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精选五篇）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篇1

在经济思想成长的历史进程中,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心的重心。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1776)、大卫·李嘉图(1817)、托马斯·马尔萨斯(1798)以及马克思(1887)奠定了很多呈现于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基本成分。这些思想包括,竞争性行为和均衡动态的基本方法,递减报酬的作用及其与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人均收入与人口增长之间的互动,以不断增长的劳动专业化分工,以及新产品和新生产方法的发现为形式的技术进步的效果和作为对技术进步的激励垄断力量所起的作用。

对作为积累过程基础的各种力量做出解释,成为古典经济增长问题的核心[1]。同资本积累相联系的,是劳动分工上体现出来的技术变革以及生产方法的变革。尤其是亚当·斯密把劳动分工、自由市场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作为导致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原因。马尔萨斯认为,土地数量的有限性会导致经济增长过程的停滞,当现有土地饱和时,食物短缺和饥饿会限制人口的进一步增长。而按照李嘉图的推理,优生产能力的土地将被最先使用,然后被使用的土地的质量会逐渐降低。其结果是,在扩大耕作面积的过程中,将会发生边际生产率递减,直到产出增长停止。但是,古典经济学家没有考虑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可能性,尽管李嘉图已经认识到了技术进步在制造业中的重要性。所以,总的来看,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中,资本积累和技术变革的关系没有得到系统的探讨。直到马克思理论的出现,这一点才得到改善。

马克思就是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提出,技术进步将会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增长停滞。对于古典经济学来说,在假定了利润率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之后,说明同资本积累过程和经济发展过程相联系的利润率的运动,成为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马克思将“利润率下降”趋势看作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规律。他认为,随着生产变得越来越高的资本密集所造成的利润率下降将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是因为,剩余只能从劳动力中榨取,固定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的比率(即资本有机构成C/V)的增加将引起利润率的下降。所以,技术进步、机器的大量使用,既是资本主义的优点,也是其致命的缺点。优点就是它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缺点则是它从长期降低了利润率,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尽管技术进步的观念还没有完全形成,但其在古典的经济增长思想中起了重要作用。古典经济学传统将经济体系看作一个整体,采用的是一种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总量的分析方法,而不是从一种单独的增长理论本身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他们承认经济体系中的相互依赖的基本格局,以及生产、交换、分配和积累等现象间的相互联系。简而言之,在古典经济学分析中看到的是对价值、分配和增长的分析之间的必然联系,技术进步通过影响实物的资本有机构成,影响利润率,才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虽然从资本积累、利润率等总量概论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确实比后来新古典的技术关系分析要高明,但遗憾的是,这种总量的分析方法仍然是以实物为基础的(如李嘉图的谷物模型),这与现代宏观经济的国民收入核算的货币量值是分离的。

二、新古典的总量生产函数与技术进步

(一)哈罗德-多马模型与技术进步的不相容

哈罗德-多马模型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从技术关系探索经济增长根源的开始,但是哈马模型与古典经济学以资本价值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路线相似。(1)

哈罗德-多马一直致力于寻求一种“平衡的增长”,为了保证这种平衡的增长,必须保持储蓄与投资的平衡:

G=s/v

其中,s=S/Y=1/Y为储蓄倾向,v为资本产出比,G为实际经济增长率。从上式可以看出,哈罗德——多马模型主要依赖于资本的价值理论,因此与劳动生产率是无关的。只有当资本劳动比不变时,劳动才能进入哈罗德—多马模型,于是排除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替代。

因此,很容易证明,任何非哈罗德中性的技术都与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平衡增长不相容。哈罗德中性技术要求沿着资本—产出比不变的轨道,收入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必须保持不变。如果资本存量的增长率K觶/K=s Y/K不变,那么在已知储蓄倾向不变时,产出—资本比1/v必定不变,这意味着资本存量和产出按相同的比率增长。

这种情况下的资本-产出比v=K/Y=K/L÷Y/L=k/y,这样,如果资本产出比将保持不变,则每一工人产出的增长率必须等于每一工人所用资本的增长率。一切非哈罗德中性的技术进步,(2)都将导致资本—产出比的变动,则每一工人产出的增长率就不能与每一工人资本存量增长率保持相等,从而稳定的增长无法维持[2]。

(二)新古典的总量生产函数与索洛余值

哈马模型假定资本—劳动比不变和资本劳动的不可替代,导致了其与技术进步的不相容。新古典增长理论试图克服这一缺点。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微观生产函数被直接推广至总量水平:

Q=F(K,L)

于是,在给定的总量生产函数中增加投入,或者变换一个更有效的生产函数,都会产生经济增长[3]。技术进步就是这样一种沿着更有效利用现有投入的方向把生产函数向上变换的推动力。从而产生了在既定的经济增长情况下,把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的相对贡献与移动生产函数的技术进步的相对贡献分离的问题。

索洛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寻找“把由于技术进步产生的人均产出变化和由于可获得的人均资本产生的变化相分离的基本方法”。(3)索洛增长模型的前提假定是,各种生产要素都是以其边际产品偿付的,而且索洛还明确提出他“并不想为提出总量经济理论和指数理论该如何如何而提出论证”,由此可以看出,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在回避了资本加总等总量问题的前提下,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为基础论证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4]。

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可以写作:

Q=F(K,L,A),

其中Q代表产出,K,L,A分别代表资本、劳动投入(使用实物单位)和技术进步因子。在此前提下假定:总量生产函数是齐次线性的,且规模报酬不变;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完全替代;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哈罗德中性的技术进步。由此,经济增长可以解释为:

其中wK、wL分别表示为资本和劳动投入占收入中的相对份额,即为索洛余值。索洛的方法就从异质的产出和资本设备项目中推导出了资本份额、产出增长率和资本存量增长率,并对它们在统计方面进行加工处理。也就是说,在实物经济形式下,完全忽略相对价格与总量的矛盾而得出了新古典模型的总量概念(4)。

虽然,相较于哈马模型的不变的资本-劳动比,技术进步加进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也得出了更符合于卡尔多“程式化事实”的结论[5]。但是,一方面,塞进总量生产函数的技术进步被用于解释一切生产函数的移动因素,对于技术进步本身没有做出解释,似乎技术进步可以完全不依赖于资本积累率和经济体系内的其他变量,这也是后来的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理论发展的原因;另一方面,新古典的技术进步与总量生产函数的联系根源于实物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等一系列前提假定,因此完全回避了相对价格与总量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与现实宏观经济中的货币量值的经济总量不相符。

