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信息（精选九篇）
来源信息 篇1
车站客流预测是轨道交通客流预测的关键工作,是确定地铁站点配套交通接驳设施需求规模及布局的重要依据。在之前的研究中,由于受限于数据获取手段或成本,在预测时通常认为轨道车站的客流吸引范围是以站点为圆心,以一定长度为半径的圆环[1],确定吸引半径的方法主要有模型估算法和人工调查法。如姚丽亚等[2]利用雷厉法则和效用理论推算吸引区域的大小,研究了出行者特性、交通服务水平对于轨道站点吸引范围的影响,为轨道站点客流预测和利用宏观政策调节的手段调节客流分布提供了依据;轩宏伟等[3]将轨道交通吸引范围划分为直接吸引范围和间接吸引范围,通过估算自行车、地面公交和小汽车的平均运行速度,结合道路非直线系数、平均旅行时间等因素给出了间接吸引范围的推算公式;王佳等[4]将轨道站点吸引范围划分为步行合理区、客流合理吸引带和客流非合理吸引带3个圈层(见图1),根据衰减公式确定轨道站点吸引范围。
尽管模型估算方法已经有较多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受轨道站点本身的功能、站点周边土地利用等因素影响,不同站点的客流来源及其形状分布存在较大差异,模型估算结果与实际状况并不相符;而人工调查能够较为准确地获知地铁站点的吸引乘客出发地来源,但该方法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其结果受调查样本数量和抽样方法的影响较大。
近年来,随着移动定位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在利用手机定位数据挖掘居民出行规律和特征方面做了诸多研究。最开始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何利用手机数据获取居民出行OD上。N.Caceres等[5]提出了利用手机位置信息推算出行OD的方法,并用微观仿真实验验证了方法的可行性。杨飞[6]利用手机GSM网络数据,通过把手机通信网络中位置区的变化映射到实际道路网络中交通小区的变化,从而获得出行OD数据。张新虎等[7]总结了手机定位在获取OD方面的研究现状,分析了当时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研究的方向进行了展望。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人员开始利用手机定位信息挖掘城市居民的出行、职住、通勤等特征。李祖芬等[8]基于手机信令定位数据设计了提取居民出行时空分布特征的方法,通过出行识别、建立OD矩阵及绘制出行期望线等出行数据挖掘,得到了居民的出行时空分布特征。张天然[9]介绍了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判断居民工作地和居住地的方法,分析了上海市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的职住空间关系及通勤距离。杨超等[10]通过对深圳市手机话单数据的挖掘分析识别居民职住地,进而对深圳居民的通勤特征进行了分析。虽然对于利用手机数据进行居民出行研究的成果已有很多,但针对于出行者地铁出行的研究相对较少。何承等[11]利用手机技术得到上海市轨道交通南京东路站多天换乘客流数据,提取了换乘客流量时变曲线,换乘比例,工作日、周末换乘客流变化等指标,并分析了站点的换乘特征与规律。赖见辉等[12]根据出行者在乘坐地铁过程中的手机信令位置区更新规则得到乘客的地铁出行路径,并对路径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以上研究只针对乘客在地铁内部的出行研究,但对于乘客在乘坐地铁之前的出行研究涉及较少。
基于以上研究现状,笔者提出了一种利用手机定位信息数据判断地铁站点客流来源的方法,并给出了判别的流程。以北京地铁2号线典型车站为实例对其客流来源进行判别,得到各站点的客流来源分布结果,并通过IC卡数据结合抽样调查方法对判别结果进行验证。
1 地铁站点客流来源识别方法
1.1 地铁站点客流识别基本思想
为保证连续的移动通信服务,北京市每个地下轨道车站厅内均布设有单独的基站,通常一个地铁站内设一个基站,少数客流较大的换乘站内布设多个基站,且每条地铁线路都有独立的位置区编号(LAC编号),即每个地铁站内的基站所对应的LAC编号既不同于该站点所在区域地面基站的LAC编号,也区别于其他地铁线路站内基站所对应的LAC编号。如图2所示,基站BSL11,BSL12,BSL13对应位置区编号为LACL1,基站BSL21,BSL22,BSL23对应位置区编号均为LACL2。出行者从出发地A出发(A处所连接地面基站编号为BS1,对应位置区编号为LACA),由地面进入地铁站S1乘坐线路L1后(S1内基站编号为BSL11,位置区编号为LACL1)发生1次位置区切换,系统会上传1次位置信息;出行中在地铁换乘站TS1换乘至线路L2后(基站编号由BSL12变为BSL22,位置区编号由LACL1变为LACL2),跨越了1次位置区,此时系统会上传1次位置信息;由地铁站S2出站行至地面(地面处所连接基站编号为BS2,对应位置区编号为LACB),又发生了1次位置区切换,系统也会上传1次位置信息,最终通过某种交通方式到达目的地B。在乘坐地铁过程中如发生其他通信事件,用户位置寄存器中也会记录位置更新的信息[13],通过以上多条位置信息能够较准确地判断乘客的地铁出行信息。
1.2 地铁站点客流来源识别算法流程
鉴于手机数据在分析地铁出行方面的优势,笔者设计了基于移动定位信息的地铁站点客流来源识别的算法及流程,算法主要包括地铁站点与基站匹配、数据过滤和筛选、乘客地铁出行路径判别、乘客出发地识别等步骤,具体流程见图3。
1)地铁站点与基站匹配。根据运营商提供的基站信息,筛选出地铁线路LineN所有站点的站内基站编号,建立地铁车站与站内基站的对应关系,并筛选出地铁线路LineN的位置区编号LACn,建立线路LineN位置区及站点基站编号数据库Set,即
式中:k为车站编号,CIk为LineN第k个车站对应的基站编号。
2)数据过滤和筛选。数据过滤是将手机信令数据中产生的一些无效或错误数据进行过滤,减少对算法识别的干扰,提高算法的精确度;数据筛选是指地铁出行乘客的筛选,结合地铁站点与基站匹配信息将出行用户中乘坐过地铁出行的用户进行筛选,只对该部分用户进行分析,提高算法的识别效率。
3)乘客地铁出行路径判别。乘客地铁出行路径判别主要包括进站站点判别、换乘站点判别、出站站点判别。设手机在i时刻上传的位置信息为
式中:UserIDp为手机用户p的用户编号;LACi是i时刻位置信息对应的LAC编号;CIi是i时刻位置信息对应的基站编号;ti为位置更新时间,EventIDi是i时刻对应的事件类型。算法具体步骤如下。
(1)首先将筛选出的用户信令按照产生时间先后进行排序。
(2)按用户的信令时间先后顺序依次判别,当第1次出现信令
中的LACi∈Set{LACLine N}且CIi∈Set{CIk},同时EventIDi为跨越位置区更新事件时,则将CIi对应的地铁站认定为乘客的进站站点。
(3)继续将同一用户信令数据进行判别,若第1次出现P(UserIDp;LACi+m;CIi+m;ti+m;EventIDi+m)。其中:LACi+m∈Set{LACLine N},
同时,EventIDi+m为跨越位置区更新事件时,则认定CIi+n对应的地铁站为此次出行其中的一个换乘站。
(4)在步骤(3)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判别,若信令P(UserIDp;LACi+n;CIi+n;ti+n;EventIDi+n)式中,n>m,
同时,EventIDi+n为跨越位置区更新事件时,则认定CIi+n-1对应的地铁站为此次出行出站站点,结束本次地铁出行判断。
(5)个体出行者1d中可能存在多次乘坐地铁的情况,因而重复步骤(2),(3),(4)继续对信令数据进行判别,直到所有数据全部判别完毕。将得到的判别结果建立地铁进出站数据库Subway(UserIDp;txEnter;CIxEnter;txExit;CIxExit)来存储地铁用户的全部进出地铁站信息。式中:UserIDp与上文相同;txEnter为乘客p第x次地铁出行的进站时间,CIxEnter为乘客p进站站点对应的基站编号,txEnter为乘客p第x次地铁出行的出站时间,CIxExit乘客p第x次地铁出行的出站站点对于基站编号。
(6)完整的1次地铁出行包括进站和出站2个过程,如果在经过进出站匹配之后得到的某次出行结果中缺少进站站点或出站站点,则认定此次地铁出行无效,系统自动将此次出行过滤。除此之外,若在1次出行中判断出的进站时间与出站时间间隔超过一定的阈值,则认为此次地铁出行站点匹配不准确,此次出行判别失效,将其剔除。
4)地铁乘客出发地识别。判断出所有地铁乘客全天的出行OD,得到出行OD后,建立出行OD数据库Trip(UserIDs;tOx;CIOx;tDx;CIDx)来存储得到的用户出行OD。其中,UserIDi与上文相同,tOx为用户S第x次出行的出发时间,CIOx为用户S第x次出行的出发地基站编号;tDx为用户S第x次出行的到达时间,CIDx为用户S第x次出行的目的地基站编号。将Subway数据库与Trip数据库进行匹配,若同时满足
则认定CIOx为用户p第x次出行的出发地,CIDx为此次出行的目的地,见图4。将Subway数据库中的进出站信息逐一匹配完成,即得到所有乘客地铁出行的出发地信息,结果如表1所示。
2 实例验证
利用中国移动北京分公司提供的匿名手机移动定位数据,判别地铁站点的客流来源分布。并选取北京市地铁2号线的3个车站作为实例进行分析,时间为2014年4月22-24日。所选取3个车站中换乘站1个,非换乘站2个。换乘站为复兴门站,为2号线与1号线换乘站;非换乘车站为长椿街站和东四十条站。地铁2号线线位及站点见图5。
2.1 地铁站乘客进站量验证
经数据完整性及有效性过滤、地铁站点基站匹配、算法判别及路径修正后,取3d数据的平均值。表2给出了3个地铁车站的直接刷卡乘客进站量识别数据和复兴门站的换乘乘客量识别数据。与4月22-24日的3个地铁站IC卡3d刷卡统计的平均值对比发现,算法对乘客进站量的有效识别率在47.8%~63.2%之间。考虑到北京移动用户数只占全部移动电话用户的70%,算法的实际有效识别率在65%以上,最高识别率可达到90%,说明该算法能够较为准确地识别出地铁乘客的进站信息。
*2014年4月24日北京市地铁AFC乘客进出站刷卡数据。
2.2 地铁站乘客来源分布验证
为验证算法对乘客来源判别的有效性,采用问卷抽样调查方式,在3个车站进站口各发放问卷300份,在复兴门站站厅内对换乘乘客各发放问卷100份,调查在4月24日完成,3个地铁站的问卷成功率均在85%~95%之间。
数据对比结果显示,通过算法判别出的直接吸引客流和换乘客流出发地,按距离圈层划分的分布比例与问卷调查结果最大误差为10%,平均误差为4.8%,其中直接吸引客流来源平均误差为4.6%,换乘客流来源平均误差为5.5%,说明算法对于地铁乘客的出发来源判断的精度很高。从不同圈层的平均误差对比发现,受手机定位数据精度影响,划分圈层越小,误差相对越大;圈层划分越大,误差越小,精度相对越高。见表3~4。
2.3 地铁乘客来源分布特征分析
将识别出的地铁2号线3个车站的乘客出发地进行汇总统计,并用Arcgis软件进行展示,得到各地铁车站直接吸引乘客及换乘乘客的来源分布,见图6~9。
由图6~9可以得:受多种因素影响,地铁站的吸引范围通常并非是以站点为形心的圆形,且每个地铁站吸引范围的半径也相差较大;各车站直接吸引客流主要分布在距地铁站4.5km范围内,该范围内乘客通常占直接吸引客流的90%,且越靠近站点客流吸引强度越大,其中在地铁站1.5km范围内吸引客流比例通常超过50%;在距离车站1.5~4.5km的非步行直接可达范围内,客流比例约为20%~30%,因此做好该范围内地面公交与地铁线路的接驳换乘服务对于扩大车站客流吸引具有重要作用;BRT等大容量快速公交与地铁线路的换乘接驳能够极大地拓展地铁车站的吸引范围,如地铁前门站,为地铁2号线与快速公交1号线接驳。
