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监督证据

医疗卫生监督证据（精选六篇）

医疗卫生监督证据 篇1

1 医疗卫生监督证据收集中几个常见问题

1.1 收集证据的法定程序问题

《行政处罚法》明确要求行政执法人员亮证执法的规定, 有的卫生监督员自认为是熟人, 忘记带执法证件或者带而未出示, 没有表明执法身份、所在的行政机构和相应的管理职权, 实际表现为卫生监督员没有履行表明身份的义务。

卫生监督人员对相关人员开展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时, 由于卫生监督人员数量不够, 同时对几个相关人员进行询问, 出现了询问人与记录人为同一人, 询问笔录事后再补签字的状况, 往往表现在询问笔录中询问时间出现重叠的现象, 违背了询问调查至少两名执法人员的规定。

1.2 证据应体现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特点

医疗卫生监督不同于其他单一的公共卫生监督活动, 监督中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法律法规的规定, 这就要求医疗监督执法证据应体现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特点。

例如对医疗机构出租医疗科室行为的调查取证, 涉及人、财、物和风险四个方面[1], 如果不能全面收集相关证据, 将难以认定出租承包行为。

在监督中还发现, 医疗机构同时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母婴保健法》、《处方管理办法》、《医疗废弃物管理办法》等多个法律法规, 取证时一定要分别取得其相关证据。如果相关证据采集不到, 将会影响案件证据的证明效力或者在行政诉讼中处于被动局面。

1.3 索取证据作为证据的效力问题

卫生监督人员对当事人或者其他人员提交的资料, 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复印、摘抄或者其他形式的复制, 不论是原件还是复制件, 如果作为证据使用的话, 应当由提交人在原件或者复制件上签字或者盖章, 复制件上还应注明“与原件一致”字样, 以证明该证据来源进行确认。对于卫生监督询问笔录、现场检查笔录, 当事人或者陪同人员只是签名盖章, 而没有签署对其内容的认可程度, 如“属实、基本属实、不属实”。

调查取证期间, 当事人认为能够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的, 卫生监督员应该使用卫生监督意见书或者询问笔录的形式限期提供。以避免当事人口头说能提供证据, 但迟迟不能拿出, 从而导致医疗监督执法难以进行下去的被动局面。

1.4 移送案件证据的转换

对于由其他行政部门移送的案件, 要求作好证据的转换, 否则直接采用, 往往难以通过司法审查。

例如对于“两非”案件, 具有隐蔽性强、调查取证难、证据之间难以形成锁链、当事人容易翻供的特点。很多这类案件往往是公安机关的先行介入, 利用刑事侦查手段, 取得了相关证人和当事人的笔录材料, 移送给卫生行政部门。如果对相关人员再从零开始重新调查, 当事人很容易翻供, 如何对于其他部门获取的证据进行转换, 将直接关系到这类案件能否成功办理。

1.5 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据, 必须与其他证据配合使用

证据保全讲究快, 往往采用音像证据, 视听资料获取应该公开进行。同时音像证据依赖高科技设备, 可能出现失真或虚伪, 真实性要经过严格的审查。这样, 音像证据只能作为其他证据的辅助形式或者补充。

1.6 现场检查笔录证据的确凿性问题

卫生监督员在制作检查笔录时, 应该对现场的客观行为或者物品做描述记录。如对某医疗机构出租科室进行调查时, 询问笔录中只是凭相关人的口述, 有说承租人使用的是医疗机构的处方, 又说是承租人以医疗机构的名义自行印制的, 但卫生监督员自始至终均未看到所使用处方的实物, 检查笔录却提出承租人使用该医疗机构的处方并以该机构的名义从事诊疗活动, 从而违背了收集证据必须客观的原则。

检查笔录有时忽视了对其他证据如音像证据和询问笔录的补强, 导致难以认定直接证据为确凿。

1.7 收集证据要讲究技巧

没有定案前不能认定其违法, 如对某诊所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开展诊疗活动进行调查取证, 在要求其提供相关资格证明的规定时间前就简单给其定性, 可能会引起当事人的警觉而不再配合案件调查或提供假证, 这就要求在调查取证阶段尽量使用中性词语, 对上述行为调查询问时可以“对你单位开展诊疗活动的有关事宜”了解有关情况开始。

在调查取证中, 要把握专业术语的使用。对于专业术语, 许多被询问的人员不知道其含义, 可能会听不懂, 比如医疗美容中“重睑”手术称其为“开双眼皮”, 询问笔录中就要适当加以说明。

还有, 对现场进行照相取证, 拍摄所选择方位、角度等, 能否清晰如实反映现场状况, 可能导致与其他证据不相吻合, 甚至相反的结论。

1.8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

对于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 可以先行登记保存。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在7日之内作出处理决定, 如果超期未做处理决定, 就有可能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造成行政侵权。

2 医疗卫生监督中证据收集建议

2.1 熟悉相关法规

医疗卫生监督涉及医务人员监督管理、医疗机构监督管理、专项技术监督管理、母婴保健和计划生育监督管理、中医药监督管理, 还有血液安全监督管理, 除了法律法规, 还有卫生行政部门的批复, 只有熟练掌握这些法律法规, 才能有的放矢地收集证据。

2.2 遵循证据收集原则

根据《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精神和卫生监督执法实践经验, 医疗卫生监督证据的收集必须遵循客观收集原则、全面收集原则、及时收集原则和依法收集原则。

2.3 熟练掌握收集证据的基本方法

针对不同情况, 需要收集的证据也不同, 收集证据的基本方法包括现场监督检查、证据先行登记保存、调查询问、相关资料复制、采集影象资料等, 应该熟练掌握基本方法, 不断提高收集证据的技能。

参考文献

[1]赵同刚.医疗服务监督案例评析-附常法规文件[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201.

医疗卫生监督证据 篇2

一、解读新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的规定

在法学理论上, 非法证据是指证据的取得非经法定程序或者证据的使用非经法定程序。在司法实践中, 非法证据通常是指非经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新《刑事诉讼法》用五个条文对非法证据的确认和排除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该法第五十四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供述, 应当予以排除。收集书证、物证不符合法定程序, 可能严重影响司公正的, 应当予以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的, 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 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该条文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做了明确界定, 这里的“采用刑讯逼供”是指采用体罚, 是指使人在身体上、生理上或者精神上遭受痛苦或者折磨的行为, 如殴打、捆绑、熬夜、日晒、冷冻、火烤、饥饿等。这里的“等非法方法”, 是指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程度相当的非法方法。对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的范围限定为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和非法收集的物证、书证两大类。这里的“不符合法定程序”, 包括收集证据的程序、主体、时间、手续、形式、方法等不符合法律规定, 如见证人不符合要求, 笔录形式不符合要求等。这里的“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一般是指取证明显违法或情节严重, 可能对办理案件的公正性、权威性及司法公信力产生严重危害和恶劣影响。这里的“补正”, 是指对取证程序的瑕疵进行补救、更正, 如侦查员或见证人签名等。这里的“合理解释”, 是指对取证程序上的瑕疵作出符合逻辑、学理的解释或说明。由此可见, 收集活动不合法, 并不一定就必须应当排除, 而是例外地说明了在收集书证、物证以后, 尽管程序不合法, 但是还要看该“违法”是否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不影响则不排除;如果严重影响, 则先要求办案机关补正或合理解释, 在此情况下, 仍不需要排除。只有严重违法后, 既不能补正又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 才考虑予以排除。法条之所以把应当排除的证据范围无附加条件地限制在非经法定程序取得的言词证据, 是因为实物证据在司法实践中较为稀缺, 收集程序不合法一般不会影响实物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收集程序不合法一般不会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

