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机制

2024-06-20

科学机制（精选十篇）

科学机制篇1

体制机制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它关系到学习实践活动成果的巩固和发展, 关系到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落实。在活动中, 我们发现一些突出问题难以解决, 根源就在于制度的缺失和体制障碍。同时, 各地区、各单位在活动中也创造了不少好的做法, 同样需要以制度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 并推广运用。还要看到, 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人民群众的期望, 我们在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上或多或少存在着差距和不足,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归根结底也要靠制度。所以, 我们务必要把创新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抓好抓实, 按照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原则, 在认真清理本地区、本单位现行规章制度的基础上, 按照两个层面推进体制机制建设:一是结合实际研究制定一批推动本地区、本单位科学发展的规划和政策措施;二是各基层单位在微观操作层面建立健全一批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制度规章。

要坚持从促进科学发展的需要出发确定重点。要全面、系统地自查清理现行的政策措施、意见办法、规章制度, 对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已经过时的制度及时废止, 对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不够完善的制度进行及时修订完善, 对群众反映强烈、实际工作需要的制度抓紧建立。要以改革创新精神, 选择当前迫切需要且实践基础又比较好的制度建设事项, 组织精干力量抓紧研究制定, 着力解决制度缺失和制度障碍, 破解制约和影响科学发展的矛盾和难题。区县 (自治县) 要重点围绕领导决策、行政管理、科学发展评价、城乡统筹、产业发展、城市规划、土地管理、环保约束、财税金融、民生保障、联系和服务群众、干部考核和选人用人等方面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国有企业要重点围绕体现现代企业制度特点、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决策机制、营运机制、技术创新、激励约束、企业管理人员选拔任用和考核、安全生产以及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建立健全体制机制;高等院校要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建立健全教学、科研、后勤管理制度, 建立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长效体制;科研院所要着重建立健全发展规划、科学发展评价、科技创新、技术转化、自主经营发展、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体制机制。

要注重运用学习调研和分析检查的成果。要充分吸收活动开展以来征求到的群众意见, 充分采纳党员干部的谏言良策, 充分借鉴调研成果, 充分运用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 使制度建设真正实现市委市政府要求、党员干部职工意见、基层群众意愿的紧密结合。涉及废除、修改、新建的综合性制度, 要组织力量做好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的研究论证, 及时主动听取社会各界意见, 特别是听取相关专家、利益群体以及工作、服务对象的意见和建议, 必要时可举行听证会。本地本单位的内部规范性制度, 应征求干部职工、下属单位的意见, 力求体现地方特色、单位实际和岗位特点。对涉及全市重大政策制度的改革调整, 要做好前期论证, 完善基础材料, 及时上报市委市政府。对有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 要提出合理建议, 严格按照立法程序规范操作。

科学发展创长效机制篇2

“农事村办”惠农解民忧

——都安县创新服务基层方式开展农事村办试点的启示

都安县委党校银玉川

【案例描述】

“感谢党和政府，自从村里设立了农事服务站以来，我们群众办理证件，就再也不象过去那样，费时费力地跑县里乡里了，不用出村，一下子就办好，省时省力省钱。还是这样好，方便！”。说这一番话的，是都安县地苏乡上节村69岁的黄江力老人。此时，他正手持一本户口簿，乐呵呵地跨出该村农事服务站的大门，脸上一脸掩饰不住的喜悦。

这只是都安瑶族自治县开展农事村办试点活动便民惠民的一个真实缩影。

自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来，都安县深化和拓展“科学发展惠民兴县先锋行”主题实践活动，积极转变服务理念，创新服务方式，拓展服务领域，前移服务窗口，通过建立县、乡、村、屯、户五级“农事村办”服务网络，主动上门为群众办事服务，实现了民意直通、民情直解、惠民直兑。

一、实施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工作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一是农村的经济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生产经营的市场化和农业生产自主化程度越来越高，农村从事的产业也越来越复杂。基层党委政府以行政手段指挥生产、管理农村的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农民的自治能力不断增强，农村的服务也随着市场化的推进，逐步走向多元化。基层党委政府原来以行政管理为主的职能，随着农村改革发展形势而大大削弱，对农村社会的管理方式也不可能再以行政手段为主来实现。如何转变职能，适应农村发展新形势的需要，引导好农村的发展，对新时期的农村社会进行有效管理，不仅是一个基层职能转变的问题，更是一个把农村引向何处，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的政治问题。二是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千家万户分散经营的传统农业，农民单枪匹马闯市场的状况，明显不适应现代农业生产的要求。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基层党委政府如何有效引导群众发展现代农业，提高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如何有效地组织生产服务，提高经济效益？这是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未来，关系千家万户农民增收的大问题。三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面临新的挑战。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员的素质和能力不高，工作作风不深入，先锋模范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在农村改革发展的新时期，找不到有效组织群众、凝聚群众的方法，缺乏带领群众致富，帮助群众发展的平台，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不强。迫切需要通过提高党员素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好事，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号召力，提高战斗力，从而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四是基层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出现了新的问题。随着农村税费体制改革的推进，乡镇“催粮催款”的工作任务自然消失了，乡镇干部下村进户少了，与群众打交道少了。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不能及时得到深入贯彻，许多社情民意不能及时反映上来，群众的事情没人问、没人管，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协调、排解，增加了社会不和谐因素。五是乡镇撤并后，百姓办事不便的问题突出。乡镇合并后管辖区面积增大，服务对象明显增加，居住较边远的群众到乡镇办事的路程变得更远，客观上造成群众办事难度加大。特别是撤并的乡一些五保户、退伍或伤残军人，来乡镇领取优抚经费和物资等十分不便。需要想办法解决好群众办事不便的问题。

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都安县委、县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执政为民、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出发，立足于强化基层党组织、转变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畅通民意渠道、为民便民，在充分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广泛听取广大群众呼声基础上，努力探索服务基层的新模式。从2009年初开始，都安县结合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推行 “农事村办”制度，把机关作风效能建设向农村延伸和拓展，创新农村社会服务模式，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有效管理。

二、主要做法

（一）科学布局，构建县、乡、村、屯、户五级服务网络。都安县按照 “广泛覆盖、规模适度、便于服务”的原则，科学设臵服务机构。在县级成立“农事村办服务中心”，“农事村办服务中心”依托县政务中心建立，由县委组织部牵头，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县农机中心、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县扶贫办、县民政局、县建设局、县国土资源局、县卫生局、县司法局等县直部门各司其责，共同参与。在试点乡成立农政服务中心，从司法所、国土资源所、退耕办、民政办、合管办、劳保所等9个乡直单位选派干部进行“一站式”集中办公。在试点村设臵“农事村办”服务站，在试点屯内的中心农户、农家课堂培训户、骨干农民户设立“农事村办”服务户。建立了覆盖县乡村屯户的农事服务网络。目前，全县共设立乡镇“农事村办”服务中心19个，村级服务站61个，屯级服务点169个，宣传服务户256户，“农事村办”工作实现了“县、乡、村、屯、户”五级联动，形成了“横向连到边、纵向连到底”的服务网络格局。

（二）立足“农事”需要，扎实开展服务。“农事村办”的核心是“农事”，就是农村的事、农民的事、农业的事。各级服务机构根据“农事”需要，扎实开展服务：一是统一编制《“农事村办”服务指南》，明确各部门的服务事项和内容、办理的程序，方便群众办事。二是理顺五级服务体系间关系，规范服务流程。对“县、乡、村、屯、户”的具体职责及工作范围进行了明确，其中屯服务点和服务户主要负责收集群众需要办理的各类服务内容、各类难点热点问题，定期向村级服务站报告，发布上级有关“农事村办”的通告，代办按政策、法规可以代办的事项等。村级服务站则建立“平时受理、集中办公”服务运行机制，设立圩日集中办理日，由乡服务中心组织人员下到服务站点集中办理平时收集的事项。对行动不便的群众，则安排相关人员上门服务。县乡服务中心则按各自的审批权限受理群众办理事项。三是强化责任分工，明确部门职责。县委将工作责任逐项分解，落实七个部门牵头分别负责开展七大服务，并对服务活动的目标、重点等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四是建立完善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和责任追究制，明确服务中心、站、点工作人员的具体职责、办理事项的时限和结果的责任归属等，使整个工作运行有序、履职有据、追究有律。五是实行公示制度。向群众公布服务事项、办事程序、办理时限、监督电话、办事结果、工作人员联系方式等。六是实行挂牌上岗制。“农事村办”服务中心、站、点的工作人员全部实行挂牌上岗制度，工作人员的胸牌标有自己的姓名、照片、职务、工作职责，既方便群众找人办事，又方便群众监督干部。七是出台工作人员行为准则。对工作人员的言、行、举、止进行规范，确保群众满意。八是加大投入，保障运行经费。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运行”的原则，县里先后投入经费约8万元，用于购臵电脑、办公桌椅、站点装修以及办公费用等。另外，县里还拿出专门的经费，每月补助站点值班的村干和服务户100元，有效地激发了他们的工作干劲和服务热情。九是设立农事村办投诉中心、开通监督热线电话，让群众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评议权，强化群众监督力度。十是整合资源，丰富服务内容。在“农事村办”试点工作中，全县配套成立七个党员义工服务队，县直共有64个单位参与，重点为群众提供七大方面服务。其一是生产服务。宣传解释惠农政策，根据农民产前、产中、产后所需，提供信息、技术、销售、资金等服务。如在发展蔗糖产业中，为让蔗农群众吃下“定心丸”，县里从农业、糖业、科技等涉农部门统一抽调52名甘蔗专家、农技员组成农事村办特别行动队，下到地苏乡宣传 “三送一补”（即送机耕补贴、送基肥农药补贴、送蔗种补贴，贷款利息补贴）等众多惠农政策，并落实驻村屯培训包干责任，利用现场指导、实地操作等培训，确保培训到户、技术到田。其二是事务服务。办理计生、户口、宅基、民政、劳务等公共事务。如针对在下乡服务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青年就业难问题，2009年4月13日，都安在县城翠屏广场举办青年就业现场招聘会，42家用工企业入场招聘，提供岗位共5000多个，到场应聘20000人次，达成初步用工协议2276人，受到全县青年的欢迎和群众的高度评价。其三是党团服务。开展政策宣传，发布党务信息，发放“流动党员活动证”，办理党、团组织关系接转。如地苏乡开通了党员咨询服务专用电话，当了解到基层群众需要培训后，立即组织相关部门深入到村屯，举办培训班，向党员群众宣讲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1号文件精神，讲授品种改良、科技种养、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突发事件应急处臵等知识，受训人员达9000多人（次）。其四是法律服务。加强对农民的法制教育，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普法宣传等服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其五是卫生服务。开展健康咨询、义检义诊活动，为农民提供医疗、新农合等服务。其六是文化服务。依托农家书屋，开展文体活动、读书看报、电影放映等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其七是资金服务。多渠道为农民群众发展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在党委政府的动员下，金融部门积极参与“农事村办”试点工作。如都安县农行主动深入到地苏乡为有发展项目无资金的群众提供资金扶持，目前已发放“惠农卡”200多张，提供贷款400多万元。“农事村办”活动的试点推行，实现了基层党委、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目前，试点工作实现了“县、乡、村、屯、户”五级联动，形成了“横向连到边、纵向连到底”的服务网络格局。目前已有财政、农业、国土等10个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联系的单位进驻办公中心集中办公，帮助群众办理证件113本，发放五保资金、救灾资金等现金3.6万元，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37个，极大地方便群众生产生活，深受群众的好评。