2座车站的换乘吸引客流分布均沿换乘线路两侧呈长条形分布。在换乘线路各车站1.5km半径联合覆盖范围内,两座车站所吸引换乘客流占总换乘客流的比例均在70%左右;在1.5~4.5km范围内的客流比例均超过20%,该比例与直接吸引区域接近。
3 结束语
笔者提出了一种利用手机定位信息数据判断地铁站点客流来源的方法并给出了判别的流程。以北京地铁2号线典型车站为实例对其客流来源进行判别,得到各站点的客流来源分布结果,将判别结果与地铁刷卡数据,得到使用该方法对地铁乘客出行的有效识别率在65%以上,将地铁站的客流来源按照距离划分为不同的圈层,并将判别结果与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对比,得到算法的平均误差为4.8%,证明了算法的可靠性。利用算法得到的结果对地铁乘客的来源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成果对于地铁客流预测及优化地面公交与地铁线路的接驳等工作有一定意义。
由于数据处理流程较为复杂,只选择了地铁2号线的典型站点作为实例研究,不同类型地铁站点的客流来源分布差异可能较大,需要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进一步研究。
摘要：地铁站的客流来源对轨道线网规划、地面公交与轨道线路接驳优化及站点周边接驳设施布设有重要的意义。利用手机产生的大量携带位置信息的信令数据,提出了基于移动定位信息的地铁站点客流出行来源判断方法。在判断出行者全日出行起讫点(OD)的基础上,借助乘客进出地铁站手机信号需要切换位置区的原理,进一步判断出乘客进出地铁站的位置及时间,将乘客进站时间与全日所有出行的出发时间相比较,获取乘客乘坐地铁出行的一次完整出行链,从而得到此次地铁出行的出行起点。选取北京地铁2号线典型车站的客流来源进行了实例分析,将用该方法判断出的地铁出行结果与地铁刷卡数据及问卷调查数据对比发现,算法对地铁进站量的有效识别率在65%以上,对地铁乘客出发地判断的平均误差约为5%。对地铁乘客的来源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
互联网信息来源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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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按规定在网站公布的财报、重大变动等信息，等。
互联网信息出现的新问题
互联网信息数量越来越多，制造越来越容易，所有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源，这对竞争情报工作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1、海量信息如何搜集
每隔几个月，互联网上的信息容量就会翻一番，如何从浩瀚的信息海洋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垃圾信息或过时信息，成为决定竞争情报效率的重要因素。
2、信息真伪如何辨别
信息发送成本降低，再加工容易，这使得互联网上包含了大量的垃圾信息，这些信息只是对其他信息的“拷贝”+“粘帖”，本身并未产生有价值的增值内容。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失真”现象越来越明显，经过几次传递的信息，可能成为全“新”的信息，也是虚假的信息。
3、信息生命周期越来越短
信息在快速生成，快速传递，也在快速变异，信息传递过程中随着可能发生新的变化，一个消息发出后几小时，就可能成为过时消息。例如，有人发出某产品的需求信息，几小时内就可能被来自全球的供应商信息淹没，此后再看到此信息已没有任何价值。
来源信息 篇3
关键词：梦,奇异,开阔思维,思维方式,灵感来源,设计方法
一、梦是一种奇异现象, 而做梦的经验, 也是人所共有的。我们生活在梦与现实的世界。梦不会脱离我们。在人类文化中, 无论古今中外, 对梦的了解, 始终是一个谜。很多作品和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梦中得到的灵感!我们为什么不去研究它, 把它利用起来, 创作出好的作品来呢?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从心理学角度对梦进行了系统研究, 这些研究使梦与疾病的关系渐渐清晰起来。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 梦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自我调整和激励, 以及对未来目标的设定。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 梦的功能是探讨做梦者的人际关系, 并帮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
很多作品和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梦中得到的灵感!不会和别人的作品在表象上发生撞车, 因为是梦, 大家有很多的思维在梦中有可能会是很接近的, 所以也会和观众产生共鸣。
研究梦境的加菲尔德博士过多年的研究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无论国籍、性别、贫富、贵贱、宗教信仰以及文化背景, 全世界每天晚上都在做着大同小异的12种梦。也可以说, 是12对梦。因为相对于每一种噩梦, 一般都有一种对应的、令人陶醉的美梦。
1. 追击邻居或电影明星并与之拥抱 (美梦) ;被野兽或怪物等可怕的东西追击 (噩梦) ;
2. 大病初愈重获新生或成功报仇 (美梦) ;受了伤却无法还击 (噩梦) ;
3. 刹车失灵无法停车 (噩梦无相应美梦) ;
4. 得到豪宅或汽车等贵重物品 (美梦) ;丢失贵重物品, 或房子失火倒塌 (噩梦) ;
5. 成功通过考试或演出圆满 (美梦) ;答不出考卷或唱不出声音 (噩梦) ;
6. 飞翔 (美梦) ;从高空坠落, 或从悬崖坠入海中 (噩梦) ;
7. 穿上漂亮的服装 (美梦) ;在大庭广众下赤身裸体出丑 (噩梦) ;
8. 及时赶上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 (美梦) ;赶到时, 火车刚开走或飞机刚起飞 (噩梦) ;
9. 与去世的亲友交谈 (美梦) ;与故去的亲人电话交谈时, 电话突然掉线 (噩梦) ;
1 0. 游历仙境 (美梦) ;目击地震、火灾或飞机失事等灾难 (噩梦) ;
1 1. 得到新东西 (美梦) ;在陌生的地方迷了路, 找不到想找的东西或无法走路 (噩梦) ;
1 2. 遇到已故亲人, 梦醒后宁愿相信那个亲人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看望自己的 (无法定义是美梦还是噩梦) 。
以上可以看出, 梦也是现实生活的衍生, 梦也是潜意识现象, 表现出潜意识外溢的征兆, 通过研究不同的梦和不同人的梦, 做出的商业产品也比较会接近消费群体的潜在意识和需求。
二、梦的设计:笔者设计是在思考之上的思考的再创作。思维的自由性、开放性、不受约束性都是我们大多数人在白天清醒时刻所不能比拟的。她给我们的思维打开一扇扇的窗, 许多不可思议的, 神奇的, 无法想的东西我们在梦里都可以见到体验到, 而且有时候是那么的真实!平时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梦, 没有抓住的思维火花, 通过留意和回忆, 会发现是那么的神奇。梦是自由的, 我的设计以后也会是自由的。人们内心信息的传达, 将通过梦的设计表现出来, 传达给更多的人。
三、从神秘学来说, 人类的意识可以穿越空间, 在多个空间中游走, 不排除梦的影响是源自另外一个世界, 不同意识的人看到的世界也不尽相同, 把自己当成“局内人”来思考创作, 抓住那些信息, 回忆、思考、表现、传达, 不停留在表象的符号研究, 做信息的研究, 深入的思考梦中的传达信息。像佛教、道教、魔法界等不同的宗教或者有通感的群体中很多的思维方式和教义也会有相同的地方。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也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宗教文化的符号图形需要有人去研究, 但是更需要研究的是他们所要传达的信息, 了解所传达信息, 去体会这些信息, 我觉的符号有时候自然也会呈现在我们眼前, 不光知道为什么那个符号是那种形式, 而且还会知道怎样理解这些形式, 另外的形式又是什么样, 还会自己创造形式。这种形式有什么作用, 比如咒语、经文, 可能是一种声音的轨迹, 一种能和脑波或者磁场联系, 形成共鸣的, 通过音波的震动, 形成一种能量, 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有点咒语或者诅咒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变换, 一直作用着。通过梦中穿越各个空间, 了解不同信息, 也许会更加快我们了解宗教所要表达的要义。更快地发掘我们人类的秘密, 宇宙的秘密。
四、利用“梦”所创作的方式和门类不必固定形式不是目的, 目的是传达从梦中出来的人类内心的深处信息。传达的是自由的思维方式, 是自然的态度, 是积极的。自由也同样体现在形式上, 能够适合所表达信息的媒介方式就是好形式。踏入研究这个很少有人作为艺术去研究的领域, 是有责任的, 是有章法可循的, 不做浮躁的, “外国人看大戏”一样的设计。要时刻从自身之外审视自身, 既然深入梦境亦能跳出梦境, 收放自如才是。
参考文献
二甲医院信息来源追溯管理制度 篇4
为保证医院运行、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相关工作均可追溯，在需要时，能够第一时间回复事件原貌或者追究责任人，特别是保证医院相关信息的收集做到“及时、客观有据、真实准确”，特制定如下规定。
一、在日常工作中，医院信息收集责任人员应当遵循“及时、客观有据、真实准确”的原则，特别是涉及政策及法律的相关数据。不得选择性收集、谎报、瞒报。
二、医院信息的可追溯性，就是对医院信息数据及来源、收集人、责任人、审批人等相关信息进行规范的原始记录和存档。
三、医院信息可追溯的实现方式：A、制订规范的管理流程，设计合理的记录要求及格式，并将可追溯作为制度、流程设计是否科学合理的重要指标；B、具体执行中，据实记录参与者、工作过程，保留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全部资料，对流程规范中没有的过程，应双人核对后再誊写到规范的记录或表格中，相关责任人必须签字以示负责。对某项工作中反复使用的非正式记录方式，应考虑适当规范，并纳入保存范围；C、每个汇总环节均应进行核实，并保留上一节点的原始资料。D、信息再编辑及加工，应保留原始凭据，并有保证其与原始记录内涵一致的操作、审核流程。
来源信息 篇5
一、文献回顾
(一) 产品伤害危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产品伤害危机开始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 产品伤害危机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1) 消费者认知和归因视角下的产品伤害危机 (任金中和景奉杰, 2012;王丽丽等, 2009;Klein、Dawar, 2004;Leietal., 2012) ; (2) 企业策略变量的有效性研究 (方正等, 2010、2011;Siomkos、Kur Zbard, 1994) ; (3) 产品伤害危机的影响机制与结果 (Chen et al., 2009;Dawar、Pillutla, 2000;Zhao et al., 2011) 。本文的研究侧重于第一方面, 即产品伤害危机发生后消费者对事件的认知和评价。
