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的法律研究

死刑的法律研究（精选六篇）

死刑的法律研究 篇1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 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 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由此, 可以看出我国的死刑制度包括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两种。在这里, 我们主要探讨死刑缓期执行制度。

一、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的沿革———死缓推进废死进程具有可行性

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是我国独有的一种死刑执方式。1951年5月, 毛泽东提到死刑缓期执行“对于没有血债, 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 而又罪该处死者, 应当采取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强迫劳动, 以观后效的政策。”这是我国现行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的雏形。1952年政务院在《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指出:“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及死刑, 均得按情节轻重, 宣告死缓。”1954年, 死缓制度被写进刑法草案。1979年刑法正式规定了死缓制度, 1997年将其完善, 形成今天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②。 (在本文中, 死缓制度不是重点, 只是个引子, 所以不做非常详细的列举, 死缓制度沿革详见高憬宏&刘树德的《死缓使用条件的四维思考》) 。综上可见, 死缓制度的产生有其历史根源, 其随着我国社会不断发展而一步一步完善。所以死缓制度具有本土性。正是基于此, 我们才易于对其进行完善或改造, 以便更好地推进我国的废死进程。笔者对死缓制度情有独钟,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觉得它与自己同根同源, 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文化载体。

二、我国死缓制度的“非死刑性”。———死缓适用废死进程的“发动机”

我国的死缓制度包括适用对象、核准程序、死缓变更及死缓执行期间的计算四个部分。

就适用对象来说, 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罪行极其严重, 一个是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 死缓是死刑的一种。只是具有某种从轻的情节, 比如自首、认罪态度良好、有立功等等。可以说, 在“不是必须立即执行”这个条件上, 法官是有很大的裁量权的。究竟什么是“不是立即执行”, 缺乏权威的司法解释。有待立法者和学者们来探讨。

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 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 从死刑缓期执行期满之日起计算。

三、我国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的尴尬境地。———死缓适用废死进程的必要性

死刑又被称为极刑, 是以剥夺罪犯不可复制的生命刑为惩罚措施的刑罚。自古以来, 死刑以其无法替代的威慑力居于刑罚榜首。从上表中, 我们可以看出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相距甚远, 其虽都属于死刑, 但是死刑缓期执行的威慑力远远不及死刑立即执行。我们知道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 如果在两年内不故意犯罪, 就可以减为有期徒刑, 这种概率是很高的。因为大多数人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在两年内故意犯罪。因此我们说, 被判死刑缓期执行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死不了了, 甚至有了减刑和假释的希望。这也正是可以解释, 我国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的尴尬境地, 那就是: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威慑力太小, 与死刑立即执行相去甚远。

四、死缓制度的存废与我国“废死”进程的探讨———我的方案

笔者认为, 有两种方案来推进我国在司法实务中的废除死刑。

第一种:将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平民化”, 将大部分死刑案子都先适用死刑缓期执行。因为死刑缓期执行也属于死刑, 在民众心理上也好接受。同时必须提高死刑缓期执行变更的标准, 将“两年内没有故意犯罪”换成“两年内有重大立功”。这样, 增加了死刑缓期执行的威慑力, 拉近了死刑缓期执行与死刑立即执行的距离, 为以后完全废除死刑做好铺垫, 打好基础。

第二种就是废除死缓制度, 实行绝对的无期徒刑或者终身监禁③。纵观世界上保留死刑的国家, 他们都有自己完美的死刑替代刑罚, 其中最受欢迎, 使用率最高的就是绝对的无期徒刑, 即不能假释的终身监禁。这种刑罚以剥夺罪犯的一生的人生自由为惩罚方式, 不给予罪犯以假释和减刑的希望, 其威慑力也极为强大。被判终身监禁的人在狱中从事劳动, 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不管对罪犯还是对国家, 这都不失为一种好的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且这种刑罚的威慑力不亚于死刑立即执行, 易于被国民所接受, 易于实施。

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在呼吁人权保护的今天, 以国家的名义去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已经失去其理论基础。在死刑情节浓厚的中国, 要想废除死刑, 就要慢慢来, 先做好过度工作, 然后再有计划的实现司法实践上的废除死刑, 进而过度到立法。我们的废死进程困难重重, 从我们现有的法律, 现有的本土资源入手, 才是王道。而这个突破口就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废除死刑,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一直在为废除死刑而努力。

摘要：历时百年的废死之风终究没有能冲破中国绵延千年的重典亲刑的桎梏, 呼啸而去!中国的废死进程可谓举步维艰。放眼望去, 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识, 中国的废死之路将何去何从?笔者认为:要废除死刑, 我们就必须找一个与死刑有着相同或相似威慑力的刑罚来替代死刑。从我国现行刑法来看, 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我国独有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上做文章, 或废或强化, 都可以助我国的废死进程一臂之力。笔者将会在下面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 不足之处, 望前辈雅正。

关键词：死缓制度,死刑缓期,废除死缓制度

注释

1杰罗姆*柯恩, 赵秉志.死刑司法控制论及其替代措施[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130.

