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内外研究综述（精选十篇）

国内外研究综述 篇1

对“面子”这一概念的学术研究始于1944年。胡先缙女士于1944年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中国的面子概念》的文章，首次对中国文化中的“面子”概念作出了学术界定，阐释并区分了中国文化中常见的“面子”与“脸”两个概念。后来围绕胡女士给出的“面子”概念，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考夫曼(1955, 1967)、何友晖(1974)、布朗与莱文森(1978, 1987)、黄光国(1978)、翟学伟(1987, 1994, 2005)，斯宾塞尔·欧蒂(2007)等分别在文化研究、语言使用与礼貌研究、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心理学的框架下对“面子”概念作了重新解读，其中以布朗和莱文森(1978, 1987)所提出的“保全面子论(FaceSaving Theory)”影响最大。他们认为“面子”是指“个人想要获得的公众的自我形象”，包括“正面子”和“负面子”，后者是指“个人的行为自由和个人意愿不受强加的自由”(Brown&Levinson, 1987:61)。这样定义的“负面子”概念遭到很多学者的质疑，因此，后来有关“面子”的众多研究大多集中在对该理论所提出的“面子”概念能否作为一种泛文化概念而被用来解释全世界范围诸多具体文化中的“面子”，以及礼貌语言使用现象这一问题的探讨上。本文试对国内外“面子”研究的脉络进行梳理，对过去几十年有关“面子”概念的研究加以综述。

2.“面子”的文化研究

胡先缙(1944)在分析了汉语中包含有“面子”和“脸”的一些短语及习惯用语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面子”和“脸”的含义，得出“面子”是个人因为社会成就或者是炫耀(ostentations)而获得的一种声誉(prestige)，而“脸”则是中国文化中因高尚的道德品质而获得的一种声誉。胡先缙认为“面子”与“脸”都是声誉，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获得声誉的原因或者途径不同，显然这是有失偏颇的。考夫曼(1955, 1967)并未关注“面子”和“脸”的区别，他认为面子与一个人所拥有的受到社会积极评价的一些社会特征密切相关。考夫曼对于面子的研究，为后来者用身份理论去研究“面子”概念带来了启发。

3.“面子”的社会学研究

翟学伟(1987, 1994, 2005)重新界定了“面子”与“脸”两个概念，提出“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所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所表现出的认同性的心理与行为”，而“面子”则是这一业已形成了的“心理及其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如此定义的“面子”与“脸”，前者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的，其实质是他人心目中所体现出来的某人的形象与地位，良好的个人形象会使人更加有面子;相反，败坏的个人形象会使人原来的面子丢失，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降低。在现实生活中，根据翟学伟的观点，个人可以通过在“气质、性格、能力、知识、道德、风度、外貌、装束、言辞”等方面整饰自己留给公众的形象，从而增加自己的面子。这些方面都涉及个人的一些特征与特性。另外，翟学伟还指出，尽管在个人特性或特征方面或许留给别人不好的印象，但是个人的面子还可能通过于个人相关的一些其他社会因素来获得，例如身份、家世、名气、职务、权力、财富、世故和关系网等。这些因素体现的是另一个层面的可能损益面子的因素。

翟学伟(2005)进一步指出，在中国社会里，关系在日常交往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之所以产生面子的一些资源是不同于个人特性的一些社会因素，原因就在于关系影响到了“脸”和“面子”的同质性。这样脸和面子分裂开来，变得异质，从而使中国人的处事原则由注重塑造自己的个人形象变为注重形成个人在他人中的心理地位。翟学伟对于“面子”与“脸”两个概念分析界定很清晰，能够很好地解释汉语文化中的一些“面子”损益现象，但是我们认为他的面子概念还是不能够解释所有的面子损益现象，例如汉语中答应请求时所体现出的“给面子”现象和中国敬酒文化中的“给面子”现象。

4.“面子”与语言礼貌

对“面子”的研究中，以布朗和莱文森(1978)的“保全面子论”影响最大，其实质是建构面子与语言礼貌的关系。布朗和莱文森认为：“‘面子’是个人为自己争取的公众形象”，包括“正面子”与“负面子”，前者是指个人要求自己的性格特征、行为、需求等得到公众的认同和喜欢这样一种需要，而后者主要是指个体对自身行为不受别人的强加影响，自身有行动自由，以及自身所有物品、空间等不受别人支配的需要，“面子”的本质是个人赢得自身良好形象的一种需要。

在布朗和莱文森看来，人们日常语言的使用与面子存在密切联系，因为日常生活中语言的使用中总是要包含各种各样的言语行为，而就言语行为本身而言，它们都会对交际对方(或交际双方)的面子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不同的言语行为可能会对交际对方的正面子构成威胁，也可能会对交际对方的负面子带来威胁。因此，为了规避日常生活交际中的“损面子”(或“威胁面子”)现象并实现交际的目的，布朗和莱文森认为人们应当尽量采取适当的言语交际、语言使用策略。这种言语交际、语言使用的策略本身就是布朗和莱文森笔下的“礼貌”概念。进一步说，根据两种不同的面子，礼貌策略本身也可以分为保全正面子的积极礼貌策略和保全负面子的消极礼貌策略。同时，在选择相应的语言使用策略(或礼貌策略)之前，说话人应当考虑如下三个方面的社会要素变量：交际双方的社会关系距离、交际双方相对权力关系、言语行为本身的绝对强加程度来确定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言语使用策略。

尽管“保全面子论”非常清晰地阐释了面子与语言使用，以及与礼貌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并对语言使用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该理论也受到了质疑与批判。顾曰国(1990)指出，在汉语中，与礼貌相联系主要有四个概念，它们分别是尊重(尊敬)、谦逊、态度上的热情和有教养，因此布朗和莱文森所提的礼貌本身不能很好地解释汉文化中的礼貌现象;并且汉语中有些言语行为本身就是礼貌的，并非不礼貌，诸如道歉、请客(邀请)和提供帮助等。利奇(2005)在谈到对布朗和莱文森理论的批判时也指出，该理论指出所有的言语行为都会威胁到交际对方的面子，在有些文化中是有失偏颇的。此外，利奇还指出，布朗和莱文森理论中所提出的“面子”概念本身源于中国文化，却跟汉语中的“面子”和“脸”的概念不同。这一点我们认为是“保全面子理论”最大的缺陷，因为“面子”概念是该理论的重要基础，倘若布朗和莱文森提出的“面子”概念不能贴切地解释汉语中的“面子”或“脸”，那么该理论注定会在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其它东亚文化中失去解释力。然而引起批判最直接的原因是该理论中提出的“负面子”概念在中国文化中并未得到体现，但是也有研究者持完全不同的观点。顾(1990)认为在汉语文化中存在负面子，只是跟布朗和莱文森的负面子有所不同，对负面子构成威胁的通常是自己的言行不一致，或者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带来不好的名声，而不是像提供帮助、邀请和许诺这样的言语行为;但是顾并没有指出汉语中的负面子是什么。吉(2000)认为汉语中的某些礼貌话语的使用正是出于人们对“负面子”的考虑，例如汉语中向陌生人咨询问题时常常使用“请问”、“劳驾”等，体现了人们在发问时考虑到对方的“负面子”。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中是否存在“负面子”也没有统一的定论。

5.“面子”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何友晖(1974)在《论面子概念》一文中首先指出胡先缙笔下的“面子”和“脸”概念不能简单地区别为前者是通过成就或炫耀而获得的，因为面子的获得也可以是通过遵循社会的道德准则而获得的名声。面子的获得可以通过获得能够取得成就的那些品质、个人素质和特性实现，而且可以通过一些非个人的因素来获得，诸如个人财富、社会关系、权利、社会地位等。何友晖进一步指出在某些场合，损面子现象虽然发生了，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丢脸，也就是说没有了面子但还是可以有脸，而且面子的丢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为了进一步阐释汉语中的“面子”概念，何友晖还区分了一些与面子容易混淆的社会学概念，例如行为准则(standard of behavior)、人格变量(personality variable)、社会地位(status)、尊严(dignity)、荣誉(honor)、声誉(prestige)等，认为对面子的理解可能会通过对这些方面的考察来实现，但是面子不是行为准则，也不是一种人格变量、尊严、荣誉与威望，最后得出结论，认为面子实质是个人要求从他人那里得到的可被尊重的地位和顺从(the respectability and/or deference)。何友晖对“面子”与“脸”两个概念的关系方面的理解更为深刻与准确，通过对比与面子相关的社会学概念，加深了我们对“面子”概念的进一步理解，但是我们认为对面子最终的定义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脸”本身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可被尊重的地位与形象。

斯宾塞尔·欧蒂(2007)探讨两个主要的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身份理论能给其他语言学研究者在研究“面子”概念方面的启示。他分析了面子与身份的关系，并举例说明我们如何运用Brewer和Gardner (1996)，以及Simon (2004)的理论去分析与阐释面子的概念。其理论依据是面子与身份都与个体本身的一些特性有关，只不过前者通常与一些受到社会积极评价的个人特征或特性相联系，而后者不仅包括受到社会积极评价的个人特征或特性相联系，还包括那些受到负面评价或中性评价的那些个人特征或特性。斯宾塞尔·欧蒂应用Brewer和Gardner (1996)的理论对日常交际情景中涉及的面子进行分析时，第一次使用了“面子敏感因素”，并得出与个人相联系的一些特征或特性(attributes)往往就是交际情景中人们的面子敏感因素。因此，“面子”这一概念与身份之间的联系就通过个人特征或特性建立起来了。斯宾塞尔·欧蒂的这一研究为我们指出了新的研究面子的方法，从而有利于我们研究某一具体文化中的面子概念，这应该说是面子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6. 结语

通过对过去的几十年国内外“面子”研究的简单回顾，我们发现国内学者对“面子”概念的探讨是较全面的，而国外学者对“面子”现象的关注主要是集中在对布朗和莱文森面子礼貌理论的探讨上;而且我们发现，迄今为止，尽管布朗和莱文森的理论受到广泛关注，但是对于“面子是什么”这一问题，学术界仍没有统一的定论。