三、新剑桥学派不同储蓄倾向的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函数

(一)不同储蓄倾向的稳定增长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关系分析的传统,因此,如同古典经济学一样,考虑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是从一个经济体系整体的角度出发,而且总是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帕西内蒂提到,“近来被融入到剑桥争论中的一个最令人激动宏观经济理论的结论是通过不同储蓄倾向的相互影响所表示出来的利润率、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5)。而这一思想是由卡尔多提出,帕西内蒂发展的[6]。

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相似的是,新剑桥学派的增长模型是以稳定的经济增长为前提的。考察下述方程:

总储蓄SS=swW+svP

稳定增长要求I=S

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利润率

由于假定工人收入的储蓄倾向为零,利润率公式转变为:

这样,资本存量的增长率l/K在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情况下等于自然增长率。而自然增长率是外生给定的,所以平衡增长状态中的利润率是由利润收入中的储蓄倾向决定的[7]。

帕西内蒂通过调节收入在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分配使经济稳定增长。与卡尔多模型不同的是,帕西内蒂放松了工人收入储蓄倾向为零的假定,认为即使在工人储蓄倾向大于零,也能得出与卡尔多同样的结论。(1)

(二)技术进步函数

卡尔多认为,抛开总量生产函数自身的矛盾不说,新古典将技术因素简单地融入实物的总量生产函数的做法也极其不合理,并由此提出了一个技术进步函数作为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替代。

其一,新剑桥对古典总量的社会关系分析传统的继承,就决定了其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必须抛弃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这是因为,总量生产函数是新古典由微观生产函数加以严格的假定条件而扩展形成的。而罗宾逊(1953)、斯拉法(1960)、卡尔多(1958)、帕西内蒂(1962)以及哈考特(1972)等新剑桥学者已经证明了,新古典这种由微观生产函数扩展至总量生产函数的推论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悖论[8]。无论是异质的实物资本的加总计量难题,还是边际生产力理论与总量资本的循环推论,无不向人们昭示了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不可能性[9]。

其二,技术进步也是无法作为一种要素加入至所谓的总量生产函数中的。“只有数量可测量的经济物品与服务才可被用作生产函数中的独立变量。”因此,卡尔多指出,既然技术进步无法计量,那么也就不能作为一种独立投入并入生产函数,总量生产函数度量的经济增长也无法确定是归功于技术进步,还是生产要素投入。

正是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卡尔多提出了技术进步生产函数以替代总量生产函数解释经济增长(如图1)。首先假定:技术进步是资本深化的增函数;人均产出增长率是人均资本增长率的增函数。由假定可得,存在一个函数T(·)可以概括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由图1可知,曲线凹向原点,即一阶导数为正,二阶导数为负,这说明人均产出增长率随着人均资本增长率以递减的速度增长[10]。

技术进步函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两种途径,技术进步函数本身的移动与沿着技术进步函数移动。当出现重大技术发明时,技术进步函数整体向上移动,与45°线相交于新的均衡点P'。但是,由于新剑桥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是结合收入分配等宏观总量问题进行的,因此一般采取了新古典稳定增长的假定,即中性的技术进步,所以在新剑桥的技术进步函数分析中,技术进步是稳定的,不存在技术进步函数整体的移动。在均衡点P的左边,人均产出增长率高于人均资本增长率,推动经济向P点靠近;反之在均衡点P的右边,人均产出增长率低于人均资本增长率,经济会自动向P点回落。

总的说来,新剑桥学派,一方面,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分析传统,从社会总量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利润率的决定等因素放在一个社会总体的环境下综合考虑,虽然这种分析依然是实物的,但已经很接近宏观经济的货币总量现实;另一方面,由于对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悖论的认识,新剑桥学派用技术进步函数替代了总量生产函数,以解释经济增长。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由于他们认为技术进步无法计量,因此不能用来作为一种投入并至生产函数中。但是,由于没有完全摒弃实物为基础的分析范式,新剑桥转而寻求一种技术进步函数来替代生产函数。因此,在放弃总量生产函数的同时,新剑桥仍然沿用了新古典稳定的经济增长作为前提,假定技术进步是中性的。事实上,宏观经济总量,作为一个货币量值,与技术进步的实物分析没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新剑桥虽然意识到了总量生产函数的实物分析与宏观总量的矛盾与悖论,但却在技术进步函数中犯了同样的错误[11]。(2)

四、结论:货币的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

就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古典、新古典与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分析范式。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体系是一个整体,要从总量的社会关系来考察经济增长。因此,看重的是增长问题与生产、交换、分配和积累等的相互联系。他们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问题的核心,因此,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资本价值理论关系密切。而新古典经济学先是认为,经济增长仅仅源于所使用的投入量的增加,当发现无法解释经验事实时[12],(3)才加进了技术进步作为“索洛余值”的解释。新剑桥学派则提出,由于技术进步是不可计量的,总量生产函数不能区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用技术进步函数替代总量生产函数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些分析虽然从各个角度对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进行了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经济增长的经验事实。但是,无论是古典、新古典还是新剑桥学派的增长理论,融入技术进步因素时,均是从实物经济的角度着手考虑的。而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宏观经济变量都是与技术无关的货币量值。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是一个纯粹的货币经济。所以,需要对古典、新古典与新剑桥的分析法进行发展和综合,以构建一种货币经济的解释经济增长的框架。

新经济增长理论 篇2

引言

农业经济政策中的财政支农政策是国家的主要政策，也是最直接的政策，具有其他农业经济政策无法取代的作用。财政支农经济政策可以有效促进农业生产，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财政支农政策可以给予农民一定的资金补贴，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还解决了许多外部问题。这几年来我国为了保证农业的发展，政府在农业政策上不断的完善[1]。考虑到财政支农政策的重要性，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相关研究都是偏向于分析财政支农政策对于农业经济绩效发展的影响[2-4]。本文参考现有研究[6-10]，从财政支农政策和农业增加值两个方面着手，实证分析农业经济政策对农业经济发展绩效产生的影响。通过构建模型，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合新经济理论模型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1研究设计

1.1数据选取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财政统计》及其相关年鉴。根据搜集的数据，整理得出我国—财政支农相关数据，具体如表1所示。从投入的角度看，财政支农支出表现相对较好，支援农业生产支出一直保持相对较少，对于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确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若要继续拓展其上升空间，则应该继续加大政策支农资金力度。

