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古典文学教学

新时期古典文学教学（精选十篇）

新时期古典文学教学 篇1

基于高职类学生古文知识基础相对薄弱的现实, 笔者以为,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中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满堂灌教学方式已不太适应形势的需要, 我们的目的应当是不只是“授人以鱼”, 更要“授人以渔”。也就是说,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 要从知识传授型课程向素质培养型课程转变, 既强化传统文化教育, 也要突出师范教育的特点, 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培养高素质师范人才。笔者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和近几年的探索, 这里着重就师范类中文专业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谈一些看法, 以就教于方家。

一、整合教材内容, 优化教育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 (以下略称古代文学) 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必修的一门主干基础课程, 在中文专业众多课程中,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代文学的文体形式丰富多样, 每种文体都有其自身的艺术特质, 有其自身的流变规律, 师范类毕业生不仅应对此有准确的把握, 还应对它的教学方向有恰确的认识。在一般通识概述之后, 可将教材内容分为诗歌、赋 (含骈文) 、词、戏曲、小说等几大模块, 分门别类揭示古代文体的总体特征及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风貌, 以利于学生深入了解文体的特点, 洞悉文体本身的规律。文学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而每种文体对人的影响方向也不尽相同, 如诗歌可以通过意境、情感、意象等, 熏陶人的情操和审美感悟, 小说则可以通过生动的故事和典型的人物提高人们辨识是非的能力等。

二、增加学术前沿, 不迷信权威

在有多媒体、网络的教学环境下,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古代文学教学与素质教育密切结合起来, 追踪该学科的前沿, 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展示给学生。教师应及时吸纳教育科研新成果, 并融入到教学内容中去, 把学生引入学术前沿。同时, 在授课中, 教师能够坦诚而适度地展示自己的研究心得与思路, 为学生提供“别一种”选择, 进一步激活其思辨能力、发现能力以及参与研讨的兴趣。对于基础教学中留下的许多言犹未尽的话题, 可以结合教学进度, 以专题形式, 如《“花间词”的美学特质及其鉴赏》, 或适当开设选修课, 补充新的教学内容。信息时代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 我们对教学与科研的思考也应体现出时代特点。教师不能为教参所限, 只有不断丰富更新知识结构, 才有可能理解和鼓励学生多元化的思维, 不迷信权威。那种依靠“一本教参吃一生”的教师迟早会被时代淘汰。

三、巩固基础, 让学生与文本直接对话

作品的文学价值, 是由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阅读的过程, 其实就是发现作品意义的过程。中国古代文学独特的审美影响, 在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方面, 尤其是人格教育、处世方式教育、情感体验升华, 语言思辨能力方面, 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那么, 阅读文本 (原著原文) 就应放到头等重要位置。而事实上, 笔者调查过, 一个学期下来, 能背得出《诗经》中5篇以上作品的学生寥寥无几。有人认为当今在校学生大致有这样三种:第一种可戏称为“社会活动家”, 第二种是来玩的, 还有一种是所谓读书的, 但读书的人也不是学知识做学问, 他们只看笔记和辅导书。这三种人的共同点就是不看作品, 一问到具体作品就什么都不知道。教师的课堂教学许多时候是“一厢情愿”, 分析作品时教师说得得意, 而学生则往往听得一头雾水。针对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所面临的尴尬处境, 笔者建议实施“211”读书工程。即要求学生在学期间, 读20本书, 背诵100篇古诗文, 撰写论文型读书心得10篇。长期下去, 结果肯定非常好。

四、运用多媒体, 丰富教学方法

从教学方法看, 课堂教学有两种形式:讲授式 (包括问答式、启发式) 与讨论式, 对于古代文学而言, 各有好处, 不能偏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营造轻松、宽容的课堂气氛, 开展灵活、互动式教学, 这样不仅可以开阔学生眼界, 启迪学生思维、加深对本门课程的理解, 而且为创新能力的培养更能打下良好的基础。现代教学媒体不仅可以增进学习效果, 扩充学习资源, 还可以增进学习的互动、协作, 其所能达到的教学效果, 远非传统教学所能比拟。因而, 古代文学教师也应适当采用多媒体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古代文学教学与素质教育密切结合起来, 丰富课堂, 提高教学效率。

五、延伸课堂, 开展实践性教学活动

在常规课堂教学之余, 也应适当延伸课堂, 拓展校内外课程资源, 开展实践性教学活动。比如: (1) 拓展课程学习资源, 让学生实地考察地方名胜古迹, 加深对历史文化名人的认识, 加深对他们作品的认识与理解, 地方课程资源是一个很好的利用平台。笔者曾经带领学生前往潮汕地区的潮阳、潮州等地方实地考察了解当地有关韩愈、文天祥的一些历史事迹, 再结合作品研讨, 既改变了教学方式, 又使学生对历史人物的人格情操及相关作品有了深一层的认识。 (2) 请学界名家作相关学术报告 (或播放相关学术报告录像) , 增长学生的古文见识, 开拓学科研究视野。在笔者播放过的录像中, 有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系列里叶嘉莹的《从现代观点看几首旧诗》、刘心武的《解密〈红楼梦〉》、易中天的《品读〈三国〉》以及王立群的《〈史记〉新读》等, 由于讲解新颖, 通俗易懂, 很受学生欢迎。这种讲座, 活跃了学习氛围, 增长了学生的古文见识, 开拓了学科研究视野。 (3) 适时播放经典作品 (名著) 影视录像。让学生适当放松心情, 也增强学生对经典作品的感性认识。如观赏《窦娥冤》、《西厢记》等。 (4) 加强古代文学技能实践训练。依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为增大能力培养与素质教育的力度, 满足师范学生拓展才智的需求, 应加强古代文学技能训练, 主要是训练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学术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通过写作课程小论文等方式, 加强对学生学术思维能力的培养, 如前面所讲的“211”读书工程;还可以通过对对联、创作古诗词、写作文言文等方式, 加强学生运用文言文的能力。古代文学技能实践的开展, 必将激励学生发现能力、思辨能力、创新能力、问题解析能力与文字表述力的进一步开拓与提高。

新时期文学专题 篇2

琼州学院06中文本2 王李雄

1.伤痕文学

指着眼于控诉“四人帮”的罪行，描述饱经磨难的人们的悲惨遭遇，揭示十年“文革”给人们带来的历史创伤，表达激愤悲恸的时代情绪，是当时刚刚从“文化大革命”浩劫中挣脱出来的一代人的心灵写照。

刘心武的《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开篇之作，卢新华的《伤痕》是伤痕文学的另一部代表作，伤痕文学因此得名，这两个短篇开了后来被称为“伤痕文学”的先河。2.反思文学

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潮流中，作家们打破思想禁锢，进一步追根溯源，去思考、探究造成“文革”这样灾难与痛苦的历史根源，并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把“文革”十年浩劫同十七年的历史联系起来，对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等重要历史事件进行艺术的再认识，再反映，再评价，启示人们反思产生历史悲剧的社会原因，以防止悲剧重演。反思文学是继伤痕文学之后回应时代需求的又一现实主义文学浪潮。其代表作有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3.寻根文学

是指一批作家们从历史反思向文化反思进发，进而创作出的一批旨在寻找民族文化之根与病态只跟，以播扬传统文化，消除民族劣根性对社会进步的影响，重铸民族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的作品。

寻根文学是新时期第一个有着明确理论主张的文学思潮，其代表作品有贾平凹富有浓厚秦汉文化色彩的“商周系列”小说、张承志的独具“草原文化”特征的系列小说、韩少功的《归去来》《爸爸爸》、阿城的“三王”等 4.新写实小说

简单的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其创作方法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的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5.朦胧诗

朦胧诗潮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它在诗坛乃至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最终给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带来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变革。“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其代表性作家有舒婷的《致橡树》、北岛的《回答》、顾城的《黑眼睛》等。6.新历史主义小说

80年代中后期，在文坛上出现了一股引人注目的重新抒写历史的的创作思潮，这种创作思潮主要体现为一批与传统革命历史小说完全不同的历史小说创作。这种思潮被称为新历史主义思潮，这些小说被称为新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以现代主义的史学观、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文化人类等新的史学哲学方法为思想基础。其代表性作品有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丰乳肥臀》，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

<1>.谈谈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对现代主义的开放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向现代主义的开放，首先表现为形式上对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借鉴。

其次，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开放在内容上表现为现代主义意识的渗透。

第三，对现代主义的渐次开放而导致的现代主义在形式上、内容上对现实主义作品的渗透，打开了现实主义文学吸取中西方多种创作意识，创作方法为我所用，不断丰富其表现力，提升其概括和把握生活的能力的大门。

<2>.简述朦胧诗的审美特质

答：1.朦胧诗在内涵上，以现代意识思考人的本质，寻求人的自我价值，追求自由的心灵。由以往的对于现实或观念的直接解释和说明转向写意，凸显诗人的主体意识和心灵感应。将 经历劫难之后的忧患同激愤有机合成，使诗的社会功利同公民使命感得到契合。2.朦胧诗在艺术上追求朦胧之美，以间接的暗示替代过去的直接显现，注重通过意象的凝聚和组合给对象以分散或整体的象征效果。注重以新奇的想象和联想，以多种多样的象征印象、变形等手法，使作品扑朔迷离，具有抽象性和超越性的特征，有浓郁的西方现代派的色彩。

3.在诗歌内容上，恢复了“自我表现”的尊严和地位，表达对生活富有个性的思考，使许多个我性的题材也走进了诗歌的创作领域

<3>.与传统革命历史小说相比，新历史小说有何特点？

答：1.在某种程度上，传统革命历史小说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叙事话语，新历史小说在处理历史题材时，有意识的拒绝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图解，而是进入了一个相对主义的、个人化的历史叙述状态。

2.传统革命历史小说往往取材于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新历史小说关注的不再是重大的“正史”题材，而是带有“野史”性质的民间家族史、村落史和个人生活史。3.对杰出英雄人物的塑造，是传统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追求，而在新历史小说中，“非英雄化”成为一种反英雄，英雄神话被彻底解构。

4.传统革命历史小说往往以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为对象，而新历史小说所描写的常常是那些无法考证的虚构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新历史小说在叙事上表现了明显的虚构特征。

<4>.如何评价网络文学现象？

答： 网络文学是指生存于电脑网络上的文学，在网络上创作，发布和流传的文学。网络提供了一个无限空间，自由出入文坛，使得每个写作的人都得到锻炼的机会。网络写作，使得“全民写作”的神话逐渐变为现实。每个人都是作家，或者说是潜在的作家。网络对人类社会的改变是普遍的，影响了社会的每一个，文学也不例外。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格局，文学的门槛降低了，走向文学的道路变得更加宽阔和多样。网络写作的本质，就是一种草根精神的体现。网络写作之于传统写作，就是草根挑战“主流”。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相对自由的创作环境。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曾说过，网络文学创造新鲜词语和充满活力的语言方式，它颠覆了纸质传统媒体的话语霸权。但网络文学的缺点也不容忽视，一方面网络写作的匿名性让一些网络写手丧失了责任感，造成了网络道德的缺失；另一方面，发表的随意性也带来了艺术质量的粗糙。著名作家陈建功曾对网络文学作过这样中肯的评价：“网络文学极大地扩大了作者发表作品的空间和覆盖面；与纸质媒体相比其交互性更强。网络文学不管对他已有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评价如何，它却不是一个幽灵，而是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又蕴藏着缺陷和矛盾的现实”。

