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女性精英（精选四篇）
乡村女性精英 篇1
关键词：乡村精英,治理,科学发展
我国的乡村治理是一种三元权威结构, 即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基层组织, 政府和村民组织。从现实的权力结构来看, 乡镇党委和乡政府是国家权力在基层的代理人。其享有国家授予的治理村庄的权力, 并且结构体系较完备。尽管乡镇党委和政府在权力结构中有不同的地位和作为, 但在实际现实运行中, 二者在乡村公共事务的管理上难以划分明显的管理权限, 村民组织仍然是村级治理的主力军。
一、传统的政治精英概述
1. 传统政治精英概述
传统政治精英大部分属于“政治能人”, 主要表现在权威强大权力集中。在村庄治理过程中, 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逐渐在村级治理中占据领导地位, 主导村庄的治理模式和发展方向。成为村级治理的领头羊。他们凭其超凡的胆识和对村庄公益事业的贡献, 在村民中赢得了较高的声望和认同, 同时获得了更高的在政治上的知名度和社会声望。
一方面, 做好政府代理人, 争取政府的支持和信赖, 保持了与当地政府的优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在农村项目建设的过程中, 乡村政治精英能够带领村庄取得一些实质性的建设成就。另一方面, 做好村庄当家人, 实现跨越式发展。据调查, 90年代山西某县一村庄, 煤炭资源丰富, 无奈采矿技术和交通运输条件受限, 经济一直得不到发展。在“老村长”带领下, 号召成年村民修路, 采煤外运, 近至邻县, 远至河北内蒙等邻省。造福了一方子民。同时在政府的扶持下, 瓷砖厂、煤矿、学校等一系列集体事业发展起来。然而, 改革开放和电子技术的发展。传统资源的运营方式和采矿技术落后, 村办集体经济逐渐衰落, 青壮年外出务工人员增多, 农村留守现象逐显。
2. 传统政治精英治理过程中凸显的弊病
(1) 民主活动缺失经济基础支撑。
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促使农村农业面临着工业化潮流中一系列变革。村办集体经济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就会遭到市场淘汰。村民自治组织所依赖的“民主活动”成了无源之水, 处在“有成员无组织, 有组织无经费, 挂牌无凳子”的尴尬境遇。
(2) 权力过于集中引起异化。
村庄权力结构中, 支书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一个人顶天”反映了人民公社时期党组织特别是党书记独揽大权的一元化领导模式仍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下中国农村村庄治理的运作。俗话说, 干部当得瞎与好, 就看群众得多少。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稳步推进, 有些乡村精英开始利用手中的职权垄断村中利益。如在农村土地承包或村办企业的承包中占便宜, 或者在国家占地征地的补偿中获取利益, 更有甚者是侵吞和占有村集体财产, 严重侵犯群众的集体利益。这种现象在当前的农村也不乏其例。乡村精英异化腐败, 挫伤了群众参见民主活动的积极性。
二、经济精英登上历史舞台
经济改革的深入进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导致了公众对政治权威的逆反心理和反叛权威意识。同时动摇瓦解了传统政治精英的个人魅力型权威的社会基础。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 社会资源大规模变动, 村级党组织的政治权力资源受到分解和弱化, 合法性遭受质疑。而且, 法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领导权威出现危机以及逐渐被动边缘化, 其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领域不断缩小, 活动能力潜在影响力和治理地位不断下降, 最终影响乡村的治理秩序。经济是村治运作的基础和支撑, 村民自治组织要为村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 必须具备相应的经济能力。同时传统政治精英也由于文化水平有限, 以及年龄较大, 逐渐丧失权威, 推出历史舞台, 把权力交给现代经济精英是大势所趋。
1. 经济精英
所谓经济精英, 是指私营企业主等新兴经济精英主导村庄公共权力并且管理的村治现象。市场经济中促生的农村经济能人, 在复苏的公民意识的激发下, 依据《村组法》通过村民自选合法地成为政治管理者。经济精英治村是发展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和出路。
