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精选8篇）

篇1：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

引言

农业经济政策中的财政支农政策是国家的主要政策，也是最直接的政策，具有其他农业经济政策无法取代的作用。财政支农经济政策可以有效促进农业生产，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财政支农政策可以给予农民一定的资金补贴，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还解决了许多外部问题。这几年来我国为了保证农业的发展，政府在农业政策上不断的完善[1]。考虑到财政支农政策的重要性，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相关研究都是偏向于分析财政支农政策对于农业经济绩效发展的影响[2-4]。本文参考现有研究[6-10]，从财政支农政策和农业增加值两个方面着手，实证分析农业经济政策对农业经济发展绩效产生的影响。通过构建模型，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合新经济理论模型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1研究设计

1.1数据选取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财政统计》及其相关年鉴。根据搜集的数据，整理得出我国—财政支农相关数据，具体如表1所示。从投入的角度看，财政支农支出表现相对较好，支援农业生产支出一直保持相对较少，对于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确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若要继续拓展其上升空间，则应该继续加大政策支农资金力度。

1.2模型构建

本文中选取的变量包括：农业增加量以Y表示;X1代表政府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补贴资金支出以及补贴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其他资金的财政支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支出用X2表示;农业方面相关科研和开发的费用以X3表示;农村救济费以X4表示。如果直接利用Y对X1、X2、X3、X4创建回归模型，会影响回归结果的合理性，导致统计检验无法通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绩效发展的作用并不会立即表现出来，需要一个过程，有时这个时间段会较长，因此一般将这一过程称为滞后期。因此，可以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并确定各项财政支农的滞后期。本文利用回归分析创建经济学模型，目的在于研究几个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并不是存在依存关系就代表这几个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些不具备因果关系的几个变量拟合度反而更高，即使将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互换，仍然不会影响拟合度。由此可见，利用模型回归分析并不能够证明变量存在因果关系，也不能用于判断变量因果关系是否存在[8]。通常时间序列变量X、Y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是指：在具有经济变量X、Y几个变量的详细信息的情况下，其中，X对于Y变量的预测结果相对于仅对过去的Y变量进行预测的结果更加完善，可以得知变量X有利于模型对变量Y的预测结果。即经济变量X的变化会影响Y变量，是Y变量的格兰杰原因。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流程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步骤：步骤1：首先利用模型回归分析影响Y变量的X变量，即变量Y对变量X的.滞后项Xt-1，Xt-2，…，Xt-q及其他变量的回归分析。然而，在分析过程中并没有代入X滞后项，这是因为该回归有条件限制，使得最终回归得到的是一种有条件限制的平方和RSSR。步骤2：根据步骤1，利用模型回归具有X滞后项这一特点，即在公式里加入滞后项X，得到的将是一个没有条件限制的回归。因此，最终可以得到一个没有条件限制的残差平方和RSSUR。步骤3：零假设的含义H0：α1=α2=…=αq=0，表示滞后项X不属于此回归。步骤4：本文为了验证假设，采用F检验：上式必须按照自由度为q和(n-k)的F分布。其中的n代表的是样本容量，滞后项X的个数以q表示，没有条件限制的回归模型中，参数数量用k表示。步骤5：假设必须在a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利用模型回归F值的临界值Fa，也就是对于零假设的否定。步骤6：为了验证变量Y的变化会不会影响变量X，需要反复地将X、Y不停地交换回归，继续上述步骤1—步骤5步骤。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滞后期处于敏感时期的情况下，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本文研究对象的变量平稳性受到样本容量的影响，不一样的滞后期会造成不一样的检验结果，因此，需要检验长度不同的滞后期。为了能够使滞后期更加明确，需要验证对那些不是序列关系的变量的滞后期长短进行验证。根据收集到的相关数据，构建统计模型公式如下：公式中Yt代表第t年的农业增加值;εt代表随机扰动项，X1t-1代表滞后一年关于X1的财政支出;c代表常数;X3t-1代表滞后一年关于X3财政支出;X4t-1代表滞后一年关于X4的财政支出;b1、b2、b3、b4各自代表X1、X2、X3、X4的回归系数，X2t-4代表滞后四年关于X2的财政支出。为了减少误差模型简化为：

2实证分析

2.1数据说明

吉林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中部，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因此，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关系着吉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对地区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为使研究数据更能体现财政支农支出的绩效水平，符合对农村经济发展历程，本文以吉林省—20间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生产总值作为研究数据。数据来源于《吉林省统计年鉴》。吉林省农业财政支出增长率和农业GDP增长率，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生产总产值的比重如图1和图2所示。由图1可知，吉林省的农业财政支出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大，在与分别达到最小值与最大值，且通过图1可以看出，农业GDP增长在20波动幅度较大外，其余年份的增长率变化都较为平稳。据图数据趋势可知，随着财政支农支出政策的执行，农业GDP实现了一定的增长，农民收入水平也得到提高。为了更准确地反映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绩效，具体数据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吉林省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要明显低于农业财政支出增长率。如图2所示，但吉林省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上升。由瓦格纳财政支出增长法则理念可以证明吉林省加大农业财政支出，对其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所以，吉林省要增加农业财政支出，使其维持在一定增长水平与规模，从而满足吉林省农业经济增长绩效需求。

