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领导人

地方领导人（精选九篇）

地方领导人 篇1

领导工作有效性是指领导活动过程中, 领导者、被领导者、环境三要素互相作用所产生的指向目标的综合效应。在领导工作过程中, 凡是能产生好结果的领导工作就是有效的, 不能产生好结果的领导工作则是无效的。明确的目标是领导有效的动力, 良好的素质是领导有效的基础, 恰当的激励是领导有效的手段, 坚强的班子是领导有效的保证。这是提高领导工作有效性的基本途径。

地方高职院校领导工作有效性表现为:凝心聚力, 迎难而上, 带领教职工深化高职教育教学改革,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 使培养的人才适应职业岗位的需要, 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确保院校在激烈竞争中健康成长和可持续发展。

二、影响地方高职院校领导工作有效性的主要因素

(一) 对外协调难度大

由于社会对高职教育的认可度不高, 国家对高职教育的支持不够, 导致高职院校的生存和发展比较艰难。从教育资源投入、各级政府的重视程度上看, 高职教育还远没有占据普通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地位。大多数家长和学生认为, 高职教育是低层次的高等教育, 高职院校是低层次的大学, 高职毕业生是低层次的大学生。由于上述偏见的影响, 行政上隶属于地级市政府的地方高职院校到各级政府部门办事, 事事要求人, 事事求人难。教职员调动要通过人事部门, 资金出入要通过财政部门, 教学仪器设备购置要通过政府采购部门, 用水用电要通过供水供电部门, 还有学生实习、毕业就业、校园周边治安, 等等, 都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配合。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办事效率是相当不尽如人意的。例如:地方政府机关公务员提高工作津贴, 按《教师法》规定, 高职院校教师参照执行。申报办理此事要找组织人事部门、财政部门, 审批手续多, 程序长, 结果能否按机关公务员标准发放还不一定。又比如, 新办专业, 实验室急需建成投入使用, 但经常是开学初到政府采购部门申报招标设备, 学期末仪器设备才到学校, 期间几个月, 老师只能在黑板上做实验, 在课室里开汽车。

(二) 内部管理任务重

首先, 内部机构设置、建章立制任务重。高职院校来源一般有三种:新建、升格、合并。由于内部教职工成分复杂, 职能分工、人员待遇、薪酬制度也不尽合理, 加上规模扩张过快, 给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规范管理带来不少困难。其次, 师资队伍建设任务重。地方高职院校师资队伍普遍存在结构不合理, 数量不足, 青年教师比例偏大等问题。尤其是高职教育需要的“双师素质”教师严重缺乏。再次, 转变教师的高职教育理念任务重。具体表现在:学科系统化课程模式难以打破, 能力本位的课程模式难以落实, “中专延长”和“本科压缩”的影子挥之不去;在课程设置上, 忽视学习者未来岗位的需要, 忽视对学生应用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对高职教育所界定的“技术应用型”及理论上的“必需、够用”原则把握不准确;任课教师深入行业企业积极性低, 缺乏实践经验。最后, 确保教学中心地位任务重。地方高职院校在快速成长期, 良好的教学秩序和规范的教学管理是教学中心地位的基本要求和具体表现。但实际上, 影响、冲击正常教学秩序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院校阶段性中心任务影响正常上课、经常性各级干部职工大会挤占了正常上课时间, 增加课任老师的负担和教学调度的困难。如何协调好教学与行政事务的关系, 确保教学中心地位, 需要院校领导的统一指挥和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

(三) 办学经费难筹措

在办学规模迅速扩大的成长期, 筹措办学资金是院校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一般来说, 省属本科院校都有政府的生均财政拨款, 而地方高职院校却没有。后者的办学经费绝大部分来源于向学生收取的学费。完善教学基础设施, 如扩建学生宿舍、食堂、教工宿舍、实训楼、行政楼, 购置图书、教学仪器设备等等, 都要从学费中开支, 地方政府往往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有何途径解决资金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各家银行贷款。但各银行又要反复审核还贷能力, 没有政府担保, 最后还是贷不到钱;其次是找海内外乡贤商家出资捐助。但院校办学历史短, 社会认可度低, 影响力小, 难以吸引投资者的眼球。

(四) 生存竞争更激烈

目前, 全国已有高职高专院校近1200所, 大部分地级市至少有一所高职院校。2010年5月6日国务院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把职业教育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这说明, 未来十年, 深化高职教育改革、保持高职教育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将进一步改善, 高职院校发展前景继续看好。然而, 随着改革的深入, 当前高职教育已到了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阶段, 面临许多问题和困难, 突出表现在招生和就业两个关口上。生源将逐年减少, 毕业生就业力不足凸显, 未能很好适应各行业需要, 就业难, 创业更难。以致有专家预言:高职将面临重组。笔者认为这并非危言, 未来几年, 高职院校之间的竞争将日趋激烈, 生存和发展的形势将更加严峻。

三、提高地方高职院校领导工作有效性的必要途径

(一) 构建精诚团结的领导班子

高职院校属于高等院校, 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处在地方这一特殊环境, 党委书记和院长只有精诚团结, 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才能形成领导合力, 带领教职工艰苦奋斗、干事创业、度过难关。院级各副职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 按各自分管的范围, 认真履行职责, 把自己分管的各项工作做好。班子成员切忌勾心斗角、拉帮结派、窝里斗。要努力构建一个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院校领导集体, 产生最佳的系统功能, 并相得益彰。这是提高院校领导工作有效性的关键所在。