在经济上, 乡村经济精英能够通过传授村民技术, 吸纳村民就业等引导村民走向致富之路。同时, 他们占有相对丰富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 其影响力号召力, 远远大于普通村民, 能够利用其掌握的社会资源, 动员团结影响广大村民, 将农村分散的个人力量、家庭力量、宗族力量凝聚成强大的社会力量, 维持乡村秩序和谐, 同时不断完善公共基础。
2. 局限性
(1) 经济精英治理过程中, 富人财大气粗加上有政治地位, 出现了仗势欺人的现象。独断专行影响村党支部在村民中的威望。
另一方面, 一些经济能人在实际工作中, 民主作风差, 无视党的领导地位。而且, 他们与上级政府部门的沟通协调能力明显不如传统精英。
(2) 经济精英的从政能力和治理能力欠缺。
农村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要求执政者不仅要有较强的致富能力, 还要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依法办事水平与群众工作能力。而经济精英往往缺乏从政的经验, 缺乏农村实际工作经验, 在怎样处理村民矛盾和纠纷和纷繁复杂的婆媳矛盾邻里纠纷时, 方式方法与村民的接受能力不接轨。
三是乡村经济精英的利益谋取和异化倾向。不论是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浙一带还是经济欠发达的落后地区, 几乎所有的经济能人都说自己当村干部是为了服务村民, 想为村里做点事, 其中相当多的经济能人, 打着村办企业的旗号中饱私囊。一部分乡镇干部和村民也认为经济能人担任村干部的主要动机是谋求经济利益, 谋求社会和政治地位。
任何事物都是在其所处的环境不断变化的进程中向前发展的, 乡村治理也是如此。在社会不断转型的过程中, 如何充分发挥能人之村的优势, 同时又能对能人当权过程中的权力进行制约, 注意和防范某些能人政治权力的异化, 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村级治理的几点意见
实际治理中出现的异化现象, 是我们清楚的认识到, 只有通过设置标准化, 程序化透明化和可操作性的制度才能真正防止精英治理的异化。
1. 不断完善村治建设的法律法规
《村委会组织法》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 导致乡村关系紧张和钻制度漏洞。在第四条中:“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 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并没有确切说明哪些工作, 以何种方式是需要乡镇政府的指导、帮助和支持。并且如果乡镇府和村委会任何一方违法了相应规定, 又该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村财乡镇保管的过程中, 乡镇府私自挪用甚至据为己有等现象屡见不鲜, 然而, 处罚大多数只是党内通报或是警告, 换个乡镇继续“走马光花”。二是缺乏村民自治权利的司法救济相关规定, 司法救济诉讼程序相对复杂, 费用相对较高, 产生效力的时间也相对较长, 往往不能立即产生法律效果。
2. 努力提高基层干部和村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目前各省农村村官制度不断深入, 为基层干部队伍补充了一剂良药。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松懈, 定期科学文化和政治政策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 特别是提高指导村民自治进程的能力, 加强维护村里秩序、调节村民纠纷、办好村内公益事业等社区文化管理能力培训。另一方面, 推进农业产业化, 带领村民致富, 如组织专业户形成合作组织帮助村民产销产品等服务。同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增强自身廉洁教育。
3. 健全和完善政务公开, 财务公开, 依法治村, 民主管理等制度
精英女性 走路带风 篇2
“华尔街”——这条横跨纽约曼哈顿的金融中心，已成为一种 “成功”与“精英”的象征。如今那些游走在这条街上或其他地方的女精英，身披极具攻击性的美丽战袍，一路厮杀，取得成功。
她们，要为“精英女性”重新定义
而今，时尚Icon与成功女性再不是两个世界的不同人群，在事业颇有成就和极富影响力的女性中，不乏穿衣搭配品位俱佳的时尚Icon。他们或洗牌证券交易所，或拉动集团的上市，或在政界立足，亦或精通商场尔虞我诈。但这都不能阻止她们与所有其他女性一样追求美的步伐，与此同时，这些走在风口上的女精英们卓越的装束与风格再次响亮地告诉你：我就是优秀！什么都优秀！
