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全球价值伦理

发展全球价值伦理（精选四篇）

发展全球价值伦理 篇1

媒介发展的这两大趋势引发了对于媒介伦理的新思考:媒介伦理是否可以像信息、技术和资本一样跨越主权国家,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呢?特别是在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语境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越来越频繁,能否建立起一套全人类共同遵守的媒介伦理准则。对于这一疑问,学术界已有诸多讨论和争论。一个基本结论是:新的虚拟空间技术不需要新的伦理规范,但是一般德行的伦理议题,如非暴力、真相和人类尊严必须被采纳。

1 全球媒介伦理乌托邦之说

认为全球媒介伦理不过是乌托邦式理想的人士认为:全球媒介伦理这一命题本身不仅在概念上是错误的,而且在技术层面也不具可操作性。其主要观点如下。

1.1 全球媒介伦理不具有技术操作性

持此观点的学者们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媒体都以盈利为首要目的,媒介伦理根本不是它们日程表上的核心议题。因此,在全球范围内试图建立普适的媒介伦理受到的反应冷淡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些媒体看来,非伦理因素才是决定新闻内容和运作方式的决定性因素,如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组织架构因素。

1.2 全球媒介伦理和现有媒介实际不相符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要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统一的媒介伦理会遭遇到巨大的媒介规范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双重阻力。不同国家的媒介运作模式和媒介文化大相径庭,要让这些媒体从业者在媒介伦理方面达成一致,非常不具现实性。一些媒体的行为甚至背叛了媒介伦理和公共道德,如2011年7月爆出的《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就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虽然窃听丑闻引起了众怒,直接导致了百年老报的关闭,但这并未标志着新闻行业的媒介伦理从此走上了真善美之路。相反,类似的道德背叛事件在全球各地每天都在上演。并且,要跨越孤立的媒介伦理去抽象出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总伦理难度非常大。

1.3 普遍主义在世界上没有市场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普遍主义在概念上本身就是错误的。首先,伦理原则根本不具普适性,至少在媒介伦理上是如此。其次,全球媒介伦理的真正内涵迄今仍未达成普遍共识。普遍主义之所以没有市场,是因为其包含了太多的抽象原理,规定过于严苛,对于社会差异和语境差异缺乏敏感捕捉。而且,很多人会搬出麦克布莱德的《一个世界,多种声音》报告。

1.4 全球媒介伦理会沦为新干涉主义

所谓新干涉主义是指人道主义干涉,即在捍卫人权、民主等价值观的掩盖下对他国内政和外交的干涉。信息透过“新干涉主义”的幌子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西方国家会把他们的所谓言论自由和传播权力等概念强加给发展中国家。

1.5 西方某些媒体的双重标准有悖于全球媒介伦理

西方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对内报道和对外报道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在对内新闻报道时秉承其引以为豪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坚持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独立性。譬如,“水门事件”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正是基于新闻的客观性和独立性精神的坚守。但是,在涉及到对外报道时,西方的大多数媒体则会自觉地向一个阵营靠拢,集体批判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环境、腐败以及民主等问题,经常捏造事实和夸大事实,背叛了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譬如,丹麦《日德兰邮报》2005年向本国25名画家约稿,请他们描绘出伊斯兰先知穆罕穆德的形象并在当年9月份刊载了其中的12幅,其中有一副穆罕穆德戴着一条像炸弹一样的头巾。这个丑化伊斯兰先知形象的事件激起了全球伊斯兰世界的极大愤怒,演变成了一起国际范围内的重大政治事件。2015年1月7日,蒙面枪手袭击了法国漫画杂志《查理周刊》的总部,造成12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漫画家。此次遭袭的原因据说是因为该杂志多年来一直发表讽刺伊斯兰先知穆罕穆德的漫画。这两个例子生动说明了全球媒介伦理在西方某些媒体那里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口头的美好愿景。

