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精选十篇）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篇1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伦理,公平与效率,道德缺失,宏观调控

一、经济体制改革巾出现的伦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不断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深刻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和我国当前经济伦理观念上存在的问题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一些探讨。

1、片面增长——公平基础效率观的丧失

转型期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较之改革开放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打破原有体制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倾向,我们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但在实践中往往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单纯效率观与唯经济论的直线而片面的增长模式。这是一种过度崇尚经济效率,经济行为受数量扩张和竞争冲动所支配,使人异化成了经济动物,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择手段的模式。它严重忽视了社会公平正义和自然生态平衡的价值观,以社会分化和环境恶化为代价去换起一时一地的经济发展,最后甚至深深陷入了唯GDP论的泥淖,使经济发展蜕变成了残酷剥削劳力与疯狂掠夺资源的一场野蛮的恶性竞争。

2、金钱本位——道德规范的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我国传统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取向越来越趋于市场化、多元化。但是许多企业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摒弃计划经济下的一些高、大、全,只讲精神不讲利益的“左”的观念束缚的同时,并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对企业道德规范有着更高的要求,而是把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以为市场经济就是以个人利益为依据,是从利他主义转为利己主义,因而可以不讲道德;甚至把“唯利是图”、“金钱至上”、“不讲信用”、“不择手段”、“无商不奸”等视为市场经济中天经地义的事。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一些企业在高度重视体制转轨的同时,忽略了同样重要的道德建设,以至于企业在处理与社会中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时,显得道德水准普遍低下,在市场经济行为中出现了许多不道德现象。

3、市场万能——政府宏观调控的缺失

人们认为市场是万能的,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在内的全部社会经济生活,都受市场供给和需求的自发调节和支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因而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完全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而无须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放任自由的经济必然会因其个体生产者为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盲目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为追求利润不顾市场需求和环境保护的短视化生产也就随之发生。因此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性也就会不时的暴露出来,造成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事实上,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市场解决不了国防、治安、消防等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枪支弹药及危险品、麻醉品等也不能让市场来调节。因为如果听任经营者自由经营这些产品,会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盲目认为市场万能和缺乏政府的宏观调控,会对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

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伦理问题的解决措施

我国转型期出现的经济伦理问题,有其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为了厘清认识,我们有必要上升到经济哲学和伦理学的层面对之进行反思,以便我们能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整体的把握,从而保持头脑清醒,自觉地抵制错误倾向,使我们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尽量少走弯路,早日达到预期的目标。

1、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只讲效率,无视公平,只会导致收入悬殊和走向两极分化,从而造成社会的分裂与动荡,最终损害社会的效率,即只讲效率反而损害了效率,得不到效率。反之,如果只讲公平,无视效率,就只能是一种低水平的社会公平,必然造成对社会人群整体的压抑和不公,这实质上是一种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民粹主义”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公平的效率和没有效率的公平都不是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只有公平基础上的效率和效率支持下的公平才是我们要追寻的合理目标。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公平与效率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目的都是为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利益的增进。因此,越是广义地理解效率与公平,就越凸显其统一性,同理,越是狭义地理解效率与公平,就越凸显其矛盾性。

2、加强伦理道德规范建设

一个人或公司如果因其不诚实、不道德而付出代价远远超过其心理承受能力,让他感到得不偿失,损失惨重时,如欲再做类似事情时,便会再三思忖,衡量得失,从而不会轻易做出违背道德缺乏诚信的事情;而如果对他的惩罚力度很小,使他无关痛痒,毫无感觉,那么在利益的驱使和诱惑下,就很容易做出违背道德、扰乱市场正常秩序的事情。诸如现在一些生产劣质产品的厂商,用极低的成本换取高额利润,可谓一本万利。这种利益是一些商贩通过使用不道德的手段而换来的,这不但给人们带来经济上的损失,也给人们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造成极大危害,更使市场秩序一片混乱。对于这些见利忘义的不法行为,应当给予严惩。如果处罚力度过轻,不仅无法起到惩戒的作用,从另一个方面而言,对其反而起到纵容作用。

3、市场主导与政府调控的统一

在坚持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尊重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同时,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坚持以按劳分配为基础,特别是坚持整个社会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些属性,要求执政党和政府在积极努力地为发展市场经济创造自由条件的同时,必须承担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义务。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提出要确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原闪盖出于此。我们还必须看到,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政府的领导下自上而下启动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步期,特别需要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来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长过程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通过不断巩固扩大经济自由,为市场经济顺利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必须实行必要的宏观调控和经济管制,以克服和纠正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不健康现象。如果只强调经济自由而否定政府的必要调控,或者只强调政府的必要调控而忽视市场经济主体对经济自由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顺利发展是不可能的。

参考文献

[1]朱金瑞.中国企业伦理的几种模式及特性分析[J].中州学刊,2004(7)

[2]厉以宁.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篇2

摘要：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的不为外人所清楚地关系至少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广受诟病，早在1978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就提出政企分开这个概念，但是时至今日我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政府与国企之间的利益挂钩加之政企之间关系复杂难以管理监督，使得“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广泛存在，从而造成大量国有财产流失，滋生了腐败贪污，国企垄断，严重阻碍了市场正常化发展，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实际利益。本文就我国现行的政企问题与如何改善政企关系的个人观点做出阐述。

关键词：政府与国企

所有权

国企运营能力

人事制度

国企规模

正文：

一、当前政企关系的主要问题

（一）产权不清、“所有者缺位”，使国有企业既不独立，又不受制约。当前的国有企业，绝大多数实行的是厂长、经理负责制。这种体制存在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厂长、经理大多数只有日常的具体的生产经营管理权，没有对企业固定资产的处置权和投资权，没有内设机构编制人事权和劳动用工权。而且、经理、厂长握有的生产经营管理权也是不规范的，随意性很大，只要在经营管理中遇到了困难，厂长、经理就要找政府帮助解决；政府部门为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乐于干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以企业握有的生产经营权也是不完整的，它要视厂长、经理和政府官员的个人行为而定，要视各地的改革程度而定。因此，有些地方政府（多为中下层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简直与改革前没有什么差别。另一方面，有些地方改革的步子迈得较大，政府官员和厂长经理改革意识较强，厂长、经理又能够处置本厂的固定资产，敢于决定本企业的内设机构、任免中下层干部、决定工人的去留、增减。因此，总体而言，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产权责任不清晰、不规范，随意性很大。厂长、经理负责制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企业内部无资产所有者的代表，叫“所有者缺位”。厂长、经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在企业内部未受到所有者的监督，在企业外部，政府各个有关部门可以说都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谁都可以管厂长、经理，但都可以对厂长、经理经营企业的好坏不负责任，缺乏明确的与责任相适应的监督机制。在这种体制下，一方面因为企业权力太小不能成为真正独立的法人，无法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另一方面，又因为厂长经理未受到所有者的监督，使企业的权力太大，使企业的生产经营缺乏应有的规范和制约，导致国有企业决策失误、浪费严重、贪污盛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严重后果。

（二）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艰难处境，加重了对政府的依赖。

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时遗留下来的三大痼疾，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不得不找政府排扰解难。这三大痼疾是：（1）由于过去长期无竞争市场，致使国有企业的设备长期得不到更新，折旧率极低，将析旧费当作利润抽走，致使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老化，加上国民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供求不平衡，使不少企业产品销路不畅。（2）计划经济的高就业低工资的吃大锅饭体制，使每个老国有企业冗员太多，一般高达50%。（3）政企不分造成的企业社会负担过重，退休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社会治安等等全由大中型企业包着，企业等同于一级政府。凡此种种，再加上体制不顺，管理不善，造成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大量亏损、资不抵债、下岗职工增多。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联合、兼并、破产制度，以及资本市场，劳动力再就业市场均不健全。这使得国有企业主要不是靠法制，靠企业自己通过资本重组、通过关停并转重振旗鼓，而是靠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去一个个具体指导，乃至包办。有的政府要求有关政府部门在半年、几个月的时间解决特困企业的关停并转问题，于是在有的地方，派工作组到企业去的办法又用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政企能分开吗？何况为了社会稳定，为了职工生活，政府能不帮助企业解决燃眉之急吗？

（三）传统的企业人事制度，是政企不分的脐带。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略有改革，即企业内部的中层干部、一般皆由企业内部任免，但企业厂长、经理仍由政府主管部门任免，并划入行政系列，可以在企业与政府之间自由调动。人事管理的规律证明：由谁任命这个公职，这个公职人员就对谁负责。由政府直接任命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者，这个管理者首先考虑的是他的“政绩”应该让任命者知道，他的困难、苦衷也要让任命者了解。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他甚至要尽量想法让任命者和他一道承担风险，以减轻因自己失误而造成的任命者对他的责任追究。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他必然会凡是稍微重大一点的经营管理问题都要向其任命者——政府官员们汇报，以求得他们的了解和欢心，以及责任的承担。这是一个铁的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任命者与被任命者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够不管企业的微观生产经营活动吗？再加上政企干部的系列不分，政府与企业的干部可以随时互调，而且往往是比较优秀的企业管理者要升任到党政机关，这叫“商而优则仕”——这实际上是对优秀企业干部的“扼杀”，使他们始终无法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在社会上还普遍存在当官高人一等的“官本位”观念下，这种制度更使厂长经理们“心向市长”，而不是“心向市场”，更加促使其对政府官员早请示、晚汇报，使其能早日升到党政机关的殿堂。

二、改善我国政企关系的对策

（一）在国有企业建立健全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内外约束机制。

为了解决现行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负责制的两大弊端：产权不清晰、所有者缺位，出路只有一条：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将工厂制改为公司制。但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建立在生产经营有一定规模、生产经营手段有一定现代化水平的基础上。因此，它只适宜于我国大中型国有企业，不适合小型国有企业。对小型国有企业应明确采取民营化的方针。同时小型国有企业，都属于竞争性很强的企业，且数量太多，政府没有精力对其保持必要的监督。

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公司制为基础。在股份中，以国有股占优势。其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由其选举董事会（董事会中应有一定的职工比例）和监事会。在股东大会闭会期间，由董事会代表企业所有者，行使所者权利：享有本公司重大问题的决策权，聘任并监督经理。由经理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决策，负责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监事会享有监督企业和董事长、经理的权利。这种在股东大会领导下的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开并互相制衡的领导体制，可以解决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如下困扰：一是解决企业内部所有者缺位问题，股东大会及其选举产生的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是企业的真正所有者（民营资本股东）和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使经理人员能在所有者的代表和所有者的监督、激励之下，忠实于所有者的利益，使整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格的规范与制约，从而能够保证企业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二是解决国有企业无财产支配权：主要是固定资产的处置权、投资权；解决国有企业无内设机构编制权和对员工作聘用解雇权。因为这时的企业内部已经有所有者——董事会、董事长，而财产支配权本属于所有者的权利，故这时企业的董事会、董事长完全有资格享有此权，勿须放在企业之外——政府手中。同时，这时的经理由于是在所有者——董事会的监督之下工作，而且要对董事会负完全的执行责任，也应享有完全的生产经营管理权以及与之相应的企业管理机构、编制设置权及劳动用工权。因此，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基本上解决了原有厂长经理负责制下的产权不清晰、所有者缺位这两大困扰。企业因此基本上可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商品经济实体了！