而正是“美丽的便利”成就了她们的成功，让她们摇臂攀升。
美国国务卿
并不是所有造型上令人羡慕的人都拥有天生敏锐的造型能力，就连行事利落不出差池的希拉里也是在“过尽千帆”后方才摸索出最适合自己的“精英造型”。她的发型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铁娘子”希拉里表示自己从不雇用造型师，更不会去找人帮自己设计发型，所有的造型全部出自自己之手！
搭配重点：武装到头发！
MySpace中国负责人
没有人会对邓文迪的本事不竖大拇指，这位名字总会伴随着“传奇”与“争议”二词出现的女人，确实拥有着过人的本事，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要聊人家的家事，也不是要聊她的过往。单从事业有成的精英女性来讲，邓文迪算是独一份的风格女王。深V、露背、高开衩、蕾丝、透视、豹纹……与她行事作风一样大胆的穿衣风格，在同样驰骋商场的女性之中实属极为少见。
搭配重点：就是敢穿！
所以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盲目追求你所谓“很好看”的样子，应该通过判断来为自己量身定制发型。
学起来——像个明星一样穿礼服
在男人称霸的世界里，更要满足无数“虎视眈眈”的审美。所以，你要像个明星一样，穿上最美的礼服，因为没有任何人比成功的女人更值得炫耀美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位女总裁
“金融街的香奈儿”——这是我们听到最多关于拉加德的描述，这位兼具优雅与凌厉的女性刷新了人们对金融界与政界女精英刻板的印象。
在拉加德可见的公众造型中，丝巾与配饰成为了她造型中最为突出的个人特色，这种苛求细节的风格或与她雷厉风行且一丝不苟的行事作风有着直接的关系。“佩戴丝巾让我更加自信”，从而搭配着丝巾、胸针等饰物的职业装束也成为了拉加德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
搭配重点：细节制胜！
男人婆？绝不是！
在从未落幕的“中性化”风格中，多数人总会把她与“男性化”混淆在一起，随之而来的，是“刻板”“不解风情”，甚至“男人婆”这样的词。但事实上，相较致力于“与玻尿酸死磕到底”的“花瓶”们，这些事业有成的“大女人”在穿衣打扮上，却有着更耐人考究的独特风格。而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魅力，则要比任何胭脂粉黛都更令人沉醉。
（2014秋冬女性西装趋势分析）
在我们所能看到的2014秋冬秀场之上，除了保守大牌们纷纷亮出西装款秋装以示对秋季趋势的统一口径，就连一向不按套路出牌的西太后也将精干女装元素运用于自己本季的设计。
秀场上，模特们身穿的西装在轮廓与剪裁上追求以建筑美学为主旨，以极具线条美感的极简主义风格廓形作为主要造型要领，配合恰到好处的修身设计，精致的细节尽显低调奢华，印花上遵循集合搭配学，以大色块的拼接为主要搭配核心，更延续男装流行风格，传统男士正装的经典格纹统统大胆应用在女装上，展现了经典年代美感的同时，结合全新剪裁方式，令人耳目一新。
色彩上更是令人欣喜，当绚丽的色彩与纷繁的印花席卷整个女性时尚圈之时，职场女性们却反其道地以柔和内敛的色调与简约的风格另辟蹊径。真丝、粗呢、皮革与针织，黑白、海蓝、暗红、高级灰与极富质感的大地色——强势而又性感。
不MAN的“精英”时髦
谁说商务圈中的女性们就只会扮酷、耍帅、摆臭脸和装高端？立体剪裁的铅笔裙、超细百褶的半身裙，以及3D立体剪裁拼接蕾丝的包身套裙，这些并不柔软但韵味十足的造型让职场女性的形象丰富且立体，充满另一番诱惑魅力。
做个有“腔调”的剧中人！
被《华尔街之狼》和《律政俏佳人》等电影误导，很多时候我们喜欢YY那些驰骋在商场中的精英女性，除了超强的工作能力外，她们还需要有一点能跟老板“搞一腿”的风骚魅力。
《纸牌屋》
当几乎人人都在讨论这部史上最累脑子的美剧“白宫甄嬛传”时，我们关心的可不是那些政治手腕与心机。剧中男主角的夫人克莱尔成熟端庄的女性形象十分符合我们对于传统成功女精英的印象，除了衬衫、铅笔裙、西装这样的职场“老三件”，剧中还出现了很多诸如社交酒会以及居家或休闲运动时的造型，与此同时，虽然短发但健美的身材搭配合体的衣着却十足的妩媚动人。
好评原因
全方位展示了成功女性在工作及生活中的多面完美，给出更多穿搭建议。
《穿普拉达的女王》
当你不知道上班穿什么的时候，请你来看这部电影，在剧中描绘的各种场景之下你从任何一位角色身上都能找到适合你的办公装束，而且保证不会出错（当然女主角最开始的造型可当做反面教材来避免）。
全五星原因
这是一部充满正能量的电影，剧中所倡导的精神是告诉你作为一名优秀的女性，你除了要在事业上加足马力外，完美的外在造型也是你成功路上不可忽略的重要基石。
《傲骨贤妻》
其实Alicia这一角色的属性多少与克莱尔有点重叠，但Alicia所做的律师一职对着装多了几分限制。不过在有限的环境中还是发挥出了最大的可能性，凹凸有致的身材在紧致而不裸露的职业装连衣裙下极富女性魅力。
中评原因
