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伦理市场

政府伦理市场（精选四篇）

政府伦理市场 篇1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公共性,伦理内涵

0 引言

政府是建立在一定的伦理理念及精神基础之上的, 服务型政府作为新型行政管理模式必然也要以一定的伦理理念及精神作为其理论前提。因此,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不仅依赖于有形的法律、法规的建立, 更应首先在其价值体系中明确其所具有的本源价值及伦理内涵, 只有明确服务型政府构建中的伦理内涵, 才能将其伦理理念内化到政府的公共管理实践中, 渗透到政府公共管理的全程中, 才能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切实充分发挥政府干预和道德调节的作用, 实现政府在公共管理实践中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履行自身责任, 真正做到以民为本。

1 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确立

政府是基于公民公共生活的需要, 由公民转让其部分权利而组建的公共利益代表, 它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象征、承载体和实际运行主体, 政府存在的目的在于提供公共服务、解决公共问题, 实现公共利益。因此, 公共性无疑是政府的本源价值, 但公共性作为政府的本源价值确立却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早期政府的公共管理追求的是效率, 经济的管理思想, 政府依据企业的管理原则进行政府公共管理, 以效率为中心作为政府公共管理的核心。相应地, 政府的公共性在早期一直处于被排斥的状态, 因此, 政府公共性这一本源价值是在与效率、经济管理思想不断交锋中, 在民主主义逐渐占据主流位置的过程中, 特别是新公共服务将公共性作为其内控典则后才最终得以确定。在这一过程中, 公共性与效率的关系也更加明确, 即公共性是效率的基础, 失去公共性的效率追求毫无意义, 当然, 公共性的确立也不能完全无视效率, 没有效率作为前提, 公共性的实现也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保障。

所谓服务型政府其本质特征在于为民服务, 强调的是将政府对于公民的服务贯穿于政府公共管理全程中的各个层面及环节之中, 可见, 满足公民的需要及为民服务既是服务型政府的起点又是其终点, 因此, 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价值要求也更为突出明显。总结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主要表现为:首先, 服务型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 必然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为人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其次, 在政府公共管理过程中, 公共性对于政府的公共决策制定, 公共活动的管理及公共管理主体的行为都至始至终起着规范约束作用。最后, 服务型政府的起点及终点都要为了满足公民的需要及为民服务, 实现公共利益。因此, 服务型政府的本源价值最终体现为公共性。

2 公共性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具体要求

服务型政府公共性本源价值的确立, 必然要求服务型政府在其构建过程中能确实体现公共性的价值目标和要求, 公共性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具体要求体现为以下方面:

2.1 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基点及归宿

公共利益是构成一个政体的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 是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为社会提供的普遍性利益。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其利益也应从属于公共利益, 即“在公共领域中, 必须摒除私人领域中的个人利益至上的原则, 并以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取而代之”。[1]将公共利益作为政府公共管理的基点及归宿, 超然于任何个人、团体、阶层的利益之外, 从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而以公共利益为基点及归宿的服务型政府必然内涵公正、诚信、责任、宽容等伦理精神。也就是说, 政府立足于公共利益立场, 在处理社会利益冲突时必须是公正的。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要想最终实现公共利益必须本身做到诚信, 这样才能赢得公民的支持, 政府应勇于承担公共责任, 应以宽容之心对待所有公民。

2.2 政府在其公共管理过程中必须强调公共服务最优化

所谓公共服务是政府作为行政主体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 提供公共产品时的行为总称。公民是国家的主人, 所享受的公共服务不应借助于市场的价格竞争机制获得, 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在本质上应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因此, 公共服务是政府为公民所提供的非营利性服务。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达到了最优化, 将直接影响公民的生活及公民对政府的判断和认可程度, 政府作为行政主体在提供公共服务时也必然涉及到服务的态度、效率、程序等方法、方式问题,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时是否做到了热情、及时、周到, 这要求政府必须遵循行政领域中的职业道德规范, 因此, 政府在强调公共服务最优化的过程中也内涵了以人为本、公正、责任等伦理精神。

总结, 公共性作为服务型政府的本源价值, 公共性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具体要求, 公共性本身就蕴含着伦理精神, 因此, 服务型政府基于公共性的本源价值, 也必然内涵着伦理精神, 服务型政府具有明显的伦理内涵。

