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精选十篇）
公共政策 篇1
2011年5月26日,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发布了《2011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报告指出, 我国目前每年死于与烟草相关疾病的人数超过120万人, 平均每天超过3000人, 烟草使用是首要的可预防的死因。调查显示, 我国共计有7.4亿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公共场所是发生二手烟暴露最为严重的地方, 其中餐厅最高, 达88.5%, 其次是政府办公楼, 为58.4%, 医疗机构、学校和公共交通工具情况稍好, 但也远未做到完全无烟。因此, 推行公共场所禁烟迫在眉睫。
我国“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 这是控烟内容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中。2011年2月14日, 卫生部修订并发布《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 从5月1日起,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实施, 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室外公共场所设置的吸烟区不得位于行人必经通道上;公共场所不得设置自动售烟机;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开展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 并配备专 (兼) 职人员对吸烟者进行劝阻。这些措施都表明了我国政府推行公共场所禁烟政策的决心。但是, 在全面实行公共场所“禁烟令”的一个月之后, 公共场所禁烟的效果尚不乐观, 许多顽固烟民视公共场所禁烟标志形同虚设。基于此, 本文以“禁烟令”颁布的背景为基础, 分析“禁烟令”实施的障碍因素, 探索政府在推行公共场所禁烟政策的可行举措。
2 实施公共场所“禁烟令”的障碍因素分析
(1) 吸烟人数众多, 公众对吸烟危害认识不足。
5月26日在北京发布的《2011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指出, 我国以3亿吸烟者成为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最大的烟草消费国。据专家估算, 目前我国青少年吸烟者约1500万, 尝试吸烟者不下4000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中学生初次吸烟年龄是10.7岁, 有30.5%的人首次吸烟时间是在10岁之前。而且, 我国还有7.4亿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的危害, 公众健康在公共场所得不到有效保障。实施公共场所禁烟无疑是触动了众多烟民“利益”, 当吸烟行为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甚至成为了一种文化的时候, 要想顺利实行“禁烟令”可谓是难上加难。
尽管过去15年, 中国人群对吸烟和二手烟带来的健康风险的认知情况有所提高, 但远远不够。2010年全球成人烟草调查表明:3/4以上的中国人不能全面了解吸烟对健康的危害, 2/3以上的中国人不了解二手烟的危害。而事实上, 据专家估计如果烟草流行再不加以控制, 到2030年中国每年死于与烟草相关疾病的人数将达到200万;到21世纪中叶, 累计将有1亿中国人死于吸食烟草。因此, 缺乏对吸烟危害的认识不仅不能让大众了解到公共场所禁烟的必要性, 也使公共场所“禁烟令”缺少了强大的群众力量。
(2) 社会整体禁烟意识不强。
中国很多烟民有着“饭后一支烟”的习惯, 禁烟令在全国大小餐馆和酒店遇到了最大的执行阻力。2011年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与搜狐网和新浪网联合开展的网络调查显示, 尽管有高达92%的受访者知道室内禁烟令新规, 但当看到餐馆有人吸烟时, 41%的人选择继续用餐, 19%的人选择换一家餐馆, 只有2.3%的人会主动进行劝阻。这项有约9000人参与的调查还显示, 15%的受访者反对在公共场所推行禁烟。这项调查表明, 纵使我国政府坚定决心颁布公共场所“禁烟令”,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 当非吸烟人士在公共场所受到被动吸烟的危害时, 反烟意识不强,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会在公共场所发现有人违反禁烟条令时出面劝阻或制止, 这种大部分人群置身事外的行为给予了吸烟者一个宽松的心理状态和吸烟的良好环境, 不利于全民禁烟行动的开展。除此之外, 即便有人出面制止公共场所吸烟行为的时候, 也往往会引起吸烟者的反感甚至引起冲突。若是我国形成了良好的禁烟意识和禁烟氛围, 将违反“禁烟令”、侵害公共场所非吸烟人士权利的吸烟者绳之以公众的道德谴责, 则必然会慢慢减少公共场所的吸烟人数。可惜的是, 在我国, 尚未形成这种全民的禁烟意识和禁烟氛围。
(3) 缺乏全国性专门的禁烟法律。
目前, 在中国还没有一部在国家层面上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及其实施准则相近的控烟立法, 有关禁止公共场所吸烟的规定仅出现在《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和《爱国卫生条例》中。而地方性法律法规由于没有国家统一的法规可依, 因而立法内容比较粗糙、模糊, 使规定的效应受到了影响。因此, 法律作为公共事务管理强制手段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借鉴发达国家禁烟的成功经验, 大部分制定了规定细致且处罚明确的禁烟法律法规, 相比之下, 我国现有的国家性、地方性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法规在禁烟的公共场所范围、法规的执行部门、罚款力度和处罚机制等方面和国外的同类法规相比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4) 执法主体不明, 缺少禁烟的强制性手段。
根据我国的公共场所禁烟新规, 执法主体将由卫生监督部门来执行, 但禁烟行动是需要跨行业、跨部门的, 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学校;文化综合执法部门负责体育、娱乐场所和宾馆;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医疗卫生机构。这样多部门监管无疑在执法效应上就会大打折扣。在地方上, 各地公共场所禁烟规定的执行监督机构也不一样, 有些城市将健康教育所和卫生防疫机构列为执行机构, 这些单位本身并非执法机构, 因此在进行监督管理时必将存在很大的难度和阻力, 也将降低禁烟规定的执行力度。
另外, 卫生部提出的禁烟目标, 并未规定明确的处罚主体和处罚措施, 这说明, 在公共场所全面禁止吸烟, 缺少必要的强制性手段, 只能以倡导的形式进行。我国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法规中的处罚较轻, 对违反法规规定的单位罚款最低为5~500元, 最高为5000元;对违反法规的个人的处罚最低为1~5元, 最高为100元, 这样的处罚力度相比其他国家而言, 是缺少威慑力的, 不能起到对违反规定的惩罚作用。
3 我国公共场所禁烟的政策探索
(1) 加大禁烟公益宣传, 创造良好的禁烟氛围。
只有大众充分认识到了吸烟和吸二手烟的危害, 才能促使民众自觉采取措施, 形成良好的全民禁烟氛围。目前, 各种调查显示, 我国烟民的数量依然呈现增长的态势, 男性吸烟者的比例达到66%。倘若各部门能够像宣传“SARS”、艾滋病一样重点宣传“吸烟有害健康”这一国际共识, 那么国民的重视程度和认识误区就会能到提高和扭转。因此, 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要广泛深入宣传吸烟的危害和禁烟的相关法律政策, 开展多种形式的禁烟知识宣传, 以生动的表现形式告知人们吸烟的严重后果, 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要将青少年和可能成为吸烟人群列为宣传重点, 使之防微杜渐, 增强其对吸烟危害的认识, 逐渐增强其反烟意识。同时, 大力开展面向吸烟人群的宣传, 为其提供戒烟方法和建议, 帮助增强他们的戒烟信心。从而营造一个健康的禁烟氛围和生活环境。
(2) 改革现行烟草监管体制, 提高烟草税。
在中国, 国家烟草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烟草公司是以赢利为目的经济实体, 但它同时又兼有政府管理职能, 难免会影响国家禁烟政策的执行。因此, 烟草业必须要改革现行的烟草监管体制, 尽快实现“政企分开”。建议分设国家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 建立一个同企业利益脱离、独立的烟草监管机构, 以便逐步减少烟草供应。
从国际经验来看, 提高烟草税率, 提高烟草零售价格, 以经济手段抑制烟草的消费是一种有效的控烟手段。与国际上烟草税占零售价格的65%~75%相比, 我国的烟草税率提升是远远不够的。同时, 可将烟草税作为特种税, 用于改善医疗保障体系和烟草控制的宣传教育。
(3) 制定《公共场所禁烟法》, 为禁烟提供制度支持。
发达国家政府推动公共场所禁烟最主要的举措就是通过立法为其提供制度上的强大支持, 如意大利的《严禁吸烟法》、加拿大的《禁烟法》等。完善禁烟法律制度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明确责任主体、明确控烟范围, 为控烟提供切实有效的法律保障。因此, 我国必须加快控烟禁烟的立法进程, 建议制定《公共场所禁烟法》, 此法应包括: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 违者视情节轻重给予经济处罚、行政拘留等惩罚;所有的酒店、餐厅等公共消费场所必须悬挂“公共场所吸烟违反公共道德”标志;在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中禁止各种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等。
(4) 明确责任主体, 鼓励公众参与。
以往公共场所禁烟效果之所以不明显, 与责任主体不明确有很大关系。为了让公共场所禁烟落到实处, 建议由市和区、县爱卫组织在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建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禁烟工作的新管理体制, 形成统一的责任主体, 并鼓励公众的参与。责任主体爱卫会还应该设置统一的举报、投诉电话, 每年向社会发布禁烟情况。同时, 各级政府应该赋予市和区、县爱卫会以行政处罚权, 对违反禁烟职责的经营管理者或违反禁烟规定且不听劝阻的公民, 在规定的幅度内, 予以处罚。
《公共政策与政策分析》 篇2
公共政策与政策分析
作
者 王昕炜
考试批次 东财2012年三月课程考试 学籍批次 1103
学习中心 安徽省直奥鹏学习中心 层
次 专升本 专
业 行政管理 完成时间 2012年2月12 日
题目2：如何理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现象？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存在于当今社会特别是各级政府工作中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他们口头上喊的是政策执行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实际上是政策被“变通” 的表面一致，但却阳奉阴违执行。或者象征性、“走过场”式的执行。出现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贯彻执行中的“折扣”现象，上面“风声大”，下面“雨点小”。一些政策被歪曲和修改，结果与决策者的初衷南辕北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本位思想和执行力，不仅使上级政策遭受“棚架”，也严重损害了基层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实质是蔑视上级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导致政策无法得到真正地贯彻落实，甚至收到与初衷相悖的绩效。所以要坚决加以制止。揭开浮华面纱，探究背后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三方面所致：
一是政策缺陷滋生成长土壤。我国目前处于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切都处在探索尝试阶段，这就难免造成一些政策的制订，缺乏科学性、完整性和连续性，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既给政策的执行带来一定的困难，也使一些执行者有机可乘，钻政策空子，玩“擦边球”。
二是理念缺失成为罪魁祸首。一些政策执行者“官本位”思想严重，或“地方主义大于天”，或经不起发展中的各种诱惑，世界观、人生观发生变形，个人“私欲”膨胀，这种“为民”理念的缺失，必然会导致人情、金钱大于政策，个人关系高于组织原则等不正常现象，使一些“为民”、“惠民”政策遭受歪曲和滥用。
三是监督缺位造就执行暗箱。权力的正确运用离不开有效的监督体系。我国的监督体系还很不完善、不健全，监督形式单一，部分监督机制形同虚设，一些刚性监督手段“被搁置”，难以形成对政策执行者的有效约束。久而久之权力不断膨胀，监督逐渐弱化，最终权力如“脱缰之马”，难以控制。
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就必须树立实事求是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坚持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使自己制订的政策符合客观实际。
其次，思想认识到位、积极付诸行动，领导以身作则是政府执行力的内在要求。提高政府执行力关键在领导，各级政府领导如果能以身示范，率先多做少说，对各项工作真抓实干，政府执行力的提高就不是一件难事。
第三、建立公开透明、富有实效的监督监管新机制，让政策的执行在阳光下进行，实现上下一体、团结一心的政策执行体系，真正让政策惠及基层广大民众。
第四、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提高执行效益。立法健全，执法严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是良好的法制社会环境。良好的法制环境可以制止政策执行中的滋生的腐败等一些犯罪的发生，还可以影响社会成员对政府的理解和配合，进而影响政府本身的执行力。
总之，政府执行力涉及方方面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集合各方面的力量，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真正做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
题目3：请结合实例说明公共政策执行的经济手段
什么是公共政策执行的经济手段
㈠公共政策执行手段分类
公共政策执行手段是指政策执行机关及其执行者为完成一定政策任务，达到一定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和方法。执行手段主要分为以下四类：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思想诱导手段和经济手段。
㈠什么是经济手段
