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战略

政府战略（精选十篇）

政府战略 篇1

关键词：汽车集团,战略整合,政府干预,成效

一、问题的提出

汽车产业是典型的规模经济性产业, 其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力密集的行业特性决定了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最终会采取集团化运营 (李显君, 2005) 。与国外汽车企业集团相比, 我国的汽车集团虽然发展迅速, 但生产规模过小, 不利于降低成本、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早在1997年, 美国三大汽车集团的汽车产量就已经突破年产900万辆, 其中产量最少的克莱斯勒公司也已达到年产170万辆规模。而2007年, 中国最大的上海汽车集团的总产量才只有156万辆, 尚不如十年前的克莱斯勒。市场结构方面, 2007年我国共有汽车生产企业117个, 其中规模最大的三大汽车集团产量总和仅占市场份额的47%, 而2005年日本汽车年产量名列前三位的企业集团市场份额之和就达到了80%以上, 美国是90%以上。集团生产规模偏小、自主研发能力弱, 加上行业集中度低, 使得战略整合成为中国汽车集团发展的必要选择。

在整合过程中, 有三条路径选择:其一, 通过市场的力量调整产业结构和竞争格局, 但这种方式需要承担市场失效的风险;其二, 政府强势管制, 形成计划经济体制, 这种方式已被证明不成功;其三, 政府与市场共同分配社会资源, 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和产业政策指导扮演其角色, 日本汽车集团发展的成功经验证实了这种路径的有效性 (李非, 1994) 。

回顾中国汽车集团的整合之路, 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三大三小”, 发展到如今的“四大四小”, 虽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不可否认政府通过直接干预支持了企业集团的发展 (林云, 1998;银温泉, 1999) 。然而, 有些学者却持不同的观点, 例如南晓莉 (2005) 从四个阶段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的概要和发展过程, 她认为政策制定者应充分考虑到政策实施的效果与成本, 以市场机制为主促进产业协调发展, 目前政府的干预太多。陈信元 (2006) 通过分析刘永行“炼铝”案例, 认为政府管制导致了资源配置的失效, 由此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成本和不确定性。

学术界对于政府在企业集团发展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存在着不同观点, 虽然日韩等国家汽车集团的成功验证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 但是否适合中国汽车集团的发展, 值得研究。本文针对中国汽车产业中企业集团的战略整合历程, 运用加欣克伦模式要点, 剖析政府在其中的干预行为以及成效。

二、汽车集团的组建过程与加欣克伦模式

在世界汽车行业发展过程中, 欧美的汽车集团与日韩的汽车集团发展过程代表了两种模式, 前者是依靠市场的力量, 依靠“管理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 展开横纵向联合, 无论是德国的大众汽车、还是美国的三大汽车制造商, 都遵循这个模式;而后者则是在政府的指导下, 通过另一只看得见的手——“政府干预”, 后起直追, 领先于欧美的汽车集团, 丰田、日产、现代等汽车制造商已经称雄于国际市场, 与欧美汽车集团同台竞争。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指政府通过某种机构, 运用某种方式和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有目的的组织和控制 (徐向艺, 1993) 。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应发挥的作用, 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议。古典学派的亚当·斯密 (1776) 在其《国富论》中指出, 在自由制度下, 政府只应扮演“守夜人”的角色, 其职能仅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 建设并维护某些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 保护私有财产等。而凯恩斯主义则强调放弃自由放任原则, 扩大政府功能, 实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 (凯恩斯, 1963) 。

随后的新古典学派以及新制度学派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他们的观点。1962年, 美国经济史学家加欣克伦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后发优势理论, 日本学者将这一观点称为“加欣克伦模式” (李非, 1994) 。加欣克伦认为工业化前提条件的差异将影响发展的进程, 后进国在工业化进程中, 经常受到来自先进国家的竞争威胁, 故其企业的规模, 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大规模化。一个国家相对落后程度越高, 其后的增长速度就越快。之所以如此, 在于这些国家具有一种得益于落后的“后发优势”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在加欣克伦理论的基础上, 阿伯拉莫维茨提出了“追赶假说” (郭熙保等, 2002) , 并且指出后发优势并非自发性的, 而是一种潜在的优势, 只有在一定的限制下才能成立。第一个限制因素是技术差距, 它是经济追赶的重要外在因素。第二个限制因素是社会能力, 即通过教育等形成的不同技术能力, 以及具有不同质量的政治、商业、工业和财经制度, 它是经济追赶的内在因素。而在社会能力中, 政府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加欣克伦模式在日韩企业集团的发展中得到了验证, 李非 (1994) 重点研究了日本的企业集团, 他发现加欣克伦模式的要点在于依靠日本政府干预的企业大规模化, 是从重要工业部门开始的 (包括汽车行业) , 通过大举导入先进国技术成果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日本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干预角色, 其行政指导和产业政策的核心指导思想是:只有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才能追求经济效率, 才能代表日本与欧美企业抗衡。在这种指导思想下, 日本政府与欧美诸国政府相比, 有效地克服了中央政府“介入”市场经济的局限——政府的失效。在政府的扶持下, 日本的汽车集团迅速增大企业规模, 获取后发优势, 这对落后国家有重大启示。

钱平凡 (2003) 曾经通过对墨西哥、西班牙、加拿大、巴西和韩国五个汽车工业发展后起国家的汽车工业发展历程的分析与研究, 把后起国家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式概况为两种基本模式:完全开放模式、自主开发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中, 各国政府的作用都不可否认。尤其是朱晶 (2008) 比较了日本和韩国的汽车工业, 认为虽然日本和韩国汽车发展之路不尽相同, 但是两国政府干预在本国汽车业的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三、汽车集团战略整合政府干预的历史分析

中国的汽车工业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进步而发展壮大的。改革开放前, 我国汽车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统计资料表明, 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 (简称“一汽”) 投产到改革开放前22年 (1956-1977) , 全国汽车生产累计125.25万辆, 其中轿车1.22万辆。而改革开放30年间 (1978-2007) , 全国汽车生产累计5 595.46万辆, 其中轿车2 139.22万辆。这一期间中国汽车工业迅速发展, 汽车生产规模化、集团化、国际化的格局显现。改革开放后, 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汽车产量快速增长, 年产值迅速突破百万辆, 直逼千万辆。轿车年产量也于21世纪初突破百万辆, 2007年的产值接近500万辆。本文的历史分析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开始, 根据中国汽车集团的发展以及战略整合的实践, 分四个阶段剖析政府的干预行为。

第一阶段:中国汽车集团的孕育和萌芽阶段 (1978-1985年) 。在这段时期, 由于传统管理体制有所松动, 国有汽车企业的自主权扩大, 一汽和中国第二汽车集团 (简称“二汽”) 率先出现扩张, 开始出现经济联合体 (赵曙明, 2002) 。针对这种现象, 1980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 对横向经济联合的意义、原则、组织管理、政府作用及相关政策作了规定。政府对经济联合体的认可和推动, 促进了企业跨地区、跨行业横向经济联合的健康发展, 为汽车企业集团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汽车业的合资发展之路也从这一阶段开始。1978年,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明确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 “不但轿车可以, 重型车也可以”, 奠定了未来30年中国汽车工业的合资发展道路。1984年1月, 由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合资经营的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开业, 中国第一家整车合资企业诞生。1985年, 中德合资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国内第一家轿车合资企业诞生, 标志着中国的现代轿车工业的开端。同年3月, 国家批准广州汽车厂、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法国标致汽车公司、巴黎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在国家的鼓励和推动下, 一汽、二汽开始横向经济联合, 中外合资企业诞生, 是中国汽车集团的孕育阶段。

第二阶段:“三大三小”布局形成阶段 (1986-1993年) 。这一阶段, 中国的汽车集团开始形成并进行战略整合。1986年, 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中首次提出:“根据加快交通运输建设的要求, 要把汽车制造业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 争取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为汽车工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也为汽车工业的改革奠定了政策基础。1987年7月, 国务院北戴河会议专题讨论发展轿车工业问题, 确定一汽、二汽、上海汽车工业集团 (简称“上汽”) 三个轿车生产基地。加上当时已经建成的北京吉普、天津夏利、广州标致三个小型的轿车生产基地, 中国汽车工业的“三大三小”集团从此形成。在国家的引导和政策的鼓励下, “三大三小”开始整合国内外的资源。以一汽为例, 为扭转我国汽车工业“缺重少轻”的落后局面, 于 1986年以投资分利、有偿兼并的方式与吉林、长春两市的四个地方企业在东北部建立了6万辆轻型车生产基地;1993年又兼并了哈尔滨轻型车厂, 短短几年间生产能力由规划的6万辆提高到了15万辆。

