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体行为

多元主体行为（精选十篇）

多元主体行为 篇1

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的增长与公共事业的发展, 中央财政部面临平衡各个公共部门发展需求的压力巨大, 而从1999年始高校由于扩张规模和改善质量而导致运行成本增长加速, 二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高校不得不自行解决财政困境。为了获取资源, 高校必须施行多元化筹资措施, 以保持学校的生存与发展。这些改革在高等教育财政制度中就是将市场作为新的资源配置渠道, 其增加大都是来自民间的筹资。因此高校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环境发生相互作用。

(一) 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重持续下降, 非财政性经费逐渐上升

虽然我国教育经费总量快速增长, 但以财政拨款为主、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新体制推行后, 财政性教育经费与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此消彼长。特别是1999年高校扩招后, 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 从1998年大学扩招前的60%逐年下降, 2001-2008年, 非财政收入占整个高等教育总经费的比重逐年上升, 从2001年的46%升至2007年的66%。国家财政拨款体制的转变, 从“经济上”迫使高校寻求其他外部资源。

(二) 经费筹措渠道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

改革开放初期, 仍然是政府一统天下的局面, 高校大部分经费都是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1993年后, 高等教育投资渠道单一化的局面被打破, 呈现了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的格局。其投资来源已经形成财、税、费、产、社、基、科、贷、息等多元投资来源渠道。

在高等教育多元经费来源渠道中, 投入最大的是作为高等教育的受益人学生群体, 1997年全面实行缴费上大学, 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高校发展的资金问题, 学杂费成了高校经费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已成为中国普通高等教育经费的第二大来源。1994年至1997年普通高校完成了收费制度上“并轨”后, 开始实行全面收费制度。1996至2000年间, 高等教育学费年均增长率25%, 而1998年至2008年的学费增长率更是高达44%。社会集捐资与其他教育经费的年均增长率也分别为23.31%和23.47%。

在“成本分摊”理论的推动下, 学生缴费上学成为了高校扩充资源的主要途径。此外, 高校为了能够扩充其经济来源, 其中最重要的策略是利用自身资源禀赋所决定的市场位置, 通过多种市场机会获得自由支配的收入, 既减轻政府的财政责任, 又使得公共教育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其主要表现为高校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以及社会团体和个人合作办独立学院获取收入。

多元利益主体格局的形成极大地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使得高校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 扩宽了办学资金的来源,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财政拨款不足和高等教育需求迅速扩大之间的矛盾。从资源依赖的角度分析, 收入来源的转变, 特别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急剧下降, 已经影响了公立高校, 使得高校办学行为陷入另一种“不自由”的旋涡中。

二、理论视角:资源依赖理论的观点

(一) 资源依赖理论的内涵

资源依赖理论属于组织理论的重要流派, 是研究组织变迁活动的一个重要理论, 资源依托是这一理论的特点。普费弗与萨兰奇克是该理论的奠基者, 他们认为组织存在于相互联系以及由各种联系关系组成的网络之中, 组织所需的各种资源, 都是从环境中获得的, 包括财政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以及信息资源。因此, 组织不得不依赖这些资源外部提供者。

从上面的资源依赖理论含义得出两个观点, 第一, 维持组织的运行需要多种不同的资源, 而这些资源不可能都由组织自己提供, 由此, 组织间的资源依赖产生了其他组织对特定组织的外部控制, 并影响了组织内部的权力安排。第二, 外部限制和内部的权力构造构成了组织行为的条件, 并产生了组织是为了摆脱外部依赖, 维持组织自治度的行为。所以, 组织要通过其他选择, 调整对环境的依赖程度, 尤其是对主要资源提供者的依赖。

(二) 高校与投资主体资源依赖的关系

在高校与投资主体合作过程中, 政府提供给高校的资源主要是财政拨款、政策导向、法律与管理规定等, 其目的是为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及生产力的提升, 在供应各类资源的同时给出一定制约。政府能够要求高校组织执行很多政策和决议, 如录取少数名族的学生和残疾人, 开设政治理论课程和考试来贯彻执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等。

与产学研合作者之间, 高校拥有大量的科研人才和雄厚技术力量、超前的学术思想等优势。而我国企业研发力量薄弱, 缺乏自主技术研究的储备, 迫切需要外界的技术支持。通过校企合作, 结合高校和企业两者的优势, 弥补了高校科研经费短缺的困境, 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声誉都有提高。企业不断增强了自身的研究实力, 与高校联盟的方式也给它带来了巨大的广告效益, 为其产品销售赢得了直接的经济利益。

大学是知识的保存、传授、传播、应用和创新的场所。人才的培育, 科学的发展与技术的更新等都依赖于大学。为了能够在社会生活、工作中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 学生有必要进入大学深造, 接受高校系统性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受教育者提供的资源是学费、个人捐赠, 其主要目的在于获取个体人力资本增值、声誉等。

由此可见, 利益相关主体以资源的交换作为互动关系的纽带, 其目的是获取各自所需要的资源。但是高校与各投资者的资源交换、相互依赖关系, 也将影响其组织内部的权力安排, 为高校的发展和运行带来影响。

三、影响分析:高校组织动荡与办学行为的调整

在组织行为学中, 组织的行为是指组织本身从组织的角度出发, 对外源性或内源性的刺激所做的反应。根据资源依赖理论, 本文探讨的高校办学行为主要是指高校组织对外部资源供给环境变化, 组织本身为适应环境和发展所做出回应的行为, 即学校的内部管理模式、权力分配、资源分配方式等进行的调整, 其外部表现主要是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变化。

在高度自由化和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取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的社会背景下, 高校的自主权扩大的同时, 政府对高校的财政拨款增长缓慢。高校不得不自行解决财政困难, 寻求新的财政来源, 力图形成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的格局。从高校的收入来源结构来看, 主要有经常性拨款, 专项拨款、科研收入、教育事业收入、经营收入、捐赠收入等。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分析, 高校在政府政策的变化以及商业与产业提供的竞争机会的情况下发生组织动荡。可能涉及到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方面, 具体表现在办学规模、招生计划与专业设置、教师时间分配与努力方向等。这主要由于高校组织对资源依赖状况的适应性反应。

第一, 办学规模与资源依赖。高校办学规模的资源依赖主要是源自于政府的政策导向和财政拨款激励措施的刺激。从“基数+增加”到“综合定额+专项补助”的拨款模式, 推动了学校规模的增长。1955年的“基数+发展”拨款模式, 是按照学校的规模及各种日常经费开支的需求核定一个拨款基数, 然后在这个基数上按照一个标准逐年增长。1985年实行“综合定额+专项补助”的分配方式。“综合定额”基数的确定是由财政部门根据培养成本, 确定不同层次、类型和科系等学生的生均培养成本, 制定出不同的定额标准, 再通过在校生人数乘以“定额标准”得出。在以学生人数拨款为变量的基础上, 适逢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的支持, 中国高校规模迅速扩大。高校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 自2001年的约719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2144万人左右。

