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本土化

社会科学本土化（精选十篇）

社会科学本土化 篇1

台湾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缘起于台湾社会科学家反省本土社会科学研究者的OEM式学术研究模式[3]68,也称“素朴的实证主义”。

因而,倡导社会科学本土化是有针对性地批判上述这种“素朴的实证主义”,寻求建立在本土的社会/文化/历史脉络中更贴切地描述、理解和解释本土实际的本土化社会科学。但是,这里有两个概念有待澄清,一个是何谓“更贴切”?或者“更贴切”的标准是什么?二是何谓“本土实际”?

所谓“更贴切”,逻辑上蕴涵着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不能“贴切地”描述、理解和解释本土实际。而且,上述历史回顾中表明,这种不贴切的主因是本土社会科学家的OEM式研究方式。那么“更贴切”就意味着本土社会科学家首先要清楚认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背后的哲学内涵(方法论、本体论承诺等),其次对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构建中采取的方法论立场、本体论承诺有清晰自觉的意识,最后达致“至少不比西方社会科学差”[3]88地显露、展现、符合、表现、反映、象征、诠释或建构[3]31所研究的行为。杨国枢进一步将这个标准称之为“本土契合性”,强调本土化社会理论能更有效地与当地人之心理与行为及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相契合[4]。

然而,如果在方法论上与西方社会科学没有不同,那么上述意义上的本土化社会科学怎样与OEM式西化社会科学相区别?是有独特的方法吗?大部分学者认为没有。那区别在哪呢?有的认为在于其所关注的问题及思考问题的重点上,如杨中芳[3]82、吴重庆[5];有的认为在于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和本土社会的实际结合起来(比如中国的文化传统、当地人的想法及特有的行为等)(如费孝通[6]、黄光国[3]75、杨国枢[3]28);有的认为在于形成特有的社会理论,如郑杭生[2]41。实际上,上述三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关注的问题不同,是因为基于中国的社会文化脉络提出问题,由此必然生发出不一样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是为了更贴切地描述、理解和解释本土实际。因此,说到底,本土化社会科学寻求的是考虑本土社会文化语境,并且更有解释力的理论。但是如果本土化社会科学采用的方法论和方法都与OEM式西化社会科学没有区别,那么对本土语境的侧重是否能成为本土化社会科学的独特特征呢?由此产生的理论在本质上会是独特的吗?

第二、 三节将展示如下论点:社会科学本身就蕴涵了要求社会科学家考虑本土社会文化语境,并且建构出模型或者理论,来诠释他们在生活世界所知觉到的各种现象,并在必要的时候加以批判,使其改变得更合乎理性(下文简称“论点T”)。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本来就应当是本土化的,对本土语境的侧重并不能成为本土化社会科学的独特特征,因而由此产生的理论本质上并不特殊。那么,本土化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学术取向,即对本土现象的研究要减少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误解乃至误用。如何“不误解”?一是清楚认识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背景,二是对本土实际的贴切认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要以科学哲学为基础。前者一目了然,后者与下列问题相关:“更贴切地描述、理解和解释”的“本土实际”指的是什么?“本土实际”是指真实存在的社会结构、个人心理、文化传统,还是仅仅指研究者对于所谓“本土实际”的概念构建呢?这实际上关乎科学哲学中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话题。

综上,如果第二、三节对于论点T的论证成立的话,我们可以说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实质上是一种学术取向,即对本土现象的研究要减少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误解乃至误用,要求社会科学家基于科学哲学,清醒地使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和理论研究本土行为及社会结构,并寻求批判性发展。

二实证主义

本节以及下节以社会科学中两个最基本的方法论传统为例论证论点T。

作为学科建制的社会科学形成于1850-1945年期间[7],深受启蒙运动影响,致力于根据自然的权利,发展一种建立在理性和经验基础上的新的客观的社会科学[8]。基于此背景,实证主义和诠释学围绕社会科学的本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讨论。

孔德(A.Comte)、密尔(J.S.Mill)和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是实证主义的代表。在此,以迪尔凯姆为例,考察其如何论证社会科学的科学本质,以及留下哪些硬核。我们对其论证思路概括如下:

(一)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基本思路

观点:社会学(社会科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

理由:

A.社会学的主题是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该主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B.科学的任务是发现关于实在的规律,故实在是科学的对象。

C.社会学的基本原则是:把社会事实看做物(things)。物不同于概念,故社会事实应被看做是实在而不是观念[9]69-70。

D.社会学研究拒斥一切预断,其研究出发点不应是别的,只有:可观察的资料(observable data)。

E.可观察材料很容易是主观的,那么如何保证这些可观察材料的客观性呢?除了上述C、D两个原则外,还要求观察者保持客观的态度。

F.社会科学最为重要的是区分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正常现象是具有最普遍形态的事实,这种普遍性本身是可以解释的,这种解释必须与我们所研究的种的生存条件联系起来,根据该现象是生存条件必然造成的机械性结果,还是使人的机体适应生存条件的手段,来解释现象的正常性。

G.解释一种社会现象,不但要找出事实的原因,指出为什么此事实存在,还要阐述其功能,说明事实的有用性,从而显示事实与环境的统一。

因为ABCDE,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因为AFG,社会学是一门特殊的人文科学。

(二)实证主义的局限及其遗产

迪尔凯姆实证主义的遗产在于其论证社会学之科学性和特殊性的策略,即自然主义(naturalism)和整体主义。其局限性在于对上述策略的具体实施。

1.遗产:自然主义和整体主义

简单概括迪尔凯姆论证社会学之科学地位的策略:首先将自然科学作为科学的典范,参照自然科学的本质,论证社会学也具有类似的本质。这样的策略我们称自然主义的策略。除此之外,论证社会学之特殊性的策略是:整体主义,即社会学研究的类型不能还原为下一层级的类型(例如心理或者生理),从而也导致其特殊的研究方法(如:功能分析方法)。这两类策略本身具有开放性,因而也得以在实证主义哲学受到批判后继续发展。

2.局限:

卢卡斯(Steven Lukes)指出,迪尔凯姆的根本缺陷在于其对客观性的幻想性追求以及误解性地忽视心理学,具体到社会学解释则忽视了诠释学的维度和社会事实的微观基础[9]18-19。他的点评非常精到,而这些缺陷主要是针对上述策略的具体实施。

(1)实证主义的局限

对于自然主义策略,迪尔凯姆采取的是实证主义进路:首先,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外在于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可获得客观有效知识的。然后,基于关于社会实在的实在论立场上,论证社会科学也具有同样的客观性,从而论证社会科学之科学性。

当然这里的“客观性”是需要澄清的。首先,要获得客观有效的知识必须“把社会事实看做物”。要注意的是,迪尔凯姆说把社会事实当做物,并不是把社会世界的现实和外部世界的现实同等看待,而是把社会事实看做是与物质之物具有同等地位但表现形式不同的物。因而,迪尔凯姆谈论的是:应该以实在的方式处理理论术语的构建。其次,既然社会事实外在于个人意愿,那么社会科学家就不能以精神直接认识物,而要摒弃先入之见,亦即要保持像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在他们的学科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时所具有的那种精神状态。其三,如何坚持这种精神状态呢?根据C和D,社会科学家能且仅能通过可观察的资料进行外在的研究。但是如何通过基于感觉的观察资料得到客观的表象呢?在迪尔凯姆看来,这是因为社会实在具有一种使自己“结晶化”的特性。

从当代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上述几乎每一条都受到批判。首先,对理论术语的构建本身是需要诠释的,因为构建一个语词,必先在语词所在概念系统中理解其意义,而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处于不同的概念系统说同一个词,这就需要澄清意义,也就需要诠释[10];其次,在诠释中自然科学也不可能摒弃先入之见,因而不可能保证价值中立的精神状态;其三,社会的语言游戏没有本质,只有流动的生活形式,社会实在能使自己“结晶化”的特性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幻想性追求。那么,这些批判对自然主义策略构成威胁吗?可以说没有,因为自然主义的立场是随着自然科学观的改变而改变的,对于上述三种批判的回应可见于建构实在论的论证中[11]。

(2)整体主义的局限

对于整体主义策略,迪尔凯姆采取的是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进路。如上所说,社会学有特殊的研究对象,那就是社会事实;并且根据社会事实的特性,社会事实只能由社会事实来解释。这是可能的,因为集体进化的主要原动力存在于社会内部环境。构成社会内部环境的有两种成分,一种是物,即存在于社会之中的有形物体,以及以前的社会创造物,如已经建立的法律、已经形成的风俗,不朽的文学、艺术作品等;另一种是人间环境,它们才是社会进化的驱动力。因而,社会学的问题尤其在于找出最能影响社会现象的这种人间环境的各种属性。但是解释并不是到此为止,因为原因并不能解释:人类相继的历史阶段,前面的进步是怎样预先决定了后面的进步。这说明社会学解释同时需要另一种解释:功能解释,即从社会现象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关系来评价社会现象的有用价值。

对方法论整体主义最典型的批判是:其忽视了人的能动性以及价值关联,因而忽视了行动意义。但这些批判并不意味着要抛弃整体主义,相反,帕森斯和吉登斯由此发展了一种结构主义的整体主义。

综上,实证主义方法论传统为社会科学留下了两个重要的遗产,一个是论证社会科学之科学性的自然主义策略,另一个是论证社会科学之特殊性的整体主义策略。那么这两个遗产是否包含了论点T呢?首先,自然主义预设了科学中存在一套共同的客观标准,使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这也就意味着要清醒地认识西方社会科学,就必须了解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其次,无论是当代科学哲学还是整体主义,都强调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对于解释是不可或缺的,语境因素已经成为模型建构的内在因素。因此,实证主义传统以及其后继者实际上都认可了论点T。

三诠释学

诠释学作为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始于狄尔泰(W.Dilthey),认为社会概念形成于它们被运用的世界,概念被共同体所拥有,在共同体中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或接纳新成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成员只有学会运用这些概念才会被共同体接受,这个过程离不开人类主体的诠释。因此,揭示行为的意义需要诠释学的理解,而且理解意义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这使历史社会领域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狄尔泰因此强调“解释”(explanation)和“诠释”(interpretation)之间的区别,并把科学分为两类,一类为自然科学,另一类为精神科学,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解释,精神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诠释。这种方法论二元论主要是反对实证主义方法论,也被文德尔班(W.Windelband)、李凯尔特(H.Rickert)和韦伯(M.Weber)有修改地接受[12]。下面选取韦伯为代表,试图厘清诠释学论述社会科学之本质的基本思路。

(一)韦伯:经验知识和规范性判断的划界

简单地讲,韦伯所做的就是:关于经验科学和实际社会政策(practical social policy)的划界(或者经验知识和规范知识的划界)、关于理论和实在的划界。要论述前者必涉及后者。具体论证如下:

观点:社会学(社会科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理解是其主要方法。

理由:

A.经验科学寻求真理,真理寻求适当地分析经验实在的有效性。实际社会政策阐述理想(ideals)、给出价值判断。事实与价值是相异的,故而应该明确区分经验科学和实际社会政策。

B.社会科学是关于具体实在的经验科学。经验社会科学的认知目标就是理解实在的特点,“一方面理解其现今表现形式中的个别事件的联系和文化意义,另一方面理解它在历史上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原因”[13]72。这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首先能够把无关紧要的东西与重要的东西区别开来,把实在与我们的文化价值联系起来,然后抽出对我们有意义的联系。这种抽象的结果使得社会科学的主题不是真实的实在,而是对实在的概念构造。但这种概念构造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还需要有助于对实在的意义的理解(或诠释)。

C.经济-社会科学的主题是价值关联的,价值关联简单地指:“哲学地诠释那种特殊的科学‘兴趣’,它决定选择主题以及经验分析的问题”[13]22。

D.既然经济-社会问题是价值关联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有效的论证是可能的吗?