禁烟令国内外研究综述 篇2

一、国外禁烟研究现状：

1.禁烟必要性研究

在禁烟意识未被公众大量接受前，国外有关人员对烟草的危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有研究人员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进行了上百万人的调查，结果发现：从肺癌的发病率来看，每日吸烟支数越多，肺癌的发病率就越高。每天吸２０支烟以上的人，其肺癌死亡人数是不吸烟者的１８倍。每日吸２５支烟以上的人其肺癌死亡人数是不吸烟者的３１倍，烟草还会显著提高肺部、口腔、咽部、喉部、食道、胰、腺、膀胱和肾盂患癌的危险性，也有引发鼻腔、鼻窦、胃部、肝脏、肾脏、子宫颈的癌症和白血病的可能。他们的危险性由吸烟者的吸烟时间和数量决定。有研究表明，从防癌的角度应该戒烟已成定论，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会长南希·戴维森透露,目前,10%的癌症死亡病例与吸烟有关。导致癌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遗传、饮食、缺乏锻炼及化学暴露等,但最大的祸首却是吸烟。在大量的研究基础上，2003年5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192个成员一致通过了第一个限制烟草的全球性公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为在全球控制烟草危害、共同维护人类健康提供了法律框架。

2.各国禁烟实施研究

在禁烟实施过程中，各国都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了研究。新加坡经研究决定，从1986年12月1日起，将不吸烟列为国民守则内容，严禁在公共场所吸烟，有违反者处以高额罚款，高的可达2000新加坡元，吸烟者报考学校不予录取，如是汽车司机吊销执照，由于禁烟的规定，现吸烟人数已下降到人口总数的15％，成为世界上吸烟率最低的国家，它们正努力争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烟国； 马来西亚政府从20008年3月起开始实行新条例，全面禁止18岁以下的青少年吸烟、买烟，18岁以下青少年吸烟及拥有香烟者可被处以最高罚款1000元。沙特阿拉伯政府成立了反吸烟委员会，规定：凡是香烟中尼古丁超过1mg的不准进口。巴基斯坦总统下令不准在医院病房、诊所、教育机构、影剧院、图书馆吸烟，禁止在车、船和飞机上吸烟。日本文部省决定全力开展中小学生不准吸烟运动，在日本到处都有“禁烟”标语、“禁烟”区。各国都相继出现了一股股禁烟研究浪潮。

一、国内禁烟研究现状：

我国在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号召下，各地区也相继制定了相关措施积极响应，研究人员也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各地禁烟现状进行了不同层次的调查研究。

为了解上海市南京路步行街游客对公共场所禁烟的认知与态度,为制定相关禁烟法规提供依据。新疆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教研室、上海市黄浦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联合采用拦截式抽样调查的方法,对南京路步行街600名游客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合文献《环境与职业医学》，以江月英、傅华为代表的研究人员提出：部分公众对二手烟危害健康的认识存在不足,应积极倡导有效的无烟政策,提高公众对于100%无烟公共场所的支持力度,减少烟草对人群的危害。与此类似，为了解秦皇岛市市民对奥运场所禁烟的知晓情况与态度,为控烟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以任

敏、耿笑霞为代表的研究人员在秦皇岛市随机抽取了20个调查点,对每个调查点遇到的前30个愿意合作的市民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对奥运场所禁烟的知晓情况和态度以及知识的来源途径、一般控烟知识的掌握以及对吸烟危害的认识。研究提出：控烟工作者应借无烟奥运的推动力量,积极配合主流媒体,开展多种多样的控烟宣传教育活动,使控烟工作进一步加强。

同时，为分析目前我国公共场所禁烟现状,探讨进一步加强公共场所禁烟工作的对策，有关部门人员对四川、贵州、浙江、广西等地区的疾病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以及健康教育所的工作人员进行定性访谈,并结合文献综述，研究表明:尽管我国公共场所的禁烟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公共场所彻底禁烟不仅需要烟民的自觉禁烟,也需要政府有关法令的力行实施,更需要全社会广大群众的共同参与。

为做好控烟履约工作，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总后勤卫生部和武警部队卫生部2009年5月联合发出《关于2011年起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的决定》，要求今年在军地所有卫生行政部门和至少50％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建成无烟单位，确保2011年实现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目标。

国内外盈余管理研究综述 篇3

【关键词】盈余管理 动机 研究方法 研究前景

盈余管理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因为在盈余管理的定义、动机和方法本身就有很多种解释，清晰地去搭配一种动机和为达到这种目的而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困难的。因此，本文回顾现阶段已经存在的盈余管理的定义、动机和研究方法。

一、盈余管理的定义

在西方学术界，可以从“信息观”和“经济收益观”两个角度来解释盈余管理。在信息观下，Schipper（1989）认为，盈余管理是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的过程，以获取某些私有利益的披露管理。在经济收益观下，Levitt（1998）指出，管理当局用巨额冲销的方式来调整费用、提前确认收入、不切实际地计提准备、冲销购买中已发生的研发费用，这些方法正在威胁着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在国内学术界，盈余管理也受到广泛关注。张祥建和徐晋（2006）认为，盈余管理是在不违反政策法规及会计原则的情况下，企业管理当局利用会计或是非会计手段，凭借一定的职业判断，对财务报告中有关盈余信息披露或是与其相关的信息进行管理的过程，其目的在于误导其他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或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我认为，盈余管理是一种中性的行为，这些活动都是在法律和准则允许的条件下进行利润的提前确认或是平滑，企业更多选择的是利润的提前确认，盈余管理应该与利润操纵区别开来。经济收益观下，出现了报告收益与真实收益有偏离则称之存在盈余管理。确实，有些数据被歪曲表达了，但是这些被装饰过的收益最后还是通过财务报告的形式转化为信息传递给投资者。所以，我们更应该从信息观的角度去理解盈余管理。

2 盈余管理的动机

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 动机是引起行为的直接原因。因此，研究盈余管理应首先从动机入手。

2.1 国外关于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综述

Healy & Wahlen 对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这些动机包括：①资本市场的预期和估价（如管理层收购时低估盈余的行为、股票发行前高估盈余的行为、迎合财务分析师和管理部门的预期）；②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会计数据用于监控上市公司与相关利益人之间的契约时，产生契约动机，主要包括管理报酬契约和贷款契约）；③反托拉斯监管或其他政府监管（监管动机的盈余管理，主要集中在银行、保险和公用事业等行业监管对于最低资本要求和最低财务质量标准要求及规定收费率等方面的规定。反托拉斯监管方面的动机主要指， 容易受到反托拉斯监管调查或陷入其他不利的政治程序的公司经理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以使得公司呈现较低的获利能力）。

2.2 国内关于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综述

陈致平将盈余管理的动因（动机）分为终极动因和中介动因。盈余管理的终极动因是获取私人利益（即基于会计数据契约的报酬最大化动机）。中介动因包括筹资动因（即资本市场的预期和估价动机，包括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动机、配股动机和增发动机）、避税动因、政治成本动因（即反托拉斯监管和行业监管动机，其中的反托拉斯监管动机在我国尚不明显）、债务契约动因。

3、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展望

目前，国外的盈余管理研究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学术界不仅关注上市公司基于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而且研究了基于真实盈余管理活动的盈余管理。Cohen et al.（2008）发现SOX颁布后，管理者的盈余管理重心从基于应计制转到真实的盈余管理。由此可见，国外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趋于成熟，但是国内仍没有文献对此进行研究，这是我们一个研究的契机，能让我们更深刻认识到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企业的经营业绩不仅关乎到投资者的利益，也影响债权人的贷款能否到期足额收回，按期收到利息。在谈到债权人与公司的盈余管理是，存在两种看法：一种是债权人对管理者实施了有效的监管，使得他们的盈余管理活动变少（Chung et al，2005； Zhong et al，2007； Lee et al，2007）。另一种则认为管理者为了减少违约的可能性和增加与债权人谈判的主动权，就会运用盈余管理美化公司的经营业绩（De Fond and Jiambalvo，1994； Sweeney，1994；Klein，2002；Otheman and Zhegal，2006）。究竟哪个更准确，我们都说不清。最近西方学者又引入了公司的分散投资、来研究债券人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国内研究盈余管理使用最多的模型是修正的Jones 模型。根据Leuz et al（2003）得出的结论：不同国家的盈余管理情形不一样。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只用修正Jones模型计量的准确性。我们可以在研究方法上进行改进，把不同的计量模型进行比较使用，或是去做全面的稳健性检验，这样得出的结论会更加可靠。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IPO 的盈余管理、配股的盈余管理和ST 公司的盈余管理等领域。对于盈余管理与债权人、公司治理、税收、管理人员的薪酬的关系等领域的研究还是显得很匮乏。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也是我们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参考文献

1 武国强. 透视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审计质量[J].审计月刊，2004（5）

2 秦荣生.盈余管理与利润操纵的差异[J].财会月刊，2001（14）

3 石本仁.浅论盈余管理[J]. 四川会计，2000

国内外集市研究综述 篇4

关键词：集市,国内外研究,研究述评

集市作为现代市场的发源地,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作为市场体系中的基层市场,在人们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著名经济人类学家施坚雅(Skinner)[1] 曾预言,中国的集市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将会在20世纪末不复存在。然而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我国广大乡村以及民族地区,其普遍存在的市场形式,依然是大量散布在各城乡之间的定期集市。不但没有消失的趋势,反倒愈加繁荣。集市在我国今后一段时间将依然长期存在,其基础性地位将不会有很大改变,所以关于集市的研究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探讨。

