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创新（精选十篇）
熊彼特创新 篇1
一、熊彼特“创新”思想的历史背景
自19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 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日趋尖锐, 阶级对立与冲突更加激化。特别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和世界大战的爆发给资本主义生存与发展造成很大危机。许多思想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过程进行认识、思考、批评或批判。以此为理论背景和目的, 1912年熊彼特完成了《经济发展理论》一书, 1942年熊彼特写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 (1942) 一书。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他提出了经济学范畴的“创新理论”, 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等著作中加以运用和发挥, 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理论体系, 并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理论。他突破了西方传统经济学仅仅从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变量在数量上的增长来认知经济发展, 而试图通过分析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在提高生产力过程中的作用, 揭示并强调创新活动所引起的生产力变动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 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阐释和认知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及其变化, 从而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结局。
二、熊彼特“创新”思想的主要内容
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可以分为“创新理论”和“创造性破坏”理论, 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发展。熊彼特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出发, 从分析经济结构中生产的组织者即资本主义的“灵魂”———企业家出发, 提出了全新的“创新”理论。按照熊彼特的观点, 所谓“创新”, 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
(一)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创新理论” (Innovation Theory) , 熊彼特从静止的“循环流转”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 对经济发展, 包括从“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的涵义和作用, 直到资本主义的产生, 熊彼特都做了开创性的精辟的论述, 最后熊彼特运用他的“创新理论”分析了经济周期的形成和特点。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创新概念的特殊内涵。
创新 (Innovation) 是熊彼特的经济理论的核心概念, 他的各种经济理论几乎均以“创新”观为核心。熊彼特认为, 所谓“创新”, 就是“当我们把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结合起来, 生产其他的东西, 或者用不同的方法生产相同的东西”, 即实现了生产手段的新组合, 产生了“具有发展特点的现象”。也就是“企业家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实行新的组合 (a new combin at ion) , 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th e setting up of a n ew pr oduct ion fun ct ion) ”。熊彼特赋予其“创新”概念以特殊内涵, 主要包括以下五种情况: (1) 采用一种新的产品, 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 (2) 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 (3) 开辟一个新的的商品市场; (4) 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 (5) 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组织, 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 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创新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自身的内在的创造作用。但是, 任何创新必然是对旧的生产结构的破坏, 因此, 它总是一种“产业的变异”。另一方面, 创新过程固然对旧的结构起着破坏作用, 而它的本身却是“新组合”或新结构的创立过程, 故熊彼特又把它称之为“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所以, 熊彼特心目中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发展过程, 就不外乎是通过企业家们体现出不断破坏和创新的过程。
2. 创新的原因。
创新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存在着某种潜在利益, 创新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这种潜在利益。当企业家意识到社会中存在某种潜在利益时, 就会主动地投入资本或吸引他人投资, 创造或引进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去获取这种利益。在利益的追求中, 企业家又会不断改进所采用的生产函数, 使获取的利益尽量最大。当企业家实现了利润最大化时就会暂时停止创新, 直到有其他的利益吸引他们再次进行创新。企业家进行创新的直接原因是为了获取垄断利润和创新利润。但推动和促使企业家从事创新还有几类“动机”, 那就是“存在着一种梦想和意志, 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3.“创新理论”的特点。
第一, 熊彼特非常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并把这种“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
第二, 在分析中熊彼特极力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 并强调“经济发展”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 强调内因是产生经济变动的根本动力。
第三, 熊彼特还非常强调和重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 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二) “创造性破坏 (Creative Destruction) ”的主要内容
熊彼特在其后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的第二篇到第四篇, 回答和解释了三个命题:第一, “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第二, “社本主义能行得通吗?”第三, “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熊彼特在回答这些命题时, 创造性的提出了“创造性破坏 (Creative Destruction) ”理论, 并称“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2011年第4期中旬刊时 (Proces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总第441期) Times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 乃是生产力变革或技术变革的一种形式或方法, 他所谓的作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因素”的“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或“产业突变”, 实质是生产技术的变革过程。所谓“创造性的破坏”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淘汰、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一种动态机制。这种动态机制的运行原理是市场通过追逐利润, 不停淘汰一些利润率比较低的行业和技术, 然后不断的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效, 利润最高的行业和最先进的技术上。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和“企业家”是以不断“革新生产技术”、不断进行“创造性的破坏”为其本质特征和基本职能的。熊彼特认为, 当“创新”使“企业家”得到充分的满足时, “企业家”的“创新职能”的, “重要性正在丧失”, “革新本身已降为日常事务了”, 这样, “经济进步日趋与个人无关和自动化”, “如果资本主义的进化———‘进步’———停止了, 或者变得完全自动化了, 那么, 产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除了还能苟延一段时间的准地租与垄断利润的残余外, 最后将降为付给日常行政工作的工资。”
(三) 经济创新过程是改变经济结构的“创造性破坏过程”
围绕“创新”概念的五个方面展开的创新活动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强烈的利润动机和潜在的赢利前景。它们都是作为生产方式物质内容的生产力的革新, 而不是作为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的革命, 循此而进, 创新概念实质上是把生产力的进步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创新的目的是获取潜在的利润, 但只有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可以获得, 他们通过改变或建设新的生产函数, 或者说, 把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进行新的组合, 引起原有生产体系的毁灭。
熊彼特认为使经济呈现周期性波动的创新是从事物内部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由于社会存在具有创新精神的以追逐利益为目标的企业家, 他们看到潜在利益的存在, 便积极实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由于新组合比旧组合更为合理和有利, 使得新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之间产生了价值差额, 企业家获得正常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 即企业家因创新而获得的额外报酬。因而吸引其他的企业主进行模仿和创新, 逐渐形成一种创新和投资的风潮, 从而大力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随着创新的普及和竞争的加剧, 新的企业家基于新的购买力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导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而新产品的出现引起价格的下跌, 进而导致新企业出现信贷紧缩, 创新带来的利润被逐渐细分、减少直到消失, 创新的动力也在逐渐降低直至消失, 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速度由快变慢, 直到停滞。当新一轮的创新开始后, 社会和经济发展又会进入新的循环周期。熊彼特认为, 在创新过程中, 一批竞争力差的企业被迅速淘汰, 其生产要素———人员、设备和资本被竞争力强的企业重新组合起来。熊彼特进一步认为, 所谓经济发展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的不断破坏又不断重建的生生不息的过程。
三、熊彼特“创新”思想的运用
熊彼特认为,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其中必然出现的经济周期的原因, 在于企业家所作的创新行为。创新使得经济摆脱原来的轨道, 并导致一种非连续性的经济过程。这种动态发展过程的实现, 只能依赖于企业家的创新行为。从这个角度, 熊彼特提出了经济周期理论和资本主义自动过渡论。
(一) 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理论
inance (Cumulativety NO.441) 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依据, 提出了其独特的多层次经济周期理论。他指出, 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形成与创新活动直接相关的, 这种创新将从内部打破均衡状态, 把经济引向发展过程, 由于这种创新有强弱或性质的关系, 经济将呈现出种种变动的状态。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过程不只是表现为简单的“纯模式”, 而是表现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的循环往复的周期性模式。也就是说创新活动引进新的技术和生产方法并没有规律性, 而是一个时高时低、时疏时密的间断性过程。这样, 由于创新活动时而高涨、时而停滞, 就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不是均匀的, 时而繁荣, 时而衰退, 呈现一定的周期性。熊彼特进而提出长、中、短三种周期并存的复合模式:长周期 (康德拉季耶夫波, 历时50~60年或略长一点) 、中周期 (尤格拉波, 平均9~10年) 、短周期 (基钦波, 平均40个月) 。认为这几种周期并存且互相交织的状况进一步证明了“创新理论”的正确性。
(二) 资本主义“自动过渡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 熊彼特对经济变化采用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观察方法。他提出的一个大问题是:“资本主义能生存下去吗?”在根本上, 他认为马克思相信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是正确的。但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像马克思预测的那样被自己的失败毁灭, 而是将被自己的诸多成功所毁灭。资本主义不仅包括成功的创新, 也包括打破旧的、低效的工艺与产品。关于资本主义的变质, 熊彼特提出了以下两点:第一, 创新成为经常性出现的行为, 社会也进步到对生活必须品进行计划性生产的程度;第二, 人们从心理上适应了创新, 不再像以前那样抵制新生事物, 社会环境已经能够容纳变革。这意味着社会在自觉地迈向进步, 产业和商业领域里的管理成为日常性事务, 在那里工作的人们也必然地形成了官僚。
四、熊彼特“创新”思想的意义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 以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两者结合起来,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熊彼特在西方经济学中第一个系统地、完整地描述创新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通过分析创新活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运动和应用, 来说明和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以及产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过程, 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 熊彼特的“创新”思想不仅在经济学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直到九十年后的今天仍对我们研究和理解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熊彼特 (约瑟夫·熊彼特) 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M) , 商务印书馆, 2002.
熊彼特创新 篇2
第三编
1790至1870
第三章
知识背景
1.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及其哲学
·当我们转向一个时期的哲**流，以便发现社会科学的哲学渊源——如果有的话——时，我们对于下述命题的真实性就会更加深信不疑了：一个时期的时代精神是决不能依据一个由许多彼此一致的思想或信仰所组成的单一体系去加以说明的。[49页]
3.社会学与政治科学：环境决定论
（b）历史学家的政府与政治社会学。
·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真正是社会学的、即不是思辨的理论简要地包含在《共产党宣言》中；在那里一简洁的句子把它概括为：政府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一个委员会（译者按：《共产党宣言》原文为“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因此，没有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东西——国家本身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就已经死亡了：这个命题由列宁拾起来，并大加强调。关于这种国家和政治理论所应当说的，不可能都在这里说完。那个核心句子当然充其量也不过是片面的真理。但它间接地暗示了比那个片面真理更为重要的某种东西，即这样的想法：国家（政府，政治家和官僚）不是一种应当对它加以哲理化或崇拜的东西，而是一种应当对它来进行现实分析的东西，就像我们分析例如任何一个工业部门那样。[89页]
4.进化论
（e）达尔文的进化论
·我们的根本的信仰和态度，不是任何书籍的力量所能造成或动摇的；特别是，我不认为任何有教养的人会发现自己的信仰由于阅读达尔文而被摧毁，只要那个人还有可以被摧毁的任何信仰的话。[107页] ·我说的是有教养的人，因为对于在解释和批评方面缺乏防御手段的那种没有受过训练的头脑来说，情形就会两样。然而，没有受过训练的头脑可以躲藏在权威的背后。[107页]
6.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
