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的治理及其意义

学院的治理及其意义（精选五篇）

学院的治理及其意义 篇1

一、学院治理的必要性

随着大学治理的深入推进,诸多治理问题汇聚于校院之间并被扩大化。大学治理的本质在于权力配置的多中心化和分散化、权力运行的程序化和规则化,大学治理权力的“分”与“放”是实现权力多中心化的基本途径。随着大学外部治理的推进,国家和政府逐步向大学放权、分权,在此之后便是开启大学内部治理,即大学向学院等基层组织放权和分权。而在当前单一权力中心的高等教育体制下,大学治理权力不仅高度集中于政府高层,而且也高度垄断于学校层面,学院等基层组织明显缺乏必要的治理权力,其独立自主性较差。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治理过程中凡是需要通过校院合作予以解决的问题较难得到有效处理,并会积压在校院之间,进而会激化大学内部矛盾:“一方面学校难以对院系需求做出及时回应,实施有效管理,带来了自身管理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院系对学校职能部门管得太多太死、过度介入院系具体工作心怀不满。”[1]大学治理面临失灵的危险。为破解大学治理失灵,必须采用治理理念变革传统的校院管理模式,理顺大学校级组织与院级基层组织之间的权责关系,提高学院主体地位并使其获得更多治理权力。要继续推进大学治理向前发展,不仅要实现大学向学院放权,还应推进学院自身的治理变革以用好治理权力。“有效的治理要求大学必须通过开放的治理结构充分包容利益相关者,在伙伴关系的框架下,通过各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实现大学的共治与善治。”[2]大学如此,学院亦应如此。学院若仍然依赖于传统的教育行政管理方式,忽视多元利益主体的作用,那么学院所面临的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管理制度日益僵化、以及师资和学生培养质量下降等若干困境就难以被打破。基于此,学院治理成为现实的必然要求。

除大学治理的不断推进之外,学院自身规模的扩张与组织日益复杂的情况也亟须进行治理。始源于中世纪巴黎大学的“学院”最初是来自远方贫困学生的住宿之所,后来扩大为师生共同学习、生活的地方。当时的巴黎大学下设有以神学院为核心的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等四所学院,师生人数较少、学院规模小,因而管理机构种类单一,日常行政管理手段完全能应对当时比较简单、明了的学院事务。但当今的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普及化阶段,高等学校校均规模呈逐年扩张的态势,学院作为大学组织下的二级机构势必受到大学规模扩张的影响。一方面大学内部学院数目普遍增加,另一方面学院内部系科、专业数量也在增多,以学院为单位的教师、学生、管理人员数量也相应扩大。“随着社会的变革、科技的飞跃发展,高等教育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大学必须设立新的行政人员的职务去研究处理新的专门问题。”[3]从学院内部组织机构设置情况来看,发挥实体性组织功能的机构数量众多,包括学院党委系统、行政系统以及最主要的学术系统,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除党委和行政机构外下设14个学术机构、17个综合交叉平台,此外还设置具有咨询评议功能的6个专门委员会。学院职能部门在规模日趋庞大、结构日趋复杂、功能日益多样化的现代学院里越来越力不从心、不堪重负,为此要改变传统学院管理方式,引入治理机制,开展学院治理。“在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型过程中,学校师生意识一致性的崩溃使学校内部管理问题大大尖锐化。”[4]面对这样的事实,马丁·特罗认为民主参与形式应该被引入高等教育管理之中以解决常见的产生于教师之间、管理人员之间以及学生之间在价值观念、利益等方面的冲突。此外,学院规模的扩张使其活动范围大大扩展、组织边界日益模糊,学院与校内外组织或群体交往十分密切。学院必须将这些主体纳入整个治理活动中,必须走“民主”的途径,采用“治理”的方式处理学院复杂问题。

最后,在大学改革的背景下,学院治理也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最佳切入口,是大学实现“基层变革”的重要路径。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思路注重政府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忽视了来自大学内部基层自生的变革力量。“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所缺少的不是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而是基层的活力,重启高等教育改革必须强化大学自身勇于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非政府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5]学院治理能够激发基层活力,进而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从大学发展历史来看,中世纪巴黎大学与博洛尼亚大学的制度体系和组织结构是自下而上形成的:首先由教师或学生运动争取而来的大学权力,然后大学学科分化并设置不同的院系,进而为解决不同学科之间师生摩擦而产生隔离各院系的硬性制度,最后逐渐出现联邦主义分权结构的大学组织模式。无论是教师治校还是学生治校,“这两种制度都包含自下而上的治理、代表集会、复杂的投票程序,以及解决冲突的制度化规范”[6]。学院治理符合大学演进的规律。从大学最基本的组织成分明确和梳理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与关系、划分多主体之间的权力与责任,通过改革学院落后制度可以重塑大学制度。另外,从大学的组织结构来看,学院是整个大学最重要的基层单位,承担着一线教学、科研等任务,大学传统职能的发挥有赖于学院的良性运转,学院发展状况有赖于学院的治理效果。“学科和院校的联系方式都会聚在基层操作单位……组织的基层部门无论在哪里都很重要,因为较大的实体依赖于它们发挥功能。”[7]大学组织与基层师生在院系层面实现交汇,如果二者关系不能在院系一级得到协调就会在基层产生严重的冲突进而影响整个组织的运行。学院治理在大学治理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关注学院治理、处理好学院内部复杂矛盾对于实现大学制度的现代化十分必要。