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举报、控告、报案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 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 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条文明确了对非法证据诉讼监督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 其目的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对非法证据的处理分为三种:一是对诉讼参与人提供或发现的线索进行调查核实, 方法是对犯罪嫌疑人、证人、侦查人员当事人进行询问, 调取、查阅有关文书、案卷材料或看守所记录、委托鉴定、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二是对确有非法取证的侦查人员所在机关提出纠正意见, 并收集其反馈情况;三是对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 根据《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立案的规定, 以非法搜查罪、非法拘禁罪、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虐待被监管人员罪等罪名立案侦查、提起公诉。

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 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 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当事人、辩护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 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 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该条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关精神, 将非法证据的排除作为法庭审理的一部分, 明确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启动排除非法证据程序, 启动主体为审判人员, 并且既是权力, 又是义务。第2款赋予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排除非法证据申请权, 并规定条件为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 如时间、地点、方式、材料等, 目的是便于法庭调查、防止滥用诉权。提供以后并不需说明和质证, 仅“提供”而已, 只要提供了上述条件, 诉方就应当证明取证的合法性。

第五十七条规定:“法庭在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调查时, 对证据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的义务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人民检察院作为指控犯罪的主体, 负有对证据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的责任, 因此, 人民检察院不仅要提出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 还要提出证明证据的收集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 否则, 将承担其收集证据被法庭排除的不利后果。询问笔录、询问录音录像、看守所体检记录或通知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等都是人民检察院提供证明收集证据合法的证明。公诉人不直接参与侦查, 也不如侦查人员对证据的取得和侦查过程了解详细, 因此, 为了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做出说明, 有必要建立侦查人员或者其他知情人出庭说明情况制度, 以便法官准确听取控辩双方对证据的诉求, 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具体说明情况有三种:一是检察院提请法院通知他们出庭, 二是侦查人员或其他知情人主动要求出庭说明情况, 三是人们法院直接通知他们出庭。其他人员主要包括了解证据收集情况人员、见证人、录音录像制作人、翻译人员、了解审讯情况的看守人员、监管人员等。

二、强化非法证据排除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的应有之义

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规定从三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是扩展了诉讼监督的范围, 增添诉讼监督的内容, 其中就包含了对证据的审查、监督以及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二是丰富诉讼监督的手段, 明确诉讼监督的效力, 如赋予检察机关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核实权, 强调有关机关在采取某种诉讼行为或作出诉讼决定时要将相关行为或决定同时告知检察机关等;三是强化诉讼监督的责任, 健全诉讼监督的程序, 如强调了检察机关对违法阻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行使诉讼权利的监督, 健全了检察机关实行侦查监督、审查批捕等诉讼监督的程序。其中监督职能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当属对证据的审查和对非法证据的排除。

事实上, 在诉讼过程中法律监督职能体现得最透彻的, 也无外乎证据领域了, 所谓“打官司打的是证据”。因此, 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的背景下, 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的一个重要手段, 便是在诉讼过程中突出证据的审查, 依法定程序将非法证据排除在采纳范围之外。

三、突出证据审查, 排除非法证据

(一) 注意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

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中, 检察机关既要注意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充分性, 又要注意审查判断证据的合法性, 认真对待和注意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控告人的意见和反映, 发现非法证据的线索。

(二) 加强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核实

检察机关发现存在非法取证嫌疑时, 要高度重视, 坚决核查, 不能简单听信侦查机关证据合法收集的证明。可通过核对讯问录像、要求提供全部讯问笔录、询问有关知情人、查阅看守所健康记录、查验伤情、要求侦查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说明等方式予以调查核实。经核查确系违法取得的, 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同时对非法取证行为提出纠正意见。

(三) 存疑证据事情处理

如果经审查和调查, 既不能确定非法取证又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 审查批捕环节应予以存疑, 即不以该证据作为批捕的根据, 而依据其他证据决定是否逮捕, 同时将存疑情况通报公诉部门;审查起诉环节可以听证方式进一步对证据合法性进行调查核实以确定是否排除;审判环节检察机关要重视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 尤其重视将审查侦查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资料作为发现、排除非法证据及补强合法证据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四) 提供更为宽松的非法证据排除启动程序

提供更加宽松的非法证据排除启动程序, 只要被告人提出侦查人员具有非法取证的情况法庭就应当对此进行调查, 而不需要被告人提出具体的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将举证责任转交给公诉机关, 由公诉机关通过调取录像、检验录像真伪、询问相关人员等方式进行取证。这可以有效地扭转被告人同侦察机关之间不对等的地位, 借助公诉机关的力量, 查明事实。当然, 给予更宽泛权利的同时也要防止权利滥用, 对滥用权利、编造事实的被告人要制定惩罚措施。

摘要：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提出了挑战,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非法证据的审查与排除。从新条文的规定出发, 认清检察机关监督职能与非法取证监督之间的必然联系, 加强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 建立良性的非法证据审查启动程序, 是新《刑事诉讼法》实施背景下检察机关强化自身监督职能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非法证据,诉讼监督,新刑事诉讼法

参考文献

[1]郎胜.刑事辩护与非法证据排除[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3-1.

[2]林喜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话语解魅与制度构筑[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9-1.

[3]郑旭.法学格致文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7-1.

[4]张智辉.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6-1.

[5]陈瑞华, 黄永, 褚福民.法律程序改革的突破与限度——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述评[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8-24.

[6]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6-1.

医疗卫生监督证据 篇3

关键词：新闻媒体,财务重述,公司治理,外部监督

一、引言

近年来,新闻媒体的外部监督作用日渐明显,不少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案件都是先由新闻媒体进行报道和深入调查,进而引起市场关注和政府部门介入调查而最终得以揭示的。在西方国家,媒体甚至被视为“第四方权力”,是除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另一外部有效监督体制,这一点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已得到印证(Miller,2006;Dyck等,2008;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上市公司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其治理问题呈现社会化趋势,因此新闻舆论的监督是公司治理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通过其报道将信息传播给公众,一方面引发社会舆论,形成对上市公司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促使行政部门进行调查,使违法企业更正其不当行为。

但也有学者对媒体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监督作用持怀疑态度。如贺建刚(2008)对五粮液公司进行案例研究发现,媒体的报道并不能够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目前在我国,媒体报道更多的是受到政府政策导向的影响,一旦涉及敏感事件,其报道往往面临更多约束。面临此境,我国新闻媒体能否客观、独立地对事实进行报道?能否发挥其应有的外部治理作用?