（二）实行政企干部分列，建立经理市场。

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董事长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只能由政府——国有资产所有者委任，由其作为企业的法人代表，对企业负全权责任。为此，董事长必须享有对经理人员的任免权（当然要经过董事会）。经理人员的素质高低，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一个企业经济管理水平的高低，决定着这个企业的经济效益。董事长既然要全权负责本企业的资产保值、增值，理所当然地要由他遴选经理。同时，为了让经理人员对董事长、董事会负责，忠实执行董事会的决议，也必须使董事长有权任免经理。由谁任免，就对谁负责，决定了经理只能由董事长任免。因此，必须革除现行的由政府部门任免国有企业经理的制度，将经理的任免权完全下放到企业，由企业董事会、董事长行使此职权。

为了使经理人员忠实地执行董事会的决议，董事会还必须对经理人员实行强有力的监督和激励机制。第一，要将经济的报酬与其奉献挂勾，对经理人员的奖励要与企业的年利润，三至五年的利润紧密相连。这是防范经理人员短期行为、不慎重的经营决策所必须的。第三，一经发现经理有严重失职行为或腐败行为，董事长有权立即免去经理职务。

除了在企业内部建立起强有力地对经理人员的监督激励机制外，还必须在企业外部，建立经理市场，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给经理人员更大的压力、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理是一个高级劳动力商品，其市场价格取决于自身的价值，其有无“销路”取决于能否适应市场需要。一个优秀的经理，不仅是董事长不会解聘他，给他以高薪，而且他还有条件选择报酬更高、可以更大地实现自身使用价值的企业。一个不合格的经理，搞垮了一个企业，不仅再不能易地做官，而且在经理市场上很难找到“销路”，也会加入失业者的行列。由这种经理市场对经理人员形成的动力、压力，是使经理人员忠实于企业、培养优秀企业家所不可缺少的。

有人要问，既然对经理人员的任用要与政府脱勾，那么对董事长的任用是否也可与政府脱勾呢？不行，董事长与经理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角色，董事长是企业的老板，经理是企业的高级打工仔。打工仔无论高低，都来自劳动力市场，而董事长只能来自资产所有者。董事长作为政府——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只能由政府委派，董事长也必须对政府负责。由谁任免就对谁负责的人符合董事长这个角色的需要。他为了向政府负责，他为了保证自己的职务，也必然会经常向政府汇报他的工作，但他向政府汇报的事只是有关企业的重大决策问题，而这正是政府所应关心的大事。因为董事长不是经理，他不管企业经营管理的具体问题。因此他与政府的关系完全不同于经理与政府的关系。

（三）为国有企业解困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让国有企业自己站起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牵涉到方方面面的问题，要想使国有企业全面解困，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须作系统的研究。

当前国有企业存在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生产关系、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设备陈旧、资金缺乏等方面的原因；既有国有企业内部的原因，也有国有企业外部的原因。为使国有企业摆脱困境、走出低谷，首先要解决生产关系、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然后在新的生产关系，管理体制的基础上，解决生产力发展方面的诸问题。在为国有企业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的同时，也要为国有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国有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问题，主要是在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以国有资产为主体的联合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形式最大的优点在于：一是能够注入新的资本，增加企业的活力；二是将民营资本所有者引入了企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国有资产所有者全民——政府——董事长——经理之间的多重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间接关系所带来的松懈联系，增强了企业内部所有者对经理人员的监督和制约；三是国家仍可以调控这个企业的经营方向，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服务。

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问题，就是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对此已如上述，不再重复。

在国有企业外部主要是要为解除这些困难创造制度环境、市场环境，让企业在良好的宽松的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中自己学会在市场竞争的海洋中游泳，不要老是由政府抱着走牵着走，使国有企业成为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这些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主要是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企业的联合、改组、兼并、破产制度，改革银行金融制度；建立健全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等。为那些有希望的企业卸下社会包袱，调整资产存量，改善产业结构，重组产权关系，注入新的资金等等提供宽松、通畅的市场轨道；为那些无望的企业卸下社会包袱，调整资产存量，改善产业结构，重组产权关系，注入新的资金等等提供宽松、通畅的市场轨道；为那些无望的企业提供完善配套的破产机制，尽量在破产中减少国家损失，尽量为职工另谋职业提供一定资金，使国家和职工都能从破产中得到解脱。

总之，我国国企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政府对国企进行干预使得国企不能相对自由自主的发展，反过来国企又在依靠政府撑腰以便在市场中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垄断和霸权地位，两者相互依赖，共同发展，使其内部人员从中得到相当的利益，而对广大民众没有带来福利反而侵害了他们自由发展的权利。所以若要阻止这种现象继续影响人民的生活就必须切断政企之间的利益往来，并精简国有企业的数量，把它们放到市场中，让市场淘汰。

最后我们需要反思，所谓人民的企业——国企，给人民带来了利益还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造成所有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大众相对漠视的也不能深入理解的社会规则————制度。

参考资料：

1.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共二册），董辅礽，1995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2.百度百科：政企分开、政企不分，2013年10月22日更新 3.中国机构编制网

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探究 篇3

关键词：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方针;注意事项;实施策略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其发展程度对于巩固我党执政地位具有重要作用。作为重要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之一，国有企业承担着促进经济发展与市场调控等重要责任，通过国有企业能够让市场机制无法实现的、政府机构也无法间接实现的社会政策目标得以实现，因此某种程度上其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以及共同富裕的目标，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党的执政地位都意义重大。然而，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不相适应的是，我国曾经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问题较多，国有企业发展经历了艰难的历程，留下了许多矛盾问题，加之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复杂情况影响，可以说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着较我困难，但国有企业改革已势在必行，我们必须认真探究出路，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改革之路。

一、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要求国有企业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且，这也是适应我国国情以及时代发展需要的必然发展趋势。而在推进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需要有力的措施和科学的方法，而其前提是必须具有能够统领全局的基本方针，如此才能确保国有企业改革稳步推进而不会发生偏离。

1、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原则。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所有制结构，探讨更广泛的公有制实现途径，从而使公有制经济能够有效控制国民经济状况，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氛围。

2、要应用战略眼光进行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要改变现有的经济产业布局，并对国有企业进行改组整合，以整体国有经济为出发点，大力推进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发展，同时针对中小型国有企业实行放开搞活政策。

3、要实现国有企业改革与改组、改造以及管理相结合。应在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基础上进行改革，着眼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改观，企业综合素质的提升，产业结构的优化整合以及整体经济的高效稳定运行等。

4、要使国有企业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重点打造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真正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完善企业的决策、执行及监督体系等，真正让企业能够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主体，实现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最终目标。

5、要本着促进企业科技进步的原则进行改革。国有企业必须打破传统观念，重点进行科研开发以及技术改造，加大力度引进科技人才，通过各种有力措施实现产学研结合的目标，实现技术创新的机制，实现集约型经济以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注意事项

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必然面临许多难题，使改革成为一项艰难复杂的重要任务内容。这些问题将对国有企业改革产生重大影响，应引起大家广泛关注。

1、国有资产严重流失问题。部分国有企业进行资产评估及清理时，存在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的现象，通常是因其没有按正规法定程序开展资产评估而造成了国有资产折股不科学，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如在我国颁布的关于指导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关文件里明确提出，可通过国有资产评估中的增值部分对一些呆账、坏账等进行冲销处理，这一政策就给部分企业留下了可乘之机，有企业通过暗箱操作将过去企业经营管理里存在的各种问题借此消除，导致国有资产受到严重损害。还有部分国有企业开展资产评估时，并未将企业无形资产列入其中，将无形资产市场价值刨除在外，也会造成无形资产严重流失，让国有股权利益遭受损失。

2、机制体制不够完善问题。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时，国有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政府指导机构与国有资产管理单位共同推进，但各自为政，并未形成统一的领导与监督机构，使国有企业陷入改革的迷惑状态。此外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工商以及税务等相关部门脱节严重，无法达到上下联动的效果，造成部分政府职能部门无法参与到国企改革当中来，更无法履行职责发挥职能作用，这就使得企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缺少了制约和束缚，间接产生许多改革问题。其中尤其以部分国有企业原有的担保债务等并未完全落实清楚时就被强行注销登记，新企业进行资产接收以后，为了逃避过去的责任并不承担这些债务，而产生债权纠纷。再有，部分地区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部分政府职能部门针对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现实存在的国有资产少估、低估、债务虚增等问题不予管理，也会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现象。

3、薪酬分配不夠合理问题。目前许多国有企业都是根据资历深浅实行薪酬分配，这就让许多新员工感到有失公平。尤其是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很多有能力、有技术的年轻人快速成长起来，其所创造的价值与工作能力可能远远超越其他同志，然而工资待遇上却上不去，必然引发其工作不满情绪，影响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策略

若想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取得成功，就必须认真解决现实存在的各种问题。否则势必会对改革成效造成不良影响，严重情况会导致改革以后企业依然毫无改变，最终只能被市场经济所淘汰。因此，应制定具体可行的有力措施，确保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沿着健康方向良性发展。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要通过法律法规来规范国有企业改革行为。虽然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已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尚未形成完整的关于国有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并且许多国有资产评估相关规定部门特征都非常明显，无法有效规范国有资产评估行为，解决不了实际存在的问题。因此，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已是当务之急。

2、形成严格规范体系。要严格管理国有资产出售等行为，防止部分单位及人员借此谋取私利。虽然我国针对国有资产出售已有严格规定，需要相关部门认真审批同意以后才能出售。然而实际操作时，部分国有企业改革并未严格按照程序执行，擅自出售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因此，形成严格规范体系是国有资产改革的保障。

3、制定科学激励机制。针对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要进行改革，可本着技术优先、兼顾公平原则进行改革，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针对工资进行细化，例如可分为岗位工资、工龄工资以及绩效工资等，统筹兼顾各方利益。此外，还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跟上时代发展步伐，才能更好地适应现代企业发展需求。

4、改革各项管理制度。其中首先要坚持科学管理，并逐步建立与现代企业需求相符合的人才管理制度以及薪酬激励机制等，从而确保满足现代企业人才的需求，提高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其次要在合同制的同时实行“双向选择”按劳分配制度，同时建立科学的业绩考核体系，实现业绩考核与经济利益相结合，提高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四、结语

总之，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任重道远的系统工程，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圆满解决。应结合国有企业实际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综合考虑，认真商榷，真正实现国有企业的蓬勃发展。（作者单位：福建省育才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俞富;对深化国企改革的几点思考[J];行政与法;2009年02期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篇4

过去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已由原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随着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得到不断加强, 政府也在放权让利中逐步退出市场。资源配置是经济体理论制改革的最终指归, 也就是说, 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 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 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

1 我国发展新经济存在的现实问题

中国发展新经济虽然有非常光明的前景, 有自己独特的路径, 但是也面临着一些非常现实的挑战, 我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1 美国经济的影响美国经济是发展新经济的主要推动力,

在纳斯达克股灾发生以前, 投资者和消费者对新经济有过分乐观的预期, 这导致了投资的增加, 资产价格的上升, 股市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拉动了消费。但是在某一个时点上, 生产能力开始过剩, 投资的数量和投资的回报无法对应, 消费者和市场开始质疑, 泡沫开始破灭, 新一轮的调整开始发生, 美国经济减缓开始对其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非常重要的, 影响通过资本的流动、贸易需求的变化、人才的流动和预期几个方面影响到其它国家, 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 目前各个方面都在关注美国经济什么时候, 以何种形态复苏。