二、学院治理的可行性

学院治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还是可行的,这种可行性来自学院制改革以及学院的组织结构属性。其中,旨在突出学院实体性、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学院制改革为学院治理奠定制度性基础。我国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启的新一轮院系调整中,将重点放在高校内部组织结构调整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上。一个重要举措即是将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由传统的“校—系”两级机构调整为“校—院—系”三级组织模式,该模式又被称为“学院制”。在制度安排下,学院应成为联系校、系(或基层教学科研组织)的中层组织,成为大学行政管理和学术决策的中心点,也自然应成为大学管理的中心[8]。然而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性,在学院制内又出现若干问题阻碍着学院基本职能的实现,如学院由于缺乏理财权和人事权而高度依赖于学校管理的体制问题、学院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冲突问题等。时至今日,学院制改革已成为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着眼点和有力“抓手”。学院能够进一步配置权力的前提是自身拥有充足的自治权。学院制改革的核心是校内决策权力的配置,其中改革的难点和关键点在于权力下放和权力制衡[9]。学院制改革即是要“转变学校职能部门的管理职能,管理重心下移,建立以学院为中心的管理体制,明确校院职责和权限,以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益和办学水平”[10]。因此,有效的学院制改革可以将大学权力下放至学院层级,大学为学院“松绑”,学院得以摆脱大学的束缚而具有一定自主性。治理的核心要素是权力,学院治理的逻辑在于学院组织内部院系之间、系科之间进行权力与其他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看来,学院制改革符合学院治理的逻辑,前者为后者提供前提条件使权力资源的进一步分配成为可能。学院制改革不仅仅在于权力分配,还在于对权力运行加以制度化、常规化。学校、学院与学系组织作为不同权力的掌握者要按照科学化、法治化和程序化的原则行使权力,就必须受到完备而明确的制度、规则的约束。学院制改革重在体制的变革,最终还是以某种制度的形式将改革成果落实下来,这为学院组织内部机构或个人提供行为准则,也为学院治理的开展提供制度保障。

除学院制改革为学院治理提供必要条件外,学院的学术组织属性与结构也适于治理。首先,学院的学术组织特性与“治理”相契合。作为组织权力分配和运行的两种方式“管理”与“治理”存在较大差异。从权力主体来看,“管理”突出单个行政机构对下属的权威和控制力,“治理”则是多元主体对共同事务的处理与调控;从权力向度看,“管理”强调自上而下的单向权力行为路径,“治理”却主张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形成互动式权力运作;从实现方式上看,“管理”突出主体以命令等手段对客体干预的权力,而“治理”要求充分体现客体的权利、更多发挥组织调节作用以实现民主参与;在根本理念上,管理易致“官本位”,治理则代表“民本位”。无论是“管理”还是“治理”,其选择和运用必须以组织内部构成要素的特性为根本依据,不同的组织特性决定了不同的权力分配与运行方式。大学内部的二级学院具有学术组织的特性,主要体现为结构上的“松散联合”、权力上的“底部沉重”。学院由一些既属于横向学科领域之内的又被纳入纵向行政组织的教师和学生组成,他们目标模糊分散、个性突出且行动难以规范,因而学院不易出现较强的权威中心;学院权力归于基层,出现“底部沉重”、“金字塔”式的权力分布和运行机制。学院基层的自主程度影响其组织职能的发挥情况,基于学术组织属性,治理相较于管理更适合学院的运行。学院治理使学院内部多元主体通过协商互动、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协调不同的利益与价值,进而充分发挥培养人才、科学研究与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其次,学院组织具有基层性,这就决定其在推进学院治理时具有较强的动力性。伯顿·R·克拉克认为,大学的转型首先是大学的基层发生变化,因为“大学工作的重点都在基层,抵抗力总是自下而上,巨头们难以长期控制”[11]。学院所包含的诸多学科和学系单位是整个大学得以建立的“基石”,较大数量的教职人员、学生以及行政管理人员处于该层次上,因此也是各种意见、观点或者矛盾、冲突的汇集地,如果几者关系不能在院系一级得到协调就会在基层产生严重的冲突进而影响整个大学的运行。变革力与创造力往往就产生在这种组织环境之中。“大学教师和学生思想活跃,追求人格独立,民主意识、批判精神强,大学从来就不是一个滋生强制的权力生态,它只认同权威、平等协商以及民主之下的契约规制。”[12]这种学术民主精神与治理本质高度契合,因为学院治理离不开“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13]。虽然基层院系中存在不可避免的文化和利益冲突,但是在同一所学院内的成员在总体上能够“求同存异”、致力于共同目标的达成。正因如此,学院治理才可能从基层单位和若干人开始,使他们志同道合地通过有组织的创新改革学院的结构和方向。此外,与整个大学相比,学院组织规模较小便于治理。“惰性随规模的增加而增加。一所大学比一个系更难发生变革。一国的高教系统比一所大学更难发生变革。”[14]若干学院作为大学内部二级机构,将数量庞大的学生与教职工进行分散安排,因此学院规模相对大学来说都比较小。学院下属组织机构不那么复杂,无论是对内事务还是对外事务所涉及的范围不如大学广泛。学院组织机动灵活,“学院治理结构改革的难度相对也就比较小,改革的成本相对比较低”[15]。正是基于学院组织所具有的优越性,教育部2012年下发《关于推进试点学院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在北京大学等17所高校设立试点学院作为改革特别试验区,以期为整个高等教育改革的整体推进创造经验。