近年来,我国不少上市公司以补充公告、更正公告等形式对已公布的财务报告进行重述。财务重述不仅说明该上市公司已发布信息可信赖程度低,也反映出了该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缺陷。造成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原因不仅在于公司治理机制,外部媒体监督环境更有可能影响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戴亦一等,2011)。可见,媒体监督、财务重述与公司治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本文选取财务重述这一独特视角,以样本数据实证分析我国新闻媒体对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效用。

本文以2013~2015年创业板发生财务重述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并选择特定对照样本,研究媒体报道对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做了如下创新:第一,以实证方式研究媒体效用,目前国内学者鲜于使用实证方式研究媒体治理作用,本文的研究丰富了这一研究领域;第二,以往学者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主板企业,本文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拓宽了媒体外部监督效用的研究领域。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上市公司通过补充公告、更正公告等形式对前期已发布信息进行重述,该重述行为反映出了上市公司已发布信息可信性低、治理机制有缺陷等问题。同时财务重述又会引起资本市场中投资者的质疑,进而可能引发股价下跌、违反法律法规等一系列严重后果。那么媒体关注能否影响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

目前,我国媒体面临企业治理问题时并非事前“沉默”、事后“报道”,而是积极扮演了资本市场监督者的角色(醋卫华、李培功,2012)。新闻媒体以其报道引导社会舆论的导向,对上市公司管理者造成舆论压力,促使上市公司高管为避免声誉受损而更正自己的行为。同时,媒体大量曝光更容易引起监管机构的介入。李培功、沈艺峰(2010)认为,媒体在我国的治理作用主要是通过引起行政机构的介入实现的。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大部分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由政府聘任,政府部门的介入对高管有更直接的影响。新闻舆论不仅会引发普通投资者的关注,同样也会引起监管机构的注意。媒体将大量信息传递给监管部门,监管部门接收到信息进而进行调查,促使企业更正其违规行为。

本文认为,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公司治理水平的缺陷,上市公司进行财务重述后,随着媒体曝光量的增加,不仅上市公司及其高管声誉受损,也可能引起监管机构注意并引发其调查,此时管理者不得不停止违规行为,即媒体能够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发挥外部治理作用,作用机理详见图1。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媒体关注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媒体关注度越高,报道数量越多,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越小。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1. 财务重述样本。

上市公司进行财务重述的方式是发布补充公告、更正公告以及补充更正公告。本文以2013~2015年发布补充公告、更正公告以及补充更正公告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在手工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做如下筛选:①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公司;②剔除重述公告发布时已经退市的公司;③若同一家公司发生多次财务重述行为,取第一次重述公告为研究样本;④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最终获得上市公司财务重述样本145个,详见图2。

2. 对照样本筛选。

参照以往学者研究媒体关注的做法,本文同样选取匹配的对照公司与财务重述公司共同进行研究分析。对本文已选取的上市公司财务重述样本,逐一选取匹配对照样本。选取要求为:①对照样本公司与财务重述公司处于同一会计年度;②二者处于同一行业;③二者总资产规模接近。

3. 媒体监督数据。

本文的媒体关注数据取自CNKI全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参考李培功、沈艺峰(2010)和戴亦一等(2011)的做法,本文选择8份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财经报纸作为报道的来源,分别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和《第一财经日报》,为减少数据遗漏,分别使用“标题查询”和“主题查询”对样本公司的全称及简称进行搜索。

本文对媒体报道进行搜集整理时,按照报道的主观色彩对新闻报道进行了分类,即分为负面报道和非负面报道两类。通常情况下,上市公司背负的负面报道越多,管理者面临的舆论压力越大,越有可能更正其财务重述行为;而非负面报道较少引起公众和监管部门的关注。因此,主观色彩不同的报道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不同。参考李培功和醋卫华(2011)的做法,本文将新闻报道的标题和内容中包含明显的质疑、批评、负面评价词语的报道作为负面报道。同时,如果报道以中性语言向投资者剖析了公司年报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同样视其为负面报道,其他报道则归类为非负面报道。

(二)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1. 因变量及其度量。

本文设置虚拟变量(Restate1)来代表上市公司财务重述情况。若当年上市公司进行了财务报表重述,则Restate1取1,否则取0。

2. 自变量及其度量。

①媒体关注度1——LNMedia1:本文用“1+媒体报道次数”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公司媒体关注程度的衡量指标。②媒体关注度2和3——LNMedia2和LN⁃Media3:考虑到负面报道与非负面报道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产生的影响不同,本文将媒体关注指标进一步分为两个子指标,LNMedia2为“1+媒体负面报道次数”的自然对数,LNMe⁃dia3为“1+媒体非负面报道次数”的自然对数。

3. 主要变量及说明。详见表1。

4. 研究模型。

考虑到上市公司财务重述是对以往年度财务报告的更正,因此模型主要控制变量采用滞后1期(即上一年度)的数据。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1. 媒体关注和财务重述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2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可知,负面报道样本公司占所有样本公司比例为35.62%。该统计结果显示,2013~2015年有负面报道的样本公司占比均在35%左右,各年基本保持平稳。本文负面报道的内容包括媒体对上市公司业绩情况、经营状况、大股东持股比例、关联方交易等做出的质疑和批评。栏二中对不同样本公司平均媒体报道量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显示,有负面报道的样本公司年平均媒体报道量为8.8篇,远高于无负面报道的样本公司年平均媒体报道量3.3篇,说明新闻媒体更倾向于揭露上市公司存在的问题。栏三中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财务重述情况进行了分类。按照财务重述是否涉及核心会计指标,将样本公司分为核心会计指标重述样本和非核心会计指标重述样本。核心会计指标财务重述比例占到财务重述样本的48.97%,2013年比例最高,达到51.79%。这说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财务重述中核心会计指标的重述比例比较高。按照发生财务重述的原因,本文又将样本公司分为技术原因引起的重述样本和非技术原因引起的重述样本。技术问题是指财务重述是由于工作人员计算失误等原因引起的,其所占比例为64.14%,反映出创业板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工作中工作人员态度不严谨、工作失误较多等问题。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3中可知,样本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0.2588,整体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总资产净利率为0.0754,说明盈利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总资产增长率为0.4671,说明样本公司成长性良好;两职合一比例为15.66%,说明仍有部分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有62.19%的公司设置了审计委员会,且有92.13%的公司取得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表4将财务重述公司与非财务重述公司相关变量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表4中可以看出,财务重述公司与非财务重述公司的媒体报道量相差不大,但是区分正负面报道后,财务重述公司的负面报道多于非财务重述公司,说明新闻媒体对于财务重述公司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且进行了更多的谴责;而正面报道的数量在二者之间相差不大,此结果说明新闻媒体对财务重述公司的报道侧重点不同,因此有必要在后文的研究中做进一步分析。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多元回归结果

