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家庭（精选十篇）
浙江省家庭 篇1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传统的农业经营制度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双层经营体制的弊端与问题日益显露。此外, 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 生产技术日臻成熟为农业经营规模扩大提供了技术支撑, 形成了技术进步与传统分散经营效率低下的矛盾。因此, 如何创新和完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 发展能够实现规模经济的家庭农场组织已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通过近几年的重要会议、文件及意见可以看出, 我国对农业发展高度重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2013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并将“家庭农场”列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创新之一。今年的1号文件再次提出要扶持包括家庭农场在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今年2月, 农业部又下发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 “家庭农场”成为各界讨论的热点。各地纷纷掀起了发展家庭农场的热潮, 许多省市出台了相应的扶持政策。
二、土地流转与家庭农场的关系
土地流转使土地得以集中, 土地的集中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用地需求。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 土地流转和家庭农场的发展相互作用, 土地的有序流转是家庭农场的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家庭农场的发展对土地的有序流转起着一定的反作用。在我国土地国家与集体所有的制度下, 土地规模的集中必然离不开农用土地依法有序的流转。没有土地流转, 想要实现以家庭农场来强农、富农的目标是不可能的, 也只有土地流转才能推动家庭农场的规模化发展。一方面, 农业用地的有序流转使得有一定经营能力的农场主可以得到一定规模的农业用地, 从而达到家庭农场规定土地面积的标准, 为家庭农场的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 家庭农场要得到发展就必须通过土地流转来集约利用土地, 使土地达到一定的规模, 从而使土地的规模效应得以发挥。
三、土地流转存在问题
近年来, 浙江省土地流转速度加快, 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从浙江省土地流转的现状可知, 其同样存在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流转意愿不高”、“流转比例偏低”、“流转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对于上述问题, 很多学者已经给予了原则性、政策性的措施。然而, 为了促进家庭农场的发展, 浙江还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下面针对目前浙江土地流转中存在的制约家庭农场的、有待进一步加深的问题进行介绍。
1. 土地流转租赁期较短, 农场地权不稳定
家庭农场要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不仅需要土地大规模经营, 更需要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然而, 土地租用期限较短、稳定性较差, 势必会削弱家庭农场主对于农场投资的热情。浙江省目前的土地承包流转期长短不一。一方面, 大部分农民认为未来土地价值的不确定以及利益分配的不合理, 从而不愿意把土地权益长时间转移。另一方面, 土地租赁费用的差异性阻碍了流转的长期性, 一些地区土地价格高昂, 对农场主而言, 没有足够的资金长期投资于农场的发展。土地流转期限普遍较短的问题导致了农场地权的不稳定性, 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实现。
2. 现有土地流转模式与家庭农场发展不适应
中央文件提出要“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家庭农场等经营模式的期望, 很多学者也认为家庭农场就是我国农业发展未来的方向。然而, 家庭农场在土地流转形式上, 要受很多环节、因素的制约, 仅仅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现有的土地流转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浙江不同地区所面临的土地流转的问题产生的根源不同, 签订土地流转协议最佳解决途径也不相同, 现实发展家庭场中运用的土地流转方式难以达到最优效果。在当前政府高度重视家庭农场的形势下, 需要有效的引导土地流转模式, 合理的运用政府、市场、自我推动相结合的模式解决流转中的矛盾问题, 从而形成与家庭农场相适应的流转模式。
3. 土地流转价格不规范
从理论上讲, 土地流转的价格一般取决于土地的市场租金 (地租) , 然而在现实中, 很多兼业农户理想的土地流转价格不仅包括地租部分, 而且还包括留守劳动力的租金以及农场规模化后所享有的利润分配额。在浙江很多的地区, 农场主愿意接受的土地流转的价格是土地的市场价格, 面对高额的流转费用以及未来农场收益的不确定性, 很多具有热情的农场从业者因为较高的投资成本望而却步。另外, 农场主所从事的农业结构的不同, 如部分从事种植业、养殖业, 这些经营结构的差异必然导致其收益的不同。对于理性的农户而言, 他们对于土地流转的价格的预期必然要考虑到农场主从事的经营结构, 即农户会根据农场主经营收益来确定土地流转的价格, 从而导致土地流转价格较复杂, 不规范。
4. 土地流转保障体系不完善
浙江省在法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支出靠前, 在流转方面有相对的优势, 但是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家庭农场发展中缺乏明确的法律、社会体系来保障来土地流转中流转双方的权益。对于农户而言, 首先, 没有明确土地集中化之后具体的补偿措施, 土地流转后的用途被改变对农户如何补偿、对农场主如何惩罚。其次, 在农村地区大部分农民还未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范围或是即使参保了但普遍存在项目少水平低的问题, 这使得土地对大部分农民来说仍然承载着社会保障的功能这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的土地流转。对于家庭农场主而言, 一方面, 没有明确的法律体系来保障农场主租用土地的期限, 没有对未到期就被农户违约收回的惩罚措施。另一方面, 市场规则监督机制不健全导致承包关系模糊不清、纠纷隐患增多, 也限制了土地流转。
四、家庭农场发展的创新机制
1. 适当延长土地租赁期限, 稳定家庭农场地权
在农业发展进程中, 不同的农业经营结构所需要的租赁期期限不同。因此, 针对家庭农场的经营与承包耕地流转期限长短不一的情况, 农场的经营着首先要签订与自己经营的模式相适应的承包期限。在此过程中, 一方面, 可以运用矛盾内化的方式, 农场主作为投资者可以与农户签订协议, 在支付给农户一定资金的基础上, 明确未来期限内经营风险的承担与收益的分配, 从而使得双方在期限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共识。另一方面, 政府首先应该对农场经营者给予适当政策或资金的扶持, 为潜在的农场主从事规模化、集约化的经营创造条件。其次, 政府应该对从事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进行规范, 加强中介组织与农场之间的合作, 在不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前提下, 适当延长土地的承包期, 从而推动家庭农场的发展。
2. 合理运用土地流转模式, 适应家庭农场需求
土地流转是推进家庭农场发展的基础。当前国家对于家庭农场给予很高的期望, 但是没对如何创新土地流转方式进行政策性的重视。然而, 要发展家庭农场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 仅凭“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现有的土地流转方式无法满足家庭农场对土地流转的需求。从实际来看, 让农民“自愿”流出土地的模式主要有政府推动的、市场推动的、农户自我推动的三种类型。目前来看, 政府推动模式是推动农地流转最有力和有效的手段。但是从长远来看, 要推动流转模式与家庭农场的发展相适应, 避免后期农民产生不满情绪, 要积极运用多种模式相结合的方式来促进农用地的有序流转。一方面, 要减少政府推动模式的运用, 提高农户自我推动模式的比例, 充分发挥农户的自我解决问题的意识, 使矛盾尽量减少到最小。另一方面, 通过政府、市场及农户推动的三种模式合理分配运用, 均衡流转参与者的利益关系, 提高农地的流转比例从而促进家庭农场的发展。
3. 规范土地流转价格机制, 扶持家庭农场发展
稳定的市场价格是土地交易市场有序运行的前提。土地价格偏离地租价格, 轻则影响市场的平稳运行, 重则造成市场有效性的失控。合理的土地流转价格有利于吸引土地投资者投资于农场的建设, 促进家庭农场的发展, 因此要对土地流转价格予以规范。首先, 政府要针对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制定出各自的农地流转基本价格范围, 防止哄抬地价的现象出现。其次, 各市应该协调农场主与当地中介组织之间的关系, 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进行土地流转, 形成一定的规模结构, 并针对经营种类出具一份关于农场盈亏分担比例的合同, 消除中介组织、农户个体对于未来价格不确定性的顾虑。最后, 针对部分农场主资金有限, 抵押贷款受限等情况, 政府要通过资金扶持的方式, 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 推动相关政策的实施, 支持较大规模农场的发展, 提升农场主的积极性。
4. 完善土地流转保障体系, 确保家庭农场发展
土地的有序流转离不开法律和社会的保障, 只有农地流转双方的权益都得到明确与保障, 才能通过土地流转形成规模, 实现土地利用率最大化。因此, 法律部门首先应该明确土地集中化之后对农户土地的具体补偿措施, 保护土地流出方的利益。其次, 应该对流转双方违约的情况制定相应的补偿、惩罚措施, 对土地流出流入方进行约束。再次, 健全市场的监督机制, 加强土地用途监管以及耕地规模及效率监管, 有效减少纠纷隐患情况的出现。针对大部分农户文化水平低、就业竞争力低, 失地后面临生存压力的土地流出者, 社会保障部门应该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 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基本生活保障为重点, 以商业保险慈善事业为补充, 加快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只有在满足农民比较利益的情况下, 他们才可能会把自己手中的土地交出进行流转, 才能确保农场的稳定发展。
5. 鼓励经营的多样化, 提高家庭农场效益
浙江省家庭农场主要以传统种植模式为主, 在农业生产中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 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市场冲击, 影响了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高。因此为了提高农业经营的经济效益, 经营者在土地流转的基础上, 应改变原有的单一的经营模式, 实现多样化的经营。首先, 应该对农场主进行教育和引导, 转变农场主单一的经营理念, 推广新型集约化农业经营结构。如可以发展如养殖禽类与果树类经济作物结合等新型农业生产模式, 降低经营成本、减少环境污染, 从而通过多种经营的方式实现了资源有效利用。其次, 鼓励具有一定规模的农场, 如以经济作物为主要经营模式的农场, 在种植多种经济作物的同时可以与大超市等商业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丰富农场的销售渠道, 从而提高销售率, 最终实现家庭农场经营效益的增加。最后, 创新农业经营方式, 以家庭农场农业生产经营为基础, 依靠各自农场的所具有的不同的风格及独特优势, 通过兴办“农家乐”等经营方式, 开展多样化经营, 吸引周边及外地的游客促进消费, 从而带动家庭农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明鹤.土地流转与家庭农场的关系探讨—以辽宁为例[J].党政干部学刊, 2013 (8) :45-50.