1 国外集市研究现状

1.1 前期成果:注重集市的理论研究

Stine[2] 运用了Christaller中心地理论,研究认为商贩的流动性取决于商品最大范围和最小范围的关系。最大范围是指商品销售的最大范围,而最小范围是商品销售所获得利润的范围。当商品销售的最大范围大于或等于获得利润的最小范围时,商号将存活下来并在空间上固定。如果前者小于后者,商号要么停业要么选择流动。Alao[3] 提出了集市环理论,在1972年对Stine的理论进行了修改和进一步的完善,阐述了利用市场结构的周期性发展为固定中心的演化路径。Hay[4] 吸取了前人的理论,从经济学的需求、供给、费用及价格角度研究了集市的经济基础。依据商贩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AC)和需求曲线(DC)间的关系来解释商贩对流动性销售方式或兼业性销售方式的选择。但他忽视了商人的集聚性这一方面。Smith[5]认为集市的集期与商贩的规模有关。运用中心地理论,研究危地马拉高地的集市。其认为高地市场体系的主要参与者是印第安农民,主要出售农产品。Smith将中心市镇描述为行政管理中心,基层集市之间的商品交换较少,更多的表现为向更高一级中心市场进行纵向的商品流通。Smith[6]将危地马拉高地的集市分布归类为典型的中心地模型,基层集市围绕更高一级的中心市场紧密相连,而基层集市之间、中心市场之间则联系甚少。中心市场与大城市的市场相连,这种树状模型对于从乡村地区集结商品再输出是高效率的。基层集市的功能是向当地居民提供农产品,向更高一级的中心市场输送产品用于城市居民的消费。Pounds[7] 等一些经济历史学家声称在南美洲、非洲和一些地中海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将带来集市的衰退。Bromley[8] 研究认为集市的集期与生产、宗教、休息、娱乐习惯等固定的历法相协调,比如宗教礼仪日、休息日、公共集会日或其他的一些节日等。Gaube et.al[9] 等一些德国学者研究了中东地区的集市,认为即使在最为传统市场系统中的集市也并不抵触进行现代化的改进。它们做好了重构的准备,并且无论结构怎样改变,人们“去赶集”的理念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

1.2 近代趋势:由理论研究向行为研究领域拓展

Sherry[10] 从民族志学视角研究了集市中的商贩和交易行为。以美国中西部道尔顿山谷集市为研究对象,对非正式零售的动态持续性行为做了详细的分析,研究发现市场行为的社会嵌入性。作者认为研究市场行为时文化和心理方面的因素也需要考虑到,集市的民族志学研究可以拓宽市场行为的传统观念,促进集市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Williams[11] 在文中探讨了一些文学理论家反对这一观点:集市这种非正规的零售业形式只是用来满足城市居民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他们认为选择集市进行交易更多的是涉及到消费者购物多样性选择的一个问题。Rozelle et.al[12] 就Skinner 1985年预言的正确与否做了定量分析。研究的对象主要聚集在处于市场体系较低层次的中国农村地区集市。通过调查一些典型的集市资料数据,分析影响集市增减的因素:净收入、人口和交通状况。人口的增长和收入的增加对集市活动是积极的影响,这与施氏的理论相一致。但施氏认为交通因素是主导因素,现代化力量会引发交通状况的全面改进,交通条件的改善将导致中国集市在20世纪末全面衰退。通过数据资料的实证分析,施氏的预测并不成立。一个因素对集市活动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必须要考虑到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论文最后分析了税收政策、土地规制、资金短缺等成为流动性集市发展为固定商铺的阻碍因素。施氏预测的缺陷主要是缺乏周密的调查资料。

Little[13] 则将游客这一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引入研究领域。其认为游客类型的集市主要出售民俗艺品、品等手工艺品及烧陶器皿等。游客集市的周期则取决于旅游者的出游档期,而非商品的生产周期。Dökmeci et. al[14] 认为集市是规模较小且劳动密集型的贸易单位。作为最简单且富有活力的零售形态保存下来,集市发展了较长时期且拥有传统的灵活性。E. ümran Top?倞u[15] 通过透析买者和卖者来调查分析伊斯坦布尔周期性集市的空间和时间特征。集市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人口特征、风俗习惯、教育状况和民族特色。伊斯坦布尔集市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互补性,其集市分为城市中心和城市的外围区域两类。论文阐述了伊斯坦布尔集市的历史形成、分布状况、特征,分析了集市中的买者和卖者,同时集市的存在给城市也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如交通堵塞和儿童走失等社会问题。Eff和Jensen[16] 运用了引力模型[17]来研究危地马拉高地的市场是怎样集聚而成的。样本研究了商贩从85个镇流向15个集市,认为商贩的流动性并不仅仅是出发点到目的地物理距离的体现,也是生态上的互补性、语言差异化及交通状况等因素的体现。作者将高地集市分为两类:一类是出售农产品等日常消费品的集市;另一类是专门满足外地游客购物需求的集市,如出售印第安人的手工制品。

2 国内集市研究现状

2.1 集市的历史形成

关于集市起源的研究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领域,相关方面的著作和文献也相继出现不少。钟兴永[18]《中国集市贸易发展简史》,是在对集市贸易史料认真梳理的基础上创作出的一本集市贸易发展全过程的史书。其认为社会分工导致集市的产生,集市的发展又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最早的市场交换形式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内部氏族与氏族之间的交换。许檀[19]以县志等史料为研究材料,对农村集市的起源进行探讨,认为农村集市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在明清时期得到大规模发展。石忆邵[20]在《中国集贸市场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一文中对中国集贸市场的起源和产生进行了相当详细的阐述,文章对不同历史时期的集市发展及其特点进行了考察,并分析了地域分布的差异。认为中国集市是从日中为市、坊市、草市发展至今,是市场发展的一大进步。万红[21]在《论西南民族地区集贸市场的历史形成》中从自然环境、历史概貌及经济文化类型等方面对集市的形成与演变做了详细的论述。集市也叫定期市场,是按照约定成俗的集期,人们来到固定的场所进行交易的市场。全国各地对集市的称呼各有特色,河北、河南、江苏等地称为“集”;广西、湖南、福建等地称为“墟”;湖南、湖北、江西交界地带称为“市”;四川、重庆等地称为“场”;云南、贵州等地称为“街”。

2.2 集市的分类

关于集市的分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划分。樊树志[22]把集市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不定期集市,这是最早期的市场形态,没有固定的集期和交易地点,是偶尔发生的物物交换。第二类是定期集市,有人们约定成俗的固定的集期,固定的商品集散中心,附近的乡民定期前往赶集。第三类是常市,是市场的最完善形态,一年四季每天都有集市。第四类是特殊集市:庙会与集会,它是定期集市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如传统的节日或者宗教性的会聚,开展集市贸易。石忆邵[23]在其专著中将集市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每日市场或连续性市场;第二种周期性市场或定期性市场;第三种特殊市场(各种物资交流会或庙会等);第四种国际集市(如博览会)。慈鸿飞[24]引用施坚雅(Skinner)的理论将县以下的集市分为三级:中心市场(包括县、大镇)、中介市场(镇)、村级市场(村集)。毛佑全[25]在多年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将云南农村边远山区的集市分为三类,集会集市:较原始的有零星贸易的形式,多侧重于青年男女交友联谊,商贸活动很少。定期集市:主要在偏远山区山路的交汇地带,称为“草皮街”,并且以日支定街名。常日集市:指有固定的商贸店铺,一般在城郊农村或市镇地区,是较为发达的集市贸易形式。

2.3 集市的结构体系、功能等

关于集市的结构体系,施坚雅[26]认为集市呈等六边形结构排列。其对中国集市的研究采用了中心地理论,以四川省为研究样本,认为中国的基层墟市、大市集、市镇是一个层级性的整体,基层墟市围绕中心市场按照等六边形结构排列。施坚雅对中国集市的研究影响比较大,其理论体系已成为学界的一种典范模式,中国学者对集市的后期研究借鉴和运用施氏理论比较多。李建民[27]对我国集贸市场的微观结构展开阐释和静态认识。通过对集市微观的构成要素及其结合方式进行分析,揭示集市的微观要素及其特征。其认为任何一个简单的集市都离不开销售者、消费者、交易行为、价格、信息和管理形式等六个基本要素。作者对集市的结构从微观角度来进行考察也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有关集市功能的探讨,毛佑全[25]以云南农村边远山区集市实地考察资料为依据,认为集市是云南边疆各族人民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纽带,其文化辐射功能和特征日益凸显,表现为辐射先进的思想文化、传播有用信息、更新传统观念和民族团结等方面。李丹丹[28]以广西蒙山县夏宜瑶族乡圩市为研究蓝本,对夏宜瑶族乡圩市的变迁、类型、功能与意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圩市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市场,其运行除了经济功能以外,还承载着社会与文化方面的非经济功能。沈世培[29]认为集市贸易推动了近代市场的发育,对工业化有促进作用,加快了城市化的进步,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张跃、王晓艳[30] 以云南昙华彝族集市为例,认为少数民族地区集市是经济、文化、社会交流的中心,连接着民族乡村与城市,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

2.4 集市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集市发展因素有很多,如政治、经济、自然环境、社会观念等。李正华[31]在其著作中以社会变迁的视角来研究集市,他认为近代集市经济性逐渐增强,社会性逐渐衰退。从自然、政治、经济、社会习俗等方面着手,分析了商品经济、人口、乡民经济生活、地理条件、乡村政治、乡民宗教行为、乡民习惯风俗、乡民社会交往、乡村社会丑恶现象对农村集市的影响。闻晓祥[32]从交易主体的交易心理来研究集市。认为小城镇的集市交易行为受到农村社会心理的支持。农民的交易行为是受理性支配的,在陌生人之间,经济人理性占支配地位。在熟人之间,特别是交易一方有固定的地点时,生活理性或社会理性起主导作用。龙云[33]认为乡村特有的非正式制度制约了乡村集市的发展,如农村的儒家文化和节俭的传统、家族观念和家庭教育、小农意识、道德约束和风俗习惯等。龙云通过对交易双方的行为进行了进化博弈分析,阐述了非正式制度在农村集市发展中的影响机理。刘明举[34]以湘西龙山县坡脚墟场为研究样本,通过对湘西墟场的变迁、交换的主客体、交换行为的理性分析,揭示了交换行为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在坡脚墟场上,不仅仅是经济因素起作用,人们在市场上的行为更多的受到土家族生活习惯、消费方式等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导着人们有选择性的做出经济行为。

2.5 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当代学者对集市的研究已经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扩展到政治学、地理学等学科领域,形成了多元化态势,不断有新的研究视角出现。

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研究我国集市的有:黄宗智[35]从国家的权力与市场的关系为契入点来研究乡村集市问题,他认为农村集市贸易是过密化的小农商品经济贸易,新政权不断地将计划经济和集体生产制度扩大到农村生产领域,这进一步加强了农村集市的发展。吴晓燕[36]在其著作中通过对四川川东圆通场为集市的个案分析,从微观的地理描述和宏观的历史梳理对传统的集市的发展变迁展开论述,以此为切入点揭示了国家宏观力量在农村的有效整合。慕良泽[37]在其学位论文中以甘肃省东部景乡集市为现实载体,以“交换”与“权力”的视角来研究集市,从政治生活圈、物品交换圈和社会生活圈三个方面来构建“交换”与“权力”的市场网路。通过研究分析得出市场是社会基础性整合手段,发展农村集市是新农村建设的内源性动力。

