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形态（精选十篇）
话语形态 篇1
新闻语篇在语言使用、制作和传播过程中均具有特殊性。新闻的特点决定了新闻话语并不是一种自然透明的媒介, 而是在语言的外壳下起操纵作用的社会化意识形态的反映。20世纪70年代以来,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体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糟糕的新闻》、《更糟糕的新闻》和《实在糟糕的新闻》对新闻语言的中立性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语言与控制》和《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两部批评语言学的奠基之作, 首次将社会理论与语篇分析结合在一起, 揭示意识形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 以《语言与权力》、《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和《作为话语的新闻》为代表的批评话语分析系列著作侧重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宏观阐释, 以其独特的语言社会观对意识形态在话语层面上进行分析。格拉斯哥大学媒体研究小组、批评语言学和批判性语篇分析的研究成果充分证明意识形态潜在于新闻话语中, 对新闻的生产与消费均具有制约作用。20世纪初西方哲学中的“语言论转向”在语言研究中的反映就是语言学家越来越关注语言与存在、语言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对语言与社会辩证关系最直接的关注体现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
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 又称批评性语篇分析, “是西方学术界在对话语的研究经历了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话语观后从批评的视角对话语进行研究的一种分析方法”。它在继承和发展批评语言学的“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理论思想的同时, 克服了批评语言学中存在的不足。批评话语分析的开拓者Fairclough指出, 批评语言学家在意识形态分析过程中过分强调语言结构的作用, 却忽视了语言结构的生成和阐释过程的重要性。针对这种情况, Fairclough结合话语分析理论、结构主义学说和社会学观点, 提出和形成了在话语的层面上研究语言、权力及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分析方法。它坚持揭示意识形态的最佳途径是研究语言结构并分析隐含意识形态意义的语言特征观点, 把话语视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界面进行社会批评研究。批评话语分析面向所有非文学话语, 重点探讨新闻话语。大量的研究证明, 运用其理论可以有效地解读新闻语篇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
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自问世以来, 在国外受到高度重视并一直稳健地向前发展, 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流派, 其中Norman Fairclough的社会—文化变革法最具代表性, 影响最大, 广受重视。社会—文化变革法把语言视为社会的一部分, 以文化为切入点, 以语言功能为基础, 提出了全新的话语概念, 构建了作为社会实践话语的话语社会理论, 首次使用了批评分析方法这个术语。Fairclough的话语三维模式, 作为其话语社会理论的经典, 为研究者展示了由语篇、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维度构成的全新话语概念, 形成了包括描写、阐释与解释三个基本步骤新闻语篇分析方法, 在媒体和话语分析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社会—文化变革法
Fairclough从批评语言学中汲取合理成分, 在结构主义、社会学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基础上, 以系统功能语法为主要语言分析工具, 形成了侧重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宏观阐释的话语分析方法。在Fairclough看来, 语言渗透于权力并服务于权力斗争, 在社会化过程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于Fairclough而言, 语言的使用即话语。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 是由语篇、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维度构成的统一体。为了阐明他的观点, Fairclough创建了作为语篇、互动和语境的话语三维模式。首先, 语言是社会的一部分。其次, 话语是一种社会过程。再次, 话语的社会过程受社会其他 (非语言) 要素的制约。为了充分体现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深刻含义, 完善其话语社会理论, Fairclough将其话语三维的互动和语境分别修改为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话语实践包括生产、传播和消费三个过程, 形成了著名的话语三维概念模式 (如图一) 。
图一话语三个维度的层层包含关系体现了语言与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一点正是批评语言学家与社会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和社会关系上的不同所在。社会语言学家和批评语言学家都认为, 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但社会语言学家研究社会语境下的语言, 认为“语言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是偶然的、任意的”。批评语言学家则把语言看做是社会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认为“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外在的, 而是内在的辩证关系”。在三维模式的基础上, 费尔克劳又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三个步骤:描写、阐释和解释。如图二所示:
描写涉及语篇的形式特征, 解释涉及语篇与互动的关系, 阐释涉及互动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Fairclough从词汇、语法和语篇结构三个方面通过回答十个问题对语篇描写进行了具体的说明。后来, 他又列举词汇、语法、衔接和语篇结构四个标题对语篇进行分析。词汇主要针对单词。语法针对由单词构成的小句和句子。衔接涉及小句和句子是如何连接在一起。语篇结构涉及语篇更高层面的组织特征。阐释层面的目标是阐明语篇体现了什么样的传统, 这些传统是怎样形成的和如何被使用的。解释层面的目标之一是参照社会大背景说明语篇传统的互动作用。另一方面, 解释还包括话语对社会活动作用的评价和话语对社会构建作用的评价。对于Fairclough的三维话语分析观, Richardson比较全面客观地进行了总结, 认为“话语社会理论是一种具有阐释性和建设性的话语分析方法, 对新闻话语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指导作用”。笔者也坚信它是一种有效的话语分析方法, 为新闻意识形态研究者提供了分析过程并应用于各种语篇。
结语
新闻的撰写和阅读既是社会活动, 又是心智活动。新闻话语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 都要经历新闻内容的选择、新闻语篇的生产和新闻信息的传播与消费的动态过程。我们每天在报纸上所读到的、从广播中听到的或从电视上看到的新闻只是新闻话语的一部分, 即语篇。新闻语篇作为信息的载体只是话语的形式, 语篇的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 而内容则是由社会的主体——人来选择的。新闻生产者对语篇形式的选择总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 即意识形态决定语言表现形式的选择。意识形态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精神具有不可忽视的支配作用, 新闻语篇中的意识形态更是如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今社会, 新闻中意识形态对大众意识的控制作用变得越来越隐蔽。在现实生活中, 新闻话语中的意识形态被看做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常识, 通常被话语实施者和接受者所忽视。这种自然化的过程就是意识形态灌输的结果, 而语言形式的选择是意识形态非强迫性策略的外衣。从语言学的视角在话语的层面上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在我国还是比较新的领域, 因此, 对批评话语分析方法的全面了解有利于新闻语篇的意识形态的解读与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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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泽霞、杨忠:《英语新闻话语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8 (3) 。
[9].王泽霞、杨忠:《费尔克劳话语三维模式解读与思考》, 《外语研究》, 2008 (3) 。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工具的话语权 篇2
话语权是指一种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中国古代并有“一诺千金”，“一言九鼎”、“君无戏言”之类的古语。传统中，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其表现在，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理论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后现代的视角。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1]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突破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2]
