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取律师意见

听取律师意见（精选六篇）

听取律师意见 篇1

一、审查逮捕听取律师意见必要性分析

审查逮捕属于司法行为, 而司法的特征决定了应当遵循抗辩和多方参与的原则, 检察机关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时应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才能保证所作决定的公正性。实践中侦查机关基于追诉职能往往会注重收集有罪、罪重的证据, 如果检察机关能在审查逮捕过程中充分听取律师的意见, 则律师必然会基于辩护职能而尽可能地提供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 此举能使检察人员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案件事实, 综合分析证据, 进而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或者社会危险性大小作出科学的评价, 避免出现错捕或者逮捕质量不高的案件。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部分地区已试行该制度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如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早在2008年6月份即已试行律师介入审查逮捕阶段制度。据该院统计, 2008年6月1日至2010年6月18日, 一共有54名律师对49起审查逮捕案件中的54名犯罪嫌疑人予以介入, 该部分案件不捕率高达48%, 这充分体现了律师介入对审查逮捕工作带来的重要影响。

二、刑事诉讼法律相关规定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1997年《刑事诉讼法》对审查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并无专门规定。2010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首次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 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 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 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第五十条、五十一条、五十四条也作出了相关规定。应当说,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律充分体现了对律师介入审查逮捕程序的重视, 并初步构建起了相关机制。

审查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制度虽已初步建立, 但该制度主要表现为刑事诉讼法律中的原则性规定, 缺乏实施细则, 故而在实践中面临较多问题。首先是主观认识存在不足。公安机关因追诉职能的影响, 对律师介入往往抱有排斥态度, 而检察人员在以往审查逮捕工作中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律师, 且受审查逮捕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的影响, 对此项制度重要性认识有待提升。其次, 信息沟通机制存在缺陷。律师如何知悉案件已进入审查逮捕程序、检察人员如何知悉案件犯罪嫌疑人已委托律师系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再次, 听取律师意见期限不明确。一般审查逮捕案件办案期限是七天, 如果律师拖延提出意见, 势必会对案件诉讼效率造成一定影响。另外听取律师意见制度的具体程序、材料审查等也需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三、审查逮捕听取律师意见制度的完善建议

针对现阶段审查逮捕听取律师意见制度存在的不足, 结合新《刑事诉讼法》及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工作实际情况,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一) 共同做好信息告知工作

针对现阶段检察机关无法知悉犯罪嫌疑人是否聘请律师的问题, 建议检察、公安、司法行政机关联合发文, 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接受委托的, 应及时将相关委托文书送达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应将其附卷并随案移送检察机关。另外, 检察机关要积极做好对外案件查询服务工作, 方便律师及时了解诉讼进展情况。

(二) 明确检察机关听取律师意见期限

审查逮捕时间只有7天, 加入听取律师意见环节会使工作量增加, 时间更为紧张。如设定的期间太短, 律师恐怕难以提出高质量的律师意见, 而如果期间太长, 又会影响检察机关案件的正常办理。因此, 规定一般案件律师在接到检察机关告知之日起3日内、重大疑难案件在5日内提出意见能够各方面都比较兼顾, 因为律师在该时间内完成一份较高质量的律师意见书不算难, 而检察机关也不用为等待律师提出意见而耽误办案时间, 影响后续的讨论、审批等程序。

(三) 检察机关及时履行权利告知程序

检察机关在收到提请批准逮捕案件后知悉犯罪嫌疑人已聘请律师的, 应当及时通知律师案件所处环节, 并告知律师有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律师意见的权利。律师在得知案件进入审查逮捕环节后, 有权决定是否提出律师意见, 决定提出的, 应当及时告知检察机关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 否则应视为主动放弃。

(四) 认真审核处理律师意见

对于律师提出的意见要认真听取, 并将审查情况记入审查逮捕意见书, 若律师提出了新的证据材料, 则检察机关应当转交给侦查机关, 并将获取证据的途径告知侦查机关, 由侦查机关再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收集。需要强调的是若律师提出存在刑讯逼供等侦查违法行为的, 检察机关应当告知其如实提供相关的证据或者线索, 并综合原始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出入看守所健康检查情况等证据予以审查, 必要时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