3 服务型政府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内涵

3.1 服务型政府的首要伦理内涵:公正

公正作为服务型政府的首要伦理内涵旨在强调政府作为行政主体在进行政治、经济利益及公共资源分配中应做到公平、合理, 以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公正作为服务型政府的首要伦理内涵首先表现在政府制定制度和公共政策中的公正, 正如罗尔斯对于社会制度正义的阐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 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 只要它不真实, 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 某些法律和制度, 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 只要它们不正义, 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2]制度、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实现公共利益, 达到公共服务最优化的原则、方针、策略可以说是源头的公正, 而只有源头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制度、公共政策公正, 才能进一步保证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 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公民, 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的平衡, 防止悬殊的社会两极贫富分化。保证政府在政治领域中做到机会平等, 给予广大公民更多的参与机会, 建立更为有效的民众监督机制。保证政府更加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 在兼顾全体公民利益的同时, 也对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照顾, 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3.2 服务型政府得以实现的伦理保证:责任

责任强调的是主体应做好分内之事, 应为自己的失职行为承担后果, 接受应有的惩罚。责任作为服务型政府得以实现的伦理保证, 意味着政府应对公民负责, 应就自身的违法失职及其他不当行为承担来自宪法及法律所规定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方面的责任。政治责任指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必须符合、保护、促进公民的合法利益, 经济责任指政府在运用公共权力时要考虑到公民经济利益的合理获取, 法律责任指政府及相关人员的行为触犯法律规范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道德责任指政府及相关人员的生活、工作应符合职业道德标准和规范。服务型政府应是具有责任意识、责任精神的责任政府。弗雷德里克·莫舍在他的《民主与公共服务》一书中说过:“在公共行政和私人部门行政的所有词汇中, 责任一词是最为重要的。”[3]可见, 政府只有当它真正履行了自己的责任时才是合法可信的, 政府履行责任也意味着自律、诚信的伦理内涵。责任作为服务型政府得以实现的伦理保证要求政府在具体承担责任时要积极回应公民需求, 依据公民需求, 设计、修正工作流程, 切实承担政府责任, 从而达到公共服务最优化, 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服务型政府公共性的具体要求。

3.3 服务型政府构建的伦理宗旨:以民为本

我国宪法第2条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政府权力的来源, 以民为本是服务型政府构建的伦理宗旨。以民为本要求政府作为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过程中要做到:首先, 尊重民意, 顺应民心。政府想要获得公民的支持, 以强制、欺骗等手段是难以维系的, 公民支持的是能尊重民意、顺应民心的政府;其次, 关注民生, 关注公民的利益所得。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应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解决关涉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维护公民切身利益;再次, 保障民权, 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的部分授予, 因而保障民权也就是保障自己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最后, 注重公民参与。正如以新公共服务为代表的现行服务行政所宣扬和确证的:“满足公共需要的政策和项目可以通过集体努力和合作过程得到最有效并且最负责的实施”。[4]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 而是一个基于共同价值观对话的开放系统, 公民在其中开诚布公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表达对政府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以民为本的服务型政府构建的伦理宗旨也充分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公共管理是一种人性的带有宽容的伦理化管理。对于人性的宽容意味着主体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也能理解他人的正当利益需求, 尊重他人的选择。政府公共管理中的人性宽容表现为对公民生活方式和态度的理解, 对公民追求自身合理利益的尊重, 更能深刻体现出服务型政府以民为本的伦理宗旨。

参考文献

[1]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3][美]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 (第4版) [M].张秀琴,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4][美]珍妮特·V·登哈特, 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 服务而不是掌舵[M].丁煌,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5]孟昭武.服务型政府的伦理特征[J].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1) .

[6]何士青, 徐进.论服务型政府的伦理构建[J].中国行政管理, 2008 (5) .