1.2模型构建

本文中选取的变量包括：农业增加量以Y表示;X1代表政府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补贴资金支出以及补贴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其他资金的财政支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支出用X2表示;农业方面相关科研和开发的费用以X3表示;农村救济费以X4表示。如果直接利用Y对X1、X2、X3、X4创建回归模型，会影响回归结果的合理性，导致统计检验无法通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绩效发展的作用并不会立即表现出来，需要一个过程，有时这个时间段会较长，因此一般将这一过程称为滞后期。因此，可以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并确定各项财政支农的滞后期。本文利用回归分析创建经济学模型，目的在于研究几个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并不是存在依存关系就代表这几个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些不具备因果关系的几个变量拟合度反而更高，即使将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互换，仍然不会影响拟合度。由此可见，利用模型回归分析并不能够证明变量存在因果关系，也不能用于判断变量因果关系是否存在[8]。通常时间序列变量X、Y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是指：在具有经济变量X、Y几个变量的详细信息的情况下，其中，X对于Y变量的预测结果相对于仅对过去的Y变量进行预测的结果更加完善，可以得知变量X有利于模型对变量Y的预测结果。即经济变量X的变化会影响Y变量，是Y变量的格兰杰原因。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流程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步骤：步骤1：首先利用模型回归分析影响Y变量的X变量，即变量Y对变量X的.滞后项Xt-1，Xt-2，…，Xt-q及其他变量的回归分析。然而，在分析过程中并没有代入X滞后项，这是因为该回归有条件限制，使得最终回归得到的是一种有条件限制的平方和RSSR。步骤2：根据步骤1，利用模型回归具有X滞后项这一特点，即在公式里加入滞后项X，得到的将是一个没有条件限制的回归。因此，最终可以得到一个没有条件限制的残差平方和RSSUR。步骤3：零假设的含义H0：α1=α2=…=αq=0，表示滞后项X不属于此回归。步骤4：本文为了验证假设，采用F检验：上式必须按照自由度为q和(n-k)的F分布。其中的n代表的是样本容量，滞后项X的个数以q表示，没有条件限制的回归模型中，参数数量用k表示。步骤5：假设必须在a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利用模型回归F值的临界值Fa，也就是对于零假设的否定。步骤6：为了验证变量Y的变化会不会影响变量X，需要反复地将X、Y不停地交换回归，继续上述步骤1—步骤5步骤。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滞后期处于敏感时期的情况下，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本文研究对象的变量平稳性受到样本容量的影响，不一样的滞后期会造成不一样的检验结果，因此，需要检验长度不同的滞后期。为了能够使滞后期更加明确，需要验证对那些不是序列关系的变量的滞后期长短进行验证。根据收集到的相关数据，构建统计模型公式如下：公式中Yt代表第t年的农业增加值;εt代表随机扰动项，X1t-1代表滞后一年关于X1的财政支出;c代表常数;X3t-1代表滞后一年关于X3财政支出;X4t-1代表滞后一年关于X4的财政支出;b1、b2、b3、b4各自代表X1、X2、X3、X4的回归系数，X2t-4代表滞后四年关于X2的财政支出。为了减少误差模型简化为：

2实证分析

2.1数据说明

吉林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中部，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因此，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关系着吉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对地区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为使研究数据更能体现财政支农支出的绩效水平，符合对农村经济发展历程，本文以吉林省—20间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生产总值作为研究数据。数据来源于《吉林省统计年鉴》。吉林省农业财政支出增长率和农业GDP增长率，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生产总产值的比重如图1和图2所示。由图1可知，吉林省的农业财政支出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大，在与分别达到最小值与最大值，且通过图1可以看出，农业GDP增长在20波动幅度较大外，其余年份的增长率变化都较为平稳。据图数据趋势可知，随着财政支农支出政策的执行，农业GDP实现了一定的增长，农民收入水平也得到提高。为了更准确地反映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绩效，具体数据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吉林省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要明显低于农业财政支出增长率。如图2所示，但吉林省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上升。由瓦格纳财政支出增长法则理念可以证明吉林省加大农业财政支出，对其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所以，吉林省要增加农业财政支出，使其维持在一定增长水平与规模，从而满足吉林省农业经济增长绩效需求。

2.2格兰杰因果关系结果

本文利用Stata软件对财政支农相关数据和主要的农业增加值进行分析处理，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表格3检验结果可以得到每项变量的滞后期。各项财政支出都至少在96%的置信水平下引致农业增加值增长,本文中具有滞后期的财政支出项目对农业经济绩效发展的作用，并没有把滞后那一期的作用体现出来，只是体现了那一期和因变量存在的关系，说明在滞后的那一期与因变量的关系最明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需要四年后才能够体现出来，其他项目只需要一年，即可将其对农业经济绩效的作用体现出来。

2.3回归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文的数据分析结果，对Y和X1、X2、X3、X4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的R2较大,F检验合格,回归的拟合度较好;但所有的相关系数都不符合t检验，说明该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这一问题导致分析得出估计值缺乏意义，因此模型不可用。如果将常数代入公式计算，得出的结果无法遵循t检验,因此不能把常数代入公式分析,扣除影响因素X1、X4后得到的模型是合理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表4可知，在显著性水平为0.1情况下，系数X2和X3的估计值都满足t检验。其中样本决定系数R2为0.90,修正的R2为0.89,两者的数值都大于0.8,表明整个模型拟合度较高,并且系数X2、X3对Y的影响效果明显。回归结果中模型的D-W值为1.86,根据相关数据可知，在0.01显著水平下对应的du值为1.35,并且D-W值在(du,4-du)内。符合D-W检验,表明该模型不具备一阶自相关，即本文构建的模型回归拟合度较高,系数X2、X3可以合理解释农业增加值。按照表格5回归结果，将系数X2、X3代入回归模型Yt=b2X2t-4+b3X3t-1+εt，可以得到以下公式:上述公式表明，假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农业增加值就会增加68个单位;在农业科技三项(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和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费用的财政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农业增加值会增加更多个单位,甚至可以达到了800个单位。这一结果表明，财政支农在研究和开发活动中，所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效益更加明显。因此，政府应当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中加大资金投入，尤其在农业技术研发方面。

3结束语

本文基于《中国财政统计》及吉林省200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创建经济学模型，研究了财政支农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影响。结果发现：(1)以吉林省为例，农业财政支出逐年增加，且农业财政支出投入对农业生产总值增长具有推动作用。(2)农业科技研发资金投入对农业增加值呈倍增效益。(3)财政支农具有一定滞后期，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远低于财政支农增长率。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以下几条财政支出对策完善建议，目的在于促进农业经济绩效的提高。第一，建立农业财政支农稳定与长效机制。保证财政支农投入是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稳定与高效的前提，国家政府应当重视对农业发展的财政支持，加大投资力度，增加农业产值，提高农业经济绩效，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第二，继续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农业科技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动力，依靠科技创新可以提高财政支农效率及提升农业生产总值。第三，加速促进财政支农绩效增长。目前农业财政支出使用效率普遍不高，因此如何提高支农支出效益是发展农业绩效的主要问题。增加资金投入的同时，应合理分配财政支出，以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杨嘉芬.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以山西省为例[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6.