经济手段是指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利用价格、工资、利润、利息、税收等各种经济杠杆，调节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不同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以促进政策顺利实施的方法。各种经济手段的功能不同，需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经济手段。
经济手段是采用价格反映全部成本的原理，从影响成本和效益入手,引导经济当事人进行行为选择,以便实现公共政策的目标。当某些情况下不适用市场机制时，就要求有政府干预，结合政府法规共同实现目标。经济手段一般的形式有：收费、补贴、押金—退款制度、市场创建及执行鼓励金等类型。经济手段在治理环境污染中的应用
㈠应用经济手段治理环境污染的特点
环境污染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外部负效应，即某一产品的社会成本大于生产者私人成本的现象。采用经济手段治理环境污染，事实上是将环境污染这种外部负效应予以成本化。允许污染者自行决定采用何种方式达到环境保护规定的标准，从而节约社会成本。同时也刺激排污企业进行工艺创新与技术开发，降低污染排放。在治理环境污染中采用经济手段，比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更加灵活，也更易实施。
㈡国外相关实例
欧盟国家在处理油漆桶、硫酸瓶、电池等有毒垃圾时，往往采用押金-退款制。即生产商先向管理机构付部分押金；生产商将油漆出售给销售商时，要收取部分押金；等销售商将用过的油漆桶送到回收站时，可以将押金取回；回收站再到管理机构处将押金取回。这一方法可以回收有毒垃圾，减少土地污染。
㈡国内相关实例
排污收费和排污权交易是目前国内外采用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手段。为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企业将趋于过少的污染控制。而排污收费和排污许可又要求企业把污染排放控制到规定以内,使企业可以在交排污费和控制污染之间自由选择。
在制定排污收费政策方面，我国先后于1982年、1988年公布实施了《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和《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并于2003年7月1日开始实施《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在制定污染物排放许可证政策方面，我国在1988年6月，确定在上海、北京、天津、沈阳等18个城市进行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试点工作；到1996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普遍实行了排放水污染物许可证制度。在满足大气环境质量的前提下，通过排污许可证的买卖，运用经济手段，控制企业排污。题目4：请你分析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主要问题是：
1、政策敷衍
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将政策束之高阁, 阳奉阴违, 敷衍塞责, 从而使政策变成了一纸空文, 根本谈不上解决具体问题,实现具体目标。
2、政策选择执行
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对政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 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 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执行,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 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 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
3、政策附加
政策附加的主要特点是执行者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自行设置“土政策”, 打着结合地方实际的旗号另搞一套, 自行其是, 谋取私利, 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变形。
4、政策歪曲
公共政策执行者在传达和执行中对政策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 从而导致政策失真, 甚至被替换为与原政策完全不同的“新”政策。
5、政策抵制
公共政策执行者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不接受, 从而产生抵制情绪, 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 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6、野蛮执行公共政策 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滥用行政手段的现象,有的公共政策执行人员对执行对象动辄命令、强制, 使执行对象从心理上和行为上难以接受。行政手段在执行中扭曲变形, 演变成野蛮执行, 导致干群关系紧张, 极大地影响了执行效果。
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1、政策本身的原因
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首要因素。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 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政策执行偏误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 有漏洞可钻。政策是否存在缺陷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一是策是否合理；二是政策本身是否明晰；三是政策是否“前后左右”协调一致；四是政策是否多变。
2、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
任何一项政策最终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 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 这表现在：
1）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
由于历史种种原因, 一些政策执行者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系统接受现代政策、科学知识的训练, 很难形成科学行政必备的系统观念、战略远见、迎接挑战的心理素质以及自觉接受监督的民主意识。这些弱点难免对政策执行产生不良影响。
2)执行主体法制观念淡薄 从行政的角度看, 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 变化的随意性很大, 人治色彩浓厚。政策执行中随处可见官僚的“任性专断”, 不依法行政是造成公共政策执行效率递减的重要原因。
3、政策沟通和宣传的渠道不畅通
我们很多政策原本是惠民政策，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制定的政策，但是由于宣传和沟通的不到位，一些人不了解政策而产生抵触政策倾向。特别是，有些政策触及少数人的利益，这部分人蛊惑那些不知实情的人抵触政策的实施，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困难重重，进而导致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公共政策 篇3
一、面向理论
（一）为何要面向理论
以1951年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与勒纳（D. Lerner）共同主编的《政策科学》一书的面世为标志，公共政策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以来，在6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围绕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变迁等政策过程的一系列环节，已积累起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任何理论都是几个特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公共政策理论也不例外，力图在界定出关键变量的基础上明确这些变量间的逻辑关系与内在联系，从而构建出分析框架与理论模型，用于对现象的分析和解释。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认识现实需要凭借一定的工具。而政策理论就是人们认识现实的一种工具，它能够为人们提供观察现实的视角与分析问题的框架，有助于人们形成系统、理性而深入的思考。其实，理论的一个重要功用就表现为在紊乱中建立秩序，在繁复中寻求条理。
（二）如何面向理论
面向理论的公共政策教学，一是帮助学员比较准确地掌握公共政策理论，使之对当前主流的公共政策理论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和认识；二是帮助学员掌握构建理论的方法，使之能够结合生动的现实情景形成自己的理论思考与分析框架。与第一个目的比较起来，第二个目的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产生的，其所描述与解释的现象都是特定的，随着时空的变换，理论的适用性就会打上一个折扣。比如，倡导联盟理论是一种在国际上居于主流地位的政策变迁理论，但这种产生于国外的公共政策理论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其适用性受到特定政治体制的制约，直接用于解释中国的政策变迁现象就很可能显得力不从心，暴露出其局限性。因此，学习与借鉴现有理论是重要的，但结合现实进行理论上的构建和发展则更为重要。事实上，在我国的公共政策学科经过了引进、吸收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之后，学者们已深刻认识到公共政策理论本土化的必要性，期待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构建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理论，以更好解释中国的政策实践并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二、面向政策
（一）为何要面向政策
公共政策这门课程直接以“政策”二字命名，面向政策是公共政策教学的应有之义。现实中的公共政策类型多样，涉及到各个领域，诸如教育政策、住房政策、医疗政策、财税政策、环保政策、外交政策、国防政策等。
公共政策理论是抽象的，只有具体到特定的政策领域，人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在公共政策的教学中，脱离具体的政策领域去单纯地讲解政策理论与政策模型是不值得提倡的，拿从国外译介过来的具有代表性的公共政策教材来看，如戴伊的《理解公共政策》以及莱斯特等人的《公共政策导论》，作者都是善于结合具体的政策领域来阐释政策理论的，这样的方法不仅能够更好展现政策理论的解释能力，而且有助于加深学员对政策理论的印象与理解。更为重要的是，政策理论的构建与传播本身并不是目的，政策理论应能够服务于政策的优化，通过政策文本和政策过程的优化，最终促进政策现实状态的改善，使现实状态逐步向理想状态过渡。
（二）如何面向政策
基于政策这一面向，公共政策教学一要引导学员关注和了解相关领域的政策，不仅要了解当前政策的具体内容，而且要通过历史的视角去了解政策的演进历程。比如对于我国的住房政策，一方面，明确当前我国实施着怎样的住房政策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厘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住房政策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演变历程同样是重要的。不论是缺少对政策现状的了解还是缺少对政策历史的了解，都不能构成对政策的完整了解。只有对一个具体领域的政策有了完整的认知，才能为理论上的分析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否则，理论上的分析很容易变得空洞无物。二要促使学员结合具体的政策领域来进行理论学习，比如结合医疗卫生政策来学习有关的政策制定理论，结合财税政策来学习有关的政策执行理论，结合教育政策来学习有关的政策评估理论，这样就将理论与政策联系了起来，从而有助于显著改善理论学习的效果。当然，理论联系政策并不是仅仅要求理论联系单一领域的政策，更进一步的要求是采取比较的视角，将理论与不同领域的政策联系起来，通过对比分析，更好地明确理论的有效性与解释能力。实际上，学术界也常常强调将同一理论放在不同政策领域去加以检验。三要帮助学员养成善于运用理论进行政策分析的习惯与意识，仅仅了解政策是不够的，还应学会对政策进行多层面、多方位的解读与分析。比如，对于一项正在实施的政策，应当能够运用相关的理论知识，对政策形成的背景和逻辑得出理性的认识，对政策执行的积极效果与负面效应作出客观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为政策的进一步优化提供有效的建议。
三、面向实践
（一）为何要面向实践
现实中的政策实践活动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自己亲身经历而获取了直接经验的，有的则是自己有所见闻而获取了间接经验的；有的是自己有意识从事的，有的则是自己不自觉而实际上却在从事着的。客观而言，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政策实践活动，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介入到政策实践活动中来，要么是作为政策主体而对政策产生影响，要么是作为政策客体而受到政策的影响。
公共政策教学之所以要面向实践，一是由于理论与政策从根本上都来源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不论是理论学习还是政策分析，都离不开实践经验作为支撑，要在公共政策这门课程的学习上取得良好效果，学员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是十分必要的。二是由于任何人的实践经验都是局部的、有限的，面向实践的公共政策教学则有助于弥补人们自身实践经验的不足，这也是公共政策教学一向强调实地调查与案例分析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由于理论与政策最终都是为实践服务的，相对于理论与政策，实践才是目的，脱离实践的理论学习与政策分析很容易使人迷失方向，把握不住理论学习与政策分析的意义所在，从而对公共政策这门课程本身的价值产生质疑。
（二）如何面向实践
