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智库

中国新型智库（精选十篇）

中国新型智库 篇1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型海洋智库,建设,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近年来,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对智库建设做出重要批示, 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2014年7月8日举行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性。

笔者结合海洋工作实际, 就中国特色新型海洋智库建设的涵义、意义和路径作一粗浅探讨。

1 中国特色新型海洋智库的涵义

智库亦称“思想库”“智囊团”, 是指研究公共政策的专业机构或团队, 通过提交咨询报告为政府等组织提供决策咨询, 或者通过公开发表研究成果以影响公共决策和公众舆论。有人形象地把智库称为生产思想产品的工厂。

笔者把专门研究海洋政策问题或与海洋相关政策问题的智库, 称其为“海洋智库”。中国特色新型海洋智库, 是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核心利益, 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价值观, 专门开展各种战略性、综合性和复杂性海洋问题研究, 为国家和地方机关提供决策服务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创新的专业研究机构或团队。中国特色新型海洋智库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1 服务性

服务性是指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 从根本上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 这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特色”所在, 也是所有中国智库的基本属性, 中国特色新型海洋智库自然不能例外。西方智库将独立性视为基本属性, 在资金来源、组织管理和研究理念方面都努力与政府和党派保持距离, 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但事实上, 几乎任何资金的背后都与某个政治派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任何研究也难以绝对排除政治倾向。因此, 任何智库的“独立性”都是相对的。中国智库应当将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放在第一位, 但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可以尽量保持独立, 同样可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1.2 战略性

决策者需要智库提供的服务往往不是针对战术决策而是针对战略决策的服务。智库作为进行政策研究的专业机构或团队, 通常着眼于全局性、长期性问题开展前瞻性研究, 从战略角度分析问题成因或各种相关因素, 找出战略方向和战略目标, 做出战略规划。如, 我们国家在制订每个五年规划之前, 都会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多家智库, 开展相关研究, 为决策层确定规划内容提出建议。我国主要海洋智库———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等, 主要职能是开展海洋发展战略、方针、政策和法规的研究。

1.3 综合性

海洋问题比其他一般专业领域问题更加复杂, 同时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明、生态乃至外交与军事等领域, 关系到内政外交。如:海洋权益问题, 既有外交问题和军事问题, 又有科技问题和经济问题, 既有现实问题, 又有历史问题;海洋油气开发问题, 既有海洋资源开发问题, 又有海洋环境保护问题, 同时还有可能涉及海洋权益问题。因此, 针对海洋政策问题的研究, 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必须从全局的角度系统分析、综合判断。

1.4 特定性

中国特色新型海洋智库属于专业型智库, 研究对象为特定领域———海洋领域的政策问题, 研究人员一般应具有特定的专业背景, 对特定领域的特定问题、特定规律有相当的了解, 甚至有时需要运用特定的方法开展研究。

2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海洋智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国家, 是社会分工精细化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结果。20世纪中叶以来, 随着科技的进步, 世界政治力量格局和经济秩序持续发生重大变化, 各国面临形势和环境的复杂性不断增强, 传统的谋士、幕僚等以个体形式为主的智囊的能力, 已不能继续适应决策者应对挑战的需要, 迫切需要团队形式的智库为决策者提供更高质量的专业咨询和政策方案。各类智库由此得到快速发展, 决策咨询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政策影响力日益扩大, 决策层与智库的关系愈加紧密。智库逐渐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

美国是世界上智库数量最多、智库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 (TTCSP) ”研究成果《全球智库发展报告》显示:2013年, 全球有6 826家智库, 其中:在数量方面, 美国有1 828家, 高居全球第一, 中国有426家, 位列第二;在影响力方面, 美国有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6家著名智库进入全球前十,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排名最为靠前的中国智库仅列第20位。由此不难看出, 中国的智库在绝对数量方面已经进入世界前列, 但在影响力方面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智库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被誉为美国“思想库”的兰德公司, 凭借曾对朝鲜战争走向、苏联卫星发射、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和德国统一等重大国际热点事件作过成功预测, 而成为美国政界、军界的首席智囊机构, 它的研究成果, 影响和左右着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事务的决策。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其他各大顶级智库, 也都通过类似方式深深影响着美国的内政外交。可以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推出的每一项重大战略背后, 几乎都可找到智库的影子。

当前, 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竞争, 不仅有经济、科技等硬实力的竞争, 还存在着思想、文化、话语权等软实力方面的激烈竞争。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迅速崛起, 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中国“硬实力”迅速上升相反的是, 中国还缺少“软实力”, 尤其缺少国际舆论话语权、缺少在世界重大问题上提出“中国主张”或“中国议案”的实力。从国内发展方面看, 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 各种问题盘根错节, 各种利益复杂交织, 如此复杂的情况和严峻的形势, 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战。加强智库建设, 不仅是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 也是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从改革和完善决策程序的角度, 重大决策要进行决策咨询、决策论证, 离不开智库的参与;从改革和完善决策体制的角度, 尽快建立和完善调查、研究、跟踪、评价等决策辅助体系, 也离不开智库的参与。

党的十八大做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建设海洋强国, 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当前, 世界大国围绕我国周边海洋权益的争夺日趋激烈, 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周边国家不断在海洋主权问题上制造事端挑衅我国, 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使海洋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些年来, 我国海洋经济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 也面临着许多重大挑战:海洋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传统海洋资源日益枯竭导致海洋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海洋经济结构存在不合理之处亟须转型升级。应对这些复杂挑战, 仅靠决策部门自身的智慧和能力显然是不够的, 必须要发挥海洋智库以及相关方面智库的作用, 及时为决策者提供专业、精准的决策建议, 让决策者在危机面前第一时间得到需要掌握的各种信息及专业的分析判断、看到两个以上甚至三个五个决策备选方案以及每种方案的利弊。这种服务决策的能力, 只有专门从事海洋政策问题或与海洋相关政策问题研究的智库方能具备。

目前, 我国专门从事海洋政策问题或与海洋相关政策问题研究的可以称为海洋智库的专业机构为数不多。国家级的官方、半官方海洋智库仅有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等少数几家。省级的研究所或研究会等官方、半官方海洋智库, 在全国仅有10家左右。而且, 屈指可数的这些海洋智库, 真正能开展持续研究、每年拿出研究成果的不足一半, 能在国家海洋主权问题上发出声音或能为中央、地方政府提供高质量咨询服务的也就3~5家, 而能在国际海洋外交舞台上有一定话语权的仅有1~2家。作为一个有约40万km2领海、300万km2管辖海域和13亿人口的海洋大国, 全国的官方、半官方海洋智库仅区区10余家, 绝大部分的沿海省、市、自治区竟然没有一家地方性海洋智库, 这种情况实在与建设海洋强国的要求相差甚远。因此, 尽快建设一批中国特色新型海洋智库, 并打造一定数量高水平的、在国际海洋外交舞台上有一定话语权的海洋智库, 是建设海洋强国的迫切需要, 也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战略需要。

3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海洋智库的路径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海洋智库, 搞好顶层设计是前提。在地方海洋智库建设方面, 山东省走在了前面, 从2012年开始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在财政部门的支持下, 安排专项资金启动了“海洋与渔业软科学课题研究计划”, 并启动将海洋智库建设纳入《山东省海洋事业发展规划》 (2014-2020年) 。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借鉴这些做法, 一方面协调国家有关部门争取在《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纳入中国特色新型海洋智库建设的内容;另一方面制定和发布《中国特色新型海洋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或类似行动计划, 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海洋智库建设的目标、方向、重点、步骤、抓手等。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海洋智库建设, 具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3.1 构建以官方智库为主体、民间智库为补充的海洋智库平台

平台建设是中国特色新型海洋智库建设的基础。

建议中央政府重点打造几个能在国家重大海洋政策问题上提供高质量咨询建议、具有全球视野并能在国际海洋外交舞台上掌握一定话语权的国家级海洋智库。沿海省、市、自治区至少各组建一个立足本地、满足当地海洋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需要的地方海洋智库。海洋智库作为专业型智库, 不在于大, 而在于精, 在于特色突出。官方海洋智库的具体形式, 属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事业单位, 宜定性为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 即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和为机关行使职能提供保障的事业单位, 具体划分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与此同时, 应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海洋智库建设, 形成多元化的建设格局。也可以统筹相关资源成立项目组结合实际工作开展软课题研究。如:山东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近年来专门拿出经费, 组织系统内既有工作经验又熟悉情况、并有一定研究能力的一线管理人员, 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 结合日常工作开展软课题研究, 着眼于发现新情况, 着手于分析新问题, 落脚于提出可直接用于决策的新建议, 边调研、边探索、边试验、边跟踪、边调整, 完成了一系列海洋方面软课题研究, 有效解决了实际工作中亟须突破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要加强海洋智库之间的工作交流, 通过经常召开海洋智库发展研讨会, 创办《中国海洋智库》刊物等信息交流平台, 不断提升整体研究水平。

3.2 建立政府重金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以质论价的智库成果激励机制

鉴于海洋智库对于国家利益的极端重要性, 非常有必要建立具有足够激励作用的财力支撑机制。要吸引有水平、有能力、有责任、有担当的人士, 以此为职业, 耐得住寂寞, 潜心钻研, 力求出精品、出大作。在建设投入方面, 政府要舍得投资, 像抓硬实力建设一样抓软实力建设, 同时还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海洋智库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在智库市场上推广政府购买服务, 对官方、半官方智库来说, 可以激发其内部活力, 促使其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对非官方智库来说, 可以使其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即通过市场手段配置智库资源, 大量的政府资金通过市场配置给有能力提供高质量服务的智库, 优质的智力服务通过市场配置给有需求的政府部门。这种智库资源配置方式, 可使那些优秀智库脱颖而出、迅速壮大, 同时可逐渐淘汰那些“睡眠”智库。

