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分析

民本思想分析（精选九篇）

民本思想分析 篇1

一、唐甄生平际遇及《潜书》概述

唐甄, 名大陶, 字铸万, 号圃亭。1630 年出生于四川省达州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其家族在当地非常显赫, 先祖唐瑜曾做过明朝皇帝朱棣的老师。1675 年, 也就是清康熙十四年, 唐甄在四川老家中得举人。之后通过吏部考试, 在山西长子县担任知县, 历时10 个月, 后因意见与上司不和被撤职。在任知县期间, 唐甄励精图治, 关心百姓疾苦, 制定了一系列轻刑罚、促进农民生产的措施, 深受百姓爱戴。革职后, 他也曾为获得一官半职游历河南、安徽等地, 但是现实一次次阻断了他为官的道路。仕途屡遭不顺, 家境又开始中落, 为了生计, 唐甄不得不开始弃官从商, 开始经营商业。然而, 一切都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 经商赔本后, 在江南靠讲学卖文糊口。唐甄的晚年生活极端贫困, 郁郁不得志, 最终在清康熙四十三年 (1704 年) , 病逝于苏州, 享年七十五岁。究其一生, 唐甄的个人经历十分复杂, 上到显赫官僚, 富甲一方, 下到奔波商人, 底层民众。唐甄对各阶层的生活百态看进眼里, 生活的艰辛、时局的混乱、统治的黑暗, 这一切都促使唐甄越来越认识到封建专制统治的弊端, 开始一步步地寻找拯世救国之道。

《潜书》是包含唐甄所有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的代表作, 也是唐甄唯一留存后世的著作, 呕心沥血30 年完成。书中涉猎甚广, 共为上下两篇, 一篇分两卷, 共4 卷97 篇。上卷有50 篇文章, 展现了唐甄的学术思想, 下篇有47 篇文章, 包含了唐甄的政治思想, 反思过去, 抨击时弊。唐甄在初创《潜书》时, 模仿王充《论衡》的体例, 共完成13 篇, 取名为《衡书》。后来因为自己颠沛流离的人生境遇, 遂增加80 余篇, 将书名改为《潜书》, 意在表明自己韬光养晦, 祈求录用的心态。《潜书》因其关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劳苦大众, 提出“众为邦本、民为邦基”的抑君富民思想, 受到后世人关注。在其女婿王闻远刊刻发行后, 几经刻板, 留存于现世。

纵观中国民本思想的发展历程, 唐甄的“众为邦本, 民为邦基”的思想主张既是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同时也开启了向近代民本思想转化的先河。传统民本思想主要是重视民众的作用, 同时敬重、顺从统治者的统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 民本思想进一步朝着近代民本思想发展, 逐渐转化成重视民众的作用, 同时限制统治者的权力的思想模式。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 萧公权肯定了唐甄的“据民本以抨专制”的民本思想, 高度赞扬了这种新民主的发展趋势。在《中国思想通史》中, 侯外庐详细地阐述了唐甄的相关民主思想, 他认为在清朝初期, 唐甄能提出“民为国本”的思想主张, 特别是唐甄敢于对封建专制统治进行批判的精神是新时期民本思想发展的又一新突破。

二、《潜书》的民本思想内涵

唐甄在《潜书》中的思想, 以“富民”与“抑君”构成了思想体系的两核, 渐渐脱离了传统思想民本思想的束缚, 开始走向新的发展方向, 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意义。具体来说, 包含如下内涵要素:

1.核心之一:“众为邦本、民为邦基”的政治理念。俗话说:得民心者, 得天下。民众是社会之基, 历朝统治者都注重民众的力量和民心的动向, 民心向背成为统治阶级能否顺利登上统治舞台、维持稳定的统治秩序的关键。唐甄对劳苦大众的关注度, 提升了他对这个社会问题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民众问题的认知水平和理解深度, 保持社会稳定和统治秩序的正常, 就要将民众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唐甄的思想体系中有传统儒家思想的要素, 其政治思想一脉相承着儒家一贯主张的“民为邦本”[1]370, 然而他又不囿于此, 着眼当代所见所闻, 以“众为邦本、民为邦基”[1]370的思想主张提出了耳目一新的观点和论题。“国无民, 岂有四政 (兵、食、度、赏罚) 。封疆, 民固之;府库, 民充之;朝廷, 民尊之;官职, 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1]315他说, 没有民众, 就没有统治阶级的一切, 国家各项职能部门的发展都离不开民众的支持。这是唐甄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唐甄认识到民众是国家统治的基础, 那么统治者处处为民众考虑才是维持自身的统治的终极途径。保卫边疆领土需要靠民众守卫;府库之银要靠民众缴纳;朝廷的威严要靠民众来维持;各级官职也要靠民众来养活。政权管理的方方面面都不乏民众的参与与支撑, 民为国之根本, 以民情为着眼点, 才能推出国家的科学有效的管理措施、处理国家事务。只有社会秩序稳定, 民众生活和谐, 达到“茅舍无恙”“、蓑笠无失”“、豆蕾无缺”的生活状态, 才可能使统治者“宝位可居”“、充冕可服”“、天禄可享”[2]317。

2.核心之二“:凡帝王皆贼”的抑君思想。“凡帝王皆贼”, 是唐甄政治思想体系的另一个重要支撑点, 由此引申出对君主、国家官吏等一系列的认知, 并展开全方位的社会批判。自秦始, 封建统治思想绵延两千多年, 至清朝, 封建统治思想逐渐没落, 其弊端日显。唐甄颠沛流离的生活, 也使其看尽民间疾苦。从自身的经历中, 他感受到了清朝统治的腐败, 以及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与弊端。于是, 他在《潜书》中高呼“:大清有天下, 仁矣。自秦以来, 凡为帝王皆贼也。”[3]如此的震天一呼, 似一声春雷震撼着民众和统治者的思想。这是对秦以来的封建统治的猛烈批判, 是近代民主思想吹起的新号角。他说“, 杀一人而夺其匹布斗粟是贼”, 而封建统治者则是“杀天下之人尽其布粟之富”, 他们更是贼。在《潜书·室语》中, 他还说:“三代以后, 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 然高祖屠城阳、屠颖阳, 光武帝屠城三百。”[4]就算是历史上普遍被认同的大善者汉高祖、光武帝, 他们也是靠杀人屠城才取得领导地位。

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附属品, 封建官僚体制也是唐甄抨击的对象之一。在《潜书》下卷《室语》中, 他写道“:盖自秦以来, 屠杀二千余年, 不可究止, 磋乎?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1]为什么封建专制制度可以毒害中国民众两千多年, 依然不能停止。暴虐君主是残害天下人的罪魁祸首, 唐甄在主张将这些专制君主送上断头台的同时, 也主张对那些腐败堕落、残暴无情的封建官僚进行惩治。在唐甄看来, 这些贪官污吏终日将谋取钱财、贪图享乐作为人生信条, “明于家而昧于国”[5]。面对贤明君主制定的良好措施, 这些官吏沆瀣一气, 互相勾结“, 上以文责下, 下以文蒙上”, 只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 对于百姓的疾苦, 则视而不见, 充耳不闻。