还有一批学者将集市研究引入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梁育填等[38]对集贸市场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长春市朝阳区为例进行了实地调研,研究认为影响因素包括人口分布、空间接近性、竞争因素、经营者素质和政策等。陈宝峰等[39]通过对专家和相关人员的问卷调查与访谈法,运用主因子分析法对村镇集市的选址标准问题进行了重要度分析,得出地理环境因素、经济发展因素、现实环境因素、政策因素、人口因素、竞争对手因素和建设费用六大影响选址因素。

从集市文化旅游的视角研究的有:周叮波、周景波[40]认为集市文化旅游是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新形式和旅游产业新的增长极。开发集市文化旅游不仅能够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还能对民族地区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吴玉宝[41]以凤凰苗族集市为例,探讨了集市文化的旅游开发。由于旅游经济的发展,集市休闲旅游被带动起来。吴认为由于苗族集市休闲资源的丰富、苗族服饰商品的兴起,集市展现了丰富多彩的苗族文化等因素,所以集市旅游的开发成为必要,并提出对苗族集市旅游进行开发的相关措施。

3 结论性评论

关于集市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领域,近些年来学术界对集市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就其研究成果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研究的内容不断丰富和拓展。

国外研究已从注重理论研究向参与者的特征、感应、偏好等行为研究延伸;国内研究从集市的历史形成、结构功能等向影响因素和多学科研究拓展,即从片段式研究向综合性研究迈进。

2)研究的视角从微观不断扩展到中观和宏观角度。

集市作为乡村地区普遍存在的主要市场形式,在现代市场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集市在乡民日常生活中不仅仅只是简单的商品交换的场所,更是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渗透。如吴晓燕、慕良泽等以集市为研究起点,透析了集市变迁中国家宏观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整合,国家政府和地方社会的关系。

3)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

关于集市的研究现在不仅仅局限在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政治学、地理学等理论和研究方法不断渗透到集市研究中。如集市引入国家宏观权力在农村的有效整合,集市空间分布及选址的地理因素分析,民族地区集市文化旅游的开发等等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出现。

小微企业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篇5

一、国内研究概况

国内对于小微企业的研究重视主要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

1、关于从银行角度来研究小微企业发展的金融知识

李雪梅（2010）在文章《金融如何进一步完善小企业融资服务》认为小企业与银行合作融资业务难，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小企业的 进一步发展。作为银行业，改善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加快业务创新，使我国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不得到改善，融资规模不断扩大，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银行业而言，完善小企业融资服务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林波（2010）和王国才（2010）分别以民生银行和工商银行为载体，阐述了两家银行先行开展小微企业所取得的成绩。而周斌（2012）在《民生银行——谈小微企业融资之道》中指出民生银行在全国有400多个网点，小微企业融资仅仅是它的一个方面，它现在有现代化的金融服务，民生银行将把小微企业变成零售部门。宋萌萌（2011）在论文《小微企业融资之银行策略研究》中指出，银行不愿意为小微企业贷款的根本原因：第一，小微企业贷款的风险较高；第二，按照服务大企业的传统模式开展的小微企业信贷，人工成本太高；第三，由于监管机构对于与农行的不良贷款生成状况有严格要求，银行往往担心会因为小微企业贷款的高不良率而被问责。彭凯和向宇（2006）提出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原因，在我国开展小微企业贷款有优势也有困难，这些困难除了观念上的、风险上的制约，更主要的是人力成本难以控制。解决这些问题，将对我国经济未来更好更快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2、关于从小微企业本身角度的研究

龙永图（2012）在“首届中国创业家联盟论坛举行 小微企业‘抱团取暖’”上指出，国有企业和一些大型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骨架，草根企业，小微企业才真正是中国经济的血和肉，它们承担着解决民生、解决社会稳定的重任。凌宁（2012）在中国科学报《小微企业脱困如何标本兼治》对小微企业的生存现状表述现在小微企业面临的困难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严重。2008年时主要是外部冲击，现在则不仅是出口，内需也在萎缩。尚福林（2012）在“2011全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评价会”上指出，要进一步提高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四个认识”：即更加深刻地认识服务小微企业与支持实体经济的关系、更加全面地认识服务小微企业与银行战略转型的关系、更加充分地认识服务小微企业与推进金融创新的关系、更加辩证地认识服务小微企业与加强风险管理的关系，进一步抓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引导、信贷投放、机构建设和外部联动等工作。揭筱纹（2011）在《学者：打开小微企业发展的“玻璃门”》中指出小微企业的资金链一直都是不畅通的，国有银行以风险大为由很少给小微企业贷款，民间资金也难以到位，这不畅通渠道让小微企业在发展中常常碰到“玻璃门”。历以林（2011）《将小微企业划分出来定做金融服务体系》提出，为小微企业量身定做金融服务体系，减轻小微企业赋税。保育均（2012）在《谈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中指出，小微企业和政府之间最大的障碍是信息不对称。

3、关于从民间融资角度研究小微企业发展的金融知识

罗丹阳（2009）在《中小企业民间融资》通过考察中小企业自主创造的民间融资方式，发现包括私募股权融资、企业债融资、民间票据融资、商业信用等在内的民间融资能够适应中小企业的特殊融资需求。邵燕翔（2007）在文章《浙江中小企业民间融资问题探讨》通过对浙江省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特点的分析，肯定了民间融资对中小企业融资的积极影响，同时也指出了民间融资对中小企业融资消极因素，从而提出了引导和发展民间金融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对策。嘉思瑶和宋若锋（2009）《中小企业民间融资行为探讨》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及青睐民间融资原因分析提出放开民间贷款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良好途径。吴晓求（2012）《规范民间融资为小微企业提供新融资渠道》认为，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不意味着对民间融资合法性的肯定，但规范民间融资对温州及至全国的小微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

二、国外研究概况

心理授权国内外研究综述 篇6

关键词 心理授权 研究综述 国内外

一、国外心理授权研究现状与成果

1、心理授权的概念

授权的概念最初来源于“参与式”管理理论。McCelland最先提出，授权是使企业员工有完成工作的能力，这说明通过发展强烈的自我效能，也就是完善他们的工作能力，能够提升员工工作动机。Burke提出了操作性极强的概念，认为授权是上级将职权授予下属，使下属在一定范围内有权作出决策并承担相应责任。Conger等首次从心理感知的角度来定义授权，他认为授权是提高组织成员间自我效能感的过程，它本质上并非是对个体外部行动的设定，而是一种改变个体内在信仰的过程。之后很多学者也对心理授权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从上述定义的发展过程来看，学者们对授权理论的认识逐步由结构授权向心理授权发展。心理授权更重要的是员工对授权的认知感，这种内在的认知感会增加他的工作动机。它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主要包括工作意义，自我效能感，自主决策性和工作影响力四个维度。

2、心理授权的维度

欧美企业管理学者对员工心理授权的组成成分及其计量方法进行了不少研究， 开发了不同的心理授权测量问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Spreitzer在前人构建的心理授权模型的基础上，开发出四个维度12个题项的量表。工作意义、自我效能感、自我决定及工作影响这四个维度分别通过3个项目来进行测试。

此外，Meno从心理层面出发，认为个体的心理授权包含三个部分，即控制感、胜任感和目标内化。在此基础之上，他编制了三个维度9个题项的量表。通过对该量表的质量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各维度的a系数在0.80一0.88之间。

3、心理授权的前因变量

对心理授权前因变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性特征对心理授权的影响

Thomas和velthouse在1990年就提出个体的控制倾向显著影响心理授权。spreitzer实证研究了控制倾向和自尊分别对心理授权的各维度的影响。

（2）工作特征对心理授权的影响

Kraimer]提出工作特征的不同方面与心理授权各维度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其中工作意义，工作自主性，任务反馈都与心理授权的各维度相关性显著。Liden等指出，任务的多样性、完整性、重要性和任务反馈均显著影响心理授权。

（3）组织的情境特征对心理授权的影响

Thomas等提出组织环境特征对心理授权有显著的影响。Spreitzer研究了企业组织结构特征中的控制幅度、社会政治支持、主管角色模糊、获得信息机会、获得资源机会及参与型单位气氛特征分别与心理授权的关系。Seibert等提出“授权气氛”这一概念。研究结果表明：授权气氛显著影响个体的心理授权水平。Alge等研究了组织中员工的信息私有感知会显著影响个体的心理和行为。

4、心理授权的结果变量研究

（1）心理授权作为自变量的研究

Spreitzer研究发现，随着工作意义的提升，工作紧张与工作满意度会显著增强；工作能力感知与工作效率显著正相关，与工作紧张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影响和自我决定对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之后Spreitzer继续研究发现，心理授权对管理有效性、创新性和鼓舞人心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2）心理授权作为中介变量的研究

Liden等提出，工作意义是工作特征与组织承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感知的工作能力是工作特征与工作满意度之间起到中介作用。Hepworth等的研究发现，心理授权领导类型与工作表现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

二、国内心理授权研究现状与成果

国内有关心理授权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是在借鉴国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刘耀中研究了心理授权的结构维度，并且研究了各维度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马宪婷从培训和奖励的角度出发，研究心理授权对服务补救的影响。吴敏，刘主军，吴继红 探讨了变革型领导、心理授权与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心理授权的中介作用进行了详细分析。曾玲芝对饭店员工心理授权与工作满意度进行了实证研究。袁庆宏，王双龙对心理授权与主动性人格对个体创新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三、研究述评

通过以上文献综述可以发现，国内外对于心理授权的概念、维度、影响因素、结果变量都进了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们本次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研究资料。但同时也发现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如下：

第一，概念和结构维度不统一。对于心理授权概念的界定，现在存在多种观点，而针对心理授权的维度有一维说、三维说、四维说等多种说法。

第二，各种变量研究结果不一致。通过大量文献查阅后发现各研究者在研究心理授权与相关变量关系的过程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存在多种引发原因，需要进一步探讨。

第三，缺乏对心理授权的中介作用的研究。虽然已有学者对心理授权的中介调节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还不够完善，未来还需要在这些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刘耀中.心理授权的结构维度及其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2008（11）： 116-121.

