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实现方式

产权实现方式（精选八篇）

产权实现方式 篇1

(一) 世界土地产权实现方式。

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 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产权的性质主要表现为主体存在的实体性, 产权运行的独立性, 产权全能的可分性, 产权价值形式的流动性。土地作为一种不动产也是一种产权, 是指以土地所有权为核心的土地财产权利的总和, 因此土地具有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由于国情及历史原因, 世界各国的土地产权制度不尽相同。在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土地产权实现方式主要表现为土地私有制, 土地权利受法律保护且可以自由交易, 然而土地所有者必须依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土地用途对土地实施合理开发。

(二) 我国土地产权实现方式。

在我国土地实行的是公有制,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都属于集体所有, 因此我国土地实施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产权形式。我国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相分离的, 所有权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 城市土地的使用权可以通过土地有偿使用进行交换, 从而实现土地使用权的排他性、流通性和可分割性, 进而实现土地产权的价值。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组织而不属于个人, 集体产权对资源各种权利的决定就必须由一个集体做出。

二、土地价格及其对住房价格的影响

(一) 土地价格组成分析。

对于我国的城市所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的开发主要通过一级土地开发市场和二级土地开发市场来完成。土地一级开发是指由政府或其授权委托的企业, 对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城市国有土地 (毛地) 或乡村集体土地 (生地) 进行统一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 并进行适当的市政配套设施建设, 使该区域范围内的土地达到“三通一平”、“五通一平”或“七通一平”的建设条件 (熟地) , 再对熟地进行有偿出让或转让的过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004) 第四十七条规定, 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以上费用就构成了土地基本成本。而在土地市场中的“招拍挂”中是以土地的最后拍卖的价格来定价而非土地的本身基本成本费用作为土地的出让价格。因此, 土地价格可以理解为由以下三部分组成:一是真正的地租 (包括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 ;二是土地投资的折旧;三是土地投资的利息。第一部分的真正地租主要是由土地自身特性决定的, 受土地位置固定不能移动的影响, 区位因素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第二、第三部分的土地投资折旧主要受时间因素的影响, 由于地价是未来若干年地租的贴现, 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动态概念, 因此未来社会经济形势和土地使用者心理预期对第二、第三部分的土地投资折旧和土地投资利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 从土地供需平衡角度分析土地价格。

从供给角度讲, 由于土地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不能无限生产出来, 土地供给数量和土地的总数量是固定的。因此, 土地的自然供给无弹性, 经济供给弹性也相对较小、短期内也是无弹性的。这会导致土地市场受土地供给的数量影响导致土地价格远离土地的征收成本费用。另外, 在我国由于土地一级市场是由国家垄断控制的, 土地的供给数量一定程度上变得相对更少, 土地二级市场采取“招拍挂”的方式竞争拿地, 属于买方完全竞争的市场。更进一步加剧了土地使用者以更高的费用拿地。由于土地使用者大部分是房地产开发商, 其购买土地主要是用来开发房地产。因此, 从需求角度来看, 土地是作为一种引致需求, 所以土地价格受到土地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对于特定地块而言, 拥有者供给的数量是一定的, 一般而言, 土地的价格通常按照土地潜在使用者的最高出价实现交易。如果对于土地产品市场前景看好、土地需求强烈、众多需求者竞价激烈, 将有可能出现非理性出价大大抬高土地的最终成交价格。这也充分说明了地价的不确定性和易受需求影响的特点。

(三) 土地价格与住房价格关系分析。

从以上土地价格的供需平衡分析可知土地属于引致需求, 土地作为一种住房产品的生产要素, 住房的需求情况和价格水平必然在短期和长期都对土地的需求和价格产品很大影响。在房地产市场中不考虑投机行为, 住房价格主要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45.68%,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入加速时期, 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毕业大学生落户到城市等必然加大住房的刚性需求, 因此在短期时间内, 我国住房价格仍然是稳中有升, 从而导致土地价格上涨。

根据《西方微观经济学》均衡理论, 从长期来看, 商品的供需均衡发生在边际收益等于长期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房屋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长期均衡状态下的房屋供给量水平不仅是边际成本等于价格下的生产规模, 也是长期平均生产成本最低点代表的生产规模。当土地成本作为生产成本中的很大一部分费用发生变化后必然带来长期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发生变化, 从而导致均衡产量和最优生产规模也发生改变。因此, 从长期均衡角度可以反映出住房的长期供给量会受到土地成本的影响。由于房屋建设量的增加引起了土地生产要素需求的增加, 一定时期内土地的供求量又已定, 将导致土地的价格上涨, 从而提高房地产开发的生产成本, 这也说明了房地产业是一个成本递增的行业。从长期看, 房价不仅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 还受到土地价格等住房建设成本的约束, 然而土地价格只是作为住房建设成本中的一部分来影响房地产的价格的。

由于房地产的价格上涨、行业利润率较大, 导致大量资源向房地产业转移, 从而带动了土地等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而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上涨从长期来看又会影响到房地产市场的供需曲线的变化, 从而导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因此, 土地价格和房地产价格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三、降低土地价格对住房价格影响的思路

从土地价格和房地产市场上有效合理的控制房价必须要考虑我国土地的二元产权结构、土地交易市场“招拍挂”以及房地产市场的高利润率等因素。

(一) 统筹城乡用地。

我国农村大多数都是采用独门独户的住房方式, 宅基地耗用土地数量大, 造成了农村土地的浪费, 因此应加快农村宅基地的利用效率, 寻找合理有效的农村土地流转方式。改革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城市用地的土地制度, 减少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环节, 降低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成本, 从而增大我国建设用地的供给量。

(二) 改革土地交易方式。

采取“招拍挂”的方式加大了我国土地二级市场的恶性竞争, 导致房屋建设成本增加, 从而使得这部分增加的成本转嫁到购房者的身上。因此, 应积极改革现有的土地交易方式。比如, 采取“双限双竞”方式, 即在限套型、限房价的基础上, 采取竞房价、竞地价的办法挂牌出让土地。

(三) 加快廉租房建设。

为缓解由于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城市人口增加、住房刚性需求增大的局面, 政府应加快廉租房建设, 增加房屋的供给量, 一定程度上降低行业的利润率。

四、结语

虽然土地是一种引致需求产品, 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发展必然带动土地的价格升值。但是, 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受政府的政策影响较大, 并且土地作为房地产开发的重要生产资料, 其成本占房地产开发费用很大的比例, 土地的价格又会影响到房地产的价格。因此, 为了合理健康地发展房地产行业, 必须加快改革土地相关政策, 加强对房地产业利润率的控制。

参考文献

[1]林阿其.不同土地出让方式下地价与房价之间的关系[F].开放潮, 2006.3.

[2]关静, 温泉.我国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的原因及对策[F].改革与开放, 2008.5.

解决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正确方式 篇2

两种前后看似大相径庭的态度，既反映了美国希望中国在WTO多哈回合谈判中发挥影响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缘于美国政府开始客观地对待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积极的现实。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为符合WTO规则的要求，对包括《商标法》、《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等几部主要知识产权法律进行了重要的修改，使其与TRIPS协议和中国加入WTO谈判中的对外承诺相一致。特别是中国第一部《专利法》制定的起点本身就很高，历经两次修改后，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专利保护的水平不仅达到而且超过了世界贸易组织TRIPS协定的最低标准，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也并不逊色。2006年初，中国又主动启动了第三次专利法修改。这些事实表明：中国政府一直坚定地恪守各项入世谈判的承诺。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和欧盟之间旷日持久的“香蕉战”使得美欧双方两败俱伤，在世贸组织倡导和平解决的背景下，双方最终通过谈判解决了争端。因此，将贸易争端诉诸WTO虽然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但绝对不是惟一的方式和好的方式。有报道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决定是否把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向WTO提出申诉时有两个标准：第一、官司是否有把握赢；第二、是否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途径。由此看来，美国对美中知识产权争端的态度是务实的。

美中贸易不平衡是长期存在的贸易结构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不局限于某些特定因素。一方面，期望美国政府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来弥补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达到美国所期望的程度，就可以大幅度缩小美中贸易逆差同样是不客观的。

解决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既需要美国方面调整其长期以来保守的高技术贸易政策，也需要中国依靠自身整体性的科学技术进步，使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角色向有利于改善美中贸易不平衡的方向调整。归根结底，采取合作态度，是解决美中贸易摩擦与知识产权纠纷的正确选择。

土地产权的优先股流转方式研究 篇3

关键词：土地产权,土地流转,优先股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 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目前, 我国的土地流转还处在探索阶段, 在转包、出租模式的基础上, 进行了股份合作的试点, 取得进展的同时, 也暴露了一些不足, 特别是在流转中承包土地的农民的权益难以保障的问题。因此, 尝试将优先股方式应用于土地流转的研究, 将这种在其他经济领域已成功使用的优先股投资形式用于农民土地权益流转上, 以便切实保障承包土地农民的权益。

一、土地产权以优先股方式流转的必要性

(一) 传统土地流转方式的不足

我国传统的流转方式主要有转包、转让、互换、出租、股份合作 (通常是以普通股的形式进行入股) 。以四川省为例, 截至2008年上半年, 全省农村土地流转总面积806万亩, 其中转包327万亩, 占40.57%;转让80万亩, 占9.93%;互换23万亩, 占2.85%;出租313万亩, 占38.83%;入股39万亩, 占4.84%;招标拍卖24万亩, 占2.98%。[1]

转包是指农户将自己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 约定一定期限和条件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转包这一流转方式的不足在于土地转包往往期限相对较短, 土地不能处于一种长期稳定的经营状态, 土地的使用者不能对土地进行长期规划。另外, 转包的土地如果种植特殊种类的作物, 可能会破坏土壤结构, 承包期满后, 该土地将无法满足常规作物的生长, 往往会大幅度的减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土地使用者知道自己在承包的土地上不会长期经营, 就会采用一种毁灭式的索取经营方式, 使土地在承包期满后无法耕种。

