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随迁子女

农民工随迁子女（精选十篇）

农民工随迁子女 篇1

一、农民工随迁子女与文化区隔内涵

“区隔”意指区别、差别,译自英文distinction。在《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中解释为事物或者人按照其质量、品质进行的区分和隔离。布迪厄在其著作《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将“区隔”定义为“必然趣味和自由趣味的对立所导致的社会阶层的分化”[2]。正如布迪厄所言,人们对事物不同的看法、追求、评判标准,使其对美学的判断分化成了对立的方面,最终形成了社会意义上的区隔。[3]

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得处于社会结构金字塔不同位置的人们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质,具有相同文化特质的人们又会形成共同的文化圈,从而将自己与自身文化圈以外的群体进行区隔。文化区隔的产生主要是通过对媒介的选择和对文化产品的消费实现的。[2]但本文中理解的农民工文化区隔更多地趋向于一种被区隔,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而无力主动选择的结果。在有关农民工文化区隔的研究中,刘艳的研究指出农民工子女在学校的文化认同中存在困难;[4]李运庆指出农民工子女的身份区隔的结果容易造成身份认同现象的产生,并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其社会地位;[5]郭星华等认为,大量的农民工群体还是更依赖于传统的社会网络,并未在移居的城市建立起与城市居民间的社会网络;[6]郑功成等指出,农民工是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是传统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政治分割与市场经济发展、统一劳动力市场及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相冲突的产物。[7]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身份、空间、制度是导致农民工文化区隔产生的重要内容。而农民工在城市的边缘处境,很大程度上沿袭到了其随迁子女身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遭遇着文化的“区隔”。结合已有研究对农民工和文化区隔的分析,结合具体的田野调查情况和已有资料,本文认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区隔主要表现为制度区隔、空间区隔、文化/心理区隔三种类型。

二、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的表现

农民工随迁子女面临的文化区隔既是对农民工文化区隔的承袭与体现,又有其作为农民工随迁子女群体而有的特性。本文以对石景山区G中学的田野调查(2013年9月-2015年6月)为例。就整个北京市石景山区而言,截至2014年秋季开学,石景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共33 158人,其中农民工随迁子女17 348人,占全区总人数的52.32%(笔者根据石景山区G中学S教师提供的石景山区2014年学生基本信息整理)。G中学是石景山区一所普通公办校,该校在2014年秋季开学后共有学生474人,其中农民工随迁子女有359人,占该校学生总人数的75.74%(笔者根据G中学2014年学生基本信息整理)。以这所普通公办校为调查点,结合学校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学校实践和家庭实践,我们有必要讨论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遭受到的文化区隔的困境。

1.制度区隔———农民工随迁子女无法逾越的铜墙

制度文化是人类为了自身生存、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主动创制出来的有组织的规范体系。农民工随迁子女制度区隔的本源在于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以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农村和城市之间人为地树立起一道藩篱,使得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自然转化途径被阻隔,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被强化,城乡隔离与分治。其中,公民的教育机会、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等都是在其户籍所在地实现的,这是为了保证全国人口分布安定性的政策。[8]农民工随迁子女具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而教育从来不是一个自主性很强的场域,教育文化体制的区隔是制度区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主要体现为政策的制度区隔。

(1)“五证”政策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在京入学的门槛。“五证”主要是指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很多农民工在办理这些手续时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且不一定能顺利地办好“五证”。这给学生家长带来麻烦倒是其次,更主要的是给孩子的上学问题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G中学学生玲玲正是因为“五证”问题,学籍无法转入北京,回老家上学更是不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回老家无人照料,另一方面则是回去后还得重读初三。

(2)中考制度是禁止农民工随迁子女在京升入普通高中的决绝力量。2012年12月30日,由北京市教委、市发展改革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公安局形成,经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并正式发布《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京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方案》[9]中规定:从2013年起,凡进城务工人员持有有效北京市居住证明,有合法稳定的住所,合法稳定职业已满3年,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已满3年,其随迁子女具有本市学籍且已在本市连续就读初中3年学习年限的,可以参加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取。这个政策当中,规定了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考的条件。上述说明,农民工随迁子女仍无法在京升入普通高中。他们可以具备正式考生的资格,但一些家长无法提供在京3年连续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况且一些考生父母对中职毕业的前景并不看好。在2013年9月,G中学初二(一)班共36人,农民工随迁子女17人;2014年9月,该班只有29人,农民工随迁子女10人;到2015年2月,该班共28人,农民工随迁子女只有9人。从该班级学生人数的变化中,我们知道班上已有部分农民工随迁子女回了老家。在严格的中考制度下,老师、学生、家长都是无奈的。制度区隔的力量是强大的,非简单的人力所能违抗或突破,制度区隔是农民工随迁子女无法逾越的一道铜墙。

2.空间区隔———农民工随迁子女生活在城市的浮岛

空间是导致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民工随迁子女遭遇的空间区隔既有物理意义上的,也有精神意义上的,具体指他们的生活空间的区隔化和人际交往的区隔化。在充分进行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实践和家庭实践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本文具体通过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玲玲所遭遇的空间区隔进行呈现和分析。玲玲是石景山区G中学的一名初三学生,老家在河南信阳,2013年9月进入该校初二班级学习,学籍无法转到北京,她是班上唯一一位没有学籍的学生。家住石景山区的一个偏僻郊区,周边人烟稀少,全家在一个小院里租住了两间平房。小院中租住者都是外地打工者及其子女,从事个体经营或废品收购等工作。

(1)生活空间的区隔化。重建原有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是农民工谋取在都市立足的主要方式。他们也是聚居在郊区,聚居区内的“居民”多是同乡,从事相同或相近的职业,亲缘和地缘关系是其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10]在此基础上,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生活空间区隔还体现出自己的特点。玲玲的生活是两点一线式的,她只是在学校和家庭之间穿梭往返。周一到周五,她早起上学,傍晚放学则坐公交回家。周末也不外出,一方面因父母没时间陪同,另一方面也因自己对城市环境的陌生,父母不放心孩子外出,孩子自身也选择不外出。在学校,当所有老师都在为学生中考而备战,当所有学生都在为中考而努力拼搏的时候,没有学籍的玲玲只有“暗影自怜”。

(2)人际交往的区隔化。农民工群体并未在移居的城市建立起与城市居民间的社会网络,他们和城市居民交往过程中存在着社会交往的“内倾性”和“表层性”。内倾性指他们交往的对象指向为同乡和从其他地区来的农村人,表层性指与城市居民交往过程中更多的只涉及业缘关系,而没有情感上的交流。[11]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人际交往的区隔程度更甚,他们大多只是同自己的亲人有亲密接触,同学校师生的交流也是表层和空间性的。玲玲周末只是在家学习或者看电视,或者到住处旁边的小土堆上面和弟弟嬉闹小跑一番。她连紧挨着自家租住的邻居也不熟识,甚至没和邻居的同龄孩子说过话。她没有QQ等现代交流软件能与同学有联系或沟通,一离开学校,她的生活仿佛就和那里的人没有任何瓜葛。

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中是漂浮的,他们没有在这儿扎根,在北京大环境中,在户籍制度大背景下,在社会转型期,他们被城乡双重牵制,限制着他们的生活。空间的区隔使得他们如同生活在城市中悬浮的孤岛上。

3.文化/心理区隔———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困境和心理独白

乡村、城市因地域、历史变迁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这种文化烙印深深地印刻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身上。教育是文化的特殊形态,农民工随迁子女作为文化中接受教育的特殊主体,因曾经所处的不同地域和文化差异,使他们在教育中更容易面临困境。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中、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内心也有着自身深刻的体悟和感受,或许我们也该细心聆听他们内心深处的独白。

(1)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困境。由于城乡差异或地域差异,学校办学性质及办学条件会有不同,具体体现在教学设施、师资力量、校园环境、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明显差异,农民工随迁子女进入不同的学校,产生了相应的教育困境。

转过四次转学的玲玲刚来G中学时,连最简单的诗词背诵都难以过关,这给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带来极大的困扰,学生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焦虑。而事实证明,一年的努力下来,玲玲已经能很好地背诵古诗词了,她的学习也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多次的转学,其学习基础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玲玲仍没有完全摆脱因这种文化差异或转学经历所带来的文化区隔及其教育困境。

(2)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心理独白。心理区隔是一种心理意识的边界划分,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区隔主要从他们接受城市的心理影响和认可、对学校和城市的归属感等角度来分析。要想了解农民工随迁子女所遭遇的心理区隔,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直接聆听他们的心理独白。

玲玲:“我不喜欢这个城市!”

北京是祖国的首都,许多外地人都会来这儿工作。但是我不是太喜欢这,因为这的人做起事比较严肃。在我家乡的时候做什么事都让人感觉挺轻松、自在。在北京车流量很大,空气不是很清新。通常都会有雾霾,很少见到晴天。而在我家乡空气特别清新,特别是早晨,让人一天的心情都非常好。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感觉自己还在呼吸着家乡的新鲜空气!特别想念家乡的树木、房屋,还有同村的小孩子一起疯耍的情景!

