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境下的美育

现代语境下的美育（精选十篇）

现代语境下的美育 篇1

大小是对聚合与分离这对动作结果的概括形容。这对抽象的概念用来描述建筑规模的变化历程也许是合适的。大, 是讲建筑的尺寸在不断的扩大, 但情趣性却在不断的降低。小, 是讲基本的建筑, 一块砖或一片墙。建筑师在不断完成更大的建筑, 但也越来越缺乏最基本的思考。

工业革命以来电梯的发明和现代结构力学的发展给建筑的混杂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加上城市中心区地价的高速升值, 建筑越来越大。中国经历了一个“大建筑”的时代, 城市中各类大型综合体高耸如云。例如:用清华建筑系馆的功能结构空间去类比一个小镇功能结构空间会发现它们相当的一致, 因为它们都是一个小型的完整的社会单元 (见图1) 。当利润效率因环境因素的改变而衰减时未见得所有的人都能抓住机会去考虑本质的东西。被经济秩序教育出来的惯性做大做整的思维如磐石般扎根于建筑师的脑海里, 这样的一种文化概念是从学校输出到社会还是由社会渗透至学校, 不得而知, 也无需考证, 也许看看这样由小变大的历程更有意义。

1936年, 凯恩斯汇编出版了《雇佣, 利息及货币的一般理论》一书, 加之以前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政策, 现代社会由此拉开了巨量建设的序幕。凯恩斯在其书中展示了政府通过投资“大建筑”来创造有效需求的20世纪财政政策的雏形, 其影响力在今天仍然持续释放着巨大的能量。每个建筑规模被不断刷新、每个建筑高度被不断超越、每次建设时间被不断压缩。建筑开始是把各种功能叠合在一起打成一个组件, 形成一定的量度。但因为对于大的持续渴望, 这样的组件在一定量后便不能满足其尺度的需求, 于是便开始出现了更为直接原始的组件集合。CCTV新办公楼的建设验证了这个事实。一个强大的念头促使了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 将它原本散落在城西各处的办公制作场所集合起来迁往城市的聚合中心CBD, 在那里摆满了类似于这样的集合体。聚合和混杂在脱离了建筑本身后更像是一个生物细胞体的不断裂变膨胀过程的物化, 而这个生物细胞是经济体, 它并非建筑。这样的小大变化, 确实是在忠诚的为消费社会所服务。建筑与其他的商品并无二样。建筑师与其他的产业制造人员一样, 只是产业流水线上的一员而已。

秩序已然, 从业者以然受其规范。但建筑师在应付大的建筑的时候是否该自觉的进行小建筑的思考和练习, 或者从一片墙开始, 或者从一块砖开始。考虑基本的建造可能, 即使在消费语境下的今天可能很少有实体的机会提供给其实验, 但也并不能成为其借口, 因为这些是建筑师最基本的职业素养。

2 远与近

远与近, 把此引入对于建筑材料选择的问题。材料的选择加工及制作对于建筑 (盖房子) 而言是一件最基本的事, 在建筑行业的市场化分工之下, 是否已经从建筑师的话语中逐渐消失, 又或者是否因久未被媒体所提及而逐渐淡出其视野。在消费社会里人对于信息的获取已经经过了媒体过滤, 而这片滤纸当然得会筛掉那些微利或无利的东西。

当代社会中看似开放的信息传媒背后都有着一定标准的传播原则。我们习惯使用的方法和思考的逻辑被无处不在的媒体所牵引, 它无时不刻的在促进人们消费它所带来的信息资源。一部分人在带领着潮流, 与工业密谋着下一个高值的产品;而多数人所学会的是挑选出最近流行的、时尚的、市场已经接受的现成产品, 然后使用它。这样的消费习惯其实无所谓是不是在做建筑了。

建筑材料的选取原则不在于是否低廉, 而更多的取决于其中是否暗含巨大的利润。这样的利润不见得直接表现在材料价格本身, 在整个生产流程中会体现得更加清楚。拿运输举例, 长距离的材料运送在增加了房屋建造成本的同时也给相关行业提供了市场。这样的一种生产消费循环显然在不断的给经济增长提供活力, 其中会有大量的辅助性策略去帮助提升其附加值, 会有大量的声音宣传表述鼓励提前的耗费和消遣, 人们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下也乐于提前这种物质享受。对于一个经济实体而言, 无论拉动的是内需还是外需都是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的的, 而就地就近的取材原则当然会灰飞烟灭的消散在其语境之下。

面对是从远方的高技材料的直接拿来, 还是在周遭寻找低技材料的可能, 这样的选择也许用刘家琨的一段话会更加清晰“……相对于发达国家已经成为经典语言的‘高技’手法‘低技’的理念面对现实, 选择技术上的相对简易性, 注重经济上的廉价可行。充分强调对古老历史文化文明优势的发掘利用, 扬长避短, 力图通过令人信服的设计哲学和充分的智慧含量, 以低价和低技术手段营造高度的艺术品味”。

3 快与慢

商品社会中, 城市的土地通过出让的形式获取价格的升值。开发商在获得土地后一旦投入资金开始建设总是希望它们能够早日完工, 这样能够节约他们的资金成本。资金的快速回流有利于其企业的发展, 绝不允许拖工的现象出现, 这应该是高速建设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的建筑研究中心一个差不多100 m2的小房子盖了4年。学生和老师从收集材料开始着手建设。这里面没有了开发销售或出租的环节, 而仅仅是建筑师的建造而已, 单纯的不能够再单纯。而在同样的时间内, 一个100万m2的航站楼在北京的东郊拔地而起。它们的规模相差10 000倍, 却用了相同的时间完成建设, 而且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之下。毕竟T3才是这个时代速度的象征, 而且它也很快会被其他所超越。

再加上人们对于机器的依赖性, 建筑的建设已经偏离了服务对象的轨道。机器在带来便利和效率的同时, 也造成了空间环境的缺失。人在一个被机器操纵的建筑空间内活动, 行为举止必受其限制。因其物理功能的发挥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人”这样一个生物体的生理特性, 这样的空间当然也是消极的未能替使用者考虑的空间。

观察学校授课教室和报告厅等地方, 有两个设备在把持着这样的空间游戏规则——投影仪和麦克风, 一个将图像放大, 一个将声音放大。因为投影仪的使用, 教室的尺寸在不断的扩大, 它打破了人的视力极限, 但同时也限定了房间的几何样式, 限定了人与人的对应关系。听讲者的目光很少停留在讲演者的脸上, 讲演者用平淡的语气讲授深奥的学问。因为有麦克风去放大音量, 听者很少有机会体会到讲演者情绪的感染力, 因为它们被机器冰冷的抑制住了。只有少数的老师凌驾于机器之上, 不用麦克风也不甘停留在那个角落, 这个时候才能体验到讲演者的风采, 听的人才会跟随其起伏自己的情绪和思维。现今, 很多学校都在套用相同的模式去打理自己的教室。教室的面积越来越大, 但效果却越来越差。人们在课堂上昏昏沉沉, 晕晕欲睡。现在的建筑内部被此类机器大量填充, 建筑的问题在不断的被高技的工业文明产品所掩盖。因为速度的追求, 建筑行为的发生衍生出一系列与建筑物本身无关的产品生产来共同实现其目标。建造的成本, 使用的成本飞快的提高, 但效果却未见的好。

4 结语

消费语境下的今天, 小、近、慢的可能其实触手可及。因为它们的基本性所以其进行成本也最小。问题是在于习惯了使用社会资源的惰性而缺乏此类的思考后, 能否摆脱对功能建筑、美术建筑的习惯建设, 而加强对基本建筑、情趣建筑的考虑。如果能从基本建造的可能出发, 不盲于做大、不直接拿来、不慌不忙的话, 建造的过程和结果应该是会充满情感、趣味和智慧的。本文仅对此问题做浅显的探讨, 后续的研究和具体的方法希望能在未来的实际项目中有所收获。

参考文献

[1][日]隈研吾.负建筑[M].计丽屏, 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2][瑞士]W.博奥席耶, O.斯通诺霍.勒.柯布西耶全集 (第一卷) [M].牛燕芳, 程超, 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3]桑振群, 马振翔, 杨茜.建筑的创作与批评[J].山西建筑, 2007, 33 (10) :75-76.

现代化语境下的传统文化定位 篇2

现代化语境下的传统文化定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精神成果,近代以来,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出现了文化危机.在现代化的语境下,我们应该对传统文化的定位进行反思,赋予传统文化应有的.价值.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

作 者：朱观艺 ZHU Guan-yi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法学院,广东,汕头,515063刊 名：天水行政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TIANSHUI COLLEGE OF ADMINISTRATION年，卷(期)：“”(3)分类号：G04关键词：传统文化 现代化 民族复兴

后现代语境下的影像叙事 篇3

[关键词]《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后现代”语境影像叙事

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蔓延和推进，文学艺术的面貌也逐渐呈现出转变之势：辽阔的生活场景、宏大的叙事主题日渐退隐幕后，非英雄化的平民角色、远离中心的边缘意识、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共同拉开了“后现代”语境的帷幕。电影在这方面尤其具有表现优势。《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就是一个富有意味的文本。一方面，它以暧昧的叙事视角，组合起一系列不无意味的生活碎片；另一方面，在价值取向的建构和消解之间，表现出犹疑不定的姿态。

一、暧昧的视角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无疑是一个俏皮而又惹人注目的标题。影片中所谓“姨妈”，乃是一个小男孩宽宽的姨妈。第一幕从火车站开始，宽宽来到上海看望姨妈叶如棠，姨妈前来接站。此后发生的事情，都是以宽宽的视角来讲述的，正是通过前者的视线，我们得以了解后者的个性特点。显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观众的心中也由此不自觉地有了一种期待：影片将要讲述一个男孩眼中的姨妈的生活故事。然而，不久之后，宽宽因为和网友合谋“敲诈”姨妈而“东窗事发”，被姨妈“遣送”回家。宽宽的再一次出现 已经是影片临近结束之际。因此我们可以说，“宽宽眼中的姨妈故事”这一视角并没有贯彻到底。

除去一头一尾，影片的大部分故事中，宽宽是“缺席”和“不在场”的。就影片中主要人物的出场顺序而言，姨妈在火车站迎来了外甥宽宽，由宽宽引出其网友飞飞和她外婆，回到家里则自然而然地出现了邻居水太太，在公园邂逅了唱戏的潘知常，在小餐馆偶遇外来打工女金永花，姨妈住院需要家属看护，观众这才看见了她女儿的出场。事实上，故事仍然聚焦在姨妈身上。由上所述，所谓“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其实应该理解为“叶如棠的后现代生活”。

“视角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已被用来分析主体性的形成。”因而，视角的前后不一致或者游离状态，无形之中就造成了一种暧昧的意味。这种现象说明，影片本身并不希望通过一种以一贯之的视角来建构某种“主体性”：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影片试图以一种非主体化的策略，来讲述一个发生在观众周围的日常生活故事，来实践一种平民化的娱乐观。至于实践得如何，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二、后现代的碎片

叶如棠平平常常的生活中，断断续续地发生了一些不平常的事情。影片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叶在试工回来的路上，对宽宽说明了让他一起去试工的用意所在：“让你来是我的一种策略。如果跟这家人条件谈得拢就正好。如果谈不拢，我就借口说你这种情况是需要帮助的呀，我就借此脱身啦!”然后她总结道：“人生很多事情是需要谋略的。”然而如影片所述，她的“谋略”在很多事情上并不成功。以家教一事为例，她认真地给人家小孩上课，细致地纠正其口语发音，结果却以发音过于“英式”为由而被辞退。在家长那里。他们的“谋略”是要让小孩将来留学美国的，“古典的”英式口语显然不利于这个长远目标。叶如棠在一家小面馆偶遇可怜的金永花，经过实地考察之后，决定帮助这个在她看来孤弱无助的女人；然而不久就证实了这个女人是个骗子，只有辞退。这些横断面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她的不成功。