在合资企业整合零部件生产体系推动零部件生产当地化的过程中, 不同的地方政府表现出了不同的干预行为。上海市政府为了加快建立桑塔纳的国产化配套体系, 于1986年9月成立了上海桑塔纳轿车横向国产化协调小组, 主管配套国产化工作。1987年, 又成立了“上海市支援上海大众建设领导小组”, 下设“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协调办公室”。这一年12月召开了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工作会议, 100多个企业参加了会议, 落实了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配套规则和厂点。1988年7月1日, 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共同体成立 (王志乐, 1996) 。桑塔纳国产配套体系的建立, 一方面造就了桑塔纳在中国市场长达10多年的辉煌, 另一方面借助于产业的立体关联效应, 在中国建立了整套完善的零部件工作体系, 夯实了汽车工业发展的根基。在随后的合资化浪潮中, 国内几乎所有的轿车生产厂商, 都从上海大众的零部件配套体系中获益 (张雷, 2007) 。与上海市政府的积极干预不同, 广州市政府则明显做得不够。虽然广州标致失败的原因很多, 但是政府对标致轿车项目的实施长久以来缺乏必要的监控手段和强有力的组织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标致轿车的国产化速度一直很慢, 直到合资的第10年才达到65%, 而上海大众桑塔纳在合资的10年内国产化率达到近90%。

第三阶段:中国汽车集团战略整合加速阶段 (1994-2003年) 。这一阶段, 中国汽车集团的发展及战略整合的速度加快, 之前“三大三小”的格局也发生了一些改变。1994年3月, 国务院批准实施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 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汽车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制定目的是“为把我国汽车工业尽快建设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改变目前投资分散、生产规模过小、产品落后的状况, 增强企业开发能力, 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装备水平, 促进产业组织的合理化, 实现规模经济”。政策目标的第2条就是“国家将促进汽车工业投资的集中和产业的重组, 重点解决生产长点多、投资分散、审批项目乱、重复引进低水平产品、定点厂建设及国产化速度慢的问题。”

在《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的推动下, 中国的汽车集团加快与国外的汽车企业实现资源上的整合, 建立合资企业。1997年3月, 中美合资“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暨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的合同和章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字, 同年5月, 成立六年的“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全部建成。同为“三大”的东风集团, 于2002年与日产成立合资公司, 注册资本171亿元, 打破我国汽车合资企业投资额的记录。“三小”也继续合资的进程, 与标致合作失败的广州汽车集团 (简称“广汽”) 在国务院领导的支持下重新选择合作伙伴, 组成了广州市汽车工业领导小组, 时任市委书记的高祀仁亲自出任组长, 林树森市长和主管汽车工业的张广宁副市长为副组长, 开始处理与旧伙伴的关系和选择新伙伴的工作。最终, 广汽确定了与日本本田公司合作, 双方按50:50的出资比例合资, 于1998年6月30日成立了“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此外, 2000年7月, 中日合资的“天津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在天津奠基;2002年, 北汽集团与韩国现代合资成立了“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与此同时, 为了扩大规模, 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产业中的大型企业集团开始在国内进行并购重组, 整合分散的资源。2001年7月19日, 上汽集团通过国有资产划转的方式, 受让柳州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75.19%的股权, 将柳州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改组为“上汽集团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使之成为上汽集团中的新成员, 上汽五菱的产品和发展从此纳入上汽集团统一发展战略和规划。更令人瞩目的是一汽与天汽的资产重组, 实现了强强联合。2002年6月14日, 一汽集团与天汽集团签订重组协议, 一汽以现金方式受让天汽集团持有的下属华利公司75%的股份以及夏利公司总股本的50.98%。通过重组, 一汽与天汽实现了优势互补, 一汽借此与丰田实现了合作, 这是“加欣克伦模式”在中国应用的案例, 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干预, 合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正如天汽董事长张世堂说:“此次合作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政府的引导和积极作用非常大”王静, 2008) 。汽车集团的横向整合扩大了企业规模, 帮助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

新一轮的整合使得“三大三小”的格局不复存在, 2009年3月, 国务院出台《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 明确指出:鼓励一汽、东风、上汽、长安 (四大) 等大型汽车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兼并重组, 支持北汽、广汽、奇瑞、中国重汽 (四小) 等汽车企业实施区域性兼并重组, 并希望“通过兼并重组, 形成2-3家产销规模超过200万辆的大型汽车企业集团, 4-5家产销规模超过100万辆的汽车企业集团, 产销规模占市场份额90%以上的汽车企业集团数量由目前的14家减少到10家以内。”至此, 我国汽车工业的“四大四小”汽车集团布局形成。

四、汽车集团战略整合政府干预行为的成效

在政府的引导下, 经过四个阶段的发展以及整合, 中国的汽车集团无论在规模, 还是在自主创新能力上, 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第一, 从产量分析其发展成效。

以一汽为例, 1978年一汽生产汽车5.82万辆, 实现工业总产值9.84亿元, 实现利润2.03亿元;2007年, 生产汽车146.49万辆, 完成工业总产值2 306亿元, 实现利润118.30亿元。2007年与1978年相比, 汽车产量增长24.66倍, 工业总产值增长234.23倍, 利润增长58.22倍。1978年, 全国汽车总产量只有14.9万辆, 而现在, 我国已有一汽、东风、上汽三家年产销量过百万辆的大型汽车集团, 长安、北汽、广汽三家年产销量达到50万辆以上的汽车集团以及奇瑞、华晨、哈飞、吉利、江淮、长城、昌河、江铃、比亚迪、中国重汽十家年产销量超过10万辆的汽车集团。

第二, 产业结构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在坚持以市场为主导的同时, 政府积极推进汽车产业重组, 整合要素资源, 提高产业集中度, 行业集中率指数CR4由1987年的32.5%上升到2007年的56.7%, 2007年的更是达到了78.19%。与此同时,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实现了专业化、规模化、集群化发展的产业新格局。

第三, 汽车集团的自主创新能力也得到了增强, 自主研发的模式呈多样化。

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增长迅速, 2001年, 汽车工业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为58.6亿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1.38%。而2007年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已达308.8亿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也上升到1.8%。目前已经形成的有:以奇瑞、吉利为代表的从模仿到自主创新, 以华晨金杯为代表的外包委托、自主研发, 以上汽、南汽为代表的收购国外企业的知识产权进行自主研发, 以一汽为代表的开放合作、自主创新, 以长安为代表的以我为主、自主开发, 以江淮为代表的整合全球资源、造世界车的自主研发, 以神龙为代表的联合研发、自主创新, 以广州本田为代表的国际化视野、本土化设计的自主研发、自主品牌。这八种模式的产品研发都取得长足进步、自主创新取得显著成效。企业集团和中外合资企业先后建立汽车工程研究院, 聚焦专业人才, 采取产学研结合和国外专业设计公司合作的方法, 精心设计开发, 形成自主研发的体系竞争力②。

五、研究结论

有关克服市场失效和组织失效的对策, 学术界一直在探索, 本文的分析表明, 政府的干预不仅克服了市场失效, 而且正面验证了加欣克伦模式, 即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有成效的。当然, 必须强调的是政府干预并不否认市场竞争的作用, 两者各自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从中国汽车企业集团的组建和整合过程中看出, 政府的干预仅仅体现在组建汽车企业集团、指导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上进行了有序的干预, 恰到好处、适时而不是事事, 通过干预弥补了“市场失效”和“组织失效”, 尤其在资源配置、消除市场障碍、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政府并没有对每个汽车集团的日常经营和参与市场竞争进行干预, 包括汽车车型的开发、技术创新和营销策略等经营活动, 都是企业主导。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引导资源向经营好的企业集中, 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 企业家精神在汽车集团的战略整合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一汽的前总经理竺延风、广汽的总经理曾庆洪, 以及打造自主品牌的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比亚迪集团董事长王传福等, 他们通过实际的战略行为推动了集团的整合, 影响了汽车业的发展。

总之, 在借鉴加欣克伦模式的理论要点展开分析之后发现, 发展中国家政府介入企业集团的组建过程中, 通过政策扶持, 可以使竞争优势不强的企业快速追赶先进企业。从中国汽车集团战略整合中政府干预的历史分析, 政府的干预并没有阻碍汽车集团的发展, 恰恰是没有干预反而致使产业发展缓慢 (例如广州标致) , 而干预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上海大众) 。政府一方面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 对汽车集团建立合资企业以及重组国内的资源进行扶持、引导, 尤其是两次汽车产业政策的颁布实施, 推动了中国的汽车集团做大做强。另一方面, 在汽车集团的整合过程中, 政府也积极参与和干预, 主要表现在推动合资企业整合零部件生产体系以及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的流动。通过对政府干预成效的分析可以看出, 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 中国的汽车集团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研发能力都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政府战略合作协议模版 篇2