剧中造型略显成熟化，对于年轻的职场女性来说不是最佳建议，“资深”一点的职场精英可以效仿。
《离婚律师》
怎么说呢，同样是律师，姚晨所饰演的罗莉一角则看上去逊色太多，尽管姚晨本人是人美条正又会穿，但是为了角色的需要还是规规矩矩地被限制在了“中国律师”款式老旧传统的西装套装中，白瞎了姚晨的好条件。
差评原因
引导与激励:论乡村精英与农村扶贫 篇3
一直以来,贫困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世界人民最为关心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直至2015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亿,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制定的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目标的国家,为人类减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但目前来说,我国农村贫困问题仍旧突出,返贫情况较为普遍,贫困情况依然严重。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扶贫主导权过强,各参与主体配合不足,导致扶贫工作脱离实际、不符需求,为扶贫工作增加了诸多困难,扶贫效果大打折扣。
乡村精英在农村掌握各类资源,在社区范围内具有较高的威望,在农村民主政治、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关系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反贫困方面,乡村精英也是十分关键的参与主体,对农村扶贫事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分析了乡村精英的反贫困特质,强调政府应充分利用精英的反贫困能力,创新农村扶贫模式,并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在政府主导的扶贫开发体制下,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反贫困中来,从而激发社会扶贫工作的活力。
二、乡村精英的定义与分类
乡村精英,又称“农村精英”、“乡村社区精英”等。是以精英理论为理论依据和农村发展为事实依据而提出的概念。“精英”,意指“精选出来的少数人物”或“优秀人物”。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基于个人的能力、智力、财力、社会资本等优势条件的前提下,成为少部分掌握社会优势资源的人。而乡村精英是指在乡村社区环境下,掌握社区优势资源,社区范围内具有较高的威望,在宗族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在农村基础治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关系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个人及群体。
乡村精英大致包括几种类型:靠自身努力获得了成功,有较好的经济条件和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富人,即乡村经济精英;在农村社区自治的基础上,有丰富政治经历的村干部,在当地或宗族中有较大的威望和号召力的村民,即乡村政治精英;较高的文化水平、有过硬的技术的个人,即乡村文化精英。
三、乡村精英的反贫困特质
我国的农村扶贫政策更强调突出政府的行动主导权,往往忽视了其他参与主体,特别是乡村精英的力量。乡村精英在过去几十年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下积累沉淀,形成了其独特的能力。这些能力使乡村精英在农村扶贫方面有其他主体不可比拟的优势。
(一)独特的社会资本背景
所谓社会资本,个人或组织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因其所处的特殊位置和特殊地位,在与他人的长期交往合作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和组织关系,往往这种关系可为个人或组织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这种获利的能力,被称为社会资本。
乡村精英部分具有宗族或大家族背景,有着深厚的人脉和组织关系,具有独特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一旦投入到扶贫工作中,能够十分迅速地号召当地各界积极参与,并快速打开局面,有效地调动各方资源,优化扶贫配置,成为村民、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桥梁和引线,减少扶贫阻力。农村社区精英在当地有较好的人缘和深厚的背景,能够获得村民较为广泛的认同和理解,并积极配合其工作。