（三）不断深化和完善“农事村办”工作。

1、围绕推动农村科学发展的要求，将“农事村办”作为第三批学习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依托“农事村办”平台，都安县委、县政府组织开展生产和技术服务，使参加第三批活动的广大农村党员受到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教育，接受科学生产技术培训，提高生产技能，找到致富门路。同时，通过“农事村办”平台，引导“农事村办”服务工作人员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为广大党员群众服务。把设岗定责、依岗承诺、党员志愿服务者等活动方式延伸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中，创新县、乡、村联创联动的机制和办法，把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作为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加以丰富和拓展。如地苏、东庙等乡镇积极组织县、乡的农业、科技部门的专家、技术员，通过“农事村办”这一平台，灵活设计培训内容，实行“菜单式”培训，使党员群众通过培训，学到更多实用技术。

2、着眼于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扎实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都安县坚持把“农事村办”作为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以乡(镇)“一办三中心”为模式，扎实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一是试行乡镇“一办三中心”体制改革。“一办三中心”即整合乡(镇)各办、站、所的干部力量，组建乡(镇)党政综合办公室、产业服务中心、社会服务中心、政策法律服务中心等“一办三中心”，把乡(镇)服务窗口前移进村，把更多干部放到村屯开展服务，让“农民办事不出村”。同时按照“保留现行机构、业务一岗多责、人员统一调配”的运行机制，将乡镇站所干部整合进入“一办三中心”由乡镇党委、政府统一调配。“一办三中心”设立机关服务岗和驻村服务岗。二是积极推进职能部门简政放权。都安县积极清理各种涉农行政审批项目，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程序。对涉农审批事项，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由县级政府审批，实际操作中主要由乡镇甚至村审核把关实施的事项以及没有明文规定要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审批的事项，适合在乡镇或村办理的事项，创造条件下放到乡镇审批。对确实不能够下放的审批事项，除规定当事人亲自办理以外，尽量采用代办制等方式由乡镇、村受理和代办。三是加快“农事村办”信息网络建设。都安县积极加快电子政务系统向村级覆盖延伸，建立联通县、乡、村三级“农事村办”服务中心、服务站的网络办公系统，组织有关部门在网络系统平台面向群众开展一站式服务，实现村里申报、网上审批、村里办结、两头在村的目标。同时，都安县积极推行“农事网办”，“农事网办”工作依托《都安党建网》建立，通过在《都安党建网》上建立“农事网办”服务平台，设立党务、民政事务、计生业务、土地审批、公安事务、财政事务、农林事务、司法业务、劳保事务和卫生事务等板块，“农事网办”正式运行后，使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办理事务，极大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实现基层党委、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3、围绕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继续深化农村社区化服务工作。都安县注意把推行“农事村办”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并在促进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方面下功夫，使“农事村办”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平台和载体。同时，按照地域相邻、习俗相同、规模适度、便于服务、有发展潜力的原则，在服务周边3-5个行政村，辐射5000-7000人的“农事村办”服务站所在地开展社区化服务。通过对服务站的基础设施和教育、文化、卫生、交通、通信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不断完善服务功能，设立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区警务、社区环卫、文化体育、计划生育等若干个服务站（室），将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结合起来，吸引周边群众自发地到这个区域接受服务，向这个区域集中，让群众享受像城市社区一样公共服务设施比较完善、服务功能比较齐全的服务待遇，把公共服务向基层延伸，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

4、围绕建立健全农村服务体系的要求，扎实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都安县注重培育发展农业龙头企业，把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龙头企业纳入服务体系。同时，在巩固已建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基础上，通过培训引导、出台政策措施、建立土地流转服务机构、加大合作社领头人培育力度以及与大专院校、行业专家攀亲结友等方式，进一步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步伐。此外，在服务活动中，都安县还充分调动各种协会、合作社的力量，引导农业专业化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农事村办”开展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活动，提升产业层次，共同抵御市场风险，增加农民收入。引导合作组织利用“农事村办”平台，统一开展技术咨询和培训，统一开展生产指导，统一开展销售服务，形成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产业联合体，促成大规模的生产服务。如地苏乡在开展“农事村办”生产服务工作中，统一开展编织技术咨询和培训，统一开展生产指导，该乡的编织工艺品很快就占了较广的市场份额。

5、以“农情乡解”为载体，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农事村办”的法律服务工作。依托现有的“农事村办”服务网络，构建以县（区）“农情乡解”服务中心为龙头，以乡（镇）服务中心、村服务站为基础，以屯级服务点和信息服务户为触角的五级信访联动服务网络体系。以乡村两级为重点，构建治安防控网、信访信息网、纠纷调解网、为民服务网等“四张网络”。同时，还以领导干部接访下访为切入点，按照“村级初办、乡级主办、县服务中心联办、县委书记阅办”的办理程序和要求，不断创新县、乡、村、屯四级联解方式。如都安县地苏乡利用“农事村办”服务平台积极开展“农情乡解”工作，在乡、村屯分别设立了“农情乡解”服务中心、站、户维稳信访服务网络，有效地化解了许多纠纷和矛盾。

（四）建立长效机制，强化保障。

1、强化组织保障。都安县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农事村办”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由县委分管领导担任协调领导小组组长。各乡镇党委也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乡镇党委领导要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具体做好规划、指导、监督等各项组织协调工作。

2、强化人员保障。都安县把“农事村办”作为锻炼干部、培养干部的重要平台，按照服务站人员规模、服务范围和服务工作量等具体情况合理配备工作人员，乡镇合并后的“农事村办”服务站和辐射5000人以上的“农事村办”服务站配2名以上干部从事驻村服务，而且人员相对固定，非特殊情况下一般从事驻村岗位工作不能少于一年，形成驻村干部有序轮换的机制，其它“农事村办”服务站从村干部、新农村指导员、大学生村干部、县乡科级后备干部等人员中选聘专人兼任村“农事村办”服务站工作人员，形成巡回和驻村服务队伍，注意挑选热心公益的党员、共青团员、复退军人、致富能人等，建立“农事村办”志愿服务队伍，从县乡两级业务部门选派工作人员，组成流动服务队，到“农事村办”站点开展流动服务。

3、强化经费保障。将“农事村办”工作经费列入县财政预算，并采取措施多渠道筹措经费，切实解决“农事村办”工作人员的差旅费、福利待遇、站点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展各类服务活动的经费。都安县里先后投入经费约8万元，用于购臵电脑、办公桌椅、站点装修以及办公费用等。另外，县里还拿出专门的经费，每月补助站点值班的村干和服务户100元，有效地激发了他们的工作干劲和服务热情。

4、强化制度保障。都安县建立考评制度，把乡镇和村干部服务群众的绩效作为效能建设考核的重要内容，以办理群众申请事项的数量、办结率、承诺期限兑现率和群众满意率等来核定干部工作的成效，每年至少在群众中测评一次；建立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要求基层干部遵守各项制度，诚实守信，为群众提供热情、高效、优质的服务，通过建立监督机构，设立投诉电话等方式，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对在农事村办服务工作中表现突出、成绩显著、群众拥护的基层干部予以表彰奖励或提拔重用。把乡（镇）机关和县直部门工作人员和村干部服务群众的绩效作为效能建设考核的重要内容，以办理群众申请事项的数量、办结率、承诺期限兑现率和群众满意率等来核定干部工作的成效，每年至少在群众中测评一次，特别是把“农事村办”工作作为村干部绩效考评的一项重要内容，确保“农事村办”工作按既定目标扎实推进。

三、主要成效

（一）进一步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农事村办”充分发挥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各项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密切了党群关系。同时，“农事村办”将乡镇职能前移，使乡镇由过去的“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密切了干群关系。此外，“农事村办”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实践先进性提供了平台、创造了条件，进一步加强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二）改进了干部作风，方便了群众。“农事村办”把服务窗口下移至村屯，变“群众跑机关找干部办事”为“干部下村屯为群众服务”，有效地克服了乡村办事拖拉、相互推诿、吃拿卡要的现象，各级干部在为群众提供七大服务的过程中，增进了同群众的感情，工作作风明显改善。

（三）畅通了民情渠道，维护了社会稳定。在拓展“农事村办”法律服务中，通过开展“农情乡解”工作，认真登记好群众反映的有关问题，并给予认真的处理和答复，从而从感情上贴近了群众，思想上相互沟通，干部能较全面地掌握群众的真实意愿，及时地掌握一些带有苗头性的问题，确保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维护了社会稳定。