框

架

协

议

2011年9月

书梦龙与准格尔政府战略合作

框 架 协 议

一、签约双方

甲方：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地址：

电话：

传真：

法定代表人：

乙方： 内蒙古梦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法定代表人：

二、总则

1、甲方介绍

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位于内蒙古西部的煤都资源中心，坐落在。鄂尔多斯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在腹地产业基础、自然资源、技术人才、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等方面的优势均是目前各地经济开发区中的佼佼者。

为努力实现准格尔经济开发区跨越式发展的伟大愿景，甲方愿意联合有实力的合作伙伴，致力于将该开发区重新定位，打造成区域经济的一颗极其璀璨的明珠。

2、乙方介绍

乙方发起的蒙浙商业联合会，依托上千家企业资源，发挥浙江商会和内蒙古商会丰富的人脉资源和雄厚实力，曾经成功协助几个国家级开发区引进大量高科技企业入驻，在高科技产业园区整合开发领域拥有丰富的项目资源和运作经验优势。

3、合作宗旨

为了积极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十二五宏伟规划的战略部署，适逢当前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大转型的大好机遇，准格尔经济开发区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跨国域、跨地区、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能够运筹人才、科技、金融、项目、市场的广泛资源紧密合作的连接平台，即多元资源整合的平台。平台将充分利用合作各方掌握的丰厚的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农业资源、工业资源、市政资源、矿山资源、教育资源、金融资源，科学合理的整合、利用与合作，努力实现实体经济、研发经济、网络经济、虚拟经济、人文经济的共同发展。

甲乙双方经过充分调研和准备，通过整合国内、国际资源，决定合作建立准格尔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区（简称“准格尔高新区”），实现该区的重新定位：

1）把准噶尔高新区打造成行政综合配套完善的智能化城市中心； 2）推动准格尔旗产业升级；

3）跨越式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的超级明星梦想。

经过双方友好协商，为明确甲乙双方之民事权利、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特订立本协议，以昭信守：

三、合作内容

1、甲方义务

1）甲方兹向乙方保证并承诺：甲方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30日内，以“零转让”方式将3000亩工业用地出让给乙方或乙方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并在此30日期限内将土地使用权证成功办理到乙方或乙方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名下且实际交付；甲方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1年内，以“零转让”方式再将另外2000亩工业用地出让给乙方或乙方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并在此1年期限内将土地使用权证成功办理到乙方或乙方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名下且实际交付给乙方；甲方为上述5000亩地提供“九通一平”（通水、通电、通气、通蒸汽供热、通道路、通排污、通电信、通雨水分流、通有线电视，土地平整）的配套支持和50年的使用期限；甲方自乙方提出具体的书面要求后8个月内，免费为乙方或乙方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建设并提供配套的标准厂房。甲方如全部违反或者部分违反上述保证与承诺，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进行经济赔偿。

2）甲方委托乙方为准噶尔高新区引进高新技术项目进行招商引资工作，并为乙方招商引资工作提供配套服务与支持，包括但不限于为乙方和其他投资人办理项目的批准文件和工商、税务等登记手续，协调处理好项目建设过程中及企业生产期间所涉民事纠纷及其它相关问题，依法保障乙方员工人身、财产安全，保障乙方的合法权益，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服务，落实好国家、省市规定的各项优惠政策（政策有变化的，以各级政府制定并对外公布的相关文件为准）。3）甲方同意乙方在选定的地点以甲方名义挂牌招商，并积极配合乙方的各项招商引资工作。

4）为配合乙方的招商引资工作，甲方应负责在其旗下设立一个“专家评审委员会”，邀请业内专家制定高新技术项目进驻园区标准，并负责开展项目评审工作。

5）为更加有效地推动招商引资工作，甲方应与乙方共同设立“招商引资备用基金”，由双方领导共同审批决定该备用金的使用计划，并最终从土地收益中冲抵相关支出。

6）甲方负责为项目办理立项、规划、审批等工作。

2、乙方义务

1）协助甲方确立科学可行的战略规划，包括中长期规划、重大项目规划； 2）负责全面整合国家和地方各种高科技产业资源和政策优惠，为准格尔高新区进行引进高新技术企业的招商引资工作；

3）积极推动准格尔高新区参与国际交流，努力引进跨国企业财团的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投入。

3、甲方权利

1）依法对乙方的招商引资活动进行监督和指导。2）依法保护乙方和其他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4、乙方权利

1）依法进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的权利，不受任何人的非法干扰。2）依法获得奖励金或合适经济补偿的权利。

3）有权对公司的资产进行处分和收益，有权对公司进行收购、兼并、重组、上市等。

5、利益分配

甲方有权对乙方和其他入园企业依法征税；甲方按照乙方所实际招商的投资金额之百分之（）向乙方发放奖励金，奖励金应自乙方招商的每批资金实际到位之日起30日内支付，如果甲方不以现金方式支付奖励金，甲方则应在上述30日内以优惠价格用商业用地对乙方进行经济补偿。

四、工作安排

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签订生效后，甲乙双方成立联合工作实施小组，推动相关工作的实施：

1、双方主要领导负责确定整体战略合作事宜的制定和决策。

2、双方业务领导为联合工作组执行负责人，负责落实实施已经确定的合作项目推进。

3、单项业务，可选拔一名合适的项目负责人，成立专项业务运作团队。

五、保密条款

1、任何一方在未获得对方书面允许的情况下，均不应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泄露或提供从合作方取得的保密资料（无论是以书面或口头或其它形式做成）。保密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范围：

1）2）3）4）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合作方式、合作协议本身及其附件的全部或部分文本内容、协议的执行等；

财务秘密：包括但不限于结算标准、结算方式、结算周期、由于本协议产生的收益及其分配等；

经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业务种类、业务状况、用户资料、宣传及推广的方式与实施等；

合作协议终止时，任何一方均应根据双方的合作协议要求，退还或销毁所掌握的有关保密信息和资料；

2、双方的保密义务不因本协议的中止、撤销、解除、终止而终止。

六、签署生效

1、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一式肆份，双方各保留二份，由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正式签署生效。

2、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应优先适用合同法与其他民事法律法规，如双方就本协议之民事权利、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发生任何争议或者纠纷，则任何一方有权将此争议或者纠纷向本协议签订地的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3、双方应依据本协议确立的原则和相关规定，就推进具体合作事宜另行签署相关合同以进一步明确双方之间的具体权利和义务。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人代表/授权代表：（签字）

法人代表/授权代表：

2011年

月

日

2011年

月

发展云计算政府战略先行 篇3

当前，全球众多国家正在大力发展云计算技术，以期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或扩大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占领全球产业链的高端。2012年6月，美国商业软件联盟（BSA）发布了首份《BSA全球云计算计分卡》报告，从数据隐私、数据安全、知识产权、业界标准、促进自由贸易、宽带部署等方面，对全球24个国家的云计算发展状况进行了评比，从评估结果看，日本、美国、德国、韩国名列前茅。除了强大的信息技术创新能力和发达的应用市场等因素外，政府直接参与并主导云计算规划，先行完成战略部署是这些国家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主要原因。

日本

日本政府在《i-Japan战略2015》中，提出建设“以云计算为背景的新的信息、知识利用环境”，期望通过云计算带动、创造新的服务和产业。日本总务省和经济产业省两大部门承担了推动云计算发展与应用的重任。

日本总务省从建设政府信息整合云计算系统“霞关云”和地方政务云计算系统“自治云”入手，制定并发布了“智能云战略”，从技术和应用角度最大限度地推动云计算系统与相关服务，实现海量信息和知识的集成与共享。

为获得云计算应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果，日本经济产业省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制度、鼓励创新三方面推进云计算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日本国内大部分地区搭建数据中心，通过云计算技术，提升数据中心的节能环保指标及稳定性，促进节能技术的开发和标准化。制度改善方面，促进数据共享共用，减缓对异地数据存储、服务外包的管制，在充分考虑个人信息匿名化与信息安全的基础上，完善信息使用与传播的规章制度，明确云计算服务的质量管理和问责制度，为云计算平台上的数据跨国境使用、云计算国际业务开展制定规则。鼓励创新方面，开创行业间融合应用的新服务，扶持开拓基于云计算业务的国际市场；基于海量数据，构建相应的业务平台，开创新的市场需求。

美国

美国政府部门充分利用本国技术、市场优势和全球资源，对云计算进行总体规划，制定一系列计划对政府信息系统进行改造升级，先后发布了《改革联邦政府IT 管理的25 条实施计划》和《联邦云计算战略》，提出了“云优先”战略和政府信息技术应用向云迁移策略。