2.2格兰杰因果关系结果

本文利用Stata软件对财政支农相关数据和主要的农业增加值进行分析处理，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表格3检验结果可以得到每项变量的滞后期。各项财政支出都至少在96%的置信水平下引致农业增加值增长,本文中具有滞后期的财政支出项目对农业经济绩效发展的作用，并没有把滞后那一期的作用体现出来，只是体现了那一期和因变量存在的关系，说明在滞后的那一期与因变量的关系最明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需要四年后才能够体现出来，其他项目只需要一年，即可将其对农业经济绩效的作用体现出来。

2.3回归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文的数据分析结果，对Y和X1、X2、X3、X4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的R2较大,F检验合格,回归的拟合度较好;但所有的相关系数都不符合t检验，说明该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这一问题导致分析得出估计值缺乏意义，因此模型不可用。如果将常数代入公式计算，得出的结果无法遵循t检验,因此不能把常数代入公式分析,扣除影响因素X1、X4后得到的模型是合理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表4可知，在显著性水平为0.1情况下，系数X2和X3的估计值都满足t检验。其中样本决定系数R2为0.90,修正的R2为0.89,两者的数值都大于0.8,表明整个模型拟合度较高,并且系数X2、X3对Y的影响效果明显。回归结果中模型的D-W值为1.86,根据相关数据可知，在0.01显著水平下对应的du值为1.35,并且D-W值在(du,4-du)内。符合D-W检验,表明该模型不具备一阶自相关，即本文构建的模型回归拟合度较高,系数X2、X3可以合理解释农业增加值。按照表格5回归结果，将系数X2、X3代入回归模型Yt=b2X2t-4+b3X3t-1+εt，可以得到以下公式:上述公式表明，假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农业增加值就会增加68个单位;在农业科技三项(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和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费用的财政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农业增加值会增加更多个单位,甚至可以达到了800个单位。这一结果表明，财政支农在研究和开发活动中，所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效益更加明显。因此，政府应当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中加大资金投入，尤其在农业技术研发方面。

3结束语

本文基于《中国财政统计》及吉林省200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创建经济学模型，研究了财政支农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影响。结果发现：(1)以吉林省为例，农业财政支出逐年增加，且农业财政支出投入对农业生产总值增长具有推动作用。(2)农业科技研发资金投入对农业增加值呈倍增效益。(3)财政支农具有一定滞后期，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远低于财政支农增长率。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以下几条财政支出对策完善建议，目的在于促进农业经济绩效的提高。第一，建立农业财政支农稳定与长效机制。保证财政支农投入是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稳定与高效的前提，国家政府应当重视对农业发展的财政支持，加大投资力度，增加农业产值，提高农业经济绩效，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第二，继续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农业科技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动力，依靠科技创新可以提高财政支农效率及提升农业生产总值。第三，加速促进财政支农绩效增长。目前农业财政支出使用效率普遍不高，因此如何提高支农支出效益是发展农业绩效的主要问题。增加资金投入的同时，应合理分配财政支出，以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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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家俊.我国财政支农资金配置绩效评价[D].蚌埠：安徽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3]俞欣悦.财政支农惠农资金支出绩效提升对策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学位论文,2016.

[4]凌子淇.黑龙江省财政政策支农资金配置绩效研究[D].东北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6.

[6]邢立良.县域农业支持政策及其绩效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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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吴华增,兰庆高.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财政金融关系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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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温涛，王汉杰.政府财政金融支农投入有效启动了农村消费吗[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1).

篇2：新经济增长理论

说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区别

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和解释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能。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生增长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在于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并把相关的变量内生化。在引进技术创新、专业化分工和人力资本之后，内生增长理论得出以下结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分工程度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

篇3：新经济增长理论

(一) 制度含义

在新制度经济学派中, “制度” (institution) 是指社会中的“游戏规则”, 它是被创造出来规范人们之间交流的。制度通过给人们建立行为规范降低了人们交流中的不确定性。正是因为拥有了制度, 人们之间的日常交流才形成了惯例, 我们知道怎样与别人打招呼, 知道在各种场合应如何举止。制度结构具有三个组成部分:正式法规、非正式法规、实施机制。

正式法规是指经济社会中的文本法规。最典型地, 宪法是一国最根本的正式法规, 而且正式法规可以通过国家或企业得以建立和形成。

非正式法规是指社会中的非文本法规。它包括文化、行为准则、作风标准, 等等。生活在不同国度的公民从小就开始学习这些非文本法规的准则和态度。

实施机制是制度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只有将正式法规和部分非正式法规付诸实践才能保证制度具有看得见的作用, 保证制度效率的实现。

(二) 制度的枢纽——科斯定理

“只要产权是明晰的, 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 则无论在开始时将产权赋予谁, 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将是有效的”这就是科斯定理所陈述的内容。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1) 当交易成本为零时, 不管产权如何分配, 有效的产出总会实现。

(2) 当交易成本为正时, 产权如何分配将对经济产出具有重大影响。

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 产权是私有的, 那么, 对财产的所有权必须进行清楚的界定和执行。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即界定和实施产权。国家的制度框架决定了交易成本, 从而决定了经济获得潜在产出和收入的程度, 现实经济中交易成本总是存在且非常显著, 因此, 制度总是具有重要意义。