2 全球媒介伦理是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伦理范式

2.1 非伦理因素优先原则值得商榷

非伦理因素对于媒介和伦理的论调并无任何新意,仍然因循着记者的偏见和新闻机构获取消息“不惜一切代价”的老路数。这种论调认为非伦理因素永远是媒介内容和生产方式的首要决定者。然而这些人根本没有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单单就美国和加拿大两国而言,就有几十家大的新闻机构合作遵守一系列的伦理准则,如纽约时报、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多伦多星报等。早在20世纪初,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新闻工作者就自发组成了同业协会,并编制了第一部新闻伦理规约。这项运动也促成了新闻界最早的伦理原则,如客观性、真实性和社论独立等原则,对新闻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这些早期的媒介伦理的成功建立是非伦理因素优先原则论者从概念上无法解释的。他们没有看到社会文化的巨大力量会对非伦理因素施加巨大的反向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非伦理因素优先原则过于简单化,未能提供一个较具说服力的理论框架。

2.2 普适主义并不否认文化相对论

全球媒介伦理所提出的普适主义其实对于有限度的普适主义和无限度的普适主义都表达了浓厚的兴趣。一方面,它归纳出了适用于所有媒体从业人员的原则,譬如新闻真实性原则、社论独立和透明原则以及促进民主原则。这些适用于新闻业的有限度的普适主义原则可以用全球伦理的广泛普适主义来解释。换句话说,这里说的普适主义是一种“原规范”(protonorms),不一定能超越时间,但是一定能够超越空间。这个“原规范”是基于对人类生命的敬畏的,包含的伦理准则有尊严、告知真相和非暴力等原则。

文化相对论除了在概念上有瑕疵之外,在经验和认识上也存在诸多问题。从经验上说,已有很多研究证明了在不同社会文化和媒介文化中存在相当多的共同价值。此外,文化相对论认为伦理价值的差异和变化驳斥了普适主义,这一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伦理普适主义者认为不同国家的伦理差异存在是事实,但他们坚持认为普适的伦理价值依然是存在的。普适论主义者认为不同国家的伦理价值差异被夸大了,并且这种差异不是最终结果,也并非不可弥合。因此,实际上很多所谓的显著的个体媒介伦理的差异都可以抽象出普遍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的媒介伦理信仰不过是对一个共同媒介伦理原则的不同诠释和表达罢了。

3 全球媒介伦理的发展路径

全球媒介伦理应帮助全球媒体从业人员决定他们对全球受众履行的义务,帮助受众更好地了解全球事务。全球媒介伦理应促进人权、全球正义以及避免过度的爱国主义、民粹主义和对外国人的仇恨。那么全球媒介伦理的实施路径究竟是如何展开的?下面笔者拟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

3.1 把全球媒介伦理理念引入公共话语体系

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发展普遍意义的媒介伦理,就必须向公众大力推介这一理念,并要说明非全球媒介伦理的不足之处。要改变新闻工作者和媒介研究者对于全球媒介伦理的态度,全球主义者、媒介伦理研究机构和教育工作者需要把这一理念纳入学术研讨、广播电视行业发展讨论日程。此外,还应发表相当数量的文章并出版相关专著,在传媒和新闻学院设置全球媒介伦理课程。应促使传媒机构从全球视角开展传媒工作。透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改变大众对全球媒介伦理的态度,也才能使之在媒介文化和媒介伦理中占据一席重要位置。

3.2 制定全球媒介伦理原则

对于全球媒介伦理的讨论、辩论和实验会导致“重合共识”(Rawls[1972]1992)。对于全球媒介伦理的广泛讨论会促进众多理念、目标和原则的融合。与此同时,当代媒介伦理的其他重要领域也同时出现了内容融合,譬如线上和线下的媒介在内容融合方面已经做出很多尝试。

这样一种媒介融合会引发大家对于全球媒介伦理指导原则的大讨论。这种讨论首先是由国际新闻机构和各媒体协会发起的,这些指导性纲领和规则很有希望成为国际传媒机构在媒介伦理方面效仿的模板。如果我们寄望所有的传媒机构采用一模一样的伦理准则,这显然是不现实的。然而,媒体从业人员必须要意识到全球媒介伦理的重要性,并要把握其核心原则。当然,具体到每一个具体原则的解读和运用时难免存在差异。譬如,东西方媒体对于什么是社会责任型媒体的定义仍有不同表述,但这并不妨碍全球媒介伦理的推广。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预见全球媒介伦理将成为媒介伦理领域的主导范式。伦理的具体内容将有一套清晰的模式,并将获得普遍支持。