基于实践这一面向，公共政策教学一要引导学员注重积累相关的政策实践经验，增强对国情、省情、民情等的把握与了解。其中途径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获取直接经验的途径，比如自身积极参与到政策实践活动中来；另一类是获取间接经验的途径，比如通过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去了解发生在不同地点、不同领域的政策实践活动。二要引导学员善于发现实践中的困惑、矛盾与问题。不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对于政策实践，问题意识都是重要的，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和基础，而现实状态的改善又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此外，只有发现了问题，才能将思考进一步引向深入，才能有意识地运用所学理论对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分析，这种分析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种具体表现。三要帮助学员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与理念。理论与经验归根结底来源于实践，不论是政策理论还是政策本身，都承担着指导实践的功能，力求通过提高人们政策实践活动的有效性来达到不断改善现实状态的目的。因此，实践是处于第一位的，学员通过公共政策这门课程的学习，应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政策实践活动当中，并努力为现实状态的改善作贡献。
总之，理论、政策与实践是公共政策教学的三个重要面向，从实践到政策再到理论，抽象度越来越高，从理论到政策再到实践，目的性越来越强。政策理论服务于政策的优化，而两者又共同服务于政策实践与政策现实状态的改善。在公共政策教学中，应把握好理论、政策与实践三者间的关系，既善于理论联系政策，又善于理论联系实践，努力提高学员的政策理论水平、政策分析能力以及学员参与政策实践活动的有效性。
公共利益:公共政策伦理精神的核心 篇4
一、公共政策应有的伦理精神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逻辑起点, 公共政策所以是公共政策, 就因公共性而成为公共的政策。对于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概念分析, 研究者们进行了很多的阐述, 这些阐述也极有建树。在此我们试图从伦理精神的角度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进行说明。作为伦理精神的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 公共政策是对公共生活需要的回应。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主体所作出的政治性的抉择, 但是这种抉择并不是随意而作出的, 而是政府对公共问题的自觉回应。所谓问题就是主体对客体的期望与现实的差异, 正是这种差异才导致了主体的不满, 因此想努力对其进行改造。一个社会存在很多问题, 社会公众也有不同的需要, 这些需要都希望得到满足。但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进入公共政策议程, 必须通过政府政策进行解决。公共政策只局限于, 而且应当局限于公共问题的解决。“当问题超出了当事人, 其影响波及到不直接相关群体时, 问题就转化为公共问题。”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构所作出的, 而公共权力机构活动应当限制在其正当的范围之内。公共政策自开始就立足于公共生活, 立足于回应公众的要求。对公共生活的回应决定了公共政策的基本属性, 也是其公共性之伦理精神的根源。正如有学者所说, “政策绝不能仅仅理解成官方声称的目标, 而且还包括广阔范围内的所有参与者之间被模式化了的行为方式, 这样人们才能够了解将要发生的事情。”公共政策是对行为方式的建构,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不仅建构了公共问题, 建构了政府与公众的关系, 而且建构了在公共问题中参与政策的各方的权利与责任。
其次, 公共政策是公共意志的表达与结晶。由于现实中公民参与政策的能力与积极性的局限性、也由于现实决策制度的局限性, 现实公共政策制定都是政策精英所制定的, 由少部分精英对公共问题进行决策, 这看起是一个“民主的悖论”问题。这一民主的悖论只有通过公共论坛予以解决和消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事务, 涉及多数人的事务必须由社会的多数人共同同意, 国家只是受人民委托而行使公共权力, 这是民主社会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人民主权原则决定了公共政策必定是人民意志的表达与结晶。“一个好的公共政策是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的产物, 它不是少数人的意志和利益的合成, ”民主社会的公共政策应当体现公众的利益要求。
公共利益是一个难以明确的概念, 什么样的利益需要才是公共利益的要求, 这一问题的解决只有在公共论坛之中, 通过平等公民的理性商谈达成共识。任何政府的臆想性与强制性的要求都不会与公共利益要求相一致的。民主的公共论坛发挥着桥梁性的作用, 它沟通政府与公民, 使得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有着平等的协商与理性的对话, 而且还承担着公共批判的作用, 使得不同的价值得到理性的评判, 以最终决定何种利益是最迫切需要的, 最合乎公共利益的要求。公共政策是多数人的政策, 应当表达多数人的意志与利益要求, 也应当使少数人的合理利益得到满足。如果公共政策只是反应那些在某些方面居于控制地位的集团与少数利益群体的利益, 公共就偏离了其公共性要求, 其公共性的伦理精神就要被丧失。
最后, 公益导向是公共政策所依据的法律规则与法律程序二次合法性论证的根据。公共政策是政府行为的主要方式, 从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看, 公共政策必须合乎法律的要求。合法律性, 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前提。如果不遵循法律规则及其程序的要求, 根本不可以获得合法性。但合法律性与合法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合乎法律规则与程序不一定就具有合法性。从理论上明确合法律性与合法性两个概念有助于更进一步理解政策合法性的内涵。“所谓规则的二次合法性论证是指能够为政治合法性提供论证的规则的合法性本身是需要证明的。”合法律的, 并不是一定具有合法性, 合法性不仅要合法律规则与程序的要求, 而且要合社会价值规范, 被人民所认同并自愿遵守的。因此, 对这些作为依据的法律规则与程序要进行二次论证。这种二次论证事实上也就是对法律及其程序的伦理批判。如何对法律规则与程序进行伦理批判, 批判的标准是什么?法律所以是正当的, 就因为其不仅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达, 而且它是人民的意志的表达, 体现了统治者与服从者共同的价值与信仰, 换句话说, 也就是法律所体现的规范与社会价值规范的同一性问题。前面已经指出, 政治规范要与社会价值规范同一, 政治规范就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法律规则与程序必须体现公共利益的要求, 体现现代市民社会平等互利合作的要求。如果法律规则与程序与这一要求相冲突, 并有损于公民正当权利, 法律规则与程序就得受到伦理的批判并被修改, 政策制定与执行也不可以依据这样的本身就不正当的法律规则与程序, 否则其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
参考文献
[1]张国庆.现代公共政策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英]HK科尔巴奇, 政策[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简析公共政策制定过程 篇5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行政伦理；价值导向
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面临着许多未知的困境，信息的有效性及时效性、措施能否不打折扣的施行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而政府在决策的时候，往往存在一些道德上的困境以及由于外部干扰或垂直领导阶层的内部压力，从而导致决策出来的政策未必都具有可行性，笔者试图通过本文来探索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从行政伦理理论的角度来阐释决策过程所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相应的针对策略。
一、行政伦理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途径
所谓行政伦理，一般是指行政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是维持行政管理活动相关各方之间和正当关系的原则和规范。从理论上来说，伦理问题涉及的是诸如善、正确和应该这样的概念。
行政伦理侧重于对公共行政人员职业道德的研究，包括公共行政人员职业道德生成和变化的前提与基础。它是以伦理精神为主导和以权力、法律为支持力量的一种新型伦理关系○1；是规范公共管理主体的行为，以保证公共事业的公正性，合理有效地实现公益事业目标的价值准则体系②。
行政伦理影响公共利益分配的均衡机制。行政价值向关于正义、公平、公益的追求要渗透到公共行政行为的每一个领域，包括公共政策领域以及公共政策制定行为。行政伦理要求政策制定者对于各个社会利益团体或者利益阶层要进行合理的度量和考虑，在不违背社会正义与公平的前提下探索能够增进某一阶层或者全部社会利益的政策决策或方案，这不仅维护和体现了社会公平，也与公共行政追求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的目标相一致。
二、行政伦理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作用机制
1、行政伦理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作用：
（1）政策问题进入政策议程过程
行政伦理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首先通过政策问题能否进入、如何进入以及能否及时进入政策议程来产生作用，其突出表现为政策问题的及时性与时效性。同时，公共问题从界定为政策问题到进 入政策议程还需要具备相应条件和抓住适当时机。
（2）政策目标的确定
政策目标的确立也是利益价值导向确定的过程。首先，政策制定者要分清楚政策目标实现的是近期还是长远利益；其次，分析政策目标是否带来综合效益，并最终选择综合效益较好的目标；最后，在公共政策目标确定过程中，公民精神的高低、公民参与公共问题讨论的程度以及由此表现出的伦理精神与价值取向，都会作用于公共政策制定体系，成为推动解决目标、制定合理政策的动力。
（3）方案的设计与评估
政策方案设计是政策方案选择的基础，在方案设计中采纳多重角度的建议是政策综视化的理念要求，但在具体操作中方案要多元到何种程度、政策主体依据何种原则采纳哪些建议都涉及到了价值判断。在政策方案的提议和设计中，主流的行政伦理观在诸多具体细微方面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4）方案的选择
在一个设计良好的政策方案选择制度中，权利的表达应该是自由平等的，管理的形式应该是民主公开的，伦理要求应该是自主信任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公平公正的。
2、行政伦理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指导原则：
（1）公平、公正、公益原则。这是公共政策制定的最基本的要求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明确指出过，制度伦理是研究社会制定的正义问题。一个道德的、文明的社会必须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平和正义的制度安排为存在与发展的前提。
（2）公共利益至上原则
公共利益指在一个组织中占大多数的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是组织在做出重大决策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策的目标设立、方案选择都要以大部分人的利益为转移，因此在具体操作中就应该处理好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直接利益与间接利益、形式利益与内容利益的关系，并且综合考虑收益与代价的关系，追求利益的综合化。
（3）可持续发展原则
从可持续发展的立场来约束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一方面要在公共政策问题的提出和确认、方案的设计和分析上综合考虑当前利益与将来利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人文与自然、社会与经济的关系，统筹兼顾当代社会公平与代际公平、人类与自然的公平；另一方面在政策决策和调试中也要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处理问题。
（4）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原则
公共政策是对公共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旨在追求增进公共利益、公平地分配公共利益。但当前社会还在以效率优先为主导，不可避免与社会公正原则的冲突。效率优先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社会公正则是伦理价值的要求。
三、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改进展望公共政策的未来模式
从分层次和体系化的角度考量，可以对公共行政价值进行目标的整合，从而架构一个关于公共行政价值的体系框架③。追求政策环境的公平性。从制度的视角分析，追求政策环境的公平是首当其冲的。与此同时，经济体制、分配制度、户籍制度、社会改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政策所体现出的公平来源于制度公平，可以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有效的保障和保护，但是只从制度方面控制政策是不够的，还要其他辅助控制系统，共同推进社会多元化的冲突自控与调节。
关注政策内容的合理性。道德性也是公共政策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价值理性或目的理性方面与工具理性在性质上有根本的区分。从价值理性的角度分析，政策内容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关注的焦点。其实质是从道德的角度寻找政策的公平和正义，从多方面共同实现公共政策伦理的意义和作用。
注重政策主体的伦理观。政策分析过程中要求决策者具备伦理自主性，需要通过政策分析者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内部控制资源。从角色道德分析，政策主体的伦理观念影响着政策制定的结果。而政策分析者的职业道德存在一定的困境，这种困境在于个体自身精神气质及其养成的途径。“当行政人员在处理具体伦理困境中或大或小地界定自己责任的界限和内容时，他们使自己具有‘伦理身份，这种伦理身份认同形成了他们的道德品性 ”④。
四、结语
公共政策主体的伦理素质建设直接关系着民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同度，也是政府行政改革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关键环节之一。依照当前的现状和发展形势，在未来的行政伦理建设中务必要形成一套完备的行政伦理规范，既能促使行政人员的自我定位，又能体现其价值追求，还要尽可能符合时代精神，具备一定的指导意义，最终形成较高的公共素养和行政伦理素质。
参考文献：
[1]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版第10页.
