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立法权

地方立法权（精选十篇）

地方立法权 篇1

自2000年《立法法》出台后的一年内, 行使较大市立法权的城市所制定的法规达到全国的三分之一, 这在一部分上弥补了中央立法过于原则的短板。但尽管引入了较大的市的概念, 限量放权的这种模式仍然难以跟上飞速前行的城市化步伐。特别是我国目前城镇化率由原来的20%增至53%, 其中以温州、顺德等为代表的东部城市, 由于立法权的缺失陷入了一种事权与立法权不匹配的治理困境。比如城管执法领域, 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而饱受争议。可以说, 立法权的缺失已经严重抑制了城市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红头文件”变相立法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城市治理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却频频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所以对于地方立法权的扩容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在解决地方立法与城市治理之间不和谐因素的迫切需要。但相对的来说它也是一把双刃剑, 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需要思考, 在短时间内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的猛增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一、基层立法的水平层次不平

目前, 大多数设区的市的立法资源都不丰富, 无论是在组织人员机构上还是在人员本身的素质上都难以挑起地方立法的重担。在以往享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中, 经济文化都相对于其他城市较为发达, 在人大的组成和人员上也较为成熟。地方立法的程序繁琐且谨慎, 此次扩容至设区的市, 很可能使一些法盲, 没有相对法律背景出身的立法人员和相对熟悉立法理论与实践的人才过多的参与进地方立法, 此后可能导致, 立法的的质量不高, 甚至于生搬硬套上位法或者简单的拼凑地方性法律。

二、地方利益纠缠, 容易导致地方保护主义

这次《立法法》的修改赋予了更多城市地方立法权,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地方立法的积极性, 但是立法是权力配置下的利益表达, 享有立法权的主体的行政层级越低, 与公民、组织、企业的利益纠缠就会越紧, 那么立法质量的高低就决定了损害社会利益程度的深浅。地方利益与地方立法权相结合, 使立法成为一种最具正当性的地方利益保护手段, 也会逐渐促成了我国“地方政府经济圈”的格局, 将会造成严重的效率损失。

三、地方立法权限界定不清楚, 容易导致地方立法脱缰

《立法法》在对地方立法权扩容的时候也同时限定了, 设区的市只有在“城市建设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等方面”享有地方立法权。但是这些看似明确的规定实则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界定, 而且原条文中的“等”字很可能为实践中地方立法扩大化留下隐患。虽然新《立法法》有试图为立法预设制度的笼子, 但是仍然不能很好的解决其中的矛盾, 很可能进一步恶化已经存在于地方立法中一些现实问题, 比如说越权立法、立法冲突抵触等等, 从而导致地方立法脱缰, 破坏我国的法制统一。

新《立法法》为了能够减轻在一下开放太多的地方立法权导致的弊病在制度上还是规定了“前款规定的其他设区的市, 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 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省、自治区所辖的设区的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等因素确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地方立法权的一下扩发化, 希望通过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减缓地方立法权的猛然扩增, 做到分步走, 慢慢探索。但这远远不够还需要一些辅助性的措施:

四、正确处理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的关系

我国作为单一制的国家, 立法体制相对于联邦制的国家更偏于集权。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分配, 所以我国地方立法权的范围和限制在哪里, 关键在于中央立法放开权力的限制在哪里。但由于目前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划分上的不明确, 所以导致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力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动和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比如这次新《立法法》的修改限定了, 设区的市只有在“城市建设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等方面”享有地方立法权, 但是有没有明确具体界限, 这些“灰色地带”成为地方政府挣脱权力限制的突破口, 极易于危害中央立法的权威性。所以在新《立法法》的实行过程中必须也是不可避免的需要正确处理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 这就要求我们至少要明确两点:

第一, 中央立法是地方立法的依据, 必须要突出中央立法对于地方立法的指导作用。中央立法在条文的规定上大多是原则性的规定, 围绕这些规定的核心价值, 地方立法可以根据地方的具体实际情况制定一些具体于中央立法的实施办法或者措施。但是地方立法对于中央立法的这种扩充应该是辅助性的, 不是对于原则性范畴内规则的一味排斥, 也不是单纯追求对于已明确的规定的重复利用。中央立法是对国家的根本利益, 公民的基本权利做出规定, 而地方立法是为了防止对这些权利利益进行侵害而做出的具体的合法的制约, 这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中央架构框架, 地方丰富内容的一个大的法制整体, 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必须是要在共同一个法制背景下维护我国的法制统一。

第二, 地方立法的独立性又是非常必要的。中国传统的体制都是一个高度的中央集权的体制, 它强调的都是公权力的至高无上, 以牺牲公民的代价来换取社会的稳定。而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逐步意识到光是依靠高度的中央集权是无法平衡中国复杂的地方差异性的, 直到今年新《立法法》的颁布都可以看到, 中央在逐步下放地方的权力。若地方立法权在地方工作中不能充分利用, 生搬硬套中央法律, 那么中央法律的实施不能结合到地方具体实践中去, 只能沦为空有法律架子而无法得到实现的花瓶。

五、健全地方立法的监督机制

为了防止政治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必须要确立限制权力的理念。而一个国家的立法监督如何也是在反映这个国家法制建设的水平。新《立法法》中对于立法程序进行更加详细的规制, 就是为了能在编制法律的过程中能做到公开、民主。比如说新《立法法》新增第三十六条中就明确了法律案举行听证和召开论证会的条件, 第六十三条和第三十九条增加了立法前评估和立法后评估等等, 都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立法程序的公正性。但是备案和审查制度作为应用范围最广泛的监督制度, 虽然在新法中有增加设区的市的和自治州的立法必须通过省级人大的考虑再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但是突然下放这么大的地方立法权, 光是靠一个备案审查我认为是无法很好的限制新法过后各地人大与政府的法规规章的数量与质量的, 甚至于这无疑是增加了各级人大审查的工作量。虽然《法规规章备案条例》规定了备案的具体事项, 但是至今仍有不少地方还未制定地方立法备案规定, 还有只备案不审查的现象仍然是十分突出的。地方立法过多的去关注和强调进度, 放松对质量的要求的话, 会造成阻碍社会发展的“空头法”, 不仅要发挥立法机关的监督作用, 还要重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社会监督, 保证地方性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参考文献

[1]周旺生.立法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柴方胜.论我国地方立法监督制度的问题与对策[J].求实, 2013.