第二, 招生计划、专业设置与资源依赖。从“免费”入学到“自费”的收费政策, 改变了学校招生计划的投向。相对收费标准较高、拨款定额比例较高的培养对象, 成为学校招生计划投向的重点。而市场需求好、培养成本低的专业, 成为高校专业发展的重点。以学生人数为基本参数的“综合定额加专项拨款”模式, 不同类型的学生的生均拨款的权重不同。函授生的折合比例是0.1, 自考、本专科均为1, 硕士生是1.5, 博士生是2。高校为了追求边际效益最大化, 尽可能多地招收学生。从招生结构看, 由于函授、自考生和本专科的入学要求低以及其培养成本低, 高校会在政策容许下尽可能多地招生这方面的学生;而本科生是高校培养的主要对象, 对于追求大而全的中国高校来说, 希望越多越好;虽然硕士和博士生培养成本较高, 但是学校为了提高声誉和学科建设, 也很愿意招收研究生。因此, 高校为提高其事业收入利用自身资源承办自学考试、成人教育、商业讲座、教育培训班等长短期教育培训项目, 在研究生招生中出现了自费生、定向生、委培生等“新招”。这些办学方式冲击了高校经费来源由国家统包的旧体制, 突破了以往高校正规的全日制办学形式。而在高校开设专业及培养方向上。理工类专业办学成本远远高于文史财经类专业。在迫于事业规模发展和办学经费的压力下, 高校片面追求经济利益, 大量设置成本相对较低的专业, 导致了较为严重的专业设置趋同现象。大批的相同或近似专业学生毕业, 引发结构性失业。此外, 高校利用自身资源禀赋根据市场需要开设应用性和综合性较强的新兴专业。这些专业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它们改变了高校专业设置唯以学科需求为主稳定不变的格局。

第三, 教师科研行为与资源依赖。国家科研资源配置与高校内部激励制度的变迁, 影响教师个人时间分配与努力方向。高校横向科学研究激励了教师争取额外经费。高校教师相对应的编制就有一份工资拨款, 这份工资是只要完成了基本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就有的。另外, 个人的大学账户也是一种有效激励手段, 教科人员可以把学术资本主义收入放入该账户, 该政策放松了高校对教学科研人员活动的监管, 而且教学科研人员能实现更高的净收入。他们逐渐变得“功利化”, 从基础研究或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转向有目的的、商业的研究, 他们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在项目申请书上。同时, 与边际收入有关的合同条款对教职人员发出的指令, 也加速了他们必须履行原有工作中的内部变化。这些变化已经导致高校在教学上的努力减少, 在研究上, 特别是在合同规定的领域里的努力增多。

四、总结

在“社会中心论”和走出“象牙塔”的呼声中, 大学逐渐打破了追求自我完善的象牙塔精神。高校经费投资主体多元化为高校自我维持和发展带来了所必需的资源, 同时也是高校实现社会服务职能, 促进社会和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和途径。高校为各投资主体提供服务、解决问题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也给高等教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带来的威胁、管理上的困惑以及对高等教育追求长远利益的目标带来的极大冲突。虽然, 高校在获取外部资源时难免要做出一定的妥协, 但在实际的运行中应使影响降至最小。在合作中, 高校和投资者都应尽可能地将对方的依赖程度保持在一种均衡的状态。高校在资源需求与各投资者的相互制约取得的平衡, 能够保证高校的办学理念不受影响。

摘要：在我国高等教育筹资多元化的投资体制中, 存在着不同的投资模式。高校与各投资主体之间的合作动因、关系形成、运行发展、参与程度等, 决定了高校办学行为的多样性和适应性。文章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 诠释高校与各投资主体的资源交换、相互依赖、权力制衡的关系, 试图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投资主体,高校办学行为,资源依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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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建东, 陆江兵.公共组织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学生主体多元考评方案 篇2

一、整体安排

形式

范围

考核

1—6年级体育、语文、数学、英语、音乐、美术1、2年级科学、思品。

考试

1---6年级语、数、英

3—6年级科学、思品

考评

根据考核和考试综合考评

二、具体安排

（一）考核部分安排

1、考核组设置

学校设3个考核组，由督评组统一牵头。

1—6年级语文、数学、英语由教研组进行考核

1—6年级音乐、体育、美术由年级家长质量检测组进行考核（每个年级由年级主任负责在本年级中选出具备本学科考核能力的家长组成考核组，音乐、体育、美术各3人）

1—2年级科学、思品由学校督评组进行考核

2、考核内容

语文：朗读、背诵、口语交际

数学：口算、动手操作、思路讲解

英语：朗读、听力、口语交际

音乐：乐理知识、唱歌、欣赏

体育：基本体操（立定、齐步走、转向、广播体操等）

身体素质（仰卧起坐、掷铅球等）基本技能（跳绳、跳高等）

美术：美术知识、绘画、手工、欣赏1、2年级科学、思品以调查形式进行，了解课程开设情况、教师上课情况及简单的学科知识。

3、考核具体操作

（1）命题：每个任课教师针对本学期教学内容，根据课程标准确定每项考核内容出考核提纲供考核组参考。

（2）考核组依据各科考核提纲和教材确定考核内容，在6月5日------6月20日对各年级各学科每个学生进行考核，并填写考核成绩表，上交督评组。

（3）考核成绩各学科均为100分，1--6音乐、体育、美术，1—2年级思品、科学学科考核成绩即期末考评成绩，语文、数学、英语学科考核成绩折合为40分计入期末考评成绩，笔试成绩折合为60分。

4、注意事项

（1）各考核组要充分了解教材，参考任课教师提供的考核提纲确定本年级本学科考核内容，并制定详细的考核评分标准，报督评组审核。

（2）公平、公正：客观公正地根据学生考核情况填写抽测成绩单。

（二）考试部分安排

根据区教研室安排进行。

(三)考评部分安排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多元主体” 篇3

目前，中国的崛起在世界眼中首先是一个经济成功的故事，但是中国在国家治理、社会发展、人权改善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成功，还没有得到充分讲述。近年来，随着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成绩显著，我们已经可以跳出西方经验和话语，建构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叙事模式。中国外交也从参与到建设、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到建设新丝绸之路、再到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大手笔显示出一种成功者的气度。

遗憾的是，这些成功故事还没有流畅自恰地嵌入到中国叙事之中。中国故事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差距成了中国软实力建设的一大瓶颈。

因此，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讲好经济成就，更要讲好一个全方位的成功故事。当今世界，经济衰退、复苏乏力固然是严峻挑战，但更深层的问题是不少国家存在的国家能力赤字和制度功能失调。而中国在治理方面的努力与成效，提供了政治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有人说，中国面临的问题都是可改革性的问题，西方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问题的不可改革性，此言不管是否准确，但无疑，“中国故事”里应包括国家能力、政党先进性、制度可改革性和社会综合发展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使经济强国的单薄形象变成经济、制度和社会全方位发展的立体画面。

有人说，“改变你的表达，就能改变你的世界”。同样的故事，用不同的方式讲、由不同的人来讲，效果和可信度大不一样。讲好“中国故事”，不仅需要精彩的叙事、亲和的姿态，也需要多元的主体来讲。前两年，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关于中国的演讲在国外的网络和社交媒体中广泛传播，受到很多网民热捧，改变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一些偏见。这样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首先，他讲了真实且有趣的故事;其次，他有一种常识化的叙事口吻，用了抽丝剥茧式的逻辑推理和横向比较;最后，他并不是作为中国的“代言人”出现，而是作为亲历者或观察者客观陈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式讲话中使用了“讲故事”这个词，传达了一种期待。即面对外部世界时，我们既要重视传统的、正式的宣传，也要学会用亲和的姿态，讲精彩的故事。而且故事不一定要由官方机构和媒体来讲，学术界、文化界乃至民间，都有义务承担起这个使命，学术理论界的担子尤重，学者要有一种群体使命和家国担当，勇敢而自信地开讲，让世界更充分全面地了解、理解中国的事业。

多元主体行为 篇4

这场以“课堂”为名义推行的改革, 影响的何止是课堂!