D1.什么叫客观上有效?韦伯说就是对经验实在的分析性整理(the analytical ordering)。如何达致分析地整理经验实在?韦伯说关键在于对经验实在的各部分作出恰当的因果归属。

D2.文化科学中的因果问题并不是一个规律问题,而是具体的因果归属问题,即因果归属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手段,被我们用于将一个社会-经济事件归属于一个概念框架。在这个概念框架下,理想类型的概念构造被用于衡量概念和实在的关系,也就是比较经验实在,从而安置它们的相异或相似地位,用最为清晰明了的纯概念描述它们,并且因果地理解和解释他们。

D3.理想类型将“实在”转换为“心理结构”,它不是假说,而是提供了建构假说的方向;它不是对实在的描述,而是旨在给出这种描述的清晰明了的表达方式;它既不是历史的实在也不是“真的”实在,它的意义在于作为一种纯理想的限制性概念比较和研究对真实状况(或行动)的重要成分的阐释[13]93。

D4.理想类型是一个发生学概念,因而不同的标准可以用于选择构造关于某种具体文化的理想类型的特性。但理想类型的构建,是作为工具而不是目的,因而,在使用它们的方式上,研究者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受到我们的思维规范的制约。那是怎样的规范呢?价值中立原则。

E.何谓价值中立原则?

E1.经验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不是达到价值判断,从而制定经济社会政策,而是对这些价值判断的科学批判。这要求:如果社会科学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选择了研究课题,他应该遵从他所发现的资料的指引,而停止使用任何主观的价值观念,严格地以客观的、中立的态度进行观察和分析,从而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E2.严格的经验分析只能在目的明确给定的情况下解决手段对于达到该目的的充分性问题。但同时,对行动的判断不仅仅纯粹地依据它们的工具价值,而且还依据它们的内在价值。那么严格“科学地”仅仅指内在一致地,而不能被外在“事实”驳倒。这也就意味着对经验研究的评价并不存在必要的实际基础。

F.经验社会科学对价值判断的批判性讨论何以可能?

F1.存在给定的需求;

F2.所有这些需求及其排列次序是可接受的;

F3.一个给定的经济次序是存在的。

因为AB{D}{E}{F},社会科学是一门科学;因为BC{D},社会科学是一门特殊的文化科学。

(二)韦伯的局限及其启示

韦伯关于社会科学本质的论证策略简述如下:

否定性策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属于不同性质的科学,因此不能参照自然科学来论证社会科学的本质。

肯定性策略:社会科学是理解意义的科学。首先,社会科学是特殊的,因为价值关联(C);其次,经验科学的主题是价值关联的,但价值关联并不影响经验科学的客观性({D}{E}{F});最后,经验科学知识的作用在于帮助我们对意义的理解,所以最终社会科学的任务是诠释意义(B)。

1.局限:

韦伯对上述策略的具体阐述,主要受到这样几个方面的挑战:

(1)视阙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研究者的价值判断是内在于诠释活动中的,不存在抛却研究者视阙的诠释,意义只有在研究者的“成见”和被诠释者的“内容”融合在一起时才产生。韦伯对意义的定义基于严格主客二分之上,没有看到诠释意义的主体间性。这方面的批评有来自诠释学内部的,如利科(P.Ricceur)、伽达默尔(H.G.Gadamer)等,还有来自诠释学外部的,如库恩 (T.S.Kuhn)。

(2)社会科学之客观性的根基究竟在哪里?根据{D}{E}{F},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主要体现在“理想类型的理性重构”,其结果是达到对经验实在的分析性重构。这种理性重构的工作是针对目的合理行动而言的,其得以可能的条件是,一旦确定课题,研究者就需停止使用任何价值观念。这个条件本体论上预设存在一个判断的标准为所有文化团体所共享,包括行动者。韦伯并未论证工具理性的普遍有效性,故而进一步的形而上学论证才能保证社会科学之客观性。哈贝马斯(J.Habermas)正是基于此,提出了交往行动理性。

(3)工具理性可作为理性化社会的唯一标准吗?社会科学以工具理性作为理性的标准,虽不能作为道德判断的最后依据,但社会科学在事实层面的讨论有且仅有工具理性这一种标准,那么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批判也就只有这一种标准。这预设了科学理性只有唯一的一种标准,那就是工具理性。在唯科学至上的当今社会,很容易扩大这种作为科学理性的工具理性的适用范围,甚至主宰人们的生活。批判这种意识形态的宰制性,成为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学派的一条进路。

2.启示

虽然受到批判,但韦伯的两条基本策略仍然存在。首先是对一味模仿自然科学研究方式的批判,其次是奠定了意义在社会科学中的核心地位。对于论点T来说,首先,诠释意义本身就蕴涵着对行动所在社会内部的文化环境的理解;其次,上述(2)和(3)中对韦伯的发展为本土化社会科学展示了一个广阔的存在空间:一是跨文化研究时,考虑是否存在这么一套普适的价值体系;二是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中预设的意识形态保持清醒的同时,比较本土意识形态包含的理性预设和价值判断;三是探寻本土化社会科学的上述研究成果是否能形成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补充和发展。

本土化社会学论文 篇2

一、在学术领域的定义中

社会学理论本土化发生的前提是外来社会学理论中的合理部分和当地实际情况能够充分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进行“本土化”的对象就是外来社会学，而这一过程是外来社会发生转变并且使得理论自身满足当地需要的过程，这种具体的转换过程需要经历这样几个阶段。

起初，当一种外来社会学理论被引入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后就需要充分了解到当地社会的实际需求，理论的转化需要以当地的理论需要为基础，如果外来的社会学理论没能和当地的社会实际情况进行融合，就很有可能使得进入的新社会学理论始终处于一种被研究的“外来社会理论”状态而难以拥有社会基础，更无法谈及更好的发展，最终会成为一种没有社会根基的、不能被社会实际使用的“花瓶文化”，逐渐被本土社会逐渐遗忘。就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历史上，外来社会和本土社会相结合的结合点一般都选择在本土社会的某个具体现象上，有时也会选取在某个本土社会的传统作为连接点，如上世纪中国社会学理论先驱严复在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时，对社会学理论进行了一个界定，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变化的原因以及社会达到治这一状态的有关社会学理论以及相关常识，所以严复在对外来社会学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将不同文化的结合点选在了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学术的群学特征上了。

在外来社会学理论和进入环境文化的结合种类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在用外来的社会理论对自身环境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需要用本土的社会经验对外来的社会学理论进行验证，同时也会用外来社会学理论及有关方法为解决本土社会问题提供有益的资料，这些都是利用外来社会学理论和本土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正是在这些结合的过程中，社会学学者们在这些结合的理论中找到了外来社会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也在不同社会学理论的对比中找到了自身理论和外来社会理论的不足，并且在不同社会学理论融合的过程中对双方理论中不足之处进行了修正和改造，最终这些行为都会体现出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倾向，还有一些学者和社会群体甚至会直接提出将外来的社会学理论进行本土化，积极主动地去寻求外来社会文化，通过这种积极的引进促进社会的变革，如新民主主义葛敏时期对“科学”和“民主”的引用。

最后，社会学理论本土化更高层次的指的是社会的学者在对外来社会学理论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以自身所处的社会作为基本研究对象，使用外来社会学理论来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从世界社会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因为历史和整治方面的原因，社会学起源于欧洲后传播至美国，在这之后两者交替成为世界社会学中的主要发源地，因为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强大，他们所主导的社会学理论成为了强势社会学，而且这些社会理论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渐标准化和规范化，与此同时，除了欧美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的社会学也必然存在一个学习和对欧美社会学掌握的过程，而这个学习的过程并不是为了学习内容本身，而是在学习内容的基础上以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为基本研究对象进行先进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在本土化的基础上使得外来的社会理论对本土社会产生积极意义。

在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中要将自身所处的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并不意味这要对本土社会中所有的问题都考虑到，真正科学的理性的社会学本土化是选择和本土文化有差异或者本土文化中的空白作为外来文化研究的突破口和重点，而从社会学本土化的不同角度来看，一般来说社会学者比较重视社会结构和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将这些作为最基本的问题突破口，如墨西哥社会学本土化研究学者曼努埃尔加米奥在对土著印第安民族社会文化的研究和非洲学者A阿格沃沃对约鲁巴人口头文化传承以及日本社会学学者有贺喜左卫门对日本乡村租赁制度方面的研究等等。

二、社会学本土化

作为一个对社会现象和不同文化进行研究的社会学术活动，其研究重点并不在于对传统社会学理论中的理论和应用进行改变和修正，而在于通过对外来社会学理论中对于本土社会中问题又帮助的问题进行多种形式的本土化结合，从而形成能够解决本土问题的具有本土特点的理论和实际方法。

从社会学本土化理论更具体的层面来讲，社会学本土化有着这样几个主要目的：首先，社会学本土化的最基础目的在于能够通过外来社会学的进一步认识来增强对外来社会的认识，而在研究这种认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虽然欧美等发达地区的社会学学者在较长时间段内的研究获得了几乎大部分社会学理论的共性研究理论，但是这些理论无论从结构上、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应，具有非常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等西方特征。所以这些社会学理论对于西方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或者和欧美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就不具有相对适应性，这些社会学理论对于社会现象的解释和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也都是有限的，如果通过这些理论来解决当地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也无法得到满意的结果。因此在进行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中不仅要对外来进入的社会文化的内容上有所了解，还要对外来文化相对于社会本土的适应性进行仔细的研究，这些研究通常是以一些具体的形式进行的，如拓展对本土社会的了解，深化对本土社会的理解，强化对本土社会的有效预测等等。

其次，社会学本土化的核心在于促进全社会对社会本土化这一行为的应用。社会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相比具有更强应用性，社会学的正确应用以及合理的外来社会学的引用对于解决本土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促进社会各种系统的运行状态，同时也能提高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科学化水平。社会学的应用是多种多样的，在实际解决社会问题时不仅可以根据某个社会学理论提出相应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措施进行实施，还可以利用社会学理论中的具体实践方式(如社会市场调查、社会指标统计等等)进行社会组织活动管理。然而在对外来社会学知识的应用过程中如果没有根据本土社会的实际情况或者没有以本土社会理论环境为依据提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甚至对外来社会学理论机械的照搬照抄，不经过本土化而直接应用到现实的社会当中来社会问题，就难以实施或者在实施之后无法得到措施实施前的预定效果，还会在一些不适应的方面产生不良的负面影响。

最后，社会学本土化的目的在于能够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社会学方法，这个目的和社会学本土化的基本目的和核心目的互为前提，相互依存，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要增强对本土社会认识和外来理论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必须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科学方法，因此在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中要形成具有本土特点的新的社会学理论就需要更加客观准确地认识本土社会并以此为基础对外来社会理论进行合理地改造。除此之外，将外来的社会学理论改造成为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这一过程也是社会学理论学者加强对本土社会理论、研究活动以及各项社会活动的认识，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外来社会文化的接受改造能力，也发现了对本土社会有利的社会学方法，获得了更加科学实用的理论。

三、结语

试论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 篇3

【关键词】社会工作；本土化；中西方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需要引入西方先进的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改进我国社会工作，以缓解社会矛盾。但是，西方现代社会工作于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传入我国后，其理念和工作方法与本土的传统文化产了明显的冲突，始终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因此，如何使根植于西方的社会工作中国化，与中国文化进行融合，是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二、社会工作发展的困境