(摘自2014.11.19田野笔记)

我到底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我到底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内心,经历着这种种心理的挣扎与叩问。

三、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的主体力量

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面临着多方面的文化区隔,制度、身份、空间等都是影响文化区隔的重要因素,制度区隔、空间区隔、文化/心理区隔既是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又是其文化区隔的表现。学校是农民工随迁子女生活的主要场域,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文化区隔现状在学校体现得较为集中。学校中的课程体系是以城市文化为中心,学校的教育也是为主流城市生活做准备的,在此情况下,学校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现状是否真的无动于衷?面对区隔,农民工随迁子女该何去何从?面对区隔,他们是否是完全无力的群体?打破文化区隔,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力量。结合笔者对G中学长期的田野调查,我们可以看到为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多方主体正在做出努力。

1.学校———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的重要力量

学校作为农民工随迁子女生活、学习、活动的主要场域,作为教书育人的主要场所,毫无疑问它应该成为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的重要力量。在G中学,既有城市学生,又有农村学生,既有北京学生,又有外地学生,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生活背景,带有各种显性、隐性文化差异的学生相聚在一起,其中各种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的力量既可能相互撞击形成文化区隔,又可能相互融合打破文化区隔。G中学主要从学校生活、学校学习、学校活动三个角度着手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

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比较大,为了杜绝学生之间因为服装穿着而产生的不良攀比心理以及树立学校的整体形象,G中学学生全部穿校服,学校在这方面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这就消除了学生在衣服上的攀比心理。“北咸南甜,东酸西辣”是我国饮食多样性特点的体现,学校饮食主要以健康营养美味为主线。学校每月进行卫生习惯大检查,注重对全体学生的卫生习惯进行教育和培养,以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所有师生在学校都讲普通话,来自各个不同地方学生的普通话都讲得特别好,听不出有明显的地方口音。学校领导、师生间相互形成了一种亲密无间的良好关系,从各个方面对学生予以关心。

2.教师———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的直接力量

师生关系是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是教育关系中最为主体的关系。师生之间不仅有正式的教育关系,还有因情感的交往和交流而形成的心理关系。在教师与农民工随迁子女之间,教师对他们的态度和行为至关重要,深刻影响着他们的学习和成长,教师是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的直接力量。

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学校容易遇到学习困境,教师是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学习困境、解决他们学习障碍的直接力量。G中学教师经常利用午休、课间或其他零碎的时间无偿给一些学习基础较差的学生补习与讲解,他们做这些都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他们是负责任的、用心的。

3.同辈群体———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的特殊力量

同辈群体又称同龄群体,是由一些年龄、兴趣、爱好、态度、价值观、社会地位等方面极为接近的人所组成的一种非正式群体。同辈群体是青少年获得生活经验和社会信息的主要来源,对青少年生活目标和价值观、交往能力等有着重要意义。[12]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健康成长中少不了同伴群体的伴随,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与成人的关系,他们可以有他们的小世界,同辈群体是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的特殊力量。农民工随迁子女来到城市,渴望有朋友,渴望与同龄人形成良好的交往关系,这对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心理区隔的打破至关重要。

4.农民工随迁子女———打破文化区隔的内在力量

对于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区隔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户籍制度是其根源,并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打破区隔的最主要途径。也有的学者从政府、社会等角度做了自己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在上文中论述了学校、教师、同辈群体等不同主体打破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的重要性之余,特别强调农民工随迁子女自身的力量。农民工随迁子女本身是主观能动的个体,他们也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努力,以或多或少打破自己所面临的文化区隔现状。

四、结语

农民工随迁子女也是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的产物,他们在城市生活中被区别对待,处在城市的边缘,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遭遇着文化的“区隔”:制度区隔使得他们在北京这个大城市中的入学和升学都面临着很多的限制;空间区隔使得他们的处境是一种空间的、城市生活的远离;文化/心理区隔使得他们面临着教育困境,经历着种种心理的挣扎与叩问。在这些文化区隔的现状下,学校、教师、学生都在他们各自的角色扮演中发挥着作用,可是,这种力量究竟有多大我们无从得知。他们能改变什么呢?或许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不能改变———制度,这是他们无法突破的一道铜墙。能改变的、能打破的,他们尽力改变,尽力打破,但这似乎总归是处在一种无奈的硬性制度下,一种无法掌控的空间情境中。但至少,这是对国家、对社会的一种现状呈现,他们是对国家、对社会的一种呼吁力量,是对所有儿童能在同一片蓝天下共同成长共有的诉求!

摘要：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遭遇着文化区隔问题。为调查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中的教育问题以及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状态,本文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对北京市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活动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研究显示: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主要面临着制度区隔、空间区隔、文化/心理区隔等三种文化区隔问题。打破文化区隔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力量,学校、教师、同辈群体、农民工随迁子女自身都应不懈努力,共同为农民工子女健康成长做贡献。

关键词：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区隔,制度区隔,空间区隔,文化/心理区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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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2-88.

实施农民随迁子女电子教育方案 篇2

今后，农民工子女到哪里读书，相关教育经费就会跟到哪里。省教育厅日前下发安徽省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电子教育券实施方案：从秋季入学的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学生开始实施电子教育券，其他年级学生继续实行资金奖补办法。

按照规定，如果是我省境内的跨县(区)入学的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并符合在输入地就学的相关条件，都可以使用这种电子教育券。在全省统一的学籍网络化管理中，政府可以把人均教育经费以教育券的形式发给学生，做到教育经费随学籍走，学生到哪里读书，相关教育经费就会跟到哪里。

教育券如何操作呢？由学生本人或其法定监护人向原就读学校提出转学申请，原就读学校在学籍网络化系统中提交转出申请，并打印转学申请表交给学生，连同相关有效证明材料报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经县级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并加盖“学籍管理专用章”后，还要在学籍网络化系统中完成对学生电子学籍的转出审批。电子教育券每学年开学前一周办理。

该实施方案还明确，随迁子女在输入地公办中小学就读，其收费项目和标准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一律不得收取借读费、择校费，更不得要求捐资助学或摊派其他费用。进入经教育行政部门核准的民办学校就学，民办学校在获取政府部门核拨的补助后，等额减收学费。

为进一步完善扶贫帮困机制，合肥市教育局日前发布了学前教育市级资助实施细则，5类学前教育儿童可享受到每生每学期1000元的补助。

据介绍，资助对象为具有合肥市区常住户口，在公办幼儿园、有资质的民办幼儿园（托幼机构除外）就读的3周岁至6周岁儿童，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均可列入受助范围：低保家庭儿童；孤儿；残疾儿童（残疾家庭儿童）；烈士子女；因重大疾病、意外灾难等原因导致影响家庭基本生活的特殊困难家庭儿童。合肥市市级财政统一按照每生每学期1000元的标准予以资助，各区按照规定比例落实配套资助资金。每年的1月至6月，儿童监护人可持户口本及相关证件向户口所在地的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确认、公示后，市财政局将资助资金拨付至各区，由各区财政、教育部门将市级资助资金和区级配套资助资金通过银行卡等形式，发放给受助儿童监护人。被确认享受资助的儿童，由监护人为其选择符合条件的幼儿园就读，每名受助儿童每学期只能申领一次资助资金。受助儿童就读的幼儿园，保育教育费如高于资助资金，其高出部分由其监护人承担。

打工子弟在流入地就学更便捷

记者近日从安徽省教育厅获悉，从20秋季起，安徽中小学学籍开始全面实行电子学籍网络化管理，此举将使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入学更加方便。

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问题与对策 篇3

关键词：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对策

中图分类号： F323.6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5）02-0443-04

收稿日期：2014-09-19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编号：11GLB005）；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编号：D/2011/01/020）；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编号：JGZZ13-062）。

作者简介：毛倩如（1989—），女，浙江宁波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三农”问题研究。E-mail：lovesandrossi@126.com。

通信作者：金丽馥，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社會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研究等。E-mail：2467032005@qq.com。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提出：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农民工进城务工潮流不减，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带来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1]。在这其中，伴随农民工进城的第二代教育问题尤其突出。近20年来，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已经被社会广泛关注，特别在2014年7月30日全新户籍改革制度推出后，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出台，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面临了全新的局面。新的户籍制度改善了以往随迁子女入学部分的困难，大力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但新制度执行初期存在新隐患，制度的规定也不一定能帮助农民工随迁子女真正融入城市教育。笔者认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核心问题是政策中存在漏洞和教育融入难两大问题。

在新出台的户籍制度背景下，本研究探讨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分析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现状，反思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成因，阐述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仍然存在未解决的政策及保障问题、学校教育有失公平、家庭教育缺失和融入社会难的现象，并针对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现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1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社会背景

2003年，国务院提出了“两为主”，以解决跟随父母进城务工的这些孩子的义务教育问题。“两为主”即以流入地管理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近20年，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已经被社会广泛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作为目前城市化主力军的第2代，代表着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新生力量，是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化的主要希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处于身心迅速成长变化的阶段，接受新鲜事物、知识的能力比较强，相比他们的父辈有更快的融入城市环境的潜力。在这一阶段，拥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对他们今后的发展尤为重要。20世纪80年代，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的问题表现突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无法正常接受教育，成为难以解决的重大矛盾。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出：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取消农业户口，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期望为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提供适当生活和教育的保障。当前，在社会和政府的关注下，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难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是制度执行当中仍旧存在一定的隐患。城乡差别和社会畸形的对待，在教育平等的目标下反而变成一种变相的孤立和歧视，农民工子女真正融入城市仍很困难。在完善教育制度、提供良好教育硬件资源条件下，消除差别对待，消除孤立和歧视，让农民工子女能够完全融入城市环境，完全接合城市教育，不仅有利于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未来，同时对构建和谐社会有一定的贡献。因此，探求解决这一现状的有效途径极为重要。

2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2.1政策存在漏洞

2.1.1户籍制度改革中的隐患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子女城市入学难问题，政府也颁布了许多相关解决政策，如从2006年到2013年的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等。我国一改以往长期存在的城乡户籍分立制度，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统一变成“居民”户口，这也针对了不同户籍制度的学生有着差别的教育对待的现象。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归根结底要追溯到户籍制度。但户籍制度改革刚刚出台，目前还未见什么成效，加之改革后可能预见的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教育资源将面临巨大压力。

对此，教育部提出：在规划上，教育部要指导各地把常住人口包括随迁子女纳入到区域教育的发展规划之中。在经费上，要求各地要按照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的人数来拨付教育经费。同时我们要加大中央财政对各地接收随迁子女学校的专项奖励力度。坚持分类指导，要求各省市因地制宜，合理确定随迁子女入学政策，保障他们能够平等地接受教育。这些条例确实能够保障和改善以往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但对于城市对其文化观念的排斥和受教育机会、师资、教育教学设施等资源排斥以及如何具体解决和分配城市教育压力，教育经费分配以及户口迁移中流出地教育资金问题并没有提出明细的促进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的策略，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也没有明确的责任和义务。随迁子女是否能够真正获得平等教育还是未知数。相比关注他们在城市的入学问题，更应该关注这个群体该怎样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怎样真正接合城市教育，使他们由于跟随父母来到文化不同的环境中，不会仍然延续父母的弱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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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法律保障机制的缺失现实中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表现为缺少有力法律保障。基于进城务工农民工身份特点，具有收入不高且不稳定的特性，如何在户籍改革初期合理调配公共教育资源、建立财政专项资金，加强政府管理引导力度是当前急须解决的难题。