[2]申家俊.我国财政支农资金配置绩效评价[D].蚌埠：安徽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3]俞欣悦.财政支农惠农资金支出绩效提升对策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学位论文,2016.

[4]凌子淇.黑龙江省财政政策支农资金配置绩效研究[D].东北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6.

[6]邢立良.县域农业支持政策及其绩效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6.

[7]胡玉杰.政策环境、农民参与度和组织治理结构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8]吴华增,兰庆高.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财政金融关系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7，(20).

[9]邓蒙芝.地方财政分权、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与农村基础教育投入[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7，(3).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篇3

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问题一直被学者们认为是解开增长之谜的重要突破口之一, 长期以来, 国内外众多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专家学者都在努力寻求中国三十几年来保持高位增长速度的合理解释。笔者试图根据简单明了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即索洛-米德模型, 将经济增长率大致看成资本增长率, 劳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索洛余项) 三者的函数。关于全要素生产率, 学术界有不同的定义标准, 笔者将全要素生产率理解为除资本和劳动两要素之外的其他诸多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集合体, 包括人力资本, 结构优化, 制度创新, 技术演进, 规模经济等等。

二、资本要素投入分析

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和测算结果表明,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引擎是资本要素 (这里指物质资本) 投入。援引李京文等 (1993) 的测算结果, 1978到1990年期间, 经济平均增长率是8.35%。其中,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9%;陈琳 (2008) 在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测算分析结果中显示, 1978到2004年间, 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率为10.1%,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2%。可见, 资本要素投入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超过一半。这样的结果如果用哈罗德-多马模型,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等来解释的话, 应该是基本符合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一种增长方式。

然而,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国外经济学家和大批的国内学者都对中国这样的增长方式感到忧虑, 认为这样的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应该看到, 高水平的资本投入, 特别是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 首先, 是造成了经济结构, 特别是供求结构的失衡。持续不断地资本刺激已经造成了某些行业相当程度上的产能过剩, 而国内消费又不能完全吸收, 这样就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和结构失衡。其次, 产能过剩需要有一个释放的渠道, 这样就可能引致对外出口路径依赖的强化, 使金融危机以来日益激烈的贸易摩擦更加白热化。再次, 大量以货币或者信贷形式投入到实体经济中的物质资本, 很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之一, 加剧物价上涨的压力。最后, 高水平, 强力度的资本要素投入, 也会使得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调控范围逐渐缩小, 力度逐渐减弱, 最后使政策失效的可能性加大。因为当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大型投资趋于饱和时, 政府的投资渠道就会锐减, 此时利用投资拉动的政策效应就受到限制。

三、劳动力要素投入分析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理论, 认为要素投入要充分利用要素禀赋本身的比较优势。中国是一个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国家, 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相对资本和其他要素来说是一大优势,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不仅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 而且也可以吸纳剩余劳动力, 促进充分就业, 维护社会稳定。

事实上, 根据马克思剩余价值论, 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在增加产出方面的作用当然不可小视。综合多位学者的测算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 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8-20%左右, 仅次于资本要素, 是第二大贡献主体。当然, 若以劳动力要素的投入为主, 这种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其一是劳动力成本在近年来有逐渐提高的趋势,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这主要源于中国老龄化加剧和人口出生率持续处在较低水平, 使劳动力供给出现缺口。

其二, 以劳动力要素投入为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 但是刘易斯关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定在当前的中国开始受到质疑。

四、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由索洛-米德模型可知, 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产出增长率扣除资本和劳动要素增长率之后的余项, 是要素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部分。在中国, 这一部分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相对要素投入贡献要小得多。大量实证研究表明,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在30-34%之间, 与发达国家40-50%的水平相比, 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1世纪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 人才的竞争, 要素优化配置能力的竞争。而这些因素, 正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力, 才能是经济增长保持持续性和高增长。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必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 坚持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 大力发展科技, 教育,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由于技术和人力资本都具有外部性和溢出效应, 引进先进技术有利于提高本国的总体科技水平, 一个较高素质的群体会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第二, 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无疑用事实证明了制度变革和制度优化的重要作用, 也坚定了我们变革宏观、微观经济体制的决心。一个较优的制度会使推动经济增长各因素的潜能得到尽可能的释放, 从而是各要素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

第三, 由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首先要从政府职能和角色的重新定位开始。改变政府主导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 由市场力量来配置各类资源, 这样才能实现加快转型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张培刚、张建华, 《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4

[2]马春文、张东辉, 《发展经济学》 (第二版)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8

[3]帅文, 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1期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篇4

胡

怀

国

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是以色列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1997年起），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重要奠基者。他于1946年生于前苏联，1957年移居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9）和硕士学位（1971）后，于1974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旋即回到特拉维夫大学任教，并多次在哈佛大学（1982-83、1988、1991-92、1996-97）和麻省理工学院（1983-84、1987-88）等著名高校做访问学者。先后当选为经济计量协会会员（1986，2000年为会长）、以色列经济协会会长（1989-1991）、美国经济协会外籍荣誉会员（1991）和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外籍荣誉会员（1993），并获得马哈拉诺比斯纪念奖章（印度经济计量学会，1990）、以色列奖（1991）和伯恩哈德-哈姆斯奖（1998）等多项荣誉。

赫尔普曼是一位博学多产、富有创造性和合作精神的经济学家，自1974年起出版或编辑了13部著作、发表了120余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城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尤其是在近来颇为活跃的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领域，赫尔普曼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尽管他所涉猎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但其脉络和研究方法却是相当清晰的：作为以色列的经济学家，赫尔普曼的学术研究大多与开放经济密切相关；作为富有合作精神的学者，赫尔普曼的许多研究是合作完成的，从中不难发现他的研究脉络：在1980年前，他主要和特拉维夫大学的同事合作，研究重点是以色列所关注的财政理论、城市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和金融理论；在1980年以后，他更多地立足于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与美国一流经济学家合作创立新的理论体系，研究重点是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