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 篇2

关键词：制度伦理；政府制度伦理；政府制度伦理化；政府伦理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7)12-0102-04

所谓政府制度，指的是政府的组成、体制、权限、活动方式等方面的一系列的规范和惯例。所谓政府制度伦理，是关于政府制度的伦理，就是政府制度伦理化与政府伦理制度化的统一，是从政府制度伦理化走向政府伦理制度化。

一、制度伦理与政府制度伦理

当前学术界对制度伦理探讨方兴未艾，但是，人们对制度伦理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总结各位专家学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

第一，制度中心说。这种观点认为制度伦理即是伦理制度化，也就是一种制度化、明文化了的伦理道德规范。在概念上，这种观点常把制度伦理表述为“伦理制度”、“道德制度”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应以制度为参照系，制度伦理必须致力于从制度方面来解决社会发展的伦理问题，具体表现为制定、完善并执行各种符合伦理要求的规则和规范，并使之明文化、外部化，成为带有某种强制作用的制度性社会道德规范。制度伦理是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并存的，并且借助于这些制度力量所形成的“道德法庭”，是针对组织或个人行为的道德约束、监督和激励机制。这种观点突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强调伦理道德建设必须走制度化的道路。

第二，伦理中心说。这种观点认为制度伦理也就是指制度伦理化，强调制度本身的伦理性、合道德性。在概念上，有“制度伦理”、“制度道德”、“制度德性”、“体制伦理”、“制度性伦理道德”、“体制的道德性”等不同的表述。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应以伦理道德为参照系。提出制度伦理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制度的伦理”；其二是“制度中的伦理”。前者指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伦理评价。后者指制度本身内含着一定的伦理价值追求和道德理念。

第三，双向互动说。这种观点是在总结“制度中心说”和“伦理中心说”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制度伦理是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统一。制度伦理化是指制度的合道德性，伦理制度化是指人们把_定社会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因而制度伦理应该被理解为存在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中的伦理道德要求和实现伦理道德的一系列制度化安排的辩证统一。在制度与伦理的双向互动过程中，要求社会制度本身应是合乎伦理道德要求的，而实现这种道德要求则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措施和途径。简而言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制度伦理建设包括对制度的道德合理性问题的解决和伦理道德的制度化、法律化两方面的内容。对于道德建设来说，制度伦理和伦理制度都是不可或缺的。“伦理制度”是“制度伦理”的前提，“制度伦理”为“伦理制度”营造适宜的外部环境。 “制度中心说”从伦理制度化人手，探讨道德建设的途径，不啻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伦理中心说”从制度伦理化人手，着力研究制度本身的伦理性和合道德性，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以上两种观点均有片面性，笔者比较倾向于双向互动说，即制度伦理是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的统一。照此推理，政府制度伦理是政府制度伦理化与政府伦理制度化的统一，因此我们可以分别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和政府伦理制度化这两个方面来阐释政府制度伦理。

对于政府制度伦理化，可以做以下理解：

第一，政府制度伦理化就是追问“政府制度中的伦理”，即体现政府制度本身的伦理性。具体地说，它考察和求证政府制度中可能蕴涵的伦理追求、道德原则、价值判断。任何一项政府制度在建立之前，总会做出“对准有利”之类的伦理判断和道德思考，在建立的过程中又总会运用道德价值判断的方法，将建立之前的伦理判断和道德思考具体化为价值观念和准则，融合在政府制度中并通过政府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定的制度蕴含着相应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意识，制度以道德性为基础。”虽然政府制度本身并不是具体的、直接的道德规范，但在政府制度设计与政府制度运行时往往要依据特定的伦理要求和道德原则，这就使得政府制度具有一定的与伦理道德相关甚至相同的内容。同时，伦理道德对政府制度的要求、政府制度对伦理道德的追求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体现。关于这一点，许多学者都有论述。例如，诺思曾把一定的伦理道德当作制定规则的规则；美国法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认为制度是包含着道德涵义的广义概念，如诚信、良心等等，否则就是值得怀疑的；富勒则指出，一个真正的制度包含着自己的道德性，即内在道德或程序自然法，一旦国家所施行的制度没能蕴含道德性质，就会导致一个根本不宜称为制度的东西。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制度中所蕴涵的道德原则以及所体现的伦理要求，其本身必须尽可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样的道德原则和伦理要求使得政府制度能够指向于特定的伦理目的，并且能够代表时代的主导伦理精神和价值观念，从而可能产生一定的具有伦理意义的结果。因此，政府制度伦理虽然不等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等等，但却可以使这些制度具有最大限度的道德意义。

第二，政府制度伦理化还包含对政府制度的伦理评价，即对政府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也就是善恶的伦理评价。对政府制度的伦理评价是由政府制度中的伦理性质决定的，表明社会对政府制度的“伦理效应”所持的态度。邓小平认为，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里所讲的“制度好”和“制度不好”，实际上就是根据制度本身公正、合理与否所做的伦理评价。