(二) 建设精干的中层及基层干部队伍

只有建设一支精干、高效的中层及基层干部队伍, 才能大大提高院校领导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随着院校的发展, 教学、行政、教辅等各线条事务繁多, 工作量大增, 须适时完善系 (部) 、馆、室、处、中心、教研室、实验室等中层和基层部门设置, 选配得力干部负责各部门工作。中层和基层干部各施其职, 在努力履行岗位职责, 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还能成为领导的“千里眼”、“顺风耳”和“调研团”, 为领导决策提供详实可靠的信息和宝贵的群众经验, 当好领导的参谋和助手。

(三) 建立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

地方高职院校发展历史不长, 内部管理规章制度须逐步建立和完善, 才能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不断提高领导的工作效率。建立行之有效的院校管理制度, 首先要不断完善, 及时修订, 使其与院校快速发展的实际相适应。其次, 应保持既有制度的相对稳定性, 特别是有关教师切身利益的制度, 比如教学工作制度、福利制度等。这样才能稳定人心。再次, 好的制度能否产生实效, 重在执行。一个制度的出台, 要经过多方调研、征求意见, 提交教职工代表会、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 最后才正式发文施行。

(四) 激发教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一, 树立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当前, 地方高职院校规模相对稳定, 教职工队伍也相对稳定。要在教职工中树立“院荣我荣, 院辱我耻”的观念。要让教职工明确, 学院不是我的, 也不是你的, 更不是他的, 而是地方人民托付给我们大家的。

第二, 要经常关心、爱护下属。除了在实际工作中注意锻炼与考验他们之外, 还要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 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对从全国各地招聘来的教师, 要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配偶工作、子女入学问题, 使他们安心工作;对青年教师, 安排有经验的教师进行“传、帮、带”, 使他们健康成长为合格教师。

第三, 要尊重下属。尊重下属, 首先是尊重他们的人格。领导者在与下属的交往中, 既要和蔼可亲, 又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安排工作时, 要耐心解释, 不要生硬命令;如果下属不能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 领导者要发挥领导工作的“铺路”、“搭桥”和“人梯”功能, 多给予他们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不可一味地埋怨;当下属工作有过失时, 要明白知识分子是死要面子的, 须讲究批评的艺术, 切忌当众训斥。其次是尊重他们的意见。对下属提出的正确意见要重视, 尽量采纳。再次是尊重他们职权。领导者给下属合理授权后, 就要放心大胆地让他们履行职权, 不宜轻易插手和干预。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制性。

(五) 善谋划, 集中精力抓重点

领导者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 事必躬亲, 胡子眉毛一把抓, 必然分散和浪费精力, 影响工作的有效性。为此, 领导者要树立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观念, 集中精力抓重点。首先, 在处理如何工作之前, 先用三个标准进行检验:能否取消?能否与另一工作合并?能否用更简便的东西代替?许多事情和问题通过这三个标准筛选后, 便消于无形、迎刃而解, 为领导者节省了时间和精力。其次, 要善于授权, 使下属各尽其责、各行其权, 密切配合、协调行动, 自己腾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卓有成效地解决院校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六) 主动出击, 开辟办学和育人新路子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高职教育发展的根本途径, 也是当前制约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瓶颈”。通过校企合作, 可解决资金问题、实训基地问题、“双师素质”教师缺乏等问题。院校领导要带头创新思想观念, 引导教师摒弃校企合作“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想法。要不断探索办学新路子, 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关系和资源, 主动走出去, 引进来, 说服、打动行业企业, 让行业企业从了解、认可, 到愿意、乐意联合办学、合作育人。一句话, 地方高职院校只有真正融入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潮流中, 为社会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 才能扩大社会影响并获得长足发展, 其领导工作的有效性才能得到实现和提高。

摘要：地方高职院校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 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工作卓有成效的班子来领导。从领导工作有效性的视角, 在分析制约地方高职院校领导工作有效性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提出提高地方高职院校领导工作应构建精诚团结的领导班子;建设精干的中层及基层干部队伍;建立可行的规章制度;激发教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抓重点并开辟新思路。

关键词：地方高职院校,领导工作,有效性,途径探析

参考文献

[1]梁国胜.高职面临重组实话还是危言[N].中国青年报:2010-04-05.

公司开业地方领导讲话 篇2

艳阳高照，鼓乐迎宾；高朋满座，喜气盈门。尊敬的仉军先生，尊敬的宋清贤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二十一户村村两委，对贵公司的开业盛典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对各位来宾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欢迎大家！

新新商贸选址于二十一户村，我们倍感荣幸。新新商贸自建厂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坚实的走来，直至今天的盛大开业，作为见证者，我想告诉大家，仉军先生和宋清贤先生是两位有魄力的创业者，几个月来，他们夜以继日，大胆探索，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了资金、设备、厂房、人员等一系列难题，在今年原棉大批收购之前，完成了所有的前期准备工作，保证了公司的顺利开业。人们常说，一位好的创业者就是一家好的企业。新新商贸有两位如此优秀的创业者，我坚信，从今天起，我们看到的必将是一个有活力，有实力的棉花加工企业。