（一）我国本土社会工作面临的困境

我国社会工作架构由政府和民间两套救助体系组成。政府救助体系主要由各级劳动、民政、工会、妇联、共青团以及政府福利机构组成，民间政府救助体系主要由民营的家政公司、婚姻介绍所、就业培训中心等社会救助机构组成，还包括亲朋和邻里互救。在政府救助体系中，政府既是社会教助的投资者和领导者，又是社会救助的执行者机构，其运行是以政策和法规为原则，运作机制僵化，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而在民间救助体系中，由于以盈利性为原则，容易偏离社会救助的初衷；而邻里互助主要以亲情、友谊为基础，缺乏系统化和制度化，资源贫乏，救助面积小，在整个社会救助体系中的作用甚微。

（二）西方社会工作模式在我国的困境

西方文化源于希腊文化和希伯莱文化。前者强调理性、个性和自由；后者崇尚信仰、平等和博爱。在这种文化环境下，西方社会以个体为基础，“家文化”缺失。与这种文化相匹配，西方社会工作实务中经常采用的个案工作法，以“案主自决”为原则。因为，西方社会工作者不需要与案主建立除专业关系以外的其他私人关系。但是，“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再由家文化衍生为孝文化，个体的需求一般是由家族来提供。人们对陌生人难以产生真正的信任，社会工作者只能更多地依赖人情关系才能开展工作。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人们在交往中最信任自己的亲人，然后依次是朋友、熟人。由此推及社会工作，案主在求助社会工作者的时候，也是由内及外的，即先求助自己人，然后才是陌生人。而照搬过来的西方价值观念和工作方法，将社会工作者变成了局外人或者陌生人，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存在明显的冲突。这一建立在“家文化”基础上的信任格序，对于社会工作的开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三、社会工作本土化思路

既然中西方文化存在冲突，而且文化是难以改变的，这就要求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必须适应中国文化，即社会工作本土化。本土化原意是指：外来的事物进入另一社会文化区域并适应后者而生存和发挥作用的过程。社会工作本土化是产生于外国的社会工作进入某一国家或地区发生变化和适应的过程。社会工作虽然具有普适价值，但各国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各异，要使社会工作在中国扎根，除了得到中国文化的认可，还必须与社会制度结合。

（一）正确发挥政府在社会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目前，我国社会工作刚刚赴起步，且发展缓慢，需要借助于政府的力量促使其快速发展。为此，工会、妇联、青年团等准政府机构与社会工作职能密切相关的部分，需要向社会工作改变，以发挥示范作用，成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领路人。与此同时，政府民政部门下属的非盈利性社会福利院、福利工厂、福利基金会等予以民营化，与政府脱钩，进行市场化运营，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二）规范民间社会服务机构

我国社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依靠个人投资，以市场为导向，运作机制灵活，向不同层次和不同群体的居民提供多样化的求助服务。但是，这些完全市场化的社会服务机构，受利益的驱动下，往往将服务对象定位于经济承受能力比较好的案主，其结果是那些急需救助却又丧失了经济支付能力的弱势群体反而得不到救助，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社会工作的宗旨。这就要求政府部门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引导民间服务机构端正服务方向，使弱势群体能够享受到免费的救助服务。

（三）建立分工配合的社会救助体系

在我国以家庭为核心的文化环境下，极具中国特色的亲朋、邻里互助体系，由于其反应敏捷、有求必应，因而是社会工作的必要补充。政府要善加引导，注入新的价值观念，促使其规范化和常态化。例如，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有能力者利用闲暇时间向邻里提供义务劳动，作为回报，一旦其遇到困难时，则可以从邻里接受无偿的援助。

（四）寻求西方与本土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契合点

不论是产生于东方文化，还是扎根于西方文化，东西方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存在普世的价值观念，它是被所有文化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因此，消化吸收西方职业化社会工作理念的过程中，必须寻求二者的契合点，为西方社会救助工作理论和实务在我国的存在寻求合法性依据。

（五）创新工作方法

信任是社会工作的基础，即案主只接受值得信任者的服务。这就要求向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注入中国文化元素。具体而言，社会工作者要善于将自己扮演为案主的家庭成员或者新朋好友，并且将所要提供的救助视为家庭问题，以此消除受助者的戒心。只要这样，才能将中国传统的“求助关系”模式由熟人推广于陌生人。

参 考 文 献

[1]龚倩.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困境与出路探究[J].科技创业月刊.2012（9）

[2]潘绥铭，侯荣庭，高培英.社会工作伦理准则的本土化探讨[J].中州学刊.2012（1）

[3]徐兴文.我国企业社会工作研究文献综述[J].企业导报.2010

（10）：235

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探讨 篇4

(一) 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意义

由于社会工作这门学科的起源是西方国家, 一直以来, 它所适用的对象也是西方国家。而长久以来受历史、文化的影响, 中西方在社会问题、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笔者认为, 只有将西方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中国的文化、制度等多方面加以融合, 才能解决以上弊端, 真正为中国社会化解矛盾, 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二) 本土化之前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的现状

首先, 中国的百姓对于社会工作这门学科知之甚少。除了专业人士和知识层次较高的人, 其他普通群众尚不清楚社会工作者的工作职能。往往将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或者居委会大妈混为一谈, 当他们遇到困难时自然也不会想到向社会工作者寻求帮助, 社会认可度不高。其次, 自社会工作事业引进中国以来, 一直以政府购买服务居多, 很少有专业的社会工作团体, 社会工作的发展主体单一。这种制度化的建设, 必然会导致社会工作的发展对政府依赖过大, 使社会工作的发展日渐僵化。再次,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流失问题严重。虽然近几年许多高校都设置了社会工作专业, 有些高校甚至花重金聘请国外的专家学者为学生讲授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但是, 这些学生毕业后, 却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 即使找到了, 薪酬也极其微薄, 根本不够维持学生的基本生活, 加上整个社会大环境对社工的认可度低, 许多受过专业培养的人才都离开了社会工作者这个行业, 而从事这个职业的, 往往没有受过专门的教育。这个尴尬的情况, 也很不利于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最后, 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 南北地域差别悬殊, 在一些沿海, 离香港、台湾等地区较近的城市, 社会工作可以说发展得还是比较好的。[1]有许多专业的社工机构甚至会从香港请督导来进行专业指导, 群众认可度也较高。但是像中西部、东北地区, 社会工作的发展可以说是刚刚起步, 甚至接近为零。百姓不知道何谓社工, 社工专业的学生毕业就失业, 这些问题都是制约社会工作发展的阻力, 必须在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进程中早日解决。

二、如何实现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

(一) 提升国民对于社会工作的认知

只有当民众知道什么是社会工作, 知道了社会工作者同居委会工作人员、志愿者的区别, 知道了遇到困难要向社会工作者寻求服务时, 才可以说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而要实现这一点, 需要我们不断加大宣传力度, 向民众普及社会工作的相关知识, 让他们了解社会工作。在群众有困难的时候, 要让社工为其提供帮助, 以使他们留下有困难可以找社工的印象。这样长久下去, 社会工作才能具有群众基础, 才能更好地发展。

(二) 调动社会各项资源, 丰富社会工作发展主体

要想使社会工作在中国得到良好的发展, 就需要根植于民, 借助人民的力量办社会工作。与此同时, 还要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和扶持力度。对于民办社工组织, 要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还要加强监督管理, 用政策来规范民间社工组织的权利与义务。[2]但是要避免深入到具体的项目, 以便给民间服务组织更多的发展机会, 让其真正实现社会工作的职业价值。

(三) 重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

对于正规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专业社工人才, 政府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和发展机会, 提升他们的工资待遇, 为其提供培训和交流的机会, 使他们拥有更好的职业发展空间。还要完善相应的社会工作者考察、评价和晋升机制, 以便提升他们的职业化程度, 使他们能安心投入到社会工作事业中来。而对于没有受过专门教育的社会工作者, 要定期组织培训, 提升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素养, 以使得其服务更具专业性。

三、结语

综上所述, 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并不是简单依靠引进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 也不是几个社会工作方面的专家就能够发展的。它需要将社会工作的专业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国情、同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相结合, 面对中国百姓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研究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总之, 无论是价值观念还是具体的实务操作, 都要适应中国的国情和需要, 只有这样, 将社会工作本土化, 社会工作才能实现它的专业价值, 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为中国的繁荣稳定作出贡献。

摘要：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是社会工作在中国能够顺利发展的重要前提, 只有将社会工作这门学科和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 社会工作才能真正发挥出它的价值, 才能为我国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服务。因此, 本文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意义进行了探讨, 并总结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现对策。

关键词：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1]马铮, 谢涛.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品牌 (下半月) , 2015 (6) :47.

社会科学本土化 篇5

李 欧 樊金娥 樊少波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吉林 长春 130022；长春工业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本文关注当代社会对社会工作实践发展提出的现实挑战，从对内地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现状反思的立场出发，明确提出了“制约内地高校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教育发展的瓶颈是本土化定位理性选择的严重缺失”和“坚持特色化发展应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化定位的理性选择”等观点。主张通过反向思维及多维视角积极进行学理思考与实践研究，主张通过“全程开放式培育”的方式来实现内地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整体能力的提升。关键词：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化定位；理性选择；特色化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8-7508（2005）01-0040-05社会工作的理念和实践源于西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由于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一些社会群体不断被边缘化等现实问题，更是对社会工作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短短的几年，内地高校由2000年的27所发展到2004年的150多所，自觉选择设置了社会工作专业。这是高校对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所进行的积极回应。那么，内地高校在做出这种积极回应后，能否继续走好下一步，能否从理性高度对各自专业教育进行自觉定位，能否在进入市场竞争中找寻自身的科学定位，这是各所高校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更是制约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能否实现有序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从“当代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化定位应当从学理视角进行反思”的立场出发，提出“坚持特色化人才培育理念和发展路径，是内地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实现本土化定位的理性选择”这一观点。对此我们希望与大家共同研讨。

一、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理性反思：本土化定位的严重缺失

从全国高校看，应当说尽管近年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势头很猛，但究竟有多少学校在专业申报的同时，就对本校的专业定位进行了“理性预案”、即在何种理性自觉层面上进行了自觉设计。我们的感受是，当初在申报专业时，的确是从办学理念上考虑了三个问题：一是与国际前沿学科接轨，二是与未来社会市场发展需求接轨，三是与学校办学层次接轨。因此，我校社会工作本科专业与社会学硕士点（分别于1999年与2000年获得批准）是同时申报成功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校社会工作本科专业建设一开始就纳入到了理性自觉思考的层面。然而在专业教育的本土定位上，却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徘徊选择。回首反思，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超越传统思维理念和思维方式的限制，没有从理论反思层面对社会工作学科专业定位进行学理追问。在本质上讲，这就是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教育本土化定位上理性缺失的实际表现。据不完全了解，内地高校存在这种状况并不少见。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必将成为制约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瓶颈。

如何尽快摆脱这一困境？我们的立场是：必须转换原有的思维理念与思维定势，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主体自身关系的视角进行反思，超越追问应是什么的“纯客观“立场，反身向主体自身追问：我们自己能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做些什么。即坚持思考问题视角转换的原则，着手反方向研究的思维方向：通过发掘过去而弄清“熟悉”，从否定路径对本土化涵义进行学理解读，实现从思维理念到思维方式的根本转换。即从追问其是什么向追问不是什么的立场，对本土特色定位问题进行理性视角转换的解读。具体思维路径是：从找寻内地各高校现有社会工作专业之间相互关系切入，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梳理，从否定的路径对学校自身的专业教育定位进行理性追问；一方面通过了解其他高校取他人之长，一方面从中找寻出自身的实际能力，自觉打造本专业教育的特色，最大限度地发展自身优势。可见，解决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仅仅有感性专业热情远远不够，必须从理性思维层面进行反思，必须