(五) 加强宣传与沟通工作

听取律师意见 篇2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办理死刑复核案件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共10条，主要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办理死刑复核案件中就辩护律师提出查询立案信息、查阅案卷材料、当面反映意见、提交书面意见、送达裁判文书等事项的处理办法和流程。其中明确，辩护律师可以联系最高人民法院查询立案信息和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辩护律师要求当面反映意见的，案件承办法官应当及时安排。《办法》还同时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审判庭的联系电话和通信地址。

据了解，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办法》是对上述法律规定的进一步细化，有利于保障辩护律师依法行使辩护权，有利于确保死刑复核案件质量，是死刑核准制度的又一次重要完善。（记者 罗书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死刑复核案件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办法

为切实保障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依法行使辩护权，确保死刑复核案件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死刑复核案件的辩护律师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查询立案信息。辩护律师查询时，应当提供本人姓名、律师事务所名称、被告人姓名、案由，以及报请复核的高级人民法院的名称及案号。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能够立即答复的，应当立即答复，不能立即答复的，应当在二个工作日内答复，答复内容为案件是否立案及承办案件的审判庭。

第二条 律师接受被告人、被告人近亲属的委托或者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担任死刑复核案件辩护律师的，应当在接受委托或者指派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审判庭提交有关手续。

辩护律师应当在接受委托或者指派之日起一个半月内提交辩护意见。

第三条 辩护律师提交委托手续、法律援助手续及辩护意见、证据等书面材料的，可以经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后代收并随案移送，也可以寄送至最高人民法院承办案件的审判庭或者在当面反映意见时提交；对尚未立案的案件，辩护律师可以寄送至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由立案庭在立案后随案移送。

第四条 辩护律师可以到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场所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但依法不公开的材料不得查阅、摘抄、复制。

第五条 辩护律师要求当面反映意见的，案件承办法官应当及时安排。

一般由案件承办法官与书记员当面听取辩护律师意见，也可以由合议庭其他成员或者全体成员与书记员当面听取。

第六条 当面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应当在最高人民法院或者地方人民法院办公场所进行。辩护律师可以携律师助理参加。当面听取意见的人员应当核实辩护律师和律师助理的身份。

第七条 当面听取辩护律师意见时，应当制作笔录，由辩护律师签名后附卷。辩护律师提交相关材料的，应当接收并开列收取清单一式二份，一份交给辩护律师，另一份附卷。

第八条 当面听取辩护律师意见时，具备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指派工作人员全程录音、录像。其他在场人员不得自行录音、录像、拍照。

第九条 复核终结后，受委托进行宣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宣判后五个工作日内将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送达辩护律师。

第十条 本办法自2015年2月1日起施行。

附：

1.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审判庭联系电话

立案庭：010-67555787

刑事审判第一庭：010-67555108

刑事审判第二庭：010-67555209

刑事审判第三庭：010-67107864

刑事审判第四庭：010-67555409

刑事审判第五庭：010-67555509

审判监督庭：010-67555793

2.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审判庭通信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花市大街9号 邮政编码：100062 保障律师依法行使辩护权 确保死刑复核案件质量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有关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死刑复核案件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者：请介绍一下《办法》的制定过程？

答：对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工作来说，辩护律师是确保案件质量、防范冤假错案的重要力量，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非常重视保障律师依法行使辩护权。早在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对办理死刑复核案件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等事项的内部操作流程作了规范。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在充分考虑律师界意见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制定了《办法》。

记者：请介绍一下《办法》的主要内容？

答：《办法》共10条，主要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审判庭在辩护律师提出有关事项时的处理办法和流程，包括查询立案信息，提交书面材料，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当面反映意见，送达裁判文书等。

记者：辩护律师如何查询立案信息？

答：辩护律师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查询立案信息，立案庭能够立即答复的，应当立即答复，不能立即答复的，应当在二个工作日内答复，答复内容为案件是否立案及承办案件的审判庭。辩护律师要求查阅案卷材料、当面反映意见的，可以直接与承办案件的审判庭联系。《办法》已经公布了相关审判庭的联系电话。

记者：辩护律师如何提交书面材料？

答：为方便辩护律师提交委托手续、辩护意见等书面材料，《办法》规定，可以经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后代收并随案移送，也可以直接寄送至最高人民法院承办案件的审判庭，或者在当面反映意见时提交；案件尚未立案的，可以寄送至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办法》已经公布了相关审判庭的通信地址。