（b）无政府主义 ·要认识到这一点实在不会有任何困难：当劳工利益集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仍然有人真诚地相信工人阶级的穷困、无助和受挫，对这种现象唯一的解释便是“思想意识的凝固化”。考察一下那些精心的论证，只会加强这种诊断。但是，这种凝固了的思想意识，可以满足人们内心的强烈欲望，因而拼命努力为自己辩护。[131页]
第四章
部队的检阅 2.李嘉图派
·繁忙而注重实际的人根本没有什么哲学的。[150页] ·我认为李嘉图没有读过多少历史著作。但我指的不是这一点。他的问题，和我的美国学生在这方面遇到的问题颇为类似，大量历史材料被填鸭式地塞进了他们的脑袋。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缺乏历史感，这是不论多少事实的研究都不能提供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把他们变成理论家要比把他们变成经济学家容易得多。[151页]
4.法国
·两人都是可钦佩的，他们总是毫不妥协地主张他们所认为的他们国家应采取的正确方针！但是，尽管我们在夏尔·迪努瓦埃的《论劳工自由》（1845 年）一书中可以看到真正的才气和强有力的道理结合在了一起，但我们却不能把它列为一种科学成就。就连社会主义者也会同意以下看法：迪努瓦埃的每一句话都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的，都是用来达到某种“辩护”目的的。但我们自己的判断却不是基于这一点。假如是那样的话；我们实际上就得把同样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所有社会主义著作一律排除在外。这部著作不论是对于我们的知识还是对于我们对事实的掌握均无所增益。J.G.库塞尔-塞纽尔（1813—1892）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的《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1858 年）、《论工商农业企业的理论与实践》（1855 年）以及《论银行业务的理论与实践》（1853 年）——只提提一个忙人的学术成果中的几个——是这种类型的著作的典范，并且也起到了典范的作用。即使我们不重视他所作的初步图解或他在名词术语上的某些不成功的革新（他把经济理论称为Plotology，把应用经济学称为ergonomy），在他的著作中也有着对于经济事务的透彻理解，这是从亲身的直接经验得来，而我们在现代文献中所如此感到缺乏的。同时，我认为除了下面这一点之外，我们不能为他多作辩护。他的著作是我们说过多次的一个真理的例证：做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是一回事，做一个理论家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193页]
第五章
普通经济学：一个截面
2.范围与方法：经济学家认为自己在做什么
（b）方法论 ·因为，“抽象性”虽然常常被用来反对一种论证，它也可以用来为它辩护。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并且在某些场合下是正当地——这样来挽救危险的局商：在某一抽象水乎上放弃某种（正在被争论的）学说，但保留说，在某种较高的抽象水平上这个学说是完全正确的。[257页]
（c）这门科学和这门艺术
·有名望的作家，只要认真注意过方法论上的根本问题，大都清楚地看到了并且非常强调关于是什么的论证和关于应当是什么的论证二者之间的区别，也就是强调经济学的“科学”和政策的“艺术”二者之间的区别。但是如果认为他们的声明中含有这种区别在后来人们提出“价值判断”问题时所获得的那种意义，那就大错特错了。[260页]
4.经济过程的制度结构（c）国家和阶级 ·分析的发展日益有利于把纯粹的经济关系同与之在实际上有联系的其他东西清楚地区别开来。在分析经济现象时，社会阶级结构以外的那些范畴，已经证明不仅在逻辑上更为今人满意，而且更为有用。这并不包含对所研究的关系的任何有关的阶级斗争方面，或者仅仅是阶级方面，有忽视之意。它所包含的只不过是：现实的一切不同方面都有维护自己权利的较大自由。[277-278页]
5.“古典的”经济过程图式
（a）演员
·企业家的职能在于把各个生产要素结合成为一个进行生产的有机体。[283页] ·既然许多现代经济学家也把承担风险包括在企业家的职能小，最好是立即指出反对这种看法的理由。一旦我们认识到企业家的职能与资本家的职能不同，马上就会明白：当企业家使用自己的资本经营一个不成功的企业时，他是作为一个资本家而不是作为一个企业家蒙受损失的。有人说，如果他是按固定利息率借人资本，那么不管经营结果如何，资本家都有权要求还本付息，而承担风险的乃是企业家。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人们通常是如何把经济问题与法律问题混淆在一起的。如果借款的企业家自己没有资金，那就显然是贷出款项的资本家蒙受损失，尽管他在法律上有要求偿还债务的权利。如果借款的企业家自己有钱可以用来偿还他的债务，那他也是一个资本家，而当企业破产时，他就是作为资本家而不是作为企业家而遭受损失的。[285页]
（b）生产要素 ·有时候，分析的任务会由于所要分析的问题的性质而变得困难起来——波动力学就是一个好例子。有时候，困难不在于事物中，而是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290页]
（c）模型
·我要不厌其烦地加以强调的一点是：这是解释经济过程的一种特殊方式，根本不是由生活的实践所直接提示的[297页]„„而且，这种解释只不过承认了以下无关紧要的事实：所消费的一切东西必须是以前生产出来的；或者说，不管任何时刻，社会总是依赖过去而生存，为将来而工作；或者说，原始资本永远包括在我们必须赖以开始的资料之中。[298页]„„任何有关生产和消费的分析如果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考虑到它们，那就是不完全的。这是如此重要，以致对运用所讨论的这个观念的一切分析模式应当给予一个不同的标签。[298页] ·迄今所建立的一切静态过程模型都是无障碍的。[299页] ·分析家是建立一个有障碍的模型还是建立一个无障碍的模型，这种抉择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分析上的便利与否的问题。[300页] ·仅仅是由于我们没有能力把研究同政治分离开来，或者是由于我们完全有理由地怀疑别人不能用一心忠实于真理的态度进行分析，才使得经济学家所作的上述抉择成为问题和党派争执，而在较为幸运的研究领域，这种抉择是不会使任何人感兴趣的。[300页]
第六章
[普通经济学：纯理论]
[1.公理学。西尼尔的四个公理]
[（b）二条公理：人口原理。] ·应当指出，有一种表面的观察特别有助于这种学说的流传：很明显，单个无产者家庭之所以贫穷和污秽，最明白的原因是子女过多。一些人由此而推论说，如果所有的人都限制子女的数目，那么他们就都会更富有、更快乐，这是一种谬见，这种谬见可以使人们依据每个人都有随遇而安的倾向而推论说，如果让所有的人自行其是，他们就必定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快乐”。[325页] ·普通人可能会认为，出生率先在上层阶级中下降，然后在下层阶级中下降，先是在城市下降，然后在农村也下降，从而迅速接近人口不增也不减这一目标，应当能使担心着急的经济学家们放下心来了。可是普通人这样想就证明了，他对经济学家是一无所知的。虽然有些经济学家仍在玩弄马尔萨斯提供的玩具，但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却已经在有滋有味地玩弄一个新玩具了。既然不再能用未来（或现在）可怕的人口过剩来使自己担心着急并使别人打冷战，他们就又开始使自己和别人担心未来的世界无人居住了。[329页]
2.价值
（a）李嘉图和马克思 ·马克思的交换价值理论也是一种劳动数量理论，而已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在李嘉图与马克思之间像T.汤普森这样的踏脚石，马克思的交换价值理论也许是最为彻底的劳动数量理论。[347页]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或形而上学的东西。特别是它的中心概念，即绝对价值，同我们在哲学的某些部分所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350页] ·但是，如果马克思把他的绝对价值概念称为别的什么东西，他无疑地就会避免许多混乱和无益的争论。“价值”一词用来表示它的实际的分析意义决不是一个选择得很好的词。但是如果选择一个不同的词，它的鼓动的魔力就会丧失。还有，马克思可能想要同李嘉图的实际价值结合起来，而后音也同样容易引起误解。[351页] ·这一点也适用于马克思，他采取了同样的看法，而没有注意到他的剥削理论是以供给贺需求的作用为先觉条件。[355页]
（b）劳动数量价值理论的反对者
·供给与需求概念所适用的机制，与任何价值理论都不相矛盾，而且实际上是所有的价值理论所必需的。[356页]
5.资本
（a）关于财富与收入的名词之争。
·在马克思的图式中，工人不出卖劳动（服务），而是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就此而言，人们可以认为，这种安排并不是多余的，而是可以达到一定的分析目的。事实上，我们将看到，这种安排在他的剥削理论中，得到了巧妙的应用。但是，与反对这种理论的其他理由完全无关，稍一思索即可看出，他的论证也能用劳动服务本身来叙述„„他做了一个显然错误的关于事实的假定，他设想：“资本家”在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以后，就任意决定这个工人应当工作多少小时。甚至在劳动合同并没有明白规定工作时数的时候，这也不是真是的；因为这种条件及其他条件总是隐含在劳动合同中的。[396页]
6.分配份额
（b）克思的剥削利息理论。
·就剥削利息理论来说，重要的是要懂得：这种理论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口号的合理化，这个口号表达了体力劳动者和哲学家的一种感觉，认为上层阶级是靠体力劳动的果实生活的。这种感觉的社会心理，以及这种感觉在何时和为什么变成了剥削体力劳动的同义语等问题，在这里都无法分析：我们只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并忆及这种思想通过自然法哲学进入了《国富论》，那就够了。[428页]
（f）工资基金说，现代总量分析的先驱。
·这种恶习是，在各种总量之间建立简单的关系，于是这些总量获得了一种虚假的光圈，好像具有原因一般的重要性，同时把所有真正重要的（不幸又是复杂的）东西塞入这些总量之中或放在它们背后。[458页]
（g）地租。·“当我们为一种我们根据习惯而认为根本无需辩护的命题作辩护时，我们就常常用这种推理来欺骗自己。”[465页]
第七章
货币、信用与周期
1.英格兰的问题
（a）1793—1815 年的战时通货膨胀 ·这种倾向在所有的时候都是强大的，大多数作家也具有这种倾向，我们必须自始至终记住：从李嘉图到大街上的最单纯的人，每一个人都喜欢把中央银行当作一只替罪羊，这个习惯经济学家一直保留到今天。英格兰银行至少不能公开为自己辩护，因为不出卖政府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辩护——而当权的政治家们是有办法发泄自己的怨恨的。这应当可以解释使历史学家们痛感官方文告缺乏见识的许多事情。[491页]
4.信用理论
·即使在今天，有关货币、通货和银行的教科书也很可能是从分析这样一种事态开始：法定“货币”是唯一的支付和贷放手段。然后再通过引进债权和信用票据，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庞大的贷方和借方、债权和债务制度，资本主义社会正是依赖这种制度进行它的日常生产和消费业务的。[530页] ·穆勒（《原理》第三编第十二章第一节）断言影响价格的是“信用”而不是“银行债券、票据和支票”，„„一个人购买力（这是用硬币表示的需求背后的客观因素），并不能由在“支付”中实际使用票据的数量，甚至不能由（我们应当加上）借以开支票的存款、透支等等来充分代表，而是应由个人想要支配就能支配的总额来充分代表，即实际上以某种可能测度的形式听任他支配的数额加上某种可称为潜在信用的东西，后者不能测度，然而又是任何给敌观念情势中的一个因素。
熊彼特 创新思想的鼓吹者 篇3
提起创新，就不能不提最早研究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事业上，熊彼特是萨缪尔森、托宾的老师，并积极提携里昂惕夫，这三位年轻人后来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人生中，他有三个异于常人的“野心”：成为维也纳最出众的情人、奥地利最潇洒的骑士和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企业家精神
1883年，熊彼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特里施小镇，与他一生的对手凯恩斯同一年降生。熊彼特是家族独子，他的曾祖父创办了镇上首家纺织厂，家族历代都是企业家。可惜父亲英年早逝，那一年熊彼特才4岁。后来母亲改嫁奥匈帝国原陆军副元帅，使得熊彼特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上学期间，他涉猎广泛，学会6门语言，并开始关注奥匈帝国受制于传统与政府的软弱的现代化。1901年，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在那里，他几乎阅读了所有经济学原典，仅23岁便博士毕业。之后，28岁的熊彼特成了奥匈帝国最年轻的教授，并完成了奠定其历史地位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企业家创新与经济周期学说。
定义企业家是熊彼特最广为人知的理论成果：“只有当他实施新的组合时，他才是企业家。一旦他建立起自己的企业，安定下来，他就失去了这一特征。所以很少有人在几十年的生涯中总是一个企业家。”熊彼特甚至用诗一般的语言讴歌企业家精神：“他有一种梦想和意志，去打开一片天地；他有一种征服的欲望，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平用更通俗的语言进一步解释了熊彼特的思想：“企业家实际是组织家，他把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营销人员、管理人员等结合在一起，给他们确定战略方向。”
与“企业家定义”一起提出的还有创新对周期性繁荣与萧条的基础作用。当时，熊彼特至少注意到三种周期：周期达到60年的长波，比如三次产业革命；10年左右的中波，即厂房设备更新周期；3年多的短波，即存货周期。而周期性的繁荣与萧条通常是多个波叠加的结果。“根据熊彼特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2008年的这次经济危机是一次世界范围的长周期调整。2000年，以因特网为主导产业的长周期进入景气下降阶段，大量资金撤出，网络泡沫随之破灭。因为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过剩的流动性涌向房地产部门，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目前，整个世界正在等待最有作为的企业家发动一次新的产业革命来带领世界经济走向繁荣。”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深入浅出地解释了熊彼特的这一经典理论。
1932年，熊彼特决定永远离开波恩，到哈佛任教，并最终在1939年出版了解释当时“大萧条”的《经济周期》。但结果却让熊彼特失望：连自己的得意弟子萨缪尔森都去追随凯恩斯了。熊彼特坚决反对凯恩斯，坚信创新才是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根源，凯恩斯抛弃了这一本质，过分关注短期，把政策和理论捆绑在一起。
为什么熊彼特始终活在凯恩斯的阴影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评价说：“斯密、熊彼特等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解决一切，但后来发生了大萧条。凯恩斯提出政府要干预经济，后来经济似乎确实得到恢复。况且政府一定会喜欢凯恩斯，因为凯恩斯的理论能让他们发挥作用。谁也不想闲着，谁也不想退休。”陈平也系统地总结出几点原因：“企业家精神赞扬的是资本主义好的一面，但当时大家看到的都是资本主义坏的一面。熊彼特认为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典型现象，但没提出具体办法应对。而凯恩斯是个极好的政治家，亦学亦官，社会影响力比熊彼特大得多。”
1950年，熊彼特去世。此后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史，简直就是熊彼特创新思想的注脚：核能、航天、新材料、计算机……第三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而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活跃到了上世纪70年代，因为无法解决经济滞涨，开始让位给自由市场派，直到2008年次贷危机再次卷土重来。
创新在中国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分模仿、创新、品牌经营三个阶段。中国现在基本处于模仿阶段。一个产业的进步也分研发、制造、品牌经营三个阶段，我们基本处在制造阶段。中国的单位GDP肯定比美国重。他们看中知识产权、高级制造业，而我们基本是低层次制造业、基础建设。”在李义平看来，中国经济尚未进入创新阶段。
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则用“当前阶段的特殊性”解释了创新缺失的原因：“在严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要求企业家去创新，他们是无法做到的。因为他正处在调整转型最艰难的时候，正被各种局限所困扰，这时候企业家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创新。”
华民对当前企业的创新活力持正面评价：“2008年经济泡沫破灭后，企业家已经开始认真思考如何通过创新走出危机。近期，只是舆论转移了公众注意力，导致对企业家创新的忽略。其实，到全世界走一走就可以深刻感受到，企业家创新的热潮正迅速形成。”
“新企业通常不是从旧企业产生，而是在他们旁边开始生产。”熊彼特的这种说法意味着创新可能受到老企业的压制。
但在左小蕾看来，来自老企业的压制尚属于小问题，她担心政策溺爱会使企业长不大。“中国企业发展30多年其实一直是靠政策，离开了政策就没法活。我们的创新能力越来越萎缩、退化，再这样下去灵魂基因都要改变了。”
李义平则梳理了在中国创新的多个瓶颈：“我们对市场经济有点儿叶公好龙，真正能促进创新的只有市场经济体制”。
在华民看来，不存在不爱创新的企业家，“假如不爱创新，他一定不是企业家。是否愿意创新与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相关，比如是否激励创新。如果创新不能带来收益，那还不如逆向选择可以避险的经济活动和职业。”
对企业家如何通过创新尽快走出危机，熊彼特没能开出具体药方。对此陈平强调，药方其实不重要，关键是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创新。
熊彼特创新 篇4
20世纪90年代,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以“创新”理论为核心的动态发展理论。他通过构建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型, 将技术进步进一步内生化, 指出内生的研发和创新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熊彼特认为, 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增加产量的因素不仅仅是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数量的投入, 而且还包括一种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比率, 反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 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就是技术创新。既然技术创新决定了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 那么技术创新应当有哪个市场主体完成呢?