新新商贸“发展地方经济，服务当地百姓”的办厂宗旨，让我们看到了曙光。因此，几个月前，当他们找到我洽谈办厂事宜时，我们村两委就干脆的表示，在这里办厂，二十一户村将大力支持，鼎力相助。二十一户村，大家并不陌生，人多地多，而且种植的绝大多数作物就是棉花，如果我们的地界上有了自己的棉花加工企业，农民种棉就更有底气了，种植面积和产量就更加提高了，农民致富也就更有奔头了，何乐而不为呢？同时，新新商贸优先解决周边村庄农民就业问题的招聘原则，也必将实现村里大批剩余劳动力的二次就业，让我们

实现更大程度上的互惠互利，扩大性的实现双赢！

今后，二十一户村将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帮助新新商贸的发展壮大，义不容辞的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为企业的前行奠基铺路，我们也希望，新新商贸能够给二十一户村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增添更强的动力，为二十一户村的老百姓提供更多的帮助，更优质的服务。让我们共同预祝未来的新新商贸能够从成功走向成功，以辉煌续写辉煌，书写出更加灿烂明媚的创业篇章！

地方领导人 篇3

立陶宛第一副议长、立陶宛议会对华友好小组成员尤尔舍纳斯、立陶宛外交部国务秘书伊格纳塔维丘斯，拉脱维亚前第一副议长、议会拉中友好议员小组组长皮克斯，爱沙尼亚议长恩娜·爱尔玛，爱沙尼亚外交部副部长、爱中议员小组成员多尼斯·尼克等先后会见了代表团。他们一致表示高度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对以苏光副会长为团长的中国对外友协地方领导人代表团的访问表示热烈欢迎，认为这是对双方总统、议会、政府高层访问的重要补充。他们赞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苏光副会长对三国议会和外交部领导人会见代表团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中国一向重视发展同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的友好关系，中国是最早承认立、拉、爱独立并与之建交的国家之一，建交以来，中国与波罗的海三国关系总体上保持了平稳、健康的发展势头，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友好合作不断巩固和加强，成果令人满意。

代表团先后访问了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第二大城市考纳斯，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海滨城市尤尔马拉，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第二大城市塔尔图、海滨城市帕尔努，均受到各市领导人的会见。各市向代表团介绍了社会经济和文化历史情况，并表示了与中国城市建立联系，开展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的愿望。苏光副会长在会见各市领导人时介绍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自1973年受国务院委托协调和管理友好城市工作以来，友城工作得到顺利发展，现已建立友好城市1100多对。我国与波罗的海三国的友好城市也逐渐发展起来，如苏州市与拉脱维亚的里加市、厦门市与立陶宛的考纳斯市等就是很好的例子，目前各个友好城市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发展顺利。苏光副会长表示，为地方省市服务、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是我们的工作重点之一，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及来自中国各省市的地方领导人都怀着与波罗的海三国真诚合作的愿望而来。双方都认为，目前相互间的友好城市数量还比较少，这不适应顺利发展的国家关系，相信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中国与波罗的海三国的友好城市将会逐渐增多。

访问期间，代表团与波罗的海三国社会各界人士及有关组织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座谈，为今后更好地开展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立陶宛对外友协主席根贾利斯，拉脱维亚对外友协会长托玛瑟、副会长利杜玛等亲切会见了代表团。通过此次访问，我会还与立陶宛地方自治政府联合会、爱沙尼亚城市协会建立了联系。代表团访问拉脱维亚期间，还与拉脱维亚工商会领导及部分经贸界的代表进行了会见和座谈。代表团还参观了爱沙尼亚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塔尔图大学，与校长雅克·阿维克索进行了座谈。阿希望与中国的高等院校开展校际交流与合作。

地方领导人 篇4

关键词：政府预算,政绩,关键时刻,财政支出,晋升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在西方国家不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有关政治经济周期的文献都大量出现。而这些对西方民主国家的相关研究表明, 政府在选举年到来之前更有可能推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并颁布实施大量福利政策, 以为在接下来的选举中赢得选民的好感从而获得选票。而在我国, 相关研究则相对较少, 本文试图以地方政府预算的制定为角度, 从理论上探究以绩效为基础的干部考核和晋升机制对地方政府领导人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

1 地方领导人受到的激励

区别于西方民主制国家的地方政府官员因要面对民众定期选举, 而存在会成为各地方不同经济状况的替罪羊或受益人的风险,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仕途可能更多的取决于上级而不是他们管辖区内的普通民众,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有效避免了因普通民众的问责而降职的潜在风险。

在西方民主制国家, 选民主要是根据个人或是国家的经济状况来评判领导人, 而在中国, 更多的是却是根据这些领导人做出的经济和政治成就来判断。自从改革开放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以来, 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就更多的基于考察他们发展经济使中国变得富强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之前的政治忠诚度。改革开放后随着党对于经济增长的追求和强调, 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政绩”, 而对政绩更确切的表述可能是经济成就。为了制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 党和中央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来使地方领导人的晋升和经济绩效之间的联系制度化。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为此出台了一系列党规例、纲领和其它重要文件。事实上, 关于中国省级官员的经济责任制的一些实证证据已经开始出现。从1979年至1995年, 以GDP年增长率为衡量标准的平均表现提高 (降低) 了省级官员晋升 (终止) 的可能性。

20世纪80年代中期, 干部责任制引入到省级, 用以规范任务分配, 进行绩效考核。干部责任制的实现所导致的直接和也许意外的后果就是, 地方官员现在更注重量化和易于衡量的项目, 这样就难以避免的以摒弃难以量化的项目为代价。改革时期地方政府对大型开发项目建设有着持久性热潮, 地方官员期望用这些经济建设成绩来打动上级官员。而这些项目被戏称为“政绩工程”或更直白地称作“干部晋升工程”。鉴于这些项目流行的现象, 人民日报自2000年以来发表了超过400篇关于所谓的“政绩工程”的文章。

