这一“过度赤字程序”同样失效了。2003年欧盟委员会对德法实施过度赤字程序的提议被搁置。2005年，欧盟对《稳约》进行修改，允许了德法等国灵活执行《稳约》的提议。在这样的政治妥协之下，《稳约》规定的约束机制实际上成为了一种“软约束”。因此，欧元区各国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囚徒困境”的最劣的结果。
二、危机形成的市场机制博弈解释
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起源于政府层面，却是在市场中酝酿。在资本市场中，发行债务的主权国与购买主权债务的投资人之间存在这一种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即“贝叶斯博弈”。欧元区各国的财政状况、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只有其自身准确的知道。市场上的投资人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个人都无法准确的获知。投资人只能根据他所获得的有限信息来推测主权国守信的概率。在这一过程中，国际评级机构扮演者尤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对主权国的信用评级，会直接左右投资人对主权国守信概率的预期。
上文已经说明，陷入“囚徒困境”的欧元区各国都有增加自身公共债务的动机。因而，不论主权国财政状况如何，都会发行债券，获取贷款。因此可以将此博弈简化为一个两阶段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其中，主权国的策略为“守信”，即到期还本付息;或“不守信”，即到期不能还本付息，而进行债券减值。相应的投资人的策略为“购买”和“抛售”债券。主权国知道自身真实的违约概率。而投资人只能知道根据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估计对方的违约率。这两者是不对称的。
主权国选择“守信”，可以得到利息较低且稳定的国际贷款，并且可以使评级机构保持或提高其信用评级。而如果主权国选择“不守信”，将会促使评级机构降低其信用等级，且获得国际贷款的成本上升，乃至于引发连锁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正是2009年12月三大评级机构下调希腊主权债务评级开始的。对于如同希腊一样经济长期增长缓慢、财政状况堪忧的国家，其主权债务真实的违约概率应该较高。但是，希腊国内官僚系统隐瞒财政赤字。并在欧元区共同的信用担保的庇护下，希腊主权债务的风险远低于其真实水平。当这些信息暴露之后，投资人修正了他们对希腊主权债务违约概率的判断，因而选择“抛售”债券。这就导致了希腊财政困难加剧，其真实的违约概率上升。此时，评级机构将再次下调其债务信用等级。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投资人进行恐慌性的“抛售”，而主权国则被迫选择“不守信”。
相对而言，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有较强的能力应对这种危机。因为即使他们的信用评级被降低，仍然有能力选择“守信”，让市场对其重拾信心。但是在货币政策无法灵活配合的情况下，他们仍要承受短期内财政紧缩带来的经济紧缩。对欧元区财政状况较好的德法等国，威胁更大的是由希腊危机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欧盟内部长期的经济一体化，各国金融联系紧密，有复杂的三角债关系。所以希腊的债务危机可能导致整个资金链条的断链。
三、危机拯救的博弈解释
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如果财政情况好的国家能够迅速的给予财政情况差的国家以资金支持，使财政情况差的国家有能力继续选择“守信”，那么危机将被迅速控制。但现实中，由于法德的反对，欧盟对于希腊的救援却一再拖延，造成了危机的扩大。当前救助希腊的成本已经远超危机爆发之初。这是因为当危机爆发时，欧元区内部的财政状况好的国家与财政状况差的国家即陷入了一个懦夫博弈之中。
在这个博弈中法德的策略为“援救”和“拖延”。而希腊的策略则为“求援”和“自救”。“救援”是指法德等国同意欧盟对希腊的大规模的无偿资金支持，并建立一个长效的危机预防和救助的系统。这一策略可以维持欧元区的长期稳定，但在短期内其成本是高昂的。除了需要承担的大笔资金外，德法政府还要面临国内的政治压力。主权债务危机也引发了欧盟内各民族国家之间的认同危机，德国选民并不愿意承担希腊危机的高额救助成本。“拖延”是指法德给予希腊少量的资金援助，而不从制度层面建立完善的救助机制。这会使危机进一步扩大，提高最终的救援成本。但是这一策略可以等待市场的自我调节，寻找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更为有利的救援时机，还能迫使希腊选择“自救”。“自救”策略是指希腊对自身的体制进行改革，通过整肃税收、提高公共部门效率、降低福利等手段，实现开源节流，扭转自身的财政状况。这一策略在长期中可以根本性的解救希腊的财政困难，但短期内由国内于政治压力将难以实施。而“求援”策略是喊出上述改革的口号而不真实事实，只是以此为条件向欧盟求援，以图暂时缓解危机。
这一博弈可能的均衡有两个。短期中希腊选择“求援”，而法德选择“拖延”。这一策略组合的结果是危机进一步扩大，带来长期的经济衰退。但问题长期化后，合理的均衡结果是希腊选择“自救”，法德选择“救援”。这可能会促使未来欧盟建立统一的财政政策，从而增进欧洲的一体化。
参考文献
[1]吴志成、薛晓源.欧洲研究前沿报告[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2]周弘、沈雁南.欧洲发展报告 (2010～2011)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3]陈静、张忠永.对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前景的博弈分析[J].银行家, 2011 (10) .