影片中一大看点是叶如棠与潘知常的纠葛。叶、潘在公园唱戏而相识相知，随后展开了一场“黄昏恋”，叶还一门心思地预想着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然而往往不能如愿：先是为掩人耳目，误杀了邻居的爱猫；后来为倒卖墓地，赔尽了全部积蓄；召来女儿护理住院，又受到了女儿的谴责。身心疲惫的情况下，她选择了回到过去的家，重过那平淡的生活。

应该说，自潘知常出现以后，影片在情节上还是具有一定的连贯性的。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事情缺乏必要的铺垫，在情节逻辑上不具有必然性，在表现上未能深入人物内心。我们不妨设想，如果没有叶、潘二人的交往。叶还会不会选择回到过去的生活呢?无从得知。叶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自身有一定的优越感，也不可避免地有高傲和自私的一面，她肯定有深藏于内心的生活追求，但我们无法看得真切。在这个意义上，影片可能具备的阐释深度被“后现代”式的平面化、碎片化事件给“稀释”了。然而，叶如棠本人并不“后现代”，在这个意义上，影片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后现代语境下叶如棠的生活”。

三、建构还是消解

在一定范围内，影片碎片化的策略，呈现了多层次的生活场景和各种形貌的人物：从高楼大厦到平民住宅和偏街陋巷的日常景象，从包办孩子前途的家长到无所事事的富家老太，从追新逐异的青少年到黯然返城的老知青……这正是“后现代”语境下“多元”景观的一种体现。

最有意味的是，叶的女儿刘大凡在末半个小时的时间之内意外地出现，并由此而引出了叶过去的“历史背景”：当年作为知青下放到东北，她曾与某工人结婚并生有一女，后来为了返城而选择了离婚。我以为，这样的“历史记忆”引入了一个“前现代”的“参照系”，从中可以辨析出叶如棠生活理念的若干蛛丝马迹来。作为一个有着“前现代”历史记忆(创痛?)的人，她急于返城，急于返回原有的生活轨道，却不料随着时代的脚步一起进入了“后现代”的语境中。尽管影片没有深究她的生活理想，但我们应该承认她是有着自己的梦想的。然而在巨大的时代落差之间，她尽管不无“谋略”，但梦想终究难以圆满，只能生活在缺憾的阴影之中。

后现代语境下的公安文学 篇4

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概括了“后现代的以下构成性特征:新的无深度感, 它在当代‘理论’和一个全新的形象文化或幻象文化中得到了延续;随之而产生的历史感的衰弱, 不仅是指我们与公众历史的关系, 而且关乎我们个人的时间感的新形式, 这种时间感的‘精神分裂症’结构 (按照拉康的说法) 将决定时间型艺术的新型句法;一种全新的情感基调———我将称之为‘紧张感’———我们最好把它作为向更为古老的崇高论的回归来把握;所有一切与一种全新的技术结成深刻的构成性关系, 这种技术本身就是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形象”。

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 利奥塔是这样表述的:“用极简要的话说, 我将以后现代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

程文超说:“中国远远没有进入后现代社会。岂止没有进入后现代社会, 中国还有很多很不‘现代’的东西。我们同样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没有进入后现代社会并不等于没有‘发生’后现代。在今天的中国, 从生活方式到生活态度, 从人生到艺术, 不难看到后现代的幽灵。后现代在中国的‘发生’, 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特殊语境和20世纪世界文化的大语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在王岳川看来, 论者在后现代在中国问题上, 相当谨慎地区分了“进入”“发生”的词义差别。认为后现代在中国趋势已经“发生”了, 这种发生不是西方思潮的“进入”所致, 而是中国语境与世界大语境互相作用而“发生”。既然已经“发生”, 我们就得应对。那么, 在后现代语境中, 公安文学路在何方?这是本文重点讨论的问题。

公安文学

公安文学的定义是什么?这似乎是应该探讨的话题。由于反本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与兴起于20世纪后半期、至今仍然盛行不衰的文化研究的影响, 当代西方的一些文学理论家早已开始对“文学”以及文学的“本质”采取一种历史的、非本质主义的开放态度, 并且强调“文学本质”各种界定的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而不是寻找一种普遍有效的定义。他们不是把“文学”视为一种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的概念, 而是转向把“文学”视作一种话语建构。

文学没有一成不变的定义, 公安文学同样如此。但是, 公安文学作为文学流派是存在的。所谓文学流派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内, 由思想倾向、艺术倾向、文学见解、创作风格或相似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结合而成的文学派别。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 曾经出现过不少文学流派, 如花间派、西昆派、江西派、茶陵诗派, 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 (明朝) 、竟陵派、桐城派等都是古代的文学流派。法国的“七星诗社”以及印象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愤怒的青年”、“垮掉的一代”等都是西方的文学流派。尽管目前学院派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不承认公安文学这一说法, 在公安系统内部来说, 它也可算是一个不太古老的“神话”。因为, 在1985年, 《蓝盾》与《水晶石》杂志和《人民公安报》联合发起公安文学大奖赛, 第一次举起了“公安文学”的旗帜。1988年公安部“金盾文学奖”的评选, 正式启用了“公安文学”的提法。1999年, 《文艺报》和《人民公安报》联合发起公安题材文学征文, 使公安题材走向全国。那时候, 公安文学着实是火红过一阵子的。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90年代, 我们国家发生了重大的社会转型, 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市场体制带来前所未有的商业竞争, 带来了经济繁荣。同时, 面对滚滚而来的市场浪潮, 文学显得异常尬尴:一方面面对的是芸芸众生, 另一方面又得面对由市场经济带来而显得格外重要的货币。正如当年文化人从事创作不能不顾忌诸多政治因素一样, 那时的撰稿人已少有不考虑是否卖得出去的问题。一部作品是否能出版, 已不再取决于你是否耗尽了心血或作品本身具有何等价值, 而取决于市场需求, 取决于是否能够带来利润。于是文化人的自由创造成了受到市场需求支配的不自由的制作, 越来越多的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成了面向书商和市场的订货式的批量生产, 文化人已开始把写作当做“写字”的行业来操持, 作家也因此成为“写字师傅”。作家单纯为金钱而写作, 以一味地追求销量为目的, 以搞笑来招揽读者, 醉心于欲望的宣泄, 躲避崇高, 拒绝神圣, 远离宏大叙事, 沉溺于猥琐与鄙下。于是, 小说中的人性阳光面被掏空, 人性的低劣阴暗处处可闻, 不再让人读出温馨, 其审美功能也随之消失。

2000年金秋, 美国著名学者J·希利斯·米勒教授在北京举行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 借德里达的话阐述了全球化时代 (或者说电信技术时代、电子媒介时代) 文学将要面临的悲惨命运。

国内外的文学现状如此, 生不逢时的公安文学走向凋敝萎缩也是必然的。另外,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那就是后现代的侵袭。

后现代文学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后现代理论家。在后现代研究中, 他总是保持着一种不断变革西方话语的探索精神。起初他将后现代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现象, 后来逐渐认识到, 后现代不仅是西方的产物, 而且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现象, 可以在某些局部以变体的形式进入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詹姆逊将后现代理论推向第三世界文学, 极为关注第三世界文化的命运, 使具有强烈西方中心色彩的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逐渐演化成具有更广泛的全球意义的后现代性这个概念。

赵一凡在《欧美新学赏析》中首先界定了后现代的基本倾向:“所谓‘后现代’在知识层面上指示人们对上述话语和宏伟叙事的怀疑否定, 即不再相信那些历史性的伟大主题和英雄主角, 也不去期望找到返回宏伟叙事的道路。像前沿科学家一样, 人们开始心甘情愿地承认知识局限、断裂、反悖并且缺少稳定, 于是各自玩自己的语言游戏以建立局部决定论, 或干脆倾向操作性创新。”论者注意到, 后现代主义对宏伟叙事的否定, 无限地延伸了局部的话语游戏和文本操作性, 反过来使后现代缺乏整体性把握世界的能力和表述对世界进程的完整的理念, 这进一步导致了后现代的“表征危机”。

公安文学的主旨

公安文学是以建构国家形象, 赞美讴歌警察,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主旨的, 而后现代主义却是以嘲弄本质、恶搞中心、颠覆传统为乐事的。在后现代社会, 拼贴 (Pastiche) 几乎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普遍的艺术实践。拼贴又可称零散化, 它是中性的, 就像一尊被挖掉眼睛的雕像。后现代主义作品中精神分裂式的语法结构和句型关系就是拼贴的表现之一。“在后现代主义的零散化中, 一切都变得把握不住了, 而且也没有可能将诸种相异的碎片统一并协调起来。”文学创作在后现代主义的拼贴中变成了语言游戏。那么, 公安文学与后现代是势不两立的。

人民警察作为国家形象的代言人, 是民族精神的象征, 她始终必须是挺拔伟岸的, 是一座永不倒下的丰碑。居其宏教授曾指出:塑造国家形象是全球化语境中艺术作品的重大使命。如果说以往的创作实践更多地在一种无意识的自在状态下进行着国家形象的塑造, 并且以往的学术界对我国的形象定位更多是从政治层面着眼的话, 那么, 塑造或确立中国国家形象在今后的创作与理论实践中将成为一项自觉的、重大的使命。因此, 公安作家们必须把警察这一国家形象打造好。公安文学就必须让警察唱英雄主角。

人民警察时时有流血, 天天有牺牲。人民警察是和平时代的英雄, 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为民族利益、集体利益和历史进步做出了超凡的贡献。全国190万民警中有大量的、感人的英勇事迹急需公安作家们去搜集整理, 并通过艺术的笔法融于公安文学作品之中。每当天灾人祸来临, 人民警察总是置生死于不顾, 冲锋在前。远的不说, 单说在那场罕见的豪雪中, 人民警察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 紧急疏导交通, 确保道路畅通, 并热心运送救灾物质, 让老百姓度过酷寒严冬。在汶川大地震中, 人民警察又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发挥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以最伟大的母亲蒋小娟、最可敬的父亲李国林、最坚强的女警蒋敏、最忠诚的留守者邓波为代表的人民警察临危不惧, 舍生忘死。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昂然锐气、浩然正气是值得抒写的。

2008年5月23日《人民公安报》第8版杨锦的《那一刻》和川江号子的《大爱如天》两首诗尽情地歌颂人民警察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6月12日, 新华网内蒙古频道·内蒙古公安网公安文化栏目刊发了郝泽军先生的诗歌《蒋敏, 我们将记住你的名字》, 也是一曲人民卫士的英雄壮歌, 在人们心中筑起了千古不朽的丰碑。王仲刚的长篇电视小说《国旗恋歌》中, 陈太平、尼玛丹增、郑小虎、冯新年、谷天强班长、林正东排长、王国华队长等武装警察各具特色, 理所当然是鼓舞人心的旗帜, 是催人向前的号角, 无丝毫的颓废气息。王仲刚文集第二卷中的电影文学剧本《天伦》, 描写警察老马为营救被拐儿童而陷入险境, 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殴打。老马身上有枪, 但他为了不伤害群众, 打不还手, 被打得头破血流, 仍忍着痛向群众作解释。最后, 老马不是死于犯罪分子的枪口之下, 而是死于无知、麻木的人民群众之手, 这是何等的沉痛!但是, 警察老马的形象在悲壮的氛围中显得异常高大。

结语

拉杂说来, 何为公安文学还是一个谜。为论述的方便, 还是要给公安文学一个大致的界定。窃以为, 文本的大部分内容是以公安人民警察的工作、学习、生活、心路历程、命运遭际等为表现对象即可称为公安文学。体裁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 (影视剧) 、话剧、小品等, 与传统分法无异。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公安”的特定内涵。“公安”的英语是Public security, 其范围是相当广的。在我国, 同样如此。像保安人员、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及武装警察等都可纳入“公安”的范畴。那样, 公安文学容易泛化。为了研究的方便, 我们仅从行政体制来划分;上至公安系统最高行政单位公安部, 下至最基层的派出所中的公安人民警察才是本文要言说的主体, 且这些主体在文体中的活动路径不少于三分之二才可列入公安文学。