面对腐败不堪的清朝统治, 面对饱受疾苦的黎民百姓, 唐甄在《潜书》中进言:“古之贤者, 不必大臣, 匹夫匹妇皆不敢陵;不必师傅, 郎官博士皆可受教;不必圣贤, 间里父兄, 皆可防治。”[6]他希望专制君主要放下姿态, 根据百姓的意愿进行统治, 甚至还提出了“庶人议政”的政治主张。“庶人谤于道, 皆谏官也。”正是唐甄“庶人议政”主张的最好体现,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下层人士想要参与朝政的意愿和想法。这是近代民本思想萌芽的强有力的证明。在此基础上, 唐甄还提出君主在社会统治中要起到模范表率的作用。这是因为稳定的统治秩序不能只依靠严厉的赏罚措施, 还要靠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一种向上的社会风气。对付这样的歪风邪气必要用另一股相反的社会风气与之相抗衡。另外, 他也提出:“人无贤不贤, 贤不贤惟君;政无善不善, 善不善惟君。君惟有道, 虽恒才恒法, 可以为治;君惟无道, 虽有大贤良法, 亦以成乱, 是故明哲之君, 无所为恃必责于己, 知天子民庶, 过及十一, 祸倍百千, 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3]他在提倡这一措施时, 列举了很多明太祖带头行简, 改化江南一带骄奢淫逸之风的行为。也由此可见, 唐甄并没有摆脱封建统治思想的桎梏, 他渴望贤明君主的出现, 并把国泰民安的希望寄托在贤明君主的身上, 这与他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的批判是相反的。虽然他的民本思想对后世影响很深, 但是他依然没有摆脱封建统治思想的烙印。

在封建统治政权极为鼎盛的明末清初, 唐甄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 结合时代背景, 针砭时弊, 反思过去, 提出的“帝王皆贼”、“民为国本”等政治思想皆具有时代进步性, 给封建专制思想包围下的旧中国打开了一个缺口。同时, 他敢于挑战权威、痛陈时弊的冒险精神也为后人所敬仰。

摘要：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唐甄所作《潜书》以“富民”与“抑君”为思想体系的两核, 开启了中国近代民主启蒙思想发展的先河。本文通过对唐甄生平际遇及《潜书》概述民本思想的阐述, 透析唐甄的社会批判的历史内涵。

关键词：唐甄,社会批判,《潜书》,民本思想

参考文献

[1]《潜书·卿牧》

[2]《潜书·明鉴》

[3]《潜书·室语》

[4]《潜书·鲜君》

[5]《潜书·存言》

民本思想 篇2

民本思想是孟子思想的精华。孟子的民本思想,体现在他对君权的产生及维护的认识上,体现在他对君民关系的认识上,体现在他对战争应否发动及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的认识上。可以说,孟子的言论无处不体现着对百姓的关注,时刻不想着民意的不可忽视。孟子的民本思想在古今思想史上是一个里程碑。

生在战国中期的孟子,面对武力争霸的君候与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面对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社会,以其为民请命的情怀、睿智精深的哲思和伟岸不屈的大丈夫气概,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思想学说和施政主张,鲜明地体现了民本思想特色。其民本思想,从以下几方面得以体现。

一、对君权的产生及维护的认识上

正因为孟子头脑中有着极强烈的民本思想,因而他对君权产生的原因及其存在的意义有自己独特的认识。首先,他引《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越厥志?”(《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引《书》上的这段话,意在说明君主是上天造降的一个工具,是用来帮助上天治理百姓、教化人民的;在天面前,包括君主在内人人平等,谁也不能恣意妄为。

在说明君权天授的同时,孟子更强调“民归”,他引《书》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来告诫统治者:“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离娄上》)。君主要使民众拥护支持自己,就必须注重得民心,他以尧舜的故事为例说明这一点。“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者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候朝观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民归”决定“天与”,表面上是“天与”,实际上是“民归”,是人民的意愿,决定着谁当天子。“天与”似乎是个幌子,“民归”才是合法性的标准。有时候孟子连“天”的幌子都不打,直截了当地主张天子和国君的权力是臣民们给予的:“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这是说,君王的地位和权力不是绝对的,如果他有大的过错而又屡谏不听,臣民则可以撤换他,而另立新君,为己做事。

二、对君民关系的认识上

(一)社会分工

孟子在与农家许行的辩论中,反对君民共耕的贤君观,而肯定社会分工的意义。他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你被称为“君”,他被称为“民”,统治者统治天下,劳动人民从事生产,这只不过是社会分工不同,工作方式不同,其实二者本来就是平等的。

(二)相互尊重

正是因为君臣民只是社会分工不同的平等观念,所以他主张君臣民要互相尊重。他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臣子对于国君不是一味的“忠”,而是随国君对待臣子的态度而变化的:国君尊重臣子,视之为亲信知己,则臣子也会对君上尽心尽力;国君把臣子看得如同草芥,那么臣子就会把国君看得跟寇仇一般。简言之,国君尊重臣子,臣子才会尊重国君。他引成覵对齐景公说的话:“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孟子·滕文公上》)君王是大丈夫,我也是大丈夫,我们人格上是平等的,我为什么怕他呢?你我人格平等,理应相互尊重。

(三)各尽其责

孟子强调统治者必须尽应尽的义务,他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孟子·离娄上》)分配给你的职务是做君主,那么你就要做好君主职内的事情,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否则,便“已之”“弃之”。“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显然,孟子用类比的方式,意在引导齐宣王自己说出“把国家治理好是君王应尽的职责”的话,否则百姓就要“已之”“弃之”。

(四)与民同乐

“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作为老百姓的君长,理应与百姓同乐,否则便是错误的。如果君长以老百姓的欢乐为欢乐,那么老百姓也以他的欢乐为欢乐;君长以老百姓的忧愁为忧愁,老百姓也以他的忧愁为忧愁。简言之,君长要与百姓同忧乐。

(五)民贵君轻

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应该说自古有之。如《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战国时期的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东汉时期的王符说:“国以民为基。”但这些说法,是从封建政权的维护与巩固的角度来看待人民的地位和作用的,君为主体,民为次。而孟子则旗帜鲜明地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开天辟地的思想创新,它把当时人所共识的“君贵民轻”思想一下子翻了一个个,还事理于事实,从而让人们重新反思:天下到底谁最重?“民贵君轻”说是孟子王道的核心,君臣关系的基石,是孟子民本主义最为集中的体现。

三、对战争应否发动及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的认识上

如果战争对人民有利,可以救民于水火之中,便可以“诛其君而吊其民”(《孟子·梁惠王下》)。他认为武王伐纣不过是“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正是这句话,让明太祖朱元璋大为恼火,“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朕非杀了他不可”,还撤去了孟子在孔庙配享的资格,将之赶出孔庙,并下诏谁敢谏说以大不敬论。让君王恼怒,说明这种说法对君王统治不利,而这样则正好反映了人民的呼声,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如果君王在位,不行仁政,不为百姓谋利益,而只是一味残暴,视民为尘芥粪土,那么人民发起战争推翻这残暴的君王,只不过是诛杀了一个“独夫”而已,因此时他已不配称为“君”了。

孟子还说:“《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夷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傒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孟子·梁惠王下》)这是说,如果一个君王发动的战争对人民有利,是替百姓诛杀其残暴的君王,拯民于水火之中,那么百姓就会像在大旱之年盼望下雨一样地盼望这个君王带领的军队早日打过来,并且挑着热腾腾的米饭、带着保温的水壶来迎接他的军队的到来;如果这个君王先去打其他地方,则这里的百姓就会埋怨:为什么不先打到我们这儿来?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孟子并不一味地反对战争,如果这场战争是诛杀残暴的君王,是为民除害、拯民于水火之中,那他是肯定这样的战争的。但是,他反对为了诸侯争霸而实行的富国强兵,认为那是助纣为虐:“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孟子·告子下》)如果你的君王已经不走正路,不追求仁爱,而你却仍要替他打硬仗,帮他开疆拓土、残害百姓,这与辅助桀那样的暴君又有什么区别?孟子还愤怒地指斥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他认为发动这样战争的人是吃人的野兽,罪不容诛:“此所为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

不仅如此,孟子同时还看到人民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战争胜负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是战争胜负的关键。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

总之,民本思想是孟子思想的精华。孟子的民本思想,体现在他对君权的产生及维护的认识上,体现在他对君民关系的认识上,体现在他对战争应否发动及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的认识上。可以说,孟子的言论无处不体现着对百姓的关注,时刻想着民意的不可忽视。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百姓比国君更为高贵,一切由人民说了算,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最为集中的体现,是辟地开天的思想创新。所以说,孟子的民本思想在古今思想史上是一个里程碑!