本文以前文的研究模型检验媒体关注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关系,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列(1)为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可见媒体报道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相关性不明显,本文的假设没有得到支持。而从上文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引来了更多的媒体负面报道,因此本文区分了媒体的正负面报道后又再次对模型进行了回归。从列(2)和列(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媒体负面报道LNMedia2与上市公司重述行为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呈负相关性,说明新闻媒体的负面报道确实影响到了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负面报道越多,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越低;而LNMedia3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媒体的非负面报道对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上述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公司财务特征与治理特征之后,媒体负面报道越少的公司越不容易发生财务报告重述,该结果支持本文假设,即媒体的负面报道确实发挥了监督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作用,媒体监督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列(2)和列(3)的差异回归结果表明,媒体的负面报道监督作用更明显。究其原因,媒体的质疑和批评不仅能够引发更多投资者的关注、造成更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而且更有可能导致监管机构的介入,从而促使上市公司管理者在声誉受损和监管调查的压力下,减少财务重述行为。

公司财务特征和治理特征与财务重述行为的回归结果显示,资产负债率与财务重述行为相关系数为正,即资产负债率越高,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越大,这可能是因为负债率越高的公司财务风险越大,越容易发生财务重述;总资产净利率与财务重述显著负相关,说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越强,越不容易发生财务重述行为;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与财务重述显著负相关,说明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更值得信任,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更小。

五、进一步分析

前文的检验结果表明,新闻媒体的负面报道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显著负相关,即新闻媒体的负面报道越多,上市公司进行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越小。那么,媒体的负面报道对所有类型的财务重述行为影响效果相同吗?

前文已经对财务重述的类型进行了区分。从上市公司进行财务重述的原因来看,一部分财务重述是由于技术原因引起的,即因为上市公司财务人员工作的疏忽,造成年报数据计算错误或者数据披露存在遗漏;另一部分财务重述发生的原因是应监管机构监管要求、投资者需求对报表进行更正或者补充披露。研究表明,资本市场对不同原因引起的财务报表重述行为反应不同(戴亦一等,2011)。技术问题导致的财务报表重述并不影响公司的实际经营绩效和企业价值,因此市场反应相对平淡;非技术原因导致财务报表重述往往表明上市公司报表存在一定问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企业的信誉和价值,市场的负面反应较强烈。此外,本文还对财务重述内容进行了划分。按照财务重述涉及的内容不同,本文将其分为核心会计指标重述与非核心会计指标重述。核心会计指标重述是指重述涉及年报中的资产、负债、权益、现金流或者利润等重要财务指标,核心财务指标发生变化会直接影响市场对企业价值的判断,因此投资者对企业核心价值指标重述给予更多关注(魏志华等,2009)。由此可见,市场对不同原因、不同内容的财务重述反应不同,非技术原因引起的或涉及核心会计指标的财务重述关系到投资者利益,媒体对其负面报道也更多,形成的声誉压力及监管机构介入的可能性更大。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将财务重述样本公司进行再次分类,检验媒体关注对不同类型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机制。本文设置虚拟变量Restate2和Restate3,当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由技术原因引起时Restate2取1,未发生财务重述的匹配样本公司取0;当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由非技术原因引起时Restate3取1,未发生财务重述的匹配样本公司取0。此外,设置虚拟变量Restate4和Restate5,当财务重述涉及核心会计指标时Restate4取1,未发生财务重述样本取0;财务重述不涉及核心会计指标时Restate5取1,未发生财务重述样本取0。在145个财务重述样本中,由技术原因引起的财务重述为93例,由非技术原因引起的财务重述样本为52个;财务重述涉及核心会计指标的样本为71个,财务重述不涉及核心会计指标的样本为74个。本文分别将Restate2、Restate3、Restate4、Restate5作为因变量,对模型进行回归检验。详见表6。

表6中列(1)和列(2)回归结果显示,Restate3与LNMed⁃ia2显著负相关,说明媒体的负面报道与非技术原因引起的财务重述行为显著负相关,而Restate2与LNMedia2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媒体的负面报道对技术原因引起的财务重述行为作用不大,此回归结果的差异表明媒体关注能够对非技术原因引起的财务重述行为起到明显的监督作用。

列(3)和列(4)回归结果显示,Restate4和Restate5均与LNMedia2显著负相关,说明媒体的批评和谴责对上市公司核心会计指标与非核心会计指标重述都产生了约束力,但从回归结果看,Restate4与LNMedia2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Restate5与LNMedia2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媒体的负面报道对核心会计指标重述的监管力度更大。

六、研究结论

本文搜集整理2013~2015年创业板财务重述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新闻媒体的报道如何影响上市公司治理,取得了较为准确的研究证据。本文研究结论如下:

新闻媒体报道的主观色彩对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不同。负面报道会显著减少财务重述行为,而非负面报道对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影响不大。其原因在于负面报道将会引起更多的舆论压力和监管机构关注,从而促使上市公司管理者减少对报表的重述。

媒体报道对不同类型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是不一致的。本文将样本进一步区分为技术原因引起的财务重述和非技术原因引起的财务重述,以及核心会计指标重述与非核心会计指标重述,分样本回归分析发现,媒体的负面报道对非技术原因造成的财务重述行为约束力更大,对涉及核心会计指标的财务重述行为起到更有力的监督作用。

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新闻媒体作为外部监督力量的重要补充,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起到了积极的监督作用。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足之处,法律监管也存在漏洞,新闻媒体作为法律机制与政府监管的补充力量,可以有效规范上市公司治理行为,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何威风,刘启亮.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重述行为研究[J].管理世界,2010(7).

醋卫华,李培功.媒体监督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2(1).

李培功,沈艺峰.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中国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0(4).

医疗卫生监督证据 篇4

在经济转型的新常态下,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红利”因素逐渐枯竭,经济发展需要从过去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化为以创新为驱动的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模式,尤其是李克强总理在2015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因此,在我国经济大环境的内在要求以及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代表着中国创新性新生力量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从开始就得到社会资本追捧,创业板股票指数持续攀升,一方面缓解了创新性公司的融资问题,但另一方面,创业板上市公司诸多问题逐渐暴露,例如股价虚高、股价大起大落、高额超募资金、大规模“套现”、高管频繁辞退、创新不足等,这些问题有悖于创业板的设立初衷。由此,人们密切关注创业板上市公司所披露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而以专业著称的机构投资者在2013 年的中期报告显示,其持股量占创业板公司流通A股的比例超过60%。如何发挥机构投资者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会计信息的监督作用,对创业板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根据相关文献可发现,相对于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更有动力和能力并以更低的成本对经理人实施有效的监督,Roychowdhury和Watts(2007)以及Farooq和Jai(2012)提供证据指出,有机构投资者作为大股东的公司,其盈余质量更高。同时也有观点认为机构投资者只是倾向于短期信息交易,对公司的监督只是“用脚投票”或与公司管理层合谋意图侵吞小股东利益。然而,相关问题的研究多数基于欧美成熟市场这样的制度背景展开,迄今为止,国内学者以创业板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机构投资者监督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相关研究还不多,这就引出一个基本问题:在我国经济转型新常态的特殊制度背景下,与欧美国家的成熟资本市场不同,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集中,“一股独大”现象普遍存在,相关法律制度对广大投资者的保护较弱,并且与主板相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模相对更小,经营风险更高,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较高,股权制衡度较小,且超过一半的公司由单一自然人所控制,公司内部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严重。因此,基于经济转型新常态特征下的治理环境,较为系统全面地研究机构投资者对创业板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监督,具有较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机构投资者与财务报告质量