<5>.话剧《狗儿爷涅槃》的思想意蕴和结构艺术。（注：仅供参考）

思想意蕴：《狗儿爷涅槃》这部多场现代悲喜剧向观众揭示的思想意蕴是深沉而多义的，《狗儿爷涅槃》在农民与农村、土地的历史关系中深刻地剖析人性。剧作以其成功的舞台探索与深刻性颇受赞誉。剧作通过农民狗儿爷几十年的坎坷经历，触发人们对于数十年来农村世态变迁的反思，表现了极“左”路线的危害以及历史对人事的嘲弄，同时通过对狗儿爷的农民式因循守旧、妄自尊大、狭隘报复等心理特征的表现，批判了小生产者的落后守旧意识，揭示了农民与地主祁永年在精神深处的文化意识的亲和相通，将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推向历史深处。

结构艺术：在结构艺术上，《狗儿爷涅槃》是叙述的，不仅人物的思想及命运主要以叙述的方式表达，即便狗儿爷的幻觉或内心视象的对话，也用叙述的方式表达，因而它又具有了布莱希特叙述体戏剧的效果。剧作借用了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手法，让狗儿爷充当叙述主体，同时，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外化为独立的艺术形象，创造性地塑造了祁永年鬼魂的形象；狗儿爷精神世界的复杂性通过与祁永年的鬼魂的争辩、厮打，得到了形象直观的表现。

此外，剧作运用现代戏剧的各种手法深入开掘人物的心灵，特别是狗儿爷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的心态，运用意识流等手法表现得自如流畅，贴切自然。被认为是实验戏剧最成功的作品。

<6>.简述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特点。

答：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全景式报告文学的兴盛，呈现出全方位跃动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在描写对象上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真实的再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现出作家把握生活的全新视野，这里既有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有社会生活热点。从高层政要到社会精英，平民百姓，乃至三教九流，五行八行无所不包。

2.在艺术表现上，新时期的报告文学艺术形式的变革打破了过去几十年间报告文学只能在小说，散文和新闻特写等形式的刻板临摹中徘徊的局面，“文体意识”的日趋自觉，使作家们努力创造出报告文学的多种样式。

3.在结构上，在传统的单一事件与人物描述的基础上，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出现了全景式、集合式结构的作品，突破了过去报告文学对事件所作的“平面”叙述，将某一社会热点问题的诸种现象做并列连缀组合，以此来共同表达某个主题，显现其理性思考。4.在表现手段上，报告文学作家们广泛吸取诸种文体形式的特长，将其作为报告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作家因此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5.在叙事方式上，新时期报告文学向多样化路向发展。

<7>.从高加林到孙少平形象的塑造，谈作家对新的农民文化性格的挖掘和展示。（仅供参考）

答.1.《人生》的成就首先在于塑造了高加林，刘巧珍等很有光彩的农村青年形象。高加林是当代浮躁青年的一个典型形象，他不甘平庸，努力奋进；他有理想又心高气傲，有才华又不满现状，他向往城市文明，向往城里的生活方式，在偏僻的乡村传播现代文明。在追求奋进的过程中，由于自身性格和社会整体浮躁的原因，他们不可避免的遭受了挫折，失败，痛苦，也经受了理想，爱情的幻灭。

新时期中国古典舞教学的思考 篇3

【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古典舞 创新教学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24-0205-01

中国古典舞在当代是一个特指的概念，它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从中国历史长期积累所形成的传统舞蹈中，提取典型性的舞蹈动态形式，广采博收戏曲中的程式化表演与舞蹈身段、术中姿势和动势的劲力与风范、芭蕾的方法以及其他各种艺术的文化优长，经过现代人的发展创造而产生的，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的流传和延续，它是在中华文化民族母体之中形成的当代舞蹈的一个种类，吸收与借鉴了芭蕾舞的精髓，是中国传统民间舞蹈的发展与创新，其融合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可谓是中国文化土壤中的一朵奇葩。为了做好古典舞的传承，笔者结合教学谈以下观点。供参考。

一、创新中国古典舞教学的理念

目前在学校的具体古典舞蹈教学过程之中，大多数教师对于古典舞蹈的教学仅仅是为了完成学校的教学任务，而对于古典舞的文化性未曾涉及。这样的教学即使让学生学到标准的动作，但在以后的深造过程之中由于缺乏文化之精髓作为铺垫，学生的艺术修为会大打折扣，在修为的提升过程中也会受到不小的阻力。为此在中国古典舞蹈教学过程之中应当注重教学的创新，让学生的修为真的有所发展，有所建树。

1.教学中要求体现民族性的特点。

中国古典教学法其目的在于将中国古典舞蹈传递给新生一代。在中国古典舞蹈教育教学活动之中，笔者认为应当注重教学法体现民族性的特点。因为中国古典舞是由中国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决定的。所以说中国古典舞蹈技术体现着强烈的民族性特点。在中国古典舞蹈教学方面要充分的注重中国古典舞蹈的民族性特点。

2.加强中国传统民族知识底蕴。

一是中国古典舞蹈对舞蹈者自身技能层面的训练主强调腰部训练以及柔韧性（腿、髋、肩等）的训练。二是在中国古典舞蹈基础训练过程之中，对于身法韵律较为注重。对于民族舞蹈的冲、靠、提等动律元素较为注重。三是在中国古典舞蹈中的以拧倾形态舞姿为特色的转，民族技巧——翻身等动作与中国民族艺术是密切不可分割的。

3.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应当采用“动”与“静”相结合的方式。

在教学过程中不单将中国古典舞蹈教学看成是一种动态艺术，同时也是对于静态艺术的融合。以中国古典舞蹈之中最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身韵”为例，身韵是“内气”的外化，同时又是生命活动的显观，在“身韵”教学过程之中，讲求的是“形”与“神”的高度融合。而“形”与“神”交融的锻造过程则一方面需要动作技能传授，同时也是对于心灵的提升。

二、中国古典舞教学注重示范

与其他舞蹈形式舞蹈教学相类似，中国古典舞蹈示范性教学显得更为重要性。舞蹈教师中国古典舞蹈的示范性对于学习者而言，具有深远的意义。笔者认为在具体的中国古典舞蹈教学过程之中，示范性应当贯穿于整个中国古典舞蹈教学的始终，而主要从以下几个时间段进行。

1.教师对中国古典舞的完整示范。

古典舞蹈教学正式开始之前，舞蹈教师要应当对于古典舞的舞步基本动作以及完整的舞蹈进行完整示范。虽然，教学还未正式开始，但是，由于榜样作用以及学生的好奇心的影响，使得教师的示范动作的影响力更加重要。这就要求舞蹈教师要在多方面加强对于古典舞示范整体因素的影响（例如，对于着装、仪表、动作规范性等），尤其是动作的规范性与艺术性。从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学生对于新发生的事件具有很强的记忆效果。因此，作为古典舞教师应当努力学习与把握这一点，充分的构建一个较新较完整的动作框架，进而催生学生的学习内驱力。

2.教师对古典舞蹈教学过程之中的重点和难点进行示范。

对于此阶段的动作示范主要是古典舞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对于舞蹈教学之中的重点与难点进行深入的示范。古典舞蹈教师要加强对古典舞专业领域与常识领域的了解，同时深谙教学方法。例如，在具体教学示范过程之中，为了突出重点与难点，舞蹈教师可以讲述一些与古典舞相关的小故事，同时穿插相关动作示范（有时可以适当的夸张与明显），这样可以通过故事的形式加强对于动作的记忆，进而增强示范的实效性。但是，在此阶段对于学生的要求不要苛求，以加强学生学习古典舞的兴趣为主。

3.教师在示范教学过程中促成学生对于古典舞蹈内涵的领悟与境界的提升。

在学生掌握一定的古典舞蹈相关知识与技能后，此时就要针对学生在练习过程之中的动作规范性、优美性以及对于节拍的准确性加以纠正。要求学生重点看动作的姿态，幅度的变化和动作间的衔接，以及与音乐节奏的吻合等。同时，古典舞教师要对于古典舞与其他舞蹈的不同加以区别，进而促进学生更好对于自己动作进行查缺补漏。在此阶段的示范则应当加强对于整套动作连续性的呈现。进而促成学生对于古典舞蹈内涵的领悟与境界的提升。

三、中国古典舞教学的实效性

笔者从事古典舞教学过程之中，发现在古典舞教学过程之中，许多教师只是“就舞蹈而论舞蹈”，并没有真正的将舞蹈看成是一种天然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而丧失了古典舞蹈教学之魂。同时，笔者还发现在示范过程之中，对于各个阶段的任务与目的缺乏指导性，为此在中国古典舞教学过程教师要结合学生的学识水平和个性特点，依据教材内容，深入理解古典舞的内涵，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以期促进古典舞教学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宁丹.论古典舞教学的优化策略. 科教新报（教育科研）， 2011，（27）

新时期影视文学现象解析 篇4

然而, 直到二十世纪末期, 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 我国的商业电影也没有占领市场, 占领市场的是从媒介资本主义中心——好莱坞涌来的“枪战片”、“动作片”、“科幻片”、“恐怖片”、“爱情片”, 进口片占有了我国电影市场六成以上的份额。我国新时期的电影工作者虽然明白电影媒介的市场意义, 但是对市场也无可奈何。第五代、第六代电影导演寄希望于获取国际大奖, 其结果是大奖证书不少, 经济利益依旧可怜。到了二十一世纪, 有亮点的是以冲刺奥斯卡为目标、以武打功夫为品牌、以跨国合作为策略的电影媒介《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它们不仅获得了国际电影届的广泛关注, 还获得了客观的经济利益。也正是在这些巨片的催化下, 到2005年, 我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份额终于突破进口片的重围, 达到六成以上。然而, 我国电影工作者依旧任重道远。武打功夫确实是我国电影媒介走向国际的一块品牌, 但它并不能成为我国新时期电影文化的代表。

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欢乐是以牺牲对世界的实际感受为代价的。通俗艺术起着明确的意识形态作用, 使绝大多数人安于现状, 在人群中怡然自得, 关闭使他们有可能瞥见真实的人类世界的窗户, 与此同时排除那些意识到自身的异化感的可能性以及那些消除异化的手段。

在电影媒介中那些欢声雷动的场面是公众廉价的避难所, 它是一种逃避, 而且不只是逃避现实行动, 也是逃避对于现实的思想。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话来说, 这种娱乐所允诺的解放, 是“摆脱思想的解放”, 而不是“摆脱消极东西的解放”。应该说, 这种批评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后现代主义电影尽管十分逼真地复制现实 (为了达到这种逼真的效果, 往往不惜巨资) , 但正是这种形象的复制, 使现实变得非真实化。后现代主义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一种复制的文化。它日复一日地为人们提供着各种大同小异的流行文化, 如同满街的快餐, 廉价而畅销。