(二)经济优势与个人能力
现阶段,传统闭合的农业生产已不能满足村民特别是乡村精英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市场大环境下,乡村精英有丰富的市场活动经验,形成了独特的市场能力。大部分乡村精英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财富积累,占据了经济优势。在市场活动中,乡村精英长期面临规避市场风险和抓住关键机会的挑战,市场敏感程度高,对经济流行趋势和政治信息有较强的把控能力,能够从大量信息中提炼有效讯息。敢于承担风险,具备一定忧患意识及熟练的技术技能和管理知识。部分乡村精英不但具备从事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的现代技术知识与生产技能,还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与市场营销知识,且注重合作。他们还具备卓越的资源整合能力。乡村精英能够快速有效地将信息、人力、财力结合并优化分配,能与其他社会群体、市场主体和政府进行对话,在社会各界积极倡导产业发展和扶贫,善于争取政府补助。
(三)思想先进民主
乡村精英大都受过教育,见多识广,很大程度上摆脱了闭塞陈旧的观念。乡村精英卓越的创新能力和对规则的理解能力,使得其政治上关注民生,对“惠农”政策有所研究,追求民主与法制,强调基层民主,积极参与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同时善于运用民主知识对村民进行现代政治思想和法制观念的教育。
文化上,乡村精英知识面广,乡村精英在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接触新的思想观念,注重培训和知识更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村民,帮助其解放思想,拓宽视野,将新的文化观念带进农村,改变农村的思想贫困现象。教育上,乡村精英普遍注重自我教育与家庭教育。在他们注重教育的理念带来反贫困能力的提升和可见的效益后,能够带动其他村民对教育进行重新审视,开始摆脱愚昧和无知,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家庭的命运,并为整个农村建设和发展培养新型人才。
(四)新型生活理念
近年来,经济和政策的“城乡二元化”现象得到广泛的重视,但生活理念的”二元化“同样不可忽视。城市普遍具有先进的生活理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农村依旧保留着一些传统的陋习。乡村精英常常接触先进思想观念,且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开始逐渐尝试新型的生活理念。1.卫生方面。讲究卫生是文明与健康的体现,更是一个地区整体精神状态的体现。在许多农村依旧保持着落后陈旧的陋习。乡村精英将讲卫生的习惯带到农村,积极争取政府配合,共同治理乡村环境,帮助村民改变生活陋习,让乡村的面貌涣然一新。2.注重环保。在农村,往往认为经济要发展就要砍伐树林,这反而加剧了土地贫瘠,生态破坏,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情况进一步严峻。乡村精英在长期的健康理念和政策教育反思下,开始注重乡村环保,并发动村民构建生态农村,有利于农村的可持续绿色发展,建设和谐乡村。
四、乡村精英参与农村扶贫的政策支持
我国过去的扶贫模式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政府主体地位过于强势,其他扶贫主体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若充分利用乡村精英的角色优势,带动其积极参与农村扶贫工作,发掘农村经济活力,优化乡村的治理,必然使得乡村贫困程度大大减轻,获得扶贫效益最大化。
(一)积极引导乡村精英参与扶贫,将精英队伍纳入公共权力层,推进扶贫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并做好权力监督工作
乡村精英是乡村中最渴望从政策中获利的一部分人,也是村民利益的代表者,有较高的政治敏感度,能够快速有效地获得政治信息,并充分了解政府的扶贫政策。政府应充分吸收乡村精英群体,鼓励其投身扶贫事业。1.聘用乡村精英为扶贫干部,动员尚在观望的村民积极参与扶贫政策和项目。2.在乡镇设置专门的扶贫部门。目前我国乡镇没有设置专门的扶贫部门,部分工作难以落实;分管扶贫的乡镇干部身兼数职,分身乏力。设置专门的乡镇扶贫部门,鼓励乡村精英参与到扶贫事业中去,一方面可缓解乡镇干部的人手不够、工作强度大的问题;另一方面,乡村精英参与扶贫可以使扶贫工作更加紧密地与群众结合,拓宽村民利益表达的渠道。