[3]庆铃.论我国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之间的关系[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09 (5) .

浅析我国地方立法权 篇2

一、地方立法权的概念

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均未直接使用"地方立法"这一概念，仅对地方立法的机关、职权范围、应当遵守的原则和备案报批制度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而立法法对地方立法的职权和程序，作了全面的界定。我们认为，地方立法是指经法律授权的特定地方国家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认可、修改、废止效力不超出本行政区域范围，并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地方立法权指的是法律授权的地方立法机关享有的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综合性、权威性的法律权力体系。我国的地方立法由三部分构成：特区地方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和一般地方立法。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族自治地方，省会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经济特区，还包括特别行政区。其中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地方立法的基本主体，立法数量多，涉及面广，影响大，更具代表性。因此本文探讨最多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二、地方立法权存在的必要性

1、社会关系的现状要求地方立法的存在

社会关系复杂多样，从横向来看需要从不同方面进行立法，从纵向方面说，每一类社会关系都需要法律按照从大到小在不同层次上进行调整，而中央立法只能笼统的照顾大局，具体的细节问题就必须依靠地方立法来完成。

2、立法工作的性质要求地方立法的存在

从立法工作的性质看，立法是件严肃的事情，不能朝令夕改，但是社会关系又是复杂多变的，法律必须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关系，因此单靠中央立法不能及时解决立法的需要，需要地方立法机关发挥自己的积极性。

3、具体国情要求地方立法的存在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用中央制定的同一的法律来调整其社会关系难以面面俱到，无法适应各地的情况，无法照顾不同地方的要求，而赋予地方一定的立法权，可以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地方立法机关可以结合本区域的具体情况，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法律法规。

三、我国地方立法权的行使现状

《立法法》的颁布，对中央专属立法权加以确定，明确规定法规、规章的立法范围，对各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做了比较清晰的划分，相比宪法只作原则性的规定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立法主体的多元和地方立法主体的多类别和多层次，许多矛盾仍然和突出。

1、地方立法权与国家立法权的权限模糊

从现行法律规定看，我国立法权限内容存在很多交叉、重合之处，或者含糊不清，界限不明，导致中央与地方的立法主体在某些事项上都认为自己拥有立法权。另外，地方立法权涉及的范围很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几乎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但是在立法实践中，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往往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来规制，所以也就不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导致产生许多问题。

2、地方人大立法权几乎虚设，常委会的立法权力膨胀

综合我国立法实践可以看出，多来各级人大的立法数量极少，而绝大多数法律、法规都是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人大常委会实际上已成为国家法律的主要制定者，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十分宽泛并经常性的行使这一职权，将会产生许多令人不安的因素：（1）民意代表性缺乏。法律本身应当集中体现民意，是所有人大代表对各自收集民意的总结和提炼。在立法机关立法活动中，所有人大代表的共同参与才能使决策达到最佳效果，但是在我国拥有立法权的各级人大代表，除基层外均通过间接选举产生，这本身不能将民意充分的、直接的反应出来，由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中再选举极少比例的代表委员去进行经常性立法，显然会使法律与广大选民的直接愿望距离更远。（2）代表约束不利，造成立法专横。由于我国各级人大代表多是兼职的，闭会后，就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这就使得代表选出常委会委员后对他们的监督产生许多实际的困难常委会也容易放松与代表的联系，失去主动接受代表监督的自觉性。

3、地方立法重复、照搬中央立法

在我国立法实践中，中央立法一般概括的、原则性的调整相关法律关系，确定地方立法的基本原则和方向。中央立法出台之后，地方性法规迅速被制定出来。这种状况容易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由于工作者自己的知识、技能有限，地方立法缺乏新意，仅是上位法的简单的细化。另一方面，由于地方立法机关过分追求与宪法、法律的相统一，而忽视本区域的具体情况，制定一些重复的缺乏地方特色的法律、法规。这些现象不仅不能解决各地方的实际问题，还易造成更多资源的浪费。

四、我国地方立法权限行使现状产生的原因

1、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衡量

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综合构成一个国家的整体利益。而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都想自己获得利益更多，于是在地方利益和中央利益之间必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冲突与分离。这时，各个利益主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迫切需要强有力的手段即采取权威性、规范性的立法手段来确定权力。因此，中央为了维持其在立法权领域绝对的领导地位而寸步不让，地方为了追逐地方利益而在立法权限模糊地方提前立法。这样地方立法权与国家立法权的行使过程中存在立法冲突问题，从而导致地方立法权的行使出现阻碍。

2、人大立法虚设的原因

虽然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看，地方人大较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更广、效力更高，但是人大的立法权在实践中却没有落实。造成人大立法权虚设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1）对特别重大事项含义划分不明确。地方组织法规定的人大第3项职权和常委会的第4项职权完全一样，均是"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重大事项"。由于两个主体对重大事项的决定权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对重大事项的法规制定权也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代表大会制定法规期间是在大会召开过程中，常委会制定法规是在大会闭会期间。所以对特别重大事项的规定笼统、模糊，造成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的范围过大，甚至本属于人大的职权，却由人大常委会来行使。