意识形态是由一个人、一个集团或一种文化支持的一系列相互连接在一起的设想和期望——一系列关于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想法，一种价值体系。它与某种哲学思想不同，一种意识形态很自然成为一个行动的方案。就大众传播的意义上说，它对一种文化的灌输十分彻底，以至于其成员根本意识不到还可以分享其它一些人的设想。一种意识形态能被想当然地认为，那就是世界运行或是世界应当如此运行的自然法则。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观念的上层建筑，是从系列即定的物质利益中派生出来的一系列的思想，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表现为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3]并且，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有是对现在物质生产关系的反映，属于意识范畴之内，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将统治阶级内部的关于世界的看法和基本观点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上，将其制度化，固定化。并让被统治阶级成员接受下来，作为一种基本的世界观。而在社会生活中的信息传播过程中，此类意识形态就会有意无意的传播出去，意识形态的内容也会有形无形的隐含在信息内容之中，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传播中最基本的潜在力量无时无刻的存在着，而且在不断的改变受众的观点。现代批评家伯顿（1990）认为：意识形态附加着对世界和人、集团之间权力关系的独特看法的一系列信仰。每个人都有某类意识形态或世界观，对他们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什么是对与错、世界是怎样一回事以及他如何才能被改造成更好的地方的观念，这些世界观受到生活中的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大多被认为是平常的东西，其中也蕴含了意识形态的内容.例如：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中，人们普遍认为，自杀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自杀者死后会进地狱。在这种普遍观点的认识中，如果有人提出说自杀是一种善行，大多数人就会对这种观点持以抵触的态度，所以在基督社会中，这种观点只能是处于弱势地位。除非当这种观点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强势话语权。媒介话语权与媒介价值
媒介的话语权是指媒介在对受众人产生传播效果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一般来说，在信息传播活动中，话语权的产生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话语权，比如，随着信息传播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媒介帝国主义开始产生，媒介帝国主义指的是一个国家通过信息传播的不平等而向另一个或几个国家传播本国的意识形态。媒介帝国主义的产生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到了冷战期间，东西方之间也分别用无线电波传播自己的思想意识，以此互相抗衡。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美国之音（VOA）用66个超大功率的发射台对全球广播。而且，由于卫星技术的发展，西方的意识形态还在第三世界得到强化，导致本地文化的丧失，而发达国家的电视媒介有迎合消费主义的大都市里的中产阶级要求，媒介所倡导的品位、志趣、时尚、生活方式都有全部西方化。据统计，世界上大多数报刊发表的国际新闻，有90%来自西方“四大通讯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合众国际社的新闻报道71%关于美国，9.6%关于欧洲，关于非洲的报道不到1.8%[4].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曾经讽刺的谈到：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应该被允许参加美国的总统选举。因为他们与北美公民一样受到同样多的有关候选人信息的媒体轰炸；另一种是媒介之间的话语权控制，传统四大媒体：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中电视曾独占鳌头。1924年，英国科学家贝尔德发明了第一台电视机。不到80年的时间，从黑白电视机到彩色电视机，从有线电视到卫星传输，电视如今日渐成为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在中国，至2003年止，全国共有49套卫星电视节目（中央台13套，教育2套，省级34套）有广播电台1272家，电视台3540家，电视的人口综合覆盖率93.65%，覆盖人口10亿[5]。在传统的四大媒体中，电视媒体从其面向社会，面向家庭，传播速度快以及不受年龄文化限制而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随着媒体发展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到来，网络传播变得越来越具有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电视媒体的影响将变得有限。
艾青诗论话语形态的现代品格 篇3
关键词：艾青 诗论 话语形态 现代品格
艾青诗论的话语形态特指关于艾青所特有的《诗论》话语方式和话语行为的显现。艾青用诗人的笔触写下了充满诗性色彩的《诗论》。与传统的诗论诗话相比，艾青的诗论是不同的，有特色的，即具有现代品格。突出的表现在语言文字的运用和理论境界的追求等方面。因此，艾青诗论的话语形态与传统的诗论诗话有明显的区别。
语言文字的运用往往又和理论境界的追求是交织在一起的，注重语言文字的运用其实就是追求一种较高的理论境界，同样，追求理论境界也必然要求注重语言文字的运用，否则就达不到那种较高的理论境界。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诗改一个字，境界便若人间天上之分，不是身在其中的人只怕难以体会个中甘苦。齐己的《早梅》诗：‘前村深雪里，昨夜几枝开’。郑谷说：把‘几’字改为‘一’字，才是早梅。齐己对着郑便下拜。某人做《御沟》诗：此波涵地泽，无处濯尘缨。拿给皎然看，皎然说：‘波’字用得不好。某人愤怒的离去。皎然暗中写一‘中’字在手心，专门等待他回来。过了一会儿，这个人狂奔而来，说，我已经把‘波’字改为‘中’字了。皎然把手伸出来给他看，两人相视大笑。”[1]《随园诗话》在古代诗话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著作。在随园，袁枚把自己平时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表现出诗话很大的随意性的那种特点。这一点，和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非常相似。可以说，中国传统诗论是在锤炼语言文字的基础上，注重的是对诗学理论的含蓄的理论境界的追求。而与此相比，艾青的《诗论》的话语形态便有所区别了。
艾青《诗论》是艾青在进行诗歌创作过程当中形成的对诗的一些理解，也有在日常生活中对诗与生活，诗与时代等所作出的深刻思考。比起以前诗话那种随意记录其言行来说，艾青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作了更充分的准备。而且艾青的《诗论》关于那种评论性的话语已经很少了。他更多的是注意对诗歌的看法，更多的关注诗歌理论，甚至是自己写作经验的总结和陈述。如：“诗是由诗人对外界所引起的感觉，注入了思想感情，而凝结为形象，终于被表现出来的一种“完成”的艺术。以及“诗是诗人的世界观的最具体的表现;是诗人的创作方法的实践;是诗人全般的知识的综合。”[2]前者对诗作出了一个界定，这个在古代的诗话当中是几乎见不到的。后者论述了诗和诗人的关系。当然，后面艾青还论述了诗的精神、诗歌美学、诗的语言、形象等。相比古代的那种评说性的诗话来说，艾青的《诗论》才称得上是真正感悟性的诗话。
当然，艾青的《诗论》所包含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除了谈诗，艾青也谈到了该怎样写诗：“我所要求的再简单不过了：好的原稿纸;揉皱过的原稿纸对于我是最不利的。我爱在白的感觉上，编织由于富有形象的句子组成的诗的花圈。一只普通的钢笔（我从来没有用过派克钢笔），但我最讨厌钢笔漏水，钢笔一漏水了，诗的情绪就像墨水一样凝聚在纸面上了。墨笔也是我喜欢用的，但用墨笔的时候，情绪的抒发没有用钢笔的时候舒爽。我常在清晨写诗，常在黎明的时候写诗。”[3]这样，艾青将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写作联系起来，表达了自己的一种写作习惯。是对个人写作经验的总结，尽管他是艾青个人的，但对人们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艾青正是凭着自己对生活。对写作的感悟而凝结起来的语言文字，成就了诗论。除此之外，因为艾青所处的时代不一样，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逐渐替代了文言文的应用。由于艾青的诗论是由白话文写成的，所以，和古代文言诗话有显著的区别。白话文比起文言文来说，更加注重语言的逻辑思维，通过大量连接词的运用，白话文的逻辑性比原来没有或很少连接词的文言文的逻辑性加强了许多。较之以前的文言文，白话文具有通俗易懂的特点，但也正是因为通俗易懂，才失去了往日语言文字中那种言意隽永的特点，包容性也要更弱一些。但所要表达的内容相对来说要更清楚明了，逻辑层次更分明。体系性更强一些，比如艾青的诗论里面涉及到诗论、诗人论、诗的散文美、诗与宣传、诗与时代等内容，具有相对完善的诗学体系。因此，现代诗论特别是艾青的感悟式的诗论，相比古代的诗话有更强的逻辑性。具有明显的现代品格。
注 释
[1]袁枚.随园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22.
[2]艾青.诗论修订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4.
[3]艾青.诗论修订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07.