对于政府伦理制度化，可以做以下理解：

其一，政府伦理制度化是指“制度化的政府伦理”，即以制度形式存在的对政府的伦理要求。和道德价值目标。它把相对抽象的对政府的伦理要求、道德价值目标具体化为政府所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可操作的道德规范，或者说，是将抽象的、神圣的、不确定的道德情感、道德理想与现存的政府制度相结合，使其“物化”，成为具有强制性的、普遍性的约束政府行为的现实制度力量，这就形成了政府伦理制度。政府伦理制度化

的典型形式是政府伦理立法。政府伦理制度作为制度化的政府伦理，不同于政府制度的伦理，即不同于政府制度中的伦理。政府伦理制度中的“制度”，是直接的道德规范；而政府制度伦理中的“制度”，则是非伦理的、非直接的道德规范。的组合。政府伦理制度依附于政府制度而存在，因而。必须把对政府的某种伦理要求和道德价值目标直接以政府制度的形式表达出来并确定下，来，以便使当下的政府实践能达到预期的伦理目标。政府伦理制度不再是隐性的了，而减为制度化了的、外部化了的、明文了的政府行为规范它关涉到对政府的合理的伦理要求能否实现，关涉到政府制度伦理能否实现。因此，“制度化的政府伦理”是政府制度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二，政府伦理制度化还包括贯彻执行制度化了的政府伦理准则的过程。任何政府制度确立以后，其贯彻、实施就成了关键，否则，政府制度将成为无意义的东西。那么，靠什么来保证制度化了的政府伦理准则得到执行和实施呢?答案是靠监督和惩罚。尽管伦理道德对政府行为有着一定的约束力和导向力，但是，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人们的内心信念起作用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的调节作用是有限的，因此需要一种与道德相关的制度来进行伦理性的监督和惩罚，这就是政府伦理制度。从这一点看，政府伦理制度是对道德准则或规范的有力保障，这种保障既有“监督”的方面，也有“惩罚”的方面。

概而言之，政府制度伦理化和政府伦理制度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双向互动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政府制度伦理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政府伦理制度化，政府将难以有明示的道德规范，政府伦理功能也将难以实现；没有政府制度伦理化，政府基本制度结构将缺乏伦理精神的支撑，必将影响政府制度的合理性。由此可见。政府制度伦理化和政府伦理制度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正是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完善政府制度伦理，并且推动政府伦理的建设。

二、政府制度的伦理功能

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制度所承担的伦理功能。政府制度的伦理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它能够整合政府伦理规范，能够约束或激励政府行为的选择。

第一，政府制度能够整合政府伦理规范。杨清荣教授把制度的伦理功能归纳为四个方面，即凝聚功能、演示功能、调节功能和规范功能。从政府制度的运作来看，制度伦理的这些功能，对提高政府行政能力、解决政府伦理问题、整合政府伦理规范，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其一是政府制度的凝聚功能。通过政府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使政府制度中所内含的伦理价值对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个体产生感召力，形成政府制度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其二是政府制度的演示功能。政府制度的具体运作和实施过程，实际上是政府伦理规范在政府实践中的具体演示，如公平、正义、责任等观念，都会在政府行为中表现出来，从而对社会大众产生示范作用。其三是政府制度的调节功能。通过政府制度调节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使之达到最大程度的默契与和谐。其四是政府制度的规范功能。政府制度对政府行为所要达到的伦理目标予以确定，并通过程序化、具体化的条文，将必须遵循的伦理规范固定下来。使政府组织和行政人员具有制度所认可的行为方式和思想境界。由政府制度的以上四个方面的功能可知。它具有整合政府伦理规范的功能。政府制度整合政府伦理规范，主要“通过两种基本方式发挥作用：明示和默示”。所谓“明示”，是指政府制度通过规范公开昭示政府伦理要求，主要表现为法律规范、各种行政法规以及有关政府组织和公务员的章程、守则、承诺等。所谓“默示”，是指政府制度所内含的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通过组织形式、运作程序以及基本的权利、义务安排等方式，给政府以伦理价值的暗示。并展现出一条基本的行为之“道”。明示和默示是政府制度发挥其伦理功能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式，真正健全的政府制度应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相比而言，默示比明示对政府伦理规范的整合作用更为明显。明示使“民免而无耻”，默示则能使人“有耻且格”。