从根本上解决办学理念和办学思维方式的转换，必须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化问题做出具有特色的现实的回应。这是解决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化定位的科学前提。

二、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定位的理性选择：个性化、特色化的培养目标

何谓本土化？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王思斌教授曾经说过：“在甚至是那些最早的社会工作教育者还没有充分的社会工作知识之时，谈论本土社会工作研究是一种冒险，当然它也是每一个投身社会工作教育者的志向。”同时，“社会工作研究既包括教学研究也包括为发展知识或学术而进行的研究。对于后者来说，它既包括对引进的社会工作的审视和分析，又包括对本土经验的研究。前者属于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研究，后者则属于本土社会工作研究。”①由此可知，关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特色的定位，既要求理论层面的充分准备，更要求人们通过理论反思和实践探索的过程，提升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定位的理性选择能力。

几年来，我们通过亲身参加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学科建设的实践，认识到：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化的定位，本质上是要求学校办学在坚持基本规则基础上，做到坚持从国家、社会、地区的现实出发，不断使自身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育路径、目标实现特色化的发展，即实现人才培育目标上个性化发展的问题。因为，在多元的社会需求环境面前，无论哪类学校，都必须把抢占人才市场份额、提升人才与市场进行对接能力作为生存基础。这是社会工作专业在市场多元选择过程中保持持续优化发展的动力，理应成为思考专业人才培养本土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说过：“在社会科学中，占据科学领域核心地位的视角是不断调整的。”②因为“规则和资源必须既被视为社会生活得以作为连续不断的活动得以生成和再生成的中介，同时又必须将它们视为这种活动生成和再生成的产物”③。今天，当我们从学理视角解读高校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教育定位问题时，可以理解为是如何把握本土化与规范化关系的问题。从规范化视角看，我们认为，尽管各国间因文化传统、历史积淀、制度架构等原因存在着众多差异，但普及性的专业使命和人才培养共性目标却是超越文化、超越民族性的，始终导引着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教育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在北美和其他西方国家高校中已经得到体现，他们认为本科专业教育是以培育服务于社会困难群体的前线社会工作者为重心，强调对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价值观和专业使命教育。这种直接以服务于社会困难群体作为人才培育目标的专业定位，既表达出该专业教育有别于其他相关专业教育，更体现了本专业的学科理念、目标界定及规则，即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教育自身的规范化要求。由此可见，无论何种层面的学校，都必须依据上述人才培育的基本要求，才能符合社会工作学科专业的教育目标。这一理念已成为内地高校社会工作者的共识。

但是，任何共性都是通过个性表达自身存在的，只有在个性化存在中才能使共性的规范化要求成为现实。如果把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规则纳入到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解决内地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化问题，现实中必然要面对两个关系：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教育规范化如何转化并实现其本土化；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教育实践如何将内地化与国际专业规范化相接轨。即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反思：一是认识到内地国情的社会环境与西方国家差异很大，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受到经济能力和物质条件的限制，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整体水平较低，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政府目前迫切需要解决人们的物质生存保障问题，急需大量能够将政府福利政策尽快转化实施社会管理的基层实践型人才。二是要清醒地了解到我国内地高校作为“游戏规则”实施的主体承担者，因时间过短，还来不及对“游戏规则”经过消化和进行理性反思，就要对这种规则和现实社会的需求做出快速回应，其后果是会导致办学理念和人才目标定位存在严重缺失。而且社会公众、特别是未来的专业社会工

作者资源群体，更是容易受到传统“惯习”思维方式的影响，把接受高等教育的目标选择定位在远离基层实践层面方向，其结果极易与社会实际需求错位，形成教育资源无奈的浪费由此可知，内地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教育本土特色定位问题，在坚持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如何与我国社会发展实际进行对接，培育出能够自觉地回应社会、服务社会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即具有鲜明个性特色、本土化实践型目标定位的专业人才。这就要求不同学校，应当根据自身的办学优势，尽快对社会市场的需求进行目标选择、调整与定位。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大学均设置了社会工作专业，在人才培养层面上各具特色。可见，不断坚持研究与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人才培育目标个性化和特色化，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的内在生命力，是内地各高校实现专业教育本土化发展的理性选择。因此，内地100多所设置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总体布局上是应该分层次、各有侧重的。只有将规范化要求具体转化为本土特色化的人才培养目标，才能从根本上牢牢占有各自的市场份额，才能最终实现生存发展环境的优化。当不同学校的人才培养各自具备了个性 “亮点”时，自然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社会整体相互融合蓬勃发展的时期。坚持人才目标定位的个性化，是内地高校在实践中必须自觉贯彻的科学原则。这一原则能否落到实处，必然要通过具体的学科办学基本理念、专业课程知识体系的建构、实践能力的培育路径，即实现人才整体素质的提升才能实现。

三、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反思：坚持“动态开放式教育”的实践路径

实现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可持续的发展，我们的反思是：在了解市场需求和学科专业发展过程中，更要从动态视角去贯彻个性化特色化的人才目标，更要坚持“动态开放式教育”的实践培养路径。何谓“动态开放式教育”？我们认为：坚持做到在人才培育过程中，用多元化、多视角的学科理念培育学生理解与参与实践活动的整体能力，实现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路径、教学手段的全程开放。这是因为学习的问题关键在于思考，在于知识的整合，在于反思实际选择与应用能力的提高。所以，能否在面对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面前，不断地坚持提升学生的反思实际能力目标，不断地将这一目标坚定地贯彻在各个培育环节过程中，不断地坚持“动态开放式教育”的实践路径，这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进行人才培养的根本切入点。我们的做法是：

第一，应将“以人为本”的学科理念坚持贯彻到人才培育的全过程。

坚持“以人为本”的学科理念应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以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为主体对象。“以人为本”就是要恢复、确立、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人才培养目标的界定、课程体系的建构、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方法手段的选择、实践内容的设计等，都应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以奠定专业理论知识、掌握专业方法技能、凸显实践能力、实现整体素质全面发展为逻辑起点，以有利于学生适应社会需求为培养取向，以坚持学科专业建设为实现学生自身发展服务的目标。二是以社会工作服务的接受者特别是困难群体为对象。“以人为本”就是以社会公众特别是困难群体为本，要强化以利他主义为核心的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念的导引，培养学生关注社会困难群体、以帮助困难群体走出困境、维护社会安定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通过系统培育学生为社会公众特别是为困难群体提供人文关怀、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技能，使社会工作学科专业人才能够更好地回应社会发展需求。这一点，香港高校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特别是香港理工大学在专业人才实际培养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指南，始终以学生为中心把学生的利益放在首位的专业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为内地高校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提供了需要进行认真反思的培养模式。针对学生的个性需求，对社会的声音做出回应，将学生学习专业的内在动力、社会困难群体的多元性与发展性进行通盘考虑，坚持“动态开放式教育”的实践路径，这是将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教育理念落到实处的原则问

题。

第二，应将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反思实际能力提升作为人才培育的切入点。

这是因为，衡量任何一个专业教育的水准，其可持续发展性质最终都是要通过学生自身发现问题、认识问题、把握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来体现。“社区领袖”本质上是社会群体与政府共同意愿的表达，又是个人与社区关系整体利益的意思表示，即具有在关注社会、关爱他人的专业理念和社会责任感的同时，更要具有发现、认识、把握与解决问题的综合素质和反思实际能力。反思实际能力提升理应成为社会工作学科专业人才培育的基本理念与切入点。香港理工大学的成功经验是：将对学生的反思实际能力培育上升到学科高度的理念，“始终坚持‘从反思能力培养出发，强调在实践中学习、掌握理论’的培育原则，在教学方法上坚决地贯彻‘问题教学法’，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反思，引导学生从多学科、多视角进行理解、把握，使知识综合化、立体化、方法化，将理论内化为学生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这种探究式教学方法在有效提升学生反思实际能力方面，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且发挥出了难以估量的积极效果。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功经验，对于内地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有着重要指导作用。”④

第三，努力建构培育和提升学生反思实际思维能力的科学教育体系。

在课程体系建设上，我校从培养学生反思思维方式和反思实际思维能力提升的视角出发，紧密结合我国社会转型期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行积极反思，将我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育个性化的目标定位进一步优化，初步建构起一个主要由专业核心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方法课程和实践课程4个模块组成的、具有本土特色的学科专业教育课程体系，既有教育部和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规定的核心课程，体现了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教育的共性；又开设了适应“社区领袖”群体、社会工作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需求的具有本土化特色的个性化课程。在人才培育过程中，我校从不断提升学生认识与解决实际问题现实能力的视角出发，注重与实际工作部门建立伙伴关系。一是，鼓励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到民政等部门或相关社会团体承担专兼职的社会工作，紧密结合社会实际开展科研课题研究工作，不断丰富教师自身的社会工作经验和实际技能。二是，选聘有较高学历、良好表达能力、经验丰富的社会实际工作者，担任兼职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向师生传授实际社会工作经验和方法。三是，主动导引教师与实际工作部门展开合作研究，使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与专业研究成果更具针对性和应用性，发挥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参与并回应社会的积极功能；导引专业教师结合社会需求、配合实际工作部门开展相关专业教育培训，实现相互借鉴、相互支持和共同提高。

在人才培育的实践路径上，我校从全方位、多视域提升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视角出发，建立了各种社会实践基地，鼓励学生通过各种方式提升专业能力。一是，为强化社会工作学生的专业价值理念和社会责任感，不断提升他们参与社会实践工作的能力，在长春市、洮南市、白城市建立5个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基地。二是，积极组织引导学生参与策划各类课外社会实践活动，成立长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慈善志愿者团、走访慰问困难群体、配合长春市朝阳区民政局对城市“低保户”进行入户调查，撰写调查报告。三是，组织学生参加东北地区和吉林省社会学会的学术报告与研讨会，指导专业学生策划并主持召开了“长春市6所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学科学术研讨会”，取得较大社会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校还将学生的专业素质能力提高与国家职业资格考试紧密挂钩。2003年以来，已有39人分别通过了国家劳动部职业技术鉴定中心颁发的国家职业资格考试，22人获得物业管理员、17人获得人力资源管理员的职业资格证书，为他们顺利地走向实践、回应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时代选择：从感性层面向实践的理性反思层面跃升

应当指出，内地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一旦选择了个性化的本土特色定位，就为从感性层面向实践的理性反思层面跃升提供了内在的理性品质力量。这是一条不归路。因为，从发展趋势看，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正处于形成和未定形时期，学理界称之为“由边缘地位向主流过渡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特定涵义恰恰体现了其不成熟性。正是这种不成熟性，为当代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及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生长空间。这是千载难逢的学科发展机遇期。但是，当代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生长需要拉动，学科发展机遇期仅仅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支撑的动力应是更多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由此可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作为“社工理念”的传播者和教育者，是科学思维的领悟者和导引者，是社会工作事业发展建设的现实人力资源。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培养具有反思实际能力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不难看出，尽快地培育出具有中国本土文化底蕴、具有深度反思实际研究能力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实现科学回归的时代选择。尽管别人有着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我们并不能全盘接收，毕竟那是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环境、文化理念、民族传统和人文特色的背景下做出的选择。且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作为回应社会实践问题的特殊群体，势必要面对更复杂、更具体的问题，本质上不仅不排除反思实际能力的素质要求，而且更需要具备对问题进行深度研究思考和整体把握反思的综合能力。可见，当代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能否实现本土特色定位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行为，是一个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做出理性选择的问题。从理论视角反思，本质上是一个从感性层面向实践的理性反思层面跃升的问题。