出租是指农户将自己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 约定一定期限和条件租赁给大户、业主或企业法人等承租方,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其中比较特殊的形式是土地返租倒包, 即村集体向无力经营或不愿经营的土地承包农户租用土地经营权, 把分散土地集中规划, 再发包给农业投资者。其不足同样体现在不能合理规划利用土地。

转让是指农户自找对象或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协调, 由第三者代替农户向发包人履行合同的行为。由于“买卖”是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主要表现形式, 我们通常所说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指的就是土地使用权“买卖”。农民将土地使用权卖出后主要存在如下的一个问题:农民卖出土地使用权后, 虽然会取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但同时失去了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如果农民在得到这笔土地出让费以后经营不善, 就会坐吃山空, 产生很大的社会问题, 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互换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 为方便耕作或各自需要, 将承包地块进行简单交换, 同时相应交换各自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一般的土地互换只是涉及到小部分的农户, 而不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 也就很难在一定程度上普遍提高农民的收入。

股份合作是指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与农业投资方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股份公司或股份合作社。土地流转以普通股方式进行流转主要存在以下一些不足:第一, 农民个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后在公司中所占股份比例较小, 在公司中往往以小股东的角色出现, 只享有名义上的决策权, 其权益常常受到大股东的挤占, 而维权又困难重重;第二, 农民的收益受到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而公司的经营总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导致农民收入不稳定, 特别对无法务工的农民影响更大;第三, 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和来源, 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若出现股份公司破产清算时, 农民没有清偿优先权, 导致农民失去重要的收入来源。

以上分析了我国存在的土地流转的主要模式, 可以发现它们都有较明显的硬伤, 因此有必要探索更好的流转模式, 保障农民的权益。

(二) 土地以优先股方式流转的优越性

1.优先股的特性

优先股是与普通股相对应的概念, 优先股的优先是从财产利益的角度进行的界定, 即可以是在公司运营过程中所进行的股利分配上的优先, 而且优先股的股息一般是确定的, 不随公司业绩好坏而波动, 另外优先股的股息率一般比普通股的股息率要高一些;也可以是公司清算财产时对公司剩余财产进行分配上的优先, 存在以上两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或两个同时具备均被称为优先股。至于优先股是否享有表决权、参与权、参与公司红利分配权、可否转换优先股、可否赎回优先股等权利, 可以由公司章程决定 (如美国各大公司都在自己的公司章程中决定是否授予优先股表决权、授予的限度和内容) [2]。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历程中, 曾有沈阳金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发行过一次优先股, 杭州天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因在上市前股本总额较小, 不符合上市条件, 于1993年6月增扩1890股优先股, 除此之外再没有看到优先股, 优先股遭如此冷遇, 究其原因其实是我国对优先股认识不足, 市场无法吸收、认可所致。

2.土地以优先股方式流转的优越性

笔者将优先股引入土地使用权流转方式, 认为它对企业、农户和发展农村经济都有积极的作用。

(1) 对公司的作用。

首先, 从公司内部看, 由于优先股的发行特点使其有较大的筹资弹性, 以增加企业所有者权益, 公司财务报表上所有者权益一旦增加, 公司的公信力也会随之提升, 继而增强偿债能力, 等于间接为公司提供了发展空间。其次, 从外部市场看, 上市公司发行优先股, 既能达到筹资目的, 又可以减轻因股价下跌而带来的压力。同时因为优先股一般不进入二级市场流通, 故持有人不会就二级市场股价的下跌向上市公司施加压力。第三, 发行优先股有利于缓解企业再融资压力。优先股作为权益证明, 不会造成公司的负担, 因此发行优先股融资的风险要小于债务融资, 而使公司获得永久性的权益资金[3]。第四, 如果优先股股东没有表决权, 不参与企业经营决策, 这就意味着不像普通股那样, 会分散企业的控制权, 不会引起每股收益的稀释, 不会损害普通股东价值。同时, 如果优先股股票的权利固定在企业盈利较强时, 在为优先股股东分配之余, 还可以为普通股东创造更多的股利, 达到市场“双赢”。第五, 农民可以兼具劳动者与股东的双重身份, 将劳动与资本相结合、个人利益与企业绩效相结合, 因此能更好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主动关心并参加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活动。第六, 可加强公司的经营管理。虽然优先股股东不能对上市公司经营者行为进行约束, 但是优先股的股息是事先规定的, 发行优先股的公司必须按时付息。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的经营者只能努力提高募集资金的利用率, 促使其加强公司的经营管理。

(2) 对农户的作用。

若公司保证优先股股东的股利按时支付, 并以公司的财产为此设定担保, 可以使农民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优先股具有优先支付股利的权利且股息率固定, 虽然带来的收益可能小于普通股, 但是相应的承担的风险较小, 并且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摆脱与大股东在决策权上的纠缠, 尤其是作为中小投资者的农民, 并可以强化中小股民投资意识。

(3) 对发展农村经济的作用。

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有利于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和适度规模经营, 并可将高科技植入农地经营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 充分体现土地资源要素的稀缺性, 提高其使用效率。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民素质的提高, 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完善, 土地入股这种新型土地流转方式将得到长足发展, 土地入股和规模化经营必然导致更多的农民劳动者转向第二、三产业寻求就业机会。而且, 伴随着农村土地入股的规模化经营, 将进一步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城乡二元体制的打破, 将有力地推进农村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促使资源的配置更加优化, 从而促使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此外, 发行优先股有利于土地流转的规范和稳定。普通股的“普通”是相对于优先股而言的。优先股因为其股息固定的特点, 其持有人没有投机心理, 是经济市场中稳定的一部分, 所以发行优先股对改善我国土地流转不稳定的现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可以促使土地流转在满足了企业融资需求、保障了农民利益的同时, 使股份合作制得以稳定持续发展。

二、土地产权优先股流转方式的实施

土地产权优先股方式流转要根据农民意愿, 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折价, 按折价计入股份, 农业投资者以资金或技术入股, 共同组建股份公司或者股份合作社,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其中农民以优先股方式参股, 占一定比重。

1.土地折股。

成立土地评估小组, 从大多数农民利益出发, 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评估折算为一定单位的股份, 为股权量化提供依据。然后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土地作价, 按土地地片地块计算, 或按照不同土地的年收入计算, 或农民与农业企业根据自身对收益的预期谈判确定。

2.优先股股利或固定收益率的确定。

优先股的股利优先权以每股多少元的形式表述;若是设定优先股固定收益率, 则应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土地产出收益率等, 由农户和投资者共同确定优先股固定收益率, 即不管股份公司经营状况如何, 每年按期支付给优先股入股农户固定分红, 并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合适的优先股期限。

3.股份配置。

土地产权入股型流转要配置不同类型的股份以及各类型股份在股份总额中的比例分配。而在土地产权优先股方式流转中主要是处理好优先股与普通股的比例问题。另外, 在配置股份比例的同时可以规定优先股的附加条款。优先股与普通股不同, 可以有许多附加条款, 如:参加条款 (领取优先股股息后仍可参加公司的利润分配) 、表决权条款 (在特定情况下参与公司事务表决) 、转换条款 (能够转换成普通股股票) 、累积条款 (未支付股息累积至有利润时支付) 等[4]。通过合理的附加条款, 可以保障农户利益, 充分调动农户参与的积极性, 而对农业投资者来说, 也可以较顺利地获得土地资源。

4.建立股份合作组织。

在土地折价、确定固定收益率、股份配置基础上, 基于土地产权优先股方式流转组建股份合作经营企业, 该方式组建的企业具有与土地普通入股方式组建的企业相似的特点, 以农民为主体,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折为股份, 股份合作经营企业是独立的法人主体。不同点在于该类企业进一步保障了农户的利益, 有效集中了决策权。

三、土地产权优先股流转方式实施的障碍

我国的土地流转还处在一个自发的、分散的、无序的小规模状态, 大多数农户还没有因为土地流转而获得更多的收益, 还没有因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而土地产权按优先股流转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因此实施中可能存在以下诸多障碍。

1.对优先股的了解不足, 是该流转方式实施的最大障碍。首先, 优先股是在国外较通行的股票种类, 上世纪90年代, 我国证券市场上也出现过优先股, 但是随后颁布施行的《公司法》、《证券法》中并没有明确优先股的发行条件、优先股的合法运作、优先股与普通股之间的衡量等问题, 该种股票种类在我国消失, 优先股在我国的应用基本是空白, 只能较多的借鉴国外经验。我们把优先股的概念引入土地流转方式中, 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政府、企业和农户对此都有一个认知、认同的过程。

2.现阶段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意识不强, 可能抑制优先股流转方式的实施。我国的土地流转已经实行了很长的时间, 流转方式也有很多种, 但现行土地流转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实际操作中的不规范性, 影响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公正性、公平性。加上现实中交易成本过高局面的存在, 都严重制约了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在这种大环境下, 优先股的实施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3.优先股流转方式可能存在的风险。农户成为优先股股东, 其投资仍然存在的风险, 即在公司发生亏损时, 其资本便要发挥缓解冲垫的作用, 资本被消耗掉, 剩下的以保证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而公司保证优先股股利的按时支付不能对抗债权人, 优先股股东的股利后于债权人的利益实现。此外, 在公司未分配股利的情况下, 其享有的这种优先权并不能得到实现, 作为一个股东, 对公司财产只享有股权, 而不享有更加具体的、直接可以请求利益支付的权利。因而, 优先股股东的利益只是一种可期待利益而非现实的利益, 这种期待利益能够实现的程度则取决于其具体协议中相关的条款规定。

4.优先股带来的财政负担提高了农业投资者进入门槛。不管企业经营状况如何, 企业必需支付给优先股股东固定股利, 且根据目前税法规定, 优先股股利不能在税前扣除。经营不佳时, 派发优先股股利将成为公司的另一个财务重担, 因此要求农业投资者有较高的经营能力, 慎重选择股份合作组织的经营方向。