三、推进学院治理的意义

学院是大学最主要的组织机构,因而学院治理是大学内部治理的核心内容与关键一环,大学治理与学院治理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一方面,大学治理旨在于“校—院—系”之间合理配置权力资源以协调彼此之间权责关系,良好的大学治理有利于增强学院等基层组织的实体性和自主性,是学院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学院治理直接关系到学院组织的运行和发展,为教学、科研、服务社会提供有利条件,进而对整个大学的治理及其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首先,学院治理有利于培育基层治理文化,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文化:一个任何改革都应对此进行考虑的因素,但有时人们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没有考虑文化时,制度改革或许也能发生,但需要的时间一定很长,或者遭到抵制,可能会出现的结果是变化可能出现在边际上,使改革成为一个令人泄气和只能是部分成功的行为。”[16]文化与改革密切相关,改革的文化来源于改革的实践,反过来改革的实践需要改革文化的推动,良好的改革既说明了改革实践是有效的,也意味着改革文化已经形成并发挥作用。要实现大学治理现代化、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要培育成熟的大学治理文化;要培育并促进大学治理文化走向成熟,就要先从大学学院组织入手。随着学院治理的进行,传统的教育行政管理方式逐步被新型的教育治理方式所取代,原来强调行政级别、权力等级的观念将被淘汰,代之而起的是“知识本位”、民主参与的学术治理理念。在学术性组织中,与“知识本位”相对立的是一种“官本位”、“利益本位”的观念,这些观念之所以如此长期存在于学术组织中,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其组织权力结构的影响。“陡峭型”权力结构向其组织成员昭示了这样的信息:要使自己的权益得到保障或者扩大,最好的方式是晋升到组织“金字塔”的顶端。在这种结构中,组织文化自然是充满官僚气息的。要改造学术组织中的消极文化,就要变革其组织权力结构。将治理引入学院组织中,不仅仅要以其作为新型管理方式,还要以其变革学院权力结构,由于治理强调“平权”“民主”和“平等”,因而有利于推动学院建立“扁平化”组织结构、“平缓型”权力结构。随着学院结构的变化,基层学术人员将不再追求成为“学官”,而是回归于对高深学问的本真向往。在学院形成良好的学术文化,促进学术基层组织向高深学问的回归,这是学术权力取代行政权力的基础,也是完善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必要所在[17]。由此可见,学院治理不仅能够培育学院师生群体的民主文化,而且也能够动摇和瓦解学院管理者根深蒂固的行政官僚文化,进而能为改变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异化关系提供条件。

其次,学院治理有利于调动师生积极性,强化“利益相关者”意识。有研究指出,为保持组织的活力,保证成员的参与是关键。为保证组织成员的不断参与,一方面实现权力分配的民主化形式是必要的,另一方面组织保持其对新设想、新兴趣的接纳能力也至关重要,因为这能够使成员对新问题产生兴趣从而提高成员参与组织活动的积极性[18]。同理,对于学院组织而言,基层教职人员和学生对学院事务的关注程度和参与程度与学院的组织生机与活力、学术竞争力息息相关。然而事实上,长期以来在我国高度计划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大学行政管理权、学术管理权、人事管理权与财务管理权等都被牢牢掌握在大学举办者(国家与政府)手中,大学实体性由于缺乏权力的支撑而变得空洞和虚化。这使得“中国的社会力量在参与大学管理方面的公益意识还不成熟,没有意识到大学的治理需要他们的参与,他们也是大学的利益相关人”[19]。在这种情况下,学院权力高度集中在顶端,使本就松散的学院组织更加趋于分化,基层人员权利与义务相分离,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学生都对学院事务漠不关心。为激发广大教师和学生参与学院日常事务的积极性和热情,应该在治理理念基础上赋予他们对有关自身利益及学院发展的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咨询权、监督权等实际权力。学院治理有利于建立交互式沟通渠道,疏通问题解决路径,使学院重大事务的决策权“下沉”到师生群体之中。学院现有管理者与其他成员共享治理权力,使教师得以从一线教学、科研岗位的立场出发对学院事务表达观点和看法,学生能够以学院主人翁的身份对学院教学、管理和服务工作提出建议。学院管理层能够准确把握和了解与师生息息相关的具体问题,能够快速反应、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这样也就疏通了学院内部行政管理与教学服务之间的问题解决路径。治理的本质在于多元主体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就共同关心的事务进行民主协商,需要组织与个人、组织与组织、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作用并形成较为密切的关系网络。在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中,学院成员能在共同参与的机制下做出有关学院重大事务的决策,不仅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而且有利于强化“利益相关者”意识、充分彰显师生个人在学院中的价值。

学院的治理及其意义 篇2

关键词：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意义

1.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现状与意义

矿山地质环境污染中存在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和废渣污染。从以往经验得出，煤矿生产中出现的粉尘和一些容易挥发的气体，是产生矿山区域环境中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进而，也深深地影响了大气环境质量。特别是煤矸石，在影响地下水的同时也对土质环境造成更加严重的危害。这主要是由煤矸石本身具备相对强的可燃性，易爆炸的特征决定的，一旦出现燃烧、爆炸，就会快速释放大量有毒有害气体，直接严重影响大气环境。在开采利用矿产资源的时候，会形成废石、尾矿和冶炼废渣等，他们如果很大数量的堆积在一起，并且不做任何的处理，就会形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很大的原因是这些矿产资源副产品中存在很多的重金属和某些有毒有害物质，在废弃矿石长时间裸露、堆放的情况下，不仅水资源受其影响，这一区域的土地也会出现严重的污染现象。与此同时，伴随着采矿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会破坏潜水层，疏干性排水现象出现，地下水水位发生变化，发生明显下降，更为严重时，会引起河流断流，一些相对稳定的水环境发生不良改变，例如地下水资源枯竭，地表水漏失、区域水不平衡等，对矿山地质环境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

1.1 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相关现状

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但是直到2003年11月19口国务院第29次常务会议才通过了《地质灾害防治条例》、2009年2月2日国土资源部第4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造成的矿山地质环境破坏和产生的地质灾害要进行保护与治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国发[2000]38号）切实解决生态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

另一方面，我国矿山环境治理通过保证金保证了采矿权人在采矿过程中能够合理开采资源、积极保护矿山环境，在闭坑、停办、关闭矿山后做好地质灾害治理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等工作应缴纳的备用金，来履行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义务。