第二，政府制度能够约束或激励政府行为的选择。就政府的行为而言，它总是体现了当下的那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内容。因为政府制度以规范的方式表达了那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关系和文化价值观，并以强制性的力量强迫政府按照制度规范选择行为，所以政府制度对政府行为的选择具有约束或激励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府制度确定政府行为的基本框架，限制其选择的范围和机会。罗尔斯将“制度理解为—种公开的规范体系，这—体系确定职务和地位及他们的权利、义务、权力、豁免等等”。政府制度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拥有什么权力、享有什么利益、承担什么义务，都是由政府制度规定的。政府只能在制度提供的基本框架内开展工作。不能脱离或超越制度的基本框架。第二。政府制度对政府行为的选择有巨大的导向作用。制度是一种广义的利益激励机制，不仅包括物质奖励，而且还包括精神褒奖、舆论赞扬、职位升迁。这种利益激励“是个人所能感觉到的在结果上的积极和消极变化”。政府制度向政府组织和公务员传达了一种信息，应该按照政府制度规范去做。如此行为的收益是明确的和巨大的，不如此行为是没有任何收益的，而且还将付出不小的代价。霍奇逊认为：“惯例与正式制度，通过建立或多或少是固定化的人类行为的范式，或者设置人类行为的界限，或者订立人们行为的规则，或者约束人类行为，实际上都提供给当事者以信息。”制度“给”政府“当事者以信息”的结果，就是对政府行为的选择起到导向的作用。制度之所以对行为能够起到导向作用，就在于制度性安排所表达的行为预期收益。第三，政府制度影响政府的价值目标和偏好，使政府从被迫遵守外在的制度约束转化为自觉的自我约束。政府制度的强烈作用使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养成一种行为习惯，乐于自我约束。

三、政府伦理立法

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一个终极性的标志是“政府伦理立法”。政府伦理立法是以立法、制度的方式确立对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的伦理要求，并以此规范政府行为。

有观点认为，伦理和立法是互不相容的，把伦理和立法连接在一起是不正确的。某一种行为一旦进入立法程序，就不再是伦理问题，而成为法律问题了。按照这种观点，一个人如果只是被法律强迫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动，而不再能够将自己的价值观运用于处理具体的问题，那么，任何法律能够管辖的行动就被从伦理领域驱逐出去了。伦理与法律虽然有着严格的区别，但是二者具有同质性，都是关于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在内容上也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贯通的。伦理是立法的依据，立法则是一定伦理精神的体现。在现代社

会，二者的功能和目标也趋于一致，都是为了维护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实现人的自由和权利。博登海默曾指出： “那些被视为社会交往的基本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禁止杀人、强奸、抢劫以及人体伤害；调整两性关系；制止在合意契约的缔结与履行过程中欺诈与失信等等，都是将道德观念转化为法律规定的例子。”人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自利的动机和认识事物的局限性，因而，如果没有某种约束。个人的自利动机就会导致自私心的膨胀和责任心、良心的弱化。政府伦理立法在它管辖的范围内规范政府的行为。

美国早在1853-1864年间，为了解决公共权力被滥用的问题，就通过了第一部利益冲突法规。将立法视为处理和解决政府伦理问题的方法，在美国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了。自美国之后，其它国家纷纷仿效，开始对政府伦理问题进行了法律方面的规定，把越来越多的政府伦理规范纳入到法律规则的体系之中。加强政府伦理立法，通过法律的强制力量来维护政府伦理。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共同的发展趋势。

政府伦理立法的优点在于：第一，它为政府解决伦理冲突和伦理困境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导，这种指导“是对政治共同体道德最低标准的规范性陈述”。第二，它也为惩罚那些违背最低道德要求的行为提供了依据。“尽管伦理有其被动的本性——通过给行为设立道德最低标准实现其‘抓小偷’的主要功能，而不是树立最高的理想——但也确实提供了一个树立反面教材的方法。”