【案例评析】

实践证明，“农事村办”已经成为党委政府了解民情的窗口，解决民事的平台，惠及民生的抓手，疏通民意的渠道，分担民忧的途径，凝聚民心的纽带，破解了当前农村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事村办”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实践载体。“农事村办”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把党委政府服务窗口下沉前移，把干部的工作岗位放到村屯，直接与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为群众办实事，释疑解惑，为农民群众送政策、送思路、送科技、送项目、送文化、送温暖，帮助破解“三农”难题，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切实解决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从而树立了党员干部的新形象，架起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连心桥”。极大地提高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增强了党和政府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为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提供了最好的实践载体。

（二）“农事村办”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抓手。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的基础。“农事村办”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为党组织实践先进性提供了平台、创造了条件，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抓手。“农事村办”五级网络服务工作，以党组织为核心，以党员干部为骨干力量，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为一大批年轻的党员干部和一大批村干部提供了干事创业的平台，提供了锻炼机会，使基层组织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提高。“农事村办”在村设服务站，并向下不断延伸建立服务点，解决了人口不集中、地处偏远山村“没地方办事”的问题。“农事村办”通过有效整合各部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解决了基层组织一些“想办”而又“没有钱办”的实际问题，实现了农村基层组织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地方办事。

（三）“农事村办”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切入点。“农事村办”通过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农民合作化组织，实现产业合作化，推进农村生产发展，促进农民增收。通过不断扩大服务范围，逐步将县社区服务理念引入农村，全方位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使“农事村办”服务社区化，把政府公共服务前移到村屯，让公共服务更多地倾斜农村、惠及农民。自开展“农事村办”服务活动以来，都安县共为群众办理各类证件2737本，为受灾户、困难户和五保户送去救济粮食1.9万多公斤，发放各类补贴37.6万元，报销新农合42.9万元，为群众提供就业信息2893条，解决实际问题1674件，引入惠农项目338个，引进资金1369多万元，共为群众节约往返车费近57万元。

（四）“农事村办”抓住了和谐农村建设的要害点。“农事村办”找准农村和谐稳定的关键，通过乡镇派出所、司法所、法庭开展“流动警务”，组织“流动法庭”定期到各村屯办事点开展法律服务，广大干部进村入户“下访”，及时疏导思想，化解矛盾，调解纠纷，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通过民情服务，倾听群众呼声，及时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早排查、早发现、早控制、早解决，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稳定和谐。同时，通过实行村务公开、公推直选、村级重大事项一事一议等制度，强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村民自治制度，保障村民民主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

(五)“农事村办”是转变干部作风的突破口。“农事村办”是都安县开展干部作风、机关效能建设活动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实践成果，是提高乡村干部工作效率的有效抓手。在“农事村办”服务工作中实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等“三项制度”，规范办事程序，明确办事项目，制定为民办事服务指南，把各部门和乡镇实施“农事村办”工作纳入效能建设考核内容之一，使基层党委政府工作方式由行政命令为主转变为示范引导为主，由以管理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为主，把服务窗口下沉前移，基层干部由被动服务转变为主动服务，成为服务工作的主体。在从“坐机关”到“跑基层”的服务角色转变中，在切实为百姓办理一件件实事中，基层干部切身体会到百姓之苦，办事之难，从而磨炼了干部的意志，增进了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增强了为群众服务的意识，时刻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从思想深处牢固树立民本思想，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切实转变作风，创造了让群众满意的业绩。

【案例讨论】

1、从本案来看，你认为开展“农事村办”试点对党和政府创新服务基层、联系群众方式上具有哪些积极意义？

探索科学发展的机制篇3

科学发展机制的探索，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经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然而自十六世纪开始，就被世界科技发展的列车甩在了后面。往古的中华文明是那样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人的天才智慧举世公认绝不亚于世界上的任何民族，为什么我们近代的科学技术从总体上来看，却始终远远地落在西方列强之后呢？

今天，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这给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带来很大的压力，因此如何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已成为我们抓住机会，迎接挑战的关键。所以，无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都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即科学加速发展的机制是什么？

收入“走向未来丛书”的刘青峰同志所著《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一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从七十年代开始，刘青峰同志即与金观涛、樊洪业等同志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性和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光芒》一书，正是她和她的同志们对后一问题进行辛勤探索后获得的成果。

该书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新颖而富于特色的，作者着重从整体上考察科学技术的发展。该书运用现代科学方法，通过对中外科学史上近二○○○项科学技术成果进行统计分析，为我们勾划出中西科学技术发展的曲线。从作者所绘曲线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科学技术在古希腊时期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中世纪出现了大跌荡，但从十六世纪后却出现亘古未有的加速发展现象，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呈指数曲线上升，这种惊人的加速度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虽然在中世纪时期远远高于西方，但是它的发展是缓慢的、连续的，到后期甚至趋于饱和与停滞。在十七世纪后，加速发展的西方科学技术就远远超过了中国。

那么，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与西方近代科学加速发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作者通过对科技发展史上大量生动事例的具体分析指出，西方科技加速发展的现象是理论——实验——理论和科学——技术——科学循环加速过程的产物，而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的建立，则是这种循环加速过程得以畅通无阻进行的保证。

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由三个子系统组成，其理论结构为构造性自然观，实验结构为受控实验系统，开放性技术体系是其技术结构。作者用图示法表示出，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适应的有机整体。

对于构造性自然观，我们可以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有机自然观进行对比分析。有机自然观是以直观外推和思辨的认识方法建立起来的，是儒家认识世界的模式，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模糊性、圆满性和保守性。例如著名的阴阳理论，“阴”和“阳”的概念没有一个清晰的框架，任何相对的事物，白天和黑夜，冷和热，男性和女性，都可以归入阴阳这两个范畴。阴阳理论对事物的解释是相当“圆满”的，至阴的硝和至阳的硫磺相遇引起火药爆炸，阴阳相激形成雷电，阴阳相感导致磁石吸铁，……所有这些解释都是难以证明的，也是难以反驳的。正是有机自然观的圆满性导致其保守性，人们对圆满的满足心理及对圆满的难以突破，使中国的科学理论难以发展。构造性自然观具有某种清晰度，它不是包罗万象的，而是从某种结构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这一结构必须是整体有序的，即可以运用形式逻辑的形式从公理出发做出一系列互不矛盾的推断。构造性自然观有两大特点，即具有可证伪性和预见性。构造性自然观在明末西方科学引进中国之后，已经在中国人尤其是科学工作者的头脑中扎下了根。但是中国传统的有机自然观依然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并经常以各种形式呈现出来，比如四平八稳的人普遍受到欢迎，讨论问题总是片面地强调所谓“全面”，等等。从整个民族意识来看，就是缺乏创新性。

受控实验系统比较好理解，它是指实验应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进行，并且可以重复。在今天，受控实验作为一种普遍的原则已被大家接受。

开放性技术体系是同封闭性技术体系相对应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封闭性体现在：一是技术和产品不能分离，能烧出美丽瓷器的技术与瓷器紧密相联，技术转移是极其罕见的；二是技术有机地融合在工匠的头脑之中，“得心应手”这一成语正好反映了这一特征；三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同“大一统”的封建体系相联系，如天文历法始终同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开放性技术体系使技术本身从掌握技术的个人手中游离出来，从具体的产品游离出来。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又使技术成为商品，从而使开放性技术体系同整个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联系起来。

《光芒》一书对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的探索，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我国三十年来的具体实践表明，近代科学技术结构已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中国古代科技结构的影响虽然存在，但已不构成科学发展的主要障碍。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所建立起来的科学技术结构仍带有某种封闭性，对于结构外的东西影响甚微，同时也难以接受外部的信息反馈。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五年是我国科学技术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其中我们取得了“两弹”上天、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等光辉成就，然而对这些成就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成就的取得同我国整个经济结构缺乏紧密的联系，这些成就并没有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其本身也不是经济刺激的结果。

虽然社会因素对科学理论本身也可以施加影响，例如要求提高人口素质的社会需求必然促进遗传学的发展。但总的来说，社会是通过经济结构把信息传递给开放性技术体系，进而影响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的。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使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的趋势正在日益加强，因而在科技结构和经济结构间也存在着一种循环加速的机制。

为了保证循环加速机制的实现，科技结构向经济结构的信息传递和经济结构向科学结构的反馈信息传递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信息流的畅通，要求经济结构和科技结构都必须具有开放性，包括结构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这两方面的能力。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在不少方面缺乏应有的活力，使我国的科学技术难以转化成生产力，同时由于企业对新技术缺乏需求动力，因此也难以形成信息反馈。目前我国正致力于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对于促进企业引进新技术，加强经济结构输入信息的能力很有好处。另一方面，为了加强经济结构输出信息的能力，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关键的意义。高效率的管理可以对技术提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有效需求，而不是盲目地不加选择地引进新技术。高效率的管理还可使企业对新技术的需求更加迫切，因而使经济结构输出的信息量得到放大。

仅仅是经济结构提高了输入和输出信息的能力，这还不够。对信息的流动过程也要格外注意。目前在我国农村，农民们找“财神”的愿望很强烈，但又为找不到财神而苦恼。这就是一个信息流不畅的问题，农民方面要求得到技术和知识的需求不可谓不强，然而这种信息量足够大的信息却无法传递到技术部门中去。仔细考察这种现象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经济结构输出的信息必须先通过领导部门才能传递给科技结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过相当的衰减以致扭曲，因而最终难以对科技结构形成有效的冲击。由此看来，如何减少信息的传递环节，使经济结构同科技结构直接联系起来，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关于科技结构的开放性问题，也包括如上的两种能力。现代科学技术有两大特点：一、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急剧加大，经济成为刺激科技发展的根本动力；二、由于世界经济市场竞争激烈，科学技术发展适应外界变化的能力迅速加强，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对外界需求的适应能力，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科学技术的组成部分。而我国科技结构的突出问题是技术体系不够开放，接受信息的能力极差。因此，加强我国科技结构对外来信息的敏感性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笔者认为，促进科学技术同社会经济的一体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具体方法有：一、建立科学——技术——经济特区。特区以高知识高技术的产品输出为其外在特点，内部则促进科技同经济的直接结合，有利于提高科学技术结构接受信息的能力，促进其本身的发展；同时还可以促进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建立具有多种新产业的“知识谷”或“信息谷”。建立这种特区，也可以减少信息传递的环节，甚至形成最快速的“直线传递”。二、把经济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引入科技界，大力改革科研管理体制，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把自己的劳动自觉地同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