地方领导人在“政绩工程”上的过度支出不仅得到容忍, 甚至还可能因此受到上级的提拔奖励, 表面上看来似乎令人困惑。但是, 地方领导者的上级也能从这些“政绩工程”中受益, 他们可能因此而得到好评, 并且反过来打动他们的上级。此外, 从更高级别的领导者的角度来看, “政绩工程”背后的理由应该放置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看待。中国地方领导人和他们的上级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一个标准的委托代理关系,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这种关系中地方官员的天赋、能力, 甚至他们的努力都难以直接观察。在西方民主制国家, 选民“不能直接观察到现任决策者的素质, 然而, 他们能从可见的经济成果中获取到关于决策者素质的信息”。在中国, 上级官员并没有掌握有关地方领导人的素质能力的比较全面的信息, 且对于下属的长期监控因需要的成本花费巨大而难以执行。但大型的开发项目不同, 它们不仅更可视而且可以量化, 是比经济指标更可靠更直接的测量地方官员的能力和努力程度的标准。

从上级的角度来看, 正因为大型开发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 使得他们可以较为精确的观察到地方官员为从地方民众和企业中获得支付大型开发项目所需的更多资源而付出努力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努力程度和能力。此外, 地方官员在“发展地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的旗号下, “跑部钱进”成为一种被默许的“合理”行为, 成为考察干部能力和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 甚至被郑重其事地写进了一些地方和部门的“红头文件”。

从地方领导人的角度来看, 以经典的职业生涯关注模型来作为他们表现的衡量标准是比较合理的。具体来说, 霍姆斯特罗姆提出了正式的理论模型, 就是在不完全信息下因对职业生涯的担忧导致的高效率的管理行为。“职业生涯关注模型的关键结论是, 即使没有金钱激励, 一位资质不确定的代理人还是会更加努力去使相关的“劳动力市场”相信他的高潜质。好的表现能提升对他能力的感知力, 并能转变为未来在组织内或组织外的工作机会。”这种深入的见解可以推广到中国去模拟寻找晋升机会的地方官员的行为, 这些地方官员的资质不为他们的上级所知, 而上级官员正是相关的“劳动力市场”的决策制定者。德沃特里彭特, 杰威, 和迪罗尔研究结果也表明了在“多任务的情况下, 代理人可能不再关注市场要求他关注的任务”, 这对中国地方官员而言就意味着以可视和可量化的经济表现为衡量标准。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地方官员发挥他们的大部分精力用以经济建设的原因。

如果以可视、可量化的经济成就作为衡量标准, 那么大型开发项目就可能会提升官员的晋升前景, 在这种背景下, 地方官员竭尽全力去搞经济建设来为自身政治生涯服务就显得自然而然。然而, 在这里时间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决定了政府预算政策可能存在的政治周期。在西方民主制国家, 政府预算周期存在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向选民传递关于竞选官员能力的信号。尤其是, 地方官员可能在他们任期内的某一重要时点加大政府财政支出来使他们晋升的机会最大化。由于用于大规模开发项目的费用过于昂贵, 财政支出难以长期承担, 地方官员必须为他们在位期间的良好表现框定准确的最重要时刻。一位地方官员在任期内的最初几年过快地增加财政支出是不明智的, 因为在这几年得到晋升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样努力就会白费。另外, 经济过早的增长使得在易于得到晋升的后期制造很好的政绩变得更加困难。

然而过晚地加大财政支出同样也是不明智的, 那是因为, 如果一位地方官员在同一个职位上待太久就很难再有晋升的机会, 并且最终只能以一个县级干部的身份退休, 这样他在任期内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改革开放以来, 干部终身任期制得到改变, 并且对年轻干部的提拔越来越受到重视。与此同时, 强制性的干部退休制度已在各级政府建立实施。县级的最高层领导必须在55岁退休, 在县级以上, 只有45岁以下的干部才可以在领导位置留任。正因为如此, 一个县级领导在自己四十几岁的时候一般都会尽全力争取被尽快提拔, 以免因岁数太大而丧失资格导致最终在县级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在这种大背景下, 当一位地方官员想要得到提拔时, 用可视和可量化的政绩来打动上级产生的激励就会在这位领导人的任期内达到顶峰。在这之后, 如果这位领导人仍然在同一个职位上而没有得到提拔, 那么用可视和可量化的政绩来打动上级对他产生的激励将不会随着时间而加大。但需要明确的是, 即使不能得到晋升, 非周期性激励可能依然在地方官员中存在。例如, 政绩工程的实施只围绕着一个目标来进行———为官僚个人或某个官僚小集团的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服务。而这种利益除了官场得道仕途升迁的政治利益, 还有经济利益, 即从工程中获取腐败收益。