5.农村土地市场不完善, 监督机制不健全。土地流转缺乏中介服务组织, 信息服务滞后。一是目前我国大部分乡镇没有专门的土地流转服务机构, 中介服务体系不健全, 使得土地供求双方的信息流动受阻, 信息辐射面狭小,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流转的速度、规模和效益。二是管理监督薄弱。土地流转口头协议、不规范协议、未备案协议广泛存在于土地流转中。在这种市场环境下, 会使优先股的推广受到限制, 而且对这种方式的发展带来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因此, 农村土地市场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也影响了优先股土地流转方式的推广。

四、对策建议

1.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优先股的相关范畴。

在相关法律中明确优先股的相关细节, 增强其权威性, 在之后的试点实践中有法可依、规范发展。针对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 可以通过法律宣讲会、培训班等解决, 同时向农民推广有关优先股方面的知识。

2.以政府为主导开展优先股土地流转方式试点。

对于这种新颖而无较多经验可循的流转方式, 应当从试点开始, 逐步探索其适应的农村环境。首先, 这样有利于经验教训的总结, 为以后可能的推广打好基础。其次, 如果效果良好, 这种方式就会为大众所接受, 减少流转时的阻力。

3.建立健全农业投资者的资格审核制度。

农业投资者的经营能力和信誉状况会直接影响到农村土地流转的进展情况。若农业投资者的经营状况良好, 流转土地的农民就会从中得到应得的利益, 农民土地流转的积极性也就会提高。反之, 农民的积极性就会受挫, 影响土地流转的进程。对农业投资者的信誉状况进行严格审查也是出于同一原因。

4.加强土地流转中介组织建设。

以中介组织为网点, 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信息数据库, 让需要土地的个人和公司能及时方便地得到有关土地的信息, 这样可以改变原来信息的不对称, 大大降低土地流转的成本。完善中介组织职能, 登记需要土地流转服务的个人和公司, 满足个人和公司的需求, 协调各方面让其找到合适的土地。另外, 中介组织可以主持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的拟定和签署。在合同生效后, 这个服务机构还能监督合同的执行。当合同双方因利益而产生纠纷时, 这个机构还可以起调解和裁决作用。这样就能使土地流转更规范, 更能保障农民的利益。

5.完善监督机制。

政府要对土地流转的整个过程进行监督。一旦双方根据协商条件达成了一致意见后, 应签订合同, 之后双方要严格按照合同履行各自的义务。政府部门在其中的作用就是监督合同的履行情况。若一方不按合同履行义务, 政府可以强制执行, 从而不让任何一方因为对方不遵守承诺而受到损失。

参考文献

[1]向平.四川省农村土地流转的制约因素与机制选择[J].经济师, 2010 (7) .

[2]楼远.优先股制度及其产权意义[J].财经论丛, 2001 (5) .

[3]张志坡.优先股之含义与特征[J].中国证券期货, 2009 (12) .

论人力资本产权实现路径 篇4

关键词：人力资本,产权,路径选择

一、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内涵

1. 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界定。

人力资本产权是人力资本所有权及其派生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一系列权利的总称, 其实质是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可以有保障地维持和实现一定经济收益的权利。人力资本产权主体主要是通过使用人力资本、支配人力资本、处置人力资本等方式来获得经济利益的。

从人力资本的自然属性角度来分析, 人力资本最主要的特征为人力资本所有权归属于承载者个人, 即人力资本是一项独一无二的所有权。任何其他经济资源包括各种非人力资本和土地的所有权, 既可以属于个人, 也可以属于家庭、社区或国家, 还可以不属于任何人或人的群体。但是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知识、技能和其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权只能不可分离地属于其载体, 这个载体必须是人。基于上述分析, 人力资本产权实现是指人力资本产权主体的权能或权益的实现, 具体表现为: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对人力资本拥有应有的自然控制权、自由使用权、自主支配权和合理收益权。

2. 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衡量。

笔者认为, 可以借助流动自由度、择业自主度和收益的合理度三个变量来衡量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

(1) 流动自由度。人力资本流动自由度, 是指人力资本载体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按照人力资本市场作用的规律, 可以并能够向更有利于自己发展和发挥才能的组织、职业和区域自由、合理地流动的程度。一般来说, 人力资本流动的自由度愈大, 意味着人力资本载体对其人力资本存量的自然控制权愈大, 自主支配权愈大, 产权实现程度也就愈大。因此, 人力资本流动自由度是与人力资本产权实现密切相关的一个变量。

人力资本流动自由度虽然是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力资本流动的速度越快, 人力资本流动得越多, 就越有利于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人力资本流动是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必要前提, 因而需要确定一个适当的人力资本流动自由度。从理论上和逻辑上分析, 这个适当的人力资本流动自由流动度是存在的, 但是由于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可变性, 很难确定一个具有数学意义的适当的人力资本流动自由度, 但是可以通过适当的人力资本自由流动曲线, 寻找到一个大致的点 (如图1) 。

其中, 图中A点就是人力资本产权实现最大化, B点为适当的人力资本自由流动度, 此时两个变量相交于C点。

(2) 择业自主度。人力资本择业自主度是指人力资本载体根据行业、部门间的劳动条件、收益水平的差异, 以及载体个人的知识、能力、适应状况等, 来选择职业的自由程度。具体地讲它可以通过以下两个变量来说明:一是人力资本载体进入某个行业、部门的自由程度;二是人力资本载体退出某个行业、部门的自由程度。从产权实现的角度来看, 人力资本载体择业的自主度影响着人力资本产权束中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的实现, 择业的自主度越大, 人力资本载体对人力资本存量的自由使用和自主支配程度越大, 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程度也就越大。因此, 择业自主度是反映人力资本产权束中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实现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可以用图2直观地表示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度与人力资本载体的择业自主度之间的关系。

(3) 收益的合理度。人力资本收益的合理度, 是指人力资本载体通过对人力资本存量的支配、使用所获得的收益的合理程度。合理的人力资本收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于补偿人力资本消耗的收益, 一是索取人力资本所创造的剩余收益。具体来说, 假设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结合为企业所带来的剩余价值为:M=mv+mc。物质资本所有者应该获得的是由物质资本所带来的剩余价值mc, 人力资本载体应该获得的剩余价值是mv。当然人力资本载体所获得的收益还应该包括对人力资本生产价值的补偿, 即基本工资v, 因此, 人力资本载体所获得的收益应为mv+v。

如果人力资本产权是完整的, 那么人力资本载体就有权获得人力资本生产价值的补偿, 并应参与剩余收益分享。否则, 人力资本的产权是残缺的、是没有完全实现的, 因为人力资本的剩余收益被物质资本所有者占有了。

在这里可以用产权权度这一指标来反映人力资本收益权的实现程度, 当然也可以反映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程度。人力资本载体作为人力资本私有产权主体, 如果产权是完整的, 那么, 其应得收益为人力资本生产价值加上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结合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享份额, 人力资本产权的权度为其实际收益与应得收益之比, 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其中, pv为人力资本产权的权度;Rv为人力资本实际收益;v和mv分别为人力资本的生产价值和人力资本获得的剩余价值;v1为人力资本的基本价值即维持正常生活的生活资料价值;vc为人力资本存量的转移价值;r为剩余价值率。当pv<1时, 说明人力资本产权是不完整的;当pv=1时, 说明人力资本产权是完全实现的;当pv>1时, 说明人力资本载体侵犯了物质资本所有者的权利。如果用pc表示物质资本的产权权度, 那么人力资本产权实现与物质资本产权实现的关系可以通过图3来反映。

二、交易: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路径选择

人类社会确立产权是为了交易的需要, 如果没有产权的划分和界定, 交易就不可能进行;如果没有交易, 人类也根本不需要产权的确定和保护。作为产权家族中的重要一员, 人力资本产权反映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 它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 其形成和实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 人力资本产权其实也是交易制度作用下形成的权利, 或者说这种权利关系是通过交易活动来确认的。人力资本载体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 如果只供自己使用, 而不与他人进行交易, 那么在交易之外存在的人力资本产权仅仅表现为一种物权 (简单的所有权) , 它决定的只是其存在的合法性 (支配人力资本的权利) 。如果没有人力资本交易, 人力资本产权就无法形成, 也就更谈不上实现的问题。因此, 只有通过人力资本交易, 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才会发生改变, 并形成新的利益格局。人力资本交易也使得人力资本产权从单纯的人力资本所有权转化为一束经济权利, 人力资本使用权、支配权才能得以体现, 收益权才能得以实现, 人力资本产权束中的各项权利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与确认。显然, 人力资本产权只有通过交易这个路径才能实现。

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人力资本自由流动以寻求交易对象, 市场则为人力资本自由流动提供了初始场所。其实人力资本产权也就是在这种往复流动中进行交易的, 进而实现产权束中的各项权利。人力资本价格的确定是实现人力资本产权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人力资本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人力资本进行合理定价。在人力资本市场上, 人力资本供求双方可以根据成本与收益原则以及市场供求状况对人力资本价格进行博弈。因此, 人力资本市场交易是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初始路径选择。

市场可以直接给出物质资本的价格, 直接实现产权主体的产权价值, 但是市场无法直接给出人力资本的价格, 人力资本载体的产权也就无法实现。对于人力资本来说, 只有在对其使用的过程与取得的结果进行观察后才能进行准确而合理的定价。因此, 人力资本产权还必须通过人力资本企业交易路径实现。

三、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市场交易

1. 人力资本的搜寻阶段。

由于人力资本市场信息是不完全的, 同时不同的企业组织给付人力资本承载者的报酬也是不同的, 因此, 人力资本产权主体为了获得预期的收益, 实现人力资本产权, 在市场交易完成之前必须在人力资本市场进行交易对象的搜寻, 即人力资本承载者必须确定市场上有多少可供选择的交易对象。以此为依据, 进一步确定为达到交易目的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人力资本承载者交易动机的强弱, 采取何种交易方式。