政府伦理立法的缺点则表现为：第一，由于它停留于一般性的原则的指导，在具体的政府工作实践中往往难以操作。对于具体问题的法律解释某种程度上有其固有的模糊性和疑问，“因为法律解释本身取决于先前的大量的判例和解释者自己的知识水平。本意不坏的公共行政人员很容易会误解法律，想把政府组织雇员的明显违法行为举报出来的人也很可能会对‘法律是否适用某一具体情形’不太有把握”。第二，由于伦理立法漏洞的存在、政府执行机制的不健全、举出有力证据的困难以及公务员对于举报自己同事涉嫌违法行为的不情愿等方面的原因，使得政府伦理立法通常难以实施。第三，如果更为有效地实施政府伦理立法，可能会使政府伦理立法的数量庞大而且无处不在，这就会在政府组织内部造成一种压抑的怀疑气氛，导致内讧、自保和恐惧意识，也就不再有公务员敢于冒险进行创新性行为和合法性行为。

尽管政府伦理立法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而且完善它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政府伦理建设必须从政府制度伦理化走向政府伦理制度化。

政府伦理市场 篇3

关键词：理性经济人合作精神诚信双赢战略

1市场竞争的基本伦理

竞争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行为，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本文所分析的市场竞争的基本伦理，只针对具体的竞争活动和竞争主体，而不涉及竞争的背景条件、制度安排和政策法规，综合看来，市场竞争的基本伦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做“理性经济人”市场经济产生以后，活跃于市场上的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式就成为人们开始关注的焦点，因为他直接体现了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这种关系里包含着双向作用：市场需要成熟的行为主体维护一个正常运转的市场，以实现其相应的功能；而行为主体从根本上说也需要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以便顺利地实现自己的利益。这就是说，做“理性经济人”，既是市场本身的内在要求，也符合行为主体的主观愿望。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中的利益关系除了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竞争伦理要求除了要尊重他人利益、尊重竞争对手的利益之外，还必须维护并增进整个社会主义的大利。如果企业靠投机倒把、损人利己，那就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竞争伦理了。

如此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经济人”，除了正确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利益关系外，还必须是“胸怀大利”的利益主体。

1.2在竞争中争取合作从表面上看，竞争与合作是矛盾的，但如果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他们是互为条件、相得益彰的。因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不是竞争是否需要合作，而是如何合作以及如何自觉培养合作意识。竞争中的合作主要有以下依据：①竞争主体的意志必须协调；②合作是竞争的内在要求；③市场规则与理性立法；④竞争中的合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要求

1.3讲求“诚信”“诚”指诚实，“信”指信用、信誉、信念。诚与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古代思想家十分重视这两种德行，认为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孔子特别强调“信”的重要，认为治国要“敬事而信”，做人要“谨而信”。诚与信是紧密相联的，凡是真正的诚实之举，本身就展示着信用，也肯定能得到别人的信任；而真正信用的行为，本身就是当事人诚意的反映。所以在评价人的行为时，人们往往将“诚信”连用。

在竞争中做到诚信，不仅仅是通过竞争顺利实现利益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做人本身的需要。而在任何时候，做人与做事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做人总是在行事之中做，而做事又总是体现出当事者的作风、涵养、品格和境界。这正好符合我们对竞争的本质所做的概括：竞争是行为主体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方式。

以上概略性地分析了竞争的基本伦理要求，之所以说这些要求是基本的，是因为：其一，上述要求都是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必须遵守的：其二，这些伦理要求的基本性表现为它们是作为市场规则的精神底蕴存在的。在具体的市场规则中，可能有政策的、法律的、习俗的和道德的各种形式，但它们都源于这些基本的伦理要求。

2对我国企业伦理设计的启示

企业伦理是现代企业运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要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同时建立与之适应的企业伦理。基于以上的市场竞争的基本伦理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找出基于伦理优势的竞争优势，从而将伦理优势转为竞争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2.1树立崇高的企业价值观上述的伦理分析中已指出：企业要做“理性经济人”，不仅要正确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利益关系，还要“胸怀大利”。由此，我们的企业需要跳出自身利益的狭隘圈子，从为社会、为大众服务这一角度而提出远大目标，树立崇高的企业价值观。

理性的企业领导人会首先提出远大的企业目标和树立崇高的企业价值观，远大目标与崇高的价值观不只是适用于个别部门、个别人，并适用于所有部门、所有员工，而且它考虑到了利益相关者的正当利益，明确了企业处理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基本原则，这样就能统一全体员工的思想，起到指导作用，同时又能获得融洽的外部关系。

2.2加强企业合作，采取“双赢”战略企业经营是一种合作活动。企业离不开所有者、员工、顾客、供应者、社区、政府、公众的合作与支持，甚至也离不开竞争者的存在。在这种相互依赖的状态中，“双赢”是唯一的正确选择的理由。

