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P技术

CDP技术（精选六篇）

CDP技术 篇1

关键词：数据安全,快照技术,CDP,数据备份,容灾

1数据安全关乎企业的命脉

现在正值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各行各业中企业的数据以指数方式增长,我们正由“IT(Information Technology)时代”大步进入“DT(Data Technology)时代”。大数据中数据挖掘技术可以为企业创造价值,同时数据安全的问题则突显其关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命脉。

2015年5月28日上午11时许,携程旅行官网网站突然陷入瘫痪,其部分服务器遭受不明攻击,直接遭受千万级经济损失,随后其数据库中某些数据被物理删除,连带的损失不可估量,再一次给企业的数据安全敲响了警钟。应用容灾技术可以避免类似灾难的重现,既能保证企业数据的安全,又能保证业务的连续性【1】。

2容灾方案的基本要求和目标

以笔者所在的企业为例,该企业在北京拥有自主建立和运维的企业级数据中心机房,拥有上百台硬件设备。该数据中心机房同时接入了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各20M独享专线,经过F5链路负载均衡设备实现不同用户依据其所处网络的不同(联通或者电信)来自由地选择最佳的链路进行访问。网络系统则采用了全千兆以太网技术,配置了企业级交换机作为网络核心交换机,实现了网络动态管理和虚拟局域网的功能。而核心网络采用的是思科65系列交换机,负责全网数据的高速无阻塞交换、路由管理、网络管理、网络服务和核心数据处理等。网络安全方面配置思科防火墙,并按业务等级进行安全区域划分。机房所用服务器及存储全部选用国际领先的IBM、Oracle品牌,并根据功能需求部署UNIX和Windows Server系统架构。应用系统数据库采用当今世界上最主流的Oracle产品,现有数据量已超过20T,预计5年内数据容量可达50T,日增量至少有20G。 该企业共有20多个生产系统,不同的生产系统分别运行在各自独立的服务器上,通过光纤交换机连接到独立的存储。

为进一步提高该企业数据中心的安全可靠运行,防止类似 “美国911”等灾难性事故对核心业务产生致命影响,笔者设计在距离北京数据中心超过2000公里的广州建立异地容灾中心。北京数据中心作为生产中心提供日常对外业务访问,广州数据中心作为北京的异地容灾中心提供极端灾难情况下的应用接管和数据恢复。广州容灾中心可以解决生产中心出现硬件物理故障、人为误操作、病毒攻击等造成的数据丢失、损坏等问题。也可以防止发生地震、台风、火灾、暴力袭击等造成建筑物倒塌导致严重损坏机房设备。

本文所述异地容灾方案的主要目标有:(1)完善核心关键业务系统数据存储结构;(2)建设异地应用级灾备中心;(3)部署异地容灾备份系统网络架构、服务器系统;(4)实现本地的应急恢复系统和异地应用级容灾的双重保护。

3异地容灾技术概述

异地容灾,顾名思义就是在不同的地域,构建一套或者多套相同的应用或者数据库,起到灾难后立刻接管的作用。衡量容灾技术有两个指标,分别是RTO和RPO。灾难来临时抗击数据损失量的指标为RPO(Recovery Point Objective),以数据为出发点,业务系统所能容忍的数据丢失量。发生灾难后,启动容灾系统完成数据恢复。RPO值越小越好,理论上RPO可以做到为零。

以恢复数据的时间为出发点的评价指标为RTO(Recovery Time Objective),假如灾难来临,从容灾发生到业务系统恢复服务功能所需要的最短时间,同样是RTO值越小越好。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容灾系统的评审标准为SHARE 78,其M028报告中根据灾难恢复方案依据对于数据保护的程度定义为0至6共7个不同的容灾级别,最低级别是0级,最高级别是6级,数据可以实现零丢失。这些不同级别的系统建设,资金投入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3】。

CDP(持续数据保护)是一种在不影响主要数据运行的前提下,可以实现持续捕捉或跟踪目标数据所发生的任何改变, 并且能够恢复到此前任意时间点的方法。即在不影响主要数据运行的前提下,可以捕获或者跟踪数据的变化,并将其在生产中心数据之外独立存放,确保数据能够恢复至历史任何时间点【2】。它是精度极细的数据块级别保护技术,不仅可以将各时间点数据在本地保存实现备份,也能够通过智能化的精简异地传输技术将数据传到异地备份。

4异地容灾方案设计

本方案的建设与实施本着实用性、可靠性、先进性、可扩展性和经济性这几个原则来主导。远程数据备份与系统恢复意义重大,技术细节复杂,投入的人力物力巨大,任何方面都不能有所疏忽。笔者为该企业设计的CDP容灾解决方案总体架构如图1所示:

详细结构说明如下:

1)北京生产中心部署以CDP容灾管理器为核心的持续数据保护系统。 连接到FC SAN网络中,通过FC连接到生产存储网络进行数据保护,并通过以太网进行管理【4】。

2)北京数据中心(生产中心)设置256份快照点,广州数据中心容灾管理器服务器同样可配置至少256份快照(Time-Mark),实现灾备中心多历史点的保护,使历史数据得到了双重保护。

3)远程复制采用TCP/IP协议,某一时刻的复制策略要根据生产系统每天具体的数据增量还有主次业务占用传输带宽率来灵活变化。本方案中的容灾管理器可以在低带宽情况下完成所有要求的灾备功能。

4)广州容灾中心构建一套支撑系统来实时备份北京生产中心的数据。广州容灾中心部署的主机系统与生产系统同构, 数量和性能比生产中心稍低即可,灾难发生时的接管系统部署为X86服务器,采用虚拟化连接形式确保灾备中心能够快速重建数据中心应用系统环境,并实现备份业务系统对工作系统有效替代。

容灾中心与生产中心实时的快照卷能够保证发生灾难后, 容灾中心可以直接挂起使用并保证数据库上一快照点的数据。对于在灾备中心上一快照点与生产卷的时间差产生的增量数据,可以在非繁忙区通过传统方式回滚等手段先恢复到生产卷到正常状态,并通过业务及应用手段抓取中间变化部分, 并插入到作为生产应用的快照卷中,即完成的数据合并。这样的技术既解决了RPO、RTO在灾备中心接管的全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拉起时间和数据损失【5】。

5灾难发生时CDP装置的应对措施

5.1数据库表级别的丢失或损坏

由于误操作或病毒入侵等原因,数据库会出现表的记录丢失或损坏情况。面对这种灾难,需要在主机上挂载CDP提供的历史快照,该快照包含完整的记录条目。然后再使用数据库命令将丢失或损坏的记录导入到生产数据库中即可。

5.2数据库和应用系统的文件丢失或损坏

若是数据库文件丢失或损坏这类逻辑错误,可以采用提取历史快照的方法找回历史数据。找到没有丢失的时间点提取快照,并分配给主机,然后在主机上运行扫描命令新增磁盘,完成后启动数据库将需要的表或数据库导出,再导入到原来的数据库即可。如果情况十分紧急,CDP的快照是可读可写的,可以直接使用CDP快照磁盘接管业务。

1)数据库和应用系统无法正常启动

当数据库或应用系统出现问题无法启动时,可以先使用NSS中的快照进行接管。方法是将历史快照提取出来,然后分配给主机,主机上运行扫描命令新增磁盘,然后启动数据库或应用即可。