同时应避免长期的政治生活和资源抢夺,导致其他村民在扶贫资源方面的边缘化。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避免权力的过分集中。这种监督应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正式的体制监督,如设村民监督委员会,从体制上牵制部分精英过度占据政治资源,自我逐利;另一方面是非正式监督。因村民的自身文化水平、社会资本和政治理解能力的限制,许多村民对政治监督参与困难。对此,政府应采取无记名且多渠道征集意见的方式,公正客观地听取村民意见,采取最适合的方式进行有效监督。
(二)鼓励乡村精英参与产业扶贫,积极搭建多主体产业互动合作模式
政府应积极鼓励村中能人回乡创业,发掘特色产业。可通过财政补助和项目奖励等方式,为特色产业发展谋求更好的经济帮助和政策空间,有效地推动产业的发展。建议可用以下形式:1,扶持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带动农民参与。鼓励村民通过流转土地收取租金,或由企业或村委或合作社送种苗,并保价收购,确保企业和农民的双赢。2,金融扶持。由政府或合作社担保,支持金融机构给个户贷款。解决乡村精英创业和村民参与的起步资金和流转资金的后顾之忧。
积极搭建多主体产业互动合作模式。这种互动合作模式应包含有四个主体,分别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乡村经济精英为代表的企业、地方政府以及一般村民。将四方主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组织生产,实现产业的协调发展。由地方政府负责牵头、引导和监督,扶持特色企业的发展;企业与合作社一起发展特色产业项目,合作社则将普通村民特别是贫困村民加入进来,指导村民进行生产,并为其提供保障。这种模式能够充分调动四方积极性,实现动态灵活的产业模式。
(三)发挥乡村精英的示范作用,推进村民思想观念更新,改变农村生活方式
“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要解决贫困,必须从思想上“拔穷根”。乡村精英在农村社区所具有的权威和口碑,使得他们的行为举止容易被村民接受和效仿,对于农民生活习惯有引导和型塑作用。基层政府应利用乡村精英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倡导先进积极的思想观念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首先,思想观念上,要积极发挥乡村精英和政府干部的引导作用,鼓励村民主动学习先进思想观念。动员乡村精英和基层干部深入基层,对村民进行思想上的沟通与开导,促进村民思想变革;其次,生活方式上,通过表彰和宣传部分乡村精英优良健康的生活习惯,将这种潜在的影响化为直接的作用力,鼓励村民模仿与借鉴,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最后,由本地精英、干部组织动员,做好乡村清洁、卫生和防疫工作,转变生活观念,建设生态乡村。
(四)动员乡村精英投身教育扶贫,注重村民自我培训,提高村民素质。加大义务教育投入,鼓励高等教育
乡村精英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引导示范作用,提高乡村整体文化和素质,将对当地摆脱贫困,共同达到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有着深远的意义。
首先,注重对村民技能培训和综合素质提升,鼓励乡村精英对村民技能和理论知识进行培训。政府应组织村民学习有关政策法规、市场知识和现代信息知识。并组织他们到大学、企业和示范基地去学习调研,鼓励他们学习实用技术。利用乡村精英的带头作用和号召力,通过言传身教对村民产生较为直观的教化作用,起到良好的形塑影响。
其次,做好义务教育工作,鼓励村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完善“雨露计划”,加大教育资金投入,完善村镇学校基础设施,动员乡村精英参与义务教育事业。乡村教师作为乡村文化精英,是重要的知识传播者。目前农村教师收入过低,生活条件艰苦,使得村镇学校师资力量过于薄弱,对适龄儿童接受教育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所以要提高乡村教师收入,增加其经济来源。重视中高职教育和技能培训,实施奖励政策,鼓励回乡优先安排工作。
(五)扶持乡村公益性组织,加强与民间组织合作