[2]马明慧.发展家庭农场中破解土地流转难题的思考与策略[J].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3 (8) :43-44.
浙江省家庭 篇2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根据农业部关于开展农民收入典型调查的要求，我们在上半年调查的基础上，继续对浙北杭嘉湖平原的嘉善县、浙中部金衢盆地东缘的义乌市、浙东北部宁绍平原的上虞市、浙西部金衢盆地西段的常山县这4县（市）、27个村、200个农户进行家庭收入情况典型调查与预测。
这4个县（市）200个典型调查户中，纯农户为12户，占6%，农业兼业户44户，占22%，非农业兼业户104户，占52%，非农户40户，占20%；家庭常住人口765人，劳动力为520.5人，经营耕地面积1023.7亩。2002年，依据对200农户家庭收入典型调查分析，预测农村经济总收入为540.96万元，比2001年的511.12万元增5.52%;预测农村经济净收入（全年农村经济总收入-全年非生活性支出）为148.46万元，比2001年的137.83万元增7.16%；农民人均收入预测为7071元，比去年的6638元增长6.1%，农民收入继续稳步增长。
一、对2002年农民收入情况分析
（一）农民收入呈多元化趋势，农业收入比重明显下降。从农户的经营类型看，2002年纯农业户为12户，比去年减少1户；农业兼业户44户与去年持平；非农业兼业户104户，比去年减少3户；非农业户为40户，比去年增4户，有纯农户逐渐减少、非农户增加的趋势。非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户占总调查户的72％，这说明农业收入在农户收入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农业收入不再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从农户的产业结构情况来看，2002年农户第一产业即农业总收入为156.58万元，占全年总收入比例28.94%，而2001年同期为32.15%，农户在农业方面收入的比重明显下降。从农户的收入结构来分析，农户收入还呈现出多元化趋势，2002年家庭经营收入中，农户从事工业加工业的收入比去年增33.78%，从事交通运输、餐饮、社会服务等第三产业的收入比去年增15.73%。农户从第二、三产业获得的收入比重明显增加，单纯依靠农业收入的农户是越来越少。
（二）农民外出劳务收入继续增加。据200户农户典型调查情况统计，2002年工资收入为207.89万元，占全年总收入的38.4%，比2001年增7.12%，其中，农民从县外省内获得的工资收入达到28.5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8.63％，从省外获得的工资收入为7.1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2.26%。
（三）不同经营类型的农户收入差距继续拉大。调查的200户农户中，纯农户、农业兼业户的全年总收入、净收入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而非农业兼业户、非农业户则分别增长。纯农户的全年总收入、净收入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44.43%、42.74%，农业兼业户分别下降1.97%、14.84%，非农业兼业户分别增长8.22%、7.79%，非农业户分别增长14.94%、14.21%。
农户收入在总体上稳步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着少数农户收入增长比较困难的现实。在调查的200户农户中，有74户农户收入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户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缺乏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个别农户出现了增产减收现象。如今年水产业结构调整后，水产养殖的面积继续增加，但由于大宗水产养殖品价格下跌，200户农民水产业净收入反而比去年减少了4.84%。因此在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问题上，各级政府要继续发挥对农民的市场引导作用，通过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形式，减少农民的市场风险；通过政策扶持，减少农民进市场的成本；通过加快农产品标准化建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等等，从多方面来实现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
二、浙江省农民收入增长的特点
2002年浙江省农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分析200户农民家庭收入情况，全省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着力构筑对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条件。今年8月，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扩大部分县（市）经济管理权限的通知》（浙委办[2002]40号），决定扩大绍兴等17个县（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促进经济强县（市）更快更好地发展，确保2005年全省有近三分之一县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并具体确定12类、313项第一批扩权事项。各地也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扶农政策。如义乌市，仅标准农田建设，市财政每年投入的资金达2000万元以上，同时依托市场优势，推行“以商强市”发展战略，已成为义乌市农村居民增收的新亮点。随着市场建设逐步迈向现代化、国际化轨道，市场体系日臻完善，各专业市场知名度、外向度实现了新的提升，特别是中国国际商贸城的开业，为义乌市商贸业的持续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给了经营户更多的商机，商贸业的持续繁荣，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坚强后循；义乌市近年来，市城区外扩和旧城改造、旧村改造等投资规模的扩大，带动了房地产的蓬勃发展，使得在今后几年内，建筑业、装潢装饰业已成为居民增收的一个新途径；同时，义乌市各级政府、部门为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以适应企业对劳动力的用工要求，每年为农村劳动力进行免费培训，来扩大他们的就业门路，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在本地企业中的劳动收入。从调查分析，农民人均收入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较多，打工、经商、承包项目等多种形式并举，非农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今年上虞市委、市府出台了“三个年”政策，把今年定为优质服务年、外资引进年、个私发展年。围绕“个私发展年”，上虞市委、市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个私企业的优惠政策。至10月，全市新增个私企业1000余家。个私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农民就业机会，带动了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据200农户典型调查，全省农村第三产业比去年增长16.12%，工资收入增长7.12%，其中本省内工资收入增长6.94%。
（二）开展农业招商引资活动，积极利用外资，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嘉善县为进一步推动农业招商工作，今年成立了农业招商领导小组，并抽调人员组成了农业招商办公室，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外向型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编制了34个农业招商项目，制作了宣传画册和宣传光盘，开展了一系列招商活动。今年以来，已先后举办了甜瓜节、黄桃节、蜜梨节、鲜切花节等一系列活动，通过活动，推出了嘉善农业，吸引了外来客商的投资。截止9月底，全县已批准农业外资项目20个，总投资18460万美元，合同利用外资16523万美元。
常山县属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大部分农民的原始积累尚未完成，缺信息、缺技术、缺资金、缺人才的问题仍十分突出。通过农业招商，利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和升级这一契机，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即使外商拓展了发展空间，又推动了农业结构调整，如常山龙绕乡一直以产粮为主，通过引进外商，建立了“常山浙西花木场”，目前已发展种植了300余亩的花卉苗木，同时还带动了周围农民首次发展了70多亩花卉。通过农业招商，增加了农民收入，农民一方面可通过租赁土地，每年每亩有200多元的纯收入；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外商务工，如浙西花木场，从去年11月份开始至今，已向当地农民支付雇工工资23万元；钳口大棚西瓜基地已支付雇工工资18万元左右。更重要的是通过农业招商，不仅带来了资本、技术，而且带来了市场和新的经营理念，提高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水平，对传统农业管理机制和经营机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广大的农民群众从中学到了本领，得到了锻炼，为今后农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进一步增强了农业发展的后劲。
（三）实施农业结构调整，发展效益农业与特色农业，成为农业增收的主要来源。浙江省认真贯彻农业部《关于农业结构调整的分区指导意见》，为顺应粮食购销市场化和入世的要求，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农业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形成了区域特色农业新格局。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名特优新农产品，着力培育区域特色支柱产业，推动了农业结构从“平面式”调整向“立体式”调整的转变，形成了专业化分工、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经营的效益农业块状经济新格局。五年来，全省共调减粮食1387万亩，蔬菜、花卉、中药材等经济作物面积不断扩大，蔬菜产值超过粮食成为种植业第一大产业，粮经作物面积比由1998年的71：29调整为2001年的59：41；畜牧业向规模化、优质化和多样化方向发展，特色养殖蓬勃兴起；农业区域块状经济加速形成，涌现了350多个万亩以上、850万亩的效益农业产业带，拥有全国专业之乡52个。如嘉善县一是粮食面积继续调减，今年全县粮食种植面积43万亩，比去年减少3.5万亩，减幅为7.5%。二是经济作物面积增加，今年全县经济作物面积预计可达54万亩，比去年增加7万亩，增幅为15%。其中各类瓜果蔬菜面积为35万亩，比去年增加5万亩，增幅为17%；特色产业大棚瓜菜面积达到4.9万亩，比去年增加0.7万亩，增幅为16%。预计全县粮经比例可达45：55。三是畜牧生产总体压缩，但猪种改良步伐加快，特种养殖发展较快。9月底，全县生猪存栏34.9万头，同比减少23.5%，但生猪规模化养殖比例正在逐步提高，猪种改良步伐加快，全县二元母猪比例达到38.3%。9月底家禽存栏233万羽，比去年同期增加11.27%。羊、兔养殖增长迅速，羊存栏1.14万头，兔存栏6.3万头，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28%和56.5%。山鸡、大型肉狗、肉用翠鸽、中华黑豚等特种经济动物养殖都有较快的发展。四是食用菌生产发展势头强劲，秋菇种植面积达到1450万平方尺，比去年增加400万平方尺，增幅达38%，今年全县食用菌面积2500万平方尺，明年预计可达3000万平方尺。五是花卉苗木发展迅速，今年全县已有花卉苗木种植面积2500亩，比去年增加1倍。
胡柚是常山的特色农业，一直以来是常山的主导产品。但由于胡柚是一个天然杂交的群体品种，性状不稳定，果实品质良莠不齐，影响了整体的品质，农民增产不增收。近年来，常山县以提高品质为重点，大力实施胡柚优质化工程建设，推广胡柚三疏二改，高接换种，胡柚套袋，无公害栽培等适用技术，建立了一批高质量高标准的胡柚生产基地，提高了品质，增强了胡柚的市场竞争能力。今年全县胡柚栽培面积有10万亩，产量达10万吨，年产值超1.2亿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25%，仅此一项就可为全县农民人均增收400多元。