话语形态 篇4
“话语权”的讨论具有多个理论源头, 包括:20世纪20年代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从话语批评性分析的角度, 揭示了在思想、文化和道德方面国家如何对社会实施“合意”的生产。70年代符号学大师鲍德里亚以“仿像”为逻辑起点, 提出在数字技术时代, 由符合自我指涉所构建的“超真实”逐渐取代了真实。在他看来, “这不再是一个模仿问题, 也不是一个重复问题, 甚至不是一个戏仿问题。确切地说, 这是一个用现实的符号来取代现实本身的问题”[1]。显然, 话语作为符号的一部分, 也被纳入“超真实”的构建当中。90年代, 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出版了《交往行为理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等系列著作, 希冀通过话语的理性交往重构被权力和商业所侵蚀的公共领域, 以促进现代民主的形成。显然, 这些前人的理论成果对福柯提出“话语权”的概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福柯之后,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借用“话语权”的观点延伸出“象征性权力”的概念, 在其著作《实践与反思》中提出, 象征性权力“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2], 或者说是“借助象征性内容的生产和传送, 干预事件进程、影响他人行为甚至制造事件的能力”[3]。其关键在于, 通过包括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符号, 即话语来制造某种被广泛认同的“误识”, 这正是权力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以上关于“话语权”的研究, 为我们深入分析当代中国的话语权力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这些理论同时也存在着一个缺陷, 即它们都没有再深入解释话语权是如何变化和流动的。本研究试图以话语权为研究视角, 探讨媒介形态演进与话语权的关系变迁问题, 提出了权力集团对大众实施的“询唤”和规训超越了过去“人盯人”的监视形式, 进入了更为隐蔽和有效的“颠倒式敞视”阶段。这种基于话语权的控制方式在互联网时代受到来自技术赋权的挑战, 而这个过程也恰恰折射出了新媒体时代话语权力的一种转移和嬗变。
从监视到“颠倒式敞视”:从肉身、电视到互联网的转换
从发生学角度而言, 监视是一个政治的产物。戴维·莱昂将监视定义为一种“惯例性行为, 主要关注的是个人的生活细节, 这一活动由组织实施, 其目的是为了影响、管理或控制特定的人或人群”[4]。监视行为试图消除隐私, 其目标是为了形成规范性的遵从或者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影响个人。[5]由此, 我们可以认为, 监视的产生与发展一直伴随着控制与权力的巩固。
在监视技术诞生之前, “人盯人”是监视最常用的手段。从中国历史上的监视发展来看, 从周厉王时期便诞生了专门到民间监听市民言论的卫巫, 它的存在一度造成了“国人莫敢言, 道路以目”;明朝时期执掌“诏狱”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 弥补了原有权力结构体系中的缝隙;明清、民国时期盛行的“保甲制度”则负责“清查户口, 查验枪支, 实行连坐切结”等, 旨在将全国变成一个权力的大囚笼。中国政府成立以后, 始于1963年的“枫桥经验”在实行之初主要用于改造四类分子 (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 由于“效果良好”, 得到了领导集团的肯定与支持, 毛泽东以及时任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充分肯定了“枫桥经验”中“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矛盾不上交”的核心理念, [6]并指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枫桥经验’是以政治权威为后盾, 实现国家目的、传播社会主义价值的过程。”[7]作为前技术时代最有效的监视方式, 这显然意味着日常生活细节的规训体制的建立和控制方式的转型, 同时这也表明了人口和身体成为权力集团的管理和监视对象。[8]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 麦克卢汉对电视等媒介的乐观心态, 显然没有太多顾及媒介延伸所牵扯的权力与控制问题。媒介虽延伸了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人类的感知能力, 但对不同的个体或群体而言, 这种延伸比例显然并不等同。例如, 麦氏认为报纸是眼睛的延伸, 但对于不同地理区域和文化程度导致对于信息的关注度和吸收度不同, 所以这种延伸程度显然不在同一水平;而从报纸信息生产与接收主体的维度来看, 受众的眼睛延伸程度一定会受到生产者的限制, 生产者也完全可能控制这种延伸的方向。这种传播技术的影响具体到个体所产生的差异是麦克卢汉没有看到的。在传播技术相对发达的信息社会, 权力集团开始使用各种技术手段来替代传统过于耗费人力且过于明显的“人盯人”的监视模式, 比如遍布各大城市和场所的监控摄像头、庞大的个人信息数据库, 等等。对于新媒体研究而言, 笔者更希望将研究客体聚焦到新媒体技术条件下形成的更为隐蔽的、有效的监视方式———颠倒式敞视。
1975年,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出了权力运用的两种模式分析理论, 分别是纪律封锁与纪律机制。在这里, 纪律机制指的是“监视技术的多样化和交叉, 是控制的软性方法, 是功能性的”[9]。这种分析理论之后很快被引入电视研究领域, 用于分析电视媒体与权力运行之间的互动。“电视可以被看作一种组织空间和控制时间的制度模式, 持续监视个人和保证个人行为的正面性”[9], 这里的“监视”并不是通过纪律机制起作用, 而是通过生产幻象、诱惑和真理起作用。电视媒体的意识形态职能正是来自这种“颠倒式敞视”, 从而形成构建符合权力需求的社会化主体。与西方社会不同, 中国的电视媒体自诞生之日起就被确立为一种宣传工具, 承担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和个人社会化的功能。通过影像话语, 不同的社会主体在电视技术的视觉层面被重新定位和赋予意义。在这里, 权力与媒介结盟, 借助象征性内容的生产和传送运行电视媒介与生俱来的象征性权力以重构现实, 生产真实, 最终达到社会话语和行为的规训。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 基本上也是在任何社会中, 有许多种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机体中, 确定其性质, 并构成这一社会机体;如果没有某种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功能发挥, 那么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巩固并得以贯彻。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真理话语的体系借助并基于这种联系进行运作, 就不可能有权力的行使。我们受制于通过权力而进行的真理生产, 而只有通过对真理的生产, 我们才能行使权力。”[10]在大众传播时代, 电视媒体成为这种真理生产和再生产的最佳途径。通过话语, 每个受众都在不同程度受到质询, 而这正是信息传播技术履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理想和可行的方式。
如果说电视媒体明显带有意识形态色彩, 那么在互联网时代, 权力集团对社会大众的监控则采用更为隐蔽和完备的方式, 并借助移动传播设备, 将权力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颠倒式敞视”效果在互联网平台上发挥到了极致。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认为, 技术的特性可归结为“展现” (Entbergen) 和“限定” (Stellen) , 即技术在展现事物面貌的同时, 也将人受制于技术的视野, 抹杀事物的丰富本质, 迫使人们逐渐自觉或不自觉地按技术的需要行动。[11]这一过程在新媒体技术平台上被展现得淋漓尽致。随着互联网日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展现自我的主要场所, 人们逐渐通过日常接触互联网来持有和培养出政治语言及其象征意义。[12]这也正是互联网传播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所在。
任何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发展都无法摆脱社会生活在强制性再生产中形成的社会利益, 互联网传播技术亦如此。由网络技术所构建的数字化虚拟空间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现实社会结构所衍生出的新社会生态, 权力集团和商业利益可以时时监控, 并随时介入互联网虚拟空间中, 利用把关过滤、敏感词屏蔽等信息控制模式, 将信息传播和公共辩论导入符合领导集体权力与商业利益目的及权力巩固的狭窄管道之中。因此, 互联网空间所呈现出的信息首先是一种“话语, 因为它们导致了一种主体构建。它们是一种书写形式, 一种铭写符号痕迹的形式, 它把书写的基本原则延伸成延异, 使该原则改变了它必然的终结认识, 并疏远、区分和延宕了这种认识”[13]。互联网时代的颠倒式敞视“所造成最重要的后果是让我们自己去‘感知’和‘接受’网络信息中的意识形态, 造成一种主体自主、自由地去选择压抑和可被规范的局面, 这样的培养比电视更为高妙, 因为它确实更民主、自由, 这样形成的秩序定然是一种稳定的秩序, 因为它得到了人们积极主动的维护”[14]。
杰姆逊说:“事物变成事物之形象……然后, 事物仿佛便不存在了, 这一整个过程就是现实感的消失, 或者说是指涉物的消失。”[15]由信息抚育带来的视觉充分延伸, 网民获得了身体的充分享受, 这就给凭空缔造一个视觉体验膨胀的虚拟空间带来了可能性, “超真实的拟真视界使审美化成为一种遮蔽本真现实的媒介, 人们生活于想象界的虚幻快感中而丧失了对现实世界进行批判与改造的能量”[16]。电影《盗梦空间》中, 部分人群沉浸于自我想象所构建的梦境中重新塑造自我, 不愿回归现实, 这或许就是人们对互联网迷恋的一种隐喻。这似乎也验证了哈贝马斯所说的, 现实问题在想象的延宕中被彻底剔除, 技术的意识形态由此承担了排除社会实践和掩盖社会矛盾的功能。互联网给网民带来的虚假享受, 加上“网络暴力”的存在给政府对互联网的监控提供了一种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础。网民对互联网的依赖与政府权力、商业操作二者之间达到某种“合意”, 自觉自愿地接受过滤、审查和监视, 缺乏应有的反思与抵抗。“网络是一种更为完备的‘圆形监狱’, 一种更新的权力技术。网络收买了人们, 因为它的确给被束缚的人们带来了诸多小小的, 或许还是虚拟的、游戏式的解放, 给了人们一个新的关于‘未来’‘进步’的解释和幻象, 从而让人们更加心满意足地呆在‘网中央’”。[14]
从“颠倒式敞视”到全视:新媒体技术赋权的双向性
权力的产生往往伴随着权力对象的抵抗。尤其在互联网这个“流动空间”里, 符号的延宕使符号的读解始终伴随着生产者的意义强加与接受者的意义反抗。约翰·费斯克借用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 提出电视对权力的参与是“行使监督的权力, 揭露世界的权力, 侦察人民的秘密的权力, 监视人类行为的权力, 但是, 这个权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则是对它的抵抗或众多抵抗。权力的双向性质意味着它的抵抗本身是权力的多元层面。自相矛盾的是, 权力可以因此而使人民从使他们臣服和顺从的自身力量中解放出来”[17]。如果我们将费斯克的研究客体转向互联网, 那么, 这种“解放力量”则源自信息接收者借助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技术应付、改变和创造经济政治力量和强迫性影响所构成的环境。
美国学者杰弗里·罗森曾提出一个新概念———全视 (omnipticon) , 认为互联网是一个“多数观看多数”的“全视监狱”, 强调互联网空间里象征性权力的转移, 权力的眼睛由原来的单向监视转变为互相凝视, “我们从来不知道在任意时间内我们看到谁, 以及谁在观看我们, 个人不得不担心自己在公开和私下场合表现的一致性”[18]。比如, 2012年8月26日凌晨, 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县境内的包茂高速安塞服务区附近, 一辆双层卧铺客车追尾一辆罐车, 造成36人死亡, 3人受伤。网友“@Jade Cong”在当天发出微博, 称“事故现场官员满面笑容, 情绪稳定———延安市境内的包茂高速公路发生卧铺客车与罐车追尾事故, 致36人死亡”, 并附有相关图片, 令人悲恸欲绝的事故现场与现场官员的“嫣然一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 都开创了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方式, 传播中的变革改变了人类的感觉, 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并创造出新的社会行为类型”。[19]不言而喻, 包括互联网、手机在内的新媒介技术使信息传播突破地域因素和时间因素的束缚, 降低了沟通成本, 信息的发布和获取变得十分便捷和廉价, 受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很容易被激发和调动起来。如果说Web1.0时代的互联网交流模式改变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 那么以微博为代表的Web2.0互联网交流模式则改变了人们信息传播和交流的方式。“我们的时代渴望整体把握、移情作用和深度意识, 这种渴望是电力技术的自然而然的附属物……我们时代的标记, 是厌恶强加于人的模式。我们突然之间热心起来, 希望万事万物和芸芸众生都宣示自己的存在和个性。”[20]就是在这样一个新媒体平台上, 受众不断解放自身的无穷智慧和创造能力, 并在与他人观点及见解的碰撞中形成自我纠正机制, 摩擦出更为理性和成熟的思想, 由此, 社会个体参与到公共决策的制定和公共领域的对话成为可能。
不仅如此, 利用新媒介技术, “人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性地利用象征性权力, 帮助个人和群体应付、适应、创造和改变经济政治力量和强迫性影响所构成的环境”[21]。“全视”在互联网空间里产生的最大意义在于, 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有权力结构的话语霸权, 构建了一种多向度、多层次的复调式话语叙事, 呈现出多维的历史事实, 逐步消解过去单向度的主流意识形态霸权。
有学者认为, 受众在互联网上的话语生产“只不过是网络把革命的表征幻化成了革命的行动, 让‘革命者’在网络上‘大干了一场革命’而已, 一切都只是虚拟的”[14]。不过, 越来越多的现实事件已经证明, 这个观点显然是过于悲观的, 它所忽略的是互联网线上话语生产的仪式性抵抗作用, 以及它对线下的动员能力。这种抵抗作用和动员能力虽然十分有限, 但却预示着成长的可能性。
结语
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媒介形态的不断演进。从电视的诞生到新媒体技术的普及, 权力集团对大众实施的“询唤”和规训实现了从肉身到“颠倒式敞视”的转换。通过无所不在、包含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符码, “询唤”和规训得以更为顺利地完成。但与此同时, 这种基于话语权的控制方式在新媒体时代受到来自技术赋权的挑战。詹姆斯·卡伦在《媒体与权力》中指出:“新媒体会导致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 从而在现存的主导型威权结构内部引发日趋激化的紧张状态。”[22]这种权力中心的转移和变迁来自线上线下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象征性权力的互相转换和兑现, 从而引起现存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滑动, 由此, 话语权力在新媒体时代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流动状态。来自普通大众的话语构建了一种多向度、多层次的复调式话语叙事, 各权力主体在文化的抵抗与“收编”、话语的限制与突破的不断博弈中消解过去单向度的主流意识形态霸权。
话语形态 篇5
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100分）