由于消费者与品牌的关系会影响消费者对产品伤害危机的认知, Klein和Dawar (2004) 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使消费者倾向于对产品伤害危机事件做出外部归因, 从而影响品牌评价。类似的影响因素还包括品牌忠诚度、企业声誉 (方正等, 2010) , 品牌熟悉度和品牌承诺 (王海忠等, 2010) 。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关性, 在本质上反映了消费者对企业 (或品牌) 前期的积极信念或积极关系, 它们的作用机制在于使消费者在对产品伤害危机原因的解释过程中产生对信息处理的偏向, 也就是表现出对企业负面信息的一定“防御”和“抵制”心理, 从而使消费者降低对当事企业的责备, 而可能对企业抱有同情。
(二) 来源可信度
来源可信度 (source credibility) 是传播领域的重要概念, 它表示的是受众对信息传播者的相信程度 (Hovland、Weiss, 1951) 。来源可信度是信息接收者对信息来源可信度的认知, 而不是对信息本身的反应。信息接收者会对信息的来源进行评估, 以衡量信息的可信性, 进而产生信息的接受。霍夫兰等多位学者研究的重点是“来源可信度”高低对受众的信息获知和态度意见改变两方面的影响, 也就是和劝服效果之间的关联。他们发现来源可信度在说服过程中有着显著的影响。在信息内容相同的条件下, 当信源可信度较高时, 个体易于被说服;反之, 若信源可信度比较低时说服成功的概率降低 (Hovland、Weiss, 1951) 。
在霍夫兰研究之后, 信源可信度与信息影响力之间的关系成为受到持续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后续学者对信源可信度做了大量研究, 信源与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不断被发现。例如Chaiken、Maheswaran (1994) 提出当信息比较模糊时, 来源可信性是消费者赖以处理信息的重要因素, 因为它能启发式地处理信息。在霍夫兰等人的研究中, “来源可信度”被定义为信源被受众认为值得信赖和能够胜任的程度, 主要包括两个维度:专业性 (expertness) 和可信赖性 (trustworthiness) 。专业性指传播者被认为能够提供有效准确信息的程度, 可信赖性指受众认为传播者愿意提供事实真相的程度。Whitehead (1968) 将来源可信度区分了可信赖 (trustworthiness) 、能力 (competence) 、活力 (dynamism) 和客观性 (objectivity) 四个维度。本文参照井淼等 (2013) 的研究, 以“专业性”、“可信性”、“客观性”三个方面来测量来源可信度, 并进行了相关的统计检验以保证概念的信度和效度。
(三) 心理距离
心理距离 (Psychological Distance) 是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 这一概念越来越多地用于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 (Thomas、Tsai, 2012;Malkoc, 2012) 。一般认为心理距离是指人和事件在人心理空间上的主观距离, 不同的距离维度能统一在一个心理空间上。Liberman等 (2007) 认为事件与个人的直接经验越不相关, 则事件的心理距离越远, 而心理距离的具体形式或维度至少包括三个维度:时间距离 (现在VS将来) 、空间距离 (附近VS遥远) 、社会距离 (团体内成员VS团内外成员) 。事件发生在越远的将来, 发生在越远的地方, 以及事件发生对象与自己越不相似, 则消费者感知事件的心理距离越远。
近些年心理距离对消费者认知的影响得到学者们的重视, 已经开始被运用在消费者研究领域。例如Yan and Sengupta (2011) 的研究发现心理距离越远, 则消费者根据价格判断质量的倾向越明显。Bornemann and Homburg (2011) 的研究认为价格既可以被消费者认为是产品质量的表征, 也可以是金钱付出的表征, 而哪种效应更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心理距离, 从心理距离较远 (时间和社会距离) 视角, 将价格视为产品质量的表征效应更明显;从心理距离较近的视角, 将价格视为金钱付出的表征效应更明显。Yan and Sengupta (2013) 在研究人们对疾病的认知和评价时发现心理距离越远, 则消费者越依赖于疾病发生概率来评价风险。所以, 心理距离影响着消费者对事物的评价。
二、概念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 来源可信度与消费者感知风险
产品伤害危机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媒体曝光。目前消费者获得和接受的媒体渠道丰富多样, 但是不同的媒体的可信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 考虑到目前多种媒体并存的背景, 以及媒体可信度又是影响消费者信息接受的重要因素, 在研究产品伤害危机曝光时必须考虑产品伤害事件曝光的主体是谁, 以及它如何影响消费者对事件的判断和认知。
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与购买相伴的感知风险。感知风险是指消费者在发生购买行为时无法确知其预期的结果是否正确, 而某些结果可能会使消费者遭受损失。消费者接触产品伤害危机信息之后, 由于负面结果的出现, 消费者的感知风险会增加, 信息来源的可信程度可能会影响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强弱程度。Eagly and Chaiken (1975) 发现当来源可信度比较低的时候, 消费者会对信息的论证力度打一个折扣。因此, 当报道产品伤害危机的媒体可信度比较低的时候, 消费者对事件的认知会不那么确定, 或者激发消费者反事实思考, 认为它们报道的事件可信度比较低, 他们对产品的感知风险相对较低。但是, 当报道产品伤害危机的媒体可信度比较高的时候, 消费者认为信息可靠性较高, 更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影响而产生较高的风险感知。依照这一逻辑, 报道产品伤害危机的媒体可信度越高, 则消费者感知风险越强。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H1:报道产品伤害危机事件的媒体可信度越高, 消费者感知风险越高。
(二) 消费者心理距离的调节作用
在产品伤害危机之后, 消费者如何认知和评价危机事件是企业非常关心的问题, 心理距离相关的文献表明心理距离影响消费者对事件的评价。Chandran and Menon (2004) 的研究发现当疾病信息以天 (而不是年) 的形式呈现时, 他们的解释水平激发出具体的、较近的感觉, 导致消费者感知到更大的疾病风险。也就是说消费者对危险事件 (疾病) 的心理距离越近, 则感知风险越高。他们的研究以心理距离的时间维度为背景, 本文预测在空间和社会框架下, 可能导致类似的结果, 也就是感知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较近的情况下, 消费者的风险感知更强。有研究表明社会距离能减少积极态度 (例如人们对内群体的评价比外群体更为积极) , 时间距离一般会增强积极态度 (人们对远期未来更为积极) 。Herzog等人也发现随着时间距离增加, 支持倾向更明显;而时间距离越短, 反对倾向越显著。考虑到产品伤害危机的背景, 消费者感知产品伤害事件的社会距离越远则感知风险越弱;产品伤害危机的社会距离越近, 则消费者感知到的风险越强烈。Thomas and Tsai (2012) 的研究发现个人可能在心理尝试拉开与任务、事件和物体之间的距离, 心理距离能降低负面情感的强度;同时, 当产品伤害危机与自己的心理距离较大时, 人们处理危机相关的信息的动机会更小 (Kunda, 1990) , 因而可能使他们对产品伤害危机产生的感知风险也更小。另外, 有研究表明心理距离越近, 消费者越重视事件的结果, 而心理距离越远, 消费者越重视事件的原因 (Rim et al., 2013) 。当心理距离较近时, 消费者因为重视产品伤害危机的后果, 感知风险比较大;但是心理距离比较远时, 消费者更看重事件的原因和其他一些抽象特征, 而这会削弱对事件本身的敏感度, 降低消费者的感知风险。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预测当产品伤害危机信息来自于不同的媒体, 产品伤害危机发生空间距离较大时, 那么消费者接收到产品伤害危机信息后产生的感知风险会相对较小;反之, 当感知空间距离较近时, 那么消费者对产品的感知风险更大。因此, 面对同一产品伤害危机信息, 消费者感知事件的时间距离越远, 则消费者对危机事件和产品风险的评价就相对比较低;消费者感知危机事件的社会距离越大, 则消费者对危机事件和产品的风险相对较低。所以, 消费者与产品伤害危机的心理距离的增加会降低产品伤害危机信息来源可信度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H2:消费者对产品伤害危机的感知心理距离负向调节来源可信度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
由于心理距离包括时间距离、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三个维度, 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分假设:
H2a:消费者对产品伤害危机的空间距离感负向调节来源可信度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
H2b:消费者对产品伤害危机的时间距离感负向调节来源可信度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
H2c:消费者对产品伤害危机的社会距离感负向调节来源可信度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
三、数据分析和讨论
(一) 来源可信度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
1. 前测。
为了设置出不同来源可信度的场景先进行了前测。由于中央电视台在属于中国的权威媒体, 知名度非常高, 我们预测消费者对其感知可信度会很高。天涯论坛是中国比较有名的网络论坛, 由于网络论坛缺乏明确新闻主体, 其新闻多来自网民的自发贡献, 我们预测消费者对天涯论坛的感知可信度比较低。我们请被试 (N=80) 来评估他们对中央电视台和天涯论坛的可信度评估:用7点量表的四个语项来检验消费者对二者的可信度评估 (例如, 一般说来, 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是值得信任的;一般说来, 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是比较专业的;一般说来, 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是比较可靠的;一般说来, 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是比较客观的;1代表完全不同意, 7代表完全同意) 。通过对来源可信度的四个语项进行信度分析, 发现四个语项相关性超过0.7, Cronbach’s Alpha值为0.910, 并且只能抽取一个因子, 这表明媒体可信度的四个语项信度比较好。因此, 取三个语项的平均值作为消费者对报道来源的可信性认知。通过t检验比较发现中央电视台的可信度更高 (M=4.75) , 而天涯论坛的可信度较低 (M=3.55) , F (1, 78) =16.56, (p<0.01) 。这表明中央电视台的可信度显著高于天涯论坛, 因此将二者作为我们实验的场景。