记者：辩护律师如何阅卷？

答：辩护律师可以到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场所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已经设置了律师阅卷室。

记者：辩护律师如何向承办法官当面反映意见？

答：辩护律师要求当面反映意见的，案件承办法官应当及时安排。承办法官当面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可以在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场所进行；为节约外地律师赴京的时间和费用，经双方商定，也可以在承办法官赴当地讯问被告人时，在当地法院办公场所听取律师意见。

记者：裁判文书如何送达辩护律师？

听取辩护律师意见有望制度化 篇3

中国司法改革又一次指向律师辩护权改革。

倘若说，此前《律师法》修改，旨在解决刑辩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三难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出台，意在从证据领域交予律师排除冤假错案的利器，此次律师辩护权改革，则指向了最为暧昧不清的“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

这远比前二者改起来艰难：一是，在无具体制度铺垫的前提下，忽然要检察官、法官认真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谈何容易；二是，是否听取，完全是主观心证之事，嘴里说是“听了”，心里却大有可能依旧“辩归辩、审归审”。

但类似云南省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北李久明案、河北聂树斌案，以及发生不久的河南赵作海案，强烈刺激社会和民众神经，又让律师辩护权改革成为不得不为之举。

改革势在必行。“我们正在研究下一步具体的制度操作上，审查报告将来要单独有一块关于律师的意见，律师的意见中，有对法律适用的意见。”在8月29日的“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化建设”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公诉一处副处长张寒玉透露说。

本刊记者还进一步获悉，目前高检院正在研究制定相关规定，这个规范性文件，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出台。

“律师起的作用还不充分”

中央一再表态要重视辩护律师意见，与律师作用未能得到较好发挥有关。

据张寒玉介绍，现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251条、252条实际上规定了听取律师意见制度，其中规定，检察院在审查案件是否需要起诉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并听取其辩护律师意见；直接听取意见有困难的，还可以通过书面方式来进行。

这样的规定，无疑旨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但是，由于配套制度的缺位，这两条执行起来并不理想。

长期关注中国司法改革的学者、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诉讼法室主任熊秋红研究发现，现阶段，律师不能说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也不能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只能说，“律师起的作用还不充分”。

这直接指向完全以“公检法”为主导的刑事案件司法程序。“‘公检法’是主线，公检法的活动，也基本上都有详细的、完整的记载。但是，对于辩护律师的活动，就没有这样的记录。”

坐牢11年之久的赵作海，即是典型。该案中，当年的辩护律师实际上只是一名实习生，因案件疑点重重，欲做无罪辩护，遭遇到的却是检察机关、法院部门中无人理会。

“辩护律师的声音在冤案中缺位，或者未得到足够重视，直接促成了冤假错案频频发生。”张寒玉认为，这与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要听取律师意见，却无相关配套制度直接相关。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樊崇义亦认为，这表明我们的司法理念在律师辩护制度认识上尚有偏差。他说，现代刑事诉讼的标准是三大诉讼职能政策：控诉职能、辩护职能和审判职能，缺少任何一种职能的诉讼都不是健康的诉讼，是不发达的诉讼，但我国的辩护权与另外两大权利的差距还很大。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唐红新表示，之前的刑事司法改革走向了误区，错误地认为，不需依赖律师，仅通过司法机关自身的改革，就能够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赵作海式冤假错案的陆续发生，已经宣告了仅以‘公检法’为主导的刑事司法改革的失败，没有司法机关之外的力量介入和监督，司法不公的僵局无法从根本上打破。”

为此，唐红新呼吁尽快建立一套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刚性制度”，从程序上确保司法机关重视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并对不履行该制度的法律后果和个人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口号性规则无法解决问题

对于这套“刚性制度”，熊秋红认为，原则上应该贯穿刑事诉讼始终。“尤其是在涉及被追诉对象的重大权利上，必须听取辩护律师意见。”

中国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李贵方介绍，在侦查阶段，律师除了向当事人提供些咨询建议，法律上基本是空白。“我觉得有一点可做，就是向侦查机关反映意见，反映意见时，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指控事实根本不能成立，没有必要再进行审查。”