1.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党委（党组）承担的是（B）责任。（单选题4 分）得分： 4 分 o A.主导 o B.主体 o C.配合 o D.辅助
2.下列意识形态术语中，表示正面倾向的是（A）。（单选题4 分）得分： 4 分 o A.左 o B.极左 o C.“左” o D.右
3.敌对势力在网上围攻敢于亮剑者，使之污名化的方式是（B）。（单选题4 分）得分： 4 分
o A.政治上扣“左”“文革”等帽子 o B.学术上造谣、水平差、抄袭等
o C.对敢于亮剑者本人及其家人进行威胁 o D.不断打电话等骚扰单位给其领导施压 4.在网络语言体系中，“推墙”的意思是（D）。（单选题4 分）得分： 4 分
o A.推倒一堵墙 o B.克服困难 o C.促进交流
o D.推翻共产党领导
5.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三个地带是指（ACD）。（多选题9 分）得分： 9 分 o A.红色地带 o B.白色地带 o C.灰色地带 o D.黑色地带
6.一些官方微博屡屡暴露出意识形态问题的原因包括（ABCD）。（多选题9 分）得分： 9 分 o A.领导重视不够
o B.小编意识形态能力不过关
o C.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复杂性认识不足 o D.评价体系不科学，盲目追求点击率
7.主流媒体失误造成意识形态斗争复杂化的表现包括（ABCD）。（多选题9 分）得分： 9 分
o A.误读曲解国家领导人讲话 o B.违规发布观点错误的信息 o C.打压、删除正能量的声音 o D.抹黑、攻击敢于亮剑者
8.2017 年因发表错误言论被查处的党员干部有（BCD）。（多选题9 分）得分： 9 分 o A.王海涛 o B.邓相超 o C.左春和 o D.刘勇
9.目前，敌对势力在网上对敢于亮剑者的围攻呈现出（ABCD）的趋势。（多选题9 分）得分： 9 分 o A.有组织化 o B.集团化 o C.暴力化 o D.政治化
10.2017 年6 月1 日开始实施的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立法包括（BD）。（多选题9 分）得分： 0 分(此题应该是 标准答案错误，估计标准答案是abcd)o A.《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o B.《网络安全法》
o C.《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o D.《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
11.面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挑战，不少党员干部存在意识形态能力薄弱的问题，表现为（ABCD）。（多选题9 分）得分： 9 分
o A.对网络斗争不熟悉 o B.不懂意识形态基本理论
o C.缺失理想信念，长期充当所谓“老好人”“开明绅士” o D.是非不清，发表错误言论甚至危害国家安全
12.全体党员、干部需要加强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包括（ABCD）。（多选题9 分）得分： 9 分 o A.思__________想辨别力 o B.理论创新力 o C.共识凝聚力 o D.话语支配力
13.如今的意识形态斗争处于《论持久战》中的相持阶段，有明显好转，但远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判断题4 分）得分： 4 分 正确 14.2015 年1 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总书记强调： “要始终把打赢网上斗争作为首要 任务。”（判断题4 分）得分： 4 分 正确
话语形态 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意义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一个比较全新的术语，也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成为我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掌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地位，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必然要求和现实任务，也是维护社会主义安全、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本质目的。当代中国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理论意义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创立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体系理论。胡锦涛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继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了“中国梦”的时代。因此，党和人民必须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思想保证。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和关心的议题。邓小平同志曾提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论断。江泽民同志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丧失生命力。他说：“我们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这方面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①”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讲话中，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归结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具体来说就是“两个坚信”，即“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树立新风、开拓新局面，对意识形态工作非常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他说：“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②”因此党和国家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探索对于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有助于推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这一课题具有前沿性和时代性，需要理论界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探讨。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国际上，西方错误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冲击，“非意识形态化”、“普世价值观”等错误价值观迷惑大众，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面临挑战。在国内，我国社会转型带来的阶层利益分化以及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造成困境。这一系列问题使得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情况复杂，任务艰巨。所以，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行研究任务艰巨而又紧迫，刻不容缓！构建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质是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掌握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可以构筑人民的精神支柱，提高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而研究这一议题可以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出谋划策，为维护人民群众利益贡献微薄之力，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进行研究和探讨是一件光荣而自豪的任务！国内外学者应该抓住机遇，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个新兴的领域，对它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研究较多，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却相对较少，著作也是寥寥无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也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热点。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能够推动国内外学者更加关注这一问题，从而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三）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有助于保持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纯洁性和主导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以及国内阶层利益分化，人们的思想呈现独立化、多样化特点。西方普世价值观、非意识形态化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消费主义、个人极端主义等非社会主义价值观思潮的渗透，再加上我国传统封建迷信等腐朽思想时而出现等，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面临被淡化的危险。因此必须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排除其它意识形态力量，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有利于构筑党和人民的精神支柱，从而保持其地位的主导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本质是通过构筑党和人民的精神支柱维、凝聚国家民族力量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意识形态工作必须结合当前人们生活实际、思想实际，不能脱离群众、脱离现实。只有结合实际，符合群众利益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才能引导全体社会成员自觉去遵循，也只有这样，才能统一人民群众的共同目标和行动，才能牢牢抓住话语权的主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结合中国实际和人民群众利益，提出符合人民群众价值取向的“中国梦”。“中国梦”的提出更加贴近群众，更加鼓舞人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构建应该结合党和人民的思想实际，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这样才能构筑人民的精神支柱，保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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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和思想保证
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加需要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光靠政治经济建设是不够的，还需要重视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政治经济建设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过来，上层建筑的发展反作用与经济基础。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可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经济发展指明方向，并且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源泉。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有利于坚持党的先进性以及巩固党的精神基础
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③”可以说，统治阶级为了管理国家，约束人们的思想，必须制定出符合他们阶级利益的政策、理论灌输给人们，以此来使人们信服。毛泽东同志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曾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说党与党的指导思想是一个共同体。而党的指导思想关乎党的命运，关系我国发展道路问题，是党的鲜明旗帜，不容忽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仅是因为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因为它与中国实际相符合，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具有科学性与先进性。因此，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还可以为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价值辩护，从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把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称为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要求全国人民尤其是党政干部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必修课”，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加以学习。因此党必须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内容与转换马克思主义话语方式，保持理论的时代性与创新性，才能坚持党的先进性以及巩固党的精神基础。
（三）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安全以及广大人民的利益
党和人民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话语阵地，坚持马克思主语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维护社会主义安全。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可以深入把握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而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权的主要目的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利于人民竖立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利于凝聚全国人民力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左少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分析》，《赤峰学院学报》，2014年8月，第35卷第8期.