2. 正式试验。
被试 (N=80, 其中男性36, 女性44) 被随机分到高可信度和低可信度来源的产品伤害危机的场景之中, 所有被试都来自武汉某高校本科生, 产品伤害危机的场景借鉴并调整了任金中和景奉杰 (2012) 的情景。高可信度阅读到的场景是“据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报道的关于某知名手机产品伤害事件的报告”, 低可信度场景设置为“据天涯论坛数码生活栏目的报道关于某知名手机产品伤害事件的报告”。除了报道主体不同之外, 产品伤害事件完全相同。被试阅读完场景之后, 他们要通过下面语项的七点量表来评估对这一手机的感知风险 (我感觉购买此手机会给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果我购买此手机, 它会为我带来危险;1代表完全不同意, 7代表完全同意) 。我们模糊化处理了手机品牌, 以避免因为消费者对品牌的熟悉或忠诚而影响消费者对事件的认知。
3. 结果。
第一, 操纵检验。虽然在前测中初步测验了信息来源可信度, 并表明我们的操纵设置是成功的, 并在正式试验中进一步验证了来源可信度的操纵。数据分析表明中央电视台的可信度更高 (M=4.72) , 而天涯论坛的可信度较低 (M=3.57) , F (1, 78) =15.46, (p<0.01) , 这说明二者存在显著的差异, 操纵是成功的。第二, 因变量。对感知风险的三个语项的分析表明Cronbach’s Alpha值为0.908, 因子分析只能提取一个因子, 能解释80%的方差变异, 这说明信度比较好, 我们将三个语项的平均值作为感知风险的测量值。跟我们预测的一样, 当被试阅读的是可信度高的产品伤害危机事件时, 他们报告的感知风险更高。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消费者对中央电视台报道的产品伤害危机事件的感知风险 (M=4.20) 比天涯论坛报道的产品伤害危机事件的感知风险更高 (M=4.97, F (1, 78) =6.81, (p<0.05) 。因此, 研究一初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1。
4. 讨论。
这一研究结果初步表明我们的假设H1是成立的, 也就是产品伤害危机报道来源主体的可信度影响消费者对产品伤害危机事件的认知和评价。具体而言, 报道产品伤害危机主体可信度越高, 消费者感知风险就越强。我们的结论和传播领域的相关结论是一致的, 也就是信息源影响信息传播的效果。
(二) 心理距离中空间距离维度对来源可信度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调节作用
1. 前测。
为了设置出不同心理距离中空间心理距离维度的场景, 先对设计场景的有效性进行前测。空间距离是心理距离的重要维度, 我们预测将事件的发生地设置为接近被试 (湖北武汉, 武昌区) , 以及远离被试地点 (广东韶关和茂名市) , 那么消费者会产生相应的感知事件的心理距离。因此, 我们设定了具体的情景 (地点不同) :由消费者通过一个7点量表来表示自己与事件的心理距离 (您在心理上认为新闻报道的事件地点距离您, 1代表与我非常近, 7代表与我非常遥远) 。来自武汉某高校的50名本科生参与了我们的前测,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消费者认为发生在湖北武汉地点的产品伤害危机的心理距离更近 (M=2.97) , 而认为发生在广东韶关等地的产品伤害危机的心理距离比较远 (M=4.40) , F (1, 48) =17.39, (p<0.01) 。因此, 这样的情景设置是成功的。
2. 正式实验。
被试 (N=100, 女性52, 男性48) 被随机分到2 (来源可信度高VS低) ×2 (心理距离远VS近) 产品伤害危机的场景之中, 所有被试都来自武汉市某高校的本科生, 产品伤害危机的场景借鉴并调整了任金中和景奉杰 (2012) 等的情景。高可信度阅读到的场景是, “据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报道的关于某知名手机产品伤害事件的报告”, 低可信度场景设置为“据天涯论坛数码生活栏目的报道关于国内某知名手机伤害事件的报告”。除了报道主体和发生的地点受到操纵而不同之外, 产品伤害事件的内容完全相同。心理距离远被试阅读到的场景是该事件发生在广东韶关和茂名市, 而心理距离比较近的被试阅读的场景是该事件发生在湖北武汉市和武昌区。除了媒体报道主体和事件发生地不同之外, 其他的场景完全一样, 被试阅读完场景之后要通过三个语项的七点量表来评估对此手机的感知风险。
3. 结果。
第一, 操纵检验。我们进一步验证了来源可信度的操纵。数据分析 (独立样本t检验) 表明中央电视台的可信度更高 (M=4.71) , 而天涯论坛的可信度较低 (M=3.54) , F (1, 78) =15.48, (p<0.01) , 这说明二者存在较大的差异, 来源可信度的操纵是成功的。数据分析发现武汉市场景被试的心理距离更近 (M=3.57) , 而广东韶关等地场景心理距离感知较远 (M=4.66) , F (1, 78) =15.76, (p<0.01) , 这说明二者存在显著的差异, 心理距离中空间距离的操纵是成功的。第二, 因变量。对感知风险的三个语项的分析表明Cronbach’s Alpha值为0.913, 因子分析只能提取一个因子, 能解释82%的方差变异, 这说明信度比较好, 我们将三个语项的平均值作为感知风险的测量值。跟我们预测的一样, 心理距离负向调节产品伤害危机报道媒体可信度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我们进行被试间两因素方差分析 (Two-way between subject ANOVA) , 发现可信度和心理距离在感知心理距离上表现出显著的实验主效应, 其F检验值分别为F (1, 96) =8.75, 显著性水平p<0.05和F (1, 96) =7.83, 显著性水平p<0.05;可信度和心理距离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F (1, 96) =7.42, 显著性水平p<0.05。这就表明产品伤害危机报道主体的可信度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作用, 受到了消费者感知心理距离高低的影响。在来源可信度较低分组情形下, 心理距离较远的感知风险 (M=3.47) 低于心理距离较近的感知风险 (M=4.42) ;在来源可信度较高分组情况下, 心理距离较远的感知风险 (M=3.87) 低于心理距离较近的感知风险 (M=4.72) , 感知风险的总体结果显著 (F (3, 96) =9.52, P=0.000) 。因此, 本文的假设H2b得到验证。
4. 讨论。
实验二的结果表明心理距离的空间距离维度对产品伤害危机信息来源可信度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起到调节作用。具体而言, 心理距离的增加能削弱产品伤害危机信息来源可信度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当来源可信度一定时, 随着消费者对事件的心理距离增加, 消费者感知风险会降低;当消费者感知心理距离较近时, 消费者感知到风险会更加强烈。
(三) 心理距离中时间距离维度对来源可信度、消费者感知风险的调节作用
1. 场景设计。
我们在实验三中运用心理距离中时间距离的维度, 检验心理距离对来源可信度和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关系。正式的实验在2013年4月19日进行, 前测时间距离较近, 设置为三天前, 也就是2013年4月16日;时间距离较远, 设置为6个月前, 也就是2012年10月16日。在来源可信度方面, 我们将来源可信度设置为中央电视台, 将来源可信度低设置为新浪微博。因为中央电视台在中国的新闻比较有影响, 新浪微博的可信度可能会低一些。正式实验时, 我们将120名被试随机分到2 (来源可信度高VS低) ×2 (时间距离远VS近) 产品伤害危机的场景之中, 将产品伤害危机设置为某知名的洗发水事件, 产品伤害情境是虚构的, 因此消除了消费者的记忆对感知风险产生影响的可能。
2. 操纵检验。
被试在阅读完情境之后, 回答测量心理距离的一个7点李克特量表 (您在心理上认为新闻报道的事件的时间距离您, 1代表与我非常近, 7代表与我非常遥远) 。我们发现在产品伤害危机发生在2013年4月16日情境下, 消费者感知心理距离较近 (M=2.93) ;产品伤害危机发生在2012年10月16日时, 消费者感知心理距离较远 (M=4.15, F (1, 118) =16.54, (p<0.000) 这表明我们的操纵是成功的。我们进一步验证了来源可信度的操纵, 发现中央电视台的可信度更高 (M=4.85) , 而新浪微博的可信度较低 (M=3.86) , F (1, 118) =16.01, (p<0.00) , 这说明二者存在显著的差异, 来源可信度的操纵是成功的。
3. 结果。
首先进行了感知风险信度分析, 对感知风险的三个语项的分析表明Cronbach’s Alpha值为0.902, 因子分析只能提取一个因子, 能解释83%的方差变异, 这说明信度比较好, 我们将三个语项的平均值作为感知风险的测量值。跟我们预测的一样, 心理距离的时间维度同样负向调节产品伤害危机报道媒体可信度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我们进行被试间两因素方差分析 (Two-way between subject ANOVA) , 以检验我们的结论。 (1) 可信度和心理距离在感知心理距离上表现出显著的实验主效应, 其F检验值分别为F (1, 116) =9.75, 显著性水平p<0.05和F (1, 116) =8.13, 显著性水平p<0.05。 (2) 我们发现可信度和心理距离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F (1, 116) =7.63, 显著性水平p<0.05。这就表明, 产品伤害危机报道主体的可信度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作用, 受到了消费者感知心理距离水平的影响。在来源可信度较低分组情形下, 心理距离较远的感知风险 (M=3.48) 低于心理距离较近的感知风险 (M=4.36) ;在来源可信度较高分组情况下, 心理距离较远的感知风险 (M=3.68) 低于心理距离较近的感知风险 (M=4.73) , 感知风险的总体结果显著 (F (3, 116) =9.202, P=0.000) 。因此, 本文的假设H2b得到验证。
4. 讨论。
实验二的结果表明心理距离的时间距离维度对产品伤害危机信息来源可信度, 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起着调节作用。具体而言, 心理距离削弱了产品伤害危机信息来源可信度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当来源可信度一定时, 随着消费者对事件的心理距离的增加, 消费者的感知风险会降低;当消费者感知心理距离较近时, 消费者的感知风险会更加强烈。
(四) 心理距离中社会距离维度对来源可信度、消费者感知风险的调节作用
