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创新研究

政府采购创新研究（精选十篇）

政府采购创新研究 篇1

一、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转变情况

1.政策转变过程

国家积极推动自主创新, 并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2006年及2007年上半年出台了《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办法》、《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合同管理办法》和《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评审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初步形成了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政策体系。2009年开始国家组织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 把通过评审的自主创新产品纳入《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 政府采购优先考虑目录中的产品。这些都在鼓励企业科技创新、保护知识产权和贯彻国家科技政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自2010年起, 美国等发达国家以《政府采购协议》为由, 对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施压, 国家自2011年起停止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 以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等其他形式继续支持自主创新产品的应用与推广。

2.政策转变内容

(1) 停止执行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三个文件。根据财政部通知, 2011年7月1日起我国停止执行有关政府采购鼓励本土创新的三个相关文件。此举宣告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目录面临失效, 政府采购促进自主创新政策的实践陷入了低潮,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采购发挥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功能丧失。

(2) 允许外资企业进入政府采购体系。政府采购政策体系中删除对产品和服务产地和企业性质的条款, 对外资企业给予一视同仁的平等待遇, 允许其产品参与政府采购。此举消除政府采购法规和措施中由于保护国内产品而造成的歧视, 逐步提高国家之间政府采购的竞争性、透明度, 使自主创新政策与国际规则相符合。

(3) 政府采购侧重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等新政策, 继续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 积极扶持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发展。政府采购作为一项创新政策工具, 在激励自主创新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也将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促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4) 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新技术新产品应用推广等形式, 继续加强对创新产品新技术支持。2011年, 北京市将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更名为新技术新产品政府采购和应用推广工作。2011年11月, 根据国家科技计划总体安排部署, 实施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 与此同时, 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启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编制工作, 重点围绕培育和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引导和鼓励企业增加新产品研发投入。

二、政策调整的背景与原因分析

1.外国企业抵制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

2010年中国美国商会发布《2010年在华美企商务环境调查报告》和《2010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 主要抗议有关本国货物或自主创新产品 的导向性政策。进入中国政府采购体系的产品和服务都要拥有中国的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 且须完全独立于海外机构的知识产权, 才能被列入采购目录, 导致美国的跨国公司就无法参与中国政府采购。据此在华美企认为他们的产品和服务遭受了了中国政府的歧视, 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违反了贸易自由的国际规则。继中国美国商会发表白皮书后, 中国欧盟商会2011年也发布了研究中国公共采购市场的调查报告, 外资企业在政府采购中遭受不公正待遇。以美国、欧盟为首的高科技企业, 通过企业商会和产业协会等在华非营利组织表示抗议, 要求中方剔除限制性政策, 允许外资企业产品和服务参与政府采购体系。

2. 美国政府通过外交对话等手段, 对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施压

美国政府在中美展开对话前集中讨论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问题, 认为中国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自主创新政策, 阻碍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国。这些行为都是美国在国家利益驱动下, 为了维护在华美企的利益而采取的措施。

(1) 争取美在华企业在中国政府采购中的利益。中国政府采购规模具有极大的上升空间和潜力, 为美在华企业提供了潜在的巨大市场。中国美国商会认为中国政府优先采购国有企业产品, 对进口产品的不平等待遇导致其在政府订单的争夺中处于劣势。同时, 中国的创新政策也使其在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2) 提高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跨国公司是美国科技创新的主力, 也是美国经济的中流砥柱。美方认为, 中国在政府采购中给予自主创新产品优惠的政策, 与中方承诺的自由贸易的精神相悖, 损害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美国政府通过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向中国政府施压, 维护美在华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战略地位。

(3) 保持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战略优势。目前我国自主创新产品的研发和应用推广积极打破外资控制关键技术和核心专利的尴尬局面, 这导致美国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存在疑虑, 担心其技术地位受到影响。而影响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是维持其技术垄断地位的有效途径。

3.《政府采购协议》的宗旨与政府采购的政策目标相冲突

为了规范政府采购市场, 开拓国际政府采购市场, 提高政府采购的效率, 我国积极申请加入《政府采购协议》。2007年12月28日, 根据《加入<政府采购协议>相关信息的问题清单》和《加入谈判和准备工作进度报告的指导性时间框架》, 财政部宣布中国正式启动谈判, 递交了申请书。2012年11月29日我国向世贸组织 (WTO) 提交了加入《政府采购协议》第四份出价清单, 进入关键时期, 这对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转变影响

政府采购激励自主创新的政策功能,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及政府采购政策转变对企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在一定阶段内产生影响。

(1) 加快进入《政府采购协议》的进程, 提高政府采购市场的透明度和竞争性。政策转变更符合《政府采购协议》的要求, 实现政府采购市场的扩大和更大程度的自由化, 改善政府采购的运行环境, 扩大政府采购市场, 提高政府采购程序的合理性和高效率。

(2) 自主创新产品的风险不能得到有效分担, 中小企业发展的保障力量减弱。自主创新产品进入市场主要存在资金短缺、成本高、市场小等障碍, 在这个阶段及其需要有保护措施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当自主创新产品政府优先采购政策减弱后, 企业不能从政府采购招标中获得的初始资金, 增加了了企业筹集资金风险。同时, 中小企业因为规模小资金少, 往往比较脆弱, 中小企业得不到政府采购的保护, 企业运营的风险也会增加。

(3) 减小战略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 弱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在暂停政府采购创新产品的情况下, 企业进行研发和创新积极性减弱, 产品更新换代减缓, 同时, 不能通过在政府采购目录促进新兴产业发展。这些都导致贯彻产业政策力度一定程度上打折扣, 不利于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

(4) 减弱政府采购的导向作用, 不能有效引导整个社会对自主创新的投入。作为导向行为, 政府采购可引导企业增加技术创新的投入, 且引导产业资本投向政府所倡导的创新项目。政府采购不选择重点发展的技术项目, 弱化政策倾向, 使得企业的技术创新发展的方向混乱, 从而使产业政策得不到贯彻, 增加宏观调控目标实现的难度。

摘要：政府采购是促进自主创新的最重要政策工具之一。近年来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政策的操作执行遭遇了瓶颈, 自主创新产品认定也面临着暂停的局面。笔者总结政策转变的过程和内容, 阐述政策调整的背景与原因, 分析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及政府采购政策转变影响。

关键词：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转变

参考文献

[1] .彭鸿广.我国政府采购扶持自主创新政策效果评估与对策.科技与管理, 2011 (5) .

[2] .白彦锋, 刘敏, 高见.政府采购促进自主创新的实证分析.山东经济, 2011 (11) .

[3] .彭鸿广, 骆建文.冲突、缺失与重构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探析.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 (7) .

[4] .李蕊.政府行为与自主创新基于供求视角的分析框架.中国科技论坛, 2012 (3) .

[5] .郭雯, 程郁, 任中保.国外政府采购激励创新的政策研究及启示.中国科技论坛, 2011 (9) .

[6] .薛菁.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研究.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08 (8) .

政府采购创新研究 篇2

《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研究文集》一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撰写的轨道交通投融资方面的文章17篇，内容涉及城市轨道交通ppp模式的理论问题研究、票价政策研究、法律问题研究、案例研究、仲裁机制研究、国际经验研究、经营协议参考范本等方方面面，并附有国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经营和管理办法。

ppp模式简言之，就是要根据轨道交通准公共产品的经济特点，将其公益性与营利性区分开来并进行量化研究，由政府负责公益性部分的投资和承担之对应的风险，通过政策制度的安排解决部分外部性问题；同时以营利性内容吸引多元化的社会投资，由社会投资者负责经营性部分的投资和承担与之对应的风险，通过建设前竞争招标机制和建设后科学合理的风险负担、利益共享机制，规范的监管标准和规则，实现政资分开、政企分开。

目录

加快ppp模式的研究与应用 推动轨道交通市场化进程

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问题的研究与创新

地铁投融资与管理运营的思路及建议

政府主导 多元投资 适度竞争——引入ppp模式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的战略建议

ppp的定义和分类探讨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ppp模式的结构比较分析

城市轨道交通ppp模式下的票价管制政策分析——地铁公私合作模式的票价方案分析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重大法律问题研究

北京地铁四号线ppp运作案例研究

伦敦地铁ppp模式中的仲裁机制研究

bt方式在基础设施项目中的应用研究

建立地铁专项转移支付制度 推进轨道交通平稳健康发展

利用债券市场 促进轨道交通融资创新

利用短期融资券改善轨道交通企业债务结构

地铁ppp项目《特许经营协议》重要条款参考范本

各国城市基础设施ppp主管机构简介

附录1：北京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条例

附录2：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附录3：关于北京市深化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附录4：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附录5：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管理办法

附录6：香港地下铁路条例

参考文献

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研究 篇3

【关键词】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

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是政府自身的组织结构、工作方式、执政思路和理念的创新，内容涉及有政治、行政、社会治理和管理、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中共十八大后产生的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便正式提出了建设“创新型政府”的目标，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发展。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提高到国家发展全局核心位置的高度，充分表明了创新在今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在推进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中，需要把握其重要意义，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正确理解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的模式。

一、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的重要意义

1.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战略的能动性回应。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可以视为标志着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进入新阶段。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政府职能转变列为改革的重要内容，明确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确定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和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首要任务，明确指出“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这都为地方政府治理改革和创新设定了框架、目标和评价的原则。

2.五位一体联动的关键枢纽。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仿佛分属不同的领域、承载不同的任务，因而也具有不同的特点。但是，一当在动态意义上思考，政府角色的特殊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诸领域的改革都需要政府主导推进，就此而言，政府治理改革堪称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性枢纽。

3.十三五实现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了完善发展理念的具体要求，第一位的理念就是“创新发展”，“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政府作为具有主导性的创新主体之一，创新发展所要求的制度创新涉及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方式创新、转变职能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多元主体协作创新、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创新等多个领域。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鉴于“十二五”期间政府改革和转型实践，为了保障完成“十三五”规划的主要目标，必须解决有效的政府治理改革和创新问题。

二、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1.建设“四个政府”：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四个全面”的必然要求。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法治政府是保障，创新政府是动力、廉洁政府是要求，服务型政府是目标，共同组成了政府建设的基本内容，也就成为了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的目标。

2.政府的“两力”建设：执行力和公信力。执行力是贯彻落实上级指示、要求、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公信力是政府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信任问题。当前，基层政府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已经成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世界各国政府所竭力追求的目标。

三、正确理解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的模式

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如果是模式，那么它至少要满足如下标准或因素：一是要有度特定，在制度上有创新，而不是现有制度的解释。二是模式的可复制性，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扩散性。三是模式的制度化，包括模式中价值、规范、程序、结构形态以及贯穿其中的制度逻辑关系能够被认可。

第一、基层政府具体的工作实践中不断的探索创新

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中，改革与创新是目标。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要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状况作出调整，以适应政策形成和执行的变革需要，从这一角度来看，在推进改革与创新的过程中并不是急于把变化中的状态固定化和模式化，而是需要将那些具有稳定性和成功经验的工作实践纳入到正式的制度当中。在这个意义上讲，实践创新远比不断地进行制度化尝试比如出笼模式之类的做法，来得更具本质意义。

