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监管&立法

互联网金融监管&立法（精选九篇）

互联网金融监管&立法 篇1

今天的金融, 它不再是过去所指的狭义的金融, 既资金融通了。现代金融包括着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由于经济货币化程度加深;以银行为主体的多元化金融体系已经形成;金融调控已经成为主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金融深化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典型特征。我们说金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是左右经济的“权杖”。反过来, 金融又促进经济的发展。金融, 在现代经济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灵魂。

我国是一个经济大国, 但经济还不够强大, 不过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准经济强国, 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我们却不是一个金融大国, 金融滞后于经济。我们的金融立法相对落后, 我们的金融监管体系很不完善, 我们的金融体制尚不健全, 我们的金融市场还不十分成熟等等。

2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

走过了新世纪以来金融危机阴影下最困难的一年, 2010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企稳回升的态势。有经济专家预测, 中国经济有望进入本世纪以来的第二轮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增长周期。

2010年是我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对于进一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巩固经济回升基础, 为“十二五”规划的启动实施创造良好条件至关重要。随着投资增长的延续, 消费的稳定增长, 外需的明显改善, 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强劲的复苏态势。

不容置疑, 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较强, 经济仍具备实现平稳快速增长的有利条件。但也应看到, 经济运行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因素, 一些长期性的矛盾和问题还需要通过深层次的改革和调整来加以解决。目前, 我国经济形势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 货币供应量增幅偏快。第二, 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例依然过低, 间接融资比重过高。虽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证券市场不发达, 直接筹资不便利的问题, 但是如此高的间接融资比例为全社会的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控制带来一定的难度。第三, 广义货币M2占G D P的比重过高。虽然中国经济存在一定特殊性, 但是过大表明, 经济发展中融资过多依靠银行体系, 风险度偏高。第四, 总储蓄率依然偏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 消费需求所占比重有待进一步提高。特别是2010年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更复杂、更严峻的局面不容忽视, 我们的经济策略必须放在大的格局里思考, 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是必须要从容而严肃面对的首要问题。

今后经济区域结构的调整力度要加大, 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也要加大, 将对产能过剩的行业进行调整。特别是在低碳减排方面, 政府可能会在排放、可替代性能源、解决环境污染等方面加大力度;其次, 依赖出口、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将转变成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那么, 如何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中国经济面临着新的机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3 当今中国宏观金融形势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中,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尚不健全, 金融市场还不成熟反而使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损较小。而2009年以来, 我国政府坚持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不动摇, 坚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随着后来应对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的实施, 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目前, 中国的宏观金融形势整体向好态势趋于明显, 财政和金融环境相对良好。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说:今年以来, 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增长, 金融运行总体平稳。人民银行在《2010年二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中, 提出今后一段时期, 仍将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提高宏观调控的灵活性与针对性, 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据此, 市场得到了一个明确的信息:“稳定政策”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基调, 中央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再次重申财政与货币政策总体框架不变, 同时进一步提高政策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这给市场注入了充分的信心。

尽管, 在这次横扫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中, 我们金融系统受到的影响程度比较小, 但是, 我们不能有丝毫懈怠, 必须加大力度坚定不移地推进我国金融改革, 扭转金融对于经济的弱势局面。今番应对危机所实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联合刺激的策略, 其效果已经显现。我们激励自己要能够从金融危机当中寻找机遇。危机, 有危也有机!也许这正是国人对待一切危机的积极思维, 这种思维将持续推动我们的经济前行。

我们的金融体制、金融环境、金融效率、金融市场, 尤其是金融立法和金融监管, 诸多方面都还落后。金融环境不佳, 金融体制不健全自不待说, 金融市场可以说很不发达。至于金融立法以及金融监管则更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也滞后于我国的经济进步。我国今后要从依赖出口、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转变成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面对上述调整, 金融必须相应地有所作为, 要服务好。对经济工作, 金融既要服务, 还要参与。只有参与了, 服务才能跟得上。总的来说, 我国的金融形势中, 危机是可以抵御的, 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宏观金融是向好的, 前途是光明的。

4 完善金融立法刻不容缓

我们今天建立的是法治化的市场经济, 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它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主动脉, 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主要渠道。那么, 金融立法是中国金融法治的基本前提, 是中国金融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同时也是防范金融风险, 促进金融监督管理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国金融业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 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金融立法也有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尽管, 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金融法, 但是, 自1995年以来, 我国人大颁布了10项金融法律;国务院颁布了145条法规;加之国务院各部门出台的金融规章及高法与高检的司法解释等, 共计3885部涉及金融的法律法规与规章。这些法律、法规在宪法的基本原则指导下, 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为核心, 金融基本法律、行政法规和金融规章为主体, 金融方面的司法解释为补充的金融法律体系框架, 既适应中国国情又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金融法律制度统一整体。

但我国金融立法仍存在许多不足, 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因此完善我国金融立法体系和对一些重要金融立法内容的修改应是我国当前金融立法工作的重点。

金融立法和金融法律制度建立的最根本目的, 就是防范金融风险, 规范和调整金融监督管理者、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客户之间的法律关系, 强调对金融机构客户合法权益的保护, 通过在政府失灵的领域强化监督管理, 发挥市场在金融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实现金融管制与市场自律之间的平衡和协调发展。有金融市场就会有金融风险。因此, 金融立法的主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 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金融监督管理者可容忍的范围和金融机构可承受的区间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 金融风险的防范、控制和化解离不开金融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有效执行。

既然, 金融立法主要是为了规避金融风险。当前, 中国金融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有以下三项:一是信用风险。贷款和投资是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活动。贷款和投资活动要求金融机构对借款人和投资对象的信用水平做出判断。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金融机构的这些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 借款人和投资对象的信用水平也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下降。因此, 金融机构面临的一个主要风险就是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 即信用风险。当然, 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还会有不能及时界定发生问题的金融资产及证卷公司资产质量低下等风险。其二是操作风险。由于信息技术系统的重大失效或各种灾难事件而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源于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 金融机构对各种失误、欺诈、越权或职业不道德行为, 未能及时做出反应而遭受的损失。三是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正成为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新的不稳定因素。目前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 目前已经出现了多种金融控股公司组织模式, 既有中信公司这一类的以事业部制为特征的模式, 也有银行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基金管理机构这一类的以金融机构为母公司的模式, 还有以实业公司为母公司下属金融性公司的模式。另一方面, 银行、信托、证券、保险机构在突破分业经营模式过程中, 不断推出的各种横跨货币、资本等多个市场的金融产品或工具隐含的风险。如银行推出集合委托贷款业务和各类客户理财计划等等。近年来, 跨市场金融风险有上升趋势, 尤其表现在以实业公司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金融控股公司或准金融控股公司所实施的资本运作方面。由于横跨产业和金融两个领域, 涉及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多个金融部门, 资本运作形成了“融资—购并—上市—再购并—再融资”的资金循环链条, 运营中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由于起点和终点都是金融部门的融资, 一旦资金链条断裂, 各金融机构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