3.3 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全球媒介伦理这一理想不仅要有很强的理论基础,更要有必不可少的实践支持,两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即便全球媒介伦理有很强的哲学基础,它也要得到媒介行业的集体认可。要从理论上发展伦理内容,全球主义者首先要建立一套哲学架构,以规定媒体应推动的全球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这一点我们可以回顾20世纪70和80年代为推动新的世界信息和传播秩序所做出的努力。这种哲学架构的最终原则不是新闻原则,譬如对于新闻真实的报道。其最终目的是要建立全球范围内普遍适用的伦理准则,特别是全球伦理。其次,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些全球性的概念,我们就应该对于媒介规范重新进行订制,赋予其新的、全球性的涵义。然后,对于既有新闻工作的原则进行全球性的阐释,如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及民主促进原则。再次,当我们已经掌握了全球媒介价值并重新阐释了媒介规范之后,必须告诉公众对于这种媒介价值的认同如何能够改变传媒业的媒介伦理实践,这可以透过案例研究和其他手段让公众有更多了解。在Ward (2010)的著作中,他就明确指出采用全球媒介伦理的理念可以让新闻记者明显改变对爱国主义的看法,也会大大改变他们对于战争的报道。这样一来,全球媒介伦理概念的上层结构就被创造出来了。

4 结语

当前,学术界和业界对于全球媒介伦理范式的合理性和现实操作性的质疑之声仍然不绝于耳,我们也不能百分百地预测它的长远成功,也许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这一范式的真正意义。暂时的挫折或局部的成功对于关注全球媒介责任的从业人员来说意义都是巨大的。对于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他们应该记住人类历史上创新思想和先驱运动的巨大力量,任何微小的思想火花明天都可能结出灿烂的、影响深远的文明果实。

参考文献

[1]Clifford Christians&Michael Traber.Communication Ethics and Universal Values[M].Sage,1997.

[2]徐鹏程,吴燕.全球化语境下新闻伦理的困境[J].今传媒,2012(12)

发展全球价值伦理 篇2

本文认为,作为可持续发展观内核的环境-生态伦理价值观与代际-代内伦理价值观与普世伦理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尽管在全球化时代存在着文化伦理价值冲突,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交往规则的.趋同化,普世伦理应该是可能的.

作 者：朱书刚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政治系,湖北,武汉,430064 刊 名：理论月刊  PKU英文刊名：THEORY MONTHLY 年，卷(期)： “”(10) 分类号：B82-053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观   普世伦理   环境--生态伦理   代际--代内伦理  

发展全球价值伦理 篇3

在这里，“艺德”始终是关注的焦点，人们需要遵守的道德准则分为公德和私德两部分。公德是人们在公共领域和社会中所表现出的道德状况。私德则是人们在自己的私生活领域中的道德状况。艺德其实是艺术工作者在自己的职业行为中所体现的道德状况。它显然是公德的一部分，由于艺术表现往往和艺术家的个人特质和生活形态紧密相连，而且艺术家往往是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私生活领域也往往具有相当的公共性，因此艺德同时也是私德的反映。在当下这个以社交媒体为中心、新媒体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的时代，艺德的提升其实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提升都有影响。

对于曲艺界来说，艺德问题具有自己的独特意义：首先，曲艺界是独特的艺术领域，公众性很强，艺术家往往是受到观众喜爱的。整个行业备受社会瞩目，对社会影响巨大，曲艺家往往能够通过自己的言行影响社会，当然也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因此，曲艺界艺德问题会示范或辐射社会。其次，曲艺界传统深厚，均衡曲种类型众多，地域性强，发展状况不均衡。由于受许多不同习惯和习俗的影响，曲艺遇到的伦理问题有时相对复杂，涉及不同地域和不同传统与背景，许多问题需要在新的环境下进一步厘清和界定。第三，曲艺文化面临着社会的许多变化，如互联网和自媒体传播形成的新情况、新问题。如现在通过新媒体往往能够直接把一些事情诉诸社会公众，尤其是更加依赖新媒体的青年群体。现在让行业的伦理共识和价值共识更加清晰，让行业向上提升，让行风清朗是人们整体的共同期待。