我们在实验四中采用真实案例的情景调查法展开, 这一研究与前两个研究的不同在于:第一, 研究二和研究三采用实验的方法来展开, 而研究四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这主要是因为感知社会距离维度已经发展出了可用的比较好的量表, 便于测量。但是空间距离维度和时间距离维度更适合实验操纵, 不能很好地测量。第二, 为了测量消费者对社会距离的感知, 研究四采用了真实的品牌 (HTC) , 但虚构了产品伤害事件, 即“最近发生了HTC手机黑屏事件”。研究四不仅帮助我们验证假设H2c, 并且其结果的外部效度比实验的方法更强, 这就加强了我们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
1.样本描述。目前, 手机已成为大学生普遍采用的通讯工具, 我们以最近发生的“HTC手机黑屏事件”为例, 并以学生为样本进行调查研究。问卷发放了100份, 收回97份, 其中有三份漏填, 剩下有效问卷94份, 有效率达到94%。从人口统计因素上看: (1) 男性49名 (52.1%) , 女性45名 (47.9%) ; (2) 20岁以下12人 (12.8%) , 21-25岁71人 (75.5%) , 26-30岁11人 (11.7%) ; (3) 本科生69人 (73.4%) , 研究生25人 (26.6%) 。
2.信度与效度分析。目前, Cronbachα系数是最常用来测量信度方式, 本研究以Cronbachα作为衡量问卷信度的手段。α系数大小所代表的是可信程度。一般来说, 当α高于0.6时, 测量是可信的。本次研究在尽量保证理论演绎正确、概念明确清晰的基础上, 特别注重选用已有的量表来测量构念, 以保证量表的效度。为了保证量表的效度, 我们利用因子分析技术对本文的来源可信度、社会距离、感知风险进行了效度的分析, 结果表明变量的效度是良好的, 都通过Bartlett’s Test, 并且因子负载情况比较好, 都在0.70以上, 而且它们所累积解释的方差百分比也都达到或超过74%, 这说明本次研究对这些关键变量的测量是有效的。
3.假设检验, 目的是在产品伤害危机背景下研究来源可信度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 并检验感知社会距离的调节作用。为了验证假设H2c, 本研究以消费者感知风险作为因变量, 以来源可信度和感知社会距离作为解释变量进入模型一, 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感知社会距离与来源可信度的乘积交互项 (标准化的因子得分直接相乘) 作为自变量进入模型二, 利用SPSS19.0软件, 对数据做了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2所示。
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增加了感知社会距离与来源可信度的乘积的交互乘积项以后, 模型二对于消费者感知风险的解释力度显著增加了6.1% (△F=3.962**) , 整体方程能够解释消费者感知风险22.8%的方差变异。尽管增加的解释力度较小, 但由于方差变异是显著的, 仍能表明感知社会距离能够显著影响来源可信度与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关系。因此, 假设H2c受到支持, 即在产品伤害背景下, 消费者感知社会距离能负向调节来源可信度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
四、结论与管理启示
本研究检验了在产品伤害背景下来源可信度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 发现报道产品伤害危机的媒体可信度越高, 消费者的感知风险越强;同时, 消费者对产品伤害危机事件的心理距离, 能调节来源可信度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具体而言, 心理距离中空间距离、时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维度起同样的作用, 距离的增大削弱了产品伤害危机信息来源可信度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
来源信息 篇6
有效的政策支持和信息提供能够积极促进农业节水技术的采用。Dinar等[5]对以色列七种灌溉技术的放弃和采纳过程的定量研究表明,政府对灌溉设施的补贴对新技术的扩散有显著影响。国内学者也指出,对农业节水技术采取扶持政策,对农业节水给予补贴,使农民不必承担因为农业节水生产方式而带来的节水技术成本问题,从而可以降低农民农业节水的准入门槛,提高农业节水技术的采用率[6],政策支持的重要性体现在一些实证研究的成果中[7,8,9,10,11]。除了政策支持外,有关节水技术方面的信息提供也是促使农民采用节水技术的一个重要因素[12]。国家节水技术纲要也强调要积极推进农业节水技术的信息化。
为了进一步促进农业节水技术的采用,还需要明确如下一些问题:我国农户采用不同类型农业节水技术的信息获取渠道是什么?农户采用不同类型农业节水技术的资金来源有哪些?为什么农户对于一些节水技术不积极采用,他们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什么?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基于笔者大规模社区和农户的实地调查,深入理解这几方面的问题,为农业节水技术采用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1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CCAP)3次大规模的实地调查。第一次是在宁夏、河南和河北开展的关于农村水资源管理制度的三轮跟踪调查(2001年、2004年和2008年)。这次调查共随机选择了14县、40个乡的80村,农户样本共有320个。第二次是2009年在甘肃省张掖市开展的水权制度的调查,这次调查覆盖了张掖市的5个县、20个乡、40个村的160个农户。第三次是2009年在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开展的农业水价调查,在桃城区共随机选择了3个乡镇的20个村及80个农户。在上述调查的农户访谈中,主要收集了农户节水技术的采用状况、节水技术信息的获取渠道、农户对各类节水技术的采用意愿以及目前遇到的主要问题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翔实而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本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本文讨论的农业节水技术是指可以被察觉的、田间水平的节约灌溉用水的技术。笔者根据农业节水技术的一些特点如投资额大小、技术可分性(单个农户能否采用)和采用时期等将农业节水技术分为三类,即传统型、农户型和社区型农业节水技术。传统型农业节水技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采用时期早,农民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就开始采用了。传统型节水技术采用所需的固定投资较少,可分性较强,每个农户都可以独立操作,包括诸如畦灌、沟灌和平整土地等节水技术。与传统型节水技术不同的是,农户型和社区型农业节水技术主要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采用。农户型节水技术包括诸如地面管道、地膜覆盖、保护性耕作、间歇灌溉和抗旱品种等,这些技术的特点是固定成本较低和可分性强。与以上两类技术不同的是,社区型农业节水技术对固定成本的投资要求高,而且可分性弱,单个农户难以采用,必须是社区或部分农户群体来采用,这些技术包括诸如地下管道、喷灌、滴灌和渠道防渗。
2农户获取农业节水技术信息的渠道
农业节水技术信息的普及是节水技术推广的基础,农民只有在了解技术信息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采用农业节水技术。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农户获取相关技术信息的渠道主要有技术推广机构、各级政府部门、各类媒体、农民、农资销售部门等,对于一个农户来说可能同时从多个渠道获取农业节水技术的信息。
从表1中可以看出,传统型农业节水技术信息的普及主要是依靠农民自身,包括祖传、自己想出来或者效仿其他农户等方式,各地均有82%以上的农户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传统型农业节水技术。通过技术推广机构或者媒体宣传获取此类技术信息的农户比例却很低,均在5%以下,河南省甚至没有这两种信息渠道。另外,各种渠道所占比例在不同地区间的差异较大。总体来看,通过政府部门的宣传了解传统型节水技术的农户比例只有7.6%。这一比例在甘肃省最高,为19.0%;而在河北、河南两省都很低,分别为6%和3.7%。这说明政府部门在推广农业节水技术的过程中,对传统型农业节水技术的宣传力度不强。
注:总样本是4个省的指标数值之和与该4个省的农户数量总和的比值。
与传统型农业节水技术相似,农户型农业节水技术采用的主要信息获取渠道也是通过农民之间的交流来获取,尤其是在河北和河南,均在75%以上。其次是通过政府部门的宣传了解农户型农业节水技术信息的农户比例,在各个地区该比例均在30%以上,而且地区间差异较小。技术推广部门的推广在农户型节水技术的推广中也占到一定的比例,且地区间差异非常大。总体来看,技术推广部门的推广比例为21.3%,甘肃省高达54.1%,而河北省只有5.6%,相差将近10倍。与传统型技术不同的是,农资销售点的推广也是农民获取农户型农业节水技术的重要渠道之一。尤其在河北省,农资销售点的推广比例达到23.9%,甘肃和宁夏次之,分别为18.8%和17.2%,而河南省最低,为11.8%。总体来看,媒体这一渠道所占的比例最低,只有11.2%,但是地区间差异较大。河南省的最低,为4.2%,不到河北省(17.5%)的1/4。由此可以看出,农民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在各地逐渐被政府部门、技术推广机构、农资销售点、媒体等效率更高、传达信息更为准确全面的方式所取代。特别是政府部门和农资销售点的影响力较之于传统型农业节水技术的信息影响力显著增强。
对于社区型农业节水技术采用的信息获取渠道来说,政府部门的宣传是最主要的来源渠道,基本都在70%以上,这可能与社区型农业节水技术规模大、单个农户不容易采用、多是国家出资修建的特点有关。另一个占相对较高比例的渠道是农民之间的交流,尤其是在河北省,该比例为38.5%。技术推广机构、农资销售点和媒体所占比例均非常低。总体来看,通过技术推广机构获取社区型节水技术的农户比例只有5.7%,甘肃省该比例最高,也只有8.7%,而最低的河南省则没有这种渠道。农资销售点和媒体在农户获取社区型节水技术渠道中很少见。只有宁夏地区有8.5%的农户通过农资销售点获取社区型节水技术,其他3个省都没有该渠道。除了河北省外,其他3个省都没有通过媒体了解社区型农业节水技术的农户,河北省通过该渠道获取社区型节水技术的农户比例只有0.57%,不到1%。这说明各地区的政府部门在宣传、推广社区型农业节水技术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综合来看,祖传、效仿周围农民的成功经验是农户获得并且接受农业节水技术信息的重要渠道,而技术推广机构、媒体等宣传渠道发挥的作用相对较低。通过对不同时段信息获取渠道变化的分析发现,尽管变化不是很明显,但政府部门和技术推广机构的宣传作用在各地农业节水技术采用中正在逐渐加强,特别是对农户型和社区型较为先进的农业节水技术的宣传力度较强(图1)。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视报纸等媒体越来越深入农民的生活,但是在推广农业节水技术方面并没有发挥理想的作用。