针对上述风险, 要完善以下金融法律法规: (1) 征信管理法规, 建立征信体系。征信就是收集、评估和出售市场经营主体的信用信息。征信体系是为解决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而建立的制度。 (2) 修订现行企业破产法。现行的企业破产法律制度严重滞后, 非常不利于金融机构保全资产, 金融企业资产的安全状况堪忧。当前有关企业破产的法律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对债权人的保护。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破产管理人制度没有建立起来, 现行破产法律规定的清算制度弊病很多, 在清算中往往漠视债权人的利益;现行破产法律在破产案件的管辖与受理、债权人会议、监督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不很健全, 这也进一步削弱了法律对破产债权人保护的力度。这就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不断形成和累积, 面临的信用风险增大。 (3) 必须纠正金融诈骗和违反金融管理秩序行为刑事责任追究法律制度的缺陷, 此项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损失最大。当前我国金融诈骗行为中, 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但通过有意提供虚假财务资料为企业的利益骗取资金的诈骗行为十分普遍。我国《刑法》对上述金融欺诈行为, 并没有明确确认, 对此只能通过《合同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 (4) 增订金融主体和金融业务法律制度。在金融业务方面, 对最为活跃的跨市场金融产品——各种委托理财产品, 目前银行、证监、保险监管门各自按照自己的标准分别进行监管, 但缺乏统一的监管法律制度。由于现有的法律制度无法解决与金融控股公司有关的法律问题, 金融机构开拓的新业务缺乏严格的法律界定, 潜在的金融风险必然要加大, 而实际上这是一种法律风险。完善金融法律法规是对金融系统、投资者的共同保护, 是国家金融安全运行的基本保证。在当今国际大环境下, 必须确立其在金融改革中的先行地位。

5 强化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是国家法律授权部门, 为了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和信誉, 保护银行安全、稳健的运行,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建立的一个独立、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和一套完整且健全的金融监管制度, 对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保证金融业稳健运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国际金融监管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面对金融全面开放, 面对金融立法的完善, 为了能够保证金融立法的顺利实施, 保证金融市场稳定, 我国金融监管需要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变革。目前,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 即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已严重滞后于国际发展与实践需要。随着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化, 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不断做出相应调整, 而我国仍采取根据既定金融机构的形式和类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式。在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的情况下, 这种监管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 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诸多业务创新已具有部分混业经营的性质, 光大控股集团、天津秦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事实上也拉开了我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序幕。与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已不适应这一趋势的发展。为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要求, 我国应在现有的金融监管基础上平稳过渡, 逐步改革和完善监管体制, 实现监管体制的彻底变革, 以适应未来混业经营与混业监管的新局面。金融监管是金融立法的后决条件, 只有健全并细致的监管, 金融法律法规才能得以有效实施。

亟需监管的互联网金融 篇2

上周公布的“新国九条”，明确提出引导证券期货互联网业务有序发展，支持证券期货服务业、各类资产管理机构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创新产品、业务和交易方式，支持有条件的互联网企业参与资本市场。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金融业已成为一个高度数码化和电子化的技术行业。当前国内金融中介机构所面临挑战还远不仅来自互联网公司的挑战，更来自国外金融机构。国内出现的互联网金融，其功绩与其说是建立新的运作模式，不如说是对现有模式提出挑战。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互联网金融与银行借贷结构

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其基础是银行的协议存款，也即同业存款。银行存款一方面有普通存款利率，另一方面有协议存款（同业存款）利率。在定期存款利率之上再有协议存款利率，是为了保证银行的金融垄断地位。银行当然不会用自己的利润来支付这笔利息，于是这笔高出基准利率的利率，一方面成了对贷款企业的课税，另一方面抬高了资金进入任何风险投资的门槛。如果有6%的存款利率，股市或债市起码要有6%的回报，机构投资者才有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和承担风险的动力。协议利率的风险是存款商业银行倒闭，这种风险目前大部分人都敢承担。事实上，不只是余额宝，不少理财产品的盈利都来自在基准利率与协议利率之间的套利。

有人说协议存款的利率有根据，因为它同上海银行间拆借利率（Shibor）相近。且不说这两者之间谁是鸡谁是蛋，Shibor本身就不应当被拿来作为国内存款率的基准。Shibor是模仿伦敦银行间拆放利率（Libor）建立的。Libor建立在伦敦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开各国政府的金融监管，伦敦可以说是世界的“自贸区”。国际银行在伦敦决定相互借贷的短期利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考虑各国的利率政策。在美国，不少贷款特别是房贷都参照Libor，但没有人用Libor作为存款的基准利率。否则，国家的利率政策就落入银行的掌控中。对于国家来说，货币不只是交易和借贷的工具，更重要的是调节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工具。

协议存款的存在已经有些年头，历来是中介机构为银行收集居民存款，银行支付给中介机构两种利率的价差作为报酬。等到余额宝出现，它不但凭借互联网作为广徕客户的渠道，而且站出来说，你多给我的钱我不要，我把它还给储蓄客户，这一来就造成了金融界的地震。

余额宝这么做自然也不是出于无私。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同现有的商业模式不同，领先于现有商业模式。对互联网来说，客户和信息等社会资本可能比金融资本更重要。因此，它们可以在打车软件上烧钱，也可以在互联网金融上让利。这种零盈利的运作穿过了金融业“互惠互利”的保护层，暴露了银行信贷结构的不合理，揭穿了银行拥有90%以上金融资产之不撼地位的秘密。

互联网金融与金融中介机构

余额宝尽管能够调度数千亿资金，所做起的还只是中介的作用，并没有直接从事信贷，没有进行银行业务，也没有发行货币。所以，即使对银行存款准备金的管理方法进行调整，也只能影响余额宝投资的产品和它拥有的资金的流向。只要协议存款利率同普通存款利率之间的无风险套利机会存在，除非不允许互联网公司持有过量的资金，否则就无法控制储蓄从普通存款通过互联网金融的渠道流入协议存款的现象。即使要进行这样的限制，互联网公司也可以通过收购金融公司来绕过这个坎儿。事实上，已经有互联网公司开始做这件事。

金融中介公司的竞争力是互联网金融提出的另一项挑战。既然有这样的套利机会存在，为什么正牌的金融公司没有抓住机会？余额宝不是一个很伟大的概念。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界的最大创新之一，就是银行自动将客户的储蓄从利息较低的活期存款转入利息较高的定期存款。互联网金融反映出，金融公司在技术建设方面，远不是互联网公司的竞争对手。

国内的金融公司在系统建设方面比较落后。券商很少自己建设自己的系统。目前国内给券商写系统的软件公司主要有几家，其中最大的一家已经被互联网公司控制。就系统建设而言，国内的金融机构需要意识到时代在转变，不应当错过机会。

2000年以来，金融业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数码化和电子化的技术行业。在美国股市里，决定交易成功与否的速度，已经不是用千分之一秒而是用百万分之一秒来衡量。具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每年都花费几百万甚至上亿美元来更新自己的系统，以此提高交易速度，加强分析能力，增添人工智能成分。在国内很少有金融中介机构真正意识到电子化已经是金融运作的心脏和肺腑。国内金融机构同国外机构合资，往往停留在提供跑道和分享盈利的水平，很少有能够分享技术。

在国外，任何一个大型金融机构，银行也好，券商也好，交易所也好，想要在竞争中站住脚，很少不靠自己建造的系统。系统不仅是交易的工具，而且是积累经验和智慧的基因库。因为有了这样的系统，即使出现人才流动，也不会影响到公司的竞争地位。国内金融中介机构所面临的还远不只是互联网公司的挑战，其在技术方面的最大挑战将来自国外金融机构。随着金融市场国际化的深入，这样挑战离得并不远。

互联网金融与监管理念

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是必不可免的。不过，“互联网金融监管”这个概念本身值得推敲。