[2]马宪婷.基于心理受权的培训、奖励对饭店服务补救质量的影响研[D].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8.

[3]吴敏，刘主军，吴继红.变革型领导、心理授权与绩效的关系研究[J].2009（10） ：136-141.

[4]曾玲芝.饭店员工心理授权与工作满意度关系实证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09.

国内外物流通道研究综述 篇7

关键词：物流通道,研究体系,综述

0 引言

物流通道作为国家物流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对物流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迅速、便捷、信誉度高的物流通道系统是国家、企业提高其整体竞争力水平的重要因素。对物流通道的研究, 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

目前, 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来看, 国外学者从微观方面对物流通道进行了研究, 以公路运输通道和通道内各运输方式能力的合理配置为主要研究内容。从宏观上对物流通道的研究目的主要是以服务于地方政府、国家和区域及全球经济发展为主。国内学者在物流需求预测理论以及物流节点布局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较为丰富, 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对于物流通道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通道布局规划、节点选择等方面[1]。

本文通过查阅大量国内外研究文献, 分析总结了物流通道的研究主要包括物流通道的定义与内涵、物流通道的特性研究、物流通道的选择布局、专项物流通道、物流通道的发展趋势等五个方面内容。以期为理论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系统的理论基础以及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1 物流通道的定义与内涵研究

从广泛查阅的研究文献资料来看, 对物流通道进行定义的理论研究较少, 但对运输通道的研究较多。整体看来, 国内外学者对运输通道的基础理论研究已具备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结构, 在众多研究中, 以张文尝等学者的研究最有代表性。

我国的张文尝教授研究认为应该从运输联系与运输经济区划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定义, 并把运输通道定义为:运输通道是联结不同区域的重要和便捷的一种或多种运输干线的组合[2]。

尽管学术界对物流通道的定义尚未统一, 但一条完整的物流通道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物理通道, 包括由航空、铁路、公路、水运和管道线路及其物流节点设施组成的系统;二是服务通道, 包括有航班、车次、班列、班轮组成的系统, 它是完成物流服务的实物载体;三是信息通道, 通过数据库、互联网以及卫星通信等技术, 掌握与通道中各物流活动的相关信息, 为物流活动与管理与决策提供支持。

赵放将物流通道定义为:物流通道是以起点到终点的多种运输方式线路和物流节点为主的基础设施平台, 通过物流服务组织、物流方案解决、供应链构建等相互支持和作用, 逐步形成的具有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力的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运作系统[2]。

孔月红通过分析运输通道与物流通道的关系, 研究物流通道的内涵, 认为物流通道是联结不同区域的、以提供运输功能为主的运输通道和以提供物流功能为主的物流节点的有机组合[3]。

国内大部分关于物流通道内涵的研究, 多基于物理通道和服务通道两层含义上。如陈菊 (2007) 将物流通道定义为:物流通道是用于满足货物流动的服务设施的总称。物流通道除应具有货物运输通道货运交通的一般功能和结构特征外, 还应包括实现货物的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工及信息处理功能的物流节点。物流通道应该由物流线路、物流节点以及设施设备共同构成[4]。

吕楠在《快速物流通道布局研究》中, 强调物流通道的服务功能, 认为物流通道是面向需求, 以物理通道为基础, 保整个物流活动顺利完成的服务通道[5]。

2 物流通道特性研究

2.1 物流通道空间特性。

早在20世纪90年代, 我国交通经济地理学家就开始研究空间运输联系问题, 这一问题还被列入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由我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张文尝等完成, 经研究他们将这种联系归纳为四个方面:空间运输联系以不同的地域空间为基础, 设计货物的生成规律、增长规律、分布规律、交通规律四个主要方面。空间运输联系的四个规律反映了交通运输需求的一般性, 其结论既有定性的, 也有定量的。

重庆大学黄承峰教授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将空间运输联系的四个规律与物流通道的供给特点对接, 找到物流通道系统主要的时空特性, 并将其归纳为空间方位结构、空间能力结构和时间结构。并深入分析运输通道内不同交通线路形态对空间布局的影响, 得出交通线路的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形态和布局[6]。

汤银英 (2007) 将场论方法引入到物流研究中, 提出了物流场理论, 认为物流通道 (或物流经济带) 由“点”和“线”构成, 物流通道 (或物流经济带) 产生的效应场是“点”和“线”效应场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物流效应场的“点”—“线”—“面”效应场及空间结构模型[7]。

物流空间特性的研究, 多表现在国际物流通道等大范围内物流通道方面。瓦然 (2007) 从物流基础设施、物流成本、物流活动等方面对我国目前的三大国际物流通道交通区位进行比较, 提出依据各条通道现状制定不同的发展策略[8]。在空间方位结构上, 物流通道与运输通道有着基本一致的特性。物流通道的空间方位结构主要取决于区域地理区位、交通线路走向、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物流通道的空间能力结构是指已确定空间方位的通道所具有的物流供给能力和构成。

2.2 物流通道时间特性。

根据物流通道发展中呈现出的阶段性, 孔月红提出物流通道的时间结构划分为:运输通道主导时期、物流节点主导时期、物流通道协调发展时期。并分析了物流通道时空特性及其影响因素[3]。

肖红等在上海港国际物流通道时效性研究中提出, 对于城际国际物流通道的时效性, 其时间主要由通关时间和运输时间所组成, 其中运输时间又分为交接运输时间、转运运输时间和干线运输时间三部分。其中干线运输时间主要由干线长度和运行车速决定[9]。

2.3 物流通道经济特性。

早期的西方生产力布局学者就运输对产业区位的影响做出过研究, 美国空间经济学家胡佛 (E.M.Hoover, 1948) 发表的《经济活动的区位》著作中对转运点做出过研究, 他提出了新的运输费用结构理论, 将运输费用划分为装卸费用和线路运费两部分组成。胡佛更为细致的分析, 拓展了交通与经济空间关系的研究, 它暗示了交通线路的空间特征将影响企业的选址, 进而形成经济活动的聚集, 他的研究是交通网络优势经济区位研究的开端。

经济势模型被应用于运输通道影响范围的确定, 王殿海、汪志涛等在文献[10]中构建了经济势理论模型。物流通道作为物流网络中的大动脉, 必然在沿线区域产生强烈的经济势。经济势理论及模型还被应用于分析物流通道对空间布局的影响。

我国经济学家陆大道指出产业的聚集与扩散往往是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轴线 (如动力线、水源线、运输线) 展开的。

3 物流通道选择与布局研究

3.1 通道布局选择。

Parsons-clough Harbour和Yeates分别对美国I—87、I—97多模式物流通道和温萨—魁北克城市交通走廊进行了详细研究, 分析了通道内公路、铁路线路的区位基础及其客货流特点, 提出了具体的通道管理方法和物流设施布局及投资方案[11,12]。

Poul Ove Pedersen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全球物流链的发展和作用, 并对非洲内陆及洲际物流通道的运输体系、运输模式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论述[13]。Dieter Plehwe和WZB—OB对国际物流运输网络进行了宏观设计和研究[14]。

朱健梅 (2003) 将博弈论的思想引入物流通道的选择研究, 并提出了模型向贝叶斯博弈拓展的设想, 为竞争性物流通道的选择提出了新思路[15]。

苏小军等人 (2004) 认为物流通道选择的合理化是物流企业提高物流效益的关键, 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物流通道的选择模型, 并采用近似求解算法和统计检验法分别求解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和检验判断矩阵一致性, 给出了物流通道合理化选择的简易实用算法[16]。

孔庆瑜等 (2005) 从集装箱运输的角度, 提出了物流通道的概念, 并以乌鲁木齐到鹿特丹集装箱物流通道为研究对象, 按不同的运输方式将通道划分为不同的路径, 并应用多目标决策的模型, 对各路径进行总行评价与优化[17]。

王春芝以《吉林省出海方案及对策研究》课题为背景, 在博士论文中探讨了物流通道的界定和系统理论分析, 对国际物流通道综合评价的多属性评价理论与方法进行论述, 研究了国际物流通道优选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 并建立相关指标筛选的DEMATEL模型和次要指标筛选的层次分析模型[18]。

杨涛 (2003) 研究了快速区域物流通道的功能和作用, 以及物流通道布局和区域物流时效的关系, 以提高区域的物流时效性为目标建立了物流通道布局模型, 其中考虑了无通行能力约束和有通行能力约束两种情形,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模型的求解算法;同时提出了考虑空间价格均衡、紧度最大化、吸引投资最大化的物流通道布局模型, 并对物流资源的整个进行了讨论[19]。

吕楠依据物流通道布局与区域物流时效性关系, 构建双层规划模型对快速物流通道的布局进行分析[5]。

3.2 物流节点研究。

有关物流节点的研究较多, 主要集中于物流节点的类型层次划分、节点规模、物流节点选址、节点设施布置等方面的研究。对物流节点选址问题研究主要基于建立或改进物流节点选址模型;对物流节点的类型层次划分主要基于首先确定物流节点类型, 提出节点划分层次的依据和方法, 将提出的划分方法应用于实证分析;对节点规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节点数量确定, 节点建设规模确定方法等研究。

丁以中 (2003) 阐述了物流通道构建中节点和边的选择方法, 建立了基于整数规划的选址模型和基于网络规划的路径选择模型, 并用算例说明了模型的有效性, 从而为物流通道构建中节点和边的选择提供了一种定量分析方法[20]。

戴禾提出了一种确定物流基础设施布局的方法及将物流园区与货运通道网结合起来进行统一规划的观点。确定物流基础设施布局的主要内容包括确定物流园区的数量、提出物流园区与货运通道布局的各种备选方案、物流园区可达性分析、货运通道网连通性分析等, 并从布局模式、可达性、可靠性等方面对货运通道的布局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21]。

张旭凤以郑州市主要物流节点和交通状况为基础, 以城市总体规划和货物流向为主要依据, 分析目前郑州物流主通道存在的问题并对此进行合理规划, 为城市物流规划奠定基础[22]。