3农户采用农业节水技术的资金来源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农户自筹资金是传统型和农户型节水技术的主要资金来源渠道,受到的外界资助较少,特别是传统型技术在各个地区所占的比例均不足3%(表2)。在采用传统型农业节水技术的农户中,仅有不到2%的农户获得了其他投资。在河北省,灌溉设施的管理者和上级政府是传统型农业节水技术主要的其他投资来源,分别占2.3%和0.6%;在甘肃省,村集体和灌溉设施的管理者所占的比例均为0.8%;宁夏地区村集体给予了极少量的投资,占0.4%;而河南省的传统型节水技术则没有任何其他投资来源。采用农户型技术的农户中,获得其他投资来源的农户比例也很低。其中河南省最高,4.2%的农户收到了村集体的投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农户型节水技术完全没有任何其他投资来源,全部为农户自筹。在所有调查省份中,只有河北省农户收到了上级政府的投资,占1.6%。
注:总样本是4个省的指标数值之和与该4个省的农户数量总和的比值。
对社区型农业节水技术而言,除了农户自筹外,村集体和上级政府也是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采用这类节水技术的农户中,获得其他投资来源的比例相对较高,基本达到70%以上,特别是河南省,这一比例接近80%。获得上级政府投资的农户比例相对其他两类节水技术而言是非常高的,这说明上级政府更多地参与到节水灌溉的建设中来。随着订单农业的发展,社区型节水技术的投资来源渠道也不断增多,在河北和宁夏两省还出现了种子公司对社区型节水技术的投资。灌溉设施的管理者、种子公司等非政府渠道在社区型节水技术的推广过程中也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过去几年中,农业节水技术的投资来源并没有显著变化;但总体来看,农户自筹和集体投资的比例趋于下降,来自灌溉管理者和上级政府的投资比例在逐渐增长。例如,2001年在农业节水技术的投资中,农户自筹的比例占到82%,这一比例在2004年仍然高达84%(图2)。但是2008年农户筹资的比例趋于下降,降低到79%。与农户自筹的变动趋势相同,村集体在农业节水技术投资中的贡献额从9%降低到2008年的7%。来自灌溉管理者的投资比例从2001年的2%提高到2008年的4%;来自上级政府的投资比例从2001年的9%提高到2008年的10%。另外,在2008年,种子公司还为农业节水技术采用做出了1%的投资贡献。
4农户未采用农业节水技术的主要制约因素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农户主观上采用农业节水技术的意愿比较高,但是往往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导致目前还未采用某些节水技术。从表3可以看出,由于“不适合当地条件”而未采用某种传统型农业节水技术的农户比例最高,达到50%左右。传统型技术采用成本较低,采用面积较广,未采用此类节水技术的农户多是因为地形不允许、作物不适合、天气不干旱或者不具备灌溉条件而不进行灌溉等。无法获得技术也是农户未采用传统型农业节水技术的一个重要原因,该类农户比例在甘肃省达到了56.1%,在河南省为47.1%,在宁夏和河北较低,也分别为27.8%和22%。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农户不了解传统型农业技术信息。在河北、河南和宁夏3个省均有5%以上的农户由于缺乏全面的技术信息而对传统型农业节水技术持怀疑态度,等待观望他人使用后的效果而暂时没有采用。缺乏资金也是导致农户仍未采用传统型农业节水技术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在河南省和甘肃省由于资金限制而未能采用节水技术的农户比例分别达到了41.2%和36%,这一比例在河北和宁夏则较低,分别为14.6%和16.7%。平整土地、畦灌、沟灌等传统型技术需要较高的人工成本,由于农村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比例逐渐升高,劳动力的缺乏也成为阻碍传统型农业节水技术采用的一个原因。
表3中的统计结果显示,从农户型节水技术的采用来看,由于无法获得技术而未采用是最主要的原因;总体来看,有73.2%的农户反映是由于无法获得技术而没有采用农户型节水技术。这主要是因为有的农户并不了解地膜覆盖、保护性耕作等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水,有的了解技术但缺少必需的机器设备,如秸秆还田机、免耕播种机等。同时,有4%左右的农户由于对技术信息了解不全面,不确定技术采用后的效果,所以还处于观望状态。农民尚未采用农户型农业节水技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资金。这是因为采用地膜覆盖、地面管道、抗旱品种等技术都需要实物投资,采用保护性耕作也会增加农机畜的投入,这些都增加了农户的种植成本。此外,20%左右的农户因为技术特点不适合当地条件而未采用此类技术,如一些地区冬季的取暖和牲畜饲养都需要作物秸秆而无法将秸秆还田或覆盖农田,有些作物不适合采用地膜覆盖等。同时有2%左右的农户认为此类节水技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物的产量,如免耕可能会影响作物根系的生长,抗旱品种可能不具备高产的特性等。
注:总样本是4个省的指标数值之和与该4个省的农户数量总和的比值。
与前两种技术不同,社区型农业节水技术未被采用的主要限制因素是农民缺乏资金,选择此项原因的农户比例高达80%以上(表3)。喷灌、滴灌、渠道衬砌等工程型节水措施不但建设成本高,而且在后期的使用和维护中也需要较高的资金投入,而以目前农民的种植收益率很难承担如此高额的费用。社区型节水技术可分性弱,单个农户难以采用,必须是社区或部分农户群体来采用,因此由于无人组织使得农户无法获得相关的技术也是导致农户未能采用社区型农业节水技术的重要原因之一,此类农户的比例也达到了40%左右。另外,由于我国农户的耕地存在地块分散、地块面积小、相邻地块种植作物种类多样而灌溉时间不一致等特点,喷灌、滴灌这种适合较大规模耕作使用的节水技术就较难采用。因此各地都有农户由于此类原因而不能采用社区型农业节水技术。宁夏还有0.7%的农户因为担心影响产量收益而不采用此类节水技术。
5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根据4个省(自治区)多年的数据研究了我国农户采用农业节水技术的信息获取渠道、资金来源,以及限制其采用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表明,目前祖传、效仿周围农民的成功经验是农户获得并且接受农业节水技术信息的重要渠道,分别约有95%和63%的农户是通过此渠道了解到传统型和农户型农业节水技术信息。政府部门在推广社区型农业节水技术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技术推广机构、媒体和农资销售点等宣传渠道发挥的作用仍相对较低。目前,传统型和农户型节水技术的费用主要由农户自筹,而村集体和上级政府则是社区型农业节水技术的主要投资者。缺乏资金和无法获得技术是目前大多数农户无法采用节水技术的主要原因。
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我国政策加大了对农业节水技术采用的扶持力度,但主要集中在对部分大中型灌区节水技术采用(尤其是主干渠道衬砌方面)的补贴方面;而农田节水技术采用方面的支持力度还十分有限。因而,政府除了应该继续鼓励农业节水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尤其是农户型和社区型的节水技术,还应该重视运用政策补贴和金融等手段来激励农民采用节水技术,特别是加强对农户型农业节水技术的资金支持。政府在制定节水技术推广政策中,应该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和社会经济等特点设计相应的支持政策。另外,政府还应该加强在农业节水技术方面的信息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对这些节水技术的认知。
摘要：对我国河北、河南、宁夏、甘肃4省(自治区)进行3次大规模实地调查,基于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大量第一手数据,对农户获取节水技术的信息渠道、采用的节水技术的资金来源以及某些节水技术未采用的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目前祖传、效仿周围农民的成功经验是农户获得并且接受农业节水技术信息的重要渠道,政府部门在推广社区型农业节水技术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传统型和农户型节水技术的费用主要由农户自筹,而村集体和上级政府则是社区型农业节水技术的主要投资者。缺乏资金和无法获得技术是目前大多数农户无法采用节水技术的主要原因。建议政府应该继续鼓励农业节水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尤其是农户型和社区型的节水技术。
来源信息 篇7
1材料和方法
11.1序列数据
本文所用到的A型H1N1流感病毒株的基因序列均来自Genbank, A/California04/2009 (H1N1) 分离自美国加里福利亚圣地亚哥的一名10岁男孩;A/Brevig Mission/1/1918 (H1N1) 为第一次流感大流行的毒株, 该病毒株于1918年分离自阿拉斯加的一位流感感染死亡者;A/Japan/305/1957 (H2N2) 为第二次流感大流行的毒株, 该病毒株包含了来自禽流感病毒株的三个基因片段 (PB1, HA和NA) ;A/Hong Kong1/1968 (H3N2) 为第三次流感大流行的毒株, 该毒株包含了禽流感病毒株的两个片段 (PB1和HA) [5,6]。A/New Jersey/1976 (H1N1) 分离自美国新泽西迪克斯堡一名感染的新兵, 该病毒株被认为是潜在的流行毒株[7]。
11.2同源性分析
使用BLAST工具对流感病毒株A/California/07/2009 (H1N1) 的8个基因片段进行同源性搜索, 得到的结果使用EXCEL软件进行汇总、比较和分析。基因重排的发生就基于每个BLAST结果的整个分值来判断。在此程序中, 在A/California/07/2009 (H1N1) 序列发布之前公布的病毒株基因序列用来与之进行比对。使用相同的方法, 对另外三个病毒株也进行了分析。为判定病毒基因重排的策略, 首先假设该病毒株为两个亲本毒株基因重排所产生, 先假设该病毒的7个基因片段与一个亲本毒株对应的7个基因片段高度同源, 剩下的1个基因片段与另一个亲本毒株对应的基因片段高度同源, 如果BLAST结果不理想, 则假设该病毒的6个基因片段与一个亲本毒株对应的6个基因片段高度同源, 剩下的2个基因片段与另一个亲本毒株对应的基因片段高度同源, 如果仍得不到理想的结果, 则假设该病毒株为三个亲本病毒株基因重排所产生, 然后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比对分析, 直到得到理想的结果。在同源性分析的过程中, 运用到DNA-MAN5.2软件的动态方法。
2结果
22.1重排分析