1.2 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意义

针对我国矿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环境问题，探索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中的环境战略，着力于矿山资源开发朝着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进步、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最终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方向发展，对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实施矿山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战略，治理矿山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地质灾害，开展矿山地质环境综合评价与恢复治理方案研究，是我国矿产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措施

2.1 提高矿山治理恢复意识

地质环境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但其重要性尚不为社会所了解，必须加强矿山环境保护及其防治知识的普及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具体措施如下：

2.1.1 加大宣传力度，根据矿山所在的不同地区，设定不同的宣传手段，根据当地矿山环境治理的规划与目的，通过网络，电视等新旧媒体进行正对性宣传。

2.1.2 进行会议总结，通过定期的会议，对阶段性的矿山环境治理工作进行汇总、交流，明确矿山环境治理思想的落实情况，加强相关人员的工作责任性。

通过宣传教育让政府领导真正重视矿山环境保护和治理的管理工作，使矿山企业真正明白合理开采矿产资源可以降低甚至避免地质灾害发生，使更多的人了解地质灾害的危害，参与地质灾害的预防，让全社会都知道防治地质灾害、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质环境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2.2 全面推进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工作

矿山环境治理除了上述提到的宣传工作要到位，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同样重要，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宣传去进行工作，还有采取有力的法律制度措施去约束不规范或者违法行为。那么结合我国当前矿山环境治理现状来说，在矿山治理过程中，针对法律法规建设存在以下两点问题：

首先，我国当前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虽然颁布了一些，但对于矿山环境保护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有针对性的法规，有关矿山环境保护的规定只是在其他环境保护法中稍微提及；依据矿山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问题的紧迫性，急需从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紧密关联的特点和矿山环境问题的特点出发，推进《矿山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立法工作。

其次，矿山环境管理对象复杂，内容广泛，与其他部门交叉多、协调难，管理权责存在模糊地带。为此，急需顶层系统性、综合性的地质环境资源保护法予以规范，逐步健全完善法规体系，使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工作走向法制化轨道，在规划、区划、勘察、设计、施工、监测及监督等各个方面，都要采取立法的形式，明确责权利关系，使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实现规范化管理，使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真正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2.3 矿山治理的地质管理措施

采矿活动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主要为采空区地面变形，为避免在矿井开采后出现造成很大面积的房屋倾斜，开裂，地表沉陷、开裂等一系列地质灾害现象的出现，应该严格按照原先的设计规定，留设足够保障的保安矿柱，村庄下禁止采矿。在开采中，矿方应认真观测地表沉降，仔细分析地表移动变形的内在规律，最好可以尽早发现，尽早治理，从而有效地避免或减小因为地表沉陷而带来的危害。

矿山开采活动产生的废水，应严格按设计和环保部门的要求进行沉淀处理达标后排放，避免、减轻矿山开采造成土壤环境、地表水、地下水的污染，特别是对附近村屯生活饮用水源的污染。确保暴雨季节尾矿淋滤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再外排。

为防止闭坑后地下水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闭坑前应对可能坑道水渗流到第四系的巷道位置进行处理，可采用水泥封闭。当矿山闭坑以后，遵循关于矿山地质环境的恢复与治理以及相关的土地复垦方案的具体要求，对矿山各种工业场地进行恢复，减少土地资源的破坏。在矿山生产过程中，应将矿山的生产与土地复垦方案相结合，尽量减少耕地的压占破坏。

2.4 建立地质环境监测体系

积极建设矿山环境监测信息系统。监测是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研究工作的基础，也是进行地质环境管理的依据，尽管地质灾害的发生具有突发性，但其突发前会出现各类征兆和变化，只有加强监测，才能做到提前预报，提前防治，减少损失，因此，有必要建立具有现代化通讯设施、先进监测手段、统一联网的矿山环境地质监测系统。

一方面要积极开展矿山环境地质调查与评价工作，全面掌握该地区矿山地质环境的基本情况以及破坏规律，制定良好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规划》，地方总体发展规划当中必须包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划，为全面开展矿山的治理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矿山地质环境监测信息系统及数据库建设，促进政府与企业之间更多更好的信息交流，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及时全面掌握矿山动态信息，分析矿山现状，着力加强宏观管理和做出及时正确的决策。

另一方面要强化地质环境管理职能。对生产矿区要加大监管力度，着力于规范矿山开采行为，确保环保投入，要及早对存在的潜在隐患进行防治以及“二废”的合理排放。对已破坏的环境，应限期进行治理恢复。严禁在划定的保护区（禁采区）内开矿，交通干线两侧可视范围内的开采行为要尽可能杜绝。对资源浪费严重、污染大、安全性差的矿山（点）应及早关闭取缔。应充分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发挥监测技术和监测资料的优势，为当地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准确情报信息，减少决策失误，提高地矿行政管理地位，树立良好社会形象，扩大监测执法影响。

3.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工作，其中涉及面比较广泛，一方面需要政府进行指导，通过各市、各省、各县的相关部门与技术人员，为矿山治理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另一方面还要求人们对矿山地质治理具有深刻理解，能够在工作中主动进行交流，使治理工作更加灵活。同时，应根据生产过程和矿山建设中对环境污染的程度及企业规模的大小设立矿山环境保护机构。选择合适的矿山环保科研人员，环境监测人员，污水治理人员，矿区绿化人员，复垦造田人员，保护设备险修人员等。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作为一个长期的工作来对待。

参考文献：

[1] 张鑫.如何应对我国矿山环境管理存在的问题[J].科技与企业.2012（17）.

[2] 赵仕玲.国外矿山环境保护制度及对中国的借鉴[J].中国矿业.2007（10）.