法律方面，我国颁布的《义务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各级政府负有对当地适龄儿童、少年实现义务教育的法律责任，所有儿童少年都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在1996年，为解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国家教委制定了《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试行）》，其中提到：“解决流动人口适龄儿童少年的就学问题，是政府、学校和家庭义不容辞的责任。”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流入地政府负责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市社会事业发展计划，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学校建设列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要安排必要的保障经费，使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环境得到明确改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当地水平[2]。这些法律条文中规定教育要做到平等，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列入规划等。从大方向上看，相关法律法规的确是积极适用、必不可少的，但缺乏具体的实行内容和目标，从操作执行上看有所欠缺。法律法规规定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权利，但无法保障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权利。

2.2融入城市教育困难

2.2.1学校教育有失公平城市农民工子女所在的民办学校存在教育疏于管理的现象。户籍改革刚刚颁布，农民工子女中仍有很大一部分在一些教育环境设施较落后的城乡结合部的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学习。这些学校有的并不正规，都是以收取高额费用为生，办学质量、师资力量和管理水平低下。这些学校本身和教师队伍并不太关注学生的发展和身心成长，造成了较为不良的学习氛围。同时，也没有针对农民工子女不适应城市生活和本身素质不高的特点进行适当的教育管理。这使得学生互相影响，形成不良风气，甚至有走向犯罪道路的危险。由于大多公办学校不愿接受农民工的子女，其父母迫于无奈大多只能选择这样的学校，父母工作的影响使他们常常面临转学和辍学的问题。对于农民工子女来说，受教育机会和选择相比城市公民子女要小得多。即使农民工子女能够接受教育，但是教育的质量仍旧无法和城市孩子相提并论。教育不平等问题依旧突出。

公办学校设立专门针对农民工子女的差别教育。许多公立学校往常不愿意主动接受农民工子女。现今虽然政府作出了相应调整，制定和号召一些学校接收进城务工者的子女；目前在公立学校中就读的很多农民工子女也是编排在同样的班级，或者将农民工子女组成类似“放牛班”的特殊班级。但是，一些教学质量高的重点学校，仍然不愿意招收农民工子女，并且在那些接收了进城务工者子女的学校，大多将他们和城市孩子分开教育，这不仅仅是一种歧视，也是教育资源不平等的表现。这阻碍了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孩子的正常交往，也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教师和学校面对农民工子女有著差别对待。许多城市的教师和同学面对来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本身带有歧视的眼光[3]。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社会认同感较低，许多人认为他们是代表学习能力差和素质低下的青少年。带着有色眼镜的态度让与城市子女一起受教育的农民工子女倍感压力，家庭经济、外表和观念的各方面差别让农民工子女感受到巨大的差别，产生自卑难以融入集体的心理。

农民工子女群体的德育教育缺失。由于长期生活环境的影响和父母工作特性，导致农民工子女本体素质水平并不是很高。加上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正处于思想观念迅速发展和定型阶段，针对他们这一群体的特殊德育教育必不可少。无论在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相对德育教育更注重的是升学率和学校收入。有德育教育的课程少之又少，更别说其他形式的教育。关注农民工子女学习生活甚至是身心道德发展变得极其迫切。就农民工子女自身而言，家庭生活条件简陋、父母社会地位卑微、地方方言的沟通障碍会降低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生活的动力。以自身画地为牢，同周围产生隔膜感，进而主观地孤立自己。面对生活条件、生活方式以及受教育程度等方面与城市同龄群体的较大差距，这种自卑感会进一步扩张，从而导致在校园生活中与老师同学产生各种摩擦，进而产生农民工子女对周围城市群体、城市文化产生抵触心理。最后使得农民工子女越发孤立、自卑。

2.2.2家庭教育薄弱经济条件低下是农民工家庭忽视教育的根本原因。在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中，大多是因为家庭生活相对困难，没有良好的生活保障，为了改善生活条件，不得不双双离乡务工，随其进城的子女在学习的同时也得在一定程度上担当起一定量的家务，也不能有和城市孩子一样的时间和条件去参加各样的课外活动和兴趣培训班，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他们的全面发展和进步。这些孩子都来自农村，大都没有经过较为系统的成长教育，学习生活方式与城市孩子有所区别，不能很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学习生活不能够正常进行，有些出现逆反、厌学等不良现象。另一方面，农民工大多是外来务工且收入有限，每月很大一部分收入要用来交房租等开销，导致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较少，这样便使得他们自主选择学校的难度非常大，同时也因无法承受高额的教育支出而不得不选择条件较简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

粗放型家庭教育导致问题的出现。父母是孩子在义务教育之外很好的学校，子女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父母的影响，进行处事和观念的模仿。外来务工人员并不是不了解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往往在教育方式上不得其法，出现偏差或者太过随意，通过传统的祖辈的方式实行教育。其中，粗放型的教育方式较为普遍。农民工本身教育程度并不高，通常相比城市水平较低。在沟通和理解方面，更多的是帮子女作决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子女身上。遇到困难或者问题，往往直接粗暴地解决，经常打骂或是严厉谴责，特别是对于子女精神需求关注甚少，并不懂得赏识教育[4]。自身的不良习惯和风气，也会传染给子女。一些生活作风有严重问题的父母还会使其子女容易走向犯罪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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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社会融入难社会的存在由文化构成，教育离不开社会文化的感染和熏陶。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教育时，免不了接触社会文化，但他们往往会遭到一些异样的目光。城市居民常常用自我的价值观看待和评价农民工。这样不同的价值体系和观念，加上许多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往往都是城市人看不起的体力工作，同时认为他们流入城市加重了就业压力、住房压力，一些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有较深的成见，认为农民工相对城市人就是脏乱差，素质低下，甚至怀疑其品质，认为他们向城市的流动增加了犯罪率等。这些看法常常延续到其子女身上，大多城市居民对整个农民工群体包括他们的子女有着或多或少的偏见，甚至是歧视。在相同学校受教育的城市孩子看不起他们，拒绝和他们交流。不同的生活环境、经济条件也使得他们和城市孩子无法处在共同的生活背景下，很难有共同语言。他们长期处在冷漠歧视的交际环境中，不利于其心理发展。甚至由于家庭背景不同，学校、老师对同学差别对待，这样的行为更使农民工子女的心理蒙上了阴影。

3针对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3.1政府层面：实现城乡居民教育发展同步

3.1.1完善教育政策，建立教育财政专向资金进一步改革教育制度，逐步消除城乡差别。现今政府将阻碍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制度加以改善和去除，这样既保证了劳动力的流动又维护了进城劳动力的平等权益。各级政府应立即制订加强相关的配套教育设施和惠民政策，从根本上取消进城务工人员和城市公民享受的权利差别，城乡人民共同享受真正的教育平等。与此同时，还要重视户籍改革制度可能引起的城市教育资源压力问题，将流入生源适当分流。比如加强中小城市或城市边缘的教育投入，加入更多的教育惠民政策，吸引生源，适当减轻人口集中流入造成的教育压力。因为，对于这些农民工子女，今天是城市的流动者，明天就有可能是城市的主人，所以要让他们接受教育，减少与城市儿童的差距。这样也就更有可能避免农民工子女成为城市新的不稳定因素，减少城市犯罪发生，维护城市的稳定和繁荣。

建立教育财政专项资金。在户籍制度改革下，教育部已经表示，要求各地按照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的人数来拨付教育经费，同时要加大中央财政对各地接收随迁子女学校的专项奖励力度。相较以往城市办学中对农民工子女增加高昂的赞助费和借读费等附加费用、教育社会环境不平等现象，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初步的设想。但在户籍迁移过程当中，比如一些参加社会保障年限还未达到迁移城市规定的农民工家庭，其义务教育的财政经费还留在流出地，这时仍然要将属于他们的教育资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以充分保障其权益。建议开设专项补助，建立专门的资金项目，通过当前城市政府和流入地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参加社会保障有困难的家庭，进行适当的减免和补助，帮助其尽快完成户籍迁移，转变成真正的城镇化。

3.1.2建全法律制度，建立相关服务机构建设有利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保障机制是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的重要途径。制定新户籍制度改革执行过程中的法律法规，明确其细则。在增加具体的法律制度和加强法律执行力度的同时，也可以通过一些具体实际的操作来帮助解决问题。例如，通过统计和登记，农民工子女可以統一享受国家两免一补政策。将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子女安排在同样的班级，进行平等对待，使得在他们心中城市和农村的差距缩小，加快他们融入城市生活，提升他们的归属感。合理收费也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中的重要部分[5]。对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支持，最直观的是取消各种附加费用。城市学校面对进城农民工子女所收的借读费、赞助费等已经逐步取消。而学校必须收取的学费和学杂费方面，其标准应根据现实的教育投入和成本投入情况，最大限度地做到收费合理，杜绝胡乱附加收费的现象，这是义务教育平等性的重要体现。目前还没有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专门服务机构，这一机构的建立将对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情况提供支持。

3.2学校层面：实现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受教育局面

3.2.1加强对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扶植和管理主要是在教育财政部门和学校之间的配合与协调。在已有政策和条件下，明确公办、民办学校的责任和义务。经过各个部门协调和帮助，对政策领会并坚决完善执行。在还未完善的政策面前，抵制与政策不一致的内容或者依傍政策漏洞的行为。实施教育管理的明细应由教育部门制定，对多收费、乱收费的现状和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在部分公立学校就读的问题进行取缔和整改，包括其学籍的管理和分配。对政策及时的评估和监测，努力形成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完整新政策，使国家各项惠及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对现有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学校深入整改，规范管理标准、师资水平、入学准则、入学费用等。公办学校按一定比例招收农民工子女，民办学校加强费用扶植[6]。教育费用可以实行几个部门共同承担，包括政府、教育部门、户籍所在地和农民工子女家庭等。