浅析民本思想 篇3

关键词:民本思想;和谐;张载

一、民本思想的历史缘起

早在国家尚未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包括氏族和部落首领在内,每个人都是氏族和部落的成员,他们的身份是平等的。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有了国家,有了阶级,也有了君主、贵族、贫民和奴隶之分,但是氏族制度的古老传统并没有迅速消亡。一般的氏族和部落成员变成君主和贵族所治理的“民”。

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尽管学者迄今对“民”早先的身份地位尚有不同理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民”在先秦时代是城邦国家的被统治阶级,也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劳动者。“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见于传世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我们虽然无法判断《五子之歌》已佚原文是否存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但根据可靠的先秦文献,完全可以认为民本思想在商周时代已见端倪。

二、民本思想的历史作用

秦汉以后,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并没有把民本思想排除在官方意识之外。这是因为,稍微明智一些的封建统治者都深知人民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保护者。如果他们公开否定民本思想,就等于抛弃自己的子民,也就会毁坏统治的合法地位。历史实际也确实如此。尽管专制主义皇权对民众可以予取予求,残酷剥削和压迫,但是一旦民众奋起反抗,任何煊赫的王朝都可能顷刻瓦解。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和规模之大,足以使许多封建统治者引以为戒。这一点,唐太宗体会最为深刻。他曾经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又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君道、政体》)正所谓“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

不难看出,封建统治者把民众视为邦国之本,把自己和民众的关系比喻为舟和水的关系,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能够和睦相处,这并不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说教,而是基于期望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

三、张载的民本思想

张载的民本思想实质上是消化吸收了孔孟哲学中“民本”思想的内核衍化创新而来的。

以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国以民为本”。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他反对横征暴敛,提倡薄赋敛,重教化。他斥责“苛政猛于虎”,承认国人有权杀暴君。孟子更把这一主张发挥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张载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仁政思想,把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与北宋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主张施仁政,以仁道感化民心、博施天下民众,把仁道推及到天下,才能治理好天下。他从改革时弊的愿景出发,认为必须满足民众的生活需求,使民众生活富足,才能国定邦安。用张载的政治抱负概括其民本思想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一)“为天地立心”

“天地”也就是“天地之间”的意思,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个人和人间社会。张载把社会含义的“天地”也称作“天下”。“为天地立心”是指为社会建立一套以“仁”“孝”等道德伦理为核心的精神价值系统。在张载看来,“立心”也就是“立天理”之心,因为天理“能使天下悦且通”,从而使“天下”(社会)必然会普遍接受仁孝之理等道德价值。含义很清楚,其重点不在认识论,而在价值论。

(二)“为生民立命”

毫无疑问,“生民”指民众,“命”指民众的命运。这涉及儒家一直关注的“安身立命”问题。史称,张载“喜论命”。“为生民立命”之“命”,主要指人的命运。历史上长期流行的是命定论,认为人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然而张载却认为,只要通过自己的道德努力,人就能够在精神价值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赋予生命以意义。因此,“为生民立命”是说为民众选择正确的命运方向,确立生命的意义。

(三)“为往圣继绝学”

顾名思义,“往圣”指历史上的圣人。儒家所谓圣人,其实就是指人格典范和精神领袖。“绝学”,指中断了的学术传统。理学家普遍认为,儒家学统自孟子之后就灭绝了,所以要努力恢复。张载继承“绝学”,却并非照搬前人,而是力求创新,是消化吸收再创新。

(四)“为万世开太平”

“太平”“大同”等观念,是周公、孔子以来的社会政治理想。到北宋,以范仲淹、李觏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提出过“致太平”的主张。张载不局限于当下的“太平”秩序,而是以更深远的视野展望“万世”的“太平”基业问题,这是他的不同凡响之处。

(五)综述

對“四为句”的理解,不能脱离宋初的建国背景。赵宋统治者总结国家长期分裂的经验教训,为了重建社会秩序,确立了“以儒立国”的国策。在这种政策环境下,以张载等人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家的最大关怀,是为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秩序奠定永恒的精神基础,而不是认识“自然界的规律”。

总之,“四为句”涉及社会和民众的精神价值、生活意义、学统传承、政治理想等内容。我们可以把张载的“四为句”翻译成现代汉语: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

四、结语

在中国历史上,关注社稷的盛衰、追求民族的兴盛,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已成为民族史学的瑰宝。以人为本的思想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振兴民族的历史发展的要求。

如果宋朝之前的民本思想是统治阶级实施暴力统治的隐蔽工具的话,那么张载的民本思想的实质内核则是一种和谐的人文关怀,是更上层楼的社会认知。这种认知脱胎于民族分裂、国家动乱、战争与饥荒、贫困与富裕并存的混杂时代。尽管维护阶级统治秩序是民本思想的最终归宿,但是张载却给我们吹来了一股跨越时代局限的民本之风。我们如沐清风,备受裨益。

实践证明,充分挖掘民本思想的智慧,不断赋予民本思想以时代内涵从而古为今用是大势所趋,更是民心所向。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选择正确的命运方向,确立生命的意义亦是民本思想在当代的最佳诠释和无限追求。

参考文献:

[1]吴怀祺.民本思想与历史盛衰的总结[J].史学集刊,2008,(1).

[2]怎样看待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N].解放日报,2007-9-4.

[3]罗肖军,刘良训.关于民本思想几个问题的再思考[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19(3).

儒家民本思想浅析 篇4

儒家民本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先秦的儒家思想家们已认识到了对民众重要性的认识, 他们提出的君民关系, 君主通过爱民、利民、重民、养民来实现国泰、君尊、民安, 成为了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政治思潮。

(一) 君舟民水论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 他说:“丘闻之, 君者, 舟也;庶民, 水也。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 则危将焉而不至矣!”他把民众比作水, 而君主是在水中行驶的舟, 只有有了水, 舟才能航行, 水也可以是使舟覆没。所以, 君主不应该忽视百姓的力量, 民众是君主实行统治的基础和根本。孔子说:“使民如承大祭。”使用民力要像对待重大的祭祀一样仔细小心, 要反对剥削和滥用民力。

(二) 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

孟子奉行天命思想, 他认为, 君主之所以能拥有天下, 是天意所决定的, 而天意又是通过民心来表达的, 民众的声音就是上天的命令。这样, 孟子认为, 民众有权利遵照天命的安排, 对有违天意的君主进行罢免, 推翻其专制统治。

(三) 天立君为民

孟子主张立君为民, 君是天为民兴利除害所立的, 所以君主必须时刻为百姓着想, 爱护百姓。另外, 荀子认为即使站在君主的立场上, 为了自身利益, 君主也应该爱民、利民。

(四) 不与民争利

首先, 对百姓先富后教。只有先解决了民众的温饱问题, 才可能对他们进行礼仪教化, 提升他们的内在素养。其次, 要省刑法。儒家反对君主对百姓进行暴戾统治。以历史上的陈胜、吴广起义, 太平天国为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百姓的力量是强大的, 足以让统治者所敬服。第三, 要轻徭役。赋税太重, 威胁到百姓的基本生存, 君主必然失去民心, 横征暴敛无异于是率兽食人。