2)生产存储发生故障

当生产盘出现故障时,NSS镜像盘会自动接管业务,数据库系统根本感知不到中断和设备灾难,实现了RPO=0和RTO=0的理想。当硬盘恢复时数据会在阵列中自动同步。

3)灾备中心数据验证拉起

当发生自然灾害等站点级别的灾难导致北京生产中心瘫痪的情况下,启动广州灾备中心的容灾系统来恢复数据。广州灾备中心只需要启用灾备处理服务器,通过灾备中心的容灾管理器获取最新的生产数据,并立即启动数据库和应用系统进行业务运行,整个恢复过程可在短时间内完成。当生产中心修复后,灾备中心的容灾管理器能以增量的方式将数据同步回生产中心,轻松实现系统回退。

当然,灾备切换是一系列技术操作的过程组合,不是单一的技术动作。站点级灾难发生时,灾难宣告后原数据中心的业务流切换到灾备中心。接收业务流前,灾备的应用和数据库服务器需要挂起容灾管理器可用数据(经验证机校验过的可用数据)对外服务。而且,服务的启动顺序有严格的要求。数据库必须先启动,之后才能启动应用程序;应用服务器接管完成后, 才能进行网络的切换【6】。

优派CDP4665高亮大屏监视器 篇2

对于安防监控, 公共信息显示, 指挥中心、金融, 交通, 视频会议等行业领域来讲, 大屏显示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或作为用于安防的监控器, 亦或作为用于信息传播的显示设备, 针对各行业领域的特殊性对大屏显示的品质有极高的要求。作为专业级的优派CDP4665大屏监视器, 拥有46寸大屏幕, 支持1080P点对点播放, 采用了优派独有的色彩还原技术结合专业广视角高亮高对比度液晶面板, 1500cd/m2高亮度设计即便是半户外、阳光强烈环境下依然呈现清晰的画面, 同时搭配有极为丰富的输出接口, 可很好的满足各行业领域对大屏显示的使用需求。无需拼接控制器就可实现最大5x5的超大屏幕拼接, 为商用大屏拼接提供了更为便利的解决方案。

画质表现卓越1500cd/m2高亮度设计适应各种环境

优派CDP4665是一台拥有46寸超大液晶屏的商用显示设备, 1920x1080高分辨率和178°广视角视角设计, 可带来更清晰可视面积更大的视觉效果, 同时彩色更艳, 白色更亮, 使其任何角度的色彩表现力都非常出色。无论是商场里用于广告传播, 还是在光线较暗的环境下用于安防监控, 都可以很好的满足相应的画质需求。

针对色彩, 优派CDP4665内嵌了优派独家的“Next Vision真优彩”专业显示芯片, 从而确保画面显示更加清晰稳定, 色彩更加真实饱满。其具备的4000:1对比度、1500cd/m2高亮度设计, 即便是在阳光强烈的户外活动演示也能清楚将画面传递到我们的眼中。再加上搭载的优派独有的View Motiv (动态加强) 技术, 可动态加强CD4615色彩显示能力, 从而解决在各种环境应用时带来的可视效果差等问题, 以适应各种行业领域显示应用。

为了更好的满足各行业领域应用, 优派CDP4665采用了全金属外壳, 结合高档黑色花烤漆设计, 使监视器结实耐用, 同时外观典雅黑设计更符合各种环境下使用条件。工业级的用料和线路设计, 可提供超过50000小时的平均无故障, 确保7x24x365天全天候运行。精良的内部结构在电磁兼容以及散热防火方面同样表现出色, 同时内建的“自动温控系统”可自动侦测内部温度的高低, 并调整到合理范围, 长时间持续使用安全系数得到倍增, 整体品质绝对可靠。

同时优派为CDP4665配备了DVI-D、HDMI、VGA、YPBPR、Video等多种视频接口, 庞大的输出接口设计为与不同显示设备实现同步播放提供了便利条件, 同时充分满足了用户多路信号传输使用要求。

另外, 优派CDP4665还为商业大屏拼接提供了专业解决方案, 它可以在无拼接控制器的情况下实现最大5x5超大屏幕拼接, 同时具备画中画及RS232远程控制功能, 搭载的拼接补偿功能, 可消除由于边框拼缝导致的错位, 为需要超大屏幕拼接的行业用户提供更显示更完整、操作更便捷的解决方案。

CDP技术 篇3

为了增强碳排放信息的透明度, 建立统一的碳披露规则, 促进企业碳管理的正向循环, 2013年我国启动的七省市碳交易试点, 对企业排放数据的收集、管理和披露提出了新的要求。2013年, 北京绿色金融协会与北京、上海、深圳等试点地区的碳交易平台联合发起并启动中国首个企业碳披露项目。我国的碳信息披露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碳信息披露的背景分析和研究现状

国际碳信息披露项目是全球最大的投资者联合行动, 2002年开始, CDP代表这些投资者对全球多家大型企业进行碳信息披露调查。

1.碳信息披露的背景分析

碳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 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通过艰难谈判, 1997年12月于日本京都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第一个附加协议, 即《京都议定书》。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 来自192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参加了峰会, 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 即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京都议定书》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 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 从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 简称碳交易。

碳交易市场需要碳排放信息提供支撑。对于与碳交易密切相关的企业, 如何反映碳交易带来的风险和机遇, 如何制定碳战略, 都是利益相关者进行碳决策的关注点。碳信息的充分披露也对碳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在国外, 一个由专业机构投资者发起的国际性合作项目应运而生——碳披露项目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 简称CDP。这一项目致力于在气候变化所引起的股东价值和公司经营之间创造一种可持续的关系, 也试图在高质量碳排放信息的支撑下推动对话, 对气候变化做出合理的反映。CDP目前已成为碳交易信息披露和报告的主要模式。

2.碳信息披露的研究现状

相比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挑战——削减贫困、保持经济增长、确保和平与稳定, 气候变化议题是更为基础和根本性的问题。国内外对于碳排放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国内研究立足于中国, 大多分析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状况、影响及其意义, 提出我国发展碳交易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能策略, 而关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利益分配及中国最优出口规模、影响因素等问题的探讨还明显不足。由于我国对碳披露的参与度不高, 学术界对于碳排放信息披露模式还处于初步探讨阶段。

二、国际碳信息披露模式的基本框架和缺陷

CDP提供了碳交易带来的风险、机遇、战略、管理和治理等方面的信息, 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碳信息体系。在开创了一个成功的碳信息披露模式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 虽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公司参与其中, 但CDP仍有很多的方面需要完善。

碳信息披露项目CDP主要以问卷调查进行, 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以求达到完整反映被调查公司应对气候变化信息的目的, 其主要内容如下。

1.国际碳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

碳信息披露项目 (CDP) 是全球最大的投资者联合行动, CDP代表投资者致函全球多家大型企业, 邀请他们参加碳信息披露调查, 根据企业回应的信息和数据, 从气候变化对当前及未来投资影响的角度, 为投资者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参考信息。2003年, CDP发布公告CDP1, 2004至2007年陆续发布了CDP2, CDP3, CDP4和CDP5。其基本框架包括四个方面:风险、机遇、战略和减排目标;温室气体减排核算;温室气体减排管理;气候变化治理。

2.国际碳信息披露模式的缺陷

CDP提供了低碳战略、碳核算等方面的信息, 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碳信息披露体系, 为碳排放会计准则的制定提供了有益参考和经验借鉴。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个项目还存在很多的缺陷, 主要归纳如下:

(1) 碳信息披露本身的内容框架不完整。碳排放信息的核算包含三个领域, 即直接排放、电耗造成的间接碳排放以及包括价值链上下游在内的其他间接碳排。而现阶段的核算和报告绝大多数只包括了前两个领域, 忽略了第三个领域的碳排放。被忽略的这一部分排放量占到企业或者组织碳排放总量的40%到60%。国际碳信息披露 (CDP) 将第三领域的间接排放分为员工的商务旅行、外部的分销和物流、公司商品或服务的使用和存放、公司的供应链以及其他碳排放五大方面。然而在世界五百强企业中, 碳排放披露包括上述五个方面信息的企业仅为6家, 包含三个方面以上的企业仅62家, 占12.6%。

(2) 碳信息披露制度化缺乏公认的量化标准, 制约了碳信息披露的规范化。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标准主要有三个:技术标准、价值标准和认知标准。技术标准是将二氧化碳之外的其它温室气体折算成二氧化碳吨数, 称之为二氧化碳等价物, 但因为不同的温室气体对于气候的潜在影响是不同的, 这种换算在实现数字上标准化的同时却忽略了其科学意义。价值标准是将不同温室气体的减排货币化, 但是由于碳交易市场不活跃, 很难通过市场交易有效确定每一种温室气体的价格。认知标准是在明确污染物、碳减排等观念下将其归属到对应的责任单位, 和直接碳排放相比, 间接碳排放的归责问题难以解决。这三种标准从不同角度出发反映碳信息的披露, 适应于不同的信息需求主体, 各有利弊又难以统一。

(3) 间接碳排放信息披露板块披露程度不足。在目前各种监管制度以及自愿性质的碳会计和报告计划中, 并没有对其他间接排放会计与报告做出任何要求。过去十年以来, 各方做了很多努力, 以便将温室气体排放的测量与报告落实到法律文件中并予以推广。但是, 对其他间接排放的测量与报告却鲜有企业为之。低碳经济迫切需要的创新也因此而受到阻碍。尽管间接排放的计量存在难度, 但我们认为, 对碳排放的数据收集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在开始收集数据和起草碳报告之前, 明确报告的目的和作用有助于体现报告的意义和价值。

(4) 企业之间的碳信息缺乏可比性, 对企业的约束不足。自愿披露的碳交易信息不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和鉴证, 可信度较差。另外, 由于目前统一的碳核算标准并未形成, 碳信息无法量化, 无法比较各公司碳减排的成本和所取得的成效。

三、碳信息披露模式在我国的应用和启示

1.国际碳信息披露在我国的应用

自2008年在我国首次推行至今, 国际碳信息披露项目在我国的应用并不顺利。

(1) 上市公司对CDP调查的反馈率不高。2008年, CDP委托商道纵横第一次对中国上市公司实施专门调查。此次调查覆盖中国100家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其结果只有5家上市公司填写了问卷, 20家上市公司提供了相关信息。2011年最新的中国CDP报告显示, 只有11 家上市公司填写了问卷, 35家提供了相关信息。这已经是自2008年以来四年间中国企业CDP 参与度最高的一次, 提供信息的企业数量显著增加。减排目标和排放数据等量化数据仍然在企业回答信息中严重缺失。

(2) CDP调查样本的信息质量有待提高。样本企业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仍停留在概念陈述层面, 对风险和机遇的认识普遍不足。只有20% 的报告提到了风险, 与2010 年的19% 基本持平;只有7% 的报告提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在具体问题上, 企业对定性信息的回答率高于定量信息。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企业在公开自身信息, 与利益相关方沟通方面更为积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拥有详细且全面的碳数据, 并愿意将数据进行披露的中国上市企业仍然占少数。

(3) 不同行业上市公司对CDP调查的参与度差别大。2011年CDP显示, 问卷覆盖了七个行业, 在11家填写问卷的企业中, 银行业有4 家企业填写问卷, 在绝对数量上居首。在贸易公司与经销商、酒店、餐饮与休闲、金属与采矿、金融服务、建筑材料、化学制品、航空、工业集团企业等行业, 没有企业对CDP 做出积极回应。

(4) 调查内容设置不符合我国国情是CDP在我国推行未能达到期望水平的主要原因。CDP项目所设计的调查问卷主要针对国际碳交易方面较为领先的企业, 这些企业一般都是委托专门的咨询机构编制碳排放清单, 根据排放清单能完成调查问卷80%以上的问题。关于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信息, 在国外甚至有让咨询公司直接代理回答调查问卷的。中国目前在企业碳管理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 上市公司没有设立合适部门来负责气候变化议题, 而调查问卷里的很多问题由专业机构回答则质量必然更高。因此, 摸索出适用于中国国情的碳信息披露模式尤为重要。

(5) 碳金融进入试水阶段。在政策和市场的驱动下, 国内相关机构和企业通过多种方式, 推动碳金融的发展。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污权交易所等机构已经在碳交易领域获得初步经验。2011 年6 月, 北京环境交易所发布的《中国企业自愿减排2010 年度排行榜》显示, 2010 年共有41 个参与自愿减排的机构 (活动) 上榜, 其中10 家企业从企业运营层面购买碳信用。浦发、民生、兴业等7 家银行已经在碳金融领域与国际金融公司开展合作, 并开发出8 种融资模式。各类碳金融产品也不断推出, 如兴业银行的“中国低碳信用卡”、招商银行的“绿色生态文明理财产品”、中国光大银行的“低碳公益理财产品”和“绿色零碳信用卡”等。

(6) 我国首个碳披露项目正式启动。2013年我国将启动的七省市碳交易试点, 对企业排放数据收集、管理和披露提出新要求。由北京绿色金融协会联合北京、天津、上海、深圳等试点地区碳交易平台共同发起的“中国企业碳披露”项目正式启动, 该项目是我国首个官方发起的碳信息披露项目。这一项目将邀请试点省市的试点企业和报告企业, 以及其他具有领先意识的企业填写碳披露问卷, 通过整理和分析企业填写的信息, 最终形成中国企业碳排放、碳管理状况研究报告, 并于2013年在华沙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角”发布。项目将研究摸索符合我国减排政策要求、适宜企业操作的碳披露体系, 促进中国企业碳披露规则趋于统一。

2.国际碳信息披露对我国的启示

低碳经济时代的来临, 对企业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面对低碳经济的发展, 除了配合国家政策和各贸易伙伴国相关条约及法规外, 企业应将可持续发展策略应用于业务经营中, 管理风险、改善流程、加强报告、优化成本、提高收入并推动创新。

(1) 碳信息披露考虑成本效益原则。在评估企业风险, 保证碳排放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的同时应考虑平衡成本与效益将在有效支持管理层决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使排碳成本能够通过财务会计系统进行确认、计量和披露, 鼓励企业减少排污, 使企业主动实现“总量控制”的目标, 使环境影响有望成为企业日常决策正常考虑的成本因素。

(2) 增强间接碳信息的披露。一方面, 对于直接进行碳排放的企业, 如化工厂等, 间接碳排放信息的披露研究有利于提高企业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及时性。另一方面, 对于非直接排放企业, 即主要涉及由电耗造成的间接碳排放以及包括价值链上下游在内的其他间接碳排放的企业, 披露间接碳排放信息更有利于企业提升竞争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

(3) 开发创新的融资工具, 增强企业碳排放信息的透明度。建立碳经济与金融的对接对扩大交易规模至关重要, 只有在金融机制的支持下, 碳市场才能够获得足够的流动性和参与者, 并最终形成一个定价机制, 从而为低碳经济运行提供融资服务。