二、制度与经济增长

(一) 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之后对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争论了200多年。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真正起步是20世纪50年代索洛和斯旺构造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谈模型构造的生产函数由资本K和劳动力L作为自变量。罗默、卢卡斯等都为将技术进步纳入该框架进行了研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诺斯和托玛斯认为, 资本存量增加的本身, 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乃是增长的结果, 而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而且诺斯通过对1600—1850年这250年间海洋运输生产率进行研究, 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技术上并无重大进步, 只要制度因素充分发挥作用, 同样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二) 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 一国的制度结构是开启财富潜力的钥匙。从静态角度看, 制度决定了交易成本和经济组织获取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收益的能力。从动态角度看, 制度决定了激励结构。经济组织正是在激励结构下经营和决定是否采取措施改进技术。一个经济体停滞不前是因为制度禁锢了经济发展, 一个经济体之所以能够保持增长, 是因为该国的制度鼓励并推动经济的增长。

1. 制度与经济增长:静态模型

经济学中用“生产可能性曲线” (如图1所示) 来表明一国的产出的最优可能性边界。两条坐标轴分别代表经济社会生产的两种商品X和Y, 生产可能性曲线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在现有的技术水平条件下, 运用其全部生产要素资源 (土地、资本、劳动力及企业家才能等) 实现全部最优产出。

静态情形下, 我们假定一国在一定时期内, 技术水平相对稳定, 这意味着该国无法通过技术促进经济增长, 要做的只是提高现有的技术使用效率。反映在图中即生产可能性曲线内部 (即A点所在的区域) 被称为生产无效率区域, 存在着经济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的情况。如果这些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 那么经济就会实现增长。即一个经济体可以在技术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形下实现图中A点到B点移动。

现在我们分析静态情形下, 制度促进经济增长传导机制路径:

制度→交易成本→市场创新→劳动力分工 (专业化过程) →生产力→经济变化

在技术不变的情形下, 制度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我们分析其传导机制。一国经济要实现发展要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这是众所周知的。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劳动分工, 即提高生产过程中专业化程度。这一点在斯密的《国富论》中早已强调:“ (一名工人) 可能用尽所有的努力, 一天也只能生产一根针, 或者还生产不出一根针, 当然生产20根针更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在现在这种工作方式下, 不仅整个生产过程是一种特定的交易, 而且该过程还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部门, 同样地, 这些不同的生产部门中一些比较重要的部门本身也是一种交易。第一名工人专注于金属线的拉长, 第二名工人专注于金属线的拉直, 第三名工人切割金属线, 第四名工人匝箍金属线, 第五名工人对针头进行打磨。针头的制作需要两到三个完全分开的工序, 甚至把针放在纸板上本身也可以是一道工序。用这种方式来看, 制造针这样一种生意可以分为大约18种不同的操作步……”

当然, 实现专业化这一过程是存在市场风险的, 因为在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的同时, 人们逐渐只对某种特定的工种越来越熟练, 而对其他工作则很生疏。比如说脑力劳动者可能不再熟悉如何去种植庄稼、建造房屋等体力劳动。因此, 随着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体系来满足不同的需求与无限欲望, 这就要求市场必须存在而且要运行良好。

经济社会中市场存在并且运行良好所需的条件: (1) 经济中必须存在对特定商品与服务的需求。 (2) 经济中必须存在供给。市场上不能缺少供给方, 而对于供给方来说, 选择是否进入该市场受其总成本与总收益的制约。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交易成本非但不为零, 往往还非常大, 因此供给是结合劳动力、原材料、技术和一系列交易的过程。具体来说, 生产者获取原材料并加工成产品从而形成供给, 这一过程中生产者必须与这一环节所有参与者:原材料所有者、劳动力、资本所有者、批发零售商等建立契约关系, 这一过程中生产者不管与谁进行交易, 都存在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成本相对较低, 那么就会有大量的供给在市场上出现, 否则进入市场的供给商就会望而却步, 甚至没有供给者进入该市场。 (3) 消费者对产品掌握足够的市场信息。这是一个理想假设条件, 现实经济运行中, 往往达不到, 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市场失灵情形发生。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产生, 也导致了交易成本的巨大。 (4) 必须存在稳定的货币体系使买卖双方彼此认可和信任。如果货币价值稳定并且值得信任, 那么交易成本就会较低。但往往由于经济的波动及普遍的通货膨胀的存在, 使得货币价值并不稳定, 这就使得谈判成本变得非常高, 从而大大提高了交易成本。 (5) 产权必须明晰。即供给方必须正当合法地拥有商品及服务的所有权, 并能合法地将所有权在市场中转让给需求者。一旦商品产权不明晰, 则交易成本将大大提升。 (6) 买卖双方必须建立一份公平合理的契约或协议以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在这一过程中对契约或协议的执行成本可能是构成交易成本中最大的一个方面。这就需要国家有完善的法律系统监督契约的执行, 一旦没有足够的外部约束力环境则交易成本会很高。

因此, 一个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要运行良好就需要有较低的交易成本。一旦实现较低的交易成本, 对市场经济的供求双方来说, 交易也就变得更加明确和顺畅。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 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制度框架、交易习惯、法律制度及管理制度等方面都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大小。而政府在决定如何让经济与市场良好运行方面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 因为他们是“游戏规则”即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者。政府经济职能的关键是建立一个能降低交易成本的、运转高效的制度框架。政府创建的机构必须能降低测量和执行交易的成本。正式规则必须能明确界定进行交易的商品和服务的所有权。一个经济体的非正式制度必须能够促进供求双方信任并尊重法律法规, 同时执法要客观公正。