熊彼特认为, 创新不同于技术发明, 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 而不是单纯的技术概念。创新的主体是企业, 只有企业家成功地将技术发明应用于生产活动之中才能够称作创新, 才能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 才能推动经济发展。从科学技术的发明到生产过程的应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这过程不仅需要科学家、技术研发人员的辛勤努力, 更加需要企业家的创新。
为了获得超额的垄断利润, 企业家不断加大R&D的投入力度, 不断开发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新市场、新的原材料供给来源或实行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并以此来超越竞争对手, 扩大市场占有份额, 提升竞争优势。其他企业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 为分享创新利润纷纷进行模仿, 其余采用传统技术的企业为维持生存不得不适应新的技术形势, 从而使新产品、新技术得到更广泛的推广与运用。于是科学技术成果扩散到整个社会生产领域,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实现经济的新增长。随着技术不断成熟, 行业的利润率逐步趋于平均化, 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又开始新一轮的R&D支出, 推动技术创新, 引领经济实现新一轮的增长。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增长理论, 指出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通过实证分析更好地解释了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仅源于资本的差距, 更源于技术水平的差距。许多观点和论断为各国经济发展之路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向, 具有重大的理论影响和现实意义。
二、加快技术创新是当今我国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战略选择
由熊彼特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得出, 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是决定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变量。各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竞争。加快技术创新, 提高技术水平, 是我国提升国际竞争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世界各国的经济造成重大的打击。探究原因, 除了过度金融创新造成的巨大风险外, 技术创新不足被认为是此次经济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因此, 要想彻底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 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技术创新。为此, 美国、日本、欧盟等国纷纷制定技术创新战略, 力图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占据战略制高点。
面对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 面对当前我国资源短缺、能源紧张的经济难题, 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 明确提出加快技术创新步伐, 加大在新能源、新材料、低碳技术、物联网、云计算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研发力度, 依靠技术创新, 提高劳动生产率, 降低能源消耗,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当前我国技术研发 (R&D) 情况
(一) 研发投入快速增长, 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 2000年以来, 我国R&D经费支出以年均23%的速度增长, 2011年达到8687亿元, 比上年增长23%, 已跻身R&D经费投入大国之列。从部门来看,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开展研发的数量不断增加, 科研队伍不断壮大, 研发经费不断增长, 研发专利数不断增加, 其中企业所占比重最大, 且多集中在大中型企业。从研发的类型来看, 高等院校侧重应用研究, 科研机构侧重试验发展研究, 企业侧重新产品、新方法研究。总体而言, 随着技术创新对国家经济发展重要作用凸显, 我国技术研发的规模不断增大, 国家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二) 产学研体制脱节, 互动性不强
近年来, 我国一直倡导建立国家自主创新体系, 将产学研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合力, 共同推动技术创新。但目前来看,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互动性不强, 体制上存在诸多的障碍。通过设立科技项目 (课题) 开展研发活动是我国科研的基本组织方式。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申请的项目主要是国家科技项目, 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资金, 占到55%以上, 项目多围绕着国家基础性学科领域和具有社会公共效益的领域, 如能源、环保、农业基础设施、城市规划等领域;而企业研发项目资金来源于企业内部, 占到80%左右, 多为独立完成, 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较少, 科研的技术经济目标围绕着产品,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企业研发的目标偏重开发新产品, 以增加产品功能和提高性能为目标的研发占总数51%和30%, 对降低能源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环境污染、技术原理的研究较少, 合计比重只占到19%。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服务的主体和目标侧重点不一致, 造成科研院校研发的技术成果难以投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中并顺利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三) 企业自主创新不足, 高端技术对外依赖
根据熊彼特的理论, 企业家的精神对创新是至关重要的, 企业才是推动技术创新的主体。只有企业家成功地将技术发明应用于企业的生产活动之中才能够称作创新。虽然我国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已经确立, 创新能力有所提高, 但在高端的技术领域, 自主创新不足, 缺乏创新动力。从第二次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资源清查统计公报发现, 全国开展R&D活动的工业企业36387个, 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8.5%。其中, 开展R&D活动的大中型企业12434个, 占全部大中型工业企业的30.5%, 2/3大中企业没有开展研发活动。在产出情况上, 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有发明专利授权的企业为1893家, 仅占4.7%。虽然企业研发投入的经费不断增长, 但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偏。企业科技自主创新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 集成创新、原始创新明显不足, 在关键技术上我国对外技术的依赖度在50%以上, 自给率较低。整体而言, 我国企业创新的普遍程度不高, 创新动力不足, 在关键技术方面的创新成果较少。
四、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关键原因及对策
(一) 企业创新融资难
技术创新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的活动, 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目前来看,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资金, 依靠政府财政支持;企业自主研发经费出自企业的销售收入, 比重较小, 资金投入不足。融资难一直是我国企业发展的难题之一, 制约着中小企业创新的活力。
实现技术创新的主体具有不确定性。如果一个行业的重大发展依靠技术革新时, 业内领导的大中型企业由于实力强大, 凭借原有产品和业务便可以维持一定的利润增长率和市场份额, 创新的紧迫性不足;而中小企业面临较为激烈的市场竞争, 对市场需求的变化较为敏感, 经营思维更加灵活, 敢于尝试新的事物, 虽然技术创新失败率较高, 但中小企业数量庞大, 因此成为技术创新的先行者。以美国IT产业为例, IBM最早开始生产个人电脑, 但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确实微软实现广泛应用的。由实证分析得出, 尽管中小企业实力不抵行业内大企业, 但它更具创新活力, 是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在我国, 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不是大企业而是中小型企业, 不是国企而是民企。唯有解决广大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才能激发广大的中小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下, 银行难以为广大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支持。原因是我国银行是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服务, 拥有自身独特的职能和作用。在信贷政策方面主要考虑资金的安全性, 尽量规避市场风险, 实现良好的资金运转, 故借贷的对象以信誉高、风险小的大型国有企业和机构为主。而中小企业信用不高, 加上技术创新本身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与银行的政策目标不符, 故难以通过银行来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既然原有的融资制度无法实现要求, 那么我们需要开创一条新的融资制度和渠道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 即风险投资。
与银行信贷相比, 风险投资对象为潜力大、不成熟、风险高的成长性企业, 风险投资者分期注入资金, 广泛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 分享高额的资本收益, 在期限届满后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企业。风险投资一方面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另一方面指导企业顺利完成创新活动, 符合中小企业创新的要求, 是未来我国重点建设的融资制度。
(二) 企业家精神的缺失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一直强调企业家的重要性, 敢于冒创新风险的企业家才是推动技术创新的关键。当前, 我国企业经营者往往缺乏企业家精神, 他们宁愿生产陈旧的产品或者放弃投资实业转向股票、房地产、艺术品市场, 也不愿冒创新的风险, 因而科技成果难以在生产活动中推广应用。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重要的稀缺资源, 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企业家是企业的带头人, 负责制定企业整体发展战略、把握企业发展的大方向, 要能够敏锐洞察出未来行业和市场形势的变化趋势, 实现突破性创新, 获得超额利润。企业家的成长是一个社会发现的过程, 离不开一国文化环境的影响。企业家精神属于意识层面, 难以被外人观察到, 唯有企业家自己创办企业, 通过企业的发展才能逐步认识到企业家精神。那么, 企业家更有可能是早期的创业者。创业依然离不开资金, 风险投资是创业企业资金重要的筹集渠道, 如我国的百度、新浪、搜狐等知名互联网企业都是通过美国风险投资的方式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这一过程可以简单描述为富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通过风险投资获得资金支持, 建立合伙制企业, 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者作为合伙人积极参与经营决策, 指导企业进行创新活动, 最终实现企业的发展壮大。
五、结论
技术创新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源泉, 是企业成长壮大的驱动力。面对民企融资难的问题, 我国应当另辟蹊径, 创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融资制度和渠道, 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基金, 为企业创新活动提高充足的资金保障, 分担技术创新的高风险, 增强企业创新的动力。同时, 富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也是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条件。唯有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 才能涌现出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阶层。通过完善的融资制度安排及相应配套措施, 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服务, 才能激发众多企业创新的活力, 最终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邓俊荣, 龙蓉蓉.中国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作用的实证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3 (06) .
[2]段晓红, 田志龙.企业家要素资源与民营高科技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 2011 (21) .
[3]李树培.我国企业技术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原因与对策的博弈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 2009 (03) .
[4]李晓华, 吕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与政策导向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 2010 (09) .
[5]严成樑, 龚六堂.熊彼特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学, 2009 (03) .
[6]周天勇.发展的技术进步动力[M].新发展经济学, 2006 (02) .