[4]洪倩霖.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的博弈分析[J].时代金融, 2011 (5) .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篇9
欧洲债务问题出现的原因十分复杂, 最直观的动因在于机会主义行为冲动造成的过度负债。以希腊为例, 在2003-2007年国际金融市场比较稳定, 融资环境较为宽松的情况下, 希腊政府没有主动控制债务规模, 而是不断举债, 过度借贷的苦果伴随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而显现, 前期债务大量到期, 流动性风险陡增。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和演进不仅给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也提醒各主权国家应该对政府债务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警惕。对于中国而言, 虽然我们远离欧洲主权债务市场, 短期内也不会发生主权债务危机, 但是庞大的隐形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容忽视。尤其是金融危机后, 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速度, 各级地方政府都启动了庞大的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据统计, 2008年底, 中央政府宣布4万亿元刺激经济计划之后, 地方政府随之提出的投资计划总额超过了24万亿元。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贾康研究认为, 截至2009年4月, 地方债务总余额在4万亿元以上[3];中金公司研究报告称, 至2009年末,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约为7.2万亿元, 其中2009年净新增约3万亿元。预计2010年和2011年后续贷款约为2万亿~3万亿元, 到2011年末将达到10万亿元;世界银行的分析报告认为, 至2009年底, 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估计有9万亿元左右;Victor Shih研究认为, 截至2009年底,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为11.4万亿元, 并且这个估计值与实际债务规模相比仍然可能低估了20%~30%。2010-2011年, 地方债务可能进一步升高至24.2万亿元。尽管各方的测算结果有所差异, 但是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却是不争事实。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 它的不断聚积不但会导致私人风险的形成, 而且在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下也会导致中央政府的财政风险。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际上已经超过金融风险, 成为威胁国家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首要因素。
决定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大小的因素无外乎3点:原始负债规模、已有债务违约水平、逾期债务清偿能力, 因此可以从上述三方面入手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控制。
一、严控地方政府原始举债规模
原始举债是一切债务问题形成的根源。很多地区不顾自身经济与财力条件举债投资于生产建设项目, 不但投资的直接经济回报率很低, 而且导致信贷资源过度向政府集中, 政府资源配置的比重过大, 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即所谓的“国进民退”, 进而引发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因此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的首要环节就是控制原始举债的规模。
目前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是通过数量众多的融资平台形成的, 通过融资平台举措的债务规模平均占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至少70%, 所以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有效清理是控制原始举债规模的核心。
清理地方融资平台首先要对融资平台进行分类, 把经营性平台和基础设施建设平台进行区分, 一些确要承担基础设施投资的平台有必要继续存在;对于经营性的业务必须进行剥离, 转变为经营性企业;对于那些没有实际业务的融资平台要坚决清理。其次, 保留下来的融资平台要提高其市场化程度, 利用市场机制提高融资平台的管理效率, 地方政府不能为之提供担保。同时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 一方面充实平台的资本实力, 另一方面引入新的管理理念和人才。第三, 必须强化融资平台的风险内控机制。比照一般企业标准, 现存很多融资平台的经营处于亏损状态, 完全依赖政府的资金注入实现净现金流入, 财务危机十分明显, 直接威胁政府的运转安全和偿债能力。因此, 必须建立融资平台的风险内容机制, 比如建立筹资、投资等财务活动的科学决策程序, 建立企业财务风险跟踪监督机制和预警体系等, 以此保证平台自身运转健康, 起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缓冲带的作用。