制度影响着交易成本和经济的最终表现, 图A的传导机制很好的总结了这一过程, 即:一个经济体的制度框架决定了交易成本的水平, 从而也就决定了该经济体市场运行水平。而市场运行水平至关重要, 如果市场运作良好, 就能促进经济实现高度专业化和劳动分工, 一个社会的专业化水平越高, 其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就越高, 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 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产出水平的增加, 实现经济增长。

2. 制度与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现在我们分析动态情形下, 制度促进经济增长传导机制路径:

制度→组织行为→创造性破坏过程→技术升级→社会财富

在经济增长的动态的情形中, 我们将放弃技术不变这一假设, 认为存在着技术的进步性。我们知道, 经济增长分为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粗放型是指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总量增加, 实现产出的增长。这种方式往往受到资源稀缺的制约, 而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可持续的。集约型是指通过提高生产技术, 使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 从而实现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扩张。在这种方式下即使一个经济体资源有限, 但通过提升技术使有限的资源具有更高的生产率, 可以实现社会生产和消费比以前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因此, 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动态情形下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

我们仍旧是从后向前分析传导机制的流程图。为实现经济在长期的集约型经济增长, 一个经济体就要不断提升技术水平。那么, 提高技术水平主要依靠三个关键因素:

(1) 鼓励并培养人们的创造能力。一个经济体中的个人和企业要有足够的自由去思考并实践新想法。社会要提供一定的激励机制并愿意处理新技术未成熟之前所带来的破坏。以美国为例, 通过实现提供R&D基金给高校和研究者, 对技术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 资本市场运行良好。将一个新想法付诸实践是一个充满风险并且昂贵的过程, 往往研发者并不具备足够的启动资金。因此, 资本市场运行良好, 实践新想法的人或机构往往能够找到更好的财务支持, 从而促进经济水平的提高。

(3) 促进企业机构不断改进产品或规避风险。这个过程被称为“创造性破坏”过程, 来源于熊彼特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书中生动的描述了这一过程:“创造性破坏过程”在熊彼特的著作是这样写的:“开拓新市场,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 从工艺商店和工厂到美国钢铁公司等组织的发展表明了相同的工业突变的过程, 如果我可以用生物术语, 那就是不断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 不断摧毁旧的, 不断创造新的。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事实……”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英文版Page83-84)

经济体产生新技术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是促进企业机构不断改进产品或规避风险, 即“创造性破坏”过程类似于达尔文的进化论, 反映的是“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道理。如果一个经济组织不能持续的应对经济环境的变化, 那么很自然它将在竞争中被淘汰。而制度能为企业提供使其良好运转的框架结构, 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鼓励创造性过程。

因此, 一个经济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要实现集约型的经济增长, 它的技术水平必须得到提高, 而技术水平提升需要激励机制、较低的市场交易成本、企业的创造性毁灭过程, 而恰恰只有制度能实现这一过程。

制度在长期中影响着交易成本和经济的最终表现, 图B的传导机制很好的总结了这一过程, 即:良好的制度框架会促使企业面对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 采取合理有序的应对行为, 并通过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等手段实现技术的进步, 实现长期中产量的增加, 促进经济的增长。

三、对中国后危机时代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制度变革大大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各种制度创新是非常成功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 是因为制度变迁导致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这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的那样, 制度的改进在长期中影响着交易成本和经济的最终表现, 促使资本和劳动力资源逐渐向效率更高的行业流动, 从而提高了要素的效率。故今后我国应该积极稳妥地推进在金融体制、贸易体制、投融资体制、法律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和制度创新, 不断完善正式法规、非正式法规及实施机制, 为以后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提供制度保证, 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摘要：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转折点, 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变革, 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不可否认制度的变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性。因此, 探讨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 从经济增长的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深度剖析理论的内涵, 以期为中国进入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借鉴就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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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探析

摘 要 哈罗德通过研究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得出了长期中经济如何实现均衡稳定增長的条件以及经济波动的原因。他的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关键词 哈罗德 动态经济学 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一直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极为关注的问题，也是众多经济学家经常探讨的问题之一。特别是二战以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国家和民族振兴更是成为发展中国家积极探索的最终目标。

1936年，凯恩斯的《货币、就业和利息通论》的问世掀起了主流经济学的一场“凯恩斯革命”，形成并创立了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的“储蓄—投资分析”是一种静态的、短期的分析，要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理论问题则必须在分析方法上做出一些改进。对凯恩斯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最早来自罗伊•哈罗德，他是英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主张把凯恩斯理论研究“长期化、动态化”，1939年，他发表了《论动态理论》，首次提出了动态经济增长问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哈罗德出版了《动态经济学导论》（1948）在动态分析中引入了时间因素，对他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做了系统的论述；1973年，哈罗德又出版了他的《动态经济学》，对他在《动态经济学导论》中相关的内容做了进一本的论述和修补，哈罗德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填补了凯恩斯理论的空白。

一、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容

哈罗德在他的《动态经济学导论》中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经济增长的基本方程式是由收入增长率G、社会储蓄率s、资本—产量比v三部分组成的，即G=s/v，经济增长率等于社会储蓄率除以资本—产出比，他得出的结论正好证实了凯恩斯投资等于储蓄的观点。他还通过提出实际增长率（ =s/v，实际储蓄率s和实际资本—产出比v）、有保证的增长率（ = ，资本家感到满意并愿意保持下去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 ，长期中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允许达到的最大增长率）来说明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以及经济波动的原因。哈罗德分析，三种经济增长率必须满足 ，经济中才会没有失业，也没有通货膨胀，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以及技术进步的步伐相一致，这才是最理想的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但是，现实经济中，储蓄不一定全部转化为投资，总需求和总供给也不一定相等。