第二、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的制度化

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中有许多是没有能够制度化的模式，但有着丰富的工作实践，这需要在工作中去总结和制度化。当前，在基层政府实际工作中，很多工作都有制度化的支持，但是从具体表现上看，这些工作要么没有严格的执行现有制度，要么执行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要么需要有新的制度加以规范等等，面对基层丰富的实践活动，在经验的基础上把成熟的、稳定的工作方法加以完善总结，推行制度化、程序化建设，对无效制度或阻碍治理实践的旧制度，要敢于创新，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成熟的经验进行制度化，进入正式政策和法律体系当中，这也是基层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模式的发现与创造。

政府采购创新研究 篇4

西方国家对政府采购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早, W.J.Baumo在英国《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政府购买论》, 在政府采购理论史上第一次探讨政府购买与物价及宏观经济的关系。随着支持自主创新政策的不断提出, 我国学者也开始将自主创新和政府采购结合起来进行探讨。著名的政府采购理论研究专家刘慧在《政府采购对科技创新具有巨大推动作用》一文中指出, 由于科技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发明人或实验企业承担风险和需要长期的研究周期, 因此科技创新需要政府采购的参与, 政府采购可以对科技创新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徐焕东在《运用政府采购杠杆促进自主创新》中也提出了政府采购推进自主创新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并建议政府采购在促进自主创新的过程中, 需要建立严密的自主创新产品和技术的界定体系, 需要建立客观公正的自主创新评价与评估标准体系。

2 相关理论综述

2.1 自主创新的内涵

自主创新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原始创新;二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是集成创新。原始创新是指前所未有的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原理性主导技术等创新成果, 是一个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的重要体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指在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 学习、分析、借鉴, 进行再创新, 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集成创新是指通过对各种现有技术的有效集成, 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者新兴产业。

2.2 政府采购的相关概念

政府采购又称之为“公共采购”, 我国《政府采购法》对政府采购作了如下定义:“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政府采购政策性很强, 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可以在扩大内需、最大限度地节约财政资金、购买本国产品、保护民族工业、扶持中小企业、鼓励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 内蒙古政府采购现状

3.1 制度改革见成效

2008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工作丰收的一年, 全区政府采购规模首次突破100亿大关, 达到了133.8亿元, 比2007年增加了49.4亿元, 增长58.48%, 高于当年地方财政支出增长率24个百分点。其中, 自治区本级采购规模为30.8亿元, 盟、市采购规模为103亿元, 合计节约财政资金15亿元, 资金节约率达到10.1%。

2009年全区累计执行政府采购预算194.04亿元, 实际采购规模达到175.7亿元, 占全区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为9.12%。

从下图可看出, 自治区政府采购的金额逐年增长 (除2006年) , 节资率渐趋平稳。政府采购规模扩大, 可使政府采购节约财政支出的功能更有效地发挥。

3.2 存在问题待解决

(1) 政府采购规模偏小, 范围较窄

从上表和下图的数据可知, 虽然自治区政府采购的规模逐年提高, 但是与自治区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快速增长的形势相比, 政府采购规模依然偏小, 采购范围较窄。

(2) 在对政府采购目标的理解上存在偏差

从目前自治区政府采购实行的情况看, 追求资金节约仍是最大目标, 对政府采购的导向功能尚缺乏认识, 应将政府采购看做一项促进自主创新的宏观政策工具加以运用。

(3) 缺乏一套完整的自主创新企业评价标准和自主创新产品认证制度

虽然近年来自治区政府运用政府采购的导向功能, 在促进自主创新企业产品进入政府采购市场中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 但因为缺少自主创新产品的评价体系, 在政府采购实施中存在难以确认某类产品是否属于自主创新产品、自主知识产权占多大比例产品才算自主创新产品等问题, 在实际的政府招标采购过程中很难把握好自主创新的方向。

4 对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在激励自主创新方面的建议

4.1 自治区政府采购要进一步扩大规模和范围

要根据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快速增长的形势, 适时地扩大政府采购的规模和范围。

4.2 充分认识政府采购对推进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作用, 把促进企业自主创新作为政府采购的重要目标之一

现阶段自治区政府采购仍是以节约财政资金为主要目标, 在部署下一阶段的政府采购工作中, 应将“把政府采购作为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一种重要手段”这一思想推广普及, 作为采购工作的重点之一。

4.3 建立并完善自主创新产品的认定标准和评价体系, 制定自主创新产品目录

2007年4月财政部印发了《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评审办法》, 相关部门应该成立专门的专家队伍, 在国家权威的认证体系和评价标准的基础上, 参考自治区的具体情况, 建立相应的认证标准。

4.4 政府采购在扶持企业自主创新上应实行灵活的价格政策

针对各种不同情况、不同阶段的自主创新产品采用灵活多样的政府采购价格政策。如优先采购自主创新含量较高或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对于自主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实行价格上的优惠;规定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比例等。

建立政府采购首购和订购制度, 利用政府采购来影响早期阶段的技术创新活动, 对首次投向市场的自主创新产品进行政府首购, 对于需要研究开发的创新产品或技术, 应当通过政府采购招标的方式, 面向全社会确定研究开发机构, 签订政府订购合同, 实行订购可以克服企业进行新技术开发的盲目性。

5 结 论

对于内蒙古自治区而言, 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已成为建设创新型内蒙古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政府采购这一方式来推进企业自主创新是自治区建设创新型内蒙古的现实要求。本文从内蒙古自治区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 提出自治区政府采购在促进企业自主创新上应采取的对策和建议, 希望能为推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工作的发展以及促进自治区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马海涛, 姜爱华.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王淑云.政府采购政策与自主创新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河南:郑州大学, 2007.

[3]宋雅琴.政府采购促进自主创新的几个问题[J].中国政府采购, 2009, 7.

政府采购创新研究 篇5

根据政府采购法关于实行管办分离的有关要求，2004年xx区政府采购中心从区财政局整体剥离挂靠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主要负责政府采购项目的招投标工作，并对办公车辆的维修、加油和保险进行日常管理。采购中心坚持以政府采购法为准绳，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为目的，以节约财政资金，追求最佳

采购效果，发挥资金效益最大化为抓手，牢固树立依法采购、廉政采购、和谐采购理念，努力创建一流的专业化队伍，走规范化、标准化采购之路。通过几年的实践摸索，逐步树立了以采购效益为核心的工作理念，建立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政府采购招投标管理体系，在依法采购、节约财政资金、遏制腐败等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全区年政府采购规模由1000余万元扩大到现在年采购规模7600余万元，仅2008年就为区级财政节约财政资金1600余万元。

2007年9月，xx区政府采购中心作为市级政府采购试点单位，承接市级重点政府采购项目的招标工作，近一年半时间完成市级采购项目120个，为市级财政节约财政资金7657.81万元，相当于一个经济效益较好的大型企业的年纳税额。市级大型和重点政府采购项目的资金节约率都达到30%以上，高于xx省10%的平均水平。特别是近年来承担了绝大部分市级难点项目的采购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突破性地进展，使此类项目的资金节约率由原先几乎为零达到现在的9.95%，为此类领域今后政府采购工作的开展积累了经验。主要做法是：

一、走专业化、标准化之路，打造制度完善的政府集中采购机构

采购中心在工作中以规范操作为前提，制度建设为根本，把专业化、标准化、精细化采购作为操作目标，不断在细节上下功夫，注重建章建制，在实际操作中重点突出按制度办事，以制度管人，实行专业化标准化管理。

加强制度建设。注重基础工作的落实，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了招标流程、岗位职责、标书编制、档案管理、内部监督和审核、工作程序管理、廉政纪律等各项制度。

实现标准化管理。在招投标管理上实行项目负责制，从项目的登记、执行、监督及归档，均制定了完整的操作流程，环环相扣，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使招标过程中的每一具体环节都做到依法依规，有工作轨迹，杜绝随意操作。

打造一流的政府采购队伍。政府采购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创新型工作，既要有政政策层面的知识，还要有商业层面、技术层面、市场服务层面的知识，还要有较强的协调沟通能力和有良好的服务意识。为此该中心把学习放在首位，开展了“三看三比”活动。即：看工作态度，比工作成效；看团队意识，比协作配合；看社会形象，比服务质量，极大地调动了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如对“《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展》布展设计与施工项目”进行招标时，时间紧、任务重、专业性强，项目小组的同志放弃周末休息时间，夜以继日地探讨、制订招标方案，编制招标文件，三天时间只睡八个小时按时完成招标全套方案的制订工作。

二、树立先进的政府采购工作理念，创新招标方法，追求政府采购效果的最佳化

采购中心始终要求把实现最佳的采购效果放在首位，树立讲求绩效的政府采购工作理念，不做为完成任务而简单走程序的事情，在实际操作中，该中心在招标程序启动之前，通过前期对项目进行仔细调查分析，准备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与采购办探讨研究，为其选择最佳的采购方式进行采购提供决策依据。如在一些项目的采购过程中，都会建议采购办直接采取单一来源的方式进行采购，通过市场调研，对项目进行量化分析，科学的核定实际价格，与供应商进行多轮谈判，将成交价格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为达到最佳的采购效果，该中心工作人员大量分析各种典型案例，在招标方法上引进国际招标的先进经验，结合政府采购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科学的招标方案，打破各个行业的各种“潜规则”，杜绝排斥潜在投标人条款，实现真正意义上充分、有效的竞争，从而达到政府采购项目获取市场低价的目的。如在路灯的采购中，预算每盏800元，经过招标最终以每盏198元中标，并且中标产品为国际一流品牌。

三、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提升政府采购公信力

面对很多品牌厂家、行业在招标中设置各种障碍阻止其他厂商进入，从而保护在各自领域中高额垄断利润的市场 “潜规则”，采购中心始终坚持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力求取得政府采购的社会效果和廉政效果。如通过举行专家论证会和对社会征询等多种形式取消各种不合理的条款，清除排他性因素，为投标人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平台，扩大了政府采购在社会上的正面影响，公平竞争平台的搭建，为有些厂家进入以前从未涉及的行业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也激发了供应商到政府采购中心参与投标的积极性，致使目前大量供应商

都将能否在采购中心组织的招标中中标作为其综合实力的体现。该做法也逐步改变了有些行业和厂商的营销模式，由以前拉关系、走门路转变为通过公平竞争实现销售，也达到了政府采购规范市场、净化市场的作用，大大提高了政府采购的公信力。