任何金融活动只要涉及大规模积聚居民储蓄，在大多数国家都要受到监管。这不仅涉及到保护居民的权益，防止欺诈和滥用，而且涉及到金融风险和安全风险。拿余额宝来说，不但对机构的诚信和资金的安全需要监管，而且对投资产品的风险也需要进行披露和监管。

互联网金融监管首先会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监管是不是意味着担保？第二，为什么只是互联网金融监管，而不是更大范围的银行外民间金融活动监管？

回答第一个问题，监管不等于担保。只要政府进行监管就认为政府担保，这是国内各个金融市场都需要打破的怪圈。金融市场就是通过回报与风险的交易实现投资目的，如果市场都由政府担保，那么市场就不是市场。在民间金融监管中，如何贯彻这个理念，将关系到互联网金融能否健康发展。

监管互联网金融没必要立即立法 篇3

P2P行业可谓是整个互联网金融的一个缩影。为了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我们务必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加强风险控制，防止恶性事件发生，将风险管理和危机防范工作作为互联网金融的头等大事来抓。

近年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最重要的进展就是已经不再只是一种学术概念，而且形成了一个大的产业集群;它不仅只是产业现象，而且发展到社会层面，很多成立了行业性组织;地方政府不再放任不管，各个地方都要发展互联网金融产业园做产业基地，所以也从“放任”到了“监测”。

银、证、保、信托、基金都基于互联网开展一些项目，传统上是把互联网当成一种工具，互联网1.0时代运用得很充分，进入互联网2.0时代，即时通讯、社交媒体、定位系统等等如何应用到金融系统，传统的金融机构还没跟上。互联网金融企业则直接在这个基础上用上了，跨越了互联网1.0基础设施的路径依赖。

过去的三年互联网金融，从跑马圈地到精耕细作，从无序竞争到有序发展，从野蛮生长到监管介入，从跟进模仿到领先创新，从忽视风控到严抓风控，从单打独斗到联盟法，从无自律到强迫自律发展，从中国发力到全球影响。

互联网金融到底有什么风险？

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控制风险、保守发展是两种思路。因此，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控制有了传统金融所未曾涉猎的内容和要求。

那么，互联网金融到底有什么风险？其风险的本质就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单一风险，一个非系统性风险，主要是来自于企业;另一种是系统性风险、行业风险，这是企业无法控制的。

当前互联网金融很多人说是因为没有法律所以才出现那么多问题，所以要制定法律;也有人说没有专门的机构监管，要成立专门的机构。这似乎有道理，但是我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经很健全，现在所出的问题不是因为没法律，而是没有尊重现有的法律，比如说像我们的P2P平台“跑路”，都是可能做到资金池，做了担保，或是直接转场进行诈骗。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要研究的风险很多，我这里主要讲法律风险、操作风险。因为互联网金融风险来源于不确定的地方，互联网金融主要的方式是做信息出口，不是做资金的出口，信息出口又是核心业务。它背后的法律关系基本上是流通平台间的关系，本金保障涉及到担保，很多平台做本金保障，就是收益类的保证。而在支付方面，涉及到数据采集的业务、征信查询业务、信用评价业务、贷后管理业务、委托催收业务、连锁加盟业务。

而这背后，有大量个人信息数据风险、资金支付风险、经营风险、税收法律风险等等需要防控。这么多风险的情况下，怎么样控制风险呢？我认为要注意“三线”的建设：一是权利义务的界线，合作的和交易的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一定要界定清楚，要有一个平衡，这是权利的界限，不能在经营过程中侵犯消费者的利益、侵犯经营合作方;二是遵守政策红线，政策的红线放得很宽，但是不能超越底线，导致系统性风险干扰金融秩序，要找方向、找规律;三是要坚守法律的底线，法律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机制保护作用，理解法律的本义，才能获得长足发展。

现阶段没有必要立即立法对互联网金融要有监管，怎么管？有的人说创新不需要监管，“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这样才能保护创新的持续出现。其实当前的监管非常谨慎，这也透露出一些信息：可以先发展一段时间、观察一段时间，而不是直接介入监管。

作为法律人士，我不赞成立即立法，因为立法一般有非常长的法律手续，就算今天提出立法也得有两到三年才能推出法律。而立法是有成本的，有的法律立了10年，起草第11稿的时候已经花了几十亿，现在的法还没有发布。如果立了法没有切中实际的要害，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那么只能有损法律的权威。

目前阶段还是让互联网金融这些企业自己探索规范，然后逐渐提升变成行业标准，因为互联网是最讲流程、最讲标准的，每一个代码、每一个字节都有逻辑关系，这是可以标准化的行业。而互联网金融，也必然能够形成自身标准。

现在的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三大基础，一是现有法律框架，我们可以在里面找到执法的依据;二是现有职权范围，政府的相关职能可以成为管理的“接口”;三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进行监管，例如北京已经建成了云监测平台，利用爬虫技术，在网上抓取数据库源，互联网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监测、控制风险。

同时，要把风险管理技术、IT技术、法律技术资源利用好，这也是成就互联网金融的三大技术。很多人不把法律视为一种技术，而视为一种外在的资源，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法律怎么用，根本来说，法律就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和平衡器。

互联网金融规范形成的路径

互联网金融要形成规范，有哪些路径？

首先从互联网金融企业自律开始，企业应该梳理自己的业务流程、交易结构，形成企业标准，再上升到行业标准。而接受客户的监督，就是契约规范，签合同的时候，权利、义务是不是对等？合同是不是合规合法？同时，要形成行业公约规范，而不是只是发布行业倡议书，要有履约机制考核。报纸、杂志、电视等，也要继续发挥监督作用。这些都是没有公权介入的方式。

公权介入方面，因为互联网金融企业需要工商注册，所以可以在注册和年审的过程中进行管理;工信备案可以管理。同时，互联网时代权利的转移导致话语权已经从经营方转向消费者，交易的选择权从供给方转向购买方，消费者权利也已经成为现代金融监管新的力量。

也应该注意到，地方监管机构和有关金融监管机构都有一个突破口，来重新设计监管的逻辑和监管体系，突破口就是金融接口管理，这个接口就是管理的入口，比如说通过支付方式、信用卡、征信，这些都有接口来约束，来规范互联网金融企业。再就是通过司法和公安对非法的互联网金融活动打击和纠纷的处理来形成规范，司法是发现逻辑和发现规则的过程。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我国金融监管立法 篇4

金融监管法制的历史渊源及演变进程尚未在理论上得到清晰地展示。梳理并总结其并不悠久、但却伴随惊心动魄的金融危机而走过的曲折历史, 能够促使人们从更开阔的视野、冷静的思绪中把握21世纪金融监管法律内涵的矛盾和冲突。

