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与发展模式

2024-05-23

培育与发展模式(精选十篇)

培育与发展模式 篇1

一、创客文化的内涵

“创客”一词最早起源于麻省理工学院比特和原子研究中心发起的Fab Lab,随后克里斯·安德森在《创客:新工业革命》一书中将“创客”定义为不以盈利为目标,利用3D打印技术及各种开源硬件,努力把各种创意变成现实的人[1]。创客成为以爱好为核心的“新小众群体”,创客们注重实践,创客空间和创客运动为他们提供了实践的硬件设施和环境。近年来,各种创客空间、创客社区、创客大赛、创客嘉年华等创客运动不断出现,不仅大大促进了创客之间的智慧交流[2],也衍生了创客文化,在自家车库和朋友组装出第一台苹果电脑的史蒂夫·乔布斯的举动被认为是“创客文化”的最早起源[3],目前创客文化在国外已经成为一种新型潮流。随着开源硬件平台在中国的兴起,创客文化在中国也逐渐活跃起来,创客运动经过近4~5年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中心的创客文化圈[4]。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创客数量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加入创客空间,进行交流共享、创造制作,同时伴随创客社区的建立和大型创客活动的举办,中国创客启蒙运动随之得到推广与扩散,创客氛围逐渐沉淀下来进而形成了创客文化[5]。

目前对创客文化没有一个确定的定义,Silver Lindtner认为创客文化是在新环境当中产生的变种文化,是一种现代文化或者亚文化,它不仅和开放的网络科技和数据有关,也和实体的东西有关,例如硬件设计、传感器和网络设备,这些设备是数据与实体的桥梁[6]。Fiacre O’Duinn认为创客文化是通过动手创造的学习;是一种科技、艺术及公民科学的集合体;是结果和过程的共享[7]。创客们追求自由和开放,不希望有过多的制度制约,强调产品的内在价值,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境下产生的创客文化可能是一种畸形的技术文化。国内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创客文化是一种培育“众创”生态、促进“才-富”对接、“唤醒”科技的年轻文化[8]。综合各学者观点,本文将创客文化定义为利用开源网络和开源硬件而构建出的分享和动手创造的文化氛围。

2015年首次提出的创客“3.0时代”将创客文化推向了另一个高峰,打造了“互联网+创客+产业”的新生态,奠定了众创的氛围。“众创”者,有草根创客,有高端创客,高端创客无疑是核心力量,他们一般集聚在高校,形成了“小微创客生态圈”,将其推广并进一步推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和培养更多创新创业人才,探索高校创客文化的发展模式和培育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高校创客文化的发展模式

群体创客文化应来源于日本的群体创新文化,战后日本企业的“小集团活动”曾经创造出群体创新文化模式[9]。这个模式的特点是创新的基本单位是以“参与”为基础的小集团;具有层出不穷的极具个性特点的创新人才;具有强烈而持久的创新价值观;能充分利用文化网络的沟通功能与碰撞效应以激发出大量创新[10]。这种群体创新文化模式给当时的日本企业带来了生机,1987年的日本企业占据了美国专利权最多的前三名,日本获得了17288项美国专利权,占美国当年全部专利权的19%,名列外国企业获得美国专利权的首位,而此前20多年里这个比例仅占2%。群体创新文化模式培养了一批具有高度共识和追求创新的职员,也促使日本企业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并在“二战”后迅速成长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

目前我国与当时的日本极其相似,同样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变缓的压力,此外又面对着全球迈进工业4.0的科技机遇,创客们被期待着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当今科技环境下,随着移动网络的加速发展,创客们可以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借助“互联网+”思想,推动知识社会向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点的创新2.0迈进,创新2.0引领了合作创新驱动创造力发挥的“新常态”,这种“新常态”,更需要一种现代文化的支撑。大学生创客和日本企业职员有类似的愿景和精神,作为创意的领导者和技术的领衔者付诸实践,创客的主流精神是开源共享、迭代创新、动手创造,追求自身创意的实现,而不是去过度评判创造出来的东西是否能实现商业价值。大学生创客更是享受创新,注重合作,热爱开放文化的群体,他们以共同的知识素养和爱好做基础,合作关系就会更稳固和长久,探究过程也更顺利,思维的火花更容易被碰撞出来,好的创意也会在群体氛围中源源不断地出现,形成良性循环。大学生创客人际交往相对简单、群体性明显,为此,高校可以借鉴日本创新之路,建立群体创客文化模式,以小群体走向大群体,以小微生态文化逐渐走向大众创新文化,进而培育更多大学生创客,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激发全民创造力。

三、高校群体创客文化的培育路径

群体创客文化作为小众群体实践基础上的先导,体现为一种文化“软实力”。高校集合所有力量投身到创客文化的发展中,创新观念、意识、精神就会得到广泛弘扬并普遍强化,培育、激励、崇尚创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就会形成,这种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反过来也会促进高校群体创客文化的形成、发展和繁荣。在高校发展群体创客文化,应该从具体实践着手,建立众创空间,孕育群体创客文化;改革教育课程,培养群体创客文化;完善制度体系,保障群体创客文化;利用媒介宣传,推广群体创客文化。

(一)构建众创空间,孕育群体创客文化

教育部于2015年5月5日召开党组会议,指出:“抓紧启用‘互联网+’大学生创业大赛,加强高校众创空间和创客文化建设”。“众创空间”可以被定义为是为小微创新企业成长和个人创新创业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开放式综合服务平台,它是开放空间、硬件设施和社交活动的集合。在高校建立众创空间可以整合资源,为高校创客们提供交流、分享和创造的场所,将群体创客文化和创新创业联系起来,目前高校建立众创空间可以采取两种方式。

一是在高校内部成立创客空间。高校应以“动手实现、奇思妙想、学科融合、乐于分享”为宗旨,可以利用工程实训中心、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大学科技园、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等平台,着力建设创客空间、创客实验室、创客图书馆、创客公寓为一体的校园众创空间,努力将其打造成智能化、平台化、网络化、数字化、绿色化的平台;同时,高校之间也应打破校园壁垒,结成创客空间联盟,例如广州大学城各高校联合成立了创客空间,2014年底清华大学也发起了高校创客联盟,目前已有10所高校加盟。校内创客空间的建设需要借助外部资本和硬件支持,因此,建设开放式创客空间十分必要,高校应积极和校外各种资源进行对接,共享创客所需要的软硬件条件和设备。

二是高校可以与区域创客空间或大型企业创客空间合作,在完善科技成果处置和收益分配机制的基础上构建更加多元化的众创空间。2015年6月6日,在中国创客西湖峰会上成立了创客空间联盟,该联盟整合了各地域高端创客,提供了一个更高端的平台。高校应积极参与到跨区域创客空间联盟中,形成创造新动力和新合力;同时也应积极与大企业内部创客空间进行合作,直接利用企业内部创新研发平台,形成“项目对接、全真管理、企业孵化、定期考核”的四级联动模式。2015年6月13日,海尔集团与山东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共同发起成立“2025创新创业联盟”,该联盟致力于建设汇聚高校智力资源、企业创新资源、社会资本、政府政策平台等创新要素的众创空间,这样的模式在创新创业的氛围下被越来越多的高校采纳。这种合作方式,既可以利用企业内部资源,又可以增加大学生的创新实践和企业内部各个层次的人才聚集,也可以增加创客之间的跨界交流,开启由“制造”到“智造”的“中国制造2025”新模式。

高校的众创空间是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资源共享空间的集合,它将创客空间与创客群体聚拢在一起,成为群体创客文化的诞生地。众创空间是群体创客文化成长的苗圃,其肥沃的土壤是孕育超现代的群体创客文化的基础。

(二)改革教育课程,培育群体创客文化

“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创客们的学习方式在“互联网+教育”的时代下更倾向于自主性、探究性和协作性。高校应该改变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大学生创客们的主动探索和合作分享精神,形成群体创客文化。高校针对课程的改革,主要从两方面进行。

一是授课方式的改变。随着国外知名大学纷纷加入慕课、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改革中,中国也逐渐开启了教育新模式,开发了Moodle、云平台、电子书包及QQ群等新的教育资源,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一流院校也逐渐加入到了利用新媒体教学的潮流中,开展优质课程信息化建设,推出在线课程,并建立在线课程学分认定;开展在线学习的同时,可以借助内容策展工具充分利用人的智慧快速收集、筛选相应资源,通过一定的形式组织起来,有利于促进外部网络的连接,提高学习和创新效率[11]。这些课程为大学生的学习提供了专门化服务,大学生创客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有针对性地补充自己所需要的知识,进而促进大学生主体学习的意识,主动学习的习惯,有利于培育创客群体的“草根力量”[12]。

二是课程内容的改进。在针对课程内容的改进上,一些高校在学习西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开发了技术通用课如:智能科学与技术学科、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数学)。2002年以来,北京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东师大、华南师大、广西师大等高校通过技术通用课程的设计,将原本分散的课程集合成一个新的有机整体,强调学生在整合的学习情境中利用智能信息提升设计能力、合作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这些课程围绕创客所需要的科技知识设计,旨在为大学生创客活动提供通用技术;另外,国内大学以拓宽学生知识基础、完善学生知识结构、培养全面发展的综合性高素质人才为根本,以提高学生的人文情怀、审美情趣、艺术思维和管理能力为基本要求,建立了社科类通识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使命意识、艺术修养、道德情操、法律金融知识和管理方法,社科类通识课程构成了创客运动的柔性支持。互联网时代,高校应完善通用课程网站建设,整合资源、更新网站资源及提高交互能力、以更快捷地为校园“创客”服务。

(三)完善制度体系,保障群体创客文化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5年1月28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健全创业辅导指导制度,支持举办创业训练营、创业创新大赛等活动,培育创客文化,让创新创业蔚然成风[13]。高校应该结合政策的指引,为创客文化的发展以及更广阔意义上的创新人才培养,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

一是完善高校学生创客行为的动力机制、考评机制。将学生每学期参与创新项目计入学分,学分的获得应以该学期的研究发表、专利获得、创新实践为依据折算,另外,学生也可以获得奖励学分,奖励学分的获得以该学期获得创新竞赛奖励、参与课题研究为依据,这些都由专业人员客观记录并负责评定。此外,高校应针对大学生创客采取弹性学制,即允许创客们调整学业进程,或针对一些课程,进行考试方式和考试内容的改革。

二是建立以学生学习和发展成效为核心的育人机制及教师管理机制。教师对学生的考评不能仅停留在大学生的出勤率和期末的成绩上,应该将老师们向因材施教和培养学生批判性、创造性思维上引导,鼓励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或支持其积极投入到创客实践中,将其所指导的创新创业活动作为教师的重要考核指标,进而充分发挥专业教师对创客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

(四)利用媒介宣传,推广群体创客文化

校园媒体是高校进行文化展示的途径,也是高校对外界宣传的重要纽带,高校要充分结合媒体的优势,通过校园媒体宣传群体创客文化[15]。高校对群体创客文化的宣传应运用O2O模式,线上线下齐努力,建立创客服务平台生态圈。

一是线上宣传。线上主要利用新媒体宣传,新媒体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等。首先,依托于网络的新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天涯、豆瓣、知乎、贴吧、APP等大众媒体,将校内创客活动和大学生创客的领军人物制成宣传片及时在这些平台上发布与更新,发挥高校宣传的舆论引导作用[16];其次,构建基于创客的网络社区,社区内成员可以留言、发帖,彼此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与其他学校整合资源形成“校园微博联盟”、“微信公共平台”、“校园新媒体联动平台”,让宣传方式网络化、广泛化,彼此之间形成优势互补;最后,在电视媒体拥抱互联网之际,衍生出电视与电商合作的T2O模式,组建创客团队参与到《创客星球》这类众筹节目和创客运动、创新竞赛中,此类互动更能起到跨区域、跨层级的宣传作用。

二是线下宣传。在线下高校还应该利用传统媒体,即校园广播、校刊、讲座、研讨会等方式,打造线下交互平台,开展研讨会等,也可以借鉴MBA案例教学的方式,让学生通过案例,学习和体会创客们的思路。

四、结论

培育与发展模式 篇2

浙中西南地区森林资源具有其优势,但也存在龄组、林种结构不合理,林资源地域分布不均等问题,从林业生产实际出发,浙中西南地区的森林资源与生态建设可采用多种模式,这些模式可为指导该地区科学地经营和管理森林、制定林业发展规划,进行森林分类经营区划等提供参考.