2. 人力资本的谈判阶段。

人力资本承载者在与企业达成初步的合作意向之后, 便进入谈判阶段。人力资本交易双方在交易动机的驱使下, 开始尝试相互交换。在交易过程中, 交易双方可能会考察自身所处的交易环境, 并评估交易的必要性以确定下一步的行动策略:采取合作博弈或非合作博弈, 有无必要采取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行为。或者说, 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 双方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 是选择偶然的或一次性的博弈行为, 还是选择经常性的重复博弈行为。在博弈过程中, 一方的最佳选择是根据另一方的行动策略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 从而获得满意的博弈结果。

3. 人力资本的签约阶段。

人力资本承载者与企业组织达成合作意向后, 交易双方就开始订立契约。交易双方需要对下列情况做出明确表述:契约的起草与修改, 保证条款的规定, 对违约行为的处罚规定等等。签约行为受到交易双方对未来预期的影响, 如一方认为其资产专用性强, 希望签订长期契约, 而另一方考虑到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 则倾向于签订短期契约。契约条款必须充分考虑双方利益, 因而契约内容会经过反复多次修改。并且, 人力资本的特征决定了该契约不能规定与人力资本产权实现有关的所有方面, 因此, 该契约只能是不完全契约。

4. 契约的执行与监督阶段。

订立契约后, 交易者要执行契约中的相关条款, 以实现产权的让渡。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行为发生, 交易双方需要设计出一整套与交易相关的制约机制和惩罚机制, 以保证交易正常进行, 顺利地实现产权的让渡。

四、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企业交易

1. 岗位与素质匹配的过程。

不同岗位对人力资本载体的技能、经验、知识等要求不同, 不同的人力资本也要求有不同的岗位与其相匹配。一方面, 岗位有层次和种类之分, 不同的岗位等级不同, 就要求具有相应素质的人力资本载体与之相对应。另一方面, 随着人力资本效用的不断发挥, 人力资本载体在不断积累人力资本存量, 因此, 人力资本载体也在不断要求有与之资本存量相对应的新岗位。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人力资本的价值, 实现人力资本产权带来的利益。

2. 岗位与效价匹配的过程。

岗位与效价匹配的过程, 是指企业组织所提供的岗位应该与人力资本的价值相匹配。每一个岗位都有其相应的难度和职责范围。岗位难度是指岗位所具有的挑战性, 有挑战性的工作可以激发人力资本载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岗位职责范围明确与否, 决定着人力资本载体的才能是否可以充分施展。总的来说, 岗位与人力资本效价相匹配, 就是要求企业组织在动态过程中不断为人力资本载体提供新的岗位。

3. 岗位与薪酬匹配的过程。

岗位与薪酬匹配是指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效价, 不同的效价意味着人力资本产权在实现上存在着一定差异。岗位的差别决定着岗位薪酬的差别, 决定着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别, 也可能决定着人力资本产权实现与预期之间存在着差距。当然这里的薪酬并不等于金钱, 而是企业组织为获得人力资本而付出的代价, 它既包括物质方面的, 也包括精神方面的。从结构层次上划分, 岗位要与支付性报酬、获得性报酬、评价性报酬相匹配, 这三种匹配方式呈阶梯状排列。

五、结语

由上可知, 人力资本产权是交易制度作用下形成的权利。因此, 如果没有交易发生, 那么在交易之前人力资本产权仅表现为一种物权关系, 它反映的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只有通过交易, 才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 人力资本产权才能得以实现, 人力资本产权束中的各项权利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与确认。如果没有交易, 人力资本产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而无法交易的人力资本产权实质上是“不完整的产权”。人力资本的特性决定了人力资本市场交易契约只能是一个初步的、不完全的契约, 契约的具体细节并没有确定, 也不可能确定。因此, 人力资本产权交易还要在企业内继续进行, 人力资本的生产价值和参与剩余分享的份额需要企业的代理人重新确定, 且人力资本的使用细节并不是完全由企业单方面决定, 而是由企业与人力资本载体重新博弈据以确定。总之, 市场交易与企业交易是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科斯等著.盛洪等译.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2].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3].科斯, 哈特, 斯蒂格利茨.契约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4].盛洪.盛洪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5].俞宪忠.流动性发展.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6

[6].庄宏献.交易利益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论技术类知识产权保护方式的选择 篇5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方式,选择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 科学技术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是国家、地区、企业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的根本, 因此, 加强对技术类知识产权的保护显得特别重要。在对具体的技术成果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时, 我们如果能够根据不同的技术特点, 选择以专利和技术秘密结合的方式进行适当地保护, 将会非常有效地维护权利人的最大合法权益。

1 技术类知识产权的定义

技术类知识产权是指在工业、农业、商业等产业领域中, 发明人或设计人通过智力劳动所做出的, 具有技术属性并作用于技术的实践或商品的形成的发明创造, 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专有权利[1]。根据上述定义, 这类知识产权主要包括: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外观设计专利权、专有技术 (Know-How) 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等。

2 技术类知识产权保护方式

技术类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方式主要有:专利保护, 技术秘密保护, 以及专利与技术秘密相结合的保护。在建立专利制度以前, 人们别无选择地采用技术秘密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技术。技术秘密是一项与技术主题有关的商业秘密, 又称秘密技术 (Know-How) , 源自英文“Knowledge of how to do something”, 我国通常翻译为“专有技术”, 一般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 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 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2]。未公开的技术信息是指与产品生产和制造有关的技术诀窍、生产方案、工艺流程、设计图纸、化学配方、技术情报等专有知识。

专利制度建立后, 有些技术毫无疑问是要靠专利保护的, 譬如一些容易模仿、推广的生产方法, 构造直观、易被仿制的新产品, 有被盗窃可能的一些技术秘密等, 但不是所有的发明创造都能依持有人的意志取得专利。虽然有些发明创造完全符合了专利的要求, 但是发明创造人却宁愿选择以技术秘密的方式予以保护, 因为技术秘密有时候能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也有些发明创造可以采取专利和技术秘密的组合方式予以保护。权利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保护方式, 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发明创造, 获取最大的利益。

3 技术类知识产权保护方式的选择

3.1 选择申请专利保护方式的利与弊

一项技术成果选择申请专利的好处在于, 一旦被授予专利权后就享有了独占性的权利, 在专利权有效的地域与时间范围内“仅此一家, 别无分号”,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 都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3]。从理论上讲, 专利保护的力度较强, 这也就是近年来各单位将发明创造技术成果转向以专利为主要保护方式的原因。因为, 专利毕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全世界保护发明创造的主要方式, 当今全世界90%以上的新技术都可以在专利文献中找到。但一项技术成果申请专利往往也有一些负面影响:一是要向全世界公开技术内容;二是要支付有关费用, 申请专利时需要支付专利申请费等, 获得专利授权后每年还要支付专利权年费;三是要冒不被授予专利权的风险, 假如既公开了技术内容又交付了申请费用, 结果却没有被批准授予专利权, 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四是专利权保护有明确期限, 我国发明专利权保护期为20年,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期限为10年[4], 保护期满后专利技术即进入公知领域, 人人均可无偿使用;五是专利权保护有地域性, 在哪个国家授予了专利权就在哪个国家得到保护, 在未申请和不被授权的国家得不到保护。

3.2 选择技术秘密保护方式的利与弊

一项技术成果选择技术秘密保护的好处在于, 只要能够有效保密就一直拥有权利, 永不过期。例如, 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一百多年来对其拥有的可口可乐主要配方从未申请过专利, 而是作为技术秘密严格进行保密, 使该公司一百多年来一直拥有对其配方的知识产权。另外, 技术秘密不必公开、不用交费, 无地域性。但一项技术成果作为技术秘密保护也有不利的一面:一是法律保护的力度不强, 权利人不具有排他的独占权;二是技术秘密拥有者必须采取保密措施且技术内容应为能够保密的, 一旦不慎被他人知晓, 或者因人员流动造成技术泄密, 即不成为技术秘密;三是界定较难, 举证困难, 发生侵权诉讼时要由法院来判定其是否为技术秘密, 而不是由拥有者自己陈述;四是技术秘密内容往往不被他人所知, 难于以技术贸易方式为企业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五是管理成本高, 因为大部分技术在研究开发和产业化过程中涉及许多环节, 包括:小试、中试、生产、外包加工、采购供应、仓储管理, 等等, 稍有不慎难免疏漏, 要进行全面保密, 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会造成很高的管理成本, 甚至会缺乏可操作性。

在实践中, 一项技术成果是选择专利保护的手段, 还是选择技术秘密的保护手段, 笔者认为不宜一概而论, 应视具体情况权衡利弊, 预测得失, 择优从之。通常应考虑以下四个方面因素[5]:

(1) 应考虑研制开发或发明此技术的难易程度。如果他人很容易研制或发明此技术, 则一般应及时申请专利, 求得专利法保护;反之, 如果该项技术即使未申请专利而公开, 其他竞争对手亦难以仿制, 则可以不申请专利。

(2) 应考虑此技术作为技术秘密保护的可能性。如果发明人利用其发明大量制造产品, 而其他竞争对手通过产品、包括通过“反向工程”也无法掌握其技术奥秘的则可以不申请专利, 仅将此发明技术作为技术秘密保护起来。在实践中, 这种技术秘密是大量存在的, 大到波音747飞机制造技术, 小到可口可乐的配方, 尽管利用这些技术生产的产品已经遍布全球, 但其技术内容仍难为他人知晓。

(3) 应考虑到当一项技术因申请专利而公开后, 如果有人非法利用这一技术, 专利权人能否较容易地发现并能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制止。如果很难发现, 或虽然能发现但难以提出充分的论据、采取有效的措施制止这种侵权行为的则一般不宜申请专利, 而采用技术秘密的保护形式。