在80年代，赫尔普曼主要与克鲁格曼合作，先后出版了以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融合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学术巨著《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1985）和论述不完全竞争下贸易政策问题的《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1989），从而确立了新贸易理论奠基者的地位。1980s末开始与格罗斯曼合作，提出了以有意识的R&D活动为创新的来源、以创新的垄断收益为动力的新增长理论，与罗默（1990）和阿洪&豪伊特（1992）共同构成了第二代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并以其对贸易、创新和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而独具特色。最近则与格罗斯曼一起研究政治经济学，出版有《特殊利益政治学》（MIT，2001）和《利益集团和贸易政策》（普林斯顿，2002）等。鉴于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重要性以及赫尔普曼的突出贡献，本文拟重点评述赫尔普曼在这两个领域的学术贡献；同时，由于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是它们的共同基础，我们拟结合赫尔普曼（1984）的论述，先对这些基本概念及相应的处理方式做概要的介绍。

一、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

在当代经济学文献中，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等愈益成为频繁出现的词汇，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是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共同基石。以国际贸易为例，从6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学家注意到战后的国际贸易主要表现为产业内贸易的巨大增加，而这是传统的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的。为了解释这一经验观察，经济学家转向了收益递增或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而这必然意味着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同时，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1977）和兰开斯特（1979，第9章）对产品差异的处理方法，为深入研究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下的国际贸易提供了易于处理的分析框架。因此，发轫于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的新贸易理论，与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等概念具有内在的密切联系。在为《国际经济学手册》撰写的《收益递增、不完全市场和贸易理论》（1984）一文中，赫尔普曼对这些重要概念及相应的处理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分析了它们对国际贸易、尤其是贸易模式和贸易得益的影响。在这篇综述性、但不乏创新性的论文中，赫尔普曼对规模经济、竞争的类型、产品差异和进入限制等的处理方法及其对贸易理论的含义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着重分析了不同类型的规模经济（包括企业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行业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国家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和世界范围的规模经济）对市场结构和国际贸易的不同含义。

（1）规模经济。赫尔普曼（1984）指出，规模经济包括内在于企业的规模经济和外在于企业但内在于产业（或国家、世界）的规模经济。前者主要有两种度量方法：一是根据生产函数，一是根据成本函数。以规模收益递增为例，第一种方法意味着对于任何1有fvfv，其中f和v分别是生产函数和投入向量；第二种方法意味着平均成本大于边际成本（由于该方法能够度量每一点的“局部”规模经济性，赫尔普曼喜欢用这种方法）。对于外在于企业但内在于产业（国家或世界）的规模经济而言，如果企业的产出yfv,Y对产业（国家或世界）产出Y的弹性为正，则意味着在产业（国家或世界）范围内存在递增收益。根据赫尔普曼的论证，即使不同国家的偏好、相对生产率和相对要素禀赋等完全一样，世界范围的规模经济和一国范围的规模经济均能引起国际贸易（产业内贸易）。

（2）竞争类型和市场特征。收益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理论，涉及到关于企业行为的各种假定，这些假定对市场结构和贸易模式有重要的影响。赫尔普曼总结了两个方面：其一，企业的竞争类型，包括完全竞争、伯特兰（价格）竞争和古诺（产量）竞争；其二，市场的基本特征，包括自由进入或存在进入障碍、同质产品或差异产品、一体化市场或市场分割等三个方面。赫尔普曼认为，一旦将收益递增引入分析框架，第二个方面的假定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即使每个产业仅有一个垄断企业，“自由进入”仍会迫使企业采取平均成本定价，从而使得整个行业表现为不变规模收益。根据赫尔普曼的分析，竞争类型和市场结构特征对贸易模式和贸易得益有重要的影响。例如，假定存在两个规模不同但偏好相同的两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具有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的两个行业。那么，较大的国家将进口垄断行业的产品、出口竞争行业的产品，而较小的国家则在垄断行业享有比较优势。

（3）产品差异。将产品差异纳入模型是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共同特征，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1977）提出的方法（D-S方法），它假定消费者偏爱产品种类的多样性；二是兰开斯特（1979）提出的方法，即假定每个消费者的心目中有一种最理想的差异产品，所有偏离其理想形式的差异产品在进入效用函数时要经过兰开斯特补偿函数的调整。具体而言，D-S方法假定消费者对于某种产品i的子效用函数形式为uiyi1,,yinnyk1ik1，其中yik是消费者对产品i第k种差异形式的消费量。显然，1产品i的差异形式越多，消费者从产品i的消费中得到的效用水平就越高（例如，假定消费者对各种差异形式的消费量相同，则uinyik，即n越大则ui越高）。兰开斯特（1979）则假定产品i产生的子效用函数形式为uiyi,diyihidi，其中di是产品i距离其理想产品的距离，hi是兰开斯特补偿函数（它是hi01的递增的凸函数）。这两种方法具有不同的含义：在D-S方法中，不同差异形式之间是完全替代的；但在兰开斯特的方法中，不同差异产品的替代性有所不同（取决于它距离理想差异产品的距离）。由于D-S方法能够产生不变的、由唯一给定的需求弹性（当n很大时），能够大大简化模型的分析，因此几乎所有新增长理论和大多数新贸易理论文献均采用了D-S方法。不过，赫尔普曼最初使用的是兰开斯特的方法，后来才开始注意D-S方法（也许归功于克鲁格曼）。

三、新贸易理论

早在赫尔普曼和雷辛（1978）一书中，赫尔普曼等人就针对经济学界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相互独立论述的不足，提出了一种立足于不确定性、融合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金融理论、并能够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做出统一解释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初次显示了赫尔普曼构建庞大理论体系的魄力和能力。不过，赫尔普曼的成名之作仍是与克鲁格曼合作出版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1985）一书。该书以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结合国际贸易理论和产业理论的最新进展，提出了融合完全竞争下的传统贸易理论和不完全竞争下的新贸易理论的新体系，是新贸易理论里程碑式的作品。稍后出版的《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1989）着重于对不同情形下的贸易政策进行分析，可视为前者的姊妹篇。

在论述新贸易理论的第一篇论文赫尔普曼（1981）中，赫尔普曼通过一个两种投入（劳动和资本）、两种产品（食品和制造品）和两个国家的2-2-2一般均衡模型，初次提出了综合传统贸易理论（赫克歇尔-俄林方法）和新贸易理论（即体现产品差异、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张伯仑方法）的分析框架。不过在对产品差异的处理方式上，该文采用了兰开斯特的方法。这篇论文的基本结论包括：赫克歇尔-俄林原理可以解释产业之间的国际贸易，而产品差异、收益递增和张伯仑不完全竞争可以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两个国家要素禀赋的差异越大，产业内贸易在贸易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越大，反之越小；如果资本和劳动的重新配置提高了资本富裕国家的资本-劳动比率、降低了资本稀缺国家的资本-劳动比率（且以国民收入衡量的国家规模保持不变），则国际贸易量将增加；同样，如果保持资本-劳动比率不变而各国的相对规模可以变化，那么减少各国规模差距的资源重新配置将扩大贸易量，而使各国规模差距变大的资源配置将降低贸易量等等。