郭红霞等探讨了物流园区、物流中心的概念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 并对物流节点类型进行聚类分析。通过指标相关性分析和空间差异度分析进行筛选, 建立了物流节点类型确定的综合指标体系[23]。

4 专项物流通道研究

目前, 从所搜集的资料来看, 有针对特定地区物流通道的研究, 有针对特定物流通道的, 也有针对某一行业物流通道的研究等。针对特定物流通道的研究, 如西南公路出海辅助物流通道运作模式研究、辽宁师范大学主持的项目“辽宁轴—辐物流地域系统研究”。针对某一行业物流通道的, 如浙江省发展改革研究所杜平提出的加快粮食物流通道建设、我国煤炭物流通道优化对策研究等。

杨海民 (2006) 指出粮食物流通道对于实现粮食产销地区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分析粮食物流通道的影响因素, 提出加强节点企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培育粮食交易市场、壮大粮食物流组织, 创建信息平台, 实现粮食通道中粮食流动的无缝衔接[24]。

我国运煤通道, 基本依据“八纵八横”的铁路线网格局。分别从运输能力、市场份额、货物流量流向等方面对各运输方式如铁路、水运、公路等运能加以协调, 通过加强运输组织、技术改造等措施提升煤运通道能级[25]。

杨金在《重庆外贸物流通道的分布及发展分析》一文中, 分析了影响重庆进出口运输方式分布的原因, 并对重庆各外贸物流通道的发展提出相关建议[26]。

5 结论与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 物流通道的研究尚缺乏比较成熟的理论研究体系。从现有的研究内容和理论成果来看, 以下三个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1) 针对物流通道内各运输方式间的运能匹配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目前, 对于综合运输通道内各运输方式的多式联运、枢纽间各种运输方式的协调、运输能力的空间配置多集中于具体货物的物流通道, 对于物流通道内各运输方式运能如何实现有效匹配, 实现物流通道服务功能的最大化未有定量系统的研究。

(2) 对于特定区域内的物流通道研究缺乏深入分析。现有的研究多借鉴于运输通道理论, 偏于解决大区域内的问题, 如对出海通道、国际物流通道的研究较多, 也涉及到城市物流通道的研究。针对港口群、区域内部等特定物流通道尚缺乏深入的研究。

国内外盈余质量研究综述 篇8

对企业盈余的理解可以是多维的, 所以不同的学者对盈余质量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目前盈余质量的定义有以下几种:一些学者认为当前的盈余能够很好地反映未来的盈余水平。如20世纪六十年代, 美国财务分析专家奥格洛弗在他的投资咨询报告《盈余质量》中首次将盈余的持续性作为盈余质量的主要问题;Richardson认为盈余质量是在下一个期间盈余能够持续的程度;彭曼和张小军 (2001) 将盈余质量定义为“当期盈余作为预测未来盈余指示器的能力”。

另一类观点则是从市场对盈余质量的反应程度来看的, 一些学者基于信息决策有用性的观点, 认为盈余质量是对经济交易和事件的准确陈述, 如Beaver认为, 盈余数字的功用是向投资者传递某种有助于判断和估计经济收益的“信号”;程小可认为, 盈余质量是指盈余信息的投资决策相关性, 即当期或历史盈余信息预测未来现金流量的能力, 他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盈余分解项目在预测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和现金流方面均比总括盈余项目具有更显著的预测能力。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 盈余的真实性是盈余质量的核心。Schipper等将盈余质量定义为净收益与真实盈余的差别程度, 如周建波认为, 衡量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基础是盈利中有多大比例是企业真实经营业绩的反映, 而不是通过盈余管理等方式实现的。

目前盈余质量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 持久性、预测性和时间序列上的变异性; (2) 现金、应计项目和收入之间的关系; (3) 决策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之间的关系; (4) 决策实施的效果等。

二、盈余质量的评价研究

(一) 规范研究

从会计信息产生之日起, 就有了对会计盈余评价的实务活动, 限于当时的技术和学术水平, 最初的盈余质量研究大都是规范研究, 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奠定了盈余质量研究的基本框架。

Benjamin Graham是盈余研究方面的先行者, 他认为不同资产的账面价值具有不同的可信度, 盈余、现金和应计项目之间的关系是由公司的商业模式、经济环境以及管理层的行动所决定的。Lev和Thiagarajan (1999) 定义了九个财务变量, 并利用这些变量对盈余持续性进行综合度量, 研究中他们规定的时间序列数据要求较少, 同时还避免了可能存在的企业同质化问题。后来, 美国会计学家Bowen将研究进一步推进到应计项目下的盈余与现金流的分析, 提出了盈余质量研究的新思路。

Dechow等 (1998) 基于存货调整等假定, 推导出了经营现金流预测模型——DKW模型, Barth (2001) 等人在DKW模型的基础上, 先后推导出了三个在理论上等价的现金流预测模型。第一个模型是用若干期历史盈余滞后值预测下一年度的经营现金流, 第二个模型是用当期现金数据与营运性应计项目的调整数据预测下一年度的经营性现金流, 第三个模型是运用当期或历史财务数据与应计项目预测下一期经营现金流。这些在严格假定下得出的预测模型为研究现金流预测的相关因素提供了理论基础, 并为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模型构建的起点。基于我国的经济环境特点, 程小可 (2006) 针对Barth等人的DKW扩展模型就模型安排、变量定义和检验设计等方面进行了修正与调整, 得出了检验中国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现金流预测模型。

此外, 我国学者在盈余质量的定性研究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郭永清 (2000) 在《论盈余质量分析》中, 从会计政策、资产状况和经济环境等十个方面分析了影响盈余质量的关键因素, 并给出了评价中国企业盈余质量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这种评价方法中的变量虽然全面, 但很多指标都是不可量化的, 因此带有一定的主观性。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推进, 卜华 (2005) 等人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考察盈余质量, 认为既要遵循盈余的一贯性, 又要考虑它的持久性和可预测性, 并建立了一个包含六个指标的评价体系。

(二) 实证研究

国内外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 对盈余质量的评价进行了实证研究。

1. 基于经济收益观的实证研究。

从经济收益出发评价盈余质量是一种比较传统的观点, 认为盈余数据与真实收益之间的差额反映了盈余的质量, 这种差额与盈余管理和其他外界条件有关联。

Fabozzi (1978) 、Bern stein和Siege (1979) 、Imhoff (1989) 等用销售增长是否伴随有应收账款和存货的不成比例增长作为衡量盈余质量的标准。Sloan (1996) 将会计盈余分成应计项目和经营现金流量两个部分, 并通过未来会计盈余对应计项目和经营现金流量的回归分析来进行盈余质量的研究, 证明了应计项目实际上比经营现金流量更缺乏持续性。然而, 对盈余预测能力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一些研究提供了间接的证据, 证明报告盈余是预测将来的经营现金流量 (而非现在的经营现金流) 的更好的手段。

还有其他研究如Barth, Cram和Nelson (2001) 的研究, 认为分解的应计项目和现金流量能更好地预测未来经营现金流量。Dechow和Dichev (2002) 的研究表明, 基于概念基础上的应计项目和现金流量之间的关系体现了现金和收入的关系, 从表达真实性的观点出发, 他们认为所有的应计项目中存在的由管理引起的估计错误都是盈余质量的逆向测量指标。他们的研究在现金流和流动性应计项目之间建立了一个直接关系, 但是没有区别非操控性估计误差和刻意的盈余管理行为, 并且其他需要做出营运应计项目迟延的假定, 或由此导致的现金收支不超过一年的假定。

与外国研究者侧重对盈余成分的分析不同, 我国学者研究了会计制度对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沈玉清 (2006) 等通过利用异常应计项目和非经常性损益两个指标作为盈余质量的替代变量, 并进行了实证研究, 证实了我国现行的审计强制轮换制度并不能提升企业的盈余质量。董南雁和张俊瑞 (2007) 则是以审计任期与盈余质量的关系为研究对象, 发现随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任期的增加, 盈余质量显著地表现出先逐渐上升后逐渐下降的倒“U”型趋势, 随着签字注册会计师审计任期的增加, 盈余质量虽然总体逐渐上升, 但此趋势尚不足够显著。朱茶芬、胡先春 (2008) 分别研究了2001年和2007年两次会计准则的修订对我国盈余质量的影响, 发现2001年和2007年会计准则修订前后盈余的稳健性和及时性都得到了有效改善, 但幅度很小。

这些研究对资本市场的监管设计具有重要的启示:单纯强调会计准则的改革和外部的管制, 对于提高公司的盈余质量只能起到“隔靴搔痒”的作用, 要想从根本上提高盈余质量应该从改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入手。吴清华、翟华云、赵景文等人分别从独立董事会制度、审计委员会制度等方面论证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改善对盈余质量的促进作用, 并给出了初步的经验证据。

经济收益观的不足之处在于企业的真实收益是不可见的, 把经济收益作为衡量会计报告收益与真实收益偏差的标准, 使盈余质量评价盈余管理行为失去了可操作性。

2. 基于决策信息观的实证研究。

决策信息观下盈余质量是指盈余的边际信息含量, 只有盈余能够提供其他信息所未包含的增量信息时, 盈余数据才是高质量的。此时, 盈余仅仅是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和判断所使用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 从市场反应出发, 只要企业的盈余能够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使之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那么这样的报告盈余就可以看做是高质量的。

会计实证研究的开山之作是由美国会计学家Ball和Brown (1968) 完成的, 研究了证券价格变动与盈余变动的关系, 发现两者显著正相关。自此之后, 大量的文献采用了这样的思路。Watts和Zimmerman在1986年出版了《实证会计理论》, 认为一切会计理论都是利益集团为推行符合自身利益的会计政策而制造的借口, 对传统会计的先验性和规范性提出了批判。Beaver和Barth等 (2001) 采用回归分析法, 用盈余信息与股价的相关系数 (即盈余反应系数, ERC) 作为盈余质量的测度变量, 对盈余的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进行了综合的评估。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 王化成和佟岩调整了盈余反应系数的基本模型, 选用1999~2002年的经验数据加以分析, 得出了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盈余质量显著负相关的结论。陈收和唐安平建立了八个指标的盈余质量评价体系, 并选用1998~2003年的多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验证, 得出的结论是盈余质量与未来股票收益显著正相关, 盈余质量相对较好的上市公司具有较大的盈余反应系数, 进行同样研究的还有柳木华等。