具体到海洋智库服务领域, 各级政府决策部门应将海洋方面的公共研究课题通过公开招标、邀标等市场竞争的方式, 确定哪家智库作为服务提供单位, 通过委托合同约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佣金数额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 如委托开展国家或地方海洋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研究或编制等。

要重金奖励优秀智库、优秀团队和优秀成果。中国智库与西方智库在管理方面的重要差距之一, 是缺少成熟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自2006年起每年都发布《全球智库报告》, 对全球知名智库进行各种排名。西方国家对智库的评价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标准。在这方面, 中国刚刚起步,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4年首次发布《中国智库报告》。除了对智库进行科学评价、排名, 还要对研究团队、研究成果进行科学评价, 使优秀的智库和优秀的团队得到优先支持、优先发展, 优秀的研究成果得到社会肯定和鼓励。政府部门应该像奖励百强企业、纳税大户一样巨资奖励优秀智库和优秀团队, 像奖励奥运金牌获得者一样慷慨奖励优秀成果完成者。

3.3 建立复合型、高层次的海洋智库人才队伍

智库从事的政策研究是软科学研究, 是不同于硬科学的独立系统。智库水平的高低, 几乎不依赖任何实验设备支持, 而主要取决于智库研究队伍综合水平的高低。

政策研究不同于学术研究, 它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复杂的现实问题而不是纯理论问题, 因此仅有学术积累而没有经验积累者不能胜任。在研究人员录用、研究团队组建方面, 要吸收不同阅历、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性格禀赋的研究人员进入智库, 打造多层次、多学科、多领域、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团队。每个项目组要由资深行政决策人员担纲。项目组成员当中, 既要有具备海洋行政管理背景的人员, 也要有具备海洋专业技术背景的人员;既要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 也要有长期从事实践工作的人员;既要有阅历和经验丰富的资深人士, 也要有精力和冲劲十足的年轻干将;既要有文科人才, 也要有理科人才;既要有具备海外学习研究经历的海归派, 也要有始终扎根国内深谙国情的本土派。在人才培养方面, 要创造条件委派有潜质的研究人员到国外高水平智库去担任“访问学者”, 学习国外先进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 或者与国外高水平智库联合开展研究。在智库研究人员出国参加国际性会议或学习交流等出国审批方面, 给予宽松政策, 放开次数限制。

美国的智库与政府之间有扇“旋转门”, 就是政府经常从智库获得人才输送, 智库也经常聘请曾经在政府工作过的高官, 甚至有的官员因所在政党由执政党变为在野党而暂时退出政坛后便进入智库从事研究, 一旦所在政党由在野党重新成为执政党, 本人“东山再起”又回到政府任职。布鲁金斯学会的现任200多名研究员中, 有1/2的人具有政府工作背景, 担任过驻外大使的就有6位之多。到目前为止 (2010年) , 布鲁金斯学会加入奥巴马政府的有36人之多。在奥巴马政府任职的前布鲁金斯学会成员中, 穿越“旋转门”次数最多、最为典型的当属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 从1977年至今 (2010年) , 斯坦伯格5次穿越“旋转门”。除了布鲁金斯学会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之外, 其他美国思想库与政府之间也保持着这种旋转门机制[2]。中国的海洋智库应该借鉴这种用人思路, 聘请那些从海洋系统管理岗位上退出的有丰富管理经验的行政官员, 发挥他们的经验和智慧开展研究。

日本智库在组织上采取独特的“派出研究员”制度, 即政府、大学、企业、研究所向智库派出研究员, 工作2~3年, 工资由原单位发, 到期回原单位。如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 共有33名研究员, 长期聘用的仅有3人[3]。这与我国的挂职制度类似。建设海洋智库, 可将日本的“派出研究员”制度与我国的挂职制度糅合改造成“双向挂职制度”———从海洋智库选派研究人员到海洋行政管理部门挂职, 增加行政管理实践经验, 从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安排有研究能力的官员带着问题到海洋智库挂职, 利用挂职的1~2年时间潜心研究一些政策难题。

3.4 建立能够产生有价值思想成果的优质海洋智库生产机制

3.4.1 建立海洋智库大数据库

大数据库建设是中国特色新型海洋智库建设的保障。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 谁占有更多的信息量, 谁才有可能做出更科学的分析判断。对海量数据的把控和挖掘是占领信息化先机的重要手段。西方智库以及日本智库特别重视大数据库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 如日本的亚洲经济研究所建有日本1 700家企业财务情况的数据库[3]。有人说, 在中国, 智库要想获得数据是比获得资金更难的事情。因此,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海洋智库建设, 必须尽快建立起海洋信息大数据库, 为海洋智库开展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3.4.2 建立海洋智慧火花碰撞机制

科学的决策机制, 既是科学决策的重要制度保障, 也是智库发展的制度土壤。中央一贯强调重视调查研究、提高决策透明度、建立健全决策的民主程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各级决策部门落实中央这一要求, 要把建立科学决策机制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联系起来, 通过建立科学决策机制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提供气候和土壤, 通过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为建立科学决策机制提供条件支持。要坚持问题导向,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定多套方案, 经过充分论证和分析评估, 选择最佳方案。各级海洋决策部门, 应该通过加强海洋智库建设, 将开展大型调查研究、拟定重大决策方案、编制长期发展规划等任务, 交给海洋智库, 充分利用海洋智库这个“外脑”, 凭借专业政策研究人员对德尔菲法、头脑风暴法、回归分析法、系统工程方法等各种科学分析方法和科学决策方法的熟练运用, 多开产生智慧、破解难题的“诸葛亮会”, 多做“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的深入研究, 让海洋智库充分为海洋决策服务, 同时给海洋智库以充分的成长空间。

参考文献

[1]李伟.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之路[N].人民日报, 2014-04-24 (7) .

[2]王莉丽.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0:99-100.

中国新型智库 篇2

王斯敏《光明日报》（2014年07月29日01版）

高校积极发挥智库作用，以研究成果正确引导舆论。图为由福建师范大学等单位主办的“钓鱼岛的历史与主权”展览。资料照片

在全球6826家智库中，中国拥有426家，排名世界第二。《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吹响高校智库建设集结号。

本报北京7月28日电（记者王斯敏）7月18日，在山西大学举行的“全国高校社科科研管理研究会2014工作会议”上，“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成为与会代表热议焦点。依照党的十八大精神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部署，我国智库建设进入井喷期。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2014年初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显示，在全球6826家智库中，中国拥有426家，排名世界第二。

“智库时代”正在中国开启，高校一马当先。2011年，新一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启动实施。2014年新春伊始，教育部出台《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迈开了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综合改革、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新步伐。

高校发挥智库作用的排头兵，是分布在70余所高校的15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在此基础上，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重大”的总体要求，2013年以来，全国高校挂牌成立了40多个哲学社会科学协同创新中心，高校与实务部门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科研的“问题导向”更加鲜明。

一个个立足高校的“思想库”“智囊团”，正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要求，积极为国家发展贡献智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为推动新农村建设、电信业市场改革、医疗改革等建言献策，“几乎参与了中国改革的每一次决策讨论”；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先后参加了我国三大诉讼法等20多部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并围绕法治中国的各类热点、难点问题寻找对策；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为农民工养老保险权益保护、中国企业年金制度建设等提供对策建议，助推了一批政策的修改与出台„„

据教育部社科司统计，近3年来，我国高校社科界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2.4万份，其中1.3万份被采纳，承担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项目5.6万多项。

成果背后，是体制机制的支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在凝聚高端智库人才、建设中外高校智库交流平台、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改进科研评价机制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划。与之相应，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体系立项导向也对瞄准国家急需的应用型项目及咨询报告予以倾斜。

“当前，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关于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水平的意见》。我们将以更大努力打造一批国家级智库，逐步形成以学者为核心、以机构为平台、以项目为抓手的高校智库发展格局。”教育部社科司司长张东刚介绍。

（《“象牙塔”走出“智囊团”——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界积极建设国家智库》见4版）“象牙塔”走出“智囊团”——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界积极建设国家智库

“象牙塔”走出“智囊团”

——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界积极建设国家智库

王斯敏 《 光明日报 》（2014年07月29日

04 版）

对中国高教界而言，这个夏天，热的不只是天气。

一个千呼万唤的“智库时代”，在中国面前轰然开启。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部署，到新一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和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启动，再到《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发布，一项项政策急管繁弦。随之激荡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学人的家国情怀。

以全国151个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主阵地，众多学者正奔走在“聚焦重大问题，服务国家战略”、打造国家级智库的路上。为民族振兴建言献策，为社会文明传承创新，为国家富强运筹韬略、怀珠抱玉的他们，从未袖手于国家发展的隆隆足音之外。

“几乎参与了中国改革的每一次决策讨论”

4月暮春，山朗水润。地处北京大学朗润园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迎来二十周岁之喜。

从蹒跚学步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再到大幅扩容的科研教学综合体，由林毅夫等“经济学六君子”联手打造的这块科研高地，已经成为中国高校国家级智库的典型代表。

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国家”“发展”，盛载着林毅夫和众学者“书生报国”的热望与行动。

“建立一个为中国改革出谋划策的咨询机构，这是林老师回国之初就有的梦想。可以说，在他们那代人的带领下，国发院这二十年来几乎参与了中国改革的每一次决策讨论。”现任院长姚洋告诉记者。

从林毅夫持续建言推动新农村建设开展、周其仁力主电信业市场改革成为现实，到今天学者李玲参与医疗改革首次提出“顶层设计”概念，姚洋领衔撰写的咨政报告《未来十年的中国》备受中央重视，国发院的很多建议直接影响着政府决策，他们的视线已超越经济学一门学术，瞄准了“国富民强”的终极目标。