基于GenBank上公布的基因序列, 运用BLAST工具对流感病毒株A/California/07/2009 (H1N1) 的8个基因片段进行了分析, 发现该病毒株可能由北美猪流感病毒株A/Swine/Indiana/P12439/00 (H1N2) 和欧亚类禽猪流感病毒A/swine/England/WVL7/1992 (H1N1) 基因重排所产生。运用同样的方法对A/Swine/Indiana/P12439/00 (H1N2) 和A/swine/England/WVL7/1992 (H1N1) 进行了分析, 发现A/Swine/Indiana/P12439/00 (H1N2) 可能由类似A/Swine/Iowa/533/99 (H3N2) 和A/New Jersey/1976 (H1N1) 基因重排所产生, A/swine/England/WVL7/1992 (H1N1) 可能由类似A/swine/Jamesburg/1942 (H1N1) 和A/duck/Germany/1215/1973 (H2N3) 基因重排所产生。而A/Swine/Iowa/533/99 (H3N2) 可能由类似A/Turkey/Utah/24721-10/95 (H7N3) 、A/Siena/3/1995 (H3N2) 和A/swine/California/T9001707/1991 (H1N1) 基因重排所产生 (详见图1) 。但这些病毒株并不是真正的基因重排株, 因为在重排之前和之后, 一些序列可能发生突变或重排, 另外, GenBank上公布的基因序列仅仅占流感病毒序列很小的一部分, 很多流感病毒并未分离得到或并未进行测序、公布, 分析的结果仅仅可以作为探索新的病毒株来源的一个线索。
22.2同源性计算
为进一步证实这些结果, 运用DNAMAN软件对A/California/07/2009 (H1N1) 的8个基因片段分别与A/Swine/Indiana/P12439/00 (H1N2) 和A/swine/England/WVL7/1992 (H1N1) 的对应片段进行了同源性计算。运用同样的方法, 对A/Swine/Indiana/P12439/00 (H1N2) 、A/swine/England/WVL7/1992 (H1N1) 和A/Swine/Iowa/533/99 (H3N2) 的8个基因片段与其亲本毒株进行了同源性计算, 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假设。各毒株的全基因组序列进行配对比较分析, 从比对结果可知, 流感株A/Siena/3/1995 (H3N2) 与第三次流感大流行毒株A/Hong Kong/1/1968 (H3N2) 同源程度达到93.63%;流感株A/swine/Jamesburg/1942 (H1N1) 与第一次流感大流行毒株A/Brevig Mission/1/1918 (H1N1) 同源程度达到95.19%。基于使用这种新的方法得出的这些结果, 可能得出结论:这种生物信息学方法能够提供关于流感病毒来源更为准确的信息, 揭示了这种方法可能在分析判断新出现流感病毒的重排来源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3讨论
在1918年、1957年和1968年先后爆发了3次世界范围内大流行的流感疫情, 现已清楚引起这三次疫情的病原为3种不同抗原亚型的A型流感病毒, 分别为H1N1、H2N2和H3N2亚型流感病毒[5]。偶而流感病毒能够从一种宿主跨跃种间障碍进入另一种宿主体内, 完成种间传播[8]。探索流感基因重排的规律可以使我们了解人流感病毒的进化, 并因此预测未来潜在出现的新型流感毒株。根据对流感病毒基因序列的分析, 可以推测出新出现的流感病毒的进化来源, 比如推测出第一次大流行毒株A/Brevig Mission/1/1918 (H1N1) 先进化成类似A/swine/Jamesburg/1942 (H1N1) 的毒株, 接着与类似禽流感病毒株A/duck/Germany/1215/1973 (H2N3) 发生基因重排, 产生一株类似A/swine/England/WVL7/1992 (H1N1) 的新毒株;第三次大流行类似毒株A/Siena/3/1995 (H3N2) 与猪源H1N1流感株和禽源流感株发生基因重排产生一株类似A/Swine/Iowa/533/99 (H3N2) 的新流感株, 接着其与一株类似A/New Jersey/1976 (H1N1) 的毒株发生基因重排产生了一株类似A/Swine/Indiana/P12439/00 (H1N2) 的新流感株。A/Swine/
Indiana/P12439/00 (H1N2) 类似毒株可能与A/swine/England/WVL7/1992 (H1N1) 类似毒株发生基因重排, 导致了2009年H1N1流感疫情的发生。当前, 随着人-禽、人-猪、猪-禽之间的接触不断增多, 以及流感疫苗的大批量生产, 病毒基因重排的机率增大。近年来, 已经有数千株A型流感病毒的基因组序列提交到GenBank上, 包含了分离自世界各地的病毒株, 利用这些资源, 能够更准确地了解流感病毒进化的情况。因此, 2009年H1N1流感病毒的来源可能通过其全部基因片段的同源性分析来探究其进化来源。同时这种方法对探究新出现流感病毒的来源可能非常有用。
摘要：2009年, 墨西哥和美国发生新型猪源H1N1流感, 造成全球性流行将近1年。流感病毒基因组由8个片段组成, 基因重排是该病毒进化的主要动力。在探究一个新出现流感病毒株的重排进化起源时, 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对所有片段的来源进行比对, 如果其中的几个片段与某一个亲本毒株具有高度同源性, 与另一个亲本毒株具有较低同源性, 而剩余的几个片段则正好相反, 我们就能推测这株新出现的流感病毒可能为这两个亲本毒株基因重排产生的杂合株。本文尝试用这种方法探索2009A/H1N1流感病毒多水平基因重排进化的来源。通过进一步证实这种方法的可靠性, 表明这种方法可能在今后探究新出现流感病毒的重排来源上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流感病毒,重排,来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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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aydos JC, Top FH Jr, Hodder RA, et al.Swine Influenza A Outbreak, Fort Dix, New Jersey, 1976[J].Emerg Infect Dis, 2006, 12:23-28.
来源信息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唐山市某工科职业技术学院于2012年9月入学的3年制专科学生194名, 其中, 男89名, 女105名;城市来源学生83名, 农村来源学生111名;年龄16~25岁, 平均21岁。
1.2 方法
经小范围预调查后,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 采用自愿填表、匿名调查、限时填写、填完后现场收回的方法。2012年9~11月在不同的教室环境下进行现场调查。调查过程中, 学生匿名自愿填写问卷, 发放问卷194份, 回收194份, 皆为有效问卷。
1.3 观察指标
问卷内容包括:AIDS相关的信息、最可靠的AIDS信息渠道或介质 (如报纸或广播) 、AIDS的风险感知水平、亲友和特定性行为伙伴之间的性和毒品使用行为、安全套使用与否、使用或不使用安全套的原因、亲友的性行为、年龄、性别、民族、学生来源和本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学生感染艾滋病的高危行为等方面。其中, 高危行为指的是包含以下任一项内容的行为:曾有2个以上的性伙伴;曾经有肛交或共用注射针头的行为;曾经或现在有吸毒行为;在过去一年中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性伴侣。除此之外, 其他行为均被列为低风险行为。为了评估忧虑程度, 有4个选项供学生们选择 (参考Chivian等[3]学者的研究) , 分别为4:很忧虑, 3:有些忧虑, 2:有点忧虑, 1:不忧虑。城市来源学生与农村来源学生单独进行分析和比较。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 (x±s) 表示, 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共计194名学生参与了本次调查, 女性占54.1%, 城市来源学生占42.8%, 已婚或有性伴侣者占39.2%, 性伴侣具有高中以上学历者占44.7%;分别有93.3%、96.8%的男、女性被调查者每次性生活对象均为异性, 而每次性生活对象均为同性者, 男性被调查者占4.4%, 女性占3.2%。
2.2 AIDS信息的可靠来源
调查中的许多问题涉及到有关AIDS信息的可靠来源。对于AIDS信息的获取, 学生们的第一选择并不是医生、护士或卫生保健人员, 而是身边的朋友、亲戚、老师、名人或媒体等。当问到首选的获取有关AIDS信息的渠道时, 仅39.2%的受访者选择专业人士或医疗保健机构, 36.1%选择朋友或亲戚, 21.1%选择书面资料或健康热线。在此问题上女生和男生、城市来源学生与农村来源学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当被问及最有可能相信谁提供的关于AIDS相关信息时, 84.0%的受访者选择了医生或护士, 还有受访者选择了朋友、亲戚、伴侣、老师和名人等, 1%~4%的受访者选择了其他选项。女生和男生在该问题选择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与农村学生相比, 城市来源学生很少选择医生或护士 (66.3%比93.0%, χ2=4.9572, P=0.0260) 。对于调查选项 (多项选择) :“以下关于艾滋病的信息对你有帮助吗”, 其中认为“非常有帮助”的选择分别为书籍 (59.3%) 、电视机 (45.4%) 、医生或护士 (42.8%) 、各类期刊 (32.0%) 、教师 (23.2%) 、广播 (14.9%) 、亲戚 (12.9%) 、朋友或伴侣 (7.7%) 。
2.3 AIDS行为调查
45.9%的受访学生承认曾经至少有过1个可能感染HIV的高危行为, 最突出的高危行为是多个伴侣, 39名学生 (20.1%) 有超过2个性伴侣, 在过去的1年中有37名学生 (17.5%) 有2个或更多的性伴侣。而在学生报告的高危行为中, 男学生的高危比例更高, 往往在16岁前开始首次性生活, 过去1年甚至曾经尝试吸毒, 但在知晓相关AIDS的信息后往往可以控制自身的行为, 在生源方面, 高危和低危学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城市来源学生与农村来源学生相比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 城市来源学生可能已经开始饮用酒精饮料 (77.1%比33.3%, χ2=114.2410, P=0.0000) 、在过去的1年曾经有吸食毒品 (44.6%比12.6%, χ2=141.3964, P=0.0000) , 及有可能因为醉酒而与人发生性关系 (12.0%比2.7%, χ2=54.9114, P=0.0000) 比例均高于农村来院学生。
据调查得知, 性生活活跃的学生 (85例) 中有18.8%的人经常使用安全套, 余下的学生均不经常使用安全套, 45.9%的学生从未使用过安全套。将已婚学生从分析资料中剔除后比例依然与之类似。性行为活跃且不经常使用安全套的学生被要求回答原因时, 常见的回答是:“认为伴侣没病” (53.6%) 、“戴安全套不舒服” (29.0%) 、“对方不喜欢安全套” (27.5%) 、“安全套影响性生活” (15.9%) 。对于使用安全套做进一步的调查后发现, “如果你的伴侣使用安全套, 你有什么想法或你感觉如何?”的常见回答是“这让我觉得他关心我” (57.2%) ;而城市来源学生比农村来源学生更容易选择“这让我觉得我的伴侣不相信我”的回答 (39.8%比3.6%, χ2=253.7179, P=0.0000) 。