对于中国来说, 后现代主义文化并不只是一种舶来品, 它的滋生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迁有着密切联系。这种后现代主义文化观念在苏童、余华、池莉、方方的小说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表述。而电影媒介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国家意识的表述工具, 它对后现代主义观念的表达则不得不更加隐晦, 更加具有策略性:它必须意识到它对深度的拆解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中和一定的限制中进行。因此, 中国几乎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电影, 但中国电影中却已经表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消解性特征。1987年, 当市场经济正在走向深入时, 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顽主》最早对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作了一种玩世不恭的解释。在那场时装表演中, 当年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各种人物同时粉墨登场、载歌载舞, 历史的神圣感在一片哄笑声中荡然无存。周小文在《疯狂的代价》中用小女孩那无所谓的泡泡吹破了姐姐孜孜不倦的复仇行为的意义。特别是近年来一批城市幽默喜剧, 如《大撒把》、《上一当》、《站直罗, 别趴下》、《无人喝采》等影片, 对种种人们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社会观念和历史观念作了调侃式的嘲讽, 好几部影片甚至都故意让人物在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城楼开着无聊的玩笑, 消解着庄与谐的界限。而《三毛从军记》则大量采用了反讽、戏拟、类型混杂、滑稽模仿和“元叙事”等解构手法, 不仅对历史、战争、英雄作了重新解释, 而且也对电影媒介作了重新解释。在近年来的中国电影中, 这种后现代主义反讽特别突出地表现为一种语言的调侃。从1987年电影界所谓的“王朔年”开始, 特别是近几年来, 中国拍摄了一批王朔风格式的影片, 如由冯小刚、夏钢、葛优等人参加拍摄的影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借助于影片中人物的调侃, 表达出一种对历史、对现实, 对人生困境既了如指掌但又一笑置之的游戏姿态。这些影片经常把“庄严”的政治语汇用于琐屑的日常经验, 因为语言和语境的不协调, 产生出一种幽默感。正是这种调侃, 既满足了观众的政治无意识又带来了一种挣脱了语言规范而获得的解放的快感。

当今的影视文学是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一种消费文化。这种消费文化的特征就是娱乐, 从各个层面满足人们在娱乐上的诉求。

摘要：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融合使中国文化出现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电影文化脱离了政治教化, 电影媒介变成了一种娱乐手段。本文即对我国新时期的影视文学现象做出解析。

新时期北齐文学研究综述 篇5

摘要：隋唐以来，由于文学作品的散佚，北齐文学的历史地位一直没有收到重视，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北齐根本就没有文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北齐文学逐步走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学术界从北齐文学兴盛的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北齐文学的影响等方面对北齐文学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道路。同时，北齐文学的研究依然存在着许多空白，需要后来者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北齐;文学;综述

北齐是一个战乱中的短命王朝，但是文学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诗歌、散文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著名作家。但是就北齐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学术界有着一定的分歧。有些人认为北朝是没有文学的，南北朝的文学也就是南朝文学。有些人给予了北朝文学积极的评价，认为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时期以后，随着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北齐文学也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其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学术界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主要从北齐文学兴盛的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北齐文学的影响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下面我就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简单综述，以期有利于研究者的研究之用。

北齐文学兴盛原因综述

吉定在《北齐文学兴盛及其原因初探》中指出，北齐文学的主要成就在诗歌、骈文、辞赋、民歌等方面，而北齐文学兴盛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文林馆的创办;北齐文风的“南化”;南北文士的交流。他认为北齐文学在模仿南朝文学的同时，保持北方文学的贞刚之气、开阔境界是北齐文学的一大特点，在哀婉之情的抒发中,包蕴了一份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 ,折射出南北分裂 、融合时期**现实给士人心态造成的精神失落和特殊人生的深悲沉恨 ,这一点部分地继承了汉魏风骨 ,是北齐文学的又一特点。

陈娟、徐中原在《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其表现》中也指出，东魏、北齐的散文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一方面是受到北魏的影响，另一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和文士自身审美意识的增强也是出现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东魏北齐不管是在作家、作品数量还是在作品题材、艺术性方面都比前代有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并且开始出现了散文的文学流派，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文林馆的设立，是北齐统治者重视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出现了多篇单篇研究论文。如宋燕鹏在论文《北齐的文化著述机构——文林馆》中就考证了文林馆设立的时间、执掌与成员人数、成就与撤销时间等一系列问题。他认为文林馆设立于武平三年(572年)，颜之推、李德林、张景仁执掌文林馆，经过考证得出文林馆实际有68人，并且整理和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和集子，随着北齐政权的灭亡而消失。《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也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时间应当在武平三年(572年)，待诏文林馆的人大都富有才华，待诏文林馆的大都是北方的汉族士人，出身于不同的阶层，年龄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预示着北方文学新的创作高峰的到来。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经过研究史料认为北齐文林馆的真正建立时间应当在武平四年(573年)，建立之后主要由颜之推、李德林负责，文林馆的主要职责是编纂书籍，编辑了大批类书，文林馆作家创作了大量诗歌。文林馆的建立在南北方文学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对以后朝代相应官职的设置产生了一定影响。石美莹在论文《试论北齐文林馆设立的意义与作用》中着重论述了文林馆设立的意义，她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标志着北齐文坛实现了“文学的自觉”，北朝文学开始追赶南朝文学，对南北文风的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还培育了一大批新锐作家。

北齐主要文学成就研究

由于文献资料的散失，北齐文学一直为学术界所忽略，直到近些年，收集到一些散佚的作品，例如严可均辑佚的《全北齐文》，逯立钦编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等，基本上反映了现存的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随着这些辑佚作品的出现，学术界也逐渐开始重视北齐文学的发展，逐步肯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85年，张皓在论文《北朝诗风刍议》中肯定了北朝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对北朝诗歌的进一步分析，他认为北朝诗歌应当分为三种：汉魏遗响，燕赵悲歌;民族交融，乐府新声;南北初融，寒木春华。

曹道衡先生在论文《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中肯定了北齐的诗歌创作，虽然现存数量不多，但是却代表了北朝文学比较繁荣的一个阶段，与北魏、北周相比，诗歌创作在数量上明显要多，就创作技巧而言，相比北魏时期也是比较成熟的。由于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北齐诗歌呈现出不同于南朝的特色，数量上也无法与之相比，但总体来说，北齐诗歌是代表着上升的趋势。当然，北齐也是在借鉴南朝诗歌的经验，体现了南北文风的大融合。

刘怀荣在《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中看到了歌诗在三代中的繁荣发展，王室、贵族和文人们阶层对歌诗艺术的喜爱，极大地促进了歌诗艺术的发展，而这些喜爱歌诗艺术的`文人大多都是歌诗的创作者。胡汉音乐交融，南北歌诗融合，使得歌诗艺术的创作和消费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胡大雷的论文《南北朝外交场景中的诗人诗作》论述了南北朝诗人在外交场景中的诗歌创作。因为外交使者的形象、口辩、风度、才学都与国家的形象、威严紧密相连，所以才学俱佳的诗人就成为了外交场景中的常客。文学作品也承担起了外交往来的重任，双方有往来必有赋诗，这也成为一种定例，包括使者的以诗相会，对自己使节生涯的吟诵等等，这也表明，南北统一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

北齐诗歌与同时期的陈朝相比，有着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

新时期女性文学意识的论争 篇6

关键词:女性意识;女性文学;论争;固守;超越

新时期是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二次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硕果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之并驾齐驱,形成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女性文学的理论界与批评界围绕女性文学的相关问题产生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论争,包括“女性文学”概念的论争、“女性意识”的论争和在中国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论争。女性文学领域内的这三次论争推动了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同时丰富了中国本土女性文学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女性意识作为女性文学讨论的重要命题,在激烈的争论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女性意识在争论中形成了自己的本土话语。

一、女性意识的诸说法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一次社会革命,它对文学界的波及也蔚为可观。“五四”运动倡导的“自由、和平、解放”与文学的革命遥相呼应。特别是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被压迫了数千年的女性重新觉醒要求人生解放,沉睡已久的女性意识被唤醒。这种要求在文学中表现出来,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第一批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感受为素材,以追求女性解放为目的而写作的女作家。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被认为具有明显女性意识的作家是秋瑾,她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女作家”[1],“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女性写作与新文学史中女性文学的一道分水岭,是后者的一个源泉”[2]。秋瑾的批判意识与女性意识成为第一代女作家思想的滥觞。性别特征成为女性文学的标志性特征。女性意识作为女作家们的主体意识之一,在她们的手中随意挥洒。至此,女性意识便作为女性文学的重要标志,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表现方式展现于女性作家的创作中。中国女性创作迅速崛起,而女性文学批评却行走得相对缓慢,大量的女作家并没有被当作一个有别于男性作家的群体而受到重视,女性作品的独特性没有被发现。中国真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要回溯到新时期。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研究成果的引进,新时期的文学批评者吸收其成果,逐渐认识到女性创作的独特价值,形成了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意识从女性文学中抽象出来,成为女性文学研究中成就卓著的一方阵地。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女性意识由简单的对政治、经济权力和婚姻自由的争取演变得更为丰富与深刻。女性文学批评也经历了从依葫芦画瓢到形成本土批评话语的过程。

女性文学共同呈现出来的强烈的女性意识成为评论家关注的焦点,那么什么是女性意识?该如何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对于女性文学理解的纷繁复杂,女性意识的理解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中国,女性意识最初被称为“妇女意识”,这个术语最早是王绯在其文章《张辛欣小说的内心视境与外在视界——兼论当代女性文学的两个世界》中运用的,但并没有对其作出解释。这个术语提出后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意识”逐渐取代了“妇女意识”的提法。

女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门学科进入研究领域,从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抽象出来的女性意识成为了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对女性意识下过定义的评论家很多,大家众说纷纭。下面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评论家的说法。马婀如在《从张洁的“女性系列篇”看张洁的妇女观》中,通过对张洁一系列反映女性生活的作品进行分析,归纳了“女性意识”的概念——“我认为女性意识应该是女作家的主体意识之一,是女作家以其特有的目光观照社会,以其特有的体验过滤人生,从而对人生社会尤其是妇女生活有更多的发现,更深的理解”[3]。马婀如把男性作家创作的作品作为一个隐藏的可供比较的对象,对女性意识作了一个宏观的概括。她通过对比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的作品,发现女性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拥有有别于男性作家的认识世界、表现社会、展现人生的方式。女性作家的作品,无论是反映人生社会,还是表现妇女自己的生活,都沾染上了女性特有的色彩。然而,马婀如对女性意识的认识太过于概括,对女性意识的理解还不够深入。这在同年陈志红发表于《文艺理论家》上的《走向广阔的人生——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再思考》一文中得到了弥补。