[2]高力.《公共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3]张富.《公共行政的价值向度》，北京：中央编译版社，2007版第62页.
公共政策 篇6
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政策形成逻辑的分析
依据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服务的提供其实是一项公共选择的过程, 也就是说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就是一项关于公共政策的选择过程。既然公共服务供给是一项公共政策, 那么关于公共政策的结果是怎样形成的?也就是正如现实实践为何有偏向城市的公共政策存在?公共选择理论充分揭示了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 即公共政策存在利益博弈。已有研究肯定了中国虽然不存在像西方那样的压力集团, 但是利益的分析方法还是具有适用性。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利益问题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问题, 追求利益的满足, 是人的基本属性。有学者认为, 中国进入了利益博弈时代, “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的时代, 任何一个具体的经济社会事物都可以成为一种利益, 从中滋生出一群分享这种利益的人, 并围绕这种利益进行博弈。”[2]利益博弈本是市场经济和利益分化的必然产物, 因而中国随着市场化改革过程的推进, 中国各个阶层必然存在从利益一致走向利益分化的历史演进中, 由此对微观主体的分析解剖坚持利益分析方法是必要的。由于公共服务的公共性特征, 决定了公共服务供给是一项公共政策, 存在利益博弈的可能性。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 (David·Easton) 从其政治系统分析理论出发, 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有权威的分配。一项政策的实质在于通过那项政策不让一部分人享有某些东西而允许另一部分人占有它们。”[3]这突出说明了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其实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过程。特别是由于各利益主体的利益不同, 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他们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政策制定的每一个程序进行博弈。[4]这就是说, 在任何一个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各相关的利益主体都会为了自己利益的得失问题进行博弈, 以期达到维护自身利益或利益均衡的理想状态。因此, 从本质上说, 公共政策的过程就是一种利益博弈的过程。从图1可以看出利益博弈对公共政策的政策决策和政策输出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正是利益博弈这种公共选择过程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公共政策偏向, 例如城市偏向、经济结构偏向等。因而在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就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多少,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多少, 其实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 不仅与国家战略有关, 即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构建有关, 更关键的在于公共服务行为主体的利益博弈能力。由此, 本文试图构建一个中国农村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的公共政策逻辑, 说明为何中央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加大, 财政状况逐步缓解的情况下农村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状况不能得到根本的改观。
既然公共服务供给作为一项公共政策, 自然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过程也就是利益博弈的过程, 各个利益主体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政策的博弈。在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中涉及的利益主体主要有3个: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因为在建国后, 主导我国农村基本格局的依然是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3方面, 三者的互动与博弈决定着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轨迹。在这里, 国家是指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是指县乡 (镇) 基层政府和村民委员会, 农民是指农村的居民。由于中央政府更多关注的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宏观目标, 最重要的是提供公共服务,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维护农民利益, 保持社会稳定;而基层政府更多关注的是增长目标和政绩目标, 少提供公共服务, 或者提供一些有利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人的公共服务;农民自然希望政府提供符合其需求的公共服务, 减轻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负担。正是由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农民都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主体,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地方政府成为具有独立的利益主体, 农民从人民公社下分离出来也成为了独立的利益主体, 因而在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取向上, 三者存在利益差异, 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 利益博弈成为各利益主体的基本策略。从图2清楚了表明了3个利益主体在农村公共服务的逻辑关联, 可以发现,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基层政府) 与农民3个主体分别代表了公共服务政策的制定者、提供者和需求者的角色, 3个行为主体在公共服务政策上具有利益博弈的特征, 存在不同的逻辑关联。
二、农村公共服务三种非均衡供给的政策博弈分析
非均衡是相对均衡而言的, 就是一种差距, 一种需要加以调整的不合理的状态。已有研究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主要是指城乡之间存在差距, 即城乡非均衡供给, 其实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 均衡具有总量与结构等内涵, 城乡之间差距只是非均衡的一种, 因而有必要对非均衡供给进行一个分类, 为进一步分析提供基础。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相对于城市来说存在差距, 而且相对于农民需求来说也存在差距, 形成了非均衡供给的第二种类型:总量非均衡供给。由于公共服务的“均衡”是供给与需求相等, 非均衡就是供求不相等, 即供大于求, 或者供小于求;现实的情况是在农村, 公共服务需求大于供给;因而总量非均衡供给主要就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同时,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不仅仅存在供给不足的总量非均衡, 而且还存在一种过剩, 即在农村出现了政府供给了农民当前并不需要的服务, 如豪华的公园、文化图书馆设施等, 而农民迫切需要的农村公共服务, 如基本医疗卫生却是不足的, 由此, 在中国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上出现了与总量非均衡供给并存的另一种非均衡供给的现象, 即非均衡供给类型Ⅲ:结构非均衡供给。据此, 本文建构了一个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博弈分析模型, 其作用方式如图3所示。
1.城乡利益群体的公共政策决策博弈与非均衡供给Ⅰ
Lipton (1977) 发现贫困国家乡村阶级与城市阶级之间存在冲突, 其实质在于城市人利用政治权利, 通过“城市偏向” (Urban-Biased) 的政策使社会资源不合理地流入自己利益所在地区。[5]国内学者如蔡昉等认为改革以后, 城乡差距的周期性变化则主要导源于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传统经济体制遗留的制度障碍。[6]马骁等认为导致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官员根据不同主体能够给予的政治支持做出的理性选择。[7]从国内外研究文献的结论上看, 城乡居民在公共政策的决策方面的差异形成了政策偏向, 即城市偏向。由于城乡居民利益群体的政策决策的影响能力是存在差异的, 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 正式制度内的政策影响力方面, 城乡居民在如全国及地方人大代表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等正式渠道影响公共政策决策存在较大的差别, 代表农民利益的各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比重一直不高, 甚至呈现下降的趋势, 几乎在正式的场合没有真正代表农民的代表和委员。例如在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上, 1953年《选举法》规定, 农村与城市之间, 每个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 全国人大代表为8∶1, 直到1995年《选举法》才将该比例调整为4∶1, 并沿用至今。这种城乡人大代表的差异制度安排造成城乡利益群体在正式制度场合影响公共政策存在较大的差距。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当前农村利益群体大多是通过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来影响公共政策的, 即采取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制度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而进行的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 常见的形式主要有越级上访、 写小字报、 报复村干部等, 这种公共政策影响是“被迫”甚至是“被逼无奈”的, 这也进一步说明城乡利益群体参与博弈的制度性保障方面的差异, 导致农民的非制度化参与。二是城乡居民在进行政策议程设置的博弈方面。由于农民文化素质不高, 特别是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都是被动接受公共政策结果的, 而没有进行主动参与公共政策的利益博弈的意识, 要不是实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 一般不会与政府公共政策进行利益博弈;相反, 城市居民利益群体在文化素质方面、民主洗礼方面具有相对于农民更高的主动参与公共政策博弈意识, 通过各种形式主动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设置, 特别是在城市具有比较发达的信息系统, 如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来表达其呼声, 其意见与利益诉求等。三是城乡利益群体公共政策博弈的基础方面差异。进行利益博弈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的, 经济基础的差异自然导致公共政策决策博弈的差异。总所周知, 国家制定公共政策发展理念存在倾向, 由于中国建国后的特殊情况, 需要发展经济, 而城市化、工业化是一般规律, 自然为了实现赶超的经济发展目标, 实施了城市偏向的公共服务政策, 这里可以从国家财政支农的比重趋势可以进一步说明, 1979年国家财政支农比重为13.6%。下降到2006年的7.85%, 2007年又下降到6.84%, 支农支出比重的下降趋势, 充分说明国家的城市偏向。而且由于中国资本相对缺乏, 为了积累建设资金, 不仅不给农村“输血”, 而且大量通过一系列制度从农村“抽血”, 据学者估计, 从农村抽走的资金达到3万亿～5万亿。自然的结果就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拉大, 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3∶1, 城乡利益群体的经济基础差异拉大, 利益博弈能力也随之放大。
由此, 城市偏向即城乡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Ⅰ是城乡利益群体在公共服务政策博弈的结果。城乡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不仅是国家现代建构下的延续, 而且在利益博弈的情况下更加固化, 导致差距越来越大, 因此城乡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不仅仅是财政投入的差异造成的, 更重要的是在决定财政投入背后的公共政策偏向的差异;要改变城乡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必须改变这种公共政策偏向。
2.央地政府间的公共政策执行博弈与非均衡供给Ⅱ
现实中“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是我国政策执行中长期存在着的一种普遍现象, 具体表现为“你有政策, 我有对策”→替换性执行、“曲解政策、为我所用” →选择性执行、“软拖硬抗、拒不服从” →象征性执行、“搞土政策” →附加性执行。[8]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也是普遍存在的, 中央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 农民的负担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是公共服务供给却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这方面贺雪峰的研究团队研究认为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改变, 变成了一种“不出事的逻辑”, [9]不关心公共服务的提供, 导致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到基层实践出现了背离。原因在哪里?中央逐步加大了支农的力度, 在财政支农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是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依然不足, 关键就在于央地政府间的非合作博弈。