1.2 发展新经济的要求与传统体制的冲突新经济并不简单地

对新技术的扩散和应用, 政府的信息化并不意味着仅仅增加投资、微机和用网络把工作流程连接起来, 实现无纸办公。它本质上是业务流、信息流的重整、体制结构的重整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 必然产生种种冲击, 特别是对即得利益进行调整。它要求着产生一种新的、扁平的、互动式的结构, 并对传统的纵向一体化和金字塔结构进行挑战。

1.3 人力资本的局限性中国的人力资本尽管相对丰富, 有一个致命的弊端就是由于传统的教育体制, 专业分割得非常厉害。

工程师的知识集中在非常狭窄的科技领域, 由于这种职业的偏好, 使得他们更有兴趣做一些体现技术水平高的工程项目, 而对主流经济存在的特点以及对主流经济进行体制改革的要求似乎不重视, 也不理解, 这就导致了技术与市场需要两层皮的现象。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 非常需要产生一批具有亲和特征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对市场理解, 对技术也理解, 把两者的行为可以对接起来, 而企业家必须产生于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之上, 目前我们的治理结构无论从理论、政策和实践来说, 都处于初级的发展阶段。因此, 人力资本的局限性和治理结构的不完善, 是新经济发展的另外的一个重要制约。

1.4 垄断的制约新经济的本质是自由竞争、自由流动, 但目前我们存在两种垄断, 非常不利于新经济的发展。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我们正面临着新一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更令人担心的是, 发展新经济的本意是通过发展新经济促进体制改革, 但如果这种现象继续沿续, 很可能产生一个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就是新经济的发展强化旧的体制。

1.5 使创新活动没有出口, 资本市场尚不发育新经济的本质特征

是创新, 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中小企业, 我们不能对传统的大型企业在新经济领域发展方面报以过大期望。但中小企业面临两难的选择, 一方面依靠自身的积累, 不足以形成规模, 另一方面又不可能获得财政的支持。因此, 只能通过资本市场的发育来获得发展的资金来源。因此, 发展新经济意味着对中小企业的支持, 而发展中小企业意味着对资本市场报以厚望, 但是目前这方面进展的步伐仍然缓慢, 存在着种种担忧。

1.6 基本的市场制度尚不键全包括信用制度、知识保护产权制度、

担保制度、中介机构的服务、公司治理结构等等各个方面, 如果不全力创造一个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 就不可能实现新经济的振兴。

1.7 新经济和数字化差距或者数字化鸿沟新经济确实存在着双刃剑的现象, 一方面在提高效率, 另一方面对公平问题提出了挑战。

从整个世界的情况来看,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 一种新的现象正在出现。未来五年到十年, 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就业, 而创造就业和直接发展新经济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研究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 使得这部分人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发展机会。

2 我国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在国民经济运行中, 市场作用不断增强, 资源配置效率明显提高。

2.1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计划经济条件下, 中国政府通

过“中央各主管部委———地方各主管厅局———行政性公司———国营工厂 (商店) ”这一管理链条对国有资产 (企业) 进行直接管理 (干预) , 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管理者和经营者集多种职能于一身, 企业毫无生产经营自主权。改革后建立了“国资委 (局) ———控股公司———企业”的管理体制框架, 国有企业在现代公司化改组过程中正在形成相应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国有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 由原来的行政关系转变为市场化的“委托———代理”关系。

2.2 计划体制的改革计划体制改革以来, 一方面, 指令性计划已经或正在变为指导性计划和政策性计划 (如产业政策等) 。

计划的行政色彩已大大减弱;另一方面, 计划的比例大大减少, 市场调节的范围不断扩大。绝大部分商品、劳务和生产要素的产销、供求等已基本放开, 市场已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或主要作用。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的。以前中国实行计划价格, 它既不反映供求, 也不符合价值;改革后, 先后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和调整了工业消费品价格并采用“价格双轨制”。

2.3 财税体制的改革在国家与企业等纳税人之间的财务税收关系上, 以前由国家实行统收统支, 企业没有理财自主权。

80年代后的两步“利改税”, 规范了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关系, 但存在税收不统一, 税负不公平, 税制过于复杂的问题。近几年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确立和增值税作为主体税种的税收体制的运作成功, 标志着新的财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在新的财税体制下, 财政收支体制的改革, 各税种的调整和完善, 预算外及体制外资金管理的规范, 使政府在增加财力的同时, 保证其职能能够完整地发挥, 并改善了对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

2.4 金融体制的改革改革前, 中国实行单一国家银行制度, 中

国人民银行既是中央银行, 又是商业银行, 还是政府机关, 金融依附于财政, 构成“大财政、小银行”体制。现在, 中国已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金融体系, 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从中央银行中独立出来后, 政府改变了原来对商业银行的严格的直接控制, 取消了贷款规模的管理, 在贷款发放上给予银行自主决策的权利, 并促进银行间的竞争, 使银行间业务相互交叉、渗透的程度不断加强, 各商业银行提高了运营效率, 对经济的发展起巨大的作用。

2.5 外贸体制的改革中国的外贸, 以前由国营专业外贸公司独家垄断, 实行计划收购制。

改革后, 引入竞争机制, 扩大外贸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在完善出口代理制的基础上, 直接赋予越来越多的工贸企业、生产科技型企业进出口贸易经营权, 实行统一政策, 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并在取消财政补贴后改进和完善了出口退税制。

农村综合改革问题 篇5

一、充分认识农村综合改革的重大意义

农村税费改革经过六年的改革实践，取得了历史性重大成效。全面取消了农业税等专门面向农民的各种税费，初步规范了农村税费制度，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步伐明显加快，统筹城乡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是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的迫切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关系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革，具有重大意义。

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着力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巩固发展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改革的目标是：按照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力争在“十一五”期间或用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任务，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

制、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政府保障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促进农民减负增收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改革的总体要求是：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解决遗留问题，扎实稳步推进；加强调研总结，完善政策措施；积极探索实践，实行重点突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把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与推进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并做好农村综合改革与其他各项改革之间的配套衔接。

三、扎实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试点

当前，农村综合改革重点是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三项改革，以此带动农村的各项改革。

乡镇机构改革的总要求是：坚持因地制宜、精简效能、权责一致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总要求是：建立和完善政府投入办学、各级责任明确、财政分级负担、经费稳定增长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综合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

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要求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原则要求，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明确界定县乡政府支出责任，合理调整政府间收入划分，加大对县乡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完善财政奖补政策，切实提高基层政府经费保障能力。

四、全面落实取消农业税政策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执行和落实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各项政策，及时研究解决取消农业税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取消农业税后，中央财政将继续安排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对地方减少的收入给予适当补助，省级财政和有条件的市（地）、县（市）也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五、稳妥开展化解乡村债务工作

各地要继续按照中央要求，高度重视和扎实开展化解乡村债务工作，健全和落实对县乡领导干部控制和化解乡村债务工作的考核制度。要在合理划分债务类别、加强监察审计、规范乡村财务管理的基础上，清理核实债务底数，锁定旧债，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化解债务的优先顺序，区别轻重缓急，注意优先化解与农民利益直接相关、基层矛盾比较集中的农村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的债务，把确因用于乡村公益事业而造成对农民个人、乡村干部、乡村工程业主等个人债务的化解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择部分县（市）开展化解债务试点，积累经验，逐步推开。

六、创新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

各地要继续坚持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制和“谁主管、谁负责”的部门责任制，坚持标本兼治，强化约束机制，深化改革，创新制度，不断推进基层民主，不断健全法制保障，做到预防与查处相结合。要严格规范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等的管理，加强对涉及农民负担文件出台、项目公示的审核。深入开展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民建房、殡葬、计划生育等方面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的专项治理，重点加强对农业灌溉水费电费、排涝排渍收费等经营性收费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等生产性收费的监管。加强对村级组织收费的监管，进一步规范村级组织开支范围和标准。

七、加强对农村综合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

农业农村改革发展关注三大问题 篇6

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问题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但要看到，农业仍然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我国农产品总体状态还是供不应求，粮、棉、油、糖、肉这几大农产品都需要从国际市场进口。比如，2011年，我国从国际市场上进口的粮食包括大豆在内，一共是5800多万吨，相当于1160多亿斤，相对于2011年国内的粮食总产量11424亿斤，进口的粮食已超过国内粮食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再比如，2011年，我国进口棉花331万吨，国内总产量660万吨；进口植物油674万吨，国内总产量1000万吨；进口食糖200万吨；海关统计的进口猪肉量接近100万吨。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通过保护耕地，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进农业科技进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不断推动市场化进程，努力提高我们的农业产业水平。

总体来讲，增加粮食产量的难度越来越大。全球总人口接近72亿，中国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数量的比例不到19%。目前，我国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在世界上已处于前列。我们用拥有占全球不到9%的耕地生产了占全球22%左右的粮食，农产品人均消费水平不低于国际水平；但饮食结构与生活习惯决定了我国对植物油的大量需求，供给压力很大。我国全年的食用植物油的消费总量超过2500万吨，而国内生产的植物油大约1000万吨，缺口是1500万吨。除了进口的植物油600万至700万吨，剩下的缺口以进口大豆弥补。我国人均植物油消费量还在迅速增长，目前平均每人每年接近40斤。缺口的增大将带来更多的进口压力。以大豆为例，出口量和生产量长期居于世界第一位，但去年大豆产量已下降为1300万吨，产量排位已降到世界第三。我国大豆的进口量，2010年是5480万吨，2011年5264万吨，今年预计会超过5500万吨。今年，我国大豆产量与进口量预计总和为7000万吨，大豆的自给率不足20%。2010年，全球大豆出口量9200万吨，57%以上的大豆被进口到中国。

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很难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来改变大豆供不应求的状况，因为其他农作物的播种面积也很难减少。我国共有18.2亿亩耕地，再加上复种指数，正常年景可达到23.5亿亩左右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其中，16.5亿亩用于播种粮食。以2011年680多斤的粮食亩产量计算，现有的16.5亿亩粮食播种面积是不可再减少的。油料的播种面积大约2.1亿亩，棉花7000多万亩，糖料约3000万亩，蔬菜瓜果3.2亿亩，再加上麻、茶、药等，几乎没有可能去减少其他农作物播种面积。如果要通过增加耕地来替代大豆和油料进口，按照我国目前大豆亩产254斤、8亩地可生产1吨大豆计算，那么5500万吨大豆缺口至少需要自种4.4亿亩播种面积。按照菜籽油亩产量85斤计算，700万吨植物油缺口至少需要自种1.6亿至1.7亿亩播种面积。这说明，我们需要使用6亿至7亿亩的境外播种面积才能维持当前的现状。按照土地产能来计算，我国的播种面积缺口达到20%。可见，我国农产品供求的现状非常严峻，这也是中央为什么反复强调要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强调要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强调要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原因。

总之，粮食安全问题事关全局、影响长远。解决当前的粮食安全问题，需要我们转变思想观念。以大豆为例，不论谁种大豆，在哪里种大豆，都需要经过市场的买卖。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全球主要农产品总量能增长，我国的粮食安全水平就能得到相应提高，至于谁种大豆则是相对次要的问题。我国还可以采取向其他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方式来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投资能为东道国带来经济利益，当地不仅可以增加税收，也能促进就业，也利于满足我们的豆油和豆饼需求，从而实现双赢。对有潜力的后发地区、后发国家给予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可以提高這些国家和地区的粮食产量，改善人们生活，增加消费。目前，我国已经在14个非洲国家开展了农业技术援助，开展了100多个项目。非洲有很大的种植潜力，目前整个非洲小麦的进口量超过自身需求的45%。把非洲的供给量提高了，全球粮食总量就会提高，就会促进粮食价格稳定，也利于提高我国的粮食安全水平。