行业协会的作用显得相当重要。它既可以给予伦理层面的指导，也能够约束规范从业人员的行为。这里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订立规范，通过机制的建设，从规范的订立、行风监督架构的完善入手建立制度。二是弘扬典范，通过正面的典型和事迹的表彰与推介，让曲艺工作者能够受到感召和影响。三是约束行为，对伤害行业，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有所惩戒，在这方面努力走在整个艺术界的前面。

这里还有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建立伦理共识？传统的技艺师徒关系和现代契约关系有不同的规范和不同的背景，如何在当下的环境下得到更多的积极融合而不是矛盾冲突，就需要更深入的探讨。

二、行业与社会之间要有更多的伦理共识，避免行业内部形成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潜规则”，即一般人不能接受的、而行业内一些群体觉得习以为常的陋习。同时，对于行业内的一些好传统、多年形成的正面制约力量等，也要避免被一些其他领域或社会不良风气影响而失去自己的传承能力。如何运用规范和制度的约束力量，在和媒体、社会的多重关系中，建构具有行业特点且能正面影响社会的行业伦理共识与价值共识，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浅析生命科技发展中的伦理价值冲突 篇4

一、价值冲突的主要表现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 尤其进入到了21世纪, 生命科技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正由于其发展往往具有超前性, 而生命伦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又往往滞后, 再加上社会舆论对生命科技的鼓吹, 以及别有用心社会力量的诱导, 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碰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当前其冲突的主要表现。

1. 生殖干预技术遭遇伦理困惑。

一般意义上的生殖干预主要是利用生物医学技术在生命体诞生过程中对生殖各环节实施有目的行为影响, 如人工授精、试管婴儿、设立精卵库、代孕技术、避孕技术等。2002年2月,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伦理学中心主任斯科特.盖尔芬德博士为此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关于人造子宫和设计婴儿伦理问题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名称叫《自然母亲的终结?》, 言下之意是随着人造子宫的研究向前推进, 那种在母亲中怀胎分娩的自然生育方式或许会终结。”不可否认的是, 从医学角度来讲, 人造子宫 (如果技术上可行) 确实能够解决人类生育中的某些难题, 但人们也对人造子宫技术所牵扯到的法律、伦理、道德等问题不得不表示担忧。其实, 这反映出的是人们一直以来对生殖干预技术的担心。一方面, 因为“这种人为的干预打破了自然生殖规律, 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遗传性状, 使生命的产生具有强烈的‘人为’色彩, 使人成为生殖的选择者、设计者和干预者, 这种方式必然会引起人们关于生育模式的思维方式的改变。”另一方面, 它还冲击人们传统的生育观念, 给父母子女亲情的严格定义带来疑问, 对“血缘”亲情关系定义直接构成挑战, 还关系到各种社会权益保障问题, 引发夫妻关系、夫妇的权利与义务、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等一系列的道德问题。可见, 生殖干预技术不仅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并且要以对传统观念 (尤其是宗教文化和伦理观念) 的突破为前提。

2.“克隆技术”引发伦理价值的反思碰撞。

从克隆人体胚胎, 然后到克隆人, 克隆技术的不断突破, 生命科技不得不面对社会价值的两难反思, 引发科技与人性的深层次的争论。就目前来看, 世界宗教界、民间和政府大都不反对用于医疗治病的胚胎克隆, 但绝大多数明确反对克隆人。2002年4月, 美国前总统布什呼吁参议院通过法律, 禁止克隆人类, 包括禁止克隆用于研究的人类胚胎。布什在一次向175名医生、科学家、议员、宗教界人士和残疾人的演讲中指出:生命在于天然创造, 而不是日用品。生物工程技术的进步不能以牺牲人类的良知为代价, 当我们寻求可能发生的事物时, 我们必须记住问一问什么是对的, 我们不能忘记即便是最神圣的结果也不能用来证明手段是对的。在美国, 曾有一个民意调查显示, 有五分之四的人都反对克隆人类, 但这些持反对态度的人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反对美国联邦政府出资资助干细胞研究。毕竟, 克隆出人体器官用于移植的治疗思路太有诱惑力。另一方面以美国男科研究所所长授帕诺斯、扎沃斯为代表的三个号称“科学狂人”科学家等社会部分力量仍然坚持并积极从事克隆人的实验和研究。克隆技术这些生物、医疗技术上的潜在风险, 以及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冲击, 对传统伦理观念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并提出了许多生命伦理学现在还难以解答的难题, 而事实上这些难题的提出和解决又需要我们以辩证的目光加以看待。