(一) 以货币体系和银行业为中心——金融监管法制的初创时期。

1930年以前的金融监管法律活动都属于监管法制的初创阶段。最早的带有金融监管雏形的立法, 可以追溯到1720年6月英国颁布的旨在防止过度证券投机的《泡沫法》。该法的颁布起因于18世纪初英国发生的“南海泡沫”事件, 它掀起了狂热的证券投机和资本泡沫, 而泡沫的崩溃则使英国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英国国会当时颁布了《泡沫法》, 规定任何未经特别授权而组建的公司均属非法, 未经议会特别授权不得开展任何证券发行。这是一个包含着浓厚的政府控制色彩的法案, 但是它并没有真正开启现代金融监管法制的历史大幕, 这既决定于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社会经济内在条件, 也与其自身采取的不合时宜的政府干预措施紧密相关。类似的立法如英国于1733年通过的《禁止无耻买卖股票恶习条例》。其实, 英国当时需要的是一个使合资团体易于采取公司形式、同时保护这种团体中的股票持有人和公众免遭欺诈以及防止其创立和经营中的过失的法规。然而, 国会所通过的法规有意使合资团体难以采取公司形式, 而且如果采取公司形式时, 法规丝毫没有包含调整这种团体的行为的规则。进入19世纪中叶,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工商业的组织创新和融资活动都得以逐步恢复并对立法提出了崭新的要求。英国议会先是在1825年废除了《泡沫法》, 接着于1844年又颁布了《股份公司法》, 该法案初步确立了发行注册、“年报披露”等被后世称之为“公开规制”的新的监管形式。

统一货币发行是催生中央银行制度的首要因素。在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蓬勃发展过程中, 商业银行等私人机构自行发行货币 (银行券) 曾经为许多国家带来了经济混乱。货币不统一显然制约了市场规模的扩大, 私人货币发行机构的膨胀倾向也常常因破坏社会的信用体系而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法律最终对于统一货币发行这种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作出了回应。如, 英国议会于1844年颁布的《皮尔斯法》 (也称为《英格兰银行特许法》) , 授予英格兰银行在英国发行纸币的独占权, 这意味着于1694年通过获得皇家特许执照成立的英格兰银行, 此时才终于享有了中央银行制度意义上的发行职能。当时, 经济较发达的欧洲国家也竞相仿效英国成立各自的中央银行。就连稍晚才完成统一的德国, 也在19世纪末出台了《德意志帝国银行法》, 将普鲁士国家银行改造为帝国银行, 建立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制度。大洋彼岸的美国, 曾经在1811年和1836年两度试图建立类似英国的中央银行体系, 但都未成功, 以致内战期间林肯政府还于1863年出台了《国民货币法》, 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专门的货币监管立法了。该法旨确立了联邦政府对银行业的权威, 以便协调货币流通, 保证金融稳定。然而, 由于缺乏一个类似中央银行的货币信用控制系统, 政府仍然难以控制货币供应量, 这种状况引发了周期性的金融恐慌, 1873年、1884年、1890年、1893年和1907年都发生了金融危机, 引发货币市场混乱, 有时甚至是长期的经济衰退。直到国会于1913年通过《美国联邦储备法》, 美国的中央银行体系终告成立。

总体来看, 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法制肇始于19世纪后半期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1844年《皮尔斯法》的颁布促使英国将英格兰银行改造为中央银行, 并使其逐步垄断了货币发行权, 成为英国银行业的票据交换和清算中心, 并在多次金融危机中充当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这些活动及其所充当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表明英格兰银行已经具备金融监管的职能。当时金融业较发达的国家也纷纷立法, 竞相仿效英国成立各自的中央银行, 以执行金融监管职能。伴随这些金融监管的实践以及相应的立法体系, 金融监管法制得以初步确立。

(二) 罗斯福新政与广泛的金融立法——金融监管法制全面确立时期。

这个时期从20世纪三十年代起持续至七十年代左右。事实上, 直到1930年, 中央银行等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经营的直接干预还不十分普遍, 金融监管的形式、范围和作用都十分有限, 还主要是通过行使最后贷款人的职能来防止银行挤提的发生。这与当时主流的经济学说和社会科学思想紧密相关。毕竟当时“放任主义”、“不干涉主义”等尚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金科玉律, 迷恋不可规避的法则、公理和规律成为当时各种学术思想的总特征, 以至于法哲学被冠以“机械主义法学”的帽子。然而,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逐渐改变世人的观念, 工业化所导致的种种弊端令社会矛盾逐步激化, 学术界也开始反思。20世纪初, 在人们对放任主义经济政策的憎恨几乎达到了顶点的背景下, 实现社会变革、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切努力, 其实仅仅是欠缺一个适当的机遇了。

在经济大危机首先爆发的美国, 以罗斯福“新政”为契机, 接连出台了《银行法》 (1933年, 又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证券法》 (1933年) 、《证券交易法》 (1934年) 、《信托契约法》 (1939年) 等重要的金融法律。依托这些法律, 现代金融监管法制的基本架构得以全面确立, 监管当局开始广泛、深入地直接干预和介入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活动, 美国的金融监管也得以迅速法制化和系统化。

尽管受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阻挠而有所延迟, 但欧洲各国还是在战后迅速普及现代金融监管法制。如法国, 除了发挥法兰西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之外, 也根据总统令在1967年首次设立了统一监管全国证券市场的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 (简称COB) 。就连传统上一向依赖于行业自我管理的英国, 也制定了《1946年银行法》、《1947年外汇控制法》、《1979年银行法》等一系列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德国则在战后重建了金融体制, 保持了不同于英美体系的“综合经营”的金融传统。其中,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57年6月26日颁布了《德意志联邦银行法》, 奠定了以中央银行为主的金融监管体制。此外, 日本、加拿大借鉴美国, 建立了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三、放松监管与重建监管——金融监管法制的调整和变革时期。

这个时期始于1970年左右, 延续至今。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在20世纪后期, 国际经济组织和发达国家片面敦促发展中国家加速“金融自由化”进程, 却放松对国际流动资金的监管, 忽视其稳定世界经济的责任, 国际金融机制呈现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另外, 一些国家在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和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同时, 由于对政府职能定位不当, 片面强调减少政府干预, 对于“金融自由化”的负面影响疏于防范, 单纯放松甚至完全取消了金融监管, 因此在这些国家经济的双向互动和传导机制的作用下, 频繁发生金融危机, 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等, 特别是俄罗斯自1997年10月至1998年8月就接连多次发生金融危机, 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金融危机不仅致使俄罗斯银行系统瘫痪, 使大批商业银行尤其是大银行损失巨大, 商业银行中有一半濒临破产, 而且也使俄罗斯货币和证券市场发生剧烈动荡, 甚至导致两届政府垮台。显然, 这些教训也促使各国继续探索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变化及其蕴藏的新矛盾, 同时预示着金融监管法制进一步的发展动态和前景。

二、金融监管法的主要内容

(一) 关于金融市场准入问题。

政府金融主管部门规定设立金融机构的标准, 也称为金融市场的准入资格。由于金融市场风险较大, 而且属于系统性风险, 各国政府对金融市场准入资格, 都进行严格审查, 都规定了较高的准入资格。我国的金融市场准入资格, 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又是比较高的。在我国, 设立证券公司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审查批准, 设立综合类证券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亿元人民币, 设立经纪类证券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 000万元人民币。在我国, 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批准, 它的自有资金应该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在我国, 设立保险公司需要经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 保险公司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额为人民币2亿元。如果将上述条件与其他非金融公司相比, 其他公司设立条件要低得多。我国的市场准入对外资金融机构还有特殊规定:在我国设立外资银行、合资银行需要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其最低注册资本额为3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外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2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外国银行在我国设立分行时, 也要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该外国总行在提出申请前1年年末的总资产不得少于200亿美元, 同时它要无偿拨给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 作为设在中国境内分行的营运资金。除了上述注册资本要求之外, 准入审查还包括:审查申请设立金融机构者的产权结构、经营计划、经营制度、内部组织结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申请设立金融机构者的财务状况与经营前景预测、审查申请人关联公司情况以及业务并表情况。在批准设立金融机构后, 还要审查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股权转让情况、重大投资与收购情况等。不但我国金融主管机构严格审查准入资格, 而且, 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建立的国际银行监管机构“巴塞尔协会”也在其《核心原则》 (1997年9月) 中提出了相似的审查要求。