在84岁高龄的著名法学家陈光中心里，也深藏着一个“国富民强”的法治中国梦。

刑事诉讼法是陈光中着力最多的领域。在1996年、2012年我国刑诉法的两次修改工作中，他带领团队积极投身、广泛调研，拿出了极具分量的修改方案。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吸收了他们65%的建议。

“不能满足于做关门苦读的‘书斋学者’，要以利国利民为自我要求。”陈光中说。这是他毕生科研的真实写照，也是他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的精神传统。从1999年成立至今，研究院的学者们先后参加了三大诉讼法等20多部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并围绕法治中国的各类热点难点问题寻找对策。今天，他们服务社会的心愿有了更大的平台——2013年初，由中国政法大学牵头，联合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及30余个司法机关、行业组织、国际创新力量组建的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正式运转，使高校与实务部门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科研的“问题导向”更加鲜明。

国力民生的点滴提升背后，总有高校社科学人的默默支撑——

2013年末，“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新政落地。在延续数年的调查研究中，取消二胎生育间隔限制，改革再婚、未婚生育政策„„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成员们的心血变成现实，一步步推动着中国人口政策走向健全； 社会保障水平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晴雨表。养老、医疗、失业保险„„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心神系之。他们为农民工养老保险权益保护、中国企业年金制度建设等提供对策建议，助推了一批政策的修改与出台；

南海问题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如何回击个别国家的挑衅，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周边和平发展环境？由南京大学牵头成立的“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启动南海数据库建设、证据链搜集整理、话语权建设、综合情势推演和高端人才培养五大工程，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依据„„

教育部社科司提供的数据显示，近三年来，我国高校社科界共承担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项目5.6万多项，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2.4万份，其中，得到采纳的1.3万份，“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逐渐凸显。

“高校具有建设高水平智库的天然优势：人力资源集中，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力量；学科门类齐全，能够迅速整合开展跨学科研究；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对外学术交流广泛深入，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网络。”教育部社科司司长张东刚一一盘点。

“愿意用自己的学术专长为发展‘治病’”

北京飞往上海的航班上，一位清癯老人就着舷窗外的微光摊开资料，陷入沉思。

他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原所长、71岁的朱威烈教授。今年适逢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十周年，朱威烈和学者们几乎是夜以继日地调研分析、撰写报告，还要参加会议、接受访谈，引导公众形成正确认知。

不久前，他因翻译推介阿拉伯文化而获得了“阿卜杜拉国王世界翻译奖”，这令他颇为感慨：“我们做资政研究，很多‘成果’无法具名，更没有奖励可言。但能把自己的兴趣和国家需要结合起来，就是幸福的。”

和朱威烈一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也体会着这种幸福。令他感动的是青年学者们的担当精神：“他们牺牲发论文的时间来做调研、写报告，把国家需求放在第一位，难能可贵。”

人口问题治理，其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可以想见。为准确把握农村生育状况，多年来，研究团队联合全国20所高校，培训了数千名农村学生联合调研，足迹遍布2100个村庄、10多万户家庭；为论证社会抚养费存废问题，在2003年“非典”最严重的日子里，他们和国家相关部委负责人围坐在户外空地上开会商议。其后，学者们用两年多时间深入各省农村调研，形成了高水准的系列研究报告。

很多新问题、新领域，正是在调研中闯入了学者们的视野，进而影响决策。

2002年，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段成荣教授在北京丰台开展流动儿童调研。有位旁观妇女一脸羡慕地插话：“真好，我的娃儿还待在老家，你们能不能也关心一下？”段成荣被触动了。很快，他带领团队展开调查，并于2003年提出“留守儿童”概念。四年后，他向教育部提交了相关建议，当年9月，国家教育统计指标体系中便增设了有关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统计指标。

要成为国之智囊，“接地气”的实践必不可少，学术水平的自我提升也不容放松。

“关键在于跨学科。做对策性研究，只‘专而精’不行，还得‘多而通’。”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沈固朝深有感触。本是信息情报学专家的他，自从1991年开始南海问题研究后，一脚踏进了新天地。“南海资料涉及各种文字，你还要研究法律、海洋学、测绘等相关学科，要查阅海量资料。我到今天还在不断学习。” 在姚洋看来，“智库不能只做政策阐释，更要走在政策前面”，“这就要求我们有底气在国际舞台上发声，甚至领跑。”

有底气，也要有勇气。令姚洋感佩的是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2001年初挺身揭露股市“老鼠仓”、维护股市健康秩序的义举。这也是林毅夫、周其仁等学者共有的风骨——“他们愿意用自己的学术专长为发展‘治病’。在他们心里，没有什么比改造世界、推动发展更重要。”

制度建设为高校新型智库发展护航

一份《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成了沈固朝的案头必备。他还记得几个月前这份计划出台所带来的喜悦：“它既明确了智库建设的思路和举措，也回应了探索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给我们吃了‘定心丸’。”

最大的“定心丸”，莫过于对评价机制改革的明确阐述——“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评价导向，把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科研评价的核心标准，完善以贡献和质量为导向的绩效评估办法，建立以政府、企业、社会等用户为主的评价机制。”在沈固朝看来，这意味着困扰高校已久的“评价标准重基础轻应用”问题有望获得实质性突破。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邓大松对《推进计划》中“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打造高端发布平台”的做法深以为然。令他振奋的，还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体系立项导向的转变。近年每次立项前，他都会收到教育部发给专家们的征求意见函，在备选题目中，“纯粹的基础研究相对少了，应用性、针对性、跨学科的研究题目多起来了，都是瞄准国家急需。”教育部还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增加了应用研究招标课题的比例，专设发展报告项目；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专设研究咨询报告类别。

从1999年着手建设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到今天集中力量打造2011协同创新中心，我国高校建设新型智库的两个重要抓手已初步形成。当前，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关于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水平的意见》，一场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改革就在眼前。

在利好政策鼓舞下，各高校自己的智库建设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2012年，武汉大学提交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与咨询报告371篇，其中298篇被采纳，总数居全国高校第一。2013年，他们关于“长江经济带”“质量网络监测平台”等的科研成果屡获上级部门好评。这背后，是武汉大学“顶天立地”的社科发展理念。

“‘顶天’，就是要积极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引领未来；‘立地’，就是要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推动当地科学发展。这不仅是大学的职责所在，也是哲学社会科学扎根实践、深化发展的自身要求。”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骆郁廷介绍。

形成一整套智库建设的标准体系，这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工作重点之一。“我们要求智库建设抓好‘五实’：贴实情、发实问、务实理、出实招、求实效，为党和国家提供切实有效的咨询建议。”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保生说。

浙江大学构建“研究中心—平台—研究院”三位一体的智库网络，实施个人与组织两个层面相结合的激励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加强智库人才引进工作，探索“旋转门”机制；清华大学积极推进与国际知名智库的合作，“把智库建设到海外”„„

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全球影响力 篇3

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强调，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这对中国智库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也为各类智库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新机遇。

2015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

如何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使其创新力与影响力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匹配？为此，《小康》记者专访了国内智库研究领域知名学者、《智力资本——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一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

《小康》：如何理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智库对于我国有哪些借鉴意义？

王莉丽：对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理解关键在于“中国特色”与“新型”，可从政治体制、文化传承、角色功能三个维度来理解，同时必须纳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中去把握。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有世界眼光，借鉴国际上智库建设的普遍经验，同时立足中国国情。

目前，中国智库无论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是以官方智库为主，大学智库在政策制定领域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其优势，独立智库还处于起步阶段。尽管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照搬美国智库模式，但我们可以从其运行机制中寻找到一条提高中国智库影响力的现实途径。

智库不仅仅是作为政府智囊而存在，其存在的很大一部分价值在于引导社会思潮、培养社会公众的政策参与能力。从政府的角度而言，中国政府应为智库的发展创造适宜的市场环境，逐步改变官方智库垄断资金、信息和渠道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思想自由竞争的市场。

就智库本身来讲，应进行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明确智库以研究部门和学者为核心，其余各部门围绕研究、服务于研究部门，为学者创造宽松的研究环境。为了保证研究的相对独立性，除了政府资金外，智库还要引进基金会、企业和个人资金，并确保资金来源不影响研究过程和结果。在研究人员设置上，要改变原有的单一学术背景、论资排辈的模式，大胆起用不同年龄、背景的综合型人才。

另外，中国高级别的官方智库还应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渠道优势，加强与其他研究机构和国外智库的合作，善于整合研究资源。

《小康》：目前，中国智库在数量上应该说与西方国家智库不相上下，但是质量和影响力依然相差甚远。你认为当前中国智库发展中主要存在哪些问题？应当如何提升质量和影响力？

王莉丽：中国的现代智库研究与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发展至今，应该说已经充分了解了全球智库的形态和表象。但目前对全球智库的认识与实践，仍然停留在“智库形式”阶段。表面上看，近年来，中国智库建设欣欣向荣，在数量上大幅上升。而且近年来新兴的一批智库很善于进行思想的传播。但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思想创新，智库存在的核心价值就是通过思想影响公共政策制定、推动社会进步。一切的思想传播活动必须建立在思想创新的基础上。当前，中国智库的着力点亟须从“智库形式建设”转向“智库内容建设”。

《小康》：从媒体视角来看，智库的影响力与话语权更多时候体现在舆论引导上，你如何看待中国智库的媒体影响力提升？

王莉丽：当前中国智库的新媒体传播意识和能力依然很落后，与欧美智库相比，中国智库的新媒体传播国际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比如，大部分中国智库的网站几乎没有国际影响力，更谈不上对各种新媒体传播媒介的熟练运用。有西方学者这样评价：中国智库最大的问题是它们的孤立性。很多中国智库的运营像黑洞（没有网站、联系方式，也没有学者的个人档案）。