至于审判阶段，李贵方表示，问题出在法官、检察官对法庭调查的理解有偏差。“法庭审判，应该把重点放在法庭调查，而不是法庭辩论，因为法庭调查时，如果控辩双方对关键证据、有争议的事实都争论清楚，法官的判断就容易做出了。但司法实践偏偏是反着来。”

而诟病最多之处，无疑是死刑复核。尽管最高院明确表态，会听取律师意见，律师甚至还可以主动约见承办法官谈话，但实际效果极差。

“律师根本就不知道案件是哪个法官承办的，打电话联系不上，有时候，甚至在哪个厅都不知道，你说这个意见提给谁?要听取意见是最高院同意的，但是怎样能把这个政策落实，很关键。”李贵方表示。

审查起诉阶段的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系改革难点所在。张寒玉表示，在这个阶段，律师提意见，检察机关听取律师的意见，能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比如听完意见后，检察院可能就不起诉了，也可能就此变更强制措施。

但真要改革，却又并不如此简单。众所周知的司法实践是，尽管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要听取律师意见，检察人员、公诉人也愿意听律师意见，但实践中，意见沟通依旧很差。

李贵方介绍说，根本原因，是因为有补充侦查制度存在。“如果律师此时提意见，把疑点一说，侦查、检察机关据此去补充侦查，补充完整了证据链条，律师会将自己陷入被动。搞了半天，律师越提意见，最后补充得越完善，到法庭上辩护也越困难。”

由此，改革亦明显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仅仅在制度里规定口号性、抽象性话语，无法撼动辩护难现状。

有望纳入刑诉法修改

预计今年底出台的这份规范性文件到底有何具体条文，这吊足了业界人士的胃口。

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主任杨矿生希望新规能规定检察机关如何处理律师意见，‘律师的意见表达到公诉部门以后，公诉部门怎么处理这个意见，这很重要。我现在不太清楚，我们公诉部门讨论的时候，会不会谈到这个问题?上检委会的时候，会不会把律师意见谈出来?”

杨矿生建议检察机关考虑在新规里纳入以下内容：听取律师意见的渠道；公诉机关重视律师意见义务法定化；如果公诉机关采纳了律师意见，能不能给律师一个反馈，比如，适用专门的通知文书。

李贵方则表示，一个很好的办法是判决书中充分反映律师意见，只有如此，审判人员才会认真考虑。

本刊记者了解到，类似的制度，在北京法院系统有过尝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王海虹介绍，北京法院系统对案件有个评查制度，法院每季度都要抽取法官审理的一个案子进行评查，对于律师提出意见，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如果没有反映，或者对于很关键的律师意见，法官没有理会，导致案件审理最终出现问题，都要被拿到案件评查委员会进行评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厅副厅长鲜铁可认为，对侦查、起诉、审判等各个环节，系统化地建立一套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制度，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实现。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守安表示赞同。

他表示，新规出台后，可以考虑纳入随后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修改的考虑范围中。

听取律师意见 篇4

一、建立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制度的现实必要性

(一) 客观中立审查, 慎用逮捕, 减少错捕的现实需要

正是出于对逮捕适用的审慎, 检察人员在办理审查批准逮捕案件过程中, 应当扮演中立的裁判者角色, 全面审查证据材料, 听取侦察机关 (部门) 和犯罪嫌疑人两方面的意见, 进而做出公平、公正的决定。但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 虽然侦察机关 (部门) 应当将在侦查过程中发现、查明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证据材料一并移送审查批准逮捕部门进行审查, 但事实上由于侦察机关其追诉职能使然, 往往在侦查活动中注重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的证据, 而忽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的收集。所以检察人员在办理审查批准逮捕案件中仅审阅由侦察机关 (部门) 提供的案卷材料, 存在着较大的信息不平衡, 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 其适用率却一直居高不下。以2011年数据为例, 全国检察系统批捕908756人, 同比减少0.8%, 不批捕151095人, 同比增加5%, ②但是批捕率仍高达85%。

(二) 依法正确履行职责, 强化法律监督的现实需要

一些地区规定审查批准逮捕必须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 但由于被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正处于刑拘期间, 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无法收集辩护所需的证据材料, 并且多数犯罪嫌疑人知识水平有限, 甚至不知法、不懂法, 依靠自身能力无法进行有效的辩护, 进而导致决定批准逮捕结果的发生。而犯罪嫌疑人所聘请的辩护律师, 由于其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及其有别于公权力机关的独立身份, 使其有能力并且也有责任为其委托人进行合法有效的辩护。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 由辩护律师提出该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意见以及相关证据材料, 有助于检察人员在审查批准逮捕过程中“兼听则明”, 能够有效地减少错捕, 有利于检察机关加强侦查监督, 更好地行使法律监督职责。