学院的治理及其意义 篇3

在我国, 农民组织很早就出现了, 比如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但以往那些组织多是置于政府之下的, 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延伸的“代理”, 这里要讨论的“农民组织”是指农民自发形成的, 自主管理的组织。为了讨论的方便, 我们采用王习明教授给农民组织下的定义:服务农民并以农民作主要成员的非政府组织。在此定义下, 我们可以把农民组织分为四类, 一是村民委员会这样的正式组织;二是自发的维权组织;三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四是社会性服务组织。

界定了农民组织的范围之后, 接下来将深入探讨农民组织兴起的原因。寻找某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往往需要先回归到社会大背景之中, 然后在大背景之下微观的考察研究对象。在这里, 笔者将农民组织置于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大背景之下讨论。在政治方面, 发生在农村最大的变革莫过于人民公社制的瓦解以及乡政府的建立。1985年6月5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新闻标题是:全国农村建乡工作全部完成。具体内容是:据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全国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对比人民公社和乡政府就不难发现:人们公社实行“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生产核算管理模式, 是一个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在人民公社体制下, 国家的权力延伸到了社会的最基层, 国家和社会是合一的。而当乡政府建立了以后, 从理论上讲国家的权力延伸到乡镇一级就停止了。这种变化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由于地域广、情况复杂, 又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时期, 农村产生了很多问题;但在此时, 乡政府与农民之间没有一个缓冲的中间组织, 所以这些问题就直接面向了乡政府。乡政府人力财力的不足与农村问题背后的人民利益之间产生了矛盾, 矛盾解决得不好就会带来冲突, 这也是近年来各种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像村民委员会这样的村民自治组织的兴起是必需也是必然的。在经济体制方面, 由承包制到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 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步都在促使着市民社会从公民国家中分离开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使得“自由流动资源首先出现在农村, 农民获得两个极其重要的东西, 一是土地耕作和经营的相对自主权, 二是对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农村土地产权的相对明晰使得土地使用者的权责利更加明确, 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生产力大大提高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 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 而此时农民对自身的劳动力有了支配权, 于是, 在农村相当一部分人改变了传统的生存方式。这种改变就体现在“农民收入构成中务工与经商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 农业收入中卖粮收入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农民由农村进入城市, 由农民变为了农民工。对于城市来说, “农民工”是一个新兴的群体故而政府在短期内没有专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组织, 加之农民工自身文化水平低, 维权意识较弱, 所以农民工的维权问题凸显了出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维护自身利益, 自发的维权性的农民组织兴起了。

承包制只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 建立在明晰的产权制度以及现代公司治理机构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经济对农村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农业本身上。在公社时期, 从农业生产资料的采购到农产品的分配, 所有环节都是由政府操作的。但现在不一样了, 农民被推向了市场, 需要独立的面对市场进行农业生产。这种变化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这种独立分散的土地经营模式的缺陷也随之而来。单独的农户很难全面把握市场信息, 生产过程也很难流水作业机械操作。换句话说, 单个农户被推向市场效率太低, 风险太大,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势必出于弱势。扭转这种现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解决三年问题的关键所在。问题是, 政府的权力止于乡镇, 乡政府不可能成为村级农业生产的组织者。而且, 乡镇府对下是有权无责无利, 仅仅对上负责, 在这样一种压力型体制下乡政府能否理性的引导农户面对市场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就是一个问题。所以, 引导农业以更强有力的姿态走向市场的任务就需要其他的组织来承担了。各种农民自发形成的经济合作组织, 比如主业协会, 应运而生了。

将农民组织置于政治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之中, 理顺各种变革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影响, 我们就不难发现农民组织兴起的原因了。农民组织的兴起已成事实,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农民组织兴起的意义又何在呢?

如果说农民组织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经济体制的变革, 那么农民组织兴起所带来的影响则主要是政治层面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政府由革命型向经济发展型转变, “基于发展型政府的现实弊端, 我们面临着第二次转型, 即从发展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与此相伴随着的是一种新的政治理念的出现———治理。“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 治理强调的是小政府大社会, 是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的统一。农民合作组织作为非政府组织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对乡村治理, 对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自是意义重大。

首先, 农民组织从某种意义上冲击了我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就是‘民本君主’, 由此引出的民本主义与当今的民主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 前者预先设定主权在君, 后者则预设主权在民”。在传统政治里, 无论是君主主义还是民本主义都把君主的绝对地位作为统治的前提, 这种思想还影响着今天的政府管理。人民习惯将政府当作“全能的政府”, 官员习惯着“为民做主”。而现在的农民组织, 特别是村民委员会, 虽然在实践中还很不完善, 但至少从理论上讲这些组织已经将逻辑起点置于这样一个高度:官由民生, “民本”的含义不仅仅是人民对统治秩序的稳定极其重要, 而且意味着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农民组织是自发形成的,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民间组织, 这种人民自治的思想是与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格格不入的。

其次, 无论是村民委员会, 还是各种维权性的农民组织, 都充当了政府与人民之间沟通的桥梁。前面在农民组织兴起的原因中已经论述过, 人民公社转向乡政府后, 政府急需在人民与政府之间开辟一个缓冲地带。各种农民组织就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农民组织, 尤其是村民委员会, 将政府的政策传输给广大人民, 又将人民的意见反馈给政府, 使得政府———人民这个系统运转良好。

第三, 各种农民组织有利于政治社会化的进程。“社会化, 从个人的角度说, 它是指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通过掌握系统语言、文字及其他象征符号来接受社会经验, 从而在社会结构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扮演一定的角色和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 以便积极地再现社会经验的过程”。根据社会化的定义, 可以推理出政治社会化是指个人通过掌握各种政治信息、技巧, 扮演一定的政治角色并参与一定的政治活动的过程。政治社会化有利于公民参与政治, 而公民参与政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俞可平教授在调查福建省漳浦县长桥镇东升村时指出, “东升村村委会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村委会组织村民选举, 宣传国家政策, 组织村民学习法律法规, 帮助村民参与政治活动, 是我国乡村政治社会化的有力推动者。