（2）地方人大本身行使权力的限制。人大代表大部分是兼职的，各个代表在执行职务世、时还缺乏相应的物质、时间和组织方面的保障，导致广大代表不可能经常性的直接行使立法权，而且地方人大会期较短（每年仅开会1次，、一般不会超过10天），需要讨论的问题却又相当多，加上有些地方人大代表的素质水平较低、缺乏立法方面的专门知识，难以胜任地方立法工作等原因，使本来属于从属地位的人大常委会在闭会期间代替代表代表大会独立行使职权，甚至揽括了地方人大的立法权。

（3）缺乏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监督审查机制。《宪法》第67条第八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享有撤销权。该撤销权所针对的范围是指下级人大或常委会超越上一级人大或常委会的立法权限，或行政机关超越同级权力机关的立法权限，并未规定人大常委会行使人大的立法权是超越权限。而《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撤销权是以地方性法规不适当，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为前提的，而对地方性法规的立法主体是否适当或合法没有任何规定。因此即使地方立法几乎是由地方人大常委会行使的，但是其具体内容没有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不能行使撤销权，这样就造成地方人大常委会超越权限行使立法权缺乏制约机制。

为了使地方立法权能够有效的行使，使之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相适应，因此要提高认识，加强地方性立法的理论研究，同时《宪法》、《立法法》或《地方组织法》应对地方立法权限划分作出更明确的规定，加强人大立法的力度。

浅议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权 篇3

一.目前我国自治立法权存在的问题

(一) 自治立法权行使不充分

根据相关的统计, 截至2006年年底, 全国155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已制定自治条例135个, 单行条例447个和变通规定、补充规定75个。【4】从这些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 我们可以看出其范围几乎涵盖在森林、婚姻、家庭、计划生育、继承、选举、土地这几方面, 而缺乏与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经济、社会建设方面以及生态保护的相关内容。加之一些民族自治地方对上级国家机关制定的决定, 尽管发现与当地实际情况明显不符, 但他们认为变通起来程序较为复杂繁琐, 因此不愿变通, 即便愿意变通, 变通的范围也比较狭窄。综合上述的种种情况, 由于自治立法机关并未很好的行使自治立法权这一权利, 使得我国自治立法权在少数民族地区行使不充分。

(二) 立法效率十分低下

《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立法法》第六十六条也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我国共有五大自治区, 但至今都没有制定相关的自治条例。甚至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的多年来, 五个自治区关于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具体办法, 没有一个获得通过。

四、相关的完善建议

基于上述几点关于自治立法权的不足, 现提出以下两点完善建议。

(一) 加强自治立法权的行使

结合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 很多法律都规定了自治立法权的内容, 例如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立法法》等相关法律都规定,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立法主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其可以结合当地少数民族的特点制定一些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一定程度上, 具有很大的自主权。甚至可以有一些变通规定。但结合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在立法实践中, 自治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并未充分有效的行使, 它们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并没有突出自治地区的民族特色, 其次对国家现有的法律规定并未做很好的变通。因此制定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内容不丰富, 实用性不强。所以, 既然法律赋予了自治立法机关这一神圣的立法权力, 那么立法机关应当充分考虑当地的民族特点和区域特色, 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于本地区的法律, 切实为人民服务。

(二) 加紧制定五大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条例

结合法理来说, 法律都是具有滞后性的, 社会的发展变化总是影响着法律。当之前的立法条件发生变化时, 就需要对现行的法律进行补充, 修改甚至是废除。民族区域地方的立法也不例外。自治立法机关应当定时定期地对现有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变通规定进行审查, 确定他们是否可以继续适用, 是否需要补充和修改。对不适合继续适用的予以清除。以确保法律法规的协调一致性。然而, 效率总是与质量是一体的。在立法上来说应达到效率和质量的统一性。我国五大民族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制定在1994年之后基本停止, 这与当时正筹备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权益划分存在分歧、对自治条例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存在模糊认识等原因是分不开的。而民族自治区自治条例有人形容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宪法”, 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五大民族自治区自治条例的缺位, 使我国民族立法体系的完整性受到质疑, 制定五大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对我国民族立法有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 制定五大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条例迫在眉睫。

总的来说,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民族问题的处理是重中之重。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处理民族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充分赋予民族区域地方自治立法权是保障民族平等和发展的法律的有效手段。自治立法机关应当结合我国自治立法权的不足, 积极改进, 充分结合民族区域地方的特点和特色, 切实为民族地区群众服务。

摘要：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是我国立法体制中一个具有特色的都分, 在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立法权是自治权的重要内容, 目前立法权的相关内仍存在不少问题, 通过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存在的问题和相应的完善措施做简要的分析, 切实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社会发展服务。

关键词：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完善建议

参考文献

[1]、毛公宁.民族政策研究文丛 (第三辑) [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4.327.

[2]、[德]马克思.韦伯, 经济与法 (上)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79

[3]、张文山.论自治权的法理基础[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2, (7) .

[4]、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0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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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文山.论自治权的法理基础 (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2, (7) .

地方立法工作会议纪要 篇4

市委副书记郭康锋在讲话中强调，地方立法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地方国家权力的重要形式，加快推进我市地方立法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依法治市、建设“法治长治”的重要举措。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增强坚持党对地方立法工作领导的政治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立法工作的全过程。要讲求方法，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立法引领推动作用、发挥人大主导作用的关系，通过法定程序实现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有机统一，实现立法决策与政治决策协调同步，实现地方立法和改革发展社会管理决策相衔接，确保地方立法工作充分体现市委的主张、反映人民群众意志、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坚持党对立法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切实落实党委领导责任，建立健全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市委请示报告制度，充分发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作用。要形成“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科学民主立法格局，不断提升做好立法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期实现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作贡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年善在主持会议时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紧紧抓住国家设区市拥有地方立法权这一重大改革契机，进一步明确任务目标，协调配合，凝聚立法合力，推进我市立法工作健康发展;要树立正确的立法导向，注重全市大局、注重以人为本、注重地方特色，实现科学民主立法;要提高立法质量，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要全力维护法律权威，切实保障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不断推动我市地方立法工作新局面。

