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主义（精选十篇）
机会主义 篇1
一、“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机会主义”分析
(一)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机会主义”涵义“
“新制度经济学”普遍认同了康芒斯 (Commons) 倡导的“交易”作为经济分析基本单位的建议。同时由于“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了区别于新古典主义的“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 的行为假设, 所以对于怎样才能保证“交易”顺利进行, 签订怎样的“契约”, 在新的分析方法中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完全信息条件下, 或者在获取信息不需要成本的条件下, “交易”的顺利进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不需要“契约”或额外的事项。但是, 实际的情况却是信息是非对称的, 且获取信息也需要花费成本。所以, 具有“有限理性”的交易双方在交易的过程中, 必然带有防备之处。但是如果这种防备达到足够大的程度, 就必然会阻碍交易的进行, 或者至少是降低了交易的效率。笔者认为, 只要是理性的个人, 大都会有占据利益的动机——这并不是道德的问题, 而是必须承认的, 在交易中双方都会存在一种“自私”的倾向, 它使行为人的行动具有“机会主义”的动机。事实上, 这种“机会主义”动机也已经被“新制度经济学”成功的引入到分析之中。“机会主义” (Opportunism) 被“交易成本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森 (Williamson) 描述为:人们常以不诚实或者欺骗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机会主义”者在有可能增加自己的利益时违背起初的承诺, 或者有意发出误导他人的信息, 或者拒绝向他人披露他持有的而别人需要却又缺少的信息。所以, 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 给交易带来了“逆向选择” (Adverse Selection) 和“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 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因此, 在交易过程中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便成为了“交易”的中心问题。“契约”便是范“机会主义”最直接的手段。在使用“契约”的这一术语远比其在法律上的定义广泛, 所有利于促进交易进行, 交易双方达成或默认共同遵循的规则, 都是使用“契约”概念。实际上, 也可将习俗、规则、法律、甚至制度等看作是“契约”的演化形式。这样一个广泛的理解, 对思考会计本质问题时具有积极意义。
(二) “新制度经济学”中“机会主义”的约束与治理
关于“契约”对“机会主义”约束和治理, “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很多的解释。为契约设置“出口” (Exit) 和“门槛” (Barrier to Entry) , 从而形成契约的形式要件是一种方法, 并同时要求在契约中引入“竞争机制”。这样两者相结合, 会产生较好的治理效果。另外, 以契约治理契约也会起到很好的治理效果。但是, 契约对“机会主义”的防范治理, 同时会产生“交易费用”。也可以反过来说由于存在“交易费用”, 所以人们才会有激励利用契约去尽可能降低这种费用。无论就契约的产生来讲, 还是对契约的内部构造来讲, 节约“交易费用”都是永远的主题。契约的设计可以更好的降低交易费用, 从而促使人们去发掘契约的内部机制运做。“新制度经济学派”就此又提出了契约之所以可以降低交易费用, 是契约的“度量机制” (Measurement Mechanism) 和“履行机制” (Enforcement Mechanism) 发挥了作用。度量和履行本身也是构成交易费用中的一部分。“度量机制”是契约中最重要的部分。从逻辑上分析, 如果可以精确的测定和度量, 就能清晰地规定契约的内容, 那么, 便能轻易地判定契约何时被执行, 契约的履行便不再成为问题。如果“度量机制”十分完善, 契约本身便会使交易中固有的“机会主义”无容身之地。但是, 应该看到假定契约的“度量机制”是完美的, 也不具有现实性。事实上, 在交易的过程中, 人们也都是在成本约束的前提条件下, 使契约的度量尽可能准确。经过逐步分析, 最后确立了“机会主义”和契约的“度量机制”的关系。这就是:由于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 所以交易过程需要契约的治理;契约对交易的治理通过其“度量机制”和“履行机制”进行, 其中“度量机制”又具有基础性。所以, 契约的“度量机制”是为了治理“机会主义”而产生并发挥作用。
二、会计是治理“机会主义”的“度量机制”:相关的概念
(一) “企业”的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 企业被定义为一组相互联结的契约。这个契约簇中可以分出两种主要的类别, 即企业投资人与管理当局的委托代理关系, 以及管理当局与企业内部职员的委托代理关系。会计就嵌入在这样的一组契约之中, 并且成为该契约最重要的“度量机制” (会计也发挥“履行机制”的作用, 如会计中的预算, 成本的控制等) 。其中, 财务会计主要是服务于投资人和管理当局的委托代理关系, 将企业中的投资人和管理当局形成的代理关系视为一个契约, 这个契约主要的目标是解决企业中利益关系, 以及规定双方各自权利和义务。
(二) “委托代理”与“度量”
通常将诸如企业投资人与管理当局之间的关系称为“委托代理”关系, 这种特殊的契约关系是以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为特征的。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代理人会确切地了解被分配工作的详细信息, 并能更充分地了解自己的行为状况、能力和偏好, 而对委托人来讲, 要了解这一切成本太高。但是, 委托人必须对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约束。由于不能直接度量代理人的努力情况, 于是委托人必须选择其他的替代变量来揭示代理人努力水平等私人信息的情况。委托人一般选取“利润”指标作为替代变量, 并且尽可能的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排除一些会影响这个指标的不确定交易数据, 选择可靠的数据。“利润”和“可靠性”便成为了作为契约“度量机制”的会计的核心概念。契约中用到的“度量”概念十分广泛, 它包括所有可以证实的手段。这种“度量”的概念, 在会计中围绕着“利润”概念, 便自然转化为“计量”。由此分析可知, “利润”是财务会计学科的“硬核”之一。另外一个“硬核”即为“可靠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 委托代理关系创造了财务会计。
(三) “数字”、“信息”和“制度”
会计“数字”背后隐藏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这似乎成了公理式的论断。对该问题进一步分析可知, 信息”是从“数字”提炼出来的, 会对人们的决策具有影响;而“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框架。“制度”的影响是针对一定范围内所有人的, 并且可以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出现。而“信息”往往在特定环境下对特定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制度和信息都具有影响人行为的作用。“制度”可以看作“信息”积累的一种高级形式, 它把“信息”具有的影响人们决策的精髓固化了, 并以低成本的方式对所有人产生着影响。会计以“数字”作为表现形式, 并且提供给使用者有决策价值的“信息”, 更重要的是会计在社会范围内规范了人们交易的行为。可以将这看作“会计”的三个不同层次来认识:“数字”、“信息”、“制度”。
三、会计体系的目标是防范“机会主义”:内部的考察
(一) 会计中的确认 (Recognition) 与计量 (Measurement)
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随意进入会计系统的, 会计通过坚持“确认”这一鲜明的原则, 抛弃了大部分可能很有价值的信息, 但却树立起一道防范“机会主义”的屏障。由于委托人考核代理人努力情况选用了作为替代的“利润”指标, 为了使这个指标的度量相对可靠, 就必须尽可能排挤代理人的操控, 而采取有利于自己的“机会主义”行动。SFAC No.5《企业财务报表的确认和计量》及其补充指南内容:一是收入和利得的确认原则, 已实现 (realized) 或可实现 (realizable) 或已赚取 (earned) ;二是费用和损失的确认原则, 利益的消耗——预期的经济利益在某一期间内已消耗, 并可以与当期确认的收入直接相关时, 应确认为费用;损失或不具有未来经济利益——如果可以证实资产的原确认未来经济利益已经减少或者发生或者增加了可具有经济利益的负债, 应当立即确认为费用或损失”。这两段表述, 可以理解委托人是通过“确认”, 将处于“边缘”的可能被代理人用来增加“利润”的一些业务排除, 并且同时将处于“边缘”的代理人可用来减少费用的业务也排除掉。这些做法实际上约束了代理人调增“利润”的企图。
(二) 稳健原则 (the conversation principle) “
“稳健原则”通常被会计人员奉为核心的原则之一, 也成为财务会计的重要标志之一。稳健可以理解为:要求会计人员这样处理会计业务, 正是想将会计的“利润”指标控制住, 而防范管理当局虚增这个作为努力程度替代变量的指标。这样, 管理当局在同委托人的契约中, 可获得的剩余索取就被大大限制了。
(三) 历史成本 (historical cost) 与可验证性 (verifiability)
“历史成本”原则长期以来是会计计量中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属性, 虽然“历史成本”原则越来越受到现实的挑战, 但正是“历史成本”原则以及可验证, 可靠性等原则保证了会计体系能够作为契约治理的“度量机制”, 从而发挥了防范委托代理关系中“机会主义”的作用。所以, “历史成本”和“可验证性”原则的存在是长久一个主题, 不可能被抛弃。被会计理论总结的“历史成本”在会计中得以普遍推崇和应用的原因为:一是长期以来管理当局, 投资人和债权人都是根据历史成本信息做出决策, 历史成本信息还是有用的;二是历史成本是以实际交易而不是可能的交易所决定, 并且它又是基于交易双方所认可, 因而有较大的可靠性;三是财务报表的使用者总是习惯于传统的会计惯例, 除非确已找到更为有用的计量属性, 否则, 人们不会轻率地放弃历史成本;四是在价格变化的情况下, 虽然历史成本属性的相关性会下降, 但实务界目前更倾向于在表外补充其他计量信息, 这不仅可以提供所需要的相关信息, 而且风险小。从两方面分析“历史成本”的评价。首先, “历史成本”由于其提供可靠的信息, 减小风险, 其作用值得肯定;其次, “历史成本”有对“决策有用性”来说似乎显得无力。合理解释是:由于从会计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 会计的体系可以起到防范代理人“机会主义”的作用, 主要是因为会计提供的信息是可靠的, 精确度量的, 这样委托人同代理人之间的契约界限就比较分明, 从而就可以控制中代理人的一些“机会主义”行为, 这是需要肯定历史成本的原因。另外, 虽然会计的防范“机会主义”目标与会计“决策有用性”之间有很多的联系, 但“决策有用性”的提出确实对会计提出很高的要求。用传统的会计体系构造来承担这个目标的效率, 合理性都是需要研究和论证的。“历史成本”对会计作为契约的度量机制的主要特征之一, 是必须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另外, “货币计量”原则, 甚至公认会计原则GAAP的建立,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提出过程———这些会计基本理论之中, 都可以找到会计作为委托代理关系中防范“机会主义”作用的影子。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会计, 将会计看作投资人和管理当局之间“委托代理”契约的“度量机制”。由此可以发现会计内在体系的构成都是在这个特定的契约关系中, 起到防范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用“新制度经济学”来分析会计中的一些问题, 也可认清诸如会计中的“历史成本”长久存在等重大问题, 并且还将研究者引入对会计目标深度的思考之中。
参考文献
[1]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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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科斯等:《契约经济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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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威廉姆森:《治理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从“机会主义”到“强我主义” 篇2
到底什么是“机会”?
是的，如今大家都在谈机会寻机会：“我需要一次机会”“我要露脸的机会”“我需要一个发挥的机会”，“我需要晋升的机会”“我需要一个发展的机会”“我需要发财的机会”“我需要出国的机会”“我需要更好的机会!”那么到底什么是机会?很多人都说不清楚。
在一家企业培训时，该企业的一位同事表示很羡慕在台上演讲。我说明天的课你可以去主持一下，谁知他说“我一直没有机会上台，所以心里没底，还是不要了”。我很奇怪，我说“这一次本身就是机会啊，你怎么说没有机会呢?以前是不是也这样说过啊?”他说是啊，一直是因为没有机会上台，所以就没有经验，没有经验也就一直就没敢上台说过话，
他的这番“饶口令”还真让人晕乎，不过好象也有道理：既然没有经验，那上台肯定说不好;没有经验就是没有好“机会”来锻炼。试问：那机会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怎么样才叫机会呢?很多人不知如何形容，还要花上一生的时间在“寻找”。
有一位网友告诉我很想去一个集团，说去面试过了可人家却没给他机会。我说你能知道那家企业，本身就是个机会;你能看到人家在招人，又能让你去面试，这又是更大的机会，怎么能说没有机会呢?如果按照这位朋友的想法，我们还可以这样推论：如果让他上班了，但是后来没有通过试用，他还会认为别人没有给他机会;如果正式录用了，后来分到一个“不理想”的岗位上，他也会认为没有给他机会;如果假想他是去做销售，和客户谈判没有成功或成交，他同样会认为别人没有给他一个机会;如果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和几个同事竞争某职位而未得，他仍认为没有给他机会;如此下去，甚至最后出局了，他依旧没有得到“任何机会”!
笔者不晓得有谁能很清楚描述以上两位朋友需要的机会是什么模样?而这样的思维也绝非是个案。比如，客户不接待他、不接受他，是客户不给他机会;提供的销售建议书没有给回音，也是不给他机会;客户全都不理他，那就是市场不给他机会;等等所谓并非稀事。
有“机会”就可以“成功”?