(三) 保证辩护权充分行使, 适应新法实施的现实需要

在立法层面上,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 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 听取律师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 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颁布的《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提出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书面意见以及相关证据材料的, 检察人员应当认真审查。必要时, 可以当面听取受委托律师的意见。对律师提出的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 应当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说明是否采纳的情况和理由。”由此可见, 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已经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实践中, 我省的一些地区已经展开了试点性实施,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为形成统一的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制度提供了实践经验。

二、构建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制度应当坚持的几项基本原则

(一) 合法性原则

这是任何刑事诉讼程序都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原则, 即在审查批捕阶段, 不论检察人员还是律师都要遵守《刑事诉讼法》、《检察官法》和《律师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不得突破法律的相关禁止性规定。③如:检察人员在听取律师意见的过程中不得违反《刑事诉讼法》第29条的规定:“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 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就律师提出意见的案件是否要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 也要根据检察委员会议事规则, 由检察机关自行按照内部程序启动, 不得因对律师意见存在分歧等原因就轻易启动检察委员会议事程序, 不得随意扩大或者缩小程序的适用范围。同时, 律师提出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 应当遵照法律、依照事实, 不得伪造证据。

(二) 中立审查原则

逮捕是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性处分, 所以审查批准逮捕无疑就是在审前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进行裁决。理论上, 实体性裁决应当由法院做出, 例如:美国的有证逮捕是由侦察机关向法官申请, 经法官批准后由法官签发逮捕证, 执法官员根据这一逮捕证进行逮捕。④但是从世界各国关于逮捕的明确规定中, 逮捕仍倾向于是侦察机关的固有权限, 法官批准逮捕并不占多数, 对逮捕实施的事前审查方式, 多由检察机关对侦察机关提出的逮捕申请进行合法性和必要性的审查。

有理论认为, 审查逮捕如同侦查权的内部控制, 即检察机关对逮捕有决定权, 侦察机关具有执行权, ⑤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看, 检察机关充当着追诉犯罪的角色。但笔者认为, 这并不影响其在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同时拥有裁决职能。裁决是否采取逮捕这一强制措施来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 以防止进一步的社会危险性发生, 并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 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无罪不捕, 直接决定着诉讼的流向和实体处理, 这实质就是检察机关在法定范围内具有裁决权的体现。听取律师意见制度的建立, 使辩方真正地参与到这一环节中, 不仅形成一种以检察官为顶点, 侦察机关与辩方为对立双方的三方诉讼模式, 同时还实现了来自于公权力机关外部的监督, 更有利于刑事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检察官作为审查批捕程序的裁决者, 只有保持中立, 而且在裁决的过程中全面听取争议双方的意见, 才能保证双方都得到公平的对待, 进而做出公正的裁决。

(三) 尊重律师自愿原则

根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 第二款的规定, 在律师未主动要求提出意见的情况下, 检察院可以主动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但在此情况下听取律师意见仍非刑事诉讼活动的必经程序。而在律师提出要求的情况下, 听取辩护律师提出的意见便成为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的法定义务。由此可见, 审查批捕听取律师意见是检察机关为律师增设权利, 为自己设定义务的一项制度。因此, 是否向检察机关提出法律意见应由律师根据委托人要求自主决定, 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检察机关在听取律师意见过程中则应当充分尊重律师的意愿, 不得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强令律师提供或不提供, 也不得向律师明示或者暗示提出什么样的意见可能被检察机关采用。⑥在提供意见的内容上, 只要符合规定范围, 涉及其委托人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的意见以及相关证据材料, 律师均可以提出, 还可以提供为其委托人取保候审的意见和委托人认罪悔过或与被害人达到和解的情况及相关材料。