为推动云计算技术发展，美国联邦政府在资金安排、管理架构、技术标准等方面已做好安排。在资助试点项目和相关研究项目上，联邦政府计划将每年财政预算中的200亿美元用于云计算。在管理体系构建方面，在不同政府级别上设立了云计算管理机构，共同处理联邦政府云计算事务，如联邦首席信息官委员会下设云计算执行委员会，负责“联邦云计算计划”的制定及管理；总务管理局设立了联邦云计算项目管理办公室，为云计算技术研发和项目管理提供支撑，监管 “联邦云计算计划”的执行。在标准制定方面，为提高云计算服务质量，由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组织企业制定云计算标准，并依据“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案”开展对云计算企业及其产品服务的认证工作，启动“联邦风险和认证管理项目”，通过第三方机构开展专业认证，以保证政府采购云计算服务的安全性。

值得强调的是，美国联邦政府以数据共享和再利用为核心，发布“联邦数据中心整合决议”，进行相关业务梳理，加快政府数据中心整合步伐，提供“一站式政府数据下载”和“一站式云计算服务”，确保政府数据及时有效。通过该决议，各政府机构制定了详细的合并计划和技术路线图，计划到2015年减少至少800个数据中心。此外，联邦政府构建起公用云，重点实现政府项目应用程序的商品化开发，减少基础设施和应用系统的重复投资，降低了系统的复杂性和运行成本。

德国

德国联邦政府在 “德国ICT发展战略：数字德国2015”中，明确了促进云计算设施的开发和应用。德国联邦经济和技术部出台《云计算行动计划》，以支持云计算在德国中小企业中的应用，提高企业对云计算的认可程度和信任度，消除云计算应用中遇到的技术、组织和法律问题。

《云计算行动计划》包括四个行动领域，分别是“通过云计算示范项目挖掘创新市场潜力”、“建立安全可靠的云计算法律框架和安全标准”、“为开展国际合作建立统一的云计算服务标准”和“借助使用指南、网络、教育等各种渠道提供指导信息，引导云计算发展方向”。除联邦经济和技术部外，德国联邦内务部、联邦教育与研究部等部门在推动云计算过程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韩国

韩国政府力争于2014年前使韩国成为世界云计算强国之一，届时韩国云计算市场规模或将达到2.5万亿韩元，相关企业在全球云计算市场占有率提高至10%。

为促进云计算发展，韩国政府制定了《云计算全面振兴计划》，其核心内容是政府率先引进并提供云计算服务。负责该计划推进工作的部门包括行政安全部、广播通信委员会、知识经济部。具体分工是行政安全部负责促进政府机构应用云计算服务和建立与云计算相关的法律制度；广播通信委员会负责促进企业使用云计算服务，为企业提供测试平台资源以及面向行业的云计算示范服务；知识经济部主要承担技术开发与标准化推进工作。

综合分析近年来国外云计算的发展路径，不难发现政府已是云计算前进的重要规划和推动力量。上述四个国家通过制定近期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将云计算作为系统工程加以推进，体现出政策支持力度强、资金扶持额度大、基础设施与示范应用并举、重视云计算制度与环境建设等特点。

美国政府发布新版《美国创新战略》 篇4

美国政府出台的新版《战略》, 目的是要顺应创新态势的新变化, 应对国家和全球面临的新挑战。当前, 创新过程的走势呈现两大特征, 一是开放创新日益活跃, 企业、新创公司、大学和前沿技术用户共同参与新产品和新服务研发;二是创业的障碍趋于减小, 孵化器、加速器等为创业提供便利。《战略》提出要加大政府对创新的投入, 并依靠政府投资推动企业创新, 鼓励全民创新, 确保所有美国人、全美各地区都参与到创新经济中来。《战略》还提出要促进先进制造业的复苏, 促进国家优先领域的重大突破, 最终目标在于依靠科技创新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和繁荣。

《战略》主要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 加强创新基础要素投资。

重点加大包括基础研究、STEM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教育、先进物质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等四个方面的投资力度, 为创新过程提供基础保障。

第二, 刺激私营部门创新的动力。

通过加强研发税收减免, 开放联邦数据, 支持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发展, 支持创新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等措施来构建有利于研发和创新的环境。

第三, 激励全民创新。

联邦政府将推动重大措施, 使奖励措施成为标准工具, 以激发全民创造力。通过创客、众筹和全民参与科学等措施激发创新创业热情。

第四, 创造高质量工作岗位和持续经济增长。

重点分为提高美国先进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 投资于未来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 建设包容性创新经济三个方面。

第五, 促进国家优先领域的重大突破。

《战略》提出了科技创新应对重大挑战、精准医疗、脑计划、卫生保健、先进汽车、智慧城市、清洁能源、教育技术、空间技术、计算技术、消除全球贫困11项战略目标。

第六, 重视政府服务创新。

《战略》提出要通过联邦实验室创新网络促进创新文化, 通过提供更有效的数字服务改进政府服务, 利用实证来推动社会创新, 等等。

2《战略》中关于促进先进制造业复苏主要内容

《战略》指出, 美国制造业供给了美国私营机构研究发展创新的2/3, 是美国主要的创新来源, 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 未来还将拉动就业增长。新兴技术可以在降低成本的同时, 减少商家和企业在设计、检测、生产新产品所必须付出的时间, 这将对初创企业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在新一代先进制造业中取得领先是实现重大经济效益的有力保证。为此, 美国行政机构将推出新举措支持初创公司, 进一步发掘美国小规模厂商和生产供给链的创新潜力, 旨在强化美国制造业, 重建美国在先进制造业创新中的领导地位。具体措施包括:

2.1 启动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

美国两党联合立法正式批准创建美国制造业创新网络, 即建立一批美国公私合作的制造业创新机构。该创新机构集合了企业、联邦机构、高校, 以及推动核心先进制造技术发展的其他商业要素, 共同助力先进制造业生产力的发展。9个制造业创新机构的建设被提上日程, 代表着至少10亿美元公私联合投资启动资金投入到制造业技术创新之中。美国总统预计目标是在他任期之内启动15个机构的建设, 致力于尖端先进制造业研究, 研究范围包括新材料、工业规模化生产和加速3D打印。在美国2016年的预算中, 美国总统向国会申请了20亿美元用于未来十年构建包含45个研究机构在内的制造业创新网络。

2.2 供给链创新再投资

在持续了20年的离岸外包生产和投资不足后, 对于美国工业领域所常见的小规模商务网络、生产能力和供应链等美国制造业基础而言, 再投资成为不可或缺的措施。如今典型的小规模制造企业中只有60%能够拥有像大规模跨国公司一样高的生产能力, 还有众多小企业急需拓展融资渠道和获取最新的创新技能。比如3D打印技术、先进传感器技术、数字设计等, 这些技术能够加强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白宫供给链创新计划提出组织成立商务部霍林斯制造业扩展伙伴关系中心、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和美国国防部军用工业基础项目, 为至少3万个美国中小企业提供采用新技术所需的新型设备, 期望这些企业能够在此基础上有更多的创新回馈给市场。这一举措将惠及美国1/3的中小规模企业。

2.3 为规模扩张的技术密集型初创企业提供支持

技术密集型初创企业在融资渠道和规模扩张方面面临着特有的挑战。另一方面, 国有基金和国有企业为初创企业提供越来越多的资金和援助, 其成果会使美国发明创造的产品扩展到全世界。在美国2016年财政预算中, 美国总统向国会申请启动10亿美元公私联合投资基金作为扩大工业规模投资基金, 其中5亿美元来自公共服务投资, 5亿美元或者更多来自私募基金。这些基金有助于美国先进制造新兴技术转化升级为商业化、规模化生产, 这样就可以做到美国科技创新既有成果, 又有本土生产的产品。公私联合投资基金将由小型商业管理局进行管理, 此基金的设立将鼓励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投资于技术密集型初创企业所需的商业生产产品设备上。

3《战略》中关于促进工业发展的主要新兴领域

《战略》指出, 在经济环境大背景下, 新兴科技是创造出被大范围使用的革新性产品的有力保证, 许多创新对美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普遍影响, 例如蒸汽机、电力、通用件、收音机和互联网, 经济学家把它们称为“多用途科技”。美国应该追求这些科技新兴领域发展与应用的领导地位, 因为它们具有创造新的产业, 增加就业, 提高生产力的潜力。因此, 美国将致力于投资发展新兴科技, 把研发资金优先投入到一些具有通用潜力的技术领域, 特别是那些超越时代视野的新兴领域, 这些领域正朝着成为领先行业的方向发展, 将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变革。