熊彼特的矛盾人生 篇5
在经济学历史上，1883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的2月8日，约瑟夫·熊彼特出生；6月5日，约翰·凯恩斯出生。看看熊彼特和凯恩斯两人后来的际遇和影响，不由让人发出“一时瑜亮”的感叹。同年3月14日，卡尔·马克思逝世，这又预示着经济学界老一代的谢幕和新一代的出场，历史往往就是由这些偶合改变的。也是在这一年，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出版了《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同古斯塔夫·施穆勒代表的德国新历史学派展开了经济学史上著名的“方法论论战”。一定意义上，马克思、门格尔、施穆勒一人，构成了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学术背景和研究前提，而与他同龄的凯恩斯，则是了解熊彼特的一个绝妙的参照。
约瑟夫熊彼特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的特里希市(Triesch，Austro-Hungary，即今捷克共和国境内的Trest，在布拉格以南120公里处)的一个天主教中产阶级家庭。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担任特里希市长一职，19世纪30年代早期，约瑟夫的曾祖父创办了当地第一家纺织厂，引发了特里希的工业化进程，此后，约瑟夫的祖父和父亲先后继承了该厂的所有权，由于经营有方，该厂一直生意兴隆。这一家三代，无疑就是后来熊彼特描述的“企业家”原型。他的母亲乔安娜(JohannaSchumpeter)出生于医生世家，约瑟夫的外公时任伊赫拉瓦市一家市立医院的院长。
这一家庭在当时的奥匈帝国具有代表性，他们家境殷实，能够博得周围人们的羡慕，然而却很难进入社会上层。帝国社会崇拜的是贵族，人们对名字中是否带有冯(VOn)和被别人尊称为“阁下”是极为在意的。熊彼特的母亲乔安娜不甘于现状，一直梦想着更上一层楼，跻身于贵族阶层。然而，天不遂人愿。1887年1月14日，在一次狩猎事故中，约瑟夫年仅3l岁的父亲意外死亡。此时熊彼特还不满4周岁，母亲也刚满25周岁。祸不单行，乔安娜的父母也随后双双去世，一连串的打击，反而更加激发了乔安娜翘首期盼进人上层社会的意志，这位坚强的母亲，把对丈夫的期望全部转移到儿子身上。为此，她反复向年幼的熊彼特灌输这样一种信念：“你应该成功!你应该成为贵族社会的一员!”可以说，乔安娜这种出人头地的强烈渴望，塑造了约瑟夫的矛盾性格，也成为日后约瑟夫忘我工作的动力之一。
进入上流社会离不开良好的教育，1888年10月，母子俩搬到了位于维也纳南150英里的格拉茨(Graz)，约瑟夫·熊彼特进入格拉茨公民小学就读。在母亲的督导下，约瑟夫的拉丁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进步迅速，为日后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也许是为了让儿子有资格、有条件接受最好的教育，1893年9月9日，32岁的乔安娜同比自己年长33岁的奥匈帝国陆军副元帅西格蒙德、冯·凯勒(Sigmund von Keler)结婚，由于继父的贵族身份，约瑟夫·熊彼特得以进入特蕾西娅人文中学读书。这所中学是赫赫有名的玛莉亚特蕾西娅女王(MariaTheresia)于1747年创办的，女王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兼有奥地利国王、匈牙利国王和波西米亚国王三个头衔，这个学校就是女王为了推行她的开明专制改革、培养有学识的外交官和政府官员而举办的，是贵族子女接受教育的地方。后来奥匈帝国大多数有影响有地位的人，几乎都在该校读过书。对于乔安娜而言，约瑟夫能够进入特蕾西娅人文中学，犹如打开了一扇通往上层社会的大门，从此，儿子辉煌的未来不再是梦。
熊彼特在特蕾西娅人文中学的课程主要有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地理、文学、自然科学和历史。这个学校不仅课业繁重，而且要求非常高，例如，希腊语课程的教材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读本。这些课程，对一般学生的难度可想而知。然而，由于外语基础较好，再加上天资聪颖以及母亲的严格要求，熊彼特一直保持着优异的学习成绩。因为学有余力，他还开始阅读社会学、哲学、建筑学的著作，甚至到附近的大学旁听感兴趣的课程。
1901年，熊彼特从特蕾西娅人文中学顺利毕业。这8年的“准贵族”学习经历，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熊彼特在这里从少年转变成了青年，性格逐渐定型，积淀了日后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某种意义上，扎实的语言功底，为他日后从事研究工作创造了便利条件；优异的学业成绩，助长了他的桀骜不驯；贵族公子云集的环境熏陶，养成了他的风流倜傥；母亲的期望，种下了他自我奋斗的不竭动力。更重要的是，出身中产阶级的残酷现实，造就了他内心深处无法驱除的自卑。就身份而言，在贵族子弟中他明显属于异类；就才干而言，他又瞧不上那些纨绔公子的水平。恃才傲物与自卑情结的交织，伴随了熊彼特的一生。
中学毕业后，同大多数出身贵族的同学不同，熊彼特申请攻读维也纳大学法学和政治学学位。这是因为他认识到，奥匈帝国是讲门第的，尽管他有优异的成绩，也养成了贵族式的举止习惯，但由于自己出身中产阶级，若选择仕途或进入军界，很难有光明的前途。在熊彼特及其母亲乔安娜看来，屈居人后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学术道路。虽然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熊彼特一直强调理论的纯学术性，反对学术过于现实化，以一个超俗脱凡的纯学者自居，但考虑到熊彼特以后闯荡政界和金融界的事实，笔者认为，此时他选择学术道路，肯定带有一定程度的无奈和功利。
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学术之都、艺术之都，而维也纳大学，则是这个学术之都中最璀璨的明珠。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时，由门格尔开创的奥地利经济学，历经“方法论论战”的洗礼，经由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和庞巴维可(Eugen Bohm－Bawerk)的继承发展，已经蔚然成型，成为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匹敌的理论体系。由于熊彼特选择攻读法学和政治学学位，所以进入
大学的第一学年他并没有过多关注经济学。从第二学年开始，他被经济学吸引，并创作了他平生的第一批学术论文(统计学方面)，这可以视为他日后强调经济学要注重应用统计学知识的滥觞。
随后几年的大学生涯，熊彼特一方面是位才华横溢，勤奋刻苦的学生，为了钻研一个理论问题，可以整日待在图书馆中，废寝忘食；另一方面是位目中无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公子哥儿”，在教授和同学们面前夸夸其谈。为了满足谈资，他会在私下花费大量时间充实自己的脑子。这种似乎是为了炫耀，或者是为了掩饰什么的“两面性”，正是中学时代贵族子弟圈子留下的印痕。此时的熊彼特，吃饭总要去最高档的餐厅，点最贵的红酒，穿着必定考究，言谈必定高傲。由于人长得帅气，能讨女生喜欢，还得到了“风流多情”的评价。
大学最后一学年，熊彼特参加了庞巴维克主持的讨论课，‘同参加的同学包括奥托·鲍尔(Otto Bauer)、鲁道夫·希法亭(RudolfHilferding)、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埃米尔·莱德勒(Emil Lederer)等。这几位后来都名闻遐迩。鲍尔和希法亭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米塞斯则得到庞巴维克真传，坚持自由竞争和宪政民主，成为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为了激发学生的热情，庞巴维克选取“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讨论的主题，如此一来，庞巴维克、米塞斯为一方，鲍尔、希法亭为另一方，课堂就成了辩论场。而熊彼特在这种辩论中最为特殊，他摆出一副超然姿态，一会儿代表这一方，一会儿又为另一方辩护，在双方之间不停地转换立场。对于熊彼特来说，立场是次要的，显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才是重要的；观点是次要的，方法的精到和思辨的缜密才是重要的。这一点，在熊彼特后来的经历中也不断有所表现。
受教于世界顶级的经济学家，同未来世界上的一流学者朝夕相处，并与他们进行知识上的交锋，使熊彼特领略到了经济学的无穷魅力，享受到让无数人羡慕不已的美味佳肴。1906年2月16日，熊彼特获得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顺利毕业。为了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他随即开始横跨亚非欧的游历。舟车劳顿之余，熊彼特依然以独特的风格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一方面，他积极投入学术活动，在柏林参加施穆勒的经济学讨论课，在法国参观世界著名的巴黎大学，在伦敦拜会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并开始构思自己的处女作——《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精髓》(TheNatureandEssenceTheoreticalEconomics)；另一方面，他讲气派，住豪宅，骑高头大马，频频出入上层社交场合，结交各界名流。此时的熊彼特，颇有些志得意满，他曾对人戏言说，自己一生有三大目标：做维也纳最完美的情人、欧洲最出色的骑手、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1907年，才华横溢的熊彼特，遇到了貌美如花的英国女子格拉迪丝·西维尔(Gladys Richarde Seaver)，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两人随即陷入热恋，11月5日，熊彼特和西维尔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生活虽然美好，却因两人聚少离多，感情日渐淡薄，随着两人双双出现外遇，这段婚姻后来变得有名无实。
游历结束后，在老师庞巴维克的推荐下，熊彼特到切尔诺维茨(Czemowitz)大学任教。切尔诺维茨是个距离俄国边境只有几十公里的小地方(今属乌克兰)，但熊彼特初出茅庐，意气奋发，桀骜不驯的性格依然如故，令校方头疼不已。官方开学集会，所有教师都正装按时到会，唯有他一人迟到而且还穿着马裤猎装，院长指责他，他反而对院长说，会议时间同他的骑马时间冲突，干脆调整会议时间来适应他。再如，因为档案管理员不允许学生自由查阅档案，他一怒之下，竟然去找管理员进行决斗。虽然生活上放荡不羁，但是他在学术研究上却成果迭出。1911年，《经济发展理论》(TheTheory of EconomicDevelopment——AnInquiryin into Profits，Capital，Interest，andtheBusiness Cycle)顺利出版。在这本书中，熊彼特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企业家是资本主义的灵魂人物，创新与企业家共同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兴衰和经济发展的周期。该书出版之后，好评如潮，熊彼特一举成名。1911年，他申请格拉茨大学的教授席位，然而，这个学校的聘任委员会反感他的言行与狂放，对他的学术成就不认账。最后，凭借庞巴维克的推荐和政府的干预，由奥匈帝国皇帝弗朗兹·约瑟夫在胡浮堡皇宫亲自接见熊彼特，并授予他大学教授头衔，从此，熊彼特成为了“整个奥地利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
对熊彼特最大的教训来自于格拉茨大学学生的反抗。就在熊彼特来到这个学校的第二年，学生们对他的不满爆发出来，指责熊彼特的课程难度太大，书目太多，分数太低，讲课内容太乱。学生们把熊彼特赶出教室，还要求校方换人。骚乱持续了三星期，惊动了州长和教育部。经过这一事件，熊彼特有了明显的改变。