（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断发展壮大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民增收。为适应农业市场化、国际化形势的需要，加快推进我省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今年1月份，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竞争力的若干政策意见》，对一批竞争力和带动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专业协会的发展、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改善农产品流通环节等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意见。嘉善县也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竞争力的若干意见》，重点从五个方面进行扶持。一是对实施绿色农产品行动进行扶持。在农产品检测体系建设上，对各镇和主要农产品市场检测站（点）建设，县财政给予每个站（点）3000元的一次性补助。在农产品质量标准制定上，凡经新审定发布实施的达到县级以上（含县级）地方标准的各类农业标准，由县财政补助3000元。在农产品基地建设上，全县每年确定若干个县级无公害农产品示范基地项目，经主管部门认证达到标准的，由县财政给予每个基地补助2万元。在农产品品牌建设上，对经工商登记注册后，当年获得省级和部级优质农产品品牌的单位，县财政分别给予2000元和5000元补助奖励。对当年通过认证获得部级绿色食品和省级绿色农产品的实施单位，县财政分别给予2万元和1万元的补助奖励。二是对龙业头企业和合作组织进行扶持。对县级龙头企业实行动态管理，每年通过考核公布县级农业龙头企业名单，由县政府命名。对经登记注册，吸纳成员单位30个以上，销售收入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经有关部门认定，县财政补助2万元。对带动农户500户以上，订单合同兑现率达到80%以上，实际完成订单额500万元以上的农头企业或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由县财政局按其农产品收购资金贷款给予一定的贴息。三是在现代农业园区和特色基地建设上进行扶持。鼓励各镇对现有农业园区进行改造升级，每年择优进行难收，验收通过后，每个园区由县财政补助10万元。对列入省级以上（含省级）农业高新技术园区的，县财政给予相应资金配套。对被省级有关部门以上命名为特色专业镇和市级政府命名为特色专业镇的，县财政给予一次性补助5万元和3万元。四是对外向型农业进行扶持，对当年直接出口本地特色农产品的企业或外贸公司，除享受其他出口创汇贴息政策外，县财政再接新增出口创汇额每1美元贴息2分人民币。对引荐外商和县外内资投资农业的农业企业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五是在科教兴农上进行扶持。建立县级引种示范中心，经认定，县财政给予一定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和引繁推经费补助。鼓励购销大户、种养大户、科技示范户、中介服务组织、农业龙头企业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凡新购置计算机设备，并加入中国三农·嘉善农村经济信息网的前100户，县财政每户补助500元。
上虞市目前已有各类农业龙头企业166家，总固定资产达3.44亿元，各类基地33.1万亩，联结农户11.5万户。今年市、乡镇二级还出资50万元，组建了12家农业专业合作社，帮助农民联结市场。
（五）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使农民负担减轻，增加了农民收入。在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狠抓减轻农民负担，全面推行“减调改稳、合理负担、转移支付、配套进行”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率先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维护农民的民主权益，促进了农民生活的大改善和农民素质的大提高。今年全省各县、乡镇取消了由农民承担的乡统筹费，停止由学校向学生征收的教育费附加，减免了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从根本上减轻农民的负担。据我省200农户调查，其中13户纯农户2002年比2001年税费支出减少42.21%；常山县据测算，通过这项改革，全县年人均税费负担从过去的100.91元，降到34.41元，使农民的负担明显减轻。
三、持续稳定发展浙江农民收入增收的对策建议
1、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有效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城市化进程是优化城乡结构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业经营者效益的重要外部条件。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宽松的就业空间。浙江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如积极稳妥地调整行政区划，加快乡镇工业园区建设，鼓励农村居民向城市、城镇转移落户等，但目前城市化水平并不明显高于全国。因此，在指导思想上，城市化战略应与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同步推进，积极引导乡村企业向城镇集中，以现有的县城为骨干，同时选择条件较好的建制镇为重点加以发展。为促进城镇发展，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乡村企业连片集中发展。通过建立工业小区，引导乡村企业向城镇集聚，从而实现乡村企业发展与城镇建设的有机结合和循环发展，为形成大批小城镇创造条件。在产业布局上，要从农村人口转移和农民增收的全局出发，给乡镇企业预留生存空间，可以把农产品加工放在农村，加工业技术要求相对较低，立足于当地资源，就地加工，可以保障农民获得一块稳定的非农产业收入。
2、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从农民收入构成和潜力看，“十五”期间农民增收主体仍将是从乡镇企业得到的非农收入。在新的形势下，我省乡村企业应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由原来偏向于各种与农业关联度较弱的工业，向与农业关联度较强的工业转变，这是确保乡村企业持续增长和就业容量不断提高的关键，同时继续抓好制度创新，以及发展壮大区域特色块状经济。在发展方向上可明确三方面重点：一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从全省的农产品加工水平来看，我省的农产品加工业仍发展不足，农产品加工率在30%左右。因此，乡村企业要抓住机遇，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再次创业的突破口。特别浙西南地区既是农产品尤其是水果的主要产区，也是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最具潜力的地方。政府要加强调调控力度，推动浙西南地区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有利于浙西南地区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而且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发展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我省农村第三产业总量不足，与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就业比重的差距还很大。农村第三产业的内容仍集中于一些传统的、低水平的交通运输和商业、饮食服务业。因此，要加快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重点建设和发展农产品批发市场，开拓农村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同时把通讯、保险、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行业作为重点，积极推进这些新兴行业的发展；要大力开发农村旅游业、社区服务业。三是结合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信息、技术、运输、保鲜、储存等中介服务组织。
3、优化农业结构，提高低收入农户收入。浙江省低收入农户主要分布在浙西、浙南一些县内，也有部分农户虽所处地区总体经济状况良好，但由于各种因素如疾病、文化程度低、受灾等致贫，特别是纯农户的问题更加严重。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从2001年正式开始实施“百乡扶贫计划”，解决低收入层次的农民收入问题，以进一步提高全省农民总体收入水平。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效益农业是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必由之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市场比较优势，把土地资源置换出来，重点发展用地较少，而耗费劳动力较多的高附加值的园艺产品和畜产品的生产，这是今后提高农业收入的重要途径。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的重点，一是调整农产品的品种、品质结构，解决农产品优质产品率低、优质产品产出率低的矛盾，发展与市场适销对路的名特优新高农产品；二是发挥我省农业资源多样化优势，发展区域特色农业，挖掘传统特色优势农产品；三是发挥地处沿海的区位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
4、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民收入。近年来我省农业进入了结构调整的新阶段。搞好农业结构调整，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提高，而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提高则又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要实现农民增收，必须下大力气提高农民素质。要按照市场需求搞好农民素质教育规划，围绕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产品生产经营效益，提高农业商品化程度，重点对广大农民进行市场经济知识教育，使广大农民不仅能够学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而且能够解决好农产品生产与市场销售脱节的问题，要充分发挥农村中“科技示范户”的典型带动作用。同时要积极拓宽农民素质教育的投资渠道，引导、鼓励、支持多种经济成分投资。
浙江省家庭 篇3
一、强化扶持，发挥政策合力。兰溪市政府出台《兰溪市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政策意见实施细则》，每年划拨2100多万元资金，专项用于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兰溪农合行也积极行动，对仝市家庭农场进行调研，制定下发《家庭农场贷款管理办法》等扶持政策，将家庭农场贷款业务列入年度经营考核，从严落实家庭农场贷款的发展质量、发展增速、服务覆盖等指标考核方式，鼓励客户经理拓展家庭农场信贷业务，不断加大对家庭农场的扶持力度，对符合贷款条件经营主体的有效需求确保百分之百满足，为全力支持家庭农场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加大创新，实行普惠让利。推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林权抵押贷款等创新产品，对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发放无需抵押担保的信用贷款，有效解决家庭农场抵押物不足的难题，加大对其信贷支持。此外，还在贷款流程和利率上浮等方而给予优惠，实行普惠让利，按比常规贷款少上浮20%。40%执行，粮食生产贷款实行基准利率。
三、优质服务，开通绿色通道。积极优化家庭农场贷款审批于续，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利率，灵活采用贷款年审制、无缝对接等方式，满足农业生产周期的实际需要。改进信贷业务办事效率，建立符合家庭农场需求的“绿色信贷通道”，实行“无缝隙”信贷服务。同时，班子领导向种家庭农场主公开了手机号码，方便联系，欢迎家庭农场主对合行基层金融服务态度、质量进行监督和投诉。
浙江省家庭能源消费的调查与分析 篇4
一、浙江省家庭能源消费概况
1. 浙江省家庭能源需求总量不断增长。
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浙江省各种家用电器、汽车等需要消耗能源的东西大量增加，基本上是逐年递增。以杭州为例，到2007年年末，杭州市区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汽车15.44辆、空调器191.3台、移动电话187.2部、家用计算机82.1台、微波炉66.5台、热水器94.91台、助动车35.96辆，2006年年末分别是汽车14台、空调器183.83台、移动电话176.83部、家用计算机74.5台、微波炉68.17台、热水器91.5台、助动车33.33辆。农村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洗衣机74.36台、电冰箱88.18台、空调器83.27台、热水器67.73台、微波炉16.82台、移动电话167.45部、家用计算机26.36台，而2006年年末洗衣机是72台、电冰箱83台、空调器70台[1]。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这些能耗产品在数量上呈绝对增长之势，对能源的需求总量自然也会随之不断增长。