它关乎教育观念的重大变化, 关乎教育评价制度的重大变革, 关乎每一个教师的生存状态, 关乎每一个学生的校园生活与精神成长。

改革之初, 我们关注模仿、形似;改革之后, 我们关注破帖、神似。

改革之初, 我们关注“新”名词、“新”理念;改革之后, 我们关注文化土壤与现实条件。

改革之初, 我们跟着“专家”走;改革之后, 我们跟着“自己”走。

伴随着主体多元教育改革, 殷都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教师观念得到转变。主体多元教育思想的渗透已经历时多年, 加上国家新一轮课程改革, 老师们的教育观念已经在发生着重要变化:每一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教师只是平等中的首席;面对有差异的学生, 需要有差异的教育;教育需要等待;学生的潜力很大;让学生的学习像呼吸一样自然!

学生参与成为亮点。无论是“双向五环”模式, 还是“五率”达标, 均使课堂发生着喜人的变化:教师不再是课堂的主角, 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他们或者自学, 或者群学, 或者小组讨论, 或者自信展示。课堂上发言的人多了, 争辩的声音大了, 评价的语言艺术了, 团结的力量更强了。

社团活动丰富多彩。为使孩子们得到多元化发展, 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个性特长, 成立了各种社团组织。有甲骨文、棋类、科学探索、十字绣、合唱、红舞鞋、篮球等十余个学生社团, 全部由学生任团长。

社会实践反响良好。在主体多元教育思想指导下, 我们不仅把舞台锁定高效课堂, 更把各种社会资源作为我们的教育大舞台, 使孩子们从小具有观察和了解社会的眼光。老师带领学生走进了中国文字博物馆、殷墟、蔬菜研究所、消防支队、地震局等青少年实践基地, 接受“社会大教育”。

自主管理尽显风采。当学生主人意识逐渐增强, 学校的各项活动均显示出自主管理的风采:班级文化学生动手, 各项比赛学生参评, 校园文化学生做主。

随着主体多元思想的不断深入, 我们已进入且行且思的理性阶段。

一位体育教师在教一年级学生学跑步, 曾经这样教学的:

1) 两脚前后开立, 以蹲踞式为例:

2) 前脚离起跑线一脚半左右, 后脚离前脚一脚半左右;

3) 臀部抬起, 抬头支撑, 眼睛往前看;

4) 起跑时身体向前倾斜45°--50°, 逐渐过渡到直立;

5) 摆臂时前不露肘, 后不露手等。

待老师教完以上步骤后, 一生举起小手, 怯怯地说:“老师, 我本来会跑步, 您一教, 我怎么又不会跑了呢?”因此, 我们思考, 一定要有研究学生的眼光。对孩子思维的尊重, 才是对学生最大的尊重!

在课改经历了“激动———困惑———回归常态”这样一个过程之后, 要使我们的课堂教学更具有实效性, 我们殷都人应该进行深入而理性的思考。从无效教学的批判, 到有效教学的提出, 再到我们今天的高效课堂。我想, 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被认同的理念, 却变不成课堂行为?

———因为我们严重匮乏这个环节的专业思考与研究支撑。

很多教学中的困惑, 均源于教师本体性知识的缺失。课堂教学的生成性使教师面临新的挑战, 而教学内容的更新与拓展也暴露了教师知识的盲点。同时, 课改理念被误读, 导致教师学科思维出现混乱。

为什么有一些争论永无休止却毫无意义?

———因为我们在根本上缺乏实践关怀。

今天, 殷都的基础教育最需要的, 不再是争论, 不再是批判, 而是建设, 基于殷都本土文化的建设。

主体多元还要前行, 历史还将延续。

我们今天的认识将被明天的见解所替代;后天, 也许又一场改革将奔腾而来。

但, 每一场改革, 无论成败, 都要能为下一场改革提供养料。这样, 殷都教育才能行走在“进化”的道路上。

多元主体共治创新社区治理 篇5

2012年，塘桥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通过深入系统的调查发现，以白天和黑夜错时停车为手段，使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小区共享车位资源、以空间换时间，有可能以互惠互利的方式缓解中心城区的停车难题。

上海浦东新区塘桥社区（街道办事处）动员社区居民、驻区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创建的“潮汐式”停车模式成为解决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停车难”问题的一个创新范例。

“潮汐式”停车项目在成功运行之后，荣获2014年第二届上海市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2013年第一届浦东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中央电视台新闻栏目《走基层第一手调查》、上海电视台《新闻透视》及《解放日报》、《经济日报》、《新民晚报》等数家媒体都进行了专题报道。目前，塘桥“潮汐式”停车的成功经验已经被复制推广到浦东新区潍坊街道、静安区江宁路街道等社区，对于缓解中心城区特别是车位配置缺口较大的老旧小区的“停车难”问题，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

塘桥社区推进社区共治，开展“潮汐式”停车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机制，对进一步创新特大城市的基层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第一，社会治理方式创新以资源整合和服务社区为基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塘桥社区在启动“潮汐式”停车项目伊始，利用塘桥热线社区大管家、塘桥社区民情档案等平台，收集辖区居民、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服务需求、资源提供等信息，在协调各参与主体利益诉求的基础上，推出了各方普遍认同的“潮汐式”停车项目。基层政府发挥其资源整合、多方协调的优势，注重各参与方的利益诉求，通过聚焦重点、均衡利益、分享成果，使物业服务企业、社区单位、商务楼、小区业主、居委会等多方主体实现了利益共享和价值认同，找到参与“潮汐式”停车的动力源，从而激发出强大持久的驱动力。

第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是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关键。基层政府在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不是担当唯一的主角，而是发动社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让物业服务企业、社会组织和小区业主走向前台，发挥优势、贡献资源，逐渐将停车管理和服务职能向市场和社会组织转移，推动解决停车难题，从而实现善治、增强活力。尤其是建立合法规范、公开透明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商议事的公共平台，将其打造成多元主体凝心聚力的纽带、社会停车资源整合共享的枢纽、《停车公约》长期有效实施的载体。通过解决基层建设中的老大难问题，实现了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第三，城市基层治理由依赖政府单一管理向多元主体共治转变。社会多元主体是指行动过程中多个社会主体形成相互关联，各自主体性发生重叠或复合，使得这些原本不同的多个社会主体成为一个复合的社会主体。社会复合主体是多元社会主体用“求同存异”原则构建各种松散或紧密的实现共同利益的组织方式，是推进多元化社会主体合作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焦亦民，2013）在浦东塘桥社区“潮汐式停车”案例中，塘桥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通过积极探索，构建了社区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社区单位、商务楼、小区业主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商共议、共建共享的社区共治机制，推进“潮汐式”停车项目的实施。

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主要发挥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关系；物业服务企业、驻区商业组织则是典型的市场力量，以提供商业服务体现自己的价值；居民委员会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发挥着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协调的功能；小区业主则通过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和服务来培育自己的公共意识。多元主体在解决小区业主和商务楼宇员工停车难的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的利益交汇点。