陈志红通过对女性作家作品的考察,发现女性作家对女性世界的关注呈现下滑的趋势,女作家的作品在取材、主题、对生活的思考等方面逐渐与男性作家趋同,因此“女性意识”应该有更加广泛的内容。陈志红总结出“女性意识”包含了两方面的内涵,“我认为它一方面既源于女性特有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在体验与感受外部世界时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和角度,这实际上是一种性别意识,这时它更多地属于自然属性的范畴;另一方面,它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决定着女性意识发展的不同层次和不同的历史内容。社会生产力水平越低下,女性的生活范围就越狭小,她们对自身解放的要求层次就越低;反之,社会越进步,为女性提供的生活范围就越大,女性与男性的要求就会越来越趋向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解放更重要的取决于她们自己,取决于她们能否以充分的自信和自强不息的奋斗来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4]。陈志红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深入地剖析了女性意识。她首先解释女性意识的产生是有深层的内在原因的,女性与男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面的先天差异赋予了女性发现社会与生活的慧眼和敏感聪慧的心灵,成全了女性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显现。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内容会有所不同,生产力水平和女性解放的程度都影响着女性意识的表现。陈志红将“女性意识”作为一个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概念来看待,启示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女性意识”的发展,仅仅用自然属性的一面来框定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已经捉襟见肘了。陈志红赋予了“女性意识”新的内涵,这无疑是用更为开阔的视野来审视“女性意识”的发展,她勇敢地预测,“女性意识”的自然属性将成为女性创作的边缘,表现人类共同的意识将成为女性文学创作的趋势。陈志红以发展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女性意识”,开辟了女性意识研究的新道路。

阎纯德认为:“所谓女性意识,就是女性作为社会的人,通过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对客观世界和对自己的全部认识的总和。”[5]女性意识是在社会中发展的,它始终要打上社会、时代、民族的烙印,“它既包括与男性共有,与社会、时代、民族共同的意识,也包括独属于女性自己的意识”[6]。阎纯德在“女性意识”的定义上由一般性走向了特殊性。女作家和男作家一样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因此他们在某些方面拥有共同的意识。但是女性毕竟是有别于男性的另一个群体,她们拥有自己的感知、体验、记忆、生活和了解世界的特殊方式。阎纯德对女性意识的理解或许过于宽泛了,女性意识应该是独立于男女共有意识之外的女性自己的意识,即使是对社会、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也会因为女性的独特存在而有别于男性意识。按照阎纯德的理解,男性作家也不是没有可能创作出拥有女性意识的作品来的。

从马婀如到阎纯德,我们看到“女性意识”的内涵由简单地强调女性特殊的体验经历的自然属性的概念,发展成了多层次、多方面理解的术语。刘钊的《女性意识与女性文学批评》可以说对“女性意识”的概念进行了多层次的解析。刘钊评述了20年来对女性意识认识的发展演变,认为女性意识概念的界定经历了一个由简单概括到多层面阐释与辨析、由全盘西化到加入中国元素的过程。中国的女性文学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大量借鉴了西方的批评方法与观念,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女性意识的认识就有了“西化”和“本土化”的区别。“我之‘女性意识’,含文学和文化两个层面。就文学层面讲,应当是自觉的独有女性视角、女性经验、认识和体验的语言范式;就文化层面讲,应当是以‘非暴力’‘同情感’‘平等及和谐意识’等等为主要标志的女性特征,对抗和解构以父权制为主要标志的传统男性霸权文化,建构男女两性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谐·进步’的社会文化模式之意义和追求。”[7]这种解释是比较全面的,但是落入了西方激进女性主义的圈套,没有结合中国的本土特点,归纳出中国女性意识的独特韵味,而且中国的女性文学并不是在反对夫权制性别压迫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刘钊通过对中西女性文学差异的比较,结合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的发生、发展及20世纪女性文学的研究实际,构建起了本土化语境下的女性意识的内涵。他认为现阶段的女性意识包含了四种具体的形态,分别是生命意识、性别意识、自审意识和审美意识。所谓的生命意识即“对人的生存权利”的认识,在现代社会中思考女性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生存目的”,它是女性意识的基础。性别意识是女性意识的核心,强调女性基于生理差异可能带来的有别于男性的认知与感受。它既包括女性对自我性别的理性认识,还应包括女性对男性及与男性关系的思考。自审意识是女性意识的条件,通过对自身的有碍于女性自由发展的因素的自审来完善自己。审美意识是女性意识的提升,“女性发挥自我的审美潜质又是张扬个性、确立女性自主地位的重要渠道之一”[8]。刘钊从“女性意识”的四个表现形态来解释,使女性意识的概念和内涵更加明晰。

值得注意的是,评论家对女性文学概念的不同认定,可能导致对女性意识理解的不同。现在比较流行的对女性文学的理解有三种:一种是所有作家创作的表现女性生活的作品;一种是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还有一种是女性作家创作的表现妇女生活的作品。第一种解释太过宽泛,我们不作讨论。如若将女性意识理解为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那么女性意识可以如陈志红与阎纯德所理解的那样,不单纯表现妇女的生活,它可以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有男性群体的生活书写,可以有革命生活的写真,甚至可以表现更加广阔的天空。如若将女性文学理解为女性作家创作的表现妇女的作品,那么关于“女性意识”的表现可能就会狭隘许多。例如,徐珊在《娜拉:何处是归程——论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的发展流变》一文中的阐释。在引言中,作者就表达了自己持“女作家表现妇女自身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女性文学”这一观点的立场,因此徐珊说的“在中国女性文学的绝大部分作品中,都有比较鲜明突出的女性意识”[9]是不言而喻的,女性意识的体现逃脱不了女性的眼光与立场。徐珊将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的女性意识解释为“以女性的眼光看待女性自我即女人内部世界,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女性自我与外部世界即男权中心社会的关系”[10]。

女性意识是从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抽象概念,是这类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共性。女性意识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环境和生产力的变化拥有不同的历史内容。通过阅读“五四”以来的女作家的作品,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这一变化。女性意识由注重女性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和女性处境的社会讲述转向了女性复杂内心的呈现。既然如此,女性意识便不能仅仅只用一个僵死的概念来进行概括。随着我们能够把握的学科知识的增多,对女性意识的理解也在不断地深化,正在由简单的宏观概括走向与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相结合的研究,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已经把女性意识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来细致入微地分析。“女性意识”顾名思义就是女性作家在创作的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作为女性创作才有的意识,这种意识有别于长期处于文学统治地位的男性作家在创作中的思维意识,是女作家凭借自己特有的生理结构和心理机制所引起的认识世界、感知生活的方式,她们运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感受和思维,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这种意识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它不依附于女性群体以外的任何群体。纵观评论家们关于女性意识的言论,虽然大家对女性意识所包含的内容众说纷纭,但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其实质都是为了证实“女性意识”这个概念存在的可能性、合理性以及特殊性。

二、固守女性意识的藩篱和超越女性意识的藩篱

女性意识被认为是判定女性文学的重要标准。随着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再次崛起,女性文学是否应该固守在女性意识框架内的讨论声音越来越大。有人认为应该秉持女性意识的旗帜,失去女性意识将无法凸显出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相比较的特殊性;而有人却认为女性意识已经禁锢了女性文学的发展,不能准确描述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所反映出来的特点,我们应该跳出女性意识建造起来的藩篱,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徐剑艺是“超越女性意识”这一主张的响应者。他认为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如果仅仅反映中国妇女生活本身,仅仅表现“某种女性心理、女性意识”,那么这样的文学只能是“文学化的新中国妇女史料”。因此,除了反映女性独特的生活领域,反映女性意识之外,要从作品中体现出人类生活普遍共同的精神内涵。“女性文学必须超越女性自身,不仅是妇女题材的超越,而且是女性思想意识的超越和文学审美的超越。”[11]徐剑艺从“题材上超越自我个性”“判断上超越女性全体”“审美上超越具体时间”三个维度规划了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超越方向。徐剑艺主张不要拘泥于“女性意识”,应在题材中选取“自我经历化的”、能够体现出“人类生活共同的一般意义”的题材,“从中升华出有关全人类(包括男性)的社会、历史种种”[12]。

陈志红也是“超越女性意识”的积极参与者。她认为女作家们的创作已经不再将目光集中于女性生活的范畴,而是投向更大的社会层面,她们正在走出狭小的自我世界,对人生进行更为扩大的开拓。女作家们独特的女性体验与社会人生交织在一起,在其作品中体现为强烈而鲜明的个性、风格,而且越来越多的女作家把“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作为描写和抒发的重点。这使女性意识在与人的共同意识交叉、重合的过程中实现了其发展的最高层次。过多强调“女性眼光”与“女性意识”,实质上会将许多表现深刻人生、社会意义的优秀作品排除在外,“女性意识”的帽子限制了许多具有特别意义、渗透对整个人类生存与自由意识思考的有意义的作品。

阎纯德指出:“时代呼唤文学,如果女作家都只描写自己和自己的小圈子,而无视时代与社会的呼唤,对文学来说,不是最大的悲哀吗?……在中国女性文学中,实实在在的女性主义意识究竟有多少呢?是否凡是女性之创作就必须表现女性主义才算是女性文学?创作是自由的,——你可以写社会历史,也可以写婚姻家庭,可以写大题材,也可以写小题材,可以写私人经验的小我,也可以写社会经验之大我,可以写战争,也可以写和平,可以写生,也可以写死,女性意识可以有,也可以无,人人都可以自由地施展创作手段、驰骋自己的思想。”[13]他肯定了女性关于自己的小世界的创作,更鼓励女作家开阔自己的视野,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创造出包含人类共有意识的作品。创作是自由的,你可以在任意的领域随意驰骋,过多地囿于外在的框架,就如笼子里圈养太久的猛虎失掉广袤驰骋的原野。

批评界“超越女性意识”的声音沸沸扬扬,创作界的女作家们也纷纷站出来撰文发表自己的看法。张抗抗在《我们需要两个世界》中指出:“我们必须公正解释和描绘妇女所面对的外部和内部的两个世界。”[14]她所提到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指以女性命运、女性生活、女性问题为视角的创作,另一个是指宏远而阔大的社会生活的表现。

1994年陈染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文中明确使用了“超性别意识”这一概念。此处提到的“超性别意识”是陈染对自己的作品所作的注解,但同时这种提法也得到了理论界的认可。“超性别意识”实质上是“超越女性意识”,即要超越女性意识的单一视角,“用一种既不同于女性又不同于男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理解生活”[15]。铁凝在谈到自己的长篇小说《玫瑰门》时也提到:“……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做‘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当你落笔女性,只有跳出性别赋予的天然的自赏心态,女性的本性和光彩才会更加可靠。”[16]陈染和铁凝都明确提出了希望自己跳出性别设定的框架,用一种更好的观察视角进行创作。

理论界所提倡的“超越”多指对题材、思想领域的超越,例如,是否应该表现更为广阔的人生?她们是不是能够跳出狭小的个人世界,和男作家一样表现全社会、全人类的困顿与焦虑?而女性作家提出的“超性别意识”则更多地指向女性作家在创作时跳出女性的性别,用“第三性”的视角来观照女性的人生、社会,她们没有跳出女性生活的描述,而是由对女性生活的表层描述转入了对新时期女性深层次的内心精神的抒写。理论界所关注的是女性作家应该反映社会的广度,女性作家则更加关注于表现的深度,在这一点上理论家、评论家与女性作家在对女性意识的超越上是有区别的。无论哪种论述,都为女性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不同维度的道路。