作者简介
李竹叶，1990年生，女，江苏连云港人，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注释
①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②李春华：《论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的理论创新——深化对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年4月，第30卷第2期，第4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
论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构建及创新 篇7
一、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点
(一)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
“话语”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discourse”,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福柯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提出著名的“话语即权力”的论断。从他的观点来讲,话语与权力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权力的实施离不开话语的表达和创新,同时,权力又为话语的表达提供重要保障。现代意义上的话语即“言说”。话语权不仅指说话和发言的资格,更重要的是指话语的权威性、主导性和影响力。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时既要注重“说什么”,还要注重“怎么说”。因此,目前构建和创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体系成为各大高校刻不容缓的任务。在开展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工作中,要科学设置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贯彻落党的精神实质,深入学习和领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能够把说理话语与叙事话语相联系,更加关注大学生的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用党的“三个自信”武装自己,强化广大师生的责任意识、阵地意识和底线意识,让理论话语在现实生活中有张力和活力,切实推进和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创新。
(二)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时代特点
1. 话语多样化明显
全球化的发展推动着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海量信息充斥着广大青年学生的视野,各种资源、信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微博、微信、QQ等新的交流媒介的运用,为广大青年学生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服务平台。他们通过对自媒体、新媒体、他媒体和全媒体信息的广泛运用,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逐渐出现了“手机话语”“网络话语”“博客话语”等新的话语表达方式。这一发展趋势对大学生传统的话语表达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逐渐消解着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需要校党委领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高校辅导员通力合作,积极实现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时代转换。
2. 话语网络化明显
互联网作为一把“双刃剑”,给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网络知识、信息的广泛性、海量性、具象性等特点,使广大青年学生热衷于网上学习和查询资料,但由于近年来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不断渗透,大学生并不能对信息进行有效筛选,从而使这些网络话语、价值观念逐渐融入到他们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青年学生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因此,他们通过熟知的网络话语不断更新着传统的话语体系,既为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注入新鲜血液,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现实要求。
3. 话语娱乐色彩浓郁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思想领域异常活跃,人们的思想观念、话语表达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高校大学生,他们作为时代的先锋,对热点问题、时政问题、难点问题最为关心,通过自己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随着网络话语的推陈出新,各具特色、幽默、诙谐、生动的表达方式颇受大学生喜爱。这些活泼、新奇、娱乐性强的话语有利于增强他们交往的趣味性,减轻他们学习和就业的压力。但由于西方思想文化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不断渗透,逐渐淡化着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观,消解着大家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从而不利于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立。
二、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西方霸权话语强势渗透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目前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国家把中国的发展壮大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最大威胁。毋庸置疑,高校作为学术交流、知识分子云集的主要场所,其主流思想观念是国家发展的“风向标”,引领着一个国家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因此,西方国家通过校园论坛、社团、协会等交流的主要群体,以及期刊、杂志、网络等重要交流媒介,大肆向大学生宣扬其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思想,使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高校粉墨登场,对我国高校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产生了极大的危胁,对高校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二)基础理论创新相对滞后的困境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社会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尤其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多期叠加“新常态”的关键时期,两个“百年目标”不断临近,一些亟需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也被逐渐提上日程。如民众所关注的公平正义、收入分配、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教育质量、道德失范等重要社会问题,从而导致人们对传统主流意识形态产生质疑。一方面,由于我们的理论创新相对滞后,不能对此类问题及时作出科学、权威的回应;另一方面,西方多元文化思潮的不断影响和渗透,使我们所信仰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观受到质疑。因此,我国高校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科学理论基础受到了冲击,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也发生着变化,这些情况都日渐消解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失去了主导权和领导权。此外,西方各种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风起云涌,气焰正盛,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
(三)传统话语方式地位弱化的劣势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表现为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合力。中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大国,不仅要在经济、国防、设备等硬实力方面占有优势,文化软实力作为一国发展壮大的核心支柱,必须与硬实力发展相一致,甚至要引领硬实力的发展。而意识形态作为文化软实力的精髓,引领着整个国家发展的方向,未来的走势,因此我们要确立优势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地位。进入新世纪,我国网民成倍增长,尤其是当代大学生,过度依赖网络,手机、平板、电脑客户端,微博、微信、博客等公众号及服务平台,散布着片面化、碎片化的海量信息,不断渗透到大学生的日常交往、学习和工作。在全球化信息共享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国家深谙信息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影响,正如弗拉基米尔·阿尔乔莫福曾说过的:“信息是一种有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武器,它可以用来颠覆政权。”(1)因此,西方霸权国家借助现代化的媒介,通过网络信息的覆盖和掩饰,公开地传播着隐蔽性和渗透性强的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当代大学生形成正确、理性的价值观念。
三、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的现实路径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与价值性品质
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底色,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话语创新的理论指南。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品质,任何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与客观现实相联系的,再美好的愿景一旦脱离实际,不具可操作性,也会成为空谈。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基本的观点就是实践的观点,中国从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具体国情,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品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品质体现其科学性,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神秘化,而应该把它与社会价值、集体价值、个人价值相联系。它是实现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统一体。因此,我们应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和多元促进作用的理论品质。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园地。面对我国经济社会经历的深刻变革和重大调整,各种文化思潮交流碰撞,我们更要筑牢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建立以校党委领导、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牵头引导、各院系部门共同参与、广大党员干部榜样示范的工作机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论指南,在实践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再认识,在讲座、论坛、杂志等重要载体上进行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与价值性的宣传,让其“进课堂”“进教材”“进大脑”。
(二)健全教师职工队伍,落实制度服务保障
教师在构建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高校教师,尤其是留学归国的年轻教师,在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熏染以后,一定要保持社会主义的本色,不应成为西方国家的“代言人”和“传声筒”,要努力提升政治敏感度,在教学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严于律己,兼顾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近年来,高校校园的“学术不端”“学术腐败”问题也日渐凸显,上至院士、博士、下至学者、教师,脚踏实地搞科研的较少,论文买卖现象比较严重,“十年磨一剑”的作品凤毛麟角,“一年磨十剑”的作品屡见不鲜,严重影响着高校的思想理论课主渠道的教育质量,尤其是面对西方文化渗透时,不能做出科学有力的回应,更不利于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构建。