追求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双赢”，具体地说，应注意以下几点

2.2.1从公众利益出发涩泽荣一积其一生的经营实践，悟出了走向成功的道理：工商业必须以追求自己的利润为前提，但工商业在追求自己的利润时，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否则就会遭到世间的痛恨，企业也不可能长久获利。

因此，为避免工商业损害社会的利益而遭怨恨，就必须用道德来规范其牟利的行为，在确信其行为合乎道德的情况下，才放手去追求利益。

2.2.2为顾客利益着想为顾客利益着想包括站在顾客立场上研究和设计产品，重视顾客意见，诚信待客，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等。为顾客利益着想，不是一味地取悦顾客，而是真正考虑顾客的利益。

2.2.3严格把握质量关质量至上是“从国家、公众利益出发”和“为顾客着想”的具体表现之一。严格把握质量关，不仅包括产品质量，还包括管理质量。

产品质量要通过生产的严格监控，不仅仅要在出现问题时尽快处理解决，更重要的是做好事前控制，防患于未然。管理质量则要靠企业内部的文化和员工的努力来支撑，领导层首先要制定一个好的管理模式，并以身作则，对下属赏罚分明，要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作为员工，最起码要爱岗敬业，团结协作，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

2.2.4维护批发商的利益从战略意义上讲，批发商与企业是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只有维护了批发商的利益，才能保证自身的利益。

如果批发商进了厂家的货，并且已经交付货款，但在预期的时间内没有卖完产品，导致产品过期，那就需要从自身产品上找原因，不能让批发商蒙受损失。可能一时之内会让企业自身有些损失，但从长远来看，获得批发商的信赖，赢得了口碑，因而会争取到更多的批发商客户。

2.2.5关心员工由于公司对员工的关怀，使员工感到生活、工作具有稳定性，感受到公司的温暖，感觉到个人事业有前途，进而从根本上增强了公司的凝聚力、向心力。关心员工并不是泛泛而谈，需要从细微之处做起。企业可以制定一些对关心员工的方法，例如新员工到岗时，由经理以上的领导为员工铺房位、员工生病时为员工准备病号饮食等等。

关心员工还需要关心员工的进步，员工最想得到的就是在犯错时有人立即给他指出来，能让自己的工作得到改善，不断的进步，让自己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所收获。

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双赢的具体形式数不胜数，但万变不离其宗，根本一点就是：对利益相关者负责，为利益相关者着想。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双赢”，就是要在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互利互惠的良性循环，这正是所谓的“于人方便，于己方便”，“与人分利，与己得利”。

2.3信守承诺，维持企业形象在当今千变万化的市场竞争中，需要讲求“诚信”，那就是要信守承诺，信守承诺也就是讲信用，是忠诚的外在表现。

信守承诺關系到承诺和应诺两个方面。不为自己“制造”力不从心、不可变更的、日趋沉重的负担而盲目地承诺，是把握适度承诺的前提；因为信守承诺，只有在量力而行、相互体谅、留有余地的情况下，才有望圆满地兑现。因而企业在承诺时，要注意讲明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导致的理解深度和适应弹性，并不降低承诺的严肃性。这就要求企业做到“恰如其分”地承诺一使对方满意，使自己主动。一旦承诺下来，就必须要应诺了，即使短期内会损害部分利益，但从长远来看，信守承诺意味着提升企业的形象，会为企业赢来更多的尊敬，从而带来更多的收益。

3结语

由市场竞争的伦理优势引发的竞争优势是一种可靠的竞争优势。尽管一个企业可以通过狠抓产品、服务或成本建立竞争优势，但是，如果没有伦理优势做基础，这些优势是都没法持续保证下去。一个企业如果不是真正为顾客着想，就不能始终不懈的狠抓产品质量：如果企业管理者处事不公，以权谋私，员工就没有积极性改善服务、降低成本吗?