在大家轰轰烈烈地讨论“超越女性意识”的时候,也有不少评论家发出不同的声音要求固守住女性意识这座城堡。既然女性已经“浮出历史的地表”,女性作家作为女性性别的代言人开始站出来倾诉言说,那么她们的创作必定要带上性别的痕迹。如果放弃女性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我们将不能在女性文学当中洞见女性的精神意识。陆文采在《沉思在女性文学研究的园地里》说:“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发展旅程,并不是哪个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单独体现,而是一个时期女性作家群的群体文学共同的反映,这种群体的强烈女性主体意识的火花,使我们看到了女性意识文明的历史进程的轨迹,也看到了女性文学在我国整个民族文化意识的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从而使我们认识到女性是在寻找男人的世界里,发现了她们从拥有一个世界,走向了拥有两个世界。我们在研究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时,如果不去研究整个民族反映女性意识在文学中演变的历程,也就无法真正了解一个文明的民族前进的足迹。如果我们研究女性文学时,不从女性文学应该从发掘女性自身意识与独特价值中去发现女性的美学情愫,我们也无从看到女性前进的轨迹,也就无法真正评价人类社会前进的足迹。”[17]陆文采的论述将女性意识的作用提升到了反映人类发展、人类文明的高度。女性意识的发展变化是女性文学发展、女性解放,追求自由与人生价值的印证,失掉女性意识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女性文学的发展前景会很不乐观。

降红燕在《关于“超性别意识”的思考》一文中,对以陈染为代表的号称用“超性别意识”进行创作的作家进行思考,认为这批作家之所以提出“超性别意识”的创作,实质上是对她们所处困境的一种突围。“女性意识在目前不是溢满得应该超越了,而是张扬得远远不够”[18],因此她认为在理论界所认为的“超性别意识”的女性写作的典型作品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作家这种超出规范的举动正是对女性意识的张扬”[19]。她们并没有超越女性意识的框架,女性意识仍然是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是女性文学的重要标志。

女性意识是否可以超越,是否已经有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如评论家所认为的超越了女性意识,这还有待商榷。笔者认为女性意识是女性的主体意识之一,它的表现形式和历史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女性意识拥有鲜活的生命力,它一直处于不断丰富和深刻的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女性意识也会产生新的形式适应它们的变化。女性意识的产生是由于女性自身生理和心理的原因,这个根源会潜移默化地在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中呈现。女性意识同时也是女性文学创作的生命所在,一旦超越了女性意识,女性文学将失去它的独特性而沦入大众的洪流之中。因此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是很难超越的,因为女性意识的历史内容可以无限丰富,女性意识也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而不会被迅速丢弃。女性意识作为识别女性文学的重要标志,还具有其积极的意义。

三、结语

女性文学批评中关于女性意识的论争,丰富了女性意识的内涵,也丰富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成果。对于是否该超越女性意识的论争,无论是主张固守还是主张超越都是为了女性文学的长久发展。阎纯德说得好:“在中国的女性文学中是没有禁区的,内容、形式、风格应该多姿多彩,……追求高尚、纯洁、美丽,不断发展繁荣我们富有个性的中国女性文学。”[20]

注释:

[1][2][5][6][13][20] 阎纯德:《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3] 马婀如:《从张洁的“女性系列篇”看张洁的妇女观》,《文艺评论》1987年第2期。

[4] 陈志红:《走向广阔的人生——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再思考》,《文艺理论家》1987年第2期。

[7] 谭湘:《理性与激情——对近年中国女性文学的几点思考》,《作家报》1998年9月17日。

[8] 刘钊:《女性意识与女性文学批评》,《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6期。

[9][10] 徐珊:《娜拉:何处是归程——论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的发展流变》,《文艺评论》1999年第1期。

[11][12] 徐剑艺:《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超越》,《文艺评论》1987年第1期。

[14] 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文艺评论》1986年第1期。

[15][18][19] 降红燕:《关于“超性别意识”的思考》,《文艺争鸣》1997年第5期。

[16] 铁凝:《铁凝文集4·玫瑰门》,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17] 陆文采:《沉思在女性文学研究的园地里》,《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期。

新时期校园文学的现状分析 篇7

一、新时期校园文学发展现状研究

(一) 校园文学的概念分析

校园文学是我国文学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 其指的是由在校学生进行创作, 并且主要描述学生校园生活, 或是与校园存在关联的文学作品。此类作品因创作者与写作内容的特性, 因此更加具备青春活力气息与学生活跃向上的精神。

(二) 新时期校园文学的发展特点研究

1. 写作思想上的青春活跃

由于校园文学作者的年龄多在20岁左右阶段, 相应是人青春活泼的年纪, 进而在其创作的校园文学作品中, 也会散发出青春洋溢的热情与思想。由于学生本人往往具备强烈的求知欲望与积极性, 对于外界新事物具有较强的兴趣与探索勇气。同时校园文学作者又受制于自身的阅历与见识水平, 难以对当前的社会与校园生活作精确、完善的认识把握。校园文学作者通常会受到自身青春期心理的影响, 追求个性自由与叛逆独立理念, 由此使得其所创作的校园文学作品, 除了具备青春气息外, 还相应带有强烈的个人意愿与自由思想。其描写的作品往往较为推崇个人自由主义与浪漫主义, 较少描述集体主义与团队精神。学生所创作的校园文学作品富含自身的情感理念, 多带有强烈的情感与激情, 较少存在矫揉造作的写作方式。

2. 写作主题以思乡与爱情为主

由于校园文学作者多离家上学, 以及处于青春期的特点, 因此在具体作品主题表达上多以爱情与思乡进行创作。其中在爱情主题方面, 学生往往钟爱运用诗歌与散文的形式做文学创作、表达。但受制于自身的经历与视野限制, 其所创作的爱情文学作品, 要么仅表述自身的情感感受与体会, 缺乏思想深度;要么忽视感情因素, 关注性爱的描写与表达, 单纯以“性”为主题进行文学创作。而在思乡主题方面, 学生则主要通过校园文学创作来表达自身远离家乡、思念故乡与亲人的感情意识。许多学生在进入高校之前一直与父母生活, 并在故乡逐步成长起来, 熟悉家乡的一切事物环境。而当他们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并投入新的生活环境后, 缺少家人的关爱庇护以及熟悉的日常生活氛围, 难免产生不适应的情况, 并由此对原本的生活场所产生怀念与牵挂之情, 思乡之情异常浓烈。特别是大学生又普遍处于情感躁动与思想活跃的年纪, 因此相应的思乡、彷徨与孤独的感情也会更加强烈。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学生来到城市读书求学, 两地之间巨大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与价值理念的差异, 会令学生感到难以适从与不安, 由此产生的孤独、怀念情绪, 就需要通过校园文学创作的形式, 抒发心中的思乡情怀与落寞之情。

(三) 新时期校园文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隐患

1. 校园文学的地位混乱尴尬

校园文学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繁荣发展阶段后, 在新时期环境发展与影响下, 自身已逐渐无法承担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地位作用。同时社会的改革开放也促使各类新潮思想影响着高校学生, 学生进而容易受到不良、消极理念的干扰侵蚀, 各类虚无主义、拜金主义以及及时行乐享受的观念, 在不断影响着学生原本不够成熟的心智。使得目前校园文学作者自身的创作质量出现下降, 并且难以获得普通学生的认同与参与, 原本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学创作地位, 也被逐渐庸俗化、现实化, 时常被部分学生当做随意嬉闹与发泄不满情绪的工具进行应用, 各类劣质校园文化作品频现。此外, 学生参与校园文化创作的热情也在不断消减, 在当今社会愈发多样的娱乐活动影响下, 学生更乐意去酒吧、KTV等场所做课外娱乐活动, 缺乏进行校园文学创作的热情与积极性。

2. 校园文学创作阵地缺乏

目前全国的校园文学专刊仅有《中国校园文学》《萌芽》《同学月刊》等数本刊物, 而较大的综合性文学刊物中也只有《小说家》《青春》《芙蓉》等少数刊物会不时发表一部分校园文学作品。校园文学创作阵地的缺乏, 使得学生缺少进行校园文学作品写作的热情与积极性, 没有足够的文学展示舞台, 校园文学也难以发挥出自身广泛作者来源群体的优势。此外, 部分文学刊物编辑与评论家也对校园文化存在歧视、漠视等情况, 认为校园文学仅是高校学生的情感宣泄与无病呻吟, 缺少思想深度与文学价值而拒绝进行作品刊发, 由此严重影响校园文学的创作与发展。

3. 校园文学缺乏力作佳作

虽然校园文学作品带有高校学生的青春活力与思想气息, 但受制于高校学生本身文学素养与视野水平, 其所创作的作品多受到社会流行艺术与文学的影响, 尤其是港台、欧美流行音乐以及言情小说对高校校园文学作者影响甚大。进而使其作品也时常出现记叙流水账、滥用情怀以及为赋新词强说愁等情况。同时, 校园文学作品近年来也逐渐出现创作形式、结构趋于雷同的问题, 高校学生在语言运用上多集中于同类词汇, 热爱运用“伊人、目光、身影、回眸、烛光”等词汇意象, 学生过多使用相同的词汇与写作方法, 虽然能一定程度提升作品的文学气息, 但也令作品出现大同小异、千人一面等问题。学生缺乏自我对校园与社会生活的思考理解, 仅能从写作用语与形式上做发掘, 使得当前校园文学作品较少存在对社会生活的了解与思索, 过于追求思想感情上的体会、感受, 难以出现优秀的校园文学作品。

4. 过度商业包装与炒作带来的消极影响

虽然商业运作会极大促进高校学生文学创作热情提升与参与力度提高, 但近年来过度的商业包装与炒作也逐渐给新时期校园文学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例如前几年被媒体与出版社炒作的“低龄化写作”活动, 通过鼓励青少年进行文学创作并做进一步的商业包装, 发掘低龄人群中的优秀人才, 虽然此类活动也逐渐发掘、培养出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一批后续大红大紫的青年作家, 但绝大多数的参赛作品均是中小学生的普通文学创作成果, 难以真实反映出校园文学的发展水平, 仅仅是在媒体与出版社的包装、炒作下才被推上前台成为红极一时的“校园文学作者”。这种为了追求利益而过分炒作校园文学创作的形势, 难以对具备写作能力的学生作出正确表率与指引, 部分学生就会为了“追名逐利”而放弃基本的文学素养与写作能力学习, 严重影响当前学生写作教育的开展与校园文化作品水平的提升。

二、新时期校园文化问题解决与持续发展策略分析

(一) 社会强化对校园文学的支持与认同

由于校园文学创作与作品本身因创作者的情况而存在诸多局限与不足, 特别是作品的艺术思想性因高校学生的阅历问题而往往缺乏。但也需要注意到校园文学对高校学生思想与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因此值得社会为校园文学创作提供更多的关注与支持, 令校园文学作者获得更多的发表机会, 比如在各类综合性文学刊物上专门开辟“校园版”作为校园文学创作阵地, 或是由出版社组织开展校园文学创作竞赛, 推动年度校园文学创作佳品选集, 以拓展高校学生参与校园文学创作的广度以及在社会的影响力。此外, 社会各出版社也可专门针对校园文化作品推出高校学生文学作品精选, 并在刊物上积极表述自身对校园文学与创作的想法观点, 细致研究我国校园文化发展的现况、问题与解决方法, 进而构建社会关注、参与校园文化发展的环境氛围。在提升社会群众对高校学生文学创作关注度的同时, 积极激发高校学生参与校园文学创作的热情与积极性。