2. 浙江省家庭能源使用结构。
浙江省一次能源以外省输入为主，煤炭消费量占总能源的70%，然而煤、石油、天然气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用作燃料烧掉非常可惜。同时，大量燃烧煤炭和石油严重污染了环境，危及生态平衡，环保问题已成为制约浙江省电力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总体上浙江省能源消费水平基本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但在能源消费上还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2]。
在家庭能源消费上，目前城镇居民以电力消费为主，其次是液化石油气，再次是管道煤气，煤等占少量比例。农村居民主要使用电能、液化气、柴或秸秆等来烧饭、洗澡和取暖，天然气和太阳能等节能产品在农村中的使用还不是十分的普及。电力能源由于其方便、清洁，价格又相对低廉，所以一般家庭都乐于使用这种能源。但中国的电力发电目前主要依靠煤炭，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且会带来环境污染;这也是从表面上看家庭中煤炭消费虽很少，但总体能源消费中煤炭却占绝大比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近年来，浙江省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节能提效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与此同时，目前浙江省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速度和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如对太阳能的利用目前还主要停留在家庭太阳能热水器利用阶段，而且应用范围并不广泛，很多家庭的热水器还是电热水器或燃气热水器。浙江省平均年日照时数为1 400～2 200小时，辐射量在419/502x104kJ/cm2·a，相当于140～170kg标准煤燃烧所发出的热量。其太阳能资源属全国四类地区，秋冬季太阳能资源比较大。可见，浙江太阳能具有良好的开发条件和应用价值，但这种无污染的天然能源大多数白白地浪费了。如在2008年夏天笔者组织了一次随机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有效回收763份，主要分布在杭州、宁波、湖州、绍兴等地)，调查结果显示，湖州地区家庭太阳能热水器所占比例最高，达71%，而中心城市杭州只占31%，宁波只有28%，可见太阳能热水器的使用还不够普及。
在相对落后的农村，农户的收入水平对农村家庭生活用能源种类的选择影响较大，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家庭能源消费的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农户的收入越高，对能源的舒适性、便利性、卫生性、节能性的要求越高，农户的收入越低，对能源的经济性则考虑得越多。煤炭、电力等商品能源由于价格便宜、能量密度大、使用方便，快速进入了农村居民家庭。木炭、竹炭的使用在山区也比较普遍，无成本、又便利的户用沼气目前使用还不够普遍，非常适合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推广。
3. 浙江人家庭节能意识调查。
根据调查，杭州市有六成以上的市民关注家庭每月所用水、电、煤气费的情况，大多数市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注意随手关灯、节约用水、注意控制空调温度;有七成的市民认为，在水、电、煤气方面还有节约的潜力，从而可以减少家庭的开支。湖州市区居民家庭能源消费支出增加迅速，但多数居民家庭缺乏节能常识，其中32%的家庭没有采取任何节能措施，造成了浪费。仅有16%的居民很关注节能。
调查发现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文化程度和节能意识高低有正相关性，高知识人群对于节能问题觉悟性明显高于低知识人群，另外高收入者购买节能产品的可能性也明显高于低收入者。
浙江是经济大省、能源资源小省，能源资源供需外向依存度居高不下。所以，富裕的浙江人也应该有能源忧患意识，以节约为本，用科学消费观来指导自己的消费。
二、树立科学消费观，建立科学消费模式
科学消费观是指要用消费的本来面目认识消费，指导消费，减少无效消费、负效消费和各种非理性消费，减少消费环节对资源的浪费、对环境的污染和对人健康的损害，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生理健康和精神健康的需要。科学消费观要求我们的消费是绿色的和可持续的，又要求这种消费有利于人们身体健康和精神发展的需要。
科学消费观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动员全社会，通过广泛、持久的宣传、教育，并辅之以适当的宏观政策调控才能实现。除了利用市场手段对能源的供需进行调节之外，政府也必须要有所作为，引导人民树立合理、健康、积极、文明和理性的科学消费观并形成科学的消费模式。根据这一目标和居民家庭能源消费现状，政府应着力于下面几方面：
1. 正确的引导和教育。
首先，要大力宣传普及科学消费思想，加强对居民消费行为的正面引导。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宣传文明、健康、新型的消费观念，加强环保知识教育，传授普及绿色产品的消费知识和技巧，改变不健康和落后的消费习俗和行为。继续深入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努力建立全社会节能的长效机制。其次，要加强节能教育，倡导能源节约文化。政府应该考虑把节约能源这项内容纳入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技术培训体系，节约意识要从娃娃抓起，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中国特殊的独生子女政策，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不知生活的艰难，更不懂什么叫节约，因此，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必须加上这一课，让他们从小就要有一种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懂得中国并不是真的“地大物博”，资源和能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会青少年从节约一张纸、一滴水、一分钱、一粒米、一度电开始，将节约的意识刻画在头脑中，落实在日常的行动上，使他们从小就养成科学消费观念和习惯。
2. 合理的制度保障。
首先，加强消费、环保法规的制定和落实。对一些节能环保产品，政府应该给予大力支持。鼓励采用合理的采光和照明方式，推广使用节能灯等绿色照明技术，对绿色照明和节能型家用电器政府要有特殊的政策。这类商品由于成本较高往往价格也较高，影响部分居民的选择，所以政府对这类商品应该给予一定的补贴，有条件的话甚至免费发放。认真执行国家《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组织实施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能效标识制度，鼓励使用节能型家用电器。其次，要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太阳能、空气能、垃圾焚烧发电、农村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广泛利用，可为节约能源做不小的贡献，而这些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同时政府还要把如何提高能源利用率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常抓不懈。
3. 综合运用经济调节机制。
经济调节机制主要是指价格、税收、财政、信贷等各种经济杠杆的运用。这些经济杠杆都是经济利益的调节者，它们作用的结果是从不同方面影响经济主体，促使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自觉地按照经济杠杆引导的方向调整自己的经营决策，从而使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符合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首先，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稀缺资源，政府可依据稀缺程度的不同形成价格标准，通过价格的变化引导居民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如2008年7月1日开始政府提高石油价格，为了省油，很多家庭就自发地减少了私家车的使用。其次，充分运用税收这个经济杠杆来调节利益关系。专业化的节能服务型企业利润不是很高，在生存和发展中也遇到不少难题，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和扶助，给予它们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要进一步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和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的税收优惠措施，以鼓励资源的再循环利用。
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新闻媒体、文艺作品的宣传对人们消费观和消费行为都有重要的影响，有社会责任感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媒体，都应大力宣传科学消费观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大众中倡导科学的消费观。有了科学消费观并形成健康、文明、节约的消费模式，才能更好地解决日益紧张的全球性能源问题。
参考文献
[1]浙江省统计局.2007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
浙江省家庭 篇5
“政治坐标”不仅要鲜明，更要坚定。鲜明，政治的底色必须是鲜明的，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要求，要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定的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是激励我们奋勇向前、克难制胜不竭的力量源泉。坚持坚定的“政治坐标”，就要坚定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全方位向党中央看齐。
“政治坐标”的维度决定了党员干部的高度。“政治坐标”以政治为核心，以各方面素质为血肉。民心、专业、理论、作风……多维度的素质考量决定着政治的敏感度、视野的广度、境界的高度。党员干部不应迷于一时的得失，要容得下更多元的思想，多维度思考“政治坐标”应有的标准。加强党性修养，真正做到“全面过硬”，争做“想干事、勤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好共事、不出事”的“六边形战士”。
保持定力，守好“政治坐标”的“压舱石”。大是大非是检验党员干部政治定力的试金石，而不断变化的工作生活中，个人与家庭、社会之间的落差和错位也考验着“政治坐标”的稳固性。面对落差和错位，要做好心理自我平衡，强化大局观念，保持“澄明如镜”的平常心，算清“政治账”“良心账”“家庭账”，塑造坚韧的心理素质，修养“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心性。
浙江省家庭 篇6
（一）中国现行“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
1、简介
“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结构是世界银行1994 年在《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即促进经济增长》报告中提出的，集中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派对于养老保险的一些政策主张。我国的养老保障“三支柱”包括：
第一支柱：即公共养老保险，由政府主导并强制执行，覆盖全社会，目前，大部分国家采用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属于社会养老保险范畴。
第二支柱：即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计划，是一种完全积累制的并由私人管理的养老金计划，它既可以是强制执行也可以是自愿实施。很多国家的第二支柱一般采用个人账户储蓄积累的筹资模式。这一支柱养老基金的运营管理市场化，一般由商业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投资金融机构运营管理基金。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将这一层次的养老保险计划列入商业养老保险的范畴。