作 者:陈迁进 刘传达 CHEN Qian-jin LIU Chuan-da  作者单位:陈迁进,CHEN Qian-jin(浙江省金华市林业局,浙江,金华,321017)

刘传达,LIU Chuan-da(浙江省云和县林业局,浙江,云和,323600)

黄颡鱼苗种培育与养殖模式设计 篇3

一、鱼苗培育

1. 鱼苗池条件。鱼苗池呈长方形,东西向,水源充足,水质清新,排注方便;面积一般以3~5亩为宜,底质为黏壤土,池埂宽实,不渗不漏,池底平坦,淤泥厚度为10~15厘米,水深1.2~1.5米。

2. 清池消毒。采用干法清池,先将池水排干,每亩用生石灰100千克左右加水化浆后趁热全池泼洒,不留死角,第二天用铁耙翻耙底泥,使石灰浆与底泥充分混合,以提高灭菌和清野效果。

3. 生物饵料培育。在黄颡鱼苗入池前5~7天,注水40~50厘米深,投施经发酵消毒好的畜禽粪肥,最好是鸡粪,投施量为200~300千克/亩,水质较肥的塘口可减为100~200千克/亩,新开塘口可增为300~400千克/亩。2~3天后再追施EM菌、单细胞藻类激活素等,增强肥水、净水效果,7天后可见池中繁殖有大量的轮虫、枝角类、桡足类等浮游生物,可为刚入池的黄颡鱼苗提供天然开口饵料。

4. 鱼苗放养。黄颡鱼苗入池前一定要试水,取一盆底层水,放几尾鱼苗试养1天,如果鱼苗活动正常,说明毒性已消失,方可放养。一般放养密度控制在10万~15万尾/亩。

5. 饵料投喂。如果池内浮游生物量充足,黄颡鱼苗入池2天内不需要投喂,以摄食池内的浮游生物为主;若池内浮游生物量不多,可用少量幼鳗料加水搅拌成浆或直接用鱼肉糜全池泼洒,以满足鱼苗的营养需求。2天后,投喂鱼肉糜5千克/亩、鳗鱼料1千克/亩。7天后,逐渐改喂黄颡鱼苗配合料。10天后,直接投喂黄颡鱼苗配合料,投喂量为3~5千克/亩,逐渐缩小投喂范围和增大投饵量,日投喂2次,7~8时和17~18时各投喂1次。

6. 日常管理。黄颡鱼苗入池后,保持水深50~60厘米,每隔3~5天注水1次,每次注水10~15厘米深;鱼苗入池15天后,用生石灰消毒1次,用量为5千克/亩,将水体pH值控制在7.5~8.5,透明度保持在25~30厘米;鱼苗培育过程中应适时开启增氧设备,保持池水溶氧量在5毫克/升以上;平时应坚持早、中、晚各巡塘1次,查看水质、水温、鱼苗的活动和摄食等情况,发现问题应及时采取措施。

经过20天左右的精心培育,鱼苗体长为3厘米左右,达到夏花(寸片)规格,可以分塘进行鱼种培育。

二、鱼种培育

1. 放养前准备。鱼种池要求与鱼苗池相似,面积稍大一些,一般以5~10亩为宜,水深1.5~2.0米;鱼种池的清池方法与鱼苗池相同;施肥培水措施与鱼苗池相似,只是畜禽粪肥的投施量一般应达300~400千克/亩,水质较肥的塘口为200~300千克/亩,新开挖的塘口为400~500千克/亩。以上准备工作应在夏花入池前10天完成。

2. 苗种放养。选择规格整齐、头小背厚、体色光亮、肌肉润泽、无伤无病、无寄生虫的优质夏花苗种放养。放养密度根据商品鱼规格确定。如果要求养成规格大,则放养密度相对要小;反之,放养的密度则大。另外,塘口面积大、水质好、水位深、饵源足和增氧条件好的,放养密度可适当加大。一般黄颡夏花的放养密度为2.5万~3万尾/亩,放养前用3%~4%食盐溶液浸浴消毒5分钟左右。

3. 投喂管理。夏花苗种入池前5天,用鱼肉糜拌配合料在池边一侧投喂,逐步缩小投喂区,引导夏花苗种逐渐到食场摄食。夏花苗种入池5天后,直接投喂配合饲料,上、下午各投喂1次,日投饵率为3%~5%。投饲坚持“四定”原则,投饲量根据夏花苗种生长情况逐渐增加。

4. 水质管理。每隔15天换水1次,换水量为20%~30%;每30天用生石灰消毒1次,用量为5~10千克/亩;适时开启增氧设备,保持池水溶氧在5毫克/升以上。

经过3~4个月的精心培育,夏花苗种体长可达8~10厘米,达到一龄鱼种规格,可以进入成鱼养殖。

三、成鱼养殖

成鱼养殖主要有池塘主养、甲鱼池套养、亲鱼池套养、河蟹池套养、稻田套养和藕塘套养六种养殖模式。

1. 池塘主养。黄颡鱼种放养规格为8~10厘米,放养密度为6000~8000尾/亩,放养时间在3~4月。每亩可搭配放养规格为50~100克/尾的鲢、鳙鱼种150尾(其中鲢鱼种100尾、鲢鱼种50尾),放养时间在黄颡鱼种放养后15天。该模式预计可产出黄颡鱼600~800千克/亩,其他鱼类500千克/亩左右。

2. 甲鱼池套养。黄颡鱼种放养规格为10厘米,放养密度为3000~3500尾/亩,放养时间在3~4月。甲鱼放养规格为150~200克/只,放养密度为200~250只/亩,甲鱼的放养时间在4月底至5月初。该模式预计可产出黄颡鱼400千克/亩左右,甲鱼100~150千克/亩。

3. 亲鱼池套养。亲鱼人工繁殖结束后套放黄颡鱼种,放养规格为30克/尾以上,放养密度为100~200尾/亩。该模式预计可增收黄颡鱼10~20千克/亩。

4. 河蟹池套养。黄颡鱼种放养规格为8~10厘米,放养密度为400~500尾/亩,放养时间在4月。河蟹的放养规格为50~100只/千克,放养密度为500~600只/亩,放养时间在2月底或3月初,也可选择在上一年的冬季放养。该模式预计可产出黄颡鱼40~50千克/亩,河蟹70千克/亩左右。

5. 稻田套养。黄颡鱼种放养规格为8~10厘米,放养密度为2000~3000尾/亩,放养时间在5~6月。该模式预计可增产黄颡鱼250千克/亩左右。

6. 藕塘套养。黄颡鱼种放养规格为10厘米,放养密度控制在3000~4000尾/亩,放养时间在4月中旬。该模式预计可增产黄颡鱼300~400千克/亩。

(作者联系地址:江苏省金湖县水产技术推广站 邮编:211600)

代建制模式下代建企业的培育和发展 篇4

代建单位的类型

代建单位是指接受建设单位的聘请, 从事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工作的法人单位, 是代建制中的核心主体。虽然各地实施的代建制模式各不相同, 但是对于代建单位的工作要求却基本一致。

代建单位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企业型, 即在代建单位中国有企业占主要部分, 代建单位以工程项目管理公司的形式从事项目的建设管理;二是事业单位型, 即政府设立专门的事业单位从事工程项目的建设管理;三是政府机关型, 即由政府主管部门直接负责工程项目的建设管理。

从各地代建制的实施情况看, 大多数采用的是企业型代建, 并要求代建企业必须具有相应的资质, 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工程咨询和项目管理类公司, 包括工程咨询、造价管理、招标代理公司和具有咨询资质的设计院等;二是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 包括施工总包单位、房地产开发公司、投融资公司、国有资产经营企业等。

代建制模式下代建企业面临的困境

1. 外部环境的挑战

(1) 代建企业的市场准入制度欠缺。目前国内对代建企业的资质条件尚无统一的认定标准和办法, 无法建立有效的市场准入制度, 从而难以为相关企业开展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提供良好的环境。虽然有些地区在试点过程中出台了一些涉及代建企业准入的“代建制管理办法”等地方性规定, 但是由于是地方性法规且各地做法不一, 不利于市场的统一管理和规范运作。

(2) 代建企业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现有的建筑法律法规未赋予代建企业明确的主体地位, 客观上无法得到各级政府和相关建委、环保、消防、质检等部门的认可,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虽然有关方面已给予了一些变通和处理方式, 实际上仍必须是使用人 (即传统上的建设方) 出面办理各项手续。从法理上讲, 任何一个法人承担了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 必须给予与履行责任相对应的权利, 否则合同只是一种形式。法律地位不明确是代建企业实施代建工程项目的最主要缺失点。

(3) 代建管理费普遍较低。收取代建管理费是代建企业的主要权利, 尤其是服务性企业生存的前提。目前, 国家发改委尚未出台全国统一的代建收费标准, 各地的做法也差别较大。有的地方规定按建设单位管理费收取;有的地方规定一般项目按项目投资概算的0.8%~2%收取;专业性强且复杂的项目按项目投资概算的3%~5%收取。由于绝大多数地方在实施代建制的相关文件中未明确规定收取代建费的下限和严格的标准, 导致各代建企业在投标中出现无序竞争的现象, 使代建管理费用一降再降。与此相反, 在签订代建合同时, 业主把大量的责任都推给了代建企业, 形成了虽然代建费用低, 但是出了问题全部由代建企业负责的怪现象。这种代建行业的恶性竞争, 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责、权、利不对等, 影响了代建企业的正常发展。

2.自身竞争力的缺陷

(1) 代建企业的体制性缺陷。目前, 多数代建制企业隶属于政府部门。虽然根据政府体制改革的要求, 代建制企业正在改制, 但是从整体看, 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的现象依然存在。由于代建制企业与相关政府部门的裙带关系, 自然形成了地方保护主义、行业保护主义, 极大地阻碍了代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 对企业的长期发展是有害的。