目前国内外学者认为机构投资者在财务报告质量监督中所起的角色较为复杂。Pound(1988)将机构投资者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归纳为三大假说:第一是有效监督假说,该假说认为相对于个人,机构投资者能够发挥其专业技能,以更低成本对被投资公司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为实施有效监督,提高财务报告质量。第二是战略结盟假说,认为机构投资者会牺牲作为股东的利益,与被投资公司管理者联盟,这种情形下被投资公司管理者会更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第三是利益冲突假说,认为机构投资者是基于自身利益对被投资公司实施投票,这种情形将大大增加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有损财务报告质量。

而在实证检验中,相关学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结论也并不统一。Roychowdhury和Watts(2007)实证认为高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能够减少公司的盈余操纵。Farooq和Jai(2012)提供证据说明了公司有本地或国外的机构投资者参与时,其进行盈余操纵的可能性更低。Lin等(2014)以台湾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支持了机构投资者对财务报告质量存在有效监督的观点。与之对立,有些学者认为高比例的机构投资者可能会与公司合谋以实现各自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机构投资者或“用脚投票”或纵容公司的盈余操纵行为。

基于我国的新兴市场制度背景,高雷和张杰(2008)、李善民等(2011)认为我国机构投资者总体上有更专业和更强大的监督能力,对改善盈余质量具有正向作用。然而,杨海燕等(2012)实证发现机构投资者存在频繁交易等短视行为,加剧了股票市场的波动,导致股票被错误定价,而对于有再融资需要或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特别是经理人薪酬奖金与公司盈余状况密切关联的公司,经理人可能为了避免因盈余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而采取盈余操纵行为,从而导致对外披露的财务报告并不真实可靠。

综合上述分析,考虑到目前我国经济转型进入新常态,我国市场机制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4]3号)中规范了机构投资者的相关行为,且市场基础渐趋牢固,投资者教育程度提高,机构投资者规模不断壮大,机构投资者治理价值凸显,尤其是创业板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相对于主板上市公司更高,与个人投资者相比,机构投资者在资金规模、信息收集处理及监督管理层行为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基于有效监督假说,本文认为随着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上升,拥有更多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团队会对公司管理层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在公司治理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从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机构投资者总体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财务报告质量越高。

(二)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与财务报告质量

与个人投资者不同,机构投资者具有复杂的组织行为。Keasey(1997)的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在资金来源、组织性质、投资目标以及投资期限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所发挥的治理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也不同。罗付岩(2015)认为机构投资者是在从积极监督公司中获利与从短期信息交易中获利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从积极监督公司中获利的机构投资者会尽量通过各种有效措施影响公司管理层的行为。Chen等(2007)按经营活动是否存在或潜在存在往来,把机构投资者与被投资公司之间的关系划分为投资关系和商业关系,Chen等认为与被投资公司存在投资关系的机构投资者,其动机上更倾向于积极监督经理人;而与被投资公司事实存在或潜在存在业务关系的机构投资者,通常优先考虑商业利益,倾向于采取中庸或支持等“用脚投票”的监督方式。

基于我国的制度背景,杨海燕等(2012)认为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一般法人等机构投资者与被投资公司可能潜在存在某种程度的商业往来,这些机构投资者为了维持潜在和现有的合作关系,通常不会对被投资公司的信息披露透明度以及公司财务报告可靠性发表独立意见,相反,只存在投资关系的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和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其作为独立的机构投资者,对被投资公司会计信息的监督效应更明显。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对于只存在投资关系的机构投资者,创造投资收益和资本保值增值是其最重要的目标,其受被投资公司的影响更少,更能够保持其外部独立性,更为注重价值投资,因而更有动机和能力对被投资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实施监督。例如,重庆啤酒疫苗门事件,大成基金管理公司主动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罢免公司高管关键职务的议案,这表现出基金管理公司实施了积极监督行为。而与被投资公司存在商业关系的机构投资者,因受制于已有或潜在的业务往来产生的利害关系,其可能出现Pound(1988)的战略结盟或利益冲突,以致无法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a:与被投资公司存在投资关系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高,更能对公司实施监督,财务报告质量更高。

H2b:与被投资公司存在商业关系的机构投资者对财务报告质量没有显著影响。

(三)外部治理环境对机构投资者监督作用的影响

North(1990)认为,外部治理环境是一系列用以维持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基本政治、法律和社会规则,构成人类从事经济交易行为的激励机制,不同的外部治理环境产生不同的市场交易成本,由此,市场中个体和组织的行为将受到不同外部治理环境的重大影响。Djankov等(2008)指出,各国的投资者保护相关法律制度不同,从而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将会不同。李延喜等(2012)的研究发现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对各区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及其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作用,除受自身的能力和动机影响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的外部治理环境,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为机构投资者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可以约束机构投资者的不道德行为。伊志宏等(2011)的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外部治理环境良好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才能发挥出相应的监督作用。甄丽明和唐清泉(2015)指出相对于主板市场,我国创业板公司的现实情况较为复杂,机构投资者可能并不总是发挥积极的监督作用,因而需要结合具体制度环境进行分析。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使得机构投资者能够更有效地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实施监督。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 ~ 2014 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相关数据极端异常或严重缺失的公司,最终获得879 个有效样本。机构投资者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财务及其他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本文采用SPSS19.0作为实证分析工具。连续变量在1%分位数与99% 分位数上进行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本文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度量财务报告质量。具体的表达式如下:

其中:i为样本个体;t为年份;TAi,t=(营业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当年平均总资产;△Salei,t为营业收入的增长/当年平均总资产;PPEi,t为固定资产/当年平均总资产;△CFOi,t为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的变化/当年平均总资产。运用模型(1)进行分年度线性回归运算,由于创业板公司中有92.8%属于高新技术企业,本文没有对模型(1)进行分行业回归。最后,得出的残差的绝对值乘以-1,得到的指标值即为财务报告质量值,该指标值越大,表明公司财务报告质量越高。

2. 解释变量。

(1)机构投资者。借鉴杨海燕等(2012)的做法,机构投资者总体持股为上市公司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总和占流通A股的比例,用IH表示。本文把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和QFII列为与被投资公司存在投资关系的机构投资者,其持股占流通A股的比例用INV表示;把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一般法人等列为与被投资公司存在商业关系的机构投资者,其持股占流通A股的比例用BUS表示。

(2)外部治理环境。借鉴李延喜等(2012)的做法,本文采用樊纲等(2011)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各地区的外部治理环境(用Reg表示)情况。本文把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及广东地区的外部治理环境列为良好,取值为1;其他地区的外部治理环境视为一般或不好,取值为0。