第三支柱：主要是个人储蓄性养老计划，为那些想在老年得到更多收入及保险的人提供额外保护，一般由商业保险公司办理，个人自愿投保，政府给予税收优惠，鼓励人们把钱存进养老金储蓄账户。
总的来说，第一支柱的公共养老保险体现社会公平，第二、第三支柱的商业养老保险，包括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计划和个人储蓄性养老计划，体现效率和个人的自我保障责任。这三大支柱有机的将社会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社会保障责任和个人保障责任结合起来，共同完成养老保险的三大功能———收入再分配、储蓄和保险
（二）商业养老保险概述
1、简介
商业养老保险是以获得养老金为主要目的的长期人身险，它是年金保险的一种特殊形式，又称为退休金保险，是社会养老保险的补充。商业性养老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交纳了一定的保险费以后，就可以从一定的年龄开始领取养老金。这样，尽管被保险人在退休之后收入下降，但由于有养老金的帮助，他仍然能保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
2、优势
（1）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有利于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是构成一个国家养老保障体系的三大支柱。我国也正在构建这种“三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同时，由于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国家养老的压力越来越大，通过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可以有效地缓解政府压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进人民福利。
（2）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风险经济，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同时也要独立承担各种风险。同样，处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个人也需要通过社会化的方式来解决养老方面的风险。如果养老等方面的风险解决不好，每个人都在担忧自己未来的生活保障，当前的消费需求就会受到抑制。商业养老保险是一种市场化、社会化的养老风险管理机制，通过这种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解决家庭养老风险，减少人们的不安全感，有效刺激家庭消费，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平衡增长。
（3）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有利于优化金融市场结构。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存在着直接融资比例过低、间接融资比例过高以及短期资金被长期使用、资产负债不匹配等问题。商业养老保险的周期长，资金量大，来源稳定，是金融体系中重要的融资渠道，可以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大量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有利于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善金融市场的资产负债结构。同时，养老保险公司是资本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必将为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研究意义
面对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发展不足，商业养老保险的作用远未发挥出来，其市场前景相当广阔。
但要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关键就是要开发出能够吸引人们眼球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因此了解市场对于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需求状况刻不容缓。另一方面，现有文献主要针对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意义及政策建议，关于产品需求方面的研究比较少，本次调查研究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现有研究中的不足。
本调查主要针对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黑龙江省，黑龙江省2009年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总数的18%（65岁以上人口：201.5344万 ），该数据表明黑龙江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
而根据以上数据进行假设，当人口步入25岁时开始承担养老责任，则图5—69周岁的人口将是二十年后“养老”危机的当事者，二十年后黑龙江地区的养老负担将是十分沉重的。
二、结果分析
（一）调查对象的主要特征分析
如表1所示，调查对象的性别构成基本均衡。
由图一数据可知，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26岁——50岁的独生子女父母。
如图二所示，本次被调查对象主要工作在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体从业人员较少，但是私企职员仍占有一定比重。这样便于我们结合他们的职业特点进行需求分析。
如表2数据所示，此次调查对象的月收入主要集中于2000——5000元
如图三所示，工作年龄二十年以上的为大多数。工作年龄二十年为储蓄的黄金年龄，也是购买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最优年龄，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潜力巨大。
（二）“421”家庭对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态度及实际购买行为
在月结余的利用情况调查中，100%的人进行了银行储蓄，34%人选择股票基金等投资，45%选择购买保险。其中，大约33.3%的人购买了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可见，购买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比例较低。在整个样本来看，购买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仅为15%。在购买保险过程当中，购买财产保险的是人寿保险的两倍。
（三）结论
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缺乏投保意识，商业养老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此次调查中只有15%的人购买了商业养老保险。
第二，购买意愿与实际购买行为存在差异。本次调查发现，尽管很多人有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愿，但是购买行为却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经济上负担过重，尤其是收入水平一般的個体从业者以及事业上刚起步的私企职员。尽管意识到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必要，但是沉重的供养负担和贷款压力，使他们望而却步。
第三，商业养老保险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从数据看出，月收入较高的公务员以及国有企业职工仍然会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很明显，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保障水平低的现状。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许多人明显地感受到了生存的危机和压力。为提高老年生活的质量，人们在青壮年时就要为自己的养老、医疗承担更多的责任.人们在养老方面需求的增长意味着“4—2—1”家庭的需求结构发生着变化，因此在“4—2—1”家庭结构规模中蕴含着巨大的商机，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将会前景光明。
三、政策建议
（一）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原因来看，商业养老保险作为一种理财方式并不为人们所熟悉。
由于现在进入加息的周期， 传统型的低利率养老险已不具有竞争性。当前的险种兼具储蓄与投资的功能。随着我国居民投资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不仅注重资金的升值，在通胀预期较为强烈的背景下更重投资。商业保险就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养老的功能，而是顺应市场补充了很多新功能，如：分红功能、最低保障收益、设立投资账户等。另一方面，投资功能可能会让商业养老保险的条款对于普通人来说更加晦涩难懂，这就需要保险公司在服务上进一步强化产品的创新，包装和客户服务，让人们进一步熟悉保险作为一种投资手段的优势。
（二）从选择产品所考虑的因素来看，保费及其缴费方式，保额及其领取方式，保障范围，红利和保险公司的信誉以及服务质量的重要程度差不多。其中，保险公司的信誉和服务质量是人们尤为看重的。由此看来，要进一步发展商业养老保险，保险公司必须在平时的经营中，在承保和理赔的过程中要重约守信，准确迅速，维持其良好的商业形象。由于保险合同在订立的过程中保险公司由于专业知识丰富而占据优势，因此要想其产品真正吸引顾客，就要详细地向顾客解释条款和法规政策，基于顾客的不同情况（如职业，年龄，性别，身体状况，月收入等）为其提出合理建议。
参考文献：
[1] “421”家庭模式下的养老体系的发展路径选择
[2]陈强.我国商业养老保险现状及对策.上海保险，2007（1）
[3]郭凯.钭旭杰.创新商业养老保险商业模式的探索.上海保险.2010（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4]黄桦.三支桂体系我国新型养老保障体系的借鉴[J].中央财经人学学报，1998（12）：，25—28.
浙江省家庭 篇7
1家庭农场融资风险分析
家庭农场在工业化、城镇化较早, 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土地大量流转的地区早已兴起。在各级政府积极参与、农场主不断探索创新下, 近些年涌现出一些别具特色、代表性强的家庭农场经营模式, 其中上海松江、浙江宁波、湖北武汉、安徽郎溪、吉林延边等地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成为我国目前家庭农场的五大主流模式。从这些家庭农场的发展不难看出, 在其发展过程中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性补贴、优惠, 帮助家庭农场在融资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随着家庭车的不断发展, 融资已经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一大瓶颈。主要原因不外乎家庭农场作为弱势产业所具有的各种融资风险。
目前, 家庭农场的融资途径主要为政府补贴 (低息) 、企业订金、民间融资、少量金融机构贷款等。作为高风险产业, 家庭农场虽有政府的大力支持, 其融资风险仍不可低估。在对浙江省家庭农场的调查中发现, 家庭农场除了具有一般农业融资风险外, 还存在以下融资风险, 应该引起家庭农场主和融资机构等各界的重视。
1.1家庭农场资本结构的风险家庭农场与农业合作社等涉农经济组织不同, 其资本主体为本地户籍的农民 (个别省份允许非本地、非农户) 及其在农的家庭成员。虽然经过注册后家庭农场获得了独立经营体、承贷体的法律地位, 但并不意味着家庭农场风险抵抗能力的增强。农业的双重性决定了家庭农场是双重风险的承受者, 尤其是非政府+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微观经济主体———家庭农场, 作为经营者承担着农业的经营管理和随之而来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目前, 我国家庭农场资本的来源渠道单一, 主要为农民多年经营积累, 扩大市场经营规模的后劲不足。有限的融资渠道, 使得家庭农场面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显得势单力薄。作为独立经济组织靠自己的力量要实现规模化、现代化的市场经营模式难度大、风险大。
1.2土地流转风险家庭农场的经营特点是规模化, 首先是土地规模化。没有连片的、大规模的、可使用的土地, 家庭农场难以实现规模化、机械化操作, 土地无法实现增效。