在农村,农民个体之间的协同合作的能力较差,组织化程度比较低,生产成本高、风险大,产销困难。政府要为村民提供合作的公共平台,即能够实现村民共同利益诉求的民间组织。大多农民因其个人文化水平和资源缺失的限制,没有能力自发团结起来组建这种组织。乡村精英在乡村社区有一定的权威和影响力,能够有效将村民凝聚起来,组建这种公益性民间组织。这种基于农村社区建立起来的民间组织,不仅可以很好地解决资金、人力、技术等生产问题,实现产销一体化,还可以提高农民抗风险和反贫困的能力,并积极为农民表达政治诉求,实现农民自身利益。
积极与外界民间组织合作,动员乡村精英和基层干部整合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在自愿性的基础上,倡导民间组织参与扶贫,可采取“结对帮扶”办法,并建立扶贫激励机制,设立扶贫基金。调动非正式组织和成功的乡村精英对贫困事业的帮助,拉动其对慈善、扶贫的投入,激发社会扶贫领域的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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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乡村精英的社会学研究 篇4
社会学界对乡村精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运用社会流动、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等视角, 对乡村社区内部的精英流动模式、乡村精英结构以及乡村精英的角色、地位、功能等领域的研究。
一、对乡村精英流动模式的研究
中国乡村的精英流动模式, 是精英研究中学者关注和探讨最多的领域之一。
西方学者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对“精英循环论”和“精英再生论”的争论。精英循环的观点最早是由撒列尼提出的。他在研究匈牙利家庭农场时发现, 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不断深入, 20世纪60年代在匈牙利, 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 从事私有的家庭农场经营并获得经济利益的, 是那些在40年代拥有土地而被共产主义集体化政策剥夺的那些家庭的后代, 而不是已经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他认为, 这种现象说明, 在社会主义市场转型过程中, 市场化产生的平等效应, 使农村精英出现循环的现象。撒列尼的理论启发了维克托·尼, 在对1984年中国农村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他提出了著名的“市场转型理论”, 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改革会使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精英受益, 因此这种改革会减弱因再分配体制而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由此可以看出, 无论是撒列尼还是维克托·尼, 他们都认为在市场经济转型中, 精英的流动模式是循环的, 即新的精英来自于旧的分配体制中不占优势的群体。但是, 很多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即“精英再生论”, 认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干部权力的作用并不会突然消失, 市场改革的最主要的受益者并不是旧体制中的被剥夺者, 而是旧体制中的政治精英, 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本”, 起到一个非正式个人的信息网络的作用, 确保干部在竞争中可以获得最新、最准确的市场信息, 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胜。汉吉斯、斯坦尼斯基对东欧国家的研究, 奥伊、怀特和瓦尔德对中国的研究都支持这一观点。
西方学者关于精英循环和再生的争论, 使中国农村精英流动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但是由于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了解的缺乏, 急于依据一些有限的资料去建构理论, 难免以偏概全。就此, 一批中国学者根据自己对中国社会的切身体验和独到了解,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孙立平将精英的更替看成是一个精英集团内部角色转换的过程, 王汉生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农村精英构成的变化的研究, 认为农村工业化是影响不同地区精英结构和关系变化差异的重要原因, 改革以来农村社区精英的变动, 既有新精英对旧精英的替代, 又有旧精英集团内部的差异和转换。