由于中国的政府层级较多, 委托代理容易出现信息失真现象,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 县乡基层政府也被赋予了优先发展经济的政绩考核任务, 加之与财政分权性特征的财政体制相结合, 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更加不足。在这种的情况下, 中央与基层政府之间就变成了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从表1可以发现, 由于存在概率P才检查, 1-P的概率不检查, 在不检查的最优选择肯定是不供给, 在检查时没有供给关系到其政治晋升前途, 最优选择是供给。根据图中的数据, 我们可以解出P, 即undefined这说明中央政府要经常检查, 概率很大时, 基层政府才需要采取供给政策。实际上, 由于基层政府即使面对检查也可以“上有政策下对策”进行变相融通不执行。因此, 实际上, 基层政府基本上不执行中央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这也是说明, 为何中央一直呼吁基层政府要加大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投入, 但是基层政府是“一只耳朵听, 一只耳朵出”的心态, 导致农村公共服务政府供给不足。
那么是否中央加大了转移支付力度, 能够促使基层政府不因财力的短缺而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改革开放后, 我国各级政府成为了独立的利益主体, 因此各个利益主体的目标函数不同, 即效用偏好不同。中央政府与县乡基层政府相对而言, 更加重视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对其效用的增加, 这是关系到政权合法性问题, 从长期来说是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基层政府在压力型政治体制下, 必须完成以GDP和财政收入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任务, 特别乡镇政府官员具有任期性 (一般是5年, 但基本上做不满一届) 热衷于短期的“招商引资”活动, 而不是长期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因而基层政府与中央政府在经济学上的无差异曲线即偏好不同, 其最优的均衡点是不同的, 即中央政府理想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要高于县乡基层政府的实际供给量。即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或者是中央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下, 基层政府追求的最优均衡数量还是远远低于中央政府所需有的全社会最优时的福利水平的供给量。所以, 结果还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所以, 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诸多问题当然可以归结为投入不够, 但在许多方面并不是钱的问题, 或者说主要不是钱的问题;即便没有多少资金投入, 有许多工作也是可以做的;因而关键在于是否真正有动力去做。除了财政资金投入问题之外, 农村公共服务面临的更大尴尬是:基层政府志不在此。也就是说, 基层政府致力于公共服务的动力不足, 这才是农村公共服务的真正困境。因此, 央地间政府的公共政策执行博弈形成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第二种类型的非均衡:总量非均衡供给。
3.政府农民间的公共政策过程博弈与非均衡供给Ⅲ
公共服务根据提供的内容和形式可以分为经济性公共服务、社会性公共服务。农村经济性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水、电、气、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服务。社会性公共服务主要是民生类公共服务, 如基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公共服务。当前农村基层政府愿意提供经济性公共服务, 而不愿意提供社会性公共服务, 导致了公共服务的非均衡供给Ⅲ-—结构非均衡。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可以发现, 农村的乡镇卫生院数量、中小学数量、乡村办水电站数量、乡镇文化站数量等体现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存在下降, 乡镇文化站数量由1989年的49349个下降到2008年的33367个、乡镇卫生院数量由1989年的47523说下降到2008年的39080所、农村中小学数量也由1989年的76.38万所下降到2007年的30.49万所。而经济性公共服务的在政府大力投资下,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28067万千瓦增加到2007年的76878.6万千瓦;农村用电量由1989年的790.5亿千瓦时增加到2008年的5713.2亿千瓦时;有效灌溉面积由1989年的44917.2千公顷增加到2008年的58471.7千公顷;乡村办水电站个数在1989年至2007年间呈现下降趋势, 表明了农村小型水利水电建设的薄弱, 但是2007年由27664个猛增到2008年的44433个, 说明了政府在经济性公共服务的大力投资下的迅速增长的情况。
那么基层政府为何“一手硬”, “一手软”呢?其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呢?已有学者从晋升激励角度研究了政府行为偏向问题, [10]即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晋升的需要, 具有选择能够实现GDP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最大化的行为偏向。依据晋升激励的推论, 基层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自然选择提供能够增加GDP和财政收入的经济性公共服务而不提供社会性公共服务的行为偏向。这里缺乏一个政府官员行为偏向的公共政策基础, 即为何地方政府官员不对辖区居民的需求反应, 这就不仅仅是政绩考核机制注重GDP增长问题, 因为一但辖区居民有强烈反应的话, 上级政府必然会惩罚地方政府官员, 由此应该还需要基层政府与农民的公共政策过程博弈加以匹配。公共服务供给方与需求方理应通过公共选择过程进行公共政策博弈, 中国农村实践是, 农村公共选择机制的缺乏, 农民参与公共选择的主体意识不强及机会主义策略的出现, 在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共政策市场上, 自然是形成了强势的供给方——基层政府, 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 这种状态得到加强。随着市场经济逐步推进, 农民逐步从血缘关系纽带下的熟人社会慢慢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理性经济主体, 农民的机会主义策略逐渐成为主要策略, 产生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困境, 农民对监督基层政府这种“公共产品”行为显然是没有足够的动力的。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博弈结果是, 农民处于弱势地位, 难以监督评估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行为, 自然政府就会选择能够满足绩效考核的经济性公共服务供给。因此, 政府与农民的公共政策过程博弈, 农民处于弱势, 不能够充分表达其公共服务的需求, 在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策略下, 准确客观反映公共服务的需求更加困难, 与上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的要求匹配下, 农村基层政府自然选择一种供给行为——经济性公共服务供给, 而在基层财政困境的情况下, 以财力困难为由少提供社会性公共服务, 形成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第三种类型的非均衡:结构非均衡供给。
三、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再造:利益博弈结构的重塑
农村公共服务的非均衡供给在于利益博弈行为主体的结构不对称, 导致在公共服务的公共政策上偏离其均衡发展的轨迹, 必须重塑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利益行为主体的博弈结构。
1.城乡居民利益博弈结构的重塑
当前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的一个重大利益结构差别, 在于农民几乎没有自己的“代言人”, 而城市建立了各行各业的专门性的协会来作为自身利益的“代言人”。由此, 农民需要建立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农会”, 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一直不如意, 导致农民自身利益的诉求没有得到公共政策的反应, 经常通过“弱者的武器”——非正常、非制度化的渠道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 来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要改变城乡之间的利益博弈结构, 具有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还远远不够, 需要增强农村居民的“代言人”的发展, 让中央与地方公共决策层能够听到农民的声音, 而且有为农民争取权利的组织与精英的逐步呈现, 实现城乡利益博弈结构的均衡发展, 进而实现城乡公共服务政策的均衡供给。另外, 中央提出了需要顶层设计的新理念, 解决“三农”问题更需要顶层设计, 在城乡利益博弈结构的重要环节就是要在人民代表的比例上进行改革, 1个城市人等于4个农村人的不合理格局需要改变, 按照国民待遇原则, 要去增加农民代表, 实现公共政策的提出、决策、执行等各个环节都有农民代表的存在, 改变城市人替农民决定农村的公共政策, 让农民自己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 为城乡利益博弈结构的均衡发展提出坚实的政治基础。
2.央地政府间利益博弈结构的重塑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利益差别, 导致利益博弈的出现, 应该是正常的, 但是其结构是不合理的, 地方政府进行选择性执行、对经济增长的偏向, 轻视公共服务的供给, 形成“重经济轻服务”的行为倾向偏离了政府的基本职能和要求。由此政府间的利益博弈结构的均衡发展需要在政绩考核体制财政体制进行重构, 构建新的政绩考核的内容、机制与公共财政型体制, 重构两个行为主体的利益博弈结构的行为激励与约束基础。地方政府为何关注“招商引资”活动, 重视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的增加, 在于当前的政绩考核体制的作用使然, 基层官员的考核内容与压力型的考核机制迫使其重视经济而忽视公共服务提供, 为此要改变政绩考核的内容——公共服务提供成为政绩考核的新内容, 而且是最重要的内容, 而不是GDP和财政收入, 一句话就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政府的职能是公共服务, 而不是经济建设, 合理区分市场与政府的边界, 为央地政府间的利益博弈结构构建均衡的激励基础。另外当前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 形成地方政府选择执行有利于自身晋升激励的任务, 执行政绩考核下的“硬”公共服务任务, 而不执行“软”公共服务任务, 在于“有心无力”——基层政府财力困境, 导致基层政府的约束不均衡, 由此需要重构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财力与事权的匹配, 为其提供农村居民需要的公共服务具有财力保障, 形成公共服务总量均衡和结构均衡供给局面提供约束基础。因而, 央地政府间利益博弈结构的重塑关键就是重新构建激励与约束地方政府 (基层政府) 行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为公共服务均衡供给提供政府基础保障。
3.政府、农民间利益博弈结构的重塑
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存在的非合作博弈导致农村公共服务的总量与结构的非均衡, 由此需要改变这种非合作博弈结构, 走向合作博弈结构。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机会主义的行动策略形成的囚徒困境, 关键之一在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因而在公共服务的公共政策上, 政府不清楚农民的公共服务需求, 自然也就达不到均衡供给的目标。虽然可以增强农民发送信息与信号的能力, 建立农会等措施, 但是一个重要环节需要政府有动力去发现、去了解农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数量、质量等信息, 这就是要重构问责制。问责制就是需要问责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绩效, 而不是当前的官员是否存在腐败等问题的问责, 重构问责制的内容、形式与绩效反馈机制等, 加大基层官员对农民公共服务需求的各种信息, 破解信息不对称。同时, 当前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导致政府的提供与生产不分, 政府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都没有做好, 需要改变这种治理模式, 走向“多中心治理模式”, 这样政府专心于某一项或者几项最关键的工作, 提高其工作绩效, 自然农村公共服务的非均衡供给局面会得到改变, 这就是进一步消解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因此, 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博弈结构的重构在于基层政府官员问责制和治理模式的重构, 实现利益博弈结构的信息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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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类真题面试解析 篇7
笔者从事公职考试培训多年, 一直在一线教学, 对各种真题都有较为系统的理解, 本文探讨2015年国考面试考场上出现的一些公共政策类综合分析真题, 以期对考生有所裨益。
公共政策类综合分析题型
题型特征:谈对给定公共政策的看法
应答思路:是什么:提出问题、表明态度———支持?反对?辩证?
为什么:分析问题———可以谈政策的优点、不足;可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或影响。
怎么办:解决问题———要直去问题根源, 有针对性、可操作性。
结尾:总结全文或展望未来。
注意事项:
1.这种答题思路要根据具体试题, 分别对待。如果考生觉得自己善于分析试题中的问题, 可以把重点放在分析问题阶段, 而在解决问题时两三句话带过即可;如果考生善于对试题中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在分析问题时则应简明扼要, 而着重谈解决问题。总之就是要有所侧重、详略得当。
2.注意逻辑性, 善于使用“首先、其次、再次”、“第一、第二、第三”、“一是、二是、三是”等关朕词, 给考官逻辑清晰、思路明了的印象。
3.为避免答题的模版化、套路化, 考生切忌空谈道理。可以通过举例子、引名言、列数据、做对比等论证方式来阐述, 实在没有思路也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或联系当下的现实;所以说, 面试考查的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 平时要注意积累素材。
真题解析
【2015年3月7日下午国考面试题】某市在车站设立爱心基金, 给丢钱包或忘带钱的乘客买车票, 帮助旅客回家。但是还款情况少, 造成爱心基金入不敷出难以维系, 对此你怎么看?