(1) 土地流转难, 一方面, 由于我国土地流转制度的不健全、不到位, 土地流转难影响着家庭农场的发展, 这是各地推进家庭农场普遍遇到的共性问题。这也使得以土地使用权为抵押物的融资风险增大。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土地流转以农民自愿流转为原则, 有地的农民是否愿意将土地流转给家庭农场, 取决于农民的意愿及其与家庭农场主的私人关系, 农民的“妒富”、“惜租”等心理也加大了土地流转的难度。
(2) 土地连片难, 近些年, 土地稀缺效应使农民惜租心理严重, 一方面使土地流转成本升高, 另一方面加大土地连片流转困难, 土地不能连片, 家庭农场的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无法实现, 收益难以得到保证。
(3) 土地增效难, 由于多年破坏性、有毒种养殖, 很多土地土质低劣, 农田基础设施条件较差、养地成本增加, 农业投资回报期延长、回报率低下, 给家庭农场的持续、稳定发展带来风险。
浙江省由于山地、丘陵较多, 大面积连片土地面积有限, 在工业化进程中, 许多中小企业乱排乱放致使浙江很多农业用地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而农民“妒富”、“惜租”等心理将肥沃土地留作自用、将贫瘠土地对外流转等都使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问题重重, 无形中都加大了家庭农场的经营风险。
1.3家庭农场内部经营风险家庭农场内部经营风险主要来自家庭农场主自身的年龄、知识、技能、能力等。家庭农场主综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家庭农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以浙江省为例, 经济发达的宁波等地家庭农场主由有知识、现代管理意识强、综合素质较高的青壮年构成, 家庭农场的管理水平高, 发展迅速而稳定。而经济非发达地区、山区农村的劳动力“七个人八颗牙”的现象普遍存在, 现代农业知识的缺乏、落后的农业经营观念, 使家庭农场只能依赖政府扶持、农经干部的帮助来发展, 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很低。调查中发现浙江经济欠发达地区往往拥有较好的土地资源便于发展家庭农场, 但是如若没有综合素质高的农经干部的设计规划、引导和帮扶, 很多农民因知识和年龄等原因很难独立经营家庭农场, 即使这些农场在政府、企业的支持和农经干部的帮扶下, 解决了很多经营难题, 但是在生产经营方面仍难脱离农经干部而独立经营家庭农场, 一旦脱离农经人员的帮扶, 这些家庭农场甚至连发展方向都不能准确把握。
家庭农场欲提高持久的风险抵抗能力, 还需加快懂政策、懂技术、会经营农场主的培育。
1.4家庭农场经营模式风险不同的经营模式, 资金来源不同, 经营内容、合作方式不同, 家庭农场的融资风险也不同。家庭农场经过近几年的迅速发展和完善, 基本都采取合作经营发展模式。按照威廉姆逊团队理论, 在一个集合体中, 集中决策的成本明显低于分散决策成本, 合作经营有利于减低成本, 降低风险, 这也是家庭农场主更多选择合作经营的主要原因。
合作经营模式既解决了家庭农场“投入与销售”两难的问题, 也为家庭农场减轻了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压力。如浙江省宁波市级以上的农企有48家, 消化了本市一大部分农产品, 宁波市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业合作社、农超对接等也做得比较好, 农产品自主品牌很多, 约一半以上都有注册商标, 这使得家庭农场毫无销售压力。合作经营的模式增强了家庭农场风险抵御能力。在所有合作经营模式中, 与政府合作是风险最低的, 但是不是所有地方家庭农场都符合政府扶植的条件, 更多的家庭农场必须自谋生路。
与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供销社、超市, 甚至社区合作, 都是家庭农场努力适应市场需求, 解决“投入与销售”两难问题, 降低经营风险所做的选择。无论选择哪种合作方式, 家庭农场在基本建设、设备投资等方面仍需自己筹集资金、独立承担投资风险, 甚至还要承担合作方违约的风险。
2家庭农场融资风险的防范
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 家庭农场正在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渴求大量资金的支持。但是, 农业的先天劣势, 有效抵押资产不足, 抗风险能力较弱, 融资风险大, 使得家庭农场融资面临诸多困难。虽然目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政策支持环境和发展机遇, 家庭农场在融资路途上仍需加强融资风险的防范。除了在土地流转、农业贷款、农业担保、农业保险、家庭农场管理等制度方面需政府进一步加以完善, 为家庭农场创建良好融资环境外, 还需要社会各界、家庭农场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共同防范家庭农场的融资风险:
2.1积极培育职业农民, 造就大批现代家庭农场主成功的家庭农场主就是一个工厂的董事长、总经理, 必须既懂生产又懂经营。首先, 应加快农村职业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尤其应重点加快农民大学的发展, 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职业农民、家庭农场主等实用型农业人才;其次, 应建立健全各种农业生产技术、管理、经营等培训机制, 将培训开展到田边、村头。尤其针对40岁以上, 具有丰富农业生产经验, 但缺乏现代管理理念的家庭农场主, 要创新培训机制, 采取适合他们的培训方式, 尽快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造就大批现代家庭农场主和农民企业家;再次, 政府应加大鼓励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到农业生产一线的奖励和支持力度, 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无传人”的问题, 使家庭农场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
2.2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和能力, 为家庭农场定向把舵研究我国五大典型成功家庭农场不难发现农村基层干部在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农村经营管理工作涉及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事关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国家应加大乡镇农经干部、乡村干部的培训, 使他们想为农民着想, 做为农民而做, 耐心地倾听群众呼声, 将国家的政策积极宣传和执行到位, 为农民致富出谋划策, 解决实际困难。对农村基层干部应加强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 对党的事业, 对人民的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的培养, 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待遇, 使其热爱农村, 甘于奉献, 勤奋敬业, 恪尽职守, 高标准地完成各项任务, 在家庭农场发展的过程中做好设计规划者、导航者、参谋和助手。
2.3加快家庭农场内部建章立制, 规范经营, 做强做大国家鼓励家庭农场进行登记注册的目的是给予家庭农场一个法律地位, 以利于其进入市场, 得到更多资金支持和发展的机会。登记注册同时也意味着家庭农场要像企业一样建章立制, 规范经营。家庭农场应首先建立健全财产物资管理制度、生产经营管理制度、雇工制度、财务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 提高财务信息的透明度, 便于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评估。严格遵循农业生产规律、现代生产技术规程进行规范操作, 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商品化程度, 打造自有品牌, 吸引政府和农企等更多关注和支持, 扩大市场占有率, 形成良性发展循环, 做强做大。
2.4选择恰当经营模式, 提高家庭农场风险抵御能力当前, 合作经营模式仍然是家庭农场发展壮大的首选。作为弱势产业者, 家庭农场在选择合作方式时应注意合作对象的慎选。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家庭农场应当选择与政府合作, 虽然利润空间不是很大, 但是政府所给予的支持是稳定而持续的, 且政府规范经营的严格要求, 有利于家庭农场做大做强, 提高风险抵御能力。以其他农产品为主要生产对象的家庭农场在选择合作对象时, 应选择经济实力强、信用等级高、真心实意支持农业, 共同发展的合作者, 一方面解决“投入与销售”两头难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不断发展壮大。
总之, 农业是个弱势产业, 既需要政府各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也需要家庭农场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在当前资金紧张、经验不足的情况下, 家庭农场需借助政府和社会各界力量, 通过合作经营的模式, 不断提高生产经营管理水平, 增强经营风险抵御能力, 逐步达到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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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道明.关于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问题的几点思考[J].河南农业, 2013 (11) .
浙江省家庭 篇8
一、问题的提出
(一) 评价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开展状况的主要指标在不同时期的提法和要求是不同的。1992年国务院下达《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使90%儿童 (十四岁以下) 的家长不同程度地掌握保育、教育儿童的知识”;2002年全国妇联和教育部制订《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十五”计划》, 要求“占全国人口35%左右的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 2005年家长受教育率巩固在95%以上;家长掌握家庭教育知识率达到80%以上”;2007年全国妇联、教育部等7部委制订的《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十一五”规划》, 提法是“广泛宣传普及家庭教育和科学育儿知识, 使0~18岁儿童家长家庭教育知识和科学育儿知识的知晓率达到95%以上”。“家长受教育率”和家长对家庭教育和育儿的“知识知晓率”是衡量地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开展效果的两个主要指标。但“受教育率”的提法, 容易被理解为家长处于被动接受教育的状态。要能够获得家长对家庭教育知识和育儿知识的知晓率, 有两个前提, 它们是:一、管理者和指导者对家长必需掌握的“家庭教育知识和育儿知识”已经形成统一的认识;二、对家长进行这些知识知晓率的测试。而目前两者都存在困难。由于对一个地区或一个单位来讲, 家长对家庭教育和育儿的“知识知晓率”的大小直接受到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活动的比率的影响, “参与活动率”的提法又能体现家长的主动状态和家长与指导者的互动, 因此可以尝试将家长对指导活动的“参与率”作为地区或单位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效果的关键指标。
(二) 家长是否参加基层指导单位组织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 并不反映家长参与状态的全部。根据我们的经验, 家长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活动的程度可以有不同的层次, 有的因各种原因不参加指导活动;有的出席活动, 但并不认真;有的出席活动并且认真, 但并不主动;有的家长对出席活动是认真主动的, 但在活动中还没有达到通过“出谋献策”、“承担任务”或“参与管理”等发挥主体作用的程度。于是我们可以将家长对指导活动的参与程度划分为“不参与”、“参与”、“参与且认真”、“参与、认真且主动”和“参与、认真、主动且发挥主体作用”等不同层次。
(三) 为了有利于基层指导单位改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提高实效, 为了有利于管理部门制订家庭教育指导政策, 需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并掌握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家长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活动的现状、存在问题和形成原因。本调查研究拟解决的具体问题是:1.浙江省0~18岁未成年人家长参与基层指导活动的状况如何?2.浙江省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家长参与指导活动的特点是什么?3.影响未成年人参与指导活动的家庭因素有哪些?