因上述论文而在新贸易理论方面初露头角的赫尔普曼，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结识了卸职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并返回MIT的克鲁格曼——他在1979年的论文中应用D-S方法提出了一个简洁的新贸易理论模型。二人合作（1983-84）的结果是新贸易理论经典著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的出版。该书的主旨是将侧重于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新贸易理论与立足于要素禀赋差异的传统贸易理论进行融合，从而提出一种全新的、综合性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在对传统贸易理论（要素比例理论）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后，他们首先对处理收益递增的几种方法进行了介绍（第二篇，类似于赫尔普曼1981的分析）。第三篇是该书的重心和新贸易理论的核心，在对D-S方法和兰开斯特方法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后，他们立足于差异产品提出了一套贸易理论，分别对差异产品情形下的贸易模式、贸易结构、贸易得益等贸易理论的核心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最后的第四篇中，他们对跨国公司及其对贸易问题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该书的基本结论是（国内已有中译本，篇幅所限，不再展开论述）：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产业内贸易、无法深入分析跨国公司和贸易的福利含义等重要的国际贸易现象，而一旦将差异产品、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贸易理论，就能大大简化、深化和扩展贸易理论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尽管如此，传统的贸易理论在完全竞争和不变规模收益情形下仍然适用，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补充而非替代。也就是说，传统贸易理论将各国之间的差异视为国际贸易的基本动因，而新贸易理论则引入了另一个重要动因：规模经济和递增收益。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认为，除了传统贸易理论分析的贸易得益外，一个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世界的国际贸易还将提供额外的贸易得益：其一，贸易引起的收益递增产业的产出增加；其二，国际贸易在某些情形下将引起收益递增部门的生产在不同国家的集中，从而增加世界范围的产出、降低世界范围的价格而使各国受益；其三，国际贸易将加强竞争，在自由进入和退出的情形下将减少企业数目、增加每个企业的平均产出，并进而提供生产率；其四，由于消费者偏好消费种类的多样性，贸易能够通过增加差异产品的种类而提高社会福利。

在对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下的新贸易理论的“实证”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后，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一书中基于同样的目的，对新贸易理论的“规范”方面（即贸易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该书的重点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对不存在战略性反应情形下（即完全竞争或国内和国外一方是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的分析（第2-4章），一是对存在战略性反应情形下（即国内和国外都是不完全竞争的）的贸易政策的分析（第5-6章）。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认为，不完全竞争情形下的贸易政策，通常具有不同于完全竞争下的贸易政策的结果；市场结构对贸易政策的实际影响具有重要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行为的不同：在完全竞争下，企业的最优条件是边际成本等于价格；在不完全竞争下，企业将使得边际成本等于预期边际收益。由于企业的预期边际收益不仅取决于需求曲线的斜率、而且取决于企业之间的相互反应，因此贸易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具有更为复杂的内在机制。一般而言，自由贸易政策对于不完全竞争的产业不是社会最优的，适宜的贸易政策能够改进社会福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这两部力作的结尾处均指出的，新贸易理论和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未来研究方向，是引入真正的动态理论。我们在下文可以看到，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1991）及一系列关于内生增长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这一任务。

四、新增长理论

以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和李嘉图土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为人们提供了一幅悲观的经济增长画面，新古典增长理论通过把资本、而非劳动置于理论的核心而提供了不同的增长图像。不过，由于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于神赐之物——外生的技术进步。所谓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不外乎从经济本身寻找某种内在机制，使得资本收益递减不至于下降得太快。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放弃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假定，这正是AK模型的做法；不过，大部分内生增长模型则是围绕技术进步或知识积累的内在机制展开的，并以此克服资本收益随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

由于新思想的生产往往具有很大的固定成本和较小的边际成本，因此生产过程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知识积累或新思想的生产视为经济个体进行有意识投资的结果，那么就难以保留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反之，如果保留完全竞争的假定，则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对知识积累提供补偿。在这一重要问题上，有两种基本的处理方式：一是将知识积累视为其它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即其它经济活动具有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从而不需要对知识积累进行补偿；一是放弃完全竞争的假定，把知识积累视为R&D投资的结果（垄断利润构成了对R&D投资的激励），从而在模型中明确引入创新和技术进步。这两种处理方式，分别是第一轮内生增长理论和第二轮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赫尔普曼提出的新增长理论基本属于后者。赫尔普曼对新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和格罗斯曼合作完成的（从1990年开始合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多数内容总结在《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一书中。现主要根据这部力作，简要介绍赫尔普曼等人关于新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明确指出，《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试图建立一种以内生创新为基础的增长理论，其中，创新源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进行的有意识的R&D投资，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企业进行R&D投资的基本动机。在对经济增长事实和传统增长理论进行了概要的回顾后，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分别在第三、四章中提出了以产品种类增加（可以理解为新行业的开辟）和产品质量改进（可以理解为同种产品的升级换代）为创新表现形式的增长模型。二者的区别在于：在产品种类增加模型中，新产品独立于原来的产品；但在产品质量改进模型中，新产品是旧产品的替代者，即新产品的出现意味着旧产品的过时。尽管存在这种不同，二者具有近似的结论：经济中的资源基数越大、R&D活动的生产率越高、人们越有耐心（贴现率越小）、社会对创新性产品的评价越高，则创新率和经济增长率就越高。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福利性质上：在产品种类增加模型中，创新率和增长率总是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但在产品质量改进模型中，创新率和增长率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同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1985）一样，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1991，第五章）也试图对重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传统理论和他们提出的新增长理论进行融合。他们认为，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的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事实上，资本积累之所以能够产生的真正原因，是技术创新提高了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从而使得资本投资有利可图；技术创新不仅驱动了经济增长，而且驱动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从第六章开始，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转向了开放经济情形，以七章的篇幅详细地分析了创新、贸易和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首先研究了一个小国开放经济，其中创新发生在非贸易的中间产品部门，最终产品则以外生给定的世界价格进行国际贸易。他们发现，国际贸易对创新、从而对增长具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由于贸易能够促进国外技术的传入，因此国际贸易的直接效应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的创新和增长。同时，由于中间品部门（从事创新活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都需要人力资本投入，因此进口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家将发现贸易减少了最终产品部门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从而能够降低研究部门的创新成本；在这种情形下，贸易的间接效应能够促进创新和增长。但在出口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家，由于从事出口的部门（最终产品部门）从研究部门拉走了人力资本，因此国际贸易将阻碍创新和增长。在第七章中，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分别运用第三、四章中提出的增长模型，对两个均从事创新活动的大国经济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他们认为，由于创新部门和高技术的制造业部门都密集地使用熟练劳动，因此人力资本富裕的国家将比原始劳动富裕国家具有更高的创新率和增长率；长期贸易模式由各国的相对要素禀赋决定。之所以得到这种类似于赫克歇尔-俄林命题的结论，主要是因为他们假设知识溢出是世界范围的。在第八章中，他们对知识溢出局限于一国范围的情形进行了考察。他们发现，如果知识溢出是一国范围的，那么就存在“一旦落后，永远落后”的命题，即任何一个起步于较大知识存量的国家都将享有初始的创新优势、并能够在以后阶段一直保持这种优势。只有在如下两种情形中，才能打破“一旦落后，永远落后”的命题：一是落后国家远远大于它的贸易伙伴；二是落后国家的政府利用政策干预来促进本国的创新活动（这会出现“临时的政策能够产生永久性效应”的有趣情形）。