3. 控制变量。基于相关文献,本文适当引入一些控制变量,其中包括:决策权分离,用DMD表示,如果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则为决策权分离,取值为1,如果两职合一,则取值为0;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之比,用ID表示;公司规模,取期末资产的自然对数,用Size表示;财务杠杆,取值为期末负债除以期末资产,用Lev表示。

(三)检验模型

根据本文的研究假设和上述变量定义,本文检验模型如下所示(为了避免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的自变量采用滞后一期):

其中:FRQ表示财务报告质量,用盈余管理程度衡量;i表示样本个体;t表示时间;Un表示IH、INV和BUS分别与Reg的交互项;Con_Varm表示m个控制变量;其他变量字母含义参见前文的定义。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相关分析

表1 列示了本文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FRQ平均值为-0.037,说明样本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平均值为当期总资产的3.7%,FRQ最大值为0,最小值为-0.484,标准差为0.038,显示出不同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差异较为明显。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平均值为24.6%,根据齐鲁光和韩传模(2015)的研究,机构投资者在A股市场的平均持股比例为15.59%,说明相对于主板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在创业板公司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IH最大值为0.935,最小值为0,标准差为0.203,表明机构投资者在创业板公司的投资比例具有较大差异。投资关系的机构投资者INV均值为0.130,高于商业关系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BUS的均值为0.116,说明投资关系的机构投资者是创业板公司机构投资者的主要成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Reg均值为0.573,说明超过一半的创业板公司坐落于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和广东这五个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而这五个地区代表着我国最好的外部治理环境。

表2 列示了相关变量的Pearson相关性分析,从中可以了解到FRQ分别与IH、IHV及Reg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初步说明机构投资者总体持股比例以及投资关系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实施了有效监督,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同时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下财务报告质量更高。此外,虽然FRQ与BUS正相关,但不具有显著性,需要进一步检验。另外,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不高,说明本研究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单因素分析

本文把自变量IH、INV和BUS进行分组,即变量值大于等于样本均值的为一组,其余的为一组,然后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表3 列示了不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及外部治理环境下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差异。其中机构投资者总体持股高的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均值为-0.035,而机构投资者总体持股比例低的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均值为-0.039,这一差异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把机构投资者按投资关系和商业关系分类,投资关系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均值为-0.034,而持股比例低的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均值为-0.040,该差异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高度显著。然而商业关系的机构投资者的不同水平持股比例下,财务报告质量并没有显著差异,需要作进一步的检验。此外,公司所处的外部治理环境良好,其财务报告质量均值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表现出更高。因此,表3所反映的情况初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三)回归分析

首先,由于检验样本属于非平衡面板数据,并且使用三个年份的数据来测算财务报告质量,使得公司内差异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使用固定公司效应的参数估计值可能存在偏差,因此本文使用固定行业的OLS分析方法来估计检验模型。其次,本文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发现相关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5,说明本文研究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设计是合理的。

表4报告了机构投资者与财务报告质量关系的回归结果,第(1)列是纳入Reg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到Reg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数,意味着公司所处的外部治理环境良好,其财务报告质量更高,说明外部治理环境能够有效约束公司的不道德行为,制约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从事寻租和追逐利益、从而侵吞外部投资者利益的行为;Size的系数为正数、Lev的系数为负,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高度显著,说明大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更高,而负债率高的企业,其盈余操纵行为更普遍,财务报告质量更差。

第(2)~(4)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逐步引入IH、INV和BUS作为解释变量。第(2)列反映IH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数,说明机构投资者总体上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发挥了有效监督,约束了公司不道德行为;第(3)列反映出INV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数,且显著性和系数值均比第(2)列IH系数要高,说明投资关系的机构投资者更能发挥监管作用,能有效提高公司财务报告质量;而第(4)列所反映的BUS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一定程度上说明商业关系的机构投资者采用“用脚投票”方式实施监督,作用不明显。总的来说,本文的研究假设H1、H2a和H2b得到支持。

第(5)~(7)列在前面的基础上分别引入IH、INV及BUS与Reg的交叉项。从中看到,各交叉项的系数均为正,且分别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为机构投资者发挥治理作用提供了基础,更有利于发挥机构投资者对异常盈余管理活动的监督作用,本文的研究假设H3得到实证支持。

五、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以下几项稳健性检验:第一,替换研究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即使用Dechow和Dichev(2002)的模型测算财务报告质量,该模型分别使用t-1、t和t+1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与资产总额之比为解释变量,使用营运资本的变化与资产总额之比为被解释变量,将通过线性回归得出的残差项的绝对值乘于-1,即为财务报告质量。第二,将FRQ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并按大小分为三组,然后只选取前后两组作为样本进行分析,从而避免使用模型残差计量财务报告质量产生的系统性偏差。第三,因财务报告质量的测算模型需要分行业进行回归测算,为了减少行业之间的差异造成研究结论的偏差,本文只选取创业板中的制造业作为研究样本。此外,本文还在控制变量中加入资产收益率、会计师事务所及公司治理等相关变量。

上述多项稳健性检验的检验结果与前文的研究结论大致相同,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我国新常态下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以2012 ~ 2014 年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综合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监督作用。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财务报告质量显著正相关,但不同机构投资者的动力和能力差异使其对财务报告质量的监督作用存在差异。机构投资者与被投资公司仅存在投资关系时,有利于监督盈余操纵行为,而存在商业关系时,其监督作用并不明显。在新常态下的转型经济背景里,我国各地区的外部治理环境存在明显差异,机构投资者的监督行为亦受到外部治理环境的约束,在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中,机构投资者更能发挥监督作用。

本文的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首先,创业板公司是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良好的财务报告质量将有助于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稳定公司股价,从而使新创公司更专注于研发创新活动,实现长远目标。持股比例较高的机构投资者更有能力以更低成本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监督作用,因此,我国监管部门和上市公司管理机构应出台积极发展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相关法规,尤其鼓励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等与被投资公司存在投资关系的机构投资者进入创业板公司,而对与被投资公司具有商业业务关联的机构投资者,宜制定良好的信息披露机制,避免其与公司合谋,通过操纵盈余掠夺外部投资者利益。其次,在良好的治理环境下,机构投资者更能发挥有效监督,国家监管部门应通过完善相关政策,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降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提高法律的执行效率,规范机构投资者的行为,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为机构投资者发挥公司治理作用创造条件。

注:括号中数值代表t值。

参考文献

Lee Gemma,Masulis Ronald W..Do more reputabl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duce earnings management by IPOissuer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1(4).

Roychowdhury S.,Watts R.L..Asymmetric timeliness of earnings,market-to-book and conservatism in financial reporting[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7(1).

高雷,张杰.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者与盈余管理[J].会计研究,2008(9).

杨海燕,韦德,洪孙健.机构投资者持股能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吗?--兼论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的差异[J].会计研究,2012(9).