地方立法权 篇5

【关键词】立法法；地方立法权；立法权限；立法监督

《立法法》自2000年颁布实施后，终于迎来了首次修改。“立法权限划分的实质是利益、资源的分配（或者再分配）与责任的确定。参加立法权限划分的中央与地方各有关主体都可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受到利益机制的驱动而企盼分配到更多、更大、更理想的利益”。

本次修改唯一具有重大突破性的，是地方立法权的“扩容”。将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地方立法权）下放到所有设区的市，使其从现有的49个扩展到282个。这是对我国现行立法体制的一次重大调整，也是本次修改过程中最具宪制性意义的一项修改。立法权不仅直接表征民主，而且塑造了中央和地方关系主要框架。

一、合理分权，科学确定设区的市的立法权限

新《立法法》关于市级地方立法权的规定是有扩有收的。在扩大地方立法主体范围的同时，将“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限于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项”。这实际上表明了国家对于地方立法主体扩张可能带来立法失范的担忧和预控。但是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限限定在城市

1.地方立法权限不够科学合理。首先，地方性事务是否仅限于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城市管理事务？《立法法》第64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就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进行立法。《宪法》第99条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可以审查和决定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计划，《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8条和第44条有更具体的规定，都表明地方性事务并不局限于城市管理事务。而新《立法法》规定的较大的市的立法权限与宪法、地方人大组织法等法律的规定并不一致，显然过于狭窄。

其次，将设区的市（较大的市）的立法权限限定在城市管理方面，难以达到赋予设区的市以立法权所希望实现的目标。前文已述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是考虑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满足地方因地制宜的需要，是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如果将设区的市立法权事项限定在环境、城管、市容卫生等事项上，那对于适应我国地方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治理制度的差异需求、推进改革、提高地方法治化水平、民主治理水平的意义有限，也不利于彰显地方立法的地方特色。

2.地方性事务的范围。有学者认为，在我国，至少以下发生在某一区域的事务应当属于地方性事务：

地方政权建设方面：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条例、议事规则；地方行政机关自身建设方面的事项；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程序；地方人大对本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监督；农村、城镇基层政权建设和自治组织的建设。

文化、教育、司法和行政方面：治安管理，如禁毒、禁赌、禁卖淫嫖娼、旅馆、酒吧、学校、机关等娱乐场所和公共场所的秩序、音像制品管理、客运出租的治安禁止或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禁止或限制养狗、禁止或者限制公共场所吸烟；地方警察，如当地警察的巡查、报警受理和出警制度；劳改和劳教管理；防病、治病和医疗设施建设；文艺演出、科研项目管理、旅游、体育等。

二、对我国行政区划的影响

宪法第三十条对我国行政区划做出了规定，而市的具体形态更是呈现出多元状态。从地方立法权的角度来看，由于设区的市实际上和较大的市已无区别，只是由于所处地位和历史原因才导致不同的市之间在地方立法权上有所差别，因此本次立法法修改充分考虑了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需求。但既然如此，为何不能将地方立法权也扩展到所有县（县级市）。

“地方立法的本质属性在于地方的自治性，地方立法权源于并服务于地方自治权”，如果仅仅赋予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而将更加广大的不设区的市和县排除在外，无异于在立法体制上加剧了地方自治主体的不平等性。忽视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对治理手段的平等需求，对于弥合地区间发展差距、促进不同地区间协调进步和区域均衡发展毫无疑问都是不利的。

作为国家结构形式重要内容的行政区划制度，在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就必须考虑如何通过对具体制度的设计来实现宪法第三条的目的，使之既有利于消除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实现地区之间均衡发展，又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李林.走向宪政的立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庞凌.依法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应注意的若干问题【J】.学术交流，2015，4，4.

[3]孙波，论地方专属立法权【J】.当代法学，2008，22，2.

[4]苏晓云.建议加强对设区的市的立法指导【EB/OL】.中国人大网，（2014-08-31）[2014-09-10].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4-08/30/content_1876510.htm.

[5]李兵.关于划定具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的思考【J】.法学，2005，（9）：9.

[6]焦洪昌，马骁.地方立法权扩容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18，5

地方行政立法监督 篇6

在英国, 行政立法的法律效力由议会立法授权, 地方政府享有部分的委任立法权, 而英国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享有原有的特权。因此本文所讨论的英国地方行政立法主要是指地方政府所享有的那部分委任立法权。通过整理和分析相关的文献资料, 英国的地方行政立法的监督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 机关立法程序方面的监督

此种监督模式主要是通过公众参与的形式对委任立法的程序进行监督, 即调查程序的方式。调查程序可以分为两种, 即公众调查和听证会, 它们之间唯一不同的是公众参与立法的范围。因为公众调查的方式在协调各方利益冲突时更容易, 因此被较多的适用。其调查程序大致如下:首先行政机关在报纸上进行公告, 使公众能通过查询对其进行了解, 其次行政机关再行政法规的草案呈报议会或者有关部门进行批准, 接着将草案的相关内容及时通知利害关系人, 并且告知其具有提出异议的机会。当收到较多的反对意见时, 这时行政机关就应启动相应的公开调查程序或者听证程序。最后当调查程序终结以后, 进行调查的巡视员应制作调查报告并提交给部长。

(二) 议会方面的监督

事后监督是议会主要采用的监督模式, 它包括备案制度和专门委员会制度两种形式。 (1) 备案制度。备案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形式:一是单纯的备案, 即立法生效的条件只需议会对相关的法规进行了备案。二是即期废除备案, 即规定一段期限, 在该期限内, 若国会对议案未提出异议, 则立法生效, 通常该期限为提交备案后的40天。三是若所提交的行政法规在议会中被否决, 则立法无效。 (2) 法定条规联合委员会的审查, 该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 只具有有限的监督作用, 也没有任何的决定权, 即它只能对行政法规及其相关草案进行审查, 但没有任何决定权, 比如, 它在审查的过程中发现存在立法技术上的问题, 也只能向两院进行报告, 由两院做出决定。