三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熊彼特得以免除军役，但奥地利已经难以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自1916年开始，熊彼特逐渐走出书斋，介入政治活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失败而告终，奥匈帝国解体为奥地利和匈牙利等部分。由于熊彼特积极奔走，再加上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鲍尔和希法亭等人的推荐以及形势的需要，他先后出任德国社会化委员会经济顾问和奥地利共和国的财政部长。这时的熊彼特，仅仅36岁，可谓前途无量。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在熊彼特人生的这段巅峰时期，他的性格弱点也全都暴露了出来。熊彼特的血液里，没有政客和商人的基因，所以，别人看起来相当好的从政经商道路，都被他自己搞砸了。在他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中，他强调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重要性，这无疑同社会民主党人主张的“社会化”政策格格不入。经济领域中的社会化，是指把生产资料由私有转化为社会所有。这种政策违背熊彼特的学术逻辑，但却在战后具有应急性质，所以，在德国社会化委员会中，熊彼特出人意料地主张迅速、全面地推进社会化。对此，他对那些诧异者给出的解释是：“当有人想要自杀的时候，最好留个医生在他身边。”在待人接物方面，熊彼特也显得幼稚，缺少政客的圆滑，在同事们中间难以取得支持和信任。在私生活方面，面对当时国内一片混乱的经济形势，作为财政部长，熊彼特呼吁国民多多储蓄，勒紧腰带过日子，而他自己却租下了一整座城堡，在一家豪华酒店里有一间套房，甚至还养着几匹宝马。通观上述种种，熊彼特为人诟病自然在所难免，不得不辞职。
1919年10月份，熊彼特不再担任财政部长一职，开始进入商界冒险。1921年7月，鉴于熊彼特前任财政部长的身份以及经济学教授的头衔，奥地利的彼得曼银行(Biedermann Bank)邀请他担任行长，并且待遇丰
厚，以换取政府对这个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许可。对熊彼特而言，这正中下怀，一方面自己的奢侈生活可以延续，另一方面自己的经济学知识有了用武之地。不过，银行只是想用他的名头，并不给他决策权，这倒也合熊彼特的心意，他把精力用在股票市场的投机上。开始，熊彼特运气不错，财源滚滚，于是，他更加趾高气扬，生活越来越奢侈，甚至完全无视世人的目光。据说有一次他甚至租了一辆马车，怀拥两个妓女招摇过市!还有一位在熊彼特家住过一段时间的妓女，自称奈莉，熊彼特(Nelly Schumpeter)，四处宣扬自己是他的妻子!然而，这种富贵终属黄梁一梦，他给一个特蕾西娅中学同窗的骗子提供担保，使他几乎破产。1924年，奥地利发生经济危机，他在股市的投资也血本无归。9月11日，熊彼特被濒临破产而改组的彼得曼银行辞退，进入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阶段。他不得不把自己所有的积蓄用来偿债，即使这样，彻底还清债务，仍然花了他此后15年的时间。
铩羽而归，熊彼特不得不重操旧业。1925年10月15日，他被获准进入德国波恩大学公共财政学院担任教授。熊彼特的到来，在德国经济学术圈引起不小的轰动，一位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学生写道：“在波恩，让熊彼特授课的想法对经济学的学术世界是引起轰动的事情。几十年来这是第一次，德国大学重新讲授经济理论。……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波恩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经济学家的麦加。”除授课、研究经济理论之外，熊彼特还要撰写大量迎合公众口味的时评短文，以赚取外陕，因为他还欠着一屁股债。但即便如此，熊彼特也绝不会勒紧腰带过日子。他的身边从来不缺少女人，就在成为波恩大学教授之后的第20天，他以改信路德新教的方式，同比他年轻20岁的安娜·莱辛格(Annie Reisinger，即安妮)结婚。此时的熊彼特，可谓身心俱疲，只有在安妮那里，才能找到久违的宁静。为了不让新婚妻子受委屈，熊彼特不惜重金，租下了德国皇帝年轻时曾经住过的房子。很快，安妮怀孕了，这对新婚夫妇翘首盼望着新生命的诞生。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1926年，当一切似乎正在好转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6月22日，65岁的母亲乔安娜因动脉硬化在维也纳去世。自从4岁始，熊彼特就与母亲相依为命，无论何时，母亲都是他的信心来源和精神支撑，不论政界失意，还是投资缩水，都不会使熊彼特气馁，只要他的母亲在，斗志就在。如今，母亲已逝，熊彼特在世上惟一的亲人就只有妻子安妮了。然而，屋漏偏逢连阴雨，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8月3日，安妮因产后大出血不幸去世，而尚未来得及取名的儿子，也在出生3小时45分钟之后夭折。遭受一连串的打击之后，熊彼特的精神几近崩溃，当天晚上，他写道：“我可怜的、心爱的安妮不在了……我也许应受许多惩罚，但不应该受这种惩罚。”妻儿去世后，熊彼特将他们安葬在离家不到1000米的波普尔斯多夫墓地(Poppelsdorf Cemetery)，他甚至买了一对墓地，以便自己死后能够葬在安妮身边。在以后的日子里，熊彼特每天都要独自一人到妻儿墓前献上一支玫瑰。而在他家里，则挂着妻子和儿子的遗像。安妮自己的房间，一点都没有变动，甚至她的衣服仍旧挂在衣柜中。安妮去世之后不久，熊彼特发现了她的一本日记，从此开始每天摘抄其中的段落，这个习惯，他终生都没有改变。
为了排遣心灵上的苦痛，熊彼特试图通过发狂的工作来暂时忘却精神上的痛苦。在安妮去世后的第一年里，他发表了15篇文章和5篇书评。此外，朋友们的无私帮助，也让他逐渐从悲痛中走出，重新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学研究上。1927年，熊彼特接受哈佛大学邀请，在马萨诸塞的剑桥镇教了一个学年的经济学课程。这一个学年的工作，使哈佛和熊彼特都在心中接受了对方。1928年秋回到波恩时，熊彼特已经从伤痛中恢复，但他依然每天会到妻儿墓前献上一支玫瑰。在随后的几年中，熊彼特重访哈佛，并且接受神户大学邀请到日本讲学。这段经历，使他对日本产生了深厚感情，另一方面，熊彼特也对日本经济学界产生了持久影响，由于他强调要研究数理经济学，“以至于今天一些最为出色的数理经济学家是日本人”。至今，日本一桥大学仍保留着一座“熊彼特教授图书馆”。
1932年9月，熊彼特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正式成为该校的经济学教授。熊彼特的到来，为哈佛经济学院注人了巨大活力。他俨然是经济学术圈中的“企业家”，在他的带领下，哈佛大学经济学院的学术水平焕发了勃勃生机，聚集了号称“熊彼特之七贤会”的一批青年经济学家，包括爱德华·梅森、爱德华，张伯伦、华西里·列昂惕夫(获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哈里斯、道格拉斯·布朗、奥佛顿·泰勒。他还培养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学生，包括弗里茨·马克卢普、罗伯特·海伯纳、保罗·斯威齐、保罗·萨缪尔森(获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都留重人、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等等。正是从熊彼特开始，哈佛大学经济学院进入了历史上的辉煌年代。
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熊彼特一刻也没有停止理论研究工作。经过近十年的思考和写作，1938年12月，《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终于杀青并出版，在这部两卷本巨著中，熊彼特以其独特的视角，对经济大萧条提出了迥异于凯恩斯的观点和解决方案。1941年底的珍珠港事件，把美国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爆发使熊彼特郁郁寡欢，因为奥地利是他的故乡，德意志文明和日本文明是他精神家园。为了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战争中转移开，他开始撰写“小杂文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出版之后，这本他自己不看重的书却受到广泛好评，成为畅销书。随后，熊彼特开始撰写《经济分析史》，直至去世，该书仍未杀青，最终由其遗孀伊丽莎白·熊彼特(Elisabeth Boody Schumpeter)编辑整理后于1954年出版，而此时，伊丽莎白也已因积劳成疾去世两年了。
承受了政坛和商界的折磨，经过了母亲、妻儿去世的打击，熊彼特依然在同命运进行抗争。在风格上，他依旧是那个贵族气息浓郁的教授，每次上课都踏着最后一分钟准时出现在门口，“优雅地脱下那件制作精良的大衣，黑色的帽子被搁到一边，然后一根手指接一根手指地脱下手套……”感情生活上，虽然他对母亲和妻子的思念一点都没有减少，而且一直保持着摘抄安妮日记的习惯，然而，他身边不乏年轻漂亮女人的身影。在安妮去世后一年左右，熊彼特的研究助手米娅成为他实际上的情人，两人的这种关系一直保持了八年，最终因熊彼特移居美国而不得不分手。在哈佛，熊彼特的身边同样不缺少女人，包括在一次讨论课上认识的女博士莫丽，也成为熊彼特的挚友。
不知不觉，熊彼特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他日益厌烦了无所拘束的单身汉生活，渴望有一个宁静的居所，能够让他“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此时，有一个女人，恰恰能够给予熊彼特这些，她就是伊丽莎白·布迪·法鲁斯奇。1937年8月16日，54岁的新郎和39岁的新娘在纽约的一所新教教堂举行了婚礼，而这位曾经的“浪荡贵族公子哥儿”，随后迎来了自己在学术上的第二个高产期。
熊彼特创新 篇6
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曾经指出, “创新”是将技术发明应用到经济活动中所引起的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 即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这种新组合包括: (1) 引进新产品; (2) 采用新技术; (3) 开辟新的市场; (4) 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供应来源; (5) 实现新的企业组织形式。[1]其中, 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供应来源成为企业的创新要素之一, 获取更多的资源优势是一个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保持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基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供应体系主要是指制造企业所需的各种生产必须原材料、配件和设备等的支持体系, 即该企业的上游产业或供应商。而供应体系创新则主要包括:控制原材料 (含配件) 的新供应来源、提高原材料 (含配件) 的质量以及完善供应支持系统 (如运输) 等。
1、供应商的选择与管理:
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根据供应商的数量、市场竞争情况及制造企业对原材料与配件的需求不同, 可以将供应商分为两类, 即重点供应商与一般供应商。其中重点供应商是指全球范围内数量较少, 其产品具有一定垄断地位, 替代品较为缺乏的供应商。对于此类供应商, 制造企业必须加强与他们的联系, 争取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同时积极探索新的供应渠道, 增强与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 为自身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一般供应商即指数量较多, 其产品的市场竞争较为激烈, 替代品较为丰富的供应商。对于一般供应商, 制造企业一般具有采购上的主动权优势。市场上较为丰富的替代品, 促使各一般供应商努力降低原材料及配件的价格并提高产品质量及服务水平, 制造企业可以综合考虑各项因素后, 有所重点的选择一般供应商并随时关注新的原材料及配件来源, 以进一步降低采购成本, 提高采购质量。选择供应商的参考标准或条件主要考查供应商是否具有雄厚的科研力量、先进的设备设施、健全的质量体系、周到的售后服务、对其产品和质量有可靠的追溯性等等。[2]