后现代是当下的显学, 还有太多的理论难点。后现代理论本身也像詹姆逊形容的“拼盘杂烩”, 这种东拼西凑的特点和歧义横生的相互争执, 既显得趣味无穷、引人入胜, 又常常把人们引入混乱的境地。而今, 把公安文学也纳入进来, 会不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呢?孔子东游, 遇两小儿辩日, 他也解释不了。晋代诗人傅玄叹曰:“岁暮景迈群光绝, 安得长绳系白日。”

要言之, 写下此文仅仅是抛砖引玉, 希望公安文学沾“后现代”的光, 能真正变成一个文学流派, 让我们公安作家真正进入学院派文艺理论工作者的视野。

综上所述, 公安文学作品依然在坚守宏大叙事的路子, 并没有步后现代的后尘, 而是作为鼓舞民众士气的一剂良方。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 公安文学任重而道远。

现代语境下的美育 篇5

摘要：美国左翼学者戴雏・哈维从人文地理学出发，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状况，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转向灵活积累体制这一经济趋势，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时空压缩理论。在这一诠释话语系统中，哈雏注意到，对时空压缩的体验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变迁和积累体制转型之间的中介环节，时空压缩理论成为探讨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分析范式。

关键词：哈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时空压缩

《后现代的状况》是美国人文地理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以下简称哈维)的一本重要论著。哈维从人文地理学出发来认识社会，又通过研读《资本论》获得马克思的方法论，并藉此来深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文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因此哈维的这一文本以其特有的学术深度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理当认真解读。先要交代的是，《后现代的状况》的副标题为“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这里的“文化变迁”若是从宏观层面看涉及从欧洲中世纪封建神学文化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观念，而如以重点论视角观之，则主要考察的是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变迁。经典马克思主义坚持把文化变迁归之于政治上层建筑，因而归根到底归之于经济因素，即现实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调整;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一员，哈维服膺马克思的方法论，自然会坚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他所要回答的是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是一种量变的转移，还是一种质变的跃迁?上述观念和现实的政治经济实践存在什么样的关联?通过他那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和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哈维给我们展示出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现实而非抽象虚构的资本主义世界，从而也为我们考察建立于一定政治经济实践发展基础之上的那种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提供了认识之途。

一、转移还是跃迁：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

《后现代的状况》写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学术界对后现代的流行看法是：现代主义以理性规划的刻板模式，破坏了人们所居住的城市环境，而后现代主义尊重城市的自然发展和建筑风格的多样性。这一观点成为哈维对后现代主义展开文化批判的言说场域。

1.城市柔软――个性可塑――后现代的涌现

哈维先从乔纳森・拉邦的《柔软的城市》(1974年)切入考察后现代主义的涌现。哈维指出，在拉邦所描述的城市中，“一切等级感甚或价值的同质化在其中都处于消解的过程中”。通过刻画外表的柔顺性，拉邦凸显人类个性的可塑性。这一做法表明，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都市生活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不少学者将这种变化冠之以“后现代”的称号，用以表达对现代主义的某种反抗。“分裂、不确定性、对一切普遍的或‘总体化的’话语(为了使用受偏爱的词语)的强烈不信任，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标志。”对“元叙事”的拒绝，成为后现代主义共同的主张。但是，在哈维看来，意识到都市生活的重大转变，是必要的，但这些变化是否值得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仍需进一步探讨。更为重要的是，理解“后现代主义”内涵的前提条件是要弄清楚“现代主义”的确切含义。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维曾参加过《资本论》阅读小组，深受马克思《资本论》研究方法的影响。马克思对斯密等人的学说非常尊重，但这并不能阻止马克思把他的概念同斯密等人的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例如，在分析“交换”形式时，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斯密的错误在于“把成品‘同货币或其他商品交换’和‘成品同劳动交换’相提并论”。承继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哈维意识到，挖掘后现代的意蕴离不开对“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概念内涵的比较分析。于是，哈维的视线从“后现代”倒推至“现代”。

2.流变――现代性规划――后现代

为了考察现代性，哈维引用波德莱尔的名言：“现代性就是短暂、流变、偶然事件;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的确，现代生活的表象特征就是短暂性和流变性。如何在时间和空间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找寻永恒，启蒙运动思想家开出了“现代性规划”的药方。

作为一种世俗运动，启蒙运动把人从神那里解放出来，通过流变和分裂来实现理性的现代规划。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启蒙精神。哈维认为，一战前的现代主义与其说是新的生产条件(工厂生产、交通运输、大众消费)的诱因，不如说是对后者的呼应;现代主义不但提供了考察生产条件变化的方法，更提供了适应或改善这些变化的行动方案。现代主义在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强加给我们不少前所未有的体验：其一，人从主观依赖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更多的个人自由;其二，在获取自由的同时，我们也感觉到自己“对空间和时间的感受方面也受到了一种严格的控制”。

哈维进而以1945年为界对现代主义进行了区分，以此凸显后期现代主义和权力中心的融洽，换言之，现代主义美学已经被吸收到官方的和体制的意识形态中去，而这种状况为后现代的出现提供了前提环境。因此，与之相对应，各种反文化的主张开始出现，并与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官僚理性压迫性的特质形成鲜明对比，用哈维的话说，“1960年代的各种反文化与反现代主义的运动才突然活跃起来。”

3.感受性转移――时间性崩溃――晚期资本主叉的文化逻辑

在梳理现代主义发展历程及其特征的基础上，哈维引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情感结构”(the structure offeeling)的一种深刻转变。哈维从建筑规划、小说创作、哲学转向等方面对后现代的感受性“转移”做了描述。不过，透过这种表层的“转移”，哈维看到了背后的“观念混乱”：后现代主义是代表和现代主义的彻底决裂，还是“只不过是在现代主义内部反叛某种形式的‘盛期的现代主义’”是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的某种彻底重建，还是只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哈维援引哈桑(1985年)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纲要性差异的表格，以更加直观和生动的形式来凸显二者的差异。在哈维看来，后现代主义不像现代主义那样透过流变追求永恒，相反却只是在“分裂和混乱的变化潮流中游泳，甚至颠簸，似乎那就是存在的一切”。因此，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元语言、元叙事或元理论进行猛烈的批判。后现代主义把体验变成了一系列纯粹的和无关联的“现在”，从而导致事物在时间上的秩序崩溃。时间维度的崩溃和对片刻的关注使得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紧密联系。

哈维用历史的视线对现代主义进行了勾勒，又用文学的语言为后现代主义进行画像，哈维的言说逻辑 表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一种对某种形式的“盛期的现代主义”的反叛，它属于文化层面的转移，而非整个经济社会秩序层面的跃迁。值得注意的是，为后现代主义画像不是哈维的目的，挖掘后现代主义的日常生活根源才是他真正的目的。于是，在“情感结构的深刻转移”的表象背后，考察其内在的机理，就逻辑地摆在哈维面前。

二、根基与框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之维

哈维是“马克思主义在地理学中发展的主要始作俑者之一”，基于人文地理学的素养，哈维强调，空间维度对于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诸如空间、位置、时间、环境这些地理学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了解世界的核心，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必须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因此，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角观之，历时性的文化变迁背后存在着共时陛的经济体制根源。

1.剧变――不变――积累体制转变

如前所述，不少学者在后现代问题上更多的是强调后现代主义的革命性，突出其在社会生活方面引起的巨大变化;哈维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就放在这样的认识上。哈维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生活在许多方面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更应该看到的是人们依然生活“在一个为了获利的生产仍然是经济生活的基本组织原则的社会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继续在历史的―地理的发展中作为一种不变的塑造力量在起着作用”。

基于这样的判断，哈维以“调节学派”所推崇的“积累体制”为理论武器，展开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研究。哈维试图说明的是：从1945年到1973年，资本主义的战后繁荣业已建构起一种社会“轮廓”(oonfigurations)：即由一系列劳动控制的实践、技术上的组合、消费习惯和政治经济力量所形成的结构(哈维以“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作为这种社会结构的核心)。但1973年后这种体制被打破，一种新的更加灵活的积累体制出现并日益成熟，它以更加灵活的劳动过程和市场、地理上的流动性和消费实践中各种迅速变化为特征(哈维将其称之为“灵活积累体制”)。哈维强调，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向灵活积累体制的转变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特征。

2.从“刻板”到“灵活”

福特主义萌芽于19，其标志是福特以组织和技术上的创新来推进大规模生产的实现。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福特主义才最终作为制度被推广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阻碍福特主义传播的两大障碍是20世纪上半期的阶级关系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方式。哈维指出，“国家权力适当的结合和运用的问题，只是在1945年之后才得到解决。这就把福特主义带向了成熟，成了羽翼丰满的和与众不同的积累体制。就这样，它接着形成了战后长期繁荣的基础，这一繁荣直到1973年都完全没有受到触动。”

为具体考察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哈维提出了一种“三维权力结构”分析框架。在哈维看来，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之所以发挥作用主要靠三种力量：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权力、持自由主义的企业力量、有组织的劳动力。从1945年到1973年这三种力量虽然屡有较量但总体而言在斗争中呈现牢固均衡的状态。这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持续的繁荣。但是，作为硬币的另一面，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在1965到1973年期间也日益暴露出自身的问题。“这些困难可以用一个词语来很好地概括：刻板。”哈维同样是从生产体系、劳动力市场和国家计划三个层面来描述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刻极性”。

1973年的衰退动摇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社会也随之出现种种波动，这些波动和不确定性呼唤着一种全新的积累体制的出现。于是，与福特主义的“刻板”相对立，“灵活积累”体制呼之欲出。在哈维看来，“灵活积累”体制首先表现为与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劳动产品和消费模式有关的灵活性。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哈维在提出‘‘灵活积累”这一新概念之后，紧接着就结合自己的人文地理学素养提出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时空压缩”。通过哈维的表述，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从“后现代的文化变迁”到“积累体制转变”再到“时空体验方式变化”之间的逻辑理路。

3.灵活积累――价值观转变――时空体验

“三维权力结构”分析框架凸显的是国家权力、工业企业和劳动力三者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基于此，哈维强调，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转变必然会引起工业结构的变化。“在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之下所追求的规模经济，已经遭遇到日益增加的.小批量廉价制造各种商品的生产力的抗衡。区域经济已经压倒了规模经济。”显然，小批量生产可以规避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刻板性，以其特有的灵活性满足更大范围的瞬息多变的市场需求。

灵活积累体制投射到消费领域也会引发相应的转变。它要求企业要“更加密切地关注快速变化着的时尚”，学会并善于运用“调动一切引诱需求的技巧”。这种对时尚的关注和对需求的引诱本身就暗含了一种文化观念的转变。

通过对灵活积累体制的分析，哈维最终把灵活积累体制的出现和价值观的转变联系在一起。灵活积累体制凸显的是资本的灵活流动，它“突出了现代生活的新颖、转瞬即逝、短暂、变动不居和偶然意外，而不是在福特主义之下牢固树立起来的更为稳固的价值观。”于是，上世纪50、60年代那种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集体规范和价值观，向着更加具有竞争性的个人主义转变，它是一种渗透了很多生活方式的企业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很明显，在哈维的眼中，对于生产方式转变而言，观念改变不是原因，而是结果。这样的判断既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研究方法的继承，也是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深刻剖析的结果。

在哈维看来，1973年以来资本主义至少在外表方面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但这种外表上的变化“是否预示了一种新的积累体制的诞生，是否能够为下一代人遏制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或者说它们是否预示了一系列暂时的补救，从而构成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结构中隆隆作响的危机的过渡时刻?”这仍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哈维注意到，西方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使金融的重要性在资本主义结构中进一步凸显，“这意味着形成独立自主的货币和金融危机的潜在可能性比从前要大得多，哪怕这种金融体制能更好地把风险扩散到更加广泛的方面”。为此，我们尤其应重视信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最后，哈维指出，如果说灵活积累体制能给资本主义带来中期稳定性的话，那么，这种中期稳定性就存在于“时间上和空间上修复的新的循环领域与各种形式”之内。因此，变化着的时间和空间体验构成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实践转变的基础。