四、完善工作监督机制，有效预防商业贿赂的发生

在反商业贿赂的工作中，采购中心对内

政府在技术创新的地位与作用研究 篇6

关键词：技术创新 政府 产学研 公共创新平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已证明，基于技术创新的技术水平差异是决定一国产业甚至是整个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如克鲁格曼在对国际贸易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技术创新和扩散所形成的技术差距是形成各国贸易优劣势的决定性因素（Krugman，2001）。技术创新有利于增加产品附加值，有利于企业产品差异化战略的实现，进行新产品的市场垄断，使企业有机会获得平均水平以上的利润（赵洪斌，2004）。只有技术真正发展形成内生技术进步，不断实现技术创新，产业竞争力才能得到提高（杨小凯，黄有光，1992）。

由于技术创新具有正的外部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也不总是完全有效，因此，在技术创新中容易产生对企业的激励效力不足（姜明辉、牛晓姝，2005）。Mansfield等（1997） 在研究了美国的17项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发现，创新企业自身的回报率远低于创新的社会回报率，因此企业在研究开发上的投资通常要少于社会最优投资。由于上述原因，政府应该通过自身的有形之手来解决这种“市场失灵”问题。理论界对政府的相关行为和措施及其效果有较充分研究，如制定相关政策，或者作为保障公平的“第三人”加入技术创新中，往往能使技术创新更有效率地进行。

以下，本文将集中梳理与研究政府在技术创新的地位与作用，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政府在技术创新的地位与作用的架构，弥补现有在技术创新中政府影响变量研究的不足。同时，这一研究也将为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各级政府对于地区技术创新进行引导与促进提供一定参考。

1 政府促进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式

经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我们发现政府促进技术创新的方式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产学研合作、建立公共创新服务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资金支持。

1.1 促进产学研合作

产学研合作（也有产学研联合、官产学研合作的说法）是目前各国学者、产业界以及政府部门都比较关注的话题，研究主要涉及产学研合作的迫切性、必要性、模式和未来发展预测（原长弘，2005）。

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进行研发合作，往往可以实现突破性的产品创新，也可以打开一个新市场或者某细分市场（Tether，2002；Monjon and Waelbroeck，2003）。在高新科技领域，或者当技术产生迅速变革且商业合作的产出不确定的时候，企业间的研发合作将不容易实现，此时企业将更倾向于与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Rahm et al.，2000；Hall et al.，2003；Belderbos et al.，2004a）。

由于产学研合作中，高校与企业带有不同的目标，企业的商业目的会严重影响与高校的合作程度，参加产学研各方应全力参与对话，中介机构在协调双方利益上也起着重要作用（William，2001）。信任、承诺、互利以及良好的沟通交流是产学研研究成功的主要因素（Somchai，2003，Gaskill et al，2003）。

不少学者研究产学研的合作模式和创新机制，并且着重指出政府在产学研合作里面的重要角色。有学者选择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五个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取得成功的国家，对其产学研合作模式进行研究，并提出政府是影响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因素（祝东伟，2006）。合作创新中政府的引导作用不可忽视，在合作创新中根据政府引导的力量大小不一可分成三种体制，即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合作体制、政府诱导企业自主合作体制、政府倡导企业自由合作体制（傅家骥，1998）。还有学者提出“官产学研商”的新机制，认为合作模式有两种：市场需求牵引型与政府宏观指引型（吴树山，200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6年公布的《国家创新系统》研究报告中指出，国家创新系统在创新过程中各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对于改进技术绩效至关重要。OECD认为国家创新系统的核心内容或关键目标是科学技术知识在一国内部的循环流动，并指出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通过创新的产学研合作计划、网络计划、建立中介机构，可以纠正企业因过短的眼光而对研发的投入不足所导致创新的系统失效和市场失效（石定寰，1999）。产学研合作系统失效表现在企业与大学、企业与科研机构以及企业与企业相互之间联系合作和知识流动不足，政府资助的研究方向与产业界的研究开发不匹配，高校不能培养企业迫切需要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金融机构回避创业投资风险，中介机构在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要解决系统失效问题，就应把参与和影响创新活动的产学研三方以及政府和中介机构等各方面的因素系统地考察。这个系统扩大到国家范围，就是国家创新系统。加强产学研之间知识的流动，对于提高研发投入的效益，克服系统失效，推动创新活动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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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OECD国家创新系统

在关于产学研的研究中，无论是从动力因素的角度，还是运行机制的角度，大量的学者都提到了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有学者用“三重螺旋（Triple Helix）”来描述大学-产业-政府之间的关系，指出一个国家的强盛取决于它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诸方面的创新，创新的主体——大学、企业与政府，以经济发展的需求为纽带而联接起来，形成三种力量交叉影响螺旋上升的“三重螺旋”的策略性互动机制的重要意义（Etzkowitz、Leydesdorff，l995，2000）。Etzkowitz和Leydesdorff经过多年研究和改进，提出了GUI（government-university-industry）三重螺旋体算法， 即Triple Helix Algorithm（THA），借助该算法，运用科学计量学（ scientometric）和网络计量学（webometric）手段对“科学引文索引”（SCI）的论文数据网络下全球“大学”、“产业”、“政府”布尔（Boolean）等数值作出模型处理和比较分析，为政府-大学-产业关系研究开创了定量化的模型和方法。

1.2 提供公共创新平台服务

为了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国家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不少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制，丹麦、日本、德国以及台湾等地经验表明，公共科技创新平台通过为中小企业提供低价的产业共性技术咨询合作服务，在产业技术升级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例如，德国的弗朗霍夫协会与本地大学进行深度合作，雇佣大量高技能、低报酬的学生从事研究，学生占了协会员工中的40%，旗下超过半数的研究机构由大学教授来领导（马继洲、陈湛匀，2005）。协会以商业合同的形式承接企业和政府项目，但并不直接把研究成果投入生产并在市场上赢利（胡文国，2009）。而研究机构自主开发的技术，如经过调查研究确实有市场前景的，协会会鼓励科技人员去办公司，并且在初期给予经费上的支持。在公司走上正轨以后，协会再把持有的股份卖掉，回收资金去支持其他项目（刘强，2002）。作为一家应用技术研究机构，弗朗霍夫协会在大学、企业需求、政府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由企业来保证研究成果的市场化，大学提供低廉高效的人才并使学生们在工作中得到培养与锻炼，政府向协会提供补贴使得合同价格保持低廉，研究成果最终产出了大量的正外部性，使得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刘强，2002）。

台湾工研院虽然是由政府出资创立基金成立（丁云龙，2006），但实际上是一个自我运行的非营利性组织。工研院技术转移模式有三大类：第一类是针对个别厂商的技术合作与技术服务；第二类是针对多家厂商合作的技术开发；第三类是针对产业内尚未出现承纳对象的前瞻性技术创新。前瞻性的技术研发出来以后如果没有合适的承纳对象，工研院采取自办衍生公司的办法把创新成果带入产业市场。三十多年来，台湾工研院奠定了台湾多个领域的技术基础，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工研院向企业转移各个领域的先进技术，平均技术转移1.3件/天，年总数超过340件（丁云龙，2006）。截至2002年，工研院向台湾各产业输送了超过15000名高级人才，离职人员已有25位担任CEO，工研院因此有着“台湾总经理制造机”之美称（阮重晖等，2006）。

1.3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美国的中介服务机构有技术转移协调中心（FLC），全国技术转移中心（NTTC）和多个区域性技术转移中心（RTTC）（陈芳柳、陈莉平，2007）。丹麦在2003 年的财政预算中专门拨款成立了“创新联合体”，旨在增强公共和私营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并加强应用研究，每个联合体由相互合作的研究机构、公司以及技术服务组织捆绑组成（宋健、陈士俊，2008）。日本创办了多个名为“高科技市场”的促进科研成果产品化的中介机构，都建立在大学和科研机构比较集中的地方，负责挑选所在地区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能够转化为产品的科研成果，对有关成果产品化的研究提供资助，帮助有关科研人员申请专利以及协助创办风险企业（刘力，2002）。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建立了创新技术转化处（ Innovation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协助南大进行技术资本化，南大的技术转化、专利技术、衍生公司的建立取得了丰硕成果（燕凌、洪成文，2007）。

1.4 资金支持

资金对技术创新的重要度是毋庸置疑的。比如宏观方面研究，研发经费投入已被世界各国和重要国际组织作为评价国家科技实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首选指标所普遍采用（金永红、吴江涛，2008）。而微观研究方面，也有很多研究（王任飞，2005；刘笑霞、李明辉，2009）用企业的研发资金投入代替企业的研发实力进行分析。

与发达国家不同，整体而言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最主要困难是缺乏资金，这已成为创新的首位障碍（高建，1999）。企业缺研发资金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创新活动风险高、回收期长的特点使资金的流入受到限制。由于我国市场广阔，资金总能发现高收益率的领域，目前企业通过生产经营活动获得的利润一般会投向房地产等产业。二、由于技术的外部性，很多企业会减少研发投入。政府对于企业的创新行为进行资金支持主要有两个方面：融资帮助与财政补贴。

由于研发的高风险，金融机构对贷款进行研发的企业一般都会有较高的要求或者提高贷款利率补偿风险。政府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主要是指：一、政府通过协商或者设立专项担保基金，使金融机构降低对贷款研发企业的要求。二、政府对实施贷款研发的企业进行利息补贴，从而降低企业的贷款成本。

我国学者（高建，1999）研究了各种政策对企业创新的重要度，调研结果显示企业认为技术研发优惠贷款政策最重要，其次分别是重奖创新有功人员、提取技术开发基金等措施。另一些学者（陈仲常、余翔，2007）的研究也验证了贷款对企业研发的重要性。他们发现，金融机构贷款强度指标与研发投入强度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金融机构贷款作为企业研发筹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弥补企业自身资金的不足发挥了积极作用。

财政补贴是政府最常用的引导工具。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减免和直接资助两种方式鼓励企业研发资金的投入。由于我国运用税收政策鼓励企业研发投入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研究相对较少。夏杰长和尚铁力（2007）研究表明由于目前国内政策仍有很多局限，税收减免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而国外学者对税收、财政补贴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有较充分的研究。加拿大学者（Mansfield & Switzer，1985）最早对税收和补贴政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加拿大数据的分析，他们发现在政府开支相同的情况下，直接资助政策可以提高1%的企业研发支出，而税收减免政策则可以提高2%的企业研发支出。Bloom等（2002）研究了财政激励政策对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通过对9个OECD 国家19年间（1979-1997）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税收减免政策可以有效地提高研发强度（R&D; intensity）。他们估计10%研发投入的税收减免可以使研发投入水平短期提高1%，长期提高10%。由上可见，政府恰当的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研发支出，而且税收减免的效果更明显。

2 现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研究展望

2.1 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已有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但对于上述四个方面的政府作用仍有如下欠缺，如：产学研中政府的具体作用的机制研究比较少，尤其是政府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在中国情境下政府政策的触角可以伸到何种范围与界限的研究较为缺乏；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在中国情境下的具体运作模式和内外部条件的探讨尚付阙如，而这部分的研究对于公共创新服务平台是否能获得真正的成功运作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值得深入研究；资金支持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文献很多，但目前多数是在经济数据的测量层面支持，对于具体作用机制的研究和阐述仍然比较薄弱，仍有可深入之处。

2.2 研究展望

技术创新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我国各级政府一直在寻求能促进当地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有效措施，这些尝试有的取得了良好效果，但也不乏失败的案例。在过去数十年间，管理学与经济学两大领域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政府如何在技术创新中的地位及作用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未来的研究仍需要更深入地对这些作用机制进行研究，例如，细致地框定产学研活动中政府行为的界限，公共创新服务平台采用何种运作模式能为企业提供最大收益，政府对于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如何发放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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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loom， N.，Griffith， R.， Van Reenen， J.， Do R&D; tax credits work？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countries 1979-1997[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2（85）.