医疗卫生监督证据 篇5

一、文献回顾

Beasley (1996) 研究证明在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高则更容易履行监督职能,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财务欺诈行为的发生概率, 以此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吕惠聪 (2006) 认为大股东控股、审计监督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存在必然的正向关系。王斌、梁欣欣 (2008) 也证实了公司内控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好坏。蔡卫星、高明华 (2009) 指出, 拥有独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较未设置审计委员会的公司, 其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李青原 (2009) 的研究表明, 会计信息质量对公司资源的配置功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计监督质量与公司制度创新力度。

二、实证分析

(一) 假设提出

基于文献回顾, 本文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设置状况等公司治理以及审计委员会设立情况、审计意见、事务所类型等审计监督两方面研究它们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关系。

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目前理论界对股权集中度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关系并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La Porta等认为二者的共存必然会导致“控制权收益”的利益驱使, 从而导致会计信息质量的削弱;然而国内学者多认为公司股权越集中, 越利于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本文也比较倾向后者的观点, 因此提出假设1: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

2. 独立董事比例。

研究证实, 独立董事的比例大小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力。Fama和Jensen提出, 独立董事比例大小影响公司监督力度的实施程度, 比例越大, 公司则越倾向自愿披露其会计信息;但也有学者发现, 独立董事比例与信息披露程度无显著相关。从我国实践来看,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对强化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起着积极的作用, 由此提出假设2:独立董事比例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

3. 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设置状况。

大量研究表明, 股东与经理人身份合一, 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弱化了真实会计信息对经理层的激励作用, 也削弱了其真实反馈经理人履行受托责任制的履行情况。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3: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公司, 其会计信息质量相对较低。

4. 审计委员会的设立情况。

关于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方面的影响, 部分学者认为审计委员会作为缓解代理问题的一个重要机制, 可以强化董事会监督财务报告的整体能力。与之对立的观点则认为, 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的实质性作用并不明显。由此提出假设4: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信息披露质量水平正相关。

5. 审计意见。

审计监督机制的完善程度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 Krishnan (2003) 认为, 被行业经验丰富的审计师审计的公司盈余管理动机或是行为发生的概率明显低一些, 而由他们出具的审计意见报告在监督信息的披露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此, 提出假设5:审计意见的类型与会计信息披露正相关。

6. 事务所类型。

一般认为, 国际“四大”及其境内合作的事务所在其审计并披露的信息质量方面明显高于其他小型事务所。但“安然事件”以及国内的“银广夏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事务所类型决定信息披露质量的观点并非绝对。因此, 提出假设6:经由国际“四大”及其境内合作所审计的公司其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较高。

(二)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年沪、深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公司治理结构和审计监督程序的数据资料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数据库, 并执行了以下筛选程序: (1) 剔除含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 (2) 由于行业的特殊性, 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 (3) 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和ST公司。最终获得有效样本公司有1 170个, 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有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数据取自沪、深两市证券交易所网站“诚信档案”中的“信息披露考评”栏。

(三) 模型建立

本文通过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考察公司治理情况、审计监督程度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经验关系, 建立如下logistic逻辑分析模型, 变量定义见表1。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2011年沪深两市1 170家上市公司中, 239家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考评为“优秀”, 占总数的20.4%;767家被考评为“良好”, 占总数的65.6%;148家被考评为“及格”, 占总数的12.6%;16家被考评为“不及格”, 占总数的1.4%。说明近五分之四以上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高, 可能是由于近年来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强化监管和处罚力度所致。

从下页表2可以看出, 1 170个样本公司中, 公司评级 (Y) 最大值为3分, 最小值为0分, 均值为1.98分, 介于及格 (1分) 和良好 (2分) 之间。距离行业最佳评级尚有一定的差距,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重点不一, 内容不够详尽, 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有限, 难以满足信息使用者的要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最高值为85.23, 均值为36.15, 处于相对控股地位。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情况 (Pa) 的均值为19%, 即绝大部分的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均由不同人员担任, 是上市公司治理情况在逐步呈现良性发展趋势的一个方面的体现。样本公司的绩效 (ROE) 的加权平均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资产收益率差距较大。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比例等变量均分布较合理。

2. 相关性分析。

下页表3表明, 信息披露质量Y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Sha) 、公司资产规模 (Ass) 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控制变量审计费用 (Fee) 在5%的置信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 解释变量三者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3. 多元回归分析。

下页表4可以观察到回归平方和一列与每个模型回归一行的交叉位置上的数据随着逐步回归的过程, 不断增大:从303.510增大到次, 从表中的最后一列可以看出, 每个模型的F统计值的显著性极高, 都小于0.001, 说明本文的模型回归效果是显著的。305.075, 说明随着逐步回归模型的改进, 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越来越强。其

表5调整后的判定系数R=0.677, 即所得的回归模型对公司评级的解释力为6.77%, 说明经过逐步回归得到的模型中的变量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

表6列示了各个变量的容忍度水平和方差膨胀因子系数。一般而言, Tolerance<0.1, VIF>10时, 各变量之间才可能会存在严重的多重共振性。由表6得知变量几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结果可信度较高。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 公司评级得分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总资产规模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与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否、独立董事比例、净资产收益率、事务所类型以及审计意见正相关, 但不显著。这说明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 在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方面下了较大的力度。另外, 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会计师事务所为国际“四大”以及审计意见的类型等审计监督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当然, 从表6也可以看出与两职合一的设置状况和审计费用呈不显著的负相关。

三、结论

本文着重从公司治理与审计监督两个角度来检验其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 前者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信息披露质量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进一步证实了股权越集中, 大股东利益趋同效应就越强, 会有意识地注重公司形象和话语权, 加强与公司其他外部投资者的关系, 改善并逐步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以达到低成本、多渠道融资目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与总资产规模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说明公司规模越大, 实力越雄厚, 越愿意披露其会计信息, 以此赢得更多的市场认同度。另外, 信息披露质量与独立董事比例、净资产收益率不显著正相关, 与预期一致。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呈不显著负相关;在执行与审计监督有关的措施中,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审计费用在1%的置信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 审计费用过高则不利于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 与预期一致。当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时,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监督会计信息的披露。

摘要：会计信息作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主体, 其披露质量高低直接关系到资本市场的运作。本文以2011年沪、深交易所1 17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考察公司治理、审计监督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资产规模以及财务收益能力等因素正相关;与独立董事比例、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审计意见以及事务所类型正相关, 但不显著;与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审计费用负相关。

关键词：公司治理,审计监督,信息披露

参考文献

[1] .吕惠聪.大股东控制、审计监督与信息披露质量[J].经济管理·新管理, 2006, (11) .

[2] .王斌, 梁欣欣.公司治理、财务状况与信息披露质量[J].会计研究, 2008, (3) .