三、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的程序设计

(一) 听取律师意见程序的启动

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在收到侦察机关 (部门) 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后, 应及时审阅案卷材料, 如果发现案卷材料里有律师会见函或者委托书之类的书面材料表明犯罪嫌疑人已聘请律师, 应当在受理案件的24小时内通知律师该案件已进入审查批捕环节, 并告知律师有提出律师意见的权利。按照有关规定, 犯罪嫌疑人已经聘请律师的材料公安机关在提请批捕时应该附卷。如果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在案卷材料中未发现此类材料的, 则表明犯罪嫌疑人未聘请律师, 无需再向侦察机关核实该情况。

在启动该程序时, 检察机关侦监部门应明确告知律师应在接到通知后的三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检察机关提出意见,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提出的证据材料, 应当具有事实、法律依据, 不得伪造证据, 不得提出与案件无关的意见和证据材料。提供证据材料需注明来源、收集方式, 并提供相关人员、单位的联系方式, 提出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的, 需提供必要线索, 以便检察机关核实。

(二) 律师意见的提出

律师在得知案件进入审查批捕环节后, 有权决定是否提出律师意见。决定提出的, 应当及时告知检察机关并在规定的时间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律师意见。对于辩护律师通过公安机关或者案件承办人员等途径了解到案件将向检察机关提请批捕, 而在检察机关收到案件之前提出了律师意见,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应当统一予以备案, 并告知律师案件尚未移送报捕, 待受理该案件后再将案卷材料及律师意见交予案件承办人。而对于在检察机关收到案件但还未通知律师之前, 律师主动向检察机关提出了律师意见的, 应当接受。因为该制度作为律师的一项权利, 只要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以规定的方式进行都不违反程序, 应当允许其主动行使。律师所提出的意见范围应为:其委托人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 以及为其委托人取保候审的意见和委托人认罪悔过或与被害人达到和解的情况及证据材料。

律师要求会见案件承办人的, 应当在审查期限届满前五日内提出。保证检察机关按照规定程序安排会见, 律师也有一定时间准备提出意见, 并且案件承办人在收到律师的意见之后也仍有一定的时间充分考虑律师意见, 对案件进行全面的审查, 不至影响后续的审批和讨论程序。要求会见的律师如在会见时尚未提供书面意见, 应当同时提供与会见时所提供内容一致的书面律师意见。如果律师未在规定期限内将书面意见送交检察机关, 则视为不提出意见, 过期送达的不予接受。

(三) 对律师意见的审查

律师意见由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统一签收, 签收后交案件承办人员。案件承办人就律师意见与案件一并审查, 并将律师意见内容详细记录在审查批捕意见书中, 结合侦查机关 (部门) 提供的证据材料对律师提出的意见进行分析、判断, 无论是否采纳, 都应阐明理由并记入审查批捕意见书。对于律师提出的关于犯罪嫌疑人逮捕必要性的材料证据, 检察机关可以自行或通过侦查机关 (部门) 进行核实。承办人对案件和律师意见提出处理意见和理由后, 再按照工作程序, 逐级审批。

(四) 对律师提出的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的采纳与处理

对于律师意见, 检察机关经充分地审查、分析、考量, 最终做出是否采纳的决定, 并在案件审结之日将意见的采纳情况反馈给律师。但仅向律师反馈采纳与否的结论, 无需向律师阐明理由。因为说明理由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对案件事实、证据情况等的分析, 而案件尚处于侦查阶段前期, 存在大量的待查事实, 如果向律师主动透露案件事实与证据, 可能影响侦查工作的正常开展, 更有违《刑事诉讼法》及《检察官法》的相关规定。

对于律师提出犯罪嫌疑人无逮捕必要的意见及证据材料的, 经过检察机关自行核实或通过侦查机关 (部门) 核实后, 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采纳, 如以无逮捕必要作出不予逮捕决定的, 应当将律师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与侦查案卷一并发回侦查机关 (部门) , 以供其参考, 选择适用其他强制措施。

对于律师提供的新证据材料, 由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97条规定:“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部门办理审查批捕案件, 不另行侦查, 如果认为报请批准逮捕的证据存有疑问的, 可以复核有关证据, 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过程中只核实原有证据, 对于律师提供的新证据, 检察机关应转交侦察机关 (部门) , 并将证据来源告知侦察机关 (部门) , 由侦察机关 (部门) 按照法定程序调取。在审查批准逮捕期限内能够调取核实的新证据材料, 应及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做出逮捕或不捕决定。对于期限内无法查明的, 在做出逮捕或不捕决定的同时, 将律师提供的新证据材料及线索附卷, 要求侦察机关 (部门) 继续侦查并跟踪调查取证情况。