2高憬宏, 刘树德.死缓适用条件的四维思考[J].当代法学, 2005.

死刑的法律研究 篇2

1、卷宗目录；

2、[给予法律援助决定书(非法院指定)]；

3、法律援助指派通知书；

4、(刑事、民事)法律援助公函存根；

5、援助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专用介绍信存根；

6、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批办单；

7、法律援助告之函；

8、上诉案件一审判决书；

9、起诉书、上诉书、申诉书或者行政复议(申诉)申请、国

家赔偿申请书等法律文书副本；

10、阅卷笔录；

11、[案件研究及新证据]

12、会见笔录；

13、出庭通知书；

14、庭审笔录

15、辩护词、答辩书代理词等法律文书；

16、判决书、仲裁裁决书、调解协议等法律文书；

17、结案报告表；

死刑的法律研究 篇3

一、死刑办案程序存在的突出问题

笔者对近四年来四川省检察院办理的死刑二审案件进行了认真梳理和实地调查，发现案件质量总体较好，但一些个案仍然反映出侦查、起诉、一审和二审阶段存在不少带普遍性的程序问题。这些问题，是影响制约案件质量的重要因素，甚至可能是导致冤错案件发生的重大隐患。

（一）立案侦查阶段存在的主要程序问题

1．立案不规范。对应当立案的同案犯不立案，甚至立案后滥用“另案处理”。如杨某某等人制造毒品案，公安机关在装有毒品的车内挡获多名犯罪嫌疑人，在有证据表明各犯罪嫌疑人均涉嫌参与制造运输毒品的情况下，仅对部分犯罪嫌疑人立案。

2．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不规范。如讯问笔录中无侦查人员签名，无讯问起止时间，甚至出现同一侦查人员在同一时间段讯问不同的两人等不规范情形，不排除个别存在刑讯逼供。如李某、刘某某贩卖毒品案，认定刘某某两次贩卖毒品的证据只有李某、刘某某的有罪供述，而李某的有罪供述，是侦查机关以讯问为由，从2007年7月20日17时45分提押出所，至2007年7月27日20时25分归所期间形成的，长时间的提押出所讯问涉嫌违法。该案二审已裁定发回重审。

3．询问证人方式不规范。第一，询问地点不符合法定要求。如张某某抢劫案，侦查人员在音乐茶座询问证人张某，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关于询问证人的地点规定。第二，违反个别询问规则。如李某某抢劫案，侦查人员在同一地点对两个关键证人同时进行询问。第三，一些证言笔录反映出询问有诱证、指名问证的现象。如侯某某抢劫案，侯某某供称将抢劫所得的手机卖给一通讯店老板。侦查人员也排查到了通讯店老板温某，但对温某进行询问时让犯罪嫌疑人在场，并由温某进行指认。

4．辨认不规范。有的不按要求把辨认对象混杂在其他对象中，辨认等同于指认；有的先让辨认人指认辨认对象，再组织辨认；有的故意对辨认对象设立特殊标志，给辨认人明显暗示。

5．现场勘查不规范。第一，现场勘查不及时。如羊某某抢劫案，2006年7月31日案发，侦查机关当日接警后并未及时进行现场勘查，而是直到2007年11月1日抓获犯罪嫌疑人后才进行现勘，丧失了取证良机。第二，勘验检查文书形式不规范。如张某某抢劫案的案卷中没有现场提取物证的笔录或扣押物品清单，导致证据来源不明，无法认定。第三，未保护、封锁现场。如唐某某抢劫案，侦查机关现场勘查时，犯罪嫌疑人也在现场目睹了侦查人员勘查和尸检的全过程，降低了其之后供述的可信度。

6．鉴定不规范。一是鉴定主体不规范。存在鉴定人员不具备鉴定资格或者仅一名鉴定人员进行鉴定的现象。二是作为证据使用的鉴定结论没有依照法定程序及时告知被告人及被害人，或没有将告知文书附卷的，或有鉴定资质但未附卷的。三是检材抽样不全面。如卢某某等人运输毒品案，侦查机关共缴获海洛因可疑物达38块，重量達15000余克，而定性、定量鉴定时移送检材分别仅为0.2克、1克，致使该案不得不重新鉴定。

7．搜查不规范。突出表现在案卷中仅有《扣押物品清单》而无《搜查证》或《搜查笔录》，甚至在不具备无证搜查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物品搜查甚至人身检查。

8．缺少重要的程序性证据或证据瑕疵，以“情况说明”补救。实践中，“情况说明”被当作“万能文书”频繁使用，而且存在部分办案说明不客观的现象。如张某某运输毒品案，侦查机关针对案件线索来源、侦破经过、是否使用特情先后出具8份办案说明，且在举报时间、举报人、接报人及侦破经过四个方面的内容分别出现3-4种不同说法，前后矛盾。