2、供应商参与创新:
提高原材料的质量。传统意义上的产品开发, 通常是企业在完成产品的设计之后, 开始进行生产准备时, 采购才介入, 将设计要求和有关图纸样品提交给供应商, 供应商按要求供应相应的原材料及零部件。随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快速的技术变革, 使得高度复杂的创新活动常常跨越多个科技领域, 需要组合各种来源的知识进行快速和持续的新产品开发, 传统的产品开发方式不断受到挑战。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 制造商通过与外部组织的互动来获取新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尤其重要。供应商提供的原材料、零部件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企业产品的质量和成本, 影响着顾客对企业及产品的满意程度。通过提高原材料及关键零部件供应商的技术水平, 制造商能够减少自身的开发成本和缩短开发周期。[3]企业为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在产品开发的定义阶段、甚至概念阶段就通过采购将伙伴供应商联系起来, 让他们共同参与产品的设计, 充分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供应商和制造企业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 优秀的供应商是企业的宝贵资源, 企业间的竞争已经延伸到对优秀供应商的竞争。[4]许多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都在全球范围内与其供应商进行合作创新, 让供应商参与到公司内部的技术创新之中, 就是很好的证明。[5]
供应商参与创新, 最初在日本兴起并取得巨大成功, 如丰田公司最初采用供应商参与创新模式, 后来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及重视。美国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中期 (如克莱斯勒) 引入这种方式, 取得了很好的新产品开发成效, 缩短了产品开发周期, 降低了开发、制造成本。
美国密歇根州州立大学供应链课题组经过对美国210家企业调查显示, 实施供应链合作技术创新的公司与未实施这一策略的公司相比, 其新产品开发在成本、质量、速度和性能等一些方面均取得大大改善, 如物料采购成本下降15%、物料采购质量提高20%、新产品开发成本降低15%、新产品开发时间缩短20%、新产品制造成本减少10%、新产品功能、特征、技术水平提高10%。[6]
与此同时, 供应商参与技术创新, 对供应商也起到了一系列的积极作用, 比如通过与制造商共享信息和技术, 能够拓展其自身的技术能力;与制造商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 促进供应商持续不断地进行创新活动;通过签订长期的合约、双方的相互信任和制造商的专用资产, 有助于二者的长期合作, 更多地确保供应商的利益等等。[5]当然, 供应商参与创新, 制造企业的激励机制尤其重要, 价格补贴、投资补贴等, 均会起到不同的效果。[7]
3、完善供应支持系统:
降低原材料成本。除了在全球范围内选择、管理供应商, 并促使供应商参与创新之外, 制造企业还可以完善其他供应支持系统, 如物流运输系统, 可以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服务水平、缩短交货周期、增强供应体系创新的效果。具体措施或思路则主要包括:短期内, 选择专业的物流运输公司, 以较为灵活的、优惠的费率签订长期合作协议, 获取成本上的优势;而中长期, 制造企业可以与运输公司合资或合作, 甚至建设自己的物流运输队伍, 分享运输的利润, 降低原材料成本等等。
二、我国钢铁产业供应体系现状
钢铁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 是实现工业化的支撑产业, 是技术、资金、资源、能源密集型产业。钢铁产业的发展水平, 历来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之一。自1996年我国钢产量首次超过1亿吨以来, 已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的宝座。与此同时, 我国钢铁产业在企业规模、技术装备水平、产品结构、节能环保以及盈利水平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与提高。但不容否认的是,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钢铁产业仍存在集中度偏低、技术装备水平与产品结构仍需提高与优化、总能耗上升、节能减排任务艰巨, 尤其是成本压力不断增加等问题, 对企业参与世界竞争产生极大的影响。[8]
从供应体系角度来讲, 针对钢铁产业的特殊性, 主要考虑原材料的供应来源及供应支持系统两个部分。首先, 原燃料成本在钢铁产品成本中占的比重非常大, 许多企业达到70%-80%。其中铁矿石成本一般占钢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的40%左右, 因此原材料的价格变化将直接影响钢铁企业的经营与持续发展。以铁矿石为例, 我国钢铁产业对进口铁矿石的依存度不断上升, 兰格钢铁市场监测数据显示, 我国年进口铁矿石量从1979年的738万吨发展到如今的4亿多吨, 对外依存度高达60%, 与40多个国家都有进口贸易, 但长期集中在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三国。2008年中国进口的4.44亿吨铁矿石中, 来自澳大利亚的矿石进口占据第一位, 达到了40%, 来自巴西和印度各占20%左右, 这种高集中度对我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将是十分不利的。近期我国钢铁工业协会与世界三大矿企 (巴西淡水河谷及澳大利亚的“两拓”) 谈判的举步维艰, 足以说明这一点。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 却没有谈判的话语权, 很值得我们深思。因此, 为了使我国钢铁产业能够持续健康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稳定的原材料供应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同时, 进口铁矿石, 海运成本占有较大比例。2007年,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从巴西图巴郎进口的铁矿石离岸价为20多美元, 但是海运价每吨就高达56美元, 运费占到进口铁矿石综合成本的70%多。联合金属网数据显示, 2008年, 我国进口澳矿海运费支出为49亿美元 (吨矿26美元) , 2007年为36.7亿美元 (吨矿24美元) ;2008年进口巴西矿海运费为60亿美元 (吨矿60美元) , 2007年为44.7亿美元 (吨矿50美元) 。2009年以来, 巴西到中国的海运费涨幅达到154.7%, 澳大利亚到中国的海运费涨幅达到53.7%。海运费的上涨抬高了中国进口现货矿到岸价, 大大增加了中外铁矿石谈判的难度。如何控制运费成本, 已经成为我国钢企控制成本的关键之一。
三、供应体系创新的重点与方向
1、积极与重点供应商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实现互利互赢。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第一铁矿石进口大国, 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针对我国铁矿石依存度现状, 应该积极的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稳定的铁矿石供应商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比如目前的世界三大矿山公司 (巴西淡水河谷及澳大利亚的“两拓”) 以及澳大利亚FMG公司等新兴矿山企业, 为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2、努力寻找更多的一般供应商。
拥有了少数重点供应商后, 还应该积极寻找一些后备力量 (即一般供应商) 以供“不时之需”, 其中包括对国内矿产资源的大力开发。随着世界主要矿山的垄断趋势增强, 其议价能力更不容忽视。澳大利亚的“两拓联合”, 更为我国敲响了警钟。作为世界主要矿石需求国, 价格的波动对我国经济影响十分巨大, 所以我们应该变被动为主动, 不能完全受制于主要供应商。
3、探索不同的原材料获取方式。
目前我国铁矿石需求主要依靠进口, 国际价格波动对我们的影响十分明显, 而为获得铁矿石的谈判成本也极其高昂。因此, 我们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经验, 采取多种方式获得所需铁矿石, 其中包括合资开矿、收购、控股和参股海外矿山企业等, 达到对钢铁上游资源的控制, 这样中国钢铁企业在原料稳定供应方面才能不断获得更多的保障。目前, 中国钢铁企业手里拥有的海外铁矿石权益资源每年不过7000-8000万吨, 仅占我国铁矿石总进口量的20%左右, 而欧洲、日本的钢厂拥有的海外权益矿石占进口比例达到60%以上。[9]在国际铁矿石价格年年上涨的背景下, 中国钢厂就显得比较被动。因此, 中国企业应该走出去, 占有更多的海外权益资源, 分享资源价格上涨的好处, 从而回避风险。
4、规范国内钢铁市场, 提高产业集中度, 增强议价能力。
今年的铁矿石谈判中, 中方屡屡处于被动地位, 以至于全球主要钢厂和三大矿山都达成了矿价协议后, 中方仍在苦苦为战。国内贸易商大量接货, 以及中小钢厂和三大矿山签署长单, 中国钢厂联盟正在遭到瓦解。中国钢铁业在铁矿石谈判中所表现出的最大弱点就是行业集中度低, 不同企业的多渠道进口价格不一, 使得在主要的协议价格谈判过程中, 不少中小钢铁企业依然以较高价格或者说较多需求量从现货市场、从印度等周边市场进口铁矿石, 扰乱了价格秩序。因此, 不断提高我国钢铁产业的集中度, 适当淘汰一些落后产能, 是提高我国钢铁企业议价能力, 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途径。
5、完善运输供应系统。
完善运输供应系统, 降低钢铁企业成本, 宝钢集团的做法值得借鉴。首先, 从2003年起, 宝钢集团根据对国际航运市场的预判, 与全球各大船东签订了长期远洋运输合同, 包括了全球排名前15强的船公司。宝钢在铁矿石交易中一直坚持离岸结算等方式, 把运输掌握在自己手中。其次, 宝钢集团和中国海运 (集团) 总公司联合宣布建立合资公司, 并签订进口铁矿石长期运输《包运合同》, 被业内看作是我国主流钢厂面对铁矿石价格飞涨而采取的成本控制手段。成立合资公司, 使宝钢介入海运运输业, 更可分享海运的利润, 可谓一举多得。
摘要：供应体系主要是指制造企业所需的各种生产必须原材料、配件和设备等的支持体系。供应体系创新主要包括: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提高原材料的质量以及完善供应支持系统 (如运输) 等。为了实现我国钢铁产业的持续发展, 必须对供应体系进行创新, 以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供应保障。其中供应商的选择与管理及完善运输供应系统是钢铁产业供应体系创新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供应体系,供应商,运输供应系统,创新,钢铁产业
参考文献
[1]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2]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我们是如何对原材料供应商和外加工分包商进行控制的[J].电子质量, 1997, 10) :27-28.