3.2.2学校师生共同构建平等的教育环境消除歧视和偏见，是学校应尽的职责。因此，学校肩负着促进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融合沟通的责任。学校可以在校内设置相应的岗位，可以针对农民工子女的需求进行服务和教育，同时积极配合师生之间和其与社会的融入工作，创造平等融合的环境。也可以在教师之间展开专题讲座、专业培训，提供正确的指导。增加师生合作互动活动，改变教师对农民工子女的差别对待。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包容，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直接在日常教育活动中创造和促进融合。对学生进行集体辅导，通过学生之间共同游戏，共同完成学习任务、管理任务等表现学生间平等的现象，给予他们充分的沟通和交流，以帮助其达到真正的和谐平等。

3.2.3重点加强德育教育并解除心理障碍教育是一个互动的相互过程，师生的差别对待完全可以影响学习氛围和学生心理。融合健康的环境能够促进人格正常的发展。教师不能单方面的抱怨农民工子女学习和生活问题，应该在各个方面包容和关心他们，从而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针对来城务工农民工子女素质不高、德育教育缺失的现状，开展相关的教育辅导和引导，包括心理辅导、服务引导等各种形式。教师可以对跟不上学业的农民工子女有针对性地补课，让他们能和城市同学处于相当的学习水平，使他们建立起共同学习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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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建设心理辅导机制，改善学生自卑现状。农民工子女在整个教育不平等的环境下成长，身心健康受到危害，同时因为教育资源的差别和社会的偏见，容易使他们出现不自信、自我否定、自我期待不高等心理问题[7]。学校在这项任务上是最直接的实施者，消除对农民工子女的歧视和偏见义不容辞。如何帮助农民工子女树立自信心理、减轻自身心理不平衡，可以对教师进行针对农民工子女心理方面的心理辅导培训，为有障碍的农民工子女进行心理帮助和疏导。重点培育和关注，对农民工子女进行个案辅导，培养学习的兴趣，建立学习的自信，承担心理课程的教学任务，帮助他们制定特殊的教学计划。注重提升学习成绩的同时，加强社会交往，并对农民工子女进行家访和家庭辅导。通过社会资源，帮助农民工子女摆脱心理障碍。

3.3家庭层面：改善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现状

3.3.1帮助农民工家庭适当增加收入农民工收入来源普遍比较单一，途径较少，主要以劳动密集型的工作为主。这类工作工资偏低，消耗时间和体能较多，影响收入的同时也影响其生活质量。鉴于农民工的文化教育程度不是很高，相比脑力工作，专业技术型的工作更适合他们。然而专业技工教育培训的成本也不低，这就需要政府出面，给予有技工潜质的农民工免费或减免费用的培训支持。如今农民工工资看似上涨了不少，但与他们所付出的辛劳仍不相符。农民工要立足于城市，融入城市生活从而长久定居于此，向专业技术型工作转变相对可取。农民工家庭对于金融投资概念不清，极少参与投资财产。政府、社区应在农民工之间加大理财观念的宣传，通过帮助规划和辅导选择适当的金额投资项目，增加适合的投资项目，从而帮助农民工家庭增加额外收入。

3.3.2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是保障家庭教育的前提。农民工进行自身提高的方式不多，可以通过向子女所在学校的教师沟通和反映的方式，比如学校帮助教育指导，尽量保持其子女在学校和家庭中的教育氛围相同和教育观念一致。学校家庭同步督促农民工子女，改善家庭教育缺失的现状；或是向其他教育先进模范的家庭“取经”，并接合自身家庭环境和条件，逐步进行改善。农民工自身可以从生活中增加适当的相关教育的阅读和思考，摸索真正正确和适当的教育方法。关注孩子学习的同时关注孩子心理变化和观念转变，用心沟通、用心引导、用心鼓励；以身作则，通过自身行为的改变影响孩子，做好的榜样，及时发现和指出孩子的错误，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3.4社会层面：通力合作改善融入社会难的问题

社会各界应正确面对，消除差别对待。面对当今社会对农民工身份的偏见，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地消除身份歧视。单单依靠政府或者是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社会的各种力量都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在整个社会大环境文化背景下，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关注不够，要帮助农民工家庭真正融入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需要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来帮助他们[8]。应开展针对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求助的社会活动并提出政策建议等。

诚信友爱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之一，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社会互相帮助是其重要内容。农民工子女也是祖国的未来，同样享受着平等的教育权利。打破对农民工身份的歧视思想，需要所有家长、老师乃至整个社会的重视。农民工子女在教育活动中处于弱势地位，减少一些对于他们就学的负面因素，多一点宽容和理解、爱心和帮助，尊重他们的人格和受教育权利；同时对他们实行教育补偿，包括教育条件的改善、教育质量的提升等，从而缩小乃至彻底消除他们和城市公民子女在教育和发展上的差距，使教育公平能够真正意义地体现在农民工子女的身上，为社会和谐添砖加瓦。

4结论

本研究在新出台的户籍制度背景下探讨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提出现今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现状：包括新户籍制度改革初产生的政府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政策存在的漏洞和一直以来都存在的融入城市教育困难这两大方面的问题；提出新户籍制度出台后针对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存在的城市教育资源压力和教育资金的政策隐患并提出相应對策。

综上所述，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存在政策漏洞和教育融入难的问题，需要通过政府完善教育政策，建立教育财政专项资金、建全法律制度，建立相关服务机构；学校加强对其教育扶植和管理、消除歧视和偏见并加强对其德育；帮助教育农民工家庭适当增加收入、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社会各界通力合作这些方案来真正解决问题，使得农民工随迁子女能真正享受平等教育，立足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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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显钧. 进城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若干问题及解决对策[J]. 法制与社会，2011（19）：242，244.

[5]代祥，李志友. 教育财政公平与农民工子女教育机会均等[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7（2）：147-151.

[6]吴瑞君.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及解决思路[J]. 教育发展研究，2009（10）：1-6.

[7]王艳峰，刘永红. 公平视角下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探析[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2）：26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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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 篇4

1. 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门槛高

新一代农民工高度渴望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甚至想改变农民的身份。但由于我国“分级办学, 属地管理”的教育体制以及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的存在, 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竖起了一座高墙, 对乡城流动行为进行了严格的约束与规制, 也让城乡在诸如教育等利益分配方面极其不均, 都直接导致了农民工子女在教育问题上困难重重, 首先面对的问题便是进入城市公办学校门槛过高, 农民工父母除了要办理复杂的手续, 必须具有一些证件, 如用工证、暂住证、直系亲属身份认证等, 很多农民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 农民工的身份难以认定, 致使农民工子女到公办学校入学困难, 无法享有城里孩子同等的教育。[1]这不仅是对公民身份的一种不公平的等级界定, 更带有一定的歧视性, 不符合当今构建平等和谐的时代主题。

2. 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收费多

随着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的实施, 全国各地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的学生开始享受免交学杂费等政策, 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一些大中型城市已经取消或降低了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借读费”、“捐资助学费”等额外收费。然而, 仍有大比例的许多农民工子女不仅不能及时地享受这些政策, 还有很多相关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 对国家颁布的相关法律政策断章取义, 只选取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贯彻实施, 其余的则置之不理, 依旧“我费我收”。除了借读费和其他正常的学杂费外, 孩子入学后还得参加各种形式的兴趣班, 交了借读费还要交兴趣班费用, 再加上城市生活的高成本, 简直让农民工父母愁上加愁, 为子女高昂的入学费伤透脑筋。

3. 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条件差

就目前来看, 民办中小学及民工子弟学校承担了相当数量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的教育,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公办学校及政府的财政压力, 分担了政府的责任。但也应当看到, 由于收费低廉且得不到政府相应的补助, 这部分学校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发展, 往往没有足够的经费进行大规模建设, 更有相当一部分是未通过审核批准的, 一般都采用边修建、边招生、边申报的办法, 先斩后奏。对于一些条件落后的简易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言, 他们往往忽视学校图书馆的兴建, 也没有这个资金能力作为支持。只有很少一部分学校的校舍是建校者买的, 其他的学校的校舍都是租来的, 有的是租用废弃的工厂, 有的租用很陈旧的农民房, 他们的教室一般都很小, 学生上课很拥挤, 严重影响学生听课的效果。这些学校没有实验室, 没有电脑, 没有音乐和体育器材, 甚至有些教室没有窗户, 没有安装风扇, 条件十分恶劣。[2]此外, 师资素质低下, 不少校长和教师无任职资格证书和教师资格证书, 教师队伍处于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状态, 这些对学校进一步发展教育造成了制约。

二、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出现的原因

1. 城镇化发展不充分造成的教育不公

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 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可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造成了随迁子女, 失去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没有城镇户籍却常住城市的人口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因此, 尽管城镇建设的规模在持续扩张, 进入城镇的人口规模也在快速增长, 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并没有真正实现城镇化。

2. 利益分配不均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大多跟随父母涌入城市, 入学需求急剧量大, 直接导致流入地学校的负担大大加重。第一, 流出地教育资源没有随着农民工子女的转移而转移, 流入地教育资源难以合理配置, 流动儿童的入学需求与流入地学校利益间有潜在冲突。第二, 流入地政府也未能给接纳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足够的财政补贴。由政府全额拨款的非营利性公办学校, 其自身没有额外的经费来承担流动儿童的就学成本。[3]这就直接导致这些学校在教学资源、教育经费等方面的负担大大加重, 同时也会影响当地的正常教学, 使其不得不将这一负担直接转嫁给农民工,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大部分学校收取额外费用。由于缺少社会保障, 缺少社会公平机会, 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依然低下, 只能满足最低的生活标准, 很难再有多余的开支为其子女支付高昂的学费, 无奈选择收费较低的民办学校。