我们的期望是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地与各位专家学者的交流，通过不断地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进行深度的学科反思，通过不断地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进行理性研究，通过不断地对本土社会工作进行实践探索，以实现与社会工作学科研究、与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同步成长，并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点滴贡献，来成就中国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教育的美好未来。这正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

注释：

［1］古学斌、阮曾媛琪.本土中国社会工作的研究、实践与反思(序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月,第4页.［2］［英］安东尼·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4页.［3］［英］安东尼·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4页.［4］樊金娥.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教育的理性透视［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19-21.参考文献：

社会科学本土化 篇6

关键词：学校社会工作；本土化；困境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136-01

虽然社会工作专业在别国发展较早，但她真正进入中国人的视线仅有三四十年的时间，而且学校社会工作发展较为迟缓，停在局部探索阶段。2002年5月，上海浦东新区38所学校推行学校社会工作，以“一校一社工”为试点模式，随后，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注入社工力量。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社会工作专业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中国的学校社工则与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有着本质的差异，我国的学校社会工作的推行最初采取的是政府购买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具有很大的强制性和行政色彩，而且由于环境的不同，那些适合于西方的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并不能完全适应于中国的本土环境，这就使得学校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不少的困境和阻碍。比如在思想、服务内容、服务理念和服务方法上存在问题。本文在关于本土化过程中的问题思考方面，着重从切实可行的学校社会工作人员本身入手，注重理念和方法的转变及应用。

一、学校社会工作本土化中的困境

（一）在思想上，学校系统对学校社会工作了解甚少，认可度不高。

由于我国初期的学校社会工作都是以自上而下的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入的，很大程度上，学校社会工作被误以为是一个如同班主任系统、共青团委及后勤一样的行政性部门存在，如同空降兵一样出现，所以学校系统对于社工的职责和服务并不是很了解，甚至很多人认为学校社工就是一个闲职，就是做游戏和谈心，没有实质性的作用；有的老师会将社工课程等同于体育美术课，认为可有可无、浪费时间，并且把这些课程强制性改为语数外等所谓的“主课，”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也正是因为学校系统对于社工的了解甚少，所以认可度不高，自然也就不被重视。

（二）在服务内容上，学校社会工作与心理健康教育和德育工作的内容混淆不清。

学校社会工作的虽然包含心理健康教育和德育的内容，但是却不仅仅只有这一个层面，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说这还不是重点。学校社会工作不仅关注个别学生问题、更可以针对群体问题开展活动；不仅注重问题本身的解决，更注重学生自身能力的建设，即增能；不仅关注学生个人问题的解决，更加重视与学生相关的群体、学校、家庭和社区的和谐发展。

（三）学校社会工作者专业性不高，人员参差不齐。

学校社会工作人员组成多元化，目前我国从事学校社会工作者的人员主要有经过专业培养的社会工作专职人员、从事心理咨询相关专业的人员、德育工作者以及学校内部普通老师转化为的社会工作者，班主任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学校社会工作者。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只占很少的比例，所以在工作过程中理念和方法的偏差会造成不良的结果。虽然一些非专业出生的学校社会工作者经过了一些专业的学习和培训，但是在细节和方法上还是会存在一些不完善和偏差。

（四）学校社会工作还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我国现有的配备学校社会工作的学校双并不是很多，尤其是一些小城市和边远地区，哪些在政府支持下建立“一校一社工”的学校其社会工作的推行也遇到了很多的困境。所以首先政府要大量普及和推行学校社工的进驻，一方面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给予政策上的鼓励和保障。通过三种方式实现学校社会工作的普及，其一是政府购买服务；其二是民间机构进校支援；其三是民间机构嵌入到学校里进行支援；此外，本校经过一定社会工作培训的思想工作和心理工作者也可以参与到学校社工的队伍中来。

（五）政府对学校社工的支持是一把双刃剑。

之所以说政府的支持是一把双刃剑是因为，学校社会工作初期是在政府行政性力量的推动下发展而来的，是一种溪上而下的方式，带有强制性和行政性色彩，政府在财政上的支持和保障使得学校社会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受到社会、学校和学生的关注与支持，经过专业培养的社工运用专业手法介入学生问题已经初步得到试点学校的认可；另一方面，因为政府自上而下推行运用的行政力量过于强大，导致其发展比较迅速，压缩学校社工与学校系统的融合时间，造成了学校社会工作与学校实际需要之间的脱节现象，就会形成专业社会工作因受到行政力量的干预较强而无法全面开展工作；工作者不仅有受机构的约束，而且还要遵从学校的规定，出现多重领导、多重汇报的问题；社工自身角色不明、管理混乱、评估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这些瓶颈束缚了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

二、总结

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在全面建立和完善学校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这条路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不仅要清楚本土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更要清楚问题产生的原因，才能从根源上提出专业成长的方法。目前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一步步改善，而作为一个服务性职业，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的首要条件是服务理念，所以学校社会工作同样要秉承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一切以服务对象为本，转变原有的工作模式和思路，将服务、需要、优势、授權、合作作为服务宗旨，具体是指在学生工作中以服务理念转变教育理念之不足、以需要为本弥补任务为本之不足、以优势取向弥补问题取向之不足、以授权增能弥补管控约束之不足、以团队合作弥补独立作战之不足、以引导道德实践、生活实践弥补德育知识化、政治化之不足。

参考文献：

[1]孙跃.我国高等院校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模式研究[D].南开大学，2009.

[2]何乃柱.民族社区社会工作研究：本土实践与理论建构[D].兰州大学，2013.

[3]赵芳.2004.学校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在高校学生工作中的运用.江苏高教：41～42

[4]付立华.优势视角下的社区矫正介入策略[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

[5]刘志红.学校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研究[J]. 社会工作，2006， （12）.

社会科学本土化 篇7

其实, 在我们身边可供开发的教学资源极其丰富, 如自然资源、动植物资源。学校可组织教师自制教具, 或将教材中部分实验适当改变成小成本的实验引进教学中, 将教学资源进行本土化改造。对于教学资源的本土化改造, 使教学资源更有效地为学生学习服务, 本人有以下几点做法。

一、贴近生活实际, 用本土资源替代教材资源

现用的浙教版科学教材中有很多的动植物资源都是经典的教学资源, 但部分资源在我区很少, 有些学生甚至没接触过。虽然可借助图片、多媒体展示, 但缺少学生的亲身体验, 教学效果往往会大打折扣。在条件允许情况下, 教师在不改变教学目标前提下应考虑应用本土资源代替。

1. 在七上《常见的动物》教学内容中, 有关鱼类特征的探究时, 书本中提供的鱼类图片以青鱼、草鱼等淡水鱼类及在市场上比较少的黄姑鱼等为例, 而在舟山学生生活中常见得多是海洋鱼类。于是我就用梅鱼、带鱼、鲳鱼、青占鱼等海洋鱼类实物代替书本中的图片, 引导学生进行交流讨论。由于这些鱼都是学生生活中常见、常吃的, 他们感到特别熟悉, 讨论话题多, 发言的热情也就更加高涨。

2. 在探究生物的多样性与人类生存的关系时, 考虑到我校临山而建, 山坡上蔓延“一枝黄花”。为了让学生能清楚地了解外来物种对当地生态系统的破坏, 我把教学场所延伸到校外, 让学生观察“一枝黄花”, 并介绍该物种给当地其他植物生长带来的危害, 用“一枝黄花”代替了教材中的“水葫芦”, 并发动学生动手清除校园内的“一枝黄花”。学生在整个教学活动中, 不仅了解了如何清除“一枝黄花”, 也感受到了生物与人类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树立起了保护环境的意识。

3. 在教学中可用本土资源代替教材资源的还有很多, 如利用水稻代替当地少见的小麦学习植物的根系, 用当地的米酒酿造代替葡萄酒的酿造学习微生物的无氧呼吸等。

二、调整教学进度, 使本土资源与教材资源融合

部分教学内容的正常教学时间与当地的动植物生长周期不符, 很难留取样本。我一般通过调整教学进度的方法, 既用好本土资源, 又不舍弃教材资源。

如七年级下教材中“植物的一生”这一内容中, 有关于花结构的观察活动, 按正常教学进度一般是安排在5月份。教材中是以桃花、梨花为主来研究的, 而本地桃花、梨花等开花季节主要在3月底到4月中旬, 5月份都已凋谢。为此, 我尝试将这章内容与前一章内容交换时间, 使教学内容与当地的植物开花时节相符。在上这一节课时, 后山上的桃花、梨花开得正艳, 我把课堂改在学校后山, 在自然环境中的学生表现更为积极主动。学生们各自拿出自己的观察工具, 根据小组分工进行仔细观察, 有的用放大镜观察花的结构;有的用照相机从不同角度拍摄;有的干脆用手摸一摸花柱柱头有没有黏液, 闻一闻花香;有的还到处寻找其他不同的花。组员之间配合默契, 从课堂反馈看, 没有从大自然中采摘花朵, 同样也能让学生知道花的结构, 并懂得如何区分不同种花, 既让学生学到了知识, 又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使每个学生学在其中、乐在其中, 喜欢上科学课。

三、改进实验方法, 充分开发本土生物教学资源

教材中的一些实验和活动虽然经过精心的设计, 但由于学校可利用的实验器材的限制, 部分实验的材料的获取难度较大, 使实验的效果不甚理想, 甚至导致实验失败, 大大影响教学效果。教师对一些实验的改进和本土实验资源的开发利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在研究“植物的呼吸作用”时, 教材中是用豆芽装入塑料袋进行实验的。但该实验中存在的明显问题是:塑料袋气密性较差, 且豆芽装好后保温困难, 不保温则产生的二氧化碳较少, 容易导致实验效果不理想。

结合课前实验中发现的问题, 从实验器材和材料的选择上下手对该实验进行了改进。我选用大的饮料瓶代替塑料袋以解决气密性问题, 并用温水浸泡后已有少许发芽的谷子代替豆芽。装置中实验材料的数量大大增加, 且容易保温, 使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大量增加, 实验效果更加明显。

总之, 教学资源的本土化开发利用还需要我们教师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探索。教师只有在教学中根据每节课的具体教学内容对教学资源进行合理地选择和整合, 才能使科学课程更适合本校学情, 才能使教材资源与本土自然资源有效结合, 促进不同层次的学生获得不同的发展, 提高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

摘要：开发利用本土的教学资源, 对于实施新课程和深化科学教学改革具有多方面的作用。而在现实的教学中对除教材以外的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是非常有限。本文就部分本土教学资源对教材资源的替代, 与教材资源的融合, 本土教学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进行相关的介绍。只有我们的教学更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 更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关键词：科学,教学资源,本土化,开发

参考文献

[1].朱清时主编,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7～9年级) 》, 浙江教育出版社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 《科学课程标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社会科学本土化 篇8

明末清初, 宋明理学束书游谈空谈心性, 只能造成“股肱惰而万事荒, 爪牙亡而四国乱, 神州荡复, 宗社丘墟”。这表明明清之际的中国封建社会, 已达到了能够进行“自我批判”的特定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一批思想家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敢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来对理学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批判, 明末清初考据学派就此逐渐兴盛起来。他们认为实用的经世之学才是儒学遗产的基本内容, 并倾向于把考证方法运用于学术研究, 余英时将其称之为“清代儒家知识主义的复兴”。这种实证学风, 与后来的西方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相距甚远, 但是其暗含着的证实学风, 寻找证明命题的客观证据的思路无疑为后来社会学引入提供了契合的根基。