(4) 应考虑到此项发明的技术状况。如果此项技术的生命周期较短, 更新速度很快, 在获得专利审查批准之前可能已被新的发明技术所取代, 则可考虑不申请专利。

总而言之, 对于那些适销对路、量大面广、市场前景广阔、经济效益大却又容易被他人“破译”和仿制的非隐性技术和产品, 应该考虑尽早尽快申请专利保护;而对于那些可以严格保守秘密、又不易简单仿制的隐性技术和产品, 以及申请专利后不易发现他人侵权的技术, 应该作为技术秘密加以保护。

3.3 选择专利和技术秘密结合的保护方式

事实上, 对一项技术成果以专利和技术秘密结合的方式保护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保护方式, 它克服了单纯技术秘密或专利保护的弊端。在实践中, 专利权人在申请专利时往往把发明中最能取得经济效益的部分、或“最佳实施方案”保留下来, 保留下来的这部分技术内容将来作为“Know-how”附加在专利许可证上, 目的在于更加充分地保护其发明创造。尽管按照多数国家专利法的规定, 一项发明在申请专利时必须“充分公开”并将此作为获得专利的先决条件, 但公开到什么程度才算充分, 对此法律并没有明确的具体规定。实践中, 各国专利审查机关通常以“同专业一般技术人员能据以实现”为准, 而“一般技术人员”的实际判定完全取决于专利审查员自身的水平。所以, 专利申请人在提出专利申请时一般仅以“充分公开”得以获得批准为原则, 对不影响获权的核心内容尽可能地保留下来。这种专利与技术秘密结合的保护方式, 已经成为技术发明人有效保护其发明创造的最佳选择。

(1) 先以技术秘密保护, 后采用专利保护

对于有些发明创造, 可先以技术秘密的形式暂时加以保护, 等到时机成熟时、或者认为有必要时才转而采用专利保护, 如将其中容易泄露或易被泄密的那部分技术采用专利保护, 同时保留一部分技术秘密。一旦选择了用专利保护, 就不可能倒过来再选择技术秘密的保护, 二者是不可逆转的。如果是合法掌握同一技术秘密的其他人抢先申请了专利, 没有提出专利申请的技术秘密持有者虽然不可能再以技术秘密为保护手段, 但如果已经做好生产实施的准备工作, 在特定的范围内仍享有一定的在先使用权。先以技术秘密保护、而后转为专利保护, 可以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与更新而反复更替, 即每当取得技术上的新突破, 都先以技术秘密予以保护, 然后再择机申请专利。

(2) 以技术秘密为主、专利为辅的保护

技术秘密通常为一整套的独成体系的技术, 发明创造者可以就发明创造的大部分内容选择技术秘密保护, 而就配套技术的某一个环节或某个配件申请专利, 其目的在于防止技术秘密一旦泄露他人仍能完全应用此发明技术生产出成套完整的产品。对既有技术秘密、又含有专利技术的发明创造, 以技术秘密为主、专利为辅的保护较之单纯的专利保护或单纯的技术秘密保护更为有效, 故受到人们的普遍采纳。

(3) 以专利为主、技术秘密为辅的保护

这是指一项发明创造的大部分内容采用了专利保护, 而其中的小部分作为技术秘密加以保护。被作为技术秘密的这部分技术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最关键技术, 而往往是最佳的实施例, 也可能是整个发明创造中根据受让方技术水平的高低及其需求而可供选择的、具有最先进水平的那部分技术, 还可能是可以用其他技术替代的技术。

(4) 以专利保护为轴心的技术秘密保护

所谓以专利保护为轴心的技术秘密保护, 是指在整个发明创造中, 将其中最关键或最核心的部分申请专利, 而将大部分技术内容作为技术秘密。这种情况常见于使用公开的这部分专利技术可以生产出某个产品的主件, 该主件本身可以单独成为产品, 但如果不掌握技术秘密的内容, 仅依专利技术生产出主件, 该产品的市场极为有限, 甚至毫无市场。其优点是即使技术秘密被他人设法攻破, 专利仍可成为第二道保护防线。

(5) 以技术秘密为轴心的专利保护

这种情况正好与上一种结合相反。一项发明创造的大部分内容采用专利保护, 而仅就其中最关键或最核心的某一部分或某一点以技术秘密保存下来。

(6) 以专利保护外观, 以技术秘密保护内容

有些技术成果还可以多种知识产权的形式加以保护, 即可将产品的造型与颜色搭配对产品的外包装等申请外观设计专利, 而将生产制造该产品的技术方法作为技术秘密。如可口可乐公司的饮料原液配方是不易模仿的, 所以被作为技术秘密加以保护, 而可口可乐的饮料瓶子是可以轻易模仿的, 该公司将其作为外观设计申请专利。当一项新产品经过广告宣传和一定时期的销售, 已经在外观上给消费者留下或形成较深刻的印象后, 他人即使用同样的技术方法生产出不同外观或不同包装的同类产品也未必就能够很好地打开产品市场, 因为人们已习惯于购买在一开始所认识的、具有某种外观的这类产品, 从而间接地保护了发明创造的实质内容。另外, 还可以采取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加外观设计专利再加技术秘密的三结合保护。

参考文献

[1]蒋坡.知识产权管理[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77-88.

[2]专利代理人考试委员会办公室.2007年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指南[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697-698.

[3]文希凯.专利法教程[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3:5.

[4]知识产权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0:8.

产权实现方式 篇6

随着环境动态性和竞争激烈程度的日益加剧,单个企业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于是战略联盟成为了企业最重要的增长方式之一(Ireland,Hitt和Vaidyanath,2002)[1]。Steensma等(2008)以及Kale和Singh(2007)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战略联盟被认为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增加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增强企业应对经营风险的能力[2,3,4]。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战略联盟被认为是进入国外市场的首选(Steensma等,2008)[3]。在现实中,战略联盟这种组织形式也受到了众多企业管理者的青睐。然而,联盟是否能够获得成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影响联盟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联盟治理方式。Uzzi(1997)、Fryxell等(2002)学者提出,联盟治理方式主要可以分为基于正式制度的契约治理和基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治理[5,6]。Luo(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战略联盟中的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不是一种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二者都对联盟绩效具有积极的影响[7]。Poppo和Zenger(2002)的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他们指出各种正式的契约安排和非正式的关系行为共同确保联盟合作更为顺畅[8]。Ronald等(2005)基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视角证实了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对于联盟合作中的交易绩效具有积极作用[9]。国内学者对联盟治理方式也进行了一定研究。苏中锋等(2007)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基于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的治理方式对联盟绩效的影响均会随着其强度的增加其效率会逐渐下降[10]。李运河(2010)基于案例研究发现,在战略联盟中,由于联盟主体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基于契约的正式治理并不能确保联盟合作的顺利进行,在信任的基础上综合使用多种治理结构成为联盟企业维系合作关系的主要机制[11]。

从现有的联盟研究文献可以看到,目前针对联盟治理的本土研究在数量上较为缺乏,其中部分实证结果与国外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研究是以合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其实质是仅仅研究了产权型战略联盟,而缺乏专门针对非产权型战略联盟的研究。事实上,非产权战略联盟在企业战略联盟中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产权战略联盟(Fey和Beamish,2001)[12]。产权联盟中由于存在资产的天然联系纽带,因此无论如何选择治理方式,都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以双方共同利益为前提;而非产权联盟由于缺乏产权纽带,因此其治理方式的选择和实施可能具有更高的难度(Pothukuchi等,2002)[13]。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由于企业战略联盟的发展历程就远远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可以说无论从实践中还是从理论上都落后于国外。联盟治理能力的缺乏是导致中国企业在与国外企业联盟合作中屡屡处于弱势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10,14],而现实中的不足又与缺乏理论指导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在中国情境下对我国的非产权企业联盟中的联盟治理方式以及联盟绩效进行探讨。此外,制度理论学者强调,中国属于一种“联邦制”国家,不同区域之间的制度和市场差异会对企业战略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乐琦和蓝海林,2012)[15]。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探讨区域因素在联盟治理和联盟绩效中的作用。

2 理论和假设

2.1 非产权联盟中的治理方式与联盟绩效

2.1.1 契约治理与联盟绩效

Dyer等(2008)等认为,基于正式制度的契约治理是指通过签订较为细致的契约、程序和规则,联盟成员能够详细的规定合作双方的责任、义务和收益,通过完善的监督和惩罚机制来保证契约的执行,同时也给予了在对方进行投机行为时依赖包括政府或法律机构在内的第三方力量保护自身正当利益的权力。其中,契约是指联盟成员间达成的一种正式的、明文规定的约定了各自从事活动的责任和回报的具有法律约束效力的文件。契约治理强调契约的有效性和约束性,强调对合作过程的监督。以正式的合同、规则、程序和规范等对合作关系进行管理、对合作伙伴进行监督的契约治理机制,其本质是基于组织自利的原则,通过明确的激励和惩罚措施,提高合作伙伴的个体利益与联盟利益的一致性,从而达到降低合作风险、提高联盟绩效的目的(Luo,2007)[14]。从交易成本角度来看,在非资产联盟中,由于缺乏产权纽带,因此正式的契约能够减少联盟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合作风险,同时加强合作的效率;从资源基础观视角来说,包括契约在内的完善的制度规定能够更大限度地利用合作双方的资源互补或协同,产生更高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从组织学习理论的观点来说,有效的契约治理能够有利于双方按照约定好的程序和方式来进行知识交换与共享,有利于提高联盟企业间知识转移的效率和知识的准确性(Lyles和Salk,2007)[16]。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非产权联盟中,契约治理与联盟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