(2) 代建企业从业人员的素质不高。代建服务是一项智力密集型服务, 只有具备了一定实力、经验、业绩及相应配套资源的代建企业, 才能保证服务质量。现有项目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都较高, 现场实践经验较多, 但知识面偏窄, 综合协调管理能力较弱, 尤其是经济、商务、管理、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不足, 缺少项目经理、双语人才、复合型人才, 而熟悉国际惯例, 能从事国际工程咨询的人才就更少。高素质的人才已成为代建企业发展的障碍。

(3) 代建企业的服务范围狭窄。目前承担工程建设任务的代建企业, 大多局限于某一领域, 如市政系统的企业往往局限于市政范围, 水务系统的企业往往局限于水务范围, 不能承担其它专业性较强的工程代建任务。代建企业服务范围狭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发展, 影响了企业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培育和发展代建企业的策略

1.政府在培育和发展代建企业中的作为

企业或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 必然会碰到政策的“瓶颈”和制度环境的制约, 对此, 政府在代建企业的培育和发展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

(1) 明确代建企业真正的法律地位。政府应尽快出台明确代建企业在国家基本建设程序中作为建设方地位的法律性文件, 其内容至少应包括:一是以法律的名义定义什么是代建企业, 使之成为独立承担责任的法人。二是代建企业在基本建设过程中是代表投资人利益的,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是实际意义上的业主, 需给予其办理立项、规划许可和开工许可等权利, 而不要界定为“项目组织和协调者”的角色。三是给予代建企业申报竣工验收的资格, 而不是“组织项目的竣工验收”资格。

(2) 健全代建企业的准入制度。代建企业准入制度是指一套规范的资质管理法规, 在该法规中应对代建企业的资质、信用、技术水平和资金状况、管理能力、抵御风险的能力作出明确规定。只有具备符合规定的资质和条件的企业, 才能获准进入代建市场。代建企业应符合国家发改委和建设部颁发的相关资质要求, 即应具备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施工、招标代理、勘察设计五个方面的资质。

(3) 制定规范的收取代建管理费标准。制定规范的收取代建管理费标准可分两步进行:一是明确代建管理费所涵盖的内容, 应包括代建企业在项目前期、建设准备、实施、验收阶段发生的全部成本、应缴的税费和合理的利润;二是收取代建费应在“建设单位管理费”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代建工作的难易程度、投资额大小的非线性影响、承担的具体责任、代建工作的介入点及合理利润等因素, 明确合理的收费基数, 并依据代建绩效奖优罚劣, 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收费体系。

2. 代建企业提升竞争力的策略

(1)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代建是知识密集型的行业, 企业能否承接项目管理业务, 履行项目管理职能, 做好项目管理工作, 根本的问题在于“人”, 因此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是企业最紧迫的一项工作。企业的人才队伍建设应包括三部分:一是人才队伍的开发和建设。应加强人才的引入和培养, 建立一支规模适度、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 为代建业务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保障。二是人才的任用和管理。应改进人才管理和薪酬管理等机制, 创建良好的用人环境, 使人才的能力和价值得以充分体现。三是人才队伍建设的动态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动态发展主要体现在对现有员工的培训, 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随着代建业务量的增加和区域范围的扩大, 企业应适时扩大员工队伍, 以保障代建业务可持续发展。

(2) 开展项目全程集成管理。项目全程集成管理, 是利用项目管理的系统方法对项目相关资源进行系统整合, 以实现项目管理效益的最大化。项目全程集成管理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以代建企业的管理数据库和施工企业的工程数据库为基础, 实现设计、采购、施工、交工、评估等业务的集成;二是以建设单位的工程目标为基础, 围绕进度、费用、资源、质量实现管理的集成。项目全程集成管理有助于改善各环节业务分散运作的现状, 将局部风险和收益分散在项目全程, 缓解代建企业与施工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 整合各种专业资源和力量, 形成专业领域宽、业务范围广、价值挖掘能力强、市场适应性突出的核心竞争力。

贫困山区市场化的培育与发展 篇5

李林

贫困山区经济如何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在贫困山区培植良好的发展机制,推进贫困山区经济持续增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走市场化道路是拉动贫困山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贫困山区之所以长期陷于贫困,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环境恶劣和自然资源短缺;二是资金短缺和人口素质低。鉴于这一认识,政府有计划的扶贫行动更多力气花在改变自然环境、注入农产品开发资金和改善人力资源状况方面,这些措施不可谓不必要。但是,在这几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过程中反映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那就是投资效率不高。扶贫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政府的一种非市场行为,造成了只讲公平不讲效率、只问生产不讲销售、只强调开发不考虑市场,结果要么该开发的产品没有开发出来,要么开发的产品变不了商品,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脱贫的出路问题。笔者认为:如果不从战略上改变扶贫方式,应用市场机制,即便投资力度再加大,也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当前,随着我国市场调节的作用与力度日益加深,范围日趋扩大,贫困山区市场化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缓解贫困的首要问题。

二、贫困山区市场化培育与发展的现实困难

(一)市场观念淡薄,思想不够解放,对外开放意识较弱。贫困山区所在地的县(区)、乡(镇)政府大都思想解放程度不高,市场经济意识不强,把扶贫攻坚仅仅定位于政府行为范围内,仅仅满足于加大投资力度,没有注意应用市场行为的思路。另一方面,贫困山区对外开放意识较弱,投资环境不优,经济外向度较低,导致山区农村市场培育与发展严重滞后。

(二)农产品科技含量低,竞争能力不强,市场信息不灵,风险很大。

(三)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很低。临沧贫困山区多数是少数民族,人口素质很低,多年来形成的依赖性和惰性思想,使他们难以形成组织观念和共识,加之贫困山区农户零星分散,缺乏集中经营的前提条件,以户为单位的家庭经营基本满足于自给自足,规模较小,专业化程度低,停留在产品而非商品的水平上;同时,由于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户籍制度等限制了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使得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更低。

(四)农业产业化严重滞后。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市场化的基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必将进一步推进农业市场化。但是贫困地区,特别是山区的农业产业化尚未最终建立,产业结构单一,与一般的农村地区相比都显得严重滞后,市场规

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农户还没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这无疑加大了贫困地区农业市场化的难度。

(五)贫困山区农村城镇化水平低,更谈不上城乡一体化。农村城镇化水平是贫困山区市场化培育与发展的关键因素,贫困山区的集镇化水平低,形不成一定的农村集贸市场,农产品卖不出去,农民增加收入、农村经济发展就成为一句空话。近几年来,虽然山区农村小城镇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无论建设规模和速度都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

(六)基础设施、交通设施相对滞后。临沧许多贫困山区农村还没有真正解决好“三通”问题,天干通,雨季阻,农产品运不出去,变不成商品。另外,在贫困山区市场化培育与发展中,还受到诸如贫困地区传统支柱产业基础还不十分牢固、后续产业较弱、骨干企业不多、科技和教育发展水平较低、劳动力素质较差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运用市场化的手段来发展山区农村经济,应该立足于贫困山区的实际情况,正确认识山区农村市场化的现实困难,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选择切实可行的策略。

三、加快市场化培育,拉动贫困山区经济发展

要在贫困山区培植良好的发展机制,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的选择和根本的途径就是要引入市场机制。

(一)引入市场机制,首要的任务是在贫困山区广泛传播市场的观念。要贯彻“治贫先治愚”的原则,让贫困人口接受、认同并采纳市场的意识,真正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贫困山区人口对市场观念的认识有一个渐进和适应的过程,要通过对脱贫致富道理的讲解和形象的对比宣传让贫困人口树立起符合时代的新思想,逐渐接受市场化观念,培养市场化价值取向,树立起发展意识和竞争意识,勇于求新求变。

(二)应当把扶贫投资的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结合起来。政府一方面要不断加大扶贫力度,继续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实现“三通”;另一方面,要逐渐把扶贫的政府行为转变为市场行为,创造条件,使在大市场背景下,商业主体愿意去贫困地区投资或扩大对贫困山区农产品的需求。三是加强农村集贸市场和区域性配送中心建设,抓好城乡市场网络工程建设,培育一批农产品批发龙头企业,扩大农家店商品经营和服务范围。

(三)以扩大农产品需求为手段,用需求拉动贫困山区经济发展来缓解贫困。现在的贫困县大部分以农业为主或是纯农业县,要彻底改变贫困山区经济状态,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扩大对农产品的需求,建立新型的市场化反贫困机制,才能解决“饱而复饥,温而复寒”的状况。必须转变消费观念,扩大城镇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

(四)以降低交易费用,改善交易效率,提高分工水平为目标,进行市场化制度变革。贫困山区囿于环境,其从事交易所需要的交易费用较高,如运输费用高,加工成本高,融资成本高以及其他人为的费用高,使其竞争力弱,进入市场壁垒高,导致交易效率低,从而形成一种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因此,必须降低交易费用以提高改善贫困山区的交易效率和分工水平,进行市场化制度改革。政府应把扶贫资金的一部分用于提供技术服务、信息服务、降低加工成本、降低运输费用等,使贫困山区的产品在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

(五)以改变和改善投资环境为诱导,吸引商业化投资,发展贫困山区经济。贫困山区大多投资环境十分恶劣,政府要优先考虑改善投资环境,建设一批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明显带动作用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从而使投资商有“立足”之地;另一方面,在目前情况下,可考虑在贫困山区设立农产品市场特区,以吸引各种商业投资,包括外资参加的返贫行动;政府可通过放宽政策,广开资金筹集渠道,通过资金、设备、专利、人才、技术等入股方式,在贫困山区建立产、供、销一条龙的服务体系。

(六)以农产品市场化为突破口,在贫困山区发展高效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来促进贫困山区的经济发展。一是要

培养有地区特色和优势的主导产业,政府要全方位强化引导,组织和扶持力度,建设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特色化、区域化,专业化生产基地,走“市场牵龙头(企业),龙头带基地,基地联农户”的路子。二是要进一步提高多种经营水平,同时加快高科技、高附加值农业新品种的培养、引进和推广,增强科技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先导作用,把农业区划逐步引入集约化、市场化的轨道,使农产品在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三是要抓住“农产品转向买方市场”的机遇,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发展市场农业。

运用市场机制在贫困山区培育市场,重塑贫困山区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农产品市场的需求,拉动山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临沧贫困山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

慈善组织培育与发展的政策思考 篇6

[关键词] 慈善事业;慈善组织;培育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5—0119—05

一般认为,慈善事业有助于缓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融合与稳定。特别是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随着贫富分化的日趋严重和社会道德文明的滑坡,慈善事业的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日益突出。在这一背景下,党和政府认识到发展慈善事业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将发展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写了“支持发展慈善事业”。因此,各地政府下一步的任务之一就是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切实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一、慈善事业与慈善组织