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如何对满目疮痍的社会进行改造, 实现民族的复兴, 中国人在曲折中探索前进, 社会学也就是在这种“救国救民”的背景下传入中国。新文化运动时, 胡适、陈独秀等人认为中国社会衰弱根源在于传统文化的落后, 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则力图维护摇摇欲坠旧的文化传统。以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认为在转型时期传统不可能中断, 更不可能废除, 思想和学术具有延续性, 强调以西方的人文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着手进行“学术结构重建”。这场中国式的启蒙运动对当时的社会学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社会学本土化方法上, 有学者力图构造出与传统学术相继的社会学, 有的则主张完全西化。但大多数人意识到中国特有的国情和文化传统, 故无论在社会学理论研究、实践调查, 还是在推进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 非常重视传统文化因素对中国人行为模式和心理倾向的影响。

二、传统文化变迁对于民国社会学发展的意义

从历史角度来看,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整合各种不同文化中逐渐形成的。在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 出现过汉族强势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侵蚀, 也有过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一方面它们和当时的历史相适应, 又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它们又在对抗中逐步融合而形成新的中华民族文化。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本土化, 既存在对抗的一面, 也存在着融合的一面, 在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这片土壤上, 西方社会学必然走向中国本土的社会学。

中国历史是一部连续不断的文化发展史, 它给予了中国人特别的思维方式和学问方式。历史长既是一种财富, 可以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 找出很多可供验证的实例, 但也是一个巨大包袱, 让身处其中的人始终在它的限定范围内思考。从这个方面来说, 西方文化入侵对中国文化的推动作用是积极的。然学术发展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中国人把社会学引入中国、西方人把社会学介绍到中国, 可能都在设想着各自理想目标, 不过中国社会学的现实状况可能都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只有在了解了西方和中国社会基础上, 对中国社会学进行批判性反思,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才能跨上一个新的阶段。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理念, 中国人逐渐摸索到适合中国发展的路径, 同样中国社会学在引入西方理论, 运用其方法调查分析中国实情, 再上升到本民族的文化自觉, 形成与本土历史和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这也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发展最为可能的路径。

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 不是你代替我, 我代替你的问题, 而是因地域、人种、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带来的失调, 中国文化在这样的冲突、失调中修正自己, 形成新的、现代的中国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中国式社会学不仅是可能的, 也是必要的。

三、民国社会学本土化中所含的传统文化因素

在布迪厄看来, 文化既是一系列符号的表征, 也可以表现为确定人们之间存在客观关系的网络, 这个网络从布迪厄的角度来看也是历史变迁的“累积”, 因此这一历史空间中的关系也可以形成一个文化场域, 而民国社会学家的本土化的努力就可以看成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史变迁这一文化场域一个结果。并且布迪厄认为场域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历史过程, 而文化场域显然也是历史发展的某种综合在当代的显示, 传统文化也将会以某种形式表征到本土化社会学家的研究与实践行为上。

比如严复在其翻译的《群学肆言》中, 便着重引用了荀子的论述。他说:“荀卿曰‘民生有群’, 群也者, 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 社会者, 有法之群也。社会, 商工政学莫不有之, 而最重之义, 极于成国。尝考六书文义, 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而章太炎在翻译了日本的《社会学》后, 则更进一步提出社会学本土化, 必须注意到研究者所在国的特殊性。这一阶段的康有为的《春秋公羊传》、《大同书》, 谭嗣同的《仁学》, 梁启超的《说群自序》等都堪称传统学术与西方社会学理论相结合的重要成果。

他们之后的社会学家尽管大都从欧美游学归来, 但“生于斯, 长于斯”的中国背景, 使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观念, 对国家和民族负有深重的责任感。不少社会学家逐渐意识到传统文化在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上所扮演的重要较色, 希望能通过把传统文化与西方理论相结合来实现社会学的本土化。

首次明确提出社会学本土化的许仕衡, 在1925年《对于社会教程的研究》一文中, 倡导建设“本国社会学”。而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中提出“能充分搜集并整理本国固有的社会材料, 再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审的理论, 创建一种完全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吴文藻呼吁学术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 使中国式的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

尽管有西方文化传入, 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 迅速波及全国, 但在民间日常生活中, 传统文化中的民风民俗仍占据人们生活的主流。因此, 在后来的社会学研究中, 特别是社区研究中, 深入乡村、调查农民的生活习性、改造农村这都显示出与西方社会学研究不同的取向。

四、小结

一个人不可能走出自己的皮肤, 也不可能完全摆脱陶铸自己的传统。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 在民国这个特定场域中, 呈现出一种又反对、又吸收, 有时猛烈斗争, 有时又力求适应的复杂矛盾关系, 这在民国社会学家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民国社会学者推进社会学本土化的贡献在于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向上发展的平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

摘要：社会学自传入中国以来,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距就决定了“本土化”是其必然的过程。当前对于民国社会学的研究往往只注重其对西方社会学的引入、移植, 角度也过于集中在社会学领域本身。其实从传统文化变迁的基础上, 从宏观的视角来解读民国社会化的进程, 考察文化因素对民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必要性。

关键词：传统文化,民国社会学,本土化

参考文献

[1]严复译.群学肆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2]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3]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社的第一次年会上的演讲, 1931.

社会科学本土化 篇9

1 想并且敢发出声音

为什么掩盖、隐瞒?

在瑞典首都举行的诺贝尔颁奖典礼以其百年传统、至尊礼遇吸引着全球的目光, 有条件的各国媒体都在纷纷直播或转播这一人类文化的盛况。几十年来, 为何中国媒体慎之又慎, 视为畏途?并且背转身去, 不予理睬。这与那见不到硝烟、却无比持久的东西方文化战密不可分。

上一代人忘不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十条诫命》中的那些字句:“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 鼓励他们藐视、鄙视, 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一定要尽一切可能, 做好宣传工作, 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 就是成功的一半”等等。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恃其文化强权加大对发展中国家信息和文化方面的渗透和控制, 我们应头脑清醒、高度警惕, 广大民族文化, 使之不被西方强势文化“化”掉。

因此, 重大国际事件出现时, 媒体管理者往往担心报道口径的正确性, 于是宁愿选择保守、“稳妥”的“安全”策略, 将事件捂住不播, 以防信息进一步扩散。多少年来, 诺贝尔颁奖典礼迟迟不直播, 与其带有西方强势文化的背景不无干系。

抛开它的国际背景不谈, 中国直播后会引发什么样的舆论同样令媒体担忧。新中国建国近半个世纪了, 科学家却一直得不到诺贝尔奖, 这是中国人的遗憾与痛处, 也是我们不敢面对的事实。

“事件成就媒体”, 没有哪个媒体不希望在国际舆论中发出声音, 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但当重大国际事件出现时, 媒体在最该有所作为的时候, 却会遇到主客观方面的重重障碍, 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 作为宣传工具的定位, 媒体常常要在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遵守宣传纪律上面对艰难抉择。于是, 虽然此前诺贝尔颁奖典礼颁发了106次, 虽然地球早已变成了信息的村落, 但是, 当全世界的目光都齐聚瑞典, 星光璀璨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舞台上, 诺贝尔奖得主们周身光环、神采奕奕, 在掌声鲜花和荣誉的包裹中接受全球人的仰慕和敬意的时候, 十三亿多中国人集体缺席, 丧失与世界先进科学文化交流的大好时机。

新媒体时代, 消息俯拾皆是:

面对重大国际事件, 简单的回避或隐瞒并不能解决问题。人们会通过其他渠道得到相关信息。

在互联网还没出现的年代, 消息封锁或许还有效。那时, 从国外带进报纸或者收听短波收音机都是非法的。重大事件发生后, 人们都是从政府口中获得信息。如今, 网络和卫星电视的发展使封锁新闻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信息的传播几乎可以忽略时空限制, 自由地跨越国界。同样, 在旧媒体上无法实现的言论自由也得到了空前展现。只要进入网络, 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互联网的诞生和普及彻底消除了信息双向流通的最后障碍。如今, 阻挡信息的自由流通, 如同螳臂挡车一样荒唐可笑。这正是中国媒体所处的生态环境。

国内媒体已不再是国人获取世界信息的唯一来源, 人们只要用google或baidu输入关键字, 瞬时就可搜到数以千万计的有关诺贝尔奖的网页。我们不可能阻拦读者搜索网上信息, 作为媒体人员, 至少应该做到让大众愿意看我们的报道, 进而能够在不同立场的报道中作出选择。传播学中, “看到=相信”, 要想让人“相信”, 就得先让人“看到”。如果受众对我们的媒体不屑一顾, 又如何指望产生宣传效果?

信息匮乏导致谣言滋长:

建设和谐有序的社会是我们的一贯愿望, 但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 并不能靠掩盖和回避事实来完成。当重大事件发生时, 如果主流媒体不去关注, 不及时传播真实、全面的信息, 那么其他渠道的消息就会大有市场。这些报道可能并不真实, 也许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有时甚至是恶意造谣。信息匮乏必然导致谣言滋长, 最终给社会带来不满或恐慌。“非典”疫情初期的恐慌恰好说明了这个道理。因有关部门控制, 对疫情的真相未能实事求是地进行发布, 于是在外国媒体对中国的疫情炒得沸沸扬扬的同时, 中国主流媒体却集体失声。于是互联网、手机短信传播的各种讯息漫天飞舞, 真真假假、混淆视听, 导致食品与药物的抢购大潮, 加剧了社会动荡, 诱发了恐慌的蔓延。

事实证明, 采取掩盖问题和回避矛盾的“鸵鸟政策”不仅于事无补, 反而会让问题恶化, 甚至走向愿望的反面。在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时, 如果中国主流媒体没有采取行动、发出声音, 中国就失去了先发制人、引导舆论的先机。媒体管理者只有尊重公众的知情权, 促进政府与民众进行良好的沟通交流, 在此基础上达成理解与共识, 才能真正地维护社会稳定与人心安定。

两难抉择, 媒体怎么办?