二、儒家民本思想的利弊分析

(一) 儒家民本思想的合理性

儒家强调民生的作用, 使君主能够多少关注一下民生疾苦, 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众的利益, 使百姓有一个稍微安定的生存环境而不至于反抗、起义, 有利于巩固君主的统治, 对社会进步有一定积极意义。

思想上,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 儒家民本思想的诞生肯定了人在封建社会中的价值。夏商周以前, 原始社会都推崇对自然宗教、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这一重要思想使中国文化摆脱了宗教的思想束缚, 人才是自然、社会的主人。儒家强调仁者爱人, 有利于改善当时的社会风气, 重视人的主观精神和重视事在人为的思想, 削弱了天命鬼神对人世间的支配和主宰作用, 一定程上提高了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

(二) 儒家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儒家民本思想强调重民, 但只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 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反对暴君和暴政, 但是并不反对君权和专制, 民为邦本的前提是君为大。民众虽然重要, 但只是君主的统治工具。民本思想关注的是调节君民关系, 而不是彻底抛弃这种不合理的政治关系, 正因为它没有与封建专制的对立, 这也从本质上体现了其封建性质。

三、儒家民本思想的现实意义、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一) 儒家的民本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远远超过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人们的价值与成功取决于赚钱的多少, 为了名利不择手段, 并出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例如, “小悦悦事件”, 老奶奶跌倒不敢扶等事例;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弱势群体的利益不断受到侵害;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构建和谐社会就要解决在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在继承和发展民本思想的基础上, 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 构建和谐社会, 才有利于我们自己实现自己的利益、创造美好生活。作为管理者, 一切都应该以民生为本。构建和谐社会, 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 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构建和谐社会要关心民生。要保持经济发展, 并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和谐社会建设成果的受益者, 享用者。

(二) 儒家的民本思想对民主建设的影响

儒家民本思想强调以人为本,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民主, 让人民当家作主, 需要以儒学为基础。从儒家“民贵君轻”的思想可以看出, 法制不应用各种规则来制约民众, 在政治法律文化中要树立民意意识, 在行动中真真切切体现和反映民意, 这样才能做到和谐。统治者也应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端正自身品行, “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现今习主席加强反腐建设, 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正是贯彻落实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

四、结论

儒家民本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大到齐家治国, 小到个人修养, 它具有双重性, 它的一些观念已经过时, 对于现代经济文明会产生消极影响, 它的另一些观点则表现出永远的价值, 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批判继承, 古为今用, ”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就是我们对待传统的观念, 也是我们对待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态度。

参考文献

[1]刘蔚华、赵宗正.《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2][5]邵汉明、刘辉、王永平.《儒家哲学的智慧》.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版.

[3]王爽.《孔子回答人生的108个感悟》.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1版.

老子的“道”与民本思想 篇5

老子的著作经过口耳相传至战国时期成书,其本来面目并非如我们所见:全书原本并未分章节,德经乃在道经之前;甚至“道德”也只是后人从书中择取二字“强为之名”。如摒弃章节之分,我们或许可以按照某种新的逻辑和顺序来理解《老子》全书。细读之可以发现老子试图论证和阐明的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何为道及道之性质与功用;二,王侯应如何效法和实践道;三,符合道的政治观与战争观。

“道”是先秦诸子对自己学说和主张的称呼,是老子哲学的基础与核心要素;它既是万物本源,亦是万物运行之法则。道虚无、幽深、混沌、永恒、先天地生,为万物之根本:“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惚兮恍兮”“窈兮冥兮”,“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怠,可以为天地母。”而且其用不盈:“绵绵若存,用之不勤。”道不仅生万物而且不居功,“其名不去,以阅众甫。”道又为万物之奥,不弃人、不弃物,是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故为天下贵。老子从自然宇宙间的河谷、海洋、水等处下谦卑之物中感悟出道无穷的力量,来自其无象、无声、无形、无光、无影因而不可感知的存在和支配万物却不居功不妄为不多言而顺其自然的品性。战争频繁导致的社会动乱和贫困饥荒让当时的思想家们消除战争,再建统一秩序的目标十分清晰,愿望极为强烈。老子通过对自然和社会的观察向统治者提出了要求——修道乃可以立身为政,有道之人君亦应无形无名无为无执,以道治身治国。

老子对统治者最高的要求便是不要对人民施加影响。统治者首先应当笃虚守静,任其自然,无知无为无执。老子认为事物相对产生并相互影响:“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因此,统治者的一言一行都会产生相应结果,只有无所为才能让身处泥涂中的百姓得到喘息的机会;饱经战乱的贫苦百姓确实经不起更多摧残。其次,老子严辞劝诫统治者修身养性,少私寡欲,清静淡薄;道因虚静而能观万物变化,同样统治者也只有具备“清静”之品性与修养才能领导国家与人民。故凡事皆应持其清静,不用扰攘烦苛。老子历数五色、五音、五味、田猎与难得之货的危害,并提出“生生之厚”适足以致死,目的就在于指出统治者不能沉溺于穷奢极欲、奢侈腐朽的生活;因为上之所需必取诸下,“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只有宽松的社会环境才能与民休息。第三,老子高扬人民地位,并告诫统治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认为统治者不应自见、自是、自伐、自衿,而要对人民言语谦下行动谦恭。道能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可见柔弱胜刚强,统治者对待百姓也不能傲慢逞强,自谓孤、寡、不榖不仅是口头称呼,更应是发自内心的自觉处下。理想的统治者会善待、信任百姓,如果对人民压榨过度则必然招致恶果:“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圣人应当自知自爱而非自见自贵。老子对统治者的要求都出于人民利益,力图说服统治者减轻对人民的控制,节制个人欲望以减轻人民负担,并以平等谦卑的姿态对待人民。虽然这些劝诫的最终目的都是稳固执政者的统治,但老子确实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争取适宜的生存环境,是一种超越等级的民本思想。

道不可感知而功用无穷,折射在政治主张上,便是任其自然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不能扰民,政治贵在自然淳朴,人民感受不到统治者的存在才是最好的状态。在老子看来,东周时代“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并对之进行毫不留情地批判。老子继而提出只要任由民众自然发展,则百姓能“甘其实,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政治观点,此即为老子理想的小国寡民社会模式。与儒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模式相比,老子的政治观显得消极退缩,孔子虽感叹礼崩乐坏也没有退回到原始社会的想法,而只是力图克己复礼;其中原因可能还在于老子对道之感悟,“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事物皆为道产生、最后又复归于道,也就只有恢复最初状态,达到“道”舍去一切多余之物的“虚无”状态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这是老子依道得出的政治观,朴素真诚,为中国人民构想出了最早的世外桃源,世世代代为人们所幻想,却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

老子不喜欢战争,“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由于战争对生产力、社会秩序的破坏和对人民身心的极大伤害,不论为何而起都是不义之事。因此战争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发动,“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即使发动也只是解决问题而已,战胜敌人也只能以丧事对待,此时的老子俨然西方现代思想家对世界大战的批判与指责,极具人道主义精神;这种超越时空界限的同情心比之先秦任何一家政治哲学思想都不逊色。

能够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上古时代提出充分考虑人民利益的统治者自修之道与治国之道实属可贵,只是时代没有老子民本思想生长的土壤,他却为后世由动乱之中建立起新政权的统治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案。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与唐初的贞观之治均得益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怀柔政策,甚至可以说几乎历朝历代统治者初掌权时都会采用道家的无为而治,只是没有哪一朝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最后总是被不甘受压迫的另一阶级揭竿而起。