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与创新,不仅需要教师队伍的不断健全,更需要完善配套的制度规则。高校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主力军,不仅是学生的知识导师,更是学生的人生导师,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主体意识。因此,要建立健全教师的培训学习机制和定期考核机制,不断丰富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升其理论水平和思想境界,通过科学有效的评估和反馈,使教师能够及时认识到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尤其是在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和话语体系构建上,要努力同国家和集体的主流意识保持一致。
(三)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有力回应西方挑战
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创新,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重视,它承担着广大青年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职能。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只是局限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课堂讲解,多以教材、期刊、杂志的方式呈现给学生,除思想政治理论课发挥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其他专业课学习涉及较少。讲授方式枯燥乏味,理论性强,晦涩难懂,广大学生厌学、弃学。因此,我们应平衡好理论规范性与话语通俗性的关系,在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时,既要具有说理性,不脱离理论本意,也不能过度随意化,要把握好“度”的原则。同时,要说学生听得懂的话,理论联系实际,对理论进行具体化、生动化的讲解,不“歪曲走板”,努力达到“信、达、雅”的效果。创新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还应该处理好视野和方法的问题。因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属于文化的一部分,面对文化多元化的趋势加强,我们必须客观公正地看待全球化的话语环境。应积极学习西方话语体系的理论成果与表达方式,不应盲目排斥和抵制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要以全球性的视野创新我国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在确立主体意识形态话语的立场、观点基础上,思考应如何借鉴和借鉴什么,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自说自话。提升借鉴的艺术性,用科学的方式批判吸收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优秀成果。
(四)加强网络舆情管控,构建和谐校园环境
互联网的全球化成为当前全球一体化最重要的表现,传媒领域、舆论生态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尽管其带来的机遇不可估量,但其带来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其中最为严重和激烈的应属舆论争端。目前高校师生的工作、学习、生活都以互联网为依托,他们是网络上最活跃的群体,对时政问题、热点问题、社会难题尤为关注。因此,构建和创新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必须充分发挥高校师生的主力军作用。但是,面对网络上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舆论争端、西方文化思潮的渗透,我们必须聘请专职技术人员对网络信息发布人和发布内容及时进行审核,构建网络舆情监督机制,对论坛、公众平台、博客发布的信息及时跟进,对频繁制造舆论争端,影响网络环境和谐的“大咖”进行限制和处罚,尤其对隐秘传播西方意识形态观念的人员和信息,要严格把关,精细筛选。创建公众平台和公众号,及时发布和分享与学生有关的时效性信息,构建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从而掌握网络话语的主导权和管理权,使网络空间环境与校园生活环境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总体上引领我国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不断发展创新。
摘要：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被逐渐运用于各个领域,当代大学生的话语体系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网络化、娱乐化等特点。因应目前我国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与价值性品质、健全教师职工队伍、落实制度服务保障、创新教育教学新方式、加强校园网络舆情管控等方面进行现实路径探究,以实现高效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创新。
关键词：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构建与创新
参考文献
[1]邓国林.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研究[D].苏州大学,2013.
[2]张建明.从战略高度认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J].求是,20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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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网络话语权 篇8
一、网络话语中的意识形态
互联网的兴起为人民提供了广泛的网络话语权利。何为网络话语?从字面上理解网络话语就是指在网络中形成的言说文字, 通常以网络文字形式出现并传递信息。网络话语的覆盖是十分广阔的, 关于意识形态的网络话语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根据网络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性把网络话语中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言论分为三个部分:强意识形态网络话语、弱意识形态网络话语和非意识形态网络话语。
1、强意识形态网络话语
强意识形态的网络话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文字中直接体现着对意识形态的赞扬或者批判, 而由于当今网络空间治安管理的发展还不完善, 正面的话语往往会被负面的话语所打压掩盖, 导致歌颂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出现情况很少, 往往是以对意识形态的贬低话语形式出现, 把矛头直接指向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一些国家大事或国际事件的发生时, 这些言论尤为激烈。
2、弱意识形态网络话语
弱意识形态网络话语往往表现为一种隐性意识形态网络话语, 通过其他网络话语的言论含沙射影的表明对意识形态的看法和观点, 正面赞颂国家意识形态的网络话语往往直截了当, 而批判性质的网络话语则会利用网络管理在弱意识形态网络话语中的措施漏洞, 以一种“暗讽”和“明讽”的形式开始批判国家意识形态, 通过对其他方面的批判影射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
3、非意识形态网络话语
非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是一种与意识形态无关的网络话语, 网络话语包含各种方面:生活、历史、社交等等无数的层面都是网络话语的参与层面, 有些参与者并不想讨论国家意识形态, 只把网络当成其他娱乐或活动办公形式, 发起的网络话语也与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系。
二、加强对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引导
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 (Alvin Toffler) 曾指出:“知识和信息的分配必然影响权力的分配。”如果无法对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进行合理引导, 国家的权力将会受到威胁, 国家意识形态将会受到挑战。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广容性、互动性和匿名性的特点, 网络话语权必定是一种全民参与和享有的权力。网络言论的多元化与利益分化容易导致意识形态网络话语出现抹黑和不安全言论, 加强对意识形态网络话语的引导是掌握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必要手段。
首先, 加强网络安全建设, 提高国家网络实力。引导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前提是国家政府有强大的网络实力, 国家的机密和秘密信息的安全是国家引导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首要条件, 那些掌握核心网络技术和强大信息资源的国家对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有着更强的引导性。网络中存在着大量的网络间谍和网络黑客, 这些黑客、间谍企图盗取国家机密以达到不可告人的行动。倘若国家网络安全得不到保证, 国家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会迅速导向邪教歪曲主义或者资本主义, 国家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存亡。
其次, 加强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法制化和规范化建设。网络是一个大环境, 掺杂着“鱼龙混杂”的网络话语, 维持一个法制化和规范化的网络环境是国家网络建设的重点, 而维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更是重中之重。网络中存在着这样几种现象影响意识形态网络话语的健康发展:第一, “小事放大现象”, 以地方个别事件强制上升到国家政府的意识形态层面。这种现象在网络中很常见, 发起者的网络语言文字往往漏洞百出, 但凭借着网络法制和规范还不完善的大环境, 欺骗了很多无知的网民;第二, “歪曲事实真相现象”, 利用大量网民对事实不了解的情况歪曲事实, 进而批判国家政府和国家意识形态;第三, “强加抹黑现象”, 把原本虚无的事件强制加到共产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中, 对意识形态进行摸黑;第四, “邪教恐怖组织侵犯国家意识形态现象”。这些不良现象都是钻了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不够规范化和法制化的空隙, 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法制化建设, 对不堪言论进行合理的控制和制裁, 创造一个规范化的网络话语环境是国家掌握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核心要素。
再次, 加强国家文化建设。掌握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需要国家具有强大的实力, 其中文化方面的软实力尤为重要。文化和话语是密不可分的, 文化更是网络上讨论的一大热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往往与国家的文化相关联, 人民只有对国家文化认可才能对国家意识形态认可, 文化上的缺失容易导致国家意识形态的不稳。西方发达国家以民主、自由、人权的文化特点为幌子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行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此, 国家必须加强文化方面的建设, 来弥补近些年来对文化轻视的现象。文化方面是网络话语的热议方面, 并容易和国家意识形态相联系, 加强国家文化建设, 是掌握意识形态的网络话语权中的不可忽视的一点。
最后, 创建和宣传正规网络平台。掌握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需要对自身意识形态在网络上进行合理的宣传, 让网民了解意识形态, 这样才可以形成良好的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构建一个国家形象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平台可以让更多的网民真正了解国家和意识形态, 从而加强了国家政府在意识形态的网络话语权。网络出现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流失和转移往往是由于网民不了解事实真相, 被不法分子轻易地诱因到抹黑国家意识形态方面。构建一个还原历史和真相的网络平台是一项重要的举措。
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国家工作中一个重要方面, 在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 掌握意识形态的网络话语权是国家意识形态稳定的重要条件, 加强对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引导, 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的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氛围是发展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层面。国家和政府必须在网络这个层面上实施强有力的改革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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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形态 篇9
关键词：媒介话语,权力,意识形态,建构