(二) 金融机构经营范围问题。

金融机构允许在什么范围内开展业务也是法律要规定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规定的经营范围越大, 金融机构获利的机会就越大, 同时风险也越大;反之, 金融经营的范围越窄, 金融机构获利的机会也越小, 风险也相应越小。国际金融领域一直有“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两种模式。欧洲大陆国家的金融机构, 多采取混业经营模式。美国从1933年格拉斯·迪格尔法案颁布后, 采取分业经营模式。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和证券法的规定, 我国采取分业经营的模式。1986年英国开始金融体制改革, 将金融监管机构合并为一个机构, 金融机构业务可以混业经营。1996年日本效仿英国, 提出了日本版本的金融体制改革, 其中也包括混业经营的改革。日本金融改革法案在2000年1月1日开始陆续施行。1999年11月, 美国克林顿总统签署《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将实行了66年之久的格拉斯·迪格尔法废除。新法案放弃了分业经营限制, 允许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反映出金融业发展的不同阶段, 也反映出各国政府对金融风险的不同处理哲学:分业经营的哲学是避免风险, 而混业经营的哲学是管理风险。如何对待风险, 除了政府之外, 还要依靠金融机构的自律机制、金融机构监管人员的监管经验、金融市场投资者的理性与成熟程度。分业经营对金融机构的自律机制、监管人员经验、投资者理性程度的要求低一些, 而后者的要求条件似乎更高。我国金融业将来是否能够搞“混业经营”, 要看条件是否具备, 条件成熟时, 再提出改革也不晚。

(三) 金融机构自律问题。

金融资产大部分是以负债形式取得的, 在债权意义上金融资产属于“别人的钱”;这个行业的风险非常大, 而且属于系统性的风险, 一家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后, 容易引起连锁反应, 导致整个金融系统出现危机。所以, 金融机构的自律机制是非常必要的。自律机制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金融机构内部的自律机制;二是金融同业之间的自律机制;三是金融市场中的客户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机制。

三、金融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机制要求

我国目前相似的楼市背景、利率环境, 同样酝酿着极大的房贷风险, 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国金融体系难保不发生类似的危机。在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 经济金融化是必然的趋势, 但金融领域中所蕴含的巨大风险性、脆弱性、相关性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一) 宏观审慎监管:

行为、机构与市场的综合监管。金融创新的过度导致了市场失灵, 削弱了建立在透明度、信息披露和市场纪律等基础上的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在危机后, 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会议纷纷强调“宏观审慎监管”的监管模式。

美国金融危机表明, 由于近年来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 风险本身已成为金融资产。作为金融资产, 风险被不断地分离、定价, 并在相对狭小的群体中进行交易。金融危机还引起人们对潜藏矛盾的注意:尽管实际上对金融风险无限的“切割”会降低个别市场行为者的风险, 但却容易增加整个金融体制的风险和脆弱性。正如20国集团最近的公报所认可的, 这场危机表明监管需要涵盖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传统上, 只有一组核心的大银行被认为是系统相关的, 但危机已经表明, 其他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可能具有系统重要性, 其倒闭可能导致不稳定的影响。在判断系统重要性时, 不仅应看机构的规模, 还应看其相互联系程度以及其业务模式对过高杠杆率或高风险融资结构的脆弱性。

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是扩大监管范围, 将对重点金融机构的监管扩大到对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大多数国家目前的审慎监管模式的范围过于狭窄。在具体方法上, 宏观审慎监管的方式包括最低资本和清偿要求、指导性检查、监管者早期介入机制、存款保险和类似安全机制以及特殊的清偿机制。在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的设置上, 美国财政部《金融监管制度现代化蓝图》中建议, 国会应明确赋予美联储此类职责, 并提供与此项授权相对应的工具。这要求美联储有权获得范围更广的金融机构的信息, 包括对冲基金和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支付体系。此外, 如果该机构认定金融体系面临风险, 应有权进行干预。由于所提供的这种权威的范围必然很大, 使用这种权威 (以保护整个体系) 应设定很高的标准。

(二) 信息披露:

公开与透明。信息披露是机制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 法律和制度的实施除了要依靠程序规则和强制性机制, 更主要的是动态的信息和数据, 执法机构据此及时、适当地调整相应行为。在金融监管领域, 有效的信息披露是加强市场约束的必要条件, 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高度重视信息披露环节, 将信息透明和市场约束视作银行风险管理的支柱之一, 其实质就是要强调银行信息透明度在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上的作用。

信息披露与信息合作是透明度的重要内容。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对监管机构之间相互提供、利用信息作出规定。一方面金融监管机构有相互提供信息的义务。法案第204条规定, 联邦银行监管机构应有义务依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要求, 向其提供从事证券交易业务银行的有关保存记录。法案第220条规定, 联邦银行管理机构与SEC均有义务应对方要求, 向对方提供银行控股公司或银行投资顾问活动有关的检查结果、报告、记录或其他信息;另一方面金融监管机构有主动利用其他监管机构信息的义务。法案第231条规定, SEC对投资银行控股公司 (或其联营机构) 进行监管时, 应最大可能地接受可以满足要求的、由另一监管机构或自律组织要求投资银行控股公司 (或其联营机构) 提供的报告。信息披露制度需要以法律的方式明确规定信息披露的最低标准、信息披露的内容、信息披露的方式、信息披露的手段, 统一信息披露的各项指标等。此外, 还应明确对虚假披露信息和不及时披露信息等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以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和及时, 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增强市场的约束力。

(三) 监管机构协调:

分权与制衡。分权与制衡是现代组织 (公司、国家、国际组织等) 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分权有利于明确权力行使的界限和责任;制衡则对于权力的行使形成监督。从金融危机在监管机构层面上的原因看, 不同机构权限的相互重叠、权力和管辖范围之间的空白区域、能力不均以及彼此间的相互竞争, 为过度行为在市场中的繁衍创造了环境。

金融监管重在机构之间的协调, 而不在建立专门的协调机构。监管机构的协调要反映出实施监管的原因以及监管机构建立以来金融体系发生的变化。例如, 2008年3月美国财政部提出了以三家主要联邦监管机构组成的体系, 一个负责维护整个金融部门的市场稳定, 一个负责监督得到政府直接资助机构的稳健, 另一个负责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提出的这种结构承认美联储有时需要为其从未监管过的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这样将精简监管机构, 对机构部署进行重大调整, 从而明确职责, 提供与其职责相称的权力, 并改进问责机制。目标明确的监管结构更可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在基于目标的模式中, 企业无法仅凭改变商业形式来更换监管者。

(四) 适时提升“三会”的法律地位, 强化其监管职责。

鉴于金融在一国经济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政府对金融的监管理当由具有权威性的部门来承担。本次金融危机使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权威性和加大监管权限成为一些国家的现实选择。我们注意到, 不少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具有很高的法律地位, 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在联邦政府体制中, 不隶属于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的部门, 从而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日本证券监管的主要机构是大藏省的证券局, 属于政府行政机构。但在作为我国政府监管机构的“一行三会”中, 仅中国人民银行是政府行政管理机构, 而其他“三会”则列入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序列。尽管“三会”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授权享有行政监管权, 担负着全国金融监督管理主管机关的职责, 但从事业单位本来的含义上看, 多少还与其作为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不相匹配, 其事业单位的性质与其拥有的行政职权和担负的行政职责也难以经得起法律上的严格推敲, 由此必然会影响其作为金融市场主管机关应有的权威性。笔者认为, 从加强政府金融监管出发, 可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提升“三会”的法律地位, 改变其事业单位性质, 列为国务院行政部门序列, 独立行使行政机构的职责, 由此不仅可以加强其独立性和权威性, 吸引高素质人才参与金融监管, 更有利于强化政府监管的职责、力度和提高监管质量。

参考文献

[1]盛学军.金融监管法制的源与流[J].社会科学研究, 2009.2.