【思考】
这是一道“公共政策+社会现象”的综合分析题。可以从“阐述爱心基金的实质并作出表态→分析还款情况少的原因、分析爱心基金入不敷出难以维系的原因→提出让爱心基金维系并发扬光大的解决之道”这个思路来答题。
【答题要点】
1.“是什么”———爱心基金是一项惠民便民的公共政策, 体现了政府的人文关怀, 是服务型政府的体现;这一项政策对困境中的旅客无异于雪中送炭, 因而值得认真实施和推广。 (开头部分要有高度, 浓缩的是精华, 两句话结束, 不要讲述太多让考官不知所云)
2.“为什么”——— (1) 旅客的诚信意识、道德素质不够高; (2) 还款方式太单一, 旅客分布天南地北, 实地还款难执行; (3) 旅客信息登记没做好、提醒还款的工作不到位; (4) 爱心基金仅靠政府财政拨款, 资金来源不稳健等。 (分析问题要全面, 点到即可, 控制篇幅)
3.“怎么办”——— (1) 加强对爱心基金的管理:如做好旅客信息登记和及时提醒还款的工作;采用多种便民的还款方式 (支付宝、微信等互联网支付手段, 专用银行账户等) ;向企业和个人募集资金并公开每月资金使用明细以保证爱心基金的资金来源。 (2) 与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紧密结合, 将及时还款的旅客塑造成典型做好正面宣传, 并将通知多次却拒不还款的旅客登记入失信人员名单。 (3) 加强社会公德建设, 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努力营造“诚信者光荣、失信者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 (4) 将爱心基金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 扩大其帮扶范围。 (对策部分重点阐述)
4.结尾———展望未来:相信在各方努力下, 爱心基金一定会遍地开花、发扬光大, 给更多旅客送去政府和人民的关怀;同时也会让诚信之光洒满中华大地。 (结尾要短小有力, 一句话简括)
【2015年3月8日下午国考商务部面试题】为防止在校学生醉酒、酗酒, 某高校出台“禁酒今”, 禁止大学生聚餐、聚会时饮酒, 并要求学生聚会前要写申请上报, 并在聚会时必须有辅导员在场。对此你怎么看?
【思考】
这是一道公共政策的综合分析题, 可以从“阐述‘禁酒令’的实质并作出表态→分析‘禁酒令’不可取的原因→提出解决在校学生醉酒、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的具体办法”这个思路来解答。
【答题要点】
1.“是什么”———某高校出台的“禁酒令”, 旨在防止在校学生醉酒、酗酒, 净化校园风气, 维持良好的学习氛围, 在出发点上是很好的, 但方式不可取。 (开头部分点名实质, 表露自己观点;注意言简意赅)
2.“为什么”——— (1) 大部分大学生都已成年, 他们有自己的行事自由, 不能以一纸禁令限制他们享受青春、追求生活的自由; (2) “禁酒令”的做法过于简单粗暴, 治标不治本, 表面上可以禁止学生饮酒, 但学生众多, 私下饮酒难以察觉; (3) 聚会要求辅导员在场, 不仅会让聚会的学生陷入尴尬境地, 也不利于辅导员和学生之间建立互尊互信的良好师生关系; (4) 校方的政策会激起学生的反叛心理, 造成学生和校方关系的紧张, 反而不利于学校的管理和教学。 (分析问题尽量全面, 但也不要强求, 在考场的紧张环境下, 能想出2-3点即可)
3.“怎么办”——— (1) 学校应该加强宣传和教育, 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健康的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 (2) 结合网络和线下, 在学校BBS、官方微博、微信, 校内人流量大的宣传栏, 用视频、动画、图文并茂的方式宣传酗酒、醉酒的危害, 让学生能做到主动拒绝; (3) 学校应结合实际, 多组织一些大学生喜闻乐见愿参与的校园活动, 如舞蹈歌唱相声小品主持人比赛、辩论演讲征文摄影比赛、各种体育比赛、口语大赛、创业赛、技能赛、搞笑秀、支教敬老环保等公益活动, 既能让大学生摆脱除了聚餐喝酒就没事可做的局面, 更能让在校生丰富校园生活, 锻炼各方面的能力、快速成长为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栋梁之材 (对策部分重点阐述)
4.结尾———总结全文:总之, 校方要在尊重学生的基础上, 创新管理方式、多措并举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活习惯, 远离醉酒、酗酒等不当行为;学生家长做出示范和教导, 学生自己也要洁身自好, 见贤思齐, 以优秀者为榜样, 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努力学习, 成为一名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 (总结全文, 两句话简括)
【2015年3月9日下午国考海关面试题】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749万, 再创历史新高。在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张凤有看来, 明年就业总量压力依然较大, 宏观就业压力不减。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此前已要求, 建立健全创业成果和学分转化教学管理制度, 实行弹性学制, 支持大学生休学创业。对于大学生可休学创业的做法, 你怎么看?
【思考】
这是一道公共政策的综合分析题, 可以从“阐述大学生休学创业的实质并作出表态→分析大学生休学创业的利弊→提出解决大学生既能学到科学文化知识又可培养创业能力的具体措施”这个思路来解答。
【答题要点】
1.“是什么”———在目前就业压力较大的情形下, 教育部推行弹性学制, 支持大学生休学创业的做法意义重大, 可以推行实施。 (开头部分阐述政策出台的背景, 作出表态;注意言简意赅)
2.“为什么”———
优点: (1) 休学创业可以激发大学生的创业热情, 免除他们关于学业的后顾之忧; (2) 大学生创业有助于他们综合素质的提高, 快速成长为祖国建设需要的栋梁之材; (3) 休学创业可以缓解目前的大学生就业压力; (4) 休学创业体现政府对创业的支持, 符合我国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 有利于形成创新创业的良好社会氛围。
不足: (1) 休学创业不利于学校的管理; (2) 防范部分学生借创业之名, 逃避学业; (3) 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较弱, 如果创业失败, 对他们的打击会很大, 影响其健康成长。 (从正反两方面分析问题, 政策总体是好的, 但也有一些不足)
3.“怎么办”——— (1) 教育部门要研究、完善大学生休学创业的具体实施办法, 对休学复学时间、创业成果标准、休学创业学生的管理做好规范; (2) 学校要多开设与创业有关的课程, 并在落实政策的同时对休学创业学生做好政策、技术和心理等方面的指导, 帮助他们成功创业; (3) 学生家长要理解、支持学生的创业行为, 时刻关心他们的动态; (4) 学生要树立健康的创业、学业观念, 不能借创业之名而荒废、逃避学业, 要认识到学业对创业的重要促进作用;要具备强大的心理调节能力, 不论创业成功或失败, 都能以平常心对待。 (从四大主体分别阐述对策)
4.结尾———总结全文, 展望未来。 (总结全文, 两句话筒括)
浅谈公共政策的执行 篇8
关键词：公共政策,失灵,对策
1 公共政策执行的作用
1. 1 实现公共政策目标
制定公共政策是解决社会问题不可缺少的步骤, 只有制定出科学、可行的政策, 才能为解决问题提供有效的方法, 但是单制定出政策还不行, 还要加以执行。没有有效的执行, 构思再完美、设计再精巧的方案也只能是一纸空文, 只有执行好公共政策, 才能达到政策制定的目标, 解决现实问题, 实现制定公共政策的价值。
1. 2 检验公共政策质量
一项公共政策是否合理, 是否对解决现实问题有效, 必须通过公共政策执行来检验。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和实际情况的复杂性, 在政策制定阶段, 制定者无法对一切可变因素和情况进行准确的预测, 而执行活动往往可以反映出政策方案的缺陷和不足。
1. 3 完善后继政策制定
“后继政策”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对原有政策的修正和补充, 二是制定新的政策。政策执行活动及其后果是后继政策修补和制定的重要依据。无论是对原有政策的调整、补充, 还是制定规划新政策, 都必须以以前政策实施所获得的经验、教训和所反馈的信息为依据, 必须在前一项政策获得的结果的基础上思考新的问题。
2 公共政策执行失灵的原因
2. 1 公共政策问题的复杂性
政策问题是指那些客观存在且被社会上多数人发现并认同的社会问题, 这些社会问题是与现阶段人们的利益关系、价值取向以及某种既定的规范存在冲突的, 所以利益相关者会通过不同形式的努力, 将社会问题上升到公共议程的高度。
一般来说, 政策问题是以特定的社会事实为基础, 与人们的利益观、价值观、行为态度等紧密相连, 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直接影响政策制定的困难度。[1]
2. 2 公共政策合法性的缺失
正如美国政治社会学家S. M. 李普塞特所认为的, “对于任何一个政治系统而言, 如果它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制度对社会发展最为适当的信念, 那么这个政治系统就拥有统治的合法性”。[2]从政府职能角度看, 政策合法性可以看作政府公职人员利用其合法权力、制定合法公共政策、实现政府职能、满足公民利益需求的过程, 所以, 合法性是公民认同政府权力、政府能力、政府威严的基础。[3]一旦政策的合法性被颠覆, 公民就会对政府政策产生或消极, 或积极的对抗行为。政策合法性的缺失问题应由政策活动执行主体负责。
2. 3 公共政策执行监控制度不完善
在我国公共管理实践中, 由于各级政府对公共资源的控制权表现得过于集中, 导致在行政活动中过多设置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环节。在公共政策执行监控手段上, 政府通常过于依赖行政手段, 以发布行政命令及相关决定的方式展开, 缺乏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辅助, 导致行政监控行为出现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甚至是盲目性。
虽然政务公开在极力推广, 但部分地方政府政务公开系统难以有效进入。所以对公共行政监控主体来说, 他们的行政监控行为受到很大的制约, 没法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对于广大公民来说, 他们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存在被剥夺的倾向, 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推进。
3 有效执行公共政策的对策
3. 1 提升行政人员素质
一般意义上来说, 政策制定者综合素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政策制定者的综合素质则包括知识结构、工作态度和能力、政策水平等, 政策制定者的综合素质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社会化过程的检验、考核, 才能得到不断地提高。[4]当前我国的政治社会化机制仍然不健全, 其在作为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和确保社会成员适应政治生活方面, 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加强对行政人员培训方面, 相关部门要加大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投入, 尤其要强化对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素质的培训, 定期开展相关职业技能比赛, 以提高政策制定者的综合素质。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 使政策制定主体进一步熟悉相关业务规范, 明确自己在整个政治系统中的权利和义务, 并不断提高其在政治活动方面的理论水平和专业水平。这样政策制定者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共需求, 其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才能被更好地理解和接纳。公共政策制定者不断提升其综合素质, 尤其是思想道德素养, 是真正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 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3. 2 畅通公共利益表达渠道
长期以来, 由于大一统的社会惯性导致多数公众在面对利益表达时呈观望态度, 主动表达自我利益诉求的相对较少。[5]另外从政府组织结构角度来看, 我国行政组织呈金字塔形结构, 公共利益表达会在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过程中, 发生信息的扭曲或信息的剥离, 影响公共利益的有效表达。因此要实现公共利益的准确表达, 就需要多样化利益表达渠道, 坚持便民原则, 在不违背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简化利益表达程序。
目前,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群众自治组织以及大众传媒等在畅通公众利益表达渠道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不难发现, 一些社会团体, 尤其一些群众性自发组织由于相对权利的缺失, 导致在利益表达时显得苍白无力。相关政府应打破这种困境, 让民众的呼声能够融入公共政策的备选方案之中。近几年, 随着公民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公民对政策目标实现的途径和可能性有基本把握, 并能够在一定范围内预知新政策可能带来的利益格局变化和可能引发的冲突, 所以公民参政议政的呼声愈发高涨。所以地方政府要积极畅通公众利益表达渠道, 广泛听取和吸纳社会各界的心声, 实现将各方利益整合的目的, 促成真正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的形成。
3. 3 加强公共政策宣传力度
对公共政策的宣传是政策执行的起点, 公共政策制定者及时、有效地进行政策宣传, 高效真实地对公共政策解读信息的传播, 可以增强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只有实现公众对新政策合法性、合理性、科学性以及可行性的认同, 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力。尤其当一些公共政策触及一些有关社会习俗或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时, 公共政策执行环境会变得复杂许多。现阶段, 我国社会呈现的价值观念、文化风俗多样化形态日趋显著, 甚至社会中的主流思想都受到了冲击, 当前政策执行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果公共政策与当前的社会风俗和人们的意识形态相融合时, 政策执行环境相对比较宽松, 反之就会受制于环境, 会因为一些无形的因素而扭曲, 使政策执行结果与政策制定的初衷发生背离, 因此, 相关部门在不影响公共利益实现的前提下, 可以在政策宣传时灵活机动地展开。同时各级政府也要从自身做起, 不断改善与社会公众的关系, 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树立一个有诚信、有责任感的政府形象。
3. 4 建立公共政策监督控制机制