3. 教育资源配置紧张

在城镇化不断加速的今天, 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 农村学龄人口向城镇转移, 非农产业向城镇集聚, 城区人口比重不断增加, 人口快速增长导致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入城农民工子女对优质教育资源强烈的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不足。另一方面, 在农村, 由于学龄人口的减少以及随父母外出读书的学生增多, 在校生人数大为减少, 学校缺乏规模效应, 教育资源闲置和效率低下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 在农村呈现出优质教育资源的绝对匮乏与相对“富余”的矛盾。要是对外来的农民工子女盲目接受, 会直接影响当地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

三、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措施

1. 加快户籍体制改革,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

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步伐, 加快户籍体制改革, 将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敞开公办学校大门, 降低准入门槛, 真正实现“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打破义务教育中户籍制度的壁垒及城乡分割的教育体制, 同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立法缺陷是影响农民工子女就学的首要原因, 完善相关立法是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实现的前提和基础, 只有这样, 才能首先确保从根源上消除义务教育的不公平。

2. 统筹城乡建设, 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就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公平受教育问题上, 公办学校之所以设立高门槛, 收取多种学杂费, 一大原因正是政府投入不足, 利益分配有偏颇。为此, 必须建立一套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的分担机制, 明确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的责任, 中央和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 尽可能增加给流入地接纳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相应的财政补贴, 城市教育费附加中要安排一部分经费, 用于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 以切实提高其接纳这部分孩子的积极主动性和容纳力。如果一味强调流入地学校的责任, 又不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 最终的受害者还是广大农民工群体。政府应该积极转变职能, 最大限度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 根除部分学校、政府在教育上的特殊利益及教育资源被垄断现象, 打破“官本位”“钱为主”的不良风气, 建立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体制, 尽量减小社会不公平现象。

3. 调动多方力量, 多途径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

要公办学校大批量接纳农民工子女显然有一定困难, 因而让农民工子女到民办学校就读也不失为一条路子。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大多是长期居住而非短期滞留, 因此政府在政策的制定和流动人口的管理上要高瞻远瞩, 立足长远看待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一方面, 国家应通过规范和管理, 政府应尽快立法, 把农民工子弟学校纳入正轨, 在尽最大努力创造条件更多的接纳农民工子女到公立学校就读。另一方面“政府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的问题, 并设立专项教育资金。经费的财政保障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核心。政府要设立农民工子女教育专项资金, 划拨相应的教育经费, 将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列入农民工流入地预算内教育经费, 并按实际在校生人数向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划拨教育经费, 保障学校的正常教务活动。”[4]有重点地扶持和创办优质民办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必须在国家及政府的扶持下也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提高教学质量, 使农民工子女在民办学校一样接受到好的教育。

除了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辅助外, 还需加大社会投资和支持, 靠社会、媒体、办学者等多方实体的共同努力, 多鼓励社会各界发扬互助传统, 同时倡导企业、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及公民个人热心参与公益事业, 通过融资、教育服务、发展校办产业等方式筹措资金, 多为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提供一些诸如图书馆、体育馆等场所, 丰富他们的业余活动, 创造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学习舞台。最终形成一个全社会“通力合作”的人性化局面, 真正实现“同一蓝天下, 共同成长进步”的美好蓝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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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建社, 牛喜霞, 谢宇.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研究[J].中国人口学, 2001 (2) .

农民工随迁子女 篇5

教育公平视角下对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对策思考

安 然(兰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50)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他们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贡献。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通过对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公立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必要的意见和建议，以期通过全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使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探微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教育问题 篇6

关键词：进城务工农民 随迁子女教育 户籍制度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110-01

一、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教育现状

（一）随迁子女入学成本高，升学困难大

我国现行的入学政策和入学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正规教育。在各种这些就学途径中，公办学校为了防止进一步激化公办教育资源供不应求的矛盾，通过收取各种教育规费，如：借读费和赞助费。农民工子女家庭大都收入较低，再加上入读公办学校的入学手续繁琐、步骤较多，严重制约了随迁子女的入读公办学校。在接受随迁子女的民办学校里，这些学校符合国家的办学标准，办学条件较好，教学质量也较高，与当地的公立学校相差不大，但是也要交纳较高的费用，一般农民工子女家庭依然是负担不起。此外，根据现行政策规定，由于受户籍和学籍的限制，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完成后，必须回原籍升学，但是当前各地的课改程度和教材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城市学校所学内容与原籍学校教学内容难以衔接，严重影响孩子正常的升学和发展。

（二）随迁子女的学校管理不规范

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的大规模入城，给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和未获准打工子弟学校的学校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公办学校中，随迁子女的流动性较大，一些流走的学生根本不与学校打招呼，有些随迁子女因证件手续不全而没有学籍，为此学校建立临时学籍，进行动态管理，但是效果也不好。在民办学校里，条件好的一些民办学校基本上有档案、电子卡，与公办学校一样。但是在一些未获准的打工子弟学校里，由于入学较容易、管理不严格，学生流动性很大，而且有的插班生进班，学籍管理更是难上加难。一个好的学校，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稳定的师资队伍，在民办学校和未获准的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流动性大，师资管理困难，我国目前的政策还不能保证教师的平等，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在福利待遇上有较大的差距，这就造成了教师流动性较大。

（三）随迁子女普遍存在大量的心理适应问题

进城农民工子女在幸福感、情绪调控能力、自尊水平、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方面明显低于当地的子女，随迁子女在生活上还存在着与当地学生不一一样的生活困境，他们缺少当地朋友，对未来感到迷茫，他们不敢接近城市的同学，因为身份、教育、家庭以及潜藏在身后的社会因素阻碍了他们与人的沟通和交流，如果没有有效的沟通，很容易走向封闭和自卑，导致产生复杂的“边缘人”的心态。随迁子女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较少，父母忙于打工赚钱，没有时间进行有效的沟通，在学校里教师在课堂里很少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这些子女很难找到自己的宣泄途径，这些孩子在学校里有或多或少的自卑感，而这直接影响着与同龄人的交往。

二、完善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对策

（一）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和义务教育体制

户籍制度是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义务教育实行的是属地管理原则，即城市政府以在校户籍儿童人数或在编教师人数下拨教育经费，如果接受了随迁子女，就会导致政府资金投入不足，教育经费短缺，致使城市公办学校资源紧张，出现高额的而借读费和赞助费现象，从而无法有力保障其入学机会的公平。因此，采用居住地管理取代户籍管理的教育体制，是势在必行。如江苏省自2003年5月1号起，全省范围内推行以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湖北省2004年也将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的性质，湖北省居民的户口类型将统称为“湖北居民户口”。1这些户籍制度的改革起到了一种示范作用，但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并不可能完全取消户籍制度，而是要取消与二元户籍制度相关联的城乡各项相关制度，从而在源头上保证进城务工农民的平等机会，给予随迁子女应有的国民待遇。

（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保障执行力

政策法规在制定时缺少相应的政策实施配套措施，使得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出现政策偏离目标现象，丧失政策本身的正确引导作用，在政策制定时，必须不断完善政策配套体系，构建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机制，监督政策的有效执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主要发达国家都强调弱势补偿，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要克服不合理政策造成的不利影响。具体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可以借鉴“教育券制度”，做到“钱随人走”，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之间，再按实际发生的“教育券”的数量，经中央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2；针对进城务工子女流动性较大，可以建立统一的流动信息实时统计制度和电子化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公安户籍管理部门和教育部门共同实现电子网络化管理，学籍管理可以依托个人身份证号码作为学生唯一的学号进行管理。

（三）打造校园文化，给予随迁子女特殊的人文关怀

学校教育应当承担多元文化的传承功能，使随迁子女既能对流入地文化适应和传承，又能在原有文化特质上得到尊重与保留。学校教育不应以某一地的文化主流自居，要求流入者去单向顺应与遵从，而应同时尊重和吸纳其带入的异质文化。学校和教师应该尊重这一群体的特殊性，既要引导随迁子女尽快融入城市社会，又要保留随迁子女自身文化的多样性，树立平等意识，构建学校平等、无歧视的教育环境，消除他们进入公办中小学的心理门槛。作为与学生“亲密接触”的教师，要成为随迁子女心灵成长的关注者、世界观形成的引导者，必须认真对待和关心每一位随迁子女，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注和特殊的人文关怀。在学校里要避免单独编班，要利用课堂上师生互动，给予随迁子女的更多的关注与爱护；课下经常谈心，了解其心理状态。最后要注重道德与情感教育，培养健康人格。

注释：

[1]湖北省教育厅：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试行）。

[2]李志友.《试论“券”解随迁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可行性》，皖西学报，2010年6月。

参考文献：

[1]袁振国.中国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教育研究[M].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

[2]林茜彬.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现状及对策[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

农民工随迁子女 篇7

关键词：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居民子女,文化融合教育,城市公办学校

一、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融合教育的提出

目前,对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方针主要是“两为主”: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城市公办学校为主。据教育部统计,2014 年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学比例超80%,由此可见,我国已形成以公办学校为主接收随迁子女就学的格局[1]。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后面临文化冲突的问题值得关注。

有研究表明,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公办学校普遍面临文化冲突,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其一,表层文化冲突,主要指衣着、卫生、语言及饮食习惯等方面。农民工随迁子女相对来说衣着“土气”些、卫生差一些、普通话带有严重的地方口音。其二,中层文化冲突,主要指学习习惯、生活规范和家庭教育方式等方面。农民工随迁子女普遍存在完不成作业、不遵守课堂纪律等不良学习习惯,行为相对粗放、处事简单,易与师生发生冲突。在家庭教育方式方面,农民工随迁子女家长多采取打骂等粗暴方式,甚至把教育孩子的责任完全推给学校。其三,深层文化冲突,主要指身份意识、学习价值认识等方面。城市居民子女的优越感使农民工随迁子女对自己的身份较为敏感,易因身份问题与城市居民子女产生冲突。另外,农民工在观念上普遍有重男轻女思想,与城市教师所持有的男女平等思想存在冲突[2]。