目前, 盈余质量的研究大都包括盈余的真实性、持续性及可预测性等。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还不够完善, 国内学者的研究还是以评价盈余的真实性为主, 以这种观点为基础的研究只能看到表面现象, 很难得出实质性的结论。就此而言, 国外学者更侧重从决策有用性的角度进行盈余质量的研究, 从研究的趋势来看, 这将成为今后盈余质量研究的主要方向。但是, 由于基于决策有用性的研究需要假设决策背景 (决策者和应用范围) , 所以研究结论不可避免具有情境特定性。这种对特定情境的假设和检验限制了从盈余质量学术研究得出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结论。

参考文献

[1].侯晓红.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六维分析.财会月刊 (会计) , 2006;9

[2].Schipper K., Vincent, L..Earnings Quality.Accounting Horizons, 2003;17

[3].程小可.上市公司盈余质量分析与评价研究.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4].沈玉清, 戚务清, 曾勇.我国审计师强制轮换制度有效性的实证分析.审计研究, 2006;4

[5].董南雁, 张俊瑞.中国证券市场审计任期与盈余质量关系的实证检验.南开管理评论, 2007;4

[6].王化成, 佟岩.控股股东与盈余质量——基于盈余反应系数的考察.会计研究, 2006;2

国内外营销危机研究综述 篇9

源于古代希腊的“危机”最初侧重于决定, 即破坏性事件发生后, 如何制定有效的策略和行动对于已知危机进行处理, 将其危害性尽量降至最低限。而现实社会中, 对于危机过度的使用, 使其更多成为一个贬义词。在当今经济社会中, 企业作为经济社会的活动主体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 面临着诸多不可控的潜在因素的威胁。对其任一因素的不得当处理不仅会使企业自身陷入被动的困境之中, 而且还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作为企业发展的“先锋军”, 市场营销所面临的营销危机首当其冲, 日益成为企业发展议程的重要课题。

营销危机与营销风险和营销威胁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三者之间仍存在差异。所谓营销风险是指, “在企业营销过程中, 由于各种事先无法预料的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影响, 是企业营销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一定的偏差, 从而有蒙受损失和获得额外收益的机会或可能性。”[1]从以上定义我们不难发现, 营销风险在突出其可能导致企业遭受损失, 同时也强调为企业带来正面营销的机率。成功的营销之所以为企业带来不尽的好处, 是由于其充分将企业对环境的“趋利避害”的功能进行了演绎。而与之相对的失败则引出了另一重要概念———营销威胁, 它更多的是突出其自身给企业带来的破坏性, 所以可以将其界定为对企业正常营销产生负面营销作用的各种危险因素、事故。

对于营销危机的界定, 学术界基本形成大体一致的观点。巴顿认为其是“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不确定性事件, 而事件的结果是对组织、成员、产品、服务、资产或甚于产生损害”;同样杰夫里·R·卡波尼格罗将之定义为“能够给企业声誉或信用造成负面影响的事件或活动, 该类型事件在组织控制范围之外或即将失去控制权”[2];国内魏加宁认为营销危机是事关组织生死村万的突变[3];而笔者认为营销危机是指企业对市场因素处理不当产生营销威胁情境下所处的“战备状态”。它强调危机的处理过程及解决情境, 一旦对营销威胁处理不当会使企业滑入不可为继的处境中, 因此对于营销危机的预防成为营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通过概念的界定可以准确把握营销危机预防的关键在于防止营销危胁或事故的发生, 及对处于扩散状态的威胁的及时、准备的纠正和制止。

二、营销危机的特征

营销危机处理的最有效方式是针对营销危机进行深入解析后制定落实的, 在对营销危机的进行剖析时对营销危机的机理特征的分析尤为重要。

1.紧急性。营销危机的潜伏、爆发、扩张三者之间间隔时间短, 爆发性突然, 营销恶劣所以其具有较强的时效性。要求企业对于危机处理决策制定速度迅速、执行力强。如不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扩大化的负面影响将需要企业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

2.先兆性。虽然营销危机具有较强的紧急性, 但任何危机的爆发都存在一定的潜伏期。在此期间内, 其会通过营销过程的不同环节中的某项或多项预先展现出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讲, 营销危机的预警其实就是对危机先兆的管理。

3.危害性。营销危机相较于营销风险、营销威胁的最大的特征在于其自身对于企业发展的危害性程度更深、涉及面更广、挽回损失的难度更大。因为相较于前者, 后者两项仅仅代表其产生危害的一种概率, 并不一定代表产生实际损失;而营销危机对企业生产现实的经济利益的损失。

4.可预见性。可预见性更多地表现为在同行业中采用类似决策将会产生结果的预见能力。虽然成功企业的案例激励更多在位企业为之模仿和跟随, 但营销失败的案例同样屡见不鲜。对于失败案例的分析, 发现其营销的全过程, 对于在位企业如何规避危机起到预见和指示作用。

三、营销危机产生的原因及种类

(一) 营销危机的原因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 其经营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在不断地与外部环境进行着信息、资源的互动。

1. 战略因素。

企业战略是企业发展的“航向标”, 企业战略制定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营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而且营销战略是对企业战略目标的分解, 是对具体营销活动的指挥。企业决策层如果不能正确对企业的经营环境、企业发展状况形成全面、系统性的认识颁布实施错误的企业战略或营销战略将使企业在活动最初走上“歧途”。

2. 经济因素。

经济环境根据涉及范围、作用对象的不同可分为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环境。在宏观经济环境中, 国家经济发展政策、货币政策都考验企业自身的营销活动的匹配度。在经济增长阶段, 企业获得政府支持、资金贷款的可能性更大, 营销危机发生机率降低;反之, 营销危机增大。在微观环境中, 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与产品需求呈正比, 反之产品需求降低。不能及时敏感把握微观环境的变动, 企业活动更会陷入被动局面。

3. 行业因素。

行业发展阶段对于企业营销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如处于朝阳产业, 企业产品异质性鲜明, 目标市场明确, 营销危机随之降低;反之, 处于夕阳产业的企业, 企业产品处于产品生命周期的衰退期, 对于外界因素敏感度增强, 发生错误的几率增高。在注重行业发展特质的同时, 竞争对手的营销动态、潜在竞争对手的分析同样不容置疑。在行业的不同地位, 决定企业营销无论是制订领先策略还是跟随策略, 都要去对于竞争对手进行详细了解, 做到“知己知彼”。

4. 顾客因素。

在日益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体系中, 顾客的消费需求直接营销到企业营销的成败。顾客消费倾向的变动, 要求企业及时对自身产品、营销做出快速敏捷的反应。在买方市场中, 市场的竞争更加偏重于对销售后期的服务的构架和完善。对于顾客的维护不利, 顾客投诉率高、补救措施不利都将降低顾客的“忠诚度”, 对企业营销产生危害。

5. 管理因素。

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公布, 在接受调查的近千家企业中, 八层以上的亏损企业是由于自身内部经营问题而造成的恶劣结果。这其中既涵盖激励机制的不健全导致人浮于事;资金管理机制不完善、信贷风险控制不合理而造成的财务风险。由此可见, 完善企业内部机构建设, 提升管理科学水平不仅对企业营销存在关联作用, 也涉及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高效的管理水平, 是将企业内部资源 (人、财、物) 协调配置, 最大限度发挥自身的功效。

(二) 营销危机的种类

对于营销危机的划分, 学者们“仁者见仁”。王肖竹 (2009) 按4PS理论进行划分, 2006年曾昊从营销危机的形成原因分类。通过对前人工作进行归纳总结, 笔者认为, 总体可将营销危机分为以下几类。

1. 营销环境危机。

通过对于营销危机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发现, 企业外部环境对于企业营销的成败发挥着重要作用。按照PEST分析模型的框架, 我们将对于营销产生影响作用的外部环境归入营销环境危机。其包括经济环境、政策制度环境、市场环境、科学技术环境的变动等方面。经济环境要素是环境危机中最为复杂的要素, 也是对企业营销影响最大的外部要素, 为了维护和提升企业的营销安全性探究有哪些经济环境要素会影响企业营销活动就显得十分重要的。

2. 营销决策危机。

我国对企业营销活动的研究迟滞于西方学术界, 直接导致我国对于专业人员的培养也比较晚, 最终在企业管理层中熟谙营销管理的人员比重相对较低。目前, 许多企业的营销管理者不仅营销的理论与知识所知甚少而且也没有接收过系统的营销培训, 这为营销管理者决策失误买下了隐患。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 营销决策分为宏观的战略决策危机和微观的策略决策危机。前者包括目标市场的抉择、市场定位决策两个方面。因为战略定位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是目标市场, 而市场定位是依据管理学的“木桶原理”即产品定位于顾客需求的一致性。微观的决策危机则多注重品牌危机、产品策略危机、价格策略危机、分销策略危机和促销策略危机。

3. 营销管理危机。

唯物主义辩证法强调, 事物内部因素对于事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市场活动单元的企业同样符合该定律。营销管理的不善导致事件恶化、扩散的事例多不枚举。在管理中, 营销危机包括组织危机和控制危机两个方面。组织危机的产生多是由于营销组织的结构设置不合理, 不能根据市场变动展开布局;加之, 组织功能不能充分发挥自身作用, 逐渐削弱组织制度, 有效地使营销人员“用脚投票”。管理五要素中“控制”发挥着基础的作用, 针对营销危机管理, 预先控制、同步控制、反馈控制的某一环节的不利是控制危机产生的原因。成功的营销、有效的控制可以保证实际工作与战略计划要求的一致性。

四、营销危机的研究方法及应对策略

(一) 营销危机的研究方法

1. 理论分析法。

根据市场营销的理论和企业营销危机的理论对企业营销危机进行研究, 构建模型, 如建立预警指标体系。Patriek J.Desou Za (2000) 认为, 预警对营销全过程监控;Granville Kin构建了预警指标体系的结构, 胡树华针对产品开发指标建立了涵盖市场环境、新产品特征、产品活动效率、产品商业化条件、产品开发信息的6个方面77个指标[4];在评价模型的研究中, 胡永宏, 贺思辉发展了多目标评价方法。层次分析法 (AHP) 也逐渐引入到营销危机研究中, 在不断总结的基础上, 多级模糊综合评价在营销危机管理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对此, 国内莫少颖在2004年发表了《营销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及综合评价方法》;罗帆、佘廉细化提出了《企业组织管理预警系统评价指标的权重及综合评价》。