陈光金对私营业主这一经济精英群体进行了研究, 认为中国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社会精英阶层而发生发展的机制, 经历了从以循环为主到以复制为主的变化。针对中国的特殊国情, 宋时歌提出了“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 认为由于干部权力的连续性这种中国改革进程的独特现象, “精英再生”将是主要潮流, 而“精英循坏”则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时期的现象。这个特殊时期产生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改革早期的干部权力向市场转换过程中一个短暂的延迟期而造成的干部权力真空, 随着这个延迟期的结束, 新兴的经济精英将越来越多地来自干部群体。此外, 还有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 对中国农村精英的循环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如戴建生以著名的江村为个案进行研究, 发现随着村庄工业化的进程, 村庄精英流动以再生转为以循环为主导, 村庄精英地位的获得与维系由组织化过渡到经营化。邓玮认为中国乡村精英表现为从“血统原则”转向“成就原则”、从国家选择趋向社会选择、从一元模式趋向多元路径的流动模式等。
可见, 中国学者的研究, 已经跳出了西方学者对“循环论”和“再生论”的争论框架, 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 结合实证研究资料, 从多方面入手进行研究, 建立了更加全面的理论系统,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方研究的不足, 实现了中国农村精英研究的本土化。
二、对中国乡村精英结构的研究
随着乡村精英的多元化, 乡村精英的构成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王汉生在将中国农村精英划分为党政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的基础上, 根据社区工业化方式和水平, 把农村社区划分为低工业化——低集体化、低集体化——高工业化、高工业化——高集体化几种类型。陈光金依据不同农村精英在不同资本上的相对优势, 把农村精英也划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在此基础上, 陈光金把当前中国农村社区的精英结构划分为金字塔型 (一个权力中心) 、宗派型 (两个权力中心) 、联合型 (多个权力中心) 和不规则型 (无中心) 四种类型。贺雪峰把中国农村精英分为传统型精英和现代型精英。所谓传统型精英指那些以名望、地位、特定文化中的位置乃至明确的自我意识为前提而形成的精英, 所谓现代型精英是指在市场经济中脱颖而出的经济能人。此外, 金太军把农村社区精英分为掌握正式资源的体制内精英和掌握非正式资源的体制外精英。体制内精英主要是指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 体制外精英主要是指宗族精英、宗派势力、宗教精英和经济乡绅 (经济精英) 。周沛按照马克斯·韦伯对权威的分类方法, 把农村社区的权威结构划分为法理型、传统型和魅力型三种, 法理型权威主要指村干部, 传统型权威主要指家族族长, 而魅力型权威主要指经济能人。
三、对乡村精英其他方面的研究
除了对乡村精英流动模式和精英结构这两大领域的研究外, 很多学者还对乡村精英的角色和地位以及其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展开了讨论。如王思斌通过对村干部的研究提出了“边际人”的理论, 指出村干部处于行政管理系统和村民自治系统的边际位置, 这种边际地位及由它决定的职能行为对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系统产生影响。仝志辉认为精英在动员普通村民投票时对其与普通村民的社会关联的利用与放大, 是形成村民高度选举参与的重要因素。此外, 还有很多学者从各个方面关注乡村精英对推动乡村民主建设、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文化建设的影响。如有关“城归”精英参与村政利弊的研究、“回归”精英参与村庄权力竞争的研究、农村非治理精英对农村社区发展的作用以及局限性方面的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