第四，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作用。塘桥社区物业服务社依托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培育孵化、支持发展了113家社会组织，其中物业服务社作为专业从事物业管理事务的社会组织，站在第三方的角度，积极参与物业管理调研、小区物业公司选聘、业委会组建或换届、民生矛盾协调和化解等活动，是联系政府、物业公司、小区业主、开发商的桥梁纽带，是政府在物业管理工作上的合作伙伴。物业服务社在“潮汐式”停车项目的运行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变的作用。2012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各类社会组织超过50万家（李培林，2014）。如果在基层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中充分发挥这些社会组织的作用，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基层社区的问题和矛盾，而且可以促进“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职能转变，更好地服务于基层民众，提高居民对政府部门的服务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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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以改善民生作为共同的利益诉求、促成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之一是协调社会关系、解决基层居民最关心的民生难题。由于特大城市居民区和商业区停车泊位供不应求和私家车快速增长造成的停车难问题，成为许多小区居民关系紧张、业主与物业公司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曾经引起了多起恶性冲突事件。“潮汐式”停车项目的动议，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在基层社区解决和化解因停车难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街道办事处转变工作思路，让多元参与主体在“塘桥社区委员会”平台上，就“潮汐式”停车项目可能引起的利益纠纷、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意见，开展充分的讨论、沟通和协商，使解决“停车难”之类的社区治理难题由过去的“政府一家说了算”转变为“多元主体协商办”。

第六，以制度建设规范多元参与主体的行为，保证基层社会治理的可持续性。“潮汐式”停车方案能否长期有效地实施，关键是制定一个各参与主体均可接受的制度性规范。有需求的业主到物业服务窗口登记，委托物业服务企业向街道房管办提出申请，签订停车协议，明确停车时间、数量、费用等细节；“塘桥社区物业服务社”通过业主委员会主任沙龙和物业经理联谊会，听取业主委员会意见，保障业主监督和评议项目的权利；街道办事处通过购买服务，开发静态停车诱导系统APP，车主通过手机定位查询停车点位，规范车辆停放。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协商，形成了一份《塘桥社区“潮汐式”停车公约》，并由61个业主委会全票表决通过。同时，签署《停车公约》的物业公司一致表示，由业主委员会决定停车收益的分配办法。小区业主也就外来车辆进入小区达成了共识。大厦物业让利，降低晚间停车费。《停车公约》还明确规定了车位互换、收费使用、秩序维护等细节。社区委员会在“潮汐式”停车项目运行的过程中负有协调、监督和仲裁的职责。对于违反停车公约及停车协议的单位或个人，“监督评议委员会”有权警告并督促整改，经警告三次未整改的，可取消其实行“潮汐式”停车的资格。对于协议双方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纠纷，由居委会负责调解。

从上海市浦东新区塘桥社区“潮汐式停车项目”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只有在基层社区治理中切实加强党委领导，发挥基层政府的指导协调作用，鼓励和激发市场力量、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和居民个人等多元主体的活力，才能将居民百姓真正关心的困难、问题、矛盾和冲突解决在基层，才能实现从传统的一元社会管理转向符合时代需求的社会治理，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上取得成效。

（张文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分析 篇6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主体

(一) 政府供给主体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的公共性并不完全相同, 对于那些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农村纯公共产品, 如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服务等, 政府具有其他主体所不具备的效率优势, 因此必须由政府提供;对于不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农村“准”公共产品, 如农村的道路交通、农田水利建设等政府也具有一定优势。另外, 对于制度类的公共产品, 政府更是具有天然的垄断性, 政府必须为农村公共产品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建立并完善规则。

(二) 私人部门供给主体

由于大量准公共产品的存在, 为私人部门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之一提供了条件。私人部门利用其自身机制的自主性、灵活机动性, 可以在农村地方准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从而增加农村地方准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资本, 并更有利于实现自下而上的农村地方准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科斯和布坎南也证明了相对大型社会而言, 在小规模的社会中, 更可能出现自愿遵循行为约束或自愿提供公共物品的情形。例如农村的初高中教育, 全国各地已经出现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相互竞争的局面, 各具特色的职业中学也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另外, 大量的乡镇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针对社会化服务不足的现象开拓了自己的经营范围, 弥补了农村公共服务的不足。

(三) 非政府组织供给主体

对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研究可以追溯到1961年奥斯特罗姆、蒂伯特和瓦伦的研究, 在对大城市地区的警察服务进行详细的实证分析之后, 得出结论: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 不只有政府和市场两种秩序, 还存在着自愿供给形式。非政府组织就是自愿供给的主体之一。在我国农村的改革发展中应运而生的农民协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各种基金组织等也可以看作是第三种力量, 是非政府组织, 它不以营利为目的, 在自愿、联合、共享、互助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将大量的市场信息、制度规范等非实物公共产品通过市场途径提供给农民, 提供一部分农村公共产品, 逐渐成为未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主体。

(四) 农村社区组织供给主体

大部分农村公共产品具有地方公共产品的特征, 其受益范围大多以农村社区为单位。由于农村社区对于农民的需求偏好具有更多了解, 农村社区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理论上看农村社区应负责提供村落范围内的农村公共产品或服务, 如村内的路灯、道路、沟渠建设等与村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或服务。如被称为“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以及著名的南街村就担当了该功能。但这种农村公共产品社区供给主体的壮大与社区经济实力有关, 因此对于农村社区组织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有一定的限制。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制约因素

(一) 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

理论上讲, 依地域划分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分属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根据财政分权理论, 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公共品的提供, 地方政府则负责地方性公共品的提供。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本应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却通过政府权力转移事权交由地方政府, 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责却撒手不管, 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农村税费改革以至农业税取消后, 地方政府财力不断萎缩,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缺口变得更大, 而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下级政府财政困难, 以致基层政府对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服务有心无力, 公共产品供给更加短缺。

(二) 缺乏完整的产权制度保障, 阻碍私人部门的公共产品供给

我国正处于一个体制转型时期, 产权制度的缺失使人们失去了判断和区分的标准。在市场经济改革以前, 政府包揽一切公共产品的生产。市场经济使得私人资本可以不断做大做强, 经营的领域也不断拓宽, 甚至可以进入公共产品的生产领域。理论界也明确指出市场供给者可以提供具有一定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公共产品。但是, 市场供给者究竟能够供给多大范围的公共产品, 市场与政府的供给边界在哪并不明晰。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私人资本的投入。

(三) 非政府组织缺乏独立性或运行资金不足

许多官办非政府组织独立性缺乏, 过分依赖政府, 有的甚至成了政府分流人员的去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各级政府提供的财政拨款和补贴经费, 其次是各组织的会费收入, 而相应的来自企业的资金支持、组织自身的营业性收入则相对来说比例较小, 收入结构单一, 缺少社会捐赠, 其生存都成问题, 无法全面履行其职能。在内部管理上有的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多为卸任政府官员, 变相行使政府职能。这类非政府组织生存能力、整合资源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等能力极为低下, 行政化倾向较为明显, 组织治理层面问题很多。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四) 农村社区组织经济职能不明显, 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有限