通过多机构联合研究计划, 政府可以提供补充性的、更加稳固的支持。这些计划包括大学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包括健康、能源、空间、运输和国家安全等领域) 、投资竞争性研究、标准化发展、研发共享设备、专业化劳动力发展、新兴技术所引发的探索性研究 (包括伦理、法律和社会冲突等) 以及早期技术成果转化等。以下是其中的部分研究计划和取得优先权的领域:

3.1 纳米技术

美国国家纳米技术计划有助于提高美国对纳米级物质的认知和掌控能力。纳米技术应用在有效的抗癌疗法时, 可以在不伤害人体健康细胞的同时消灭肿瘤细胞;应用于一个原子厚度的二维材料时, 可以突破硅基技术的限制延续摩尔定律。

3.2 材料基因组计划

材料基因组计划将使得先进材料的研制速度提高一倍的同时, 生产成本降低一半。材料基因组计划旨在通过建模与仿真、高通量试验、材料信息学等先进技术手段实现这一目标。

3.3 机器人

美国机器人项目力争加速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与应用。这些智能机器人能够独立工作或者和人类协作工作。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挑战者机器人有助于危险环境下的灾难救援。

3.4 大数据研究

美国大数据研究与发展计划旨在提高在海量数字数据中提取所需知识和观点的能力。例如国家健康研究所正在尝试从复合源中整合数据集, 进而在相关领域中应用, 比如基因序列, 电子健康档案和可穿戴的传感器等, 这方面的应用有助于更好的护理病患和发展先进治疗方法。

3.5 信息物理系统

信息物理系统研究正在创建一门新的“科学”, 它将计算机、网络和物理系统融合为一体, 如无人驾驶汽车以及智慧城市, 可使系统更加可靠、高效、实时协同, 具有重要而广泛的应用前景。信息物理系统研究为众多市场领域奠定基础技术支持, 如物流网和工业互联网。

3.6 工程生物系统

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投身于发展建立工程生物系统所必须的工具和基础理论建模的研究当中。研发投资机构可以通过减少设计, 建造, 测试和学习工程生物系统所需时间和花费来扩展生物经济。这些投资可以投入到众多应用领域, 比如可再生化学药品和使治疗方法走向全新阶段的细胞基础疗法。

3.7 能源技术

美国政府的人才战略作业 篇5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一直把争夺世界各国优秀人才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几十年来，美国采取多种手段从别国引进大批人才，特别是高科技人才。美国吸引外国人才主要释放的有以下几块“磁铁”：

一、不断修订的移民法。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多次修改移民法。1965年制定了新移民法，每年专门留出2.9万个移民名额给来自任何国家的高级专门人才，为吸引外国优秀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0年，布什总统又签署新的移民法。2001年美国出台《加强21世纪美国竞争力法》，其核心就是要吸纳世界各国的优秀科技人才，计划3年内，每年从国外吸收19.5万名技术人员。这些规定，能使真正有本领、对美有用的人留在美国。

二、将留学生作为人才的后备力量。美国实施留学生政策始于二战后不久，通过提供奖学金接受各国学生及学者赴美学习。一些名牌大学通过提供优厚的助学金、奖学金和优惠贷款来吸引国外留学生就读，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25％的外国留学生在学成后定居美国，被纳入美国国家人才库；在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外来人士占22％；在美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35％出生在国外。

三、“绿卡”政策为外籍人才提供方便。美国吸引人才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授予非美国籍专业工作人士在美永久居留权，俗称“绿卡”。

四、打造优越的社会环境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是同等重要的，甚至留住人才会更难。那么美国又是凭借什么长久地留住人才的呢？首先，让“高薪”充当最具诱惑力的诱饵；其次，为科研活动提供充足经费。近几年，美国科研经费不断增长，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2％。最后，设立各类奖励。为了鼓励中青年科研人员的创造发明，美国科学基金会设立了各类奖励。如果获奖者是外国人，美国政府会主动为其办理“绿卡”或入籍手续，劝说获奖者继续留美效力。每年有14％~20％的获奖者是外籍青年科学家，他们大多被美国留用。

此外，美国拥有十分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退休金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再加上比较成熟的住房市场，可确保移民美国者生活无忧。这种生活水平的差距加上工作机会的差距成为众多外国人才移居美国的主要因素。

2、你认为美国的人才战略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

一、美国高度重视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

美国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相当强大的国家。他们拥有近百万研究开发人员，居世界首位。他们的研究和开发总投资约占国民生产总值3％，是当今世界的最高水平。从科技成果看，美国的高科技成果总量占世界的37％。美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机构最多，是每年授予博士学位最多的国家。还是拥有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数量最多，是各类高层次人才储备最丰富的国家……这一切都得益于美国政府对教育和培训的重视，积极鼓励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就视教育为国家发展的基础和人才培养的关键。它们把发展教育作为国家的战略重点，相继通过和出台了《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为21世纪而教育美国人》等法案和报告，极力呼吁为未来准备高素质的人才资源。与此相应，它们还非常重视扶持大学的发展，不断加大对大学的投资。在近20年美国所获得的诺贝尔奖自然科学奖中，在大学工作的科学家占90％以上。同时，它们还大量设立科学奖，其中著名的有“诺贝尔热身运动奖”、“科学家摇篮奖”等，每年联邦与各州将举行层层的竞赛筛选，对学识见识超群者给予重奖。

美国针对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还注重改革调整教育政策。倡导课程改革和强调培养天才学生；进行了“教育自由化”和“教育机会均等化”改革；开展了“恢复基础教育”运动；提倡高等教育同产业界的协作与交流；鼓励整个教育体系为增强美国的产业竞争力而不断输送创新型人才资源。但是，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和重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始终是美国人才资源开发模式中的鲜明特征之一。

美国的教育注重与市场紧密配合也是它的一个显著特征。随着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崛起和迅猛发展，对工商管理硕士及计算机专业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就刺激了对大学商学院管理学教授的需求和待遇的提高。而美国的主要商学院紧密追踪市场需求信息，加快培养大批的金融博士、市场学博士、管理学博士、计算机学博士等。这些博士毕业后在几百家主要商学院中寻找到职位，开始培养工商管理硕士、计算机硕士等，使专业教育与市场需求之间密切联系起来。

美国高度重视继续教育等人才资源开发。它们专门颁布《成人教育法》，把继续教育看作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从法律上保障继续教育的发展。美国政府要求所有雇主每年必须至少以其全员工资总额1％的资金用于教育与培训，并逐年递增。尚未达到此最低金额的企业和机构，每年必须上交其工资1 ％的资金作为国家技能开发资金。美国公司对经理员工的培训也极为重视，大多数公司都设有专项培训经费，并有完善的人才培训计划和体系。

二、美国吸引高层次人才的战略与策略

新时期世界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美国成为世界上争夺人才、实施人才吸引战略的急先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是靠引进人才起家的，在争夺夺人才上它们是深谋远虑，技高一筹。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人才，他们有时甚至不择手段地“抢”。据美国官方统计，在1949-1973年期间，世界各国迁居美国的科学家、工程师达16万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每年仍有6000名以上的科学家、工程师进入美国。如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大学毕业后曾任柏林威廉皇家物理学研究所所长，并被选为普鲁士科学院士，1921年获诺贝尔奖金。1933年，希特勒执政后，他们对爱因斯坦等大批科学家又恼又恨，采取种种手段向爱因斯坦进攻，使爱因斯坦人身和科研事业陷入困境。美国人看准了这个机会，“抢”走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到美国后，立即被委任以令世人垂涎的高级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职务。因他的学术成就及影响，一大批科学家趋之若骛，尾随其后，迅速壮大了美国的科技力量。爱因斯坦在美国定居20余年，为美国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把战败德国、意大利的几千名科学家、工程师带到美国。这些科学家在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工作，对美国原子物理学、核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等学科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从战败国德国，苏联搬走的是机器和设备，而美国抢走的是人才。

美国之所以雄踞世界经济领头羊位置长达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未有衰退的迹象，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奉行人才引进战略，利用灵活多样的移民政策、教育政策、人才政策等从世界各地网罗人才密切相关。移民是美国吸引人才战略的重要措施之一。美国是典型的移民国家，而近50年来美国的移民是以挑选的方式进行的。移民法多次修改规定，只要是专家、学者、教授，不分年龄、信仰、国籍和民族均可优先移入。20世纪90年代，布什总统又签署新的移民法，重点向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倾斜，鼓励各种专业人才移居美国。从1990年开始，美国还实施H－IB签证计划、“绿卡制”，给予入籍优惠，使大批的留学生学成后定居美国。近年来，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高科技产业部门发出信息技术人才短缺的信号，美国为了赶上这班刚刚启动的新经济列车，把争夺人才的重点聚集到计算机领域。有专家预测，美国将短缺45万科技人才，而到2006年这一数字将扩大到65万。美国移民局公布的数字显示，1999年美国签发的专门针对外国移民美国的H－IB签证达11.5万人，其中印度人占了46％，中国大陆占了10％。外国科技人才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填补了美国高科技人才的严重短缺。

美国能够吸引全世界优秀人才，还受益于其庞大的教育体系。一批批世界各国受过良好基础教育的优秀人才被美国的大学吸引，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学成之后又为美国各大公司所雇佣。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相互促进，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已形成“吸引-发展-再吸引-再发展”的良性循环，建立起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才库。美国掠夺人才不仅深谋远虑，手法也十分高明，它们利用托福考试把争夺人才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国。此外，美国还通过国际合作，在“互利原则”下利用别国的人才资源优势。它们也直接到其他国家办企业或者设立研究机构，与所在国政府争夺人才资源。

三、美国人才使用与管理的经验与借鉴

战略性产业应由政府来选择吗 篇6

然而，一旦涉及该政策在不同地区的细化推进，我们就需要谨慎回答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战略性产业应由政府来选择吗?不同地区的战略性产业政策是否应有所区别?又该如何有所区别?