参考文献

[1]黄瑞云.老子本原[M].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

论张廷玉的民本思想 篇6

一、关心民瘼, 恤民济困

身处朝堂的张英、张廷玉父子连年谏免灾区赋税, 并议拨白银数百万两赈济灾民, 朝中大臣及官员在此精神感召之下也积极参与救灾。康雍乾三帝曾先后赐张廷玉白银近万两, 他却将此银或用于激励士子学习或将其寄家购公田以资乡里灾民。康熙三十七年, 桐城发水灾, 赴县城觅食者甚众。张廷玉与其弟兄在张英的支持下, 于西郊太霞宫设粥厂赈灾民。桐城龙眠河时为七省通道, 然河上石桥因年远失修被毁, 致出入城市之樵苏及驿使商贾阻隔不得渡。张廷玉便用雍正颁赐其父建祠的一万两白银取其半作建桥之用, 费时二载建成此桥, 方便了过往行人, 得乡人由衷称赞, 此桥亦被后人称为良弼桥。

二、居官清廉, 驭吏为民

张廷玉为官勤政尽责、清廉自守。史载“军机处初设, 职制皆廷玉所定”。作为首席军机大臣, 廷玉常“诸曹司及书吏抱案牍于旁者, 常百数十人环立, 更进以待裁决。”在职期间可谓案无遗牍。雍正多次对其赞誉, 凡有密旨, 悉谕之。

胥吏作奸历来不绝, 除之尤不易。廷玉虽性宽厚, 但驭吏特严。他任吏部职时, 获悉人称张老虎的贪官张某祸害民众, 因有高官庇护, 惩之殊不易。廷玉出其不意, 将其重责后押回原籍, 其时朝中权贵多为营救, 知交中为其说情者亦接踵而至, 然廷玉毅然将其绳之以法, 事后, 人誉廷玉为伏虎侍郎。其在职期间, 多责逐黠吏, 纠下属谬误, 同僚为其睿敏所折服。

三、宽刑慎罚, 关注民命

张廷玉任刑部侍郎时, 有山东美鬓公等聚众劫掠, 被擒者甚众。廷玉等受命前往济南审案, 至后昼夜检阅卷宗, 断定此乃盗案而非叛案, 仅将为首七人正法, 余者或从轻发落, 或无罪释放。官员皆认为判决过轻, 恐难慑服余党。廷玉曰:“草菅民命, ……恐无此天理。”后山东果平安无事。可见廷玉理政治狱, 重在从实际出发, 宽严有度, 刚柔并施, 以自己的司法实践, 对此作了最好的示范。

雍正为政治民以严猛著称, 朝臣遂投其好, 执法尤严苛, 一时冤案遍布国中, 廷玉于此害民之举甚忧。雍正十一年, 张廷玉在奏改刑部滥禁之弊折中指陈核审刑案的刑部对衙门所送一干犯人, 不论其罪行大小将其一律收禁, 致株连无辜, 他敕议应视具体情节将人犯分别收监。在奏改刑部滥引律例之弊折中他直指刑部官员引法律条文时, 常删去刑律前后文而只摘中间数语作判, 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之状甚重。他建议为防范此类事情发生, 应令都察院对刑部引例不确等违法之举要予以驳正, 不改者即参奏。此二疏由九卿议行后收效明显。

四、抚恤流民, 宽服民心

康雍之交, 有浙闽赣流民聚众结党盗窃, 为害地方。张廷玉具折提出五家连环互结、严行保甲编户入籍之法, 另择其技勇之人读书之子, 分别考验收用。雍正阅后即批发赣浙等省督抚议行。张廷玉此议对安置流民、区分匪党、宽服民心、选贤任能及实现边省安定无疑都起到了积极作用。雍正十年, 山东官吏奏销上年正赋, 若有欠粮不完者按例革除功名。皇帝询众臣如何办理, 同官皆认为法当如此。廷玉却认为民众抗粮是由于山东连年荒歉, 情有可原, 并跪请皇帝宽限一年, 昭法外之恩, 皇帝勉从其请, 此次得免者甚众, 足见廷玉关心民瘼、忧民疾苦、救民苦难之拳拳赤子之心。

五、张廷玉民本思想的时代意义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全面崛起的新世纪, 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代, 研究中国清代政治思想史上占重要地位的张廷玉的民本思想, 仍不乏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1) 有利于全面科学地批判继承封建社会能吏的有益思想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张廷玉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立场上考虑民生、民疾等现实问题, 他不可能把百姓作第一位的考虑对象, 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劳动人民被压迫剥削的地位, 但他的宽刑慎罚和抚恤流民等理政安民思想, 一方面有利于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使国家处于社会稳定、政治安定、经济有所发展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 他利用皇帝近臣身份劝谏君主关注民生、轻徭薄赋, 减轻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掠夺,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 减轻了人民的经济负担, 从而促成康乾盛世的萌生。值此建设和谐社会不定之期, 我们应吸收封建社会能吏的有益思想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服务。2) 张廷玉的慎刑、关注民命等治狱安民思想是与当前以人为本理念一脉相承的。传统民本思想与君主制紧密结合, 封建社会中的人也仅限于君主、官吏之流, 广大民众则因被视为草民、贱民而排除在外, 以人为本只是封建集团为维护其统治采用的工具和手段。而今天的以人为本是由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提出并予以践行, 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关注民命, 为包括贱民在内的民众着想的民本思想, 这与张廷玉所提倡的抚恤贫民、关注民命、为民谋利、轻刑化等思想又有些许承继之处。尽管张廷玉民本思想的出发点是为巩固封建统治, 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但比照传统的民本思想, 张廷玉的民本思想又具有一些显著特征和重要的历史价值, 它对后世民本思想及以人为本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3) 张廷玉建制驭吏等吏治思想对我党执政为民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张廷玉极重官员道德品质对保证封建社会吏治清明所起的重要作用, 但不过于相信官员的道德自律作用, 他强调须从选拔任用、监督管理官吏等多方面入手, 建立较为完备的监察制度加以规约。他还认为若要抑制防止贪腐的滋生蔓延, 须加强法制建设, 健全有监督效率的用人规范和约束机制, 把源头防范与法律制约结合起来。他还主张通过立法把最重要的道德要求纳入法律的规范体系中, 达到治吏安民的实际效用。他的立法定制治吏思想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 对置身封建治下的百姓来说是有利的。诚然, 张廷玉的民本思想不可能保证清朝国运的繁盛昌隆。但他历仕三朝, 地位尊崇, 其民本思想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当时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清朝中前期长达百余年的大治显与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的大力辅佐极有关联。从这一意义上说, 张廷玉的民本思想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清]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姜太公民本思想浅探 篇7

一、姜太公其人

姜太公姓姜, 名尚, 字子牙, 号飞熊, 炎帝神农皇帝51世孙, 伯夷36世孙, 因其先人伯夷封国于吕 (今山东日照莒县) , 以国为氏, 也称吕尚。为周文、武、成、康四朝太师, 封齐王, 生于殷庚丁八年 (前1211) , 卒于周康王六年 (前1072) , 终年139岁。史传姜尚生而早慧, 能够预知未来, 是难得的“神童”。但是由于生不逢时, 早年择主不遇, 微贱坎坷。直到72岁于渭滨垂钓时, 被西伯姬昌发现并拜为太师, 满腹谋略方才得以施展。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当姬昌遇太公于渭滨时, 曾高兴地说:“吾太公望之久矣”[1], 故尊之曰“太公望”, 在民间一般称之为“姜太公”。文王予之以极高的地位, 并得其辅佐, 消灭了商朝。