农村的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体制问题

农村的土地制度和经营体制问题是当前的热点问题。土地问题既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又关系到国家的宏观经济，还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我国要借鉴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经验，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严格的土地法律制度。

当前，我国征地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征地的补偿较低，有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出台低地价甚至零地价，造成工业用地价格偏低，对农民的征地补偿水平就被压低了。这不仅有损农民的利益，也会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和集约用地。我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工业用地低价在其中起了较大的作用。然而，发展阶段已经发生了改变，应当有所变革。

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是一件大事，一头连着农民利益，一头连着工业和城镇建设。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有必要、也有条件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当前，有一些解决办法值得加以研究和借鉴，比如不改变所有权而转变土地用途的方式，像北京西郊的香格里拉大酒店是上世纪80年代发展乡镇企业时建立的，土地所有权至今仍属于四季青乡，在这种方式下，土地的使用符合政府规划，不仅酒店正常运营，农民还能收取租金或者得到分红。

必须注意的是，不论是农民的土地还是国家的土地，都应该按照规划使用。一方面，政府应该引领社会制定出科学、公开、公正的规划，履行好政府的职能。同时还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把握好规划中经济总量的阀门，决不允许违反规划的建设发生。另一方面，对于政府制定出的规划，无论是土地所有者还是使用者都应当服从。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在土地管理问题上，都有依据规划制定的用途管制，即使是土地的所有者也应当在政府规划的合法范围内使用土地。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变市民的问题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变市民的问题非常复杂。当前，要考虑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怎么让已进城的农民融入城镇。第二，农村还有大量人口，如果继续进入城镇，农民变市民的问题就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的顶层设计。

有的国家在城市化水平不太高的时候就建立了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到大规模开始城镇化进程的时候，由于解决了社保问题，农民进城没有增加太多负担。比如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已经实行农村土地的长子继承法，不允许分割。次子、末子如果想留在家中，就只能做长子的“长工”。所以，明治维新一开始，政府就意识到要考虑对没有财产的农家次子、末子在进入城镇后的社保问题。于是，政府推出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一些有实力的公司推出了终身雇佣的制度，向雇员提供基本食宿和一定的社会保障。等到了城镇化大规模推进的过程中，农民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有社会保障。

有的国家在早期没有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但在城镇化过程中建立了过渡性制度。比如泰国曼谷大约有300万农民工，市政府针对不同打工目的的农民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到曼谷来打工的农民，一部分人赚了钱以后要回到家乡，一部分则希望将来成为曼谷市民。针对第一种情况，农民工进城在劳工局登记、缴纳工伤保险就可以，不需要缴纳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针对第二种情况，农民工进城要在劳工局和社保局都进行登记，之后个人和用人企业按要求缴纳各种社保费用，缴满8年以后便可以享受与曼谷市民同等的待遇。这样的政策设计很有序，让农民自己做选择。与此同时，这8年也给了社会足够的消化时间。

相较于国际上比较成功的城镇化经验，我国缺乏这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做好制度设计，通过合理引导人口的流向、解决农村转移人口的当前利益和长远生计等问题，以求在城镇化过程中，城乡社会更加和谐，农民也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

贵州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问题 篇7

关键词：农村,供销合作社,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改革

贵州农村供销合作社是计划时代的产物, 虽然曾经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 供销合作社的经济服务功能严重退化, 从广受农民欢迎到逐渐被冷落, 既有市场规律的作用, 也有体制缺乏创新的因素。贵州农业发展缓慢, 部分农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凋敝。农村供销合作社主导农村商品流通的能力明显欠缺, 农村商品流通依然不畅, 农业生产资料、日用消费品价格过高, 质量也难以保证。农副产品贱卖现象突出, 甚至有的优质农产品打不开销路, 农民权益无法保障。但是, 认真审视农村供销合作社, 它仍然拥有深入人心的品牌效应、相对完善的物流网络等。要适应新的经济运行机制, 贵州农村供销合作社必须进行改革。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作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 而且2009年还进一步提出《国务院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不仅离不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服务, 而且还需要其提供更加全面、优质、高效的服务。贵州农村供销合作社应该重新挖掘自身优势, 整合资源为“三农”做出新贡献。新农村建设也为供销合作社发挥作用提供了舞台, 提供了新机遇。但由于现阶段贵州农村供销合作社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 在改革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因此贵州农村供销合作社只有抓住这一历史机遇, 围绕“三农”工作, 不断解放思想, 加强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研究, 深入了解和把握其作用和定位, 拓宽经营服务领域, 大力发展农村现代流通, 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才能为“三农”作出更大贡献。

一、贵州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一) 发展条件不足。

贵州农村经济落后, 缺少有效财政和政策上的扶持, 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很弱。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出外打工, 留守农民年龄较大, 文化水平低, 技术落后, 缺乏农业技术推广, 还在依靠传统种植技术;土地大量闲置, 缺乏稳定的龙头企业, 发展动力不足, 激励措施少, 半自供自足的小农经济呈现超稳定状态。

(二) 定位不明, 法律、法规缺位。

由于供销合作社是一种特殊的合作经济组织, 实际的改革有一定难度和复杂性。供销合作社的财产归入社农民共同所有, 而不能量化到个人, 但是要逐年给社员个人结算股金红利, 因此既要保持财产集体所有, 又要保障社员个人的合法权益。那么, 怎么划分共有财产和个人财产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经营上, 供销合作社不完全以营利为目标, 它还承担着为农民、农村、农业经济服务的职责, 在有些方面如农药销售、化肥供应等方面得到国家的扶持, 同时也执行着国家支持扶助农民、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供销合作社的综合服务与营利之间的矛盾难以把握。最后, 供销合作社领导者的任用机制也存在问题。供销合作社的经营至今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

(三) 名存实亡, 没有发挥实质作用。

目前, 贵州农村供销合作社系统“联合社不联合、合作社不合作”是普遍状况。乡 (镇) 基层社基本名存实亡, 留存下来的基层社也大多缺乏与农民社员之间的经济利益联系, 有的仅留下一两个人守摊、收租, 合作无从谈起, 有的基层社名为改革、改制, 实为解散,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异化, 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并未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的经营体制。县以上联合社主要是管理自己的所属企业, 这些企业也基本上变成了股份制, 与合作制渐行渐远。一些联合社对下级社并无指导管理, 它们之间的关系多数流于形式。

(四) 组织化程度低。

贵州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数量少, 经济实力弱, 组织规模小, 组织能力差。有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有组织、无活动。有些组织的经营状况与农户关系不大, 农户很少关心组织的运营情况, 对组织缺乏热情。大多数专业合作组织的功能和作用还没有很好地发挥, 带动作用不明显。农产品批发市场规模还比较小, 大型超市数量少。

(五) 服务水平低。

贵州农村供销合作社尚处于创办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初期, 资金、技术、人才都很缺乏, 从而导致其普遍存在服务水平低、不能满足农户需求的问题。从技术服务来看, 政府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缺少资金, 缺乏激励机制。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本身更加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播能力, 掌握信息的面和量小, 从事的产品科技含量不高, 他们所提供的技术服务的质量和数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农户生产的需求。从人才方面看, 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头人大多文化素质、农技素质不高, 适应市场经济的意识和能力不强, 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和发展。

如果不尽快改变, 贵州农村供销合作社就会脱离广大农民群众, 功能就会萎缩, 组织就会消失。这对于落后的农村来说, 是十分严重的。因此, 必须进一步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 而且要将其作为当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一项紧迫任务。

二、贵州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的建议

(一) 提高认识, 加大扶持力度。

各级政府都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深化改革, 放宽对供销合作社的行政限制, 使其享有更充分的经营发展自主权, 充分认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中的地位和作用, 将农村供销合作社建设列入重要工作议程, 纳入本地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结合国家政府出台的法规, 贵州应根据本地实际, 制定一些相应的促进、引导和规范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条例、章程等地方法规。切实加强对广大农民和干部的宣传教育工作, 向他们宣传改革农村供销合作社和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意义, 教育工作方法, 使整个农村流通体系充满活力, 健康向前发展。对县、乡、村干部要积极组织培训, 增强广大基层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 总结推广典型, 加强政策扶持, 切实搞好服务, 促进多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组织的快速发展, 普及合作知识, 对供销合作社及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农户成员进行科技知识、经营管理、市场营销、财务核算、《经济合同法》等内容的培训, 全面提高社员的素质和开拓市场的能力。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性来看, 是联合组织把农民真正组织起来, 而不是政府。但是, 由于贵州农村经济落后, 农村供销合作社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政府要不断探索能更有效地推动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和发展的财政扶持手段和途径。

(二) 组织农民, 加强供销合作社组织建设。

一是要盘活资产, 物尽其用。各级供销社和社属企业都要认真统计闲置资产和土地资源, 认真计划如何发挥资产的最大作用, 实现最大效益。通过采取招商引资、联合开发等方式, 以项目带动资金, 聚集人才, 小块资产可以改造成经营网点, 大块资产可以建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 把闲置资产改造成经营网点, 并纳入四大流通网络体系, 实现小网点大网络, 进而提升优势, 推动发展;二是供销合作社尤其是基层合作社, 要尽快加强组织建设。从贵州各县域实际出发, 采取多种创办方式, 建设一大批不同特色、不同规模的示范专业合作社, 逐步实现规模化生产、品牌化经营、规范化管理。通过批量采购生产资料、规模化经营, 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带动分散农户合作发展, 并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吸收为供销合作社的成员社, 夯实供销合作社的组织基础。在组建形式上, 可以引导农村专业经营大户、专业生产大户或专业技术干部牵头兴办合作经济组织;也可以依托龙头企业创办合作经济组织;还可以联合基层农技站和粮站创办合作经济组织。根据贵州农业生产发展现状, 经济落后的县域可以由县社的专业公司联合农民组成功能单一、分工较粗的小型专业合作社;经济强县可以在专业合作组织的基础上组建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联合合作社;条件好、实力强的基层社可以打破地域界限, 成立行业协会, 并组建农民协会等新型组织, 发展区域特色农业, 打造贵州特色农业优势。围绕科技兴农, 扶持发展各种专业技术协会, 产学研相结合, 组织实施良种产业化工程、优质高效农产品基地开发工程、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工程等一系列科技兴农工程, 使质量标准和技术规范进入千家万户, 提高农业科技竞争力。还应该利用多种渠道将高级技术人才请进来、将本地技术人员派出去, 提高技术人员的素质, 从而提高其服务水平和能力, 大力推进优质农产品市场的开拓进程。围绕搞活流通, 从解决农民买难卖难问题和增加收入、开辟新的门路入手, 引导农民重点发展各种购销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开辟专业合作社、协会产品进入供销合作社现代流通体系的“绿色通道”, 促进专业合作社、协会产品大量进入超市。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龙头企业的联合、合作, 广泛建立“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协会+基地”的发展模式, 真正实现城乡商品双向流通。进一步贴近农民, 坚持为农服务宗旨, 供销合作社助农发展致富同时, 自身也将不断发展壮大。

(三) 改善农村融资环境。

首先, 鼓励金融机构进入乡镇金融市场, 通过利息补贴等措施, 争取和鼓励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增加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贷支持。同时, 要创造条件, 加快争取建立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金融组织, 促进农村金融组织发展;其次, 加快信用担保体系建设。通过积极增加财政投入和引进多种投资主体等措施, 增强担保公司的经济实力。同时, 明确担保公司在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责任, 规定担保公司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担保应达到一定的比例;最后, 发展农业保险, 增强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政府可以采取措施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一方面设立农业保险补偿基金, 用于补贴农业保险的超额赔付及农户的投保费用;另一方面设立奖励基金, 对农业保险达到一定比例的保险公司和责任人给予奖励, 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积极开办农业保险业务。

总之, 为解决贵州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需要构建以供销系统为主体的农村现代流通体系, 并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 这必将对发展贵州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郭翔宇.深化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需正确认识的若干理论问题[J].中国流通经济, 2003.8.