《光芒》一书对于近代科学技术的辛勤探索，可以使人们认识到，科技结构与经济结构循环加速的机制，对于我们正确地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是具有现实的意义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创新的时代，富有挑战性的时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要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走上不可逆转的发展道路，最终使我国成为科学大国、知识大国和技术大国。而严肃的思考和科学的创造精神，是使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所必不可少的。正如《光芒》一书的结尾所说：“如果伟大的中华民族终于在痛苦的历史反省中认识了历史，在科学的研究中认识了科学，那么她将在这里接过近代科学的火炬，走向繁荣发达的新起点。”

探索路径机制科学精准扶贫篇4

第一,运用“互联网+农业”的现代化信息方式扶贫,有效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衔接问题。作为最传统的产业, 农业具有巨大的互联网改造空间。当前我国贫困地区农业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共享程度低、扶贫信息自动化建设严重落后的问题。进入新世纪,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国际国内新形势,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将为农户和涉农企业了解市场信息、把握市场变化、克服信息弱势地位提供一种新的可能和现实的手段。 “互联网+农业”以信息化的方式提升农副产品的竞争力,将是农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

第二,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模式的金融扶贫。我国农村的发展需要金融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然而由于农业经营受自然条件影响大,存在周期长、风险大、盈利低等特点,一些商业银行往往不愿意将贷款投向农村,使得农业的贷款需求无法通过市场运行来满足,导致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突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有效的金融扶贫措施将是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力量,为此要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积极性,健全引导信贷资金投向贫困地区的激励机制,为农户脱贫提供金融支持。比如适度降低市场门槛,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发展以小贷公司、村镇银行为代表的新型微型金融机构;大力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加快农村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开展信用信息建档工作,建立农村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等。

构建长效机制科学提升质量篇5

时间:2012-08-13 17:34来源:《教育艺术》作者:潘建敏点击: 141 次

质量是教育的生命，优质的教育质量是学校永恒的追求。学校在谋求发展之机、寻求提质之路时，应遵循教育规律，实践先进理念，构建教育教学质量持续上升长效机制，走科学发展之路。

一、坚持“以人为本”，走高效发展之路

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和现代管理的核心理念，教育是人的教育，更应牢牢坚持以人为本。而现实中，大部分学校最缺失的就是以人为本，学校不关注教师职业发展，不关注教师的能力提升，不为教师的发展构建机制，搭建平台，只关注教师的分数和升学率；教师不关注学生主体，不关注学生全面发展，为了分数和升学率机械灌输知识，机械训练知识，如此畸形的教育模式之下，学校怎不艰难前行、质量愈下？！学校要想走出困境，提升质量，办出成效，创出特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走高效发展之路。教育以人为本必须体现两个方面。一是以教师为本。教育实践告诉我们，一所学校的特色、品牌往往是学校教师群体特长的体现。只有每个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有自己特有的经验和独到之处，才能汇积和升华为学校的办学特色。为此，学校要立足实际，面向未来，为教师继续学习提供机会，创建平台，关注教师生命质量的提升，帮助教师了解社会发展趋势，掌握最新的教育理念，促进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全面持续的发展。二是以学生为本。教学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教学的主体是学生，教师应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高效课堂，要加强学情研究，指导学生自主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引导学生会学、善思，学习高效。要把学生看成是发展的人，独特的人，允许并尊重学生个性的存在，要按照时代的发展需求，培养有创新意识、合作意识、忧患意识和发展意识的人才。

二、坚持“精细管理”，走持续发展之路

目前，制约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学校管理粗放，落实不到位，教学管理、集体备课、教后反思、精选习题等措施在部分学校还没落到实处，有的学校只有方案而无行动，有的虽有行动但措施不力、手段单一，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学校质量提升须有精细管理作保证，学校应吸纳先进管理理念，追求精细化管理，以精细化的管理来保障教育的高效能，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精细管理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境界，其要义在于落实。学校管理要向“制度化、标准化、序列化”努力，要以“人本”理念为指导，不断完善精细化管理制度，要建立起集体备课、教学反思、质量分析、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等若干制度。对这些教学制度，要从高处着眼，小事入手，狠抓管理细节落实，对教师要狠抓教学细节落实，在教育科研、备课、听课、教学反思、批改、辅导、成绩分析等方面要定期检查，并将检查结果纳入教师的相关考核，坚持常调度、常检查、常反馈，使各个教学环节更加规范科学，真正做到有计划、有进度、有配合、有实效；对学生除了要狠抓知识落实之外，还要关注学生的思维、能力、思想、生活、心理等各方面的进步和变化，给予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注与引导。实施有效的精细化管理策略，能够引导教师在先进的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规范自己的教学行为，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各方面能力提升，保证学校教育质量持

续健康地发展。

三、坚持“科研兴教”，走内涵发展之路

改革与创新是学校发展的不竭动力。以教育科研促进教学改革具有提升教师素质、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价值，“科研兴校，科研兴教”必须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从笔者到学校调研了解的情况来看，学校科研状况不容乐观，问题比较多，一是仍有不少学校领导和教师科研促教意识不强，满足于传统经验稳步慢行。校本教研活动没能切实有效地开展，常规教研活动很多流于形式，影响了教研实效和教师素质的提高；二是教科研工作方式比较陈旧，方法不多，主要还停留在研究课、示范课之类，还未构建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学反思，同伴互助，专业引领”的校本教研模式，影响了教科研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学校要想在艰难慢行中寻找新的突破口，则必须加强教科研意识，加大教科研力度，建立以校为本的研训制度、集体备课制度、课题研究制度，推动教师之间同伴互助，利用教师的集体智慧，整合教师力量促进教师的素质整体提升。要积极动员广大教师广泛开展教育科研活动，以科研促教改，注重过程，追求实效。要培养一批研究型教师，“使教学成为艺术，让教师成为专家”。通过教科研促进学校内涵发展，促进教师专业化提升，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更大提高。

四、坚持“科学评价”，走科学发展之路

科学的教育评价具有促进学生发展和教师专业成长的双重功能。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历程，激励学生的学习和改进教师的教学，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教师的发

透视高油价形成机制是否科学篇6

3月31日，发改委再度上调油价，调幅为4年来之最，与去年底相比，3个月内，90号汽油零售中准价每吨提高了500元人民币。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油价均达到了2000年国家实行成品油浮动价格以来的最高点。

中国社科院知名学者易宪容的计算显示：按每车每月150升的耗油量测算，每车每月需多支付40元左右，全国的司机每月至少多支付10亿元人民币。

一个月来，消费者已经平静地接受了油价大涨的现实，并且和以往一样接受了涨价的理由：国内国际油价接轨了，国际油价上涨，国内油价当然也要跟着涨。

但是华北地区的柴油紧张却似乎不能以国际油价高涨来解释。

在华北，持续两个多月的柴油短缺呈加剧势头，华北多数地区0＃柴油批发价已经飙升至3800元／吨左右，甚至出现了柴油价格批零倒挂现象。4月22日，郑州市场，非中石化、中石油系统的成品油经营单位柴油价格大幅攀升，多家陷入断油窘态。市场公开信息称，中石化、中石油停止了对外批发柴油，实行“停批保零”政策，并限制加油站销售量。

国内市场供不应求，国内石油巨头的成品油出口却在迅速增加。作为由国家赋予行政垄断权的国有石油公司，两大集团在近乎免费地获得油气资源开采经营权的同时，却并未承担相应的义务。每一次油价上涨，它们都将成本完全地转移给下游行业和消费者，自己的利润则直线攀升。

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石油进口国之一，我国对国际油价却几乎没有发言权，并且总是买涨不买落多花冤枉钱。

这一系列的现象有没有内在联系？国内油价形成机制到底是怎么回事？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究竟是如何接轨的？国内石油体制与石油价格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

油品大买家油价小跟班

我国目前的成品油价格是在纽约、新加坡、鹿特丹三地成品油价格加权平均的基础上制定的，三地加权平均价格上涨幅度超过8％后，发改委在三地加权平均价格的基础上加运费制定出国内成品油零售中准价，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集团以中准价为基础，在上下8％的幅度内制定具体价格。

但是，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董秀成教授认为，我国目前实行的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接轨还仅仅是价格水平上的简单接轨，而不是价格形成机制的接轨。油价与三地挂钩可以缓冲单一市场价格的波动，但这种定价方式仍然是一种政府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但却具有滞后性，最重要的是它与国内供求关系脱节。

以成品油进口为例，我国是亚洲最大的成品油进口国，进口成品油通常采用装船当天及装船前后各两天共5天的新加坡普氏燃料油现货报价的加权平均价作为双方结算的价格。而新加坡市场显然并不能体现我国成品市场的供求状况。

原油进口也一样。在我国，原油进口主要是通过四家拥有石油进出口贸易权的国营贸易商进行的。即中石化属下的中国联合石化公司、中石油属下的中国联合石油公司、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和珠海振戎公司。四大公司从国际市场购买原油，一般是与供应方签订一个中远期的现货合同。交易价格往往是以交货当天与前后各两天共5天内某个国际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价格为准。

国内油田的原油价格也与国际价格挂钩，与自身的开采成本没有直接的关联。

“中国目前还没有控制国际石油价格的能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夏义善说，中国进口石油比例大，但在价格上完全处于一种随波逐流的状态，石油进口多年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中国应该在国际上拥有石油定价权，哪怕是部分定价权。