三、体验与表达：时空压缩的历史重塑

1.时空自证性――时空压缩

以往，人们往往将不同的行为和不同的时间、空间相挂钩，由此来获得一种可靠的“我们在世界上”的感觉。这种观念的前提预设是时间和空间具有自证性和客观陛。上个世纪70年代后，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

在哲学上受到质疑。哈维提出“时空压缩”(time-spaeecompression)这一概念来诠释社会物质实践巨变语境下的时空属性，以挑战传统的时空观念。

哈维强调，时空压缩这一术语“标志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我使用‘压缩’这个词语是因为可以提出有力的事例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我们崩溃了。”

换言之，时空压缩表征的是这样一个实然的过程：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方式实现了革命性转变，先前所认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品质已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缩小的深刻体悟，它导致了“世界进入我们视线、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方式的根本性改变。时空压缩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现存就是全部”，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地球村的出现。因此，哈维强调，对时空压缩的体验将引起来自社会领域、文化领域乃至政治领域的不同反响和回应。

2.西方世界“时空观”的历史演变

哈维注重考察的是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意义。他指认。在中世纪的欧洲，外部空间经常被概念化为由某种外在权威所控制的神秘宇宙。另外，日常生活也因缺少变化而让人产生时间不朽的观念。文艺复兴后，环球航行使人认识到了一个有限的、可知的地球。应该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时空观革命为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规划奠定了基础。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借用了“文艺复兴的空间和时间概念，并把它们推向力求建造一个新的、更加民主的、更加健康的和更加富裕的社会的极限。”然而，哈维同时强调，启蒙思想家的失误在于把某些理想化的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当作真实情况，使人们不得不面临着体验的自由被局限于理性化结构的危险。

在哈维看来，1846-1847年西方的经济危机使得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在时间与空间意义方面发生重大调整：“1848年之后，进步的时间的意义在很多重要方面都产生了疑问。”“它变得更容易产生某种循环的时间的意义。”上述转变造成了一种表达的危机：“文学和艺术都不可避免国际主义、共时性、不稳定的短暂性的问题，不可能避免金融体制及其货币或商品基础之间的主导价值尺度内部的紧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义应当被视为是在空间和时间体验中对一种危机的回应。

单纯地梳理西方的时空观并非哈维研究的重点，关于时空的观念史的梳理只是考察西方文化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转变的一个必要环节。因此，哈维更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对空间和时间的利用及其意义是如何从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转变的。探讨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的是对时代特征有一个基本的判析。对此，哈维指出：“最近这我们一直在经历一个时空压缩的紧张阶段，它对政治经济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具有了一种使人迷惑的和破坏性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正是伴随着这种时空压缩的紧张阶段而出现的，对“某些混乱的政治、文化和哲学运动的强烈同情”。

在哈维看来，灵活积累体制是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加速”来实现的。在“加速”所产生的众多社会影响中，哈维将视线聚焦于“那些对后现代的思维、感受和行为方式具有特殊影响的后果之上”。生产的加速使得社会开始强调一种易变性和短暂性。短暂性不仅意味着“时间维度的粉碎”，也涵括了商品和服务通过空间而实现的迅速流动，并由此带来“空间障碍的崩溃”。这一切使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一种比先前更为普遍的表达危机。为阐述这一表达危机，哈维首先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进行了形象的刻画：“全世界一切不同的空间都在一夜之间集中为电视屏幕上的各种形象的拼贴。”这种现实反映到文艺创作中表觋为，后现代小说中分裂的空间性战胜了叙述的连贯性;反映到政治事件中表现为特殊的地区利益群体开始在政治层面出现分裂。

3.后现代语境下“时空压缩”的理论应对

哈维坚信马克思学说的生命力和解释力，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这种从伦理学向美学的转向并不薪鲜，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所提出的“元叙事”方法依然对其具有解释效力。

如何应对时空压缩带来的消极体验?哈维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世界主要存在如下四种方式：第一，是退缩到沉默中去，屈从于外在的压力;第二，是忽略世界的复杂性，以各种修辞学命题展开空洞的“口号革命”;第三，努力在政治生活与知识生活之间找到一个中间地位，由此，它抛弃了宏大叙事，却真正孕育出有限行动的可有性。其益处在于试图超越电视屏幕，寻找其他可能的世界形象;弊端在于它很容易滑向地方观念、流于短视;第四，“试图通过建构一种能够反映并希望支配它们的语言和意象而骑上时空压缩的老虎。”

在上述反应中，哈维更为关注的是一种激进的思想是如何出现的。他对新左派的努力持总体肯定的态度，认为它“以全新的面貌将自己视为一种文化的和政治经济的实力，推动着后现代主义所从事的那种向着美学的转折。”哈维同时强调，新左派看到了各种新的社会运动，却流露出对工人阶级的不信任，由此带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不过，危机之中蕴含着生机，哈维认为，“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质问”具有积极意义，它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领域。在他看来，他所提出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辩证的探究方法。它“并不是对总体真理的一种陈述，而是与历史和地理真理达成协议的一种努力。”

结 语

哈维以其独特的人文地理学视角，细化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对空间的相关研究，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将其扩充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突出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相互联系与动态作用。作为左翼学者，哈维的学术研究在西方世界具有强烈的实践旨归。他把后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历史地理状况，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证明西方经济政策的反光镜已经碎裂，各种社会运动开始出现融合的迹象，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主动发起一场叙事反对形象、伦理学反对美学、规划“形成”而不是规划“存在”的反攻。这样的尝试固然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某种偏离，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但是，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深入批判及其对全球化语境下“时空压缩”的独到把握，却对我们有深刻启发。

参考文献：

[1][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8.

[3][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420.

[4][英]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m].蔡运龙，江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71.

后现代语境下的言意关系 篇6

语言能够表达人的思维、情感、意志，但是语言往往又不能准确传达人的所思所想和内心体验。在以语言游戏为主要方式的后现代语境下，语言由工具转变为主体，语言本身即是意义，或是消解了意义。然而语言游戏消解的只是一般的、严肃的意义，却转向了特殊的、鄙俗的意义。语言游戏虽然致力于语言技巧的探索，但“言不尽意”的矛盾仍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关键词：言意关系；语言游戏；后现代主义；语言本体论；消解意义

中图分类号： H0-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4011704

言，就是语言；意，指人的思维、情感、意志。语言能否准确地表达人的思维、情感、意志？这就是涉及言与意的相互关系问题。对言意关系的探讨，一直是中西学者深度关注的重要话题。后现代主义思潮泛滥以来，“语言游戏”大行其道，使得言意关系呈现出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从而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例如是否“语言本身即是意义”“语言游戏消解了意义”，本文试图以后现代语言作品中的种种现象，对这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言意关系中西论争的历史回顾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言不尽意”的现象都是很早就被注意到了。比如《庄子·天道》：“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文心雕龙·神思》：“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语言在表达人的思维、情感、意志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原因在于语言是一种一般的、概括的符号系统，而人们的所思所想却是特殊的、个别的东西，用一般的、概括的东西来表达特殊的、个别的东西，自然会产生一些矛盾，特殊的、个别的东西的复杂性难以用言语一一穷尽地表述出来[1]。

在解决语言表达的局限性方面，中西学者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提出了不同的方法，在实践上也采取了不同的途径，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国传统的解决途径是通过“微言大义”、“立象尽意”尽量留下一些意思上的空白空间让听话人去补充、理解或想象，也就是“言内意外”或称“言外之意”。比如唐诗宋词就属于这种典型的范例；西方学者则力主以明晰化和逻辑性的语言来表达意义，语言在西方的文化观念中是第一性的，或称为“语言本体论”。比如莎士比亚戏剧就是这种典型的范例。这两种言意运思的方式，很难说孰优孰劣。然而，西方的“语言本体论”在当代逐渐走向了一种极端，也就是“语言游戏”，这使得言意关系又进一步复杂化。

语言游戏（德语Sprachspiel，英语Language game）的概念源自于维特根斯坦的著作《蓝皮书》《哲学研究》《逻辑哲学论》等著作，原意是指孩子最初使用语词时的语言方式，是一个语言学概念。维特根斯坦发明语言游戏的概念，是为了说明我们日常语言实际起作用的方式，他认为词的意义即用法，语言如同游戏，词的用法好比游戏规则，而这个规则是参与游戏的人来约定的，与游戏以外的人无关。由此，语言游戏继而被维特根斯坦发展成一个哲学概念，成为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或艺术实践，主张多元论、怀疑论、多样化，其主要的方法在于强调语言游戏。

在语言游戏中，“语言本身就是意义”，或者说一切意义都已经被“消解”。同时，言能否尽意也不再成其为一个问题，重要的是如何去操作语言，在语言和语言操作中感受存在的诗意和快感[2]。如此一来，似乎使得本文的论题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如同是说，人没有思维、情感、意志需要表达。意，要么就直接存在于言中，要么就不需要。这显然极大地淡化甚至取消了传统观念中的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

二、后现代语言范例中的言意关系

为了揭示后现代语境中的言意关系，我们需要寻找一些例子来作一些分析。然而，如同后现代主义者不同意他们的思想有什么具体的原则，对于后现代主义语言我们至今也没有确定的标准。基于众多理论家的看法，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批判，我们可以暂且认为一些超越一般语言规则的语言片段是后现代语言的范例。比如有的学者指出网络语言就具有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特征，这种后现代特征主要表现在网民的称谓、网语表现形式以及网络词语含义的摇曳多姿[3]。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常被认为是后现代语言的范例，语言的平民化、拼贴和戏仿是语言游戏的典型表现[4]。此外，一些“无厘头”的影视作品也常被认为是后现代语言的代表，例如《大话西游》[5]、《让子弹飞》[6]等。这些已有初步结论的代表作品，可以成为我们讨论的基础。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直接列举一些更为极端的例子。

例如一则网络段子写到：“参加中文八级考试，老外哭了。请考生写出下面两句话的区别在哪里？（1）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 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2）剩女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谁都看不上，二是谁都看不上。（3）地铁里听到一个女孩大概是给男朋友打电话：‘我已经到西直门了，你快出来往地铁站走。如果你到了，我还没到，你就等着吧。如果我到了，你还没到，你就等着吧。（4）单身人的来由：原来是喜欢一个人，现在是喜欢一个人。”这则段子看起来只是一道题，实际上蕴含着较深的汉语语言学知识，读起来也很有趣味，但要说段子意图表达什么思想或情感，却是已经大大地淡化。

又例如一则《IT新传奇》写到：“一位刚学会上网的弟子对孔子说：‘老师，我收到一个电子邮件耶。‘噢，是吗。孔子含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弟子又问：‘可是……我该怎么办啊？孔子和蔼地扶着弟子的肩膀，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弟子实在是个木讷人：‘老师是说该回复他？孔子点头：‘贤哉，回也。”这则对话在经典与鄙俗、文言与白话、虚幻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确实体现了高超的语言技巧，但在热衷于语言技巧、表达形式的创新之外，所反映的现实或思想高度方面，已经只剩下细微的不真实的生活细节。

考察众多后现代语言范例中的言意关系，这种“消解意义”的语言方式可谓大行其道。言说者热衷于开发语言的符号和代码功能，醉心于探索新的语言艺术，而并不在意表达出什么思想。在文学、影视艺术领域，语言不再依附于现实基础之上，也不再具有反映生活、揭示现实的基本功能。后现代主义作家对传统文学进行戏仿、拼贴，虚构与现实可以自由转换，在语言游戏中自得其乐[7]。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心消解、主体消失之后，昔日作为媒介和工具的语言一跃成为本体和中心[8]。甚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语言游戏也开始成为我们的一种对话方式[9]。

后现代语言的特性可谓论述者众。然而，基于“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这一传统论断，我们不禁要质疑：语言的意义是否已经完全被“消解”了呢？仔细分辨一些后现代语言范例中的言意关系，人的思维、情感、意志并不是消失得毫无踪影。以汉语的趣味性形成的网络段子，至少也是传达了汉语的趣味性；亵玩经典、拼贴、戏仿也至少表明了传统是可以打破的。