证据在卫生行政执法中的收集和应用 篇6

1 证据的概念、分类及特征

1.1 概念

证据通常是指能够成为证明根据的事物、事实、定理和真理。卫生行政执法中的证据, 是指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并审核认定的、能够证明案情真相的、并用作处罚决定依据的一切事实材料。

1.2 分类

1.2.1 书证

指用文字、符号、图型等书面材料所记载的内容、含义或表达的思想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明材料, 书证主要为各种书面文件或纸质文字材料。卫生行政执法中常见的书证有询问笔录、卫生许可证、健康合格证、采样记录、检验合格证、生产经营活动的报表等。书证是最常见、最重要的证据形式。

1.2.2 物证

指能够以外部特征、存在状况、质量、属性等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一切物品。物证与书证都属于实物证据, 它们的区别在于:物证是以它的存在、外形、特征或性质去证明案件事实, 它是独立于主观意志之外的, 具有客观性。

1.2.3 视听资料

指事实以录音带、录像带等音像资料为载体的图像或音响以及从计算机中提取的其它形式来证明案件的音像资料。视听资料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记载法律事件或法律行为的证据形式。

1.2.4 证人证言

指除行政相对人以外的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 就自己所了解的案件事实向行政机关所作出的陈述, 证人证言一般以口头形式表现出来。

1.2.5 当事人陈述

指行政相对人就案件的事实向行政机关所做的陈述和承认。

1.2.6 鉴定结论

只具有鉴定职权的鉴定部门受行政机关委托, 运用专门的知识和技能, 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 通过分析、检验、鉴别、判断而做出的科学结论。

1.2.7 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指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对案件所涉及的标的物或物证, 进行现场勘查、检验、测量、绘图, 将情况和结果如实的记录下来, 并当场制作的书面材料, 现场笔录应当载明制作时间、地点和事件内容, 有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

1.3 特征

卫生行政执法证据有以下特征:一是主体的专有性, 即证据收集、操纵的主体需是卫生行政机关、卫生监督机关极其执法人员;二是行为的程序性, 即证据收集行为必须遵循一定的方式和步骤, 程序性特征还必须符合形式逻辑和法律规范两个隐性条件;三是依据的技术性, 即以国家颁布的标准和检定规程去判定管理对象的行为是否合法;四是功能的直接性, 即证据的原始功能、直接作用是证明案件的真相;五是价值的专属性, 即证据是用来作为处罚决定的依据, 专门用于定性和量罚。

2 证据收集的原则和方法

证据的收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针对不同情况的案件, 需要收集的证据也不相同, 总得原则是证据的收集权利主体必须在法定职权的范围内, 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尽可能的充分收集证明材料, 做到案件的每一点情况都有据可证、有据能证。

2.1 证据收集的原则收集证据是卫生行政执法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是卫生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前提。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2.1.1 依法收集原则

卫生行政执法证据的收集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 它包括收集证据的程序、方式和方法。收集证据的方法、手段是连在一起的。收集证据还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 使用非法手段和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是无效的。

2.1.2 客观收集原则

证据收集必须客观, 是对证据收集的基本要求, 卫生行政执法人员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应当尊重客观事实, 从案件的实际出发, 事实求是。

2.1.3 全面收集原则

全面收集证据原则是与客观收集原则相联系的, 全面、客观是证据收集的两个最基本要求。收集证据必须全面, 是从证据收集的范围和内容来讲的。这就要求卫生行政执法人员应根据案件实际尽量扩大调查范围, 获取与涉及案件有关的所有内容, 既要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违法行为的证据, 也要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有利于违法行为人的客观证据, 不能片面收集某一类型证据, 要力争做到全面、正确。

2.1.4 及时收集原则

证据收集必须及时, 是指卫生行政执法人员发现案件后, 应尽快到达案发现场, 立即着手开始收集证据, 以免发生证据灭失, 失去收集证据的机会。同样, 收集证据不及时也有可能使卫生行政违法行为人隐匿、毁灭证据。

2.2 证据收集的方法卫生行政执法证据收集的方法有下列几种:

2.2.1 卫生行政检查, 也称现场卫生监督。是卫生行政执法的常规手

段。主要任务是查明案件的现场情况, 获取现场证据, 并现场制作检查笔录。

2.2.2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

作为行政执法调查取证的专门方法, 在卫生行政执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能够使可能灭失的证据或者以后难于取得的证据, 提前得到有效的固定, 防止因自然或人为因素而失去某些有效证据。

2.2.3 卫生行政抽样取证

是一种特定的调查取证方式。主要用于调查大宗物品的卫生状况时, 采用随机抽取的小部分样品代表其全部物品的情况。

2.2.4 调查询问

是一种常用方法, 任何卫生行政违法案件都可以采用此方法进行调查。卫生行政执法人员通过询问当事人, 听取当事人对案件情况的陈述, 并记录下来作为一种证据, 根据询问的对象不同, 可分为证认证言和询问笔录两种。

2.2.5 调取有关资料并进行复印、摘抄

卫生行政执法人员有权向当事人或者其他人员索取案件有关的一切资料。可根据案件情况对资料进行复印、摘抄或者其他形式的复制。

2.2.6 拍摄、录像、录音等

一般不作为单独的调查取证方法, 可作为其他调查取证的辅助形式或加以补充。

3 证据的应用

卫生行政执法中证据的应用, 是指卫生行政执法人员根据法律规定和办案经验, 对证据材料进行的审核认定, 并进而根据已认定的证据推断案件事实的过程。其主要包括对证据材料进行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审核和对非法证据的排除, 以及对证据之间证明力大小的判定。

3.1 对证据客观性的审查

卫生行政执法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应该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审查证据的客观性:一是证据形成的原因;二是发现证据时的客观环境;三是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 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四是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五是是否存在影响证据客观性的其他原因。

3.2 对证据关联性的审查

卫生行政执法证据的关联性, 也称相关性, 是指所采用的证据必须与所证明的案件事实具有一定的联系。也就是审查证据与案件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必然的逻辑关系。一般来说, 可从以下四方面分析:一是证据证明的事实是否是本案发生的事实或条件;二是证据是否是本案所形成的;三是证据所能证明的对象是否是本案的事实;四是证据是否是本案发生过程中或本案导致的后果所产生的。

3.3 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

卫生行政执法证据的合法性审查包括以下3方面的内容:一是证据的主体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作证的人是否具备证人的能力, 与案件的当事人是否有利害关系, 鉴定结论中鉴定人是否具备鉴定资格, 收集证据的人是否具有卫生行政执法资格等;二是证据的形式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现场检查笔录是否采用卫生部统一的卫生行政执法文书, 是否有2名以上卫生行政执法人员签字, 鉴定结论是否有鉴定人员签名等;三是证据的收集程序和提取方法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行政检查和调查应当公开进行, 在调查之前调查人员是否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事了证件, 抽样取证中抽样的方法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卫生规范、标准的规定等, 卫生行政执法只有在主体合法、形式合法、程序合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采用。

3.4 对非法证据的排除

下列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在审核过程中应当予以排除:一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二是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三是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四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以外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形成的未办理法定证明手续的证明材料;五是被当事人或者他人进行技术处理而无法辨明真伪的证据材料;六是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证人提供的证言;七是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八是其他不具备合法性和真实性的证据材料。

3.5 对证据的证明力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