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布鲁金斯学会的网站不但发布最新政策主张和学者观点，影响媒介和政治议程，引领社会舆论，而且不断根据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受众需求的改变调整新媒体传播策略。

根据数据统计，他们的网站有约50%的访问量来自非美国地区，遍及欧洲、北美、亚洲、非洲、大洋洲，有着全球性的影响力。2013年6月布鲁金斯学会网站推出了仿照《纽约时报》的“雪崩”（snowfall）模式制作的数字化专题，目的在于激发对重要议题的讨论和辩论。第一期推出后，网页停留时间提高了125%，其中72%的访问者为新用户。

《小康》：随着中央层面不断加强对于智库建设的重视，近些年一些高校、研究机构都能摇身一变成为智库，对此你是如何看待？另外在学术能力、智库运营、赞助支持几个方面如何实现平衡？

王莉丽：我认为，智库概念不宜过于泛化。主要是指，以政策研究、战略研究为己任，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研究机构。咨询公司不是智库。这一点必须明确。

中国智库主要分为官方智库、大学智库、民间智库三大类。在三类智库的角色定位上，考虑各自优势与劣势，官方智库有着信息获取和信息通道的先天优势，可着眼于紧迫性政策研究；大学智库相对独立，但其核心研究人员大多担负着学术研究、教学、育人、政策研究的多重任务，因此，大学智库应根据自身特点，着眼于长期跟踪研究和战略研究；民间智库当前的发展可以更多承担起沟通政府与民众舆论通道与平台的重要角色，而且在公共外交中可以充分发挥民间智库的优势。

中国新型智库 篇4

关键词：社会转型,新型教育智库,建设措施

社会转型期, 新型教育智库的建设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新型教育智库建设更加强调理念和思想的创新, 通过在建设视野、发展模式、组织形式、管理方法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创新, 从而保证新型教育智库的建设满足社会转型时对教育智库发展的要求。

一、建设教育智库的重要意义

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 新型的教育智库建设成为了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助推力量, 具体来说, 在社会转型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教育智库具有以下方面的重要意义。

1.新型教育智库能够有力的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

如今, 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 如何能够更快更好的从巨量信息数据中得到需要的数据信息, 成为了社会各行业开展工作的关键。而在新型的教育智库建设仅仅围绕“中国特色”这一核心展开建设工作, 有力的提高了教育智库的信息处理能力, 促进了教育决策的科学化。

2.新型教育智库能够对教育体系进行深层次的治理

在深层次的教育改革工作中, 不仅仅要求我国教育体系的规范化, 具有良好的教育治理水平, 另外还要求我国教育系统具有优秀的教育决策能力以及深入的研究调查能力。而中国特色的新型教育智库建设能够保证我国教育体系开展深层次的治理, 满足信息化的要求。

3.新型教育智库能够推动教育改革的深入展开

《教育规划纲要》的实施很好的促进了教育改革工作的发展。但伴随改革的深入, 僵化的教育机制越来越成为改革工作顺利展开的阻力, 教育理念不够先进、教育工作活力不足、教育结构的科学性有待提高、教育资源不够平衡等问题仍然存在。而通过新型教育智库的建设能够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较大的帮助, 从而有力的推动教育改革的深入展开。

二、社会转型时中国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的特色分析

在社会转型时期, 我国教育系统要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教育智库, 要保证教育智库研究主体的多样化, 建立多样化的组织形式, 提高发展路径的包容性。具体来说, 新型中国特色的教育智库建设要从特色和创新两方面开展工作。

在特色方面, 教育智库建设要充分体现出中国特点。首先, 要以“中国梦”为切入点, 建设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智库;其次, 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国情, 要以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为根本出发点, 形成特色的智库建设理念;最后, 要以解决中国教育问题为最终目标, 遵循中国教育现状, 依照人才成长规律开展教育智库的建设。

在创新方面, 新型教育智库建设要从以下方面展开工作。 (1) 创新教育体系, 要在我国教育的思想观念、内容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创新; (2) 创新战略定位, 教育智库要立足于服务人民、服务国家, 在教育发展战略方面和公共政策研究方面开展创新工作; (3) 创新研究机制, 教育智库要通过针对性的研究机制和教育成果转化机制来加强制度建设; (4) 创新组织方式, 教育智库建设要通过多元化的组织部门, 通过跨区域、跨专业以及跨国界的组织方式开展研究工作。

三、加强中国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的措施

1.以“中国道路”为导向制定好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的目标

在社会转型期, 新型教育智库的建设一定要以“中国道路”为导向。首先, 教育智库的建设要坚持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和中国国情相结合, 体现出时代特色。其次, 教育智库建设要坚持走中国道路, 如今世界先进国家的教育智库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 而我国要开展新型的教育智库建设不仅要积极吸取先进的经验, 同时要正确认识我国智库建设中的问题。最后, 我国新型的教育智库建设要具有专业水平, 并形成我国独特的优势, 要能够对我国教育改革中的战略问题进行分析, 并为教育政策的形成提供切实可靠的依据。

2.以“中国精神”为基础加强新型智库核心任务的建设

在建设新型教育智库时, 要以“中国精神”为基础, 加强核心任务的建设。对于教育智库来说, 其根本价值就是要通过可靠详实的证据来为我国教育系统提供科学依据。因此, 在建设新型智库时, 首先要仅仅围绕智库建设的核心任务展开, 要明确主要的建设方向, 对教育改革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节点进行分析, 从而推动教育公平, 提升教育质量。同时, 新型教育智库要仅仅围绕当前教育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展开, 要聚焦人民关注的问题, 集思广益、广集众智, 提出解决对策。

3.以“中国风格”为特色不断创新教育智库的研究方法

教育智库建设要以“中国风格”为特色, 加强教育智库的创新工作。首先, 教育智库的建设要以客观实践为基础, 对客观存在的问题积极应对;其次, 要以建设项目为基础, 通过不同项目的组合来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研究优势, 建立长效的跨区、跨国的研究机制;最后, 要借“宽带中国”的建设之风, 以大数据研究为重要的技术依托, 做好数据库建设, 从而形成特色的数据支撑系统。

4.以“中国故事”为依托完善新型社会话语体系

新型的教育智库建设要求以“中国故事”为依托, 完善教育智库的话语体系。对于教育智库来说, 首先, 教育智库要积极发声, 通过现代科学思想加强答疑释惑工作;其次, 教育智库要讲群众喜欢听、愿意听、听得懂的语言, 要减少空话和大话。对于教育智库建设来说, 如果只是唱高调、说好话, 没有切实的对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问题进行了解, 没有做好人民的发声筒, 那么教育智库的建设就是不合格的。

四、结语

社会转型时期对于我国新型教育智库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 新型的教育智库建设要坚持中国道路, 展现中国精神, 体现中国风格, 讲好中国故事, 以实践为基础, 以创新为手段, 不断加强教育智库的建设工作。

参考文献

[1]周光礼, 莫甲凤.高等教育智库及其学术研究风格——中国著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学术转型[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4.06:45-57

[2]田慧生.加强新型教育智库建设, 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J].教育研究, 2015.04:10-13

中国新型智库 篇5

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 薛澜

[摘要]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带来了智库的兴起。目前，全国各部门各地发展智库的热情空前高涨，各种类型的智库不断涌现，相关的研讨会和评估也络绎不绝。但是在全社会智库热之后，我们必须对智库问题进行一些冷思考。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智库具有三个主要职能，即理性决策外脑、多元政策参与渠道、决策冲突的理性辨析平台。智库社会职能的发挥有赖于完善的“政策分析市场”的建立。本文最后建议，加强政府内部公共政策的研究能力，增强对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减少政策研究禁区，增强社会脱敏能力，为政府调整政策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推进数据信息公开，加强政策研究投入，提供公平的政策研究市场环境；深化改革，加快建设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智库。

[关键词]智库；政策分析市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智库的发展得到了国家的关注和重视。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智库”和“智囊团”。2013年，总书记明确指示，要建设中国特色智库，适度超前，服务决策，为中国智库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全国各部门各地发展智库的热情空前高涨，各种类型的智库不断涌现，相关的研讨会和评估也络绎不绝。

但是，在全社会智库热之际，我们也必须对智库问题进行一些冷思考，对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进行梳理，避免由于认识上的误区而影响智库的健康发展。例如，什么样的组织是智库，什么样的组织不是智库？智库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什么？什么不应当是智库的功能？当前中国智库的发展最缺什么？如何培育中国特色国际一流智库的发展？本文想就这些问题做一粗浅的分析，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并开展更加深入的讨论，从而推动智库的健康发展，为中国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做出贡献。

二、智库兴起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智库(也称思想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是特指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建议。[1]智库既是专业知识库及高级人才库，也是科学知识与公共政策之间的重要桥梁。智库的兴起与当代公共政策的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首先，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进步，任何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都涉及到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公共政策制定所需要的科学分析仅靠单个或少数专家的力量远远不够。稍有不慎，错误决策的成本是巨大的。任何重大公共政策从决策方案的提出、评价，到最终方案的选择，必须综合各方专家的集体力量。另一方面，公共政策问题的复杂性、连续性及可重复性要求有稳定的研究机构去从事专门研究，很多政策建议往往需要经过不断的讨论、修正，才能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变成具体可行的政策行为。