企业机会主义 篇3
2012年末，肯德基因“速生鸡”而被置于舆论漩涡，这不是洋快餐第一次在中国被曝黑幕，更不是跨国企业失信于中国人的小概率事件。西门子、IBM的商业贿赂，沃尔玛、家乐福的价格欺诈，苹果、三星工厂的雇用童工，已使一些跨国企业在华发“昧心财”呈现为一幅日常画卷。
有人责难政府监管不力，要求政府加强监管。但马上又有人说，食品安全、产品质量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监管出来的。这种论调很有市场，报上白纸黑字，广播电视里有声有色。到底哪一种观点是我们期待的呢？
我想到了一种企业“人性论”。人性论，一种关于人性善恶的学说，乍听起来没什么实用价值。但法治、民主等基本制度，旨在防止掌权者因自利、邪恶目的而滥用权力，都基于“人性恶”假设。企业本性是善是恶，实则关乎一系列重大问题：要政府监管吗？政府监管的范围和强度要多大？
在发达国家，大企业都是“好公民”。中国人常听人说，跨国企业守法、诚信，产品卓越，服务一流。其老板高举社会责任的大旗，很多人裸捐了，不裸捐的也在大笔捐款。但一到中国，他们就扯下仁义道德的伪善面纱，变得贪婪甚至邪恶。
这是一种企业机会主义，就是说，企业利用一定机会条件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企业机会主义的根源，一是人的逐利本性，二是信息不对称和人的有限理性给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操作空间。虽然人们只谈到人性，并未提出“企业人性”，但与其说机会主义是一种行为模式，还不如说它就是一种“企业人性”。
在国内学界，颇有人讨论“企业机会主义”，但很多时候人们沉迷在对企业的道德想象中，无意中堕入企业“性善论”。人性有其阴暗的一面，但很多人相信人人可以成圣。他们相信，诚信乃企业立身之本，而百年老店的成功正是诚信的回报。听说跨国企业在西方是“好公民”，他们就以为，企业“好公民”是理所当然的。
但企业都是机会主义者，也许有人不相信，但这是事实。提起“中华老字号”，人们就开始讲述它们实践美德的历史，其实这是片面的。比如中药铺“叶开泰”，人们老爱说它药真、诚信，每年捐银以万两计。而实际上，“叶开泰”主人长期“亦官亦商”，以钱打通仕途，再以权护商。
诚信守法，这不是企业本性，它只是政府监管的结果。企业机会主义不是企业随机应变，而是企业本性，它时刻都要寻找机会，准备钻政府监管的空子。在美国，苹果靠技术创新赚钱；而在中国，它也靠“血汗工厂”扩大利润空间。微软靠Windows垄断软件市场，中国习以为常，欧盟却绳之以法。既然中国没有说“不”，微软就在中国继续实行垄断。
人性论，是人类行动的一盏明灯。确定“人性恶”之后，人类社会就不再寄希望于官员的良心发现。机会主义是一种“企业人性恶”，我们切不可寄希望于企业“生产”好产品，而是要把政府监管置于优先地位，不再须臾放松。
税收、国家机会主义与宪政民主 篇4
按照国家起源的契约论观点, 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以及保护人民的私有产权、保证公正契约得到实施, 作为回报人民向政府交税, 国家便产生了。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认为, 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 人天生具有机会主义的倾向, 即一旦有机会就损人利己。以此推之, 国家作为政治家的组织也会产生机会主义, 即国家机会主义。国家机会主义说的是政府有侵犯私有产权, 掠夺民间财富、掠夺人民财产的天性。国家机会主义有两种基本形式, 一是超发货币, 二是征税。
马克·吐温曾经说:“只有在国会休会期间, 纳税人的财产才是最安全的。”他说的是, 在美国国会休会期间不会有任何增税法案通过, 这样纳税人的财产就不会因为新的增税而缩水。这句话讽刺的是政府任意加税的行为。
根据《福布斯》杂志公布的结果, 在世界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榜中中国的排名一直位居前列 (2005年排第二, 2006、2007年排第三, 2008排第五, 2009排第二, 2010排第三, 2011排第二) , 尽管财政部和国税局一再对此加以否认, 但中国税负水平偏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调查发现广东省东莞市的大部分私营企业都存在偷税漏税的事实, 那些民营企业老板告诉记者, 如果按照政府规定的税率交税企业根本没法生存。这一现象起码说明两个事实:第一, 政府征税不严, 征税成本高;第二, 法定税率偏高。
经济学家韦森认为, 政府的征税行为实质是政府利用国家的公权力对私人的私权利进行侵犯。由于对税收的本质没有确当认识, 导致各级政府和财税部门的官员多年来一直认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越多越好。现在大多数地方政府在报政绩时, 一个是会报本地区的成绩是GDP增加了多少, 另一个就是会报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增加了多少。在这一错误观念的引领下, 2000年以来, 按照每年政府工作报告当年的财税增长目标和当年的实际完成情况, 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差不多都完成当年预算目标的170%以上, 有好几年都超国预算目标的200%甚至300%。这一现象迄今为止竟然没有引起决策层、经济学家们和社会各界的注意。正是因为各级政府均把税收增长作一个政绩来考核、来炫耀, 把税收的高速增加视作为自己工作的成就, 导致各级财税部门总是层层加码。汇集到一起, 使过去十多年全国的税收增长差不多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两倍。
按照香港城市大学吴木銮研究员不久前所做的一项研究, 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 中国的征税成本占税收收入大约是3.12%, 而1996年比重是4.73%;之后有人估计认为现在的征税成本现在是5%～8%。广东商学院于海峰教授调查数据则显示中国的征税成本或则更高:一个地级市的国家税务局的税收成本是8.87%, 如果加上基建成本, 税收经费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是13.14%。而另一个地级市地方税务局征收经费达19.29%。相比之下, 美国的征税成本大约为0.58%, 新加坡为0.95%, 澳大利亚为1.07%, 日本为1.13%, 英国为1.76%。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全国税收也快速增长, 这当然是件好事。但是, 税收增长率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率, 这就相当不正常了。比如, 2010年全国GDP比2009年同比增长了10.3%, 而全国税收收入增长率为23.00%, 税收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率的两倍多。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83101.51亿元, 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21.3%, 高出GDP增长速度11个百分点。
2 税收专制主义与税收法定主义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 征税权一直是由政府单方面强制行使的。只是在宪政出现之后, 对统治权的控制, 才通过对政府的征税权的约束来实现。在文明社会中, 任何人的行动和权力都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 尤其是政府的行动和征税权。1215年的《大宪章》确立的宪政原则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规定政府征税必须受到法律和人民的双重约束。
在封建社会, 国家财政是封建地主阶级维持其统治、压迫和剥削农奴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 反映着封建国家与农奴及其他劳动者之间的对抗性分配关系。而在王权至高无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下, 国家赋予统治阶级以减免税的特权, 以减少征税的阻力, 同时不再争取社会的支持, 可以不受约束地增加税收。
人类的智慧难道解决不了政府的无限扩展, 纳税人负担加重, 最后导致改朝换代这难题吗?难道一直没有找到出路吗?不是的。在西方社会就早就做过这方面的实践, 而且取得了成功。1215年, 一帮贵族挟持英格兰国王约翰, 把约翰王圈在一个城堡里头, 要他签一份协议, 这份协议里面有很多条。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以后国王不能自己决定征税, 必须与贵族委员会商量。征税从来都是国王自己说了算的, 哪能跟别人商量?别人不同意还不能征, 有这事吗?从来没有过。但是这些贵族, 他们就要改改这个惯例。约翰王当时是无地王, 他确实已没多少实力, 给民众包围了, 城堡外面是人山人海, 他没办法, 最后只得在《大宪章》上签了字。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 从此国王的钱袋子就被别人给抢了。国王的钱袋子就是财政权、治税权, 这是政治权力, 不是经济问题。
1908年晚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 确认君主立宪制,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宪法。它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君上大权”, 意味着皇权法定, 这在封建旧制中是绝无可能的。此为中国之税收法定主义的起源。然而, 税收法定主义并没有因此根植于中国的土壤, 关键因素仍在于市场与资本在中国并没有发展成为与封建皇权相抗衡的政治力量, 预备立宪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而最终流于失败。
可以看出, 英国税收法定主义产生的根本条件是随着市场与资本因素的发展, 基于地位平等的谈判限制了国王征税权的滥用。而中国专制力量的强大使得谈判并不成为统治者取得收入的可行选择。而官僚代理人谈判地位的强大只能是汲取更多的租金, 而不会形成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的制度条件。在强大的专制权力下, 市场与资本的发展受到阻碍, 没有自身的独立地位, 更多体现出从属于封建政权的特征。从商业的发展看, 在英国, 国王不得不为商人提供法律与保护来取得收入。而中国自商鞅变法确立了农本思想后, 商业致富一直被视为居富不仁, 长期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抑制了商业的发展。
财产权一旦得到宪法的承认, 征税的合法性和征税权的行使就变成一个迫切而重大的议题。有关征税的规则问题也凸显出来。在私有财产权写入宪法之后, 税收由真正的代议机关来法定, 就应该尽早提上议事日程。从这个意义讲, 纳税人是政府真正的衣食父母, 政府官员对作为纳税人的老百姓应当有一种自觉的“感恩”意识。公务员是民众的公仆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而言。纳税与宪政的逻辑, 是私有财产权逻辑的政治延伸。公民履行纳税的义务是有前提条件的, 而不是无条件的。这就是, “没有代表就不纳税”, 否则就是专制;“未经同意就不能征税”, 否则是劫掠。
3 税收宪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词
自晚清以来, 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民主和法治国家, 是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有识之士长期追寻的一个梦想, 亦有无数志士仁人为之付出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然而, 经历了晚清君主立宪、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 以及近30年整个社会努力构建一种“计划经济”的实验和30余年的“改革开放”后, 构建一个具有民主、法治、公正、和谐且经济可持续增长与长期繁荣的良序社会, 虽然已经写进我们的宪法, 但目前看来仍然是当前我们整个民族的一个遥远的梦想。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认为, 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于对“公权力”的制约。政府拥有权力、资源, 但这权力和资源来自于人民的授权, 而且这些权力也只是它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必要条件, 即在人民授权的范围之内行使。政府征税, 不是为了供养和侍奉权力, 不是为了养活自己, 更不能为所欲为。除了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国家和政府没有其他存在的理由。现代法治国家是建立在对私有财产权保护基础上的。国家征税, 就意味着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是, 既然产权是确定的, 在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之前, 就必须取得公民的理解和同意。……承认国家征税的“纳税人事先同意”原则, 才有可能建立一种能够制约政府征税这个权力之手的制度。
为什么要以宪法的形式对政府征税的权力加以限制?传统观点认为税收法定会有效地限制过度的税收和过度的公共开支, 防止税收剥削。在这种观点下, 就征税权施加宪法性约束是多余的。其实不然。诺思认为, 宪法是一个政治经济体制最基本的法则, 它的制定是用以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的基本结构。从诺思的观点出发, 税收法定为利益集团提供了通过影响政治决策改变税收的可能, 从而破坏宪法所界定的社会基本产权体制。宪政民主的实质是“限政”, 即通过宪法条款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这个限制首先就体现在对政府征税和用税的限制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可以看出中国宪法只规定了公民纳税的义务, 丝毫没有限制政府的征税权。30多年的改革开放, 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现在看来, 中国经济能否取得进一步的较快增长, 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 而政府的征税权受到宪法上的限制和约束 (即税收宪政民主) 应该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
参考文献
[1]李炜光.税收的逻辑[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2]范立新.从税收专制主义到税收宪政主义[D].厦门:厦门大学, 2004.