（二）审查起诉阶段的主要程序问题

1．基层检察院在移送市级检察院审查起诉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前，未进行全面实体审查，仅仅充当“二传手”。司法实践中，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侦查终结以后，由基层公安分局向同级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经同级检察院审查认为可能判处死刑，移交上一级检察机关办理。由于基层检察院仅对死刑案件进行程序性审查，市级人民检察院或二审环节即使发现了证据问题要求补查，由于事过境迁，客观证据已经灭失或毁坏，无法弥补。

2．市级检察院对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提起公诉均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执行存在困难。个别地方死刑案件相对较多，而除死刑案件外，市级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还要讨论其他重要案件，如上级领导交办的重大案件、有关组织协调的案件、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敏感案件以及其他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等，无法确保有能力讨论决定所有死刑案件。

3．人多案少的矛盾突出，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需要付出比一般普通案件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繁重的办案压力下和较短的办案期限内，审查起诉可能判处死刑案件由二人控辩交叉审查等规定力所不及。

（三）一审审判阶段存在的主要程序问题

1．证人、鉴定人拒绝出庭现象普遍。一是检察机关缺乏让证人出庭作证的意识，过于确信侦查机关收集的证人证言的可靠性，且证人有可能受外界因素影响而在法庭上出现翻证或不敢作证，故避免通知证人出庭。二是社会公众尚未普遍树立起依法出庭作证的法律意识，公众大多对出庭作证抱有回避心理，或碍于情面拒绝当面对质，或怕到庭作证会受到报复而不愿接受通知到庭。三是法院自身对证人鉴定人出庭重视不足，为避免麻烦也不愿要求证人、鉴定人出庭。

2．审判委员会非直接审判的弊端。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不是承办案件的法官，且不出席法庭，仅凭合议庭汇报案件为基础，难免对案件客观真相的认识失真、失全，对案件事实的最终把握存在偏差。

3．错误适用审理程序。如周某、王某抢劫案，王某系未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而一审法院公开审理了该案，最终二审检察机关以违反刑事审判程序规则为由，建议将该案发回重审，得到二审法院采纳。

4．刑期计算错误。如刘某某抢劫案，一审判决书对原审被告的刑期起算时间是2006年5月25日，而原审被告实际上是2007年5月25日被刑事拘留的，刑期起算时间明显错误，使原审被告人将少服刑1年，二审检察机关依法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得到法院采纳。

（四）二审审判阶段存在的主要程序问题

1．二审换押、提讯程序不规范，导致超期羁押现象突出。二审法院受理的案件基本不换押。一方面，立案庭和刑事审判庭到底谁换押不明确，另一方面，二审案件遍布全省，换押起来有较大困难。因此省检察院在没有换押的情况下，个别案件看守所以案件属于省法院羁押期为由拒绝检察人员提讯。

2．二审审查期限拖延。部分死刑案件案情复杂，被告羁押地偏僻，办案路途遥远，且死刑被告人往往为了减轻处罚提供检举、立功线索，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核实，因此办案周期长。由于法律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二审审查期限，司法实践中出现个别二审法官“借用”检察机关办案期限的现象。

3．二审庭审程序不规范。关于刑事二审开庭程序，刑事诉讼法没有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因此实践中二审案件执行该条款参照一审程序的做法较为混乱。

4．送达二审判决不及时。不论是当庭宣判还是定期宣判，送达期限大多超过五日，有的长达一月有余。甚至不送达判决书、经检察机关反复催要后才送达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判决书送达的随意性是程序违法的体现，容易造成检察机关死刑二审案件法律监督的滞后性。

二、死刑二审案件程序法律监督的现实困境

在死刑案件的程序法律监督过程中，我们发现，除了案件的各个诉讼阶段存在问题，死刑二审案件程序法律监督体制本身也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个别问题甚至是短期内无法彻底解决的困境。较突出的是制度设置的困境：监督权薄弱与死刑二审案件特殊性的两难问题。

（一）缺乏监督权行使的具体措施，造成多年来检察监督权在司法实践中始终存在信息来源少、监督手段少、监督力度小的困境，死刑二审案件中程序法律监督面对的困难更甚

1.信息来源更少。在办理死刑二审案件的过程中，由于案发地点远、办案周期长、中间环节多、与侦查机关级差大、直接制约少的原因，造成部分情況事过境迁、部分办案人员迁徙流转、部分材料缺失难觅，省检察院很难及时获取能够用于监督的有效信息。如对于侦查机关的立案监督，一方面体现为线索来源单一，主要靠死刑二审案件检察人员审阅卷宗材料发现是否有遗漏的犯罪事实或犯罪人员；另一方面体现为后续处理不明，死刑二审案件检察人员经监督要求公安机关对“另案处理”的嫌疑人最终归案处理情况予以说明，或是要求对侦查机关未纳入刑事程序的嫌疑人予以追捕，但侦查机关是否落实相关要求，省检察院很难随案跟进调查。