[2]郝云宏.关于供销合作社走出经营发展困境的若干思考[J/OL].学术论文网, 2010.5.17.

[3]周正明.关于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三点思考[J/OL].新华网, 2009.12.23.

农村产权改革中农民权益问题研究 篇8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农民权益

1 问题的提出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第一轮农村改革,曾经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高速发展,对农民增收、脱贫做出了不可忽视的重大贡献。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这种分散的耕作和经营方式表现出了明显的局限性,产业的专业化程度、规模化程度远远落后于城市经济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农村商品经济市场不够完善,城乡统一的商品经济市场也无法形成,使得城乡经济一直处于二元结构状态。为了打破这种二元结构状态,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地进行了各种尝试,经验的总结认为农村改革的关键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基于这种认识在九十年代初期南方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就已开始尝试着对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革,即将集体资产量化到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建立股份合作制等农户专业生产合作组织。用“股田制”的办法实现土地规模经营[1]。经过十多年的改革成效已很明显,但矛盾也很突出,其中给改革带来太大阻力的、最为尖锐的矛盾之一应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问题。为此2006年以来党和国家曾多次从制度、政策的角度及时给予了支持和指导。农业部于2007年10月也做出了《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是解决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面临新问题的需要。是发展生产力和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需要。”同时指明了本次改革的总体思路即:“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法权益为核心,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创新为主线……”纵观各地改革实践,唯有保护农民合法权益这一核心任务最为难以实现。

农民权益问题既关系到目前更关系到长远,并且改革后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的形态不同农民权益的体现也不同。概括起来可以分为股权固化阶段农民权益的保护和股权行使阶段农民权益的保护。亦即农民因排他占有土地,自主使用、收益和处分土地而产生的权益的保护和农民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参与管理、利用设备、分配盈余享受的权益[2]。股权固化阶段农民权益主要体现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消灭上,这往往也是改革过程中农民合法权益最为明显、最为直接的体现,是矛盾的焦点。在股权行使阶段,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能否凭借已经取得的成员资格充分地行使股权,这是改革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和效果的关键性问题。因此区别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研究和探索农民权益的体现形式和保护方式,是保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顺利进行及改革目的得以实现的充分条件。

2 股权固化阶段农民权益问题

2007年农业部在《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提出了“推进以股份合作为主要形式,以清产核资、资产量化、股权设置、股权界定、股权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利益共享、保护严格、流转规范、监管有力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的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目标要求。其中心内容就是通过固化股权,实行股份合作制的农村经济组织形式来安排农村集体资产的分配和经营。所谓固化股权即通过对集体财产进行清产核资,将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分成等额股份,按照某一时间点以股权的形式分配到该时间点时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实行“增人不增股,减人不减股”,长期不变的集体资产股份化制度。无论改革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处于何种状态,如村改居,即在城市开发过程中农地被征收,或者通过其他形式非农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都要撤村(乡)改制,农民转移成城市居民,此种情形下,没有能力继续从事生产经营的组织就要以各种方式分配原集体所有的财产,分配的依据是股权固化过程中被确认享有股权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有能力从事某些方面的生产经营活动的集体经济组织,无论是经营性资产、资源性资产使用权的分配还是股份合作制企业将来的经营成果的分配,依据仍然是股权固化过程中确定的享有股权的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因此,固化股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工作,而科学地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取得、消灭的依据是固化股权的关键所在,也是改革过程中产生矛盾较多的环节,而且这一矛盾暴露的较早较快,属于显性矛盾,解决不好将会阻碍改革的进一步进行并影响农村的安定局面。

实践中尽管各地区确定成员资格的的依据有所不同,但成员资格的取得基本上是以户籍所在地为依据的。拥有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户籍的全体人员均为该组织的成员,对集体财产共同支配、共同使用、共同受益,任何个人都不能单独处分集体财产(包括财产的使用权的处分),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有性质。这种所有制形式尽管在当初我国农业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条件下发挥了一定的团体作战的优势,但共有产权的弊端也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突显出来,尤其是产权的激励机制难以发挥,因此出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以资产量化、股权固化为手段,将集体资产包括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划分成等额的份额,各地基本上都是以户籍为依据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以股权的形式将集体资产分配给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为其参与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和集体资产及经营成果分配的依据。由于股权的固化是以某一时间点上的户籍状况为标准的,而股权固化后一是户籍在不断发生变化,再就是随着我国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农村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速度加快,流动量加大,农民转化成非农的速度在不断加快,人口在区域上的稳定性被打破,尤其是在目前和将来随着我国社保及农民工优惠政策的不断完善,已经流入城市的人口特别是在年龄、文化、技能及个人素质等方面都具备相对优势的人员基本上长期生活居住在城市,加之其他原因如婚丧嫁取等,因此,按照户籍的标准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则存在以下矛盾:资产量化、股权固化后以各种方式加入某个集体经济组织户籍的人员基本无法取得该组织成员资格,也就无法取得股权,该部分人员在农村除劳动力外几乎没有谋生的基础和手段,生活极其艰难;在资产量化、股权固化的时候拥有某个集体经济组织户籍的人员,按照户籍标准已经取得成员资格当然地获取了股权。但由于种种原因脱离了该集体经济组织,甚至脱离了农村流入了城市并且稳定地生活在城市,从户籍的角度看他们是农民,可他们已经不从事农业生产,也不在农村生活,随着国家对农民工各项优惠政策的不断推进及社保的进一步完善,这部分“农民”已经不以土地为其基本生活保障,对于以土地投资为主而取得股权的农民来说,上述两部分农民谁拥有成员资格进而取得股权其意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尤其是对于有能力继续从事某些生产经营活动的集体经济组织,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断流转,股份合作制企业见利分红,农村留守村民、股权固化后入籍的村民及将股份转让给他人的村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会成为改革后农村的主要矛盾之一,而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城乡经济不断向一体化发展,农民向非农转化的速度会进一步加快,该矛盾也会越来越突出。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产权制度改革以保护农民利益为核心,此处的农民到底应如何理解,应当是抽象概念上的农民还是应当具体到生活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们。

3 股权行使阶段农民权益问题

固化股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及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基础工作和前提条件,而取得股权的农民在后续的改革过程中能否充分享有和行使其股权是保障农民权益的本质体现。

股权行使的方式在不同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中有所不同,在村改居后已经不具备继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能力和条件的组织中表现为参与集体资产的一次性分配权,在有能力和条件继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中表现为参与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的权利。尤其是后者,将对农村、农民长远利益产生深远影响。

目前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以股份合作制为依托的。股份合作制是采取了股份制某些做法的合作经济,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有机结合。劳动合作是基础,采取的股份形式的资本合作是职工共同为劳动合作提供的条件,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企业出资人。企业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在治理结构上也设有职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室同股份制企业类似的结构方式。从形式上看也形成了三者相互制衡的关系,并且占股东绝对多数的职工即农民处于最高决策地位。事实上由于实践中存在以下缺陷而使类似于股份制企业一样的企业治理结构无法实现内部制衡关系以实现对投资人(农民)利益的保护。

缺陷一即相对于现代化的企业运行机制来看作为投资人的农民素质较低。通常情况下股份公司的投资人往往是有能力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进行科学预测的人,表现为投资的主动性,对企业的走向具有一定的掌控能力,股东大会这一权力机构的设置具有一定的意义。而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农民投资人是在农村改革的外部环境趋使下被动地成为了投资人,对现代企业运行规则知之不多,很难通过股东大会的形式来行使投资人对合作制企业命脉的把握,股东大会形同虚设。

缺陷二即企业董事及高管们的封闭式选择有悖于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设置的宗旨。目前由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尤其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土地仍然是农民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致使本该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开放式经营的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一直处于自相矛盾的封闭状态,在组织机构上通常表现为村民或村民加集体即为股东,原农村自治组织的村长及村委会成员即企业的董事和高管。这些董事和高管长期生活在农村不发达的商品经济环境下,对管理现代企业缺乏足够的信息、知识和经验,经营意识和能力较低,很难胜任对现代企业进行有效经营管理的使命;同时由于投资人自身的原因很难形成对企业的董事和高管们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为董事和高管们进行权利寻租制造了机会和条件。两种缺陷同时存在的结果一定是投资人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保障设想的落空。

4 结论

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对目前的改革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的农村改革是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一个长期任务,从战略上考虑解决上述问题的长远措施,方能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长远目标,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首先,从中国国情考虑,农村集体所有制形式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中国的农村改革不是农村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变革而是这种所有制实现方式的创新,国家应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范围、组织形式、组织机构、议事规则……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虚位现象[3];本着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法权益为核心的改革总体思路,无论选择何种农村集体产权实现方式保护农民权益都是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在以股份合作制为依托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中,股权固化阶段成员资格的确定应科学地界定农民这一群体范围,既要照顾到现实状态下的农民利益又要有动态的长远的考虑。从全世界的发展情况看,无论城市化的速度有多快,城市化的程度有多高,农村的存在是永远的,农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农民的生存状态都会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因此,立足于保护留守在农村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急于采用将现有农民挤出农村的办法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城市化高速发展,这是关系到整个农村社会乃至全社会和协发展的大问题。在股权行使阶段,应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生产条件科学地选择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形式、产生方式及其治理结构,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范围及权利的具体实现方式,既要防止城市资本下乡对农民利益的侵蚀又要避免规模经营效益的不佳给农民带来的损害,以至于使农民成为真正的“无产者”。总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要有长远意识,真正从农村、农民利益出发,因势利导、顺应社会发展规律地设计出综合配套措施,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目标。

参考文献

[1]党国英.土地制度改革要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J].山西农业,2007(10):8-10.