尽管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是简洁明确的, 但是计算出一位县级领导人在位期间多少年后会被考虑提拔, 以及对财政支出的激励最大的精确时间实际上是不容易的。分别根据我国宪法106条和党章26条规定, 地方行政长官和党委书记的任期一般都是五年。但事实上, 现实中观察到的这些地方官员在位时间一般要比宪法规定的五年短, 因为县级领导会因为多种原因而提早离开自己的职位。一些领导转任到其它县, 一些领导因为年龄过大或是身体不适而退休, 还有一些领导因为腐败丑闻而被撤职。但是, 转任、退休和因腐败丑闻撤职通常是在县级领导人的掌控之外, 因此应该不会影响对他们的激励机制。但是当上级要做出事关他们政治生涯的重大决策的时候, 在任期内的关键时刻加大财政支出却在他们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如果假定一位县级领导的“正常”政治生涯周期对应于宪法规定的五年任期,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假设:地方官员因受到激励很可能在其任职期间的第四年突然加大政府支出。一些人可能会反驳说, 地方官员并不会提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被调任或是代替, 因此相应地, 他们不可能衡量自己的政治生涯周期进而采取措施。但是, 在这里我们讨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领导人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依然能做出理性的战略行为。

2 地方领导人对政府财政支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如果之前的假设:地方官员会因激励而选择在他们任期内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时间点上增加政府开支做出政绩以提升自己的晋升前景是正确的, 那么另外一必备条件就是中国地方官员对财政支出有足够的控制力。

作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中国宪法并没有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权力的具体划分的相关规定。但是, 即使在改革开放前, 作为一个中央计划经济体, 中国也并没有像前苏联和其它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那样集权。在80年代初, 中央政府占财政支出总额的份额在50%以上波动, 但是自1998年以来, 却在35%上下波动。也就是说自1998年以来, 每年各级地方政府支出约占政府总支出的70%。中国地方政府现今显然在财政支出以及对各种经济活动的日常控制方面占据着更大的比重。据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的观点, “除了外交事务, 军队, 以及国防, 中央与地方领导人的权力之间几乎没有区别”。

在收入方面, 财政分权在1994年有所逆转。在这一年, 中国政府实行了分税制改革, 提高了中央政府在总收入中的比重, 达到了自大跃进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 但是支出权力依然高度分散。为了弥补之间的差额, 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四倍多的补贴, 从1993年的540亿人民币到1994年的2390亿人民币。从那时以来, 中央财政补贴增长了七倍, 至2007年以18000亿元创下纪录。

这些行政分权和以财政包干为内容的财政分权改革显然加强了对地方官员预算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但是, 这些地方官员依然有足够的权力和影响力在他们任期内具有战略意义的时间点上选择增加政府开支, 特别是县这一级。原因有三。第一,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未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权重新集中。实际上, 中央政府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从1994年的30%下降到2008年的22%。第二, 自1994年改革以来, 不断膨胀的中央补贴一直没有夺走地方领导对于预算支出的自由裁量权。确切地说, 来自中央政府的各种补贴满足了地方政府很大部分的预算需求。但是, 这些补贴只有一小部分作为专项补贴用于规定的用途, 例如基础设施, 公共卫生等等。例如在2003年, 中央对地方的补贴只有19%为专项补贴。最核心的补贴是一次性退税或是少部分附带的转移支付, 以此来满足地方政府的特定用途。地方财政支出的规模和优先事项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地方官员。此外, 尽管地方官员努力说服上级政府以取得更多的专项拨款, 但是大多数补贴, 例如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 还是依据预定的程序或金额来实行, 因而这些努力很难起到作用。一些人可能会反驳说县级官员在一些年份支出更多是因为他们的上级允许他们这么做。考虑到自1994年以来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从上级那里得到的财政转移支付这一事实, 这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 这在本文的前面已经有所提及。但是, 在这里我们讨论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并且财政补贴大量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剥夺地方领导者的财政支出权。第三, 中国的财政分权并没有提升公众参与度或是地方预算程序的透明度。地方政府财政预算依然相当粗简, 并且没有相关法律来监督政府的这种行为。此外,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只在春天召开几天, 这对于监管当地的财政预算来说显得时间太晚而且太短。

还应当指出的是, 尽管县委书记和县长同是一个县的一把手, 但他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县委书记显然是一个县的“一把手”, 特别是通过对下级党政干部的任命制和人事控制来发挥政治领导力。县长则是县级政府的顶层管理者, 对政府进行日常管理, 例如农业、工业、教育等等。在回顾经济责任方面, 县委书记和县长接收到的应该是一套类似的评价标准。尽管县委书记不必做出分配财政支出的决策, 但是他也会从可视的评价标准中获益, 并因此成为县长财政政策的支持者。

3 结语

既然一种更以绩效为基础的官员考核和晋升体系的存在对地方官员产生了激励, 使他们有了动机, 而与此同时, 地方官员对政府预算支出也有足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那么, 就有充足的理由推断地方领导人很可能在激励之下选择在他们任期内的关键时刻战略性的加大财政支出, 做出政绩以最大限度的提升他们的晋升机会。当然, 这一推论是否正确, 还有待于用大量实际数据进行验证, 而这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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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领导会议总结讲话发言稿 篇5

（地方领导放在最后讲话的一般都是最高首长，行政首长布置完工作后，书记作总结）

同志们，今天的大会开得很成功。刚才某领导（或市长、或县长、或区长、或局长等）对前一段时间的工作（或某季度、或上半年、或全年）做了总结，对下一阶段（或某季度、或下半年、或明年）的工作进行了布置，我完全赞同。

下面我再补充三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要充分认识某某工作的重要性，同志们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某某工作当中来，要想某某所想、急某某所急。在某某工作方面，总体来说大家认识是到位的，态度是积极地，但是也有个别同志思想不端正，措施不落实，比如有的人。。，（不点名的举例23个适当的批评一下）。所以只有认识充分到位了，才能把工作抓好。（时间5分钟左右）