中国媒体要想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就必须转变自身的形象, 让国内外受众都觉得我们是可信、可敬的媒体。如果我们总是报喜不报忧, 对负面问题避之唯恐不及, 对国际上正在热炒的敏感话题讳莫如深, 不能及时、全面地报道受众所关注的重大事件, 一旦报道又总是带着浓重的“宣传”味儿, 充斥着空洞乏味的说教, 那么, 我们不仅起不到在国际上塑造中国正面形象的效果, 而且我们国内的宣传阵地也有可能被外国媒体占领。

新传媒时代给新闻传播带来了新的游戏规则, 在轻轻松松环绕全球的网络、卫星电视、手机等新媒体面前, 已经没有了对内宣传、对外宣传之分。面临重大 (国际) 事件时, 不但要考虑报了会产生什么副作用, 更要考虑不报会产生什么副作用。“不说话”一样会犯错, 错就错在贻误了有效传播信息的时机。两害相权取其轻, 不如采取直面以对的方式, 先发制人, 力图掌握对事件舆论的主导权, 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点。

面对“非典”, 中国媒体经历了从初期的“沉默失语”到后期的“自觉宣传”的过程。谣言四布始于主流媒体的含而不发, 止于媒体的公开透明。

拥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 不能再固守过去的宣传定势, 对重大事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而应当及时出击、逆流而上, 到事件的风暴中心去, 用权威的调查, 实事求是的态度向大众发送真实全面的信息, 击碎谣言, 稳定人心。

让中国走向世界, 让世界了解中国:

我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媒体如能搭好这座桥梁, 不仅会使中国树立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 还能为国家发展创造一个更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不仅有利于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还能更好地维护本国的利益。

我国一直坚持对外开放、面向世界的方针, 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 博采各国文化之长, 借“他山之石”来发展自己, 真正做到“有容乃大”。

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契机, 文化封闭只能导致僵化、停滞和落后。中国要发展, 就不能把自己同世界隔离开来。虽然全球化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资本主义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的问题, 但是为了吸取多元文化的滋养, 提高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和更新能力, 我们必须学习。西方文化中有糟粕也有精华, 关键是看我们有没有鉴别和选择的能力, 有没有“以我为主, 为我所用”的意识。

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许多时候要依靠国内主流媒体来塑造, 媒体不仅要客观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 也要让国内受众深入了解世界的经济、文化进展。通过网络, 我们媒体的报道也会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 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信息来源, 甚至可能被认为是更重要、更可信的信息来源。

重大 (国际) 事件是媒体力量的试金石。中国媒体应采取更家开放的态度, 在与西方传媒的竞争中迎头赶上, 以一种全球传播的勇气, 树立媒体权威。同时使中国日渐被西方传媒埋葬的弱小的正义之声, 在国际传播中重新得到张扬。

转播诺奖颁奖典礼, 打造权威科学平台

每年十月诺贝尔奖公布之后, 中国境内一轮一轮的反思都会潮水般涌起, 佩服、抱怨、争议、感叹等各种情愫在中国民众的心中回荡、翻滚。每年12月10日, 瑞典斯德哥尔摩抓牢了全球的目光, 以百年历史、皇家气派、至尊荣耀著称的世界顶级科学盛典到底什么样呢?地球这端的人们格外好奇。

民众因关心而好奇, 因好奇却不得真相而猜测, 因猜测生疑进而不满、抱怨。诺贝尔颁奖典礼全球直播的进程中, 中国观众的缺失如同某种可怕的沉默, 阻碍我们敞开胸怀、融入世界, 继往开来的步伐。而对于所有渴求进步、盼望革新的中国人来说, 找出原因、拉近差距, 从而追赶超越才是重点。

央视科教频道为何要顶着压力主动制作这样一个可能叫好却不太可能叫座的特别节目?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将这样一场风起云涌的科学盛宴呈现给国人, 科教频道想要传达什么?谁能够回答这些大众最关心的敏感话题:诺贝尔奖离中国到底有多远?中国科学家为什么得不到诺贝尔奖?中国教育怎么了?等尖锐问题。

为什么要转播, 诺贝尔颁奖典礼在中国本土化会为两袖清风的科教频道带来可观的广告收入吗?群星闪耀的奥斯卡之夜是美国广告商的最爱, 电视台广告收益仅次于美式足球超级杯;但奥斯卡之夜在中国本土的市场商机却很有限。获得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大陆播映权价格“不到200万元人民币”, 和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元转播费的体育赛事相比并不太高。与此相比,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转播费几近于无, 差不多相当于免费赠送了。这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诺贝尔颁奖典礼在中国不会有较好的收视表现。

商机多寡取决于收视率点数。首先是录播, 晚了一天就成了炒冷饭, 时效性差了很多, 缺少了最大的卖点;其次, 还得考虑有没有华裔、本土科学家获奖, 有没有我们熟悉的世界级大科学获奖家, 获奖项目我们是否熟悉。对普通观众来说, 追看陌生的外国大科学家困难较大。

但是, 百余年来, 诺贝尔奖以其客观严谨的精神记录了世界科学的发展, 那些获奖的人们, 或是解决了某个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 或是大大拓宽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视野, 或是为人类带来了更多福祗, 他们为全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无缘诺贝尔科学奖, 是国人的一大遗憾;科教频道无法让中国观众亲眼目睹颁奖时刻的壮丽与辉煌, 也不能不说是电视界的一大遗憾。

在我国“科教兴国”战略背景下诞生的科教频道, 开播九年来, 以其高扬“教育品格、科学品质、文化品位”的特色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2002年获得国际电视科技宣传领域的最高奖--儒勒·凡尔纳奖。它被专家誉为“走出了打造频道品牌第一步”。科教频道始终固守“三品”的频道核心理念, 获得了其它电视媒体梦寐以求的品牌美誉度和受众忠诚度。

科教频道要想再上层楼, 在国际上发出比较“强大”的声音, 其自身也必须强大——能够在第一时间对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重大科学事件进行第一手的报道, 而且是权威的、可信的报道, 是最有说服力的试金石。在复杂的国内舆论环境中, 以巧妙的方式直播诺贝尔颁奖典礼, 是一直致力于打造权威科学平台的央视科教频道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虽然中国观众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只是看客身份, 虽然转播诺贝尔颁奖典礼既不会带来可观的商业利益, 又费时费心费力, 还很可能不讨好甚至遭致棒喝, 但能够让中国观众欣赏到国际科学盛会、了解世界前沿科学信息, 进而通过科学认识世界、了解世界, 是中央电视台义不容辞的责任, 科教频道选择了勇敢担当。

十年之内, 诺贝尔奖由欧美科学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不会得到根本改变。据统计, 截止至2004年年底, 美国共有278位诺奖得主。占世界人口总数不到5%的美国, 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却占全球获奖人数的70%以上。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人能够获奖, 而中国人为什么始终未能出现在诺贝尔获奖名单上?让14亿中国人在诺贝尔奖颁奖台下做一个优雅的看客, 我们需要多大的肚量才能拥有镇定自若的表情!这点急需媒体就如何正确看待诺贝尔奖对大众进行科学有力的引导。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是对人类创新成就的一次国际性认可, 也是全球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 中国媒体没有理由背过身去。央视科教频道、东方卫视分别以《诺贝尔科学之夜》、《科学的光芒》为题, 对诺贝尔奖颁奖典礼首次实况转播, 既是表达对科学的尊重, 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大家对这个只闻其名不见其面的盛大典礼的好奇心。两台转播的目的都在于拉近科学和公众的距离, 消除大众对科学的敬畏, 分享科学带来的快乐, 接受一次全面的科学精神的洗礼, 共同体会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中国如果放弃了“诺奖外交”的机会, 不仅会失去进一步扩大我国的世界影响力的一次良机, 而且也会严重伤害国际友人的情感。2007年诺奖典礼的转播, 可以说是我国外交政策、科技政策、甚至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上的一大成功。

2 第一时间发出声音

诺贝尔奖颁奖在北京时间12月10日23:30分举行, 而《诺贝尔科学之夜》对颁奖典礼的转播却是推迟到次日20:00后播出, 这也是让观众感觉困惑、稍有微词之处。虽然作此选择事出有因, 但从另一侧面也印证了观众常有的感觉:重大事件发生时, 中国媒体往往明显呈现出报道时间上的滞后性, 尤其是面对国内敏感事件时常常“失音”。

我们的媒体是国家方针、政策的宣传工具, 在报道前往往需要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 这必然空耗一段时间。在中国媒体保持沉默的时候, 国外媒体却正大张旗鼓地进行紧密报道。受众甚至会认为国内媒体为维护政府利益在刻意隐瞒负面消息。滞后报道损害了媒体的形象, 使媒体失去报道的主动权, 并进一步丧失了对国际舆论的主导权。

在重大事件发生后, 中国媒体必须争夺新闻首发权, 不能让西方媒体和一些网站道听途说, 乱发新闻。也不能等到虚假新闻在国内外被传得沸沸扬扬、造成一种先入为主的局面后才来澄清。落后必然挨打, 尽早发布比事后解释要好得多。“发布是主动的, 解释是被动的;按照人的一般认知与接受规律, 发布是被信任的, 而解释是被怀疑的。”

在重大事件发生时, 媒体不仅不能缺席, 而且还要尽早到达现场, 在第一时间发出声音, 力争与事件同步进行报道, 以争取受众最大程度的关注, 达到适时引导舆论的作用。

那么, 央视《诺贝尔科学之夜》以及东方台《科学的光芒》为什么都推迟了20多个小时才对颁奖典礼进行转播呢?

何以延时播出:

大凡世界级的颁奖典礼都会因防范敏感或尴尬场面而采取延时播出方式。比如, 珍妮·杰克逊“露胸风波”尴尬事件发生后, 美国广播公司决定, 将原来的电视现场直播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 改为延时5秒录像转播, 以免让观众看到穿着暴露的来宾可能会出现的不雅镜头。因为获奖者过度兴奋, 奥斯卡颁奖历史中出现过若干次滑稽事件, 比如, 1974年奥斯卡颁奖典礼进行到一半, 一位长发、蓄须的全裸男子突然冲上舞台, 做出了“和平”的手势;1997年以《征服情海》拿下最佳男配角奖的演员, 不仅上台时大喊大叫、又蹦又跳, 下台后甚至开始咬人;1998年荣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大奖的演员, 因为兴奋过度, 上台致谢时说他想跟每个人做爱!

文艺盛典中最容易出现闹剧, 其结局不过是给现场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搞笑效果, 观众一般都会一笑置之。但科学盛典就不同了, 它以智慧的尊严和思想的深远制胜, 庄严华贵的氛围中不允许出现一丝不和谐音。国际敌对势力、敏感政治事件、文化的隔绝和误读都会对它造成难以挽回的不良后果, 各种不和谐音都在觊觎借此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 诺贝尔颁奖典礼在中国落地时机的选择非常重要。虽然电视直播本身并没有太大难度, 但央视却不能考虑直播方式, 那么转播时延迟多久才合适呢?

央视科教频道之所以后延21小时播出, 除政治、安全因素外, 还有时差、语言等问题。况且颁奖晚会并不像体育比赛那样注重第一时间。瑞典直播的时候我国已近午夜时分, 如果现场直播, 极大多数观众都不会看。另外, 诺奖颁奖典礼中语言复杂, 如果未经翻译而直接采用瑞典语间或英语、法语同步播出, 也不会达到最佳的收视效果。所以, 延迟至次日黄金时间播出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2007年首届《诺贝尔科学之夜》圆满地播出了, 并获得2008年度广电总局科技创新奖二等奖” (政府奖) 。到之后两年, 第二届“科学之夜”却迟迟不见下文。

将《诺贝尔科学之夜》这一鲜活有力的科普形式坚持下去, 每年利用人人关注的诺贝尔奖颁奖的良好时机, 加大科技宣传力度, 形成崇尚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舆论氛围, 这对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目标, 将提供良好的科技人文环境和最有力的智力支持。

诺贝尔奖设立百余年了, 中国人却年年经受着困扰和尴尬, 难以做到平静和坦然。年复一年地缺席, 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是何等的爱恨交加。诺贝尔奖仿佛成了我们心中一块很重的负担, 重到已经不堪承受。就如一位网友所说, “很不幸, 我们跟诺贝尔奖生活在一个星球上, 让我们至今饱尝‘诺奖弱国’的郁闷;很幸运, 我们跟诺贝尔奖生活在一个星球上, 让我们见识了如此众多的世界文明的璀灿之花”。《诺贝尔科学之夜》仿佛一面镜子, 它提醒我们检讨自己的不足, 并督促我们调整心态, 迎接本土诺贝尔奖的到来。

我们有理由期待, 当“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颁奖典礼”等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时, 中国媒体不再回避, 能够做到登高一呼, 及时有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参考文献

[1]《传播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对外传播的效果分析与对策思考》, 俞熙娜.

[2]《中国媒体将走什么样的改革之路?:半岛电视台与李希光对话实录》来自: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3]《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建立媒体权威》, 杜志红.

[4]《媒介的责任与空间》, 叶凤英.

[5]《党政干部学刊》2001年第4期, 《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文化走向--方克立教授访谈录》, 姚黎君.