[2]白宏宇, 张荔.百年来的金融监管:理论演化、实践变迁及前景展望[J].国际金融研究, 2000.1.

[3]程信, 张双梅.金融监管权法理探究:由金融危机引发的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 2009.3.

互联网金融模式和监管论文 篇5

传统金融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最基本功能是融通资金,是将资金从储蓄者转移到融资者手中。传统金融行业中包含间接融资以及直接融资。充沛应用资金的不断循环以及运动,解决了经济发展对于资本量所要到达的请求。传统融资方式充沛施展了其存在的优势,但同时也有其局限性。

间接融资是直接融资的对于称,其局限性在于,直接融资双方在资金数量、期限、利率等方面遭到的限制多。使用的金融工具其流通性较间接融资的要弱,兑现能力较低,其风险也较大。

互联网金融监管&立法 篇6

【关键词】互联网 金融管理 新金融 监管范式一、前言

互联网金融的产生，对于金融业的发展与壮大具有重要意义。互联网金融的主要特点包括平等、惠普、开放、共享等，该金融模式更加人性化，且十分民主，是一种非少数人控制的金融类型。针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特色，可以看出金融的监管应该保证其开放性、适应性与竞争性。当前，对于互联网的看法各有不一。因此，如何维护与保证互联网金融的正常发展，成为人们研究与探索的重要任务。

二、互联网金融的在发展中应注意的事项

首先，应注意的是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市场的本质与功能完全相同。余额宝、支付通等技术的产生是互联网金融的方式与渠道，其主要的功能是支付、清算与资金的通融，但互联网金融的主要功能仍未超出金融市场的范畴[1]。因此，就目前发展状况而言，互联网金融在今后的发展与应用中绝不会颠覆传统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

其次，互联网金融与传统的金融市场毫无冲突可言。互联网金融具有的是网络的相关特征，例如互联网金融具有便捷性、快速性。且互联网金融主张的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稳健。而传统的金融市场更加强调市场经济的常规性、普遍性。互联网金融是建立在传统金融的基础上，进而展开各种金融活动，因此互联网金融与传统的金融市场并无任何冲突。

最后，在未来的发展中，互联网金融具有不确定性和市场发展的不稳定性，人们在重视开展金融活动的同时，更应注意互联网金融可能产生的风险，提高对互联网金融的防范意识。有研究学者表明，互联网金融本身并无任何新意可言，其创新之处在于金融与网络的结合，加快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变化，为传统的金融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在本质上并未发生任何改变。

三、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新兴监管范式——互联网的监管原则

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向和发展前景都十分可观。因此，应加强企业的探索精神和自律性，并提高法律监管的力度。互联网金融是一种全新的金融模式，我国金融管理应适当采用新的管理内容，推进新金融的发展，鼓励其发展的同时也要进行规范[2]。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我国新兴的“互联网监管十二原则”。以下列举几个方面。

（一）互联网金融应具有适当的风险容忍度原则

正因为互联网金融是当前新兴的金融模式，其发展与应用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与空间，所以国家应适当放宽管理政策，过早期或是太过严格的监管力度，都会影响这种新兴金融业态的发展与壮大。有学者表明，世界上任何制度的制定都应处在“无序”和“专制”的范围之内。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原则也应采用同样的态度，从其长期发展的预测而言，互联网监管有其一定的风险存在，但是该风险都是在国家可控制的范围内。因此，对于互联网的监管应采取适当的容忍原则。

（二）互联网的实际动态金融监管原则

互联网金融在国内外的定义中仍然十分模糊，还需要各个部门的进一步界定与明确。根据市场的监管力度，可以将金融的监管分为市场自律、监督、注册、审视等四个监管层面。此外，我国法律对金融的监管也具有相应的管理条例和管理职责。在监管过程中，如出现任何违法的行为，都要依法进行处理与惩治。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平台以及产品，金融的监管部门应适当根据其影响的程度和存在的风险进行有效评估。然后根据评估的结果对互联网金融的管理范围进行确定，分别是方法与强度。对于风险小的互联网金融，监管部门应适当采取市场自律的原则。而风险较大的互联网金融，则要划入监督检查的范围内，根据国家的相关标准，执行最严格的管理制度，最终保证我国家金融市场可以稳定和谐的发展。

（三）原则监管与规则监管的结合原则

原则性的监管模式之下，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应以引导为原则进行金融监管。这种情况下，一般不需要对互联网金融设置过多的监管条例，且监管内容不需要细分的十分明确[3]。而相比之下，规则性监管的模式更注重法律监管的原则。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监管部门应设立各项监管条例，对金融的项目和内容作出非常详细的划分与管理。并在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完成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监管部门在监管的过程中，应该充分体现互联网金融运行的特点。在对经营人员进行管理与约束的同时，保证消费者的各项合法权益。此外，在研究互联网金融的主要风险时，应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及风险高发的项目制定特殊的监管条例。在两种监管原则的结合下，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条例，确保互联网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

（四）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一致性原则

监管套利现象是指金融监管机构利用监管的差异性，对某些市场金融放宽管理与监督的标准，降低监管的成本与监管力度，从而获取不法利益的现象。当前，互联网金融所提供的业务与传统的金融市场提供的金融业务大同小异，例如放贷、支付等服务内容。因此，在对两者制定监管条例的过程中，不应存在任何偏袒或是不公平的现象。为确保金融监管的一致性，我国应就原则问题，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并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

（五）时刻保持风险意识原则

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对于我国金融系统存在“双面性”[4]。一方面，通过金融的增加服务提高配置的效率，推动了实体经济的有效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金融系统的总体风险型。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会放大金融市场的总体风险。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极为迅速，正是因为其进入的门槛极低，这就会导致许多非金融机构大量涌入金融市场，从而降低了金融市场的总体价值，增加了金融机构的交易风险。互联网金融的信息科技是最为突出的风险，正因为其具有较为便捷的快速处理功能，也就导致金融市场在发展与扩大的过程中，风险的聚集速度随之提升。除此之外，互联网金融还具有业务流动性的风险，金融机构应加大对该风险的防范与处理力度，以确保互联网金融的稳定发展。

四、总结

互联网金融作为当前一种新兴的金融业态，其发展与应用为传统的金融市场带来了全新的生命与动力，在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的过程中，一定要以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十二原则为基础，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法令法规，禁止任何不法行为发生。注重发展我国经济的同时，更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风险防范意识，以确保我国金融经济的稳定与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晓朴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原则：探索新金融监管范式[J].金融监管研究，2014，12（26）：6-17.