第四, 农民组织有利于将农民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 形成合力促进农民利益表达机构的形成。“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 但整体上处于原子化、分散化的状态, 组织程度最低, 其利益表达缺乏有效、畅通的渠道”。农民组织将单个农民的经济利益要求、政治权利要求汇聚起来, 能帮助农民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平等的地位。如各种经济合作组织能够代表农户与其他的市场主体交易, 获得更优越的经济条件;各种维权性农民组织以及村委会性质的组织又能够将农民的呼声集中反映到政府部门。

农民组织的兴起适应了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也是实现乡村治理、协助国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有效途径。但现实中农民组织的发展却存在着一些不尽如意的地方, 这就需要研究大量个案, 仔细分析农民组织的内部机构以及发展途径。这也是需要我们今后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摘要：将农民组织置于政治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之中, 理顺各种变革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影响, 我们就不难发现农民组织兴起的原因。农民组织的兴起已成事实,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农民组织兴起的意义又何在呢?农民合作组织作为非政府组织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对乡村治理, 对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自是意义重大。

关键词：农民组织,背景,原因,治理,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晨, 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三大不利性制度分析, 《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 2006.

[2]王习明, 《中国农民组织建设的现状——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入户调查问卷分析报告》[J].《中国软科学》, 2005 (09) .

[3]周天勇等,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30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M].

[4]杨光斌, 《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5]王习明, 《农村社会服务与乡村建设——成都平原村落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研究》, 2008.

[6]俞可平,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 《增量民主与善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7]张向葵、李力红等, 《青少年心理学》,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M].2007.

[8]俞可平,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M].2002年11月, 第2版.

我国生态环境发展现状及其治理意义 篇4

近年来,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工业污染物及城乡生活污水逐年增加, 在农业生产中, 农药、化肥、农膜等农业投入品使用量不断提高,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农田水土流失严重, 农用水体与土壤污染加剧, 野生动植物资源减少, 农作物病虫草害严重, 农产品中有害物质超标成为普遍[1]。

我国人多地少, 近年来由于资源开发利用不科学, 导致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据统计,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56万km2, 约占我国国土面积的37%, 平均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1万km2。黑龙江省水资源匮乏, 每年干旱面积达106.67万hm2。同时, 因不合理不科学用水, 农业用水浪费严重。

我国有533.33万hm2农田遭受不同程度的大气污染, 农村环境污染呈蔓延趋势, 废污水随意排放, 秸秆焚烧, 人畜粪便进入河道, 水体污染严重。

农业生产每年带来的环境污染也十分惊人。我国化肥年使用量达4124万t, 平均用量在400 kg/hm2以上, 鹤岗市郊区年化肥用量达到9256 t, 平均化肥用量高达450 kg/hm2。农民几乎不施用有机肥, 连续多年使用化肥, 化肥应用指标已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水体污染而设置的225kg/hm2的安全上限, 化肥平均利用率仅为40%左右。化肥的大量使用, 使氮素浪费严重, 加剧水体富营养化, 导致农业污染加剧。

农药污染也十分严重, 全国遭受不同程度农药污染的农田面积超过933.33万hm2。目前, 生产上使用的农药品种十分混乱, 随意添加组合的现象十分严重。据调查, 鹤岗市郊区每年使用农药达到12 t, 除30%~40%左右被作物吸收外, 大部分进入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 使耕地及农产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2]。

农业生产中由于投入品的不合理应用, 形成农业面源污染, 又称农业非点源污染。在农业生产活动中, 氮素和磷素等营养物质、农药、重金属以及其他有机和无机污染物质、土壤颗粒等沉积物, 从非特定的地点, 以不同的形式对大气、土壤和水体等环境造成污染, 尤其是通过农田的地表径流和地下渗漏造成水域环境污染。农业生产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 而农业面源污染涉及范围广、随机性大、隐蔽性强, 因此不易监测, 难以量化, 控制难度大。

2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治理的意义

资源与环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黑龙江省是东北地区水稻优势产业带的主要区域, 水稻种植面积233.33万hm2 (2007年) , 约占东北水稻面积的60%左右, 比北方14省市水稻面积的2/5还多, 位居全国第九, 总产量为1 650万t, 商品率高达952万t/a。鹤岗市下辖2县1区, 区域内耕地面积47.2万hm2 (包括绥滨县、萝北县及宝泉岭管局) 。水稻种植面积15.67万hm2, 其中宝泉岭管局11.67万hm2, 县区4.00万hm2。水稻平均产量为7.0~7.5t/hm2, 稻谷产量115万t, 其中县区27.5万t。

从生态环境上看, 黑龙江省发展绿色优质水稻生产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由于开发晚、人口密度小、工业化程度低和森林覆盖率高等原因, 该地区空气清洁, 自然环境优越, 稻田灌溉用水质量优良。全年冬季严寒漫长, 夏季作物生育期短, 病虫害种类少, 发生程度较轻, 本田使用化学农药数量也少, 尤其是对生产绿色稻米影响很大的生育后期农药使用量远远低于南方省市。