政策控制是指为了使公共政策达到预期目标, 对整个政策执行过程及与其相关的要素加以监控和纠正偏差的过程。加强对政策的监督控制是公共政策运行必不可少的手段与环节, 有效的监督控制才能防止公共政策执行失灵。相关部门对公共政策监督控制的行为, 对正确贯彻落实公共政策, 以及完善、发展和更新公共政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具体表现为对公共政策执行各要素和环节进行检查监督, 促使公共政策得以贯彻和落实; 对公共政策执行结果进行相应检查和研究, 适时对公共政策做出有利调整。
真正完善的政策监督控制机制是由公共政策监控机制和公共政策调节机制构成的, 两种机制实现有机联动, 并呈现良性循环运作。公共政策监控机制主要包括相互衔接的三个步骤, 分别为公共政策执行前监督、公共政策执行中监督和公共政策执行后监督, 而公共政策调节机制则贯穿于政策监控机制的三个环节之中。政策执行前监督主要通过制订切实可行的政策执行方案和实施法规实现的; 政策执行中监督是指根据原先设定的政策监督方案和执行标准, 搜寻、发现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政策执行后监督也被称为对公共政策执行结果的监督, 一般这种事后监督行为被视为一种迟滞性监督, 因为政策执行活动可能已然造成了一定的人力物力损耗。所以政策监督环节中, 各级政府应该重视执行前和执行中的监控, 尽可能把隐患扼杀在摇篮里, 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政策调控机制主要根据原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情况, 及时制订政策调整方案和纠偏措施, 开展纠偏调整方案, 以减少或避免政策执行走样、失败的问题。
因此各级政府要建立和明确公共政策监督控制机制, 做到公共政策在执行前具有预见性、执行中具有约束性、执行后具有强大的纠偏力。[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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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现公共政策公平正义 篇9
关键词：公平正义,公共政策,全面发展
当前, 道德哲学的贫困是造成公共政策重量不足的根本性原因之一。公共政策因其社会利益的本质、公共性的特征、规范引导的功能、实现公平正义的目标, 要求为自身建立起基本道德价值基础——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作为道德哲学最根本、最全面、最首要的范畴, 涉及公共政策各个方面, 有必要努力实现公共政策公平正义。
一、坚持实质和形式的公平正义的统一
实质的公平正义和形式的公平正义都是实现公共政策公平正义的必要环节, 在公共政策的公平正义建设上, 实质的公平正义和形式的公平正义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包括:维护基本权利的起点公平正义;均衡社会利益的结果公平正义;完善政策程序的过程公平正义。
维护基本权利是实现起点公平正义。权利意味着个人对保障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一切价值的正当要求和真正拥有, 它决定、制约、影响着其他价值敢向、价值关系的状况以及实现过程。人的基本权利在其实质上是使人成为人的目的, 实现作为人的价值。这些基本权利包括人格尊严、自由平等、生存安全、获取利益、实现发展等。对于各种性质的权力来说, 一切公平正义的权力, 最根本的目的追求是尊重、实现和维护每个人权利的平等。“一个正义社会中的公民拥有同样的基本权利。”但是, 在强调个体基本权利时, 作为共同体社会的团体权利经常被忽视, 至少对此研究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的。在公共政策中, 主体与客体都可以区分为团体和个体。所以有必要在维护基本权利时, 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来保证, 既要保证主客体中每个个体的基本权利, 同时要保证团体权利的基本保证,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实现社会基本权利整体的公平正义。应该说对于团体权利强调的缺失必然导致个体权利也苍白无力。作为基本权利的必有载体的个体和团体, 两者在起点上都要实现公平正义。为了更好地维护基本权利, 一方面要严格限制公共政策主客体中个体与团体、个体与个体、团体与团体之间的行为边界, 把防止正当的个人活动、利益受到非法侵害。另一方面, 要把团体基本权利放在突出位置, 因为团体的基本权利有利于更好地对中低阶层的个体基本权利的维护。在维护基本权利的意义上, 诺齐克用“最小限度的国家”限制权力的支配力, 以维护个体权利、实现公平正义, 是非常有必要的。
均衡社会利益是实现结果公平正义。社会利益包括公共利益、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 要实现公共政策在这三方面的公平正义, 必须从利益结构和利益分配两层次出发。 (1) 利益结构公平正义。事实上, 人与人普遍存在能力与心智的差别。这必然带来社会利益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出现一定的差别。所谓利益结构, 一般说来, 就是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的一定组合形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我们必须建立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一邦之内, 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一个城邦作为一个社会 (团体) 而存在, 总应该尽可能地由相等而同样的人们所组成;这里, 中产阶级就比任何其他阶级 (部分) 较适合于这种组成了。据我们看来, 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 惟有以中产阶极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 (小康之家) 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所有公民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生活, 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所以公共政策目标首先要保证成果为社会成员共同公平地享有, 而不是为少数人所独占, 争取社会合作体系中大多数中低阶层成员的利益。促进社会利益结构保持“橄榄形”的结构, 中间大两头小。只有占绝大多数的中间阶层的中等富裕者 (中产阶级) 利益得到保证, 弱势群体的“不满意度”降低到最小程度, 公共政策公平正义才能被认可, 获得合法性的支持, 社会也才稳定。 (2) 利益分配公平正义。在利益分配上单纯的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是无法实现利益的均衡, 必须借助“看得见的手”的力量, 从公共政策上保障利益的公平正义。一是坚持发展的硬道理, 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为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创造物质前提。二是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处在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 初次利益分配中公共政策要注重实际效率, 调动公共政策目标群体的积极性, 实现公共政策的目标;再次利益分配则要注重公平, 调节公共政策出现的过大收入差距, 实现不同社会成员利益间的和谐。三是公共政策中分配标准的选择:根据国情、行业、发展阶段和主客体的不同情况, 在贡献、能力、要素、需要等标准中做到公平正义。四是加大在公共政策中对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 差别地给予他们充分的机会和条件改善生活的处境。最终实现公共政策的结果公平正义。
完善政策程序是实现过程公平正义。罗尔斯把程序的正义划分为:一切都取决与程序的满足, 不考虑特殊情况下的结果的正义与否的“纯粹的程序正义”;先决定什么结果是正义的一个独立标准, 再设计一种保证达到这一结果的“完善的程序正义”;一种合理的程序未必导致合理的结果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在这里纯粹的程序正义也可以通过结果与程序初衷是否相符而划分为完善与不完善, 所以完善和不完善本身没有完全绝对的惟一区分。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 由于受到各方面复杂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使得政策程序只能做到相对与绝对的辩证统一的完善, 没有单独的绝对完善政策程序。关于程序正义的内容, 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美国法学家戈尔丁从仲裁程序的角度认为程序正义的标准有“中立性、劝导性争端、解决”三个方面九项原则。我国有学者认为程序正义从标准制定和执行的道德要求角度看有六个基本要素:“自主性、无偏私、一致性、标准的稳定性、参与者的参与机会的保证、裁决者的合法资格与职业道德”, 而程序正义的标准也有学者认为有:“中立 (与偏颇、偏私对立) 、平等 (与差别对立) 、公开 (与秘密对立) 、科学 (与任意、擅断、愚昧对立) 、效率 (与低效、浪费对立) 、文明 (与野蛮对立) ”六大标准, 还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程序正义必须满足以下四个要求:“公民参与并决定决策、程序过程中公民地位平等、决策过程的价值中立性、决策程序的自治”等等。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 笔者认为应该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两个不同特征阶段来提出程序公平正义的要求。一是公共政策制定阶段:平等参与;自主中立;公开透明;民主协商。二是公共政策执行阶段:科学效率;严格无偏;自由监督;文明专业。只有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按照这些要求实施, 程序的公平正义才能不断完善有效。
二、坚持赔偿、惩罚和奖赏的公平正义统一
在公共政策制定安排中, 由于不确定性和变化发展等情况的存在, 实质公平正义也有可能存在欠缺, 有必要赔偿、惩罚和奖赏公平正义的调节和补充。在公共政策中, 赔偿是因受害者所遭受的伤害或不正义而予以某种补偿;通常要由伤害或不公正的制造者, 以及由于政策所引起的政府向受害者做出某种补偿。惩罚是因某人的罪过、错误、不当行为而对其实施的处罚;是对恶行的处罚。奖赏是因有价值的行为而给予或获得的东西, 通常皆基于贡献、应得 (人们应该得到的) 或能力的考量。应该说“在奖赏与惩罚、特别是在惩罚问题上, 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都更需要公平公正”, 只有补偿、惩罚和奖赏的公平正义统一才能使公共政策真正地发挥作用。
赔偿的公平正义是基础。它包含三个角度, 第一, 则是对于社会权利和利益少得者的不足其应得的部分予以补偿, 这种纠正还应当包括对于因公共政策失误等原因所导致的无辜受损害等公民损失的合理补偿;第二, 当受害者因遭受犯罪之害, 经由司法程序进行裁定, 由罪犯赔偿给受害者, 要提倡让罪犯在监狱从事有益劳动来补偿受害者, 也起到改造的作用;第三, 对于痛苦等伤害因素的消除, 包括受害者无法确认罪犯、罪犯无力赔偿以及无钱就医者, 一个社会的政府应当高度重视社会成员所受到的各种伤害或无辜的痛苦, 并努力予以救助。总之, 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的公共政策应该优先致力于减少某个社会成员的痛苦, 而不是增加某个社会成员的快乐。
惩罚的公平正义是保障。惩罚的公平正义包括四种角度的思考, 一种是取消多得的不应得部分以及对于强势集团所拥有的不正当竞争优势的去除或者对其所拥有的某种特权的限制, 一种是对于不正义的直接惩罚, 一种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的公共政策本身而对违背公平正义的行为所实施的惩罚, 还有一种是对于邪恶的报复。一般而言, 惩罚的依据主要在于不义的行为或所得 (即违背道德或者法律的行为或所得) 理应受到公共政策的惩罚。不过, 公共政策的设计并不仅仅包括对错误或犯罪行为本身的惩罚, 它还应包括为了维护公共政策对上述行为所施加的惩戒。易言之, 惩罚的公平正义强调把依照规则所进行惩罚和某种引导性的惩戒结合在一起, 因而对于诸如未遂犯罪这样的行为也要予以惩罚。从这个意义上说, 它并不只是应得的惩罚, 也是惩戒性的惩罚。惩罚是对不公平正义阻止或消除的外在约束力, 是对潜在的不公平正义的威慑, 保障公平正义的社会。
奖赏的公平正义是旗帜。奖赏是公共政策在公平正义基础上对我们所关心的好处进行分配的一种方式。主要有四种分配好处或奖赏的方法:“不管人们的能力或功绩如何, 尽可能平等分配;按能力分配;按应得分配;按需要分配”。而在公共政策领域, 奖赏则是以社会需要为基础, 兼顾主体态度、能力、努力以及牺牲等, 进行公平正义的回报。起到激励人们树立符合公平正义的观念, 出现更多和更好符合社会利益的事情。功利主义就认为, “奖赏的惟一基础应当是努力为每个人带来好结果, 以便若以某种方式奖赏一个人, 便能激励他更好更努力地工作, 或鼓励更多的人如此行动;那么, 适当的可达此目的的奖赏就应该予以实施”。批评者也指出存在的很多威胁问题, 但毕竟奖赏不是单纯的报酬, 而是对成本支出的考虑、消耗的计算。关键在于, 我们在公共政策中必须坚持公平正义的根本原则, 真正的发挥积极的旗帜作用, 更好地使“让好人过的好”成为现实。
三、努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康德的绝对命令“人是目的”;马克思的人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都在为我们说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性。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人类不断争取自身解放或人类个体的发展越来越趋于全面、自由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 评价公共政策等上层建筑的尺度, 从根本上说, 全在于它是否有利于这个进程。再从终极意义上看, 一切公共政策都是通过人、为了人而对人的发展。站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立场上思考和观察问题, 这是公共政策应当坚持的方法论原则。唯此, 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实践才有一个理论上坚固的立足点, 对公共政策的考察才有生命和灵魂。从公共政策的主客体来看, 主体为了什么和客体成为什么, 只有人类才能把握。当出现公共政策不适应社会发展时, 其最主要表现是不能满足人的合理需要, 不能提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经济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 人们就会通过代之以新的公共政策。
首先, 满足个体发展的合理需要。主要指人的基本生活、素质和能力提高的需要, 它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满足人的基本的合理需要。人的基本的合理需要是多层次的, 但基本上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又可用生活质量指标来衡量。二是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素质提高包括人的健康素质、心理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现代人格。三是人的潜力和能力的发挥。人的能力是指人们认识、理解、有意识地合理影响和规划现实世界的变迁能力和认识、理解、有意识地合理高速自身变迁的能力。这些能力又表现为思想的创造性和实践的创造性。公共政策必须在个体发展的这三方面做到公平正义, 以满足人的基本的合理需要为基础, 把提高素质和能力发挥的需要作为目标。