现阶段我国的农村社区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合为一体, 带有浓厚的行政机构色彩, 作为经济组织的职能作用很不明显。目前农村社区能自主合作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是合伙打井、共同出资购买小型水利设施, 以解决饮用和灌溉问题, 也有较先进的村庄农民成立了专业协会来满足对技术市场信息等服务的需求, 农村社区能自主合作提供的公共产品非常有限。另外社区农民参与“一事一议”的积极性不高, 民主意识不强。召开村民会议讨论时, 承包合同纠纷、财务公开等问题影响了“一事一议”资金的筹集, “一事一议”形成只议不决。

三、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措施建议

(一) 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

将地方政府能有效提供的公共服务作为地方政府的事权, 中央只承担地方政府难以有效行使或不宜由地方政府行使的事务。对于涉及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的事务, 应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应承担或分担的比例, 并使之稳定和规范化。对财权的划分要充分考虑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财力需求, 彻底改变现行的地方基层政府事权大于财权的不合理制度。

(二) 明晰农村公共产品的产权关系

产权的激励作用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特别是市场化供给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有了健全的产权制度, 私人投资者就可以很好地区分哪些产品可以由他们生产, 哪些产品不适合私人生产。在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中, 产权机制的作用相当弱化。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物权法》给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产权完善和明晰提供了契机。根据《物权法》的精神和原则, 用制度或法律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利明确落到实处, 落实对公共产权的规范与保护, 才能对公共产品的市场供给提供强大的激励。所以应该以法律为依据, 设计出健全的产权制度。

(三) 增强非政府组织相关能力

针对非政府组织能力低下、依赖性强的特点, 应进一步强化其能力, 特别是自我生存能力、整合资源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这方面政府可以提供一些必要帮助, 比如人才培训、资金支持等, 并促进其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为农民更多更好地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政府还可以建立激励机制, 鼓励社会各微观主体向非政府组织捐赠, 提高其资金筹集能力。

(四) 加强政府对农村社区组织资金补贴与制度支持

对村级范围内的公共产品供给, 应主要由农民集资或村集体经济提供。为推动农村社区主体对公共产品的提供, 各级政府首先应该在村集体自筹的基础上, 进行鼓励性的资金补贴, 调动村集体的供给积极性, 其次应明确村集体供给的公共产品的产权归属, 防止各级政府借机乱收费, 从而加重农民负担, 各级政府应制定鼓励农村社区提供公共产品的政策条例。

(五) 加强对村级组织“一事一议”的指导和支持

从目前农村部分地区的实践情况看, 为保障“一事一议”有序进行, 除开展宣传教育、规范民主议事程序等外, 政府务必要加强对村级组织开展“一事一议”的指导和支持。首先, “一事一议”只能用于兴办村内集体生产、公益事业, 每人每年筹资额应该由全体村民同意, 或有上限规定。其次, 政府要指导村级组织根据农村实际制定预案, 最好每年能做几件村民看得见的实事。最后, 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管理、审计、监督, 防止挤占、挪用转移支付资金现象发生。

摘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不仅仅是政府, 还包括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农村社区组织。但在我国现阶段, 由于财政管理体制的事权和财权划分不清、农村公共品产权不明晰、非政府组织依赖性强缺乏资金、农村社区组织经济职能弱等原因制约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应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 明晰农村公共产品的产权关系, 增强非政府组织相关能力, 加强政府对农村社区组织资金补贴与制度支持, 加强对村级组织“一事一议”的指导和支持, 积极推进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多元化。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

参考文献

[1]陈伟鸿.民营企业与农村地方准公共产品的供应[J].商业研究, 2008 (10) .

[2]柳士双.农村公共产品自愿供给研究[J].农村经济, 2007 (7) .

[3]高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市场供给研究[J].农村经济, 2010 (1) .

论公共危机中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 篇7

公共危机事件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有可能发生。2004年联合国在《与风险共存》的报告中表明人类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时, 首先要学会去承担危机存在的风险, 而不是去立刻使危机消失。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经常引起各种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 如煤矿事故、地震、疫苗事件等, 并由此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通常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与其他公共危机利益相关人即非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公民、媒体 (Mitroff, 1993) 相互协作的程度较低。同时公民社会的飞速发展、价值取向的多元化都要求政府以合作的方式来充分发挥其他社会参与主体的优势以弥补自身的不足, 达到共同治理的目的。因此, 多元主体进行协同治理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新趋势, 发挥出整体的优势。

2 公共危机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困境

在公共危机中多元主体进行协同治理时通常存在政府之间、社会参与主体之间、政府与社会参与主体之间三个方面的困境。

2.1 政府之间协同治理的困境

不同的政府部门具有不同的工作性质, 各自的权责和利益也相差很多, 从而造成了在进行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时存有一定问题, 主要表现为: (1) 政府间的利益冲突。政府的利益具有双重性, 它既代表了公共利益, 也代表了个人利益。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分析, 有时造成上级政府的决策失误是受到下级政府采取隐瞒事实的影响, 下级政府部门选择把私利放在第一位如首先考虑的是自身政治前途忽略了公共利益, 自行将公共危机事件处理。 (2) 政府间的权责不明。政府机构层次的较多以及立法体制、司法体制的部分空缺, 造成政府间的权责难以协调, 出现相互扯皮现象。 (3) 政府体制弊端。我国政府体制出现权力部门化、各部门之间条块分割严重、相互独立的缺陷。造成公共危机突发时, 各部门政府间没有统一的指挥, 单个政府部门难以发挥作用。

2.2 社会参与主体协同治理的困境

在进行公共危机治理时, 社会参与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协作。主要由于: (1) 非政府组织自身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 在进行协同治理时缺乏自主性。 (2) 营利组织治理危机存有一定的局限性, 部分企业缺少社会责任感, 有的危机事件也是企业造成的, 难以发挥协同治理的作用。 (3) 公民自身的参与危机治理能力较低, 缺少组织性, 对处理危机的方法不了解, 造成其治理能力不足。 (4) 媒体在传播危机信息时, 受到严格管制及自身利益的考虑, 有时不能及时客观公正准确地报道事实, 无法与其他危机治理主体进行有效合作, 使得危机治理受到耽误。

2.3 政府与社会参与主体协同治理的困境

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中, 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并与其他各个主体进行优势互补, 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我国政府与社会参与主体进行协同治理也存在一定问题。 (1) 缺乏协作的法律保障。多元主体之间有部分专门处理公共危机的法律规定, 但缺少专门协作的法律保障, 无法明确各主体之间的责任, 不能进行有效的协作。 (2) 协作的信息沟通不畅。有时媒体受私利影响, 为了产生“轰动效应”和“首创效应”, 并且多元化的信息传递渠道产生了各种小道消息, 造成信息的混乱, 使得政府与社会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3) 缺少综合的协调部门。我国没有常设性的处理公共危机的综合协调部门, 通常是政府单独做决定, 临时成立的危机处理部门, 组织性较弱, 有时各自行事, 治理效率低。

3 实施我国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策略

在公共危机治理中, 我国政府还难以与其他社会参与主体形成资源互补、共担风险的组织来应对危机, 这就需要加强多元主体进行协同治理, 形成危机治理的网络。

3.1 加强公共危机中政府之间协同治理

(1) 建立政府间合理的层级与联系。

从纵向上, 在面临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时, 下级政府可以直接越级报告, 利于上级政府及时处理危机, 做出相应的决策。从横向上, 不仅要加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联系, 而且还要加强平级政府之间的联系, 将各级政府处于一个综合的系统中。从而政府之间形成纵向与横向的联合, 遵守处理危机的运作程序, 使治理危机更具有系统化、效率化 (Algar, 1992) 。