2.1.2 关系治理与联盟绩效

McEvily和Marcus(2005)认为,关系治理是指联盟企业通过联盟合作伙伴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嵌入和承诺等行为互动机制来管理和促进联盟合作效率[6,17]。相互信任指的是企业对于各合作方会完成其职责并按照被期望的那样去行为的信心。相互信任对于缺乏足够的正式保护机制的非产权联盟尤为重要。它作为一种自我约束的非正式保护机制,有利于降低谈判和协商过程中的交易成本。Parkhe(1993)的研究表明联盟中的信任是与非机会主义行为显著相关的[18]。相互信任提高了可预测性,促进了资源交换和利益共享。因此,降低了矛盾冲突,形成了好感和减少了摩擦,进而提高了协同合作的效率。关系嵌入指的是联盟关系受到社会关联和个人关系纽带的影响程度。关系嵌入是与频繁的、面对面的互动紧密相关的,有利于良好信息的交流传递(Uzzi,1997)[6]。关系嵌入能够通过共享和开发专有知识以及增加协作任务中参与人员的互动程度从而帮助合作企业识别价值创造的机会。承诺是指联盟中合作伙伴是否愿意建立长期持续的互惠互利的义务。在非资产联盟中,合作方的投资不受契约的强制约束,因此它们对于资源分享以及投资基于该联盟关系的专用资产的意愿程度有助于提升联盟绩效。由于联盟合作方在联盟合作中的逐渐深入,它们会试图尽量避免专有投资的潜在损失,支持互利性的活动,并且愿意放弃短期利益行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非产权联盟中,关系治理与联盟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

2.1.3 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的比较

社会学家和战略管理学者不断强调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企业间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企业管理者之间的私人关系。战略联盟中,关系治理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非正式机制,这种非正式机制更多地会受到个体之间关系的影响。在中国,个体关系所能产生的作用经常会强于正式制度规范的作用(罗党论、刘晓龙,2009)[19]。因此,对联盟合作过程中的关系治理予以更多的重视,往往能够产生更积极的效果。特别是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转型期,各种制度不完善,面临的制度风险和经济风险的不确定性较高,此时,正式的契约规范可能难以具有完善性。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关系的作用会更为凸显。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后,中国的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都面临困境,许多之前的正式合作关系都难以为继。此时,不以正式制度或合同为基础的非正式的关系可能产生更为明显的维系作用,尤其是作为“社会人”的企业高管之间的私人关系可能更大程度地保证了在纯粹经济利益下的企业间的合作(乐琦、蓝海林,2012)[20]。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中国的非产权联盟中,关系治理对联盟绩效的积极作用要高于契约治理的积极作用。

2.2 区域因素对联盟治理与联盟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中国市场被认为是一种“联邦制”的市场,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制度和市场差异(陆铭和陈钊,2009)[21]。当跨区域合作时,治理机制可能会由于联盟合作伙伴处于不同的区域市场,面临不同的市场环境变化的差异时,受到不同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同的决策行为,影响到之前的初始选择,进而影响伙伴之间关系,从而导致联盟绩效受到影响。同区域时,合作伙伴之间关系更为紧密,同时信息的共享更为频繁,受到环境的影响以及对环境的认知更为一致,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联盟治理的积极效果不明显;而跨区域时,由于客观的地理距离导致可能存在的监管困难,因此为了规避更高的市场环境风险以及合作伙伴之间更可能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既需要通过更为严谨的契约机制,也需要更多更深入的关系治理方式的运用。可以推断:跨区域时关系治理机制的积极作用要大于同区域时的积极作用;跨区域时契约治理机制的积极作用要大于同区域时的积极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1:非产权联盟中,区域因素对契约治理与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假设4-2:非产权联盟中,区域因素对关系治理与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3 样本和变量

3.1 样本

本研究以中国境内的非产权联盟为研究对象。参照Ireland等(2002)的观点,本研究中的非产权联盟界定为:若企业间的合作不存在产权关系,即没有合资或共同投资或参股,而企业之间签订了超过五年的合作契约或者已合作三年以上并且仍然正处于合作关系的企业间合作,可以判定为非产权联盟[1]。受访者均为企业高管或直接参与联盟合作的企业部门负责人。通过面谈、电子邮件、纸质邮件、电话等方式,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142份,剔除无效问卷15份,共获得有效问卷12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35.5%。

3.2 变量

由于本研究的基本目的是为了中国企业的做强做大提供理论参考,因此以某单个企业参与组建的战略联盟为研究对象,即:若企业A为研究对象,其与企业B或企业C等其他企业组建战略联盟,则本研究中的联盟治理方式和联盟绩效均仅以企业A为行为主体,受访者均为企业A中的高管人员。

契约治理:参照Ronald,Michele和Jasmin(2005)、Poppo和Zenger(2002)和Luo(2002)等的研究,契约治理的测量包括了契约的全面性、灵活性和强制性三个方面共七个题目,其中全面性包括了“与联盟有关的契约制定了应对突发事件的一般性原则和指导方针”和“与联盟有关的契约条款涵盖交易所有方面”这两个题目;灵活性包括了“与联盟有关的契约制定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具体应对措施”和“与联盟有关的契约界定了何种情况终止和如何终止交易的条款”这两个题目;强制性包括了“与联盟有关的契约规定了对客户违约行为采取强硬措施”、“与联盟有关的契约规定了受损方会受到强大法律保护和经济赔偿”以及“与联盟有关的契约规定了对违约方会受到严厉法律制裁和经济惩罚”这三个题目[7,8,9]。

关系治理:参照McEvily和Marcus(2005)、Poppo和Zenger(2002)以及Dyer和Singh(1998)等的研究,关系治理的测量包括相互信任、关系嵌入和承诺三个方面共十个题目,其中相互信任包括了“联盟企业间存在普遍的互惠行为”、“对与联盟相关的所有事项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保证联盟双方均会履行各自职责”以及“坚信合作方均能够享受到各自的权利”四个题目;关系嵌入包括了“联盟双方的员工会积极参加联合的活动”、“联盟双方的员工会频繁的碰面以完成共同的活动”以及“联盟双方的员工之间具有良好的私人关系从而促进共同的活动”三个题目;关系承诺包括了“联盟双方愿意对所需要的资源进行投资以维持联盟运营”、“联盟双方能够从各自的企业管理层获得对于该联盟的支持”以及“联盟双方会定期地分享和交换信息”三个题目[8,17,22]。

联盟绩效:参照Kale和Singh(2007)以及Sarkar等(2001)的研究,本文中该变量以受访企业是否实现联盟预期目标来测量,包括市场占有率、顾客满意度、利润等三个方面[4,23]。

对合同治理、关系治理以及联盟绩效三个变量进行信度效度检验,变量的Cronbach's Alpha值均大于0.7,各题项的Cronbach's Alpha值均小于变量的Cronbach's Alpha值,表明变量的测量具有可以接受的信度;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方差贡献率均大于50%,表明各变量的测量具有较好的效度。

调节变量:区域因素作为模型中的调节变量,该变量设置为0-1虚拟变量,以受访企业与联盟合作企业是否处于同一行政区域来判断。参照乐琦和蓝海林(2012)的研究,本研究中以地级市作为基本行政区域的单位[15]。

此外,本研究设置如下控制变量:(1)行业:0-1虚拟变量,以受访企业的主营业务所在行业来判断,制造业为1,服务业为0。(2)规模:以受访企业的总资产来测量,取对数。(3)国有股:以受访企业的国有股份的比例来测量。(4)外资股:以受访企业的外资股份的比例来测量。(5)合作时间:以受访企业与其联盟合作伙伴的已合作年限来测量。(6)上下游:0-1虚拟变量,是属于上下游合作为1;非上下游合作,例如同行业范围的合作研发或合作营销等,取值为0。(7)合作规模:以年平均的合作资金规模占受访企业年收入的比例来测量。

4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其中,模型1和模型2分别是检验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与联盟绩效的关系。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契约治理与联盟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42(P<0.001),表明契约治理与联盟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假设1获得支持。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看到,关系治理的回归系数是0.61(P<0.001),说明关系治理与联盟绩效也是显著正相关,假设2同样获得支持。结合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关系治理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契约治理的回归系数,即关系治理对联盟绩效的积极作用要高于契约治理对联盟绩效的积极作用,支持了假设3。

在模型1和模型2中分别加入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与区域变量的乘积项构建模型3和模型4。模型3的回归结果中,契约治理和区域变量的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为0.29,但是P值大于0.1,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4-1未获得支持,即区域因素对契约治理和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不具有调节作用。模型4的回归结果中,关系治理和区域变量的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为0.27,P值小于0.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支持了假设4-2,即表明区域因素对关系治理和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结合区域变量的内涵,说明与同区域联盟相比,跨区域联盟的关系治理会对联盟绩效具有更强的积极作用。

5 结论和建议

重点探讨了中国情境下非产权联盟中的联盟治理和联盟绩效的关系。基于127个联盟样本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非产权联盟中,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均与联盟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结果进一步支持了Luo(2002)和Ronald等(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这两种治理方式对于非产权联盟的联盟绩效也均能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证实了在中国背景下,关系治理对联盟绩效的积极作用要显著大于契约治理对联盟绩效的积极作用。该结果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冯天丽和井润田(2009)以及乐琦和蓝海林(2012)等战略管理学者对企业间非组织关系在企业战略行为中的重要性的强调。此外,研究发现区域因素在联盟治理和联盟绩效之间关系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即:与同区域联盟相比,跨区域联盟的关系治理与联盟绩效之间具有显著更强的正相关关系;但在契约治理时,这种调节作用不显著。该结果表明在跨区域联盟合作时,关系治理能够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基于研究结果,对于中国企业的战略联盟合作提出如下建议:(1)在非产权联盟中,不能忽视契约治理,但更应注重关系治理。在非产权联盟中,由于缺乏产权的纽带,因此如何管理合作关系从而更好地实现联盟企业的目标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通过正式契约的全面性、灵活性和强制性以及非正式关系的信任、嵌入和承诺,对联盟合作过程进行管理和监督,可以有效地降低联盟合作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促进企业间的信息交流,加强组织间学习和个体学习的效果,进而有利于联盟目标的实现。(2)跨区域联盟中更应加强关系治理。由于中国的各行政区域之间显著的市场差异和制度差异,可能导致联盟企业存在更多的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使得正式的合同和规范难以产生足够的治理效果,因此跨区域联盟合作时存在更大的合作风险和治理成本。此时,基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治理有利于联盟合作企业的员工尤其是高管人员建立更为坚实的私人关系乃至商业友情,从而使得双方高管更注重联盟合作的长远利益,减少短期私利行为,进而促进双方的联盟目标顺利实现,实现双赢。