第九章系统地分析和总结了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分别分析了四种影响机制：第一，国际贸易为技术转移提供了新的渠道；第二，国际竞争促使每个国家的企业追求世界范围的创新，从而减少了重复研究和资源浪费；第三，国际贸易扩大了企业面对的市场规模，这一方面增加了给定市场份额的销售额和利润量，另一方面使得企业不得不面对更多的竞争者；第四，不相似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会引起国内资源在研究部门和生产部门、以及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从而对贸易模式、创新和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而言，一国通过参与国际贸易能够促进其创新和经济增长，但也存在贸易损害经济增长的情形。例如，当知识溢出局限于一国范围且各国在规模上存在差别时，国际贸易将降低小国的创新和增长；研究生产率处于劣势的国家在加入国际竞争后，其创新和增长速度都会下降；贸易将使得非熟练劳动充裕的国家集中于传统产业的生产，从而减少其创新率和增长率等等。在第十章中，他们就各类政策对长期创新率和增长率的影响、以及政策的国际传导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当各国运用适宜的政策工具促进该国的创新和增长时，它们一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但通常以损害贸易伙伴的创新和增长为代价。

在第十一和十二章中，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针对南北贸易情形，分别在“技术模仿”和“产品周期”的题目下考察了南方的模仿对创新和增长的影响；其中，对前者的分析采用了产品种类增加模型的框架、对后者的分析则采用了产品质量改进模型的框架。与前面的结论不同，在南北贸易和南方模仿的情形下，这两种模型对创新和增长具有非常不同的影响。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的研究结论，非常不同于人们通常的直觉：南方的模仿很可能促进北方的创新和增长。南方的模仿对北方的创新激励有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是直接的负效应（即南方的模仿减少了北方创新者的垄断期间和预期垄断利润），一是间接的正效应（模仿减少了北方企业的竞争者数量并为幸存者释放出更多的资源，因而幸存的北方垄断者可以雇佣更多的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出）。一般而言，在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的产品种类增加模型中，正效应将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南方的模仿能够提高北方国家的创新和增长。但在产品质量改进模型中，如果南方模仿者的效率较低，那么正效应将占主导地位；反之，如果南方模仿者的效率较高，那么负效应就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总之，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通过提出产品种类增加和产品质量改进的两类内生增长模型，大大方便了人们对有意识的创新、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观点和结论。不过，他们提出的新增长理论具有不同于其他新增长理论的显著特点：其一，它侧重于开放经济情形，着重分析国际贸易、创新和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提出的产品种类增加模型和产品质量改进模型不过是为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工具；因此，与其说他们试图提出一种新增长理论，不如说他们提出了一种对新贸易理论进行动态化处理的方法。其二，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使用的方法与多数增长经济学家也有所不同，他们更多地采用国际贸易、微观经济和产业组织理论惯用的数学工具和几何图形；就我个人感触，这些方法虽然简单，但远不如罗默等人采用的、类似于索洛总量生产函数的宏观分析方法精练优美和计量检验的方便。

参考文献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篇5

新金融是以资本市场为核心、一体化市场为载体、混业经营为方式、电子网络为手段、金融工程为技术的现代金融体制, 它具有资源证券化、运行市场化、市场一体化、经营混业化、手段信息化、技术工程化的特征。

金融是现代经济社会的核心, 经济金融化己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很早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对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

中国新金融发展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时期, 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新金融发展的需要日益增加。第二, 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日益扩大。第三, 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正在加速深化, 金融产品定价和管理市场风险, 成为企业和家庭普遍的需求。第四, 资本市场已经发育到一定水平, 为正常合理的金融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金融创新的大量涌现, 对整个金融业乃至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和运行方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西方学者对此有较多的论述且观点各不相同。

(一) 金融创新的微观经济效应

金融创新微观效应主要分析金融创新对微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学者们认为金融创新有利于金融机构规避风险、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等。Van Horne (1985) 、Merton (1992) 和Tufano (2002) 等认为金融创新具有分散风险或重新配置风险的功能。Dow (1998) 研究了金融创新的风险套期作用, 认为风险规避者能以新证券套期他们原有的证券头寸。

(二) 金融创新的宏观效应

金融创新的宏观效应主要探讨了金融创新对货币供求关系、金融体系以及IS-LM模型的影响等。

在货币供求效应方面, 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表现为:改变货币需求的结构, 降低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则表现在:增加货币供给主体的不确定性, 扩大货币乘数及金融机构货币创造能力的不确定性, 增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同时, 金融创新还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可控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经济学家发现以传统货币需求函数估测出的结果显著大于实际的货币余额, 即所谓的“失踪货币”现象, 而金融创新正是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Ireland (l995) 对货币先行模型进行了扩展, 将金融创新加入到货币需求理论模型中, 研究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造成的影响。Arrau (1995) 认为传统货币需求函数无法解释金融创新, 他以多个替代变量对金融创新的过程进行模拟,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发现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量及其波动有重要影响, 且影响程度随通胀率的提高而增加。

金融创新对IS-LM模型也造成较大的影响。Fanti (2001) 建立了有资本积累的动态IS-LM模型, 研究两种不同货币需求函数下的金融创新效应, 认为市场交易中产生的金融创新可以促进经济体系的稳定。我国学者张晓晶 (2002) 通过金融创新对交易效率、实际投资的利率弹性、金融投资的利率弹性的影响, 将金融创新纳入IS-LM模型, 并证明金融创新从长期而言对产出有促进作用, 短期作用则不确定, 可能对产出有负面影响。张明 (2011) 将金融创新引入到伯南克的CC-LM模型 (即引入信贷市场与债券市场的IS-LM模型) 来分析金融危机对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影响, 认为我国的LM曲线因金融创新程度低而更为陡峭。