2.监督手段更少、监督力度更小。一是调查措施不足。由于法律没有赋权二审检察机关其他调查手段，二审检察人员仅能通过审查书面案卷材料发现侦查人员的取证活动是否规范。而侦查卷是侦查机关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就整个侦查过程收集到的证据情况所作的书面记录，由侦查人员对案卷材料进行选择、分类、整理。侦查机关是收集、编排案卷材料的唯一主体，该装订过程具有封闭性，其他诉讼主体很难参与其中，因此检察人员较难通过书面审查判断出违法行为是否存在。二是法律责任缺失。现行法律虽然规定了检察机关有权监督公安司法人员的违法行为，却没有规定如何发现、调查、认定并纠正违法行为，特别是没有明确违法者不纠正违法行为的责任。

（二）对审查起诉工作的监督较弱，死刑二审案件程序监督不够全面。主要表现为：

1.不重视对下级检察机关起诉工作的监督。如果一审公诉机关没有全面起诉嫌疑人或全面指控犯罪事实，当二审检察机关发现下级院确有上述问题时，应当如何予以纠正，诉讼程序上如何操作在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尚存在争议。

2.不具备对下级检察机关监督工作进行审查的基础。负责审查起诉的市级检察机关应及时纠正一审中发现的侦查阶段的程序问题，但由于承办人员责任心不强或办案水平不高未及时发现，二审审查阶段又由于事过境迁难以补救，使相关案件事实最终无法准确认定。因此，负责审查起诉的检察机关是否及时、有效地开展法律监督工作至关重要。但这种“对监督权行使的监督”的性质目前尚不明确。死刑二审检察机关能否及如何监督下级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是否正确行使监督权，现阶段还缺乏理论支持。

（三）缺乏特殊程序制度保障，程序监督存在盲区

我国要求死刑二审案件开庭审理不仅仅是在审理方式上落实了直接言词原则，实现了当庭质证、当庭辩护规则，还在于保证检察机关对于死刑案件二审程序的有效参与，使检察机关监督权在具体案件直接有效行使。但现行制度下检察机关未能参与或未能有效参与部分程序，造成程序法律监督存在盲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缺乏死刑案件强制上诉制度。目前我国省级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死刑案件仅限于被告人上诉或检察机关抗诉的死刑二审案件。对于未上诉也未被抗诉的案件，缺乏检察机关参与监督的程序规定。不上诉、不抗诉并不完全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准确、量刑适当，但由于我国缺乏死刑案件强制上诉制度，形成了死刑二审案件程序法律监督的一个盲区。

2.缺乏对法院内部决议机制的有效参与。在对重大案件交法院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机制尚不可能作较大调整的现有条件下，惟有加强外部监督，才能有效保证其公正。但仅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关于“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的规定，难以针对死刑案件是否应当邀请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列席的具体职责范围等事项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这就造成检察长并不必然参与旁听形成死刑二审案件判决意见的审委会，从而在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死

毒品犯罪的死刑若干问题研究 篇4

(1)历史情结。在我国的历史上经历过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给我国带来了屈辱和痛苦,使中国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上不少人认为,中国之所以遭受这样的屈辱正是因为鸦片,是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苦难。正是这样的情结,使得社会上不少人支持在毒品犯罪上设置和适用死刑。

(2)重刑主义和报应刑观念的影响。重刑思想在中国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例如在秦朝时期,陈胜、吴广等人起义就是因为当时刑罚严苛,他们因耽误了期限就得处以死刑,不得不起义,虽然有秦始皇的淫威但还是二世而亡。重刑思想影响后来的历代王朝,虽然在这期间有汉文帝和汉景帝进行刑法改革,但是整个中国封建时期重刑思想盛行。俗话说“乱世用重典”,在社会治安状况不佳的状态,人们往往会认为施以重刑特别是死刑能够遏制严峻的犯罪形势。乱世用重典成为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刑主义的很好的依据。“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人们朴素的报应观念。在国民心中正是毒品犯罪分子使得吸毒人员为了毒资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去犯罪。而这样的后果正是毒品犯罪分子带来的,对于这样的坏人,必须设置最严厉的刑罚去惩罚他们,只有这样才是公平合理的。

(3)严峻的毒品犯罪形势。从每年的中国禁毒报告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的毒品犯罪形势依然严峻,无论是缉查到的涉案毒品数量、种类,还是涉案人员都整体上处于居高态势。例如,“2014年,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4.59万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6.89万名,缴获各类毒品合计68.95吨。其中,海洛因9.3吨、冰毒类毒品25.9吨、氯胺酮11.2吨、大麻4吨。”[1]面对严峻的毒品犯罪形势,人们往往会认为只有设置并适用死刑才能遏制毒品犯罪。因为:一是在人们心中适用死刑可以剥夺人宝贵的生命,这样可以让行为人基于对刑罚的畏惧而放弃犯罪;二是适用死刑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犯罪分子再次犯罪的可能;三是在适用死刑的情况下毒品犯罪尚且如此严重,一旦放松对其严厉的惩罚,毒品犯罪会更加严重。