机会主义 篇5
一想二干三成功；一等二看三落空
时间是用来珍惜而不是用来虚度的困难是用来克服而不是用来逃避的人生是用来精彩而不是用来平庸的相信--看到的是光明，怀疑--看到的是黑暗，相信--看到的是道路，怀疑--看到的是困难。
知道没有力量，相信才有力量。
容易相信的人比不容易相信的容易成功。
相信是成功的开始，坚持是成功的终点。
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是有眼睛视若无睹，有耳朵充耳不闻。
只要你相信，奇迹一定会出现。
怀疑固然可以，求证更为重要。
一个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人，是不会在乎别人的反对和认可的。
与其长时间怀疑，不如短时间求证。
先信后解为智者。如果你不能，你一定要；如果你要，你一定能。怀疑可以用了解来解决。
自信心有多强，能力就有多强。
缺乏自信常常是性格软弱和事业不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成功者的态度包含众多成份，但是，最重要的是具有自信心。
失去自信，就会变成懦夫。
阻碍我们成功的第一障碍，也是最大障碍就是----不相信。
勇气和信心是人生路上两把利器，勇气常常用，就会有信心。
运气是为那些不相信自己能够梦想成真的人们准备的，富人则可以创造自己的运气。
要改变命运，先改变观念。
人生的成败往往就在一念之差。
穷富的差距在于观念不同。
计较眼前的人会失去未来。
观念的新旧，意味着能否接受新生事物。
我们不是没有好的机会，我们是没有好的观念。
人的一生，想要幸福，就要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人生最可悲的是：（1）良师不学；（2）良友不交；（3）良机不握。
所见所闻改变一生，不知不觉断送一生。
空空的口袋不能阻碍你的将来，空空的脑袋你将永远贫穷。
努力一定有结果，但不一定有好的结果。
一个人无法放弃过去的无知，就无法走进智慧的天堂。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富就富在不知足，贵就贵在能脱俗；贫就贫在少见识，贱就贱在没骨气。勇者无畏，智者无惧。
机会就像小偷，来的时候无影无踪，走的时候让你损失惨重。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不等于没发生，我们不了解的事情不等于不存在。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努力，不是奋斗，而是抉择。
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借用别人撞的头破血流的经验，做为自己的经验； 世界上最愚蠢的人是非用自己撞的头破血流的经验才叫经验。
聪明的人看的懂，精明的人看的准，高明的人看的远。
人没有危机就是最大的危机，满足现状就是最大的陷阱。
人生不怕重来，就怕没有将来。
健康不等于一切，但失去健康就等于失去一切。
当你将力量放在自己身上时，你将永远充满力量。
如果你在经济上完全依赖别人，那么你就拱手放弃了你的力量。
整天和碌碌无为的人在一起，我们将变得碌碌无为。
富人经营，穷人消费。
智者的声音是愚者的方向。
一个人可以年华老去，但不可以言而无味。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
放弃有限，赢得无限。
承担责任的生命，才叫真正的生命。
一个人什么都可以开玩笑，但决不可以和自己的未来开玩笑。
生命不在于活得长与短，而在于顿悟的早与晚。
抉择一定要放在能力的前面。
吃别人所不能吃的苦，忍别人所不能忍的气，做别人所不能做的事，就能享受别人所不能享受的一切。
我们这一辈子不是别人的楷模就是别人的借鉴。
世界上有多少有才华的失败者，有多少高学历的无业游民----都是因为抉择错误。
下对注，赢一局，跟对人，赢一生。
人生四大梦想：（1）有价值的人生；（2）对真爱的追求；（3）对良师益友的渴望；
（4）一辈子不换的工作。
人的一生：选对伴侣幸福一生；选对老师智慧一生；选对环境快乐一生；选对行业成就一生。万恶懒为首。
战胜敌人一万次，不如战胜自己一次。
未来虽远，眼光更远。
陪孩子读书长大是个人，给孩子观念长大后是人才。
人不要只生活在过去，而要活在未来。
与其做一个有价钱的人，不如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与其做一个忙碌的人，不如做一个有效率的人。
智者创造机会，强者把握机会，弱者等待机会。
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个先来。
说出的苦不叫苦，说不出的苦才叫苦。
不见大世面，难下大决心；下了大决心，才有大作为。
人的脚不光是用来走路的，还应该去丈量地球。
人因为有理想、梦想而变得伟大，而真正的伟大就是不断的实现理想和梦想。一件事被所有人都认为是机会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机会了。
我们常讲：天生我材必有用，其实我们是天生我材被人用。
天上最美的是星星，人间最美的是真情。
活鱼会逆流而上，死鱼才会随波逐流。
怕苦的人苦一辈子，不怕苦的人苦一阵子。
生命的价值不在获取多少，生命的价值在于付出多少。
经历过磨难的人才是最有财富的人。
我们穷人要翻身，没有理由讲辛苦；我们穷人要翻身，没有理由讲兴趣。一无所有是一种财富，它让穷人产生改变命运的冲动。
我们可以输在起跑点，但绝不可以输在人生转折点。
人与人的差别非常小，差别在思维方式，小小的差别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功于失败。
我们不要曾经拥有，我们要的是天长地久。
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百句空言，不如一个行动。
世界上有四种东西不能找回：射出去的箭、泼出去的水、说出的话、流失的时间。
我们没找到路，不等于路没有。
没有自己的改变，绝对没有生活的改变。
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叫视线，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叫眼光。
眼睛只能说明视线，眼光却能看到未来。
在家里看到的是家，走出去看到的是世界。
人在难时给一口，胜过富时给一斗。
人生苦短不知不觉：过儿童节，过青年节，过父、母亲节，过重阳节~`过清明节。
牺牲享受，才能享受一生。
你要过与众不同的生活，就要有与众不同的想法。
一万年太久，我只争朝夕。
人生的结果：（1）有钱无闲----老板；（2）无钱无闲----打工族；（3）无钱有闲----下岗人；（4）有钱有闲----自由职业者。
我们能给父母最好的礼物----儿女荣耀；我们能给家人最好的礼物----安全保障；我们能给儿女最好的礼物----榜样力量。
你身处何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不知道自己未来的方向。
播下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
健康不能等，孝顺不能等，教育子女不能等。
积极的人像太阳，走到哪里哪里亮；消极的人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行为从观念来，观念从学习来。
心诚听懂，心不诚听过。
生活可以让我们很有品位，生活可以让我们无所谓，生活可以让我们很讲究，生活可以让我们很将就，生活可以让我们很浪漫，生活可以让我们很散漫。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
当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同时也为你打开了一扇窗。
忧虑的核心是不知道未来。
成功具备两颗心：好奇心和不甘心。
一想二干三成功；一等二看三落空。
现在做什么不重要，将来做什么更重要。
真诚可以换来更大的真诚。
一个人失去金钱没有什么，如果失去朋友，就失去了一部分，失去信用，就失去了全部。
做事之前，先要学会做人。
成功之前，先要有人格魅力。
有健全的人格才有健全的事业。
大海之所以能容纳百川，就因为它总在河流的最低处。
藏锋于钝，养辨于讷。（意：谦卑、低调）
高尚的人要的是：爱、尊重、感动、不断追求生命的美感。
倾财足以聚人，量宽足以得人，律己足以服人，率先足以带人。
人最高兴的是莫过于千百万人对你的信任。
人前说你好没有份量，人后说你好才有份量。
人若无求品质高。
世上所有的东西越分越少，唯有爱是越分越多。
个人魅力：和谐、快乐、坚毅、品质、心境、仪表、谈吐、内涵、修为。目标是成功的清醒剂，学习是成功的加速器。
学识不如知识，知识不如做事，做事不如做人。
学习----立人之本，学习----志高存远，学习----美丽心灵，学习----铸就辉煌。每一次学习当做第一次学习--新鲜，每一次学习当做最后一次学习--珍惜。
学习从听话开始，成功从珍惜开始。
处处留心皆学问。
统一石化：“机会主义”的胜利 篇6
统一石化的成功，在理论上很难找到相对应的支持。2003年，统一石化率先在央视招标中胜出，投放黄金时段广告，给人以叛逆者的形象。它颠覆了润滑油在经营者心目中只是工业品的本本主义，以及虔诚地认为其传播媒介只能靠行业专业媒体来传播这一固化思维，从而把这一类产品从“小众”产品转化为“大众”产品。
我们需要进一步明晰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决定了统一石化这一成功的路径，难道仅仅是央视的传播平台？抑或是统一叛逆者的思维？还是中国市场的特色?如果是，那么这种特色到底是什么？
机会主义的胜利
一、独享行业机会
机会主义者和投机主义者一样，得不到好的评价，人们往往把这两者都归为不务实的一类群体，这是错误的。我们反对投机主义者，但我们不应当反对机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逐渐发育的市场，做一个机会主义者是务实的选择。
统一石化的成功，首先是机会主义的成功。当大多数企业不断地呼喊中国市场机会越来越少时，统一石化却频频地抓住了机会，创造着传奇。
第一次机会的出现是在2001年。
中国加入WTO以后，汽车制造业快速完成了与世界接轨，新车型、新发动机型以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发展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原来规模很小的高品质、高级别润滑油的需求增长速度飞快。汽车的民用化特征日益显著，“非专业驾驶员”在高档轿车司机中占有比重的激增，使得润滑油消费对象逐渐从专业司机向普通的、缺乏基本维修知识的普通消费者方向过渡。润滑油正在迅速实现从工业品向民用品的角色转换。而未来10年中新兴的汽车消费族，是今天20岁到30岁的“品牌消费者”，当他们选择润滑油产品时，质量，价格、包装等今天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销售要素，都远不及品牌的影响大。
而当时中国润滑油的制造企业，在品牌建设上却处于相当原始的阶段。
2002年以前，有4500多家工厂在分享中国300亿元的润滑油市场蛋糕。排在前三位的品牌，占有率没有一个超过市场需求总量5％的。而90％以上的民族润滑油企业，仍然在低端市场中沉湎于价格战；几大进口品牌虽在高端产品上形成绝对影响力，但销售规模很小——普通消费者对于润滑油品牌的认知仍处于原始阶段。
在各行各业发展中起着巨大促进作用的，一定是那些行业中举足轻重的领导品牌！一个没有形成领导品牌的市场，是不成熟的市场！
这是摆在统一石化面前最大的机会，统一石化发现了！如何把这种行业的机会，转变为企业的机会?这需要胆略和魄力！
2002年11月17日晚，在北京市西三环路边一家很小的火锅店里，来自统一石化的几位高层领导毅然决定，第二天要坐进北京梅地亚中心中央电视台的黄金广告时段招标会现场，历史性地举起投标牌，为统一石化在2003年投放最强势的广告！而此前，中国润滑油品牌从未亮相电视媒体。
11月18日，梅地亚中心，统一石化的25号投标牌最终以6429万元锁定2003年央视黄金时段广告。
这是影响润滑油行业发展模式、描绘行业拐点的一个重要决策！统一石化捕捉到了扑面而来的涛声，迈开了走向强势品牌的第一步。
二、独占市场机会
2003年3月20日上午10点40分，美伊战争打响。中央电视台破天荒地开辟了一个战况直播的节目，将最新收到的战况画面在第一时间展示给中国观众。由一条广告配合。11点5分，广告公司总经理电话打到总价200万元，直播期间每半小时插播一次广告，战争结束节目停播，不退款！
当天下午1点，统一石化高层交流了这一情况，仅用1分钟就拍板决定，立即投放该广告。次日凌晨2点，该广告制作完成。3月21日上午，CCTV—1推出了战争直播套装广告。下午，“多一些润滑，少一些摩擦”成为第一个战争特别广告!在纷飞的战火和硝烟中，在激烈的枪炮声和痛苦的呻吟声中；突然插入一个安静的画面，一句“多一些润滑，少一些摩擦——专业护理，统一润滑油”的广告语，双关地使电视机前亿万热爱和平的中国观众产生共鸣，在会心一笑中将统一石化的品牌牢记于心。
这种对于机会的把握，在等级森严、文牍主义盛行的企业里，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机会和速度是孪生兄弟，那些过于规范的公司，限入了教条主义中——他们把握机会的能力，由此削弱。
因此，只有那种不按照常理出牌、大胆创新的企业才有可能获得突破。目前的成功是最重要的，眼前成功了，才有机会去思考下一步该如何走，才会看到更多的机会，才能看到更宽广的世界!