[3]蒋键.供应商参与创新与制造商创新绩效相关关系实证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 2004:15.
[4]姜建华.基于敏捷化供应链模式下产品创新的供应商评价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 2006:2.
[5]许庆瑞, 蒋键, 郑刚.供应商参与技术创新研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12) :6-9.
[6]陈声益.供应链环境下节点企业技术创新的合作机制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 2007:2.
[7]张千帆, 方超龙, 胡丹丹.供应商技术创新激励机制的比较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 2007, 7) :9-11.
[8]马云俊.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我国钢铁产业技术进步路径转换研究[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 2008 (1) :49-52.
熊彼特创新 篇7
关键词：熊彼特创新理论,理财创新
一、引言——熊彼特创新理论
作为现代创新理论的代表人物，1912年约瑟夫–熊彼特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中开创性地提出了他的创新理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进一步将新组合分为五种情况：“新产品或产品的新特性，新的技术或生产方法，新的市场，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应来源，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后来人们将其依次归纳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五个方面。尽管熊彼特创新理论最初主要是探讨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的创新也可纳入其理论框架内分析，因为银行理财产品创新的路径和表现基本上遵循了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几个创新思路。
二、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的创新路径和表现分析
（一）产品创新分析
产品创新是指创造出消费者还不熟悉的新产品，或在原有产品中开发出新的特性。对应到理财领域则是指基于产品基本要素和合约条款的崭新设计带来的理财产品品种或要素创新，具体表现为理财产品的币种、期限、挂钩标的资产、投资方向、计息方式、付息周期等方面。
1. 挂钩标的范围扩展带来的理财产品创新。
这几乎是银行理财产品最主要和最活跃的创新思路。如今，只要是不确定性事件几乎都可以和银行理财产品挂钩，因此很多紧跟市场热点的另类挂钩标的产品不断涌现，主要包括二氧化碳排放量、水污染指数、艺术品、认股权证、债务危机证券、可换股套利、配对股票、混合证券、红酒、气候衍生品、能源衍生品和巨灾债券等。这类“另类理财产品”，专业性、针对性较强，风险相对较高，导致其目标客户群相对集中、门槛较高。随着银行对中高端客户市场的开发，这种由挂钩标的和投资方向拓展带来的产品创新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2. 计息方式变化带来的产品创新。
计息方式是理财产品中较为复杂的要素，也是理财产品创新的重要来源。除了传统的固定和浮动两类计息方式外，开始出现有利于投资者的弹性设计，如将计息周期缩短为360天、提前到账时间等;此外浮动型计息方式也更加灵活，开始出现复利计息型理财产品。
3. 支付条款精细化设计带来的产品创新。
例如看涨型支付条款进一步细分出限制性看涨，提高看涨条件，将看涨型和看跌性结合的双向理财。再有，部分高风险理财产品对收益结构做出创新设计，出现一般受益人和优先受益人的分层结构安排。
（二）技术创新分析
即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或处理技术。对应到银行理财市场则表现为理财产品研发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创新。首先，在研发技术上，最突出的是在产品设计中引入模块化的设计理念，结构性理财产品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由于模块化设计方法的独立性、易扩展性等特征，加之衍生产品的多样性、复杂性，使得结构性理财产品成为银行理财产品最主要的创新品种。上文提及的由产品基本要素和条款创新引致的产品创新往往都出现在结构型理财产品中。其次，管理技术创新主要体现在主动管理、动态管理上。即银行对理财产品实施主动的托管管理，同时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更加主动，从而在投资管理标的选择、投资组合的配置和融资上表现得更主动，真正实现其在资产管理业务上的主动管理。
（三）市场创新分析
市场创新是指开辟新的市场，具体表现在：1.基于差异化的产品定位细分新市场。银行开始重视针对不同的目标市场设计差异化的理财产品、提供差异化服务，招商银行从国外借鉴而来的矩阵式市场细分策略就是实例;2.基于新的市场营销手段开拓新的理财市场。随着IT网络和移动通讯的发展，网络营销和移动通讯营销渠道成为开拓新理财市场的重要手段。例如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面向个人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客户推出的“金融@家”电子银行专属理财产品。
（四）组织创新分析
这主要指产品市场结构上的创新，对应到银行理财市场则表现在：1.银行同业理财合作创新。随着理财市场的发展演化，银行同业之间逐步从排他性竞争走向合作性竞争，“银银合作”悄然兴起，银行之间相互代销、投资或分享理财产品设计的同业合作模式逐渐被推广，例如银行理财产品的POP (Product of Product) 模式;2.分业理财合作创新。目前，银行与证券、保险、信托三大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理财业务合作占主导，并以个人综合理财和交叉销售理财产品的合作模式为主，例如盛极一时的银信合作产品。随着动态管理理财产品的增加，可以预见，银行与期货公司、典当公司、农信社等金融机构的合作会不断深入，银行理财产品还将延伸到更宽广的领域。
三、总结及建议
熊彼特创新 篇8
关键词：经济危机,周期,启示
1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
1.1经济周期的含义
熊被待认为, 所谓经济周期, 就是经济活动的波浪式运动, 它包括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繁荣是经济的上升和扩张;衰退是对繁荣带给经济体系的干扰和新情况的适应;萧条则是经济体系奋力走向新的均衡, 适应由于繁荣的干扰所改变了的情况;复苏是走向繁荣的一个过程。
同时, 熊彼特指出周期它包含两种含义。第一, 仅指每一次繁荣跟上一次萧条, 而每一次萧条又跟上一次繁荣的事实。或者第二, 可能指周期的实际长度。但是这一点没有理论可以从数量上来解释, 因为它明显地要依靠个别情况的具体数据。不过他的理论仍然给予一种一般性的回答:经过一段时间, 直到新企业的产品能够出现在市场之前, 繁荣结束, 萧条开始。当创新的吸收过程结束时, 新的繁荣就开始, 而萧条也就结束。
1.2经济周期的阶段
(1) 熊彼特的二阶段经济周期模式 (纯粹模式) 。
所谓二阶段经济周朗模式, 是指排除—切外来因素干扰的模式, 只包括上升期 (繁荣) 和下降期 (衰退) 两个阶段的模式。
熊彼特认为, 即使把人口的增长因素和诸如战争、革命、自然灾害、制度变化、经济政策变化、银行和货币管理、支付习惯、黄金生产变化等外部因素排除掉, 资木主义经济仍出现周期现象, 创新才是经济周期的内在原因, 经济周期的产生与企业家的出现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为“企业家成批的比现是繁荣产生的唯一原因, 它对经济体制的影响在性质上不同于企业家按时间均匀分布的连续出现对经济体制的影响, 只要它不像后者那样, 意指一种连续的, 并且甚至是不可觉察的, 对均衡位置的干扰, 而是一种跳跃式的干扰, 一种具有不同数量级的干扰”。
在熊彼特看来, 创新浪潮的出现和消逝使资本主义经历了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当一个企业家实施创新活动时, 他获得了利润, 成功的创新活动所造成的赢利机会会促使其他企业纷纷模仿它, 结果就形成由创新掀起的浪潮。
由于企业家们纷纷扩大对生产资料的需求, 生产资料价格上升, 成本提高, 同时创新和模仿造成产品的产量大量增加, 以致产品价格下降, 这些都削弱了公司获取利润的能力, 企业对银行信用的需求开始紧缩, 企业的利润趋向于零, 经济处于下降阶段, 即衰退阶段。
(2) 熊彼特的四阶段经济周期模式。
所谓四阶段周期模式, 是指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经过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
熊彼特认为, 他的纯粹模式不仅抓住了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特征, 而且描绘了每个周期单位的主要特征, 但这些特征常常由于外部力量或对最初特征的“非正常”的内部扭曲而发生变化。熊彼特将内部的扭曲看做是次级波波动造成的影响, 这些次级波产生了一般观察到的四阶段周期模式。所谓次级波, 是指经济代理人的“心理”方面“周期性的错误群”, 过度的乐观和悲观等诸如此类的心理的总和引发的次级现象, 这些现象以周期群体心理为中枢, 它不仅依赖于外部因素, 而且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很大。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是次级波的主要特征:次级波本身并没有或很少具有推动力。它的推动力最终来自创新。
熊彼特认为, 在繁荣阶段, 企业家的创新增加了信用需求, 由此促成了新工厂的建立, 新设备的增多, 但同时整个社会出现大量的投资机会, 出现过度投资, 出现大量的投机活动, 这又增加了对信用的需求, 这种信用需求与创新无关, 仅仅为一般企业和投机活动所使用。
从繁荣走向衰退。熊彼特认为, 繁荣局面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不会无限地扩大, 它有—个上限, 这个上限就是向下的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之后出现的过程就是“衰退”。衰退是对以前的繁荣现象的适应过程, 是前一时期创新结果收获的时期, 它的最终结果就是稳定“均衡”的恢复。它既包括那些从繁荣时期带来的全部益处的部分, 又包括有相反影响的部分。
就复苏阶段来说, 熊彼特认为, 复苏可以看成经济走向繁荣的一个过程。复苏和衰退在经济运行机制的性质方面相似, 经济运行机制组成了经济体系各因素间的均衡关系。
1.3经济周期的波长
第—种是长达50多年的经济周期, 或称长波。该周期与较大的技术创新浪潮及其消化吸收过程相—致。大的创新浪潮刚刚出现时, 会引起利润上升, 经济出现繁荣, 推动长周期走向上升波。新技术普及和推广后, 产品产量增加, 产品价格逐渐下降, 利润逐渐降低, 企业无利可图, 甚至破产, 这就引起了经济的停滞和萧条, 推动长周期走向下降波。
第二种周期是平均9年到10年的中周期, 又称中波或“朱格位周期”。该周朗是由于厂商投资于新厂房和设备而造成的。厂商为了增加自己的固定资产并使其现代化, 它必须使扩张行动持续4—5年, 但是当厂商实现扩张和装备现代化后, 它将不再需要新的投资。因此在后来的4—5年中, 厂商在厂房和设备方面的支出将减少。经过这段时期, 固定资产将损耗, 这时, 经济又转移到另一个4—5年的投资繁荣阶段。朱格拉周期最显著的特点是与工商业的一定创新过程相结合。
第三种周期是平均40个月的短周期, 又称短波或“基钦周期”。该周期是出于商业存货的变化造成的。厂商为使存货的增长超过销售的增长, 将扩张存货1—2年。但是当销售增长缓慢时, 存货将在库中囤积。因而, 厂商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削减产量以减少存货积压。当存货最终恢复到更适当的水平时, 销售额回升, 厂商将再次寻求扩张存货。
2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1) 加强对经济周期的认识, 积极有效应对经济危机。
熊彼特认为, 所谓经济危机, 就是经济活动使其自身适应新的情况的过程。经济危机既有消极影响, 又有积极影响。首先, 不景气将经济引向新的均衡。当经济从繁荣转向不景气时, 企业必须使自已适应由繁荣引起的干扰。
其次, 不景气带来了生产的部分改组。不景气使一些企业衰败破产, 使—些企业收敛, 使—些企业改行, 使一些企业采取新技术, 因此, 不景气必然会使生产被部分地改组。
最后, 不景气使生产成本减少, 是利润转化为其他阶层的收入。熊彼特认为, 由于不景气使货币充实, 生产成本有所减少, 这样, 最先作为利润出现的东西, 最终会增加其他阶层的永久性的真实收入。也就是说, 企业家的利润会转化为其他阶层的收入。
(2) 珍惜企业家精神, 造就企业家队伍。
在熊彼特看来, 创新活动之所以发生, 是因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企业家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和投机者不同, 个人致富充其量只是他的部分动机, 而最突出的动机是“个人实现”, 即“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这种“企业家精神”包括:①建立私人王国。②对胜利的热情。③创造的喜悦。④坚强的意志。这种精神是成就优秀企业家的动力源泉, 也是实现经济发展中创造性突破的智力基础。企业家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最稀缺的资源, 是社会的宝贵财富, 它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选拔人才的机制还不尽公正合理, “论资排辈”、“年龄一刀切”、“恨能”、“恨富”的现象还普遍存在, 所有这些都严重地阻碍着我国企业家的孕育、培养和造就。因此, 我国今后应对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努力造就一支优秀的企业家队伍, 在多变的市场竞争中培养出独特的创新精神, 培育出更多的实力雄厚、发展前景看好的企业。
(3) 有秩序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近年来, 在我国存在一种自由追捧“新经济”的现象, 有些人认为我国的传统产业已经毫无希望, 应该把资源集中于“新经济”, 集中于信息产业, 跳过漫长的工业化阶段, 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 即使在发达国家仍有一批传统产业在蓬勃发展, 并与新兴产业相互渗透、相得益彰。从大趋势看, “新经济”只有与“旧经济”融合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 而不能顾此失彼, 简单抛弃传统产业。否则的话必将迫使背离“创造性破坏”的初衷, 变成只有破坏而没有创造, 经济创新将被经济崩溃所代替。
(4) 通过一系列的科技政策, 建立完整的创新生态体系。
技术创新活动是一根完整的链条, 这一“创新链”具体包括:孵化器、公共研发平台、风险投资、围绕创新形成的产业链、产权交易、市场中介、法律服务、物流平台等。完整的创新生态应该包括科技创新政策、创新链、创新人才、创新文化。针对当前我国创新动力、创新风险、创新能力、创新融资不足的问题, 政府在政策架构上需要做的有:完善促进自主创新的财政、税收、科技开发及政府采购政策;完善风险分担机制, 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事业, 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激励;健全创新合作机制, 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企业进行技术战略联盟, 实施有效的产学研合作, 推进开放创新;重构为创新服务的金融体制, 发展各类技术产权交易, 构建支持自主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参考文献
[1]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出版社, 2000.
[2]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3) .
[3]刘崇仪.经济周期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6) .
[4]周庆悦, 黄邦根.马克思与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比较研究[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8, (2) .
[5]陈乐一.现阶段我国经济周期阶段与持续繁荣的对策分析[J].管理世界, 2007, (6) .
熊彼特创新 篇9
在本书前言中译者在提及希克斯和基希持有的熊彼特怀有“对英国经济学传统缺乏热情”这种“偏见”的看法时说道熊彼特是非常崇敬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的, 并举例进行说明。可是正是在这个举例中就能看出他并不是非常崇敬斯密, 并且在以后的阅读中更能体会到那种字里行间的嘲讽。译者的例子是引用《经济分析史》中的原话“尽管如此, 似乎仍有必要停下来看一看这位最著名的经济学家, 以对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个了解, 并似乎有必要看一看他的《国富论》……”[1]对于这样一段话我实在不敢苟同是对斯密先生的赞美之辞, 当然这并不代表我就认为熊彼特先生对斯密先生特别反感。他对斯密先生的赞美在书中还能够发现的, 当然并不是在讲《国富论》时, 而是在提到《道德情操论》时。熊彼特先生在讲述分析美学与伦理学时提到“在较为广泛地考察这一原则之前, 我们应该先看一部对经济学家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著作, 即A·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斯密的这部著作要比所有其他这方面的著作强得多。”[2]从五个方面分析了斯密先生的独到之处, 并在最后评价时说道“‘道德哲学体系’, 也就是不属于A·斯密自己的那些理论, 受到了批判”, 即使熊彼特先生调侃的说道斯密先生的这种批判“有时显得很陈腐”, 但是后面一句“但总的来看还是极为成功的”给了斯密先生很大的肯定。
然而, 熊彼特先生对斯密先生更多的是批判。熊彼特在提到贝卡里亚时说他是意大利的A·斯密, 但是也这样写道:“作为经济学家, 苏格兰的贝卡里亚 (指斯密———译者) 是否更加伟大?如果根据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人的著作来判断, 斯密当然更伟大……尤为重要的是, 《国富论》是毕生劳动的成果, 而《要以》只是讲稿, 而且作者不愿发表的讲稿。”从熊彼特先生将二人相互比喻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是一味的贬低斯密先生,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熊彼特先生对斯密先生的批判:“……除了讲究方法的教授外, 谁也无法完成这一工作。斯密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国富论》是他辛勤劳作了二十五年的产物, 其中大约十年他把全部精华都用在了这本书上。他的智力水平, 正好适合驾驭来自许多方面的浩繁材料……”[3]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他对我们这位伟大的斯密先生的嘲讽。
在提到斯密先生和《国富论》时, 熊彼特先生简单的介绍了斯密先生平平稳稳的一生, 并特别提出了“……那就是除了他的母亲外, 没有一位女性进入他的生活: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一样, 对于他来说, 生活所具有的全部魅力和激情就是著述。”[4]我不知道这样的人能不能算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对于前人, 该感谢的他都表示了感谢, 但却不很大方, 从不象达尔文那样坦白地使人知道前人的足迹。批评他人时, 斯密显得气量狭小, 不那么宽宏大量。”[5]我想这可能和他地地道道的苏格兰人的性格有关吧。“……我还敢冒昧地说, 要不是有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 谁都不会相信《国富论》的作者有能力去写这些论文。”[6]从这句话中可以感受到熊彼特先生对那几篇文章的推崇以及对《国富论》的“不屑”。“但不管他实际上从前人那里学到了东西没有, 事实都是:《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 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7]尽管熊彼特先生这样说到却不代表其对斯密先生的全盘否定, 他在其后也写道:“但是, 虽然《国富论》不含真正的新思想, 虽然它作为智力上的成就不能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提并论, 它却是一部伟大的著作, 仍无愧于它所取得的成功。”[8]
对于后人对斯密先生和《国富论》的追捧, 熊彼特先生显然很冷静和持怀疑态度。“从大约1790年起, 斯密就成了导师, ……包括李嘉图在内, 这些人中大部分人的思想, 都源于斯密, 而且他们大都也从未超越斯密……于是斯密便被授予了‘创始人’的称号 (没有哪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会想到授予他这一称号) , 而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则成了所谓的‘前驱者’, 但如果抽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 是否能剩下斯密的思想, 是很值得怀疑的。”
也许是熊彼特先生对这位斯密先生要求过于严格和完美吧, 即使是牛顿也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远些, 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在我看来, 熊彼特先生在那片赞美的汪洋大海之中独树一帜也是很值得赞赏的, 起码给我一个全面认识斯密先生的视角。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第一卷) [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96.