3.“安乐死”面对的生命伦理的质疑。

人没有选择生的权力, 有没有选择死的自由呢?怎样面对安乐死不仅是一个医学话题, 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需要人们从伦理、道德、法律等不同维度去思量。东方传统和西方的宗教文化表现出来的对待死亡的态度一般是顺应自然, 提出要尊重人的生命, 要尽一切可能去拯救人的生命。当前人们对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基本规范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因此保护、延续生命的行为被认为是绝对的善, 反之, 医务人员放弃抢救濒临死亡的患者的行为则是恶, 何况是“赐人死亡”的行为。如对于一个垂危不可救治而自身又倍感痛苦折磨的人, 采用先进的生物医疗技术去挽救是对这些临终病人的“延长生命”, 还是“延长痛苦和死亡”呢?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何在, 安乐死是不是符合人类的伦理道德呢?虽然对实施安乐死限定了严格的条件, 但有谁能确保安乐死不被滥用呢。正因为如此, 大多数国家仍然反对安乐死。目前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但曾一度出现了许多打算安乐死的人涌向荷兰求死的怪现象, 这也不得不引发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去思考。

4. 器官移植掀起道德争论的波澜。

20世纪60年代, 在世界范围内陆续开展了人类各种同种器官移植以来, 移植数量逐年增加, 20世纪90年代以后, 移植学出现突破性进展, 器官移植日益成为常规手术, 同时脑移植也成为医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心脏、肝、肾等都已可以成功地移植了, 器官移植无疑是医学上的一大进步, 也为患病者带来了福音, 但面对带来的伦理问题却经常难以给出合理答案。如捐献者与接受者的矛盾;什么时候可以移植?移植后的人社会关系如何定位?等等。就一般移植而言, 也面对如移植是否符合传统伦理 (特别是对身体、发肤很看重的中国传统伦理) ;身体能否成为商品, 供体是否可以自由买卖, 如何定价, 谁有优先权;废弃的病损器官归属问题等伦理争论。一方面社会大力提倡遗体、器官捐赠的风气, 以造福别人, 但同时捐赠器官必须出于自愿, 不得强迫, 才是合理的手段。可见, 关系器官移植的实施还有不少社会伦理问题要面对。

5.“人类基因组计划”与伦理的较量。

所谓的“人类基因组”指的是人类体细胞核中一套染色体上的全部基因, 它包括约6万到10万个基因。“人类基因组计划” (HGP) 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 1990年正式启动, 于2000年完成了人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 2001年公布了人类基因组图谱及初步分析结果, 进入全面解析人类基因组, 绘制“全基因组序列精细图”的阶段。“基因是DNA上有遗传意义的片段, 它携带遗传信息的由成百上千个核苷酸组成, 是基本的遗传单位。它决定人的所有形状, 甚至包括智力与行为。医学研究还表明, 不仅是遗传病, 而且许多非遗传病的发生也与人的基因有关。”医学研究还表明, 不仅是遗传病, 而且许多非遗传病的发生也与人的基因有关。这项工作的研究进展已使我们对于人类自身 (人类疾病与健康、包括生育健康) 、人类的前途与未来有了新的认识。然而HGP的研究“在建立‘人类知识库’, 提高人类生存质量, 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 也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社会和伦理道德问题。”如:基因研究和人类的尊严、遗传信息的隐私权及获知权、基因组图谱的信息使用与人的社会权利、基因组信息对个人的影响、基因资源的专利与资源争夺、基因决定论还是非决定论、基因组研究成果应用的不可预测性等。特别是遗传信息的隐私权问题, 如当前社会一部分人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一样, 若基因歧视再进一步, 势必以基因划分人群, 所谓好基因、优良基因人群与坏基因、缺陷基因人群, 出现新的社会对立和分裂。