二、降低地方债务违约率
真正的债务风险来源于债务违约, 债务违约是债务风险累积、传导、转嫁的起点[4]。单纯考虑举债规模而不分析偿债能力是以往债务分析的薄弱环节, 如果各级地方政府有能力自行消化各种原始举债, 那么债务风险就不会累积和扩散。所以在调节原始举债规模的基础上, 有效规避各种途径的新增债务违约、强化地方政府对本级负债的当前偿债责任, 也就成为控制风险的核心步骤。
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首先要消除地方政府的“依赖”心理, 必须明确上级财政部门对下级部门的有限救助责任, 使基层政府形成一种良性预期, 在最初的举债环节便开始考虑债务能否及时清偿, 尽自身最大努力预防违约。其次, 提高地方政府所筹资金的使用效率。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诸多表现形式中, 地方政府债务的效率风险是其中重要一项, 该风险主要指由于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 可能使偿债资金不能从债务资金的投资项目中有效获得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的效率风险越高, 违约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益普遍不佳, 由于“产权模糊”和“预算软约束”等制度缺陷的存在, 地方政府一旦发现来钱快、易进入的项目, 全国各地便纷纷上马, 以至于很多政府投资的生产建设项目产业结构趋同、产能效率低下、重复建设严重。鉴于此, 中央政府必须加强对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监管, 包括强化预算执行管理, 重点加强财政收入管理, 建立预算支出执行责任制度, 提高预算支出执行的均衡性并推行预算支出绩效评价, 选择恰当的绩效评价方法, 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价信息管理系统。此外, 还要引入“外部控制”, 自觉接受人大、审计监督, 增强预算透明度, 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三、加强逾期债务清偿能力
在控制原始负债规模、降低债务违约水平的基础上, 对于已经积累下来的逾期债务也要进行逐步、科学的清偿, 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清偿逾期债务不能仅靠中央财政的救助, 关键是要加强地方政府自身的清偿能力。从财政收入渠道看, 地方政府除用税收手段筹资外, 另外可行的方式就是向公众发放债券。在目前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取向下, 税收增加的可能性显然不大, 因此现实的选择是考虑逐步放开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限制, 这不但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对逾期债务进行清偿, 而且可以将原有的“隐性债务”显性化, 摆脱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当然, 地方债并非“免费的午餐”, 控制不好就会造成地方政府新的债务负担, 所以在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同时还必须辅之以相应的制衡措施。首先要完善法律监督机制, 修改《预算法》和《担保法》, 授予地方政府发债权;颁布《地方债券法》, 对地方举债的主体资格、基本门槛标准、报批程序、资金用途、发行规模等做出详细的法律规定;考虑出台《地方政府破产法》, 从法律上明确地方政府拖欠债务时所应采取的措施、手段和步骤, 隔断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风险联系[5]。其次要引入市场监管机制, 对地方政权实行严格的资信评级, 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 并适时引入私人债券保险制度, 由地方政府为其按时还本付息向私人保险公司申请保险, 降低地方政府债券投资人的风险。
摘要：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和演进不仅给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也提醒各主权国家应该对政府债务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警惕。中国中央政府债务虽然远在警戒线之下, 但是庞大的隐形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容忽视, 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际上已经超过金融风险, 成为威胁国家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首要因素。因此有必要从严控地方政府原始举债规模、降低地方债务违约率、加强逾期债务清偿能力三方面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有效防控。
关键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
参考文献
[1]丁纯.从希腊债务危机看后危机时代欧盟的经济社会状况[J].求是, 2010 (7) .