其次，现代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多学科的深入研究，需要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工程技术多方面的研究结果。期待智库这种单一的社会组织来完成所有这些研究是不现实的。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研究活动必须在不同社会组织中有效地开展分工协作，构建科学民主决策的知识链条。一般来说，可以把政策分析过程中相关的研究工作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基础性研究。这些研究工作并没有特别的指向性，是对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发现、认识和解释。例如，关于北京地区雾霾形成机理的研究就属于此类研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能起源于科学家的好奇心，也有可能起源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但由于这些研究工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其产出的经济社会效益不清楚，所以，市场主体一般没有积极性去资助此类研究工作，属于典型的市场失灵，需要由国家对从事基础研究的大学或科研机构提供制度性的经费投入来解决。第二类是应用性研究。这些研究工作的政策指向性比较明确，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对公共政策领域所提出的需求而开展的。如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研究。这些研究虽然是应用导向，但需要对相关领域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甚至于要开展一些基础性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往往会提出具有前瞻性、系统性，比较宏观的政策建议，比较适合由智库来执行。市场主体一般也没有积极性支持此类研究，需要智库通过各种方式筹资开展。

第三类是对策性研究。这些研究工作是针对公共政策过程中具体决策需求而开展的研究，需要对实际问题提出具体的政策方案并包括利弊分析。如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得知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之后应该做出什么反应？这类研究工作的指

向性非常明确，但往往时间紧，信息不完全。同时，也必须充分了解决策者面临的其它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压力等约束条件。这类研究往往是由政府内部的研究机构来执行，不需要额外的经费支持。

在实际政策研究过程中，不同机构之间的分工并没有那么清晰。很多高校的研究机构也从事应用性研究或对策性研究，很多智库也积极参与到对策性研究。但从各类机构的比较优势来看，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有效地合作更有利于推进公共政策研究的科学化和有效性。当然，各类研究的资助方式也是一个核心要素，后面还将要涉及到。

再次，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的公共政策对公众福利的影响越来越大，公众对于公共政策知情权和参与权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一个利益格局和价值选择多元化的社会中，公共政策如何平衡各种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和矛盾是各国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他们不但希望公共政策能够保护自己应有的权益，而且希望自己的价值观念能够在公共政策中得到体现。当然，由于时间、能力等各个方面的约束，广大公众能够直接参与政策研究的人是极少数。更多的公众则是通过各种公开的政策分析报告或政策讨论来了解政策过程，并通过社会既定的政治参与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些政策的支持或反对。正因为如此，智库对公共政策问题比较客观中立的分析，除了政策制定者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需求群体，就是关注相关公共政策问题的公众。

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以提供专业客观的政策分析为己任的智库应运而生，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948年在美国成立的兰德公司。虽然各种统计千差万别，但全世界目前有影响的智库超过上千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智库在各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及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三、智库的社会职能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尽管智库可以在现代社会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也不能过度夸大。目前很多媒体的分析和报道把智库的社会功能夸大或者泛化，似乎有了智库，中国的很多政策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还有一些机构对包括大学、研究机构、盈利性咨询公司等各类社会组织进行所谓智库评比，混淆不同类型组织的社会功能，这种认识误区对于智库的发展有害无利，值得注意。只有对智库的社会功能准确定位，建立稳定合理的预期，并依此对智库的水平、公正性、客观性进行合理的评价，才能够使得智库优化其社会功能，向着专业化和客观中立的方向发展，建立起其应有的社会信誉。

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智库在推动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过程中具有三个主要职能。

首先，智库可以发挥政府理性决策外脑的职能，对政府面临的公共政策难题进行相对独立的，科学理性的分析，并提出各种备选方案，供决策者选择。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很多公共政策问题的专业化程度、复杂程度和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经验主义式的决策已经很难适应。与此同时，近年来政府部门多轮的行政体制改革与简政放权也使很多政府机构的政策分析能力弱化。此外，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相关主体与政府部门在决策过程中的博弈局面更加凸显。这些情况的叠加使得政府部门在复杂决策时面临的挑战变得更加突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由高水平智库提供的相对独立客观的政策分析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其次，智库可以成为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政策参与渠道。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社会利益群体逐渐分化，各种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其中有些利益群体属于新兴社会阶层，如民营企业家阶层；有些利益群体属于非主流弱势群体，如城市农民工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智库的比较理性的全面分析往往会把这些利益纳入视野，作为政策分析必须考虑的要素之一，成为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政策参与渠道。近年来，在城市农民工问题、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各类智库作为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政策参与渠道已经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最后，智库还可以在不同利益和价值观念有冲突的情况下成为理性政策辨析的公共平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共决策难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例如，在有限的公共财政手段下，是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医疗服务中，还是投入到教育中？在地方经济发展发展过程中，大型化工项目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决策需要平衡各个方面的利益，需要协调各类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念。但由于缺乏一个全社会理性政策辨析的公共平台，对于这些重大决策的利弊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理性分析过程，使很多重大的决策就在媒体和公众情绪波动中随机地摇摆而给公众利益带来巨大损失。由于智库本身在公共政策不同领域的深厚积累及其立场中立的特点，可以成为对这些政策进行系统分析，对政策利弊进行价值判断的交流沟通平台。这种交流沟通过程一方面可以帮助决策部门更好地了解不同利益群体和价值倾向的诉求，同时也可以化解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广泛存在的不信任，把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对立博弈转变成为不同利益和不同价值观念的沟通与妥协。[2] 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三种社会职能的定位对智库本身的运行模式和治理结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例如，如果一个智库的运行没有一个相对稳定或多元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其运行需要依附于强势的利益集团，则很难期望这样的智库对有争议的公共政策问题保持客观中立的分析。当然，这样的智库也很难吸引高层次的政策分析人才来保证其研究工作的高质量要求。同时，由于诸多公共政策的复杂性与专业性，在政府和社会与智库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或者由于自身价值观念的偏好，或者受到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影响，也不排除智库对社会提供有偏见的政策分析，扭曲社会对公共政策利弊的判断，从而成为政策思想垄断的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下，智库本身比较完善的治理结构就成为保证智库运行模式与其职能定位相符的制度保障。这种治理结构可以通过有相关领域专业人士和社会贤达人士参与的理事会、完整的信息披露、相关领域行业协会的自律规则等方式来实现。

应当提到的是，虽然有很多社会组织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可以发挥重要的影响，但这并不等于这些组织都要办成智库。例如，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我们认识自然界和社会行为的客观规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研究属于前面提到的第一类工作——基础研究。但如果这些机构也都要办成智库，把精力主要放在应用政策研究上，那么将会影响我们对基本自然规律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对社会的整体知识结构产生不利的影响，最终导致公共政策质量的下降。同样，很多行业协会组织代表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和相关组织的利益，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如果他们也都要成为智库，将会面临尴尬局面：如果他们仍然代表企业利益，社会公众很难相信他们的政策分析是客观公正的；如果他们努力成为客观公正的智库，他们行业中的企业和相关组织就要怀疑他们是否还能够代表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区分智库和其它影响公共政策的社会组织。经过多年的发展，很多国际一流的智库已经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管理模式，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对相关公共政策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政策分析领域中的佼佼者。例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坚持质量、独立与影响三位一体的定位，在国际关系、经济政策等领域享誉全球；兰德公司在国防战略系统方面的研究亦可独霸一方；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则坚持在国际发展领域长期耕耘，不但在国际发展领域享有盛名，也为国际发展领域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这些国际知名智库的成功经验可以为中国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四、智库发展的制度安排与生态环境

智库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固然重要，但没有良好的政策研究环境，也很难施展其“十八般武艺”，更无法进一步提高。笔者以前曾经提出以完善的“政策分析市场”(Policy Market)西方学者也认识到存在政策思想自由交换的市场的重要性。他们有时称之为“思想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有时称之为“智力市场”(intellectual market)。本文特别强调这种市场在中国是可以由政府主导而建立起来的一套制度安排，因此这里采用“政策分析市场”的概念以区别于上述类似的西方政策市场的概念。为核心的保障智库发挥其社会职能的一套制度安排：

政策分析市场的需求与供给。在政策分析市场中，智库提供的产品是政策思想、专家知识、建议甚至是批评，而政府、媒体和公众等都是政策分析市场中的需求者和消费者。在需求方面，政府对智库的认同以及对待政策分析的需求是决定着智库能否发挥社会职能的前提条件之一。而在供给方面，具有不同背景的各种智库是否能在一种政治环境下共存，并提供代表多种价值和利益的政策思想和方案，是完善的政策分析市场的前提条件之一。

智库经费的来源。在比较发达的政策分析市场中，智库的运行经费不仅来自于智库产品的最终需求和消费者——政府，而且还来自于公益的研究基金、个人捐助者或企业等政策思想的非直接消费者。有了多渠道的充足的研究资金来源，研究机构不再会为生计而到处寻求经费，因而其受到少数别有用心的资助者的利益诱导而丧失独立性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智库对政策的影响方式。智库的研究成果不仅向政府部门输出，还以各种形式向其他任何关心政策问题的群体输出，因此，智库实现影响力的行为是丰富多样的。在政策过程中，智库不同层次的政策参与者会通过各种渠道将自己的思想传递到政府。因此，在一个完善的政策分析市场中，作为政策思想最终消费者的政府决策机构应该建立起广泛的政策思想搜集和筛选的机制。

政策思想优劣鉴别机制。这是政策分析市场的最重要特征，也是与其他物质市场的本质区别。这是因为，政策分析市场的特点之一就是信息不对称。政策制定者(也就是政策研究的消费者)往往对政策建议的科学性很难判断(否则就不用再请人做政策研究了)。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政策思想同行评审和同行竞争的机制。而一个能够让多种政策主张公开辩论的平台，是政府和社会其他政策参与者有能力更加平等地鉴别不同观点优劣的有效机制。