[2]张钦,汪振江.农村集体土地成员权制度解构与变革[J].西部法学评论,2008(3):84-87.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篇9

演讲高屋建瓴,深入透彻,饱含着厉以宁教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思考和对未来改革的紧迫感。对于中国宏观经济之前、现在和将来所面临的一系列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清晰的陈述,向学界指明了在此背景下的宏观经济改革应该把握的原则和方向。本刊将此次演讲全文刊载,与读者分享。

01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在中国,多年以来形成了投资冲动怪圈。地方政府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提高GDP,才能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改善,使就业问题得到缓解。地方政府有了增加投资、扩大信贷的强烈需要,但结果是:经济虽然上去了,通货膨胀随之而来,致使物价上涨太快。于是,中央又不得已采取紧缩政策,通过紧缩财政和信贷,经济增速放慢,而这又引致地方财政收入、就业受到影响,就呼吁增加投资。如此循环反复,结果给经济带来了一种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现象,这就是投资冲动的怪圈。

现在中国经济的情况跟这个怪圈都有关系。比如产能过剩,情况相当严重,产能过剩必然造成资源浪费。所以,中国当前最需要做的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这告诉我们:GDP总量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即便经济增速低一点,但是整个经济状态是好的。

结构比总量更重要。举一个例子,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GDP世界第一,远超出英国,但是经济结构不行。在1840年时,英国工业革命从1770年算起已有70年,工业化进展到了一定程度,英国GDP结构符合当时技术进步潮流。中国GDP总量的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从结构上说,中国比英国差很远。

今天,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但是日本的高新技术产品占GDP的比重比中国要大得多。所以,当前我们的改革着重是结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是人力资源结构。1840年,中国人口总量比英国多得多,但人口结构跟英国不一样。当时,英国普及了小学教育,建立了大量的中学,又建立了很多新的高等学校,每年培养出大量的工程师、技术专家和科学院的知识分子,还包括近代的经济管理人才、金融人才,这是英国当时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结构。而中国虽然人口多,但大多数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目的是为了考科举,很少人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和金融。

同样,我们跟日本相比,人力资源总量比它大10倍。但是在人力资源结构上,日本大学毕业生在全人口中的比重较中国大,日本的工人队伍中,熟练技工人数比重也比中国大。这都表明了结构问题的重要性。

怎么提高经济质量呢?一是优化结构。优化结构是没有止境的,因为技术在发展,客观形势在变化。另外,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反映对低碳经济的要求越来越大,这是全世界的趋势。同时,人民生活水平要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这也是表明经济增长的质量。

二是技术创新。当前,中国虽然讲技术创新重要,但实际情况是,实体经济距离世界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中国的制造业能真正自主创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仍然是依赖外国的技术。这就表明,自主创新少,经济增长质量不够。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增长才能质量提高,我们的结构才能够随之优化。

02宏观调控不能替代改革

经济如同一个人的健康情况,要身体健康,打针吃药是必要的,但处于辅助地位,主要是靠身体内部机制的完善。经济亦是如此,经济能够顺利地发展、解决结构问题,主要靠机制的完善。

宏观经济调控好比是外来的力量。近几年来,中国经济情况中出现了一种现象——宏观调控在实际中比它应该起的作用还要大。这就造成了“宏观调控依赖症”,什么事情都要宏观经济调控。经济发生通货膨胀,宏观调控;经济增长率下降,宏观调控。

而且,宏观调控的依赖性容易产生误导:既然宏观调控这么灵,还要改革干什么?实际上,这耽误了改革。

改革是解决机制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外来的一种力量,是对经济的干预。所以,绝对不要因为宏观调控有点成效就频繁利用,而结果对经济造成大升大降、大起大落,在投资怪圈中摆脱不开。若不依靠改革来健全内在机制,那么越拖到后来,代价会越大,难度越大。所以,在宏观调控问题上,一定要以改革为主,不能依赖宏观调控。

现在,经济学界中有两种观点争论。一种观点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经济增长率在滑坡,所以国外“唱衰”中国经济的人说,中国经济将会从此一蹶不振。

这个观点不对。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今年中国维持7%至8%的增长率是没有问题的。7%的增速,是一个中等偏上的速度。再想回到过去每年10%以上的增长,现在是不可能的。因为付出的代价多大,10%的增长率,环境承受得了吗?结构调整得了吗?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码,结果产能过剩的现象会不断地出现。

另一种观点是当前要加大投资促使经济增长,防止滑坡。加大投资想过经济增长质量吗?如果再增加几万亿投资,中国经济的后遗症将越来越大,使得中国经济长期不能摆脱这个阴影。

投资是要增加,但今后应着重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的投资增大;二是民营经济投资力度加大;三是基础设施环境工程的投资要加大。这些是为中国经济增长准备后劲的。

投资固然重要,但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大局,当前绝不能够又来一个几万亿投资,这样对中国经济长远是没有好处的,实际上会使中国经济卷入到一个贻患无穷的地步。

中国的宏观调控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够照搬国外的增长模式。中国是一个双重转型的国家。第一种转型叫发展转型,为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一个经济体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中国还有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来说,这两个转型是重叠一起的,全世界没有先例。

在中国的双重转型中,中国经济有自身的特点。现在有观点认为货币流通量要控制。这是货币学派的一个观点,是根据国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而提出来的,但对中国不适应。

在双重转型下,原先中国农民被排除在市场经济以外,跟货币经济接触很少,但是现在广大农民都卷入到市场中间。农民的很多生产生活品要通过货币进行,卷入到市场经济中来了,所以货币流通量要增大。

中国的货币流通渠道环节太多,加上农民的加入,速度是相对慢的。跟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的农民卷入市场是100年前就完成的。这对中国来说,货币流通量必然比西方经济学家所计算出的货币需求量要大。因此,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应该根据国情来考虑。

因为融资难,在已有货币不够的情况下企业当中流行的一句话叫做“现金为王”,现金就全流到超正常储备中去了,造成了一方面M1、M2数量很大,另一方面感觉经济生活中现金是不足的。若不根据中国的情况来判断、制定政策,就一定会出乱。这个问题表明我们的宏观调控需要跟市场化结合在一起。

宏观调控绝不是万能的,更不是能替代改革。有人说,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是“小政府、大市场”,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不准确。“小政府”意味着政府管理事情少更好,但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用大小来衡量,不是一个范围的问题。

还有一个说法是“强政府、强市场”,中国将来是“双强”体制。这个说法也不准确。“强市场”就是市场发挥作用,“强政府”意思是好像政府一定处处管到,这也不一定对。比如家用电器,政府不管它,它就起来了。管得越多,产能过剩越过。

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政府不在于大小,主要是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效率要高。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还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两者都要讲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就行了。

03土地确权学习林权改革

土地确权是当前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全国大概有50个县正在试点,实际上数量可能还要更多,几年内将陆续推广。

为什么土地确权这么重要?必须从中国经济的非均衡谈起。非均衡分两类:第一类是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西方国家的非均衡属于这一类;中国的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即市场不完善再加上缺乏市场主体的非均衡。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主体。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没生产主体,产权是不明确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产权改革,让产权明确,让产权界定,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中国的改革不能从放开价格着手,价格不是改革的突破口,而是最终的成果。改革好了,最后的价格一定根据市场规律而制定的。中国搞股份制改革,就是让国有企业首先成为产权明确的市场主体,最好的办法是股份制。

中国的计划经济两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国有企业体制,第二个支柱是城乡二元结构,两者支撑了计划经济。前30年的改革着重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把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变成了上市公司,这个任务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一直没动。

中国产权改革继续进行,农村也要进行产权改革。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是空的,讲起来挺好,实际上包括乡镇企业在计划体制下,没有多少真正属于集体,而是由干部掌握、操作,跟广大农民没关系,直到“文革”以后取消人民公社,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

中国仍然存在第二类非均衡障碍,国有企业体制改了,农村体制还没改。怎么改?一定要谈到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总结福建、江西的集体林权制度试点的经验,进行全国推广。

尽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晚了20多年,但中央根据试点的经验,有三个重要的突破:一、承包期延长到70年不变。林权制度改革定了70年不变,农民一算,70年后我孙子都长大了,于是放心了,爷爷种树让孙子来砍,全国农村的积极性加大;二、林地可以抵押。这是一个大的突破,一抵押林区经济就活了;三、林权承包落实到户,一竿子插到底。林权证发到每个农户手上,承包跟产权一块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把农民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了,现在造林成风,大量劳动力开展林下经济,种蘑菇、木耳,还有林下养鸡,都富了。林权可以抵押,钱又活了,落实到户,积极性来了。

所以,土地确权要把林权改革的经验落实到农田的承包中。农田承包主要有三权三证,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上盖的房子的产权。全国政协在农村调查时农民说,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他们祖传的房子有房产证,新购买的商品房有房产证,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盖得再高、再好,也没产权证。

去年十八大以后的11月下旬,我带着全国政协调查组在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做调查,那里的土地确权工作几年前就开始了,已告一段落了。到那里看,农民兴高采烈,和当年的土改一样,因为产权已经落实到户了。跟农民开座谈会,农民说最大的好处是财产有保障了,土地确权了,有证了。谁再想圈占我的土地,不行,我可以告他。谁要想把我的房子拆了,那没跟我商量,可以告他,产权得到了保障,土地流转就加快了。我们问,为什么土地流转加快了?他说,我到外地去打工了,我的土地入股了。还有的说土地出租了。

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城乡收入差别明显的缩小了。在嘉兴市做调查,市委调查报告说,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土地确权后,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已经变为1.9:1。

为什么呢?农民说“首先,土地确权以后,农户更放心了。扩大了养殖业,扩大了种植业,家庭农场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今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家庭农场,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提高了。二是土地流转加快了,农民心里也放心了,于是进城打工,土地就转包给别人,出租给别人,或者是入股了,他收入增加了,进城去打工了。”嘉兴市平湖市是一个县级市,农民把宅基地房子都拆掉,盖了4层楼高的新房。我们问农民,你住得了那么大吗?他说家里没那么多人,我自己住两层,剩下的租出去,有了房租收入。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很值得庆幸的,因为多年以来农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没有财产性收入。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土地确权要重新丈量土地,发现土地多出了20%。原因是:第一,当初开始承包制的时候,土地质量有好有坏,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折合一亩,经过30年,农民把坏地变好地了;第二,在当初承包的时候,土地是小块的,用牛耕田,田埂不算面积,田埂两边被遮住太阳的地方不算面积。现在农民用拖拉机了,土地面积扩大了,田埂取消了,没有田埂两边被太阳遮住的地方,所以土地就多了;第三,当初承包时候要交农业税,为了少交农业税都少报。现在没有农业税,少报自己吃亏,土地出租,钱少了,土地入股,,股就少了。而且也不敢多报,刚丈完,大家都知道。所以这样一来,土地面积多了20%左右。

假定全国都开展了土地确权,可能中国土地会多出20%左右,甚至还要多。我们在甘肃、内蒙古考察,他们说这里当年承包的时候,坏地三亩顶一亩。

土地确权证明了,家庭农场在这个基础上起来了,每一个家庭农场就是一个小微企业,重在经营。浙江的经验看得很清楚,三种人是将来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力:第一,家庭农场主,他们受过培训;第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第三,民营企业带技术下乡,带资本下乡。改造土壤,把沙地改成良田,沙退人进。

在广东湛江市徐闻县,徐闻县的土地很贫瘠,没有大河,靠水库、台风,所以有时候产量很低。跟农民谈判:“你这一亩地产多少粮食,值多少钱?几百块钱。现在你别种了,把田租给我种。我每亩地一年付几百块钱给你。”农民想“不要我种,我还一年有几百块钱。”他说:“你愿意出去打工,我租金照样付给你,你不愿意出去打工,就留在我这里,根据你的技术水平,根据你的出勤天数,每个月发工资给你,你给我当合同工。”农民说:“这个好啊。”于是土地就连成片了。企业从国外引进的新品种种出来,徐闻城外,上万亩的地,一望无际挂一个大牌子,连地名都改了,叫“菠萝的海”。

04收入分配初次分配更重要

这是中国一个重大的问题,改革的重点应当放在初次分配,不要把二次分配作为重点。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初次分配更重要。