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读城市公办学校面临的诸多文化冲突,本质上反映了我国当前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之间的矛盾,若不能有效应对,将会衍生诸多问题。从学校层面看,会影响生生关系、师生关系、教师与家长的关系,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习、生活,不利于其社会化;从国家发展层面看,不利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市民化,延缓我国城市化进程;从社会层面看,文化冲突或将被激化进而发展成群体性事件,成为社会和谐的隐患。

二、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融合教育困境探析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文化融合问题已初现端倪,此类群体难以融入流入地的学校教育,面临着学习困难、心理失衡、社交障碍等诸多困扰,若放任不管,将导致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学业失败,损及教育公平。

1.政府政策导向尚未明确

解决城市里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若仅停留在“两为主”上,那仅是架构了政府基本的公共服务框架,只有把教育放大到文化融合的高度,才是研究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根本和今后推进工作的重点[3]。有的城市已经看到这一趋势,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曾开展了对江浙沪三省农民工随迁子女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后文化差异和文化融合问题的研究,发现在政府和有关教育部门的带动下,江浙沪三省不少城市公办学校,尤其是杭州、上海等地纷纷开始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文化融合问题,并取得了较大成效[4]。

由此可见,政府政策导向是统合政府、学校、社会各界携手推进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融合教育的关键。然而,总体来看,现有政策仅局限于少数几个城市“碎片化”的经验,政策导向不够明晰,亟待各流入地政府及相关教育部门加大关注力度、开展政策试点、总结改革经验、发挥中坚力量。

2.城市公办学校未予以足够重视

城市公办学校是实施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融合教育的主场地,其作用不言而喻。调查显示,近几年,杭州、武汉、上海等地某些公办中小学陆续展开了对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融合教育的有益探索。如上海普陀区的陆家宅小学就将“构建城市公办小学新学生文化”列为学校教育科研的重点之一,并将之细化到学校课堂教学、活动策划、环境建设、制度设计当中。陆家宅小学敢于正视问题并积极应对的行为令人欣慰,然而目前大多数城市公办学校对于这一问题仍采取放任态度,尚未涉及文化融合内容。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两为主”政策仅要求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并未规定入学后校方的培养目标,再加上受当前教育体制按户籍所在地升学办法的影响,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成绩并不会划入流入地城市公办学校的总成绩进而影响到学校的排名,因此学校并未对其予以应有的关注。另一方面,文化本身具有高度复杂性,文化融合考察维度难把握,再加上文化融合教育作为当前教育领域的新命题,可借鉴经验少,校本课程开发有难度。

3.文化的自我保护机制固化了偏见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我保护机制,体现为人们在观念上对所属文化的认同和对他文化的排斥。同一事物在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范畴内或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例如,对于泥土的认识,农民工随迁子女从小跟泥土打交道,对于泥土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对满身泥土多不以为然,然而这却是城市教师和学生所不能容忍的。

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和城市居民子女来说,突破自身的文化壁垒,加强交流、消除偏见,是文化融合教育的关键。然而,对农民工片面、负面的报道,使得文化自我保护机制固化了偏见。不少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心存芥蒂,认为他们“脏、傻、俗、野蛮”,和他们交往自己的孩子会被带坏[5]。某课题组对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和常州5 市17 所学校的调查显示,在城市学生家长中,有17.8%的人不赞成公办学校招收农民工子女,有43.6%的人表示如果有机会就会让自己的孩子转学[2]。受父母观念的影响,部分城市居民子女也表现出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不和他们说话,拒绝与之同桌甚至同班。相应的,一些农民工随迁子女对城市居民子女也存在非理性认知,觉得他们“势利、冷漠、精明”,甚至对其产生敌意。这种彼此间的对抗情绪,为文化融合教育设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4.家庭经济资本的差异加深了隔阂

家庭经济资本影响人的消费观、价值观甚至人生观,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人们的兴趣爱好和生活品味,是人际交往的重要衔接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5 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699 元,农村居民则为5554 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83[6]。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流出地多为甘肃、贵州、四川等贫困地区的农村,而流入地多为上海、广东、长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上半年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664 元,而同期甘肃省农村居民仅为2985 元,二者同比倍差8.93[7]。

显然,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经济资本有限,自然形成一种崇尚节俭的生存文化。相比之下,城市居民子女拥有更多资源,自然形成一种崇尚品质的生活文化。尽管农民工随迁子女极力想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但受有限家庭经济资本的制约,渴望只能变成奢望、困惑和尴尬,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负担,在与城市居民子女的交往中表现出自卑和退缩心理。与此同时,城市居民子女往往也因没有共同话题而失去与农民工随迁子女交往的兴趣。家庭经济资本的巨大差异加深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和城市居民子女的隔阂,成为开展文化融合教育的障碍。

三、破解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融合教育困境的对策

破解当前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融合教育的困境,需要中央和各流入地城市政府、城市公办学校、大众传媒、社区、家长及学生自身的合力协作。

1.政府应积极推进相关制度改革

出台融合教育政策,建立考核指标。中央应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尽早出台政策或纲领性文件,将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融合教育列为政府督导评估的重要内容之一。各流入地城市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文化融合教育成果考核指标,重点考核随迁子女的入学率与巩固率、活动开展的参与率、学业成绩的合格率与优秀率、家长会的参与度及学生家长的满意度等[8]。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身份差异。中央和各流入地城市政府应加快推进户籍、异地升学等制度改革,消除身份差异,使农民工随迁子女享有城市居民子女同等待遇,以平等的身份实现就近入学、平等就学、合理升学,实现农民工随迁子女和城市居民子女“同参与、同管理、同教育、同服务”[9]。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中央和各流入地城市政府应提高一次分配中劳力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扩大二次分配中农民工家庭的惠及面,开展农民工就业培训等,切实提高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的可支配收入。

2.学校应营造文化融合的育人环境

营造多元融合、开放的校园文化氛围。学校的一草一木、一言一语都是校园文化的载体,可以通过告示牌、宣传栏、校歌等媒介,组织“最美方言”、“别样乡俗文化”等活动,营造多元融合、开放的校园文化氛围,加强校园融合文化建设。

开发文化融合教育校本课程。学校应利用好城乡文化差异这一宝贵资源,开设突出乡村文化特色的文化融合教育校本课程。一方面,介绍城市社会文化,帮助农民工随迁子女熟悉学校和城市的文化特质与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介绍各地区农村独特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让城市学生与教师了解城乡文化差异并吸纳农村文化中的优秀成分[10]。

施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采用混合编班制,混合编班体现了校域内的教育公平,有利于城乡学生的互动,在互动中促进文化的融合。转变教师角色定位,教师除教书育人之外,还应扮演好“融合者”的角色,尊重并接纳城乡文化差异,鼓励、提倡多元文化在同一个班级中的交流与互动[11]。

加强“家校”、“家家”互动。加强“家校”互动,使家长明确学校开展文化融合教育的方针、策略、目标和过程,增强家长对学校文化融合教育价值的认同。增进“家家”互动,学校活动应注重加强随迁子女家长和城市子女家长间的交流,结成“农民工子女家庭+城市子女家庭”的联合互助模式。

3.大众传媒应坚持正面舆论导向

加强对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的正面报道。网络、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应在全社会传播“尊重、平等、融合、共享”的理念,加强对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的正面报道,展示他们勤劳、朴实、忠厚、坚韧等优秀性格品质[9],引导城市居民及其子女消除偏见,正确对待、认同并接纳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

加大对我国优秀传统农村文化的宣传。优秀传统农村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和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现如今,城市受固有文化的影响和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文化的冲击,中华文明的“忠孝仁义”逐渐被“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所取代,人际关系冷漠,邻里老死不相往来。大众传媒应加大对我国优秀传统农村文化精神内涵的宣传和弘扬,引导人们对城乡文化进行再认知,最终形成一种多元融合的城市新文化。

4.社区应打造新型城乡融合核心文化

社区是人们从事多种社会活动所构成的社会区域生活共同体,社区要素包含地域、人口、文化和组织,此外还涉及共同的心理归属,是协助推进农民工随迁子女文化融合教育的重要场域[12]。一方面,加强社区城乡一体物质文化建设,如修建图书馆、文化馆等,加强人们的社区参与度,增进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与城市居民间的交流。其次,加强社区城乡一体精神文化建设,如邀请专家学者开展社区讲座、定期举办家庭联谊活动、成立农民工家庭帮扶社区公益小组等,打造有凝聚力的新型城乡融合社区核心文化。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新闻中心.教育部:2014年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学比例超80%[EB/OL].URL:http://www.ec.js.edu.cn/art/2015/3/2/art_4341_167422.html,2015-03-02.

[2]汤林春.农民工子女就读城市公办学校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09(10).

[3]傅禄建.融合不仅是包容更是文化重建[N].中国教育报,2010-01-06(3).

[4]叶琳.农民工子女如何融入城市学校[N].中国教育报,2010-01-06(3).

[5]吴新慧,刘成斌.接纳?排斥?——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的社会空间[J].中国青年研究,2007(7).

[6]国家统计局.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缓中趋稳[EB/OL].UR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7/t20150715_1215011.html2015-07-15.

[7]关逸民.29省份公布上半年居民可支配收入[N].中国信息报,2015-08-05(004).

[8]湛卫清.融合教育: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新策略[J].人民教育,2009(11).

[9]黄兆信,潘旦,万荣根.农民工子女融合教育:概念、内涵及实施路径[J].社会科学在线,2010(8).

[10]李红婷.城区学校农民工子女文化适应的人类学阐释[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9(2).

[11]翁细金,万荣根.融合教育的教师角色与使命[J].教育评论,2010(4).