[5]马继洲，陈湛匀.德国弗朗霍夫模式的应用研究——一个产学研联合的融资安排[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年6月.

[6]牛振喜，安会刚，郭鹏.以工业技术研究院为中心的科技成果转化新机制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06年7月.

[7]刘强.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案例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3年2月.

[8]宋健，陈士俊.国外产学研政策的经验及启示[J].现代管理科学，2008（7）.

[9]原长弘.国内产学研合作学术研究的主要脉络：一个文献述评[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5年8月.

课题项目：

政府采购创新研究 篇7

关键词：政府采购,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

1 引言

目前, 我国在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已形成了比较完整合理的产业布局, 但是在创新产品市场化的成功率上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据统计, 我国高技术产业商品化率为25%左右, 产业化率为7%左右;而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为60%到80%。巨大的差距反映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依然落后的严酷事实, 而造成这一落后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产品产业化初期缺少足够的市场需求。

美国经济学家Mansfield (1977) 等的一项研究表明, 技术创新的平均社会收益为 56%, 而平均私人收益为 25%, 社会收益是创新者私人收益的两倍之多[1]。因此, 在技术创新方面, 市场机制是失灵的, 单纯依靠市场调节难以保护创新者的利益和积极性, 为了促进技术创新, 政府必须给技术创新者必要的补偿。而政府采购可以通过特殊的需求、特殊的市场和特殊的价格给技术创新者以特殊的补偿, 在增大私人收益的同时加快技术扩散,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增加社会收益。英国苏塞克斯 (Sussex) 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所 (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简称SPRU) 在1977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政府影响创新的最重要的途径是通过政府采购[2]。Dalpe (1992) 等学者对加拿大在 1945—1978 年间的 1845项创新的创新者与第一个用户之间的关系及公共部门作为专利使用者和制成品买主等方面进行分析后发现, 公共部门至少是 25%的创新产品的第一个用户, 是 15%的专利的潜在用户, 购买了 10%以上的创新制成品[3]。

在具体政策方面, 尽管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已出台了一些扶持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 但在实践中还未得以完全落实, 而且各政策之间还存在一些不够协调的地方。刘小川 (2007) 认为, 目前有关我国政府采购政策由于政策制定的思路不清晰、政策目标的不协调, 造成不同层次政府的政府采购政策之间的衔接与配合关系不甚合理[4]。徐焕东 (2007) 也指出, 在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中, 必须克服和防止可能出现的政策性矛盾, 如何在通过价格优惠、评分优惠等手段实施政策功能的同时不致影响其他的目标实现, 是一个必须处理好的现实问题[5]。因此, 如何尽快确立我国政府采购促进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科学政策, 既是我国实现科技进步, 提升整体竞争力的需要, 也是我国适应国际发展趋势完善政府采购制度的需要。

2 政府采购促进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分析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通过, 标志着我国的政府采购步入了法制化的轨道。我国政府采购在实行之初主要以形成规模效应、节约资金为目的, 而对促进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关注不足。发达国家的政府采购规模一般占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5% 左右, 而我国仅占2%[2], 其中对高技术产品采购的比例则更低, 因此通过政府采购促进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潜力很大。从各国的实践看, 政府采购在促进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过程中, 主要扮演以下三个方面的角色。

2.1 促进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激励机制

政府采购对于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起到的是一种激励作用。通过采购本国产品, 特别是优先采购本国高技术产品等, 可以起到市场保护和扶持作用。同时, 从用高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的实际需要出发, 政府通过购置一些已有的对改造传统产业具有关键作用的高新技术成果项目, 并在传统产业大规模推广应用, 可以产生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的巨大影响。

大多数发达国家在本国高技术产业化过程中, 都充分的利用了政府采购政策。韩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韩国在引进高速列车技术的同时就以实现国产化为主要目标, 在引进法国12台列车后, 其它的34台全部由政府采购本国产品, 使得韩国企业成功地研制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高达350公里的高速列车。对市场竞争激励的汽车、计算机等产品, 韩国政府规定, 即使本国产品价格较高也要优先采用。如2004年韩国财政部以每台1亿韩元 (相当于市场普通车10倍的价格) 带头购买了50台现代公司新研制的清洁燃料汽车[6]。

2.2 加速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产品市场化的需求拉动机制

当社会对自主创新产品需求量有限时, 仅靠其他政策扶持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通过政府采购优先购买自主创新产品, 直接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 并通过对消费者的引导作用间接扩大市场规模, 才能真正打开自主创新产品的需求格局。

我国正处于产业技术升级的关键阶段, 在参与高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中, 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来促进产业技术升级, 提高国际竞争力。政府采购通过预先采购技术创新过程中获得的样品、样机等中间产品, 并通过创造需求的策略为创新产品提供一个初期市场, 有效地加强市场对高技术产品的吸收能力和再投资能力, 并有助于建立自主创新产品的技术标准, 增强国内高新技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2.3 缓解高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融资压力的风险分担机制

政府采购为高技术产业融资开辟了新渠道, 可以使高技术产业获取由规模经济带来的外在利润。通过政府优先采购不仅能够直接为企业提供将产品向民用市场渗透所需的资金, 还能够提高投资者对这一产业的信心, 从而通过外部资金市场来注入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 这从源头上促进了本国高技术产业和风险投资发展, 在帮助高科技中小企业摆脱资金匮乏的窘境的同时, 又切实降低了风险投资公司投资回收的风险。可以说, 政府采购制度作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的一项制度,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运用财政支出实施宏观调控的一项手段, 也是政府介入风险投资的一种形式, 对高技术产品风险投资业的资金缺口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和风险分担作用。

政府采购的主要支持对象是处于成长期的高技术企业, 此时企业的产品已经进入市场, 但由于新技术的不确定性, 企业现金流量极不稳定, 资金需求量极大, 需要注入较多资金以求发展。然而这些企业所面临的高风险往往会阻碍传统的融资渠道的进入, 此时政府采购会起到分担融资风险的关键作用。在这一阶段, 企业所需资金高度依赖于产品市场的扩张程度和产品销售状况, 随着政府大规模的采购资金投入, 企业经营业绩逐渐得到体现, 有一定资金回笼后就能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支持或风险投资。政府采购帮助实现了高技术企业从资本投入到“生产—流通—产出—资本扩张”的良性循环。

自主创新大国芬兰的政府采购充分发挥了扶植产业、引导需求、风险分担这三重机制的作用, 为各国推进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发展提供了成功的参照范例。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芬兰政府认识到电子信息产业将会成为其主要的增长产业, 准备对其进行改革。但是出于财政问题的困扰和竞争所迫, ADS系统关键技术的研发费用成为了大难题。诺基亚此时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基本技术, 它也亟需进一步整合资源和能力。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选择了使用诺基亚的技术, 从而在1977年促成了国有企业Televa和诺基亚的合资企业Telefenno公司的诞生, 双方各出资50%, 共同开发了更适应芬兰典型山地地形的DX200技术。DX200数字电话交换系统是芬兰科技史上最大的研究开发项目, 成为诺基亚公司后来遍布全球的GSM网络的关键设备, 为公司在移动通信网络市场上的巨大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芬兰国家电信对ADS系统原型的采购和首次使用, 以及后来的追加订单对于其成长和随后的数字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它不仅承担了开发DX200系统的主要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 同时大大增强了诺基亚进一步研发的信心, 为创新技术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不可或缺的源动力。通过这些措施, 到了九十年代, 电子信息产业成为了芬兰增长最快的产业, 其中信息通信技术 (ICT) 相关产品在高技术产业出口额的比重占到了60%, 诺基亚占了其中80%的份额[7]。

3 我国在政府采购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产品方面的主要障碍分析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在利用政府采购扶持自主创新方面的工作起步很晚, 直到最近两年才出台具体的可操作的相关政策。正因为我国政府采购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时间还不长, 所以作用还十分有限。虽然我国有政策规定要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 但是具体实施中仍遇到了一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大致可归为如下三类:

3.1 自主创新产品的范围难以界定

财政部《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评审办法》等文件中指的自主创新产品是指纳入财政部公布的《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的货物和服务, 该目录由财政部会同科技部等有关部门在国家认定的自主创新产品范围内研究制订。但由于种种原因, 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尚未确定和公布经认定的自主创新产品范围, 导致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也迟迟不能出台。因此, 在政府采购组织实施中仍然难以准确把握某类产品是否属于自主创新产品。也因为对产品难以做出认定, 所以政府采购就倾向于大品牌企业, 对中小企业和外地小品牌就很不公平。

所以, 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尽快对自主创新产品的采购目录做出界定, 这既有利于从实际操作层面促进政策的实施, 也可以从制度上限制国外高新技术产品的介入, 促进目录范围内的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 进而有利于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3.2 不同部门制订的扶持政策之间存在冲突

政府采购扶持高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牵涉到各个部门。实践中, 我国的政府采购主要由财政部管理, 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产品采购也有专门的部门进行管理。比如对于机电设备相关产品, 商务部就有专门的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实施办法, 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机电产品的采购完全向国际开放。如果采购方出于各种原因不通过政府采购中心, 而是向商务部提出采购请求的话, 那么具有一定优势的自主创新高技术产品就会被直接排除在外。所以要实施政府采购扶持自主创新政策, 首先应当清除各相关政策之间的冲突与不一致, 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扶持作用。

3.3 采购者对自主创新产品缺乏信任度

在政府采购中, 由于采购方通常对自主创新产品的质量持怀疑态度, 缺乏信任, 不愿意冒任何风险, 造成了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巨大障碍。

例如在政府用车采购中, 虽然国产轿车的性价比高, 但很多政府部门都还是采购国际品牌轿车。再比如, 2006年11月合肥市政府采购中心发布的合肥市国土资源局综合楼中央空调系统设备招标公告中, 明确要求是“欧美日原装进口”[8];在上海政府采购中心为某高校进行的电梯采购中, 由于在采购中优先购买了国内高技术产品, 不满足高校采购进口产品的要求, 出现了高校拒绝验收和拒绝使用的问题。

4 政府采购促进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策略

我国政府已明确提出了要通过政府采购政策来鼓励和促进本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政策主张, 并明确了要建立自主创新产品认证制度、认定标准和评价体系, 给予自主创新产品优先采购权等。为了更好的发挥政府采购政策的作用, 本文给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策略。