(2) 划分政府间的职权与职责。

从纵向上, 明确上下级政府部门之间的集权与分权, 各级政府要采取“互不推卸责任”的策略, 形成共担体制, 友好协作。从横向上, 明确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利, 进行合理分工, 必要时可打破部门之间的界限, 形成矩阵式管理。无论是横向上还是纵向上在处理危机时, 各级政府部门要有采取“中间人”的原则, 不掺杂任何私利, 形成协商的模式共同承担治理危机的风险。

(3) 健全政府的奖励与惩罚。

在公共危机治理中, 健全政府的奖励与惩罚即对做出贡献的政府及官员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奖励, 对于违背公共利益的政府及官员, 根据法律给予相应处罚。从政府的奖励与惩罚上提高政府协同应对危机的积极性。

3.2 加强公共危机中社会参与主体之间协同治理

首先, 增加公民应对危机的途径。发挥各个主流媒体的作用, 保证公民及时了解危机信息如危机的特点、有何危害性等, 对处理危机有更深刻的了解。其次, 发挥社区的作用。社区可在政府提供相应资金和设备下, 自发组织公民应对危机, 并开展相应的模拟演练。最后, 重视相关机构的作用。专家机构能够准确的提供治理危机的方法, 使多元主体科学地应对公共危机, 人力、物力、财力得到有效的发挥。

3.3 加强公共危机中政府与社会参与主体协同治理

公共危机具有“连锁效应”即一种危机的发生, 从而会引出许多其他方面的危机, 造成多元主体与危机无限连锁的矛盾。这就需要在相互认同基础之上加强政府与社会参与主体进行协同治理。

(1) 优化政府与社会参与主体协同治理的法律。

首先, 设立统一的危机法律体系。制定《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法》规范公共危机治理的每个程序, 化解多元主体之间协同治理的矛盾。其次, 明确多元主体的权利与责任。制定的法律要明确指出政府和社会参与主体之间各自的权利与责任, 使他们在职权范围内履行责任, 共同发挥协同作用。最后, 消除各项治理公共危机法律之间的独立性, 加强各个部门之间应对公共危机的协同运作。

(2) 保证政府与社会参与主体协同治理的信息沟通。

一方面, 设立一套处理公共危机的信息系统。政府可以登录危机信息系统, 直接把处理危机的决策通过系统传递给其他参与主体, 同时其他参与主体也可通过系统把危机情况迅速反映给政府, 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另一方面, 联合各种媒体。危机的突发性要求政府必须在不确定的状态下做出决策, 同时要应对媒体的追问 (Lerbinger, 1997) , 需要联合各种媒体来加强与社会的沟通, 同时媒体也对政府起着监督的作用。保证主流媒体对危机信息的控制权, 有效促进政府与社会参与主体协同治理的信息沟通。

(3) 设立政府与社会参与主体间的联动机构。

政府可设立一个综合的危机联动协调机构, 包括各个领域的专家。即建立同一系统下的处理公共危机平台, 联动主管部门、配合部门、社会力量开展危机工作。可参照“城市应急联动中心”, 负责召集不同领域专家处理相关危机, 借着各自专长快速化解危机 (Shrivastava, 1987) , 将处理各种公共危机事件的职能集中到危机联动协调机构, 综合处理危机。

总之, 由于公共危机的多变性, 要求多元主体在公共危机中进行协同治理, 综合各主体的资源优势, 统一协调紧急活动, 从而形成多元主体之间良好的互动, 有效治理公共危机。

参考文献

[1]薛澜.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2]Algar.A planning and communications guide[J].London:Finan-cial Times Business Information, 1992.

[3]马小伟.公共危机治理中参与主体协作机制的构建[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08.

从美国经验看宽带建设主体多元化 篇8

Google Fiber带动产业升级

2012年7月, Google在堪萨斯城推出超高速宽带服务Google Fiber, 自此, 其在互联网服务和有线电视服务领域的影响力日趋扩大。针对Google Fiber可能对运营商产生的影响, 业界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Google希望通过自有高速网络的建设, 实现对运营商提供服务的替代。也就是说, 在确保用户获得足够带宽的自有网络上, 向移动设备提供越来越多的音乐、视频等多媒体内容。在此基础之上, 通过利用Wi-Fi技术或是与无线运营商合作, 将业务范围拓展到基础承载网络上。这样一来, 运营商可以通过控制基础网络来缓解互联网公司对自身的冲击, 或是互联网公司提供基础网络服务, 其分取利润的愿望就无法实现了。

第二种观点认为, 通过自建网络, Google的目的是在搜索业务之外创造新的利润来源, 通过高速网络业务的实现, 帮助Google更好地了解用户, 稳定和促进广告业务。也就是说, Google建设网络是为了促使现有互联网服务商提高速度和加快创新, 其目的还是主业。这种观点认为Google不与运营商争夺业务, 但会间接推动运营商改进消费者服务——提供更高的带宽和更低廉的价格, 或是提供更灵活可靠的网络承载服务。Google的进入无疑给目前试点城市的宽带市场带来活力——Google Fiber目前提供了吉比特网络接入服务, 比美国民众一般使用的速度快约100倍, 资费却比运营商同级别服务的价格低廉很多。而且到目前为止, 或许是规模和范围的原因, Google和运营商之间尚能够做到相安无事。由此可见, 城市宽带建设和运营的主体多元化在区域市场还是有可能的。

Google建设光网络是为了带动其上的应用, 而不是和运营商简单地在承载业务方面同质竞争, 投资带来的是产业升级和新业务的出现, 重复投资造成浪费的说法似乎也不成立。如果真能够如第二种观点判断, Google的举动还能够推动运营商改进消费者服务, 那么对运营商未必不是一种有益的推动。

放松宽带管制的呼声渐长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不少城市都出现了放松城市宽带建设管制政策的需求, 希望主管机构能够放开相关许可。美国有20多个州都被限制了自主供应或建设宽带网络的权力, 因此宽带网络建设运营一直由运营商提供。就在11月, 科罗拉多州有7个市镇的选民要求州政府下放互联网宽带服务自主供应的权利。而在此之前, 运营商利用法律限制了各州市政府自行建立宽带的计划。2014年7月, 一项宽带管理法案在众议院得以通过, 该法案禁止FCC插手地方宽带网络管理。

针对网络中立和宽带网络建设的问题, 联邦政府、州政府、FCC、运营商之间展开了旷日长久的辩论和诉讼战。这些争斗和之前的不同, 目标都集中在基础承载网络上, 更大程度上属于一种利益的重新分割, 而不是新市场的拓展。可以预见的是, 政府与运营商的激烈竞争仍将继续。