(4) 结合国内现状设计碳披露模式, 提升披露模式的可操作性。针对碳信息披露目前的这些不足, 通过研究世界五百强企业对于碳信息计量、记录、表外等方面的披露方式和程度勾勒出国外碳间接排放信息披露的线条的同时, 我们必须结合国内现状以求创造性地设计出一套更为全面、科学、可操作的中国特色披露模式。通过对碳排放信息的充分计量和披露, 对当前碳信息缺失的现象是个很好的弥补。摸索出一套符合中国减排政策要求、适宜企业实际操作的碳披露体系, 促进中国企业碳披露规则趋于统一, 为建立公开、透明、高效的全国性碳市场奠定基础。

(5) 深化与地方政府和供应商之间的合作, 逐步向中国引进城市碳信息披露项目、供应链项目和水信息披露项目, 使中国业务进一步多样化。CDP应进一步在中国投入更多资源, 深化与政府及投资者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构建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平台, 推动中国企业开展碳管理, 并使之成为企业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另外CDP应与学术界和咨询机构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推动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谭德明, 邹树梁.碳信息披露国际发展现状与我国碳信息披露框架的构建[J].财经论坛, 2010 (11) :126-128.

[2].张彩平, 肖序.国际碳信息披露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财务与金融, 2010 (3) :77-80.

CDP技术 篇4

关键词：碳会计,碳会计信息披露,上市公司

一、碳会计信息披露理论概述

(一) 碳会计信息的相关概念

低碳经济能够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并对会计核算产生影响, 进而催生了碳会计这一全新的会计体系。

碳会计信息披露即碳会计信息公开, 是碳会计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也是重要的表现形式。此处所指的碳信息不是广义的环境意义上的指数指标, 而是企业可用来核算、利用以及比较的碳基的价值信息。同时, 企业需要向碳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有关二氧化碳资源的利用情况与受托责任履行情况, 保证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以及企业进行决策的需要。碳会计信息披露是碳会计工作的最后成果, 也是碳会计核算体系中最关键的部分。进行碳会计信息披露, 是降低碳排放量、发展生态经济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满足决策的需要。

二、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现状——基于CDP调查样本的分析

(一) 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总体情况分析

从2008 年开始, 碳信息披露项目 (以下简称CDP) 在我国进行问卷调查, 由其委托者对我国市值最大的前100 家上市公司 (以下简称CDP中国100) 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和气候变化战略等碳信息进行调查, 并于每年2 月发布《碳信息披露项目CDP中国100 报告》。本论文选取的样本为2008-2014 年CDP中国100 的问卷调查结果, 分析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现状和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对策。

CDP中国100 的问卷调查于2008 年开始, 调查样本涉及14 个行业, 但可惜的是, 当年只有5 家企业填写问卷。2009 年到2011 年, CDP调查的企业行业分布逐年扩大, 积极回应的企业也持续增加。在2011 年CDP中国100 的调查回应率达到46%, 填写问卷的企业数达到11 家。2012 年CDP中国100 的回应率却下降到24%, 但填写问卷的企业比例上升至23%。2013 年, 在中国100 家受邀的企业中有32 家回复了问卷, 较2012 年的23% 又高出了近10 个百分点。2013年CDP中国100 的问卷调查显示, 69% 的上市公司表示已经设立个人或团体承担气候变化管理工作, 50% 的公司表示已将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到公司整体的商业策略中去。并且在2013 年我国开始全国七个碳交易试点启动, 为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和碳管理起到了推动作用。2014 年, 我国CDP问卷的回复比率已达到45 家, 再创历史新高。

上述的数据和信息从一定意义上表明了我国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政策驱动效果以及企业重视水平同步提高并相互促进。但尽管如此, 在应对气候变化具体政策的完善和碳交易市场的成熟方面, 中国依然处于上升通道, 存在提升空间。

(二) 上市公司各行业碳会计信息披露比例分析

从CDP中国100 的调查结果上来看, 其调查的行业回应率大致稳定在60%-70%, 填写问卷的比例在2013、2014 年都有大幅的提高。大部分行业均有企业做出回应, 但各行业企业回应情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情况如表1 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2008-2014年《碳信息披露项目CDP中国100报告》整理而得。

从表1 中可以看出, 我国上市公司对于CDP调查问卷的回复主要集中在几个行业内, 而回复率较高的行业基本为银行金融、电信及信息技术等, 行业单一。

(三) 我国上市公司碳会计信息披露的问题

1. 上市公司碳会计信息披露意识不强, 自觉性不高

在国外, 多数上市公司都自愿并主动进行碳会计信息披露的实务研究。在研究过程中, 有很多上市公司已经摸索出了具有行业特点或企业特色的碳会计信息披露的方式, 碳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也比较具体全面, 方法相对科学。但我国的上市公司缺乏披露碳会计信息的自觉性, CDP中国100 的问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直到2014 年, 我国只有45 家上市公司积极回复了CDP项目的问卷调查。虽然与前几年相比这一参与比例已经有了很大提高, 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2014 年, 大部分国家, 包括新增的拉美、荷兰和印度等国家, 对CDP调查的参与度都在70% 以上。由此可见, 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碳会计信息披露的自觉性并不强。

2. 参与碳会计信息披露的上市公司所处行业明显不均衡

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低碳环保的战略。但从CDP中国100 的调查结果上分行业来看, 银行金融业对问卷调查的回复表现积极, 工业企业表现被动。银行金融业、电信与信息技术业都属于低碳排放产业, 碳会计信息披露比例却较高, 而碳排放量较高的金属、化学、能源业的披露比例却不容乐观。高排放量的企业由于怕披露较清晰的碳排放信息会给企业造成负面影响, 给企业社会责任感方面带来压力, 所以不愿披露比较详细的或者说不愿披露碳会计信息。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碳会计信息的意愿并不强烈, 并呈现出明显的行业特征。

三、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碳会计信息披露的对策研究

(一) 鼓励上市公司积极参与CDP问卷调查

对于我国上市公司参与问卷调查的回复率低, 回复的内容质量不高等问题, 我国政府以及民间组织等应加强与上市公司高管的接触, 让他们更多的了解CDP, 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 让更多的企业、更多的人了解这个项目。而有些碳排放量高的公司正在采取积极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但对于参与CDP项目存有疑虑, 对CDP项目在企业进行风险管理时的价值认识仍有待提高。我国政府要鼓励并积极促进碳排放量高的企业就气候变化问题与投资者进行对话, 积极参与和认真回复问卷调查。对于碳排放量低的银行金融业来说, 要推动公司深化策略、制定措施、加强数据的收集和管理。上市公司应把自身的碳排放信息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 为进一步实施减排策略打好基础, 并创造新的商业机遇。

(二) 健全并完善碳会计信息披露法律体系

近几年来, 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来要求企业公开环境信息, 并发布各种有利政策积极鼓励企业参与进行碳信息的披露。在2014 年2 月, 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组织开展重点企 (事) 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作的通知》, 希望能够促进我国企业二氧化碳报送体系的建立, 促进企业碳信息的公开化进程。虽然我国政府作出了相关的碳会计信息的要求, 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严格的会计法律法规进行配合。并且对于环境保护法及其相关法律并没有将碳信息的核算以及监督作为上市公司必须要进行披露的内容。因此, 我们首先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 通过法律手段强制上市公司进行碳信息的披露。