二、研究的方法
(一) 调查的对象。
调查对象来自浙江省各地区的21所托幼机构所、22所小学、2所九年一贯制学校、19所中学和2所中等职业学校共66个单位。调查对象包括0~3岁乳婴儿的家长359名、3~6岁幼儿的家长887名、小学1~3年级学生的家长982名、小学4~6年级学生的家长636名、初中学生的家长978名和高中学生 (包括职校学生) 的家长808名, 共4650人。
(二) 调查的内容。
自编《浙江省未成年人家长教育现状调查家长问卷》, 内容包括:1.基本情况12项, 含家长特点7项、孩子特点3项和家庭特点2项;2.家庭教育指导26项, 含家庭教育指导现状13项、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的需求9项、家长对指导者的评价4项;3.家庭教育指导内容34项, 含家庭教育指导内容的现状17项、对家庭教育指导内容的期待17项。题型除年龄为填充题处, 其余均为选择题。
(三) 调查的具体步骤。
1.以66个中小学、托幼机构和职业学校参加课题研究的人员为调查员;对调查员集中半天时间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问卷调查计划、问卷内容设计和调查过程要求。2.调查对象单位根据要有代表性而规定的统一要求, 先确定年级, 再确定班级, 将确定的班级的全体学生的家庭主要教养人作为调查对象;由单位通知调查对象在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集中接受问卷调查。3.调查在孩子所在班级班主任或带班老师组织下由调查员主持进行。调查时先说明调查的目的和意义, 使参与调查的家长理解花时间接受调查是值得的;在发放问卷后向家长说明填写问卷的要求;然后由调查员逐题解读题目, 调查对象边听边填;填写结束后要求调查对象检查一遍, 然后由调查员集中问卷。
(四) 数据的处理。
问卷填写结果由各单位负责登录到Excel, 登录有各单位原始调查数据的Excel由总课题组集中后合并, 然后转化为SPSS13.0文件。通过对家长参与指导活动的“出席情况”、“认真程度”、“主动程度”和“主体作用”等反映家长参与活动情况的4项变量进行单变量描述性统计, 用不同类别的人数百分数反映参与活动的现状;通过 (1) 以基本情况、家庭教育指导和家庭教育指导内容涉及的各变量为自变量, 以4项参与指标为因变量进行交叉表分析, (2) 以基本情况、家庭教育指导和家庭教育指导内容涉及的各变量为自变量, 以“参与程度”为因变量进行一维方差分析, 获取对家长参与情况与参与程度的年龄段特点和影响因素的结果。
三、研究的结果
(一) 家长参与指导活动的现状
浙江省0~17岁未成年人家长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活动的总体状况很好。在接受本项目调查的4536名0~18岁未成年人的家长中: (1) 参加指导的出席率很高。有88.98%的家长“总是或经常”参加家庭教育指导活动, 仅11.2%“很少或从不”参加。 (2) 家长参加指导活动比较认真。有86.82%的家长“总是或经常”参加指导活动并且“非常或比较”认真。 (3) 家长参加指导活动比较主动。有81.04%的家长不仅“总是或经常”参加指导活动, 在活动中“非常或比较”认真, 而且“非常或比较”主动。 (4) 一部分家长在参与指导活动的过程中, 正在积极发挥着主体作用。调查结果表明, 有29.19%的家长不仅“总是或经常”参加活动、“非常或比较”认真和“非常或比较”主动, 而且在指导活动中“发挥主体作用”;其中参与管理指导工作的有7.87%, 在指导工作中承担具体任务的有10.45%, 为指导工作出谋献策的有10.86%。
表家长参与指导活动的出席率、认真程度、主动程度
(二) 家长参与指导活动的年龄段特点
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家长参与指导的程度是有差别的, 其中0~3岁乳婴儿家长对指导活动参与程度的平均水平最高, 中学生家长的参与程度平均水平其次, 幼儿、小学生家长的参与程度平均水平相对较低。一维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 乳婴儿家长与幼小家长参与程度平均水平间的差别具有显著性意义 (p=.023) , 幼小家长与中学生家长参与程度平均水平间的差别也具显著性意义 (p=.002) , 但乳婴儿与中学生家长平均水平间的差别并未发现有显著性意义 (p=.467) 。可以认为, 0~3岁乳婴儿的家长参与家庭教养指导的热情最高, 孩子进入幼儿园和小学后这种参与的热情有所下降, 孩子进中学后家长的参与热情又再度升高。进一步的分析发现, 三类对象中中学生家长的出席状况最好, 既优于幼儿和小学生家长 (p=.000) , 又优于婴幼儿家长 (p=.027) ;在主动性上, 中学生家长也优于幼儿和小学生家长 (p=.002) 。
(三) 家长参与指导活动的影响因素
1. 指导渠道。
家长参与指导活动状况与指导渠道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对社区组织的指导活动来说, 家长的出席率不是很高, 但主体作用发挥得较好。
对调查结果中“指导渠道”与“出席情况”的分析发现:家长对学校、企事业机关和传播媒介等“非社区”组织的指导活动, “总是或经常”出席的达89.7%, 比率很高;对社区组织的指导活动出席率稍低, 为75.9%;对人数分布进行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 两者的差别具有显著性意义 (p=.000)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 (1) 家长出席社区活动比率不是很高的现象, 主要表现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两个年龄段的家长身上;对社区与非社区指导活动“总是或经常”出席比率的差别进行卡方检验, 两个年龄段的检验结果分别为p=.000和p=.001。 (2) 就家长的期望来说, 期望参加社区指导活动的总体比率为10.3%, 高出现实比率3.7%达6.6个百分点, 期望与现实的这一差别也具有显著性意义 (p=.000) ;而且, 6个年龄段未成年人家长各自对社区的期望指导率都高于现实指导率, 并且都具有显著性意义。
对调查结果中“指导渠道”与“主体作用”关系的分析发现:家长对在“非社区”组织的指导活动中, “发挥主体作用”的仅36.7%, 不是很高;而在社区组织的指导活动中“发挥主体作用”的比率达49.4%;对人数分布进行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 两者的差别具有显著性意义 (p=.001)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这一差别主要表现在高中学生家长身上, 差别也具有显著性意义。
可以认为, 家长对社区指导抱有很大的期待, 高中学生家长在社区指导活动中也能较好地发挥主体作用, 但是在现实的社区指导活动中初中和高中学生家长的出席率并不很高。为了提高中学生家长的出席社区指导活动的比率, 为了更好地发挥学前儿童、小学生和初中生家长在社区指导活动中的主体作用, 进一步研究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家长对社区家庭教育指导的时间、内容和形式的需求, 采取措施进行改革, 提高适应性是社区家庭教育指导的重要任务。
2. 指导时间的安排。
未发现指导时间安排与家长出席率、认真程度、主动程度、主体作用发挥和总体参与程度之间存在具显著性意义的联系。
3. 活动时间的长短。
出席率与每次指导活动持续的时间有联系。调查结果表明, 每次活动2、3小时时, 家长的“总是或经常出席”的比率达90.8%, 高出其他时间“总是或经常出席”85.6%有5.3个百分点, 差别具显著性意义 (p=.000) 。每次安排2小时及以上时, 家长“非常或基本认真”的比率达96.8, 高出1小时及以下“非常或基本认真”的95.2%有1.6个百分点, 差别具显著性意义 (p=.019) ;但此时家长“参与管理、承担任务或出媒献策”的比率并不高, 仅36.1%, 比每次活动安排1小时及以下时42.0%家长“参与管理、承担任务或出媒献策”要低5.9个百分点, 差别具显著性意义 (p=.001) 。综合上述情况, 考虑到家长参加一次指导活动不容易, 同时不到1小时的活动时间可能会影响许多活动的开展, 每次活动掌握在2~3小时内可能是一种大多数家长可接受的安排。
4. 指导频次。
每学期组织指导活动的次数与家长出席率之间存在联系。调查结果表明, 每学期组织1~2次活动的话, 家长“总是出席”的比率达54.0%;每学期组织3次及以上活动的话, 家长“总是出席”的比率稍低, 为46.3%。对两种活动频次不同出席情况人数分布的差别进行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 这一差别具有显著性意义 (p=.000) 。可以认为, 每学期组织1~2次指导活动时, 家长的出席状况优于每学期组织3次及以上活动。
与总体参与程度的关系。家长每学期参加指导活动的频次与总体参与程度之间存在一定联系。调查结果表明, 每学期活动2次、3次和4次家长参与程度的总体平均水平超过12.00, 均高于每学期活动1次或活动5次及以上。一维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 每学期活动1次与活动2次、与活动3次和与活动4次的均数差别均具显著性意义 (p值都为.000) , 但与活动5次及以上的均数差别未发现具有显著性意义 (p值=.706) 。可以认为, 在每学期组织2~4次指导活动的情况下, 涉及家长的出席状况、认真程度、主动程度和主体作用发挥的总体参与程度较好。
综合考虑每学期活动1~2次时家长出席率最高, 每学期活动2~4次时家长参与活动的总体水平最高两个因素, 我们以为一般情况下基层指导单位每学期组织2次指导活动较为适合。
5. 指导形式的类别。
调查结果发现:在“个别指导”、“集体指导”、“文字音像资料”的间接指导和采用“网络技术手段”进行指导等4类指导形式中, 当家长接受“个别指导”时“参与程度”的平均水平高于其他类别, 且具显著性意义 (p=.049) ;而在接受“网络技术手段”进行指导时, “参与程度”的平均水平低于其他类别, 也具显著性意义 (p=.026) 。看来, 广大家长更欢迎“个别指导”, 而对“网络技术手段”还不熟悉、不适应。对“讲座报告”、“讨论辨析”和“亲子活动指导”等三种“集体指导”形式来说, 在参加“讲座报告”时的平均参与水平达12.05, 高于“亲子活动指导”的平均参与水平 (11.82) , 差别具有显著性意义 (p=.002)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 家长对“讲座报告”活动的“出席率”、“认真程度”和“主动程度”较好, 但“主体作用”发挥不好;对“讨论辨析”活动的“出席率”不够高, 但“主体作用”的发挥较好;对“亲子活动指导”活动的“出席率”、“认真程度”和“主动程度”相对都比较差。看来, 家长比较习惯并重视听“讲座报告”, 而对“讨论辨析”活动并不重视, 而对“亲子活动指导”则比较随便, 并不十分投入。
6. 指导内容的类别。
基层指导单位在家庭教育指导时, 一般从“与家庭教育有关的知识与方法”、“所涉及的年龄段未成年人家庭教育中容易发生的问题与其处理”和“个别特殊的问题如何解决”等三个方面选择指导内容。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对三方面内容的指导并未发现家长存在参与程度平均水平上具显著性意义的差别 (方差分析的结果为p=.503) 。但是,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具体层面上确实存在着指导内容对参与水平的影响, 表现为:
(1) 指导内容涉及不同的知识系统, 参与水平不同。结果表明, 当指导“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年龄特点”的内容时家长参与水平最高, 指导“家庭教育的知识和方法”时参与水平其次, 指导“学校教育的性质、任务与内容”时参与水平第三。对“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与年龄特点”指导的平均参与水平与其他两内容的差别具有显著性意义 (p值分别为.006和.035) 。