二、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的不足

哈罗德动态经济增长理论将凯恩斯理论的储蓄—投资分析方法进一步长期化和动态化，使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体系更加完善，这是对凯恩斯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该模型凸出了增长率随储蓄率增加而提高，从而强调了吸引外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的理论的影响下，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大力引进投资、动员社会各种力量进行储蓄，促进了各国民族经济振兴。

哈罗德开创了研究动态经济学问题的先河，同时又由于其经济增长模型本身的一些缺陷，该方程式并不能充分解释经济动态增长的现象。按照哈罗德的说法，三种增长率是由不同的因素决定的，所以三种增长率相等是极为巧合和困难的，因此，经济学家们称这种增长是“刀锋”上的增长。

哈罗德在《动态经济学》一书中为人们所说的“哈罗德刀锋”进行辩解，他说“我从来没有写过（或说过）任何东西可以证明这种提法所表述的是我的观点”。他认为，有保证的增长率是处于“不稳定的均衡”之中的，一旦有保证的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发生了偏离，这将会偏离均衡越来越远.他说“一个较好的例子应当是放在草坡上的一个球。要推动它，也许得很踢一脚。但是，一旦滚动了，它会比它放在平地时用同样的力来踢它一脚要滚得更远些，特别是如果这座小山是陡峭的话。它也许会一直滚到山脚下 。”哈罗德的所说的这种偏离有累积性的效应，这就是不稳定原理。哈罗德又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偏离具有累积性的特点，他举例当经济中有保证的增长率发生偏差（ 或 ），市场都给经济主体一种错觉，促使投资者的预期投资判断方向完全相反，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或经济萧条，继而他将经济波动和危机归因为这种不稳定性。

哈罗德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完全凭借主观心理分析经济活动，忽略了经济生活中一些客观规律和本质，因而，也就无法揭示资本主义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哈罗德将有保证的增长率定义为由 和 所决定的一个固定的值，忽略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许多重要的因素。他的分析仍然仅仅集中在变量的数量关系上，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复杂的阶级矛盾和冲突。

此外，该模型其中一个假设条件，储蓄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投资，例如，v=5，s=40%，如果要求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则要求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才不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保证经济增长为G=8%，但是这8%的增长率不仅是国民收入的增加，还有生产能力的提高等。在储蓄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要是增加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必须确保储蓄能够全部转化为投资。再考虑到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口的增长等因素，长期内经济均衡增长的路径的是否存在还有待经验检验。该模型得出结论是资本决定经济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经济发展应该获取更多的资本。

哈罗德还提出，正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运用了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恢复措施，才使得不景气达到其下限，这就是他所宣扬的扩张主义的政策。他提出，运用哈罗德二分法来遏制通货膨胀，他将国民经济划分为按报酬递增的部类和按报酬递减的部类，“如果货物和劳务的生产总的来说是受报酬按比例递增所制约的话，则旨在用缩减需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将抬高成本”，从而会使得货物和劳动的供给者抬高价格。相反，“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却会使得他们能够降低价格”。他认为，为了提高就业，“扩张主义政策运用可能持续很久 ”。他分析，人们把二战以后发生的通货膨胀归因于凯恩斯的扩张主义的政策是偏激的，“凯恩斯之鸭潜入到池塘水底，却给杂草缠住了”。他将通货膨胀划分为需求拉动型和工资拉动型通货膨胀，提出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引起了二战后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通货膨胀。显然，哈罗德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二战后，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引起了一场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实际上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矛盾。他指出，从1969—1971年间，“物价之所以上涨，是由于允许工资过度增长造成的”，⑦他只看到了这个时期工资的增长，而没有看到资本家获取的利润的情况，单凭工资的增长就断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是错误的。

他主张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失业和通货膨胀两个都是祸害，而前者则是更大的祸害”。对于治理通货膨胀，“针锋相对的办法，就是众所周知的‘收入政策’”，就是“由官方对工资和物价的进程进行干预”，避免把失业作为政策目标之一。他说，“在充分就业时，实际增长率要高于自然增长率是不可能的”，扩张主义的经济政策是解决这种不均衡增长的主要手段。哈罗德十分重视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当经济正在充分就业的顶点上颠簸而行之际，政府就应该大量地减税 ”。

三、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借鉴作用

哈罗德模型重在分析储蓄和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尽管该模型与现实存在众多的偏差，但是他的基本假设和模型得出的结论仍不失为发展中国家实现民族经济振兴的一条途径，这对我国经济迅速地增长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建设有着重大的启示。

加强制度创新，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要素的自由流动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资本利润率，合理调节货币流通。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在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等将会大大加快经济发展，例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将会推动社会就业、创造更多增加值。

参考文献：

[1]蒋自强,史晋川．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第三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27.

[2]张远超,孟祥仲.宏观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235.

[3]高玉泉.从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甘肃社会科学.2003(5):4.

篇5：中国奇迹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中国奇迹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靠世界上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作为更能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实际的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技术进步使社会生产成本降低,制度创新使社会交易费用下降,从而总体上使经济实现持续、均衡的`增长.文章认为,新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奇迹的产生.并且借助这一分析,文章探讨了如何通过加速技术创新、完善、健全制度因素来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使中国奇迹持续下去.