(三) 法院方面的监督

法院的监督采取的是越权无效原则。越权包括了实质性的越权和形式上的越权两种形式, 具体说, 实质上的越权指行政机关在制定行政法规时超越了授权法规定的内容, 形式上的越权指行政机关在进行立法时未遵循必要的法律程序。对于行政机关的这两种越权形式, 法院都可根据越权无效的原则做出无效的判决。

二、英国地方行政立法监督对我国的启示

(一) 加强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

在行政机关内部, 因为他们拥有共同利益, 虽然立法监督的效果一直都不被重视, 但它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方式主要包括: (1) 国务院的监督, 如《立法权》在相关条文中规定, 国务院可以通过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地方政府规章, 也可通过备案审查的途径对地方政府规章进行监督。 (2) 上级监督, 如对于下一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规章, 省级政府有权利对其进行改变或撤销。 (3) 自我监督。如行政机关可以通过权力清单的形式进行清理, 并通过清理, 检查对同一个问题的规定是否出现前后不一致以及新旧法律是否有适用冲突的问题。

行政机关内部实行自我监督法律文本中是找得到法律依据的, 但在实践操作中, 由于各种原因基本没有出现规章被改变或撤销的情形, 同时备案审批也仅仅只是走过场, 规章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因此, 应加强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 努力激发行政主体内部的自组织能力, 改变行政机关内部存在的如重实体轻程序等问题, 促进行政机关的自我更新、自我革命;同时也应扩大公开的范围, 让程序在阳光下进行。从而真正意义上的达到对行政立法监督的理想化结果, 实现法治的现代化。

(二) 扩大司法机关的监督权范围

无论是老的还是新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都是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审查权, 对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才有审查权。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 同一主体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一般规定不一致时, 即使无法根据“新法优于旧法, 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规则来选择适用, 法院也无权直接选择或拒绝某一规定, 应由其他制定机关作出裁决。而法院审理案件需要依照法律法规, 参照规章, 对于其他规范性文件只是参考。这就使得法院在具体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 如适用错误的法律, 造成冤假错案;等待其他机关对需适用的法律进行评价, 错过了案件的最佳审判时期, 从而出现不公正的现象等。

因此, 本人认为适当扩大司法机关对地方行政立法的监督审查权还是很有必要的。虽然各级人大常委会和行政机关虽然具有立法监督权, 但是其在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时, 往往由于各种原因, 如监督手段不强硬或者监督主体与被监督主体间具有相同的利益等, 使监督没有落到实处, 其监督的作用也没被真正的体现出来。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 两者之间不具有隶属关系, 同时司法机关由于审理案件的原因, 需要随时适用法律, 所以扩大法院在这方面的司法审查权,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些缺点, 也更有利于法院合法合理的、高效率的审理案件,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参考文献

地方先行立法研究 篇7

地方立法权, 是指特定的地方国家政权机关依法行使的, 用来制定、认可和变动效力不超出本行政区域范围的规范性法文件的综合性权力体系。[1]

在我国, 地方先行立法是指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人大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就有关事项在中央立法之前先行进行立法行为, 产生地方性法规的情形和状态。

二、地方为何先行立法

(一) 国家立法为时尚早

以电子商务国家立法为例,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了十几年, 是唯一一个与国外几乎没有差距的产业。目前, 国家层面的立法只有一个《电子签名法》, 而整个电子商务领域的立法还没有纳入议事日程。于是, 目前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都有了电子商务地方性政策法规。

(二) “先行先试”的实践

在地方“先行先试”的实践中, 地方首要的方式和途径是制定地方性法规。随着中央经济特区决策文件的逐渐曝光, 人们发现了经济特区建设的历史真相。当初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建立, 完全得益于独特的特区土地法律制度。深圳特区立法的经验表明, 制定地方性法规, 非但不会破坏国家法律的统一性, 反而会促进当地生产力的发展。譬如, 在公司法没有修改之前, 深圳经济特区利用特区立法权, 修改了公司法的注册资本制度, 促进了深圳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又如2009年5月23日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福建省促进闽台农业合作条例》, 该条例被认为是“先行先试”的地方性立法。

地方先行立法的原因可作多方面的解读, 但最重要的是地方自身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需要同中央立法或说全国性法律法规的阙如之间的矛盾, 使得地方在自身实践中面临着合法化危机, 地方立法机构迫切需要通过自己的先行立法为自身的实践寻找合法化的支撑或者为自己的实践以地方立法的形式作出一个总结。

三、地方立法能否先行

(一) 形式层面的分析

地方先行立法符合宪法规定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原则中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内容。从原则与规则的关系看, 规则是原则的具体化。宪法原则通常会在具体的宪法规则中表现出来。宪法第三条第四款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 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该条款被认为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如何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宪法确立了一些基本规则, 特别重要的就是宪法第一百条规定的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和宪法第三章第六节规定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和自主权。如果地方性法规只能是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执行, 是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具体化, 而缺乏任何地方性试验的可能, 那么也就谈不上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了。

(二) 实质层面的分析

法律在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正如美国学者布拉姆莱所言, 法律无非是“隐蔽在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一系列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不断重现或‘地方志’。用同一种方式来说, 法律以各种形式依赖于有关历史的主张, 所以它既界定又依赖一系列复杂的地方志和区域理解”。在《地方性知识:比较视野中的事实与法》一文中, 格尔兹选择了民族志和法这两个貌似处于文化极端的体系加以类比。他开宗明义地说, 法和民族志都属于地方性的艺术, 都是借用地方性知识建构出来的体系, 其背后均以历史与文化为支柱, 而两者的表现形式也都是象征性符号所代表的事实, 这些事实可以在特定的伦理规范下解读。如果说法与民族志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符号体系, 那么它们的差异致使它们不可比较。然而, 对之加以并置之后, 我们发现两者存在共通之处, 理解到它们一样是特定空间范围中符号体系的表象, 一样是对社会规范的解释。[2]因此, 地方也惟有地方才能更为真切地感受到自身对法律法规的需求, 可以说地方对立法的领域、方向、范围的感悟比中央要更加直接和准确。