(二) 校园文学作者的自我转变、发展

除了来自社会的支持、帮助以外, 当代校园文学作者自身也应进行积极调整、转变, 克服过去将自我封闭在校园, 不接触社会生活实际的问题, 将自身的情感认知、表达与社会生活环境做对接结合。以避免出现过去学生仅凭自身校园经历闭门造车、孤芳自赏般进行文学创作, 进而令其创作理念与方法越走越偏等问题。校园文学作者应主动进入社会、融入社会, 与社会中的文学专家、作者做积极交流沟通, 以促进自身文学素养与写作能力的优化发展, 比如校园文学社团可定期邀请本地作者与文学刊物编辑、专家进行写作指导和培养, 同时在校内与校际积极举办各类文学创作活动。进而将校园文学爱好者逐步聚集在一起, 共同对目前校园文学发展存在的问题不足做探讨研究, 以此促进高校校园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改进。

三、结语

虽然新时期发展进程下校园文学出现了较多的问题与不足, 但不可因噎废食忽视对文学发展的支持帮助。近年来校园文学作品即便存在一定的局限, 但部分高校学生作者也在努力克服自身的缺点问题, 将其作品思考目光逐渐拓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不再仅限于校园生活这一题材形式, 而是更多地去探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历史人文等方面问题。并表现、展示出学生的独特思维观念, 在抒发学生青春活力的同时, 也彰显出当前高校学生对我国社会的关切与思索。因此需要从社会与学生两方面入手, 进行积极的校园文学改进优化, 以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壮大, 发挥出应有的思想指引与文学锻炼作用。

参考文献

[1]於可训, 周舒艺.校园文学活动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J].文学教育 (上) , 2010 (4) :97-102.

[2]张德安.校园文学与大学发展之思考[J].中国电力教育, 2012 (7) :131-132.

[3]陈丹奇.新时期以来校园文学发展的启示——以西北师范大学为例[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 2013 (3) :38-42.

[4]王玉祥.浅谈校园文学活动对高中语文教学局限的突破[J].现代语文 (学术综合版) , 2013 (6) :80-81.

新时期古典文学教学 篇8

关键词：伤痕文学,现实主义,主体性

一个开放的、进步的国家和集体, 不仅当允许多种声音, 甚至是对立声音的存在, 更当公正客观地“书写”。从程光伟和李杨等人主持的“重返八十年代”文学活动, 以及《辽宁日报》分专栏兴起的“重估中国当代文学”的尝试中, 我们八零年代后出生的一代, 终于在主流叙述之外听到了一次多声部的“画外音”。我们这一代人永远无法用大写的“我们”去谈论风风火火的八十年代, 这样一种历史的集体缺席, 更让我们对历史与文化的真实面貌缺乏整体全面的认识。

新时期首当其冲的一个文艺思潮, “伤痕文学”思潮, 被写入文学史, 编入文学体制。说起文学制度的构成要素, 有文艺政策、文艺斗争、作家协会、文学联合会、文学出版、文学评奖、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而这些要素在中国当代的“十七年”和文革十年期间的根本职能都是“为政治服务”, 接续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是“新时期”, 是否摆脱了这种文学被政治束缚的“怪圈”, 不妨从这些文学制度构成因素投射在“伤痕文学”思潮这一视角做简单点评。因此, 本文主旨在从新时期以来文学史对“伤痕文学”思潮的界定与近几年来, 以李杨为代表的“重回八十年代——伤痕文学思潮”对“伤痕文学”思潮的重新评价两种声音出发, 在这两种主要话语体系的对比中重访历史, 启发读者“历史的阐释”可以有更多可能性, 无论能否回到历史现场, 我们都应当而且必须独立思考, 挖掘本源, 力求客观评价历史书页中的文学思潮。

一、“伤痕文学”思潮:文学史书写

纵观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 不难发现, “伤痕文学”思潮的研究或一笔带过, 轻描淡写;或止于对表面现象的简单摹写, 未对思潮的成因、发展及迅速消失的原因作深入挖掘。这种史料的堆砌或歪曲造成的直接后果, 使成长并成熟于九十年代的人无法了解到“伤痕文学”思潮背后的历史真实和文学社会价值, 显然, 这样的书写是不负责任的。时过境迁, 随着诸如陈晓明等评论家以超越历史的立场, 对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潮重新研究与反思, 我们看到一部部以崭新面貌出现的“当代文学思潮史”, 它们试图从文学思潮的兴起、发展及消失的成因与运作机制出发, 揭开历史的面纱, 还文学史中被遮掩的人和事一个公正的评定。鼓且不论这些努力的文学史意义, 单就其为历史做出更深入和公正的阐释, 就令人敬佩和发人深省。

早在1985年, “伤痕文学”思潮偃旗息四年左右, 郭志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虽将其评价为, “报导着一个新时期创作高潮正汹涌而来”, 但却未列出专章对“伤痕文学”思潮做详尽研究。“伤痕文学”作品也只是作为单个作品来做评价, 而非将其作为“思潮”个案做症候式的研究。这种刻意一带而过的记录方式无独有偶地出现在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中。这样的文学史的书写方式显然与1979-1981年间, “伤痕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界形成的繁荣景象及“伤痕文学”思潮所引起的社会影响互成悖谬的, 这一点还有待于深究。

张器友在《现当代文学思潮散论》中, 认定“‘伤痕文学’既是现实主义思潮复苏的标志, 同时也是新时期人道主义激情复苏的标志。”, 并举出《班主任》“救救孩子”的呼声;《伤痕》揭出对人性的扭曲, 伦理道德的沦丧, 呼唤人性;《人到中年》、《高山下的花环》, 颂扬人的崇高精神并重视人的价值。当时对“伤痕文学”思潮的研究既没有揭出其历史反思的局限性——单纯对四人帮的批判与揭露, 更没有挖掘这场思潮兴起与发展乃至最后消失的操作机制。这一点吴秀明在《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中明确指出了:“‘伤痕文学’按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 对‘文革’十年四人帮对人民造成的肉体和精神的损害进行了控诉。这就证明, 真正‘现实主义思潮’的复苏还没有开始, 只是已经开始摆脱‘文革模式’, 艰难尝试中。”

二、新时期以来, “伤痕文学思潮”的再读

谈到“回到八十年代文学现场”的问题, 程光伟和李杨主持的“重返八十年代”学术专栏是绕不开的。他们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的《重返八十年代》提出了这一专栏的要旨和任务, 即“通过重新理解八十年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读解当下中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进而思考文学的位置和意义。”可以这样说, 他们的这次挖掘和研究正是许多研究者和理论批评家一直在潜心所做的事情, 只有揭开八十年代政治权威下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约, 才能提升我们思考的深度, 拓宽思想的维度。从哲学、社会学等角度跨学科地研究文学, 无疑会为许多历时性的悬而未决的文学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严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多维度的知识结构。刘宾雁曾经说过, “有这么一个国家, 统治者把一部历史变成谜语, 来训练子民的智力。在近几十年中, 很难找到一个时期, 统治者能如此成功地把许多史实隐藏起来或肆意颠倒, 使国人长久地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当然, 他是作为个人对历史与个人的关系作出的感性倾诉, 更理性一些的答案还有待于继续研究和探索。庆幸的是, 经过对过去文学史和文学评论研究的梳理, 许多前人研究已涉及到八十年代政治话语对文学的规约;同时,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 已经有许多研究者更深入地挖掘和探讨这一历时性的问题——八十年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以新时期初期首先登上文学历史舞台的“伤痕文学”思潮为个案, 呈现研究者的研究情况。

(一) “伤痕文学”思潮:文学的政治体制化

贺仲明在《从控诉到反思——重论1980年代初文学思潮》中谈论了文学史对1980年代初文学思潮定位与评价, “过往的文学史, 囿于政治论争中对八十年代初文艺思潮的简单界定, 沿用‘伤痕文学’或‘暴露文学’。而将刘心武的《班主任》作为新时期标志性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批评界有意无意的‘误读&apos;, 是缘于文学史建设的需要。”他认为, 考虑到文学史的清晰性和周密性, 应将文革后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笼统定义为“控诉型文学”——“政治控诉”。但他马上指出, 这种“政治控诉”是在“政治体制的规约”中进行的。与之对应的, 陈思和在《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指出, “八十年代初中国作家的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得以恢复”, 而在贺仲明看来, 这种“主体意识”是被阉割的——被政治体制化了的, 没有摆脱“十七年”及“文革”时政治对文学的管制, 正如他所说“虽然家们在文学的主体性上苦苦追求, 在题材、创作手法等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突破, 但作家们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十七年’的状况, 仍旧作是一种捆绑式的依附关系。”

(二) “伤痕文学”思潮:主体性的回归

《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中选编的争鸣作品《公开的情书》以公开情书的形式, 反映七十年代初的社会现实和青年的精神生活。其中怀抱理想却难酬壮志的青年“老久”给纯真可爱, 并同样充满理想与希望的女青年“真真”的信中这样说道, “人类生活的过程中,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值得看轻和抱怨。它们都会在整个过程中显示出自己的意义。”作品中以此为例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宣言难以计数, 成长并成熟于新时期的中国青年对这个时代是抱有憧憬的, 他们呼唤新时代的到来——自由、民主、独立。从揭露社会主义党内分子贪污腐败黑暗现实的《飞天》, 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人性反思的《苦恋》, 呼唤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公开的情书》等的历史命运就不难看出, 作为“新时期”首当其冲的文艺思潮的伤痕文学, 并没有真正恢复作家创作的主体性地位。但起码, 有人已经为此做着努力了。陈晓明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作了较为中肯的评价, “‘伤痕文学’并不完全是中国作家的自觉意识的产物, 他们是在被给定的历史语境中思考, 但他们也在努力给出自己的思考。这就决定了在后来的历史变动中, 他们的思想从这些起源逐渐剥离, 开始获得更加具有主体性的历史起点。”他指出当时的创作主体分为两类, 一类就是上面提到的异质创作的冒险主体, 另一类就是意识形态的反思历史主体。很显然, 前者较之后者, 显现出更为明显而强烈的主体性。后者也就是大多数作家保持了一种“审慎”的态度, “他们与新时期正在建构的历史保持了协调的同步。”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例, 由它从初稿、定稿再到正式发表的修改情况可以看出作家为了迎合意识形态需要而自觉放弃主体性的现象。《班主任》结尾时写到, “他感到, 他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爱我们亲爱的祖国。想到她的未来, 想到她的光明前景, 想到本世纪结束、下世纪开始时, ‘四化’初具规模的迷人境界……他所培养的, 不要说只是一些学生, 一些花朵, 那分明就是祖国的未来, 是使中华民族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强盛地延续下去, 发展下去,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未来。”正式发表的《伤痕》与原稿相比, 曾做过16处的修改, 为的就是在作品中反映出被治疗者重建对未来的希望。比如开头中的环境描写把“除夕夜里, 车窗外什么也看不见”改成了“远的近的, 红的白的, 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 “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 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与学习, 谈着抓纲治国, 一年来的形势”, 结尾为了突出王晓华的伤痕已经治愈, 特意改成了有“亮色”的描写“夜, 是静静地, 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 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往上沸涌。于是, 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 下来石阶, 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今中外都司空见惯, 而现象背后的本质有着惊人的一致, “政治权威对作家主体性的阉割”“愚民教育”。而在文化体制一体化的新时期, 毕竟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文化专制中托生出来, 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号召下, 知识分子主观情感迫切渴望恢复“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启蒙”传统, 在创作实践中探索, 最后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和政治话语权威相妥协的场景, 对党和社会主义无怨无悔的“忠诚”和“奉献”精神是知识分子获得历史主体地位的“必要前提”。“伤痕是准确的自我表述, 因为伤痕不再是伤痛, 它是痊愈之后的证明;更重要的意义在于, 它不证明伤痛, 而是证明对伤痛的忍耐以及始终超越伤痛的意志。”这在伤痕文学思潮的很多作家的作品中表现的都极为明显, 张贤亮的《绿化树》, 戴厚英的《人啊, 人》都企图塑造一种在动乱年代和艰苦环境中对党忠诚不渝的艰苦卓绝的钢铁硬汉形象。近年来, 像李杨这样借助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关切和重新思考中国文学的思维模式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赞同与响应。显然, 单就“伤痕文学”思潮研究这一个案, 就可以发现对文学思潮研究已经超越“文学视野”, 而扩展跨文化的社会历史视野, 政治视野等综合视野, 这样多元化的研究对“重回历史现场”, 揭开历史尘封和刻意遮掩的“文学现实”都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