重在划分边界和培育新市场

根据上述两个案例, 我们认为城市宽带网络的建设运营可以做如下考虑。

第一, 城市宽带网络建设各方应定位清晰, 各司其职。为了保证接入端不至于被某一家运营商垄断而放开接入端的宽带建设, 同时要求接入端投资由建设方而非运营商承担, 这是出于实现网络公平接入、为客户提供多种选择的目的。在这样的模型中, 骨干网和汇聚网仍由运营商建设, 接入网则放开引入中立的第三方, 既保证了网络不会重复投资, 又避免了垄断的情况, 是一种基于网络结构划分的边界。Google Fiber在一部分试点城市建设吉比特网络, 将业务范围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 是基于地域进行边界的划分。这两种方式都有利于探讨城市高速宽带网络建设运营的合理模式。而在科罗拉多州, 政府与运营商构建的网络相互重叠, 不考虑电信网络的自然垄断属性, 提供同质化的服务。尽管这符合美国一贯以来高度自由的意识形态, 却可能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第二, 避免同质, 聚焦新增, 培育市场。Google非常关注网络平台升级带来的产业升级和新业务领域的培育, 而不是简单地以运营商思维将目光聚焦在网络接入上。当Google Fiber培育的基于高速城市宽带网络的系列个人应用及行业应用成熟和规模化之时, 整个城市就会形成我们预期的“智慧城市”样本。大量的社会运转成本都会因为这一平台的出现而得到节省, 社会服务水平也将得到极大的提高。这一愿景成为现实之时, Google Fiber确实能够获取一定比例的宽带接入用户份额。届时, 这一项目所培育出的应用、附带产生的流量、衍生出来的项目等, 早已给整个信息行业带来无数的商业机会。

浅析央视新闻评论主体的多元化发展 篇9

一、电视新闻评论主体的界定

新闻评论主体是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区别于一般新闻节目的关键,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新闻评论主体是凡是对新闻表达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认识的都可以称之为评论主体, 但分为专业性和非专业型, 包括任何社会成员、社会群体。而狭义的新闻评论主体是专门为大众媒体信息服务的传播研究学者、主持人、记者、评论员等, 被称之为电视新闻意见的传播者, 即出现在电视画面中承担新闻评论活动和意见表达的主体。

二、央视新闻评论节目的发展

我国首部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是央视的《观察与思考》, 是1980年央视与电影制片厂分离后开始的大胆尝试。节目内容包括现场采访、记者评析解说、专家权威发表议论, 并按照人们的议论逻辑展开叙述, 是评述类新闻节目。主持第一期节目的庞啸成为我国电视史上第一位主持人。1988年, 《社会瞭望》与《观察与思考》合并为《观察·思考》, 新闻评论组得到上级重视并重组为央视新闻中心, 后后续的《焦点访谈》、《东方时空》、《面对面》等重要节目积累了人才基础。1994年《焦点访谈》开播, 宣传语“用事实说话”明确了央视新闻评论组的形态。随着敬一丹、方宏进、白岩松、水均益等创造性主持人的加盟, 央视又推出了主持人评述节目《东方时空》、《面对面》、《中国周刊》 (后改名为《新闻周刊》) 等。2003年, 央视模仿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的主持人和评论员一问一答的评书模式, 推出了“纯粹的电视新闻评论性栏目”《央视论坛》, 2008年推出了《新闻1+1》评论员逐渐占据了更多的时间, 主持人成为陈述别人观点和事实的工具, 并且“专家”和“特约评论员”逐渐攻占新闻评论的荧幕, 成为一种趋势。

三、央视新闻评论主体的多元化发展

(一) 评论主体充当角色的多样化。新闻评论主体包括记者、主持人和评论员, 他们通过不同的话语表达形态, 向人们传输了自己对新闻的看法和感受。新闻记者是“用事实说话”的隐性评论员, 他们奋斗在新闻采集一线, 出现在镜头中只是在陈述事实, 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属于评论主体, 但他却发挥了新闻评论的隐性作用。主持人是“用观点说话”的评论员, 主要通过点评和短评两种方式对新闻进行评论, 是新闻评论的显性评论。随着新闻节目的深入民心, 主持人不再是冷冰冰的传话筒, 而是有血有肉、“人格化”的意见传输者, 他往往透过新闻现象看到本质, 体现了对人和人性的关怀。评论员是纯粹的新闻评论者, 是利用自己的权威和专业学识对观众“答疑解惑”的解读者。

(二) 评论主体评论方式的多元化。央视新闻评论部经历了34年的风雨锤炼, 评论方式也由单一的短评向着多元化发展, 包括记者现场点评、主持人演播室点评和谈话式评论, 新闻评论的“评”和“点”逐渐向“谈”和“说”发展。短评是主持人或编导在节目编排之前就写好的段子, 主持人没有发挥的余地。记者现场点评往往利用寥寥数语对新闻事件点睛式地评论, 简短内涵, 发人深省。主持人演播室点评主要在新闻事件连接和起承转合之时做适度短评, 引导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新闻。而谈话式评论是主持人和评论员用一问一答的对话形式探讨新闻事件, 新闻陈述内容被大大缩短, 重点在于辩论地阐述中激发新的观点和意见, 促进评论的客观性和公平性。

(三) 评论主体评论话语的立体化。评论主体角色定位的不同、评述方式的不同, 其评论话语也不同。评论主体的评论话语包括“用事实说话”和“用观点说话”, 前者更专注于对新闻事实的关注和新闻调查的趋势推测, 注重评论的“述”, 而后者偏向于从新闻事件的背后出发, 注重评论的“评”。“用观点说话”是发掘藏匿与新闻背后的观点, 能够成为多件新闻的有机统一体, 是新闻评论的卖点。

结语

央视新闻评论在34年的风雨磨练中一直领跑着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水准, 评论主体要不断发掘受众的主动性, 推动新闻评论的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宋志君.中国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评论主体特色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 2012.

浅议军工领域投资主体多元化 篇10

[关键词]国防科技工业投资主体多元化

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的，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深化企业改革，逐步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运行。在军工领域，虽然已将军工企业从军队中分离出来并优化重组，进行公司制改造，成立了“10+1”军工集团，但是面对市场经济环境，诞生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军工企业在管理体制、所有制形式等诸多方面表现出种种弊端，无法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军工企业怎样改革，未来如何发展成为当前关注的一个热点。

一、政策背景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我们党探索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重要成果，同样适用于军工集团建立军民结合新体制的要求。2005年2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明确规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允许非公有制企业按有关规定参与军工科研生产任务的竞争以及军工企业的改组改制。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军民两用高技术开发及其产业化。”这就在政策上打开了允许民营企业参与装备科研生产的大门。2005年5月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颁布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实施办法》，就民营企业参与装备科研生产做了进一步的明确与规定，民营企业只要获得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达到了规定的技术、质量、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即可参与装备的科研与生产。

二、现实可行性分析

从政策层面上看，军工领域不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而已经敞开了一扇大门，那么，作为民营企业是否愿意在这一领域投资；再则，政策的放宽，军工集团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民营企业的挤压，这样是否会影响到我国国防工业的基础；为解决这些疑惑，有必要进行可行性分析。

1、从政策放宽的范围来看。在2005年5月27日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对外颁布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实施办法》中对武器装备生产实施分类管理，在规定的分类许可管理制度，除武器装备中核心军工等一类许可规定的科研与生产外，武器装备的一般分系统及其他专用配套产品等二类许可规定的科研和生产，均可向社会开放。具备相应技术力量、设备设施和经济实力，具有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保密资格认证等条件的民营、外资、合资企业，在进入第二类许可规定的科研和生产领域上，将不再有政策障碍。但是对于第一类许可规定科研与生产任务，从目前的政策来看，主要是原有的国家所属的军工集团来完成。