四、地方先行立法应有保守特质

实践证明,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 地方立法权日益呈现蓬勃发展之态势, 其权力所及的范围相当广泛, 甚至被形容为“立法爆炸”。据统计, 1994~1997年6月与1979~1994年相比,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平均增长约5%,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平均增长约217%, 1997年7月~1998年与1979~1994年相比,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平均增长约46%,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平均增长约324%。[3]就调整范围而言, 涉及经济、政治、城市建设与管理、社会保障和维护公民合法经济权益等诸多领域。“甚至对于按照宪政分权原则应当属于中央专有立法权保留的某些事项, 如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 关于国防、军事、外交方面的立法, 也有被认为‘并非皆属中央专有立法’[4]而由地方立法加以规范的。”[5]

究其根源, 地方立法权异化之症结, 在于功利主义驱动, 它反映了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需要。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 “这些法律是为一定利益服务的, 尤其是为当事人的经济利益。”[6]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地方立法与地方利益关系密切, 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是地方立法权扩张的直接诱因。随着我国分税制的建立, 地方财权与事权的自主性得以持续扩大。这使得在以往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已被渐渐淡忘了的地方利益重新焕发出生机;不仅如此, 更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地区封锁和地方保护主义。如是, 一些地方立法权之行使, 便只考虑“结合本地实际”, 却忽视“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不相抵触”之原则。在处理全局利益与地方局部利益的关系时, 只注重地方利益的最大化, 却不考虑全局利益甚至以牺牲全局利益为代价。立法不应当是工具, 却往往被当成工具。这种短期的逐利行为, 将最终泯灭其所为之服务的局部地方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由此, 我们得出结论:立法泛滥是社会的一大祸害, 节制是立法者的美德。严守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 遵循“不相抵触”原则, 尊重中央专有立法权, 是地方立法权局部性和从属性特征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反映, 决定了地方立法权应有保守特质, 不得僭越中央立法权。

摘要：地方先行立法在中国现行鼓励地方“先行先试”的大背景下, 是地方发挥自身能动、行使自治权利的重要措施, 它牵涉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一宪法性问题, 同时也是很重要的立法举动。本文拟从概念分析、原因分析、合法性分析等方面对地方先行立法进行研究, 并对地方立法的限制提出一些观点。

关键词：地方先行立法,合法化,限制

参考文献

[1]周旺生.立法学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230.

[2]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16.

[3]参见崔卓兰等.地方立法膨胀趋向的实证分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5, (09) (第45卷第5期) .

[4]沈关成.对地方立法权的再认识[J].中国法学, 1996, (01) .

[5]李林.立法理论与制度[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334~335.

我国地方科技立法创新研究 篇8

一、我国地方科技立法创新的经济意义

(一) 科技立法创新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根本。

国际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 每次危机都是一种破坏性的重组, 谁能在危机后把握发展趋势实现转型和突破, 谁就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据领先位置。世界各国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科技创新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根本, 是实现经济转型和经济突破的关键。因此, 尽管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带来了经济上的困境, 但这并没有影响世界主要国家在科技上的投入, 相反, 各国都试图通过增加科技投入、制定科技方针政策促进新一轮的科技创新, 稳定和巩固经济的复苏。无论东西方, 各国都注重科技投入, 把科技创新作为应对经济问题的根本措施。

(二) 科技投入应定位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09年底在丹麦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上, 各国在会上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 削减碳排放, 发展新能源, 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趋势。未来的国际贸易中, 产品的标准“碳标签”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新热点。可见, 只有可持续发展才能领先世界经济, 而科技投入必须定位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 地方科技立法创新是我国经济模式确立的关键。

产业结构层次过低, 经济发展依赖外需, 这种状况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致命缺陷。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是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主题。产业转移决不是简单的重复搬迁, 而是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后的转移, 是强调环境保护下的转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这需要科技立法对低碳型的科技创新予以支持。

二、国外科技立法创新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

美国较早地对科学技术实行了法治, 把科学技术工作纳入了法制轨道。概括起来, 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有关科技方面的法律比较全面。

美国调整能源问题的法律有能源部组织法、原子能法、核产业促进法、联邦非核能研究开发法、能源危机对策法、能源税法等数十个之多, 立法全面。

(二) 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法律规范比较完善。

在美国有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组织机构与优先目标法、技术评估法等规定科技发展战略目标选择、技术发展预测和科技宏观决策程序的法律规范几十种。

(三) 有关科学技术的法律的内容比较新颖。

美国1946年制定的原子能法、1958年制定的国家航空与空间法、1984年制定的半导体芯片保护法所涉及的内容, 在当时均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

(四) 及时修改科技法律适应变化的客观形势。

美国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为了促进、保护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先后修改了版权法。

三、努力探索地方科技立法改革与创新

我国地方科技立法应立足于本区域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 根据时代发展的潮流进行创新, 以便更科学、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 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 实现地方科技立法体系的创新。

1. 健全科技立法体系, 为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市场服务。

要支持科技服务业的方式进行细化, 对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科技服务机构和组织, 符合条件的推荐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

2. 健全科技立法体系, 为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随着我国近些年开始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的逐步展开, 一些高科技产业密集的地方, 如上海、深圳应当加快对知识产权证券化制度的研究。力图在知识产权证券化进程中先行试点, 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为科技人员及科技企业的融资开辟更多的途径。