意识形态的定义
要对“意识形态”简单地下个定义, 实在是困难的事情, 因为给它下定义的人不少, 但是人言言殊, 很难取得共识。本文通过指出媒介话语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 旨在进行意识形态批判, 但是却无意对“意识形态”下一个精确的定义。马克思就没有给“意识形态”下过精确的定义, 但他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却入木三分。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我们可以将意识形态看作由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维持的一套骗人的思想, 而科学则必须用来发现真理并战胜虚妄的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意义上继承并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念, 认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一切意识形态的普遍特性。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传统经典理论的基础上, 率先将意识形态带出了政治暴力的阴影, 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与其生存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阿尔都塞的弟子福柯虽然反对使用“意识形态”概念, 但他的著作实际上对意识形态问题做了精湛的分析, 他采用了“话语”概念, 所做的还是对意识形态展开批判。
考察媒介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媒介批评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媒介批评思想, 无论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 还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都给我们带来了思考上的助益。于葛兰西, 文化霸权是指一个阶级主宰另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及文化, 通过控制文化内容和建立重要习俗以统一意见来达到支配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体现在:他们认为, 在发达工业社会中, 大众媒介已成为意识形态, 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大众媒介乍一看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 但实质上不发挥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的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则聚焦于国家控制人民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和隐蔽性。在阿尔都塞眼中, “我”这种独立、完整的个体, 是在后天成长中被来自日常生活实践的意识形态所赋予的。 (1)
福柯话语理论。福柯是继萨特之后, 法国学术界的重要人物, 综观其一生, 他研究的问题可以概括为知识、权力、主体三个方面。作为重要的权力理论家, 福柯的话语理论深刻地揭示出了现代社会的规训面目。福柯通过他的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 揭示出了话语、知识和权力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福柯提醒人们“应该抛弃那种传统的想象, 即只有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 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相反, 我们应该承认, 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 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2) 福柯话语理论的核心是权力如何生产知识而知识又如何服务权力。其实, 任何知识都是人的言说, 而任何言说都体现着特定的权力意向和权力关系。换言之, 知识的意志其实就是权力的意志, 统治权其实就是话语权。
批评性话语分析。批评性话语分析主要探讨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批评性话语分析认为, 语言并非是一种客观透明的中立传播媒介, 也是一种社会实践, 它是社会秩序的永恒介入力量, 从各个角度反映现实, 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作、影响社会过程。话语绝对不是中立的, 新闻话语尤为如此。在梵·迪克的著作《作为话语的新闻》中, 他通过话语分析的方法, 向我们指出:媒介从本质上说就不是一种中立的、懂常识的或者理性的社会事件协调者, 而是帮助重构预先制定的意识形态。新闻话语看似客观公正, 实则含而不露地表达各种意识形态意义, 对读者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媒介话语如何建构意识形态
媒介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实施的软控制。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视作人与其生存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阿尔都塞认为,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强制性的国家机器, 如政府、军警、法庭等官方机构;二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如宗教、教育、家庭、法律、工会、通信、文化设施等民间机构。为了明确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区别, 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绝大部分散布于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大众媒体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种, 与人们的私人领域亲密接触, 因而更容易形成强大的渗透力量。在资讯发达的当代社会, 人们的生活被媒体所塑造, 媒体所推荐的“重要的、有特色的、值得关注的、符合潮流的、时尚的、科学的”事物, 占据着我们生活的每个毛孔。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大众媒体就是通过话语的“生产”, 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的社会观和价值观。大众媒体的这种作用往往薄弱而隐蔽, 甚至是象征性的, 日夜进行, 量积质变, 被其降服而不能自拔。对于国家领导层而言, 大众媒体的这种作用当然是有利于他们管理国家的。阿尔都塞发现, 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需要劳动技能的再生产, 而且需要降服意义上的再生产———屈服于既定的统治秩序, 大众媒体就是要传播此种技巧, 并注意以特定的方式与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保持协调。阿尔都塞用这样的比喻警醒世人:“大众媒体绝不仅仅是想带给你信息的满足与娱乐的快感, 在大众媒体的头上悬着一把利剑, 随时监控着人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人们或被迫或自觉迎合着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笑脸, 才能够保证利剑不会掉下来, 也才能保证自身不被扼杀。” (3) 有批评者认为, 阿尔都塞过于悲观, 因为在他的理论中, 我们对真正的现实一无所知, 我们没有反抗、论争、反领导权、斗争的空间, 意识形态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微观权力的控制力量。福柯是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按他自己的说法, 他的全部著作都在提同一个问题:当人感到自己是疯子, 当人自以为是病人, 当人思忖自己是活着的、讲着话的和劳动着的人, 当人判定自己有罪并自我惩罚, 当人自认为是欲望之人时, 人是通过哪些真理游戏来思考自身的存在的? (4) 福柯探寻的是我们如何在真理游戏之中把自身构建成为知识主体、权力主体和道德主体的。福柯“人之死”的呼喊应该被视为主体之死, 大写的具有能动自我的主体之死, 从此主体不再是单个的, 而是分裂为多个了, 不再是至高无上的, 而是有所依赖的, 主体走上了屈从的道路, 这是一条不得不行走的道路, 其自我被强取豪夺了。主体进入了真理游戏之中, 主体是被权力建构起来的。权力问题是福柯一生思考的问题, 起初, 福柯将权力视作是否定、压制、禁闭性的, 权力让人丧尽自由, 后来, 福柯采用了尼采的权力观, 他不再将权力视作否定性的, 而是将权力确定为积极、主动、生产性的。在福柯看来, 话语、知识、权力是相互建构的关系, 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 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福柯在确认大众媒体的权力运作机制时说道:“如果没有某种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功能发挥, 那么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巩固并得以贯彻。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真理话语体系借助并基于这种联系进行运作, 就不可能有权力的行使。我们受制于通过权力而进行的真理生产, 而只有通过对真理的生产, 我们才能行使权力。” (5) 大众媒体作为权力话语的化身, 无疑是话语生产、积累和流通的强大机体。大众媒体集多重权力关系于一体, 政府机构、商业投资者、媒介管理者、媒介从业者, 都在媒介中支配着某个领域, 但福柯提醒我们, 应该将权力看作是被行使的而不是被占有的, 权力是一种策略游戏。大众媒体就在多重权力的影响下生产着真理话语, 从而确立了人们的地位和行为方式, 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统领了人们对自身、生活的理解, 而这恰恰是一种最深刻的权力。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指出:权力应该是可视的, 但又是无法确知的。所以, 即使我们知晓权力通过媒体在运作, 也无法确知自己怎样受影响。虽然福柯没有在他的著作中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 但是通过他的话语 (权力理论) , 人们还是能清晰地看到他的意识形态批判意味, 只是在福柯那里, 意识形态并不是与科学、真理对立的虚假意识, 福柯关心的是:真理效应是如何在话语中制造出来的, 而话语本身无所谓真假。另外, 与阿尔都塞的悲观不同, 福柯在一定程度上是乐观的, 因为他的权力理论预示了抵抗的可能, 他是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分析权力和权力关系的, 凡是有权力的地方都会有抵抗, 权力的实施需要有自由存在, 因为如果自由完全避开了施加在其上的权力, 权力就会消失, 纯粹简单的暴力强制就会取而代之。
作为话语的新闻的意识形态建构。梵·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一书中, 第一次试图把话语研究和媒体研究结合起来, 把新闻生产外部条件的研究和新闻文本的内部研究结合起来, 集中论述了媒体中最重要的一种话语类型:报纸上的新闻, 从而揭示出新闻话语也是意识形态的话语。
在梵·迪克看来, 理解新闻话语通常要有两个视角:文本和语境。就文本来说, 主要是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描述:语法结构、语义结构、语用策略;语境分析主要关注新闻话语的风格和修辞。语法结构也即梵·迪克所说的新闻格局, 可以隐含地表达意识形态观点。语义结构是文本的内容结构, 新闻格局通过自己的基本范畴和组织系统, 给语义宏观结构提供限制性。从认知的角度说, 新闻格局对语义宏观结构的控制拥有一系列语用策略, “相关性”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策略。所谓相关性, 是指在新闻叙事中总是将重要的或相关的信息放在前面。这样, 在新闻中最先得到呈现的是媒体和记者所认为的最重要和最相关的信息, 然后才是次重要和次相关的信息。媒体和新闻记者通过这样的“相关性”策略, 把他们的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包含在了新闻的报道中。语境视角中的新闻话语风格表现的是记者在各种可供选择的话语形式中最后选择的结果, 它不仅受到记者个人或媒体的制约, 还受到社会团体和文化环境的制约。新闻话语的修辞则主要体现在劝服作用上, 媒体为了表现得有“诚意”或是消息来源的可靠, 往往借助于各种暗示手段———直接引语、数字说明、权威以及平衡表述等, 但即便这样, 也不能说新闻媒体能做到完全的客观。
梵·迪克通过对新闻话语制作过程的分析, 发现新闻的制作过程涉及新闻工作者的活动和相互关系, 包括和其他新闻从业人员以及许多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 因而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他看来, 新闻制作过程中存在两种文本形式:一种是新闻事件的“源文本”, 即新闻事件的客观性来源;另一种是“新闻文本”, 即新闻记者根据“源文本”对新闻事件的描述和整理。显然, 在由“源文本”向“新闻文本”的转换过程中, 存在着复杂的生产机制和明确的社会影响因素。这些生产机制和影响因素影响了新闻的生产, 形成了我们对新闻的认知, 进而影响到我们对事实和事实真相的认识。例如在对朝鲜卫星发射问题上, 由于中国媒体和西方媒体所受的影响因素不同, 所作报道的倾向性也有很大不同。
通过对读者的新闻理解分析, 梵·迪克告诉我们:“新闻报道不一定决定读者的具体观点, 但新闻报道多层级的结构特征决定了读者只能得到如此的新闻解释框架, 而不是其他。” (6) 这也就是说, 读者虽然可以自由地选择阅读哪篇新闻报道, 但是由于新闻制作者对新闻报道所作的认知模式上的限制, 决定了读者只能这样理解新闻而不能自由地选择解读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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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形态 篇10