直到2000年年底，国内首家独立的石油报价及分析机构才在广州成立，2003年3月，珠海格力石化和中化广东分公司等国内7家最大成品油坐市商发起报价同盟，试图形成国内成品油供应基准价。2003年3月，道琼斯与金凯石化财经资讯网合作，推出了黄埔成品油现货价格，2004年3月道琼斯又推出了两个月到货的黄埔成品油远期基准价。而新加坡普氏则在同期推出了包括过驳价、提库价和到货价在内的黄埔成品油现货价格体系。但是目前这些价格体系在国际上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建立中国的石油价格发现机制，目前刚刚起步。

“中国没有油品定价权，主要是因为没有机会参与期货交易。”百福期货张天明说，“ 由于没有转嫁风险的机制，最终我们只能在采购现货时被动地接受抬高以后的油价。”

据业内人士透露，上海期交所的燃油期货已经获得国务院批准，不久后将正式推出。目前上海期货交易所及大连商品交易所均已进行了燃油期货的产品设计。

石油进口为何总是买涨不买落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曾经对中国的石油进口作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的石油进口正在演绎多年前粮食进口“买涨不买落”的怪圈。他援引海关的统计表明，2000年国际石油价格上升了62％，并导致相关化工产品平均涨价21％，但中国该年进口原油数量达到7000多万吨，与1999年相比，几乎翻了一番。2001年，国际油价曾从30美元以上每桶一路下滑到17美元每桶。但该年中国的进口原油数量为6025.5万吨，比2000年下降14 .09％。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在类似研究中发现：1999年1月至2月，在国际油价处于最低谷的时期，中国进口原油297.94万吨，比上年同期反而减少了40％；1999年3月国际油价开始大幅回升，而中国的原油进口也开始回升，当月进口原油433.25万吨，成为1998 年1月以来进口最多的一个月，是2月的2.6倍。

这种“买涨不买落”的“购买怪圈”在2003年及今年一季度的国际油价上涨中再次得到了验证。2003年，国际油价持续高涨，中国原油及成品油的净进口量亦大幅增长35.6％，达到创纪录的9739万吨，而石油净进口总额达到203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57％。

今年第一季度，国际油价上涨到了10多年来的历史高点，而根据中国海关总署于4月20 日发布的数据，中国2004年第一季度原油进口量为3014万吨，较2003年同期增长35.6％。

百福期货的张天明是业界的一位资深人士，他说：从国际期货界的行业数据看，国内石油贸易公司很少在国际市场上采取期货的方式做生意。这是价格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此国内业界也颇有苦水。他们抱怨说，根据中国证监会《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境外期货头寸实行额度管理。企业想在境外进行某种期货品种的套期保值，首先得通过国外的经纪行开设期货账户，然后向有关部门申请期货头寸额度，这种管理体制使得企业的决策行为受政府审批的限制极大，而且一旦作出决定就很难更改，从而不能有效地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

但是主要的原因似乎并不在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一位学者说：“我认为，国内油价居高不下，1/3是国际原因，2/3是国内原因。”

张天明则认为，“国有石油外贸公司之所以不能更多地参与国际期货交易，一是自身认识不足，缺乏防范风险的机制，二是垄断体制完全可以将成本和风险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因此他们缺乏规避价格风险的动力。”

据了解，我国的石油进出口业务有严格贸易权限制，只有前文提到的四大公司才拥有石油对外贸易权，几乎所有其他公司进行石油进口业务，都需要通过四大公司代理。四大公司按照总成交额的一定比例来收取代理费。

石油大学董秀成教授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国际油价的高低与石油进出口公司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从利益的角度而言，油价高他们反而可以多赚钱。

国际投资资金有机可乘

“在供求关系没有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下，油市动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投机造成的。”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元华说：“在石油期货市场上，真正的需求方只占交易总量的三成，其余均为套利者。国际投机对每桶原油价格造成的影响大约为8美元。”

张天明认为，近几年来，由于国际社会对游资严加防范和约束，相当多的对冲资金开始由金融资本市场转向国际能源与原材料市场，通过大量持有的方式抬高价格，等待来自像中国这样的能源需求大国采购。而这种现象在国际石油市场上更为集中。

多种因素影响之下，中国的石油采购价格往往是在别人的股掌之中。“等你买完了，价格就下来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周宏春分析，今年一季度，中国石油进口因为价格因素的原因，已经多支付了11亿美元。而宋国青教授此前的研究认为，在2000年国际石油价格暴涨中，中国高进低出，为7000余万吨的原油进口量大约多支付了80亿美元。

创新创建机制促进科学发展篇7

强化组织领导, 坚持把“构建体系、落实责任”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保障

在全系统牢固树立“不抓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 就是不称职的领导”的意识, 切实增强系统各单位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主动性和责任感。坚持通过构建思想认识体系上下齐创, 构建责任落实体系考核促创, 构建组织领导体系合力同创, 做到精神文明建设任务与业务工作任务同部署、同落实、同督办、同考核。完善了一把手负总责、班子成员共同负责、专班具体负责的领导机制。将创建工作的软任务变为硬指标, 变突击抓为经常抓, 变“被动创建”为“主动创建”, 形成了抓本级带下级、抓机关带基层、一级促一级的大创建工作格局。

强化统筹兼顾, 坚持把“提升素质、优化环境”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取向

1. 以行风建设为重点, 在规范化上下功夫。

单位文明首要体现在工作作风文明上。我们花大力气抓服务水平提升, 抓工作作风转变, 切实推进办事程序简化和规范。全面推行了“一站式”服务, 把25个行政许可、45个收费项目全部纳入市行政服务中心一个窗口受理。对行政项目审批实行流程再造, 减程序、减时限、减收费, 对招商引资工业项目实行零收费, 主动上门服务。通过转变服务方式, 深入开展“五服务” (导向服务、假日服务、延时服务、上门服务、预约服务) 活动, 以硬手腕抓软环境, 把软环境当成硬资源来打造, 深受社会各界一致好评。通过强化群众诉求处理, 对群众信访件, 对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和各级领导批示件, 实行专人负责, 定期督办, 限期办结, 确保答复率、办结率达到100%, 满意率达到95%以上。

2. 以主题活动为载体, 在经常化上下功夫。

我们坚持开展“六大活动”, 不断丰富精神文明建设形式, 即:深入开展全员学习教育活动、群众文体娱乐活动、争先创优活动、竞争末位淘汰活动、公开服务承诺活动、共建结对帮扶活动。坚持干部职工周五学习日、每月一课专家辅导、干部轮流讲课活动, 与华中科技大学联合办班封闭培训干部学习活动;利用重大节假日组织举办文艺晚会、球赛、书法比赛、知识竞赛、摄影比赛、廉政文化进机关、参观革命纪念地等活动, 使广大干部职工通过活动接受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熏陶。同时, 通过创新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 开展文明科室、文明家庭评选和优质服务“三优一差”评比, 激发干部职工“人人争先进、个个创优秀、见贤思齐”的文明创建热情。积极开展各类关怀活动, 弘扬尊老爱幼风尚。对未成年子女开展思想道德教育, 对妇女干部职工, 每年组织体检和“三八妇女节”座谈会;对离退休老干部, 每年举行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比赛和重阳节健康快乐体会交流会。深入开展群众服务活动, 在电视台、《黄冈日报》、建设信息网等媒体上公开服务承诺, 班子成员轮流参加《行风热线》和信访联合接访, 坚持与市民面对面交流, 直面问题, 倾听诉求, 真诚服务群众。

3.以健全制度为支撑, 在长效化上下功夫。

先后出台了40多项规章制度, 并注重兑现抓落实, 指导和规范全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形成了系统各单位家家争强进位创佳绩, 干部职工人人争先创优当标兵的良好局面, 近五年来, 全系统没有一人触犯法纪, 没有一例行政诉讼案件, 没有一起群体上访事件, 没有一起工程安全重大事故, 连续七年蝉联全市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强化创建对接, 坚持把“科学发展、城建为民”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终极目标

1.将精神文明建设与观念更新对接, 推进思想“大解放”。

形成了“六破六立”的城建新理念, 坚持把“科学发展、城建为民”的思想贯穿工作始终。

2. 将精神文明建设与自身建设对接, 推进效能“大提升”。

大力推行政务公开, 深入开展“阳光权力、阳光执法”和“满意在基层、奉献在岗位”主题活动, 规范审批行为。深入推进岗位目标管理和争先创优, 全面增强干部职工履责意识、服务意识。深入开展治庸问责, 整治干部作风, 提高行政效能。

3. 将精神文明建设与城乡建设对接, 推进城建工作“大跨越”。

构建科学的干部选拔机制探索篇8

一、要构建选准人的民主化运行机制

尊重民意, 走群众路线, 是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作风在组织工作中的体现;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完善党内民主, 把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依法办事和充分发扬民主紧密结合起来的重要环节;有利于使干部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统一起来, 把真正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威信的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上来;是防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的重要措施。要选准人, 必须重视干部在社会中、群众中的基本形象。干部生活在群众中, 干部的形象如何直接影响到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坚持群众公认原则, 是提高选人的准确性的保障。因为群众公认是人民群众正确意见的集中反映, 是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实践证明, 在群众中威信高、形象好, 得到公认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干部。为此必须坚持群众公认的原则, 要在干部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 坚持走群众路线, 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对干部的考察、识别、举荐等工作。

在干部考察工作中坚持民主推荐、民主评议和民意测验 (以下简称“三民”) , 是评价、使用干部的一个基本方法, 也是新形势下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 落实群众知情权、选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以下简称“四权”) , 进一步增强干部工作民主化程度, 健全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重要措施。要扩大干部选拔的民主化程度, 就要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1. 执行要连续。