作 者：沈波涛 李玉举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部,大连,116025 刊 名：经济师 英文刊名：CHINA ECONOMIST 年，卷(期)： “”(5) 分类号：F1 关键词：中国奇迹   新经济增长理论   技术内生化   制度内生化  

篇6：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Solow，1956）在仔细研究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之后，放松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设之后创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完全竞争均衡、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技术是外生的。因此，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的长期作用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从长期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惟一动力。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却没有对这种外生技术进步产生的原因做出满意的解释。

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P.Romer，1986)和卢卡斯（R.Lucas，1988）为代表的一群增长理论家，为了克服增长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研究以内生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通过建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方程，成功地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发现人力资本的规模、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R.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1995)。

结构主义发展理论针对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所忽略的结构因素，将需求结构变量及劳动力结构变量引入多部门模型，发现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处于相互牵制、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的反馈系统中（周振华，1996）。

篇7：新经济增长理论

内容摘要:忙碌一年,环球经济终于迎来复苏的迹象,全球股市触底反弹:美股弹60%,香港反弹超过1倍,内地反弹80%。可以看出,股市复苏的热度显然比宏观经济复苏的热度要高出许多,在宏观经济还没有走出低迷的情况下,股市已经达到3000点之上,比最低点位时大涨千点之多,也让去年低位入市的投资者大获全胜,社保基金的股市投资已经开始扭亏为盈。人民币将于年内剩余时间维持平稳,但会于加速升值,以对抗届时可能发生的通胀。预计今年第4季度GDP增速可能达到10%甚至更高水平。全年经济增长将实现略高于8%的预期目标,将维持在8.5%左右,而明年一季度可能更高。今年中国第4季度经济增长有望超过10%,全年GDP增速将达到8.5%左右。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回暖;GDP增长;股市反弹

股票的价格是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未来的风险预期以及由此形成的估值水平决定的,股价是针对未来企业表现的情绪反映。1500多只股票的价格综合起来,就形成了投资者对未来宏观经济表现的总体情绪。所以,股市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代表宏观经济。即: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股价反映的是投资者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因而其表现必定领先于经济的实际表现.

在经济衰退至尾声时,绝大多数投资者已远离证券市场,每日成交量很小.此时一部分有眼光且不断搜集和分析有关经济形势并作出合理判断的投资者开始吸纳股票,股价开始慢慢上升。

美国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进口大幅度减少,虽然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开始起作用,但由于美国资产在这轮风暴的大幅缩水,其购买力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而美国失业率不断刷新(10月份为10.2%)更加剧了其消费压力。这对于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坏消息。

虽然国内GDP实现了保八的目标,但是这主要得益于政府的投资而非消费,如果经济趋于平稳,国家政策一旦收缩,经济是否继续高速增长便成为未知。同时,因为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政府的强力推动,而对于政府出钱.这存在很大风险。钱从政府和中央银行来,投放量超过一定限度,股市跟楼市就会出现泡沫,如果不收紧,泡沫一旦破裂,后果严重。

众所周知,香港的楼房泡沫爆破后,近才可恢复。但是此时如果收紧,刚刚有点起色的经济可能会掉头下滑,功亏一篑。

所以虽然各国明白泡沫破裂的危害,但因为经济增长仍未稳固,各地政府短期内仍不大可能会收紧,即使调整,也不会加息,最多回收一点资金。从目前各国的动作来看,除了澳大利亚连续两次加息外,其他各国继续保持低利率政策。

由于受益于投资持续高速增长、消费的实际增幅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出口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稳中有升、工业生产稳步回升等4方面因素,支撑中国经济明显复苏,预计今年第4季度GDP增速可能达到10%甚至更高水平。全年经济增长将实现略高于8%的预期目标,将维持在8.5%左右。

所以现在的市场,不论是政策面、资金面、投资者信心层面、以及上市公司今年的业绩成长预期,都是向好的方面发展为主,预期向好占据主流。这样的市场背景,即使大盘出现反复,也不会构成太大的下调压力。何况大盘在近期的连续上行过程中,本身就很谨慎,大盘上涨持续时间较长,但上涨幅度有限,一些技术性调整需求,大多已在大盘反复与震荡中同步进行。

表现在盘面,每天盘中股票有涨有跌,热点轮换节奏较快,一些短线涨幅较大的品种,大多会在盘中顺势震荡调整,以消除获利筹码带来的压力.在年第二季度之前,政府不会正式实施紧缩政策。

预计受益于出口稳步回升、消费全面复苏以及个人住房投资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将于2010年后期持续保持强劲增长。其中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预期将由的-2.3个百分点增至2010年的0.3个百分点。因为中国股市的表现一般较潜在的经济增长期领先2-3个季度,因此预计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中国指数将于2010年第二季度反弹,也即市场开始消化中国经济2010年将持续强劲复苏这一预期时。

股价变动与经济周期之间呈现出大致相似的波动形状。个人认为,大盘多半会选择继续强势。近期A股呈现一方面是金融地产股的疲软,另一方面则是产品价格持续上涨预期强烈的品种有着较为乐观的表现,尤其是农业股、水泥股、有色金属股等品种。这其实折射出市场对通胀预期渐趋强烈背景下的思路转变,即越来越多的关注起产品价格上涨的主线。

正由于此,业内人士认为A股市场的.涨升空间依然乐观,因为金融地产股其实也是典型的通胀预期受益概念股,只不过目前市场的资金面尚未达到支撑金融地产股走主升浪的程度。这也印证不同行业受到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程度不同。在摆脱经济衰退而进入发展阶段初期时,最先复苏的以致股价上扬的有地产业,建筑业,汽车业,化工业等。