产权实现方式 篇7

1 资源产权制度简述

费希尔认为, 产权是享有财富的收益并且同时承担与这一收益相关的成本的自由或者所获得的许可, 产权不是有形的东西或事物, 也不是物品, 而是抽象的社会关系[1]。财产私有及其相应权利的行使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本动力机制, 而产权是人与人之间由于稀缺物品的存在而引起的与其使用相关的关系。这种关系具体规定了与经济物品有关的行为准则, 所有人在与其他人相互作用过程中必须遵守这些准则, 否则要受到相应的惩罚。产权包括每个人按照其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和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 这使其所有者有动机有效使用其所掌握的财产。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 所有权是产权关系中的非常重要组成部分, 但不是全部。产权的明晰可以保证资源的最佳配置, 产权与激励机制和经济行为的内在联系是经济有效运行和资源合理利用的重要保障机制。现存的产权安排若不能将个人行为纳入其中, 就会产生新的成本或收益, 从而促使产权安排发生改变。

根据产权的定义, 资源产权是指所有和使用资源的权利。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 产权失灵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一方面, 由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 资源产权的范围不易确定或无法确定, 比如公海内的资源, 人们一直就其产权问题争论不休。另一方面, 资源产权的所有者过多而使确定单个人的权利成为不可能, 进而使其实现主体范围不确定。这两方面的原因使资源产权及其实现主体范围不明确, 使其无法成为人们行为的激励机制去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资源产权失灵的原因在于产权残缺, 产权受到管制。资源由于其特殊的使用价值, 其开发利用总是受到众多的社会规制, 所有者不能完全实现其应有的各项权能, 从而也不能调动所有者应有的积极性去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2]。因此, 完善和规范明确的资源产权及其合理界定并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性前提, 一旦这一环节失调, 就会导致产权失灵, 资源配置效率下降, 社会经济运行就会出现相应的问题。

2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资源产权制度的缺陷

2.1 资源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我国法律规定, 我国的资源所有权归国家和集体所有, 不能让渡给个人或组织, 这种制度安排就导致了中国能源使用的低效率。也因为这样, 资源的经营者无权处理某项资源, 只能通过这项资源获取短期的收益。资源的使用者不承担自然资源或贬值的质量的下降相应的后果, 但却有权使用这些资源, 这种制度让投资者认为在这些相较而言比较廉价的资源上实施科学和技术创新, 提高资源的开发力度会增加成本。除此之外, 由于自然资源自身的特点, 中央政府不可能十分有效地对地方的资源使用进行控制, 而且即使进行控制也会导致高昂的成本, 而地方政府以其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 并不注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与资源开发的监管, 虽然出现了资源的浪费, 但是地方经济却得以提高。同时, 资源的缺乏与浪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 资源消耗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我国在处理资源和环境问题的过程中, 已经慢慢的开始关注到了资源产权的重要性, 但在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进程中还是有很多问题随之出现, 这些问题有很多都是因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所造成的。因此, 希望经营资源的个人或者企业只能获得短期的利润而无法得到最终的处置资源的权利。拥有发达矿藏的西部地区, 如内蒙古、山西等矿产的生产和加工资源, 虽然经济发展起来了, 但资源集中地的居民的收入水平还没有得到显著改善, 主要是由于资源产权的配置权和操作权的相关权利是不相匹配的, 各自地区的资源拥有者在利用本地资源时, 发现很难不用非法手段获得相匹配的利益, 这就造成矿产资源开发者与当地人民的有一个巨大的收入差, 这种现象愈来愈严重。

2.2 政府资源配置的权力过度集中

近年官员腐败现象频繁发生, 这是与部分官员资源配置过程透明度低、缺少监管和资源配置权力过度集中分不开的。在目前的资源配置体系中, 公共建设资金和资源配置权的很大一部分是“一把手”说了算。政治操守好的领导, 开始可能会拒绝, 但是作为一个承包商, 他们会将给回扣作为一个正常的项目成本核算。这就导致拒收回扣对领导干部来说要比收下这些钱更加困难。

3 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建议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 都证明集中化或垄断性的生产要素产权配置, 会带来资源利益分配不公平和资源配置低效率的问题, 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路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则观点不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 平均利润率规律下资本垄断性不断增强导致利益分配的两极分化矛盾, 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无政府与社会大生产对有计划生产的矛盾, 最终会产生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有计划生产的社会主义制度。基于私有产权制度的传统西方经济学则认为, 将因技术经济原因形成的垄断生产和土地、资本要素产权私人集中配置导致的资源配置低效率看作是市场失灵, 并提出政府管制垄断和收入再分配调节政策, 即赋予政府对私有产权的受益权和处分权进行控制的权力, 以改进私有产权制度绩效。显然, 无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传统西方经济学, 都把赋予国家或政府以一定程度的产权, 包括一定的生产要素国有制及重要产业经营权和政府对私有产权的管制权, 作为资源产权制度演变或改进的方向。

3.1 健全市场化的资源价格体系

提高资源的产权制度, 健全市场化定价系统需要统一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在中国, 许多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分离的。所谓的制度“实际上是一个资源产权制度的定义是不完整的后果”。煤老板对煤矿疯狂的破坏性开采, 因为这些煤矿的所有权属于国家, 矿工使矿山开采是一个短期行为, 这样的权利使用一段时间过后, 矿工和煤矿主并不对煤炭资源保护的长远利益负责, 这种产权安排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改革这种产权的安排要有一定的前提, 即产权需要明确界定, 以确保产权安排的效率, 另外所有权必须要在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内有效, 以避免资源所有者对资源使用的短期性行为。因此, 为了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应让这些国家建立的各种资源, 包括个人资源国有资源的与之相对应的产权制度, 真正发挥功能效率。

3.2 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 消除恶性竞争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缺乏统一的标准, 造成评估往往缺乏长效机制, 过分强调短期的考核, 政府绩效的持久性测定不完善, 当地政府太多关注的都是任期是否长久, 忽视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 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不利于当地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 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应有完善的评估制度和法律作保障, 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过程中, 各级地方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 地方政府在成绩和效能的考察核实的过程中, 成绩和效能的考察核实应形成合理的长效机制, 使评价体系更容易实现操作, 这将会使评估的规范化、法制化加强。

追求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并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成功转变为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不仅需要政策的实施和宣传, 更应该从根本上认识到产权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中的难点, 而资源产权制度市场化改革难度更大。要达到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的目的, 实现资源集约化利用, 建立节约型社会, 实现可持续发展, 任务还很艰巨。

参考文献

[1][南]平乔维奇.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经济体制的理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2][美]普兰纳布.巴德汉.发展微观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3]骆希干.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及其自主创新支持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 2009.

[4]吴峰.经济增长方式研究述评[J].河南大学学报, 2010 (1) .

[5]吴雁群.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因素分析[J].经济师, 2007 (9) .

[6]刘若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因素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1 (5) .

产权实现方式 篇8

广东省的经济建设成就是在传统发展道路上取得的，长期以来依靠物质投入和外延扩张的“资源消耗型”增长方式已经呈现出难以为继的局面。同时，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在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发展方式主导下，外贸依存度居高不下。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其不足之处日益显现，严重影响了广东经济稳定和持续的发展。此外，各种资源、环境以及人力资源方面的压力也已成为广东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基于此，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促进广东在未来时期是否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的进入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时期。

1 广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

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从表面上看是出口订单大幅下降，实质上则是传统的发展模式，依靠不计能源资源消耗、不计环境代价、不计劳动力成本换取竞争优势的粗放发展之路已然走到尽头。虽然我国的贸易规模近年来迅速扩大，但主要以数量扩展为主，出口产品核心技术含量很低，我国商品所占国际市场份额比较大，但核心竞争力不强;我国企业加工能力较强，但是研发和营销能力较弱。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的核心竞争力是低价格。出口商品的低价格不是因为消耗低、生产率高，而是以低要素成本取得的，相当一部分产品的竞争力来自于低工资、低资源成本。单纯依赖低成本进行价格竞争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取得成效。但从长远看，不计成本追求出口规模增长的模式并不利于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和效益的提高。

基于这样的认识，广东在危机发生后大力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全面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双提升”和经济社会“双转型”，经济转型的总体方向是要从过去的资源主导型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

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企业知识产权保护面临不同困境

我省创新型企业和以传统加工贸易为主的制造型企业所面临的知识产权保护困境不尽相同。

近年来，我省十分注重创新型企业的培养和发展，涌现了深圳华为、中兴、比亚迪、迈瑞、珠海格力、广州迪森、金发科技等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企业。2008年，根据国家的新标准，全省重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1831家，2009年重新认定了3366家高新技术企业(含深圳市)，新认定的216家大企业中，包括TCL、创维、明阳风电、信利半导体公司等创新能力强的行业龙头企业。

在加工贸易方面，1978年以来，广东加工贸易一直保持快速发展，在经历辉煌和挫折之后，2008年，广东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4170亿美元，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61%。2009年，为促进这些企业加快完成转型，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广东省财政新增10亿元专项资金，帮助当地加工贸易企业加快升级转型步伐。

2．1创新型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困境

总体而言，无论是创新型企业还是加工贸易型制造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和重视的程度方面均显不足。就创新型企业而言，主要存在以下的问题：

2．1．1创新企业研发投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企业评价协会副秘书长李春伟在2008年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评价报告发布会上向记者表示“我国企业的自主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比例平均值仅为3.8%。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当企业的研发经费占到企业销售收入的5%以上时，企业才有竞争力，研发经费占企业销售收入2%的企业只能够勉强生存，而占销售收入1%的企业则很难存活。”据博世公司的2008年度“全球创新1000强”研究，整体而言，中国企业和其他跨国公司相比在研发投入上相对较少。据统计，目前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开展科技研发活动的仅占25%，研究开发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仅占0.56%，其中大中型企业为0.76%、高新技术企业平均为2%，只有0.02%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2．1．2创新型企业更易遭遇技术标准的阻击