中国特色的媒介
媒介能够决定企业的成功路径，统一便是最好的案例。
企业的发展战略以及市场营销战略，决定了企业营销的各项战术活动。媒介的选择投放决策，乃是企在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稳定的市场经济及稳定的媒介发展环境下，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然而，中国的某种程度上具有垄断性之特征。相比于其他行业的发展，中国的媒介市场市场化的程度要低很多。
而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面对高速变革的市场，他是不确定性。中国特色市场所呈现的机会，通过媒介也有所体现。
2004年年底，江西仁和药业集团准备在2005年向全国市场进军。然而，如果以仁和当时之财力，在全国市场同时发力，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先建立起来战略性区域市场(根据地)，然后再通过这些根据地向全国逐步推进，是仁和的可行之路。在选择战略性区域市场时，一个机会的出现，影响了他们的决策。
当时安徽影视频道、山东齐鲁台、湖南经视；浙江教育科技频道、湖北微波频道——五家联合，共同推出“金牛媒介工程”这一黄金时段的广告，向客户提供一致性的服务。这五家都是五省地面频道最为强势的媒体，他们推出的这一产品，又恰好是五个频道收视率最高的栏目。仁和果断地抓住了此次媒介机会！通过买断这一媒介产品，仁和将这五省作为自已的战略性区域市场(根据地)，同时开发。事实证明仁和的决策是成功的：2005年前几个月，其在各地的销售指标均提前完成。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企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表现为对资源的争夺战。消费者的心智资源、媒介社会资源、会议资源、体育活动赞助资源、人力资源、渠道资源等等，都是企业营销资源的一部分。其中，因为中国的市场特色，又决定了媒介社会资源的特殊性和稀缺性。
但是大部分企业在整合营销资源、制定计划时，往往没有把消费者的心智资源作为重要的考虑指标，也往往没有有意识地把媒介资源纳入到企业的营销资源里来，从外而内地去制定自己的营销战略和策略。
统一石化的成功，实际上就是在不明白概念和资源的情况下，做出的“拍脑门”决策。这种误打误撞，正是中国式战略的表现。这种战略表现，虽然没有站在资源的角度去考虑，但企业家的感觉是对的。统一石化没有在央视这个极有影响力的大众媒体做广告之前，那么多大型的润滑油企业都没有在此大胆地做广告——因为他们相信，央视大众媒体的受众，不可能是润滑油的使用者。在央视这样的大众媒体做广告，浪费非常大。因此，在顾客的心智资源里，润滑油这个领域基本上是没有开发的，顾客对润滑油的认知是贫瘠的。这里的顾客，也包括润滑油渠道商的心智资源。
统一石化的成功，完全是第一个在顾客的心智资源里进行开发的成功，因此，它留下的印象是最为深刻的。
中国特色市场媒介的垄断性，使得了媒介资源有着特殊的地位；而央视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其稀缺性之特质。统一石化买断了媒介资源时段，保證了统一润滑油在媒介资源之战上赢得了先机。据说，在美伊战争打响时，央视也曾经找过中石化、中石油两家公司。但是面对天赐良机，这两家公司却无动于衷。最后，还是统一石化抓住了这次机会。而当2004年、2005年这两家公司也开始在央视打广告时，却成了跟随者的角色，错过了最佳时机。(作者自中科院研究生院)
(文章编号：11228)
关于市值管理机会主义行为的研究 篇7
关键词：市值管理,机会主义行为,短视行为
一、引言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我国证券市场实现了全流通,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同股同权,市值管理也因此成为资本市场上日益受到关注的话题。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市值可谓是利益相关者对其评价的首要标准,而市值也成为了投资者们观察上市公司发展情况的“晴雨表”。所以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好的市值管理是其想要取得长足发展的必修课之一。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于市值管理的关注度都可见一斑,在上市公司采取各种手段来进行市值管理的同时,一些有关市值管理的问题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在市值管理中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市值管理的一个重大误区,对于市值管理中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探索以及解决措施都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二、市值管理机会主义行为概述
(一)市值管理机会主义行为的概念界定
市值管理是随着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逐渐进入公众视野的一个理念,上市公司的股东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于市值管理的关注也可谓与日俱增。市值管理的最初概念界定是由施光耀先生提出的。所谓市值管理,就是上市公司基于公司市值信号,综合运用多种科学、合规的价值经营方法和手段,以达到公司价值创造最大化、价值实现最优化的战略管理行为(施光耀等,2008)。之后专家们对市值管理的解释众多,但不管是从字面还是对于市值管理最终要形成的一个可见的形式来说,“股价管理”都是对于市值管理最切合也最容易被接受的一个概念。可恰恰是这个众所周知的理解,却是一个存在着很大的误区的对于市值管理概念的误解,这个误解也是引发市值管理机会主义行为的诱因。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成熟,加之企业经营者对市值管理的认识存在误区等种种原因,导致市值管理的机会主义观念太重,没有更多地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本文对于市值管理机会主义行为的界定是,不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不注重市值管理的手段正确与否,只一味追求企业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短视行为。这种短视行为的实现途径主要是通过投资者关系管理手段造成市值管理中的误区:市值管理=股价管理。
(二)市值管理与价值管理
市值管理的出现是以国外流行的价值管理理论为基础的。对于价值管理的简单理解就是企业对于其内在价值的提升与实现,企业通过发展核心业务,提高核心竞争力,从本质上提升其内在价值,是价值管理的目标。价值管理是企业“内涵”的一种体现。市值管理的根本途径与价值管理是一致的,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从根本上提升企业价值,使企业取得长足发展。但二者的区别在于市值管理可以从企业的外在表现上识别———通过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股价表现来获得其市值管理的结果展示。
这样看来,我们不妨把价值管理比作“内修”,而市值管理是在注重价值管理的基础上把内在的积累通过外在表现展示出来,可以说是“内外兼修”。价值管理是市值管理的基础,市值管理是价值管理的提炼与升华,但市值管理又离不开价值管理,只有通过价值管理手段先在企业内部“打好地基”,才能使得市值管理在资本市场上的展示精彩而长久。
(三)市值管理机会主义行为的危害
上面我们提到市值管理应该是一种“内外兼修”式的管理模式,但现在很多企业把市值管理看做只需注重“外在”的花瓶式管理,并没有先“修内”再“修外”,而是在内部管理并不扎实的前提下采取一些短期行为来粉饰其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这种空中楼阁式的市值管理必定是不能够长久的,是市值管理中的很严重的错误观点和行为。股票价格只是投资者对于公司市值的一种认可程度的表现,但这种认可并不一定是准确的。正确有效的市值管理应该是通过企业自身扎实、谋求长久持续发展的经营手段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进而在资本市场上展示出与其真实发展状况相匹配的业绩表现。
市值管理机会主义行为没有将市值管理与公司战略相融合,也没有考虑到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通过一些手段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导向来达到股价哄抬提高的目的。据有关数据显示,市值管理开始流行后,我国A股市场中的市值曾在一年时间里出现猛烈增长现象,这应该给我们带来警示:市值管理如果一味变成股价管理,我国证券市场很有可能出现泡沫。
三、市值管理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原因
市值管理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将从企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来分析其原因。
(一)市值管理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部原因
1. 经营者片面理解市值管理目标
股价管理是市值管理应该关心的一个方面,但只要能将市值管理的基础打好,做好企业内部经营,股价的上涨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很多企业并不注重自身发展,而是直接对股价进行操控,企业在进行市值管理时以股价上涨为目标是源头上的错误。
2. 利益相关者谋利的驱使
“食色,性也。”人性中本来就有贪婪的一面,对于手中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又难以坚守自身道德底线的人来说,利益的驱使很容易促使市值管理中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比如一些大股东利用错误的市值管理手段操纵股价,在资本市场上圈钱,中饱私囊。
3. 市值管理手段错误
上市公司在进行市值管理时在公司内部经常会用到股权激励的手段,其本意是为了使管理层的报酬与公司经营业绩挂钩,从而促进管理层更加用心经营企业。但用股权激励的方式进行市值管理很有可能会导致管理层出于一己私利的目的而产生短视行为。因为股价的高低与管理层最终获得的收益紧密相关,为了自己利益的获取,管理层很可能会不顾企业长期发展,只为了谋求股价短期内的高涨来获取巨额收益,这是典型的市值管理中的短视行为。
并购手段也是上市公司在进行市值管理时经常会采用的一种方式,上市公司通过并购等手段迅速扩大规模,在资本市场上容易向投资者传递一种信号:公司做大做强,前景很好。但这种信号有时候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可能会对投资者起到误导的作用。而且如果并购行为过于频繁,一旦一桩并购出了问题,很可能对上市公司整体发展造成致命的打击。
(二)市值管理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外部原因
1. 投资者投资观念存在误区
市值管理机会主义行为之所以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如此常见,除去企业本身的原因,投资者错误的投资观念也助长了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的盛行。很多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的投资是基于一种投机目的,短期股价的攀升是他们追求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不会真正去关注企业的发展是否长久,更不会关心股价上涨是否是企业注重自身经营,提升其核心竞争力的结果。在这种投机主义风靡的市场环境下,一家好的企业想要静心求自身发展也是鲜有可能的事了。
2. 监管部门监管力度不够
对于上市公司蓄意操纵股价的行为,处罚结果带来的成本是远远小于其取得的收益的。正是这种监管力度的缺乏,导致很多上市公司不惜铤而走险,产生操纵股价的机会主义行为。监管部门在事后都如此轻易放过这些扰乱资本主义市场秩序的行为,对于过程中监管的疏漏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四、关于防止市值管理机会主义行为的几点对策
(一)从企业内部入手,真正领会市值管理的含义
目前普遍被认可的市值管理三大模块分别是: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经营。我认为还可以在价值创造之前加上一个价值发现的环节。价值发现是让企业首先认清自己的价值点在哪里,也可以说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从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出发,企业才能更好地找准价值创造的方向,与企业总体发展战略相结合,防止误入歧途,做无用功。
同时我认为价值经营可以与价值创造结合在一起———价值创造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但是有了成果,如何保持,应该通过价值经营来实现,这样才能保证价值创造的有用性与持久性。如果把价值创造比作诞生,那么价值经营就可以被认为是成长的过程。价值经营也可以与价值实现结合在一起———价值的实现是依托于价值经营来完成的,价值经营相当于一个将企业创造出的价值从起伏到稳定的过程,而稳定的最终结果就是价值的实现。
市值管理的当事人明确市值管理的含义是防止市值管理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首要条件,起步的正确性对于后期的市值管理取得理想效果是至关重要的。
(二)投资者要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
上面提到市值管理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一个重要推手是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的投机主义行为,因此市值管理要真正做到“内修”,除了企业本身的努力外,投资者也应该转变投资观念,不应该只关注股价的高低,而应该对企业的发展状况多做一些了解。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上存在一些投资者盲目投资、随大流的现象。很多投资者容易受一些谣传的影响,盲目听从所谓的舆论导向,缺乏自己的判断。很多舆论造势者正是看准了投资者的这个弱点,利用不正当手段哄抬股价,来达到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而这种股价的上涨与市值管理的本质是完全背离的,这种市值表现也完全不能够代表企业真实经营业绩水平。而这种畸形的市值增长对于企业长期发展以及资本市场正常秩序的危害都是巨大的。所以说投资者应该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根据企业真实经营状况作出投资决策,以推动市值管理的健康发展。
(三)加强政策法规的约束
企业正确认识市值管理的含义和投资者观念的改变是市值管理的内部动力,但仅靠内部动力解决市值管理机会主义行为的问题是不够的,外部强制约束才是防止市值管理机会主义行为的有力保证。
对于操纵股价、哄抬股价等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正当市值管理手段,对相关责任人应该给予力度强硬的处罚,可以从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两方面共同入手。同时对于散户投资者难以真正获得上市公司经营状况以及即使获得也可能由于专业限制存在理解难度的问题,可以出台规定机构投资者占比结构的投资政策等,减少直至杜绝市值管理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
五、结论
市值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体现为上市公司经营者等利益相关方不顾企业长远发展,只追求企业股价短期上涨来达到获利目的的短视行为。真正的市值管理应该是从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采取正当手段来加强企业内部经营,同时使得企业经营业绩能够在资本市场上有与其相匹配的成果表现。只有消除市值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企业才能够取得长足发展,最终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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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光耀,刘国芳,张健,张明敏.高转送:公司市值推手?——从市值管理角度解析股本扩张[J].资本市场,2011,(05).
[3]吕飞,干胜道,冯亚星,孔俊雄.基于并购视角的我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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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烽.社会化媒体背景下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策略研究[D].北京:北京邮电大学,2014.
旅游产业集群企业机会主义行为控制 篇8
通过构建旅游产业集群可以整合旅游资源和产品, 打造区域旅游品牌, 达到降低旅游企业成本, 获得互补性利益, 增强创新的活力, 提升区域竞争力等目的, 许多学者结合区域旅游发展探讨了旅游产业集群对当地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不少地区, 特别是旅游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的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途径, 旅游产业集群的研究已经成为理论界研究和争论的热点。旅游集群内部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直接影响到集群企业的整体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制约产业集群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如何促使群内企业的合作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将利用博弈模型分析旅游集群企业发生机会主义的原因和控制机会主义的方法, 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1 旅游产业集群及集群企业
产业集群是空间临近且相互有依赖性或关联的企业与产业间在地理上的集聚现象。而对于旅游产业集群的概念, 由于其特殊性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国外很多学者并未把旅游产业和旅游产业集群严格区分, 如Williams (2004) 分析了区域酒业集群和旅游集群的互动问题, 却未明确提出旅游产业集群的概念, 这可能是因为旅游产业关联性比较强, 本身就包含了许多相关的产业[1]。The Cluster Consortium (1999) 从空间集聚和价值链的角度对旅游产业集群进行界定[2], 国内不少学者除考虑空间集聚外, 还从旅游资源的重要性和旅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出发进行界定。这些定义虽有出入但都涉及到了旅游资源、旅游企业、合作、空间集聚等旅游产业集群概念中的重要方面。依据这些研究, 借鉴传统产业集群的定义, 结合旅游产业的独特性, 本文认为旅游产业集群是围绕旅游核心资源, 旅游企业和旅游相关产业等组织为共同的目标而合作, 在旅游目的地区域范围内集聚的旅游经济集聚现象。
旅游产业集群作为一个联结旅游者和旅游对象的群体, 其成员涉及不同类型和层次的众多企业和组织 (刘恒江, 陈继祥, 2003) [3], 大致可分为核心企业、紧密企业、辅助组织三种类型, 如图1。核心企业主要是掌握旅游核心资源的旅游资源经营企业等, 这些企业为消费者提供直接的旅游服务, 是旅行者关注的焦点;紧密企业包括为旅游者的食、住、行、游、购、娱等活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企业, 如旅游饭店、交通运输、旅行社、游览娱乐、旅游购品经营等, 这些企业为消费者提供相对间接的旅游要素服务, 是消费者完成旅行的重要保障;辅助组织包括为旅游企业提供物质、文化、信息、人力、智力、管理等服务和支持的企业和组织, 如邮电通讯、金融、保险、教育事业、信息咨询服务等, 这些企业和组织为核心企业和紧密企业的正常运营提供重要的支持和保障。其中核心企业和紧密企业基本都属于旅游企业, 构成了旅游产业集群的主体, 所以本文为了分析的方便, 将旅游集群的构成单位定义为旅游企业。
旅游产业集群中的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合作, 共同为消费者提供舒适的旅游休闲服务, 是旅游产品的供给者, 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获取自己的收益。旅游产业集群是旅游企业整体利益的体现, 旅游集群的决策以整个产业的利益最大化作为决策的依据, 但由于旅游企业的决策是独立的, 旅游企业个体的决策行为构成了集群整体的决策行为。旅游企业都希望通过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 由于群内的竞争非常激烈, 很可能为收益而不惜提供劣质的服务, 所以旅游企业按照其个体利益最大化进行决策必然影响到集群作为整体的决策行为, 根据囚徒困境博弈, 个体的理性行为往往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行为, 旅游企业追逐个体利益最大化这种行为必然导致集群整体利益的损失。可见旅游产业集群利益与单个旅游企业利益并不一致, 这种微妙关系可能导致集群企业由于利益原因而进行投机, 对集群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所以很有必要分析旅游集群企业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以及控制的方式。以下本文利用博弈模型, 从旅游集群企业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原因分析入手, 分析控制的方式。
2 旅游集群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分析
旅游集群企业为了争夺利益必然面临旅游资源和市场的争夺, 甚至会因自身利益损害整个集群的利益, 这直接导致了集群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旅游集群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主要包括两种情况——单独向政府进行寻租和利用整个集群的声誉向消费者提供质次价高的服务 (最终将导致集群形成柠檬市场) , 利用博弈模型分别进行分析。
2.1 旅游集群企业寻租行为分析
政府不仅掌握了大量旅游自然资源的配置权, 且可对旅游相关支持产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政府的支持可为旅游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前景。为争夺政府手中的资源, 在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 旅游企业往往会进行寻租。以下本文将通过博弈模型来分析旅游集群企业对政府进行寻租的行为。
(1) 博弈假设
①参与者:
为简化分析, 假设旅游集群中只有企业1和企业2两个企业, 企业都是理性的, 其决策完全决定于其预期可以获取的利益。
②策略:
企业都有寻租和不寻租两种战略。
③信息:
信息是不完全的, 一个企业无法知道另一个企业是否进行寻租, 但是一旦某个企业寻租成功, 其他企业便可以通过其在竞争中超出其他企业的特别优势判断出来。同时企业也无法知道寻租是否会成功, 但是可以根据政府的连接程度推测, 成功的概率为p, 失败的概率为1-p.