社会科学本土化 篇10

所谓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 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根据相关调查显示, 我国每年都有近10 万家庭因为家庭暴力等因素导致解体, 并呈逐年上升趋势, 由此可见, 家庭暴力已经上升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具体来说, 家庭暴力具有以下几种特征。首先, 家庭暴力隐蔽性较强。[1]受人类数千年形成了一种“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影响, 绝大多数人认为, 家庭暴力是一个家庭内部的事情, 外人不方便干涉。当暴力发生时, 受害人因此担心, 如果将问题反映到司法机关, 那么无疑会激化家庭矛盾, 导致婚姻破裂, 不利于家庭稳定。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 我国绝大多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都会采取忍耐的态度来面对家庭暴力问题。其次, 家庭暴力的对象具有一定的特定性。通常情况下, 家庭暴力的对象之间存在一定的养育关系以及血缘关系, 也就是说, 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是存在感情的。再次, 家庭暴力具有反复性。由于绝大多数受害者面对家庭暴力所采取的措施就是不公开, 私下处理此类事件, 这使得施暴者在实施家庭暴力的时候往往无所顾忌, 不加以控制, 从而导致家庭暴力的反复出现。[2]最后, 家庭暴力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由于家庭内部关系比较复杂, 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家庭暴力的处理难度。

二、社会工作在反家庭暴力中的重要性

家暴的破坏性非常强。对于施暴对象来说, 家庭暴力的产生往往会导致其身体上的痛苦, 也会导致其精神上受到折磨。不仅如此, 对于那些亲眼目睹家庭暴力的人来说, 家庭暴力也会给其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 在一个家庭当中, 如果父母之间产生了家庭暴力, 那么子女就会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 一方面不利于子女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也会给子女传输一种错误的价值观念。除此之外, 一旦家庭暴力上升到一定程度, 还会导致婚姻破裂或是家庭解体,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稳定。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的和谐关系到社会整体的和谐。以社会性别理论为视角, 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干预家庭暴力是国际社会干预家庭暴力成功的经验。社会工作者的主要工作目的就是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专业的情感支持,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增强家庭的功能, 促进家庭的和谐。[3]值得注意的是, 社会工作者在处理家庭暴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保密原则, 这样才可以鼓励更多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摒弃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 将社会工作在反家暴项目中的优势充分的发挥出来。

反家暴工作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它需要政府、公安、法院、医院、妇联、司法、社会服务机构等正式的、非正式的社会系统的联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 家庭社会工作者要具有全局眼光, 做到从全局出发, 为案主提供一整套的服务。社会工作者在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过程中, 可以通过对社会系统的分析, 来有效整合各种资源, 帮助家庭暴力受害者。与其他部门相比, 家庭和社区的资源相对比较缺乏, 因此, 社会工作的介入可以有效的整合非正式社会资源, 建立健全多元化服务系统。由此可见, 社会工作在我国反家暴项目中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国外反家暴的经验

在美国, 家庭暴力这一违法行为和陋习也屡禁不止, 2011 年10 月14 日, 曼宁·拉米雷兹 ( 美国前世界职业棒球大赛最具价值运动员) 被传讯, 传讯理由为受到家庭暴力指控。2011 年, 坦尼亚·威廉姆斯也曾经向媒体吐露其惨遭家庭暴力的经历, 这些只是家庭暴力众多案例中的冰山一角, 在美国家庭暴力不仅仅发生在明星妻子身上, 还出现在很多美国平民家庭当中。根据相关调查显示, 在美国纽约的警察局, 日接到投诉家暴的电话就高达上百起, 这些家暴中绝大多数都是夫妻或是情侣之间发生的暴力侵犯。[4]

家庭暴力在日本也比较普遍, 有将近三成以上的日本女性表示在家庭生活中经常受到家暴侵害, 这些女性要么在家庭生活中遭受拳打脚踢, 要么其尊严收到欺压, 要么受到丈夫的粗言秽语等等, 甚至还有婚内强迫性行为等问题。在韩国, 家庭暴力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崔真实就是家庭暴力的一个受害者。崔真实在与体坛明星赵成明结婚期间, 曾多次遭到丈夫的殴打, 崔真实在不堪忍受家庭暴力后, 与赵成明分居, 但是, 即使在分居内, 崔真实也没有逃离赵成明对其进行的施暴行为。当然, 除了上述国家外, 家庭暴力在拉美、在俄罗斯也广泛存在。

家庭暴力是一个古老的、世界性话题, 女性、幼儿以及老年人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 家庭暴力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父权制”的历史文化, 反映了世界性的不平等关系, 也反映出了各国对受害者的保护力度不强等诸多问题。面对家庭暴力愈演愈烈的现象, 各国纷纷采取有效措施, 加大暴力惩处力度, 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的优势。具体来说, 各国的家庭暴力的解决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 将警察、司法、医疗等社会支持系统联合起来。时至今日, 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了家庭暴力的危害性, 并将其以法律条例的方式明确的规定下来。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通过这种方法, 可以有效制裁家庭暴力犯罪中的施暴者, 切实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5]以美国为例, 如果一个家庭出现了虐待儿童的行为, 那么这个家庭的邻居就有权利将其报给警察局, 警察局在查明情况后, 就会派人将儿童接走, 并为其找到一个“免费的家”, 什么时候家庭暴力问题得到解决, 双亲不会再打孩子, 能够确保孩子在家庭生活中获得良好的对待, 才会将孩子送回来。除此之外, 受到家庭暴力的妇女也会受到同等的待遇。根据法律规定, 美国政府还专门为被害者建立了庇护站, 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提供了经济、就业、培训以及法律等相关服务。

( 二)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为社会工作者反家暴工作行为保驾护航。众所周知, 与其他部门相比, 家庭和社区的社会资源相对较少, 难以有效的解决家庭暴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各国政府纷纷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整合社会资源, 在解决家庭暴力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是以美国为例, 1994 年, 克林顿政府出资16 亿美元, 用于进一步强化联邦机构对家庭暴力犯罪方面的调查, 自2002年起, 美国每年都要拨款3. 9 亿美元, 用于司法部的反对家庭暴力项目的研究, 为社会工作人员提供反家庭暴力工作的指导以及资金支持。

( 三) 充分发挥民间力量, 反对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 因此, 仅仅依靠政府来解决家庭暴力问题是不够的。这一点各个国家都已经意识到了。以美国为例, 美国将每年的10 月定为家庭暴力意识月, 在这一个月, 公益组织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 为公众宣传家庭暴力的危害性, 帮助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有效措施, 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不仅如此, 美国的一些医院还建立了与家庭暴力相关的“急诊室”,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以标准化程序为依据对家庭暴力进行评估, 一些大型的医院还配备了医疗社工, 以协助医生诊断可能出现的家庭暴力个案, 并给“病人”提供必要的服务。

( 四) 加大对施暴者的惩处力度, 建立社区监督网站。家庭暴力犯罪之所以愈演愈烈, 主要原因在于受“家丑不可外扬”的错误意识的引导, 这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施暴者的行为。不仅如此, 由于家庭暴力具有一定的隐密性,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家庭暴力的惩处难度。近些年来, 各国加大了对施暴者的惩处力度, 并建立了社区监督网站。以英国为例, 英国积极鼓励家庭施暴的发现者向相关部门报告, 经查证属实, 会对那些施暴者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常见的处罚措施包括对家庭暴力施暴者处以6个月监禁, 并将其行为登记在家庭暴力登记薄上面, 期限为7 年, 或是对家庭施暴者处以两年以上的监禁, 并将其行为登记在登记谱上, 期限为终身。英国的这种措施在加大了施暴者惩处力度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四、国外社会工作介入反家暴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 一) 将公安与司法体系介入到反家庭暴力的社区工作当中, 切实改变受害者传统的落后观念, 降低家庭暴力的发生频率。由于社区工作人员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不足, 导致反家暴工作出现性别盲点、价值观泛化的现象, 例如, 在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时候, 没有考虑女性权利的特殊性以及女性自身价值的实现, 这种现象的产生, 一方面不利于司法工作的顺利展开, 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保障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笔者通过长期的研究与实践认为, 应当将公安与司法工作人员引进到社区工作当中来, 定期或不定期对执法人员进行相关培训, 帮助执法人员转变传统的落后观念, 提高执法人员的性别平等意识以及人权意识, 切实提高工作的时效性。例如, 司法系统可以在其各部门中安排一定数量的社会工作者, 这些社会工作者在司法部门执行家庭暴力案件中主要起协助作用。这样, 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对社会工作者进行引导。当然, 社会工作者还可以为受害者提供类似于庇护所、救助站、法律咨询及援助等服务, 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受害者因为害怕报复而放弃求助的现象, 从而帮助受害者脱离家庭暴力。

( 二) 将医疗系统引入到反家庭暴力的社会工作中, 为受害者提供及时的医疗服务。在家庭暴力中, 医生很有可能是第一见证人, 因此, 如果我们将医疗系统引入到反家庭暴力的社会工作中, 就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家庭暴力的存在, 及时的对受害者提供帮助。例如, 医疗系统的工作人员可以为受害者请求警方协助, 为受虐妇女提供庇护。在我国, 医疗社工逐步兴起, 给反家庭暴力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例如, 医生在给患者进行诊断的过程中, 如果发现患者有受到家庭暴力的倾向的时候, 可以为其提供专业的社工服务。

通常情况下, 将医疗系统引入到反家庭暴力的社会工作中的主要目的在于, 通过各种措施、各种途径使受害者了解到自身的处境以及摆脱这种处境的方式方法。医生在对家庭暴力进行干预的时候, 通常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不得要求受害者做出某种决定, 使受害者感受到自身受到了尊重。二是引导受害者分析家庭暴力的原因, 并为其提供解决办法, 切实提高其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能力。三是帮助其树立权利意识, 使其深刻的明白家庭暴力是对其权力的一种侵害。四是及时制作笔录, 制定伤残档案, 为受害者提供后续支持做准备。

(三) 将社区工作融入到反家庭暴力的社会工作中。一是建立健全多机构合作的工作网络。反家庭暴力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因此, 相关工作人员可以组建一个专门的网络枢纽, 并将其作为社区工作的一部分, 从而推进社区工作的和谐发展。二是建立健全家庭暴力处理的工作机制, 及时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例如, 社会工作者可以帮助案主分析权力关系, 帮助其相信其具有改变自己现实生存状况的能力等等。三是定期或不定期的对社区内不同人群进行反家庭暴力方面的培训, 加大宣传力度。四是建立社区庇护所, 切实为受害者提供紧急的救援服务。

五、总结与展望

通过系统的分析国外社会工作在反家庭暴力项目中的应用, 我们获得了很多的启示, 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同其他国家的社会情况存在本质不同, 尤其在民众意识方面, 所以, 应避免直接将国外的经验应用到我国反家庭暴力工作中来, 这种机械化的转移不仅不利于我国反家庭暴力工作的顺利展开, 还有可能为其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在反家暴工作中, 相关工作人员应当做到从实际出发, 在深入了解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将外来经验实现本土化, 从而进一步提高反家庭暴力工作的效率, 保障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黄蓉芳.中国家暴现状报告称, 全国每年有十万家庭因家暴解体54.6%受访者曾遭遇家暴[N].广州日报, 2012-06-29.

[2]Asa Cater, Anna M.Forssell.Descriptions of fathers’care by children exposed to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relative neglect and children’s needs[J].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2014 (19) :185, 193.

[3]马丽庄.家庭社会工作[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台湾, 2001.

[4]相敏.家庭问题社区干预, 民间组织大有作为[J].妇女研究论丛, 2002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