(三) 积极推动我国碳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

目前我国对上市公司碳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虽然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 也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这些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对碳信息披露项目的问卷调查分析和对国外文献的介绍和借鉴方面, 主要体现为:以定性描述为主, 缺乏数字性论证, 各执己见, 没有统一结论, 难以令人信服。在实践中, 碳会计信息披露无论是对政府、上市公司还是学者们都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包括碳信息披露的会计准则、披露框架、披露内容和方式、国家标准以及行业标准等, 都急需相关政策、准则、理论上的规范与指导。所以, 我国应在积极制定碳信息披露法规制度体系的同时, 鼓励广大学者从多方面展开对上市公司碳会计信息披露相关问题的研究, 用成熟的理论研究成果来指导上市公司对碳会计信息的披露。

CDP技术 篇5

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有效措施, 节能减排正在不断内化成负责任企业的行动方向, 而碳信息披露则是开展节能减排的应有之义。从企业自身来讲, 碳信息披露有利于发掘节能减排的关键点, 控制风险和发现机遇。同时, 碳信息披露也是企业主动向社会和公众履行减排诺言、展现负责任形象的有利体现。我国“十二五”规划首次将碳排放强度纳入约束性指标, 并明确提出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这是传递出碳排放信息披露加速的信号, 标志着我国全面碳信息披露时代即将到来。

CDP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碳信息披露项目) 是全球最大的投资者联合行动, 由总资产超过92万亿美元的全球767家投资者组成, 向全球3000多家上市公司发出问卷, 鼓励其披露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自身温室排放数据 (数据来自CDP官方网站:https://www.cdp.net) 。2008年, CDP首次在我国开展调查, 截至2013年, 已进行了6次。

从理论上看, 学者们已对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资本成本之间的密切关系达成了共识。[1,2,3]碳信息披露正向作用于企业价值的提升, 同时也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张巧良等[4]、王仲兵等[5]在我国碳排放环境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证据。但是, 在实践上, 我国企业基于这种理论假设披露碳信息的积极性和能力如何?是一个值得探求的问题。笔者依据2008~2013年CDP在我国的调研报告内容, 分析我国目前碳信息披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以期为碳信息披露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我国碳排放的紧迫性

1.我国碳排放总量呈持续增长态势

总体上说, 我国的碳排放总量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在2002年以前, 处于总体平稳增长的阶段, 2002年以后,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速度加快、能源消费总量急剧上升。2002~2005年, 碳排放环比增长速度分别高达12.618%、12.149%、12.02%、15.14%。2005年以后, 碳排放增长速度有所放缓。2009年,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 国家推出经济刺激计划, 在将经济强力拉出低谷的同时, 也使得碳排放量增速再次抬头。2009年, 碳排放环比增速再次达到13.29%;2011年碳排放总量达到87.15亿吨。根据美国能源信息部 (American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ttp://www.eia.gov) 公布的中国碳排放数据, 1980~2011年我国的碳排放总量和增长率整理如表1、图1所示:

2.我国碳排放与发达国家 (地区) 之间的差异

为了与其他国家的碳排放作对比, 笔者选择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欧洲4个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作参考, 以反映我国的碳排放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 结果如表2、图2所示:

(数据来源:美国能源信息部, http://www.eia.gov/)

由表2、图2可见, 我国的碳排放总量在2004年超过了欧洲, 2006年超过了美国, 成为世界上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从总体趋势看,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总量基本表现比较稳定, 而我国在2002年以后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单位:百万吨)

由此可见, 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在此背景下, 我国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减排目标, 即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6]因此, 无论是我国政府, 还是企业都背负着沉重的减排压力。特别是企业, 能否有效减排, 取决于企业的减排决心和对减排工作的重视程度。政府也需要通过了解企业的碳信息披露状况对企业加强监管, 督促企业积极创新, 节能减排。

CDP调查我国企业的分布特征

CDP, 是一个为企业和城市测量碳披露管理和分享重大环境信息提供全球制度的国际非营利性组织。它向机构投资者发放年度调查问卷, 从全球最大的上市企业处索要标准化的气候变化信息, 利用市场力量, 激励公司披露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影响并采取减排行动, 推动资金向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流动, 以促使全球企业重视碳排放, 通过降低碳排放量, 减轻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2008年开始, CDP委托商道纵横向我国市值最大的100家上市企业发放问卷, 请求披露碳信息并根据这些企业的反馈, 编写了《CDP中国报告》。笔者以2008~2013年的《CDP中国报告》为研究对象, 总结6年来我国企业对碳信息披露的参与程度、企业碳管理现状。

1.企业参与情况

CDP在我国的调查样本, 是从H股和A股市场选择流通市值最大的上市企业, 剔除重复项后确定100家企业为样本。笔者从2008~2013年的《CDP中国报告》中整理了6年来CDP项目调查的我国企业参与情况, 如表3所示:

(注:项目总体回答=填写问卷+提供部分信息)

由表3可看出, 2008年第一次接受CDP调查时, 只有5家企业回答了在线问卷, 20家提供了部分信息, 项目的总体回答率仅为25%。到2013年, 完成在线问卷的企业增至32家, 是2008年的6倍。历年来项目的整体回答率也成上升态势, 2011年接近50%, 但是2012和2013年缺乏提供部分信息企业数据, 无法知道总体回答率数据。

依据这种趋势可判断, 6年来, CDP在我国的调查活动越来越受到企业的关注, 企业的参与程度也越来越高。这也充分说明, 随着我国企业低碳环保意识增强, 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多种渠道和途径加入到低碳减排的活动中。面对CDP的调查, 企业的碳信息披露的欲望也愈来愈强烈和积极。

2.反馈企业的行业分布

CDP调查选择的企业分布广泛, 主要集中在保险、电气设备、电信、银行、钢铁、机械制造、建筑等行业。因2011年前后CDP报告中统计的行业分布口径不统一, 笔者将所有涉及的行业区分为高碳和低碳行业两类, 分析企业参与CDP调查的积极性。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见, 在总样本中, 高碳产业和低碳产业的企业分布2008~2013年期间呈现此消彼长的特点。2008年, 74家高碳产业企业和26家低碳企业被选中, 很明显高碳企业的比例较高。但到2011年, 两类企业的比例几乎均等, 分别是54%、46%, 而到2012、2013年, 这种比例出现倒置, 分别是40%、60%。这种行业分布的变化是由我国的经济发展特点决定的。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低碳环保的服务业的战略。自2008年以来, 我国的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在证券市场上市的企业越来越多, 发展速度越来越快, 企业规模越来越大, 在证券市场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大, 地位越来越重要。因此, CDP选择的股票市值最大的100家公司中, 低碳环保产业的比例由少到多, 是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结果。

CDP问卷内容的填答特征

在问卷的结构上, CDP每年会进行一定调整, 但所涵盖的具体问题基本不变。主要内容包括, 管理和公司治理、风险与机遇、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等部分。

1.管理和公司治理

CDP问卷主要从气候变化治理、战略、减排目标和行动、沟通4个维度, 来关注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工作。2008~2013年, 我国100家企业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情况如表5所示:

企业气候变化的治理, 主要关注企业为应对气候变化所设立的管理机构及其承担的具体责任, 以及是否设立实现气候目标的激励机制等。2008年, 5家填答问卷的企业中, 2家企业设立了管理机构, 通常由董事会指定个人或委员会承担气候变化管理职责;2家企业建立了激励机制, 管理气候变化问题和温室气体减排问题, 占回复总量的40%。这种低比例的形势在以后几年逐渐得到好转。2009~2013年, 回复问卷的企业中大部分已设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建立了激励机制。到2013年, 近90%的回复问卷企业设立了个人或委员会负责的管理机构, 并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激励机制。