④支付:
对于企业来说, 寻租需要成本C。当企业都进行寻租时, 由于相互抵消, 所以所有企业都将损失寻租的成本C;当所有的企业都不寻租时, 其支付为正常收益0。当一方寻租, 而另一方不寻租时, 如果寻租成功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E-C>0, 没有寻租的企业则会损失收益E-C;如果寻租失败则会损失-C, 但是由于在一定程度上会拉近与政府的关系, 可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政府或多或少的照顾, 仍然可以获得部分的利益E0, 寻租企业的收益是E0-C, 没有寻租的企业则会损失机会收益E0-C;所以双方只有一方寻租时, 寻租方的期望收益为[Ep+E0 (1-p) ]-C, 不寻租方的期望收益为C-[Ep+E0 (1-p) ]。各方具体支付如表1。
(2) 博弈过程分析
企业无法确定政府是否会接受寻租, 但是企业可以根据政府的廉洁程度推测政府接受的概率, 所以首先企业将选择政府的类型。企业是理性的, 但不知道政府的类型, 只知道其属于廉洁的概率为1-p (与企业寻租是否成功的概率相同) , 不廉洁的概率为p. 博弈发生以后, 企业便可以通过政府的行动判断政府的类型。
企业是否进行寻租根据其期望收益决定, 本文以企业1为例进行分析, 这并不影响结论。企业1的策略可分为两种情况。
①当企业2不寻租时, 如果企业1不寻租则收益为0, 寻租则可以获取收益[Ep+E0 (1-p) ]-C, 则当寻租的期望收益大于不寻租的期望收益时, 即
可得到
此时寻租是企业1的占优策略, 反之不寻租是企业1的占优策略。可知除非政府非常廉洁, 否则当企业2不寻租时企业1寻租是最好的策略。
②当企业2寻租时, 企业1寻租将会损失寻租成本C, 不寻租将会损失[Ep+E0 (1-p) ]-C, 则可知当寻租的期望收益大于不寻租的期望收益
可得到
当政府不廉洁的程度达到一定的概率, 寻租将是企业1的占优策略, 否则将不会寻租。
可见只有政府接受企业寻租的概率足够大时, 企业才会进行寻租。但由于企业无法确定对手是否进行了寻租, 那么根据囚徒困境结论可得到, 只要政府不廉洁的概率达到一定程度, 不管对方的策略如何, 企业的最优战略都将是寻租, 从而破坏整个集群的正常发展。
由式 (2) 和式 (4) 可知p1<p2, 当企业2寻租时, 企业2是否寻租的决策对政府不廉洁的要求提高了, 这是因为当企业1知道企业2寻租的话, 对政府不廉洁的预期就会大大的增加。所以说企业决策的关键是政府的廉洁程度, 且寻租成功企业的示范效应会强化其对政府廉洁程度的判断。
(3) 推论
将上述结论推广到多个企业, 当一个企业寻租成功之后, 其他企业很快就可以获取政府会接受寻租的消息, 由于寻租行为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最终导致所有的企业都将会进行寻租。但当所有企业都进行寻租时, 真正能够从寻租种获取利益的仍然是那些实力强大或者有特殊背景的企业, 其他中小企业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整个市场的竞争更加不平等。
可以发现,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所有的企业都有动机进行寻租, 以达到获取更多利益的目的。一旦有企业寻租成功, 所有企业进行寻租的结果将无法避免, 这会造成许多严重的后果:①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企业花费巨大的精力和财富进行不正当争夺, 而不是通过正常途径促进企业的发展, 不仅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而且使整个社会的成本大大增加。②损害市场环境, 造成不平等的竞争。这使企业之间的竞争成为毫无信誉可言的竞争, 不仅不利于区域企业的整体发展, 更会使外部进驻企业望而却步, 最终影响到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
2.2 旅游柠檬市场形成分析
柠檬市场是Akerlof (1970) 引入信息经济学研究中的著名概念, 旧车市场是柠檬市场的典范, 对于集群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柠檬市场问题已经有很多的研究, 一般认为企业可获取整个集群的机会收益, 而其风险成本又是其自身的机会成本而非全行业的机会成本时, 在巨大收益激励而承受风险相对较小的情况下, 各个企业就会竞相提供低质量的产品来冒充高质量的产品, 最终形成集群柠檬市场[4,5,6], 在我国最典型的案例是浙江永康的保温杯制造业集群。由于旅游产业集群与其他产业集群在结构上的相似性, 其中必然也存在柠檬市场的隐患, 需要正在积极组建旅游产业集群的地区特别注意, 以下本文将利用博弈模型来分析。
(1) 博弈假设
为简化分析, 假设旅游集群中只有企业1和企业2两个企业。企业都是理性的, 其行为完全决定于其预期可以获取的利益。企业都有两种战略, 不投机提供高质量服务和投机提供低质量服务。信息是不完全的, 一个企业无法知道另一个企业是否进行投机, 但是一旦某个企业进行投机, 其他企业便可以通过其在竞争中超出其他企业的特别优势判断出来。
当企业都进行投机时, 由于损害整个集群的声誉, 所以所有企业都将损失C。当所有的企业都不投机时, 其支付为正常收益0 (表示无超额收益) 。当一方投机, 而另一方不投机时, 不投机的企业则因为整个集群的收益受到伤害而损失C0;投机企业可以获得超额利益E, 其总收益为E-C0。各方具体支付如表2。
(2) 博弈过程分析
如果博弈只有一次, 根据企业的支付情况可知
根据囚徒困境结论可得到, 不管对方如何决策, 己方的最优决策都将是进行投机, 这样可以使所有企业分担自己的投机成本, 获取更多的利益, 所以此博弈的均衡将是企业1投机, 企业2投机, 双方的支付为 (-C, -C) 。
而且一旦有企业提供差的服务, 那么很快就会传染给其他企业, 以此恶性循环, 提供高质量旅游服务的厂商由于亏损就会退出市场, 旅游市场最终只剩下质量恶劣的柠檬致使整个旅游市场萎缩, 最终导致整个产业集群衰退。
如果博弈是有限次, 根据逆向归纳法, 假设此阶段是整个博弈的最后一次, 则可知博弈的均衡为 (投机, 投机) ;则依次前推, 可知最终所有阶段的博弈均衡都是两个企业都投机。
(3) 结论
在这个过程中, 出现所有的企业都进行投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消费者无法知道集群中哪些企业是优秀企业, 所以只能根据自己所获取的信息, 按照一定的概率对企业的类型做出判断。消费者这样的判断对优秀企业是不公平的, 如果没有一定的措施对劣质企业进行惩罚, 优秀企业由于遭受损失而逐渐退出集群, 最终形成柠檬集群。
可以发现集群企业机会主义行为两种情况发生的共同原因是由于集群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 一个企业无法知道其他企业是否会采取投机行为, 同时集群对投机的企业无法形成有效的惩罚, 使投机的企业获取了更多的优势, 造成所有的集群企业的最优战略都是投机, 企业之间无法就合作达成一致。
3 基于声誉模型的旅游产业集群企业机会主义行为控制分析
多数学者认为通过声誉模型可以对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形成一定的约束, 标准的声誉理论是由Kreps和Wilson (1982) 创建[7], Fudenberg和Levine (1992) 进行修正和完善的, 他们指出声誉的作用在于为关心长期利益的参与人提供一种隐性激励以保证其短期承诺行动, 声誉因此可以成为显性合约的替代品[8];Tadelis (1999) , Mailath 和Samuelson (2001) 等提出, 声誉作为一种资产也需要投资和维持[9,10];Schiff ( 2002) 等重点强调了声誉信息流动在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上的作用, 指出声誉信希的广泛传播能够提高市场运作的效率[11]。在国内, 声誉模型被广泛的应用于合作创新的研究中, 特别是企业之间稳定合作关系建立制度设计中去。相关的研究已经表明, 僵立声誉机制有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各种问题, 在声誉效应的激励机制下成员之间合作是有效率的。利用声誉机制实现一定的制度安排 (可信任的投机惩罚机制) , 使企业进行机会主义的支付小于合作的支付, 各方在有限博弈次数情况下也可达成稳定的合作关系, 这为研究如何控制集群企业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参考, 本文将利用声誉模型分析集群企业合作的条件。
(1) 模型假设
①参与者:
为简化分析, 假设旅游集群中只有企业1和企业2两个企业。企业1和企业2都有两种类型, 理性的 (投机型, 概率为1-p) 和非理性的 (合作型, 概率为p) 。
②策略:
假设理性的企业有合作与投机 (即合作与进行机会主义) 两种选择, 而非理性的企业则只有一种战略, 冷酷战略 (此处只选择冷酷战略而不选择针锋相对, 主要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不影响结果, 因为冷酷战略也是一个纳什均衡) , 其开始认为对方是合作型而开始选择合作, 在t阶段对方选择不合作以后, 从t+1阶段开始一直选择投机策略直至博弈结束, 即冷酷战略决不原谅对方任何的背信弃义行为。
③信息:
企业都知道自己的类型, 不知道对方企业的类型, 但是博弈发生以后, 企业便可以通过对方的行动判断对方的类型。
④支付:
企业支付如表3。其中X3>X1>X2>X4, 双方都幌作的支付X1大于都投机的支付X2, 即X1>X2;但一方合作另一方投机时, 合作方支付为X2, 投机方则得到支付X3, 且X3>X2>X4, 即在对方选择投机时企业如果选择合作则支付比双方投机时还要少。
(2) 博弈过程
博弈为T阶段有限次博弈。博弈双方观测到第一阶段的结果后进行第二阶段的博弈, 如此循环进行。企业的期望支付为所有阶段博弈支付的贴现值和 (设博弈的贴现因子为δ) 。
由于两个企业是平等的主体, 其性质是一样的, 本文将以企业1的战略为例说明, 无论企业2为何种类型, 企业1都有两种战略。
①理性企业1在t=1时 (第一阶段) 首先选择投机。
如果企业1在t=1首先选择投机, 则暴露其为理性的企业 (非理性的企业不会首先选择投机) , 则从t=2开始, 两个企业都将选择投机一直到博弈结束, 因为非理性企业为了报复企业1的投机行为将在以后的阶段都选择投机, 而理性企业的选择必然是投机的。则此时理性企业1的最大期望支付为:
②理性企业1在t=1时首先选择合作。
企业1首先选择合作直到t, 如果企业2在t阶段选择了投机战略, 则从t+1阶段开始选择投机到结束, 这种战略有两个均衡:
均衡1:若企业2是理性的, 且其一开始选择投机, 则其支付为:
此时企业1的支付为:
均衡2:若企业2是非理性的, 且其一开始选择合作, 则其支付为:
此时企业1支付与企业2相同
则根据概率公式, 此时企业1的最大期望支付为:
若理姓企业1在一开始就选择合作, 即战略2优于战略1, 则必须有:Л2>Л1, 则可得到:
可得到
即当t>ln{[ (1-δ) (X3p+X2-X2p) +pX4-pX1- (1-p) X4]/p (δ-1) }/lnδ时, 企业1首先选择不合作不是其最优战略。所以只要博弈的次数T足够多, 那么就存在一个T0≤T, 在t<T0阶段都选择合作, 在以后都选择不合作。
(3) 模型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 要消除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保证旅游企业之间能够合作, 需要一定的条件和要求, 若能够实现信息披露准确、迅速、有效, 企业能够彼此识别, 则机会主义行为将灭绝;若企业不能彼此识别, 机会主义行为将泛滥市场, 具体如下:
①博弈的次数足够多。尽管企业选择合作时冒着被其他企业出卖的风险, 但是如果某个企业选择不合作, 就暴露出自己的投机类型, 如果对方是合作的话就失去了获得长期利益的可能。如果未来的博弈次数足够多, 未来的期望收益就可以超过开始被出卖的风险。因此在博弈的开始, 每个企业都有动机树立一个合作形象, 即使其本质是投机的。只有在博弈要结束的时候, 参与企业才会把过去建立的声誉用尽, 合作才会停止。
②建立完善的惩罚机制。从模型中可以发现, 对机会主义企业产生震慑作用的主要工具是合作企业的冷酷战略对其的惩罚;如果集群没有一定的惩罚机制, 机会主义行为无法得到控制, 一切都将无法实现。
4 张家界旅游产业集群旅行社机会主义行为案例分析
目前我国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 特别是惩罚机制不健全, 往往会使机会主义企业逃避惩罚, 给整个市场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解决区域旅游部门合作问题的关键是要设计出一套区域旅游合作的规则性或制度性的合作机制框架。张家界的旅游产业是当地的主要支柱产业, 各种旅游企业云集, 属于比较典型的旅游企业集群, 但是集群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已经成为制约集群发展的巨大障碍。本文以张家界旅游产业集群中的重要的成员——旅行社的机会主义行为为例进行分析。
张家界旅行社的机会主义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两种: ①旅行社的挂靠产生价格战。挂靠社是没有任何固定资产的皮包公司, 人事、经营、财务完全独立, 只要每月向旅行社固定交纳一定数额的资金, 就可以以挂靠旅行社的名义接团。由于挂靠社无需考虑长远经营, 也无力开发旅游资源、树立品牌形象, 最终导致恶性价格战, 甚至出现了零团费和负团费的问题。挂靠旅行社为了生存, 采取威胁等违法手段带领游客去自费景点, 强迫其购买伪劣旅游商品, 接受劣质的旅游服务。由于政府部门的监管力度不够, 挂靠社的机会主义行为无法得到优先的惩罚, 使这种行为越演越烈, 给张家界旅游形象造成了巨大的危害。②旅行社的寻租行为。为了给自身发展更大的空间, 不少旅行社采取各种手段积极地争取政府支持。目前张家界的旅行社中有30%左右有直接控股或参股的景区景点, 如张家界森林公园旅行社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都隶属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张家界天门旅行社曾参与投资张家界茅岩河漂流的开发建设, 由于得到了政府部门的支持, 这些旅行社在张家界相关景区的订票价格自然会得到许多优惠。而约70%的其它旅行社由于缺乏政府部门的支持, 与景区景点仅通过口头协议保持合作, 没有建立那种互惠互利公平分配的协议, 导致双方摩擦频繁。不同旅行社之间不平等的竞争, 不仅严重破坏了旅游市场环境, 而且给政府形象也造成了巨大的损伤。
随着张家界旅游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 集群开始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机会主义行为。为保障合作的长久性, 顺达旅行社、张家界湘西青年旅行社和飞扬旅行社等开始以书面协议的形式与旅游饭店和交通公司合作, 明确了各方的利益和责任, 实现了双赢。为了规范旅游市场, 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张家界实行旅行社常态化审批政策, 限制了承包挂靠经营的旅行社, 鼓励希望做自己的企业和品牌的挂靠旅行社可以实现阳光经营;政府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处罚和监管机制, 以保证市场竞争健康有序, 如对严重违法违规的旅行社,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依法吊销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另外, 张家界还联合其它旅游景区, 实现信息共享, 联合整治市场秩序, 建立跨区域重大旅游投诉机制, 打击“零团费”、“负团费”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和“甩团”、“扣团”等侵害旅游者权益的行为, 建立区域的旅游诚信体系。这些措施的出台, 对旅游集群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了重要震慑作用, 有利于, 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净化了旅游市场, 保证游客的正当权益。