干部考察工作中的“三民”制度贵在坚持, 要切实有效地落实到考察和任用干部的各个环节中, 把它作为干部工作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固定下来, 严格把关。要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形成共识, 不断加大执行力度, 充实完善。

2. 测评要分类。

要用科学的方法开展“三民”活动, 坚持分类进行, 提高实施成效, 增强考察内容的针对性和群众对干部评价的准确性。如在民主测评中, 除了政治素质的高要求外, 对党政一把手, 考察内容应更加注重干部的战略眼光、宏观把握能力;对中层干部, 应更加注重业务技巧、专业水平和干部的培养潜力;对一般干部则更注重考察干部的基础素质、业务熟悉程度。要通过“三民”活动, 反映各级干部的真实水平、群众基础与发展动态。

3. 范围要广泛。

群众参与“三民”活动的代表性和广泛性, 是客观、准确、全面评价干部的根本与关键, 是保证“三民”活动有效实施的基础。在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参与人员数量与覆盖面。对组成人员较多, 或者下属单位较多的部门, 应当按照主体具有代表性与组成要有抽样性的要求, 以本单位干部为主体, 组织下属单位主要领导和部分相关人员参加, 涵括纪检、财务和工青妇代表。对领导班子换届选举, 应按《条例》规定严格执行。

4. 程序要严格。

要严把程序关, 对《条例》适用范围内的干部, 必须一丝不苟地遵照要求执行;对《条例》适用范围外的干部, 在补充规定没有出台前, 应尽量参照条例的规定开展, 做好提任资格把关和有关程序的组织安排工作, 做到环节不减、人员不减、时间不省。选用人上的失误, 很大程度上是缺乏完整的程序。因此, 要选准人, 就要严格履行程序。程序的缺失, 往往会导致结果的不真实, 甚至不合法。要按照程序选人, 就必须不折不扣地严格以程序规定的步骤和要求执行, 在程序执行中任何一个环节有删繁就简或变样执行, 都会给选准人带来不利影响。当前, 要特别尽快建立健全规范的干部任用提名制度, 要警惕选拔干部时程序到位, 但是在执行程序上玩弄手段而导致结果不真实的问题。

5. 组织要严密。

要加强对民主推荐、民主评议和民意测验工作的具体指导, 做到筹备有方案、事前有发动、开展有监督、结果有检查。执行前明确工作的指导思想、目的要求、对象条件、参评范围、操作方式等内容, 加强与群众的沟通, 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开展过程中, 组织部门要认真做好指导落实, 监督检查的工作, 增强工作的纪律性和严肃性。

6. 分析要科学。

坚持“三民”活动, 重视民意是前提。但民意结果的使用要实事求是, 科学客观, 做到“重票数而不唯票数”。坚持干部得票与实绩考核相联系、与干部作风相联系、与工作性质相联系, 客观全面准确地评价干部。因工作性质、个性表现影响得票的优秀干部, 要客观分析, 如实评价。在分析使用过程中, 要尽快完善定量统计模型, 增强情商与业务属性修正系数的研究, 确保结果的真实性。

7. 结果要保密。

各级组织部门的干部要严格执行有关保密纪律, 除规定公布的考核结果外, 民主推荐、民主评议和民意测验结果公布的时间、范围必须一个口径对外。事前要严肃纪律, 加强教育, 对干部跑风漏气等现象必须严肃查处, 决不姑息, 确保干部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要构建科学的干部考察运行机制

考察环节是选准人的关键一环。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 干部考察失真导致没法选准人。完善的干部考察工作程序和运行机制, 从结构要素上看, 是由考察目的、考察主体、考察客体、考察程序、考察内容与标准、考察方法、考察结论等构成的。其总的工作环节包括:确定考察对象、组建考察工作组、实施考察、分析形成考察结论等四个阶段。为有效防止领导干部考察失真, 有必要围绕考察活动的结构要素和工作环节, 针对存在的问题, 在工作程序和运行机制上要采取如下对策和措施。

1. 规范确定考察对象的程序和机制。

确定考察对象, 是考察工作的源头, 其对象素质的优劣对考察活动能否认准人、选对人有重要影响。选定好的考察对象, 是防止领导干部考察失真的第一关。为把好这一关, 应对推荐的考察人选, 充分走群众路线。考察机关应对专门组织的民主推荐、平时的单位推荐和个人推荐情况进行收集整理、定期分析。依据分析结果, 提出初步的差额的考察建议人选, 在此基础上通过民主推荐程序, 形成考察建议人选。

对领导干部个人推荐的考察建议人选, 必须由其本人填写推荐登记表, 经由民主推荐程序后, 确属群众拥护的, 方可纳入考察建议人选。这样, 有利于防止和避免目前实际存在的领导点名考察、个人或少数人确定考察对象的错误做法, 确保考察对象的质量。

2. 推行干部考察预告制。

预先将考察工作的有关情况在考察对象所在地方或所在单位公开, 破除干部考察工作的神秘感, 提高群众在干部考察工作中的知情权。在发布预告的同时, 设置意见箱、专线电话等, 方便群众反映情况。对收集到的各种反映, 应进行认真梳理、分析, 对有关实质性问题, 要根据线索, 调查核实, 必要时, 要会同纪检、监察部门以及执法部门进行专项调查。要将群众反映问题的核实结果据实写入考察材料。

3. 要实行差额考察制。

在干部考察中, 应引入比较、竞争机制, 对一个拟任职位提出两名以上考察人选, 同时进行考察, 通过比较, 优中选优, 提高群众在干部考察工作中的选择权。

4. 要加强平时动态考察。

干部的现实表现有历史的渊源, 随着时间、空间、条件的转移而呈动态的变化。因此应注重平时考察, 建立干部考察信息库。在正式考察前, 将积累的有关考察对象的信息输出整理, 对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在正式考察过程中进行重点核查, 以此减少考察工作的片面性, 克服“一次考察定终身”的缺陷。除此以外, 还可适当进行隐性考察, 即隐蔽考察意图, 在考察对象不觉察的情况下, 通过请考察对象到上级机关汇报工作、介绍情况、探讨问题方式, 或者直接深入到考察对象单位, 与考察对象研究工作、参加民主生活会、参加重大经济项目和重大决策的论证等方式, 或者找与其工作、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单位或场所有关人员侧面了解情况等方式进行调查。

5. 要扩大考察范围。

按照人才评价的样本统计原理:抽取的样本数与对总体推断的可靠性程度成正相关, 即抽取的样本数越多, 其对总体进行推断的可靠性程度越高。对干部考察工作来讲, 考察的范围越广, 了解的情况就越准确、越全面, 越真实。如何扩大范围?首先要扩展考察的视线和空间。其次要适当扩大群众参与度。

除按条例规定的范围选择谈话人员外, 在选择确定参与考察人员范围时, 还应突出以下几点:一是要适当增加一般干部的比例, 既要注重听取领导干部的意见, 也要注重听取普通群众的意见;二是延伸考察范围。此外, 在考察中对少数人反映的不同意见, 不能忽视, 要客观分析, 进一步落实, 兼听则明, 偏听则暗。当前, 要着眼于对“考察失真”现象的制度防范, 有效地破解了“考察失真”的难题, 有效地防止了“带病提拔”、“带病上岗”, 为提高各级党组织识人用人的能力提供制度保障。

6. 要逐步实行考察干部资格认证制度。

干部考察, 从性质上讲, 是人才评价的一种方式。这种评价方式与现代人才评价方法所不同的是, 它不是主要通过评价主体与评价客体之间的媒介——测评工具, 来对评价客体做出素质判断和评价, 而是借助个别谈话、民主测验或民主测评等简单方法, 通过评价主体的主观分析和加工, 来对客体的素质做出判断和评价的。因此, 在这种评价活动中, 评价主体的自身素质显得犹为重要。没有高素质的评价主体为前提, 考察的信度和效度必然受到影响。为保证考察工作的质量, 应加强对考察干部队伍的培训, 学习掌握有关技能技巧。同时, 对从事考察工作的干部, 要通过考试、考核, 认证其资格, 逐步实行资格认证制度, 持证上岗, 以此确保考察干部队伍的高素质。

7. 要实行干部考察活动记实制度。

按照干部考察工作的程序和要求, 据实记录考察主体的活动过程。具体包括:考察对象的提出和确定;考察工作的组织和考察人员的构成;考察工作实施方案;实际谈话人员名单;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情况;考察专用原始记录;考察对象所在单位一把手意见;考察组召开会议的原始记录;查阅考察对象个人档案的原始记录;考察组对考察对象的评价和使用建议等。实行干部考察活动记实制度, 有利于促使考察主体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而在考察过程中严格按照干部工作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干部考察工作。万一出现考察失真、失实甚至用人失误的问题, 也可以此为据, 查考分析。

8. 要全面实行考察工作责任制。

按照谁考察谁负责的原则, 干部考察组和考察人员要对考察环节的规范性和考察过程的真实性负责, 对考察结论的客观、公正性负责。同时, 组织部门要选好考察人员, 配强考察工作组, 周密制定考察工作方案, 掌握考察进度, 听取考察工作汇报, 认真审核考察结果, 对上报的考察材料和考察结论集体研究把关。按照党管干部、实事求是、权责一致、区分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违纪必究的原则, 赋予考察主体实施考察工作时应有的权力, 明晰其行使权力过程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及其追究的程序和办法, 明确考察纪律, 对考察过程实施全程监督。对考察工作中不坚持原则、不按照程序办事、不负责任、不如实向组织汇报情况、不遵守干部考察纪律、跑风漏气、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的, 要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和纪律处分。除此之外, 还可派遣考察工作督察员进行监督和充分发动群众对考察工作进行监督。要建立和完善干部考察任用责任制。对用人失察、失误要追究责任。

最后, 革新考察方法和技术, 完善干部考察的评价标准体系, 探索合理的考察方法与技术体系, 也是考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要增强考察方法、考核指标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分类制定干部实绩考核目标体系、考核体系和评价体系。