2. 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是选择一批在营销上成功和失败的企业进行相互对照, 通过逐项分析、对比研究, 发现成功、失败的原因, 并基于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应对方案。成功企业国内多推崇海尔集团的公关危机处理方法;“三株”集团的轰然倒闭为研究提供了反面教材。国外针对耶鲁大学研究小组提出的疑问, 中美史克应对“PPA”的策略建立了自身值得信赖的品牌优势。

3. 调查分析法。

借助灵活的调查方法来寻找具体的指标, 这些调查包括专家调查、营销管理人员调查和市场调查等。专家调查时通过营销专家团队利用德尔菲法对潜在分析项进行归纳汇总;营销管理人员调查是由研究者通过与企业CEO及营销团队的经理进行深度访谈, 确认公司在营销战略制定、营销方案执行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对营销危机进行界定。因为调查分析法更偏向主观因素, 如何剔除主观干扰致使该方法为人们质疑和“诟病”。

(二) 营销危机的应对策略

1. 建立营销危机预警机制。

借助于企业营销危机预警指标系统, 可以对企业营销状况进行诊断、监测、管理、预警, 便于采取及时的危机预警管理措施, 避免企业重大营销危机和营销事故的发生。因为预警系统可以收集外部经济环境信息、内部管理信息, 并按照预警指标对相关信息逐层分级, 当相关指标超过临界值第一时间提醒管理层。尤其在宏观经济下行的时候, 预警机制能及时发现顾客消费倾向的变动、竞争对手策略的变化并在已有数据基础上做出预测。实践证明, 营销危机的预防远比危机处理更有效。

2. 再造品牌策略。

当营销危机进一步恶化, 使消费者丧失对原有品牌的信任, 管理层可通过企业重组再造产品品牌。采取再造品牌战略, 可以规避已有营销活动的缺陷, 而且增强了管理层及公司全员的营销风险意识, 更好地针对目标市场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但是, 该策略的采用同样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有时甚至超出初创时期的资本和人力。而将产品用途转移在规避以上策略缺点的同时, 开发新功效更适合企业自身的转型。

3. 建立危机公关部门, 培养全员危机防范意识。

专职部门的建立, 人员岗位职责决定了部门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专业人员可根据危机爆发周期的不同阶段, 制订快速反应、时效性强的应急预案。危机处理小组从媒体报道、企业技术处理、法律支援最大限度帮助企业摆脱困境。现代竞争激烈程度的白热化, 要求企业全员都拥有危机意识, 从市场实际出发, 不断为战略创新贡献力量或发挥自身特长进行技术创新、产品改进。

在市场环境中, 对企业营销工作的影响因素具有广泛性、多边形性, 并呈现日趋复杂的特点, 使得营销危机管理成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本论文借鉴国内外有关危机管理、企业预警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逐一进行梳理, 希望为企业营销活动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

摘要：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同时, 对营销危机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归纳总结了营销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应对策略, 希望对企业实际营销危机处理发挥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营销危机,战略,经济环境

参考文献

[1]张云起.营销风险预警与防范[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2-3.

[2]杰弗里R卡波尼格罗危机顾问[M]..杭建评, 译.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1.

[3]魏加宁.危机与危机管理[J].管理世界, 1994, (6) .

国内外费用粘性研究综述 篇10

1费用粘性的提出及存在性研究

Anderson ( 2003) 最早提出了费用粘性的概念。Anderson的研究结果发现: 销售收入上升时,费用的边际变动为0. 55% ,而销售收入下降时,费用的边际变动为0. 35% 。之后又有很多研究证明了不同行业 ( Subramanian and Weidenmier,2003) 、不同国家 ( Kenneth Callejia,2006) 以及不同部门 ( Balakrishnan and Gruca,2008) 都存在成本费用粘性。

国内最早研究 “费用粘性”的是孙铮和刘浩 ( 2004) 。 他们证实了我国的上市公司的费用也具有粘性特征,费用粘性程度比美国上市公司大。笔者分析这种差异很有可能是由于中国企业管理水平低下和管理层高代理成本引起的。此外,刘武 ( 2006) 、孔玉生等 ( 2007) 等学者也相继证实了中国上市公 司费用粘 性的存在。刘武 ( 2006 ) 、陈灿平 ( 2008) 从行业、地域角度检验了费用粘性,研究发现: 在行业方面,制造业与信息技术业表现出较高的费用粘性,有些行业可能粘性较小甚至不存在粘性; 从地域角度来看,东部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竞争机制完善,其费用粘性较低,中部次之,而西部地区则存在着较高水平的费用粘性。

2费用粘性影响因素研究

2.1调整成本

契约理论认为一旦公司稳定的契约关系被打破,企业将面临高昂的调整成本。当管理层面临销售下降情形时,他们还会考虑调整成本,如果及时调整资源配置会使调整成本大于闲置成本,那管理层会选择保留闲置资源而不做改变。

Anderson ( 2003) 发现资产密集度和劳动力密集度越大的公司,其费用粘性水平就越高。Callja、Steliaros和Thomas ( 2006) 的研究也进一步验证了该结论。但是,Chen ( 2012) 却发现劳动力密集度与公司费用粘性负相关,他们认为要降低公司费用粘性则需要更多的员工去支持公司运营。Callja ( 2006) 发现英美国家的费用粘性程度低于法德两国的费用粘性程度,这可能是由于法德国家在调整资源方面存在更大的难度。Banker ( 2006) 研究了不同国家劳动力市场特征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当工会的议价能力较高、失业后的补偿水平较高、失业保护条款较严格时费用粘性较高。Balakrishnan和Gruca ( 2008) 研究结果表明医院的核心部门的费用粘性更大。因为核心业务的调整成本更高,因此管理层不太乐意去削减这些资源,从而导致较高费用粘性。孙铮和刘浩 ( 2004) 也检验了资本密集度对我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的影响,但未发现二者有显著关系。

2.2管理者预期

从经济的长期发展来看,公司的营业收入会呈增长趋势,管理层对未来的预期会是乐观的。管理层将营业收入下降视为短期现象而不会急于处理闲置资源; 而收入上升时, 他们则倾向于扩大资源投入生产,由此费用粘性就产生了。

Anderson ( 2003) 发现当公司连续两期需求下降时,公司的费用 粘性就会 有所降低。其他学者 ( Weidenmier, 2003; Banker and Chen,2006; Chen,2012 ) 也有类似发现。我国的研究则发现宏观经济对费用粘性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 孙铮、刘浩,2004; 刘彦文、王玉刚,2009; 王满、曹歌,2012) 。Banker,Ciftci和Mashruwala ( 2011) 从管理层预期成因入手,发现管理层乐观时,公司费用出现粘性,而管理层悲观时,公司费用出现了 “反粘性”。王满、曹歌 ( 2012) 也检验了国内管理者预期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 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2.3代理问题

由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出于自利动机,代理人不能完全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进行经营管理。当业务量下降时,他们也不愿减少自己所能调用的资源和在职消费,这就阻碍了费用开支的缩减,从而产生费用粘性。

Chen ( 2012) 发现管理层 “帝国建立” 动机越强,公司的费用粘性越大,尤其是治理能力较弱的公司。万寿义等 ( 2011)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费用粘性行为中包含公司管理层自利动机,公司自由现金流量越大,费用粘性越强; 董事会两职分离与提高独立董事比例,也能够减弱公司费用粘性。曹晓雪、于长春、周泽将 ( 2009) 发现业绩考核降低了管理层自利行为,从而降低了公司费用粘性。万寿义等 ( 2012) 首次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费用粘性程度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费用粘性程度。Kama和Weiss ( 2013) 发现管理者盈余管理动机会弱化公司的费用粘性。不过当销售上升时, 没有得到证据表明盈余目标会抑制管理层增加公司资源。

3费用粘性的经济后果

Banker和Chen ( 2006) 将费用粘性引入盈余预测领域, 发现加入费用粘性的模型的盈余预测能力要显著高于传统的预测模型。Anderson ( 2007) 认为较高的费用粘性程度并不总是负面信息,当公司业务量下降时,如果管理者预期未来业务量会上升,则不会削减费用,这会传递管理者对未来乐观预期的积极信号。他们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业务量下降期间,费用率的变化 与下期盈 余变化显 著正相关。Weiss ( 2010) 还研究了费用粘性对财务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 结果表明财务分析师对具有较高费用粘性程度的公司的盈余预测的准确度较低。Banker ( 2013) 研究发现费用粘性对本量利分析会有影响,传统的本量利分析基于成本习性假设, 没有考虑收入变化方向的影响,在收入下降时高估了利润。

国内关于费用粘性经济后果的研究相对较少。朱乃平、 刘志梧 ( 2009) 认为过低和过高的费用粘性水平都会对企业造成不利影响,过低的费用粘性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而过高的粘性水平降低了企业的灵活性和短期效益。刘嫦 ( 2014) 发现费用粘性是盈余反映非对称性的根源。

4文献述评

费用粘性理论是对传统成本习性理论的挑战,尽管已有国外相关教材开始介绍费用粘性,但是比例仍很少。目前费用粘性相关理论研究仍不够彻底,需要学者们继续探索。国外学者在费用粘性各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但是国内研究起步较晚,现在主要研究的还是存在性和影响因素方面, 对费用粘性经济后果的研究较少,今后可增加费用粘性经济后果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费用粘性水平高低本身并无好坏之分,过高和过低的费用粘性都会降低企业长期绩效。不同的费用粘性水平适合于不同行业及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 目前还未有文献研究费用粘性到底维持在什么样的水平才是最合适的,这将是后续研究的一个方向。

摘要：管理会计是今后会计改革的热点,费用粘性属于管理会计的范畴,自其提出以来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对国内外费用粘性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述评,包括费用粘性概念、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国内研究的不足,提出了费用粘性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