农民工随迁子女 篇8

一、明确各级政府责任, 合理分担教育成本

首先, 建立中央扶持地方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专项经费制。由于各地方财政收入状况不同, 教育经费也不尽相同, 从而需要国家对农民工随迁子女流入地政府给予大力扶持。明确省、市、县、乡各级政府对随迁子女教育的具体责任, 完善流出地政府和流入地政府按比例分担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

其次, 改革现有义务教育经费拨付制度。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中指出, 要推行按照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的人数拨付教育经费[3]。改变了按户籍进行拨付的传统制度, 这样无疑会加大工作量, 也可能存在谎报人数的情况, 所以中央要加大监督监管力度, 制定出合理政策。

最后, 实行一卡制教育经费保障模式。我们可以效仿国外的“教育券”, 每位儿童都有一张义务教育阶段的代币券, 教育经费凭卡领取, 农民工随迁子女走到哪卡便带到哪, 教育经费也随之到哪, 切实有效维护农民工随迁子女享受义务教育权利。

二、加快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权

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问题是当前制约我国推行城镇一体化建设的主要瓶颈, 因此破解城乡二元户籍结构是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根本对策。

首先, 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 建立流动人口管理新模式。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尽快出台一系列关于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的政策, 进城务工农民可以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有条件、有步骤、有秩序的申请城市户籍, 逐步建立流动人口管理新模式。

其次, 探索“一工二户”的新型户籍管理体制,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所谓“一工二户”即每一位农民工均可获得农村和城市两个户籍。这种新型户籍管理体制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加快城镇一体化建设发展战略。

再次, 改革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的义务教育入学政策。改“依户籍地就近入学”为“依居住地入学”, 切实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权利。

三、提升随迁子女就读的各类学校能力水平

第一, 开放城市公办学校准入门槛, 尽可能多接受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根据实际情况, 在教学内容和方式中实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针对这些农民工随迁子女基础知识较差的情况, 学校可以配备优秀教师进行专门辅导。

第二, 大力支持引导民办学校。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 扩大对教育经费的投入, 鼓励支持引导民办学校, 适当放宽办学条件, 缓解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带来的压力。

第三, 加快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规划与建设。进一步完善与城市公办学校联合办学的举措, 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并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制定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

四、构建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为提高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承受能力, 尽快融入城市的生活和学习, 我们应该建立政府、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为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首先, 各级政府和教育职能部门要消除对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性歧视。《意见》中强调, 要进一步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其次, 学校要针对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失衡,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一是通过开设心理健康教育专题讲座, 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 增强适应社会能力;二是在教学授课内容中设置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相关课程, 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心理辅导。

再次, 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家庭要更新教育观念, 优化教育环境。要让农民工随迁子女家长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提高他们自身素质;同时要让他们积极和孩子的生活班主任协作, 将子女出现的心理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

总之, 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错综复杂, 需要通过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推动城乡一体化教育和谐发展。

摘要：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 需要采取明确各级政府经费保障责任、加快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提升随迁子女就读的各类学校能力水平以及构建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等综合策略。

关键词：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教育公平

参考文献

[1]袁贵仁.全面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N].经济日报, 2012-10-23.

[2]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EB/OL].http://www.edu.cn, 2012-07-23.

农民工随迁子女 篇9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教育经费

近年来, 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 国家相继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 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 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上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 想要解决好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就必须先解决好教育经费保障问题。建立科学的经费保障体制是解决教育经费保障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一、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存在问题

第一, 教育经费总量短缺。目前, 我国义务教育生均教育经费在不断增加, 农民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所需经费也在不断增长, 加上在现行教育财政体制中,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所需经费保障处于较低的层级, 因此在教育经费总量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短缺现象。在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 明确指出, 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 按照一定比例共同负担,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主要由流入地区政府负责。但是, 现阶段, 在我国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中, 还保留了传统的“分级办学”特征, 大部分地区刚完成“三级办学”向“两级办学”的过渡, 地方财政在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上存在诸多限制, 因此义务教育经费较为短缺。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经费无法得到保障[1]。

第二, 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不完善, 效率较低。目前实施的“两为主”只是明确流入地政府财政部门需要对接受农民工子女的相关学校给予相应的补助, 而并未明确具体由哪些政府部门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进行负责。政策所规定的内容较为笼统, 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未明确具体的经费承担主体。因此, 在经费实际使用过程中, 各层级政府较容易出现责任推卸, 高一级流入地政府认为经费应主要由区政府负责, 让区政府承担大部分教育经费。区政府又往往以财政能力有限为作为理由将责任推给市政府。流入地政府在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管理、资金投入上责任极为繁重, 同时中央又未明确指出流出地政府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中所需承担的具体责任, 因此, 流出地政府普遍存在“吃空饷”现象, 政府积极性不断受到挫伤, 因此, 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上往往不够重视。这种情况的存在导致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第三, 缺乏公平性。民办学校向来是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在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过程中, 民办学校承担了大部分的责任, 其接受了数量较大的农民工子女。在这种情况下, 公办学校在学生的接受上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 地方政府的在教育经费上的财政支出压力也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但是, 政性教育拨款的对象却为公办学校的学生。而多数农民工子女均是就读于民办学校, 因此其基本在接受义务教育的过程中, 基本上享受不到任何政府的财政支持, 教育经费缺乏保证。

二、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措施

1. 加大中央教育保障经费的支出比例

重新对中央、地方政府的责任和义务进行界定, 不断加大中央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上的支出。不能单纯地将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看作是地方产品, 在教育经费上仅仅依靠“流入地政府”来负责。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在空间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外溢性, 因此, 想要保证该公共物品的供给得到有效满足, 必须依靠高层级政府才能实现将外部性内部化[2]。跨省流动农民工的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需中央政府增加财政投入来解决。在国外, 诸多国家均是通过加大中央财政投入的方式来为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经费提供保证,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我国, 2006年国务院出台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 明确全面将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中央、地方财政按照一定比例共同分担, 近年来, 我国义务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教育公平也得到明显改善。因此, 在对待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上, 需对中央、地方政府的财政承担比例进行重新分配, 中央政府也应加大资金投入, 为教育经费提供保障。

通过建立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的方式, 增加中央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比例, 也可为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经费提供更好保障。目前, 中央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对象和省级政府转移支付的对象分别为省级、县级。转移支付对象确定的主要依据为经济实际发展情况及财政实际能力指标。而支付额度的具体分配主要由下级政府来实施和完成。中东部地区和华南地区存在较大流动人口的省份, 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教育需求和教育资源供给失衡的现象。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中央政府应通过专项资金投入的方式来实现对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进行转移支付, 缓解省级政府的财政负担。有重点地集中资金解决学习基础设施建设、教师工资补助、学生助学金补助等关键问题, 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得到有效保障。在这一方面广东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做得比较好。广东省于2009年1月1日开始便一律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学生借读费取消, 同年春季学期开始, 深圳市所有公办学校停止收取借读费, 在2010年又进一步全面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借读费。据了解, 从2008年秋季开始, 我国全面实行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政策, 深圳的实行程度走在前列, 且免得更彻底。其不仅将学杂费免除, 同时还免收课本费。深圳市每个小学生、初中生一学年可免除的费用分别为728元、1042元。该项民心政策优惠使得34多万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经费得到有效保障。深圳市在2010年的财政投入为4.3亿元, 其中就有2.72亿应用于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中。据深圳市教育局统计数字显示, 目前, 深圳市在小学、初中阶段的在校学生中, 共有40%的学生为非深户籍。

2. 建立并不断完善义务教育财政法规

目前, 在已颁布的教育法律法规中已经明确规定各级政府按照一定比例对义务教育经费进行共同分担, 但是法规中还未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在教育经费上的具体分担责任。因此, 还需加强对义务教育财政法规进行建立, 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断完善, 促进义务教育财政法规投入有法可依, 进而保证农民工子女能够真正接受到平等的义务教育权利。此外, 需加强对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严格控制, 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上按照财权、事权相互统一的原则, 将各级政府的具体分担比例进行明确, 避免各级政府相互推诿现象的发生。同时, 可通过问责机制、督导评价制度等方式保证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经费得到更好保障。首先, 建立健全具有科学性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督导评估考核指标, 使各教育经费承担方正确认识各自承担责任及目标;其次, 不断完善督导评估报告制度且保证相关信息的透明性和公开性, 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最大限度地保证委托人、代理人信息具有良好的对称性;最后, 加强对代理人责任目标的实现情况进行科学评价, 并以考核结果作为主要依据对其进行相应的惩罚和奖励。

3. 建立并不断完善公共财政投资民办教育的机制

公共财政投资民办教育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可为更多的农民工子女能够真正享受到公共财政支持。以农民工子女作为主要教学对象的民办学校的创办在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据调查数据显示, 目前, 我国有超过50%的农民工子女就读于非公办学校。但他们在公共教育资金未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享受, 这个问题的存在明显与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相违背。因此, 在相关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必须要对理想和现实进程充分考虑, 通过科学的方式来解决政策间存在的冲突。在公办学校扩容受到多种限制的情况下, 应积极应用有效措施, 促进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不断改善, 促进民办学生的办学行为不断向规范化发展, 使民办学生的教学设备、教学质量得到不断提升, 提高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质量, 保证农民工子女享受到良好的教育。

三、结束语

目前, 我国义务教育生均教育经费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 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经费面临巨大压力, 教育经费缺乏有效保障, 导致农民工子女在接受义务教育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这种问题的存在均会到教育质量的提高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最终影响到农民工子女整体素质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因此, 必须加强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建设, 为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提供可靠经费保障, 促进其可接受到平等、优质的义务教育, 提高农民工子女教育水平。

参考文献

[1]王金松.浅谈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难问题[J].教育教学论坛, 2014, 10 (2) :208-209.