第二，要集中精力、狠抓落实。

思想认识到位以后，还要看工作成效，这就需要全体（或员工、或干部、或职工等）要把精力真真切切的落实到工作当中去，要集中精力、狠抓落实，同志们围绕着某某工作要集思广益，不怕困难，要倒排（或时间、或工期），挂图作战，要大战（或50天、或80天或100天等），把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比如某某（或部门、或单位）的某某同志在工作当中非常积极肯干，（可以适当点名举例23个表扬一下）。所以我们大家要向某某同志学习，任劳任怨、真抓实干。只有这样才能把某某工作切实抓好、干出成效。（时间6分钟左右）

第三，要环环紧扣、责任到人。

每一项工作都离不开具体的人去落实，要把工作责任和工作环节层层分解、责任到人，看看究竟是哪个环节干得好、哪个环节出差错，要对标比差；工作干得好的要表彰、要奖励，要让干得好的同志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落实惠！（声音要激昂）。对于个别工作不努力的人，在哪个环节出的问题，就在哪个环节追究个人责任，严肃处理、绝不手软！（语气要严厉）

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积极努力，就一定能把某某工作任务出色完成，向上级交一份满意的答卷。（结束，时间4分钟左右）

（上述发言总计时间15分钟左右，看领导兴趣，还可把内容补充延长至30至40分钟）

（会议结束之前3分钟，主持人事先再逐个征求主席台上其他领导意见，看有没有再发言的，一般不会有）

地方领导人 篇6

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现实考量

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主性参与少,政府动员参与多

由于受我国千百年的封建传统思想、小农意识和以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制约,加之公民参与到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中的手段、方式方法的现代化对公民参与的要求增高,参与风险存在,参与效果不直接彰显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自主性还很缺乏,公民自觉性参与程度不高。

二、团体参与少,个人参与多

从欧美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可以发现,团体或利益集团在公众参与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评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时甚至是举足轻重的。而从我国推行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以来,很少出现公民组织性的团体参与,大多数公民参与都是无组织的单个公民参与。缺乏组织依托的公民个体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一般“自立性差,难以进行利益聚合形成公民参与合力”,对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影响和效用很有限。

三、全过程参与少,部分环节参与多

据搜集到的公民参与事例来看,大部分公民都只是在地方政府对领导干部政绩已经作出评定和划分等级后才参与评价。这就是说,公民不仅不能实现对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全过程的参与,而且,对其考评核心环节的参与都很少,很难取得公民参与政绩考评的预期效果。这种意义上的公民参与有时甚至会挫伤公民的积极性,不利于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健康发展。

四、 农村地区公民参与少,城镇公民参与较多

由于农村地区公民受教育程度、经济地位、对领导干部政绩的了解等与城镇居民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农村公民不能像城镇居民那样较为广泛并有一定深度地参与到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中去。缺乏客观参与条件的农村居民也很难形成较高的参与政绩考评的思想意识,意识的落后反过来又制约着农村公民的参与行为。

五、直接参与少,间接参与多

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应该是公民直接参与到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的评价和等级划分中去。而我国公民参与的政绩考评,基本上都是对领导干部行政行为大概的粗略的轮廓式的评价,还只是间接型的参与,这就使得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价值大打折扣。

六、程序参与少,随意参与多

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只有在制度框架内按照一定的程序有序地进行,才能免受其他个人、组织、机构甚至是政府的干涉,从而为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平等性、完整性、有效性提供保障,促进公民参与目的的实现。但在实践中,目前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中的公民参与,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程序参与,基本都是公民随意的参与。这样不仅使公民参与的作用打了折扣,而且会影响考评的效用,甚至有损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的形象。相对应的,随意性的参与,同时也会造成有些公民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产生不负责任的行为。

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不足的原因

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的现实考量,可以发现公民参与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法规不完善

虽然宪法和法律对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中的公民参与权利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具体的法规还很不完善。一是没有关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的专门法规;二是相关的法规还有待于完善;三是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机制的构成主线不突出;四是公民参与考评各环节的配套法规不完善。这使得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各环节的具体操作很难落实。

二、内容狭窄

我国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多是对领导比较抽象的评价,这种评价都是公民相对于领导干部的某一方面提出来的。由于没有合理完整的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指标体系,公民参与的内容就显得比较随意和粗放,往往显得狭隘,不全面。应该是利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在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各阶段都有公民参与的声音。

三、缺乏对公民参与的有效约束

诺斯认为,“若没有约束,我们将生存在霍布斯主义的丛林中,也不可能有文明的存在。”因此,为防止公民的越权行为侵害全体公民的利益,必须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等规章制度来约束公民参与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行为。但在我国,有些公民参与政绩考评不是基于公民的政治责任感,而是为了影响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活动以获取更多的自身利益,或是带着利益实现受挫的不满情绪来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在这种非理性化参与动机的支配下,在缺乏相关规章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公民就会以非程序化、非规范化的形式参与政绩考评,造成不利的后果。

推动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的对策

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政府管理创新、民主化浪潮、信息技术发展为推动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带来诸多机遇。有关部门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创新公民参与考评的机制,保障参与的效果。

一、提供观念引导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公民的社会利益意识觉醒和社会利益个体化取向更加明朗,政府有关部门要有意识地提供观念引导,通过鼓励和引导公民参与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影响政府行为,维护和争取公众的利益。只有公民参与考评的意识进一步加强和理性,才能为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机制良好运行提供主体保障。