战略性产业发展：选择还是培育

所谓战略性产业，确切地说，是指需要政府策略性地加以扶持或协调的产业。其背后所隐含的意义是，这样的产业有巨大的社会收益，但仅靠市场协调难以陕速发展，需要通过政府的扶持最终发展壮大。因而，政府对战略性产业的扶持是有价值的、必要的并且是有效的。

既然需要政策扶持或协调，那么很自然的—个问题就是，哪些产业属于战略性产业?我们应当扶持特定产业内的哪些具体企业?然而，这就需要注意了。人为选择且定向扶持的做法并不是实施战略性产业政策的唯一思路。甚至也不是最佳的做法。

可以先看看东亚的经验。日本政府在其战后的产业政策制订中，特别注重充分利用多方面的信息，听取由官方与民间各界人士等组成的政策审议会的意见，也广泛吸收研发人员与科研机构所组成的专家团的意见。韩国政府通过建立公共的研发平台来引导大型企业进行联合研发，中国台湾地区则借助专业银行对特定产业实施不同期限的优惠融资。

事实上，一个被广为接受的经验是政府应当避免直接的、定向性的扶持政策。例如，对产业内已有的少数企业的扶持容易导致行业垄断程度的加剧。更好的替代性做法是，通过产业政策使产业内的所有企业普遍受益。这样的政策包括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和各种吸引人才的政策等。

上述这些经验的背后反映出政府所处的信息劣势。也就是说，政府并不拥有更多的信息来选择产业的具体发展方向，或者决定应该有哪些企业获得相应的政策扶持。因此，—个更合理的做法是政府培育好的产业发展环境，最终让企业家来决定企业或产业的发展。这就是说，我们更应该培育战略性产业，而非选择战略性产业。

有人或许会用日本、韩国成功选择并挟持发展了汽车产业为例来证明战略性产业是可以被成功选择的。这就需要注意，随着一国所处发展阶段与产业环境的变化，战略性产业政策也需要适时调整。在日韩所处的历史阶段，发展汽车产业是—个相对容易选择的方向，时至今日，即使政府知道汽车产业应大力发展，但应当以传统动力、新能源动力还是混合动力为发展重点，政府并不会比企业更清楚。

应符合地区发展定位

接下来的问题是，各地应如何实施培育战略陛产业的政策措施?这样的政策一旦落实到地区层面，就容易陷入各地不约而同地去发展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等等“热门产业”的局面。然而，地方政府间的这种“默契”并不是什么好事。这只能说明各地区在制订战略性产业政策之前，缺乏对本地区的长远发展定位的考虑。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是让各地陷入新一轮的重复建设，为日后的产能过剩与恶性竞争埋下隐患，也可能使这些热门产业的投资血本无归，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那么，各地如何因地制宜地实施战略性产业政策呢?

至少，中国的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战略性产业政策就应当有所区别。

先来看大城市。首先，中国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将是后危机时代代表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调整中参与全球竞争的—个重要角色。因此，大城市的战略性产业必须具备国际竞争力，相应的产业政策就必须有灵活的竞争与退出机制。

其次，中国的大城市是高端产业的聚集地。因此大城市的战略性产业必须足够的新，相应的产业政策必须给未知产业提供充分的成长空间。这就要求大城市的战略性产业政策更需要突出普惠性而非定向性。

再次，大城市往往拥有庞大的本地市场容量。因此，大城市的战略性产业并不应只局限于少数某几个领域，而应该是在重要的产业领域拥有众多的战略性产业。

最后，大城市将在中国率先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因此，与传统的制造业相比，这要求大城市的战略陛产业应规模多样、组织形式灵活。相应的，战略性产业的培育就不能只将眼光聚集于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应当同样重视对大量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新兴企业的政策扶持，同样需要制订面向各种企业的普惠性的产业政策。

那中小城市呢?由于相对缺乏人才支撑与产业集聚的环境，中小城市只可能根据本地的条件有所侧重地发展战略f生产业。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中小城市所要发展的战略陛产业应当与本地的资源、现有的优势企业形成互补。然而，各地都需要培育各自的战略性产业吗?如果没有当地的人才、市场需求、产业发展环境等条件的支撑，中小城市对产业发展的定位越高，就越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损失。

事实上，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在经济发展中已经形成一种区域间的分工与合作关系，中小城市完全能够从大城市的战略性产业发展中获益。这尤其体现在不同城市之间在服务业与制造业布局上的分工。通常地，大城市的中心区域容易形成高端服务业的集聚，市郊区域成为先进制造业组团式发展的集聚地，而周边中小城市的制造业则对大城市的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发展形成支撑。这就形成了中小城市制造业与大城市先进制造业及高端服务业之间的一种共生状态。

所以，对于大多数的中小城市，与其苦心发展自己的战略性产业，不如通过发展与周边大城市战略性产业互补的各类产业而从中获益。

制定大城市的战略性产业政策需三个原则

由于政府在产业发展方面并不具有特别的信息优势，所以，大城市的战略性产业政策制定首先应当确立如下几点原则。

第一，优先实施普惠性的产业政策。政策目标对未来产业发展的定位越高，就越需要强调普惠性而非定向性的政策。

第二，定向性产业政策需确定合理的政策覆盖面。具体包括，首先，在产业领域的覆盖上宜宽不宜窄。例如，针对新能源的产业政策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太阳能、风能，也需要给生物能源、地热能源等相关的产业发展以同样的政策空间。其次，在具体活动的覆盖上则宜窄不宜宽。以集成电路行业为例，与硅片制造相比，其中更具有科技含量的设计环节更需要战略性产业政策的扶持，此时政策覆盖面的确定就需要对行业内的不同活动进行细分。此外，产业政策应当针对投资或研发行为，而非企业或者具体的行业。最后这一条事实上是对前两条的一种修正。如果政府不清楚应该扶持哪些企业或产业，那么一个普遍的做法就是鼓励新企业的创办(投资活动)、鼓励企业的研发行为。

第三，政策覆盖面越窄，就越需要引入竞争机制。覆盖面窄的产业政策，应当不对企业设置非技术陛的进入门槛，让各类企业以公平竞争的方式获得政策扶持的机会。

具体措施

概括大城市发展战略性产业的具体措施，可以从地区发展政策、普惠性政策以及定向性政策三个方面考虑。

大城市是区域陛经济活动的集聚地，而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却存在大城市不够大、城市规模差异不够显著的问题。因此，中国大城市的地区发展政策应当将自身的目标定位为更大的经济总量与人口规模、更为自由的要素流动。为此，逐步放宽户籍准人以及降低通勤成本是关键。通过降低通勤成本让大城市成为周边城市的枢纽，这样既有利于强化大城市的产业集聚效应，也有利于降低地价上升对大城市的负面影响。

普惠性的产业政策首先需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特别是需要强调对服务业市场准人的放宽。中国的大城市应当围绕《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逐渐加大对产业政策中的竞争政策的重视，致力于维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此外，还可以考虑政府出资成立基础性的研发平台、推动建立专门性的产业融资平台，允许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专业性产业银行的经营领域。也可以效仿日本的做法，由政府组建产业政策委员会，汇集来自官方、民间与企业界的各种信息，为政府的产业政策制订提供决策参考。

大循环战略:基于地方政府之视角 篇7

近两年来，众多的中文研究文献已经向国人阐述了循环经济的原则，它就是3R原则：减量化 (Reduce) 、再使用 (Reuse) 、资源化 (Resource) 。实现这些原则的模式通常划分为三种：企业内的小循环、工业园区内的中循环、整个社会的大循环。其目标可以归纳为四个字：无废弃物。

要实现无废弃物，理论上是可以实现，例如:只要采用最简单的策略——不生产有废弃物排放的物品——即可实现无废弃物排放，但这必定损害一些人甚至所有人的利益，例如，机动车的使用，在现有技术下必然产生废弃物，而我们不愿意退回马车时代。这类由于技术和成本而导致的废弃物排放，例子非常多，例如，到处丢弃的塑料废弃物，大煞风景，但我们天天都离不开它。我们知道，农膜、薄膜、农药、化肥的残留物祸害无穷，可是不使用它们，代价(即成本)是没有足够的粮食填饱肚子。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退回马车时代或者禁止使用农药等行为的成本太大。归结起来，现实世界中有两个约束条件使得“无废弃物”这个目标不能实现：一是技术、二是成本。首先，目前的技术无法实现完全的无废弃物排放，所以，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减少废弃物排放;其次，有一些在技术上可以实现的减少废弃物排放的措施没有被当事人(企业或消费者)采纳，是因为成本的考虑。

上面的论述和罗列的那些现象，归结起来是两个问题：第一，如何推进减少废弃物的技术的发展;第二，怎么知道应该减少何种废弃物的排放、怎样知道哪一些资源多投放一些、哪一些减少一些投放的数量?哪一些应该再使用，那一些不应该再使用?