政策分析市场的监督机制。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政策分析市场中，政府和公众的有效监管是政策分析市场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在确保智库的基本立场观点符合政府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政府可以与行业协会合作，建立基本的准入门槛、职业标准、财务监管制度等。这样既保证了智库的研究能力和职业操守，同时能监督智库的公开研究成果与经费来源的利益相关性。[3] 与智库发展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智库发展的组织生态环境。在现代社会里，除了智库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社会组织也都积极参与到公共政策研究过程中，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例如，各种民间社团组织，行业协会，专业咨询公司，媒体，大型企业，国际组织等等。这些组织有些与智库存在竞争关系，有些与智库存在互补关系。在一个良性有序竞争的环境下，他们的存在使得公共政策研究的组织生态更加活泼更加健康，为智库之间和智库与各类机构的竞争与合作，融合与共生创造了条件。例如，在一些重大决策过程中，盈利性的专业咨询公司有时也会与智库开展竞争。中国2007年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时，就曾同时邀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麦肯锡公司等不同机构提供政策咨询；此外，不少行业协会由于其对行业发展的专业性的了解，也可以为相关产业政策的分析和研究提供良好的补充。但如果各类公司和机构都鱼龙混杂，趁势而上，打着智库的旗号，以盈利或兜售特定政策导向为目的，提供有偏见低质量的政策研究，也会破坏智库发展的良好生态，造成劣币驱良币的局面。正因为如此，对政策研究市场进行合理的规制也是很有必要的。

五、破解中国智库发展之道

中国的智库从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有了长足的发展。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事业单位型的半官方智库到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民间智库的崛起，到1998年“985工程”后，国内主要研究型大学纷纷成立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都使得

中国智库的发展呈现多元化和多领域的发展态势。2009年3月由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担任理事长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经中心)的成立，更是标志着中国智库发展的新阶段。

当前，中国正面临发展转型、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关头。许多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亟待破解，各种利益纠缠的死结需要打开。这些难题是中国智库发展的历史机遇。如何理清认识，抓住机遇，在破解改革开放的难题中锻炼发展，成为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的智库，是摆在每一个智库领导者和智库研究者面前的难题。下面，笔者不揣冒昧，就中国智库未来发展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政府内部公共政策的研究能力，增强对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如前所述，推动智库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各级政府要加强对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但是，根据笔者多年从事政策研究的观察与体验发现，与我们的直觉相反，政府部门对外部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与其自身政策研究能力成正比，亦即政府内部公共政策的研究能力越强，对政府外部高质量的政策研究需求就越高。这种情况也符合“学然后知不足“的规律。那些内部政策研究能力比较差的政府部门，往往对所需研究的公共政策了解不深，很难对外部政策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而那些内部政策研究能力比较强的政府部门，往往对政策研究当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体会更深，更了解高水平政策研究的不易，因此，对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也就越强，形成了高水平用户造就高水平智库的局面。

当前，各级政府在职能转变过程中，要尽快地从直接的审批项目、干预微观行为的事务中脱身，更多地加强政策研究，把握宏观发展的趋势，通过合理的公共政策来引导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点国外很多政府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在新加坡、英国、加拿大等政府的总理办公室或内阁高层部门，都有专门从事战略预见研究的机构，对未来发展的宏观大势和各种风险因素进行长期的研究和预测，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支持。

第二，减少政策研究禁区，增强社会脱敏能力，为政府调整政策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提高公共政策研究的需求还应减少公共政策研究的禁区，允许对有争议或政府已经有意向的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开展深入客观的研究，提出不同的观点。当前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些有争议的或政府有意向的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往往成为政策研究的禁区。这种情况往往导致重大决策失误。相反，如果能够允许在这些领域开展持续的研究，提出不同的政策观点，不但可以使得不同政策思路互相竞争，不断完善，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还可以在政策已经推出的情况下，增强社会的脱敏能力，不会由于一些政策异议的谣传而惊慌失措，为政府调整政策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第三，推进数据信息公开，加强政策研究投入，提供公平的政策研究市场环境。公共政策研究往往需要大量的相关信息与数据。但是，我国很多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统计数据和信息散落在各级政府部门中，不对外公开。按照我国政务公开的条例，这些信息和数据完全应该公开，或加以技术处理后予以公开，为高水平的政策研究提供分析基础。此外，这些数据虽然很难从公开渠道获得，但很多挂靠在政府部门的各类事业单位型的政策研究机构却可以得到这些信息，从而形成了这些机构某种程度上的数据垄断，使得社会上的智库很难与其竞争。同时，很多政府部门虽然有很强的外部政策研究需求，但对外部政策研究的投入却少的可怜，使得承担政策研究的智库很难完全覆盖其研究成本。这样的政策研究环境必须尽快改善，只有大力推进数据信息公开，加强政策研究投入，创造公平的政策研究市场环境，才能够培育出真正的高质量智库。

第四，深化改革，加快建设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智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的举措。这些任务的落实需要深入扎实的公共政策研究。同时，我国在国际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也需要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有高水平的智库发出中国的声音，提供中国智慧。凡此种种，都需要加快建设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智库。

根据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可以对挂靠在政府部门下的事业单位性质的政策研究机构加以改革。这些机构隶属于政府部门，相对来说难以独立于这些部门利益进行选题和研究，或者当其研究的观点与所属部门的利益不同时难以公开发表。此外，这些事业单位大都由于政府拨款有限，日常运行面临经费短缺的困难。于是它们一方面在行政体制之内运行，另一方面不得不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来承接一些咨询项目等等，这种做法实际上削弱了这些机构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能力。对这些机构的改革可以通过分流的方式进行，其中一部分可以纳入政府部门，加强政府内部政策研究能力。若干有条件有品牌的政策研究机构可以与政府脱钩，但政府应当对这类机构在一定的年限内保持部分财政支持，使其逐渐孵化成为相对独立的智库。

其次，可以对有条件的高校内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进行改造，鼓励它们借鉴国内外成功模式(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重新梳理与大学的关系，提高研究机构的自主性，争取社会各方资金捐助，形成依托大学的一流智库。

此外，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民间智库经历了风雨，也经历了成长。这些年的经验也使得一些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民间智库具备了高速发展的潜力和希望。可以通过对社会上的智库进行筛选和招标的方式，让这些优秀的民间智库涌现出来，对其给予免税和其它优惠条件的支持，鼓励它们形成特色，成为中国智库发展的生力军。

中国的改革发展为一流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有利机遇。可以相信，随着我国政策研究体系和生态环境的不断完善，中国的智库一定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劈风斩浪，承担起促进中国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重任。同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出中国声音，体现中国软实力，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智库。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建设新型智库推动学会转型 篇6

一、全面准确理解把握新型智库的内涵

智库又称“思想库”，一般是指研究公共政策的专业机构，主要职能是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为公共决策者解决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出谋划策。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国家，是社会分工精细化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结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因而成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成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简而言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多元主体共存共发展，为党和政府与社会公众提供政策理论研究成果与公共决策咨询、政策解读、决策方案评估等服务，是构成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现阶段，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在当前经济增速换档期、结构调整转换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背景下，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前所未有，无论是改革方案还是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利益相关性、复杂性都不亚于以往任何时期，党和政府对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以及决策正确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历史赋予智库的任务更为艰巨、责任更加重大。为了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就必须遵循决策咨询工作规律，将研究工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形成具有鲜明特点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面目；必须以服务决策为导向，坚持求真务实，积极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等长期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系统的决策咨询建议和解决方案，还要对当前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开展应急性研究，力争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二、充分认识农研会向新型智库转型的必要性紧迫性

农研会向新型智库转型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这是由财政支持“三农”中心工作改革创新的形势要求和农研会自身发展需要共同决定的。

（一）财政支持“三农”工作对农研会转型提出了新要求

近年来，财政支持“三农”工作不断改革创新，紧紧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发展实际和财政职能，着力推动政策创新、机制创新、投入创新、管理创新，实现了财政支持“三农”工作的新跨越，为农业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全国各地农研会也始终坚持“为现实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的“两为”方针，积极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努力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今后一段时期，面对新常态下农业农村外部环境和自身内部发生的重大变化，财政支持“三农”工作将创新政策手段，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支持方式，促进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农林生态保护建设机制，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改革创新扶贫机制，完善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创新投入方式，促进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积极推动农业保险发展；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养老、医疗等方面社会保障水平，推动农村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发展；创新管理机制，提高支持“三农”资金使用效益，同时还要构建涉农资金整合统筹的长效机制，探索PPP模式、政府购买服务等在农业农村领域的运用，推进财政支持“三农”项目管理模式改革。财政支持“三农”工作领域的改革创新对科学决策和政策咨询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各级农研会必须相应转变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按照建设新型智库的标准不断提高自身战略谋划和综合分析能力，根据财政支持“三农”中心工作的改革指针相应调整自己的工作思路，按照改革创新的需要调整工作模式，积极开展第三方评估、政策绩效评价等工作创新，从而更好地服务中心工作，跟上时代变革的节奏。

（二）向新型智库转型是农研会自身发展的需要

从农研会业务发展前景看，向新型智库转型已经成为农研会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不断推进，学会、协会等各类社会团体将逐步接受市场的考验，单纯依靠办培训班和发行杂志获取收入的传统模式即将面临挑战，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可以说农研会目前处于生存与发展的十字路口。在去年9月徐州召开的第四次常务理事会上，我们了解到，各地对此压力很大，有的省份表示外部环境变化后，农研会可能无法生存。我们不能被改革吓倒，应当看到，虽然目前农研会面临严峻挑战，但同时也面临难得机遇，只要在财政系统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紧跟财政改革步伐，充分发挥创新创业的热情，努力加强新型智库建设，提供高质量的智力产品，积极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积极开展第三方评估等工作创新，开拓绩效评价业务，不断满足财政支持“三农”中心工作需求，我们不仅能够较好地解决生存问题，而且能够在原来基础上发展壮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新的工作模式开拓新局面，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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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推进农研会转型