二、价值冲突的主要特点

1. 冲击传统伦理。

生命科技研究生命现象及其本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拓宽了我们的视野, 它标志着人类在更深层次上认识自身有了坚实的科学依据。但随着生命科技的深入发展和广泛运用, 传统的伦理秩序被打破, 并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对生命本质的重新认识及定义;人为干预生殖过程与自然规律之间的矛盾;如何正确理解遗传、发育、进化的统一性;对健康的重新定位;对民族、传统意识文化的冲击;转基因技术对人类生命健康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负面影响等等。

2. 对“人的定义”、现有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提出挑战。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 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 关于干预技术、“克隆人”的争论, 必然涉及“人”的观念反思。生命伦理学的争论, 提出了“人的存在”的内部界限或极限的问题:究竟如何理解“人”的生命或存在的空间与时间界限?笔者认为, 人是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动物。也就是说, 种种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因素, 恰恰是无法从技术上“克隆”出来的。因为从自然生命的“人体”到完整意义的现实“人”之间, 客观上有一个社会发生的过程, 主观上也有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界定问题。人类的繁衍受到生命科技的影响, 由于生殖干预、克隆人有悖于传统由血缘确定亲缘的伦理方式, 几千年牢固的血亲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定位也必然要受到质疑和挑战。

3. 提供便利与增加危机并存。

生命科技的发展充分展示了人类的创造力、征服力, 但其技术所带来的对人类、社会潜在的威胁也构成了人们对生命目的和社会价值伦理的莫大嘲弄。除了上述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外, 还存在着很多有关制约生命科学发展的危机。例如用遗传工程方法制成对人有危险的微生物或是新种生物完全可能造成人类对未来的恐慌;生物武器和毒素的研制和使用尽管与科学的道德规范相违背, 但已确确实实地出现在具有毁灭性的世界军事战场上。尽管科技本意是好的, 是中性的, 但由于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必要的防患意识, 使得生物技术产品的作用与人们的期望背道而驰, 造成各种危机、毁灭性灾难等。人们已充分认识到, 生命科技在改造和创造世界的同时, 也增加给现代文明带来危险的可能性, 曾发生在日本东京的沙林毒气事件和美国的炭疽菌事件等都是一个个血的教训。

三、价值冲突的成因分析

1. 生命科技本身是一把双刃剑。

生命科技与其他科技一样, 由于独特的客观规律、价值尺度而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 其对生产、生态环境、文明的影响自然会显示出其双重性的作用。生命科技在人们摆脱自然界的威压, 争得相当的人身自由的同时, 又给人类降下了潜在的危机, 如1960年避孕药的出现, 但随之就是各种性病的泛滥。我们知道, 生命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 不仅涉及到从事科技工作的当事人, 而且涉及到人类社会的每个成员。因此生命科技的研究成为人们探索生命本质, 攻克重大疾病, 提高生命质量的一把钥匙, 但同时, 我们也必须面对各种生命科技等带来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

2. 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发展的不同步性。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 人类的道德水准与科技水平呈现交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发展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生命道德水准和生命科技水平处于均衡发展的状态。恰恰相反, 生命科技活动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 处于日新月异的活跃变化状态;而生命伦理作为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 包容了许多世代相袭的观念, 没有大的触动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这便导致了人类对生命科技的认识与接纳水准与生命科技水平之间经常处于矛盾状态。表现之一是人类生命科技水平超前和生命道德水准相对滞后。因此, 新的生命科技出现必然导致生命伦理的真空或对未来恐惧。

3. 传统消极科技观的影响。

在20世纪以前, 即使是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巨大作用的人们, 也只是把科学技术看成外在于社会、从社会之外作用于社会的独立力量。只是到了20世纪, 人们才充分意识到科学技术是处在社会之中、受社会影响和制约的一种社会建制。就认识根源来看, 生命科技的负面效应首先要归咎于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由于受实践水平的限制而导致的对自然过程的复杂机制认识不足;其次是价值观上的原因, 即人们在选择、运用生命科学技术时的某些短视行为, 只顾眼前的效益和具体的、局部的或个体的利益满足, 而忽视了人类长远的、整体的基本利益。