二、姜太公民本思想的主要表现

《汉书·地理志》记载:“初太公治齐, 修道术, 尊贤者, 赏有功, 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 矜功名, 舒缓阔达而足智。”[2]33综观太公一生的建树, 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 都有卓越贡献, 民本思想便是其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仁者爱民。

姜太公强调治国之道, 务在爱民, “欲使主尊人安, 爱民而已”, 提出了“利而勿害, 成而勿败, 生而勿杀, 予而勿夺, 乐而勿苦, 喜而勿怒”的观点, 提出:“民不失务则利之, 农不失时则成之, 省刑罚则生之, 薄赋敛则与之, 俭宫室台榭则乐之, 吏清不苛则喜之, 民失其务则害之, 农失其时则败之, 无罪而罚则杀之, 重赋敛则夺之, 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 吏浊苛则怒之。故善为国者, 驭民如父母之爱子, 如兄之爱弟, 见其饥寒则为之忧, 见其劳苦则为之悲, 赏罚如加于身, 赋敛如取于己, 此爱民之道也。”[2]他认为所谓爱民, 就是不使民众失业, 给民众利益;不耽误农时, 促进生产;不惩罚无罪的人, 保护民众的生命;轻征薄敛, 给民众以实惠;少建宫殿台榭, 使民众安乐;官吏清廉, 使民众喜悦。统驭民众要像父母爱护子女、兄长爱护弟妹一样, 见其饥寒为之担忧, 见其劳苦为之悲痛, 实行赏罚、征收赋税要感同身受。事实上, 早在出任周朝太师之前, 姜太公就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爱民利民的思想理论。文王姬昌访太公于渭水之滨时, 曾就治国之道跟太公有过一番探讨。

太公曰:“缗微饵明, 小鱼食之;缗调饵香, 中鱼食之;缗隆饵丰, 大鱼食之。夫鱼食其饵乃牵其缗, 人食其禄乃服其君。故以饵取鱼, 鱼可杀;以禄取人, 人可竭;以家取国, 国可拔;以国取天下, 天下可毕。呜呼!曼曼绵绵, 其聚必散;嘿嘿昧昧, 其光必远。微哉!圣人之德, 诱乎独见。乐哉!圣人之虑, 各归其次, 而立敛焉。”文王曰:“立敛若何, 而天下归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 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 地有财, 能与人共之者, 仁也。仁之所在, 天下归之。免人之死, 解人之难, 救人之患, 济人之急者, 德也。德之所在, 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 同好同恶, 义也。义之所在, 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 好德而归利, 能生利者, 道也。道之所在, 天下归之。”[3]

简单来说, 太公在以上论述中根据文王对收揽人心的方法的求教, 表达了自己的爱民之心,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人要食君俸禄, 就会服从君主的命令, 因而以爵禄取人, 人可竭尽其力;以家取国, 国可被占领;以国取天下, 天下可被征服。其二, 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 而是天下人的天下。能和天下人同享利益的, 就可以取得天下;独占利益的, 就会失掉天下。谁有仁爱、施恩德、讲道义、行王道, 天下就归向谁。这是其民本思想的基础, 也是其日后用以治国、平天下的指导思想。正是这种爱民思想使姜太公得到文王赏识, 获得了可以兼济天下的机会;正是这种爱民思想使太公辅佐的周王朝可以得民心随民意推翻暴虐的殷商王朝;也正是在这种爱民思想的指导下, 姜太公制定了一系列的利民、惠民的政策、措施, 如:“不以役作之故, 害民耕织之时”, “尽力农桑者, 慰勉之”, 进行奖励, “存养天下鳏寡孤独, 赈赡祸亡之家”[4]31等, 从而极大地调动了齐民的生产积极性, 迅速繁荣了齐国经济。

2. 智者顺民。

周武王二年, 即公元前1051年, 88岁的姜尚以兴周灭纣的首功被封于齐, 并被赋予征伐天下诸侯的权利。征伐的范围“东至于海, 西至于河 (指古黄河, 流经今河北武强、束鹿、宁晋、巨鹿、魏县及河南滑县一线) , 南至于穆陵 (今临朐东南大岘山上) , 北至于无棣 (今河北盐山南宣惠河一带) ”[2]29, 从而达到就近守护周王朝的目的。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当年太公领封之后, 带领文武百官, 携带家眷, 车乘辎重, 自周都城动身, 东行就国。他们一行人浩浩荡荡, 昼行夜宿, 走得十分悠闲, 并不急于上任。有一天刚刚住进旅店休息, 就听店主说道:“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 殆非就国者也。”[1]太公听罢, 马上起身, “夜衣而行”, 黎明便赶到了营丘 (今山东淄博临淄) 。到达目的地之后才得知, 商王朝的残余势力莱侯带兵来争夺齐地, 太公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先礼后兵, 击败莱侯, 才保住了齐国, 建都营丘。顺民, 便要近民, 如果当初太公依仗自己劳苦功高, 骄傲自满, 不把旅店店主的话放在心上, 依然按自己原来的速度“道宿行迟”, 可能齐国的第一任国君就要换人了。

太公到达营丘后, 治国施政, “因其俗, 简其礼, 通工商之业, 便鱼盐之利”[1], 短短五个月的时间便使齐国局面迅速安定下来。这又是他顺民主张的又一表现, 他认为君主的言行必因下民的好恶而发, 上风必顺民意民情而动, 这就是“从其俗为”。所谓“因其俗, 简其礼”, 就是指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 在周天子基本治国精神不变的前提下, 简化西周的烦冗礼节, 以适应当地的民情, 使当地民众易于接受, 以免产生对立抵制情绪。

齐地在姜太公到来之前曾长期作为东夷民族的聚居地, 又因土地多为盐碱地, 农业发展相对落后, 《汉书·地理志》说:“齐地负海偏卤, 少五谷, 而人民寡。”《盐铁论·轻重篇》记载:“昔太公封于营丘, 辟草莱而居焉, 地薄人少。”但齐地又是“负海”之国, 鱼盐资源极其丰富, 且当地居民在植桑养蚕、舟车制造、兵器冶铸等手工业技术方面有着一定的优势[5]94, 这里有尚武重仁的传统, 蕴藏着全面发展的无穷潜力。太公深知, 要发挥这一优势, 就要顺应当地民众既成的习俗与文化传统, 借助这种习俗与文化传统的维系作用来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 以达到安定民心、治国安邦的目的。因此, 太公采取了“敬其众, 合其亲, 因其明, 顺其常”[2]的策略, 要求官吏们对民众要“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利而勿害, 成而勿败, 生而勿杀, 与而勿夺, 乐而勿苦, 喜而勿怒”[2], 以争取民心, 激发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周礼, 既保持了它的权威性, 又简化了一些繁琐程序, 结合齐地民俗特点, 创造出了既让齐民乐于接受、又不太悖于周礼的新制, 从而调动了齐国民众兴齐建国的最大积极性, 开改革开放之先河, 使齐国得以迅速振兴, 为齐国日后的霸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太公的“因其俗”之政对后人影响深远, 桓公、管仲奉行为“令顺民心”之治, 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的观点, 而司马迁则将其概括为“俗之所欲, 因而予之;俗之所否, 因而去之”[1]。

当初太公封齐, 伯禽封鲁, 齐鲁地域相连, 故为东夷之地。太公治齐, 五月报政周王朝, 周公问:“何疾也?”太公回答说:“吾简其君臣之礼, 从其俗也。”而伯禽治鲁, 三年报政周王朝, 周公问:“何迟也?”伯禽说:“变其俗, 革其礼。”周公听后感慨道:“呜呼, 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 民不有近。平易近民, 民必归之。”[1]在这里, 太公说明了他“因其俗, 简其礼”的施政目的就是为求政简易行, 而伯禽的施政结果则是政烦令苛。只有政简易行, 民众才易于接受、乐于接近;只有平易近民, 民才归心。