新时期足球报告文学的审美类型 篇9

关键词：足球,报告文学,审美类型

新时期足球题材报告文学是一朵艳丽的奇葩。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体育事业如摇篮襁褓, 只在乒乓球、举重等少数项目上取得突破, 其他运动项目酝酿积蓄。同时, 体育题材报告文学仅涉及稀少的“金牌项目”, 足球题材一片空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报告文学第三次繁荣期, 在这股文学浪潮的推动下, 足球报告文学也大量涌现, 这一时期作品主要歌颂优秀运动员、教练员的拼搏奉献精神。随着80年代中后期问题报告文学一度成为文学主流, 足球报告文学以“兵败”为诱因, 表达了对足球落后水平的忧虑。90年代以后, 足球报告文学笔锋愈冷, 从热烈讴歌转向冷静思索, 不时触及管理体制, 直击足坛的黑哨、假球、赌球等丑恶现象。本文基于对中国报告文学60年发展历程的梳理, 对新时期足球报告文学的文本划分为以下三种审美类型。

讴歌型:一代代足球人励志人生的精神图谱

报告文学多是赞颂足球运动员的拼搏精神。虽然历经坎坷挫折, 竞技水平几十年徘徊不前, 但是中国足球也曾取得一些成绩, 如进入1988年汉城奥运会和2002年韩日世界杯决赛圈等。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堪称中国足球发展的黄金时期, 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优秀的运动员, 如古广明、容志行、李富胜、傅玉彬、沈祥福等, 他们不仅球技高超过人, 更拥有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集中体现80年代顽强拼搏的时代精神。在报告文学浪潮汹涌激荡的年代, 作家们纷纷将视野投向绿茵场, 为这些优秀运动员描摹讴歌。有的作品歌颂球员们崇高的爱国精神, 如史东亮的《“绿茵王子”今与昔———记守门员傅玉彬》, 通过记叙一代门将傅玉彬的训练和比赛情况, 凸显出他身上体现出的爱国情操, 作品结尾写道:“他 (傅玉彬) 一贯主张:‘守门员的活动区域不应限制得太死, 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必要时我可以打中场。’是的, 这同样适合于他生活的理想, 当中国足球需要他的时候, 他会随时挺身而出站在国门的位置上。” (1) 文章较为明朗地点明了人物的精神特质。有的作品歌颂运动员的拼搏精神, 如傅溪鹏的《中国的“贝利”———记足球健将容志行》、翁澜前的《国脚容志行》写的是“亚洲最佳前锋”容志行, 歌颂他在球场上表现出来的高尚体育道德———“志行风格”。此外, 叶永烈的《“中国轰炸机”》 (国脚柳海光) , 肖复兴的《虎将唐尧东》, 罗达成的《中国足球队, 我为你写诗》, 傅溪鹏的《“铁头”前卫———迟尚斌》、《足球队长》等作品, 都刻画出一系列技艺和品德兼备的运动员形象, 展示了足球健将们顽强拼搏的精神图谱。

也有不少报告文学歌颂默默奉献的足球教练。足球教练也是值得讴歌的群体, 年维泗、张宏根、苏永舜、曾雪麟、高丰文、徐根宝、戚务生、朱广沪等一批人身上, 既有辉煌也有悲情, 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强者精神。同时还有大量在基层一线奋斗的教练员, 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是无私奉献的精神。报告文学时时将笔端触及这个群体, 如杨匡满《挑战者———记中国青年足球队主教练高丰文》写的是带领中国队取得赫赫战功的教练员高丰文, 在平凡的人物叙事中彰显出高尚的精神。对此, 作者在《报告文学的选题、采访和写作》一文中指出这篇报告文学的写作目的:“高丰文是个很刻苦、有干劲、有闯劲的教练, 又很谨慎。况且, 高丰文就是个兢兢业业作出了贡献的人, 本身并无传奇色彩。” (2) 李玲修的《足球教练的婚姻》用乒乓球运动员李玉环日记为叙述视角, 展示了李玉环的恋人———足球教练刘勇新的美好心灵和感人品德。正如评论者所说:“作品所具有的这种启示和感染力量, 在于它塑造了足球教练刘勇新这样一个光辉的灵魂, 一个情操高尚、性格鲜明的人物, 写出了人物的丰富的生命力。刘勇新诚实正派、心地善良、品质高洁, 对事业兢兢业业, 对爱情忠贞不渝。在爱情上, 他不仅能享用花前月下, 更能经受暴风骤雨的袭击。” (3) 的确如此, 报告文学中的这些足球教练形象, 都具有十分高贵的品德。

宣泄型:抛洒在绿茵场上的泪水和欢笑

宣泄型足球报告文学主要是宣泄中国足球屡次失败的苦闷。中国足球的竞技水平长期处在世界和亚洲落后位置, 屡次在国际重大赛事中失败。许多报告文学作品运用纪实手法, 再现失败过程, 宣泄出球迷们内心无尽的苦闷。如1985年5月19日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外围赛中意外折戟, 负于弱旅中国香港队, 小组未能出线, 直接引发北京球迷骚乱, 被称为“5·19”事件, 同时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大量文学作品从不同角度描述这一历史事件, 如刘心武的小说《5·19长镜头》就是最有名的作品之一。但是反映这一事件最为完整、围绕这一事件分析足球体制问题最为透彻、宣泄足球苦闷情绪最为深刻的还是报告文学。理由的《倾斜的足球场》是体育型问题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 对该场比赛过程作“全景式”的展示, 用“小说式”的笔法描写球员在赛场上的表现和上下半场心理活动的变化, 倾入厚重的笔墨写中场休息时主教练的应变, 对他排兵布阵和临场指挥能力提出质疑。还写了赛后的球迷骚乱, 引发读者无尽的思考。此外, 《悲剧的价值———关于前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曾雪麟的报告》侧重写曾雪麟“5·19”事件后的处境, 记录了他遭遇人生重大挫折之后的痛苦心境, 叙述了辞去主教练之后领导的亲切关怀和亲友的感情抚慰。同时作品也回顾了他的体育生涯, 肯定了他和其他教练员在中国体育事业中作为接力棒、铺路石的功劳。

也有许多作品宣泄比赛胜利后的片刻欢悦。这些作品主要有下面三类:一是展露中国队获得世界杯和奥运会资格的喜悦。如中国奥林匹克足球队获得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决赛资格, 有不少报告文学表达强烈的喜悦之情。章成钧的《世界, 我们在向你走来———中国足球队进军汉城、罗马畅想曲》运用倒叙的手法, 回顾了奥运会开赛之前中国足球队艰苦的备战历程。作品开头写道:“南朝鲜。汉城体育中心巨大的门廊上, 第24届夏季奥运会吉祥物———一只取名为虎多里的小雄虎迎面而立, 正拉开弯月形的虎口向路人憨态可掬地微笑着, 它胸脖前挂着奥林匹克的五环会徽, 头上戴着一顶朝鲜农民传统舞蹈中的纱帽, 右手夸张地作出一个‘请吧’的姿势……1988年9月17日, 来自世界各地的161个国家和地区的1364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 将从这里走入‘虎口’。在五星红旗导引的队伍中, 人们将会看到高丰文主教练和他的列位战将。”作品赞扬了主教练高丰文强烈的事业心和严格的管理制度。金汕的《中国足球七次冲击世界杯纪实》记录了2001年中国国家足球队世界杯出线历程。二是展露中国女足辉煌战绩的喜悦。上世纪90年代中国女足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先后夺得了世界杯和奥运会的亚军, 被誉为“铿锵玫瑰”。很多报告文学以此为写作题材, 翟越、金汕的《女足, 中国的骄傲》全面反映了中国女足的成长历程, 揭示了教练员运动员艰辛征战、内心世界、欢笑泪水和家庭幸福等, 同时十分完整地记录了参加三届世界杯的历程, 展现出中国女足的辉煌历史。三是展露足球俱乐部获得佳绩后的喜悦。如山东鲁能队是国内十分优秀的俱乐部, 许晨写了《“泰山”好汉———山东济南泰山足球队征战纪实》和《巍巍“泰山”———山东鲁能泰山足球队夺冠纪实》等系列作品, 特别是后者再现了山东泰山足球队1999年获得双冠王的漫长经历, 作者在前言中谈到创作感受:“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就是中国足协杯最后由鲁能泰山和大连万达决一雌雄的时刻, 我与山东文化界著名‘球迷’, 也是我的忘年交朋友, 山师大中文系宋遂良教授前往现场观看比赛, 亲眼目睹了心爱的主队———鲁能泰山顽强奋战大悲大喜最终捧杯、成就‘双冠王’大业的全过程, 心中就情不自禁地涌起一种创作的冲动:身为一名山东作家, 我应该拿起笔来, 把这个闪光的瞬间变成永恒。宋教授也极力鼓动我完成这一历史重任。” (4)