中国传统社会的慈善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受中国熟人社会文化的影响,慈善更多的是救助邻里、熟人,而不是陌生人;二是慈善更多是个体行为,是一对一的直接救助。而现代意义的慈善主要是通过慈善组织间接救助陌生的有需要的弱势人群。通过慈善组织进行募捐和救助的好处在于:第一,提高效率与效果。个体慈善行为往往具有分散、专业化程度不高的特点,因此个体捐助常常会缺乏必要的捐助信息与识别最需要帮助人群的专业技能。而慈善组织具有专业化、组织化的特点,可以有效动员资源,提高救助的效率与效果。也正因为此,个体捐赠往往属于输血型的救助,而慈善组织则可以提供配套的措施,达到造血的目的。第二,救助的经常化。个体捐助具有随意化的特征,而慈善组织的最大益处之一就是使得救助成为经常化的工作。第三,扩大规模与社会影响。慈善组织的功能在于为个人、企业奉献爱心提供制度化的平台,因此,慈善组织能够集中资源,甚至通过投资行为达到保值、增值和扩大规模的目的。所以,通过慈善组织进行慈善行为往往能够形成倍增效益,提高社会影响。第四,规范管理。个体的劝募行为往往很难监督管理,而慈善组织相对更容易提高其劝募行为的规范性、透明性,能够依法管理与监督。最近,西南大学学生陈易通过互联网“卖身救母”获取社会捐赠的纷争就凸显了慈善组织的价值与存在的必要性。

所以,在现代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慈善组织的培育与发展。只有慈善组织发达,慈善事业才可能发展。而政府发展慈善事业的着眼点之一也应当是立足于慈善组织的培育与发展。

二、培育什么样的慈善组织

慈善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慈善是指对人关爱而有同情心,更多是指扶贫济困、帮助穷人。而广义的慈善不仅包括扶贫济困,也包括增加人类福祉的行为。例如,为社区老年人提供的文体设施,不仅惠及贫困老年人,也惠及富有的老年人,虽然它不是传统意义的扶贫济困,但有助于增进老年人的福祉,因此也属于广义的慈善。

这意味着慈善组织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通常,从事扶贫济困的慈善组织就属于狭义的慈善组织,而从事扶贫济困或其他提高人类福祉的慈善组织则属于广义的慈善组织。

而要培育与发展慈善组织,首先遇到的概念性问题便是慈善是狭义还是广义的慈善?我们需要培育狭义还是广义的慈善组织?这也是当前中国正在讨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事业促进法》过程中,最具有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

客观地说,转型期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很多、压力很大。一方面一些传统的社会问题,如贫困问题、妇女儿童问题、残疾人教养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失学问题等仍然存在,个别问题甚至更为严重或者更显性化;另一方面一些新的社会矛盾或社会问题不断涌现。例如,环保问题、流动人口问题、老龄化问题、艾滋病问题、拆迁问题等。而自1978年以来,随着中国扶贫开发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绝对贫困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因此,传统的扶贫济困压力大大缓解,而其他一些社会问题的压力却不断增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慈善组织的需求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多元。而不同类型的慈善组织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与功能,可以更好地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的需求。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政府不仅应当将扶贫济困类的慈善组织作为培育与发展的对象,更应当将其他类型的公益性慈善组织作为培育与发展的对象。而且,从国际趋势看,西方国家有关慈善方面的立法也经历了一个从狭义慈善到广义慈善的过程。可以说,广义慈善是世界的潮流与发展趋势。所以,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事业促进法》中,从全局的角度、从长远的角度,采用广义的慈善概念,而不是狭义的慈善概念。

广义的慈善组织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从层级看,有全国性、省级的慈善组织,也有社区层面的基层慈善组织。从现实情况看,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在社区,社区的关键又在于基层慈善组织。因此,政府的优先选择或战略重点应当是培育和发展社区层面的基层慈善组织。至于全国性、省级的慈善组织也应当培育和发展,但侧重点不同。客观地说,这类组织的资源相对较多、能力较强,但问题在于这类慈善机构,特别是基金会组织,往往一手筹钱,一手做项目,与社区基层慈善组织的联系有限,对社区基层慈善组织的资金支持、培训和信息服务不够。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当是将重点放在引导和鼓励部分高层级慈善组织逐步转为社区基层慈善组织的支持性组织方面。

三、培育的内容

当前,中国的慈善组织还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政府大力培育与发展。通过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我们了解了慈善组织的需求,并根据需求,构建了一个政府培育与发展慈善组织的四维政策模型(见图1)。

第一,发展空间的政策。慈善组织的发展首先需要有合法生存的空间。对于那些符合条件的慈善团体,应该适当降低登记门槛,简化登记程序;对于那些还达不到登记条件的、小型的慈善团体,可以在社区备案。其次,对于那些已经取得合法身份的慈善团体,政府可以让渡更多的公共空间。例如,减少业务主管部门的干预,将更

多的公共服务供给的职能转移给慈善团体。

第二,资金支持政策。任何国家慈善组织的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特别是政府资金的支持。在美国,非营利部门30.5%的资金来源于政府,德国64.3%的资金来源于政府,而根据我们的抽样调查,2002年,中国非营利部门只有9.8%的资金来源于政府。加大政府对慈善组织的资金支持是慈善组织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特别是在慈善组织发育的初期阶段。根据国外的经验,通常政府的资金支持包括直接的货币政策和间接的货币政策。直接的货币政策包括政府购买非营利组织的服务、财政经费支持等;间接的货币政策包括减免税政策、慈善组织募款的资格与接受捐赠的政策等等。

第三,人才支持政策。慈善组织的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源。当前,很多地方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不仅无法纳入公务员、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无法纳入企业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被排除在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户口问题的解决更是望尘莫及。而为了帮助慈善组织能够招募到优秀人才,并且留住优秀人才,政府需要制定一揽子慈善组织员工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政策、人员编制制度、户籍制度、人才培训制度和志愿者的激励制度等。

第四,网络与信息平台政策。慈善组织的发展还离不开信息交流的平台。政府需要给慈善组织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为慈善组织建立信息沟通、交流与学习的平台,这一点也是慈善组织发展壮大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四、培育的模式

中国是一个从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过渡的国家。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当前政府掌握的公权力较大、公共资源较多,这决定了中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模式。由于政府的支配地位与决定性作用,因此,政府在慈善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政府又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层级的政府又有不同的职能部门,而不同层级的政府、不同职能的政府在培育和发展慈善组织方面又有不同的作用。因此,谁有动力、谁有资源、谁有能力来培育与发展慈善组织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在我国各地的地方创新实践中,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培育模式:民政部门主导的培育模式、基层政府主导的培育模式、业务主管或专门机构主导的培育模式。

1.民政部门主导的培育模式

从调研情况看,通常,民政部门最有培育和发展慈善组织的动力,但往往缺乏培育的资源与能力。不过,不同地方民政部门在培育慈善组织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有的地方做得很好,有很大创新,而有的地方做得相对较差。这里以青岛市民政部门培育慈善组织为案例,通过青岛市的做法,剖析这一模式的利弊、经验与教训。

2003年,青岛市市南区民政局在青岛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下发起成立了全国首家公益协会。公益协会成立之初,市南区民政局从社会上公开招募了一位有奉献精神、有爱心的人担任协会的副秘书长,具体负责协会的工作。在资金方面,市南区民政局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为协会提供资金支持,并协助公益协会从企业筹集资金;在人力资源方面,市南区民政局为协会提供了多名公益岗位的名额①,帮助协会建立志愿者队伍;在网络方面,帮助公益协会建立了社区公益服务站,使得公益协会成为社区基层慈善组织的支持性组织。在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和市南区民政局的支持下,公益协会很快得到发展壮大,并为群众提供了大量公益服务。随着协会的发展,民政局又开始考虑逐步淡出,给协会更大的自主性。

青岛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和市南区民政局之所以能够创新性培育和发展慈善组织,其实有几个关键的特殊条件。一是它有创新的动力。青岛市在全市范围内实行了严格的目标管理与考核,市督察室每年都要对各部门的政绩,特别是创新情况进行评估,在评估的压力下,各部门都希望有所创新,再加上市民管局和市南区民政局领导本身的理念与创新意识,共同构成了创新的动力。二是它有创新的资源。青岛市民管局有21个行政编,是全国同类城市人员编制最多、行政级别最高的,而市南区又是整个青岛市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三是它有创新的可能性与制度化渠道。2000年,青岛市专门成立了民间组织管理领导小组,由市委副书记担任组长,副市长任副组长,各相关部门领导共同组建了议事机构,建立了协调机制。这使得民政部门,特别是有关民间组织培育与发展的创意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渠道顺利传递到上级部门,相对更容易争取上级的支持和相关部门的配合。正因为如此,青岛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和市南区民政局才既具有创新的动力,又具有创新的能力,同时又能够得到上级和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

但是,这一模式最大的局限在于,通常,民间组织管理局的资源与能力非常有限。而有关慈善组织资金、人力等方面的培育,单靠民政部门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它需要协调很多强势部门才可能落实。而根据现有的体制,民间组织管理局的行政级别较低,它是属于地方民政局之下的一个二级局,很难协调相关部门。而且,很多地方的民间组织管理局人手、资金有限,也难以为慈善组织提供有效的网络与信息交流、培训的平台。

2.基层政府主导的培育模式

除民政主导模式外,基层政府也是培育和发展社区慈善组织的主要力量之一。这里以广州市文昌地区慈善会为例①。

文昌地区慈善会完全是由广州市荔湾区逢源街道办事处发起成立的基层慈善组织。慈善会的领导由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兼任;慈善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募集,但街道办的领导个人关系在募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慈善会的工作人员同时也就是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不过慈善会还拥有一支超过2700人的社区志愿者队伍。其中,60%以上的志愿者是直接由居委会和街道发动的;慈善会没有建立自己的网络,但与社区其他小社团共同提供社区的慈善服务。

街道办创办文昌慈善会的主要动力来源是社会需求。逢源街道是广州市的老城区、居民收入水平偏低,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高达17%,弱势群体的需求巨大,而街道办直接面对这些弱势群体,在街道办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动员民间资源解决社会问题。而另一个动力来源在于逢源街道办领导干部年轻化、见识广、有知识和事业心;逢源街道办创新的能力主要在于广州离香港近,能够较快地吸收香港通过民间慈善组织解决社区问题的经验,而广州市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较高,这也为慈善会的资金与志愿者资源提供了基础;创新的可能性则在于逢源街道办领导与上级部门和民政部门关系密切,创新的想法容易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

不过,这一模式最大的局限在于,基层政府的创新知识与能力有限,特别是知识的扩散与传播能力有限。

3.业务主管或专门机构主导的培育模式

广义慈善组织的培育,除民政主导模式、基层政府主导模式外,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模式,即