农民工随迁子女 篇10

进城农民工特别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长大后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于是只要稍有条件, 就不惜承担比在老家学校更多的教育费用, 让子女在城里上学。他们认为孩子在城市上学, 由于城市优越的师资和教育硬件, 自己的孩子能够取得比在农村老家更好的学习成绩和更高的综合素质, 更容易成长为栋梁之才;但由于农民工子女从小生活成长的环境、接受的家庭教育、学习习惯等方面与城里孩子有极大的不同, 进入城市学校后, 他们会感觉无所适从, 自身学习和生活条件的落后, 使他们形成强烈的自卑心理, 若得不到及时的调适和引导, 就可能产生逆反心理或封闭心理, 加上同学或多或少的排斥和鄙视, 甚至会产生仇视的不良心理倾向。随着农民工随迁进城子女群体的不断扩大, 社会排斥并没相应减少, 在有些地区反而有加剧趋势, 农民工子女的心理问题越来越突出, 成为影响农民工子女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

(一) 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问题的自身因素

1、现实落差。

目前中国农村大多还是比较穷困的, 到处是破旧的房屋, 泥泞的街道, 简陋的校舍, 数量有限的商品。城里的热闹、繁华、直插云霄的高楼、琳琅满目的商品, 令他们感到新鲜、惊奇和兴奋, 他们渴望融入这个不一样的世界。但城市的公办学校因为教育经费、师资力量、升学率等原因都采取各种措施少收农民工子女, 环境差、教学质量堪忧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成了农民工子女无奈的选择。他们幼小的心灵在到处碰壁的入学过程中遭到创伤, 处处遭受的冷遇、歧视给他们带来迷惑、彷徨, 若得不到及时引导就会造成自卑、自闭甚至仇视社会的心理, 导致青少年犯罪。

2、个性失衡。

农民工子女从小生活在农村, 生活的艰难使父母无暇管教他们, 因而他们懂事早, 自理能力强, 很小就能帮助家里料理一些家务, 性格也开朗, 有着城里孩子缺少的独立坚强的品质。来到城市后, 由于乡下人的身份, 黝黑的皮肤, 夹杂口音的普通话, 卫生习惯的差异, 学习的适应慢等问题而受同学奚落、孤立和排斥。没能迅速改变和适应的他们感到自卑, 在学校自我感觉是“二等公民”, 孩童应有的激情与活力在他们身上很快泯灭, 成为了班级中懦弱孤单的一份子。忙于生计的父母对此也很无奈。在无人关爱、缺少朋友、处处遭受冷遇的情况下, 这些孩子很容易形成内向、自卑、孤僻的性格, 时间久了便成为问题少年。

3、价值观倒置。

农民工的善良、朴实、真诚, 潜移默化在子女身上, 使他们从小就养成勤劳勇敢、诚实守信、敢做敢当、乐于助人的性格。与同龄的城市孩子相比, 他们少了许多娇气, 在生活上能吃苦, 动手能力强, 热爱劳动。但在城市学校, 这些优点却成了城市孩子歧视农村孩子的理由, “憨”、“傻”、“笨”、“脏”是城市孩子对大多数农村孩子的评价, 于是在学校便形成了两个天然的隔膜很深的阵营。农村孩子在班级中被孤立、忽视和歧视, 于是对人生观价值观产生质疑, 若不能及时输导, 容易成为社会大染缸的牺牲品。

(二) 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的家长因素

1、身份认同缺失。

农民工虽然进入了城市工作和生活, 但在现行制度背景下, 若不能通过买房或人才引进等渠道取得城市户口, 他们只能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 即他们可以服务城市, 建设城市, 在城市纳税, 但不能享受城市福利。农民工子女从一出生便继承了父母的这种尴尬地位, 进城后他们不被城市的同辈乃至城市社会认同, 他们的体貌特征和含口音的普通话在城市被讥讽、嘲笑、排斥, 所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也被认为影响市容而被迫频繁搬迁或停止办学。农民工子女加入了“城市人”的队伍, 却仍保留着制度限定的大农民身份;跟随父母在城市里处于非城非乡、进退两难的尴尬状态, 造成了与社会网络边界的背离;身份的模糊化和不确定, 导致群体认同的危机。他们会感觉自己是无根的浮萍或是无所依靠的花絮, 漂浮不定, 内心孤凄, 易形成孤僻内向仇视社会的心理。

2、经济状况低下。

农民工由于文化知识水平低, 职业技术、技能上的不足, 作为城市廉价劳动力已成事实, 故其生活水平也极端低下。“起得比鸡还早, 睡得比猫还晚, 干得比驴还累, 吃得比猪还差”是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经典”比喻。他们每天辛勤劳动赚得的生活费少得可怜, 不可能为孩子提供除必要学习外的任何其他开支, 学校和班级中开展的要额外交费的活动他们照例不能参加, 他们也越来越孤立。很多人赞同这样一种观点:贫困不会产生犯罪, 但因贫困产生的不满则可能引发犯罪。长期强烈的不公平感、被孤立排斥感会导致强烈的仇视报复心理。一些小事就会引发他们步入歧途、走上犯罪的道路。

3、教育方式简单。

由于巨大的生存压力, 农民工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与孩子进行沟通交流;自己学历低, 无法辅导其课程, 因此农民工在教育孩子时缺乏耐心和科学的教育方法。在遇到孩子犯错或被老师批评时很多是以打骂来解决问题, “不打难成才”的教育方法易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三) 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的学校因素

1、教师失范。

在社会化方面, 学校和教师的教育作用逐渐超过了家庭和家长的作用, 而成为青少年儿童社会化的最重要的社会环境因素。作为一个教师, 对待学生要公正、公平。但在现实的教育活动中, 一些对城市农民工子女存有偏见的教师, 在处理城乡孩子的争端时, 容易偏袒城市孩子;在教学上忽视农民工子女;在语言上没有顾忌到农民工子女的自尊心而伤害了孩子;另外, 因为城乡学习进度不一样, 农村孩子学习基础薄弱, 不可避免会影响班级和整个学校的教学质量, 对老师和学校的业绩考核会有所影响, 所以有些老师就会流露出不乐意的态度和鄙视的语言。学生心目中最重要的人就是老师, 老师的排斥会使农民工孩子遭受心理重创。

2、同辈拒纳。

城市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学校里经历两个不同的同辈群体, 一类是与自身不一样的城市同辈, 一类是与自身一样来自外地的农村同辈。虽然他们是同龄人, 属于同辈群体, 但他们在受教育的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造成了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同辈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城市同辈排斥农村同辈, 使本来在班级中人数就少的农民工子女越发孤独和消极, 极易产生心理问题。

二、解决策略

如何使这些农民工子女真正享受到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同在蓝天下, 共同成长进步”的基本权利?如何使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子女也能健康成长?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

(一) 政策扶持

要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心理问题的根本措施是必须让他们能够有尊严地入学和平等地接受教育。早在2003年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就指出“加强宣传引导, 营造全社会关心和支持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良好氛围。要将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作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2005年温家宝总理提出要逐步解决学生的书本费、杂费, 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 并要求认真解决好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上学的问题。2010年5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就保障农民工子女就学提出了意见。政策制定得好, 但由于各省、市的具体情况不同而难以落实。政府应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 设立专门机构对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情况做定期检查, 以监督政策是否得到切实执行, 并提供便利服务分担公办中小学校的负担。

(二) 学校重视

从校长到普通教师再到每一位城市同学都应剔除原有意识及偏见, 不要视农民工子女为“另类人”, 而应给予起码的尊重和平等。学校在对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上, 应认真贯彻国家相关文件, 给予和城里人一样的待遇, 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老师应为人师表以身作则, 消除等级观念和城乡歧视, 帮助他们认识自身的优点, 引导他们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还应不断地向学生传输平等、团结、友爱观念, 转变城里孩子和家长的偏见, 帮助他们培养宽容心和博爱精神;教师要主动与农民工子女的家长交流座谈, 使学校、家长和老师更好地配合, 及时了解学生动态, 注意和掌握学生的心理变化。

(三) 家长配合

为了子女能有个健康的心理, 农民工父母在工作之余应多跟孩子沟通、交流, 了解他们每天的思想动态, 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 解决心中的疑问, 及时将心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不能只在考试时强求孩子取得好成绩, 应该加强平日的教育和监督。相对于物质的需求, 心灵的孤寂更可怕, 他们更需要的是父母的关心。学校可以成立家长协会, 让家长们相互切磋, 相互学习彼此教育子女的经验。由于城乡差距的现实存在, 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孩子是有着经济支配的悬殊和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 孩子在心理上必然会产生“不公平”的想法, 家长若能正确引导, 倒可以化为激励孩子努力学习的动力;家长要用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待子女, 勉励子女努力学习, 让他们认识到知识改变命运;要经常与学校老师沟通, 了解自己子女的心理、学习等情况, 与老师共同“对症下药”。农民工父母对子女要理解、尊重、宽容、平等, 要启发、教育他们自觉矫正自己的不良心理和行为。

(四) 社会关注

农民工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是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没有农民工的辛苦劳作, 就没有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建设的高速发展, 就没有城里人的便利生活。他们为城市做出的巨大贡献, 理应享受相应的市民权利。所以农民工及其子女没有任何理由被歧视、被排挤, 学校、老师、城市孩子及其家长都应该抛开对农民工子女的偏见、排斥和歧视, 给予他们以平等人的尊严。社会应该加强舆论宣传和灌输农民工权利, 专为农民工子女免费开展一些如琴棋书画等的培训活动, 为农民工子女提高素质、加强交流、疏导心理压力提供平台。也可组织农民工子女进行义工活动, 既锻炼了孩子的心智, 也能提高孩子的情商, 还可间接解决部分轻微的心理问题。

(五) 农民工子女应自尊、自立、自强

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最根本的是取决于自己的观念。首先, 农民工子女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坚信只有自尊、自立、自强的人才能最终取得人生和事业的成功。其次, 坚信“自古英才出寒门”, 正视贫困的现实, 不与人攀比, 化外界的压力为自己奋斗的动力, 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再次, 发扬自己的优点, 比如勤奋、俭朴、诚实、乐于助人等等, 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来弘扬农村孩子的存在价值, 来赢得城里人的尊重和友谊。

进城农民工随迁就学子女队伍逐年壮大, 就学中的心理问题日益得到社会的重视, 党和各级政府也在综合各界智慧想办法动脑筋制定政策使农民工子女能容易入学、快乐上学、健康成才, 为农民工子女茁壮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有了政府的努力, 学校、教师、家长的配合, 相信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一定能够得以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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