(2) 指导内容涉及不同的智能培养, 家长参与水平不同。结果表明, 当指导“保护求知欲与培养创新精神”时家长参与水平最高, 指导“如何进行学科学习辅导”时参与水平其次, 指导“智力、能力培养”时参与水平第三。指导“保护求知欲与培养创新精神”时的平均参与水平与另两项内容的差别均具显著性意义 (p值均为.000) 。
(3) 指导内容涉及不同教育观念时, 家长参与水平不同。结果表明, 指导“儿童观”时平均参与水平最高, “教育观”其次, “成才观”第三, “亲子观”第四。其中“儿童观”的平均参与水平与“成才观”、“亲子观”的差别具显著性水平 (p值分别为.029和.004) ;“教育观”与“亲子观”的差别也具显著性意义 (p=.018) 。看来, 家长对以“儿童观”的指导更感兴趣, 而对“亲子观”的指导尚不重视。
(4) 指导涉及家庭教育不同方法时, 家长的参与水平不同。结果表明, 指导“赏识表扬与否定批评”时参与水平最高, 指导“言教身教与环境教育”时参与水平其次, 指导“物质奖励与精神鼓励”时参与水平较低;其中“物质奖励与否定批评”的平均参与水平既低于“赏识表扬与否定批评”, 又低于“言教身教与环境教育”, 它们的差别均具有显著性意义 (p值分别为.003和.023) 。看来家长对如何处理表扬与批评和关系, 如何为未成年创设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心理氛围更感兴趣。
(5) 当介绍学校教育不同情况时, 家长的参与水平不同。结果表明, 介绍“孩子在校表现”时家长参与水平高于“教育教学工作”、“学校管理工作”和“学生学习环境”;介绍“孩子在校表现”时家长平均参与水平与“学生学习环境”的差别具有显著性意义 (p=.012) 。可见, 家长了解自己孩子在学校生活和学习状况的需要高于对学校教育本身了解的需要, 学校应该尽可能满足家长的这一需要。
四、分析与讨论
(一) 结论
浙江省0~17岁未成年人家长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活动的总体状况很好, 具体表现为:参加指导活动的出席率高, 态度认真、主动, 部分家长正积极发挥着主体作用。0~3岁婴幼儿家长参与指导活动的热情最高, 进入幼儿园和小学后热情有所下降, 进入中学后参与热情再度升高。
家庭教育指导的渠道、指导频次的多少、活动时间的长短、指导的形式类别和指导的内容等因素会影响家长参与指导活动的程度, 一般情况下家长出席社区指导活动比率不是很高, 但主体作用发挥得较好;每次活动时间控制在2小时左右, 有利于提高家长的出席率和认真程度;每学期只组织1~2次指导活动可保持家长较高的出席率, 每学期2~4次活动时家长参与水平较高;家长对个别指导的参与水平较高, 对采用网络技术手段进行的指导参与水平还较低;面对不同的集体性指导活动, 家长比较习惯听讲座报告, 对讨论辨析并不重视, 对亲子活动的指导比较随便;面对不同层面的指导内容, 家长更倾心于“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与年龄特点”、“保护求知欲与培养创新精神”、“树立正确的儿童观”、“赏识表现与否定批评的关系”、“孩子在校表现”。
(二) 建议
1.进一步了解幼儿园幼儿和小学生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的问题与需求, 将有针对性地加强小学和幼儿园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2.根据社区特点, 确定社区家庭教育指导的主要对象、指导内容和活动形式, 提高社区家庭教育指导的出席率。
3.基层指导单位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活动, 一般每学期可掌握在2次左右、每次2小时左右。
4.总结、推广辨析活动和亲子活动指导等集体指导活动的有效经验, 普及、推荐采用网络手段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知识和经验, 提高家庭教育指导的实效。
浙江省家庭 篇9
鹿山街道中心幼儿园坐落于富阳市鹿山工业园区。幼儿园有将近一半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幼儿园逐渐积累了外来务工人员家庭的家园合作经验, 大大提高了外来务工人员家庭的家园合作意识。
为了帮助外来务工子女家长尽快适应本地教育，更好地配合幼儿园，形成有效家园合力幼儿园一直致力探究外来务工人员家园合作的有效途径。幼儿园积极联合街道，努力为外来家庭创造优越教育环境, 建立了富阳市首批家长三优培训基地，配备了设施齐全、环境优美的各类活动室，有亲子阅览室、家长咨询室、家长培训室、亲子游乐室等。三优基地的建立，为家长的进一步服务带来巨大的方便, 更为提高家长的素质提供良好条件。通过各类专家讲座、专家咨询、家园互助等活动提高家长的自、身素质，从而提高外来幼儿家庭教育质量。
浙江省家庭 篇10
关键词：新市民,学习型家庭,途径及做法
一、新市民中开展学习型家庭创建活动背景
当今社会正进入知识化、学习化的社会,科技技术发展迅猛,知识信息更新换代迅速,新的经济浪潮,新的知识结构以一日千里的态势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已有知识的老化速度急剧加快,稍有懈怠,就要被时代所淘汰。学习型家庭的创建活动,是创建学习型城市最基础的立足点。
二、新市民中开展学习型家庭创建活动因素分析
海曙区有近13万外来民工,分散住居在海曙区八个街道,居住条件简陋,家长的学历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据调查,40.3%的家长处于初中文化水平,37.4%的家长为小学文化程度,3.8%的家长为文盲,家庭收入低,家庭月平均收入低于1500元的占70.82%,居住在30平方米以下的占80%,而且大部分家长从事的职业为小生意经营。文化层次水平、家庭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家庭教育的质量。这为学习型家庭的创建带来了最为直接的不良影响。然而虽然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也有着许多潜在可开发的积极条件。
(一)不利因素
1. 新市民学历、职业等限制。
由于个人学历文化限制、职业等各方面弱势,家长对学习型家庭的创建表现出一种无耐,个人技能水平和缺乏导致的社会职业竞争力的下降,使有些家长的工作还处于非常不稳定状态,为生活为家庭而疲于奔波,导致对自己及孩子学习及指导的力所不能及。
2. 居住条件限制。
部分用工单位为新市民提供了住宿条件,但条件很差,拥挤、脏乱,甚至有的达不到有关法律规定的人类生存需要的最基本的条件。即使自行租房,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居住条件简陋,经统计,一家三口居住在10平方米就占13.5%,11到20平方米的就占40.2%。
3. 经济条件的限制。
新市民工作生活在底层,从事的职业为知识含量小,工资收入低的行业。虽然他们的月收入往往是家乡半年甚至一年的收入,但是他们为了能在城市里定居下来,勤俭节约,如要他们自己掏钱,改变学习条件,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样使学习型家庭的创建处于较为困难的状况。
(二)有利因素
1. 新市民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愿望强烈。
在调查中发现,79.03%家庭认为学习重要及非常重要,迫切要求通过教育培训,提高素质,掌握技能,改变自己命运,家长在自我学习的要求中积极主动,并对学校指导家庭教育提出了许多积极可行的意见和建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政府为新市民的学习型家庭的创建搭建了平台。
海曙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新市民的教育培训工作,专门成立了由区政府主管领导挂帅,各部委办局一把手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分析问题,研究对策,搞好新市民的教育培训工作,并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批准每年在社区教育经费300万中切块10%专项资金,用于新市民专项培训。各街道也相继确定了教育培训专项经费,形成了区、街道两级专项投入的经费保障体系,积极实施构建区域培训的四大工程,为新市民学习型家庭的创建搭建了一个平台。
3. 教师的参与推进了学习型家庭的创建。
孩子在家庭中有其特殊地位,孩子往往能牵动父母双亲共同参与一些活动;教师在孩子心中有较高的权威,教师的言行在孩子学习、生活及今后发展成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更由于教师于孩子朝夕相处,最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及家庭情况,在创建活动中能具体指导、策划、推动。为此,从学校着手,通过学生这双小手,牵住父母双亲的大手,是创建学习型家庭的有效途径。
三、创建学习型家庭途径及做法
综上所述,如何加强对他们的培训学习,努力提高整体素质,尽快融入大城市,共建和谐家园的问题日益突出,在新市民中开展创建学习型家庭活动是一个重要手段和有效途经。具体的做法:
(一)加强领导,健全网络
在新市民中开展学习型家庭创建活动是前所未有,为了做好这项工作,首先成立了创建领导小组,由学校领导、班主任、家长、学生代表共同组成,各班配备创建指导员,并制订了各自职责,具体主管学习型家庭的创建工作。创建领导小组的成立健全了由学校领导小组→创建指导小组,家长学校→学生家庭组成的创建网络,疏通工作通道,为创建学习型家庭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
(二)制定计划,落实措施
其一制订了《学习型家庭创建活动实施方案》,明确了创建活动的步骤、时间及各阶段创建任务;其二编印了《创建学习型家庭工作手册》,内容包括“海曙区学习型家庭评估方案及评估细则”,“创建学习型家庭计划”,“参加教育培训汇总表”等。其三印发了“新市民家庭情况及学习培训需求调查表”,重点了解家庭成员学历层次、家庭收入、业余时间的安排、教育培训需求等,以便针对性地开展指导。其四,提出“五个一”,订一个家庭学习计划;写一份年终学习培训小节;每月参加一次社区讲座;每日保证一小时学习时间;每年掌握一个技能,学会一种问明礼仪。充分的前期工作,为创建活动稳步扎实开展奠定基础。
(三)宣传发动,营造氛围
创建学习型家庭的成败关键在于家长,为了让终生学习理念深入人心,学校向家长印发告家长书,宣讲终身学习,时时学习的理念。同时隆重召开“创建学习型家庭”动员大会,全校师生和家长代表参加了会议。教育局及学校领导在大会上作了动员,提出了“学习型家庭”的创建目标。家长代表呼吁各位家长积极参与到创建活动中来,为孩子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空间,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并带头学习,做孩子们学习的榜样。
(四)教育培训,提供平台
针对家长的教育需求,动员家长积极参加各类教育培训,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又对家长开展了“关爱新市民,共建和谐家庭园”的系列教育培训活动。同时,区教育局、学校每年向部分户家庭赠送书籍及海曙区图书馆借阅卡,向每户家庭每月赠送《社区教育报》、《大众科普报》,为家庭提供学习资料,激发广大家长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五)量化评分,考核评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