推动农研会向新型智库转型，要在认清形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找准自身定位，明确重点任务，拓展研究领域，提高研究水平，创新工作方式，从而顺应改革潮流，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一要准确把握职能定位。要结合财政支持“三农”工作对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的新特点，严格遵循决策咨询工作规律，推进机构设置、科研机制、人才管理等方面的改革， 着力提升研究质量和水平。要在做好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重大问题研究的同时，着力加强对当前财政支持“三农”工作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研究，加强政策研究的问题导向，着力提高政策建议对决策的实际应用价值。

二要不断加强能力建设。根据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智库建设要求，我们要不断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的能力，努力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研究方法去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本质，及时发现财政支持“三农”工作中具有苗头性、趋势性的重大问题，前瞻性地做出战略谋划，同时提出科学可行政策建议的能力。为达到这个工作目标，就要夯实学术理论根基，提高自身政策水平，深入社会实践，尽最大可能掌握充分的信息、数据，以令人信服的分析、推理和研究结论，对政策设计的实现目标、实现动机、现实条件等作出透彻且合乎实际的阐述，积极推动有关政策的形成与实施。

三要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在继续深入开展专题研究、办好会刊的基础上，各级农研会要积极拓展服务领域，创新工作方式，积极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努力开展绩效评价和政策评估，为主管部门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努力做到自立自强、有声有为，积极参与决策，正确影响决策。

四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智库作为思想库，其影响力的实质在于研究人员的影响力，在于人才团队的影响力。要倡导研究人员养成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秉持“唯实求真、守正出新”的政策研究价值观，树立科学严谨、客观务实的思想作风，培养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品质。还要坚持开门办智库，在政策研究过程中尽可能吸收政府官员、企业高管、著名专家担任顾问或课题组成员，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建立顾问委员会、各领域顶尖专家库、访问学者研究制度，通过举办高层次论坛、组织高水平的学术报告会等多种形式，加强与各类智库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著名专家学者的联系、交流、合作，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提高。

（作者系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新型智库 篇7

中国现有智库体系是区别于西方智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立足中国具体国情、走中国特色道路的新型智库模式。目前中国已基本形成以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及民间智库为主的发展格局,以及体制内智库与体制外智库互相补充、共同发展的特色。201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后,中国智库进入了快速蓬勃发展时期。各级各类智库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为各级政府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了智力支持,在知识与政策的连接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在肯定智库发展的同时,更应该适时反思,总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积极提出对策,促使中国新型特色智库更好地发展。

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 一) 形成区域集聚,东西部发展不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巨大不均,数量上东部多西部少,在东部也是多集聚在政治经济中心周围。

( 二) 量有余而质不足。中国智库在数量上突飞猛进,但是在质的发展上还需要更进一步。中国智库在研究过程中的前瞻性、全局性、可行性方面与西方智库相比仍存在差距。智库研究成果大多都不能进行政策转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过分借鉴西方智库的研究路径,而丧失我国自身特色,脱离我国实际。

( 三) 三位一体的智库不互补、并且发展不均。中国新型特色智库基本上是官方智库、大学智库、民间智库三位一体的智库结构,是多元发展、层次不同的发展模式。但是我国智库管理还缺乏有效统筹,三类智库分散在不同机构、不同领域、不同层级。智库之间缺乏平行沟通与合作,这种智库之间的孤立性,导致各自偏重于自身的研究中,智库之间不能共同发展,也导致大量低层次重复劳动,造成了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并且,三类智库受国家扶持力度不同,因而发展程度也不同,官方智库发展蓬勃,实力较强,而民间智库则发展缓慢并且实力较弱。如何积极引导各类智库有序发展、培育客观、理性的智库群体,让真正服务群众利益的智库机构发展壮大。这也是我国现阶段智库发展面临的一个问题。

( 四) 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较弱。智库发展是一个国家发展软实力的一部分,中国的智库建设不仅要立足于贡献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要高度重视研究成果的推广。在国际领域具有话语权有利于彰显中国大国实力,为中国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以获取更多国家的认可。

( 五) 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评价不完善。当前各类智库均有发展,提出的政策涉及国家发展方方面面,不同智库发展程度不同,纵观国内外学者与机构关于智库的研究,对于政府决策的支持与贡献几乎可以被认为是评价智库的最主要标准,即智库的对策研究是关乎智库质量的关键之一。目前我国侧重于智库自身发展评价体系的研究还比较少, 只有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开展智库评价工作。如何将更多的智库研究机构发动起来,制定合理的评价机制、评价体系,确定客观评价标准,促进我国智库的健康发展也是目前我国智库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问题的对策分析

( 一) 加大政策支持,合理布局智库。利用西部地区高校资源优势, 建立一批了解当地实际的智库,为政府献言献策,推动西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健康发展。国家可以给西部智库建设一些扶持政策,促使西部地区政府重视智库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的智库之间交流机制,建立东西部智库一对一联合研究制度,东部地区在发展自身研究的同时,将一些先进的理念与方法传递给西部地区。

( 二) 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智库体制机制。第一,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对国家公共政策的参与机制,鼓励智库为国家发展献言献策,加大智库对决策的影响力度,使其不仅提出各种方案,并且方案具有可实施性。 第二,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统一评估机制,提升中国智库的发展质量,除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外,可以建立中国高端智库联合会,共同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智库发展要求,及考评体制,实现中国智库的优胜劣汰。第三,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资金支持机制,不盲目的片面的只对高端智库资金倾斜,建立公开公平的资金申请制度,西部地区或者民间智库都可以与官方智库在同一平台上共同竞争,向国家申请资金支持。第四,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国际交流机制,打通与国际智库的合作交流通道,积极学习国外智库先进的理念方法,充分利用现代新媒体,运用互联网等对外发布中国智库研究成果,提升中国大国形象, 加强中国在国际事物中的话语权,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

( 三) 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政策影响力。我国智库可适当加大各种类型研究人才的引进。在中国智库内部研究中与现实实际紧密联系,反映广大社会成员最直接、最现实、最紧迫的公共需求。以问题为导向,既立足短期,又着眼长远,研究更具思路性、前瞻性、战略性和创新性。以影响公共政策决策为目标,将学术与实际相结合,注重科研资源的综合利用,建立多层次学术交流平台、知识成果转化平台。

( 四) 发挥民间智库在服务决策中的独特作用。发挥民间智库独立性作用,作为政府可以给予民间智库一定的优惠条件支持,比如在税收方面适当放宽,在政府决策时,听取民间智库的意见。鼓励它们形成特色,在中国智库发展中大放异彩。

( 五) 加强新媒体信息传播,全面提升国际影响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当争取将优秀研究成果适时在国外期刊发表,在国际上构建话语权,形成自身影响力。其次,运用新媒体及时发布最新研究成果,在社会舆论上起到正确引导作用。另外,多与国外智库进行交流而非盲目跟从,在国际上树立一席之地,影响世界。

我国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综述 篇8

智库(Think tank)又称思想库或智囊团,是一种独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美国被称为是继立法、 司法和行政之后的第四种权利[1]。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起源于二战时期的美国,后泛指以政策研究为己任、影响公共决策和社会舆论为目的的研究机构。智库的发展水平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和政府呼吁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在此背景下,新型高校智库以前所未有的姿态高调呈现,高校智库建设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以从中国知网上搜索所得文献为准,对现有的高校智库研究文献进行综述,研究其现状及新型高校智库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挑战, 并提出推进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对策建议。

1我国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诸种述要

1.1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内涵

高校智库隶属于大学,是从事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组织,是由大学单独或在其他机构、团体的协助下创建的。新型高校智库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依附于高校建立的研究院或研究机构,它在研究领域、功能定位、组织机构、运行机制等方面具有传统高校智库所不具备的新特点,研究类别和研究成果的实用性是新旧智库的主要区别。新型高校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高校为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途径。

1.2新型智库建设的相关问题综述

首先,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2]指出高校在智库建设中存在的优势,高校聚集了80%的社科力量、近半数的两院院士,还有规模庞大的研究生、本科生队伍, 为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障;研究实力雄厚,信息资料丰富,为开展应用对策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保障;高校学术会议频繁,对外交流广泛,为高水平智库建设提供高端平台。陈斌[3]认为高校作为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发源地,可以凭借自身优势提供创造性思想;高校与政府之间天然的联系有利于高校紧密围绕国家的发展需求,确定自己的发展重点和方向,有的放矢。高校积极服务政府决策和社会发展, 为资政启民、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其次,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不同于高校类似于智库的研究院或研究机构,它具有新的功能定位及特征,刘延东同志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该具备的四个特征:一是“特”,即中国特色;二是“专”,专业化、精细化;三是“新”,创新理念、组织方式;四是 “优”,质量高、效果好的思想产品。胡鞍钢[4]总结其二十多年智库建设的实践和体会,把建设新型高校智库总结为“三个定位”“两个结合”和“四个建设”。“三个定位”是指“中国特色”“高校品牌”和“世界一流”; “两个结合”是指“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决策咨询和教书育人相结合”;“四个建设”是指“文化建设”“团队建设”“平台建设”“机制建设”。

最后,全球化背景下,新型高校智库建设具有战略性意义,郭瑶[5]分别从社会和高校两方面论述高校智库建设的重要意义。在社会意义上来说,高校智库建设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升文化内涵,增强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对高校而言,有助于高校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创新能力,提高社会影响力,加快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等。张瑶、李旸[6]认为新型智库建设事关适应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全局,面对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化、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亟需高端智库参与重大决策的参议,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体现中国特色。