业务主管或专门机构的主导模式。

其实在政府各职能部门中,民政部门的资源相对有限、培育的能力也略显不足。特别是对扶贫济困以外的广义慈善组织的培育,民政部门既缺乏权力,又缺乏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业务主管部门是一个理想的培育主体,它既有权力,又有资源。例如,我国台湾地区业务主管部门在培育财团法人方面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在现实中,业务主管部门主动培育和发展慈善组织的案例还不多见,它们往往既不愿意转移职能,也不愿意加大扶持力度,培育的动力明显缺失。其原因可能在于业务主管部门有自己的专业职能,而很少将慈善组织的培育与发展当成自己的业务。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地方通过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作为政府培育慈善组织的主体。在这方面,上海与深圳培育行业协会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2002年,上海市为了培育和发展行业协会,专门成立了行业协会发展署。由于有专门的机构致力于行业协会的培育与发展工作,上海的行业协会无论在登记注册、信息服务方面都有较大的改善。在上海市的示范下,2004年深圳市也成立了市行业协会服务署,着力培育和发展深圳市的行业协会。由于市行业协会服务署直接在副市长的领导下工作,行业协会服务署在行业协会的培育方面力度很大,远远超过单个业务主管部门和民政部门的力度。例如,在市行业协会服务署的努力下,市政府正规划建设“深圳市行业协会服务中心”,届时服务大厦落成后可以为很多行业协会解决办公场所问题;在资金方面,行业协会服务署还推动设立行业协会发展基金,由市财政拨款;与此同时,行业协会服务署还积极推动行业协会建立产品质量鉴定、行业研发、技术推广和信息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可见,成立专门的机构对于深圳市行业协会的培育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过,这一模式最大的局限在于慈善组织的管理体制由以往的双重管理变为三重管理,不仅背离了简化慈善组织管理的原则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反而将慈善组织的管理复杂化,而且导致了业务主管、登记主管与专门机构之间的摩擦,使得慈善组织无所适从。

五、总结与讨论

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载体,因此,要发展慈善事业,首先应当培育和发展慈善组织。从中国转型时期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当前中国更需要广义的慈善组织,而不仅仅是狭义的慈善组织,因此,正在讨论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事业促进法》应当将慈善定位为广义的慈善。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社区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慈善组织的培育应当立足于社区层面的基层慈善组织。而全国性、全省性等高层级的慈善组织应当更多向基层慈善组织的支持性组织过渡。

中国的慈善组织还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政府可以从发展空间、资金、人才和平台四个维度人手,培育和发展中国的慈善组织。从各地的创新实践看,目前有四种培育模式。民政主导模式的优点在于培育的动力较强,但培育的资源有限。而且,各地民间组织管理局的行政级别低,协调能力弱,而慈善组织的资金、人才政策恰恰需要很多强势部门的配合。总的来说,这一模式的培育力度远远不够,特别是对于广义的慈善组织而言;基层政府主导模式的优点在于直接面对群众的现实需求,有压力也有动力,而且最了解群众的需求,但基层政府创新的知识等资源相对有限,特别是模式难以扩散。因此,从全国慈善组织培育的角度看,这一模式也有较大局限性;业务主管部门主导模式的优点在于业务主管部门的资源相对较多,但缺点在于各业务主管部门往往不会将慈善组织的培育与发展当成主流业务,缺乏培育的动力;专门机构主导模式的优点在于有培育的动力与一定的资源,但缺点在于背离了新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使得慈善组织的管理更加复杂化,甚至导致新的摩擦。

从国外的经验看,慈善组织的培育与发展通常有两种模式。一是分门别类的目的事业模式,一是统一培育模式。不过从发展趋势看,统一培育模式是发展的方向与趋势。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了统一培育模式。例如,韩国在总理办公厅下设立了公民社会发展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慈善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战略规划,然后由总理民政事务助理进行沟通与协调,由行政自治部的市民协力课负责每年的项目发放;英国也是成立了专门的慈善委员会负责慈善组织的培育与监管;印度已经将慈善组织的培育与发展纳入了五年规划,政府每年通过项目采购的方式向慈善组织提供50亿美元的资助,而印度计划委员会负责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合作计划。统一模式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有专门、单一的部门负责慈善组织的培育,而且级别高、培育力度大。

培育与发展模式 篇7

1 农业院校教师师德建设的内涵

1.1 遵守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明确指出:教师职业道德是教师和一切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教育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包括爱国守法、敬业爱生、教书育人、严谨治学、服务社会和为人师表等六方面。农业院校教师师德建设, 首先必须严格遵守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这是师德建设的根本。表现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以教书育人为己任, 率先垂范, 为人师表;热爱学生, 勇于教改, 善于研究, 具有扎实的专业素质与丰富的实践经验, 能够站稳讲台。

1.2 体现高等农业院校教师师德特征

高等农业院校的教师不仅要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 更要热爱农业、农村和农民。老师的“三农”情结, 会点燃学生“学农爱农”的激情, 坚定学生振兴农业的信念。所以, 高等农业院校教师师德建设要努力提升教师崇尚农业科学、深入农业实践、献身农业发展的思想境界, 在服务面向、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体现“三农”特色, 把教师着力打造成“农业科技专家和教育教学研究”的复合型人才。

1.3 建立师德实践培育机制

教师的高尚师德不是自发产生的, 而是在教学实践和生产锻炼中经不断反思、不断进取、不断锤炼过程后其所达到的境界。所以, 高等农业院校必须紧密结合学校师德建设的实际, 以实践培育为核心, 创新培育载体;围绕教师自我职业发展, 开展系列校本培训专题活动;以人文关怀和教师归属感培养为着力点, 创设师德培育的良好工作氛围;以教师职业能力提升与师德养成为目标, 搭建教师成长的工作平台, 实现师德培育的多途径和多元化。

1.4 构建科学的师德考评模式

科学规范的师德考评模式是师德建设成效的保障, 是以师德“正能量”, 引领和强化教师提升自我修养、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选择[2]。《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明确指出:将师德评价作为教师资格认定、年度考核、职务聘任、评优奖先的重要内容, 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所以, 以多方参与为原则, 注重过程考核, 突出评价的反馈性与导向性, 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师德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是高等农业院校教师师德建设的重要工作。

2“四层次+一平台”师德培育体系的构建

2.1“四层次”师德培育途径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领导把教师师德建设作为学校发展的核心工作, 成立以人事处为牵头单位, 教务处、工会等部门协管, 从学校、教学单位、教研室、教师自我践行等4个层面展开师德建设体系。

2.1.1 学校层面以校园文化建设与专题活动为载体, 示范引领师德培育

校园文化建设着力打造“以德行政”和“以德育人”的良好文化氛围。一方面, 结合校园文化建设的各项活动, 在校园内设立全国模范人物宣传专栏、典型先进人物事迹宣教墙;另一方面贴近生活实际树典型, 像学校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名师、全国优秀教师、省级优秀教师、师德先进个人等, 在校报设立名人专栏, 校内网开设创先争优专题网站, 定期举办名师讲坛等, 用榜样的力量启迪、引领, 强化教师的责任意识与育人能力, 营造师德培育的良好氛围和环境。

建立教师师德校本培训的常态机制, 使教师胜任学校文化精神传承作用, 凝聚教师对学校发展的自信心。根据不同教师专业成长阶段, 采取分类指导管理, 逐层推进:通过教师入职教育培训, 定期进行教学研究讨论, 加强教学督导, 举办专家报告、名师讲坛、论文征集、演讲比赛、说课竞赛等活动, 带动青年教师师德养成的常态化与自主化;建立国家级、省级、校级三级骨干教师, 专业带头人、团队带头人培养体系, 引导和发挥其特长, 形成示范引领作用。

2.1.2 系部层面以学习带动、党建驱动, 常态强化师德培育

学校要求全校每个系部成立师德建设领导小组, 实施师德建设一把手工程。利用每周1次的政治学习时间组织教师以集中学习和分散自学的形式开展学习活动, 全面开展师德理论、《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文件的学习, 同时组织开展校内外先进教师、优秀班主任交流会、优秀党员专题交流会;落实学校的各种师德专题活动成效;开展青年教师培训、教师互听课、公开课与示范课、教师技能大赛等专项活动;制定系青年教师系列培养方案、青年教师导师制工作规范, 把师德培育当成系部常态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形成师德建设的常态化。同时, 师德建设与党建工作紧密结合,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引导青年教师作教书育人的模范、作岗位奉献的模范、作提高质量的模范、作师德建设的模范, 以党建工作全面推动青年教师师德建设工作。

2.1.3 教研室层面实施教科研项目推动, 以师能提升促师德培育

师能是教师的根本, 是高尚师德的基础, 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教研室在学校、系部学习、专题活动的基础上, 以强师能促师德为抓手。首先, 教研室根据专业建设、教师自身特点, 制定青年教师个性化职业发展规划。其次, 通过学习、交流、指导、集体备课等各种方法定期开展教研活动, 讨论专业建设、行业发展、课程改革、教学方法、交流教学心得;组建团队开展精品课程、特色专业质量工程项目、教学研究项目等课题研究, 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学研究能力。同时, 以科研项目为载体, 建立科研团队, 提高教师解决生产实践问题的能力, 变老师的高学历为高能力。

2.1.4 教师以课堂教学为载体, 自我践行师德培育

课堂是教师师德培育的一个依托体和承载体。要求老师与学生真情面对面、热情心连心;走近学生、走进学生的心理;首先教学生做人做事, 其次教学生学习方法, 然后教学生知识与技能;上好每一节课、站稳讲台。建立校系两级课程教学管理监督机制, 在学生评教、督导组督导、优质课评选等方面引入师德内容, 强化教学过程管理, 引导教师做“以知育人、以言育人、以情育人、以行育人、以境育人”、师德规范的践行者。

2.2 服务“三农”师德培育平台的搭建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围绕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战略定位和“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战略举措, 以“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强化特色、提升品牌”为基本思路, 发挥学校的传统优势, 服务农牧业产业链。所以, 教师的“三农”意识和服务“三农”精神是师德培育的重点。学院依托2009年经河南省教育厅批复成立的“河南牧业工程高等职业教育集团”为平台, 与企业、行业协会、科研院所、职业院校、政府主管部门等建立广泛、密切的合作关系;各教学系以学校搭建的平台为依托, 结合本系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工作需要、企业需求等具体情况, 与各成员单位共建专业建设与发展指导委员会, 以项目为载体, 进行实质性合作, 构成“集团搭台、学校引导、各系唱戏、企业共振”的合作运行模式。通过双方兼职、双向交流、双重保障、双向培育等机制, 给老师搭建了走进企业、深入农村、服务农业科技发展的平台, 形成了以服务“三农”为核心的“校企共育”师德培育平台。

3 多元化师德评价与监督体系的构建

3.1 形成了规范合理的师德建设与考评制度体系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制定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师德师风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入贯彻落实<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实施意见》以及《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实施细则》。完善教师资格认定和新教师聘用制度, 把思想政治素质、思想道德品质作为必备条件和重要考察内容;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年度考核、职务聘任、派出进修和评优奖励等的重要依据。

建立师德考评制度, 制定《师德考评办法》, 建成了网上评教平台, 尝试性引入同行、学生、领导、同行、家长、企业 (社会) 的评价, 改变了一元主体的评价模式, 实施综合性、多维度、网络化的师德评价, 增加教师师德评价的公平客观性。通过建设, 学校已经形成学校—学生—家长—社会四级评价网络体系。