对于律师提供的侦察机关违法侦查的意见和材料, 根据律师提供的线索, 侦查监督部门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查, 进而决定是否启动侦查监督程序。

(五) 违规违纪的处理

如律师在审查批捕阶段提出意见的过程中, 有故意提供虚假材料、隐瞒重要事实或采取其它手段弄虚作假, 对案件承办人行贿、利诱, 或进行威胁、人身攻击等干扰或误导检察机关依法办案的行为, 检察机关应在审查报告中如实反映, 如有证据证明律师涉嫌上述行为, 依法向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发出检察建议书, 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 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同时, 律师如认为案件承办人在听取意见过程中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 也可向检察机关投诉, 检察机关监察部门应按有关程序规定进行调查并及时答复。

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制度从构建到落实, 在实务中还需要解决一些问题, 如多数犯罪嫌疑人在审查批捕阶段尚未聘请律师。究其原因, 一方面一些犯罪嫌疑人怀有侥幸心理, 被逮捕后才认识到事态严重, 萌生聘请辩护律师的想法。同时, 律师代理刑事诉讼业务按阶段收费, 也有不少犯罪嫌疑人由于经济原因, 认为在侦查阶段前期就聘请律师性价比不高, 更愿意等到审查起诉阶段再聘请律师。另一方面,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相对局限, 导致其往往不重视在审查批捕阶段为当事人行使辩护权, 忽略了在审前羁押问题上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但刑诉法修改后,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得到扩充, 其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 针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不仅需要构建起现实可行的制度, 搭建起律师提出意见的平台, 规范相关程序, 还需要对该项制度进行有效的宣传, 使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了解该项制度的价值与现实意义, 让犯罪嫌疑人认识到在侦查前期律师就能够对其进行实质性帮助, 从而积极聘请律师为其辩护, 保障律师充分行使权利, 真正参与到审查批准逮捕环节中, 共同推动制度的运行与完善。

参考文献

[1]孙谦.论逮捕[A].陈光中, 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C].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2]李钟, 李佩霖.审查批捕听取律师意见制度探析[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07, (5) .

[3]陈瑞华.审前羁押的法律控制-比较法角度的分析[J].政法论坛, 2001, (4) .

听取群众意见 篇5

要非常注重与群众沟通的方式。做交通工作最讲求务实，交通人最需要务实的品质。领导干部听取群众意见，用没用心、真不真诚、务不务实，群众一看便知。要善于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看得懂的方式与群众沟通，主动拉近与群众心灵的距离。要多关注广大群众对解决交通出行问题的期待，多了解基层干部职工的衣食冷暖，多体查交通管理服务对象的急难苦困，切实通过真沟通查找真问题、汇集真见解，汲取交通发展正能量、促动交通工作正精进。要切忌一身官威、一付官架，官腔十足、套话连篇，把下基层当作换空气，把听意见搞成走过场，让群众近而远之，无话可谈，最终失信于群众。

要非常注重与群众沟通的态度。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真正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始终把广大群众放在心中至高地位，听取意见要真心实意、拿出诚意，要以拜师的心态虚心向群众请教，耐心听群众倾诉。要纠正和克服讳疾忌医的心理，以能听到群众的真心话作为衡量标准，鼓励群众大胆提意见、提交通工作方面的意见。要以宽广坦荡的胸襟听取群众意见，群众赞扬的话要认真听，群众的批评更要仔细听、用心记。要自觉把群众不高兴、不赞成和不满意的问题，作为改进交通行业作风的着力点，转化为做好交通工作的驱动力，不断推进交通工作持续健康发展。要切忌听意见凭个人好恶、主观情绪作选择，真正做到出于公心、毫无私心，让群众放心。

听取律师意见 篇6

斗是一些地区和单位在贯彻落实国务院《紧急通知》和黄菊副总理在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有差距，没有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本地的贯彻落实措施，没有把安全生产工作作为一把手的工程，斗些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对安全生产的底数不清，一些企业甚至不知道国务院《紧急通知》和全国安全生产的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二是一些地方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302号令有差距，没有严格按照国务院302号令的规定，每个季度至少召开一次防范特大安全事故工作会议，分析、布置、督促、检查本地区防范特大安全事故的工作。