3. 能者知人善用。

姜太公任人唯贤, 自出任周朝太师起一直重视选贤举能, 举贤尚功, 即指选拔有才德, 有建树人, 给爵位授实权, 让他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通过考核符合选贤标准的人, 不分亲疏, 均用其所长, 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 强调对维护齐国政治秩序、恢复提升齐国经济作出贡献者给予奖赏和鼓励, 虽有才能却对社会政治经济无贡献甚至有害的人则给予一定的惩罚, 以确保和督促贤能之人为国效力[6]402。他曾向文王进言:“王人者, 上贤, 下不肖;取诚信, 去诈浮。”[3]并十分强调举而能用, 不能把举贤作为口头说辞, 而要任以实职, 给以实权。他说:“将相分职, 而各以官名举人, 按名督实。选才考能, 令实当其名, 名当其实, 则得举贤之道也。”[3]文王推行了太公“举贤任能”的用人路线, 吸引了大批贤士良才赴周, 从而形成了西周人才济济的盛况。

太公以尊贤尚功之道, 先兴周朝, 又兴齐国。他突破了西周“尊尊亲亲”的正统思想束缚, 举贤任能不计亲疏, 唯才是举, 不以身份、地位、贫富、样貌等作为考核人才的依据, 而以“建官唯贤, 位事唯能”为选拔人才, 考察官吏的第一标准, 以“先疏后亲, 先义后仁”[3]为基本原则, 认为尊贤就不能分亲疏远近, 而以疏而贤者、亲而能者为先, 亲近而不肖者为后;任人当以能者为先, 以合情合理是取, 以无能为后, 以亲其所亲是弃。事实证明, 太公这条“举贤尚功”的用人路线, 是他超越时代的先进思想的表现, 他突破西周“尊尊亲亲”的正统思想束缚, 举贤任能不计亲疏, 从而为齐国霸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姜太公的民本思想对齐国以及整个中国后世的治国方针、观念态度、人文精神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它在理论上, 为后来管仲的人本思想奠定了基础, 使得齐国后来能够称霸诸侯;为晏婴的廉政建设提供了思想依据, 其“倡省刑薄赋敛”、“尚俭倡廉”正是姜太公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源头。姜太公的治国方略, 为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所重视、效法, 在当今依然有其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2008.

[2]宫源海.姜太公封齐的历史背景及治国方略的提出[J].管子学刊, 2004 (1) .

[3]曹胜高, 安娜.六韬鬼谷子[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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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于孔宝.姜太公的政治思想与政治谋略[J].河北学刊, 1995 (1) .

邓小平民本思想的基本特征 篇8

一、真正的人民性

我国传统民本思想中封建统治者鼓吹“利民”、“爱民”的根本原因是“畏民”, 目的是维护君主统治和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 而不是真正的“以民为本”。“民”只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对象, 其实质是“官本位”。邓小平民本思想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前提出发, 坚定地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决定力量。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 归根到底地说来,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1] (p217) 所以“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 绝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 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 就一定要失败, 就会被人民抛弃。”[2] (p368) 可见, 邓小平民本思想才是真正的“民本位”, 即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取信于民, 一切依靠人民, 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标准。他设计和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其本质就是以人民利益至上为核心的。具体体现在:

经济上, 确立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基本要求。他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是社会财富不断增长, 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3] (P171) , “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 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富裕。”[3] (P172) 并将实现共同富裕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原则。

政治上, 以全体人民当家作主, 真正享有管理国家权力和享有广泛民主权利为基本内容。虽然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提出“听于民”的主张, 但对如何“听于民”却未论及。新时期邓小平认识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 封建传统比较多, 民主法制比较少。”[2] (p.332) 要真正使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使“听于民”成为现实, 必须要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必须制度化, 才能肃清封建残余的影响, 他说:“肃清封建残余的影响, 重点是切实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 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2] (p.336) 。民主必须法律化, 通过法律来保障民主的权威。“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2] (p.146) 。以上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高度重视。

文化上, 以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为核心, 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 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 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 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 从一定意义上说, 关键在人”[3] (p.380) 。因此在他的理论和实践中贯穿着对人、人才的极大关注。他说:“改革经济体制, 最重要的, 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 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3] (p108) 。他响亮地提出了“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2] (p40) 的口号, 他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 把精神文明的建设落实到人的建设上, 落实到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上。

决策上, 邓小平认为我们制订和实行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必须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民群众的要求, 并始终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为依归、为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的成败得失, 来判断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我们党和领导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既把人民视作目的, 又把人民视作主体和价值依归。这些都体现了邓小平民本思想具有真正的人民性。

二、极强的实践性

邓小平理论中虽未对其民本思想作专门系统的阐述, 但我们仍可以非常清晰地把握其理论的逻辑脉络和思想本质。他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来谈人的地位、作用、需要, 谈人的理想、信念、素质, 并制订了一系列极具操作性的路线方针政策, 从而使理论成为取信于民、寄爱于民、造福于民的实践哲学。如:为了消除人们对姓“资”还是姓“社”的顾虑, 提出判断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实现共同富裕, 他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先富带动后富, 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选择干部标准, 他提出要坚持“四化”标准, 即干部要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革命化。为实现现代化, 他提出了从建国起大约用一百年时间分三步走, 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等等。可以看出, 邓小平民本思想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三、鲜明的时代性

邓小平民本思想准确地把握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在和平发展成为当代时代主题的条件下, 邓小平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针对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作用急剧增大的特点, 特别强调了“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2] (p40) , 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 发挥人才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 (p274) , “我们的国家, 国力的强弱, 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 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 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3] (p120) , 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 (p106-107) , 从而把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经济犯罪、腐败现象以及党风和社会风气下降等一些不良现象, 邓小平强调一定要抓好包括思想政治在内的教育事业, 他指出:“十年最大失误是教育方面, 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 教育发展不够”[3] (p287) , 他站在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 指出:“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 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 把共产党员教育好, 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3] (p380) 。按照人的现代化建设思想, 提出了培育“四有”新人, 作为人的建设的目标。他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守纪律。”[3] (p28) 他的“四有”人格思想克服了传统人格思想的抽象化和理想化, 成为其民本思想的一个闪亮点。这些无一不体现出邓小平民本思想浓郁而鲜明的时代特色。

四、严谨的务实性

务实性就是从现实出发, 着眼于实际效果, 不搞形式主义。邓小平十分反感那种只尚空谈而不下功夫解决群众具体问题的态度。早在五十年代中期, 就严厉批评过那些不愿接近群众, 不关心群众的痛痒, 对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 不是积极地去解决, 而是抱着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淡态度的领导干部。1979年11月。邓小平在对中央机关副部级以上干部的讲话中, 再次强调了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 提倡领导干部“到一个单位去, 首先到厨房去看看, 还要看看厕所, 看看洗澡的地方”[2] (p228) , 认为如果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 为人民服务就徒具虚名。面对十年动乱造成的重重困难, 他指出:“越是困难的时候, 越要关心群众”[2] (p228) , 听取群众的呼声。邓小平强调现代化建设要从实际出发, 不能搞形式主义, 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使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他强调:“人民, 是看实践。人民一看, 还是社会主义好, 还是改革开放好, 我们的事业就万古长青!”[3] (p381) 邓小平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当代世界的迅速发展, 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三步走”发展战略, 始终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目的和归宿, 其每一步都有相应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 即“温饱型”、“小康型”和“比较富裕型”, 纠正了以往在制订经济计划中对普通人民群众生活关注不够的问题。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民本思想的务实性。