二、提供制度保障

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过程中,主体权益的保护、参与考评的具体内容、公民获取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信息的途径、公民参与的渠道等,法律、法规、政策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会导致公民参与考评的权益无法保障,经济、政治愿望无法落实。这就需要政府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真正为公民参与考评的地位与途径提供制度保障,为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创造良好政策环境,以培养公民参与意识,改进公民参与条件,畅通公民参与渠道。

三、提供信息技术支持

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离不开对领导干部政绩信息的收集、加工和处理。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信息客观、全面、公正、便捷、迅速地传递给公民成为可能。通过提供信息技术支持,可以使公民获得领导干部政绩信息的渠道、方式方法更加多样化,切实提高公民参与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效率,有利于公民准确、有效地收集信息并作出评价。强大的信息技术支持,将使有关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知识得到广泛普及,并进一步扩大参与政绩考评的主体范围。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地方领导人 篇7

地方领导的常态时政活动无外乎三大类:会议、会见和调研。在接到采访任务后, 记者要和相关部门联系, 弄清领导活动的类型、议题、规模、参与人员等, 以确定报道的内容、角度和采访对象。例如连云港市领导调研港口基础设施建设。这里有两个关键词:“港口”和“基础设施建设”。“港口”明确了采访的地点和范围, “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码头、航道和疏港道路。那么, 领导调研的意图和人民群众最想知道的是什么?是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的进展情况、遇到的问题、建成后对港口发展的意义等。记者可以就此拟出采访提纲, 着重采访哪一方面, 采访哪些人, 做到心中有数。带着问题去采访, 写出的新闻自然言之有物、内容充实。

2. 注意捕捉细节, 通过电视手段的运用强化交流互动

领导活动报道不是“个人秀”, 记者在拍摄领导活动时不能镜头只对着他, 而对周围的人群选择性“失明”。例如领导经常会开会听取某部门汇报工作, 当听到关注的问题时领导往往会插话询问具体情况, 此类交流互动的场面记者完全可以摄录现场声画作为新闻内容。

3. 淡化领导色彩, 突出新闻价值

长期以来, 地方媒体对领导活动的报道始终跳不出唯领导论的窠臼, “某领导出席XX活动并作重要讲话”、“强调”、“指出”等官话充斥整条新闻, 不但枯燥, 而且人为地拉开了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距离。

4. 做好后续报道, 强化新闻主题

地方领导人 篇8

一、网络民意的特征梳理

(一) 态度结构的聚合性。

以四通八达的无边界分散式结构作为存在形式的互联网, 任何人都可以借助其平台发表观点和意见, 从而构建出一座人声鼎沸、民情浩荡的政治舞台。海量的网络民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不同阶层和地域的公民的意见态度。

(二) 参与主体的平等性。

网络的去中心化消解了现实社会的权力、财富、身份、地位等因素对沟通的影响, 减少了把关层级, 为网络民意参与主体的平等交流创造了条件。同时, 网络还将政治表达中空洞的人民还原成生动的个体, 沟通者可以在虚拟的现实中直接发表意见, 从而保障了沟通中个性的释放。

(三) 网络渠道的高效性。

网络政治沟通所采用的超文本大大提高了沟通的效率。正如尼葛洛庞帝 (Negroponte) 所说:“信息社会, 其基本要素不再是原子, 而是比特 (bit) 。比特……可以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在它传播时, 时空障碍完全消失。”[1]

(四) 把关过滤的复杂性。

有别于传统媒体的编辑程序, 互联网这种载体本身的网状沟通特性, 使得任何机构和个人阻碍不受欢迎的信息在网上出现和传播困难重重。

二、表象与真实———对《地方领导留言板》网络民意的“双面解读”

(一) 《地方领导留言板》网络民意的表面张力

1. 多元参与的民意主体

从人民网“地方领导”频道的留言中可以发现由网络平台向领导反映民意的网友身份多元, 覆盖面广, 从东部沿海到西南边陲, 从直辖市到乡镇村, 涉及众多社会阶层, 代表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

2. 涉猎广泛的民生问题

从《地方领导留言板》的“最新留言”栏目中可以发现, 民众反应的问题因其社会身份的不同而呈现多元化态势:公交出行、环境保护、购物餐饮、行政执法……林林总总, 不一而足。涉及社会民生问题的意见和反映占了70%以上, 无一不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有着紧密联系。

3. 焦点集中的海量信息

《地方领导留言板》中的大量留言信息更偏向于省部级领导干部。据统计, 从2008年7月推出新版到2009年8月的一年时间里, 共有29位书记、省长, 60位地市级领导干部公开回应和回复网友留言。通过对留言量排行榜的比较显示, 省级领导干部留言数量远多于地市级领导。截止2009年11月5日, 在省领导留言排行榜排名前10位的留言数均在四位数以上, 其中收到留言量最多的河南省委书记达5174条。而在市领导留言排行榜前10位的留言数均为三位数, 排名第一的河南平顶山市委书记收到留言918条。

4. 高效顺畅的解决机制

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采取的是“网友匿名留言—领导或政府机构传递回复内容至人民网—确认后由管理员统一发布回复”这一机制, 切实保障了留言板秩序和留言回复的权威性、真实性。同时, 2008年新开设的“留言精选”、“领导回复”等新栏目对网友反映的热点问题和各地留言回复分别进行提炼与整合, 畅通了民众与政府间的互动沟通渠道, 对网友留言的反应速度有明显提高, 从网友留言到领导干部回应, 再到网友反馈, 有记录的最快速度仅为3天。