而目前我们正处与经济危机下经济复苏增长的初期,所以应多留意此类股票。我们应看到国民经济增长的大趋势,树立投资信心,同时,也应注意经济周期的波动图,弄清国民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一段,以作正确投资。

人民币方面,人民币将于年内剩余时间维持平稳,在2010年会加速升值,以对抗届时可能发生的通胀。尽管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内外环境总体上好于去年,但仍需面对来自7方面的风险和挑战。即:房地产业能否保持稳定发展,消费需求增速下降,投资大幅度增长产生的金融风险,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压力,美元贬值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摩擦。

参考文献:

[1]陈永新.证券投资学.四川大学出版社,

篇8：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金融是以资本市场为核心、一体化市场为载体、混业经营为方式、电子网络为手段、金融工程为技术的现代金融体制, 它具有资源证券化、运行市场化、市场一体化、经营混业化、手段信息化、技术工程化的特征。

金融是现代经济社会的核心, 经济金融化己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很早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对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

中国新金融发展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时期, 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新金融发展的需要日益增加。第二, 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日益扩大。第三, 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正在加速深化, 金融产品定价和管理市场风险, 成为企业和家庭普遍的需求。第四, 资本市场已经发育到一定水平, 为正常合理的金融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金融创新的大量涌现, 对整个金融业乃至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和运行方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西方学者对此有较多的论述且观点各不相同。

(一) 金融创新的微观经济效应

金融创新微观效应主要分析金融创新对微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学者们认为金融创新有利于金融机构规避风险、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等。Van Horne (1985) 、Merton (1992) 和Tufano (2002) 等认为金融创新具有分散风险或重新配置风险的功能。Dow (1998) 研究了金融创新的风险套期作用, 认为风险规避者能以新证券套期他们原有的证券头寸。

(二) 金融创新的宏观效应

金融创新的宏观效应主要探讨了金融创新对货币供求关系、金融体系以及IS-LM模型的影响等。

在货币供求效应方面, 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表现为:改变货币需求的结构, 降低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则表现在:增加货币供给主体的不确定性, 扩大货币乘数及金融机构货币创造能力的不确定性, 增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同时, 金融创新还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可控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经济学家发现以传统货币需求函数估测出的结果显著大于实际的货币余额, 即所谓的“失踪货币”现象, 而金融创新正是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Ireland (l995) 对货币先行模型进行了扩展, 将金融创新加入到货币需求理论模型中, 研究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造成的影响。Arrau (1995) 认为传统货币需求函数无法解释金融创新, 他以多个替代变量对金融创新的过程进行模拟,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发现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量及其波动有重要影响, 且影响程度随通胀率的提高而增加。

金融创新对IS-LM模型也造成较大的影响。Fanti (2001) 建立了有资本积累的动态IS-LM模型, 研究两种不同货币需求函数下的金融创新效应, 认为市场交易中产生的金融创新可以促进经济体系的稳定。我国学者张晓晶 (2002) 通过金融创新对交易效率、实际投资的利率弹性、金融投资的利率弹性的影响, 将金融创新纳入IS-LM模型, 并证明金融创新从长期而言对产出有促进作用, 短期作用则不确定, 可能对产出有负面影响。张明 (2011) 将金融创新引入到伯南克的CC-LM模型 (即引入信贷市场与债券市场的IS-LM模型) 来分析金融危机对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影响, 认为我国的LM曲线因金融创新程度低而更为陡峭。

二、新金融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机理分析

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短期与长期之分, 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往往集中于短期的分析。但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要全面地理解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还需进行长期分析, 而这只有通过考察经济增长模型才能实现。

考虑最简单的包含金融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 总产出是总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 即

其中, Y (t) 为产出;K (t) 为广义上的资本存量, 不仅包括实物资本, 而且还可以包括人力资本或者知识资本;E是一个常数, 用来衡量一单位资本所生产的产出。在这个生产函数中, 资本边际收益不变。

该函数对于资本是规模报酬不变的, 即对于任意的非负常数, 有cY (t) =E[cK (t) ]。该函数也可以用人均值来表示, 即y (t) =Ek (t) , 其中, y (t) 为人均产出, k (t) 为人均资本。

假设劳动的增长率为n, 因为E为常数, 所以技术进步的增长率为0。

在一个没有政府的封闭经济中, 产出可分为消费和投资。假设储蓄率为s;假设只有比例的储蓄能够转化为投资, 比例的储蓄在金融系统中流失掉, 如以存、贷款利差的形式流入到银行部门。另外, 现存资本的折旧率为, 则有:

分析表明, 资本存量的变动等于投资减去折旧。将上述关系式进一步运算, 可以得到:

这表明, 决定产出增长的是, 只要, 即使没有外生技术进步的假设, 产出和资本存量也会一直增长。

进一步可以得到:

以上式子表明, 只要时, 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将以稳定的速率增长, k不会收敛于某一个稳定状态的值, 因此k及其他变量的增长是发散的。

从加入金融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可以看出, 金融发展水平可以通过如下途径来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 即 (1) 影响储蓄率; (2) 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 (3) 影响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比例。