黑龙江省生产的粳稻深受国内外销费者的欢迎, 发展生态农业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 由于长期掠夺式经营, 农药、化肥超量使用, 农田有机肥施用少, 耕地质量下降十分严重。土壤有机质从5%下降到2%。同时, 一家一户小规模种植方式,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差。农业生产尤其是水稻生产出现品质下降而出现卖难的现象。加强农业生态环境治理, 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 促进耕地养护, 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目前, 鹤岗市水稻生产已发展成为区域内的优势产业, 生产面积逐年扩大。但是, 由于水田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沟渠不畅, 农药化肥的盲目大量使用, 农业新技术应用面积小, 导致水土流失严重, 农业面源污染加剧[3,4]。因此, 通过加强水田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水稻生产条件, 运用优质、高产品种, 推广高产栽培新技术, 提高水稻产量和品质, 提高农民种稻水平, 科学合理使用化肥与农药, 降低生产成本, 增加经济效益, 对于发展该区域粮食生产,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都将起到非常重要的意义。

摘要：在总结我国生态环境发展现状, 分析黑龙江省生态环境治理意义, 以期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 实现黑龙江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水稻,生态环境,发展现状,治理意义

参考文献

[1]刘京希.生态政治理论的方法论原则[J].江海学刊, 2001 (4) :64-69.

[2]隋维钧, 李惠芝, 梁淑华, 等.发展绿色农业走农业与生态和谐发展之路[J].内蒙古农业科技, 2006 (S1) :79-80, 86.

[3]陈凤华.浅山退耕区生态型治理模式技术探讨[J].内蒙古林业, 2002 (1) :20.

学院的治理及其意义 篇5

关键词：银行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监事会,银行高管

德国银行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基本内容

概括而言, 德国银行主导型治理模式主要包括五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 监事会功能强大, 股东控制程度较高

德国公司监事会是代表股东与员工利益的监控机构, 其主要职能包括: 一是任免权, 即监事会拥有聘任和解聘董事会成员的权利。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 监事会有权罢免董事会成员: 董事会成员违反公司规定、 业务执行能力欠佳以及股东大会丧失了对董事会的信任等。 二是监督权。 监事会的监督权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方面, 业务监督权。 董事会必须定期向监事会汇报公司的具体业务执行情况; 监事会能够随时督查董事会的重要业务执行结果。 另一方面, 财务监督权。 监事会随时可以检查公司财务状况, 也可以委托相关专家审计银行财务状况。 三是特定事项批准权。 监事会一般不干涉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 但对于某些特定事项, 监事会批准后董事会方可执行。四是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权利。 在特定情况下, 监事会有权召集临时股东大会。 五是高管薪酬决定权。 监事会负责制定银行高管的薪酬制度, 是激励约束政策的实际决策者, 其作用类似于薪酬管理委员会。 正是赋予了监事会上述权利, 才使得其成为真正的股东行使监督和控制权力的机构, 从而保证了股东所有权与控制权相统一、 保证了对银行高管的有效激励与约束。

( 二) 股权集中度较高, 股东交叉持股

与英美分散型股权结构不同, 德国大财团和大型企业集团拥有公司大部分股权, 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这些大股东比较关注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发展, 以保证他们能够获取长期而稳定的收益。 此外, 在德国公司治理模式下, 银行与银行、 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现象比较普遍, 从而强化了彼此往来,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银企关系。 德国银行既是银行的控股股东, 又是银行的债权人, 依靠这双重身份, 其对企业行使着有效的监督和控制。

(三) 市场约束机制相对较弱

从德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来分析, 德国习惯于集权统治, 习惯于大财团掌握社会经济命脉, 这也导致其资本市场发展程度不高、 外部市场约束机制较弱。 在德国, 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存在诸多限制且上市融资的要求也很多, 这使得大部分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意愿较低。德国公司治理模式下, 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 股东仅仅通过股票价格难以有效判断银行经营状况, 更不可能有效监督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 因而即便企业出现经营困难, 也主要依靠银行大股东来采取拯救措施。在这种情况下, 中小股东以及外部并购的作用就显得十分有限。 因此, 在德国公司治理模式下, 外部市场约束机制的作用相当有限, 想凭借外部治理机制来有效监督银行经营管理者是不可能的。

(四) 职工决策参与制

德国公司治理模式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职工决策参与制, 公司职工代表通过担任监事会副主席来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监管。 职工参与制的主要内容包括: 职工代表享有公司经营状况的质询权和知情权;在员工福利方面, 享有与资方相同的表决权; 有权在公司监事会和董事会占有一席之地并参与决策; 监督劳资协议执行情况和员工利益维护情况等。 职工决策参与制是有相关法律保障的, 如1951年德国颁布的《煤钢行业参与决定法 》、 1952年颁布的 《企业组织法》 以及1976年颁布的《参与决定法 》 等都对企业职工参与决策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这些法律法规构成了职工决策参与制的法律基础。

(五) 激励机制较为合理

德国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主要由两部分构成, 即薪酬激励机制 (基本年薪、 绩效工资、 长期激励措施和福利津贴) 与事业型激励机制 (授予荣誉、 终身雇佣和职务晋升) , 此处将重点阐述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基本特征。 德国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具有三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 薪酬结构较为单一。 在薪酬结构中, 年度薪酬占有相当比例, 其主要参照国际同行业标准来确定; 绩效工资是银行高管收入的主体, 直接与银行业绩挂钩; 通过股票期权方式进行长期激励, 但其只是高管工资的一小部分; 在银行高管福利津贴中, 商业银行养老基金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 银行高管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不显著。 在薪酬制度上, 德国银行薪酬标准要低于美国, 银行高管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小, 这种薪酬标准与德国的文化及法律制度密切相关。第三, 薪酬标准确定依据比较合理。在制定银行高管薪酬标准之前, 监事会会选择一系列重要指标进行评估, 以确保高管薪酬标准的客观性、 合理性, 这些指标主要包括银行绩效、贡献、 同行业水平、 工龄、 岗位以及学历等。