熊彼特创新 篇10
（南开大学 经济研究所，天津 300071）
如果说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标志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开始，那么2010年希腊债务危机则标志着一场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简称欧债危机）的正式爆发。特别是当前欧债危机的覆盖面和影响程度越来越大，整个欧元区几乎面临着成立20年来最严峻的考验。以希腊为例，尽管2012年6月17日议会选举最终由希腊新民主党组阁成功，即联合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左派党组成新的联合政府，并在原则上达成协议以努力推行财政紧缩和确保希腊留在欧元区，但未来的政治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而且，当前欧债危机在欧元区各国的发展境况也日趋复杂，既有西班牙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频繁爆发，也有意大利受困于债务危机和政治前景的双重担忧。显然，欧债危机的阴霾目前依然笼罩着整个欧洲大陆。那么，这场危机究竟是一次彻底的经济停滞，还是一次世界资本主义的周期性波动？面对这场危机我们该如何应对？本文从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视角出发，并结合其特有的创新和长波理论，试图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10年爆发至今依然形势严峻的欧债危机给予新的阐释，以探讨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从中得到有益启示。
一、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依据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周期性波动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特别是熊彼特从技术创新角度对资本主义周期波动的解释，有别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从三大心理规律出发对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经济危机的阐释。基于此，熊彼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这两部著作中。
所谓经济周期，就是经济生活的波浪式运动，它包括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在熊彼特的理论模型中，创新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呈现周期性波动的根本动因，而企业家创新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内生因素。这里的创新即生产函数的变动，指经济社会通过不断实现和执行新组合，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1]这种新组合包括产品创新、材料创新、市场创新、生产技术创新、组织管理创新五种情况。具体来说，一是采用一种新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新特性；二是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三是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四是采用一种新方法；五是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组织。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活动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出现，时高时低、时断时续，有时稀疏、有时群集，由此导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并不是均匀而是跳跃式和波浪式发展，从而创新活动的不均匀性使得资本投资分布在时间上也不是均匀分布，而是在一段时间内间隔性出现；同样，企业家和新企业的出现也呈现群聚、不均匀、不连续的状态。因此，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熊彼特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总是呈现为周期性的波动。熊彼特指出：“历史时间上的（与理论时间相区别）经济数量价值的连续并不表现为单调的增或减，而是表现为这些价值本身或者其一阶或者二阶导数的不规则重复出现，同时，这些波动都不是独立发生的，而相互之间总是表现出或长或短的联系。”[2]
基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熊彼特构建了一个包括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四阶段经济周期模型（如图1所示）。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和衰退的存在都是由于创新浪潮的出现和消逝带动的。具体来说，当一个企业家从创新活动中获得利润时，出于追求利润的本能会吸引众多效仿者模仿创新成果，在形成创新浪潮的基础上使创新得到更大程度的普及。由于生产资料的需求迅猛上升导致价格上涨，从而信贷扩张形成经济上升阶段即繁荣期；之后产量大增而导致产品价格下降，加上产品成本提高，这些因削弱获利能力而使企业亏损甚至走到破产边缘，而银行的信用紧缩则会使经济走向下降阶段即衰退期。由此，创新的产生、普及、消失和新一轮的开始，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周期性的增长和波动。后来，熊彼特这一模型得到西方经济学家沃尔夫冈·斯托尔泼的高度评价。他指出，“他（指熊彼特）把复苏阶段和衰退阶段看成是一个适应过程，而把繁荣阶段和萧条阶段表现为离开均衡位置的一种运动。繁荣和萧条阶段分别由创新和诸如投机、恐慌、经济政策不当等外生的、非实质的现象引起。繁荣阶段和衰退阶段对于资本主义过程来说是本质的，而萧条阶段和复苏阶段不是本质的。由于尖锐的社会和个人障碍发生于非本质阶段，所以政策能够消除它们。”[3]
图1 熊彼特四阶段经济周期模型
基于上述四阶段的周期模型，熊彼特提出了著名的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三个周期”理论，从而界定了长、中、短三种周期并存的复合模式。其中，第一种长达50多年的经济周期称为长波，该周期与较大的技术创新浪潮及其消化吸收过程相一致，又称为“康德拉耶夫周期”。熊彼特认为，每一次长波包含一次“产业革命”和对它后果的吸收，即创新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周期性波动。第二种周期是平均9年到10年的中周期，又称为“朱格拉周期”。与工商业创新过程相结合是朱格拉周期的显著特点，厂商投资于新的厂房和设备的变化也与该周期紧密相连。第三种周期是平均40个月的短周期，又称为“基钦周期”，商业存货的变化是基钦周期形成的主要原因。熊彼特认为，上述三种周期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并存的。具体来说，一个康德拉耶夫周期大约包括6个朱格拉中周期和18个基钦短周期；一个中周期又大约包括3个短周期，但三种周期的共同点是都与一定的创新活动紧密相关。
二、运用熊彼特理论解读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
自1825年英国爆发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每隔一定时期就会受到经济危机的侵袭。虽然西方主流文献对当前危机的解释已有多种观点，如房地产泡沫说、金融创新过度说、政府监管不力说、货币政策失误说及道德风险说等，但这些解释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论，且无法说明危机爆发的周期性。事实上，当今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经历着繁荣与衰退的周期性交替，且这种周期性波动随着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日益增强正逐步演变为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显然，主流经济学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也促使我们在当前经济危机的深刻背景下深思困扰当今现实世界的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等问题，并给之以熊彼特理论的重新解读。
（一）解读次贷危机
熊彼特依据创新周期理论，通过将重大创新活动引致的产业革命作为划分长波的依据，将经济周期划分为三组，即：以纺织工业和蒸汽机技术为创新主导的第一次长周期，以重工业和电气行业创新为主要动力的第二次长周期及以化工、钢铁和铁路为主要创新动力的第三次长周期。荷兰经济学家范杜因论证了这三个长波的现实存在性，并考察了经济周期中的第四波，即开始于20世纪中期并在经历2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后自1973年石油危机起进入下降期。随后，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经济发展表明一个新的经济长波已在高技术创新活动中孕育成熟，这就是由计算机、IT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的第五轮经济长波，它始于1991年。据统计，1994—1996年美国经济增长中高科技贡献率达27%，位居各要素贡献率之首，而传统产业仅为14%，汽车产业仅为4%。同时，美国连续9年保持4%左右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也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可见“科技革命”对经济长波形成起了重要作用。[4]在熊彼特和范杜因的研究基础上可知技术创新与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五轮长波的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五轮经济长波的划分
然而，在进入第五轮经济长波阶段以后，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创新逐渐进入饱和期，创新能力直线下滑，各种发明专利逐步减少。为防止经济长波出现衰退，美国政府推行各项积极政策刺激金融业发展。例如2001—2003年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准利率以及宽松的次级房贷等促使美国房地产市场空前繁荣，但资本泡沫也开始积聚。当时，各种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华尔街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分工等因素延长了经济长波的上升期，也暂缓了危机爆发。但对于经济增长的内部创新引擎停滞问题的忽视，使美国经济的发展偏离了正确轨道，经济增长背后隐藏了危机的巨大可能性。其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在技术创新乏力后回避了增长动力不足问题，没有从根源上推进创新发展却片面推行自由市场制度并放松金融管制，导致了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向非实体经济，以房地产的泡沫繁荣取代了IT技术周期的真实繁荣。此后，出于对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的担心，美联储2004—2006年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直接导致了次贷市场违约率大幅上升，并对提供次级贷款的金融机构造成严重打击。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经济泡沫彻底破裂，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转变为金融危机且波及全球，同时也使世界经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第五轮长波的衰退阶段。由此可知，第五轮经济长波的繁荣期持续了将近20年，这与熊彼特描述的经济周期长度基本一致。可以说，目前美国已经处于并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长期处于第五轮经济长波下降期，直至新的重大意义的技术创新发生，才能推动美国经济走出困境而进入新一轮长波。这里运用熊彼特周期理论描述次贷危机发生机制（如图2所示）。
图2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路径
（二）解读欧债危机
同样，我们也可以运用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来解释2010年爆发于希腊的主权信用危机及其蔓延至欧元区多个国家的欧债危机。实际上，欧债危机的爆发是欧盟经济体发展过程中多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是由外部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和经济体的内部机制等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以后，欧元区各国为抵御这场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而相继采取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方案。这些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欧元区经济复苏，但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其政府赤字、国债占GDP比重节节攀升。据估算，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几乎占赤字增加量的1／3，发行的美元债务几乎等于此前5年年均债务发行量的3倍，[5]债务泡沫越吹越大，并成为欧债危机的导火索。当然，欧债危机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欧洲经济一体化制度设计的缺陷、欧洲超前借贷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以及高福利政策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等。但是，如果从熊彼特创新经济周期理论的视角来看，实际上困扰欧洲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却是欧元区国家的创新动力不足，尤其在当前世界经济处于第五轮长波衰退期，缺乏增长动力的欧洲经济自然不可避免地加速了其衰退的进程。
早在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欧洲各国的传统竞争力日益削弱，国际资本纷纷涌向新兴经济体，欧洲经济的市场份额逐渐萎缩。欧盟作为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成本一直处于高位，故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科技水平的提高，如果创新能力不足就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相比之下，北欧诸国如芬兰、瑞典等国家创新能力强，走出金融危机的速度相对较快，随后的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强劲；反观希腊、西班牙等国，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农业、海运、旅游业等支柱产业，科技创新乏力，在次贷危机后很快陷入了债务危机而难以自拔。比如，2010年希腊服务业在GDP中占比达52.57%，而工业占GDP比重仅14.62%；同时，一些支柱产业如海运、旅游业等则属于典型依靠外需拉动的产业，这些产业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很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一直以来，欧元区国家的各项措施均没有起到有效的创新激励效果，如近十几年欧盟研发支出比例平均不到2%，根本达不到2000年《里斯本议程》中规定的研发支出至少占GDP3%的规定，更是落后于日本的3.4%和美国的3.6%。原因在于，欧元区国家的创新往往依赖于政府推动而导致了创新动力不足，美国则在私营部门推动下使企业创新得到较好激励。当前欧元区各国忙于应付债务危机而财政拮据，各国政府对于创新发展更是分身乏力，因此未来提高创新能力的前景更加不容乐观；显然，这也就决定了欧盟即使通过资金救助短期内走出危机，但从根本上经济依然会表现为中长期疲软。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2年10月9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最新报告预计，由于危机持续影响，2012年和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分别调整为3.3%和3.6%，较2012年7月的预测值再次降低0.2个百分点和0.3个百分点。报告指出，未来的全球经济活动仅会有部分小幅好转，发达经济体将出现衰退，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出现低增长的概率则极高。总体上看，由于近期以来全球经济增长迟缓，同时欧债危机的彻底化解仍然遥遥无期，因而IMF报告的总体措辞并不乐观，充分显示了全球经济下行风险的进一步加剧。[6]尽管2012年6月29日欧盟峰会已就一系列对重债国的救助举措达成一致，如允许欧洲稳定机制（ESM）直接向银行注资重组或通过购买重债国国债压低融资成本等，但这些政策是否能够如期执行以及最终能否真正执行都是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心的问题。目前的情况还表现在欧元区外围经济体长期处在金融市场压力加剧的中心，而这些压力当前主要来自希腊政治和金融不确定性上升、西班牙银行部门问题频现以及市场对这些国家政府财政改革能力及伙伴国的救助意愿持怀疑态度等。所以，上述前景预测的下行风险仍然很大，特别是欧洲国家救助政策行动的延迟或不充分将进一步加剧危机。同样，依据表2“世界银行经济增长展望”数据所示，创新能力不足早已导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一直处于偏低水平，这也是引爆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此，在上述诸多压力的影响下，可知未来一段时间内欧洲经济的复苏将步履维艰。当前欧债危机的持续加剧深刻表明，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将呈现出长期处于第五轮经济长波衰退期的状态。
表2 世行经济增长展望：年实际GDP增长率预测（%）
三、当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使人们意识到凯恩斯主义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经济摆脱困境；但长期来看，一方面货币政策会导致经济中货币存量与真实财富脱节，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又会对政府财政造成巨大压力而形成高赤字，故两者都不能从根本上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相应地，只有加大技术创新投资力度，依靠科技创新活动提供核心增长引擎，才能在当前危机局势下给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因此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应该充分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和鼓励技术创新的双重手段，在短期救治和长期改善两方面都做出努力。比如除财政货币扩张政策外，还应侧重于研究和创新节能环保与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创新领域的发展将有助于提高国家的长期竞争力以摆脱危机。以此为鉴，在当前经济环境不景气的前提下，熊彼特周期理论为我国应对危机和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创新理论：扩大市场自由，鼓励自主创新
熊彼特周期理论的核心是创新，创新既是经济发展的源泉也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内因。当前世界经济处于第五轮经济长波的衰退期，经济危机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实际上既是“危”又是“机”。一方面，“危”是指经济大环境不景气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巨大冲击，会导致我国出口商品需求受到影响而呈现下降趋势。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一直较大程度依赖于出口，这种过分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使经济被动地受外部经济大环境影响，而向“扩大内需”转变就是一种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它可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其次，市场化改革与城市化也可以视为熊彼特五种创新的一种，即实现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这是一种连续和平稳的创新，能够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另一方面，“机”是指经济危机也是一次经济腾飞的机遇。企业只有在试图摆脱危机的动力下才会进行更多创新，而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往往都蕴藏在经济危机中。特别是当前正处于全球经济衰退的关口，这也是我国经济实现赶超的机会；只有加大创新投入，占领科技革命的制高点，在新能源、生物基因、新材料等关键领域有所创新和突破，实现为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重大变革的科技革命，才有可能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迎来新一轮经济繁荣。
（二）企业家理论：激发中国企业家的创业精神
熊彼特认为，创新的主动力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从事“创新性的破坏”工作的动机虽然以获取潜在利润为直接目的，但最突出的动机来自于“个人实现”心理，即“企业家精神”。因此，企业家精神是突破要素禀赋约束并推动创新的核心动力。作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主体，如今企业家已成为市场经济最稀缺的资源，这个群体的数量也成为衡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我国当前大力强调自主创新，而成功的创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素质。首先要进行观念更新，培养其具备远见性、首创性、献身精神、风险意识等；其次还必须具有一定能力，包括预测能力、组织能力、说服能力等。在当前全球经济处于萧条时期，企业家更应该发挥“企业家精神”，勇于担当、应对挑战，在多变的市场竞争中凭借独特的创新精神，实现各种要素的新组合、提高经济效益，发展出更多实力雄厚、前景广阔的企业，推动国家经济持续发展。
（三）有秩序地创造性破坏：调整产业结构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每当出现重大的经济危机都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产生严重影响。比如，一些旧的产业遭到削弱和破坏，产业结构分裂、失衡，另一些产业则会借此契机得到发展与升级；同时，萧条还会激发创新，诞生一些新的产业。[7]我国经济在经历了20多年高速增长后，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问题逐渐暴露。熊彼特曾提出“创造性破坏”概念，即创新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痛苦的过程。它不断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毁掉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让创新成果有崛起和扩散的空间，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即不断毁灭旧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从“创造性破坏”角度出发，我国目前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但同时也必须注意调整方式和速度，不能寻求突变、盲目追求效益而忽略质量。正如熊彼特指出的，试图无限期地维持过时的行业当然没有必要，但试图设法避免它们一下子崩溃却是必要的。[8]“有秩序地撤退”是熊彼特为产业结构调整指明的方向。因此，在利用创新创造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绝对不能简单抛弃传统产业，而是要利用信息技术充分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结构和素质，做到既有“创造”又有“破坏”，把创新和有秩序地撤退融入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真正实现熊彼特“有秩序地创造性破坏”式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1］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4.
［2］熊彼特.经济变化分析［C］.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1979，（10）：24.
［3］Sills D.L.（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14.1968.New York:Macmillan，p.69.
［4］马童童.从熊彼特经济长波角度看美国金融危机［J］.中国集体经济，2010，（13）.
［5］张茉楠.美债欧债恶循环［N］.中国经营报，2012－01－14.
［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EB/OL］.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文主页：http://www.imf.org/external/chinese/。
［7］熊远光.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经济危机应对措施探析［J］.学术论坛，2009，（5）.
［8］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