1 新时期推进医学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1 是增强文化软实力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需要
社会主义中国的迅速崛起, 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恐慌, 遂从价值理念、民主观念以及制度模式等方面加紧了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 大力推销其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 妄图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此同时, 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由于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 许多中国人的价值观趋于多元化、碎片化和非理性化倾向。因此, 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感召力和公信力, 就必须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根基。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体现的是西方社会演变进化中渗透的人文精神, 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民族文化性格, 体现中国精神[1]。突出中国特色, 真正唱响中国声音, 树立起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权和话语权, 直接影响着能否抢占世界学术制高点、掌握话语主动权。
1.2 是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迫切要求
从实质上来看, 话语体系所体现出来的巨大价值在于它是一个涉及思维方式、思想认同、价值立场等多方面的话语系统。而科学的话语体系, 在思维视野、执政理念、制度设置和实践方法等诸方面都是一种理性的飞跃, 呈现于人的是一种全新的诠释。理论创新是行动的向导, 理论的自信自觉是政治上坚定自信的前提。因此, 新形势下构建医学院校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就是要从时代特征入手, 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增强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来支撑, 自己讲起来有底气, 别人听起来也服气[2]。因此, 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关键是要切中当代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发展困境, 提升实践成就和历史经验, 从而实现重大理论方面的新的突破和进展。
2 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时代背景和形势任务
2.1 政治背景
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是医学院校当前和今后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面对现实“中国问题”而构建的科学而强大的中国话语体系, 其所荷载的特定思想价值观念的核心就是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要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就必须要在打造融通中外的新的话语体系上下功夫[3]。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立足于新的伟大历史起点, 我们要集中智慧构建以建设为核心、面向未来、更具道义感召力和思想穿透力的话语体系,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2.2 国际和国内背景
其一是“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和传播语境。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以及观念上的束缚和经济实力等因素的影响, “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和传播语境直接导致了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显得微弱。最新的调查显示, 当代国际受众借助于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信息获取率高达68%, 仅有22%的受众从中国媒体了解中国。这种源于“他塑”而非“自塑”的中国形象, 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定意义上造成了“中国性”的缺席和“西方性”的附着。其二是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滞后, 原创概念不多。与中国道路的丰富实践相比, 当前话语体系建设相对滞后, 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明显不足。因此, 在新的历史时期, 如何打破西方话语体系的垄断和控制, 形成独立的话语体系, 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得以真实呈现, 这是我们构建面向世界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应肩负的历史重任。
3 依托医学院校的优势构建医学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路径选择
3.1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内涵解读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内在统一。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实质内容和内核,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则是其内在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表达方式和表述形式。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正是在两者双向互动基础上形成发展而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是理论学术观点的创新, 这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内容;二是理论学术观点表达方式、表述形式的创新, 即话语体系, 包括概念、范畴、表述及其话语方式的创新, 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形式[4]。医学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创新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 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 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决策研究中不断提升医学院校主流话语体系的表达水平和表达能力。
3.2 构建医学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路径选择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医学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积极推进医学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 必须从战略使命、战略阶段、战略重点以及战略举措等方面做好顶层设计。首先要明确医学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使命。医学院校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力量, 第一是基于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外源性需求, 是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和解读好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国梦;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医学院校自身发展的内源性需要, 因而在实践操作层面, 医学院校哲学社会科学要秉承政治性、思想性和学术性兼容并包的原则, 充分发挥其方向引领和思想启蒙的作用, 构建起具有医学院校特色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第二要明确医学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阶段。医学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 必须顺应医学药学理论发展、中医院校的实力发展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发展的阶段化要求, 立足医药领域发展的前沿问题, 深入研究回答上述领域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第三要明确医学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重点。完整的医学是由医学科技和医学人文所组成的科学体系, 这决定了医学院校的发展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所拥有的思想启蒙、方向保证、精神激励以及决策保障功能。哲学社会科学的这些重大作用决定了医学院校人文社会科学承担着三重使命:参与科学决策、构建现代人文社会医学和培育医学人文精神。医学院校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过程中, 必须始终围绕医学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塑造这个核心内容, 建构医学人文教育理念, 彰显医学人文魅力;以医学人文精神这个主旋律, 引领特色鲜明的医学人文教育模式的构建, 引领医学人才的培养, 塑造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创新和分析批判精神、团队合作精神以及表达、沟通能力等, 凸显医学人文精神特有的文化影响力。
3.3 医学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要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
深化医学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 推进医学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 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第一要解决好核心概念与概念体系的关系。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创新, 必须重视和创造与核心概念相应的学术概念体系。核心概念是位于学科中心的概念性知识, 包括对重要概念、原理、理论等的基本理解和解释, 这些内容能够展现当代学科图景, 是学科结构的主干部分[5]。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提炼并形成一系列核心概念体系, 进而对社会重大问题、现象、关系做出科学系统地理论阐释, 进而跃升为社会广泛认同的主流思想观点和话语体系。第二要处理好真理性与价值性、目的性与规律性的内在统一。从科学属性的层面理解,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真理性与价值性的双重属性, 是建立在一定知识基础上的价值体系。目前我们的大学往往取其科学性的一面而大力发展, 我们的评价也往往大力提倡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身繁荣而忽略了其价值性的一面。大学的主旋律应是育人而非制器, 是培养高级人才而非制造高档器材[6]。今天的许多大学的培养目标亦能看出“制器”已成为大学的主要目标。因此, 从哲学社会科学价值性与科学性兼备的特征出发,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增强学术影响力, 建设好校园学术讲堂、学术文化和学术信息传媒这3大载体, 建立起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与加强育人功能促进两翼的协同育人理念和模式。第三要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思维转换。医学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构建, 必须从思维的内容、思维的方式和思维的话语等方面, 实现中国与世界的思维转换。从思维内容的转换来说, 既要立足于广阔的国际视野来深入研究中国问题, 又要基于中国立场研究世界大势。从思维方式的转换来看, 就是要学会换位思考, 既注重思维的独立性, 形成中国对世界问题的独立见解, 又要具有全球性的开放思维, 阐释和回答改革开放过程中带有全局性和规律性的问题, 消除困惑和误解, 加深世界对中国发展的广泛认同。从思维话语的转换来看, 要努力做到“中国话”和“世界语”的相互联系和转换, 把本土语言翻译成国际化的语言, 把国际化的语言融通于本土语言, 寻求特殊与普遍的价值联结。
医学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构建, 必须立足于自身内源性发展的需要, 积极借鉴各方面的优势, 整合各方力量, 本着严谨、认真、谦逊面向现实和中国问题的学术态度, 不断强化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价值的认识。直面中国自身发展的奇迹, 深刻而系统地阐释中国道路成功的理论奥妙和思想力量。惟其如此, 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我国医学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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