其次, 发展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人的需要的满足、素质的提高和潜力的发挥首先要取决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程度, 这是因为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因此, 从根本上说, 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一致的, 二者是互相促进的。公共政策必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为人提供的各种条件包括: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以及人们生活的其他领域。这些方面的发展无疑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也是人的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曾指出:“物质是基础, 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 文化水平提高了, 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公共政策就必须处理好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公平发展, 坚持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正义原则。
最后, 创造和谐的自然生态环境。马克思说:“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 就不是自然存在物, 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 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可见, 人与外在于他的自然生态有一种本质性的依赖关系。所以, 人在满足自己发展的实践活动必须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实现公共政策公平正义, 必须按照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不仅要体现代内的公平正义, 更要体现代际的公平正义, 实现代内与代际的统一。在代内公平正义的要求得到保证的基础上, 将代际公平正义的要求付诸公共政策, 这关键在于当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同时, 努力建设生态文明, 为后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和谐的自然生态环境。
因而, 从最终的、最高的意义而言, 公共政策公平正义必须坚持满足个体发展的合理需要、发展经济社会文化条件、创建和谐的自然生态环境。换句话说, 公共政策公平正义必须能赋予并保证人们的自身体能、智能和美德的发展以最大的自由选择。从社会发展的总体角度而言, 实现公共政策公平正义是最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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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3卷) ,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公共政策 篇10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执行；障碍因素；对策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治理的一套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安排。公共管理主体包括政府、社会自治组织及事业单位等非盈利型组织，主要是政府运用政治、法律、经济等理论与方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合理有效地配置公共资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行为过程。
一、公共政策的执行含义
公共政策，是指政府、执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或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条例等的总称。
公共政策的执行，是指政策方案被采纳后， 政策执行者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运用各种政策资源，通过实施、服务和宣传等行动方式将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现实效果，使既定的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过程。公共政策的执行本质上是遵循公共政策指令所进行的变革，是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目标而重新调整公共行为模式的过程。
二、公共政策执行不力的表现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由于执行主体及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使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具体而言，公共政策执行不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替代执行。当需要执行的政策与执行主体之间存在冲突时， 执行者就会对原政策进行改造或变造， 衍生出一种看似和原政策一致但实际相背离的“新政策”， 来替代原有政策。导致公共政策失效，降低了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全面性。
（二）选择性执行。某些地方政府在执行公共政策过程中，都要从对自己有利或无害的角度去理解、去执行，根据地方获利大小任意割舍中央下发的各项公共政策，对本地区、本部门有用有利的政策内容，就传达、贯彻执行；对本地区、本部门无用无利的政策，就不贯彻、不执行，这样的政策执行方法使国家政策部分内容得不到执行，政策精神得不到切实贯彻，无法实现政策利益的最大化。
（三）机械式执行。执行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机械地落实政策， 这种执行表现为忽略公共政策的精神实质与客观环境条件，对相关问题不能因时、因事、因地做出具体分析，照搬其他地区、部门或行业的政策；忽略公共管理中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照搬过时的公共政策；无视公共事务的时效性，面对亟须解决的公共事务问题因坐等上级政策而丧失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三、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障碍性因素分析
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许多政策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执行中困难重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某一个因素所造成的，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讲，障碍性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政策本身的缺陷
在公共管理中， 许多政策执行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这与政策本身的是否科学合理也有很大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果理论中， 内因是根本， 外因是动力，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同样， 在公共管理中， 许多政策执行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这与政策本身的是否科学合理也有很大关系。因此， 一个政策的制定和出台， 必须同时具备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稳定性及持续性。
（二）体制方面的因素
从公共政策执行体制上看，长期以来的经验决策传统，尚未完全形成科学化、民主化政策决策的机制。这主要表现为在政策制订、执行、评价、监督各要素之间，尚未形成相对独立又相互协调整合的运行机制，政策制订还存在依靠领导者的智慧和经验决策的情况。由于没有明确规定容许政策执行者自行“变通”的弹性幅度，加之政策高度抽象，公共政策执行者根据各自理解执行政策在所难免。
在政策评价和监督工作中，由于缺乏明确的检验标准以及专门的评价反馈渠道和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导致政府执行公共政策中出现的问题尚未得到完全纠正。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由于缺乏具体可行统一的执行标准、地区的差异性、执行者的个性差异、科学实践经验的指导以及各种利益因素， 导致公共政策的执行出现千差万别。
（三）公共政策执行的主体因素
任何公共政策都是由一定的组织、机构及其成员执行的， 执行主体是政策执行中的关键性因素。执政主体的政策水平、知识结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等对政策的执行具有重要的作用。政治态度和对政策的态度，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不时表现出来。如何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偏离政策目标， 结合实际， 灵活地执行政策， 执行主体的水平就显得非常重要。
（四）公共政策资源缺失
公共政策执行也需要充足的资源。首先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在执行进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人力资源在在质和量上的投入不足或者投入过量是政策执行困难的原因。其次，财政资源是政策执行的物质基础。再次是信息资源。政策执行过程是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和目标群众之间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过程。信息的不足或断裂都有可能导致政策执行过程的失控。最后是权力资源。政策执行的权力支撑是政策执行者调度人力、物力、财力的重要保障，是政策有效执行的保障。权力的不足不仅使其他资源难以调度，政策目标也可能因外界权力压力产生扭曲，导致政策执行的偏差。
四、解决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障碍性因素的对策建议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障碍性因素将给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它不仅会损耗政策效益、削弱政策权威、消解政策目标，而且会损害政府形象，阻碍社会发展。因此，必须要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消除障碍性因素， 确保公共政策执行的通畅。
（一）提高政策科学性
公共政策方案的制定和选择，必须全面收集相关信息，对政策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和科学性进行充分论证和评估。在制定公共政策时，要力求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公开化 ，让更多的公众表达自己的意见，照顾最广大民众的利益要求 ，使公共政策制定能切实代表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要保证程序上的正义，尤其在作出重大决策时要经过咨询、论证、协商、集体讨论等环节。积极地接触实际情况，与目标群体进行沟通和交流，保证民众的参与及其意见的表达。
（二）健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解决现行公共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础。要本着职能明确、职责清晰、高效合理、科学有序原则健全现行的行政体制。对职能交叉的行政机构，多余的撤消，重叠的合并，减少中间层次，重点建立健全决策、执行、信息、监督四大类机构。理顺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充分发挥地方和基层行政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其提供一定的自主行政空间 ，但不能发生与中央政府的抵触行为。
（三）完善政策执行的监控制度。
政策执行者作为“理性经济人”，有其自身的利益和其价值实现的需求，在执行政策时，不免带有其个人的主观偏见和感情色彩，而政策执行又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因此在政策执行时一定会涉及到地区利益、部门利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矛盾，这为政策执行偏差现象的发生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因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必须建立和完善行之有效的政策执行监控制度，即风险预警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四）提高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整体素质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不能仅仅满足于做政策的实践者， 更应该成为政策的研究者和服务者。政策的执行机构要成为学习型机构，执行人员也应当成为学习型和研究型人员，执行者要转变观念， 强化服务意识，通过说服教育、示范引导等更为人性化的方法使政策得以顺利实施。加强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及时跟踪评估和反馈。通过反馈进行目标的修正、内容的更改及方法的完善等手段改变政策的滞后现象。建立执行主体多元化的模式，扩大政策执行主体的范围， 改变由政府机关垄断政策执行权的传统，实现政府的公共权力部分地向公民社会转移， 推动政策执行主体的多元化，激发执行主体的责任心，降低政策执行成本，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五）加大对公共政策执行资源的投入
政策执行要投入一定的资源，资源的投入为政策的执行注入了活力。经费是政策执行的动力，财力的投入直接影响政策的过程和效果。有了必要的财力保证，就可以为公共政策过程中各个环节和要素的最佳组合提供条件。信息资源对政策执行同样不可缺少。要改进公共政策的传播机制，以电子政府为依托，构建一个覆盖范围广、传递及时、互动性强的信息网络系统，准确地把握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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