更为重要的是，在“十一五”规划和到2020年远景规划提出来建立军品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鼓励符合资质的多种所有制企业通过参加投标、参股、收购、或者兼并现有军工单位等方式，进入军品生产领域。对于武器装备总成，关键部位分系统，在行业内部实施跨行业的重组或者兼并，在保持国有股优势的前提下，引入各类国有或者非国有资本进行股份制改造，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

2、从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来看。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武器装备性能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制造技术的提升和装配部件的技术水平。在武器装备发展的过程中，其技术密集程度不断提升。从技术水平的支撑角度来看，单靠军工集团自身，有时是无法达到的。即使是能够做到，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资金。而且在有些领域，地方企业的技术水平已远高于军工集团本身。因此，可以利用地方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科研优势，走合作发展的道路。将技术成果看作是一种投资资本，也是促进军工集团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一种有效途径。从大型武器装备的复杂程度来看，大型的飞机、舰艇、导弹等有时需要成千上万个零部件，这些部件全靠军工集团自身生产是不现实的。在这些部件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是属于军民通用的，或是有些部件稍加改装就可以符合军用要求。据此，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武器装备生产效率，军工集团可以尝试与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进行强强联手，实现多个主体间接对军品生产的投资。

3、从公司或企业存在的目的上看。在制度经济学里，将公司或企业看作是减少交易成本的必然存在，那么公司或企业本身就不具有任何意识形态的色彩。作为一种经济实体，在经济学的范畴里，公司或企业都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在投资经济学里，我们基本上可以将投资主体分为政府和“私人”两类，而“私人”投资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司或企业与“私人”投资者有共同的追求目标。由此，在军工集团的所有制形式逐渐由单一的国家所有转变为国有、集体和“非公”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情况下，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有其现实的利益驱动取向，从而将进一步促进股份制成为军工领域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4、从地方国有企业改革的情况看。地方国有企业与军工集团都同属国家所有。在改革之初，国家首先选择了相对较易改革的地方国有企业。从地方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情况来看，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其改革共同的目标取向。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深化企业改革，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一方面，地方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国有独资进行股份制改革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另一方面，虽然军工集团与地方国有企业在社会上充当的角色不同，但地方改革的经验或多或少可以为军工领域改革提供参考。

三、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途径

如果把整个军工领域看作一个整体，再把民营企业看作一个整体，那么为了给军队提供高质量的武器装备这一共同目标，两个整体通过合作联合，或是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分别围绕军品科研与生产这一领域，独自进行改革改制，吸收社会资本开展生产，这些都可以看作对军工产品生产进行投资。

1、军工集团自身进行股份制改造。这种途径是地方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途径，也是军工集团改革的主要途径。对此，可以借鉴地方改革中的成功做法，根据武器装备的分类和要求，结合军工企业自身的现状和任务性质，分别采取债转股、企业兼并、联合等政策加快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盘活其存量资产。在武器装备生产中，对于需求量小、研制生产周期长、费用高的项目应主要依托国家投资。对生产性质相

近的企业进行合并，形成集团，发挥规模效益。对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的军工集团，鼓励和支持其上市，尽量吸引社会资本，但要保证国家控股，这有利于形成稳定的国防工业基础。由于以往军工上市公司核心资产不多，除核心总装资产以外，器件和分系统将逐步向资本市场开放，上市公司在产业升级中资源整合的空间很大；“十一五”规划将对军工行业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军工集团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和产业整合是军工上市公司最大的投资机会。

2、军工集团与民营企业合作。前一种途径是始终保持军工集团一个主体，为应对市场环境自发地进行和改革和完善。而军工集团与民营企业也可以分别作为两个对等的主体，在技术开发、产品试制与生产等诸多方面进行联合，通过合同约定，各自承担成本和获得收益。这种途径在大型的综合的武器装备系统内部研发与生产是常用的。比如电子通讯的分系统、零部件等军民通用性强的产品中，地方民营企业在这方面具有优势，因此完全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以降低武器装备的成本。

再者，走军民一体化是军工集团发展的趋势，从本质上讲军民一体化过程也是股份制改革的过程，是一种军民合作的更高目标。下表列举了军民相对分离模式与军民一体化模式的主要区别。

3、民营企业独立进行“军品”生产。此处的“军品”是指在部队使用，但具有较强的军民通用性的产品。此种途径有多个实现形式，比如：民营企业以收购传统军工企业的形式进入军工领域；通过参与竞争采购的形式或者主动研制部队急需的产品等形式进入军工领域。当然，对于此类“军品”实施开放性的生产和管理，允许任何形式的资本进入。伴随着军工企业的改制和军转民的进行，国内民营企业参与军品生产的积极性势必越来越高，竞争将会更加激烈。应该看到，尽管军工生产领域准入政策已经放开，但由于军品生产的特殊性所决定，目前仍有很多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特别是军品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给民营企业投资军工领域带来很大阻碍。

四、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

1、政府的控制力问题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存在着对国有经济的特殊偏好，对民营经济的特殊偏见，只允许国有企业进入国防产业，而严禁民营企业进入国防产业。目前，虽然民营企业可以参与部分防务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但也被严格限制在非常有限的产品生产范围内。政府对进入国防产业的严格管制，导致民营企业与国有军工企业在防务产品生产上的不平等地位。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经济地位和信息占有方面。在政府追求建立和完善四个机制(竞争、评价、监督、激励)的过程中，要打破现有军工行业界限，鼓励非军工企业参与武器装备分系统、零部件的竞争，甚至提出允许三资企业武器装备分系统零部件的竞争，实施投资主体多元化。政府在管制与鼓励竞争之间必需把握好平衡，既要对军工领域具有一定的控制力，保持一定规模的国防工业基础，又要引入多个投资主体，加快四个机制的建立。

2、经费支持问题

军工单位有各种相关经费支持，民用单位享受不到这些经费的支持，军工行业的前期科研投入可不计入成本。此外，我国还实行了军工低利政策，实行军工科研生产经营的免税政策。但是，随着国家科技发展和工业制造水平的提高，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民用高技术单位也开始承担重要的军工任务，或是与军工总成企业签订供货合同。由于低利和免税政策调整工作的滞后，至今许多承担重要军工任务的民用单位还得不到同样的税收、土地使用的优惠政策等方面的支持。

3、风险承担问题

军工产品是新技术含量高、技术密集性强的社会产品。在军工产品的技术开发中，不仅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和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面临失败率极高的风险。研究表明，一般研发项目的失败率高达95％，军用研发项目的失败率常常更高。民营企业进入国防产业所承担的这些风险，如果不能使企业有获得高收益的预期，甚至使企业产生利益受损的预期，那么民营企业就不愿去积极面对这些风险，也就不敢进入国防产业。

4、保密问题

军工产品是用于保障国家安全需要的特殊产品，因而军工产品的技术、工艺的完全公开将会严重损害国家安全利益。为了使某些军工产品及其技术、工艺等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应当对军工产品的保密生产制度进行适当调整，严格和明确界定哪些军工产品的生产必须进行保密生产，哪些军工产品生产可进行公开生产。在军工产品保密生产制度的安排上，关键在于如何恰如其分地确定保密生产和公开生产的边界。如果把应该进行保密生产部分列入公开生产范围，无疑将危及国家安全利益；如果把应该进行公开生产的部分列入保密生产范围，又将妨碍民营企业进入国防产业领域，并影响军工产品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