[2]何帆.谁会引爆下一个主权债务危机[J].中国证券报, 2010-05-12.
[3]贾康.聚焦地方债务[J].半月谈, 2009 (7) .
[4]郭玉清.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目标设计与制度选择[J].天津社会科学, 2009 (6) .
主权危机 篇10
未来,国际金融危机次生灾害的重点恐怕就是债务危机。
迪拜债务危机爆发,不仅预示着海湾奇迹的破灭,也昭示金融危机幽灵犹存,“金融大地震”遗留的次生灾害不容忽视。这对世界尤其是对中国具有特别的警示意义,当中最大意义莫过于“主权风险”。
易被忽视的“主权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在某种程度上误导大众视线,人们日益关注急增的市场风险,想方设法发现、规避市场风险,而往往忽视“主权风险”。主权风险一般是指一国政府不能或不愿及时履行其对外债务偿付义务的风险。主权风险成因复杂,或因一国内发生重大政治、社会、宗教、民族矛盾等而产生,或因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外汇短缺、国际经济与金融危机冲击、地缘冲突、国际正常关系逆转而产生,还有因相关国家有意、故意不切实履行债务责任而产生。
世人总是倾向认为,政府会出手救助“太大而不能倒”的机构,但是还应当考虑到,政府出于某种原因而不愿出手或者爱莫能助时,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击倒的不只是迪拜酋长国,此前的冰岛——一个经济规模200亿美元不到的小国竟然欠下1300多亿美元的债务。而依照欧盟年度负债不超过GDP的3%、总债务不超过GDP的60%的警戒线,发达国家普遍亮起黄灯乃至红灯,中东欧国家与一些新兴市场债务风险正越来越高,因此未来国际金融危机次生灾害的重点恐怕就是债务危机。
在世界经济与金融历史上,主权风险不断,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政局变换之后更加明显。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就是典型的主权风险。诸多拉美国家,由于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不断推进经济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与国际化。新经济政策实行之初,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繁荣,但是不久就证明这种繁荣是透支的繁荣、借来的繁荣而昙花一现,国家债务越积越高,占GDP的比重普遍超过30%,还本付息超过经常账户的盈余。由此,1982年墨西哥率先宣布无法按期偿还外债,步入债务危机,墨西哥危机很快衍生成“多米诺效应”,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等拉美以及非洲共42 个债务国要求推迟还债,由此将西方国家银行拖入金融泥沼,国际债务危机由此爆发。西方银行债权后来由于“贝克计划”(1985年)和“布雷迪计划”(1989年)基本得到了保障,但是拉美国家则由此陷入十多年的经济衰退,是谓“失去的十年”。
20世纪90年代最严重的国际债务危机要数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甚至连进入OECD这个富人俱乐部的韩国,都出现国家倒账现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如同消防队员,四处灭火,但仍然救不胜救,很多国家只有靠自救或请求区域救助。债务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一些国家激发了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多国出现政局更迭,印度尼西亚更加悲惨,还出现国家危机,东帝汶独立,亚齐等省至今还为独立而纷争不息。显然,主权风险不比市场风险低、震度弱、冲击小,有时甚至更高、更大、更强。当然,东亚金融危机还突出另类主权风险,即金融危机的重要肇始是美国对冲基金的袭击,这是由美国诞生、成长而且得到当局支持的极具有攻击性与危险性的金融机构,危机发生后,美国等发达国家袖手旁观东亚新兴市场在泥沼中挣扎,而看美国眼色行事的IMF开出极其苛刻的救援条件,令一些主权国家“备感屈辱”。
主权风险不仅来自一国政府不能偿还债务,还有不愿偿还债务。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废除一切外债,令西欧债权国损失惨重。据学者研究,当初西方国家联合发动对苏维埃的围剿,就有要求恢复债权的借口。二战后,一些国家(如1961年的古巴及1964年的朝鲜)效仿苏联废除外债的举措,国际关系一时间波诡云谲,甚至在一些地区剑拔弩张。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俄罗斯政府拒绝偿还短期公债。2001年,阿根廷政府宣布1300亿美元的政府公债停止偿还,此后又于2002年宣布300亿美元的企业外国债券停止偿还。2009年初,厄瓜多尔总统签署决议一概不承认过去所欠下的不平等外债。