三是一些地区、部门和企业贯彻《安全生产法》有差距。一些企业《安全生产法》的学习不够深入，没有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及时修订有关规章制度，应急处理预案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相当一部分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安全管理人员还未经培训，或培训没有收到实效。

四是一些地区安全生产的专项整治工作有差距。经过2年的专项整治后，一些地方的整治工作有所放松，不能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严格执行。

五是一些地方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尚未健全。有的县、区安全监督管理机构人员少、装备差的问题还十分突出，很多区、县安全监管机构的编制只有2人，还无交通车辆，与安全生产监管的任务和工作需要差距太大。

国务院检查组就在检查中发现的一些主要问题并作出反馈要求：

(一)莆田市荔城区和龙岩市永定县政府主要领导要切实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摸清辖区内安全生产的底数，真正把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有关精神贯彻落实到基层单位和企业。

(二)对莆田市达福塑料工业有限公司经营者及其他未经培训的企业经营者，要强制进行培训；对龙岩市永定县大湾科煤矿的矿长等虽已经过培训，但不懂法律和有关技术标准的，要重新进行培训；对大湾科煤矿等在井口范围内违规设神坛去祈求神灵保佑，企业管理混乱，矿灯全部失爆，井下瓦斯一个月只测几次等问题，要责令停业整顿，进行彻底整改。

(三)对龙岩市政府的文件违反国务院办公厅68号文件精神，对“四证”不全的小煤矿不是要求一律予以关闭，而将此类矿井列入联合改造的对象，要坚决纠正。龙岩市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整改无望的小矿和无证开采的非法矿井取缔还不够坚决，有的仅仅是下达了停业通知书，有的是下达了整改通知；整改没有到位问题，要采取果断措施，按关闭标准要求，拆除设备，炸毁井口，恢复地貌。对一些地方小煤矿有一证多井，已关闭矿井有“死灰复燃”的现象，要按煤矿专项整治的规定坚决关闭，并要加强巡查，发现“死灰复燃”的要坚决重新关闭，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四)对农用车载客屡禁不止，摩托车违章行驶到处可见，水上运输无证驾驶、超载运行时有发生等问题，交警、交通、海事部门要加强整治，、落实整改。

(五)对南平市一些歌舞厅和夜总会消防器材没有按规定检测检验，有的长期无人维护保养，使用失灵；有的公众娱乐场所通道数量不足、进出口不畅等问题，以及南平市政府会议室只有，喷淋装置，而无烟雾传感报警装置，喷淋如同虚设问题，南平市政府应协调有关部门加强检查，尽快落实整改。

(六)各级、各部门对省、市级安全大检查中查出来的事故隐患的整改情况，要跟踪检查，确保落实到位。莆田市涵江汽车站及西站事故隐患整改不到位，站内的车队事故隐患依旧；无证开采被责令停业的江口镇采石场，设备未拆除，措施没有到位等问题，要限期整改。龙岩市永定县龙潭镇3处被责令关闭的矿井尚有一处未按标准封闭井筒问题，要坚决按标准进行封闭。

根据国务院检查组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的整改，省安委会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举一反三，加强日常监管，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切实搞好安全生产工作。

一、各级、各部门要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紧急通知》和黄菊副总理在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正确处理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益、安全与发展、安全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把安全生产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进一步强化各级、各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逐步建立“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企业全面负责、社会监督支持”的安全生产工作新格局。

二、严格执行国务院302号令和省政府66号令，规范召开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会议，严肃查处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每个季度至少召开一次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工作会议，由政府主要领导人或者政府主要领导人委托政府分管领导人召集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参加，分析、布置、督促、检查本地区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工作，不得以各种工作会议、专题会议等代替。

三、深入贯彻《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狠抓各项工作落实。要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签字、谁审批、谁发证、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依法强化监管。特别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单位、发生重特大事故单位、隐患屡次督促不改的单位及其责任人，要严肃依法予以处罚，坚决把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要加大安全生产投入，落实历史遗留的重大事故隐患的整改，所有新建、扩建、改建的工程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三同时”。要加强安全生产的宣传培训教育工作，大力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强化企业经营者、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高危行业从业人员的培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