(4)毒品滥用的危害。毒品是一种容易让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上瘾就很难戒断。“毒品摧毁人的意志、人格及良知,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威胁社会稳定,危害社会经济,诱发其他犯罪及社会治安稳定”。[2]诚然,在社会中我们经常会听说即使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只要有一个人吸毒,过不了多久这个家庭就会陷于经济困境。对于一个吸毒成瘾的人来说,在毒资出现困难的情况下为了获得毒资往往会不顾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去进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甚至去犯罪。但是与其说这是毒品的危害,不如说是毒品滥用的危害。

2 毒品犯罪废除死刑的合理性

(1)毒品犯罪设置死刑与刑法总则关于死刑的一般使用标准不符。根据中国现行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什么是“罪行极其严重”,学界对此观点不一,基本观点可分为以客观危害为标准的一要素说,主客观统一论的二要素说和主客观加人身危险性三要素说,笔者赞成三要素说。罪行极其严重不仅要具备社会危害性大,而且要具备主观恶性大和人身危险性大,可以借用1979年刑法规定的“罪大恶极”,不仅要“罪大”即造成严重的后果,对社会造成的损失特别大,而且要求“恶极”即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大。

而毒品犯罪设置死刑明显与该标准不符。第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属于行为犯,对行为犯设置死刑正当性不足。作为行为犯的毒品犯罪与作为实害犯的故意杀人罪、绑架杀人社会危害性要小得多。“如果对两种不同程度的侵犯社会的犯罪处以同等的刑罚,那么人们就找不到更有力的手段去制止实施能带来较大好处的较大犯罪了”。[3]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对毒品犯罪分子多是在“未遂”的情况下抓获的,实际上是很难对社会造成危害的。第二,单纯的毒品犯罪很难对吸毒者造成危害。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吸毒者自己的滥用毒品行为,毒品犯罪行为是很难造成社会危害的,这说明毒品犯罪本身的社会危害性不高,吸毒者自己也有责任。

(2)死刑废除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刑罚首先由野蛮发展到文明,由重刑化逐步轻缓化,一般按照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的发展路径。即使主张死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死刑不是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产物,而是野蛮时代同态复仇遗留的痕迹。例如,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是保留死刑但限制死刑,坚持少杀慎杀慎刑的思想,这和我国封建时期刑罚膻断形成鲜明对比。“死刑的最终废止是历史的大趋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4]因为死刑存在的两大基点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消失,一是重刑主义;二是报应观念。不可否认,实行重刑主义确实对受重刑者有着特殊预防作用,但是,不能很好的遏制犯罪形势,这已被实践所证实。例如,我国从1983年开始实行“严打”政策,不可否认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国毒品犯罪形势依然严峻。而且,重刑主义与刑法的谦抑性不相符。二是随着人们人权观念的发展,人们会越来越多的反思我国实行死刑的合理性。杀人偿命观念的合理性也应该受到一定怀疑。受害人的生命值得刑法保护,所以我们要对行为人实行惩罚,但是作为行为人的生命也重要,所以,国家不能为了惩罚行为的犯罪行为,而像行为人一样去杀掉行为人,这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是不一致的。

(3)死刑对毒品犯罪的威慑力是有限的。支持死刑论者认为,死刑对毒品犯罪的威慑力很大。但实践中死刑的威慑力并没有人们所设想的那么大,例如,我国从1983年开始实行“严打”政策,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国毒品犯罪形势依然严峻。这是因为:一是刑罚的必然性不足。有论者认为毒品犯罪实际查获人数不到实际人数的1/5,正是因为刑罚的必然性不足,在强烈的侥幸心理下,行为人认为其犯罪行为不一定会被发现。二是毒品犯罪是贪利性的犯罪。由于在一定时期毒品的消费具有刚性特征,特别是我国庞大的吸毒人群,毒品消费市场庞大,再加上毒品犯罪能够获得暴利,所以一些社会不稳定分子甘冒杀头之险进行毒品犯罪。三是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西南地区临近“金三角”和西北地区临近“金新月”,这样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当然会使我国毒品犯罪形势严峻。

3 中国废除死刑的路径探索

在当今社会一下子废除死刑,很难被国民所接受,所以我们应该分阶段逐步进行,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

首先,在司法上严格限制死刑适用。司法实践中曾经存在以毒品数量作为适用死刑的唯一标准,被叫作“唯数量论”,对此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在2008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议纪要》中强调毒品数量是毒品犯罪的重要情节,但不是唯一情节。这一强调是非常正确的,毒品犯罪还要考虑其他情节,如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方面。再者,先从司法上严格限制适用死刑,经过一段时间再在立法上废除死刑,这样更容易让人接受。这也符合我国现在主张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另外,先从司法开始严格限制死刑比一次性要求在立法上废除死刑操作性强。通过立法途径需要烦琐的程序,而且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司法上先开始限制适用死刑程序更简单,投入相对较小。