理性型:残滞局面的忧思和漫漫前路的瞻望

热情呼唤球迷始终如一支持足球事业。中国球迷对足球倾注了太多的激情, 但是总是胜利时引吭高歌, 失败时谴责怒骂, 这对足球事业发展是不利的。许多报告文学呼吁用理性的眼光审视足球, 保持对足球始终如一的支持态度。如1987年10月26日中国足球队在日本东京以2∶0战胜日本队, 获得奥运会小组出线权, 第一次冲出亚洲。消息传来, 国人情绪一度十分高涨, 肖复兴的《沉浮中的国家足球队》却说道:“看中国足球, 如同看小说, 它不是短篇, 亦不是中篇, 而是长篇, 要耐着性子, 而且必有起伏跌宕, 多灾多难, 千万要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如今日本一役, 只是其中一个章节而已。10月27日去机场欢迎会上, 主教练高丰文说:这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没有‘5·19’, 就没有今天的‘10·26’。前主教练年维泗讲:我希望大家别因为这一胜利火热起来, 中国足球需要冷静, 需要理解。不在其中, 谁解其味?我突然想起一年多前年维泗对我讲过的话:中国足球输球的日子还在后面呢!如果下一段中国队再不是赢球而是失利, 人们还会像如今一样对待他们吗?富有戏剧性的对比是10月27日深夜, 中国足球队受到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而就在这同一日下午, 中国男排偏巧回不逢时也归来, 机场上却未有几个人欢迎, 显得异常冷清, 因为他们输了球。这强烈反差真是令人意味深长。啊, 足球, 你似球非球!” (5) 呼吁做理性球迷, 在胜利和失利时都要一如既往支持中国足球。

有的作品冷静分析足球问题和体制弊端。一是冷笔直击足坛的丑恶现象。中国足坛充斥着黑哨、假球、赌球等严重问题。新华社记者杨明的《黑哨———足坛扫黑调查手记》、方益波的《黑哨调查》、严东的《中国赌球狂潮———一个足球记者调查手记》、宣鲜的《中国球迷潮》等都再现了这些问题。二是深深思索足球体制问题。中国足球存在诸多体制问题, 如没有实施主教练负责制、行政干预过多等。而足球管理的官员将失败归咎于教练的水平, 走马灯似的换教练, 造成恶性循环。如“大锅饭”困扰着中国足球发展, 推行足球的职业化, 依靠职业足球提高足球水平是必由出路。如只抓球员的身体速度技术, 忽视了文化水平的提高, 教练又大多在退役的运动员中选拔, 使整个文化水平在低标准上徘徊。对此, 报告文学提出对落后管理体制的忧思, 如章成钧的《中国足球沉浮录》是我国第一部全景式记述中国足球队30多年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 作品追述中国足球的渊源, 对当时的足球体制进行强烈的反思。

很多报告文学思索中国足球的出路。1994年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正式成立, 开启了中国足球职业化之路, 许多作品以此为契机, 对中国足球的发展出路提出探索, 《敢问路在何方———关于中国足球的对话》指出:“其实有各种议论应属正常, 在整个变革过程中必然会出现阵痛。可以说申花足球俱乐部作为体育界的突破口先行了一步, 对中国足球界多年不变的旧体制是一次冲击和改革。但是这样的冲击和改革能否带来成效, 我这个外行球迷心中却不乐观。” (6) 金汕的《中国足球之谜》, 从足球运动的热点出发, 超越题材本身对中国体育的发展进行了多元化思考, 认为中国足球要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就必须突破沉重的文化束缚和思维定式, 建立一种适应开放形势的足球体系。

参考文献

[1]崔大林:《虎踞足坛辽宁足球现役精英》,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第52页。

[2]张德明:《报告文学创作谈》,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年版, 第159页。

[3]杜若:《道德与诗意的光辉》, 《长春》, 1986 (6) 。

[4]许晨:《巍巍“泰山”——山东鲁能泰山足球队夺冠纪实》,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 第6页。

[5]肖复兴:《多梦时节肖复兴报告文学选》,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9年版, 第279～280页。

新时期古典文学教学 篇10

关键词：新时期,知青小说,叶辛,《孽债》

叶辛是知青作家的代表之一, 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期间, 每个时期都有其代表作。他把自己的支边经历孕育于小说之中, 取得了成功, 尤其是其90年代的代表作《孽债》, 无论在视角选择上、创作技法上, 还是在剖析人性这一层面上, 都比以往的“知青小说”有所突破, 不愧为新时期“知青小说”成功之作, 展露了新时期“知青小说”的曙光。

一、主客观交合的结晶

叶辛的《孽债》创作并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结合当时时代大背景而言, 宏观上, 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日益发展, 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处于社会转型期, 它不仅为作家的成长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外部条件, 而且多种矛盾的聚集与撞击也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宏富的思想, 启迪着作家的思维。

《孽债》的成功也得归因于作家的自身因素。知青作家“并非纯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只不过是些仅读几年初高中的青年学生而已。他们没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根深蒂固的文人秉性”。[1]叶辛就是众多知青作家中极普通的一位, 但是他酷爱文学写作。正是出于对文学的喜爱, 他才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中, 无论环境如何改变, 也改变不了他的这一秉性。相反, 环境的变更更能给他的创作带来灵感和启发。《孽债》就是把不断创作的经验积累和长期对生活的观察付诸于笔端的结晶。

二、成功的继承

叶辛身处当代文学发展和演变的大潮中, 不自觉地受到了各种创作流派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或是借鉴, 或是转化。90年代的《孽债》就是作者不断借鉴和继承的结晶。

(1) 《孽债》继承了“新写实”小说的选材角度和情感态度。

“新写实”小说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其基本特点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 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 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 [2]其小说注重对改革开放后产生于各种社会问题之上的社会心理和人生世相的描绘, 刻意描写社会、人生的灰色, 往往表现主人公的困扰和生之烦恼;手法上, “新写实”小说追求原生态的真实, 倡导客观化的叙述, 即从情感的“零度”来写作, 以使小说成为生活的记录或实录。叶辛的《孽债》在题材的选取上, 不像前期作品从大的时代背景入手, 把人物的命运与时代政治结合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而是从现实生活中的平凡人物、平凡琐事入手, 注重对生活原汁原味的再现, 更多地泼墨于对生活中“油盐酱醋、锅碗瓢盆”的描述;人物的心理也更加多样化, 触及了一些以往未涉及的领域, 如对性心理、畸形爱情观、灰色人生观等的展示。

(2) 《孽债》在对知青历史的思考、对知青人生的思考、对伦理道德的思考等方面都受到了反思文学的影响,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些带有反思色彩的“知青文学”的影响。

《孽债》反映了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已成婚的那批知识青年为了能返城, 而不惜割断多年的感情, 抛弃丈夫 (妻子) 和孩子, 这就在无形中欠下了一笔难以还清的“感情债”。返城之后, 他们中的多数人又另有了家庭和孩子, 过着平静的生活, 更加增添了“还债”的难度。当被遗弃的孩子在自己的生活中突然出现时, 平静的生活顿起波澜, 这笔债该如何偿还?他们焦虑、茫然、无奈, 也更加内疚, 灵魂不断地受到拷问。小说一方面表现了在现代思想与传统观念的冲突中,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涤荡下, 一代人的人生价值观与灵魂深处面临着的焦虑和骚动;另一方面是站在人类历史的制高点上, 重新反省、审视自我, 以更加深邃、成熟的现代目光, 去反思他们走过的道路。不再仅仅描述历史给他们造成了怎样难以愈合的创伤, 而是怀着负疚的心情, 忏悔在那苦难岁月中, 自己有意无意间给一些善良、纯朴的农民造成的伤害, 反思自己应承担的责任, 这实质就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这就使作品充溢着一种浓烈的忏悔意识, 这种忏悔意识是叶辛的《蹉跎岁月》等前期作品所没有的。

三、继承之后的超越

1.创作视角和主题选择上的飞跃

《孽债》的创作视角与《蹉跎岁月》相比, 它不是回顾、关照过去的那一段刻骨铭心的艰难岁月。虽然, 那一片“青的山、绿的树、明丽的江水、灿烂的阳光和莽莽苍苍的远山近岭”[3]在知青们的记忆中是难以抹去的, 但新时期如何站在历史高度之上, 只将“插队”生活化为知青人生长河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再以回望的视角进行重新审视与关照, 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视角。叶辛的《孽债》就此进行了大胆尝试, 并取得了成功。《孽债》的故事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是社会价值观念急剧变异的时代。小说的主人公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下, 生存于上海大都市的当年知青。小说通过对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腻描述, 以及寻亲这一主要矛盾冲突的直接展开, 展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状态和道德观念的失落和失衡;对主人公那段知青岁月的生活也不是直接叙写, 而是在他们偶尔对往事的追忆中稍加点缀。《孽债》中主人公这种忆旧情绪, 与《蹉跎岁月》等作品相比, 把知青生活经历只当作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参照系, 以此关照整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沉浮衰荣, 无疑有助于拓展作品的社会容量和思想内涵。

2. 从“奋斗者”到“负债者”, 人物形象有了质的变化

《孽债》中的主人公长期生活在城市中, 工作、生活方式与在农村插队时大不一样, 因此呈现出两类人物形象在精神境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他们比以往更为功利, 在他们眼中, 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利益关系, 人情、亲情日益淡薄;他们更注重于对实际价值的追求, 但物欲追求的无限与价值实现的有限之间的矛盾, 又使他们陷于迷惘、苦闷, 生活在阴郁、消极之中。因此, 在《孽债》中诸如沈若尘、吴观潮、梁曼诚等人物已与80年代作者笔下的知青大不相同。他们多年生活于城市中, 市民习气已掩盖了当年的“知青味”, 或安于现状, 不思进取;或自暴自弃, 沉溺于物欲的满足;或自私自利, 冷酷无情。种种心态在叶辛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小说中, 他们当年的决断使他们在感情上欠下了一笔难以还清的债, 还殃及了他们的下一代。于是生活给他们出了一道难题:如何偿还得清他们曾经欠下的历史的“孽债”?种种矛盾的交织展开, 使“负债者”形象日渐鲜明。作者不仅从他们身上引发出了对传统伦理道德中亲子问题的思考, 同时也对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给人带来的后果进行了一个新层次的思考———不仅是知青一代深受影响, 而且他们的下一代也是其中的受害者。所以说, 《孽债》塑造的“负债者”形象既具有现实的批判意味, 又具有历史的反思意味。他们是两个时代的代言人, 比《蹉跎岁月》中的“奋斗者”形象更具有价值。

3. 小说更加趋于大众化

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和文化传媒的日趋先进与快捷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众文化专指“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出现的一种以现代科技为传播手段的社会型、大众化的文化形态”。[4]因此, 叶辛的《孽债》与《蹉跎岁月》等前期作品相比, 更加雅俗共赏。在选材方面, 《孽债》反映的视角更加贴近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 具体反映在小说上, 表现为场景的铺展更加具有生活的画面感, 给普通读者以较为亲和的体验, 从而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同时, 《孽债》在情节的建构方面更加具有鲜明的剧本色彩, 体现为每个场景的轮换频率较高, 而且每个场景所发生的事件小而简单, 小事件构成大事件, 从而推动小说矛盾的展开。这种剧本式的建构方法很容易为当今偏重阅读情节的大众所接受, 于是小说一经发表马上就被改变为剧本并拍成连续剧, 它的播出同样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参考文献

[1]郭小东.知青后文学状态[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8 (3) :16.

[2]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J].钟山, 1989 (3) .

[3]叶辛.孽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