“主权风险”美国最重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迎来了国际金融改朝换代的良好机遇。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由此奠定了美元独霸地位。美元地位等同黄金,俗称美金。而以法国为首的对美元“过度特权”不满的国家,持续将手中积攒的美元兑换成黄金,如此,美国国库中的黄金越来越少。1971年,美国再也无法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由此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史称“尼克松冲击”,名为美元危机,实质就是美国债务危机,美元发行量(实质是美国的债务)远远超过黄金库存量(实质为美国的资产),美元与黄金脱钩显然是美国不履行偿债义务,是主权风险的重要体现。
“尼克松冲击”后,美元摆脱了黄金束缚,成为纯信用货币,美元币值与购买力的稳定完全凭靠美国国家信用担保。美国依赖美元霸权以及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国际分工格局,即美国生产美元(一开始是纸张与油墨综合体,如今更多的是电子符号)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类金融服务,其他发达国家生产工业品,发展中国家生产资源与原材料。美国强调自由贸易,就是用美元自由交换其他国家的资源与产品;美国强调资本自由流动,就是将其他国家得到的美元回流到美国,供美国消费信贷与海外投资使用。如此,便以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但是,美国生产的美元越来越多,能够稳定美元购买力的美国产品、财富远不及美元增长速度,这会引发美元信用危机,实质也是美国的债务危机。
为维持美元信用,缓解债务压力,美国向世界提供更多的金融衍生品,将其包装成创新优质产品。这些金融衍生品多半是将不良资产搀杂于良性资产之中,通过极其复杂的数学模型精细包装,国际投资者难辨真伪良莠,而只是看中“美国制造”的光环,纷纷购买累计过万亿,最终次贷危机爆发,真相大白天下。美国当局金融监管缺失,听任乃至支持美国金融机构向世界转嫁风险,当属一类主权风险。
美国人长期寅吃卯粮,积累起巨额债务,而且还不断增加。在美国那里,从来没有对外债务清偿一说,只是不断地发新债还旧债。当债务积累难以承受之时,就来一次美元大贬值,使债务缩水。因此,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就陷入周期性贬值。由于其他主要信用货币也在贬值,所以美国编制的“美元指数”所显示的美元币值波动幅度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但是,通过“天然货币”黄金这个“照妖镜”,美元的本质就基本原形毕露。尽管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为维持美元地位,对黄金的打压可谓不遗余力,但是真金不怕火炼。1盎司黄金在1871年兑20美元左右,1971年兑35美元,2009年12月3日则为1225美元。从1971年到2009年,美元对黄金贬值高达到97%,足见美元贬值幅度之大,美国当局实际赖帐之多。世纪金融大危机,美国当局一肩抗起金融机构大量坏账,拿什么去填补窟窿?最便捷的选择就是印刷钞票,美元贬值与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在美元贬值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情形下,美国便想方设法逼迫债权方货币升值,变相缩减自己的债务。20世纪80年代初,美日之间债权债务关系逆转,日本持有巨额美国债券,成为美国最大债主。美国千方百计将“广场协议”强加给日本,由此令日元大幅度升值,从240日元兑1美元一直攀升到80日元兑1美元,日本从美国赢得的贸易顺差,通过日元升值基本还给了美国。加入WTO后,中国从美国取得越来越大的顺差,并很快成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于是美国如法炮制,通过各种途径力压人民币升值。2005～2007年人民币一口气升值了约20%,中国数以千亿计的美元资产实际被蒸发,当然美国也就相应减少了对中国的债务。
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的霸权国家,没有对手,没有制衡,近乎为所欲为。除了美元贬值或令债权国货币升值以达到赖账之目的外,美国可以通过各种办法,给债权人制造“主权风险”。如,对被认定的“敌对国家”可以实施包括资产或外汇冻结乃至没收等经济制裁,9.11后,美国通过的《爱国者法案》便将这一经济制裁推向新的极致。通过外交(如1954年对英国施压逼迫英军撤离苏伊士运河)、经济(如1997～1998年利用或放任对冲基金对东南亚国家发动袭击)乃至军事(如1998年轰炸南联盟、2003年出兵伊拉克)等手段制造国际金融动荡,为美国营造国际资本的“安全岛”与“避风港”形象,借以给相关资产当事人施加“主权风险”。