五、丰富的创造性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三步走战略”、“社会主义本质论”、“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等等这些思想无一不体现了其理论的创造性。邓小平民本思想的创造还突出表现在他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现实, 重新确立了物质利益原则。物质利益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恩格斯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 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 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4] (P133)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看, 它正是以市场主体本位利益满足的最大化作为架构支点, 追求物质利益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机制和重大法则。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泛化了道德的功能, 缺乏对物质利益的关注, 甚至把物质利益作为异己物加以批判和鄙弃, 结果大大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邓小平重新确立了物质利益原则, 唯物辩证的解决了物质动力和精神动力的关系。他认为, 要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 必须重视物质利益原则。他说:“不讲多劳多得, 不重视物质利益, 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 对广大群众不行, 一段时间可以, 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 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 不讲物质利益, 那就是唯心论。”[2] (p146) 他又说:“我们提倡按劳分配, 承认物质利益, 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 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2] (p337) 所以他主张“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工人农民, 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 生活先好起来”[2] (p152) 通过利益驱动和竞争压力, 调动生产者的自主性、创造性, 激发他们的劳动热情, 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利益驱动人们对利润的最大化追求, 必然对社会道德产生负面影响。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风险。他认为, 我们也不能没有精神, 在强化人民物质利益导向的同时我们必须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 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2]p367) “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 走弯路。”[3] (p144) 人民的利益就更无从实现了。这里邓小平从理论上创造性地论证了物质动力和精神动力的辨证关系、物质利益合理性及共同富裕等丰富的思想观点, 纠正了长期以来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所忽视而造成的偏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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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借鉴孟子民本思想构建和谐社会 篇9

关键词：民本,民主政治,和谐社会

一、孟子民本思想概述

政治上孟子主张贵民轻君, 他认为, “保民而王, 莫之能御也。” (《孟子·梁惠王下》)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孟子·尽心下》) 从中可以看出, 孟子充分认识到了民心向背对地主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性。经济上主张“制民之产”以养民、富民, 孟子认为实行“王道”, 应先解决老百姓的“养生丧死”等基本生活问题。他说:“民之为道也, 有恒产者有恒心, 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 放辟邪侈, 无不为已, 及陷乎罪, 然后从而刑之, 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 罔民而可为也?” (《孟子·滕文公上》) 可见孟子“恒产”与“恒心”的关系, 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精神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法律上, 孟子主张“薄税敛”、“省刑罚”, 他说:“易其田畴, 薄其税敛, 民可使富也……圣人治天下, 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 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尽心上》) “是故贤君必俭礼下, 取于民有制。” (《孟子·滕文公上》) 这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无疑是具有推动作用。文化上主张“教民”“治礼义”, 孟子认为, “制民之产”只是“王道之始”, 要真正得天下, 就要抓住民心, 所以必须通过对民进行“善教”。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得民财, 善教得民心。” (《孟子·尽心上》) “不教民而用之, 谓之殃民。殃民者, 不容以尧舜之世。” (《孟子·告子下》) 如果“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 丧无日矣。” (《孟子·离娄上》) 由此可见, 孟子关于“富民”与“教民”的思想是符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原理的。社会方面主张“人和”、社会合理分工、商品交换、放宽政策, 孟子主张:通过“制民之产”使民有“恒心”, 老百姓安居乐业, 社会才能稳定。对社会成员“教以人伦”和“明其政刑”, 使人们做到“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人人亲其亲、长其长”从而实现人际和谐, 达到“天下平”的社会效果。选贤任能, 放宽经济政策, 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使天下之士、商、旅、农、民“皆悦”而各得其所。孟子说:“尊贤使能, 俊杰在位, 则天下之士, 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信能行此五者, 则邻国之民, 仰之若父母矣。” (《孟子·公孙丑上》) 对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 孟子说:“有大人之事, 有小人之事……治于人者食人, 治人者食于人, 天下之通义也。无君子莫治野人, 无野人奠养君子。” (《孟子·滕文公上》) 通过合理的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 使社会成员各尽其力, 互通有无, 互相协调, 安居乐业, 实现社会和谐。孟子重视“人和”,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故君子有不战, 战必胜矣。” (《孟子·公孙丑下》) “人和”不仅能实现社会和谐, 还能使一个国家团结起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乃至取得天下。国防、外交方面主张“仁者无敌”“与民守之”, 国王只有努力保民、爱民, 施行善政, 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 人民才会团结起来保卫国王和国家, “效死勿去”, 从而保障国家安全。对战争的胜负, 孟子认为, 人心向背、正义与否决定战争胜负, 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战争思想的。用人方面孟子主张“尊贤使能, 俊杰在位”他主张“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而在高位, 是播其恶于众也。” (《孟子·离娄上》) 孟子说:“尊贤使能, 俊杰在位, 则天下之士, 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孟子·公孙丑上》) 国君“仁则荣, 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 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 莫如贵德而尊士, 贤者在位, 能者在职。国家闲暇, 及是时, 明其政刑, 虽大国, 必畏之矣。” (《孟子·公孙丑上》) 可见, “仁政”能否施行, 关键是施政者是不是“仁人”。唯才是举, 在当时有一定的民主性, 也是中国吏制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

二、孟子民本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孟子的民本思想启示我们,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 首先, 要抓好物质文明建设, 解决民生问题, 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我们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首先解决人民温饱进而达到小康的“三步走”战略部署的制定, 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良好宽松的法制环境, 取消农业税, 减轻农民负担, 注意生态保护, 全面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措施的采取, 都说明我们党已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其次, 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 应该很好地借鉴孟子关于“富民”之后要“教民”的思想这一思想, 结合中国的实际, 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 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牢思想道德基础。

2. 国家必须坚持改革开发, 利用政策,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使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

要“注重激发社会活力”、“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 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健全工作机制, 维护社会稳定”。《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把“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 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定为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并要求“以改革促进和谐、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3. 我们党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 不断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乐民之乐者, 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 民亦忧其忧。”人心向背, 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胜衰的根本因素。胡锦涛同志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 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里的‘本’、‘基’、‘源’, 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 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 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才能永立于不败之地。”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做到心里装着群众, 凡事想着群众, 工作依靠群众, 一切为了群众。要坚持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 尽心竭力解难事, 坚持不懈做好事。”只有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全国各族人民才会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 同心同德, 步调一致, 实现社会和谐。

4. 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要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不但要确保权利主体平等地享有法定权利, 还应确保权利主体有能力平等地行使法定权利。社会公平不仅要体现在法制上, 还应该体现在事实的公平上。事实公平实现的程度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更多地体现在事实公平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世界各国通用的原则, 这已不是评判一个社会制度优劣的标准。社会主义最终要解放全人类, 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马克思说过, 未来的社会是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实现事实公平、“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

5. 注意对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 确保事实公平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近年来, 我们党特别重视三农问题, 采取许多惠农政策和措施以减轻农民负担。在扶持家庭生活困难的子女入学, 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 完善法律援助体系, 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改革, 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政策,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对妇女、儿童、老人给以特殊照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都是我们党和国家在保护弱势群体、实现事实公平方面所做的努力。应该说这方面的工作是举世瞩目、卓有成效的, 但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距离,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6. 建设一支清正廉洁、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惟仁者宜在高位”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组织保证。

《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因此, 必须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完善民主推荐、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差额考察、任前公示、全委会投票表决、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党内选举等制度, 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能力、作风上过得硬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确保建设一支高效廉洁的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建设搞好了,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有了组织保证。

参考文献

[1]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17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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