(二) 完善科技创新投入的激励机制。

1. 政府采购激励。

加大政府采购力度, 对符合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和先进技术发展方向, 具有较大市场潜力, 并需要重点扶持的省内企业, 或科研机构生产、开发的试制品且首次投向市场的自主创新产品, 实行政府首购制度;对于需要研究开发的重大自主创新产品或技术, 实行政府采购招标方式, 面向全社会确定研究开发机构, 签订政府订购合同, 并建立相应的考核验收和研究开发成果推广机制。

2. 股权激励。

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科技资源的分布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 但由于现行体制制约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转化, 其中对分配机制、成果权属的政策界定模糊, 损害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人员的科研积极性。

3. 知识产权保护激励。

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激励, 在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法框架基础上, 尽快出台并实施地方知识产权保护条例。

(三) 完善科技税收优惠制度。

我国有关地方科技立法的税收优惠制度中, 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 科技税收优惠的目的不合理。我国税收主要侧重引进外资、技术和技术成果税收优惠。这一侧重导致我国“技术空心化”现象, 使得技术人员难以学到真正需要的知识, 不能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有所创新。第二, 税收优惠形式单一。我国的税收优惠基本上采用降低税率、定期减免、再投资退税等直接优惠措施。虽然这一方式易于操作但它主要适应于盈利企业, 而对那些投资规模大、经营周期长、获利小、见效慢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交通能源建设、农业开发等项目的投资鼓励作用不大。第三, 优惠区域狭窄。我国注重发展高新技术, 税收优惠局限在高科技领域, 而主要高新技术在沿海城市, 造成东、中、西发展不平衡。

政府为企业提供税收优惠, 实质是增加对企业的科技经费投入, 是公共利益的让度和一种隐形的财政支出。它对引导企业加强科技投入, 具有事前扶持与事后鼓励的双重功能。因此科技税收优惠制度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明确科技税收优惠的领域;二是激励全社会科技创新。三是改变单一的税收优惠形式。应采取直接、间接税收优惠措施相结合的方式。直接优惠方式有定期减免所得税、采取低税率等。间接优惠方式主要包括加速折旧、投资抵免、费用扣除、亏损结转、提取科研开发准备金等。同时, 建立研发投入税前抵扣和研发费用向后结转或追溯抵扣制度。

摘要：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经济, 成为当今时代背景下新的竞争焦点。服务于河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设科技强省的发展目标, 离不开地方科技立法的规范、约束与保障。本文通过比较和借鉴国外科技立法创新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 努力探索和完善我国地方科技立法创新之路。

关键词：科学技术,科技立法,科技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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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力宇, 张曙光.立法学 (第二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3] .张金来.自主创新的法治视角[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7

[4] .谭启平, 牟萍.创新引领未来——全国科技法制工作研讨会暨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2007年年会综述

[5] .曹昌祯.科技法学——新兴法律交叉学科[J].科技与法律,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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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罗玉中.完善我国科技法律制度的战略思考[J].科技与法律, 2003

湖南省地方旅游立法研究 篇9

1、地方旅游立法基本概念。

当前, 我国旅游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期, 预计到2015年, 旅游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将提高到4.5%, 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将达到12%, 每年可新增旅游直接就业50万人左右, 旅游业对于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就业的积极作用将越来越明显。湖南省近几年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 接待游客人次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增速都在20%以上, 旅游收入逐年增加。以2012年为例, 全省完成旅游总收入2234.1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25.11%。其中, 接待国内旅游者3.03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175.46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20.65%、26.61%。关于地方旅游立法的研究, 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 由于各国政府体制和区域性差异, 系统研究地方旅游立法的成果还不多见。而在湖南地方旅游立法亟待更新的形势下, 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却是寥寥无几。地方旅游立法主要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 (包括有立法权的市) 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包括有立法权的市) 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两大类。我国各省市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 也都逐渐颁布了一些区域性的地方旅游法规、规章, 这些地方性的旅游法规、规章和国家基本法一起, 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旅游法体系。

2、地方旅游立法国内外比较。

目前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区市中, 除天津市没有制定地方性法规外, 其余30个省区市均已出台旅游地方性法规, 部分省会城市或较大市如杭州、济南、武汉、广州、西安、成都、沈阳等城市也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分析地方性旅游法规的特点, 可以看出, 近十年来特别是2004年以来, 各地旅游立法较为集中, 其中, 2004年后正式实施的有23个之多;另外, 从法规名称上看, 有21个省区市都称为“旅游条例”, 尤其是2005年10月后颁布的地方性法规都称为“旅游条例”, 这说明各地旅游立法实现了三大转变, 即从行业管理向综合管理转变, 从旅游管理向旅游促进和管理并重转变, 从旅游单个行业向全社会大旅游转变, 旅游的关联度、联动性进一步凸现。近年来, 不少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通过制定地方政府规章, 进一步完善了地方旅游立法。一类是一些地方政府结合当地旅游业发展状况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 对国家行政法规进行细化, 如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上海市导游人员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浙江省旅行社管理办法》;一类是地方政府依据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 作为对地方性法规相关内容的补充和细化, 如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上海市旅馆业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浙江省旅游度假区管理办法》等;还有天津市, 虽然没有通过市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 但天津市人民政府以政府令发布了《天津市旅游业管理办法》, 弥补了地方旅游立法的不足。国内学者王天星的《北京市地方旅游立法研究》和郭素婷的《浅论河南省旅游法制体系的构建》立足本地, 通过回顾北京、河南地方旅游立法历程, 梳理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如地方旅游立法覆盖范围窄、空白点多等。上述文章从地方旅游立法的性质、内容和问题等不同层面对地方旅游立法进行了描述, 以实施效果为线索, 剖析了地方立法目前存在的困境和难题。