三、要构建干部选任工作的监督管理机制

坚持以预防为主、事前和过程监督为主。主要要解决监督主体、监督客体、监督内容及监督结果运用的问题。特别狠抓《条例》执行情况的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认真受理群众举报, 严肃查处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当前, 干部检查工作是一种有效的监督管理方式, 特别是上级部门, 不仅看自查报告和听汇报, 更要到基层群众中去调查了解情况, 要认真查看各个环节的原始材料的记录。对本级组织部门来说, 要积极推进干部工作的民主化, 使干部的选用权在阳光下运行。

四、要解决选准人的体制障碍问题

选人用人制度化是保证选准人的根本保障。要把中央提出的“坚持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的要求落到实处, 就必须“坚持走制度创新的路子, 用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来保障把人选准用准”。因为“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 完善制度, 健全机制”的制度化之路, 既是防止用人腐败、克服“任人唯亲”的有效措施, 更是从根本上解决选人用人问题的关键。当前, 体制性问题引起的选人不准问题也是一个难点。如, 组工干部如何敢于坚持原则, 不受上级有关领导干预正常干部选任问题, 从要求上可以也应当说“不”, 但是, 实际中没有敢于说“不”体制保证。

总之, 要解决选准人的问题, 主要靠两条:一要靠人, 人尤其是负责选拔干部的人是关键之关键;二要靠一套系统、规范、科学的选人制度和机制。

摘要：为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逐步完善干部选拔任用与监督机制, 有效防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不断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为造就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提供有力保障, 我们需要建立和完善构建选准人的民主化运行机制、科学的干部考察运行机制、干部选任工作的监督管理机制和解决选准人的体制障碍问题等四个机制。

关键词：干部选拔,民主化,干部考察,监督管理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一局.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M].北京:党建出版社, 2002.

[2]本书编写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若干重要问题解读[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3]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 2006.

科学信任的功能及其消融机制篇9

囿于实证主义的窠臼,实证主义者给科学怀疑戴上“理性程序的体制化对应物”光环,而对于科学信任则极尽贬斥之能事,认为如果科学家信任他人,则“既置入了认识论错误,又具有道德危险”,从而将科学信任妖魔化。尽管实证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将科学信任丑化、黑箱化,但是在科学事务中他们又竭尽所能地调度人际信任资源。对此,科学社会学家拉图尔认为“这是可笑的,这仅仅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心理习惯[1]。”

1.1 绅士美德的特殊信任与科学的社会化

近代科学在提出之初之所以获得整个社会的迅速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实验科学主张者的绅士身份。十七世纪英国浓烈的社会信用文化氛围,使得诚实可信成为公民社会中成员资格的前提和保证。而作为公民社会中的有闲阶层和道德楷模,绅士阶层更是视信用为第二生命,它成为其立足于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反之,如果绅士被贴上“不可信”的标签,则一方面反映了其个人品行的败坏,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其生活的窘迫和行动的不自由。这样,在当时社会普遍认可绅士们在情操方面是高尚的,在行动方面是自由的。他们“具备‘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品质。他们说出的话,就是一份庄重的承诺,一份神圣的契约[2]。”正是基于整个社会对于绅士阶层的这一基本判断和信任,才会有人们对其实验主张的基本信任,从而才会出现实验科学的合法化和社会化。最终,在实验实践内,绅士的个人身份成为一股解决可信性问题的局域性力量[3]。

对绅士身份和品质的社会认可,从两个层面推动了实验科学的合法化。首先,绅士身份和品质将“新出现的实验哲学家塑造成为一种新的和尊贵的角色[3]。”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实验哲学曾一度是流行于绅士阶层之间的一种文明时尚,在对时尚追逐的过程中,实验哲学便逐步从绅士个人的兴趣爱好发展成为一种相对定型的角色任务,也就是说对于一些社会上流阶层而言,他们既要扮演绅士的社会角色,也要扮演科学工作者的角色,这两种角色共同构成了角色丛。而在绅士角色已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情形之下,由于光环效应、晕轮效应等社会心理机制的作用,社会有闲阶层的“科学工作者角色”也很容易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其次,“绅士身份可用于保护科学陈述的可信性,使之免遭被归因于专业特殊利益的损害[3]。”科学家的绅士身份是其情操高尚、行动自由的前提保障,它是“一种对担保说实话的文化要素的有意识的配置[3],”一种将社会信任文化高度在个体身体里内化的镜像。基于此,绅士科学家的个人陈述被人们广泛认为是安全可靠的,是与自然规律相符合的,因为科学家的绅士品质排除了专业利益的诱惑而违心地进行科学欺诈的可能。具体而言,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社会文化中,“绅士文化占据着优势地位,绅士身份成为全社会投注信任的对象[4]。”而波义耳作为十七世纪英格兰最有影响的基督徒绅士之一,自然也就成为公众信任的对象,这种信任在波义耳与霍布斯关于“实验科学合法性”的论战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左右着论战的最终结果,成为实验科学获胜时最重要的砝码。更为重要的是,波义耳的实验纲领在与霍布斯的哲学纲领论战获胜之后,再一次借助于波义耳的绅士身份,成为引领学术潮流的“科学时尚”,甚至一度成为衡量有闲阶层生活品位的重要标准。最终,实验纲领在整个社会获得广泛性承认[3]。

1.2 科学家的可信用性与社会的科学化

对科学社会化初期信任还原的结果就是,科学真理的可靠性最初是由科学家的绅士身份来作出担保的。甚至在某一特定的时空阶段,非绅士人士基本被剥夺了从事科学研究的资格。但是到了社会的科学普及化阶段,科学研究不再是有闲阶层的专利,它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走向所有公众。当科学平民化之后,对它的信任将通过什么来担保呢?现代科学的可信性基础早已不是科学家的绅士身份,但是科学家由科学规范内化而来的诚实和美德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特殊人际信任在科学实践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第一,科学共同体这一特殊的“熟人社会”中特殊信任依然存在。信任在现代知识来源的保证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尽管在外行理解何者保证科学真实时,戒备已经代替了德行”,但在科学实践中“对熟人的信任在现代科学知识的制造中仍然是重要的[3]。”从微观层面来看,科学家赖以安生立命的共同体也可以看做是一个特殊的熟人社会,尤其是从科学核心群、无形学院、重点实验室等合作单元来开,情形更是如此。在科学圈这样一个特殊的“熟人社会”里,科学家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必然会影响到科学秩序的维持,尤其是当逻辑推理和重复试验无法验证某一科学理念之时,信任更是直接充当了理论评价的砝码[3]。第二,社会公众与科学家之间的信任游戏也以人际信任为基础。社会公众对科学的系统信任表面上看是一种未经理性审视的信仰,但实际上这种信仰是由体制规范来加以保证的,它是建立在对专家群体的职业操守和科学素养基本信任基础之上的。由此可以看出,在科学界对“事” ——科学陈述的认知型信任是建立在对“人”——科学家的情感型信任基础之上的,后者来得更为根本些。对科学陈述的认知型信任,一般不具备道德结构和道德结果,而直接涉及科学家个人和群体的情感型信任,则具备一定的道德结构,也会引起一定的道德后果[5]。具体而言,公众对科学家群体的信任,并不是建立在对其理论信念的了解和验证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科学家集体的信誉之上的,而科学家的信誉一旦出现问题,就容易使其在公众面前面临信任危机。

总之,在当今的社会里,随着人们的交往逐步摆脱时空的束缚,熟人社会中的人际信任已不足以继续维持日常互动的展开,尤其是当科技风险已经成为社会内生的本质特性之时,人们更是急需一整套完整的社会约束机制来支撑社会日常交往的有序进行。但是社会本身并不先验地存在一整套用以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所谓的社会规范往往只不过是人们事后用来合理化自身行为的托辞。基于此,风险社会中的人们只能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科学专家身上,甚至将专家推向科学的神坛加以顶礼膜拜,“专家治国”的呼声充分印证了这种思潮的主旋律。在风险横行的社会里,人们企图从对科学家的特殊信任中重拾信心和希望,本来无可厚非并值得加以大力提倡。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当人们企图从绝望中找到希望和出路之时,结果却陷入“信任悖论”这一陷阱之中而不可自拔,最终疲乏地奔波于“科技信任——科技风险——新科技的信任——新的科技风险”之中。换言之,虽然“信任作为一种踏入不确定性的跳板,它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轮[6],”但信任科学家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规避风险,却不能从根本上消解风险,甚至在应对某种风险的同时又制造出新的风险,最终形成信任悖论。而科学场域内信任悖论的根源恰恰在于人际信任的不稳定性,但是科学场域抽离了人际信任本身又将一无所剩。总之,社会公众对科学的信赖并不是建立在自身对科学的理解和接受的基础之上,反之,这种信赖来自公众对对科学家特殊的人际信任,这种特殊的人际信任的基础就在于社会公众对科学家的朝圣心理,就在于萦绕于科学家头顶的神圣光环。

2 科学信任消融的过程

科学知识的生产是一项集体事业,为保证获取知识我们需要信任他人,这种信任关系不可避免——合作必然需要信任,包括做实验中的信任、数据记录中的信任、数据整理中的信任、论文写作中的信任、论文修改中的信任、论文评审中的信任等[3]。但是一旦知识生产实践过程得以完成,科学家事后重新审视科学生产实践之时,这种信任关系便被有意无意地加以丑化,甚至在很多时候为了配合科学知识“客观性”的形象,科学信任关系会在对科学实践的回溯中销声匿迹——通过“追溯手法”将研究工作描绘成一系列理性发展过程的最终结果。