“一流企业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卖产品”。这句流行语深刻地揭示了目前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不同层次和境界。实施技术标准战略，加强自主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我们参与国内外竞争，提升企业竞争能力的必然选择。技术标准，一种企业参与市场的游戏规则，是企业竞争的新利器，谁参与制定这一游戏规则并主导这一规则，谁就掌握着话语权，就掌握主动权，谁就将成为市场竞争的领导者，反之就只能沦为跟随者。一方面，创新型企业较一般加工贸易型企业更易遭受技术标准的阻击，另一方面，创新型企业应当勇于担负起提升创新能力、参与技术标准制定的社会责任。

我国政府和企业已经深入认识到技术标准对国家创新能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作用，在通信、微电子等多个领域开展了相关研究工作。但是，技术标准的竞争是残酷的，在国外跨国公司的阻碍下，我国政府和企业投入大量资金自主研发的WAPI无线局域网标准被无限期推延。这一方面显示了技术标准战略的巨大威力，也显示了我国企业已经具备了研发技术标准的实力。一旦我国创新型企业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我国的经济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必将大幅提高。

2．1．3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来遏制中国企业的创新和竞争

近几年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知识产权来打压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使中国企业陷入了“生产-跨国公司专利限制-巨额专利许可费以及侵权费的支付-再生产”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之中。此类案例已经不胜枚举，教训也格外沉重。在这些案例中，不排除发达国家滥用知识产权的可能，我国企业需要奋起直追、努力学习掌握知识产权战略运作的经验，从提高创新能力入手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21世纪初期，6C联盟集体向我国DVD企业收缴专利使用费的风波就是我国企业缺乏应有知识产权战略意识、缺乏创新成果的典型案例。只有加大研发投入、锐意创新，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2．1．4中国企业商标在国外屡遭抢注

国外商家恶意抢注中国企业的商标，进而遏制中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情况屡见不鲜。在每年超过100起的商标国外抢注案件中，涉及化妆品、饮料、家电、服装、文化等多个行业。国际炒家、个人、国外代理商，已经成为中国品牌在海外的3大威胁。中国企业在国外要取得商标保护，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就是通过国际商标注册。

2．2加工贸易型制造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困境

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制造企业是我省中小型企业的典型写照。就其而言，知识产权保护主要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2．2．1大部分的加工贸易企业缺乏自主研发的技术实力

从加工贸易作为一种贸易形式的角度来看，加工贸易是国际分工深化的产物，发展中国家利用自身的劳动力优势，承接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制造、产品的加工组装等生产活动，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在出口贸易中居主导地位的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也主要从事中低端的加工装配，产品附加值和整体技术层次较低。

2．2．2大部分的加工贸易企业没有自主品牌

大量产品依靠贴牌代工的生产方式来维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国际分工中.我国企业因缺失自主知识产权名牌的有效支撑，只能跨国公司的产品价值链中的生产阶段，以致企业陷入产业低端锁定的困境，制约了企业进一步的发展。

3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同侧重选择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背景下，应当考虑到不同类型企业的特点和所面临的知识产权困境差异，有针对性的选择保护模式和保护重点。

具体而言，创新型企业知识产权保护重点应集中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3．1以创新为导向，充分重视知识产权文献检索和价值评估工作

知识产权文献集中了现代科技发展的90%以上信息资源，可以节省60%的研发时间和40%的研发投入。创新型企业尤其需要重视文献检索工作。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指引下，企业的知识产权文献检索工作应当成为一项贯穿于企业经营发展的主旋律。无论是在决定投资生产新产品之前，还是在产品或技术的更新换代之时，抑或是企业面临侵权诉讼时，都需要将知识产权检索工作视为一项长期的发展策略予以实施。企业通过及时、有效的检索工作，不仅可以及时掌握竞争对手的研发状态和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掌握产品最新技术，从而在研发中进行专利回避设计，降低研发风险，提高投入产出比。避免无意识侵权行为的发生，还可以通过阅读专利文献，最大限度获取灵感，借鉴其它专利技术的创意和观念改进现有技术从而获得改进专利甚至基础专利。

企业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是一项具有经济价值的经营资源。长期以来，我国许多企业忽视知识产权的价值含量，在技术引进和对外合作中曾有过极为深刻的教训。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今天，企业应当牢固树立知识产权的价值观，明晰自我所拥有的知识产权的价值含量，以运用资源的方式来运用和保护知识产权，促使企业的增值和保值。

3．2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参与行业技术标准制定

科技研发是产生知识产权的有效途径。创新型企业以科技成果为其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因此，企业应从加大研发投入入手，通过卓有成效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促使更多的知识产权得以创造或形成。对于有实力的企业或标准化协会应当尽可能参加国际标准的制修订会议，根据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和顾客对产品的使用功能要求，加快新产品、新标准的开发，不断创新原有技术标准;及时了解业内技术标准的最新动态。配备相关级别的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进行相应的知识产权规划、挖掘、完善和申报工作;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来刺激专利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改善，促进技术标准的形成。

3．3掌握知识产权诉讼规则

在国际市场上，跨国企业倚仗国家强势的经济和科技背景，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产权，以及对各国知识产权制度的透彻理解和对知识产权战术的熟练运用，对竞争者频频发难，意欲维护或抢占市场份额。如今跨国公司筑起的专利壁垒越来越高，形式也越来越复杂，给正在成长中的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威胁。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知识产权诉讼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法律价值，成为国外企业开拓市场的商业工具。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和国外企业频频发起的知识产权诉讼纠纷，我国的企业已经无从躲藏。惟有掌握知识产权诉讼战略才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生存之道。相较而言，掌握知识产权诉讼规则对于创新型企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如果说，本世纪初备受瞩目的DVD企业遭受国外专利联盟的诉讼中所显示的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诉讼策略不足的问题尚可被社会理解和接受的话，那么在加入WTO的后TRIPs时代，这类情况不应再有发生的可能。创新型企业应当将掌握知识产权诉讼规则作为参与市场竞争的基本法律“门槛”，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抵制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运用知识产权诉讼规则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4重视品牌建设，做好商标的注册和维权工作

尽管恶意抢注商标的主体身份不同和表现形式各异，但是从企业内部来深究原因，还是我国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薄弱。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不仅可以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商标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其所蕴含的价值是无比巨大的;商标抢注实际上是通过抢在原商标所有者之前，在某国注册该商标取得商标专用权，从而获得在该国经济利益并遏制竞争的商业行为。对于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企业可以通过《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有关规定，通过诉讼等司法程序来保护自己的商标权。在维权的过程中，还应当充分发挥各级政府与有关主管部门的作用，发挥商标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的优势，建立有效的商标国际争端维权信息联络机制，畅通海外维权投诉和救助渠道，鼓励企业积极应对海外商标纠纷，运用当地法律和国际规则制止恶意抢注商标抢注行为。

加工贸易型企业知识产权保护重点与创新型企业略有不同。总体而言，加工贸易型企业应当做好企业定位，针对企业普遍缺乏研发经费和技术实力的现状，可以把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作为主要创新和转型的实现形式。原始创新成本高、成功概率低，囿于企业的资金实力和研发资源，加工贸易型企业很难实现原始创新。基于此，加工贸易型企业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发展模式。该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在较高起点上实现科技与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的一种简易模式。它既缩短了创新时间又相对降低了创新风险。

当然，这种模仿创新模式比较容易遭受发达国家的专利攻击，所以引进技术的本土化是至关重要的。在技术本土化过程中，政府制定并利用知识产权制度来干预和扶持民族工业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对技术引进中的再创新成果要及时有效地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从法律上划分我国企业获得的改良创新成果与引进技术之间权属的界限，这样既免除了跨国公司侵权起诉;也有利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成果迅速实现产业化，创造经济效益，积累原始资金和技术，最终走向原创性的核心技术创新。

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型企业还需要树立品牌意识，逐步建立自主品牌，促使经营方式从0EM向ODM再到OBM转变，实现产业价值链向纵向延伸。日本、韩国会和香港的加工贸易都曾走过这样的发展之路。不过，从0EM向ODM再到OBM，绝非一蹴而就的发展道路。OEM、ODM、OBM是产业发展壮大过程中的三个阶段，三者是一个有机的联系体。不排除个别企业没有经过OEM，直接从ODM开始，但是从整个行业来讲必然会经过这样的三个步骤。

有效运用OEM将大大缩短企业品牌化的时间。一般而言，由代销产品或模仿产品起步，运用营销等经营手段进入市场;逐步提高自主品牌知名度，宣传具有代工背景，培养消费群体;资金原始积累后，再加大研发投入，已销售自主品牌产品为主，达到服务名牌到自主知识产权的蜕变。

综上所述，对于创新型和加工贸易型企业，知识产权是企业资本的重要经营资源，无论应对国内或国外竞争，知识产权的保护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广东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下，针对不同类型企业选择不同保护重点的发展模式，继续寻求化解知识产权危机的有益方法，不失为一种促使知识产权保护更好的服务于创新型国家总体建设目标的新思路。

摘要：众所周知, 我省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成就大多是在传统发展道路上取得的。在知识经济时代, 我省的资源、环境、人力等诸多方面出现难以为继的困境,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产业格局成为解决新时期内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背景下, 鉴于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所面临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存在差异, 在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选择方面应当有所侧重。

关键词：转变,创新型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差异

参考文献

[1]马强.国际金融危机后对创建广东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的思考[J].对外经贸实务, 2009, (6) .

[2]王放.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出口企业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研究.现代商贸工业[J].2009, (5) .

[3]王士恒.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模式研究[J].商场现代化, 2009, (1) .

[4]胡清平.加强自主知识产权保护——实施技术标准战略[J].江苏现代计量, 2009,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