国外对于旅游法的研究较为成熟, 特别是德国对于旅游合同的研究对我国旅游立法具有借鉴意义。按照德国政体分级负责和地方自治的原则, 德国国家旅游业立法分为国家级和地方级旅游立法, 具体的旅游规划、开发和资金支持由各个联邦州自主进行。国外学者霍尔和詹金斯 (H a l l&J e n k i n s) 在《旅游与公共政策》中阐述了旅游与公共政策、法规及政府的关系, 并探讨法规政策对旅游业发展特别是在旅游规划中的作用。在多恩 (D o n n e) 看来, 法律文化的差异必然会影响伦理规范, 必然会影响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宣言, 或减轻贫穷宣言在每个国家的解释方式。

3、湖南省地方旅游立法存在的问题。

《湖南省旅游管理条例》于1997年制定, 2000年、2002年先后两次进行了修订。随着国家有关旅游政策法规的调整和本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2008年《湖南省旅游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实施。2009年, 《旅行社条例》和《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相继出台, 2013年《旅游法》正式实施。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湖南省旅游条例》这部地方性法规已经明显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状况。湖南省旅游市场尚不规范, 旅游资源屡遭破坏、旅游景区和活动管理混乱等问题较多, 特别是“零负团费”、“凤凰古城收费”等社会热点问题, 迫切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得到更好的约束。另外, 湖南省地方旅游立法滞后、与上位法不配套, 覆盖范围窄、立法存在空白, 立法种类单一以及缺乏突显地方特色的内容等影响了中国法治建设、影响了湖南省旅游服务业发展。这些年各地纷纷出台旅游地方性法规, 但仔细分析这些条例, 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很相似, 缺乏地方特色。

二、湖南省地方旅游立法必要性分析

1、是贯彻落实《旅游法》的需要。

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湖南省旅游条例》这部地方性法规已经明显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状况, 迫切需要进行修改和完善。

2、是促进湖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

转方式、调结构、扩内需、促就业、富百姓提升软实力, 是“中国梦”的一部分。旅游可以拉动经济和扩大内需, 有利于关联产业如住宿业、民航铁路客运业、旅游消费等的发展。

3、是促进湖南旅游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我们必须完善湖南地方旅游业立法, 营造和谐有序的旅游法治环境, 以便更好的保护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 减少旅游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旅游纠纷, 促进湖南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有序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4、是适应国际交流与合作新形势的需要。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国际交往更加频繁, 旅游产业的市场空间不断扩大, 湖南旅游业将迎来更为广阔的旅游客源市场, 但湖南旅游市场存在的价格秩序欠规范、旅行社竞争力较弱等现实问题以及可能出现的境内外旅客权益保护、纠纷处理、市场规范等问题都急需完善地方旅游立法。

三、湖南省地方旅游立法对策分析

1、尽快修订《湖南省旅游条例》这一地方性法规, 贯彻落实《旅游法》。

建议增加“旅游规划”、“惩罚性赔偿”、“旅游包价合同”等相关条款, 明确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权利和义务, 明确地方旅游监督管理职责。

2、建立完备的地方旅游法规体系, 填补湖南省地方旅游立法的空白。

把《湖南省旅游条例》作为统帅, 以相关旅游业要素 (如旅行社、导游、旅游景区、旅游饭店、旅游纪念品等) 之政府规章为配套, 形成明晰的地方法规体系。借鉴世界旅游强国或地区旅游城市立法的成功经验, 加强对立法技术的研究。

3、立足湖湘文化旅游特色, 在调整对象、权利与义务、罚则等方面应规定得更为具体, 更具操作性。

地方旅游综合立法不仅为国家旅游综合立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而且为旅游法的制定做了有益的探索和积累。但就目前来看, 各地旅游法规无论是文本结构、条款内容还是表述形式都差异不大, 存在着过于雷同、缺乏特色等问题。各地纷纷出台旅游条例, 一方面体现了当地政府对旅游业的重视,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因此必须立足本地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法规要符合地方旅游业的实际, 坚持地方特色。

摘要：本文首先通过界定地方旅游立法概念, 并选取有典型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进行比较借鉴, 指出了湖南省地方旅游立法存在的问题。然后通过分析湖南省地方旅游立法必要性, 提出湖南省地方旅游立法要尽快修改完善《湖南省旅游条例》、增加相关条款, 制定地方政府规章、对法规补充细化, 进行制度设计, 填补立法空白, 立足湖湘文化特色、保护特色旅游资源等具体措施。

关键词：地方旅游立法,旅游法,立法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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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商会vs地方立法 篇10

这类立法在当时为什么会被反对？又是谁在反对？《中国季刊》2016年春季卷刊发了题为《外企商会对中国立法的影响》一文，作者许少英（Elaine Sio-ieng Hui）和陈敬慈（Chris King-chi Chan）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走访了商会、大使馆、领事馆和各国的政府机构，试图解释不同的海外商会对这两部立法持有的不同态度。他们认为，以往的研究集中于企业个体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外企背后的结社性力量，然而不同的结社性力量在结构上并非是均衡的，这种也就导致了它们在面对这些立法时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

作者以霍尔和索斯克斯（Hall and Soskice） “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理论为基础进行分析，一方面不同的海外商会在全球生产链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另一方面其母国的产业关系模式也不相同，这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何只有一部分海外企业协会强烈反对这两部立法。其中欧洲和东亚企业商会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欧洲在华企业大多从事服务业和高附加值活动，集体谈判对这些企业的影响较小，同时欧洲国家长期有着工资集体谈判的传统，中国欧盟商会等欧洲企业协会就少有反对这两部立法。而东亚的跨国企业，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母国又没有工资集体谈判的先例，故其对两部立法持有最为强烈的反对态度。同时，两位作者还谈到中国法律的地缘政治对部分外企协会态度的影响。《深圳市集体协商条例》和《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仅仅是两部地方性立法，其实施范围分别限于深圳市和广东省。东亚的跨国企业恰恰高度集中于珠三角地区，受立法影响最大，因此其海外商会就千方百计地寻求各种手段，以阻止立法，而成员企业大多位于中国中北部地区的中国美国商会对此就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