2.4 忧虑程度评估
被调查者关注的生活事件按忧虑程度从大到小排列见表2 (未列出农村来源学生及低风险学生) 。总体而言, 学生担忧患上AIDS仅列在第3位, 位列个人成绩和家庭成员死亡之后, 但各组别间略有不同, 其中, 城市来源学生以及有高危行为的学生最担心患AIDS。与城市来源学生相比, 农村来源学生明显对下列问题更担心:患上AIDS (3.4分比2.2分, t=8.2695, P=0.0000) 、被杀 (2.9分比1.9分, t=13.7826, P=0.0000) 、失业 (2.5分比1.6分, t=12.4043, P=0.0000) 、患上癌症 (2.9分比2.1分, t=11.0260, P=0.0000) 、遭遇暴力 (3分比2.3分, t=9.6478, P=0.0000) 。与低危行为学生相比, 高危学生比较不关注如下问题:长相好看 (1.7分比2.3分, t=8.2695, P=0.0000) 、患癌症 (2.1分比2.7分, t=8.2695, P=0.0000) 、受人喜爱 (1.4分比1.9分, t=6.8913, P=0.0000) 、分数成绩 (2.5分比3分, t=6.8913, P=0.0000) 。尽管患上AIDS是高危行为学生最忧虑的选项, 但高危行为学生和低危行为学生在此项目的得分均值却没有明显不同,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5分比2.6分, t=1.3783, P=0.1681) 。
注: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2.5 AIDS相关知识掌握情况
受访者关于AIDS相关知识的掌握水平是很高的。以下5个是非题回答正确的比例分别是:感染HIV的人可以看起来很健康, 占78.9%;AIDS是可以治愈的, 占91.2%;AIDS可以通过肛交传染, 占91.8%;AIDS可以通过阴道性交传播, 占91.8%;在怀孕期间HIV可以通过母亲垂直传播给胎儿, 占91.8%。总体而言, 68.0%的学生正确地回答了所有的5个问题。高危行为学生和低危行为学生回答问题正确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74.7%比64.4%, χ2=0.7332, P=0.3919) 。
3 讨论
作为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这一特定人群, 他们信任从卫生保健系统获得的有关AIDS的信息。在所有被调查的学生中, 这些特征基本是一致的。学生们已经发现对于提供AIDS信息来说, 书和电视要比医生护士更有帮助, 而卫生保健服务机构对于高危行为有较强的影响力[4]。卫生保健人员可以经专业培训后为青少年的戒烟、禁毒和AIDS预防措施等提供咨询服务。然而, 对于这些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 提供专业咨询未必是最有效的AIDS预防手段, 比如可以采取学生健康服务讲座的形式发出预防信息, 这样可能会更被采纳和信赖。当学生进行入学考试或进行随机采访时可以选择进行这样的干预。因为从学生中得到的信息反馈显示, 在过去以小册子的形式提供AIDS预防信息的一些书面资料是非常有帮助的[5]。本项研究中有近一半的学生认为其行为有HIV感染的风险, 最常见的高危行为是与多个伴侣性交。这是与其他研究大学生的性行为报道相近[5]。尽管这些学生对HIV传播的相关信息比较了解, 但他们仍然很少将使用安全套作为基本常识, 这与其他研究大学生性行为的调查类似[6]。
对学生不坚持使用安全套的原因进行分析可能为预防干预措施提供新的视角。不使用安全套的一个最常提及的原因为“我不认为我的伴侣患有疾病”, 明确地反映了知识和行为之间的冲突, 虽然大多数的学生可以正确地指出一个人感染HIV后仍然可能看起来很健康, 似乎学生们在尝试评估其伴侣可能感染HIV的风险。同样, 排名第3位的回答为“我的伴侣不喜欢戴安全套”, 也反映了伴侣喜好对使用安全套的影响。这些回应表明拒绝使用避孕套可能与伴侣间的沟通障碍和缺乏相关知识有关。此类发现与其他研究者关于一般话题以及性话题沟通的结果是类似的[7]。排在其后反对使用安全套的原因包括:“安全套感觉不舒服”、“安全套影响性生活”。总而言之, 这些回应表明, 对此类人群需要在与伴侣开始讨论如何使用安全套的时候做适当的干预。
当评估担忧HIV感染对于其他生活事件的影响时发现, 城市来源学生最担心患上AIDS, 位列之后的包括遭遇暴力、失业以及在校表现等。这是不容辩驳的事实, 因为在本研究中城市来源学生并没有报告更高风险层次的行为。此发现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没有冲突[8]。Prohaska等[9]学者也没能找到比城市来源学生HIV感染危险性更大的风险, 当与其他生活事件相比时, HIV感染对这些群体仍然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风险。学生从事高危行为时候, 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就是AIDS。虽然看起来高度关注AIDS的学生会更关注自身的高危行为, 但却没有明确指出额外担心AIDS会使得一个人减少其高危行为。比如关于AIDS在男同性恋人群的感知风险研究中, 学者们发现没有明显证据表明增加对HIV感染的风险意识可以降低自身高危行为。与此同时他们发现, 一些自我感觉处于高危处境的个体在减少高危行为和所经历的心理和社会困境方面存在较大障碍, 增加风险接受度可能会降低HIV感染的行为危险, 但这些可能无法持续发挥影响[10,11]。从这些或者已经发生或者纯属想象的数据上面依然无法判断高危学生是否更担忧HIV感染。不过本研究表明, 如果过分担心HIV感染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减少风险行为, 使得学生从事高危行为时候反而可能不太容易暴露自己或伴侣HIV感染的风险。
来源信息 篇9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馆藏资源
综观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地方文献信息搜集是其中重要一环, 因为:一可以了解相关区域地方文献编印出版总体情况, 便于馆藏查缺;二可以提供地方文献来源及其采集渠道;三则能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地方文献信息来源芜杂繁多, 就新昌县图书馆近几年地方文献信息搜集实践, 对县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信息来源作一探析。
一、馆藏资源
核查馆藏资源, 可以了解地方文献的编印出版概况, 特别是连续出版物的种类和概况。就目前而言, 新昌县图书馆馆藏有:县史志办《新昌年鉴》、县统计局《新昌统计年鉴》、县文联《天姥山》、县府办《新昌县人民政府公报》、县政协《新昌政协》、县人大《新昌人大》及其他机关单位、学校和企业内部出版的部分期刊和报纸。
查阅馆藏文献, 可获得蕴藏其中的地方文献信息。如1994年版《新昌县志》中《地情资料存目》章节, 列举了50多种当时编纂的重要地方文献, 提供的信息除书名外, 还有编写单位、内容提要、成稿日期、页码/字数等;如2014年第3期《新昌史志》中《关于编修专业志和镇乡志的建议》一文, 罗列了新昌县第一轮修志以来编纂的专业志 (史) 近60种, 提供的信息包括专业志 (史) 名、编纂单位、编成时间及出版单位等;再如《新昌调腔》一书, 集合了关于新昌调腔的重要出版物信息, 包括《调腔曲牌集》 (共8本) , 《调腔乐府》 (共5本) , 以及戏剧连环画《封神榜》 (共6本) 和《闹九江》。
二、其他收藏单位资源
其他收藏单位主要是指省级和市级图书馆, 以及本县史志办、档案馆、博物馆等公藏单位。通过查询这些单位所收藏文献的书目或与之互动交流, 可得到不少地方文献信息, 如从浙江图书馆查到《辉煌五十年:新昌县建国五十周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等书目信息, 从绍兴图书馆查到《追梦人陈天桥》等书目信息, 县史志办有《新昌石氏文献》等书, 县档案馆收藏有一家数量的家谱及调腔手抄本, 县博物馆家谱馆藏较多。综合这些信息, 既能获取本馆缺藏书目信息, 对那些一时难以采集到的文献, 也可为读者查阅提供去处。
这些单位中, 与市图的联系最为密切, 一则通过查询其书目或实地参观, 可发现不少本馆缺藏文献信息, 或是被忽视的文献类型;二则文献互赠互补, 信息搜集与文献采集合二为一。其次则是史志办, 因其编纂《新昌年鉴》中《书目提要》专章, 每年收集有一定数量的地方文献信息, 恰可作为图书馆采集地方文献的书目参考。
三、旧书网旧书店资源
旧书网和旧书店, 是地方文献采集的重要渠道, 如《辉煌五十年:新昌县建国五十周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调腔乐府》, 戏剧连环画《封神榜》等, 都是由此而购得。但其同样也是地方文献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及之前编印出版的图书信息, 如《新昌县国民经济提要 (1949~1964) 》、《新昌县水利设施资料汇集 (1949~1973年) 》、《新昌县供销系统建国三十年经济资料 (商品流转部分) 》、《新昌县乡镇企业统计资料 (1978~1988) 》等, 还有现已停刊的刊物信息, 如《新昌通讯》《南苑春笋》、《新昌金融》等, 好多都只能通过此途径获取信息。一般情况下, 这些地方文献都是信息搜集与文献采集同步进行。
四、其他单位资源
其他单位, 包括本区域内所有的单位、部门、学校、企业等。他们都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编印出版者, 直接上门访求, 可获取已出版的文献信息, 如宣传部《新昌县情研究》、县人民医院《新昌县人民医院志》、万丰奥特控股集团刊物《万丰人》、浙江澄潭中学《心澄文学》等, 也可预先知悉其即将或计划编印出版的文献信息, 另外可获知其他个人和单位赠阅的地方文献信息, 如梁孟伟赠宣传部的《信念》, 县政协办用于查阅的中共新昌县委、新昌县人民政府编《新昌县2014年重要政策文件汇编》等。
五、其他资源
其他资源主要有热心人士、新闻媒介、节庆展会、信箱等。
热心人士提供地方文献信息, 主要指两方面:一是直接赠送地方文献到馆, 二是告知地方文献相关信息。这一资源在新编地方家谱信息搜集中作用尤为显著。
新闻媒介, 主要是指地方报纸《今日新昌》, 偶尔会有地方文献出版发行的报道, 如2014年10月29日曾报道《〈新昌水利志〉昨出版发行》, 2014年11月7日曾报道《〈新昌科学导游指南〉出版发行》。
从节庆展会获取的地方文献信息, 一是活动介绍及宣传或参与单位介绍及宣传的册页信息;二是活动相关或参与单位编印出版的书刊信息。
信箱, 是指图书馆通过县机关事务局设立的信箱, 会收到一些赠阅的地方文献, 除去已知晓的连续出版物, 其它文献的最初信息, 一般都由此而得。
六、结语
地方文献信息搜集, 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贵在坚持。信息来源, 也并非只以上几种, 所以不仅要充分利用这几种信息来源, 还应时刻留心, 从更广泛的渠道搜集到更多更全的地方文献信息。地方文献信息搜集, 也非只为搜集而搜集, 而是需要对搜集到的信息分门别类, 并加以充分有效地利用。
参考文献
[1]韦恋华, 王启祥.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采集模式研究[J].科技创业家, 2013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