中国面临的“主权风险”
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及海外投资日益增多,当中有不少“走出去”存在盲动,如此便面临各种新风险。在发达国家,或并购被拒,或抄底被套,或投机被斩;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货款被占压,或产权被剥夺,或工人被绑架,或商人被驱逐。在诸多的商业性风险中夹杂着不可忽视的主权风险。受西方宣传的误导,一般认为主权风险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但在经济全球化之下,越来越多的主权风险来自发达国家。
受到西方评级机构的鼓惑,我们一直以为拥有AAA评级国家的证券资产是最安全的投资,尤其是美国国债定义为“无风险回报”。然而,当今国际主权风险正迅速向发达国家集中,截至2008年底,按照狭义外债计算的世界外债总量为59.5万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占94%,发展中国家占6%。外债总量排名前15位全部为发达国家,净外债排名前15位国家中有10个是发达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政府大手笔举债,全球十大富国公债占GDP比例将从2007年的78%上升至2014年的114%。2009年,爱尔兰成为第一个失去AAA等级的国家,岁末希腊主权评级被调降(由A-下调至BBB+),英国、西班牙等国也被评级机构警告,而有“债券天王”之称的葛洛斯(Bill Gross)公开指出美国的主权评级在未来四年内必然会遭调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国债违约担保成本在不断上升,发达国家正面临大范围信等降级,“后金融海啸时代”最有可能引发新一轮金融大震荡当有债务危机。
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主权风险,不仅是有关发达国家的债务偿还能力不断降低,更重要的是偿还意愿出了问题,亦即国家道德风险。世纪金融大危机不仅是一场滥觞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更是美国的道德危机;缺德的不仅是美国的金融家与金融机构,还有美国政府。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不断将风险转移给世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又竭力将危机转嫁给世界。此次危机有明显间歇性特征,就在新一波风暴潮来临之际,美国财政部曾经十分迅速地通过了中国XX证券对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的投资,着实令市场与中方感到意外,因为这与美国一贯的市场保护作风差异太大。然而,就在XX证券于国内一个接一个机构跑批文的时候,贝尔斯登终于撑不住而宣布破产。业内人士笑言,恰恰是中国的官僚主义“保护”XX证券免入陷阱。
不难判断,美国是当今世界主权风险最严重的国家,而中国对外投资最多的恰恰是美国。在中国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高达2/3,其中美国国债就超过8000亿美元。在截至9月30日的2009财年,美国赤字总额高达1.42万亿美元,比此前创出新高的2008财年高出958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9.9%,是战后的最高水平。美国政府预计2010财年赤字将达1.5万亿美元,连续三年刷新历史记录。财政严重失衡的结果是,比例越来越高(此前约有40%)的新发行国债由美联储购买,美其名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际就是国债货币化,就是启动印钞机印钞还钱。在1989年“国债钟”悬挂时,美国国债为2.7万亿美元。2008年10月,原先为“国债钟”设计的13位数字已不敷使用,增至15位即百万亿计,显然,美国为自己的国债预留的广阔空间,几乎是上不封顶了。
目前,美国国债总量是12.1万亿美元,并且还在以平均每天约35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占GDP的85.6%,远远超过60%的警戒线。自2008年下半年,中国就已成为美国债券市场的最大海外投资者,成为吸收美国国债的“无限海绵”,但是吸收多少中国自己从来不对外发布,相关数字都是由美国公布的。随着美国政府预算赤字的大幅增长,金融危机下的商业风险快速向其主权风险集中,这对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市值稳定和变现能力都将构成巨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