例如，周星驰电影《大话西游》中的经典台词：“only you，能伴我取西经；only you，能杀妖和除魔。”虽然这种中英合璧的表达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但它毕竟还是具有连接剧情的对白功能的。如果它只是一堆不知所云的乱码符号，在任何语言艺术里也是不能成立的。它之所以让人感觉到它的意义消失了，是因为这种新奇的语言形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打破规则的愉悦和快感，让人暂时忘记了它传递的信息内容。对于日常交际用语中的语言游戏，我们认为，无论交际双方的会话如何具有后现代性，都不会使语言的意义被完全“消解”。也就是说，这种语言游戏说在具体生活中有具体的语用蕴涵[10]。例如，“一位男士去应聘经理职位，上交了一份履历表，主考官当场晕倒：‘姓名：父母取的。年龄：不小了。身高：很高。体重：随时改变，饭前饭后都不同。居住地：家里。电话：在身上……”这样的对话虽然答非所问，但至少主考官看懂并晕倒了，而不是毫无反应。语言游戏传递了“我很愉快”的信息，这就是它最通常的意义。

三、辨析“语言本身即是意义”与“消解意义”

“语言本身即是意义”，是一个语言哲学中的命题，不少语言学家都曾经作出过相应的论述。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11]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如果没有语言，人类的思维活动根本无法进行。所以语言就是人类思想的全部体现，这就是语言的价值。因此，“语言本身即是意义”中的“意义”应当解释为“价值，存在的理由”。如果将“意义”理解为人的思维、情感、意志等，“语言本身即是意义”的命题就是不成立的。语言是思维最重要的工具，思维虽然需要依托语言才能进行，但语言不是思维的唯一工具。至于情感、意志等感性体验，更是人的大脑的一种特殊功能，不是以语言的方式进行的。

实际上考察大多数汉语语境中的“意”，如前述《庄子·天道》“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与《文心雕龙·神思》“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意”显然都是指人的思维、情感、意志等。现代西方的“语言的转向”，过多地强调了语言的本体性，忽视了语言的工具性，实有矫正过妄的倾向，这其中也包含了对语言不能准确表达人的思维、情感、意志的困惑。语言游戏虽然致力于语言技巧的探索，却往往没有什么迫切的、真实的表达需要，只剩下游戏娱乐这一项表达愿望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语言游戏的范例，并没有解决什么切实的问题，只是一种在语言的嬉戏玩笑中自得其乐。

然而语言符号又是任意性的，也就是说，语言符号的音与义是任意“约定俗成”的，这样语言符号与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间也可以是移动变化的，这一事实为语言游戏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当我们不断改变语言与它代表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能会使我们的表达更为有效。但有些为了游戏而进行的游戏，将无助于我们表达技巧的提高。相反，毫无根据地破坏已经“约定俗成”的规则，或者频繁地变动规则，只会给交际带来极大的麻烦。目前，众多学者激烈讨论的网络语言，实际上就是一种小范围内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社会方言，它往往让其他社会群体无法参与其中，可见语言的规则还是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遵守的。有学者指出，后现代主义最大功绩是力图打破旧有的规则、秩序，但对于如何建立新的规则、秩序，并无良策，这句话显然也适用于后现代语境下的语言游戏。当然，如果只是为了娱乐、消遣，语言游戏也无可厚非，确实在现代社会紧张的生活状态下，人们也极需要化解心中的烦闷情绪[12]，这可以称之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后现代”。这已经不是语言学的问题，而是社会学上的问题了。

对于语言游戏是否“消解了意义”，这仍然取决于我们对“意义”一词定义的取舍。如果“意义”是指语言所传递的信息，语言是不能也无法消除其传递的信息的，否则语言就不再成其为语言，只是一堆不具有指称意义的符号。显然，通常所称的“消解意义”，只是消解了言语的通常的意义，从而转向了话语者意图表达的意义。语言游戏虽然极力打破一些语言上既成的规则，但它仍然难以逃离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属性。

对于“消解意义”的说法而言，这显然只是一种文艺理论上的概念，而不是语言学上的概念。消解的只是一般的、严肃的意义，从而转向了特殊的、鄙俗的意义。这如同我们说某个文学作品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或者没有什么“高尚思想”一样，这是很多语言游戏作品的共同点，而不是说这些作品让人不知所云。

四、解决之途：表达技巧的探索与再提高

我们说，语言不能准确表达人的思维、情感、意志，一方面在于语言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是一般性、概括性的，不是特殊的、具体的事物；另一方面还在于人的思维、情感、意志，是整体性、频闪性的，而不是像语言那样必须呈线性表现出来。语言局限性的克服，需要通过不断提高语言技巧，提高语言的表达功能来无限接近人的思维和内心体验，但这显然是永无止境的。中国传统的“言内意外”、“立象尽意”等手法，通过语言方式引导人的大脑去补充完善，可以理解为一种高超的语言技巧。科技论文在精确定义每个术语的词义的基础上进行论述，避免产生歧义或发生阅读偏差，这是一种与文学语言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与之形成两种不同的极端，但是其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有效地表达。

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后现代语言范例，不断追求新的语言技巧，其实也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人们的所思所想。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网络语言，网民们创造出了许多新词，包括数字词、字母词、符号词、图像词等，其实也是为了更好地快捷有效地表达。又比如文学创作领域的拼贴与戏仿，利用已经家喻户晓而成为经典的“成品”来描绘与叙述，显然比平铺直叙要有趣、形象得多。

例如：“一教师身亡，同僚写挽联悼之，上联：一名教师两千工资三餐不定还要四处奔忙弄得五脏俱伤六亲不认却得七点出门八点上班人称老九十分辛苦还需向家长领导百依百顺实有千种艰辛万般无奈；下联：万人唾骂千夫所指百年树人已然十分扯谈费尽九牛之力八斗之才累得七窍生烟六神无主五官僵硬四大皆空仍要对无德学生三跪叩首逼得两腿一蹬一命呜呼。”这则段子通过模仿古代著名的数字联，反映当代教师的窘况，虽然极其夸张，但显然比平铺直叙地客观描述这位教师的生存状况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又例如一则《考晕外国人的中文题》：“小明给领导送红包，领导：‘你这是什么意思？小明：‘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领导：‘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小明：‘小意思，小意思。领导：‘你真有意思。小明：‘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领导：‘那我就不好意思了。小明：‘是我不好意思。问：分别解释每个‘意思的意思。”这则段子语词的多义性和委婉语含蓄表达的言外之意，将很多个“意思”排列编造在一起，形成戏谑的狂欢效果，传达出对收礼送礼的社会现象的辛辣讽刺，这仍然是传统“言内意外”手法的进一步发展。

以语言游戏为特征的后现代语言方式，为表达技巧的探索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对语言表达技巧的探索都是卓有成效的，这意味着人类语言向无限接近人的思维和内心体验又迈进了一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言不尽意”的矛盾已经得到根本的解决。“言不尽意”的矛盾是不可能完全得到解决的，除非人类能够直接用思维进行交流。相反，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在探索表达技巧的过程中，逐渐淡化了自己表达的目的，走向了以语言游戏为表现形式的“语言本体论”。探索语言技巧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否定客观的表达需要，人类的进步需要个人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得鱼可以忘筌，持筌而不去捕鱼，也是不可以的。人们需要不断探索语言表达技巧，也要学会如何用这些技巧去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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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方真.后现代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J].社会科学战线，2007，（2）：229.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ech and Meaning

of Postmodernist Context： From Philosophic Perspective

HU Zhengqi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 College，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Nanchong Sichuan 637000， China）

Abstract：Although language can express humans thinking， emotion and will， it can not always correctly express what people think and embodying feelings. Language as for intrustments has evolved into subjects， and language itself is meaning or dissolves meaning under postmodernist context characterized language game. All that language game destruct is only general and serious meaning. Therefore， language meaning degraded into specific and vulgar meaning .As language game is endeavored to explore language techniques， the contradictory of that language can not correctly express what one want to express remains unsolved.

Key words：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ech and meaning； language game； postmodernist； linguistic ontology； dissolve meaning.

现代语境下的美育 篇7

学科是大学的逻辑起点,是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功能的最基本单元。教授作为最高学术水平的代表,是大学最宝贵的人力资源,也是行使学术权力的天然主体。“教授治学”引入现代大学治理语境,并不是对教授在某一专门知识领域从事研究活动的现象描述,而是着重从其学科属性出发,指出教授这一高层次学术群体在具体学科职能实现 (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中应该享有的话语权和承担的义务。基于教授/学科建构起来的学术权力动力机制将真正触及现代大学治理内核,撬动基层学术组织和学术主体的双重建设,从而实现学术和大学的真正繁荣。围绕“教授治学”的实践探索历来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镇,但整体来看,现行的“教授治学”并未触动高校内部治理改革深层,制度设计多着眼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博弈抗衡,并没有从根本上解放基层学术组织活力和学术生产力,“教授治学”的有效性、科学性和可持续性都得不到保证。

一、“教授治学”的困境与误区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大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学术共同体组织”[2],而是政策意志的产物,有着浓厚的行政色彩,学术属性和学术治理意识相对薄弱。在教授委员会等机构设置和制度设计过程中,“教授治学”常被用来作为制衡行政权力的手段,而并非从学理层面真正实现大学内部治理规律的回归和学术权力的崛起,这是“教授治学”得不到有效推进的重要原因,也使得改革陷入表层化、形式化的困境。

1. “教授治学”内涵界定较为混乱。 目前高等教育界对“教授治学”内涵界定呈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从中世纪“教授治校”传统出发,认为“教授治学”是大学在内外环境和结构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现代时期一种内部(控制)治理理念,主张教授对学校事务的干涉、管理和决策,其本质是“教授治校”在现阶段的延伸和演变。另一种则是在各种大学治理理论中对“教授”进行界定,从而表达其“治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利益相关者理论”中教授作为大学直接利益相关者所延伸出来的对大学事务必然的权力主张意识等。

两种倾向重在对“治”的肯定和认同,却没能充分认识到大学治理与“教授治学”的差异性,而且从学理性来看,教授参与学科之外的事务管理决策并无科学依据,甚至容易受到“本位意识”的影响。教授/学科作为大学这一特殊组织所特有的生产方式,教授的学术属性只有在具体的学科中才能体现;学术权力主导有赖于成熟的学科组织和学科功能的高质量实现。学科之治才是现代大学治理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现代大学发展赋予“教授治学”的现实内涵。

2. 基层学术组织和学术权力培育不足。大部分高校在“教授治学”的探索实践中,制度设计均是针对上层和中层的,即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委员会及专项委员会对学校(学院)层面学术事务的参与管理与决策咨询。此类设计对树立学术权力导向,打破行政权力垄断,推动学校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具有一定作用,但对大学的组织结构特点以及学术权力运行规律却存在一定背离。

从大学的组织结构来看,大学“底层结构遵循的是学科、专门知识和专业无序状态的逻辑……”“(学科)这些极其重要的单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组织的基础”[3], 学科等基层学术组织建设才是大学治理的端点。从运行特征来看,“学术权力属于学者自愿认同的权威式力量,其运行方式是自下而上型的, 权力主要沉淀在基层”[4]。忽视基层学术组织和学术权力的培育,缺乏“庞大底部”的支撑,基层学术权力很难真正崛起,“教授治学”非但不能带来大学内部治理的真正变革,调动基层学术组织的积极性,反而极易沦为学校决策的专家咨询机构或是行政程序的一部分,其自身的学术权力属性和权威性都得不到体现。

3. “教授治学”制度建设缺乏创新。我国“教授治学”的制度实践最初源起于2000年的东北师范大学,随后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等相继成立了教授委员会等相关机构。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的实施推进,“教授治学”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有较大拓展,但制度建设却普遍缺乏新意。