有四点理由:

一、农民必须有产权,有产权才有积极性,才有财产性收入。

二、受雇方跟雇佣方必须有对等地位的谈判。今天中国初次分配不行,因为出来打工的农民是单个的,城里的人也是单个的。而雇佣他们的是大企业,农民出来打工,城里人出来打工,都是弱者。而雇他们的大企业是强势,谈判地位是不均等的。而工资水平制定由强者说了算,这就是初次分配的问题。所以这个要改,如果这个不改,始终是强者和弱者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

三、农民出售自己的蔬菜、水果,牧民出售奶制品或者是牛羊肉。他们也是弱势,采购商是强势,由他来定价格。在西方国家有农会,或者叫农民协会,以及力量强的联社,中国也需要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联社组织。

四、教育制度要改革。中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城乡是不平等的。农民人均教育经费和义务教育,校舍比城里差,师资比城里的弱,设备也不如城里,农民接受义务教育的学习质量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正确的现象,就是职业世袭制。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他的孙子将来也可能还是农民工。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收入初次分配就有问题。教育体制要改革,要加大农村的教育经费。好学校办在城里,农村的孩子到城里来,学校免费让他住,这样就可以解决。

二次分配也重要,在于社会保障体制、城乡一体化,这是二次分配最重要的地方。二次分配最大的问题,城乡社会保障体制,城乡一律平等,这个很重要。

中央文件说“适当的时候推出遗产税”,从长远来说是可以的,但不容易。实行遗产税的第一条,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家庭财产登记制度,这需要准备相当长的时间。中国跟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已经200年了。中国不一样,中国老人没什么钱,计划经济下生活了一辈子。中国的管理者40多岁,50岁的也有,他不知道死了会收多少税,转移了怎么办?因为很多地方是不收遗产税的。香港原来收,后来就取消了。税率多少?门槛多少?都必须研究得清清楚楚。

而且这当中不要造成两个恶果:一个是资本外流;二是人生前不投资了,就挥霍、浪费。这样都不利于经济。中国需要培育中产阶级,要把分配结构搞成橄榄形的,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不是根据收入水平定的,根据多年经验,中产阶级三个条件:第一当然是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第二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第三是要有一定的道德情操。这样的话,中国更多的中等收入比重,在全国人口中就会越来越多。

05城镇化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城镇化就是要改变城乡二元体制,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改革之一。主要的问题在农民的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实际上就是让农民和他的家属都融入城镇社会。中国的国情是地少人多,如果中国要做到农民融入城镇社会,现在的城市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的城镇化率现在有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是国家统计局的,城市居民大概是占到51%左右。实际上这个数字不准,因为这个算法是将常住城市的人口都包括在内,而很多农民工是常住城市,也计算在城镇居民中,但是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

我们现在这种城乡二元体制是形成于1958年户口制度改革。当时户口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种,农民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不能离开农村的人。改革开放之后,尽管城乡二元体制放松了,但是没有改变。现在出问题了,上海的问题表现得比较明显,因为上海从农民工进城以后,原来二十多岁的农民工,现在都已经四十多岁了,成为上海各工厂的技术骨干,但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他们的孩子不能够在公立学校上学,医疗保障等等也跟城里人不一样。

上海遇到的问题是,浙江各个市县工业也发展起来了,急需骨干工人,就到上海挖,给城市户口,吸引了骨干工人向浙江转移,上海开始紧张。因为这批人一走,上海的制造业优势丧失了。所以上海加快了农民市民化,采取了积分制,千方百计将这些人留在上海。但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骨干工人迟早还是要流走。

另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中国的城市能容纳多少人?如果51%是常住人口,但是实际上城镇化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多。假定中国将来城镇化率达到80%左右,20年以后或者是3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可能达14亿多。80%意味着有12亿人住在城里。现在,按照常住人口来计算,51%的城镇化率,城镇居住人口是6亿多,还要增加五六亿人进城。

这些人进城之后城里会成为什么样?有那么多的土地盖房子吗?有那么多供人们使用的城市设施吗?

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三部分所组成。老城区就是现在的城区,重在改造。城里造成污染的企业要往外迁,城里棚户区拆迁,贫民窟式的街道房子要拆迁,这样的话让老城区改造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居住区、商业区、服务区,这就是老城区的任务。

新城区在远郊,或者是一些镇的周围,主要是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它是城市发展自己支柱产业的地方,是新兴产业的落脚地。新城区最大的特点是工业进园区,好处一是节约能源,各种设施都可以充分利用;二是污染源集中,便于治理;三是企业相聚在一起,交流机会多,商业机会也多;四是政府可以加强服务。

但是“老城区+新城区”,容纳仍然有限,所以中国的特色就是“新社区”。新社区的出发点就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很多地方已经搞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居民的村子给迁移一下,盖上楼房,节约地出来。这样一来,就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将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起点,把它建设成为新社区。

新社区有五个方面需要做工作:第一,园林化;第二,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包括垃圾回收和使用、清洁生产、污染清理等等;第三,公共服务到位;第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第五,建立社区的管委会,以代替现在的村委会。

新社区是城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免人过多地涌入老城区、新城区,现在全国正在推广,叫“就地城镇化”。这对中国来说,对世界的城镇化历史是伟大的创造。

城镇化过程中,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让孩子能够融入城镇社会,和城镇的孩子们一样进公立学校,或者是进比较好的学校,这是农民的希望。其次是看病。再其次是养老。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解决。

城镇化过程中,也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第一个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建设经费从哪儿来?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现在遇到两大困难,一是土地财政路已经走到尽头了,再也没有地可卖了;第二,要进行城镇化,地方债务问题不能再无止境地增加。无止境地增加只会造成将来更大的泡沫,城市也会破产的。

澳大利亚、新西兰是城镇化比较晚的发达国家,他们的方式是以城市为主体,发行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公共建设投资基金券以具体项目为主,比如说城镇发展需要自来水厂,需要增设一个发电厂,建立地下交通干线、修地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全部公开,这些基金券的利息比银行存款高、比国库券高,购买之后不仅仅有利息,将来如果好的话还可以分红。年年有新增的项目,有新发的公共投资基金券,资金就不断地进来,甚至连廉租房都是采用这样的形式。这样的建设方式,可供中国参考。

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城镇化一定要将新社区放在里面。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了,已经是改成社区了,前面就不要加农村,这就是城镇。老百姓迁到这里去,不会感到跟城市有隔阂。

我们在湖北调查,就发现农民即使迁到老城区、新城区,他还是融入不到社会,特别是一些老人都不愿意去,因为周围人不熟悉。“就近城镇化”,新社区就是城镇的一部分,户口市民化,周围也都是熟人,老人也感觉到生活有乐趣了。

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上是造城运动,就是将原来是农村的改成新农村,然后改成新社区,再一部分改成新城镇,造城镇,这就是解决中国城镇化的主要路径。

城镇化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怎样让城镇居民有房子可住?居民有房子可住,现在的政策是不行的。第一,现在城市土地招标只能抬高地价,不断地出现新地王,土地成本高了,房子将来的价钱就一定高。应当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来建房,就是在同等技术标准、质量的情况下,谁报价最低就采购谁的。一块地先有人大、政协代表参加定出最合理的价格,在上面要建设什么样标准的房子先公布,谁报价最低。每一个企业就会考虑怎样降低成本,而不能够像现在这样,土地价格越炒越高,这样的话城市住房可以解决。

而且,房地产政策应当是不限购,只限转卖。所有这些,都应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予以解决。此外,给穷人住的房子,不应该建得很远,应该就近建。楼可以高一些,但是要方便群众,城市住房问题才能解决。新社区发展起来之后,新社区就是城镇,这样的话新城镇将来也会发展起来。

06国资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国有企业在最近20年之内,的确有很大的进展,但是改革并未到尽头。国有资产改革应该有两个层次的改革:一个层次是国有资产配置机制的改革,或者是配置体制的改革。国资委下面不要去管具体的企业,国资委下面成立若干个行业性或者是综合性的投资基金公司,任务就是管国有资产的配置。20世纪30年代之后,出现了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假定投入不变,不同的方式来配置资源,然后进行对比,看谁配置效率最高。资产不断地重组、调整,是为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在经济学里引起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过去长期认为在企业中搞人事组织工作的、搞宣传工作的、搞行政管理工作的,都列为非生产人员。资源配置效率出来之后,做人事组织工作的,从事的是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就是提高了效率。做宣传工作的,是调动每一个投入者的积极性,提高了效率。行政管理人员是将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好地组合在一起,产生更多的效率。

国有资本最大的问题是配置不当,该发展的新兴产业进行大量的国有资本投入,不重要的或者是市场可以解决的、民营企业可以解决的,退出来,专门从事国有资产的最优配置。

至于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应当成为自主经营的国有企业,控股问题由法人治理结构定了之后,它控股多少,相应的董事参加。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一家独大,这样董事会就不是一个声音、一个面孔,就会有争论,而争论有利于效率提高。

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企业,中国的面貌就会改变。国有企业都是独立自主的企业,由法人治理结构来管理,这样中国的改革就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应当是竞争对手,同时也是合作伙伴。没有民营企业,光靠国有企业,你不可能一枝独秀,国进民退、国退民进,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的政策目标是双赢,双赢对国企、民营都一样,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点,在国际市场上,将来国内市场也一样,不分哪一个产品是中国国企的产品、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产品,都是中国产品、都是中国制造、都是中国品牌。这样的话,国企、民企最后达到共赢的格局。

07民企转型首在产权意识

民营企业当前需要转型。第一,要有产权意识。产权意识对民营企业非常重要,要知道保护自己的产权,要知道民营企业靠产权清晰为主,产权清楚,才能保护自己的产权。民营企业在转型中,首先就是要产权清晰,产权要界定清楚。民营企业规模大的,同样应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各得其所、各在其位。家族制在企业成立之初起过作用,因为家长往往是一个能人,家长具有凝聚力,但是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一旦企业走向正规之后,就应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其中最大的问题也涉及到接班人的问题。趋势上讲,亲属可以有股份,但不一定要选为接班人。接班人要有能力,能够保证企业按照法律法规来经营、来发展。

民营企业要重视自主创新,要重视产业升级。比如说产品设计,原材料的选择自主权,节能减排,节约原材料,营销方式等都可以有新的变化,还有管理的创新。任何企业都不要忘记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问题。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民营企业转型要做到两点,第一,除了注意生产之外,还要注意营销,要注意产后的服务。只有生产、营销、产前产后服务做得更好,企业才有钱赚。第二是要抱团,资金的融通方面可以有办法内部协调。

中国民营企业抱团出去,这是非常有用的,都是属于民营企业的转型。要破除传统的小业主意识,小业主意识有害于中国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

08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可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中提出来的。报告说,拉丁美洲如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国家,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在中等收入的道路上前进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世界银行这个观点对吗?真正的陷阱是在任何收入阶段都会有,而全世界最普遍的是低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很多国家人均GDP在1000美元,顶多2000美元上下就徘徊不前了。

过了中等收入陷阱,难道从此就一帆风顺了吗?不可能。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希腊,希腊当初越过12000美元时,12000美元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界限,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时,世界银行打电报过去祝贺,后来到了2万多美元时,希腊经济停滞、下降了,高收入一样也会有陷阱。再如日本,到4万美元人均GDP时就长期停滞不前,停留在4万美元左右。