本文讨论了政府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上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弄清楚：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这个问题上，政府应该在哪一些方面起作用。

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是政府可以在推进减少废弃物的技术的发展上起重要作用，最著名的例子是专利制度，它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而这个制度是政府运作的。我们相信，存在一些制度，它们可以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当然，上述的表述——政府可以在推进减少废弃物的技术的发展上起重要作用，并不是说政府一定保证能够找到一套有效的制度来发展循环经济，而是说，与市场相比较，政府在寻找这样的制度这件事情上有比较优势。

但是对于第二个问题，答案是否定的：政府不知道应该减少何种废弃物的排放、不知道哪一些资源多投放一些、哪一些减少一些投放的数量，也不知道哪一些应该再使用，那一些不应该再使用。“不知道”的意思是说，政府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与市场相比，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没有比较优势。原因是，世界上的产品千千万万，生产的过程千千万万，资源千千万万，如果都要通过政府这个机制来决定——在上面的例子中这个机制就是官员召集公众开会决定——是难以做到的，换言之，这样做的交易费用是巨大的。

二、地方政府推进循环经济所面临的约束条件

困难来自以下几个方面，或者说，地方政府研究制定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可能需要注意考虑下列四个约束条件:

1. 区域内部公众对财富的追求

公众对财富的追求，是人性所致，政府在制定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的时候，如果一味强调发展循环经济，而不顾公众利益，则政策将会遭到公众的抵制而形同虚设，成为一纸空文。如果一些循环经济的生产或者生活方式，不利于一些人的利益，这些人将会抵制这种生产或者生活方式。首先，追求方便本身就是追求财富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次，在人们获得方便的同时，生产塑料制品的厂家和销售塑料制品的商家生意兴隆，这当然是财富的增加。

2. 区域竞争的压力

地方政府如果采取过于偏激的政策来推进循环经济，可能会在区域竞争中落败。举一个例子，一味地强调环保，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从而必然把一些投资项目拒之门外，这些投资者会转向别的地区，其后果可能是加强了竞争对手的实力，降低了本区域的竞争力。

3. 缺乏立法权

中国的各省市几乎没有立法权，这是众所周知的。这个重要的约束条件的含义是，地方政府可能的政策空间将受到极大的限制。例如，税收政策将受到限制，环境容量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等的产权立法空间将被极大地压缩。

4. 缺乏公众参与制定政策的良好机制

缺乏公众参与制定政策的良好机制，可能长期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等，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所以，在制定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时，我们只能把它当作外生变量，即约束条件。由于这个约束，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就要十分的谨慎，否则，由政府部门或者学者精心制定出来的政策，将可能不符合公众的利益而难以执行。

三、大循环

1. 以产权界定和维护作为政府作用的重心

虽然地方政府没有立法权，但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在国家法律框架内，用行政规定作为工具来界定本区域范围内的环境产权和自然资源产权。例如，有一些法律通常有一些模糊区间，这时地方政府就可以发挥作用;另外，一些法律没有规定了产权归属的地方，地方政府也可以有所作为。第二，代表本地公众对跨界的环境产权和自然资源产权问题与临近区域的政府协商;第三，代表本区域公众向中央政府反映意见，争取尽量明晰环境和自然资源产权。

2. 以降低环境与自然资源产权交易费用为主要线索制定政策

本文采用的交易费用的定义是巴泽尔的定义，即交易费用是指保护和交换产权的费用。例如，上游工厂排污对下游渔民造成损害，虽然国家法律已经把河流环境容量产权界定给了下游居民——规定渔民享有使用不受污染的河水的权利，但渔民在保护自己的产权时面临巨大的交易费用：最起码他必须找出(更不用说证明)是上游哪一家工厂向河流排放了污染物，这样他才能知道起诉谁。但是，他可能会面临交易费用过大而使得维护产权——获得赔偿——变得不划算。

3. 以裁判的身份引导各方参与博弈

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充当裁判，例如，政府的行政体系中的一些部门有裁判职能，如工商局、公安局等等，政府的司法系统中，如法院，就是专职的裁判。事实上，就相当于说，公众在游戏过程中选出一些政府官员作为裁判。裁判的作用是减少交易费用，如果没有裁判，球员争论不休，比赛就无法进行。没有裁判，环境产权的维护无从谈起。排污者也就没有减少排放的压力了，而美没有裁判，自然资源产权也没有办法维护，自然资源就沦为“公共地”，从而就产生“共地悲剧”，那就有违“减量化”的原则目标了。

4. 培育与排污者竞争的力量

通过制度创新，逐步促成一些与排污者抗衡的强大的市场主体的产生、发展壮大，以减少与排污者对抗时的协商费用。例如，民间社区组织、农民合作组织、渔民合作组织、中小企业合作组织等等，是比较接近于现实的、有希望可以与排污者单独对抗的强大的市场主体或者准市场主体。应该研究如何通过政府的帮助，使这些组织能够尽快建立、成长壮大。另外，可以大胆地通过一些制度创新，构造出一些市场化的、天然与排污者对抗的利益主体。在这种利益机制的驱动下，私营污水处理企业将有积极性积极寻找污水源、积极起诉偷偷排放者，从而构造出一些市场化的、天然与排污者对抗的利益主体，减少政府直接监管排污者的巨大的监督成本。

5. 多一些服务少一些规划

现在一些人，一谈到搞循环经济，总要提如何规划，哪一个产业应该发展，这个地区如何规划，应该优先发展哪一个地区，应该优先发展哪一个产业，等等，很热闹。规划本身虽然没有错，但如何规划，要有一个政策边界。政府的规划不能去干预微观主体具体的经营活动。如果企业有要求，可以提供服务，但切忌强行的“拉郎配”。强行地认为哪一些产业应该发展、哪一些产业不应该发展，然后去搞准入方面的审批，会导致权力的寻租。生产什么是企业家的事强化政府干预具体经营活动的行为，应该在我们制定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中加以避免。换言之，就算我们政府官员或者人大会议决定这个产业不应该发展，我们也不能搞审批，而是采用市场游戏规则的思路，即制定游戏规则——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然后，把这些游戏规则法律化，哪一个企业不遵守这些法律，政府的行政部门就以起诉的手段阻止它。总之，地方政府推进循环经济时，多用法律的手段，而不是用行政审批的手段，是本文的一个主要观点。

6. 主要采用激励型产业政策

为了促进企业投资开发循环经济技术和产品，一些政府部门喜欢搞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可以划分为激励型和惩罚型两种，考虑到如下原因，我们应当更多地采用激励型政策来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如果企业采用非循环经济的模式来获得收益，只要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利，我们仍然必须给以支持，因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循环经济模式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模式。

四、结论

政府战略 篇8

1 战略供应管理及政府电子采购概述

战略供应管理是一种系统化的协作方式, 常常用它来寻找有竞争力的、能长期合作的供应商, 从而实现采购者直接或间接购买材料和服务的目的。简言之, 战略采购或供应指有组织的集体购买行为。战略采购可以带来价值增长, 并有助于提高采购竞争力。

政府电子采购是指应用信息技术通过互联网完成政府采购, 并进行采购管理与决策。政府电子采购有利于提高采购的透明度, 实现采购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 杜绝采购过程中的腐败。政府电子采购使得价值链能够整合各种各样参与其中的政府和企业, 并且使得极为复杂和难于管理的协议更为容易和弹性化。政府电子采购不但削减了不同经济利益相关者的洽谈成本, 而且还促进了政府企业创造出新型的关系和协作模式。