3.2 构建了监督、激励与多元化评价相结合的师德建设保障机制

3.2.1 分别设立教师和学生师德监督员评价教师师德

教师师德督导由校督导组员担任, 同时在每个班级设立学生师德监督员, 强化师德培育的过程管理, 使师德建设与专业、课程改革相融合。

3.2.2 注重考核结果的导向功能, 完善师德激励机制

一是学校把师德师风考核纳入对各职能部门和各院系的文明创建、教学、管理、服务工作考核之中。实行创建文明单位“一票否决制”。二是每年进行专项师德考核。三是对新进教师在其工作满1年后, 实行师德考核。四是每隔3年对35岁以下青年教师进行1次教学水平、管理和服务业绩考核, 将师德考核作为重要指标之一。五是学校人事部门为全校教职工建立师德档案, 将教职工接受表彰的情况、师德专项考核情况和反映教师道德状况的相关资料, 以及教师担任班主任、辅导员等工作的情况, 整理归档。

通过规范的过程管理, 督促老师完善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 实现“要我”到“我要”的内化, 真正做到为人师表, 行为示范。

4 实践的效果

3年来,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师德培育与考评模式的实践效果如下。

4.1 提高了社会对师德的满意度

学生、教师、企业、家长对师德的满意率较以前分别提高了17.82%、20.91%、23.78%、35.61% (发放问卷850份, 其中学生问卷400份, 收回391份;教师问卷200份, 收回186份;家长问卷150份, 收回99份;企业问卷100份, 收回76份) 。

4.2 推进了质量工程项目建设

建设期内获得国家教学名师1人、河南省教学名师2人;获得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4门,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门;国家级示范专业2个、省级特色专业2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省级教学团队1个;国家级实训基地1个、省级实训基地1个。

4.3 有效提高了教学质量

学生一次性对口就业率提高17.6%;企业对实习学生的满意率提高23.8%, 参加各类学生创新创业、技能大赛获奖率提高10.4%。

4.4 受到兄弟院校的认可和借鉴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师德建设的做法与成果, 受到了各大平面及网络媒体的关注;国家级教学名师、教务处长边传周教授应邀到商丘职业技术学院、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做有关师德建设的专题报告;借助于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承担的国家级和省级高职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项目平台, 先后有来自全国60多个兄弟院校的骨干老师到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学习交流, 使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师德建设的成果起到了辐射推广作用。

5 思考

5.1 师德建设应体现“以人为本、循序渐进”原则

师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一方面要领导高度重视, 统筹安排, 狠抓严管;另一方面更要体现“以人为本”, 尊重青年教师成长规律, 从提高师德认识、培养师德感情、锻炼师德意识到确立师德信念的规律循序渐进[3]。

5.2 师德建设要体现校本性

每一所高等农业院校都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三农”的共同任务, 都面临着内涵建设、质量提升和转型发展的共同压力, 但每所高校的发展历史、办学特点、办学背景各不相同。因此, 高等农业院校在师德建设过程中, 必须牢牢把握学校定位与办学实际, 做好顶层设计, 分类指导, 逐层推进, 体现特色发展的校本个性。

摘要:高等农业院校教师师德建设既要包含师德的一般涵义, 又要凸显行业特色。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面临本科转型的机遇和挑战, 在深入分析学院具体情况和高等农业院师德内涵建设的基础上;以实践培育为载体, 形成了“学校-系部-教研室-课堂”四层次师德培育途径, 搭建了以服务“三农”为核心的“校企共育”师德培育平台;以规范过程管理为核心, 构建了多元化师德监督与评价体系。

关键词:农业院校,师德,培育,考评模式

参考文献

[1]李明中.高校重在“双向度”服务中原经济区建设[J].河南教育, 2012 (1) :26-27.

[2]郑婧伶, 徐英.高校教师师德评价机制评析与重建[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3, 26 (3) :59-62.

培育与发展模式 篇8

一、职业技校学生及其社会适应能力现状

根据教育部财务司的调查统计, 2006年我国职业技校学生有750万人, 高等职业教育已接近300万人, 到2007年职业技校学生已超出800万人。近年来, 各项调查显示, 受升学、学校环境等因素影响, 职业技校学生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 他们学习基础差、思想上不求上进、交际能力弱, 行为习惯不好等, 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较多, 社会适应能力整体较差。

社会适应性是指人与社会相互作用时的心理承受水平以及自我调节能力。大多数职业技校学生由于高考、中考的失败, 才进入职业技校, 家庭对其失望, 自己也存在自卑等情绪, 再加上家长忙于生计, 学生住校, 双方见面的机会很少, 使双方不能经常交流, 导致其缺乏基本社会交往能力, 社会适应能力较差。据一项对职业技校学生的调查, 在小学到初中从未受到表扬的比例为79.16%, 从未当过班干部的为14.41%, 学习成绩居中下游的为86.6%, 上职校为混毕业的为25.05%, 作业经常不完成或从来不完成为16.76%, 课余时间看书学习者为12.97%, 对学习缺乏自信者为1.89%, 对今后生活毫无打算者为7.58%。显然, 职业技校学生面临的社会压力要比普通学生大, 所受的失败与挫折也比普高的学生多, 情绪两极性的表现也较为明显, 且他们既要承受社会轻视职业技校的压力和家长埋怨“不争气”的压力, 又要克服自卑的心理障碍。[1]

二、职业技校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培育的主要内容

内尔·诺丁斯说:“关心是一切成功教育的基石。当代学校教育可以借助关心而重新焕发生机。”关心什么呢?内尔·诺丁斯说:“我认为, 教育最好围绕关心来组织:关心自己, 关心身边最近的人, 关心与自己有各种关系的人, 关心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关心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 关心人类制造出来的物品, 以及关心知识和学问。”[2]可见, 通过这种由近及远的关心教育可以很好地培育职业技校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一) 职业技校学生应当学会关心自我。

关心自我, 培育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全人格是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基础和前提。首先, 要学会观察自己。观察自己是否正视现实, 是否树立“行行出状元”、“学校无差生”等的思想, 是否认识到学校是新起点、新生活的开始。其次, 要学会接纳现实, 悦纳自我。学会接纳现实, 并不是漠视自己, 而是正视目前所处环境, 即不以虚幻的自我补偿内心的空虚, 不以消极回避漠视自己的现实, 不以怨恨、自责、厌恶来否定自己。学会悦纳自我, 就是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和闪光点, 找到支撑自己自信的立足点, 这样即便学校一般, 也有足够的理由对自己充满自信心。再次, 要学会自我设计。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定下清晰而长远的目标, 只有目标明确, 才不至于为中考、高考失败而失大志。最终的目标还是能自己把握和创造命运, 创造幸福、快乐的人生。职业技校学生要学会关心自己, 要无条件、无批判地接纳自己的现状, 学会用心灵爱自己、鼓励自己, 学会合理宣泄不良情绪, 在关心自我中萌生出源于心灵深处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来自外部的强迫, 而是促使自己更好更完善的内在动力, 让人格朝着有益于身心、适应社会和完善自我的方向发展。

(二) 职业技校学生应当学会关心他人。

学会关心他人是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基本要求。学会关心他人, 就要了解他人、理解他人、维系融洽的人际关系。这个“他人”, 从具体的家人、朋友、同学发展到抽象的他人, 以关心他人的情绪感受、需要发展到关心他人的礼仪, 关心集体。一个关心他人的人, 会更好地处理他与爱人、朋友、同事、邻居、父母的关系, 敏感地感受来自他人的关心, 同时也能真诚地关心他人。如果学会关心他人, 那么即使面对竞争, 也会有一份健康而有益的心态。人都是相互的, 接受他人的关心, 就要做出相应的反应。关心也可以说是一种能力, 如果拥有关心的能力, 可以帮助职业技校学生建立关心的人际关系, 可以提高社会适应能力。

(三) 职业技校学生应当学会关心集体和社会。

人类一开始就生活在集体中, 个人生存和发展也离不开集体和社会。一个寝室是一个集体、一个班级是一个集体、一所学校也是一个集体, 倘若一个人对身边或置身其中的集体都漠不关心, 那就更别提关心国家和社会了。大多数职业技校学生由于初中、高中都不是老师喜欢的乖乖孩, 所以经常感觉不到集体的关心, 使他们感到失落。所以要让他们从内因上改变, 使他们能主动关心集体。首先, 要让职业技校学生有集体荣誉感, 这也是关心集体的根本出发点。可以通过开展班级、学院、学校的集体活动, 把职业技校学生中那个真的“自我”, 通过集体形式展现出来、释放出来使他们身心都受到集体感染, 增强了集体荣誉感。其次, 要让职业技校学生懂得不能因自己任何过错, 而影响到班集体, 甚至学校, 也是关心集体的表现。再次, 付出关心, 增强集体凝聚力, 达到人与人之间能互相支持。

三、职业技校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培育的方法

(一) 有效的管理制度是职业技校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培育的根本保障。

1.始业教育与自立自强有效结合。

每年学生入学时, 要进行严格的始业教育。首先, 军事训练, 锻炼学生生活自理能力和日常行为规范的养成。再次, 是适应学校寄宿生活教育, 让学生要自立、自强, 重新树立对学习的信心。最后, 对学生进行新起点教育, 让学生明白大家都是新的起点, 新的起跑线, 要想跑的快, 就要付出比别人多的努力。

2.日常管理与成人成才有效结合。

建立值周制度, 每个班每学期要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值周1-2次, 学生既要负责教学楼、公寓楼和整个校园的卫生检查, 还要负责维持各班的自习纪律和公寓楼晚上熄灯的情况。建立家访制度, 学校与家长要及时沟通, 密切合作, 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 共同教育。建立法制安全宣传教育例会制度, 学校应每月进行一次法制、安全教育, 做一些法制讲座, 通报各班违纪情况等。班级应建立法制安全例会, 每周或每两周组织一次例会, 对班级学生的思想状况、违纪等情况予以说明, 并对社会上一些危险的情况进行说明。

3.因材施教与素质教育有效结合。

对学生每个学期的总评分采取学分制, 这个分数最终由班级全班同学坐在一起讨论给分。由于进校时学生知识层次不一, 为防止学生产生厌学情绪, 使他们树立学习的信心, 采取不同素质教育方式:对于学习好的学生, 我们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报考更好的高职院校;对于学习差的学生, 我们要鼓励他们在技术上学有成效;对于某一门课程或技术有特长的, 也让其发展。总之, 只要有特长, 学分就会加, 这样有效地调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4.劳动实践周与责任养成相结合。

培养人才, 最重要的不是灌输知识, 培养性格、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比什么都要紧, 一种坚忍不拔的性格、一种高能力、一种责任感, 对于学生在以后社会上的成功, 确实是必不可少的。劳动实践能使职业技校学生的自立能力得到强化, 帮助职业技校学生了解将担负的社会责任, 了解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责任感, 从而让学生认识到人对社会是负有责任的, 责任不论大小, 只要人与人之间联系成社会, 他便会起到促进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

(二) 创设有利于职业技校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培育的优良教育环境。

1.创设良好的校园环境。首先, 应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积极组织各种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帮助职业技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其次, 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构筑轻松融洽的氛围, 充分发挥学校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作用, 通过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同乡之间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使他们感受到学校的温暖, 使其产生安全感、归属感, 从而消除考试失利等带来精神上的消极影响。再次, 做好日常关心工作。关心学生学习、恋爱、生活、学费等问题。最后, 做好职业技校学生的就业问题。