2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全面分析新型高效智库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郭华侨[7]从学者使命的视角分析研究型大学智库建设的现实困境,分别从管理体制、评价机制、课题研究范式和成果发布机制等方面阐述,选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案例进行比较,借鉴中外智库建设的经验, 提出研究型大学智库建设的突围策略,包括改革评价制度、完善研究人员聘任制度、整合优质资源、扩大智库自主权等。任玥[8]以中美比较的视角从大学智库功能发挥的方面分析制约现存智库发展的主要原因, 指出中国智库缺乏独立性,主要表现在财政来源、治理结构与行政隶属关系、研究的选题到成果出版整个过程的审核标准及程序和过程等,这些是造成智库成果质量低、水平差的关键因素。根据其发展困境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大学智库财政上要保持独立、人员构成异质化、对研究进行过程评审,同时将同行评审和社会评审相结合,发挥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王珩[9]以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为个案,从高校智库开展协同创新方面来论述其路径选择,杜宝贵[10]等学者从高校协同建设角度阐述,指出智库建设中存在高校与高校、政府及国外高校之间协同建设的不足,并提出高校要加强顶层制度建设、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加大与高水平国际智库的交流等来打造中国高校智库品牌。

3结语

中国新型智库 篇9

1 传统纸媒平台

借助论文报告、报刊杂志、专著等形式发布、传播思想产品是高校智库最常用的发布平台。但不能否认, 在信息传播多元的今天, 这类平台面临受众减少、影响力下降、信息传播及更新速度较慢、传播范围有限等压力。这些纸质媒体因其专业化的优势使得高校智库的思想产品得以精准到达目标受众视线内, 同时作为最规范的思想产品形态也更便于长久保留及反复查阅使用;尤其一些知名度较高、受众数量较稳定的杂志及报纸媒介的专栏是高校智库学者应当争取和坚守的思想传播、舆论引导阵地。但要发挥高校智库启发民智、孕育人才的功能, 其思想产品必须广泛出现在公众使用频率更高的平台上。

2 互联网平台

高校在利用网站、论坛、网络社交媒体公众号等方式塑造学校形象、扩大招生宣传、进行教务管理、传播行业新闻等方面已经有成熟的运作经验, 但高校智库受机构管理模式的制约, 缺少专门的网络媒体运作人员, 更遑论应用互联网增加与公众互动、传播智库的思想产品。大数据时代, 信息的高速传播极大地依赖互联网, 高校智库加大了对大数据中的信息进行有效提炼、筛选、整合、应用的能力, 让大数据“为我所用”, 但另一方面却没能走到大数据发布方的前列。只有做到互联网+高校智库, 才能使高校智库尽快超越诞生它的高校。中国的6.7亿网民中超过50%在20-39岁, 这个群体的思想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的科学、民主、文明程度。高校智库应当探索加入智库集群网络平台、运用低成本的自媒体、网站论坛等互联网媒介平台发布思想产品, 并借助互联网媒介的实时互动功能加强思想产品的渗透力、提升智库学者的社会影响力。

3 会议与论坛

当前, 智库产业的蓬勃发展和资源竞争的加剧, 使得这一行业的思想产品生产活动呈现扁平化、跨界化、契约化、生产周期加速化以及主题频繁转移等趋势, 这对智库组织中仍以传统方式从事研究的智库学者造成角色认同等方面的挑战, 使其必须做出调整和改变, 以适应时代, 满足社会对发展、应用理论知识, 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对于高校智库而言, 尤其应当在提升自身思想产品品质的同时强化社会资源积累。由政府主管部门或教育主管部门、行业学 (协) 会组织的各种会议及论坛是智库学者思想交锋、了解最新行业动态、发布前沿理论及应用技术、跨界整合资源、寻求合作、拓宽视野的绝佳平台。高校智库应当格外关注在此类平台中的发言权、影响力、参与度、活跃度, 如果能成为某一领域高水准会议、论坛的组织方、发起方则更能助力高校智库在该领域的成熟、发展。

4 视听媒体平台

以电视和广播为主的视听媒体作为传统媒介同样受到互联网媒介的冲击, 面临受众下降、经营成本上升的双重威胁。在2015年公众每天接触各类信息媒介的总用时为6小时08分, 其中用于电视媒介的有2小时40分, 广播为11分钟, 视听媒体的衰落可见一斑。但从权威性、可信度来看, 电视的可信度最高 (7.50) , 报纸 (6.62) 和广播 (6.37) 略高于网络 (5.47) 。就消息源来看, 专家学者的可信度 (7.17) 高于党政官员 (6.68) 和民间评论人士 (6.21) 。基于此, 高校智库机构应当加强与视听类媒体的沟通能力, 争取在权威栏目中的曝光率;学会制造关注度、引导舆论导向, 籍此提升智库的社会知名度、行业权威性和公众影响力。

智库的核心功能首先是进行思想产品生产, 但它生产的思想产品都是为了传播出去, 而不是束之高阁, 自守终生。可以说, 信息发布、传播是高校智库所有功能得以发挥的关键, 传播力也是高校智库的核心影响力、竞争力、生命力。优秀的高校智库思想产品应该以多种传播手段、借助多类媒体平台进行推广和传播, 才能构成智库发展与思想传播的新形态。而将高校智库的专业水平与管理运营水平放在同等重要的程度去引导高校智库发展才是保证智库思想产品的创新性与舆论传播的先锋性的根本。

摘要：发现和找出真正需要研究及咨询的问题, 是高校智库运作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这要求智库研究人员有深厚的理论积累与资源整合能力。但同时, 高校智库更应当重视自己思想产品的发布, 思想创新和舆论传播是新型高校智库发展的两翼, 二者共同构成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新型高校智库,发布平台,创业型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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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型智库 篇10

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是当今全国各省市区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最具成效和影响力的地方智库。长期以来,安徽研究中心按照“公共管理、政策分析、决策支持、贴近服务”的要求,服务于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形成了“决策研究成果多、社会研究影响大”的决策咨询工作格局,一大批研究成果转化为当地重大产业基地,探索出一条富有安徽特色、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地方新型智库发展道路目前安徽研究中心是安徽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的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事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3个专项小组成员单位,在编49人中,共有博士21人,占43%,研究成果先后获中国发展研究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5项。先后承担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技术援助项目研究4项,得到财政部的肯定。

一、以超前研究破解地方发展困境,推进智库研究成果转化现实生产力

多年来,安徽研究中心积极服务中央和省工作大局,在决策咨询系统和全省范围内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推动一大批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是安徽皖北羊产业发展研究转化为生产力。为贯彻落实安徽省委、省政府振兴皖北的重大战略,2011年,安徽研究中心在深入调查论证基础上,把发展羊产业作为振兴皖北经济的重要突破口,成立了在泛长三角地区发展300万只羊产业发展研究课题组,相继选聘安徽农业大学、安徽科技大学、安徽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羊业专家近百人参与该课题研究,深入内蒙古、新疆、上诲、江苏、浙江、山东、贵州、云南等省市区和省内市县开展了半年多的调研,撰写出《皖北羊业全产业链发展研究》,研究报告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获得“中国发展研究奖”一等奖。2012年,皖北羊全产业链课题成果转化取得积极进展,上海大企业集团选中该项目,计划投资100亿元,打造100万只肉羊产业基地,首期已投入17亿元,基地建设已见成效。二是超前研究3D打印机并促进项目落地。2013年,按照省领导指示,安徽研究中心就发展3D打印项目开展专题调研,形成专题调研报告,得到安徽省政府明确支持,研究成果转化为发展安徽3D打印产业的项目推进。

二、以引进高层次人才为突破,探索建立与政府间人才交流“旋转门”机制

2003年,针对研究队伍学历低、能力弱的突出问题,为更好地发挥政策咨询作用,安徽研究中心启动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坚持大人才观,致力打造“人才小高地”。一是引进、培养和输送高层次人才。当年,安徽研究中心实行内部竞岗、竞聘,引进和选调急需人才等改革;2004年,安徽省委组织部、省编办同意中心面向海内外公开单独招考博士学位研究人员,安排20个周转编制专门用于引进具有博士学位的公务员,中心先后五次公开招考博士49人,由中心培育数年后优秀者再选调到省市党政部门工作。至今向省直和市党政部门先后输送了15名具有博士学位的厅处级干部,均成为各部门的业务骨干。这种创新之举在全国政策咨询研究部门尚属首例。二是推进全员研究能力建设。通过各类培训、挂职锻炼、举办决策大讲堂等方式,近十年来,中心有80多名工作人员赴香港、美国参加学习培训。目前中心已形成了一支中青搭配、以年轻博士为骨干的高端人才队伍。

三、构建多层次研究平台,不断拓展和延伸智库政策咨询服务功能

一是整合优化内部研究平台。中心先后成立了安徽省公共政策咨询中心、安徽省决策支持网络中心、安徽决策文化交流中心和安徽创新发展研究院。近年来,安徽研究中心按照整合资源、做大平台、服务社会的思路,将下属的“三大中心”整合到《决策》杂志平台上。二是积极搭建与国内外其他研究机构合作平台。2006年,中心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共同成立了“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相关课题研究,每年安排清华大学10名学生来皖进行实践调查。2007年起,连续7年在合肥举办了“中国中部风险投资论坛”。2010年,中心与上海相关研究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泛长三角发展研究院(上海)”,组织安徽与上海的专家致力开展产业转移领域的研究。有效集聚国内高层次创新咨询与研究资源,孵化和培训本地咨询人才,更好地为合肥乃至全省经济发展服务。

四、实行开放式研究,借力外脑形成一批影响力大、价值高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