政府伦理市场 篇4

关键词： 政府工作报告 翻译伦理 切斯特曼

1.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在经济政治全球化大背景下，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一方面，中国期望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可，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渴望了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回顾上一年的工作及成果，并对来年的工作进行总体部署，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生等诸多方面，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国情、政策及发展动态最权威的信息来源，备受世界关注。因此，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对于展现中国的国际形象、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至关重要。

2.翻译伦理

自上世纪80年代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Antoine Berman）提出“翻译伦理”这一概念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探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和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皮姆（1997）将翻译视为译者为客户提供的职业性服务，并强调从译者的文化间性出发，思考翻译的伦理问题。韦努蒂反对文化殖民主义，提出翻译的“差异性伦理”，提倡异化策略，以保留原文本的异质性成分。切斯特曼（2001）总结出翻译的五种伦理模式，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和承诺伦理，是迄今为止对翻译伦理研究贡献最大的一篇杰作（骆贤凤，2009），这五种伦理模式是对翻译伦理较为系统、全面的划分，影响最深远。

3.翻译伦理视角下的政府工作报告

3.1再现伦理

再现伦理（ethics of representation），即译者应尊重原作和原作者，忠实、准确地再现原作内容、原作者的写作意图，甚至原语文化，要求译者不得随意增添、削减或篡改原作内容，凸显了“真实”（truth）这一价值。

政治文本的性质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遵循再现伦理，忠实、准确地再现政策内容、政府的政治立场等，“因为政治文章涉及国家大政方针、基本政策等，稍一疏忽，后果严重”（程镇球，2003）。

3.2服务伦理

服务伦理（ethics of service），即译者有义务满足与客户或委托人协商后达成的要求。该伦理模式要求译者首先要对翻译活动的委托人负责，同时要对原作者和译文读者负责，对应“忠诚”这一价值。

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不仅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发展动态及最新国情的一扇窗口，还担负着传播中国文化、展现国家形象、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的使命。译者必须为作为报告翻译委托人的中国政府负责，体现其意志，尽可能多地保留中国文化元素，彰显中国特色，传播中国文化；让世界“听懂”中国的声音等。

3.3交际伦理

交际伦理（ethics of communication），体现翻译活动的目的，即与“他者”沟通交流，而非再现“他者”。译者作为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媒介，有责任完成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

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就中国国情、文化等进行沟通的载体。为了达到交际目的，译者必须考虑国外受众的文化背景、认知期待等因素，以他们能够理解、喜闻乐见的方式传达中国的声音。该伦理模式是“理解”（understanding）价值的体现。

3.4基于规范的伦理

基于规范的伦理（norm-based ethics），对应“信任”价值，要求译者的翻译行为满足目的语文化的期待和规范，该模式关系到目的语读者能否理解和接受译文。译者应当考虑译文读者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在翻译过程中力求符合规范，符合人们的期待。“通过接近读者的阅读期待，使自己的译作能够在译语文化语境中得到认同或发挥特定的作用”（侯丽，许鲁之，2013）。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翻译时完全照搬原文形式，必然很难为译文读者所理解。政府工作报告语言正式规范，措辞简洁严谨，包含大量无主句、短句等，机械地直译必然会对国外受众的理解造成障碍。译者需要根据译入语文化的期待与规范，适当调整译文语言结构，使其符合译入语文化的规范。

3.5承诺伦理

切斯特曼经过仔细研究后认识到，上述四种伦理模式都只侧重整个翻译伦理的一个方面，有时不同模式之间会出现冲突，为解决冲突，他提出了第五个伦理模式，即承诺伦理（ethics of commitment）：译者作为一名翻译从业者，应当承诺在翻译中追求更好的表现。这允许译者根据实际情况偏向不同的伦理模式（杨镇源，2013：67）。

4.结语

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关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的把握，关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关乎国际社会如何评价与接纳中国。因而，译者必须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在众多价值标准中做出最恰当的选择，为各责任对象及自己的翻译行动效应负责。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众多价值标准的评估与选择实质上是翻译伦理在起作用。所以，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过程必然离不开翻译伦理的制约和影响，对其进行翻译伦理层面的审视，有助于更客观、公允地评判译者的翻译活动及成果。

參考文献：

[1]Chesterman.Andrew.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J].The Translator，2001（2）.

[2]Pym.Anthony.Introtroduction：the Return to Ethics in Translation Studies[J].The Translator，2001（2）.

[3]程镇球.政治文章的翻译要讲政治[J].中国翻译，2003（3）.

[4]侯丽，许鲁之.从Andrew Chesterman的五个翻译伦理模式谈译者主体对翻译伦理的坚守[J].外国语文，2013（6）.

[5]骆贤凤.中西翻译伦理研究述评[J].中国翻译，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