具体而言,科学生产中行动者相互信任和合作的结果是,科学研究者们“信誓旦旦”地确认,信任是科学生产链条中最不重要的因素,相反,科学怀疑则成为科学发展的动力因素;论争场中磋商劝服的结果是,当事人确信他们未曾被说服过,人际信任在共识达成中未起任何作用;科技传播中社会公众对于科学家的特殊信任,则简单地从说明中消失了[7]。具体而言,在科学知识的生产实践过程中,由于知识制造是一项集体事业,科学家之间需要通过科学网络同盟,在科学生产研究活动的每一环节——从收集材料、做实验、到写论文需要广泛合作。此时,信任作为一种积极的情感能量,维系着科研团队的高效运转;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保持着科研合作者之间的理性沟通。但是科学生产过程一旦结束,科学家会将合作与信任完全忽略:铭写装置有序运转的信任依赖,可信用性循环与转译机制运作的信任纽带,调度社会资源的合作过程、精英与追随者的配合过程全部被“清洗”掉。在科学评价过程中,对知识主张的认可则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作为证言的来源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否可信,以及他们可信的社会前提条件为何等等。科学家的理性行动,正是基于对有关的他人、他们的性格特征和可能的行动趋向了解基础之上的。而从科学主张的提出者角度而言,他们也会千方百计地通过建立科学生产同盟等方式,调度自身科学网络中的资源,提高自己的可信度。正因为行动者网络触角的深度和广度足以建立起强大的信任纽带,科学评价中的分歧才能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停止[8]。总而言之,“人的知识”在制造“事的知识”中是一个必要条件,因此,科学知识不可化约地包含着“人们对讲述科学主张的科学家个人的了解”。在科学家相互磋商达致意见一致的过程中,科学家相互之间的信任纽带发挥了重要功能——尤其是在参与前沿知识评价的科学家核心群之间架构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但是一旦科学争论结束,科学家则努力将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磋商过程和共识达成过程完全省略——共识达成的“协商”过程和人际信任运作的社会过程被黑箱化了,科学评价被看作是严格按照“逻辑”和“实证”的程序开展的认知活动。这样,尽管科学评价中共识的达成受到人际信任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但却不妨碍评价本身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实证主义科学家及其追随者正是通过黑箱化策略自欺和欺人。而在科学传播进程中 ,人际信任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而言,科学传播一般会呈现“两级传播”状态。科学创新一般首先会在由科学精英组成的交流俱乐部——无形学院中传播,然后再由科学精英向各自所身处的合作者群体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其他合作者群体中的精英之所以接受创新思想,除了认识因素之外也包含着对科学创新者的特殊信任,尤其是当科学接受者无法亲自去验证科学创新之时。而当科学精英扮演“意见领袖”向合作者群体的内部成员扩散科学创新时,合作者群体内部的普通科学成员也是基于对科学精英本人的信任和遵从,未加思考地就接受了该科学创新作为自身研究的科学思想库。但是,当科学创新被科学成员广泛接受并在科学共同体中广泛流传之时,科学创新通过人际信任网络得以传播和扩散的中间步骤“也就被遗忘了,因为研究人员会随后抹去这些痕迹[9]。”总之,科学实践环节一旦结束以后,使之得以有序运作的信任纽带就被“省略”了。这一“过河拆桥”的做法,在实证主义者的文本和话语中随处可见,其结果就是作为科学实践的内生资源——人际信任要么被丑化,要么被强行套上符合科学理性程序的外衣。正是通过消解人际信任等社会因素的运作逻辑,并通过科学修辞建构怀疑等符合科学理性的方法论程序,实证主义者在科学实践与自然实在之间架构起了沟通的桥梁,从而为自然实在论打开了方便之门,当然也顺理成章地关上了主体间关系合理性的“理论之窗”,信任等社会因素也淡出了元科学研究者的视线之外。

通过上述科学信任黑箱化的过程分析,科学事实的扭曲体现得一览无遗,即使科学信任起了根本性的秩序维持作用,但是实证主义者也会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但是,无论实证主义者如何使用这种篡改科学事实、掩盖科学运作的实践逻辑的“权宜性策略”,科学真相是无法掩盖的。隐瞒歪曲篡改虽可奏一时之功效,但从长远来看只能是自欺欺人,粉饰换来的只能是历史的嘲弄、公众的唾弃。

3 科学信任消融的动因及其对策

科学知识体系本身就是一张由信任链条精心编织的信任之网,科学实践本身就是信任纽带基础上的科学行动流的汇集。但是通过黑箱化策略,实证主义者强行将科学信任从科学场域中剥离开来。自此,科学实践主体力量尤其是科学行动者的的“主体间性”被完全忽略。但是,科学场域的实践逻辑显示,科学信任是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运作原则,而科学怀疑只能算是科学运作的一种权宜性的策略和手段。因此,有必要从实证主义科学家、元科学研究者的角度澄清其消融科学信任的原因。除了利益逻辑——科学资源的霸占、话语权的争夺和科学成员资格的合法化的驱动之外,科学信任的黑箱化也存在深层次的认识动因——本体论层面的自然实在论和方法论层面的个体主义。针对科学信任黑箱化的认识动因,初步提出一些还原科学信任的思路。

3.1 本体论上的自然实在论与科学信任的消融

实证主义科学家从自然实在论出发,认为科学知识是个体直面自然世界的产物,因此考量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只需印证科学理论与自然规律本身的拟合程度。但由于科学理论的时空局限性,它总是与自然规律本身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有必要使用怀疑的策略保持科学理论的不断“升级”。按照这种自然实在论的逻辑,科学生产实践完全排除了社会世界在理论建构中的作用,因而也就不存在德性层面的人际信任问题。反之,在科学场域中信任他人,既置入了认识论错误,又具备一定的道德风险[3]。具体而言,在持有自然实在论的科学家眼中,包括人际信任在内的社会因素往往是产生科学谬误的直接动因,与此同时他们也往往刻意回避科学家之间的人际信任在给科学陈述贴上“真理”标签、最终达成科学共识中的作用。实证主义科学家正是从本体论上的不对称性出发,先验地排除了科学信任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而“实在论”的建构主义既承认自然界对科学知识建构的作用,又承认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制造出来的。他们认为,科学生产实践是在一种“与境化”的动态网络结构中展开的,科学家也置身于这种“行动者网络”之中开展科学活动,他们的使命就是“在已有的外部环境中,通过合作、协商,建构可被共同体接受的理论,而融入公共科学知识体系的新理论又将成为现有外部环境有机结构的一部分[10]。”正是基于这一“与境化”过程,科学知识同时打上了“社会”和“自然”的双重烙印。“科学家像是在公海上试图重建他们船只的水手,但他们不能在码头上事先把船只拆开,然后用最可利用的组件再把它装配好。有问题的甲板是在公海上被一块一块地移走修理或者替换的,然后再被安装在大致恰当的位置上。这个不断自我装配过程的每一步,都强烈地被其周围的结构所决定,尽管如此,一个全新的结构也就同时被及时地制造出来了。科学知识正是通过结构化过程得以变化和增长的[10]。”基于此,科学事业的发展既需要自我批判和反思,促使科学家不至于留恋于舒适的温床而停滞不前,更需要科学家之间的基本信任和支持,从而达成科学前沿知识的共识。科学场域的运作具备自身的实践逻辑,它并不因为怀疑主义者的理论逻辑——“学究式谬误”而有所改变。在科学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关于“事”的知识(thing-knowledge)和关于“人”的知识(person-knowledge)始终是粘合在一起的,它并不像科学怀疑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界限分明[11]。这样,基于对自然实在论的批判和修正,就为重新恢复信任在科学实践中的位置和功能提供了逻辑空间和现实基础。

3.2 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与科学信任的黑箱化

实证主义科学家持有的自然实在论,使得科学“非人化”,从而排除了社会和人在科学建构中的痕迹,顺理成章地也就消除了信任在科学场域中的位置。此外,元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辩护者局限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导致了科学元勘中人性预设的“准自然人”假设和研究过程中的“精英主义情结”,从而进一步导致了科学信任的黑箱化。具体而言,实证主义局限于“小科学”时代科学家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的“小国寡民”图景,尽管初步承认了科学“本质上是并无可抗拒地是一项人的事业[12],”但是科学家只是以一种“准自然人”的人性预设形态存在,在默顿学派的笔下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科学规范的傀儡者。也就是说科学家并不是成熟的“社会人”,他并不具备同时也并不需要成熟的心智去应对科学事务,他只需要停留于个人的小天地之中,潜心于科学研究,构建科学的世界图景即可。此时,科学研究领域只是一个个以科学家个人为中心的分散的点,科学研究也只是科学家个人的兴趣爱好,而与社会无涉。但是科学的现实运行逻辑呈现的图景却是,科学领域是一个具有特定结构、充满竞争性和相对自主性的场域,而科学家也是具备一定惯习、资本和情感能量的社会人[13]。在科学事业的运行之中,他们不仅需要同行之间在实验室内的相互信任和通力合作,同时他们也需要赢得科学追随者、辩护者以及社会公众的认可和信任,因为科学研究越精深,需要调度的社会资源越多。这样,科学就成了一项集体合作的社会事业,其中必然牵扯到人际信任问题。

针对科学怀疑主义者在方法论层面个体主义的局限,我们应以“实践的逻辑”取代“理论的逻辑”,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作动态地考查[14]。在当今的“技科学”时代,科学知识的生产是一项集体合作事业,它不仅需要科学精英的参与,也需要实验技术人员、普通学者的参与。科学家之间通过科学网络同盟,分别构成了科学生产作坊中相互依赖的两极。诚如拉图尔等人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导下的“技科学生产循环图”所示,该图反映的并不是某位科学精英的故事,而是全体科研人员相互合作与信任的情形[15]。既然科学事业是一项集体成就,那么传统科学观关于“合法知识是由它对信任的拒斥来界定”的观点在大科学时代就显得不合时宜。

摘要：在科学实践中,科学信任是科学场域中的内生资源——在科学的社会化时期,对绅士美德的特殊信任成为科学合法化的社会基础;在社会的科学化时期,科学家的可信用性又成为科学自然泛化的社会前提。但是,科学信任往往会在实证主义者对科学实践的回溯中销声匿迹,科学信任被消融的动因除了利益考量之外,还有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无法逾越的认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