其次,再在立法上废除运输毒品罪的死刑。一是运输毒品行为较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行为危害性轻。走私、制造毒品是毒品犯罪的源头,贩卖毒品使毒品直接流向吸毒人员,对国家对毒品的管理秩序这一法益侵害更大,而运输毒品只是其中的中间环节,而且运输毒品是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的帮助行为,社会危害性相对更轻。二是从犯罪主体上来看,运输毒品的人多为生活困难的边民、下岗人员,他们运输毒品只是为了少量的运费,相对于那些大毒枭、贩毒集团来说他们的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总之,对运输毒品行为从轻处罚是符合我国罪行相适应原则的。

最后,废除全部毒品犯罪的死刑。有了前面两步,再迈向第三步相对而言更容易一点。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还任重道远,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国外已经有了废除死刑的实践,可以供中国借鉴。我们坚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目标将最终实现。

摘要：中国刑法在毒品犯罪上设置死刑既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其现实原因。死刑对犯罪分子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具有威慑力。我们坚信终有一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死刑将在毒品犯罪中退出舞台。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循序渐进,首先在司法上严格死刑限制适用;其次先废除运输毒品罪的死刑;最后废除全部死刑。

关键词：毒品犯罪,重刑主义,罪行相适应,死刑

参考文献

[1]国家禁毒委员会.2015年《中国禁毒报告》[EB/OL].http://legal.people.com.cn/n/2015/0325/c42510-26749292.html

[2]郑蜀饶.毒品犯罪的法律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16-17.

[3]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9.

死刑复核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篇5

一、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的问题

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从第235条至第240条共用了6个条文言简意赅地规定了死刑复核程序。目前, 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关于死刑复核问题,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 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之争

首要的问题就是:死刑复核程序是行政性质的程序还是审判性质的程序。有的观点认为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是“批准”, 类似行政程序, 但也有的观点认为, 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不同于一审、二审、再审等审判程序的特殊审判程序。死刑复核程序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具体设计、构造乃至价值的取舍。

主张死刑复核程序为行政程序的理由主要是在启动方式上, 我国死刑复核程序采取的是下级法院主动报请核准的方式。而这种法院系统内部主动报请、复核的方式不同于典型审判程序的“不告不理”原则, 违反了司法权的被动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 有学者认为该程序符合行政权“主动性”的特征, 从而类似于行政审批程序。

但是, 另一种观点则主张死刑复核程序是审判程序。原因是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 而且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方式来看, 死刑复核程序位于《刑事诉讼法》第三编“审判”的第四章, 位列审判组织、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之后, 审判监督程序之前, 可见它的性质在立法上应界定为审判程序而不是行政程序。且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复核死刑案件有专门的审判组织, 即应当由审判员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 即死刑复核程序是审判程序。

(二) 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方式

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方式, 而结合《刑事诉讼法》解释的规定, 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采用书面审理加提审被告人的方式来对死刑案件进行复核。而这种不开庭审理的方法使得相关各方, 如控方、辩方都无法充分地参与到死刑复核程序中来, 当事各方的主张、观点也不能很好地为最高人民法院所知悉。而且由于最高人民法院级别最高, 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在多数情况下只能主要通过审查下级法院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和其出具的法律文书来进行死刑复核, 而这显然是不利于发现案件真实情况的, 而这种单方审查的方式, 也有违刑事诉讼控、辩、审三方参与案件的基本构造, 从而较容易使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不准确的裁定。

(三) 复核期限的不确定性

在我国, 关于死刑复核程序没有明确的复核期限要求。这固然可以使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死刑案件的不同情况从容不迫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 但是同时又使得最高人民法院的复核程序存在了一定的随意性。当然, 需要明确的是, 作为对法定最高刑———死刑的复核程序, 不可一味追求高效率。但正像其他审判程序一样, 作为一种审判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需要一定的期限限制。只有这样, 才能使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工作更加科学和复核的结果变得更加可以预期。

(四) 死刑被核准后, 执行过快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51条规定:“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 应当在7日以内交付执行。”这就产生了处决过快的问题。对于被告人来说, 7日内其基本无法得到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来不及利用更多的救济程序, 如申诉。而对人民检察院来讲, 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对复核的结果进行监督。相比之下, 在美国, 被判处死刑的犯罪者有多次寻求救济的机会, 许多被判处死刑的犯罪者最终都未被执行死刑。 (3)

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上述问题, 笔者认为从权力制约权力以及权利监督权力的角度出发, 有必要从加强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和被告人辩护权两个方面入手, 探讨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和完善。

二、加强检察机关职能, 监督死刑复核权的行使

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但之前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权。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240条第2款的规定, 这就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进行法律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通过法律监督权对审判权进行权力制约, 是防止审判权被滥用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为此, 最高人民检察院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一) 加强组织建设, 解决人员短缺问题