二、新金融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机理分析

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短期与长期之分, 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往往集中于短期的分析。但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要全面地理解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还需进行长期分析, 而这只有通过考察经济增长模型才能实现。

考虑最简单的包含金融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 总产出是总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 即

其中, Y (t) 为产出;K (t) 为广义上的资本存量, 不仅包括实物资本, 而且还可以包括人力资本或者知识资本;E是一个常数, 用来衡量一单位资本所生产的产出。在这个生产函数中, 资本边际收益不变。

该函数对于资本是规模报酬不变的, 即对于任意的非负常数, 有cY (t) =E[cK (t) ]。该函数也可以用人均值来表示, 即y (t) =Ek (t) , 其中, y (t) 为人均产出, k (t) 为人均资本。

假设劳动的增长率为n, 因为E为常数, 所以技术进步的增长率为0。

在一个没有政府的封闭经济中, 产出可分为消费和投资。假设储蓄率为s;假设只有比例的储蓄能够转化为投资, 比例的储蓄在金融系统中流失掉, 如以存、贷款利差的形式流入到银行部门。另外, 现存资本的折旧率为, 则有:

分析表明, 资本存量的变动等于投资减去折旧。将上述关系式进一步运算, 可以得到:

这表明, 决定产出增长的是, 只要, 即使没有外生技术进步的假设, 产出和资本存量也会一直增长。

进一步可以得到:

以上式子表明, 只要时, 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将以稳定的速率增长, k不会收敛于某一个稳定状态的值, 因此k及其他变量的增长是发散的。

从加入金融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可以看出, 金融发展水平可以通过如下途径来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 即 (1) 影响储蓄率; (2) 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 (3) 影响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比例。

三、新金融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的实证研究

(一) 指标的设计与选择

1、新金融化率。

交易性金融资产是可以直接用于支付的金融资产, 根据货币层次的划分, 可以近似视为狭义货币M1。如果我们用FIL表示新金融发展程度, 则有FIL=FAT/FA=FAT/M1, FAT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数量, FA为金融资产总额, 中国金融资产主要分这样几部分:货币 (M2) 和有价证券 (债券、股票等) 。有价证券是直接融资的工具, 反映了出资者的债权、股权和其他形式的所有权。指标越大说明投资性金融资产数量的比例越大, 则金融创新程度越高, 越小则说明金融创新程度越低。

2、金融深化的存量指标 (FIR) , 金融资产总量 (FA) /国内生产总值 (GDP) ;

与金融深化相伴随的是流动性资产存量的增加, 由于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大于实物资产, 因此在宏观上这一过程就体现为一国金融资产存量与国民收入之比的提高。

3、金融深化的流量指标 (GRI) , 财政支出/总投资, 随着金融深化的深入, 投资中财政所占的比重应当逐渐减少。

4、金融深化的价格指标R3, 三年期存款利率。

即用金融市场的各种价格水平来表征金融深化的程度。

(二) 实证研究

本文拟以中国为例, 采用Granger分解检验方法就新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以及具体的作用机制展开分析, 以反映我国新金融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1、单位根检验

若时间序列的均值或自协方差函数随时间而改变, 该序列就是非平稳时间序列。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的回归模型的建立, 首先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

对变量FIR、GRI、R3、FIL和GDP, 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如下:R3在水平数据上是平稳的, GRI、FIR、FIL和GDP这几个变量在水平数据上是不平稳的, 而GRI、FIR、FIL和GDP一阶差分则是平稳的。

2、相关系数

我们首先观察FIL与三个金融深化指标之间的关系, 发现FIL与FIR、GRI正相关, 与R3负相关, 说明新金融与金融深化存量指标和流量指标存在很强的正向关系, 而与金融深化价格指标存在很强的负向关系。

3、协整关系检验

为研究非平稳时间序列在水平数据上的关系, 采用通常所用的协整分析方法进行考察。

检验结果表明, 除变量FIL与FIR不存在协整关系外, 其他变量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 这也反映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可以得到如下关系式:

4、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前面的检验结果可知, 我们对变量FIL与GDP和GRI与FIL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检验结果见下表。

表1新金融与经济增长变量的因果检验

对变量之间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 GRI是FIL的格兰杰原因, 这说明金融深化流量指标是新金融化的解释因素。同时从新金融化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分析结果来看, GDP是FIL的格兰杰原因, 表明我国属于需求引导型。

5、结论

综合以上三种检验结果, 新金融化率 (FIL) 与金融深化存量指标 (FIR) 、金融深化流量指标 (GRI) 和金融深化价格指标 (R3) 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长期均衡关系;新金融化率 (FIL) 与经济增长指标 (GDP) 之间的相关性较强、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些结果表明我国新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 也影响金融深化的存量指标和价格指标, 即金融规模和价格来影响经济增长。金融深化存量指标是新金融的解释因素。同时, 研究还表明中国属于需求引导型。

四、新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创新来源于竞争, 创新来源于差异化。大力发展微小银行机构, 一方面起到“鲶鱼效应”, 对大中型银行的创新有推动作用;另一方面, 面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服务, 微小机构能实现差异化、专业化和个性化, 实现市场的有效细分。

银行管理层的考核指标需要更加合理。银行规模和利润考核都有其局限限性:银行时点规模可以做出来;利润考核只能考察当期情况, 对未来发展及银行创新的投入无法考核。银行股价虽然有其局限性, 但是千百万投资者用手投票的结果。

中小企业融资需要体系支持。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全球性问题, 问题不仅在银行, 而与中小企业融资特点相关, 如信息不对称和道道风险, 所以需要配套的体系支持。国际和国内经验看, 比较有效的是逐步建立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

大力发展二板市场、区域性小额资本市场、风险资本市场等, 培育中小企业多元化的融资市场体系。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支持中小企业上市融资。政府要坚持民营中小企业和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一视同仁的政策, 重点推动达到一定规模的、高科技行业的、符合上市条件的民营企业上市融资, 包括海外上市、买壳上市等多种模式。在有条件的中小企业, 可以进行发行企业债券的试点工作。应该培育多元化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在大力改善银行间接融资方式的同时, 培育发展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公司、私人股权基金等多种市场主体, 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

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保持时间的延续性, 这不仅因为政策发挥作用需要借助一定的传导机制从而具有一定时滞, 而且被监管机构的理念与行为也有一定惯性, 因此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必须循序渐进, 制定切实可行的稳健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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