[2]李真互联网金融：内生性风险与法律监管逻辑[J].海南金融，2014，6（4）：76-81.

[3]魏鹏中国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与监管研究[J].金融论坛，2014，3（7）：3-9.

互联网金融监管探析 篇7

1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1. 1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

互联网金融是我国金融业的重大创新和体制改革,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而发展。它是由传统金融行业与互联网技术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结合,有效地实现了资金的融通与配置。目前互联网金融行业形成的主要业务模式为众筹模式、P2P网贷模式、第三方支付模式、数字货币、金融机构和金融门户等,具有成本低、效率高、覆盖范围广、 发展速度快等特点［1］。互联网金融面向个体投资理财者以及不被重视的中小微型企业大力发展,以手机余额宝为例, 从支付宝产品推出之后,2个月期间业务量急剧增加至300亿元人民币,可以看出移动支付等新兴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态势之迅猛。

1. 2互联网金融优势发展

互联网金融通过利用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信息的对接和交易,交易双方可以在短时间内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完成,有利于节省传统金融交易的时间等成本,提高工作效率。由于互联网金融面向的是个体投资者和中小微型企业,因此具有交易数额小、手续简单,收益高等特点。个体投资理财者和中小微型企业作为以往被忽视的群体,如今成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主要发展对象,弥补了传统金融行业发展的漏洞。同时,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模式多种多样,各种手机理财APP如各大银行的手机钱包、投资理财等优惠理财业务,都属于互联网金融发展业务。由于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达,互联网金融涉及的领域范围广泛,业务容量大, 广受大众群体喜爱。

2互联网金融出现的问题

2. 1互联网金融风险大

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性较大,一方面,在网络虚拟世界里,互联网金融交易双方无须见面就能完成资金的交割,交易对象的模糊性是风险的最大来源。另一方面,互联网本身存在着风险。网络技术虽然具有时效性和便捷性,但是过于简单的技术操作也容易引起操作技术上的安全问题,对交易双方的资金安全形成重大隐患。同时,互联网发展以来,频频出现网民个人信息被盗取,遭受恶性短信和电话的骚扰的情况,消费者个人信息无法保障［2］。在互联网金融的交易安全方面,过于简单便捷的操作和快速度的交易过程,使得互联网的风险防范措施无法施展,只能够在交易完成时加以风险提示,无实质性作用,只要交易仍在继续,风险性就一直存在。

2. 2互联网金融业务和机构合法性模糊

互联网金融业务是由相关的小额贷款公司、投资理财顾问公司等企业从事的,交易的资金流向实际上存在极大的隐患。部分企业吸收进资金是为了进行非法的集资活动,更有非法金融机构进行非法集资或者传销,或者通过发售公司股份非法募资等,金融业务有可能演变为非法违法行为。例如2013年年初美微传媒在淘宝店上进行股权众筹,购买会员卡就是购买公司原始股票,该公司两轮融资下来,有上千人购买,融资额达120多万元。随后,美微传媒因涉嫌非法集资,迅速被证监会叫停。同时互联网金融机构本身也存在着不合法的可能。因为网络上的公司注册准则并没有法定市场规定的那么严密,部分非法金融公司混入其中,而投资者也无法从网上现有数据和信息中确认是否合法,投资风险大, 投资者合法权益难以保障。

2. 3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不明确

与一般的公司企业不同,金融体系的公司还存在风险问题,需要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然而传统的金融行业都有对口金融监管机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却一直没有真正成立。我国政府对于金融行业的监管主要分为三部分,即央行监管、银监会监管和政府部门监管。央行监管中对第三方支付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范,但是也仅仅是规范竞争秩序,防范支付清算的支付风险。而银监会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职责不明确也使得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力度不大,政府部门如工商管理和企业主管部门等,会对小额贷款公司和民间借贷进行金融监管,但是并没有设立专门的监管部门。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尚不明确。

2. 4互联网金融监管措施不足

第一,互联网金融监管缺乏对应的法规规范。第二,监管手段仍然以传统的方式为主,无法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与变化。第三,没有专门的技术监管队伍。互联网金融的特殊操作性必须要求监管人员不仅懂得相应的法律法规,还要能够熟练掌握互联网相关技术,及时发现互联网操作中存在的风险隐患,给予解决。第四,监管范围不够,没有形成国际化的监管机制,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不利于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良好发展和监管。

3互联网金融监管对策建议

3. 1国家有关部门加强互联网金融立法

在法律层面上加强立法,是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的有力措施。首先,针对现有金融法律法规上存在的局限性,将商业银行法、保险法、银行监督管理法等法律进行修订,将互联网金融的各个方面加入考虑,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力度。其次,制定专门的互联网金融法,详细分析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运营模式,界定互联网金融的定义、范畴和操作准则,明确规定互联网金融的业务范围以及风险责任等。

3. 2建立明确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

设立专门的互联网金融监管部门,通过制订专门的互联网金融管理方案和管理条例,进行分工监管［3］。央行以及各工商部门等履行各自的职责,将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职能完全移交给新成立的监管部门,实现职能分工。同时,互联网金融监管部门要求较高的专业技能水平,计算机水平要高。 要在互联网上建立金融监管平台,方便更好地进行互联网金融方面的监管。

3. 3实现互联网金融实名制,保障消费者权益

互联网金融参与主体要实现实名认证,保障消费者权益。互联网金融参与主体要进行身份证注册和公司认证,网上监管平台要对互联网金融主体进行市场准入注册登记管理,风险参与主体身份有疑问的要拒绝申请注册。同时,加大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尤其是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建立网络投诉部门,公布全国各地的网络投诉电话或者投诉客服; 建立消费者金融咨询中心,方便解答消费者对于互联网金融存在的疑问,以及为消费者进行风险提示。建立互联网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保障消费者个人信息的隐私,加强互联网环境管理。

4结论

综上所述,互联网金融是新时代的产物,代表了我国金融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也预示着我国金融行业未来发展的良好前景,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的风险监管要加强,通过加强立法等举措加大监管力度,促进其可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陶震.关于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问题的探讨[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6):74-78,158.

[2]刘俊棋.基于利益相关者保护视角的互联网金融监管研究[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4(5):117-124.

论互联网金融监管 篇8

1 互联网金融监管现状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我国传统金融业的改革。但是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同样面临着复杂的环境和风险,从而给监管提出了更多和更高的要求。互联网金融往往涉及面广,监管主体包含众多,如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等,文章从监管的主体方面分析了我国互联网金融目前的监管现状。

( 1) 网上银行。在2001 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并实施了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其目的是为了规范我国网上银行业务的发展,同时防范金融风险,保护客户的合法利益。在此办法中,对于风险管理、法律责任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为网上银行业务的健康向上发展提供了依据,但是此办法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原则性的规定太多,操作性较差,因此,在2007 年被废止。在2005 年,我国银监会在总结和借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电子银行业务的风险管理、业务办理、法律责任和监督管理等,并在2006 年全面实施,推动了网上银行的发展。

( 2) 网上证券。在证券方面,我国是不允许在网上直接发行证券的。在2012 年,证监会通过了证券发行与承销商管理办法,并对其中的一些规定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从而允许在网下配售和网上发行,并且可以根据申购的实际情况,来调整网上和线下的比例。