第一,“教授治学”的制度设计多停留于机构设置层面。大部分高校对“教授治学”的深层改革意义缺乏认识,把成立学术委员会、教学(科研)专项委员会等组织机构等同于实施“教授治学”。第二,制度建设“搭便车”现象严重。很多高校在制度设计和路径探索过程中,并没有结合自身发展定位、学科师资水平和办学实际,而是辗转搬抄其他高校的“教授治学”模式和路径,制度雷同化严重,制度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存在较大质疑。第三,配套制度不健全。“教授治学”的各类组织机构虽有一定的职责权限,但普遍缺乏与学校人事、科研、财务等资源配置和权力话语的真正联盟,形成的决议意见也没有强制执行的约束力,这些都使得“教授治学”难以突破现行的行政权力格局,真正推动以学术为主导的高校内部动力机制的健康运行。

二、基于“学科之治”的“教授治学”路径研究

“学科之治”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指基于现代大学治理理念形成的以学科等基层学术组织的治理体系和由下至上的学术权力作用机制;第二是指遵循学术权力运行规律所获得的一种学科建设的理想状态,它意味着学术权威、学术生态和学术文化的共同成熟。基于学科的大学内部组织结构制度及其运行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是构成“学科之治”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大学治理语境下“教授治学”路径设计的重要原点和根本保障。

1. 规范学科等基层学术组织建设 , 为“教授治学”提供有效载体。基层学术组织作为大学治理的“庞大底部”,也有一个不断被发现、被定义的过程。由于国情和历史文化差异,我国大学成立之初即被赋予明确的人才培养职能, 基层组织构建也服务于该项职能,更多表现为“学校-学院-系-教研室”的苏联模式。严格地说,此时的基层组织更接近于单纯的教学组织,高校在承接现代大学功能和使命上还存在较大差距。以教学为中心,专注于课程教学与改革的思想长期影响着对大学基层组织功能、结构和作用机制的认识。直到现在,“校-系-教研室”模式的组织制度还在部分高校沿用。随着大学外部规模的发展、功能内涵的进一步体认,基层组织结构表现出强烈的学科和学术属性,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灵活化的特征,如项目制、学术团队、研究所、研究中心等样式。这些组织都有着较强的学术权力主导意味, 在履行学科职能、激发科研创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上发挥了较大作用,表现在高校内部组织结构上就有了“学校-学院-学科”“学校-学院-系/研究所(中心)”等样式。

规范学科等基层学术组织建设,为“教授治学”提供有效载体,意味着三方面的要求。第一,高校应根据自身的办学类型、学科水平和师资力量来选择适宜的基层学术组织制度。近些年较有影响的以研究型大学为主的“学部制”和以地方高校为主的“学科制”以及一些基于项目、平台、学科联盟等富有成效的改革实践,就充分体现了不同类型高校制度选择的差异性和基层学术组织改革的多样性。第二,注重基层学术力量的培育。“教授治学”作为一种学术权力运行机制,具体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权力是其逻辑起点。高校应加强基层学术组织建设, 引导学术权力的快速崛起。成熟的学术权力不仅是教授行使学科职能的科学依据,也是制衡高校行政权力的重要力量。第三,加强管理队伍建设。管理队伍对推动基层学术组织建设和学术权力运行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教授治学”的制度设计和选择是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的重要内容,它迫切需要一支高水平的管理队伍,能够适应大学治理现代化需要,遵循大学运行规律,引导学术权力的有效培育和运行畅通。

2. 建构学术权力运行体系 , 为“教授治学” 提供有效途径。学术权力运行体系是实现“教授治学”与大学内部动力机制深层结合,从而激发学术活力和生产力的重要保障和有效途径。学术权力运行体系的建构首先要正确辨析三对关系。第一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大学的有序运行需要学术和行政两种权力的相互配合和各自独立的运行空间。学术权力运行是大学组织结构特点和内部运行规律的需要,并非旨在对行政权力的打压和制约,客观上可以促使行政权力回归本位,更好地服务于大学功能这一共同目标。第二是外部政策保障与内部治理体制。学术权力的有效运行不仅取决于高校内部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也取决于外部政策环境的规范和保障。高校应该以建立大学章程为契机,进一步理清政府/学校管办体制,明确办学自主权,从而保障学术权力的有效作用空间及其运行机制的科学建构。第三是学科治理与大学治理。与学科治理相比,大学治理是更为复杂系统的概念,其牵涉的大量事务管理以及与政府、社会等的关系处理和教授的学科属性并不是天然对应的。这就要求“教授治学”应该具有明确的作用空间和权限,逾越范围的权力将不具备合理性。

完整的学术权力运行体系应包括权力组织结构、权力作用范围和权力运行机制等内容,由此带来的正是高校内部组织结构和制度体系的深层变革。高校应根据自身的学术水平和基层学术组织样式设置相应的组织机构并明确对应的职能权限,如学校(学院)层面的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以及各类专项委员会是教授参与学术事务管理、决策的重要组织机构。在权力运行机制方面,要充分重视“教授治学”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特点,确保权力运行的有序、有效。同时,“教授治学”应作为影响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嵌入到高校制度语境中去,在整体制度设计上树立学术权力的主导意识,规范学术权力在职称评审、项目申报、课程设置等重要领域上的作用机制,注重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避免“教授治学”流于形式化。

3. 学科定位与规划 :“教授治学”科学性与可持续性的保证。学科定位与规划是基于一定背景对具体学科发展水平的理性判断及在此基础之上制定的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战略与举措,是学科治理自觉的重要标识。学科定位与规划是具体学科(领域)内教授权力生成与权力作用程度的重要依据。学科定位与规划遵循学术逻辑,参与更加开放的学科知识体系和学术权力秩序构建,与所在大学的现实定位与规划并不是完全对应的。

学科定位与规划通常有两个层面的指向。一个是学校层面的,即具体学科在学校内部结构布局中的位置及未来发展趋向, 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学科建设水平、特色优势、与学校发展定位的对应程度等。大学在实施内部治理和“教授治学”上针对不同学科是有差异的,整体来说,符合学校发展定位的、具有特色优势的、发展水平较高的学科其声音容易被学校所重视,“教授治学”运行也就更顺畅。另一个是学科自身发展层面的,即从学术前沿的角度对高校相应学科的定位与规划,其深层是对学术权力的分割和确认,即何者处于领先地位,何者处于中心地带等。由于学术权力属于学问和真理赋权,其权威性不受地域、种族和政治环境限制,“教授治学”所形成的学术权力在不同高校的相近学科中也能发挥作用、产生影响。高校需要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和具体学科水平来选择适宜的学术权力作用模式。实践证明,一些具有较强学术影响的学科领域, 其学术权力运行将产生显著示范效应,“教授治学”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将更有保障。推动“教授治学”,不仅是高校内部实施科学治理的重要举措,同时也将有力撬动学术权力在更广泛范围内的定位与竞争,对引导学科资源优化配置,打破高校办学同质化,建构更富活力的高等教育生态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教授/学科的天然属性决定了“教授治学”也是大学功能实现的基本逻辑。对现代大学做出突出贡献的洪堡曾极富远见地指出:“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而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及。”[5]由此观之,通过学科/教授所形成的学术权力运行机制将直抵现代大学治理核心,其指向的“学科之治”将直接作用于大学目标乃至更高层面国家目标的实现,对当前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高现代大学治理能力,提升高等教育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现代大学治理理念的提出,意味着大学自身主体性的获得和渐趋成熟的深层管理自觉。学科是大学的逻辑起点,教授是大学最重要的人力资源,教授/学科所形成的学术权力结构是推动现代大学规律性运行、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确保这一动力机制运行的有效性、科学性和可持续性是当前推进“教授治学”、深化现代大学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

后现代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 篇8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国内袁可嘉先生等人大量介绍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开始,西方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已经被带到了中国,但后现代主义文本在中国文坛的出现则应该追溯到1985年,也就是被称作“新潮小说”异军突起的时候。 当打开莫言、余华、苏童等人的作品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试图用一种别样的语言来向读者展现其独特的叙事态度,作品的主题也是别开生面地关注暴力、流血、死亡、神秘现象、性等,这些正表明后现代主义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姿态为中国作家和读者所接受。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全球一体化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坛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在主流文学中崛起的先锋派小说已经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出现的一些后现代因子也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作家及读者所关注。

二、后现代主义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下,中国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大,位于中国文学边缘位置的少数民族文学也被拖拽进了这一进程之中。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使得后现代主义更能发挥其影响作用。被全球化笼罩下的后现代主义犹如一张铺开的大网正在将人们的生活和文化淹没于其中。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学当然也被卷入到了这个巨大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中,后现代主义正在以其独特的方式对少数民族文学产生着影响。全球一体化犹如一把双刃剑让后现代主义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也具有了多元性,充满了两难选择。

少数民族文学以一种被动的形式被裹入这个进程,没有选择的机会,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在无孔不入的经济因素驱使下,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正在以正当的生存权利为由而开始融入现代生活。这一切新生的现代化方式对欠发达少数民族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正如诗人于坚所说:“全球化正在把过去时代各民族的生活世界连根拔去,也许还没有完全消灭,但各民族显然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自己民族的价值观、传统和神灵体系继续持有坚定的自信了。我曾经去欧洲旅行,我惊讶的事情是,经过数百年的现代化后,在那土地上已经基本不存在云南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更别说当代少数民族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被全面地西化,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当我写作此文时,无数的汉语知识分子正步入考场,为评定职称而考英语,对于母语为汉语的知识分子,这不是自愿与否,而是制度。”的确,这是来自少数民族地区作家的心声,也代表了一定的文化诉求,后现代性正在席卷着这些曾经被边缘化的地区。

80年代后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的民族文化自立意识得到了深入,给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带来了真正的多样化景观,特别是在各民族的中青年作家中,出现了更多更新的创作思考,开始了民族价值的主动探索。他们主动面对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以新颖的创作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让更多的读者领略到了不同的文化,切合了文化多元性这一大主题。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方式正在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电子技术和网络时代的来临让少数民族文学在展示方式上更加快速、便捷,也更加市场化、更加趋向于大众化。据统计20世纪9O年代后期,广西作家中的三位领军人物东西、 鬼子、李冯以及凡一平、张仁胜、胡红一、冯艺、林超俊、 孙步康、韦俊海等新锐作家,均投入影视作品的创作与改编之中。仅2004年,云南就有《蜡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 《好大一对羊》、《心中的香格里拉》、《梯田边的孩子》、《传习馆春秋》近20部影片和电视剧推向市场。获得了多项国际电影奖和国内大奖,其中包括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等。可以看出,我们正为经济目的而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 保护与传承的目的则正是为了利用它,这样的状态下,表现于具体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则极有演化为创作的市场化、 形式化、表面化、浅浮化。这样文学当然在一定的时期内人会受到众多深受后现代精神影响的民众的追捧的,但这则会与经典渐行渐远。后现代主义还以其的解构而著称,这一主义是长此以往必将消解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意识与民族特色,这样的结果是不忍被看到的,也是不愿让其发生的。

三、后现代主义带来的启示

试论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经典阅读 篇9

一、面对恶搞文化的流行, 应对文学经典常怀一颗敬畏之心

先看一下对名著的“恶搞”。网上曾流传过一套三国人物画, 其中三国人物铁骨铮铮的男性人物全被女性化。据了解, 该套插画根据三国游戏中较热门的“三国无双”改编, 作者使用漫画手法将曹操、刘备、孙权、关羽等人物画成身形窈窕的女性, 而且每张图配有人物名称注释。一本名叫《大话红楼》的书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情节的扭曲和篡改已经达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自称“老少皆宜”、有“开胃大餐、通便利尿”功效的这本书中, 宝黛初会是宝玉“性骚扰”、跳脱衣舞的闹剧, 大观园内众姑娘逢年过节都要穿着“比基尼”选美, 黛玉成了“二奶”, 宝钗有了外遇……如此对经典名著《红楼梦》的恶搞, 可谓是集天下恶搞之大成。而如此的恶搞, 并不是流传于网络或非法出版物, 竟然是某出版社“向省新闻出版局提交的选题申请”, 正规出版的“大话名著”系列。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 经典文本被“大话”化、“搞笑”化, 我们的经典文本几乎被“大话”、“搞笑”遍了, 比如“大话西游”、“水煮三国”、“孙悟空不是个好员工”、“沙僧日记”等等。在学生的课堂里, 此类现象也时有发生, 比如, “孔乙己告状”, 将丁举人告上法庭, 愚公也不再移山, 而是搬家。《Q版语文》则以错位、拼凑、戏仿、调侃的方式消解了经典的“神圣”, 颠覆了经典的“崇高”。