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认为要促成集群企业之间的合作可从三个方面入手:①完善投机惩罚机制。要通过具体的可操作的措施确保能够对机会主义企业进行惩罚, 尽可能通过法律手段, 利用保护性合同或合法的契约对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惩罚, 从技术投入, 市场投入等方面对损害赔偿问题进行详细规定, 实现处罚的法制化。②旅游集群企业要完善管理机制。要建立集群稳定专门的管理组织;细化相关管理规定, 增强集群规章的可操作性, 使集群运作实现规范化;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 保证集群成员的利益分配公平合理;积极宣传并签订相关的协议, 鼓励和支持集群企业互相监督, 杜绝投机企业行为。③政府作为旅游集群的重要利益相关者, 要为旅游集群发展创建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要加强监管, 坚决杜绝不正当的, 特别是损害区域经济发展的寻租行为, 切实的支持和保障旅游集群企业的合作;要制定具体措施, 积极配合对集群投机企业的惩罚, 同时要对集群企业的合作进行鼓励;要积极支持旅游集群的发展, 为集群发展和集群企业的合作提供优惠的政策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摘要：旅游产业集群已成为提高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但群内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严重制约了集群的发展。从旅游产业集群以及集群企业的特点入手, 通过博弈模型分析旅游集群企业出现机会主义的原因, 并利用声誉模型分析如何对旅游集群企业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控制, 最后针对我国旅游集群的发展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旅游产业集群,集群企业,机会主义,声誉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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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 篇9
近年来, 随着国内外一些公司经营失败及会计丑闻案例频频曝光, 企业家们均认识到内部控制建设的重要性, 而投资者也越来越需要了解企业内部控制的设计和实施情况, 充分的内控信息披露有助于消除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也使得投资者更清楚的了解管理层在内控方面的努力或缺陷。早在200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指引的目的是通过信息披露监管来督促上市公司完善内部控制, 两项指引均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情况, 并明确了公司董事会对内部控制制度负责, 董事会应形成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注册会计师在对公司进行年度审计时, 应出具内部控制评价意见;自评报告和注册会计师评价意见与公司年度报告同时对外披露。
2008年6月, 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五部委联合发布《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基本规范》, 它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 “内部控制”终于从“政出多门”走向了统一, 而且新规范要求企业应结合内部监督情况, 定期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 出具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2010年, 五部委再次联合发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和《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 它们与基本规范一起共同构建成为我国内控建设崭新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内部控制, 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是企业董事会的责任, 而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则是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在制度的推进下, 从2006-2009年, 无论是上市公司出具的内部控制自评报告, 还是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数量, 均有大幅度提高, 但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机会主义”, 即上市公司决定是否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时, 并不是一种“习惯性”选择, 在“鼓励自愿”的条件下, 有些公司首年出具了内控鉴证报告, 隔年才继续出具, 有些企业则首年出具后, 则放弃继续出具。究竞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企业在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随意性, 本文将以2006-2009年深沪主板上市的公司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内部控制鉴证报告非持续性出具的因素分析, 旨在发现上市公司内控建设中的一些问题, 并为更好地实施新内控规范提供一些实证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变量选择
(一) 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 虽然内部控制被认为是公司管理和运作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 然而美国在2002年萨奥法案之前,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相关法规要求是非常有限的, 仅1977年反国外贿赂法 (FCPA) 要求公司更换审计师时需要披露显著的内部控制缺陷。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法 (FDICIA) 要求所有在美国经营的银行需要在年报中说明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并且注册会计师需要对管理层的评价进行鉴证。但2002年后,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更加严格, 萨奥法案302条款要求管理层每个季度披露内部控制存在的显著和重要的缺陷, 以及内部控制系统的变化, 其中包括对缺陷进行纠正的行为。
2002年以前, 美国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属于自愿, 2002年之后属于强制披露。自愿披露阶段, 学界关注的是自愿性内部控制披露的动机挖掘、因素影响及效用发挥 (Gibbins 1990, Tanner 1992, Hermanson 2000, Healy 2001, Bronson 2006) , 强制阶段则更加关注的内控缺陷披露的影响因素和信息含量 (AShbaugh-SKAife 2006, Doyle 2007) , 随着萨奥法案的实施, 内部控制披露的实证研究的视角也逐步丰富起来, 比如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 审计变更与审计延迟, 以及内部控制与权益资本成本, 治理结构, 企业价值等。
我国关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研究始于2001年, 因为之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分布非常零散, 更为重要的是上市公司并没有普遍认识到内部控制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2001年安然及一系列公司丑闻的爆发, 以及2002年萨班斯法案的颁布, 引发了全球对内控的重视。此阶段学术界对我国上市公司内控信息披露的研究, 着重于上市公司是否披露内控信息以及其完备程度。
2006年, 深沪两交易所分别出台内控指引, 标志着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进入强制性披露阶段, 内控信息披露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增加, 除了关注内控信息披露的整体质量, 内控与相关变量的关系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内部控制报告自愿披露的市场效应 (黄寿昌, 2010) ;内控信息透明度与公司绩效 (黄新建, 2010) ;股权结构、内控信息披露与公司价值 (林钟高, 2007;2009) ;内部控制、审计鉴证与审计意见 (杨德明, 王春丽, 王兵, 2009)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IPO抑价 (邱冬阳, 2010) 。众多的研究视角关注管理层在年报或单独的报告中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比较多, 而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非常少。林斌, 饶静 (2009)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研究了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原因, 内部控制质量好的公司, 具本来说内部控制资源充裕、快速成长、设置了内审部门的上市公司要更愿意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而上市年限长、财务状况差、组织变革程度高及发生违规的公司更不愿意披露鉴证报告。张龙平, 王军只, 张军 (2010) 探讨了内部控制鉴证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 实证分析沪市A股公司2006-2008年内部控制鉴证的经验数据, 发现内部控制鉴证提升了公司会计盈余质量, 在控制了管理层信号传递动机以后结论仍然稳健。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研究非常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我国内控鉴证报告的出具非强制化。因此, 在鼓励自愿条件下, 主动暴露“缺陷”的企业是微乎其微的。2006年之前的数据极其有限, 新内控规范颁布之后, 出具内控鉴证报告的公司才逐渐增加, 基于非持续性机会主义式披露行为的视角, 可以为未来全面强制性的披露的政策实施提供一些数据佐证。
(二) 变量选取及度量
内部控制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 在设计-实施-评价-反馈中不断达到平衡。如果内部控制系统发生了变化, 管理层对内部控制有效性不再自信, 在鼓励自愿的条件下, 很有可能出现“第一年出具, 次年则不再出具内控鉴证报告”的机会主义的选择。无论是COSO报告还是我国2008年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均指明了内部控制的目标效益性, 合规性和可靠性、战略性。从实现目标的视角而言, 公司非持续性出具鉴证报告, 有可能是因为企业效益发生变化, 出现了违规事件, 财务报告不可靠等原因, 也有可能是因为组织人事变动, 领导行事作风发生改变等原因, 因此把以下变量纳入模型作为解释变量。
1. ROE的变化。
内部控制目的之一在于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运行效果, 虽然效益的变化可能由多方面原因造成, 但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应内部控制的效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蔡吉甫 (2005) , 林斌 (2009) 的研究表明, 经营业绩好的上市公司倾向于披露内部控制信息或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而财务状况存在异常的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或内控鉴证报告的动力则明显不足。张龙平等 (2010) 则认为内部控制鉴证提升了公司会计盈余质量。本文以ROE的变化作为代理变量, 次年ROE相对于本年来说, 提高了记为1, 下降或不变记为0。
2.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越容易收到清洁的审计意见。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 容易收到负面的审计意见 (杨德明等, 2009) 。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被注册会计师发现财务报告存在错误或欺骗行为的可能也很大, 而一旦发现财务报表中存在一些无法修正的错误或欺骗行为, 就会增加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财务报表的审计意见为每年年报的强制性出具内容, 审计意见从标准到非标, 意味着企业内部控制某方面存在缺陷, 也将阻碍企业继续出具内控鉴证报告。但是通过数据研究发现, 出具内部鉴证报告的公司仅有10家公司审计意见发生变化, 因此本文从另一个角度, 即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作为变量。在审计的供大于求的需方市场上, 当意识到有可能出具“非清洁意见”, 上市公司极有可能通过更换会计事务所来达到“清洁”意见的目的。会计事务所发生变更记为1, 不变记为0。
3.是否出现违规。
内部控制的目的之一在于遵守相关的法律和法规, 即合规性。在自愿的要求下, 出现违规行为的公司更没有动机去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McMullen 1996, Hermanson 2000) , 近五年来出现违规记1, 没有违规记0。
4.是否进行财务重述。
在财务报表公布之前, 内部控制或外部审计并没有监测出财务报表的实质性错误, 那么通常会发生财务重述。Glass Lewis (2007) 在2006年调查了进行财务重述的1 420家公司, 发现其中685家公司在重大缺陷披露前后一年内, 进行了财务重述。这和莫迪投资服务公司的研究结果 (The second year of Section 404 reporting on internal control, 2006) 一致,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报告常常是财务报表的出现问题的一项滞后指标。Kinney (1989) , Hollis Ashbaugh-Skaifea (2007) Krishnan (2007) 的研究也表明, 进行了财务重述的公司出现内部控制缺陷的机会更大, 财务重述往往是内部控制出现缺陷的一项预警器。因此, 内部控制在阻止财务重述和重大缺陷的出现扮演着重要作用, 当财务报表进行了重述, 更多是说明企业内部控制很有可能出现了问题, 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受损, 以财务重述作为一项代理变量, 如果上市公司当年的年报进行了财务重述记1, 没有进行财务重述记0。
5.人事变化。
内部控制的系统在一段时间内具有稳定性, 即使内控系统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但是由于组织或人事的变动, 领导的行事作风不太一样, 鉴证报告很难沿袭一贯性选择, 也可能出现变化。Doyle (2007) , Hollis Ashbaugh-Skaifea (2007) , 林斌 (2009) 的研究也表明, 当组织发生重组或变革, 人事发生变动, 更容易出现内部控制缺陷, 更缺乏动机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上市公司总经理或董事长的变动为变理, 有变动为1, 没变动为0。
6.超额累计收益。