与之相似, 面对气候风险变化的管理, 我国企业已从战略层面上予以了充分重视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回复问卷的企业中, 2011~2013年, 企业将气候变化机遇和风险整合进内部风险管理管理系统中的比例, 由63%增至87.5%;将气候变化融入公司战略的比例, 从2011年的72.7%增至84.5%;政策制定者积极参与探讨气候变化应对的比例, 由2008年的40%增至62.5%。由此可见, 我国企业已具备了非常强烈的温室气体控制意识, 从总体战略的层面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具体而言, 企业积极采取了减排措施控制气候变化。2010年, 61%的企业肯定了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帮助第三方避免温室气体排放, 2013年, 这个比例增至62.5%。另外, 企业通过多种途径与利益方沟通, 有效实现了碳管理。2008年, 有一半的企业承认除了参加CDP调查外, 还通过其他方式发布对气候/温室气体排放的信息, 如企业的社会责任年报。尽管企业已主动在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方面将气候变化融入其中, 但是却少有企业提出明确的减排目标。2010年, 制定了绝对和相对减排目标企业的比例为46%, 到2013年下降至18.75%。

2.削减排放、降低风险及把握机遇的战略

CDP问卷将气候变化引起的风险分为, 由政策变化、物理变化 (气候参数改变) 、其他与气候相关的发展引起的变化三种类型, 以及与三种类型风险所对应的机遇。[7]

企业关于政策变化风险的识别, 主要考虑可能会增加相关运营和管理成本。对于能源类企业, 主要面临环保法规 (包括政策计划) 的风险;企业识别出的物理变化风险类型主要包括:平均温度和降水量的变化、海平面上升、热带风暴、冰雪、洪水、干旱。对于能源类企业, 气候变化可能会对相关生产商造成直接破坏的同时, 影响能源的消耗量、生产建设作业进程, 从而导致企业运营成本上升;其他风险主要集中在声誉、消费者态度和需求的变化、引起人文环境的变化、不断增加的人道主义需求的变化。由于消费者、公众、与环境相关NGO组织对气候变化的持续关注, 迫使企业更加关注低碳节能, 承担更多的与环境相关的社会责任, 否则会影响企业的声誉, 从而减少消费者对其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政策变化的机遇包括:一是碳排放交易机制。全国范围内碳排放交易平台的建立, 将促进企业发掘隐形碳资本, 从中获取一定的收益。二是产品碳标签、效率相关法规和标准。相关法规和标准的发布, 将有效增强能效高且注重环境保护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三是大气污染限制。明确的大气污染排放限制指标, 将有效提高可再生及新能源的需求量, 这将推动能源生产企业的发展和创新, 从而提升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四是其他与环境相关的法规和规划。

物理变化的机遇包括:一是洪水和干旱。对那些生产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距离供应商和产品销售市场近的企业, 产品供应中断几率较小, 同时运输成本较低。当遭遇洪水和干旱天气时, 因此产生的额外花费将低于其他企业, 从而能够凸显企业的价格优势。二是平均气温的变化。气温上升意味着企业冬季用以供暖的能源消耗量降低, 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三是冰雪。极端天气将增加对相关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气候变化可能带给企业其他机遇的驱动因素, 主要包括企业声誉和消费者行为的改变等。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 消费者将更加关注高能效和低碳足迹产品, 企业通过自身产品和服务的改进, 就能从中获取更多的商机。

笔者计算出2008~2013年回复问卷的企业中, 可以识别风险和机遇的企业比例 (如表6所示) 。总体上看, 大部分回复问卷的企业都表示可以识别相应的风险和机遇。这说明, 随着减排意识增强, 企业越来越深入分析国际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对企业的制约因素。通过分析碳排放体制变化、物理环境变化、其他变化带来的风险, 深入挖掘其中蕴藏着的机遇。

(注:可识别的风险和机遇企业数量, 包括能识别三类风险三类机遇、两类风险两类机遇、一类风险一类机遇的总和)

3.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CDP调查问卷详细询问了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笔者总结了回复问卷企业对这些问题的回复情况 (如表7所示) 。

对于基准年和排放问题, 问卷特别详细询问了范围一、范围二及基准年信息, 企业给出明确答案的情况不容乐观。2008年, 5家回复的企业中只有2家有明确回复, 3家企业并未回答这个问题。2013年, 虽然有了32家回复问卷的企业, 但也只有2家企业给了明确答案。回复这个问题企业数最多的年份是2010年, 13家回复问卷的企业中有5家对这个问题给了明确答案。

当被问及企业采取何种标准、协议, 或者方法对范围一、范围二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数据收集和计算时, 企业回答的情况与第一个问题基本类似, 回复问题的企业大部分不予回应。2008年只有2家回应, 2013年仍旧只有2家, 回应率不仅未增加, 反而由40%降到6%。

在编制范围一和范围二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边界、范围一直接温室气体排放与范围二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是否通过外部核查及等级保证这3个问题上, 企业的回答情况也与前面的问题基本相同。2008~2010年缺乏数据, 2011~2013年提供相关信息的企业占回复问卷企业的比例均不超过30%。

2008年, 2家企业提供了企业消耗的燃料类型。这个回复数字至2013年仍然没有改善, 在32家回复问卷的企业中, 只有2家企业描述了使用燃料的信息。

关于排放绩效问题, 只在近3年企业才作出了回应。2011年, 2家企业承认绝对排放量下降、1家企业的绝对排放量上升、8家企业无回复。2012年比前一年更糟, 绝对排放量下降的只有1家, 其余的22家拒绝回答该问题。按单位收入折算的相对排放问题的回复, 情况一样糟糕。2家承认下降、1家上升、20家无反应。2013年, 这种状况相对改善, 有4家企业总排放量下降、3家上升、25家无回应;2家企业的相对排放量下降、1家上升、29家无回应。总体上看, 企业对排放绩效的参与热情不高。平均看, 70%以上的企业, 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披露企业碳排放总量和相对绩效。在为数不多的披露相关信息的企业中, 绩效转好的比例也很低。

在被询问是否参加碳市场交易以满足企业碳排放需求时, 6年中每年只有2~3家企业表示参加过碳市场交易, 绝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回应。在范围三数据的提供方面, 企业的回复仍然很不积极。除了2011年有3家企业回复外, 2012年、2013年仅有1家企业回答该问题。

结论

笔者根据2008~2013年《CDP中国报告》, 分析了近6年来我国碳信息披露方面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企业日趋重视, 低碳行动逐步开展

2008~2013年《CDP中国报告》显示, 平均65.3%的回复问卷企业表示, 有个人或团体承担气候变化职责的最高管理工作, 80.3%的企业已将应对气候变化融入企业商业战略中。可以看出, 大多数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管理方面的态度日趋积极。某些上市企业也披露了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具体行动, 主要包括开发和实施CDM项目、购买碳信用额度、进行绿色投资、发展清洁或可再生能源、推动绿色产业链等, 企业正逐步走向低碳发展之路。

2.风险意识形成、机遇认识不足

2008~2013年《CDP中国报告》显示, 大部分企业将气候变化风险和机遇, 整合到全企业适用的识别经营风险和机遇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中。78.9%的企业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意识已基本形成, 尤其针对政策变化而产生的风险, 包括可能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产品碳标签和能效标准的要求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等。相对于机遇, 企业看到的更多是风险, 由政策变化引起的风险是企业最为关注的因素, 只有65.2%的企业可预见各种风险带来的机遇。