近来, 又有学者说唐僧虚伪、诸葛亮奸诈、岳飞是奸臣、秦桧是忠臣、刘备无义、关公好色, 等等。只要是代表了中华文化历史美好、智慧、勤劳、善良的人和物一概推倒, 美的打成丑的, 红的说成黑的, 词语中甚至极尽辱骂、攻击之能事。现实恍恍惚惚, 中心价值迷失, 一切都处于不确定之中, 或者一切都在随意组合, 戏拟进一步成了肆意拼凑和狂妄出界, 放弃重建, 走向一种不知所终的“脱冕”游戏中。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 是因为其中蕴含着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和对先人思想精髓的尊重之情, 在积年累月的沉淀后, 仍能让人静下心来, 一读再读, 一看再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曾说:对经典解构与颠覆的倾向不可等闲视之。对权威与传统的轻蔑、歪曲与亵渎, 并和商业操作结盟, 导致社会“恶搞”成风, 是一种文化病象。

与一般化的作品相比较, 文学经典少了平庸而多了睿智, 少了卑俗而多了高雅, 少了纵欲而多了反省, 少了肤浅而多了深刻, 少了功利而多了旷达。经过时间的洗礼, 文学经典如同陈年佳酿更醇更香, 其沉淀的审美文化底蕴也更加丰厚, 其承载着的真、善、美的内涵是没有时空限制的, 对人的熏陶也将是永远的。英国作家乔治·吉辛曾生动地描述过文学经典对他的感动:“我始终把在儿童时代读古典作品与温暖的晴天联系起来。其实在儿童时代读这些书经常是下雨天, 阴黑天与寒冷天, 但这些事都被忘得一干二净了。……打开这些书, 俯下身子闻闻书页的香味, 我又回到童年时代的那一天了。我以小孩半畏惧、半快乐的战栗心情来阅读那不熟悉的书页。柔和的阳光照耀着书页, 它永远存留于我心中。”这就是经典的魅力, 它叫人敬畏, 令人崇拜, 让人怀念, 使人崇高。它不仅给人知识, 更给人以人性的温暖;它不但能引起人精神上的愉悦, 也能引起人生理上的欢快, 以至使它成为人生命中的一部分。

中国古人将书竖排印刷, 由右至左, 无标点, 仿佛千军万马于其间, 以戈矛遍野、排山倒海之势直面读者, 令人望而生畏、脊背发寒, 同时生出神灵般膜拜的神圣之感。难怪一代学问大家朱熹以读书的要求竟至于“耸起精神, 树起筋骨, 如有刀剑在后一般”。

以享乐主义为主流思想的社会, 缺失的是对具备崇高、悲悯、优雅、美感、神圣、庄重、境界品性的经典的创作和阅读。经典至高无上, 高山仰止, 大海无穷, 是时间的风雨吹打掉浮尘琐壤长久屹立于文明视野中不灭的景象。一味的喧嚣、热闹和嬉戏, 只会败坏一代人的胃口, 消蚀其趣味意志, 萎顿其心智灵魂。对任何年龄阶段的读者来说, 以经典阅读为基础的阅读, 才算得上是理想的阅读。对经典的阅读应当成为每个好读者的核心部分。若自己的阅读将时尚文字作为全部, 肯定是一种低质量的阅读。

一个逐渐缺失神圣感的时代, 必定是萎靡和散漫的。一个不具备神圣的阅读这种文明行为的人, 无望体验命运的波澜和高潮。

二、面对快餐文化的泛滥, 应重返经典阅读之乡

随着电子媒体、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人们越来越多地处在音响与图像的包围之中, 过去的那种“一书在手, 乐而忘忧”的经典阅读方式也正被“读图”“读屏”的视听方式所替代。昔日文字文本的读者, 现在则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从电影、电视的图像中获得审美体验, 在网络的冲浪中获得信息。越来越多的经典文本被搬上了屏幕, 在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读过了某某经典”, 实际上只是表示我们看过由某某经典著作改编的电影或电视剧。新一代的电视学者们, 虽然也把眼光盯紧了经典, 但是, 轰轰烈烈的品《三国》和解《论语》行动, 并未将数量庞大的读者引向经典本身。于丹的听众们走进书店, 眼中仍然只有于丹, 而非《论语》。

当然, 在中学生的课堂里, 经典文本还是以纸质的教材、书本的形式存在着, 并且我们有专门的《课程标准》推荐了必读的经典书目, 但是, 即便这样, 这些经典的文本有时并不能起到语言文字所应有的“经典”作用, 因为, 多媒体已经走进了课堂, 学生对多媒体播放的多彩画面和立体声音响的兴趣明显浓于对以文字形态存在的经典文本的兴趣。甚至有人认为, 那些以文字形式存在的经典文本所具有的教化功能, 今天则完全可以被这些电子媒体所替代, 罩在经典身上的光环完全可以除掉了。

图文书的形象性、直观性和通俗性, 带来了阅读的简便和快捷, 积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其负面影响是加剧了阅读的表层化, 培养了一批表层化的读者, 使快餐文化走向泛滥和无度。北京大学教授谢冕说:“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匆忙、快速的消费时代, 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匮乏形成强烈的反差。一大批浅薄、没有耐心的读者, 完全没有耐心读经典。我担心, 有一天, 我们的耳朵将无法欣赏美妙的高雅音乐, 我们的眼睛将无法欣赏梵高那美丽动人的金黄色。文学经典培养的是一代有趣味、有诗意的中国人, 但这一切在慢慢失去。”

正是因为有了经典, 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语言文字藩篱才得以清除, 不同种族和肤色的人类之间的思想和精神的虹桥才得以筑架, 整个人类的思想和文明的天空才变得无限的辽阔和自由。有了他们, 我们才充分享受到了阅读的幸福与快乐。阅读经典, 就是和人类最优秀的灵魂打交道, 就是把一个人的生活和伟大的传统联系在一起。一个人的人文素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其本民族以及世界其他民族千古流传的经典作品的熟悉程度。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曾说:“经典, 不是说你读过没有, 而是说你读过几遍。”对经典的阅读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质量。

文本阅读是不可缺少的。而阅读中国古代的经典, 更应该成为今天的一种时尚。至于为什么要读中国的这些经典, 我想主要是为了文化传承的需要。如果你不想完全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 那么阅读代表自己文化传统的典范性文本, 是承继传统的一种必要的方式。就个人的修养而言, 阅读经典文本是使阅读者经历一番文化濡化的过程, 它可以改变人的气质。古人、古贤、古书, 都是传统文化积淀的代称, 接触多了, 势必使一个人的气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很多人都发生气质的变化, 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就会随之发生变化。所以阅读本民族的文化经典, 在个人, 可以变化气质;对社会而言, 可以转移风气。

当然, 现代社会是多元文化交错的社会, 一个人不可能只接受单一的某一种文化。近百年来, 西方强势文化影响于东方、影响于中国, 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也无须拒绝这种影响。只是当我们接受异质文化的时候, 应该收拾好自己文化的主体, 打点好自己的文化精神, 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在一起, 那才意味着新的文化的诞生。现在仍有很多人把现代化和“西化”完全等同起来, 以为自己的文化传统无法和现代性相衔接, 这是一种过时的看法, 不应让这种看法成为我们的文化导向。

文学经典中所蕴藏的最原始、最本质的真、善、美的情感, 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也是人类魂牵梦萦的东西。常读经典的过程, 就是读者自我人格和灵肉震撼、体验的过程;就是读者通过经典达到与文学大师进行心灵交流的过程;也是个体生命通过对作品语言的解悟而进入另一个生命体之中, 使作品的解释趋向自我理解的运动过程;也是通过感性愉悦而升华为理解生命本体、生命本真并获得个体精神解放的过程;更是人在人类精英灵魂与自我灵魂漫游中获得一种感悟而进入大生命的过程。常读文学经典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在质的方面使人性获得极大的提高, 能影响甚至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数千年来人类有幸拥有了一批最伟大的经典文学作品, 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和幸福花园, 我们将世世代代守护着它们。长期以来, 阅读经典一直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 信息社会我们需要“重返经典阅读之乡”。

三、面对低俗文化的调侃, 应回到人, 进行“人的教育”

近年来有些低俗话语开始在一些校园流传。“日照香炉烤鸭店, 鸡鸭鱼肉在眼前。口水留下三千尺, 一摸口袋没有钱。”“春眠不觉晓, 处处蚊子咬……”像这样一些童谣, 还可以列举一长串。你说它马上产生了多大的副作用吧, 也不见得;但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肯定是毫无好处的。对于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童谣, 人们忧心地称其为“灰色童谣”。如不加以约束, 任其泛滥, 必将侵害孩子们纯真的心灵, 这是令所有教育者和家长痛惜的。一些中学生言语表达内容浅表粗俗, 很多带有贬义色彩的语句变成了他们彼此间调笑嘲讽的流行口头语, 如“有病”、“吃错药了”、“脑袋进水了”、“哪根筋不对”、“你小时候被猪亲过”、“说你傻吧, 你还谦虚”等等。语言的暴力性色彩日益凸显, 诸如“灭了你”、“废了你”、“打你个满地找牙”、“打你个生活不能自理”等。他们试图通过这种粗鄙化的语言来获得某种生理快感和心理满足。但这些粗俗暴力的语言, 一方面损害了主体语言的纯洁和健康, 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当下青少年历史深度和审美标准的缺失。

近日, 号称国内迄今为止唯一一本“年轻态”红学著作的新书《非常品红楼》一出版就舆论哗然。作者在书中提出“花瓶红学”的概念, 以调侃的笔触抛出了“黛玉宝钗原型本是男儿身”、“黛玉原是女首富”、“黛玉适合进入娱乐圈”等另类观点。联想到不久前“李白是蛊惑仔”、“李清照好色”、“大禹也有婚外情”等等惊人之语, 当下蔓延的一股文化低俗风气, 引起了不少专家的忧虑。当个人隐私、明星绯闻、打情骂俏、无聊调侃等所谓娱乐充斥我们身边, 有的甚至到了低俗、下流的地步时, 这种不良之风必然会引起公众反感。整个社会文化需求呈低俗化倾向, 有商家营造氛围的影响, 有社会人群素质低下的必然, 更有着社会高雅文化缺位的结果。而高雅文化之所以缺位, 一方面是由于高雅文化生产的高成本性, 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浮躁心态的乏耐心性。

经典阅读是提升个体生命质量的一种方式, 是抚慰焦灼心灵的一剂良药。不仅要将经典阅读当作一种休闲的方式, 更要变成一种生活的需要;不仅需要心灵的净化, 需要远离功利主义的诱惑和形式主义的羁绊, 更应培养国民的阅读情趣, 营造浓郁的书香气、书卷气。人是需要知识修养的, 而经典阅读确能使你感知生活的冷暖, 感受生命的敬畏与神圣。一个人从内到外的书卷气, 是通过长期的阅读慢慢形成, 并从他的眼底、面容、骨头、内心和灵魂无声无息地散发出来的。所以有人说, 应当将阅读当作一种超越任何宗教的宗教行为。