首先, 要加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组织建设, 增加负责死刑复核监督的人员配备, 并且要着重强化承担死刑复核工作的检察员的个人专业素质, 以应对十分繁重的死刑复核监督工作。对此, 最高人民检察院已设立了死刑复核检察厅来承担此项重任。最高人民检察院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 从组织上、人员素质等各方面为死刑复核监督做好准备。

(二) 建立信息沟通渠道, 加强与下级检察院、辩护人、最高人民法院的联系与沟通

作为监督者, 必须要充分了解监督对象和监督内容。目前的死刑复核工作基本由最高人民法院单方面完成, 但这种单方性的程序可能令检察机关无从了解复核的开始和进程, 更谈不上进行检察监督了。因此, 为了获知全面的监督内容, 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必要加强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联系。同时, 在检察一体化原则的指导下, 最高人民检察院应与下级人民检察院加强合作和沟通, 及时了解案件相关情况。另外, 还需要注重同辩护人的联系, 从不同的角度全面了解案情, 为死刑复核监督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 应及时对死刑复核结果进行监督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一种审判程序, 理应有特定的期限。这样也便于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工作进行监督。但目前《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复核的期限。另外, 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执行命令后7日内执行的期限过短, 容易导致最高人民检察院“来不及”监督的问题, 因此, 最高人民检察院要密切关注死刑案件复核的进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结果, 及时对死刑复核结果进行监督, 以防出现不可挽回的不良后果。

(四)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监督的途径和方法

1. 受理申诉、控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通过受理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以及其委托的辩护人的申诉和控告来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监督。

2. 下级检察院主动备案审查

下级检察机关对于死刑案件的相关材料应尽快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审查, 并协助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好相关的调查等工作。

3. 最高人民法院征求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死刑案件, 应当按规定主动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意见。 (4) 这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监督案件办理的途径之一。

4. 列席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

在特定情况下,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还有权列席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会议。 (5) 如果发现死刑复核程序中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 可根据具体情况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检察意见或检察建议, 有违法情况的, 应当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甚至追究相关职务犯罪人员的刑事责任。

三、加强被告人辩护权, 制约死刑复核权的行使

(一) 改革审理方式, 逐步建立开庭审理的方式

目前的书面审理的方式应逐步变更为开庭审理的方式, 只有这样,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检察院作为刑事诉讼的主体 (尤其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 才能更好地参与到死刑复核程序中来, 从而贯彻直接言词原则, 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查明案件真相, 正确适用法律, 作出科学的裁定。

(二) 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 该项制度主要能过指定辩护制度加以体现, 但指定辩护的对象主要限于盲、聋、哑人, 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人或者是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群体 (6) 。死刑复核案件的被告人并未被纳入强制指定辩护的范围。这显然是与死刑本身的严重性是不相匹配的。为此, 有必要建立对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的法律援助制度, 以帮助这些被告人更好地了解并行使自己的权利。

(三) 增加关于非律师辩护人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56条规定:死刑复核期间, 辩护律师要求当面反映意见的,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合议庭应当在办公场所听取其意见, 并制作笔录;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 应当附卷。可见, 根据该规定, 辩护人有可能参与到死刑复核程序中来, 但是立法对辩护人的身份作了限制, 即无论是当面听取意见, 还是提出书面意见, 对象仅限于“辩护律师”, 而非律师辩护人则无权参与案件的审查。而在实践中, 并不是所有的死刑案件被告人都有能力聘请律师为其辩护,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法律应对所有的被告人一视同仁, 不应因其经济或其他方面的能力不同而有所区别。因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增加关于非律师辩护人参与案件审查的规定。

(四) 保障辩护人的阅卷权、会见权及调查取证权

从最高人民法院在1992年1月27日《关于律师参与第二审和死刑复核诉讼活动的几个问题的电话答复》中明确规定:“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不同于第一审和第二审的特殊程序。在死刑复核程序中, 律师可否参加诉讼活动的问题, 法律没有规定, 因此不能按照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中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有关规定办理。”到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辩护律师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有限参与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享有辩护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在关于其性命的死刑复核程序中更是如此。因此, 在死刑复核期间, 要保障辩护人的阅卷权、会见权及调查取证权。只有辩护人的职责得到充分的保障, 被告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更好的维护, 法律所设定的公平和正义的目标也才能得到更好的实现。

总之, 任何权力都需要制约, 对于一项决定人的生死的权力, 即死刑复核权来说更是如此, 而权力的制约机制, 无非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监督权力两种。检察机关和辩方的参与, 也是诉讼程序控、辩、审三角结构的必然要求。本文正是分别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和被告人的辩护权两个角度出发, 论述了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权的监督机制, 其最终目的, 是希望对死刑复核权的正确行使, 严格控制死刑数量, 慎用死刑。

参考文献

[1]李奋飞.美国死刑冤案证据剖析及其启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3.6期.