德国银行主导型治理模式的优势及劣势

德国公司股权大部分集中在法人股东手中, 不仅股权集中度高, 而且股权结构较为稳定。 在这种集中度较高的股权结构下, 法人股东实现对公司监控的主要途径就是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 因而该模式比较注重发挥内部组织机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德国银行内部治理模式的实践结果表明: 这种模式是适合德国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有效模式, 虽然略有不足之处, 但是优势相当明显, 总体上是利远大于弊。 因此, 我们必须辩证的分析和看待该模式的优点和缺点, 以为我国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提供借鉴意义。

具体而言, 该模式的优点主要包括: 监事会拥有强有力的监督权、人事任免权和高管薪酬决定权, 从而使其能够有效的激励与约束高管人员; 股东持股比重大, 使得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而促使股东更加注重企业长远发展; 股权集中度较高, 使股东有能力和动力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与决策, 有效遏制了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发生。

这种模式的缺点主要包括: 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股东持股的高度稳定性降低了股票的流动性, 当小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时, 他们无法通过用脚投票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银行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容易导致高负债率, 产生经济泡沫, 从而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 股票流动性低致使资本市场既不能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 也不能有效发挥资本市场对经营管理层的监督约束作用。

德国银行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借鉴意义

德国银行主导型治理模式是基于德国政治、 经济、 文化以及法律等因素建立起来的成功模式,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创新虽不能完全照搬该模式, 但仍有诸多可供借鉴之处, 它启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应注重完善内部监督机制、 激励机制及风控机制, 同时要充分发挥信息披露的重要作用。

(一) 强化监事会监督职能, 赋予监事会人事任免权和薪酬决定权

德国公司监事会功能强大, 既拥有财务监督权和业务监督权, 又有董事会成员的人事任免权和薪酬决定权, 保证了股东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一, 防止了内部人控制问题与高管薪酬过高问题的出现。 与德国公司监事会相比,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监事会独立性不强、 监督权力和范围十分有限, 从而导致监事会形同虚设。 因此, 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权力的重新配置上, 即通过强化监事会监督职能, 并赋予其人事任免权与薪酬决定权, 以达到有效监管与激励银行高管人员, 防止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和高管薪酬过高问题。

(二) 明确分工, 突出监督重点

德国公司监事会规模不大, 一般在20人以内, 只负责对公司重大事项的监管。 至于公司日常事务的决策经营, 则一般交由董事会处理。 此外, 董事会须定期汇报公司财务状况和业务执行情况, 监事会可以随时检查财务状况和业务执行结果。 正是由于德国公司监事会和董事会之间分工明确, 监督重点突出, 才保证了其内部治理的有效运行。 德国公司监事会的这一做法启示我们应将监事会的监督重点放在两个层次:在宏观层次上, 在涉及国有商业银行发展战略以及重大经营方针等方面, 监事会必须严格把关; 在微观层次上, 监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 定期检查银行的财务情况和业务执行情况, 一旦发现渎职问题, 将启动相关责任人问责机制。

( 三) 丰富监督手段, 提高监督质量

在充分赋予董事会、 高级管理层日常事务决策权、 经营权的前提下, 遵循监督与管理相分离的原则, 不断丰富监事会监督手段, 提高其监督质量。 一是借鉴德国公司监事会经验, 在国有商业银行监事会常设若干专业委员会, 聘请相关专家担任委员会负责人, 定期检查银行的财务情况和业务执行情况, 以实现监事会监督专业化的目标; 二是完善综合绩效考评体系, 加大对董事会、 高级管理层的综合绩效考评力度, 对于不能实现既定目标的相关负责人, 要实行严格问责, 从而督促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尽职尽责、 努力工作。

(四) 完善职工监事制度

德国公司治理模式下的职工决策参与制保障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充分调动了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 这启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应注重完善职工监事制度, 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设定好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的比例, 并明确职工监事参与监督的议事程序和表决方式, 保障职工监事的知情权、 质询权、 监督权和表决权; 职工监事由民主定期选举产生, 并赋予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在权利方面赋予职工监事监督权和起诉权, 即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滥用职权并损害职工权益时, 职工监事可申请监事会予以重新裁决;在义务方面, 职工监事应定期向银行全体职工汇报履职情况) ; 充分发挥工会的监督职能, 即当职工监事未能尽职尽责时, 工会有权向监事会提议撤换职工监事的权利。

(五) 确立合理的银行高管薪酬标准

德国银行高管与员工之间薪酬差距不显著, 从而使收入差距保持在了合理范围之内, 这主要归功于其比较合理的高管薪酬标准。 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高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薪酬过高问题, 即使是我国经济遭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 银行高管薪酬水平也没有出现实质性下降, 这无疑拉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 损害了社会公平。 因此, 我国应学习、 借鉴德国制定银行高管薪酬标准的方法, 坚持水平适当、 结构合理的改革原则, 通过综合考虑银行绩效、 员工薪酬水平、 社会平均收入、 贡献、 同行业水平、 工龄、 岗位以及学历等因素来确定合理的高管薪酬标准和薪酬结构; 坚持管理规范、 监督有力的原则, 强化政府相关管理部门、 银行股东、 监事会、职工代表等对银行高管薪酬的监管, 避免出现银行高管自定薪酬的现象。

参考文献

[1].佐藤孝弘.从银行影响力的角度分析德国公司治理的问题[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9) .

[2] .徐美茹.德国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及其借鉴[J].金融纵横, 2011 (11) .

[3] .任荣, 熊鹏.德国全能银行公司治理的经验与启示[J].现代管理科学, 2007 (8) .

[4] .鲁茉莉.德国公司治理改革的成效与问题[J].产业经济研究, 2011 (1) .

[5] .程凤朝.德国公司治理实践及借鉴意义[J].农村金融研究, 2011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