三、新金融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的实证研究

(一) 指标的设计与选择

1、新金融化率。

交易性金融资产是可以直接用于支付的金融资产, 根据货币层次的划分, 可以近似视为狭义货币M1。如果我们用FIL表示新金融发展程度, 则有FIL=FAT/FA=FAT/M1, FAT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数量, FA为金融资产总额, 中国金融资产主要分这样几部分:货币 (M2) 和有价证券 (债券、股票等) 。有价证券是直接融资的工具, 反映了出资者的债权、股权和其他形式的所有权。指标越大说明投资性金融资产数量的比例越大, 则金融创新程度越高, 越小则说明金融创新程度越低。

2、金融深化的存量指标 (FIR) , 金融资产总量 (FA) /国内生产总值 (GDP) ;

与金融深化相伴随的是流动性资产存量的增加, 由于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大于实物资产, 因此在宏观上这一过程就体现为一国金融资产存量与国民收入之比的提高。

3、金融深化的流量指标 (GRI) , 财政支出/总投资, 随着金融深化的深入, 投资中财政所占的比重应当逐渐减少。

4、金融深化的价格指标R3, 三年期存款利率。

即用金融市场的各种价格水平来表征金融深化的程度。

(二) 实证研究

本文拟以中国为例, 采用Granger分解检验方法就新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以及具体的作用机制展开分析, 以反映我国新金融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1、单位根检验

若时间序列的均值或自协方差函数随时间而改变, 该序列就是非平稳时间序列。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的回归模型的建立, 首先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

对变量FIR、GRI、R3、FIL和GDP, 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如下:R3在水平数据上是平稳的, GRI、FIR、FIL和GDP这几个变量在水平数据上是不平稳的, 而GRI、FIR、FIL和GDP一阶差分则是平稳的。

2、相关系数

我们首先观察FIL与三个金融深化指标之间的关系, 发现FIL与FIR、GRI正相关, 与R3负相关, 说明新金融与金融深化存量指标和流量指标存在很强的正向关系, 而与金融深化价格指标存在很强的负向关系。

3、协整关系检验

为研究非平稳时间序列在水平数据上的关系, 采用通常所用的协整分析方法进行考察。

检验结果表明, 除变量FIL与FIR不存在协整关系外, 其他变量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 这也反映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可以得到如下关系式:

4、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前面的检验结果可知, 我们对变量FIL与GDP和GRI与FIL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检验结果见下表。

表1新金融与经济增长变量的因果检验

对变量之间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 GRI是FIL的格兰杰原因, 这说明金融深化流量指标是新金融化的解释因素。同时从新金融化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分析结果来看, GDP是FIL的格兰杰原因, 表明我国属于需求引导型。

5、结论

综合以上三种检验结果, 新金融化率 (FIL) 与金融深化存量指标 (FIR) 、金融深化流量指标 (GRI) 和金融深化价格指标 (R3) 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长期均衡关系;新金融化率 (FIL) 与经济增长指标 (GDP) 之间的相关性较强、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些结果表明我国新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 也影响金融深化的存量指标和价格指标, 即金融规模和价格来影响经济增长。金融深化存量指标是新金融的解释因素。同时, 研究还表明中国属于需求引导型。

四、新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创新来源于竞争, 创新来源于差异化。大力发展微小银行机构, 一方面起到“鲶鱼效应”, 对大中型银行的创新有推动作用;另一方面, 面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服务, 微小机构能实现差异化、专业化和个性化, 实现市场的有效细分。

银行管理层的考核指标需要更加合理。银行规模和利润考核都有其局限限性:银行时点规模可以做出来;利润考核只能考察当期情况, 对未来发展及银行创新的投入无法考核。银行股价虽然有其局限性, 但是千百万投资者用手投票的结果。

中小企业融资需要体系支持。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全球性问题, 问题不仅在银行, 而与中小企业融资特点相关, 如信息不对称和道道风险, 所以需要配套的体系支持。国际和国内经验看, 比较有效的是逐步建立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

大力发展二板市场、区域性小额资本市场、风险资本市场等, 培育中小企业多元化的融资市场体系。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支持中小企业上市融资。政府要坚持民营中小企业和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一视同仁的政策, 重点推动达到一定规模的、高科技行业的、符合上市条件的民营企业上市融资, 包括海外上市、买壳上市等多种模式。在有条件的中小企业, 可以进行发行企业债券的试点工作。应该培育多元化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在大力改善银行间接融资方式的同时, 培育发展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公司、私人股权基金等多种市场主体, 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

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保持时间的延续性, 这不仅因为政策发挥作用需要借助一定的传导机制从而具有一定时滞, 而且被监管机构的理念与行为也有一定惯性, 因此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必须循序渐进, 制定切实可行的稳健步骤。

参考文献

[1]Van Horne, J.C.Of financial innovations and excesses[J].Journal of Finance, 1985, 40 (3) :621-631

[2]Merton, R.C.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J].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1992, 4 (4)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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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ow, J.Arbitrage, hedging, and financial innovation[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1998, 11 (4) :739-755

[5]Ireland, P.N.Endogenous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money[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95, 27 (1) :107-123

[6]Arrau, P., J.De Gregorio, C.M.Reinhart, P.Wickham.The demand for mone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ssessing the role of financial innovation[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es, 1995, 46 (2) :317-340

[7]Fanti, L.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demand for money:A dynamic IS-LM model with capital accumulation[J].Study Economics, 2001, 56 (74) :77-100

[8]张晓晶.加入金融创新的IS-LM模型[J].经济研究, 2002, (10) :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