为了向市场传递真实价值的信号, 内部控制质量好的公司, 更愿意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林斌, 2009) , 内控缺陷的披露同时也将会给市场带来消积情绪 (Hammersley, 2007, Beneish, 2006) 。在自愿可选择的情况下,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可以作为一个可靠的信号机制, 向市场传递管理层对内控质量的信心, 然而当这种信号在市场并没有得到投资者的认可, 管理层极有可能在首年出具了内控鉴证报告, 次年选择放弃出具。用超额收益作为市场反应信号的代理变量。
7.除了上述变量, 模型中还加入了一些控制变量:
(1) 规模。
公司规模一直被认为是健全内部控制的重要变量 (Kinney, 1989, DeFond, 1991, Doyle 2007, Ashbaugh-Skaife 2007) 。大公司往往有更规范的控制程序和流程, 有着充分的人力资源来实施正确的职务分离, 内部审计和咨询费更舍得花钱, 更容易享受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 而且大公司的政策比较稳定, 如此也有助于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因此, 假设大公司在内部控制鉴证方面更能保持一致, 以上市公司年末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规模的代理变量。
(2) 股权集中度。
内部控制的作用充分发挥与公司股权集中度紧密相联, 股权集中度一定程度代表了企业股权的分布性和制衡能力, 也决定控股股东对公司的影响力, 然而我国现阶段, 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比较高, 控股股东有可能通过权力影响决策, 并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林钟高 (2009) 和吴益兵 (2009) 均认为集中度与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呈现负相关。因此, 以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股权集中度的代理变量。
(3) 三大板块。
不同的行业或板块对于内控信息披露的要求不太一样, 我国企业内控信息披露的规范首先是从金融行业开始的, 2000年, 证监会陆续颁布《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 3, 5, 7, 8号, 要求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做出说明, 要求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上交所颁布的做好2008年上市公司年报的通知以及2009年的通知中, 均提到“在本所上市的“上证公司治理板块”样本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及金融类公司, 应在年报披露的同时披露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鼓励其他有条件的上市公司在年报披露的同时披露内控报告”。因此, 处于这三大板块的公司的内控信息披露更具有持续性, 可以把“上证公司治理板块”样本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及金融类公司作为一个整体板块, 属于这三类公司记1, 否则记0, 变量说明汇总见表1。
说明:①持续性出具的衡量如果当年出具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次年也继续出具了, 记为1, 如果首年出具, 次年未出具, 记为0。②CAR的具体计算见模型构建部分。
三、实证研究分析
(一) 模型构建
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如下:
式中β0为常数项, ε为随机误差项。
CAR为超额累计收益率计算公式如下:
ARit代表股票i在第t交易日的超额收益率, CAR (t1, t2) 代表股票i在交易日 (t1, t2) 交易日之间的超额累计收益率, 本文中以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发布日为0日, 选择发布前后一天, 为窗口期, (t1, t2) 即 (-1, 1) 。
Pit, Pi, t-1:i股票第t天和第t-1天的收盘价;Iit, Ii, t-1:为第t天和第t-1天的收盘指数, 深市股票对应的指数为深证综合指数399001, 沪市股票对应的指数为000001。
(二) 数据来源与选择
2006-2009年深沪主板上市公司共披露5 299份年报, 由于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在数据库中没有单独列出,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信息通过阅读年报或上交所, 深交所网站手工收集。超额累计收益率CAR通过计算获取, 财务重述RESTATE是通过查找深交所和上交所网站的相关信息获取, 其他的数据全部来源于CSMAR数据库。由于部分变量的数据缺失 (比如说股票停牌无交易) , 样本总量为490家, 分析软件采用SPSS16.0。
(三)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鼓励自愿”的政策指导下, 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不像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其是否出具有着很强的随意性。2006年深沪两市仅约三成的公司,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持续出具鉴证报告。2008年, 有约8成的公司在2009年继续出具, 而另外1-2成公司, 则2009年不再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并没有成为上市公司的“习惯性选择”, 每年仅根据需要进行取舍。490家出具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公司中仅398家持续性出具, 112家非持续性出具。描述性统计见表2。从表中可以看出, 持续性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公司通常规模更大, 股权集中度更高, 不易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违规及人事变动的可能性较小, ROE提高及属于三大板块的概率比较大。
(四) Pearson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见表3, 通过相关系数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除了变量PRE_CHA, INSTI及RESTATE外, 持续性与其他变量显著相关。同时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大多在0.3以下, 故可避免回归模型的多重共线性。
注:**表示相关系在1%的置信水平上 (双侧检验) 统计显著;*表标相关系数在5%置信水平上 (双侧检验) 统计显著。
(五) Logistic 回归分析
对收集到的2006-2009年间490家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有效样本数据, 运用SPSS16.0软件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 分析结果见表4。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五个变量具有显著性意义, 即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 人事的变更, 经济效益的变化, 是否属于三大板块, 超额累计收益。这一研究结果反映我国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出具的机会主义现象有四个主导原因:一是目标的偏离, 当目标发生偏离时, 即内部控制的效果并没有预期达到, 上市公司极有可能选择今年出, 明年不出具报告。我国内部控制新规范中指出, “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 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 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从公司自身角度来看, 经营目标和战略目标是企业主观非常乐意付出努力去实现, 但实现的情况受客观环境的制约, 如竞争的激烈的程度, 产品受欢迎的程度, 是否有例外事件的发生等。合法性目标和报告目标是企业被动的一种遵守, 只要愿意实现就一定会实现, 其实现程度受着公司的主观意原的影响。从实证研究结果发现, 上市公司更关注的经济效益的变化, 变量ROE_CHA的系数为0.472, 显著性为0.039, 即当效益发生的变化, 将会左右企业是否继续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选择。财务报告重述和违规行为 (RESTATE和VIOLATE两个变量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分别0.583和0.195) , 并不会影响企业是否继续出具内控报告。二是行业特性, 属于“上证公司治理板块”样本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及金融类公司在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时更具有持续性, THREE变量系数为1.567, 显著性小于1%, 原因一方面是强制引导, 这三类公司属于各项规范所强制规范的对象;另一方面这三类公司在内部控制方面应该比一般的企业做得更好, 更具有稳健性, 具有一定的“领头羊”的作用。三是人事变动。控制环境设定了一个组织基调, 以影响其员工的控制意识, 提供了秩序和结构, 控制环境之一包括管理层的理念和经营风格, 当董事长或总经理等管理层发生变化, 企业的理念和经营风格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有可能对内部控制的认识和重要性有着不同的见解, 因而导致内控鉴证报告的不连续PER_CHA的系数为-0.413, 在10%上显著。四是信号传递的结果。林斌 (2009) 研究表明, 越是优质的公司, 越愿意出具内控鉴证报告以向社会传递优质信号。本文的研究结果-CAR的系数为2.938, Wald值为0.304, 则从另一角度说明当市场对这种信号反应越强烈, 企业则越有动力继续出具内控鉴证报告。
注:概率分界值为0.5。
本模型有四个变量VIOLATE (违规) , SIZE (规模) , RESATE (财务报告的重述) , 以及INSTI (股权集中度) 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是作用方面和预期效果相同。即没有违规, 规模越大, 没有进行重述, 股权较分散的公司在保持内控鉴证报告的持续性方面做得更好。尽管前人的研究大多表明, 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资源进行有效的内部控制, 但从持续性的角度来看, 越大的企业的内控系统越复杂, 也越有可能出现问题。因此, 其持续性更不容易保持, 规模并不能作为决定是否继续出具内控鉴证报告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本模型的Nagelkerke R Square的值为0.151, 说明本模型变量的拟合优度为0.151。从表5可以看出, 本模型对于非持续出具内控鉴证报告公司的预测的准确率为7.1%, 持续性出具内控鉴证报告的准确率为98.4%, 总体预测准确率为77.6%。也就是说对于持续性的预测准确率远远高于非持续性的预测, 但总体预测准确率尚可。通过对样本参数的独立样本的T检验, 发现CPA_CHA, SIZE, THREE , CAR 的均值显著不同 (显著性水平为5%) , 和前面Logistic回归分析相对应, 虽然注册会计师事务所, 三大板块, 以及超额累计收益对是否持续出具内控鉴证报告有显著影响, 但由于持续组与非持续组之间均值差异显著, 可能造成该模型对持续组的预测准确率更高。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6-2009年期间5 299家深沪主板上市A股公司在年度报告或独立公告中披露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为研究对象, 研究表明仅1成左右的公司出具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而出具鉴证报告的公司并不是持续性地出具, 而是有着一定的机会主义倾向。当内控目标发生偏离, 人事变动, 信号传递失效时,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自我选择会发生改变。企业经济效益有所改善, 没有违规和进行财务重述, 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和董事长、总经理很少变更, 市场信号传递越充分的企业, 处于“三大板块的公司”越有可能保持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持续性。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是对企业董事会出具的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一种意见评价, 其结论直接影响到内控自评报告是否值得信赖。内控自评报告的有效性则来自三方——独立董事, 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从成本上来看,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出具评价意见的成本最低, 2006-2009年间深市主板约70%-80%的公司选择了独董或监事会来出具内控评估报告的意见, 而仅1至2成公司选择CPA出具鉴证报告。从信息不对称和专业素质的角度,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实际上很难全盘对内部控制做出真实全面的了解, 其意见更多的是同意董事会的意见, 相比较而言注册会计师的鉴证报告更值得信赖。然而, 内控鉴证报告机会主义式披露, 增加信息的不对称程度, 将会造成投资者内控信息断点, 不利于其纵向比较, 同时也不利于企业真正发现内控问题, 阻碍其持续优化内控系统。
由于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上市公司通常不会自愿披露内部控制报告, 持续优化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系统的政策意图往往只有在强制披露的环境下才能达成 (黄寿昌, 2010) 。实际上, 2006年两大交易所颁布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已强调应强制出具内控自评报告和注册会计师的评价意见, 但很多上市公司并没有按照规定执行, 而内控鉴证报告更是处于实质“自愿“状态。之所以近两成的公司的内控鉴证报告出现“机会主义”披露行为, 根本原因在于原有指引的强制约束性缺乏。美国的萨奥法案906条款明确规定, 若公司违反财务报告和相关披露的责任, 将受到最高达100万美元的罚金、最高达10年监禁, 或并罚;如果蓄意故犯, 则将被处以最高达500万美元的罚金、最高达20年的监禁。相比这下, 而我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与相应的配套指引并没有经人大审议, 不具有法律效力, 五部委联合颁布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解决内控信息强制性披露的执行力缺失的最终方案是监管措施的配套, 尤其是惩罚手段的应用才能真正避免信息披露流于形式和“机会主义”的披露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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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林斌, 饶静.上市公司为什么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 2009 (2) :45-52.