4. 生命科学技术的非人性化发展。

满足人性的内在需求, 塑造完美的人性, 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遗憾地看到, 生命科技的残缺经常被忽视, 任何人为的东西都不如自然的生命那么和谐, 原因就在于自然的生命经过了几十亿年的进化, 已经形成了高度协调的体系。过分夸大科技的作用, 只会导致生命科技与人性需求的异化, 遭受自然和社会被动的惩罚。就社会因素而言, 生命科技所追求的目的、实施方式和后果, 都要受科技主体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的制约, 在不同的人文、社会、经济、政策条件下, 不同的技术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效应。人类现在只是构建了基因草图, 可以想象, 如果实现基因重组的话, 基因工程无限制地使用会导致一些不可逆转的后果, 那样就可能出现新的物种, 尔后可能构成现代人类自然物种一个崭新的但人类自身可能无法控制的生态环境。因为在自然环境下, 每种物种都有天敌, 天敌之间相互制约使得自然界的平衡不至于被打破。人为制造的东西, 由于没有天敌, 很可能出现极度的繁殖, 进而出现生态失衡, 给原来天然物种带来危险。

5. 社会控制力的缺失, 为生命科技成果滥用提供了可能。

作为新生事物的生命科技往往是在人们的 (下转第65页) (上接第63页) 观望中诞生的, 社会和政府以及相应的学术科研机构的约束都显得滞后。加上部分科学家、企业, 包括大众媒介坚持技术无禁区论点, 技术至上主义过于甚嚣尘上, 生命科技的运用容易失去方向和控制。自从近代科学诞生以来, 我们所面对的更多地是一个自然物的世界、甚至还有人类自身 (现代医学中的器官移植) 都已成为科技利用的对象, 而真正的自然、或者说本原性的存在却隐而不显。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一样:科技的敞开越是透亮, 自然的隐匿越是深沉。更进一步地说, 不仅仅是技术, 更重要的是西方特有的狭隘的科学思维, 对于科学内在价值的剥离, 构成了世界现代化的支柱。市场利益与科技猎奇心理导致了生命科技滥用的内在动因。因此, 现代社会在道德、思想和机制上都缺乏一种对生命科技负面作用的制约体系和应对灾难的准备, 这本身就必然会产生生命伦理困惑, 甚至是一种更可怕的灾难。

6. 世界伦理一元与多元的矛盾。

信息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使得科学研究、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日益加强, 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地区、民族伦理观念的冲突。如:在对待人的生命优先价值上, 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派是以施悲曼为代表, 认为人的生命都是等价的, 这种价值具有绝对性, 神圣性、不容挑战和质疑, 人的生命在任何阶段和情形下都应该得到维护和关照。因此反对堕胎以及宣布脑死病人为死亡等善意的对人的伤害。另一派则是以哈里斯等为代表, 他们认为, 人之所以在其他生物面前有优先权是因为人是有道德行为、道德意识的主体, 是有自我意识的理性之人, 因而认为只有具有理性之人才谈得上拥有作为社会心理过程的一种结果的完全道义上的生命权利。同样, 对生命科技理解和运用,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看法是存在不同的。在对待克隆人、克隆器官, 以及在器官移植等方面, 东西方、不同的宗教文化地区也都会出现分歧。如在对待基因技术知识产权, 美国就与许多国家都有争议。因此, 在21世纪初就有不少学者和国际伦理研究组织建议成立地区性伦理协调组织, 沟通和协调一些伦理观点, 以便促进包括生物人体试验在内的研究工作开展, 近年来, 这一领域的问题也日益得到各界的关注, 或许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

摘要：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带来伦理的较量, 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价值偏离, 并引发激烈冲突。文章重点对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价值冲突的主要表现、特点和内在成因进行多角度的分析, 力图寻求和揭示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在发展中追求的内在价值和新的平衡点。

关键词：生命科技,发展,伦理价值,冲突

参考文献

[1].南方周末.2002.3.21

[2].倪慧芳, 刘次全“.基因与生殖干预中的伦理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5卷, 199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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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学礼.生命科学的伦理困惑.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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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倪慧芳, 刘次全.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人类基因组研究中的社会学、伦理学和法律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7].张凤莲.人类沉思.济南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