首先, 完善有关高技术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的具体操作规程。

针对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产品, 需要建立明确清晰的产品认证制度和企业认证制度, 对采购目录做出详细界定, 这样有利于从实际操作层面促进政策的实施, 也可以促进目录范围内的国内企业开展竞争。在对自主创新产品的界定上, 可以借鉴美国的界定标准。美国的标准首先是原产地原则, 原产品的原材料和加工在本土实现;其次是工业附加值原则, 加工产品的生产必须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技术附加值[9]。除此之外, 也可以从专利数量上进行界定, 属于自主创新的专利数越多, 核心技术越多, 自主创新性越强, 越是应该列入采购目录, 并从价格等方面制订相应的定量化、可操作的鼓励与支持政策。

其次, 对高技术自主创新产品采购实施风险评价和预算规划管理。

由于政府采购自主创新高技术产品是政府风险投资的一种形式, 有收益必有风险, 在采购前建立完善的采购风险评价机制就显得格外重要。风险评价不只帮助政府采购部门判断采购某项产品的可行性, 通过事先对订购的自主创新技术的性能开发、发展前景和损益情况做出详细的了解和预测, 还能够估算具体采购金额, 使预算规划更切合公共部门的具体使用需求, 这就从源头上保证了采购单位不会滥用采购资金。

政府采购预算纳入财政总预算的编制和管理范围, 但由于我国现在的预算制作通常为3—4个月, 与国外实行政府采购预算的周期至少为一年相比显得较为仓促, 加上有些部门上报的采购计划不认真、水分很大, 导致部门预算与实际采购需求不匹配, 不能真正反映部门需求以及社会需求。预算规划缺乏针对性以及不合理性, 直接导致了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政策的难以实施。采购单位会以预算已使用为由, 拒绝采购自主创新产品。针对这种情况, 管理部门必须先分析重点采购产品和项目, 制定政府采购详细目录, 并对我国自主创新高技术的相关产品进行采购风险评价, 分析其成本, 市场前景等, 通过聘用专业的风险分析师对具体产品项目进行评价, 建立规范科学的项目决策程序和监督机制, 来达到精确采购预算编制, 节约预算并使采购方倾向于采购本国产品的目的。

第三, 对各级政府采购市场进行整合, 形成一定规模的有效需求。

具有庞大采购规模的政府采购对于推动企业的创新, 具有积极且有效的作用。以政府为主导, 组建一个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市场是完全符合经济原理的。通常, 对创新产品的需求分散在市场中的各个角落, 创新产品的预期使用者之间常常不能达到协同, 他们的需求也无法有效的汇集在一起, 不能形成一个对创新有足够吸引力的市场, 因而也无法确定一个公认的技术标准。对创新者来说, 仅仅与单一用户需求相关的信息的价值, 大大少于一个完整的、结构良好的整体市场信息的价值。政府采购的作用就在于汇集社会需求, 形成一个技术标准, 防止企业分散创新资源或者对市场容量不大的技术进行投资。

最后, 建立执行部门的评价考核机制以及配套的惩罚与激励机制。

建立科学合理的工作考评机制, 能够有效的衡量相关部门在实施政府采购对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扶持方面的工作成效和业绩, 而配套的惩罚和激励机制将能够监督和激励相关工作人员的努力和积极性。具体而言, 要加强对政府采购制度的监督检查, 督促政府采购单位或其委托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自觉执行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不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 应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 应核销其采购预算, 不得拨付采购资金, 并给予通报批评, 直至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属于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责任的, 要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直至取消代理资格。

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完全开放迫在眉睫, 而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必然会对国内缺乏自主创新的高技术产业造成巨大的冲击。只有通过明确而细化的措施加强实施政府采购促进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活动, 才能确保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和持久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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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刊编辑部.中国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及其政策定位[J].中国政府采购, 2007 (10) :17-21.

[5]徐焕东.让政府采购的功能作用落到实处[J].中国政府采购, 2007 (05) :7.

[6]尚勇.政府应带头购买自主品牌车[EB/OL]. (2006-04-28) .[2008-05-16].http://business.sohu.com/20060428/n24305312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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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葛如江.合肥:一政府采购项目竟拒绝国货[N].新华每日电讯, 2006-11-26 (1) .

服务型政府视角下政府制度创新研究 篇8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政府问责,制度创新,绩效评估

2004年2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指出, 公共服务“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 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 发布公共信息等, 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2005年3月, 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上升为国家意志。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必须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建设服务型政府”。由此可见, 服务型政府建设已真正提到了政府工作日程上来。

1 服务型政府含义

不同的学者如陈华栋、张康之、刘熙瑞等对服务型政府的表述不同, 但其本质上是相似的, 即服务型政府, 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它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 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 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 并通过法定程序, 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以依法行政为标志, 并承担着相应责任的政府。

服务型政府与我国传统的管制型政府有很大的不同, 我国构建的服务型政府应该是:遵从人民意愿、以社会大众的需求为中心的民主政府, 而不是以政府为主导, “官本位”思想严重的政府;应该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 而不是政府官员按个人意志行政的政府;应该是一个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有限职能的政府, 而不是一个管的“大而多”的全能政府;应该是效率、效益并重, 能以尽可能少的投入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的政府, 而不是不计代价投入大量的资源却不注重高产出的政府;应该是政务公开、公正透明的政府, 而不是信息封闭、暗箱操作的政府。

2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流于形式, 需要制度创新

目前关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不少地方实行了“政务超市”、“行政服务中心”等管理形式的创新和政务流程的再造。这些措施在简化办事程序、提供便民服务方面效果比较好, 而在体制创新、观念更新和制度供给方面则有许多欠缺。“政务超市”、“行政服务中心”办理的业务更多是局限在基层, 局限在与群众相关的具体事务操作上。群众来办事, 前台工作人员更多的只能提供常规性咨询服务, 无法决策, 致使群众来到政务大厅依然办不成事, 仅仅是形式到位, 实质却没什么变化。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公民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国家管理过程中来, 这就要求政府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 要求政府各项工作的运行更加民主、公开、透明, 这与我国的部分现有体制发生冲突。制度创新就是制度主体解决制度短缺或优化原有制度结构, 以实现效用最大化而进行的新制度安排。它的目标是要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政府组织本身就是制度的基本存在形式, 作为制度的化身, 其制度创新能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

3 我国当前政府制度创新的道路选择

3.1 加强政务公开制度落实力度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已经实行了很多年, 但是落实过程中仍存在没有落实、落实不到位等情况。如大家经常讨论的“经济适用房”问题, 经适房本来是政府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而建的, 但购房者中高收入者大有人在。由此引发了到底政府应该补砖头还是补人头的广泛讨论。进一步规范有关制度和严格执行经济适用房政策是一个重要方面, 而推进经济适用房相关事宜的政务公开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一个城市如果能公开经济适用房所有申请者和购房者名单, 请群众帮助政府监督和检查, 就可以有效地减少不合理挤占中低收入者利益的问题。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确保公民的知情权, 吸引公民参与和监督公共事务, 才能实现真正的服务型政府。因此, 需要通过以下方面加大政务信息公开力度:第一, 专家深入解读政府的各项惠民政策, 以便落实不会出现偏差;第二, 政策制定后要充分利用各种广播传媒的宣传作用, 使大部分民众都能了解相关政策信息, 以便更好的监督政策的落实执行;第三, 认真贯彻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载体、平台建设和政务公开制度建设, 将政务信息公开与电子政务建设等有机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政务信息公开的综合效应;第四, 建立政策落实的跟踪和评估机制, 采用科学的评估手段和先进的评估技术, 增强评估的科学性等。

3.2 实行政府雇员制

政府雇员界定为:政府在特定时期根据政府工作的特殊需要, 从社会上雇佣的旨在解决政府某些特殊工作的具有专门技术的人才。政府雇员不具有行政职务, 不行使行政权力。政府雇员制不是对现行公务员制度的补充, 而是一种新型的干部人事制度。它的主要特征是:

(1) 雇用管理的合同制;

(2) 不具有行政职务, 不行使行政权力;

(3) 政府雇员一般是专门技术人才;

(4) 政府雇员一般实行相对较高的年薪制。政府雇员制也并不是完美的, 它自身也存在很多缺陷, 因此, 现阶段推行政府雇员制要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 政府雇员的选聘要符合政府机构和职位设置的需要。各地在引入政府雇员制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客观现实需要及财政支付能力等因素, 防止政府雇员的大量引进造成当地政府巨大的财政支付压力。

其次, 政府组织和职位的设置要按照精简与效率的原则进行。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精简、高效”的政府, 所以在推行政府雇员制的过程中, 要科学合理的控制政府雇员的数量和结构, 严防通过推行政府雇员制变相提高公务员的待遇, 扩大政府机关人员编制, 出现政府机关的新一轮膨胀。

再次, 政府雇员制的实行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在政府雇员的聘用、考核、晋升等多个环节都应建立科学的标准和程序, 利用制度化的程序保证雇员制运行的理性化, 防止政府雇员制成为某个领导的个人雇员制。同时, 要推进配套制度产品的供给, 特别是相关法律的制定与补充, 按照渐进的原则合理控制制度推行的范围和速度。

3.3 健全和完善政府问责制

所谓政府问责制, 即政府的责任追究制度, 是责任政府的一种具体体现。目前我国的问责制建设还处于初始阶段, 与我国社会发展现状相脱节, 如权责不清, 问责不明;问责主体单一, 问责客体不明确;问责范围过于狭窄;问责程序缺乏规范;地方政府决策失误等现象依然存在, 政府官员不作为事件时有发生, 具体原因从制度层面来讲, 就是制度有效供给不足, 制度创新乏力。政府原有的制度设计不能有效满足现实行政生态的需要,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适应复杂的公共管理环境的变化, 设计出科学、有效的制度。因此进一步完善政府问责制要做到:第一, 完善与落实行政监督机制;加强政府责任监督的立法, 发挥人大的监督职能, 不仅要加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 还要加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加强司法机关对政府的制约, 首先, 改革现有的司法制度, 确保司法监督权的独立。其次, 加强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力度, 扩大司法机关的受案范围。最后, 完善行政侵权赔偿法规, 加大法院对政府的侵权赔偿责任的惩处;增强纪检、监察、审计等专职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把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同监察、审计等专项监督结合起来, 强化人民群众对政府的制约。第二, 建立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对因盲目决策而造成重大失误、导致重大损失的, 要追究责任, 直至引咎辞职。第三, 应全面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分管领导负责制和部门负责制, 科学分工, 明确责任, 层层落实。第四, 完善监督考核机制。这是确保决策落实到位的关键。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 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 加强对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监督考核, 公正评价其作用和贡献。