3.企业碳管理能力亟需加强

企业碳管理、碳盘查人员的专业素质有待提升, 企业碳盘查、碳管理人员对于相关标准、核算方法、基准年选取、边界界定等理解有待加深。6年来, 对碳排放核算方法、识别排放因子及其来源的回复情况不容乐观。从2011年开始, 才有部分企业对这些问题给出回复, 平均来说, 对基准年和方法学的回复率为17.9%和15.8%。对排放边界、排放范围和外部核查的回复没有一项超过15%。这样低的回复率, 主要是因为企业的碳管理能力不强、碳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不高、对碳管理的相关知识掌握不足和理解不深所致。

4.详细碳排放数据缺乏

涉及具体排放数据等定量信息的披露时, 很少企业提供了其直接温室气体与间接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数据。虽然企业通过年报的形式公开相关信息, 说明企业在公开碳排放信息方面有了较为开放的态度, 但是拥有详细且全面碳数据的企业数量仍然较少。2011年, 企业才报告了该方面的数据。总体上说, 平均只有16.8%的企业报告了直接温室气体的排放绩效、10.9%的企业报告了温室气体间接排放绩效。随着我国碳交易市场的逐步推进, 从银行业、ICT行业到能源类行业等, 都在不同程度地探索低碳发展之路。但是参加碳交易的企业数量明显不足, 2011~2013年平均参加碳交易的企业只有12.1%, 大部分企业仍未积极参加碳交易市场, 未提高碳管理的意识。

我国早已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规划, 涉及节能减排、新能源、碳排放交易等领域, 编制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2011-2020年)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总体战略》, 引导全社会广泛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碳披露越来越被企业所认同和接受。[8]2008~2013年《CDP中国报告》总体上暴露出我国企业碳管理能力不足、碳意识不强等问题, 这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强引导、企业进一步增强碳管理能力。

参考文献

[1]Luo, L., Y.C.Lan, and Q.Tang.Corporate Incentives to Disclose Carbon Information:Evidence from the CDP Global 500 repor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Accounting, 2012, 23 (2) :93-120.

[2]Magness, V.2006.Strategic Posture,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An Empirical Test of Legitimacy Theory.Accounting, Auditing&Accountability Journal, 19 (4) :540-563.

[3]何玉, 唐清亮, 王开田.碳信息披露、碳业绩与资本成本[J].会计研究, 2014 (1) :79-86, 95.

[4]张巧良, 宋文博, 谭婧.碳排放量、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13 (2) :56-63.

[5]王仲兵, 靳晓超.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 2013 (1) :86-90.

[6][8]张云, 邓桂丰.双目标下我国产业结构低碳优化: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4 (2) :118-124, 155.

CDP技术 篇6

关键词：碳信息披露,行业性质,企业价值,CDP中国报告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加剧,低碳减排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文件《京都议定书》,制定了碳交易机制、清洁发展机制以及共同履行机制。为了响应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减排协议,中国承诺相比于2005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到2020年将降低40%到50%。而碳信息作为承载企业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战略等与企业气候风险变化相关的信息,碳信息披露在当前我国碳减排阶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内外学者对碳信息披露相继进行了各方面的研究,大多数研究围绕企业的碳信息披露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对企业碳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较少,并且由于研究的背景、使用的数据、评价衡量指标等方面有所差异,所以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Antoine(2010)对欧洲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气候变化等碳信息曝光率与股票收益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而王君彩和牛晓叶(2013)的研究发现,我国市场并没有对进行碳信息披露的企业做出积极的反应。贺建刚(2011)、彭娟和熊丹(2012)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具有一定的决策价值,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投资者利益。何玉等(2014)也发现,碳信息披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受托责任评价,而Kim&Lyon(2011)对参加CDP项目的企业进行案例分析,结果发现没有很好的证据能够表明积极的气候响应行为能够提升股东价值。在我国碳信息自愿披露的背景下,碳信息披露作为企业环境责任的一部分能否向外界传递其信息价值、对企业的价值影响如何?以及重污染行业的特殊性质对二者的关系有何影响?本文拟在此方面进行实证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自愿性披露理论(Discretionary Disclosure)认为,披露主体会选择性的披露对自己有利的信息(Dye,1985)。而我国碳信息披露仍处于自愿性披露阶段,碳信息披露体系并未形成,因此,碳信息披露在信息的全面性及可靠性等方面会有所不足,这会影响市场对其本应有的价值判断。Kim&Lyon(2011)对参加CDP项目的企业进行案例分析,认为没有很好的证据能够表明积极的气候响应行为能够提升股东价值。Salem Najah(2012)则认为,投资者并未把企业气候变化信息考虑到投资决策中,碳信息披露不会提升企业的股票价值。Nishitani&Kokubu(2011)的研究发现,在利益相关者积极看待企业的减排行为的条件下,企业的减排行为才能增加企业价值。而我国在非强制减排环境下,投资者对企业是否低碳并不关注(王君彩和牛晓叶,2013)。因此,在现阶段市场信号传递缺乏,投资者对碳信息披露的价值认知感不足的情况下,我国企业的碳信息披露并不能很好的影响利益相关者决策为企业带来收益。另一方面,我国碳信息披露监管制度还没形成,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碳信息披露的成本回报。张淑惠等(2011)研究认为,严格的环境信息监管制度会使信息披露更具有可信度,更能够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因此在我国监管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披露的碳信息在可信度和可比性等方面会有所欠缺,这可能会导致我国企业碳信息披露的成本回报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价值。Wen-Hsin&Wang(2013)、Isabel-Maria&Jose-Manuel(2012)等学者研究认为,企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并不能带来很好的经济绩效。其次,过于宽松的监管环境,会使企业违约的机会成本偏低,绝大多数企业会选择不进行碳活动控制和碳信息披露来实现利益最大化,反而可能造成进行碳信息披露的企业处于竞争的劣势地位。Griffin等(2012)以北美市场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得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信息披露与股票价值负相关。李苏龙等(2013)分析发现,市场可能会对公司碳信息披露作出负面反应。因此,在现阶段我国碳信息自愿披露及信息披露监管体制不完善的背景下,我国企业碳信息披露会对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负相关

重污染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面临更大的减排压力,政府、社会、公众以及媒体对重污染行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关注度更高。借此本文考虑在重污染行业中,企业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的关系。重污染行业天然面临的环境治理成本会大于别的行业,同样一项好的碳信息披露,重污染行业为其投入的治理成本会大于其他的行业,因此,对于重污染行业企业,披露好的碳信息会增加企业的财务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企业受益。但如果企业披露不好的碳信息,这会影响企业声誉,降低企业未来收益。刘尚林和刘琳(2011)研究发现,不好的环境信息披露会降低企业未来的现金流。Beaty&Shimshack(2010)对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研究发现,气候变化的负面评级报告会使股票价格明显下降。综上所述,在重污染行业中,好的碳信息披露需要以较大的治理成本为代价;而不好的碳信息披露又会降低未来现金流,所以在当前环境下,重污染行业碳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更大。Griffin等(2012)人以北美市场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在碳密集排放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信息披露与股票价值的负相关程度体现的更明显。据此提出假设2:

H2:对于重污染行业企业,碳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14年涉及中国CDP报告的企业为研究样本,国际碳信息披露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CDP)每年选取中国市值前100的企业为调查样本,3年的面板数据为300家。为了控制宏观经济环境和区域的一致性,本文剔除研究样本中的港股企业;进一步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企业,最后得到样本企业250家。本文的数据来源分为两方面:样本企业数据来源于CDP中国官网,并通过对2012-2014CDP报告手工整理,得到样本企业对CDP项目的回应情况;样本企业的财务数据和社会责任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对异常值进行了winsorize极值处理,采用stata12.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实验检验。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1)企业价值。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价值,根据不同文献的研究需要,托宾Q值、权益净利率以及市净率等都可以是企业价值的衡量指标;也有根据理论自建的衡量指标,如张淑惠(2011)根据信息披露对价值的提升效应建立的FV指标。但纵观国内外研究,衡量企业价值的指标主要以托宾Q值为主;在信息披露与价值提升方面,汪冬梅和孙召亮(2011),于晓红和武文静(2014),李乾杰和尹士(2015)都采用的是托宾Q值来衡量企业价值。因此,本文采用托宾Q值来衡量企业价值。企业价值=Tobin’Q=市值/(资产总计-无形资产净额-商誉净额)。(2)碳信息披露水平。碳信息披露水平(VCIDL)为解释变量,以往研究的碳信息披露水平衡量主要是采用内容分析法,基于分析的基础不同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根据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等分维度进行内容打分(高美连等,2015)。第二类是以CDP报告为主并适当结合社会责任报告和其他报告进行综合打分(赵选民等,2015;吴勋等,2014)。基于当前我国碳信息披露属于自愿披露阶段,相关的披露框架体系还不够完善,CDP碳信息披露项目在当前不成熟披露体系下有一定的权威和代表性;并且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碳信息披露状况有一定的补充性。所以本文采用以CDP碳信息披露项目回应情况为基础,结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碳信息披露水平进行综合评分。企业对CDP碳信息披露项目回应情况主要有:填写问卷、提供信息、没有回复和拒绝回复。本文对填写问卷的企业赋值2分,提供信息的企业赋值1分,对没有回复和拒绝回复的企业赋值0分。在此基础上,根据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中碳信息披露的详尽程度不同,在当年披露程度大于中值水平的企业赋值2分,小于或等于中值水平的企业赋值1分,无披露的赋值0分。最后,综合CDP报告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得分情况,得到碳信息披露水平指标,分别为4、3、2、1、0。(3)控制变量。借鉴以往研究企业价值的相关文献(常凯,2015;王仲兵,2013;朱雅琴、姚海鑫,2010;蒋麟凤,2010)等,本文采用以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资本结构、企业性质、企业成长性、基本每股收益等。本文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4)模型构建。为分析碳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建立以下模型:

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根据假设1,预期VCIDL的系数显著为负。为了验证假设2:对于重污染行业企业,碳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以2010年9月14日,环保部公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对重污染行业的划分基础,进一步把全样本分为重污染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进行分组回归,分别考查VCIDL的系数及显著性。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企业托宾Q值(Q)的均值为0.98,最大值、最小值分别为6.20、0.05,标准差为1.27。由此可以看出,企业价值水平差异较大,总体价值水平偏低。公司规模(SIZE)的最大值为30.50,最小值为22.50,标准差为1.94,说明企业规模存在较大差异,总体离散程度大。盈利能力(ROE)最小值为-0.13,最大值为0.45,说明企业的盈利能力有所差异,有些企业处于负盈利状态;其均值为0.15,所以从总体上看,企业的平均盈利水平为正。资本结构(LEV)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95、0.08,标准差为0.23,说明不同企业之间的资产负债率差异很大。基本每股收益(EPS)最小值为-0.16,最大值为12.82,均值为1.18,说明企业基本每股收益有正有负,但总体来看基本每股收益为正。主营业务收入(GROW)的最大值为2.75,最小值为-0.51,标准差为0.50,说明企业主营业务增长率差异较大,并且有些企业为负增长,但均值为0.16,所以总体来说,企业有好的成长性。企业性质(STATE)的均值为0.488,说明在研究的样本中,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几乎各占一半。碳信息披露水平(VCIDL)的均值为1.68,标准差为1.27,说明企业总体碳信息披露水平较低,并且不同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有较大差异。通过分年度统计,碳信息披露水平(VCIDL)从2012-2014的均值分别为1.46、1.59和2.01。这说明碳信息披露平水逐年在增加,也表明了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越来越得到重视。

(二)回归分析

(1)全样本回归分析。首先,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6834,说明本文选取的自变量对因变量解释的比较充分。模型F统计量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回归模型具有良好的显著性。其次,我们检验了共线性,通过观察表格中的VIF值可以发现该模型的VIF都小于5,说明模型中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模型回归结果是无偏的。最后,各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碳信息披露水平(VCIDL)的系数为-0.0665,并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假设1得到了验证,即碳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价值负相关。对于企业规模(SIZE)的系数为-0.1793,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大公司的成长潜力相对于小规模公司更小。公司盈利能力(ROE)的系数为5.0182,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企业的盈利能力与企业的价值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资本结构(LEV)的系数为-2.4207,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高负债的资本结构会显著降低企业价值。基本每股收益(EPS)、主营业务增长率(GROW)、企业性质(STATE)的系数都不显著,与企业价值相关性不大。(2)分组回归分析。重污染行业与非重污染行业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非重污染行业和重污染行业分组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都较高,分别为0.6803、0.7060。F统计量分别为24.26、18.00,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模型具有良好的显著性。对于两组回归样本的VIF统计值都小于5,说明两组回归中不存在共线性的问题。在非重污染行业组的回归中,VCIDL的系数为0.0309,并且不显著;而在重污染行业组的回归中,VCIDL的系数为-0.2032,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相比于前面全样本回归,重污染行业组VCIDL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更大,显著性更强。说明在重污染行业中,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价值负相关程度更大,更显著。因此,本文的假设2得到了验证。这可能是由于重污染行业面临较大的治理成本,较大的行业外部压力,所以碳信息披露的成本更大;并且在特殊的监管体制和不成熟的碳信息披露体系下,碳信息披露作为一种积极市场信号在重污染行业中反而没有得到体现。

五、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本文在自愿性碳信息披露的背景下,通过以2012-2014年参与CDP中国报告的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主要得到了以下三个结论:(1)目前我国碳信息披露水平呈现增长的趋势,但总体水平偏低。(2)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价值负相关。(3)对于重污染行业企业,碳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

上述结论可能是以下方面原因导致的:第一,本文认为导致第一个结论是因为我国碳信息披露尚处于自愿披露阶段,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对碳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不高;我国碳信息披露体系和框架尚未形成,碳信息披露意愿不强;随着全球变暖,世界范围内对企业减排的重视,碳信息披露程度还是不断在提高的。第二,好的碳信息披露才能为企业传递积极的信号,所以企业要想进行积极的碳信息披露,必然需要投入大量的治理成本,这样可能会降低企业的利润;在当前碳信息披露体系还未形成的情况下,碳信息披露所带来的收益存在着滞后效应;政府及相关的监管机构对企业环境违法处理不够到位,特别是在碳控制、碳披露方面还没有硬性规定,所以导致企业碳活动不控制、不披露行为的违约机会成本过低,这对于碳信息披露较高的企业是不利的。第三,重污染行业的性质决定了它在环境治理方面比其他行业投入的成本更大,所以碳信息披露的治理成本会更加降低企业利润,使企业的价值下降;由于其重污染的行业性质,碳信息披露作为环境信息的一部分,信号传递功能的减弱;较大外部压力过多的条件下被外界认为是一种理所应当的披露,其信息披露的功能性也会减弱。

(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