创业投资契约机制与机会主义行为 篇10
在创业投资活动中至少会涉及三方, 一是投资机构 (投资方) ;二是创业企业原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创业方) ;三是创业企业, 即为创业方设立的企业, 也是投资方的投资标的。
当创业企业出现资金短缺时, 需要对外融资。啄食顺序理论证明, 企业先考虑内源融资, 再考虑外源融资, 在外源融资中, 企业先考虑债券融资, 再考虑股权融资[1]。而我国企业则有通过IPO进行股权融资的偏好[2]。然而对于处于初创期的企业来说, 无法迈过IPO的门槛, 而且债权融资能力有限。笔者在对41家创业企业的调研中发现, 有36家处于初创期的创业企业在面临内部资金缺乏和债务融资条件不足采用股权融资方式, 其融资方式遵循内部融资———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的顺序, 这就意味着创业方融资是带着先天的无奈性。
而投资方作为资本的拥有者, 在资金投入钱占据着谈判优势地位, 他们会利用这种优势地位在谈判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设置的投资契约也较为苛刻。
当投资方与创业方签订投资契约、完成投资时, 投资方与创业方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 这种投资方和创业方的委托代理关系有着一些特殊性。因为创业方不仅是投资方的代理人, 是创业企业的实际控制人, 对创业企业拥有经营管理权等。而投资方作为委托人, 一般不参与企业经营管理, 决策权有限。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加剧, 信息不对称本就是经济活动中的普遍现象, 它存在于创业投资活动的整个过程中。信息不对称根据不同的因素可分为不同的类型。这里分别从时间和内容分类, 从时间上看, 分为事前信息不对称和事后信息不对称;从内容看, 有隐藏信息或隐藏行动。按照此分类可组成四种信息不对称的类型, 即事前隐藏信息, 事前隐藏行动, 事后隐藏信息, 事后隐藏行动。
事前的信息不对称, 一般会引起逆向选择, 投资方可通过审慎的调查以减少。所以, 在创业投资活动中, 引起道德风险的主要事后隐藏行动和事后隐藏信息, 贯穿于投资后管理的整个过程。因为投资后优势已经从投资方转向了创业方, 投资方的契约洽谈优势已经不复存在, 而此时创业方不仅具有信息优势, 还有这掌控创业企业的优势, 投资方面临的道德风险增加。
投资方的道德风险, 对于创业方来说即为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创业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不仅会损害投资方的利益, 也会使创业企业的遭受损失。
面对创业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投资方常用严格的契约条款设置防止其发生, Barney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当创业方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增大时, 投资契约中防范此类机会主义行为的条款会相应增加[3]。然而, 契约条款的增加, 是否能防止创业方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Barney并没有给出确切答案。机会主义行为本身具有隐蔽性,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更难于被观测。鉴于此种情况, 笔者通过实地调研, 从道德风险产生的理论原因和实践中的投资契约条款设置分析, 研究通过契约设置的动态机制预防道德风险的发生。
1 机会主义行为的理论分析
自利性、不公平和信息不对称是道德风险发生的三大主要原因。自利性是机会主义行为的本质动机, 而不公平的感受促发了机会主义行为, 信息不对称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首先, 创业方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詹森和威廉·麦克林认为委托方代理方的目标函数不一致, 有着各自的收益与成本考量;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认为, 人具有自利的本性, 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他具有利己本性, 在经济活动中会导致人们追求个人利益而不会顾及其他人利益。所以创业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为了己方的利益和成本考量而不顾委托方的收益, 即是为了自身获得更多的利益, 或付出更低的成本。从根本上说, 创业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受利益驱动。同时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的“自利性”边界应该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限度;“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边界应该以不损害公共利益为限度;“经济人”的自利和利益最大化行为应该在法制和规则的约束之下, 合乎伦理和遵纪守法[4]。创业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不仅需要付出道德成本, 有时还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的成本。促使创业方愿意付出这两种成本, 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并不完全是因为获得的收益比付出的成本要大。因为道德成本本身无法度量, 创业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本身会给创业企业带来损失, 而创业方作为创业企业的股东, 其利益也会间接收到损害。而且创业方并非完全理性, 完全受利益驱使。那么促使创业方机会主义行为的另一个原因是创业方感觉在签订契约的时候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其次, 投资方利用投资谈判的优势地位, 设置让创业方感受不公平的契约。亚当斯公平理论认为, 人能否受到激励, 不仅受到他们得到了什么而定, 还要受到他们所得与别人所得是否公平而定。当人们感到不公平待遇时, 在心里会产生苦恼, 呈现紧张不安, 导致行为动机下降, 工作效率下降, 甚至出现逆反行为[5,6]。在签订投资契约时, 投资方同样作为“经济人”的自利性, 利用其优势地位, 尽可能的以契约的方式为已方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创业方由于缺乏其他融资渠道而接受投资方的苛刻条件, 创业方认为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这种不公平在创业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 创业方会利用其信息的优势地位去弥补这种不公平。
再次, 从信息不对称理论看, 在投资方与创业方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信息不对称必然存在, 创业方可利用其信息优势, 通过隐藏信息和隐藏行动实施机会主义行为, 如果创业方和投资方的信息完全对称, 那么投资方就可以设置详尽的契约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 约束创业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所以说信息不对称为道德风险提供了可能性, 但信息不对称并不是道德风险发生的原因, 它只是为创业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条件。也就是说即使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如果作为代理人的创业方完全忠诚, 或者投资方和创业方的目标完全一致, 也不会发生道德风险。
而现行的以投资方意愿为主的投资契约条款设置, 一方面让创业方感受不公平, 另一方面不能对创业方的自利行为进行较好的管控, 也不能较好的管理创业方的隐藏信息和隐藏行动的行为。
2 机会主义行为的契约条款分析
Sahlman、Kaplan和Stromberg等学者通过观察, 总结出契约条款主要包括登记权、跟售权、优先认购权、期权计划、竞业禁止、回购条款、知情权、董事会席位、反稀释条款、清算权、自动转换条款等[7,8]。由于投资方和创业方双方都具有“经济人”的自利性, 而在契约谈判中, 投资方优势地位设立了对自身有利的投资契约。企业家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大多处于谈判弱势地位, 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只能接受一些苛刻的条件。因为创业企业家此时无法寻找其他融资渠道, 对于风险投资家的资金, 他们要么拒绝融资, 要么接受一些苛刻的条件[9]。
基于以上的投资契约内容及双方谈判地位,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和访谈的方式, 对41家创业企业和8家投资机构进行了深度调查研究, 根据股东权益范围以及创业方的接受程度将投资契约分成两大类 (表1) :第一类为投资契约基本内容, 其基本特征为投资方作为公司的一名普通股东应该享有的权责, 及投资方享有的权责与创业企业的其他股东无区别, 也是创业方愿意接受的条款内容;第二类为, 约束性条款为投资家作为特别股东享有的但企业创业股东不享有的权益, 或原股东承担但投资方股东不承担的责任。风险投资契约中的增强性条款实为一种特殊的委托代理契约, 即为投资方作为委托人与创业企业方约定的一系列事项。
上述契约条款中的基本内容属于股东的基本权责条款。本文不作分析。对于约束性条款, 调研小组分别对创业方和投资方进行了问卷调查。为方便叙述, 以A代表创业方, 以-10至0分代表A方最不愿意接受到最容易接受的条款, Ai表示创业方对第i条款的评价;以B代表投资方, 以0至10分代表B认为最不重要到最重要的条款, Bi表示创业方对条款i的评价分;按分值高低排序, 将双方对各条款的评价分排序 (图1) , 得出:
│Ai│越大, 表示第i条款是A越难以接受的条款, 创业方的不公平感越强烈, 更容易引起创业方的机会主义行为。Bi越大, 表示B越重视的条款, 即在投资谈判中投资方越是坚持的条款。
再令│Ai│+Bi=iAB, iAB越大, 表示B的重视程度与A的难以接受程度差距越大, 即投资方与创业方的分歧越大, 将iAB按大小排序 (图2) :
从统计中, 可将约束性条款内容分为三层, 第一层为争议型条款, 包括12、4、13、1。该类条款对于双方都很重要, 而且双方分歧较大, 一般是强势一方逼迫弱势一方接受;第二层为可让渡性条款, 包括6、10、9、8、5、3。该类条款对于其中一方比较重要, 而对于另一方可以接受, 双方分歧有所弱化;第三层为可协调型, 该类条款双方分歧较小, 经过沟通可达成较为一致的行动, 双方能够达到心理的平衡。通过契约条款的设置, 降低创业方的不公平感, 减小道德风险的可能性, 关键是要处理好第一层条款。
而第一层条款的内容均排在创业方难以接受的前六位, 创业方感受到的不公平性是显而易见的。从条款细致内容看, 它并不能很好的管控创业方的自利性, 首先企业估值调整作为一种奖惩并用的措施, 在一定程度能够控制创业方的自利性机会主义行为, 但这种调整往往是一次行的, 并不能连续控制创业方自利性机会主义行为;其次, 特别表决权或一票否决权缺乏弹性机制, 过分使用不但不会控制创业方的自利行为, 反而会增加创业方的不公平感;再次, 投资方所拥有的清偿控制权, 是在创业企业经营不善, 或机会主义行为已经给创业企业造成损失以后的补偿措施, 不能起到事前预防的作用。对于信息传递的条款设置, 是双方都能接受的, 它属于的基本条款内容一类, 而在契约设置中, 投资方对创业方信息传递往往局限于创业企业的财务报表信息, 这恰恰是投资方对信息传递的忽略;而利用参加董事会获取的创业方即创业企业信息也十分有限。
3 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态契约设置
投资契约是投资方和创业方要求和未来事项处理集中体现的综合体。由于投资方较少参与创业企业的具体经营管理事项, 只有通过契约条款约定双方对未来各的事项所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同时由于契约具有不完全性, 投资方和创业方都无法完全预测到未来发生的所有事项, 契约也无法规定出所有的权责。为此, 笔者认为, 契约的条款设置应着重建立一种动态机制来预防道德风险的发生。
要管控创业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减少道德风险的发生, 就应通过的契约设置一种动态的机制, 增加创业方自利的成本, 建立双方的公平利益, 减小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种动态调整机制应以利益分配为基础, 建立公平的收益分配和风险分担制度, 它应包括价值的动态分配机制, 信息共享机制, 管理权和支配权的相机调整机制、双向激励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五方面。
3.1 价值动态分配机制
风险投资契约是双方为当前的投入和未来的收入分配机制达成的一系列协议, 由于契约具有不完全性和创业企业价值在未来处于连续变化的过程, 当变化超出某一方的心理预期或超出契约设定的范围时, 会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创业方在投资洽谈时被迫接受了一些苛刻的条件, 使其在未来收益的度量中, 感觉到不公平, 而催生机会主义行为。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不仅损害投资方的利益, 同时也对创业企业的发展带来损害。目前的投资契约条款中已使用企业估值调整和可转换证券的, 而企业估值调整皆为一次性调整, 可转换证券的且选择权都属于投资方。这不能反映创业企业价值的变动的连续性, 也增加了创业方的不公平感。投资方和创业方, 应以双方的投入为起点 (这种投入不仅包括双方的资金投入, 还包括劳动投入, 各自拥有额社会资源投入等) , 以双方的期望收益为目标, 根据创业企业价值的变动, 调整投资方在创业企业中的持股比例, 综合利用可转换证券、估值调整等有效方式[10], 建立一种动态的收益分配机制, 进行合理的收益分配。
3.2 信息共享机制
投资方对事前信息的采集主要通过尽职调查, 对事后集中于信息的传递主要依赖定期的财务报告, 或董事会的信息来源。信息的传递普遍有滞后性, 且获取的信息具有片面性, 只能较小的防止创业方的隐藏信息, 对于创业方的隐藏行动则无法获知。为此, 投资方应通过契约设立更多的信息获取方式, 投资方可通过终端接入到创业企业的方式, 提高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和全面性。从预防隐藏信息的角度, 投资方应获取的信息包括创业企业的财务数据、客户数据、采购原料数据、对外投资数据、生产工具增减数据、员工变动数据等;从预防隐藏行动的角度, 投资方应获取的信息包括高管人员的出勤情况、差旅情况、对外投资行为等。
3.3 管理权和支配权的相机调整机制
以上的契约分析中, 投资方通过契约约定的管理权一票否决权和董事席位表决权, 支配权主要有清偿控制权和更换管理人的权力。这些权力有刚性特征, 如果不行使这些权力, 无法阻止创业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如果行使了这些权力, 则严重伤害创业方的积极性, 使得创业企业蒙受损失。特别是企业支配权, 很有可能直接导致创业企业终结。对于企业支配权归属的观点中, 熊彼特认为在新技术新要求不断涌现的年代, 知识分子应成为企业的管理者控制企业[11];加尔布雷思认为, 在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不是资本而是知识, 权力应该有知识拥有者“技术结构阶层”[12]。张维迎以企业总收入与工人合同工资和债权人利息之间的关系, 在不同情况下, 企业所有者不同, 可得出工人的索取权优先于债权人优于企业股东[13], 而投资方作为外部投资人, 其索取权应介于债权人和创业方股东之间。所以, 笔者认为, 创业企业大多数属于高新技术企业, 而创业方又作为企业的原始股东, 应当拥有创业企业的支配权。投资方的契约设计应集中在企业管理权方面, 投资方可要求将股东的分红权与表决权分开, 可针对不同的决策事项, 分配不同的表决权。这样在投资后的管理活动中, 可将创业方的正常经营决策, 和实施机会主义行为有效区分, 实施不同的表决权。
3.4 双向激励机制
激励包括正激励和负激励。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人”的自利性, 应采用负激励措施增加创业方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 使创业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变得无利可图。正激励的方式有两种, 一是在一定时间内通过企业估值双向调整机制对所持的股权进行双向划转;二是根据创业企业的经营业绩及和IPO的实施, 将部分股权收益让渡给创业方;投资方还可以对通过期权激励的方式对创业企业的管理层进行激励, 极端情况下通过更换实际控制人, 约束企业管理人员的道德风险。
3.5 风险分担机制
以上契约分析中的退出条款, 是投资方认为最重要的, 也是创业方认为很不能接受的条款。其中分歧主要集中在要求创业方回购, 且回购价格较高方面。投资方认为, 投资方并不是作为创业企业的长期股东而存在, 在一定时期, 如果创业方没有完成目标, 投资方必须退出, 而且, 投资方并不参与创业企业的经营管理, 创业企业有创业方经营管理, 如果出现经营不善, 理应由创业方承担风险。创业方则认为, 如果回购条款成立, 投资方是在进行一场没有风险的活动, 无论创业企业经营的好坏, 投资方都会获得较好的收益, 而创业方对投资方的投资承担了无限责任。所以在预计创业企业不能达到目标, 未来会面临回购投资方股份的时候, 往往会催生创业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 投资方应建立一种风险分担机制, 如对创业企业所面临的风险进行分类, 对于有创业方过失引发的风险, 有权要求获得收益补偿;而对于如政策风险、行业风险等系统性风险, 双方则应共同承担。
4 结束语
道德风险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 可以说只要市场经济存在, 道德风险就不可避免。但存在道德风险并不等于发生道德风险, 在创业投资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只有创业方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 实施机会主义行为才会产生道德风险。创业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这不仅仅损害了投资方的利益, 甚至损害了创业企业的利益。投资方应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然而, 投资契约设置中, 投资方往往只看到眼前的情况, 利用谈判优势, 尽可能的在契约中设置对自方有利的条款, 这让创业方感到不公平, 但又不得不接受, 这就催生了创业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投资方应建立一种契约形式, 在双方之间就各事项进行动态调整, 以减少道德风险的发生。
然而, 道德风险的发生, 无法完全避免, 只能减少。在契约设计中, 投资方和创业方的分歧只会减小, 不可能消除, 对契约的不公平感也不会消除。由于在契约谈判时, 双方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的信息, 契约本身具有不完全性, 所以建立动态的契约调整机制, 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在实践应用中也有所尝试, 如企业估值调整机制即为一种简单的动态调整机制, 要建立更完善的动态调整机制, 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摘要：文章从“经济人”的自利性、公平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分析创业投资活动中道德风险产生的理论原因, 并根据投资方和创业方对创业投资契约条款的认知不同, 对创业投资契约条款进行分类分析, 找出双方的主要分歧, 分析创业投资道德风险产生的现实原因。根据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 提出建立契约设置的动态调整机制, 合理分配投资方和创业方的收益, 减少投资方与创业方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道德风险。这种动态调整机制包括企业价值动态分配机制、信息共享机制、支配权的相机调整机制、双向激励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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