3.4 进一步深化和调整绩效评估体制

目前, 我国的绩效评估还没有制度化、规范化, 基本上停留在自发、半自发状态, 这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不相符, 因此, 进一步深化政府绩效评估体制, 就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 政府角色再定位。在我国绩效评估过程中, 政府对评估指标的确定、体系的构建、绩效信息的搜集、分析及评定等“一切包办”, 这种政府角色错位必须及时纠正。必须通过不断地理论学习或者实践, 实现政府官员思想从“政府本位”向“民本位”的彻底转变;在政府部门内部成立绩效评估的主管机构, 主要负责绩效评估的总体规划、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及评估结果的反馈等;选择独立的中介组织进行具体评估。因为中介组织更专业、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并且有一定的独立性, 评估结果会更加客观。

第二, 评估方式和评估主体的再确定。目前, 我国大部分绩效评估都存在着外部评估不足的现象, 即使有文件规定其他评估主体, 往往也只是流于形式, 政府评估主导一切, 在充分明确外部评估对政府绩效评估重要性的基础上, 要从以下方面促进其发展:

(1) 鼓励公众参与。如南京的“万人评议机关”、上海的“五色标识窗口”等。

(2) 参与的有效方式制度化。对于实践中已证明有效的、并深受公众欢迎的方法和形式, 应加以固定化和制度化, 以便于后来者的学习和参考;

(3) 在评估过程中以公众评估为主, 同时参考其他评估主题如媒体、行业组织、社会团体等的意见和看法, 这也可以有效避免评估“近视效应”的发生。

第三, 评估技术手段的科学化。首先, 应确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不能只以GDP数据、投资金额等作为评估的标准, 可以参考企业评估的KPI (关键绩效指标) 方法, 选择最能体现政府绩效和公众心声的指标, 加上合理的分配权重, 一定会使政府绩效评估更加合理、公正。其次, 应用现代化、信息化手段评估。加强政府软、硬件条件的建设和信息制度的建设, 把绩效评估的信息化与电子政务建设结合起来。再次, 注重学习成功的理论与经验;并鼓励自我探索和积极创新。在学习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的制定符合本国、本地区实际的绩效评估方法。

总之, 通过严格的绩效评估程序进行科学评估能够有效地督促政府自律、促进政府职能转换, 还可以与干部的考核、调动、升迁等联系起来, 为实现政府责任的追究提供依据, 从而促进政府及其公务员逐步转变执政观念, 改善自身素质, 提高行政效能, 最大程度地为人民服务。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提高认识, 统一思想, 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A].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C].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773-774.

[2]石清俊.政府制度创新的内涵、目标及主要措施[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05, (4) .

[3]吴玉宗.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M].北京:北京经济日报出版杜, 2007.

[4]黄晓军.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研究[D].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8.

政府采购创新研究 篇9

21世纪,制定符合本国的技术创新政策已成为现代政府的新职责,而利用政府采购杠杆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已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随着对自主创新支持政策的不断提出,逐渐对自主创新和政府采购结合进行探讨,但是系统地研究相对还比较少。康宇虹[1]和刘慧[2]等分别阐述了政府采购对科技创新所起的重要作用。李庚寅、周显志[3]提出要在政府采购中明确鼓励技术创新的原则,并将政府采购制度与其他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相结合使用。徐焕东[4]提出在政府采购促进自主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建立客观公正的自主创新评价与评估标准体系。纵观前人的研究,尽管也有不少学者对各个国家的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了研究,并将之延伸至对技术创新活动的作用上,但鲜见对不同国家政府采购政策进行对比和阐明政府采购政策适用条件的,因此,本文选取了美国与韩国作为世界最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为例进行比较分析,并总结出运用政府采购政策促进技术创新的适用条件,从而对我国提供借鉴作用。

1 政府采购促进技术创新的理论机制

一般地,创新产品的市场需求不仅来自于私人机构和个体消费者,也可能来源于政府公共部门。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政府采购了占GNP15%甚至更多的商品与服务(美国技术创新经济学家纳尔逊认为政府采购的比例为30%-50%)[5]。在作为经济调节杠杆完成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功能的同时,政府通过创造一定的市场需求,成为技术创新活动的推进者。政府采购主要通过以下机制驱动技术创新。

1.1 降低技术创新的风险

首先,技术创新通常投入较高,市场风险也较高,依靠政府采购合同,企业技术创新获得了可预期的稳定市场,只要企业技术开发成功就能得到持续利润,从而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过程中与市场联系的诸多不确定性,也就是降低了技术创新的市场风险。其次,多数企业研发经费有限,如何将其使用在拥有较高价值和市场前景的领域十分关键。作为个体的企业技术创新决策者,由于存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等情况,无法准确把握技术创新的市场动态,容易导致创新的决策失误。政府采购则能使企业清楚确定政府所需要的创新产品的数量、质量、型号及相关技术要求,使企业的技术创新明确了方向,避免研发投资的低效率,有效降低了创新决策风险。

1.2 扶持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大企业承担了大部分的渐进创新,但在重大创新方面它们高度依赖于外部的创新者和小企业。[6]Anthony在2008年为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所做的报告中,对2002~2006年专利数在15件以上的1293家美国公司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中小企业雇员人均专利数为26.5件,是大企业(人均1.7件)的15.6倍。[7]与此相矛盾的是,中小企业面临着研发资金短缺、科技人员不足等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创新活动开展。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可通过对大额合同订单的拆分为中小企业参与采购竞标提供机会,并依靠制定明确的招投标法规给予中小企业价格上的优惠帮助其获得采购合同,扶持中小企业的研发活动。

2 美国与韩国政府采购政策比较

美国是最早认识到政府采购可以作为有力的工具刺激市场技术创新的国家,也是运用政府采购支持高新技术发展最成功的国家。而韩国是实行政府采购较早的亚洲国家。1966年,韩国成立了政府采购办公室,统一负责对外采购和国内采购、重点工程采购、对企业需要的重要原材料的采购。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政府采购制度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采购政策对技术创新都产生了重要作用,使政府采购成为拉动技术创新需求、推进技术创新活动发展的有效工具。

2.1 美国与韩国政府采购政策的相同点

2.1.1 建立起严格规范的政府采购制度

美国是较早建立政府采购制度的国家之一。1933年,美国制订了《购买美国产品法》,规定联邦政府在采购货物或签订公共工程委托合同时,原产地制造比率必须超过50%,而且只有在美国产品报价价格高于外国价格25%的情况下,才能向国外采购。美国的其他补充法案也都严格遵守《购买美国产品法》的精神。1992年克林顿上台不久,明确提出把消除阻碍民间创新积极性的政府规章扩大到军事领域,对国防采购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并在1994年通过了采购合理化法。[8]

韩国对外经贸政策始终采取“限入奖出”的策略,在政府采购方面更是坚持以国内产品、工程和服务采购为主的政策。因此,在韩国的政府采购中,只要国内有同类的产品,且符合用户的要求时,一般不允许对外采购,即便通过国际招标程序完成的政府采购也仅占全部政府采购的一小部分。韩国加入了WTO的《政府采购协议》后,虽然按照协议修改了本国有关政府采购法令的若干规定,逐步开放了本国的政府采购市场,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内市场的保护政策,主要通过对政府采购国际招标的额度进行限制。[9]

2.1.2 重视对高新产业的支持

作为重要的市场购销活动,政府采购市场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能起到鼓励和扶持国内高新技术发展的作用。美国政府采购政策已成为支持高科技产业政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对高技术的采购价格高于市场价格,并优先考虑由本国厂商供应,而且份额较大。1994年4月,美国政府决定在5年内重点扶持5个特定技术领域的发展,其中一个主要政策就是:在此期间,政府将耗资90亿美元,以政府采购的形式培育高新技术产品市场。

韩国政府推动高新技术发展的一个颇具成效的做法是通过立法的强制力对高新技术产品实施政府采购制度,如《科学技术促进法》和《科技振兴法》等。韩国法律规定,对尚处于市场发展早期需重点扶持的本国高新技术产品,在性能相近的情况下,即使价格高于国外同类产品,政府仍应优先采购。1983年,公立学校率先购买当时价格昂贵的5000台国产计算机,由此成为推动韩国计算机产业发展的原动力。[10]

2.1.3 扶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发展

《美国产品购买法》规定,在政府采购项目的国外报价中,只要本国供应商为中小企业,其报价不超过外国供应商报价的12%,则优先交由本国供应商采购。同时,美国地方政府也通过以下优惠计划鼓励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为中小企业提供政府采购的报价等信息;降低政府采购项目标的的要求,降低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门坎;制定面向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目标。[11]这些优先购买政策和优惠计划极大提高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有利于它们参与市场竞争。

韩国自1996年起就大力支持政府采购机构采购中小企业的产品。当年韩国政府在国内的采购总额为42150亿韩元,其中26690亿韩元是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占国内采购总额的63%。[12]政府通过向中小企业大量购买商品和劳务,有力地促进了韩国中小企业的发展。2005年4月,韩国中小企业厅宣布,政府优先购买中小企业开发的产品,同时积极推进修改《中小企业振兴和产品购买促进法》。这有力地促进中小企业生产的新产品打开政府采购市场的销路,使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得到政府更好的扶持。[13]

2.2 美国与韩国运用政府采购政策的差异

纵观美国与韩国运用政府采购来促进自主创新的实践,可以看出它们都成功地运用了政府采购为高新技术产品提供市场需求,帮助中小企业的新产品打开市场从而促进其发展技术创新,最终保护和支持了本国的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与此同时,两国根据各自的国情,灵活运用政府采购政策,也存在一些差异点。

2.2.1 政府采购的形式不同

在美国,研发合同制是政府技术采购的一种重要形式,而韩国更加注重直接的政府采购政策。

支持技术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与政府采购有关的研究开发政策,主要是指与政府采购或者其他明确阐明的公共目标相联系的政府研究开发计划和研究开发合同。二是直接的政府采购政策。

美国非常重视研发合同制,在此基础上与直接的政府采购政策相结合。研发合同制通常是指政府机关(国防部、宇航局等部门)同有关科研单位(如工业企业的实验室)签订合同,按一定的规格、数量和质量定购所需要的研究研制项目。合同制给承包合同的单位提供大量的科研经费和稳定的市场,有利于科研和生产的紧密结合,保证科研计划按时保质完成。而韩国基本运用的是直接政府采购政策。

2.2.2 政府采购的模式不同

美国政府采购历史悠久,是当今政府采购最发达、完善的国家,也是实行混合模式的典型。半集中半分散的混合采购模式是政府采购部门负责部分商品、工程和服务,其他的则由各使用单位自行负责的组织管理形式。

作为联邦制的国家,美国的政治体制特点反映在政府采购制度上便自成两个系统:联邦政府采购和州政府采购,联邦政府采购基于采购性质的不同,明显地形成了民用部门和军事部门两大系统。当然,这两大部门的政府采购有着不同的立法体系和管理制度,其采购方法也有较大差异。混合采购制可能会同时获得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的双重利益。集中采购有利于制定和实施统一的采购政策,有利于对高价值和高风险采购进行管理;分散采购则可以保持低价值和低风险采购的灵活性和采购速度。