( 3) 网上保险。在2011 年,为了进一步促进互联网保险业务的规范、健康、有序发展和防范网络欺诈风险等,保监会起草发布了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规定的征求意见稿,针对网络保险业务的经营资质、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了较为详细具体的规定。在2011 年,保监会还针对互联网保险的销售门槛、信息披露和经营的规则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并在2012 年开始实施。

( 4) 网络支付。为了规范我国的电子支付业务、防范风险和确保资金安全等,在2005 年,中国人民银行明确地将电子支付业务纳入监督管理的范围之内。在2010 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相应的监督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同时根据办法和细则向符合条件的非金融机构发放相应的支付许可证,同时向其行为进行管理和监督。

( 5) 网络借贷。在当前的情况下,进行网络借贷,需要获得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和备案经营范围等。我国针对民间借贷的问题,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监督管理。在2011 年,银监会发布了相应的风险提示通知,警示银行防止借贷风险向银行体系大幅度蔓延。

( 6) 网上PTP理财属于一种民间借贷理财模式,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借贷,而PTP理财是指以公司为中介机构,把这借贷双方对接起来实现各自的借贷需求。借款方可以是无抵押贷款或是有抵押贷款。而中介一般是以收取双方或单方的手续费为赢利目的或者是挣取一定息差为赢利目的的新型理财模式。目前市场上有很多类似的公司和不同的产品,收益率也不一样,建议消费者谨慎地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产品。

( 7) 互联网众筹。互联网众筹是基于 “互联网+ 金融”所创新的一种模式。互联网众筹有效地解决了很多公司资金问题,也给普通大众提供了一个投资好项目的机会。但是众筹后资金怎么监管是一个问题,经常出现众筹后,使用资金方消失,或者提供劣质服务,欺骗大众。

2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原则

针对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督管理的原则,要在总体上体现出包容性、开放性和适应性,要给创新留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同时,还要按照一定的规范来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要维护好竞争秩序,公平经营的环境,构建良好的金融监督管理环境和体系。总之,互联网金融要在风险和创新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在创新和发展的同时,要按照总体要求进行探索和完善监督管理。

( 1) 为实体经济服务。互联网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通过市场导向,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能力,在监管上要加强引导和纠正,确保互联网金融不会脱离监管。如P2P要充分发挥好筹资平台,切忌以互联网的名义进行非法集资或者非法吸收存款等违法活动,互联网金融监管要体现出一定的约束性和引导性,从而为实体经济更好的服务。

( 2) 利于宏观调控。通过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利于对金融的宏观调控。在出台相应的监督管理政策时,要充分考虑互联网金融所造成的影响,如资金流动性的影响、P2P网贷的发展会对信贷规模产生何种影响等,这些都是需要监督管理政策充分考虑的因素。

( 3)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互联网金融可能会通过相应的科技手段或者渠道来放大金融的系统性风险。互联网金融存在着很多的科技信息风险,如在二维码中植入病毒或者木马,导致资金损失和信息泄密等,互联网金融所存在的风险也有可能引发传统的金融机构风险。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任重道远,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漏洞,因此要高度关注和防范这些风险隐患,确保不会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 4) 维护客户合法权益。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也是金融监管的内容和重点。要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和法律法规保护制度,要将互联网金融的客户合法权益纳入,重点加强客户的信息保密、充分维护好客户的信息安全,确保客户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要依法严厉的打击各种损害客户合法权益的行为。

3 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对策

( 1) 国家出台互联网金融监管指导意见。要充分发挥出中国人民银行的协调作用,要同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等部门制定出关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意见,同时要上报给国务院,批准后方可实施。针对互联网支付、P2P、互联网理财和保险等业务,也做出了相应的原则性规定,明确了监管的要求。国务院出台了相应的监管指导意见,将互联网金融业统一起来,体现了互联网金融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也能够有效地避免监督缺乏和监督重复等的问题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利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和发展。

( 2) 监管部门出台实施的细则。在监管的过程中,要明确监管主体,要按照谁批准谁监管的原则,同时结合相关业务来出台具体的监管办法和指导意见,针对互联网支付,要严格按照第三方支付的规章进行监管,还要及时地进行创新,预防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针对P2P网贷,由银监会进行监管和出台管理办法,如果单纯作为信息中介,不予发放牌照,如果是信贷中介,可以考虑发放牌照。

( 3) 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的协调。互联网金融业务有着跨行经营的特点,要加强监管部门间的配合和协调沟通,建立监管协调制度。在具体的监督过程中,还需要加强同工信部、公安部等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要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通过建立监测和分析制度,加强互联网金融的经营和安全监测。

( 4) 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管理的作用。行业自律在互联网金融中,往往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行业自律,能够规范行业发展,我国要通过互联网金融的行业自律作用,力争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和行业协会,不断引导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

( 5) 各部门协调,避免各自为政。作为一个新生事物,需要各部门协调配合,才能适应新形势。

4 结论

总之,在当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要想做好互联网金融监管,就需要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建立和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和法律规范,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协同多个部门共同监管,力争实现我国的互联网金融走向健康发展之路。

摘要：随着电子科技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如何紧抓机遇,迎接挑战,同时在坚持创新的情况下加强金融监管,迫切需要加强其研究。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监管,网上银行,网上支付

参考文献

[1]张芬,吴江.国外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金融与经济,2013(11).

互联网金融必须从严监管 篇9

本次整治是对互联网金融野蛮生长的及时干预与全面矫正，其所针对的事态是：自2013年以来，我国互联网金融骤然呈全方位狂飙突进；而监管的相对滞后，则使得不同业态、不同地区、不同产品的孤立风险迅速开始交叉蔓延；再加之部分从业人员或机构浑水摸鱼，结果就是，新生的互联网金融非但未能如预想的那样显著促进金融创新与金融深化，反倒越来越明显地构成了金融稳定的风险敞口。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互联网金融赖以生存发展的创新性与灵活性，不应该成为拒绝监管的托词借口。因为金融业普遍带有巨大的外部性，金融业哪怕出现很小的问题，也有可能造成很大的外部不经济；而中国特殊的金融生态决定了互联网金融监管不仅必须及时跟上，甚至还应该采取从紧的基调。这些特殊性包括：

首先，无论是否合理，中国的金融体系客观上存在二元分立局面，即占据主流地位的、具有国家信用隐性担保的国有金融机构，以及处于边缘地位的、至少在理论上风险自担的民营金融机构相互“割裂”的局面。其中前者由于效率较低但体量巨大，造成中国的整体性实际利率本就偏高；而后者为了抵消巨大的竞争劣势，又必须向投资者许以比国有金融机构实际利率更高的投资回报，才有可能维持其存在的必要。

这种层层倒逼下形成的利率环境蕴含的风险显而易见，因为过高的回报率要求很难获得实体经济支撑，这也是为什么监管层对非国有金融机构准入问题长期持审慎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互联网金融在大量集中在非国有部门且通常比一般民营金融机构更小、更散的情况下，理当适用较严格的监管标准。

其次，中国经济过往时期连续保持高速增长，导致全社会普遍存在高投资回报的思维惯性。而这种思维惯性在经济迈入新常态情况下，本就很容易过度催生资产泡沫，譬如去年上半年的股市泡沫，再譬如去年下半年起的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

互联网金融当此转型期很可能成为资金空转的又一推手，譬如前期严查的股市场外配资，以及房地产按揭“首付贷”等，已反复表明互联网金融如果缺乏严格监管，不仅会损害到调控政策有效性，甚至有可能危及金融安全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