2.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学中, 增添与“职业技校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培育”相关的内容, 使职业技校学生确立社会适应能力的理念。思想政治课始终贯穿着培育职业技校学生的社会适应性能力培育问题。有些职业技校学生, 回避交往, 独来独往, 自我封闭, 独立性很强。教师应在思想政治、职业道德、始业教育等教育教学时,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挫折教育、应变能力教育、反思能力教育、激励教育等。挫折教育, 使他们正确认识前进道路上的挫折是不可避免的、暂时的、可以战胜的, 对待挫折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不回避、不气馁, 鼓起战胜挫折的勇气, 树立战胜挫折的坚定信念, 经历挫折, 战胜挫折, 这样会让自己不断成长, 更加成熟。[3]反思能力, 职业技校学生要在日常的工作、学习中, 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思维, 正确地看待自己的长处和价值, 正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才能不断进取。反思能力是成长过程中少走弯路、少误入歧途的重要保障。激励教育, 职业技校学生当中不乏自立自强、奋发向上、形象阳光、取得成绩的典型, 应该请他们到学生中间做讲座, 和学生对话、对职业技校学生具有很强的教育性。通过这些教育, 激发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主观能动性, 从而提高社会适应能力。

摘要:一个人真正的健康, 不光是身体上的健康, 而是要生理、心理、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本文客观分析了职业技校学生的现状及其社会适应能力现状, 论述了以“学会关心”德育模式培育职业技校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并从有效的管理制度、创设优良教育环境等两方面阐述了职业技校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培育的对策。

关键词:学会关心,职业技校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培育

参考文献

[1].宋世强.关于职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思考[M].江苏省连云港市职教中心, 2007, 6:45

[2].[美国]内尔.诺丁斯.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

我国社会企业培育与发展路径 篇9

由于社会企业的社会效益目标和非营利性的价值理念与我国社区建设要让社会成员能够“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 于是, 在实践中, 社会企业的模式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社区中, 社区社会企业得以发展起来。随着社会需求的日益多元化、公民参与意识的日益增强、政府对公民社会力量的日益开放, 社区社会企业在中国有着广阔的需求和生长空间。但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探索层面, 我国的社区社会企业都只是刚刚起步。如何看待我国的社区社会企业、如何借鉴和发展社区社会企业并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对我国社区社会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 要清醒地认识我国社区社会企业面临的挑战、厘清社区社会企业的概念、了解我国社区社会企业发展实践, 进而从理论上为社区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相关的建议。

一、社会企业的发展特点

1972年, 美国贸易与工业部将社会企业定义为:社会企业是把社会目标放在首位的企业。其盈余主要用来再投资于企业本身或社会/社区, 而非为了替股东或企业持有人谋取最大利益。之后在西方,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组织、不同研究者都对“社会企业”的定义有过不同的表述, 虽然具体表述略有差异, 但有两个共同点是被普遍认可的:一是运用商业企业运营模式, 二是行使和追求社会公益目的, 这两个共同点基本上概括出了社会企业最具特殊性和最鲜明的特点。而我国学者基本上也认为, 社会企业是以经营活动为手段, 以社会价值为首要目标, 而不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的, 其盈利主要用来服务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

基于以上理解, 笔者认为社区社会企业就是指立足于社区的社会企业, 其概念可以定义为:以社区为依托、以实现社会效益为根本宗旨、以创新精神和商业行为整合资源、解决社区问题或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 促进社区和谐发展的新型社区服务组织。

社区社会企业发展的特点:“社区社会企业来源于社区, 成长于社区, 回馈于社区”, 这是对社区社会企业发展最好的概括。社区社会企业建立在社区中, 受制于社区的地理空间、规章制度和社区文化, 同时它又依赖于社区的人力、物力和组织等各种资源。因此, 在社区社会企业的成长过程中, 规模较小、运行灵活、资金不足、不够规范等特点同时并存。

社区社会企业以回报社区为最终目标, 社区社会企业帮助改善社区公共服务。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社会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 社会利益需求出现多样化, 政府在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已经不可能完全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要求。一方面, 社区中的弱势群体增加, 他们需要外界的帮助;另一方面, 政府又很难顾及到或者难以切实了解他们的实际生存发展需要。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社区社会企业扎根于社区, 了解社区的实际情况, 可以提供更加方便社区居民生活的公共服务。国际经验也表明, 社区社会企业在社区弱势群体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的提供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社区社会企业帮助解决社区各类问题。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 社会矛盾突出, 表现在社区中多为失业、养老、相对贫困、环境破坏等社会问题。实践证明, 社区社会企业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在帮助解决失业问题时, 由于社区社会企业可以通过商业运作手段经营并盈利, 这就可以摆脱一般公益组织的资金困境, 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而这种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的做法, 实质上是在帮助他们重塑自信, 能够有尊严、自食其力地生活, 与单纯的物质救助相比更有可持续性。

二、我国社区社会企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由于社区社会企业在我国还是一个新兴事物, 目前对它也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 所以, 虽然理论界对社会企业的讨论日趋热烈, 但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社会企业为数不多, 实践相对落后, 它们更多是以“准社会企业”的形式存在, 其中以社会福利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区服务中心最为典型。虽然这些组织还没有完全具备社会企业的资质和条件, 但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社会使命, 提供了社会服务, 对改善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健全社会管理体制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国社区社会企业具有组织形式多样的特点。从目前的考察来看, 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一是标准意义上的社区社会企业;二是立足于社区的福利企业;三是立足于社区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四是社区服务中心。其中, 人们对标准意义上的社区社会企业还处于一种认识状态, 特别是要使得企业成为一个社会企业, 还需要社会企业家的培育与努力;而作为社会企业较早表现形式的福利企业在实际的运作中开始逐步弱化其社会功能而强调其经济功能;一些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质上是具有政府背景的类行政组织, 并没有提高经营效率和服务水平的行为;社区服务中心依托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 以开展福利服务、便民利民服务为主, 对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也存在着资金缺乏, 总体服务水平不高, 设施数量不足, 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

社区社会企业实践相对落后, 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1. 资金不足, 运营经费没有保障, 限制了企业的发展。

经营收入是社区社会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 但由于它是公益性的, 面向的又主要是社区居民, 因而即使是使用经济手段获得收益, 其收益部分也是非常小的。因此, 这些企业就无法在基础设施、社会宣传方面投入更多的财力, 这就直接影响了这些企业更好更广泛地拓展业务。

2. 外部发展环境不够成熟。

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支持系统, 是社区社会企业发展的有力保障, 而当前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缺乏或不健全、政府不能提供相应的扶持, 这些都制约了社区社会企业的发展。

3. 在理念上, 对社区社会企业认知不够。

中国社会普遍缺乏西方社会那样的公民意识、法制观念、志愿精神, 虽然最近几年我国的社区公益事业、社区志愿者队伍发展很快, 但就全社会而言, 公益组织做经营活动还需要一个被慢慢接受的过程。

4. 缺乏同时具备商业技能、非营利组织运营以及社区建设三方面知识和技能的人才。

由于社会企业在中国还是新事物, 人们对它的认识还不足, 所以很难吸引到合适的人才来参与企业的管理与运作, 特别是同时具备商业技能、非营利组织运营以及社区建设三方面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 这难免会造成企业在管理上的混乱, 各种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 工作效率低下, 进而阻碍企业的健康发展。所以说, 中国还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企业家。

三、我国社区社会企业培育与发展路径探究

1. 加快政策与制度创新是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企业的关键。

社区社会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 特别是当社区社会企业正处于初创阶段的时候, 更需要政府的支持与引导。国际经验表明, 政府对于社会企业的支持和保障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一是颁布专门立法, 如日本、韩国等, 其社会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 都以法律政策环境的改变为转折点;二是通过调整和修改现行的法规, 不断完善现行的制度框架, 如英国、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三是出台有关社会企业发展的规划、政策或其他相关规定, 倡导社会企业的发展, 如在中国香港, 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和财政资助是香港社会福利服务工作、特别是社会企业得以不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根据我国目前社区社会企业发展的现状, 政府应加快政策与制度创新。政府要为社区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相对平等的竞争环境。如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允许社区社会企业参与更多的社会福利供给;给予社区社会企业与事业单位及其它政府创办的组织平等的待遇;防止不公平竞争等等。政府要为社区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例如直接财政拨款、提供融资渠道、提供专项资金等等。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明确社区社会企业的性质和地位, 使其能够正常发展和运行。

2. 加强自身建设是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企业的主要任务。

加强社区社会企业自身的制度建设, 建立其发展的长效机制, 使其发展更加规范化、制度化。首先社区社会企业内部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工作流程, 做到服务、活动有章可循;其次企业员工要加强对规章制度的学习。

加强社区社会企业自身的人才建设。首先要培养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人才和社会企业家。社区社会企业是那些具有爱心、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企业家建立起来的, 他们将企业管理的经验和能力应用到了解决社会问题和帮助社区发展中。一个成功的社会企业家应具有六种品质:乐于自我纠正、乐于分享荣誉、乐于突破自我、乐于超越便捷、乐于默默工作。其次要宣传社会企业家精神, 为有志于投身或热心关注社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工作的潜在的创业者和已经成功创业的企业家, 提供与社会企业相关的全方位的信息和相关技能学习的机会, 特别是要培养大学生群体对社区社会企业的敏感性。如2011年由宁波诺丁汉大学承办的“诺丁汉社会企业创业大赛 (NSEC) ”就是希望将社会企业创业的概念推广到更多的大学生中去, NSEC的组织者相信当代大学生有能力成为社会创业者, 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社会使命感, 善于发现问题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创造社会价值, 实现个人社会价值和企业价值的统一。

创新思维, 积极探索社区社会企业更多的经营模式, 特别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经营模式。

3. 挖掘志愿者资源是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企业的有力支持。

资金短缺是很多社区社会企业遇到的问题, 因此在发展中, 社区社会企业应尽可能地降低各种成本以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目的, 而志愿者可以帮助社区社会企业降低人力资源成本, 他们是非常宝贵和重要的人力资源。社区社会企业在利用志愿者资源的时候, 要注意志愿者的数量、工作能力、工作方式以及综合素质对其工作的影响, 因此, 在扩大志愿者数量的同时, 还要从质量上提高志愿者的服务水平, 如通过培训、讲座、经验交流等方式有效地推动社区社会企业的发展。

4. 完善监督管理体系是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企业的外部保障。

要充分认识到社区社会企业与政府、社会的关系, 逐步建立起一个较为完善的政府管理、社会监督和社区社会企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督管理体系。

加强政府管理机制。政府在社区社会组织的监督机制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存在的社区社会组织的几种表现形式中, 有些还带有行政化的色彩, 存在双重领导。要适当改革这种多头管理的体制, 规范社区社会企业的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监管职能。同时政府还要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社区社会企业评估机制和与之匹配的一系列制度。

完善社会监督体系。一方面要建立社区社会企业内部评估与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评估机制;另一方面要提高公众的监督意识, 加大媒体监督的力度。