韩国一直实行公共市场集中采购制度,以统一国内外采购,配合政府各项经济计划,提高行政效率,消除以往各机关自行采购的种种浪费。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超过20亿韩元(约2000万人民币),各自治团体超过100亿韩元(约1亿元人民币)的特大型投资项目的招投标及采购管理工作由国家采购厅全面负责,实行集中采购。[14]集中采购制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形成一套公开、公平、公正的新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创新。

3 政府采购政策的适用条件

3.1 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

竞争是政府采购活动中举足轻重的一环。在政府采购过程中,竞争充分能促成低价中标。如果政府采购存在较强的进入障碍,缺乏竞争,很容易导致受扶持企业的依赖性增强,也会对人们创办新企业、或对新技术的投入发生负面影响。因此各国政府采购成功地促进自主创新的设计中都留出了竞争的空间。

此外,在争取政府采购订单过程中,大型企业由于资金雄厚等因素,可能对采购信息产生垄断,并凭借其技术实力和专业化水平挤压中小企业,从而使中小企业在信息、报价竞争中处于劣势。为了帮助有资质的困难企业有效参与竞争,美国在扶持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方面在法律上作了相关规定。小企业法第8(a)条款授权美国联邦小企业署SBA管理困难企业承接政府采购合同。SBA可以就供应、服务和施工合同同联邦机构谈判,然后将其分包给困难企业。

3.2 发达的电子政务

无论是为了坚持竞争还是为了提高政策的运行效率,都必须建立起先进有效的信息公开披露机制。政府采购具有垄断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及招标过程的不确定性,人们对这些特性的了解必须通过信息的观察、整合、处置及传递,尽量地化解信息的不对称性。因此,促进政府采购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建立先进有效的信息系统。通过这个信息系统,无论是民众还是决策者都能够充分了解市场信息,从而避免信息不灵而导致的决策失误。

美国电子化政府采购广泛采用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化管理手段,注重对本国政府采购市场进行有效保护,采购流程公开、透明,人性化服务等措施,进一步提高了政府采购部门为用户服务的质量。设计合理的采购系统能帮助调研,使购买自动化,并加速了工作流程。公共事务管理部门(GSA)清楚地认识到电子采购的作用,通过它的web入口,管理着14000份合同和400万个项目。在线商品目录使购买者可以在不同的商家间对商品作出比较和选择,如果购买项目高于2500美元,系统会强制要求购买者比较和检测三个不同供应商的商品报价目录[15],这实际上是强化购买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韩国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建成后,韩国所有的政府采购市场参与者只要进入互联网,就能够在任何地方进行交易。韩国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提高了采购项目的透明度,降低了交易成本。韩国2005年一年通过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共节约交易成本45亿美元。此外,由于信息即时披露、在线自动交易,使得政府采购活动非常透明。由于电子投标十分方便,原来3万美元以下的自由交易合同现在也开始采用竞争性的投标方式,招投标参与者数量增加了3倍以上。[16]

4 结论

通过对美国与韩国的政府采购政策分析可知,运用政府采购政策促进技术创新,必须建立起严格规范的政府采购制度,并重视对高新产业的支持和扶持中小企业创新的发展。同时,这种做法适用于有良好市场竞争体制的环境中,而发达的电子政务也是使其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

摘要：利用政府采购杠杆推进技术创新,已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但目前技术创新与政府采购政策结合起来系统研究的相对还较少。本文分析了政府采购促进技术创新的理论机制,通过对美国与韩国政府采购政策的分析比较,归纳两国政府采购政策的特征,并总结出运用政府采购政策促进技术创新的适用条件,为我国提供借鉴。

地方政府决策过程创新研究 篇10

政府决策, 首先需要明确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是寻求解决该问题的一系列方法和途径;最后是从规划的备选方法中选择最好 (或最合理) 的付诸实践。决策过程, 则是把社会多元利益诉求输入到政府系统中, 并转化为政策输出的过程。决策过程的每个环节受到各种因素、利益、体制和结构的影响, 政府的决策程序是否合理, 取决于公共权力的运行能否制度化和规范化, 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

理论上, 完整的政府决策过程包括五个阶段: (1) 议程设置, 即决定什么议题能进入决策者考虑的范围, 以及各议题之间的优先等级; (2) 政策规划, 即对议题做分析,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若干备选方案; (3) 政策采纳, 由立法机构、行政机构的领导者同意或决定采纳某一解决方案; (4) 政策执行, 被采纳的具体方案由行政部门付诸实施; (5) 政策评估, 即由决策主体或相关监督部门对政策方案的执行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估。上述五个阶段既包括决策者的决策行为, 也包括决策后的政策执行和评估行为。本文所指的政府决策, 是指狭义的“决策过程”, 包括议程设置、方案规划和政策采纳三个阶段。

1 议程设置的创新

议程设置是指建构政策问题、确定决策对象的过程, 这也是任何决策过程的初始阶段。美国政治学家托马斯·戴伊认为, 设定议事日程是政策制定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 “那些不被界定为问题的社会状况永远不会成为政策问题, 永远不会成为新闻, 永远不会引起政府官员的关注。确定问题是比认定解决问题的答案是什么甚至更为重要。”

政府是公共权威的集中体现者, 能进入政府决策过程理应是社会主要关注的公共问题, 这些问题是由“社会现状”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引起的, 体现为现实状态和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通常, 社会现状与社会需要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距, 从而构成社会问题。由于社会问题具有公共性, 影响波及面大, 当这些问题以持续的方式客观存在于社会情境中, 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教育问题等, 便会得到广泛关注, 需要政府运用其作为社会权威的权力和职能加以关注和介入。当政府决定着手解决一项公共问题, 该问题就转化成政府决策过程的“政策问题”。

当然, 除了政策问题的公共性之外, 一个社会公共问题能成为政策问题, 还有两个重要的限定因素。首先, 政策问题具有现实性, 符合政府管理的职能范围, 而且是政府有能力解决的社会公共问题。由于政府资源有限, 必须根据客观实际的紧迫性确定问题的轻重缓急, 并根据政府所掌握的实际资源能力制定相应的目标。其次, 政策问题具有政治性。政策问题的建构是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价值与规范的冲突与协调的过程。当一个问题被列入政策议程后, 必然对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和资源配置产生重大影响。因此, 社会利益群体会想方设法地向政府“施压”, 通过选择、提出和转化政策议题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理论上, 一项社会公共问题要进入政府决策过程, 须通过一定的转化渠道和途径。在当代中国, 建构政策问题的渠道主要分为三类:

1.1 体制内渠道:包括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人、行政机构及行政人员

中国共产党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向政府和立法机构提出政策建议, 确立政策议程;政治领导人个人的关切, 因其政治权威往往成为确立政策问题的缘由;行政机构负有观察并发现社会问题, 并提出政策问题的职责;行政人员在处理公务中因经常接触民众, 了解社会实际, 能够发现问题并通过一定渠道上升为政策问题。

此外, 上级政府提出的要求、指标和任务往往是下级政府尤其是县市一级地方政府设置决策议程的主要依据。

1.2 政府与群众的渠道:包括人大、政协、工青妇组织和选举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既是国家权力机关, 也是广大民众参政议政的基本形式。通过人大代表的提案, 很多社会公共问题都成为政府的政策问题。政协作为社会各界、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参政议政的政治机构, 为政策问题的建构提供了渠道。工青妇等人民团体是中国共产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 也是传达民意的渠道之一。

此外, 选举制度正逐渐成为公民表达意愿诉求的重要途径, 公民可以通过手中的选票对政策和政府表达自己的意见。

1.3 体制外渠道:包括利益群体、专家学者、公众舆论、传媒以及危机和突发事件

目前, 中国虽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西方式的利益集团, 但近几年, 不同利益群体尤其是某些代表垄断行业的特殊利益团体的意见表达已通过很多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在政府决策中有所反映。同时, 专家学者运用专业特长, 从学术视角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预测并影响决策议程的现象, 近年已越来越常见。公共舆论、网络和传媒在政策问题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也呈上升趋势。而危机和突发事件的影响, 2003年的“非典”事件即是一个明显的印证。

分析上述三类渠道不难发现, 决定政策问题建构和议程设置的机制包括三个子系统: (1) 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机制; (2) 政府发现问题的观察机制; (3) 政府上级与下级的沟通机制。三套子系统运行的灵敏度和顺畅度, 直接决定了一个政府对社会问题的反应能力, 以及建构和处理政策问题的效率和质量。从地方政府决策过程的实际情况来看, 这三套机制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问题, 影响了政府议程设置的能力和质量。

如果从地方政府议程设置的角度来看, 应着重解决两点:

第一, 打破“压力型”、“任务型”决策模式。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贴近社会和民众,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决策应更加重视民意, 回应本地区的利益诉求。然而, 在实际运行中, 来自上级的任务和压力型体制极大地约束了地方政府回应本地民意的能力, 地方政府变成了上级决策的附庸。下级政府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 采取机械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 通过层层分解落实到最基层组织, 并对于主要任务和指标采取了“一票否决”的评价方式。

第二, 推动政府与公众的互动, 强化政府对社会公共问题的反应能力。计划体制固有的“全能主义”模式压抑了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社会中的利益群体、群众团体缺乏塑造政策议程的能力。因此, 决策系统的利益输入和问题建构主要由内部权力精英的分析、研究调查来完成, 形成一种“内输入”模式。进入21世纪, 社会利益分化加快, 社会的独立性愈发显现, 这导致在议程设置中, 社会利益团体的作用, 必然对政府决策构成压力, 并影响决策问题的建构。面对今后一个时期的社会转型和阶层的“大分化、新组合”, 建立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已成为各级政府决策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2 方案规划的创新

公共政策学家詹姆斯·安德森认为, 方案规划是“涉及与解决公共问题有关的并能被接受的各种方案的提出。”在这个过程中, 政策分析人员要完成五个方面的任务: (1) 问题建构, 即提供与政策相关的知识, 分析问题的定义和性质; (2) 前景预测, 即根据可能采纳的方案, 预测政策可能导致的结果; (3) 目标确立, 即在全面掌握政策信息, 透彻分析问题性质及进行前景预测后, 提出决策希望达到及可能达到的目标; (4) 方案设计, 即根据政策问题、政策环境提出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途径和步骤; (5) 政策建议, 是政策方案系统化的过程, 政策分析人员以此向决策者提供建议和咨询, 同时也是与其他政策方案竞争的过程。

为此, 公共政策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认为:“政策制定并不是一个有条不紊的过程”, “它没有开端或结尾, 也并不十分明确。许多复杂的力量出于某种原因结合在一起产生出叫做‘政策’的各种结果。正如已经提出的, 人们可以把政府和政治的一切都看成是一个政策制定过程[4]。”

有鉴于政策方案的规划过程既是一种研究活动, 又是一个政治行为, 几个重要的特征应引起注意:

2.1 政策问题的关联性

政策问题不会是孤立存在的, 一个领域的问题往往同其他领域的问题相互关联和依赖。很多时候, 把问题分解成一个个孤立的要素, 按照“头疼医头, 脚疼医脚”的思路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的。政策问题的相互关联性要求在方案规划阶段运用系统的观点进行综合分析, 将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相结合, 考虑政策不同层次之间的纵向协调, 以及同一层次政策之间的横向协调, 以使各项政策成为一个相互支持、配套协调的有机整体, 期冀通过整体解决方案, 产生协同效应, 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

2.2 政策规划的主观性

尽管政策问题的提出和政策结果的对象是客观的, 但决策在本质上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 政策分析和规划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性的因素。

在政策问题建构中, 产生问题的外部条件是被有选择确定、分类、解释和评估的。主观认识的水平可能使规划人员格外重视某些外部条件, 而对其他的视而不见, 从而影响对政策目标的选择和认定, 导致大相径庭的解释和决策;或只强调某一方面目标的重要性, 而忽略另外一些目标的重要性。比如, 面对“非典”等重大传染性疾病或者当出现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时, 某些政府部门和领导人只是片面考虑和强调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 忽视了问题可能产生的严重社会后果, 未能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来预防和控制问题本身的进一步扩散和蔓延, 以至于贻误时机, 使社会公共利益蒙受巨大的无谓损失。

2.3 决策活动的人为性

政府作为整体而言, 可谓是现代社会能量最大的组织行为体, 往往会使整个社会的生态结构发生改变。在政策规划过程中, 决策的人为性、政策问题所针对的客观情势很可能受到决策活动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这使得政策出台后, 会出现“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情势, 即决策者的行为本身对决策的对象产生影响。由于政策具有权威性, 政策对象会根据对政策的预期而提前采取相应行动, 导致决策对象状态发生改变。如果决策者的行为不谨慎, 这种人为性的现象会给决策造成困难。

2.4 政策的稳定性与动态性

政策作为调节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的手段, 需要有相当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新、旧政策之间要有合理的动态衔接和过渡, 以保证社会生活的稳定和政策的权威性。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社会利益结构和关系格局正在发生急剧变动, 公众对高质量的政策需求在不断提高。因此, 在政策规划中, 决策者要始终与外部环境保持互动的状态, 吸收外部环境变化的信息, 及时调整和发展政策。特别是要建立完善的政策信息反馈系统, 一旦发现外部环境提出的新的需求, 能够及时做出理性的反应。

3 政策采纳的创新

政策采纳是决策过程的核心阶段。在这个阶段, 依法拥有决策权力和责任的领导者需要在备选方案中进行比较, 筛选最优 (或最合理) 方案作为解决政策问题的途径。可见, 政策采纳是政策的“最终确定”过程, 也是决策过程中最为核心的阶段, 此前所进行的议程设置、方案规划是为该阶段服务的辅助工作。从狭义的角度讲, 决策体现为政策采纳并输出政策的过程, 也是决策过程创新的关键阶段。对此, 可从两个层面考虑政策采纳的创新:

3.1 完善政府决策的首长负责制

根据政策问题的性质和决策体制的差异, 从参与者范围来看, 政策采纳形式规模最大的首先是直接民主的全民公决, 其次是代议制 (议会) 的投票表决, 再次是规模不等的委员会制, 最后是首长负责制。

建国后, 中国的决策体制基本上实行委员会制, 决策权力由委员会执掌, 成员权力平等, 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政策采纳。委员会制这种集体决策制有利于集思广益、分工合作、相互监督和民主决策, 但存在责任不清, 事权分散, 容易导致决策效率低, 滋生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将决策领导体制从“委员会制”调整为“首长负责制”。 1982年宪法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 (第86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 (第105条) 。同时,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会议分为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须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定。”不过, 行政首长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 拥有最终的决策权。这些改革是在科学总结决策实践的基础上, 做出的完善决策体制的重要举措。

在实践中, 地方政府的政策采纳模式主要有四种: (1) 行政首长负责制; (2) 副职领导的“归口管理”制; (3) 岗位责任制; (4) 四级领导体制, 即行政首长——副首长——委、局、办——处 (科、股) 。此外, 在地方政府行政序列的内部, 决策会议的形式有五种: (1) 政府全体会议; (2) 政府常务会议; (3) 政府行政首长办公会; (4) 政府的行政首长现场办公会; (5) 副职首长的“归口管理”。

在这种领导体制下, 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地方政府的核心决策工作是执行上级政府的计划, 如有关农业问题, 先是国家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然后逐级召开农村工作会议, 落实部署中央精神。二是地方政府主要决策通常是在党的系统中形成, 参加会议者有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以及纪检“五大班子”的领导。党委常委会做出决定后, 政府负责落实执行。这个过程说明:“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实际过程, 基本上是党占据主导地位, 执行的实际过程, 是政府起主导作用???。”

3.2 决策过程的规范化

从体制的角度看, 地方政府已形成一套较完整的政策采纳制度和原则, 宪法和党章也确立了决策的民主集中制和首长负责制。但完善的制度不能代表完善的行为, 目前的决策过程仍存在模糊的、弹性的环节, 在实践中为决策的“人治”提供了空间。人们在衡量一项决策是否合法时, 往往注重决策的内容是否合法, 而忽略决策的程序是否合法, 为此, 需进一步从思想观念和制度体制方面加强决策的程序化和规范化建设。具体说来:

(1) 决策者要强化“按程序决策”意识, 每项决策按法定程序进行。所谓法定程序, 包括法定的步骤、法定的顺序、法定的形式和法定的期限。程序本身虽不具备实质性内容, 但严格按法定程序决策有助于减少决策的随意性, 减少重大失误。

媒体常热衷于报道政府领导人如何现场办公。领导人亲临现场决策、处理和解决问题, 迅速处理一些棘手问题, 受到了决策者和基层群众的欢迎。但该现象的反复存在, 说明地方政府在日常政策输入过程中, 在反映群众利益和呼声方面存在着障碍。虽然应该参与决策的人都在现场, 但由于事前没有足够的调研、论证和沟通, 难以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而且, 现场办公常常省略常规情况下必须经过的程序和手续, 使得决策有较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客观地说, 现场办公多少带有政策性倾斜, 能得到领导亲临现场的单位和当事人实际上享受了某种程度的照顾。关键在于, 现场办公基本是处理个案, 治标不治本, 今天通过现场办公解决的具体问题, 不久可能又冒出十个类似问题。

为此, 强化“按程序决策”意识要明确决策的法定程序:如调查研究、提出决策议题、决策草案设计、决策协调、合法性审查、决策草案讨论、决策形成以及决策评价或追踪稽查、可能的政策调整。对于重大决策, 还要走一些特殊的程序。如凡是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涉及民生重大问题的决策, 必须实行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的相结合, 包括组织跨学科、跨部门、跨行业的专家论证 (可行性论证和不可行性论证) 、听证制度、社会公示制度和立法机关审议批准。

(2) 制定落实决策的议事规则, 从细节上体现决策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开会是政府日常运作中最常见的、合理的、必要的工作方式, 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现代社会, 会议作为集思广益、研究问题、形成共识、制定决策的一种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人们往往把开会作为例行公事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 在习惯性地召开各种会议的时候, 忽视了开会本身应该具有的科学性和规律性。

开会决策的过程是有学问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 一位西点军校毕业生亨利·罗伯特曾专门研究开会问题, 并撰写了《罗伯特议事规则》 (Robert’s Rule of Order) 。他发现, 人通常很难在短时间内被一般道理说服, 必须建立一定的会议交流机制和议事规则, 使各种观点获得充分而全面的表达???。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很多细节体现了对程序民主的重视, 因为在强调个人自由、人人平等的前提下, 规范的程序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而一套严密周到的议事规则, 使各种意见有条不紊地得以表达, 并有助于压制个人内心私利的膨胀冲动。这种规则及操作程序, 既保障了民主, 也保障了效率。

(3) 建立并执行问责制度, 提高决策的质量和效率。造成决策失误的原因大体上可归咎为两类:一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足, 作出的决策不能适应客观情势的变化而失败;二是决策者主观态度不端正, 决策行为不认真负责, 甚至带着个人私心进行决策, 导致政策的出发点不符合甚至违背客观情势而注定失败。而且, 后一类决策失误不仅导致直接的损失, 对整个决策机制也造成巨大的危害。目前, 部分地方政府以“集体负责”为主的决策机制致使决策失误“责无可究”。主要领导人只要利用决策过程中的“集体研究”盾牌, 就能“逢凶化吉”, 逃脱法律和行政的制裁。这一弊端说明了无人负责或无人真正负责是地方政府决策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再有, 针对政府管理的疑难问题, 各地常常成立综合整治办公室之类的临时机构, 但由于临时机构的权威性不足, 决策力度不够, 许多问题议而不决。其结果是原有决策程序被打乱, 新的决策体系无法真正有效建立起来, 往往形成“齐抓共管”成了大家都不管。

对此, 现代企业董事会运作的合议制值得借鉴。其基本要点:第一, 董事会实行集体决策, 一人一票, 票权相等 (当同意和反对意见相同时, 董事长有两票权) 和简单多数通过的原则。第二, 建立董事会的决策问责制度: (1) 每位董事在决策会议上的意见都如实记录备案, 董事在会后查看、核实会议记录并签字认可。 (2) 在会议记录的基础上清查责任, 向股东大会报告, 并根据表现决定董事的奖惩和去留。 (3) 这种决策问责制度可以把集体决策和个人责任结合起来, 在坚持集体决策民主性的同时, 明确个人的责任性。 (4) 严格按法律内容和程序决策, 充分发挥各级人大的作用。对政府决策进行责任追究, 前提是确认它的法律责任, 而现有法律并没有对决策主体应以何种形式承担法律责任作出统一完整的规定。虽然已有一些规范行政程序的法律文件, 如《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行政许可法》, 但法律体系尚不完备, 尤其在规范决策程序方面的立法严重滞后, 在对政府的决策行为进行法律责任认定上存在诸多问题。同时, 人们对决策行为的法律责任认识不足, 甚至以决策行为并不直接作用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为由, 拒绝将其法律责任纳入法律救济的渠道。

同样, 政府决策也没有被《行政诉讼法》纳入受案范围之内, 《行政诉讼法》只以列举方式明确了十种具体行政行为, 在抽象行政行为方面是空白, 当政府决策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时, 不能对它进行司法追究。这不但削弱了司法监督制约的作用, 也违背制定公共政策的初衷和意图。

宪法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地方组织法》第44条第四项也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对此, 各级人大应根据本地政府决策的实际需要, 加快决策程序的立法工作, 承担起国家和地方权力机关的作用和使命。由于对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这一职权的认识不尽一致, 这一原则始终未得以具体化。加强决策程序的立法工作, 使决策程序法律化、制度化是今后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

摘要：完整的政府决策过程包括议程设置、政策规划、政策采纳、政策执行、政策评估五个阶段。政府决策过程是否规范, 能否实现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合理化和规范化,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文章从狭义的政府决策过程, 即议程设置、方案规划和政策采纳三个方面, 就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如何进行决策过程创新进行规范性分析。

关键词：地方政府,政府决策,决策过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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