世界银行提出的这几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存在着发展的制度陷阱。这些国家当初在前期发展的时候就应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如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当时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大地产制度,当初应该给解决而因害怕没有解决,现在越到后来越难动,这就充分证明了改革阻力越拖就越大,拖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改。

第二是社会危机陷阱。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贫富差别就难以解决。拉美国家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提出过办法,但是都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因为大地主对无论哪一种方案都不同意,结果社会处于绝望的状态,没有精力来发展经济,社会危机陷阱就此形成。

第三个是技术陷阱。这些国家也知道技术不突破、不创新,没有办法使经济进一步发展,可是人才都外流了,拉丁美洲国家派到美国学习的,后来自己考取美国、英国大学的专家也不回来了。而且他们对于资本市场认识也不足,仍然将房地产看作是第一财产,技术创新谁都不感兴趣,也没有人搞了,这样就造成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不但要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即使今后进入高收入阶段,也要防止出现停滞状态。中国现在的改革,包括土地的确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镇化,还有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转型,都表明了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陷入这种陷阱,包括今后进入高收入阶段,也可以避免。

《华盛顿邮报》2010年9月份登了一篇很长的通讯报道,用了一个很吸引人的标题,叫《美国究竟应该害怕中国什么?》。文章说,害怕的不是中国GDP的增长,认为中国GDP的增长不足担心。文章从中关村谈起,中关村有一些咖啡店,其中一个咖啡店在北京大学南面不远。这个咖啡店有几十张桌子,每天都挤满了人,每张桌子都有三五个人在那儿喝咖啡,这些人是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博士后、年轻教员,还有就是科研单位的一些年轻研究人员,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在那里喝咖啡,谈的是创意、创新、创业、专利这些东西。这让记者想起来30年前比尔·盖茨跟乔布斯都是大学城咖啡店的座上客,中国这些力量不可阻挡。文章登出不久,德国《镜报》记者也发来文章,说在中国有这种咖啡店的不只是北京中关村,上海、西安都有,广东也有,只是没有被我们发现而已。这些代表了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希望在加以突破,我们需要一个创新时代。创新的动力在广大年轻人中间。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篇10

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现状

第三方评估是指由独立于政府及其部门之外的第三方组织实施的评估 (包国宪, 2005) , 独立性、专业性及权威性被认为是保证评估结果公正的起点和基础 (徐双敏, 2011) 。2013年,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 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化阶段, 改革的深化需要试点探索性的先行和推进, 其过程是探索性的, 则需要公正、科学的动态评估。

(一)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化阶段

自1978年以来,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早期的全面探索, 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及后来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等阶段, 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2013年,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了全面深化阶段。2014年9月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的重要讲话, 为全面深化改革再一次发出动员令:“今年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 要真枪真刀推进改革, 为今后几年改革开好头。”2014年3月13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闭幕会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答记者问时说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 也就是要把改革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所面临的问题相比以前更加复杂, 需要从关键细节入手, 突破已有的体制障碍, 进一步释放市场的活力, 已到了“细节决定成败”的时刻 (连维良, 2014) 。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是突破性的, 更是探索性的。需要试点的先行和推进, 从而对改革试点的评估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一, 经济体制改革的细节突破性要求评估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 促进改革有效突破已有的经济体制障碍。第二, 经济体制改革的动态探索性需要基于流程和过程的动态评估, 更要求, 同时要求评估具有极强的公正性。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 是有效推进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 而对于这一改革进程中试点的有效评估更是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 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先行推进

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是探索性的, 需要改革试点的先行和推进, 从而为改革政策的全面实施做好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 加强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目前我国已建立了12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部署了若干重大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试点工作。经济体制改革试点是新时期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行之有效的重要方式, 有利于探索路径、积累经验、防范风险、提供示范。

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具有强烈的探索性、动态性及过程性, 其有效推进需要真实可靠的信息源作为保障。这就要求改革试点的评估需要过程性地搜集信息来源和客观数据, 从而为评估搭建探索性平台。

(三) 对第三方评估的强烈诉求

2014年8月27日, 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了政策落实第三方评估汇报, 同时强调:“政府工作不能自拉自唱, 需要引入第三方评估”。2014年李克强至少在7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到第三方评估。2014年12月2日,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在第12届改革论坛上讲到:“需要改革工作者发挥专业主义精神, 以科学态度和专业精神筹划和推进各项改革。同时, 更要开门搞改革, 鼓励社会参与, 广集各方智慧, 抓好督查, 特别是充分发挥第三方评估的作用, 使改革方案、改革措施、改革成效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改革的深化需要试点探索性的先行和推进, 对专业性、公正性极强的第三方评估的介入有着强烈的诉求。国务院层面上对一些重点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估, 给全社会一个信号, 今后第三方评估将会成为政府管理中的一个常态 (陈宝生, 2014) 。同时也看到, 国外有着许多成功的政府绩效等方面的评估实践经验, 这在方法、理论等方面为我国改革试点的第三方评估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我国经济体改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需要各个试点的先行和推进, 以完善改革政策, 为政策的全面推行提供经验, 从而达到深化改革的目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介入能够有效保障经济体制改革试点评估工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能够为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操作性、匹配性起到保障作用。对改革试点的工作过程推进起到监督作用, 并对试点后期进行有效的评估。引入第三方评估, 能够深入了解到丰富真实的数据信息, 这种方式既是监督, 也是推动, 是政府自我评估和督查不能代替的。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存在的问题

(一) 管理制度有待健全

2014年被称为我国第三方评估的元年, 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三方评估已引起政府的重视, 但是相应的管理制度并不健全。如2014年, 上海自贸区改革试点评估引进了五家第三方评估机构, 涉及到了多个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 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如何介入、运作协调、相互协同等都需要都需要有效的管理制度来规范。在第三方的评估过程中, 需要对改革试点健全的信息管理制度来保证数据的共享, 同时为第三方评估的有效推进提供健全的保障制度。2014年8月27日, 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特别强调了第三方评估的介入要形成管理制度。所以, 管理制度的健全是保证第三方评估公正性和可靠性的前提。

(二) 内容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

从已有的第三方评估案例来看, 大多是针对改革试点实施的后评估, 而对于前期评估及过程中的阶段性评估比较缺乏。如上海自贸区的第三方评估, 是改革试点运行一年后的效果后评估。但并没有试点实施前评估及过程中的阶段性评估, 难以触及到试点实施前对政策的操作性、匹配性及实施方案的有效性把握、以及试点实施过程中的问题规避、持续改进等适时信息。这难以对改革试点的效率及效果做到适时的推进, 从而往往会造成不必要的资源和成本浪费。所以, 第三方评估的内容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 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已非常迫切。

(三) 现有方法难以满足改革试点探索性的要求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先行和推进是探索性的, 从政策角度而言是其不断完善的探索过程, 从改革试点角度而言是其改革经验不断探索创新的过程。从而要求评估方法应是过程、互动及动态的, 这对于现有的基于对标或计量模型的静态评估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真正目的是在过程中归纳和发现试点工作的经验、创新及效果, 从而有效推进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所以, 改革试点的探索性强烈诉求基于过程及互动的系统动态评估方法的应用。

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建议

(一) 健全有效的第三方评估制度

第三方评估的管理制度不仅是第三方机构参与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基础, 而且是促进我国第三方评估市场健康有序高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第三方评估管理制度的研究包括以下三个问题:第一, 健全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准入制度。为保证第三方机构评估结果的独立性、客观性、专业性和公正性, 具备一定规定条件的第三方机构才允许对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开展评估工作。因此, 第三方评估的准入制度是一项政府主导的行政许可制度, 是国家对第三方机构主体资格的确立、审核和确认的规范要求, 包括第三方机构主体资格的条件和取得主体资格的程序等。

第二, 健全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资质管理制度。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包含行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民生保障体制改革等多个方面, 相应的改革试点不仅有性质和方向的差异, 也有规模和等级的区分, 评估改革试点的某一个第三方机构不可能完成所有的试点评估, 只可能根据自身的评估经验, 研究能力、资源水平以及价值立场评估某几方面和某种规模等级的改革试点, 即每个机构所能够胜任的第三方评估具有针对性。

第三, 健全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委托制度。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持续深入开展, 改革试点的探索将会越来越多。一方面, 以政府为主导的试点项目将可能包含国家层面、区域层面、省市层面和县级层面。第三方评估的工作量会相应增加。另一方面, 以专家学者、专业公司和社会组织等为主体的第三方评估者在“中国智库”建设的背景下也会迎来蓬勃发展的机遇。因而, 从改革试点第一方和第二方的角度出发, 如何选择合适的第三方机构, 既符合改革试点的评估要求, 又能获得及时有效的反馈信息, 推进改革工作的程序和速度, 更重要的是能节省评估的人力成本和经济支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委托制度问题。本课题将研究委托制度的平台建设、委托程序和委托规范等。

(二) 建立有效的第三方评估内容体系

在改革试点的实施前、实施中及实施后的动态探索过程中, 评估内容的选择依赖于试点的进度情境, 其需要与试点工作的进度情境达到有效的匹配。所以, 需要对基于评估的全过程对评估内容进行分析。全过程的评估包括改革试点实施前评估、改革实施阶段性评估以及实施后评估。对于试点前评估需要关注政策操作性及匹配性规则及要素。对于政策操作性, 主要涉及到试点预期方案操作性的流程评估、操作性的影响因素与评估指标等内容。对于政策匹配性, 主要涉及到试点方案与政策体系的匹配性评估指标、试点方案与试点备选区域的匹配性评估指标等内容。

对于阶段性评估需要关注规则运行机制、运行效果及试点保障提条件等包含的要素。对于改革试点实施阶段性运行机制, 主要涉及到工作循环性反馈改进等内容。对于运行效果, 主要涉及到工作推进时间节点、工作推进力度、目标达成情况等内容。对于保障条件, 主要涉及到制度保障条件、资源保障条件等内容。

对于试点后评估需要归纳机制创新规则与要素、社会影响及任务执行效果所包含的要素。对于机制创新, 主要涉及到试点实施后对现有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与机制的突破点和创新程度、试点实施后对体制机制创新的可操作性、影响效果与制约因素、试点实施后体制机制创新的推广性和保障措施等内容。对于社会影响评估内容, 主要涉及到试点实施结果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社会民众对试点实施结果评价的维度、试点实施结果对民众生活的影响等内容。对于任务执行效果, 主要涉及到试点工作执行结果与试点任务达成程度比较、试点实施前后效果对比等内容。

(二) 健全有效的评估方法

针对评估内容, 评估方法的合理性是评估的有效保障。需要通过对已有的评估方法的梳理, 结合国内外第三方评估案例, 挖掘不同评估方法的应用规则。构建改革试点方案适应性第三方评估方法体系、改革试点执行效果的第三方评估技术体系、改革试点体制机制创新评估技术体系。针对于改革试点适应性评估方法需要关注情景仿真技术及调研规则。对于试点执行效果评估需要关注多元信息融合技术及信息质量保障规则。对于改革试点体制机制创新评估需要关注试点实施中的互动过程、事件逻辑及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参考文献

[1]包国宪.绩效评价: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科学工具——甘肃省政府绩效评价活动的实践与理论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 2005 (7) :86-91.

[2]徐双敏.政府绩效管理中的“第三方评估”模式及其完善[J].中国行政管理, 2011, 1:2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