2 美国政府电子采购分析

众所周知, 效率和成本本身即是一种战略, 而实现高效率和低成本采购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电子采购。国外一些国家已经拥有比较成熟的政府电子采购系统, 还有一些国家也在加紧建设本国的政府电子采购系统。在20世纪90年代, 为了引导政府采购朝“更加有效以及更低成本”的方向前进, 美国发生了一系列的改革, 这使得美国政府采购的成本得以大幅度的下降。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计划, 建构了联邦采购电脑网络 (Federal Acquisition Computer Network, FACNet) ;逐步实现了政府采购供应商信息公布和政府采购预算的网上公开 (走进美国计划) ;开通了在线登记和网上交易系统、联邦一级的政府拨款网站、网上询价系统。

战略供应管理强调的是理解顾客的需求, 并积极地与供应商合作以获得有益的价格和更好的服务, 从而减少商品和服务成本。如纽约市教育局, 它通过分析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将消费者最需求的商品分为IT硬件、电信产品、软件、办公用品、办公设备、教学用品、食品、燃料以及维护保管用品等九大类, 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消费者识别需求、更加方便采购。

战略供应管理强调规模优势用以达成统一的协议, 获取价格上优势及全方位的服务。公共部门需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意味着可以让更加有效率的采购发挥其潜力。集中化供应管理能够提供更专业的采购, 更有效的人才, 更低的采购成本。联邦供应系统是美国政府进行集中采购交易的系统。标准化的办公用品资源由20个批发站和73个自助式零售商店提供。联邦供应系统在全国设有全国家具中心、全国汽车中心和全国工具中心, 该系统通过这三个独立的商品中心将每一产品组的合同订立、规格的制定以及库存管理合并集中到一个地区方便集中采购。此外, 联邦供应系统设有管理、维护。修缮和回收剩余财产的功能, 有权监督全国所有政府机构剩余财产的出售。

战略供应管理强调以客户为中心, 政府部门应该加强供应商绩效以确保协议中的条款落实, 通过与供应商之间合作, 在低成本的原则下, 不断地满足和超越终端客户的需求。如联邦采购数据系统 (FPDS) , 是政府专门收集、开发和传播采购数据的系统。每个联邦政府机构要汇报每一个超过2万5千美元的采购, 汇报内容包括:行业、供应和承包商的类型、承包人是否符合SBA规定的企业规模标准, 数量和地点;对于金额在2万5千美元以下的政府采购, 需要简要汇报。如果机构的主承包商获得了超过50万美元 (建筑业100万美元) 的政府采购金额, 则必须汇报转包给政府规定支持的小企业的转包合同。

3 我国实施电子化政府采购的基本条件

(1) 我国财政部及政府采购中心、采购办, 普遍建立了自己的网站。财政部国库司建立的“中国政府采购网”和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建立的“中国国家政府采购网”堪为其中的典范。这些网站已成为对外发布信息的重要平台。中国政府采购网与各地方政府采购网已实施了统一的链接, 用户在地方分网站发布采购公告后, 系统可以自动实现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同步发布。2004年12月1日中国政府采购专家库的建立为网上远端抽取专家提供了条件。很多地方采购中心也都建立了自己的专家库。此外, 有些地方采购中心尝试进行网上采购招标, 并实现采购档案电子化管理。

(2) 我国的公共采购规模成长迅速, 需要电子化为其服务。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 中国公共采购的规模发展非常迅速, 从1998年的31亿元人民币 (折合3.74亿美元) 增加到2009年的7413亿人民币 (折合1086亿人民币) , 平均年增长超过60%。美国官员估计中国政府采购市场规模约5000亿美元。中国欧盟商会公布的一份报告估计, 中国公共采购市场整体每年超过7万亿人民币 (约合1.07万亿美元) , 超过中国GDP的20%。中国公共采购市场在过去的10年已经增长了10倍高达1800亿美元, 并且这种增长将会持续。

(3) 国家大力支持政府电子采购的发展。2013年3月, 全国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子化政府采购管理交易平台, 实现政府采购业务全流程电子化操作”的信息化建设任务, 指明了当前政府采购管理改革的重点内容和突破方向。

4 对我国政府电子采购的几点思考

(1) 以供应管理战略为指导思想。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 战略化供应管理的思想应在政府电子采购中加以体现。战略化供应管理更加注重于价值传递的过程, 包括采购与分类管理、供应商关系管理、运营流程管理等, 这些在我国政府电子采购过程中都未得到很好的重视。采购与分类管理能够将信息以条理性、简便性传递给使用者。采购与分类管理做不好, 信息大量堆积, 导致使用者“信息迷航”。国内大多数的政府采购的门户网站都只是信息发布或标讯发布网站, 这只是建立服务型网站的第一步, 如何帮助采购者与供应商更好地沟通交流, 供应商关系管理的内容不可或缺。供应商关系管理控制着价值创造的潜力与供应关系中固有的风险之间的矛盾, 而运营流程管理则使运用积极创新的管理战略和电子商务的供应管理工具成为必需。

(2) 加快建设信息可视化的服务型采购系统。战略供应管理中的信息可视化是指共享关键数据的过程, 这些数据用来实时地对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产品、信息和服务流进行管理和监督。信息可视化可以让各方更好地参与采购过程, 对各个采购环节进行监督, 减少采购滥用职权和腐败滋生。信息可视化采购网络的实现, 能够减少采购中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进而对政府采购中的腐败问题加以监督。因此, 加强信息可视化服务型网站的建设, 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和增强社会效益。

(3) 采购方式多元化, 更好地发挥采购的力量。分散的采购操作系统导致额外的花销和多方的许可协议。像企业一样, 政府部门也可将采购和合同推迟到一个点、一个组织、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功能区, 利用规模优势来达成统一的协议, 这样能获得更低的价格和更好的服务。着眼于供应商的整合及高支出、频度大的采购活动, 更加能够快速获得战略采购的好处。目标的合同重议、价格协议的重构、供应商管理的增加和终端用户之间交流的增多, 减少成本的机会也会增大。

综上所述, 目前我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是改变政府部门的采购方式, 这需要各个部门去寻找降低总拥有成本的方法, 需要专业的采购培训、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开发, 需要政策和法规的改革、代理机构及金融改革, 这些措施势必会为新型的政府采购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约瑟夫·L.卡维纳托, 安娜·E.弗林, 拉尔夫·G.考夫曼.供应管理手册[M].7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0.

[2]李阳.Web2.0环境下政府电子采购优化策略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 2010.

[3]邱锦.政府电子采购管理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008.

[4]董璐, 毛娜.电子采购——电子政务环境下我国政府采购的发展方向[J].经济管理者, 2011.

政府战略 篇9

根据法国媒体报道,目前,法国养猪业的业绩下滑幅度对该行业的就业情况产生了极大的威胁。2012年10月29日,法国全国猪肉联盟(Fédération nationale porcine,FNP)主席Jean-Michel Serres表示,政府将于2013年1月公布一项战略方案以便推动养猪业的发展。在发表这一讲话之前,法国刚举行了汇集了养猪业内各类参与者的圆桌会议,法国农业部部长Stéphane Le Foll在会上指出,政府将派遣四个工作小组专门研究养猪业现存的以下四个最令人担忧的问题:第一,生猪屠宰行业的重组问题;第二,猪肉加工行业的发展问题;第三,出口猪肉质量以及生产价值方面的问题;第四,生猪饲养问题。这些工作小组将共同致力于拟定一份战略方案,并且方案将在2013年1月末公布。

Serres先生表明,希望工作小组尽快达成一致看法并制定最终方案,因为未来数周或数月内,法国养猪业的工业化水平确实将陷入灾难性的担忧之中。今后,法国养猪业的产量将出现下降,而动物饲料的价格又将上涨,同时该行业还需面临国外生产商带来的竞争。

政府战略 篇10

本刊讯1月21日, 为加快推进甘孜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建设, 中国电信四川公司与甘孜州人民政府通过友好协商, 以友好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 签订“十二五”期间信息化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十二五期间, 中国电信四川公司将为推动甘孜电信网、计算机网、广电网“三网融合”和推进甘孜州信息网络覆盖, 大力提升宽带接入能力, 加快光纤到户建设作出积极努力和应有贡献。同时, 省公司将全力实施“智慧甘孜”建设、旅游全域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高速、铁路等信息化建设。

甘孜州人民政府表示, 将大力支持四川电信在甘孜州的运营和发展, 在推进信息化过程中注重发挥电信在网络、技术、服务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 并协调信息化发展中的信息资源共享、优惠政策落实等各项重大事项,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双方的合作, 将不断提高甘孜州信息化服务业发展水平, 并在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承接产业转移、实现甘孜州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