[2]李璐.完善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的有效参与——以新刑诉法及司法解释为视角[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13, 36 (6) .

关于死刑犯生育权问题研究 篇6

生育权简单的来说就是人类进行生殖行为, 繁衍后代, 生儿育女的一种天然的权利。而生育权也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区别, 狭义的生育权仅仅指的是两性之间进行的生殖行为, 广义的生育权却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方面:生就是指两性的生殖行为和狭义的生育指的是同一种意思, 育指的是在下一代出生之后将其抚养成人并且教育得当。本文所指的生育权指的广义的生育权即包括生和育两个方面的生育权。

关于生育权的性质学说学界有很大的争论, 笔者在这里将最主流的几种学说进行归纳和总结:

(一) 生育权属于一种身份权

该观点认为生育权是基于夫妻之间身份的一种配偶权,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生育本身属于男女结婚后双方之间的一种权利, 所以说属于配偶权的一部分。但是很明显上述的说法具有很大的漏洞, 在现实生活中无配偶、丧夫之妻和丧妻之夫、未婚生子、被强奸生下儿女的现象同样存在着, 如果生育权是基于配偶权而产生的, 那么上述人的权利就毫无疑问的被剥夺了。

(二) 生育权属于一种人格权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生育权属于民法中人格权的一种。生育行为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行为, 同样也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 那么民法中关于人格权的定义是, 民事主体依法固有的, 以满足自身人格利益维护自身的独立人格所必须存在的权利。这个定义正好符合了生育权的与生俱来的性质, 所以笔者是赞同把生育权作为一种人格权来对待。

二、关于死刑犯有无生育权的国内学说争议

死刑犯作为一种特殊的主体, 究竟其有无生育权在国内同样具有十分大的争议, 笔者对主流的几种说法进行了归纳总结如下:

(一) 死刑犯具有生育权

坚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无论是国际的法律还是国内的法律都没有明文的规定死刑犯会被剥夺生育权, 相对的对于保护公民的人格却有着明确的规定, 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 根据民法的基本原则即法无禁止即可行可知, 死刑犯是具有生育权的。

(二) 死刑犯没有生育权

坚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生育权实现的前提是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而死刑犯恰恰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权利甚至是生命的权利, 生育权的实现根本无从谈起。另外如果允许了死刑犯实现自己的生育权, 那么死刑犯可能会通过实现自己的生育权来逃避法律的制裁, 不利于严肃法律的权威性。

(三) 死刑犯拥有受限制的生育权

坚持此种学说的观点认为死刑犯是拥有生育权的, 但是拥有的是一种不完整的生育权, 这种不完整的生育权是受到刑罚的限制的, 这样既可以保障人权又可以保证法律的权威性, 从而达到双方的平衡, 解决此类的矛盾。

三、死刑犯生育权的具体实现途径和相关的限制

(一) 人工辅助生育技术

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生育我们要注意该技术应当注意的问题:第一点是在使用人工辅助生育技术的时候不能进行性别选择, 先进的技术并不能超越法律的底线。第二点就是要遵守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 禁止违背国家政策进行多台培育。第三点就是进行人工辅助生育技术禁止使女囚本身怀孕, 可以采取体外胚胎转移孕育技术进行生育, 避免了和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相冲突。

(二) 人工辅助生育技术应当注意的原则和问题

这种先进的医疗技术必须在我国注册的具有相关的资质的合法正规的医疗技术进行, 运用该种技术的对象不能够是违背相关的国家政策和法律的规定的, 采用人工辅助生育技术应当符合伦理道德的要求, 在进行胚胎孕育的过程当中是禁止任何形式的配子、合子的行为, 采用该技术应当遵循民法中的自愿原则并且应当对当事人的信息进行保密, 相关的医疗档案等相关的法律文书应当永远保存。

(三) 人工辅助生育技术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

首先由于男女生理结构的不同, 对于男性而言应当采集男性精液以实现生育的愿望, 但是该技术的实现应当配套严格的法律程序, 应当得到有关部门的审查和批准并且不能因此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利, 女性犯人由于不能本身受孕, 应当采取体外的孕育方式来实现生育的愿望。其次生育问题同样涉及到社会的整体的福利水平, 所以对于不符合公共利益、具有损他性的生育行为应当进行必要的限制。

摘要：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日渐完善, 为了进一步缩小我国与国际发达法制国家之间的差距, 关于死刑犯的生育权问题就到了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时刻了, 本文通过重新界定生育权的相关基本问题, 归纳死刑犯生育权的理论依据, 从理论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为死刑犯的生育权提供一些可行之路, 并在此基础上对上述权利进行相关的制度限制。

关键词：生育权,人格权,人工辅助生育技术,制度限制

参考文献

[1]寇学军.关于死刑犯生育权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 2003.

[2]王坤.对死刑犯生育权问题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