产业集群培育与中部经济发展 篇10

产业集群是同处或相关于某一特定产业(行业)的众多相互依赖的企业在一定地理空间上的集聚。这种企业集群组织形式的优势在于既避免了“一体化”和大集团所导致的管理成本和代理成本过高的问题,又避免了远距离交易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过高的弊端,并且通过集群内资源、技术等的共享与传播,可以大大提升集群内企业的竞争力。而波特通过对10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发现,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在所有发达的经济体中,都可以明显看到各种产业集群。因此,产业集群超越了一般产业范围,形成特定地理范围内多个产业相互融合、众多类型机构相互联结的共生体,构成这一区域特色的竞争优势。产业集群发展状况已经成为考察一个经济体,或其中某个区域和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从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历史来看,我国产业集群是在改革开放初在广东、浙江与北京同期出现的,且三种形成方式与结果各不相同。其中,广东珠三角的产业集群是由外商直接投资驱动下的外向型加工业集群,浙江温州一带是依靠本地企业家精神和工商业传统发展起来的特色品产业集群,而北京中关村则是依托密集的高科技资源形成的高科技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基本是在市场力量驱动下自发形成的,而这些地方也成为目前我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产业集群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当前,在“中部崛起”的背景下,中部各省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通过什么途径可以更有效地提升本地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加速本地区经济发展,是中部各省所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东南沿海依托产业集群带动经济发展,以及产业集群发展的国际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中部地区发展产业集群的现实条件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六省。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的经济虽然也经历了快速发展,但目前各项经济指标不仅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而且许多经济指标也落后于西部地区。形成这样的局面有其客观原因。现代经济以相互协作及经济、技术交流为重要特征,这种协作与交流包含在地区之间(一国之内)以及国与国之间,并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这种趋势更为强化,从而一国的经济发展更难孤立于世界之外。中国自1978年开始推进的改革开放政策,顺应了这种趋势,并正在使中国经济成为一体化全球经济的重要一极。中国沿海地区有着与外界开展经济、技术协作与交流的先天有利条件,必然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走在全国的前列,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先发地区,这是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客观原因。而今,和谐社会的构建必然要求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这也为加快中部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借鉴沿海地区经验,积极培育产业集群,对中部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相比较沿海,中部地区有其自身特点。从人文条件看,东南沿海天然与外界接触广泛,人们具有较强的商品意识及自主创业精神,这些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更多的依赖于自发形成,政策面的重视也只是在最近几年。对于中部地区,人们的思想相对保守,商品意识及自主创业精神不足。这样,产业集群仍然寄希望于自主发展是不现实的。从外在的条件变化看,竞争的条件已经远远不同。东南沿海地区的相对宽松发展条件不能不说得益于广大内陆地区当时商品意识的缺乏和由此导致的内陆地区的竞争力疲弱,以及沿海地区所具有的信息和与外界接触的便利,而现实其他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必然会面对激烈的竞争,其初期发展需要政府推动。因此,各级政府必须为其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促使不同地区特色产业集群的出现,及现有产业集群从简单模仿阶段向自主创新、自主积累发展阶段转变。即现阶段中部地区各级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角色应是积极的介入,但应把握介入的度,介入的形式应是积极引导、支持、推动,而非干涉。

三、中部地区发展产业集群的政策措施

目前,中部省份产业集群发展的突出问题表现在,有一定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数量较少,规模相对较小,对本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而要加快中部经济发展,积极培育和发展产业集群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为此,中部地区应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和完善产业集群产生和发展的环境

中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不足是产业集群数量偏少,规模不够,因此,应该努力构造适宜集群产生的经济环境。可以看到,国内产业集群发展较早和比较成熟的地区,均是人们自主创业和商品意识最强的地区,比如江、浙、闽及珠江三角洲地区,自古就有着很强的商品意识及经商传统;北京中关村高科技产业集群的产生则源于我国最早的自主创业的高知人群。中部大多数地区的人们有着很深的封建小农思想,普遍的自主创业意识缺乏,风险承受力偏弱,等、靠、要思想严重,因此,产业集群的自然产生及发展和壮大显得尤为困难,政府必须采取积极措施促使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首先一点就是广泛的树立人们的自主创新意识,为达到这一点建立完善的地区创业培训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考虑在各个地区建立创业培训班,传授创业知识和技能,培育人们的创业意识,这种培训班甚至可以建立在镇、村一级。师资力量可以是政府工作人员、也可以是利用假期时间的大学教师。当然这种培训成败的标志不在于多少人掌握了创业知识,而在于是否帮助人们树立了自主创新意识。只要这种培训能够持续下去,一定能够改变人们的传统意识。

产业集群的产生,最早一般发端于某“种子企业”(最早的生产者),借助于他们的成功示范,引导后来者的进入行为。从这一点出发,再一个措施,就是建立创业支持和发展基金,给予有意创业的人们以资金支持,也可以部分解决人们风险承受力较弱的问题,从而催生地区“种子企业”。基金的来源可以考虑由省或市一级财政解决。具体的发放程序应由地区专家和企业界人士组成项目评审委员会,从创业基金申请者中挑选,挑选的准则既要重视项目本身,也要重视申请者本身的意识和动机,使基金能够发放到真正意图创业者手中。

(二)引导产业集群形成自主创新机制

如前所述,中部地区产业集群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突出表现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群体内合作创新机制远未形成。多数集群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只是简单的模仿,产品技术含量有限,难以进入同类产品的顶级水平,或者说在全国范围内品牌影响力有限,阻碍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及规模扩张。而缺乏创新能力的所谓“产业集群”,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企业集合,这种企业集合很有可能会随着别人的发展而萎缩,更不要说规模扩张了。因此,中部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必须解决集群创新机制的形成。但是依赖于产业集群自发形成这种机制会有偶然性,并且这种自发的形成过程在中部现实的发展条件下可能过于缓慢,这样,政府就有责任引导这种机制的形成。当然,单纯的行政手段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可以考虑建立创新奖励和发展基金,对于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及制度创新给予重奖(这种奖励也可以是税收上的减免)。现有的奖励过于狭窄和随意,应把奖励基金建立在市、县一级(这样也有利于产业集群自主创新机制形成后,政府及时退出,因为该基金的设立不在于奖励成熟的产业集群,而在于促使初期产业集群形成自主创新意识和机制),加大奖励范围,形成企业群体意识,而不要使多数企业觉得与己无关。为保证奖励的公正性,应建立专家和企业界人士的评审委员会。奖励基金的来源由省级政府解决,这样可以保证各市、县开展这项工作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在总体范围内统筹资金。同时,鼓励大学和科研院所对企业进行创新协助,依靠外部科研力量推动群内企业创新。这些措施将有利于产业集群创新意识的树立,形成自主创新机制,并最终脱离政府的引导。

(三)围绕中部地区优势企业,培育地区产业集群

中部地区在“一五”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内,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地区之一,在农机、工业基础件、矿山设备、有色金属、汽车、纺织及建材等许多领域建设了至今在全国同行业中仍居于前列的大型企业。从它们所在的行业特点看,有着相当长的产业链,产品涉及的范围也相当的广,一旦形成产业群聚,对地方经济必然有极大的带动作用。但事实是,这些企业更多的表现为区域内的一只独秀,而围绕这些优势企业,并未形成有规模、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使得企业的竞争力没有转化为地区竞争力,对地方经济的带动力与辐射力也有限。

因此,地方政府应该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把围绕这些企业建立具有地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为此,地方政府应该支持相关配套企业在本地区的建立和发展,不管这些投资资金来源何方。为加速这个过程,可以适当依靠政府力量进行协调,如可以协调优势企业对建立的配套企业在前期给予必要的技术支持及指导。

再者,可以结合企业改革促进这项工作。由于这些优势企业许多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许多存在机构臃肿庞大的弊端,而改革过程必然要裁减大量人员,但不应把这些人员看成社会包袱,要把他们看成相关产业集群发展的财富和基础。因为许多人都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政府应鼓励这部分人自主创业,特别在相关领域的自主创业,并给予有力的支持。政府还应该转变观念,不要害怕在本地区优势企业竞争对手的出现和发展。政府在经济工作中最容易出现的倾向是对于地方优势企业的过度支持,涉及到这些企业的许多方面都会大开绿灯。这实际上会抑制相关竞争对手的出现,恶化它们的发展环境,这对强大产业集群的出现实际上是不利的。中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实践使我们看到,地区竞争对手的出现和强大,不但不是有害的,而且会增强地区经济实力,形成强大产业集群。如在广东,TCL、创维的出现及崛起,不但没有削弱广东在这方面的实力,反而使其大大增强了。因此,政府的工作倾向应该是相反,即给予相对弱小竞争对手更多的支持,促成竞争局面的出现。

(四)产业集群发展战略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目前,中部虽然出现了一些发展不错的产业集群,但是从推动中部经济发展及产业升级的角度考察,数量还远远不够;从整体结构看,中部产业集群突出的不足表现在层次低、结构不合理及资源开发型所占比重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数量偏少。同时,现有的多数产业集群(或者仅仅能称之为产业集群萌芽)仍处在发展的简单模仿阶段,缺乏与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合作,更不要说达到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阶段,而这正是成熟产业集群的核心所在。因此,目前阶段中部多数产业集群寄希望于其能像江、浙及福建地区的产业集群那样,仅仅依靠自身积累向更高阶段发展是不现实的。

产业集群发展战略的动态考察,重要的一点是要能解决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产业集群的服务与发展关系,以及产业集群内企业的技术创新与产业本身的升级问题。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按照修正后的麦克洛伊德模型分析结论,产业集群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集群的自我创新能力,而产业集群自我创新能力主要决定于集群内企业的集群社会资本(企业的社会关系及其对企业发展的可用性)和集群学习效用(主要指有价值的隐性知识的传播与学习)。这两种效用的集合决定了集群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小,并且当集群社会资本和集群学习效用过低时(低于企业间合作创新机制所必须的最低临界值),群内企业就会彼此排斥合作,从而无法发挥集群协同效应,使得集群整体及群内企业发展迟缓,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也无从谈起。因此,集群发展初期,必要的政府支持和协调是必不可少的,以弥补初期集群社会资本和学习效用的不足,促进集群快速形成自主创新机制并逐渐减少政府行为。

(五)构建完善的地区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

产业集群的重要特征是群内大量中小企业的存在,即使是在以龙头企业为中心所形成的产业集群。但目前对于它们的金融支持体系还相当缺乏,这实际上是一个全国现象。据估计,在温州地区存在上千亿游离于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民间借贷资本,成为许多非国有企业及中小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这一方面说明了民营企业对于资金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也暴露了金融体系的不完善。

中部地区缺乏这样的民间资金,人们的富裕程度远低于沿海地区,现有的社会资金,由于人们的风险规避,多数进入正式的金融体系。而主要金融机构由于严格的风险控制,多数不愿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只是紧盯大的和效益好的企业,从它们的业务规模和主要的业务对象看,这样的倾向也无可厚非,这样就使得地区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金融支持。政府的财政支持(如前述基金的建立),主要在于激发和培养人们的意识和促使相关企业的产生,对于企业正常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求政府不应介入,事实上也无法满足。因此,地方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等应承担起这样的角色。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完善这些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机制。此外,可以考虑建立民间基金,为避免乱集资倾向的出现,应规定每个基金的最高出资人数(这样更容易对具体的管理人监控),并由政府对其风险控制机制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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