现在的文学创作低俗化倾向很严重。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许多作品粗制滥造, 武侠、言情、戏说、性爱等四处泛滥。许多人的写作“向内转”, 只写自身或叙述对象的内心体验和感受, 并使之完全个人化。其写作标新立异, 甘于平庸, 鄙视崇高, 一些传统的美好道德等成了揶揄和嘲弄的对象。其作品或自恋或自虐, 有太多的心机, 太多的奸诈, 太多的恩仇搏杀, 缺乏温馨的爱意和人文关怀, 缺少对普通百姓疾苦的反映, 缺少对当今社会的深刻分析与反思。这些都扰乱了中学生的视线, 影响了他们对事物的判断, 如有的学生对《上海宝贝》、《糖》等作品连连赞叹, 激动不已, 认为这才是文学;还有学生因读了几篇张爱玲、胡兰成的作品, 就将他们视为崇拜的偶像, 而对鲁迅则不以为然;有些学生的习作, 只有个人情感的自叹、自恋, 缺乏对生活的热情, 对人生的思索, 对国家、民族的关注。所有这些, 可以说是现实环境给中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是不利于他们人文素质的提高的, 因而, 重视其文学经典的阅读也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另一方面, 某些文艺工作者对经典的阅读进行随心所欲地拆分, 以经典作品作为自己渔利的工具, 迎合世俗之风渐长, 置职业素质、道德良知、社会责任、民族感情于不顾, 把对经典的保护和对下一代的教育意识, 尽抛脑后。如何把时代精神和经典作品结合起来, 净化人们的心灵, 陶冶人们的情操, 激励人们努力奋斗, 让这些作品中的精神食粮成为今天青少年的营养品, 这些问题都亟待有人来深入研究和认真去做的。

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在他的《完人教育论》中呼吁:“我只想把出发点归之于人。回到人!回到人!只进行人的教育, 无论主观愿望如何, 回到人, 进行人的教育, 便会有真正的教育。”

现代语境下的美育 篇10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影视作品,价值评判

一.后现代主义文化

后现代主义就是对已形成的各种权威性的传统观念、理论范式、原则规范等加以怀疑、批判、否定、颠覆、拆解。它反对一切形式的普遍主义和教条主义, 特别强调思想的自由、平等和民主, 倡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哈桑认为正是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非规范化、碎片化、零散化、无深度性、混杂性、狂欢性、内在性显示出后现代主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而其中首要的特性是不确定性。它用价值颠倒、视点位移、规范瓦解、种类混淆等修辞手段来消解一切恒定的常规、秩序, 来表明它的不确定性;它用反讽和玩笑来揭示所有既成的对世界解释的人为性和虚假性[1]。由于后现代主义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主张消除中心、颠覆权威、打破统一性, 因而在思维方式上也反对单一性思维, 强调多项思维和发散思维, 特别强调从反传统的视角对世界和事物进行理解和把握。如果说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化取向是精英化和经典化, 那么后现代主义恰恰是要颠覆这种传统的价值观, 转而认同和张扬大众化、世俗化和时尚化的价值观, 即对崇高感、悲剧感、使命感、责任感的怀疑和疏离。在过去文化中那些引以自豪的神圣的东西, 如深度、焦虑、恐惧、永恒的情感等都消失殆尽, 而被那些世俗梦想和文化游戏所代替。一方面它怀疑一切、消解一切, 但另一方面, 它又与它怀疑的一切和平共处、相安无事[2]。

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化在生活各方面的不断渗透, 影视作品也实现了其从所谓的高级文化向以单纯娱乐的形式成批地向观众出售的大众媒介转变的可能性, 因而它也深受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影视作品的后现代性, 使这些影片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的孜孜以求, 也不再把影片当作济世救民、普渡众生的神赐的法宝, 不再用影片来显示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和智力优越, 来张扬那种普罗米修斯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精神。它们仅仅只是一些无深度但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场景, 一种令人兴奋而又晕眩的视听时空。这种影视作品是供人消费而不是供人阐释的, 是供人娱乐而不是供人判断的[2]。

二.影视作品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2.1影片主题的颠覆性、价值取向的世俗化

后现代主义影片其实都有一种“拒绝崇高”的特点, 那些传统意义上崇高的东西诸如神仙、爱情、亲情、舍生取义等在影片中常常被消解, 并以一种低俗的面貌出现, 然而观众从这种所谓的低俗中却能品味出后现代气息下的某种人性的真实。现代主义艺术追求深度, 大多晦涩难懂, 需要读者和观众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 而后现代主义追求的却是一种平面感, 反对文艺向深度开掘, 追求一种轻松的享受。后现代主义主张颠覆一切深度模式, 消解崇高、消解历史、消解中心。后现代主义影视作品就是用表层和现象来取代深层和本质, 追求人物平面化、时空平面化、观念平面化, 用一种快乐主义、游戏式结构推动影视作品文化进一步向世俗文化、商品文化和消费文化发展, “怎么开心怎么来”成了后现代主义影视作品的宗旨[3]。

韩国反转剧《中奖事件》就阐释了这样一个具有反叛性、颠覆性的主题和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影片的前半部分讲述的是男主人公刘在石中了一张100亿的彩票, 以及为了不让别人知道, 他和妻子苏幼真是如何东躲西藏并被人们围追堵截的, 期间闹出了一系列的笑话。影片的后半部分是故事的反转部分:最后的胜利者是苏幼真和她的情夫, 他们合伙骗取了那张巨额彩票。

在传统影片中,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是最基本的主题基调, 很少有影片会背离这一主题, 而此片的结局让坏人得逞, 坏人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并且还获得了巨额财富, 这一结局具有很强的反叛性, 并彻底颠覆了传统影片中一直以来沿用的主题, 具有很浓的后现代主义色彩。所以, 不难看出影片所要表达的就是世俗化和时尚化的价值取向, 观众可以从这种所谓的世俗化的价值取向中品味出后现代气息下的某种人性的真实。

2.2表述结构的破裂与拼接

碎片化、拼贴化是后现代影视艺术的典型特征。当代影视作品对结构调整的探索和尝试成为导演的重要考虑之一。这些影视作品表面上充满艰涩障碍或者不连贯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作者构思的低劣, 而是因为这些断层是在发挥障碍的作用, 从而迫使观众改变习惯倾向, 把习以为常的东西加以排斥。对于影视作品来说, 结构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索, 后现代主义在探索结构方面表现得十分大胆, 导演的处理方法是, 故事发展的时间顺序和故事叙述结构错位横生枝节, 结构和内容都破裂并零散化[4]。

如在《疯狂的石头》中编剧主要采用多主线交错的立体结构, 把现实时间和空间切割成片断, 重新组装, 打破了现实主义影视作品的线性叙述, 反映出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状态, 体现出精神错位的孤独本质。影片中一方是以工艺品厂保卫科科长包世宏为首的“守卫者”, 一方是房地产公司董老板请来的香港国际大盗麦克, 一方是由道哥领衔、由小军和黑皮组成的土贼团伙。这三方“人马”目标不同, “攻守”不一, 但都因谢厂长不务正业的儿子谢小盟而产生联系。影片正是通过这四条主线的交错来展开同一故事和同一事件的。此片的另一特点是视点多变, 时空转换。把时间的延续通过空间的延展表现出来, 时间也就成了空间, 这是后现代一个重要的叙述方式。影片通过块状结构展开故事, 打破时空的有机次序, 使时间呈现出不连续的方式, 也使空间出现了叠化效应。在《疯狂的石头》中, 故事的主要情节是围绕国际大盗麦克与本地以道哥为首的小偷三人通过各自不同的“专业技能”企图偷取翡翠展开的。他们在相互拆台的同时, 又要共同面对工艺品厂保卫科长包世宏这一最大的障碍。因此, 影片始终都在围绕这三组人物进行着多视角切换和时空转换, 期间综合运用了长镜头、短镜头、广角镜、表情特写等拍摄手法, 很好地渲染了场景的气氛, 增加了影片的动感。此外, 影片也多处使用了分割画面, 呈现出较强的动漫性的戏剧效果。

2.3戏仿/戏拟 (parody)

戏仿成为了后现代语境文化下的一大特征。戏仿, 是利用文本间的相似性而对原有经典文本进行滑稽、戏谑性地模仿。戏仿利用了这些风格的独特性, 并且夺取了它们的独特之处, 制造一种模拟原作的摹仿。戏仿, 在后现代主义影视作品中已司空见惯, 这些影视作品就是通过“拼块及拼贴、戏仿、借用等手法将传统的影像资源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从而来娱乐大众。其主要是通过对经典影片里的故事情节, 经典场景, 人物形象, 台词、音乐等戏仿来营造“熟悉的陌生化”气氛, 达到戏谑、滑稽的审美效果[5]。

在《疯狂的石头》中, 经典影片里的故事情节成为了其信手拈来戏仿的佐料。

例如, 片中, 前一夜包世宏率保安与三土贼在罗汉寺追踪“大战”, 并且双方皆是身体负伤, 第二天便在澡堂里相互闲侃, 在厕所里互相对视。这一幕与法国著名喜剧影视作品《虎口脱险》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 为了加强影片的娱乐效果, 编导收纳了大量的当代社会流行元素与时尚符号, 突出表现在对于经典的戏仿。影片中有很多对经典影片的借镜, 譬如, 三股势力, “一兵两贼”的角色配置就是在戏仿《非常突然》中的角色配置;包世宏勇擒国际大盗在复制《功夫》中包租婆、包租公和火云邪神的大战;麦克从屋顶进入罗汉寺大堂的方式在复制《谍中谍》中的情节;“敌匪”双方的互帮互助和《暗战》中的情节极其相似;三土贼行窃时的着装在模仿《蝙蝠侠》等等。

三.影视作品的后现代价值评判

3.1正面价值

后现代主义代表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其主张消除中心、颠覆权威、打破统一性, 强调多项思维和发散思维, 从反传统的视角对世界和事物进行理解和把握等特点给文化界带来了一次有力的、清新的思维冲击。后现代主义影视作品也呈现出对社会规范的瓦解, 对主流价值取向的颠覆, 对传统道德视点的移位和对大众情感深度的反讽等特征, 使得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时时体会到这种嘲讽带来的心灵解放和精神快感。这是传统的影视作品所不能给予的。再加之其独特幽默的语言修辞、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场景, 和令人兴奋而又晕眩的视听时空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新鲜的体验。成功的后现代主义影视作品屡见不鲜, 如, 国产影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贺岁片以及《一声叹息》《疯狂的石头》《武林外传》等等。这些小成本的商业类影片, 在短短的时间内, 都创造了不菲的票房记录。成功的后现代主义好莱坞影视作品有《记忆碎片》《王后秘史》《冒牌天神》等。

3.2负面影响

影视作品作为大众传媒时代最有力的载体之一, 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影响力是巨大的。由于后现代主义影片“拒绝崇高”, 所以那些传统意义上崇高的东西诸如神仙、爱情、亲情、舍生取义等在影片中常常被消解, 并以一种低俗的面貌出现, 用一种快乐主义、游戏式结构推动影视作品进一步向世俗化、商品化和消费化发展。为避免“收视性疲倦”, 后现代主义影片越来越追求“骇人听闻”、“令人震惊”、或“具有新意”, 以激起人们的情趣, 或吸引注意力。首先, 暴力、性、粗口等已成为影片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很多好莱坞大片都充斥着大量血淋淋的暴力残杀镜头, 由于媒体的性质, 这些影片中扮演的“残酷形象”成为很多青少年的模仿对象, 成为社会暴力的隐患。其次是基于后现代语境中影视作品一味地追求商业化和世俗化, 部分影视作品中所反映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表现出模糊化和边缘化的趋势。如韩国反转剧的部分剧集就其剧情内容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媒介引导人们在道德观上的模糊态度。如《中奖事件》《华丽的骗子》、《告诉秘密的服务》等, 这些剧情表达的价值观都是“坏人得逞, 好人受害”这种反传统的道德观, 这会影响观众, 尤其是年青一代的价值观的选择。

四.结语

由此观之, 后现代主义影视作品通过影片主题的颠覆性、价值取向的世俗化、表述结构的破裂与拼接、戏仿/戏拟彰显和传达了后现代主义影视作品特有的风格, 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影视作品之所以获得成功的原因。与此同时, 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 我们也应看到其消极作用, 这一点已成为影视作品创作者和理论研究者不能够忽视的一个问题, 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给予足够的重视。

注释

1[1]雷茜.电影《真爱之吻》的后现代色彩解读[J].时代文学 (下半月) , 2009. (04) .

2[2]苏畅.试论中国电影的后现代特征[J].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4 (03) .

3[3]周浩.好莱坞的后现代主义电影[J].山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0 (09) .

4[4]张静雯, 种珊.从影片《太阳照常升起》看当代电影的后现代特征[J].电影评介, 2008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