(二) 《地方领导留言板》网络民意的真实强度

1. 表达主体———“新意见阶层”的涌现

《2008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指出:“伴随着‘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为特征的新媒体的长足发展, 中国社会正在涌现出一个‘新意见阶层’———关注新闻事实, 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据有关部门对9万人的调查, 常在网上发表言论的网民, 35岁以下的占78.8%, 大专以上学历的占79.2%, 月收入2500元以下的占68.6%, 在企业工作的占36.9%, 这些人是构成‘新意见阶层’的主体。”[2]这些“新意见阶层”就是《地方领导留言板》网络民意的表达主体。

2. 网络民意表达正逐渐趋于规范和理性

《地方领导留言板》刚刚推出时, 由于网民素质层次不齐, 很多网民的留言不是过长, 就是语义不通, 或者只是一味地抒发感情没有明确问题要害, 缺乏联系方式等等, 这些都不利于问题的及时回复和解决。随着时间推移, 民众逐渐熟悉了留言板的使用方式和语言规则, 网友所提出的问题也很快得到解决。从私人性到问政性, 从情绪化到理想化, 打破了传统的大众传播机构垄断舆论的格局, 增强了网络舆论的影响力。《地方领导留言板》在创办3年后成为了“公共表达空间深入拓展的最重要表现”。[3]

3. 民意并不全是真理

尼葛罗庞帝忠告我们:“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4]由于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开放性, 有不少虚假、恶意的网络信息会弱化民众的理性选择能力, 导致民间非理性舆论或情绪膨胀, 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会损害国家的凝聚力或者导致更加隐蔽的信息集权控制, 从而影响政府决策与社会公正。因此, 网络民意并不全是真理, 网络民意与现实社会中的真实民意之间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 它只是真实民意的一部分, 不是进行公共决策的唯一依靠。

三、从传播学维度观望搭建网络问政平台的积极意义

(一) 从议程设置维度探讨网络民意的发起模式

台湾学者高永光曾从政治沟通角度对政府议程、媒体议程和民众议程三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民意发起模式”。在此模式中, 民意是形成政策议程的关键, 其议程的先后顺序是公众议程———媒介议程———政策议程, 公众的议程经媒介报道后, 就转化为媒介议程, 在公众议程和媒介议程的共同作用下, 最终形成政策议程。[5]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进入公众视野的事件发端于网络, 民意从娱乐化逐渐转向了议题化, 公共性日益增强, 这一方面得益于政府主动搜集网络民意, 设置网络议程;另一方面有赖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政治参与感的增强。在孙志刚案、刘涌案、宝马撞人案中, 网络都发挥了强大的论坛功能, 将信息与观念传达给受众并获得了可能的回应和反馈。不难看出, 网络开始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工具, 网络民意逐渐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方式推动着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

(二) 从公共领域维度探讨网络民意的公共性

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 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 (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空间或民间活动范围) 之间, 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 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首先是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 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6]

哈氏曾把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划归为公共领域的媒介, 而如今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 网络俨然已经加入这一行列。2008年末和2009年初, 《人民日报》与人民网有关“网络监督”联合调查结果显示, 当网友在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 93.3%的人选择网络曝光, 这说明网民对网络监督效果寄予厚望。2008年10月, 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的一项对629名地方党政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的调查问卷显示, 有21.47%的领导干部上网的主要目的是了解社情民意, 有78.18%的领导干部上网喜欢接触的内容是当地群众意见, 而在领导干部了解信息的渠道中, 互联网已经超过会议和电视, 成为仅次于报纸的第二大渠道。[7]

(三) 从知沟理论看民众网络话语权的博弈

“知沟”理论是1970年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等人提出的

———传媒与和谐

一种理论假说:“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统称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 因此, 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 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8]

尽管同传统大众媒体相比, 网络媒体确实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普通民众的话语权, 这使得网络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草根性。但不可否认, 网络在话语权分配上依然具有不平等性, 那些拥有更多沟通资源并更懂得沟通的网民往往在网络沟通中具有更大的话语权。正如法国学者福柯所说, “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 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 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9]这种网络接近权的实际不平等迫切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平台来解决。

四、目前网络民意沟通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 网络自身的脆弱性与去责任化

美国学者埃瑟·戴森指出:“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 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 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 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10]

网络以其便捷性、低成本、分权特征以及互动优势, 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资源。但是这些特性也是一把双刃剑, 在带来众多利好的同时, 其“匿名制服”效应带来的信息安全问题阻碍了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 互联网是一个难以监管的虚拟社会, 相关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再加上网络技术更新过快, 使得网上许多行为缺乏有效约束, 虚拟网络环境下安全问题依然突出。

例如, 在新疆“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中, 不少境外“疆独”分子利用社交网站和通讯工具大肆传播反动分裂言论, 散播虚假言论, 组织恐怖行为。这显然是网络的脆弱性和去责任化的弊端带来的不利影响。在2009年7月8日下午环球网所做的“您认为facebook是否应立即关闭‘疆独’群组”的调查中, 有94.2%的网民表示“应该关闭”, 其中有81.7%的网友表示, facebook因纵容“疆独”势力应受到惩罚。[11]

(二) 政府社情民意通道有待通畅

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看这样几组数据: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所公布的消息, 截至2008年, 中央部委政府网站的普及率达到96.1%, 省市政府网站普及率达到100%, 地市级政府网站普及率达到99.1%。[12]

2008年12月, 《中国青年报》一项对1110人的调查显示, 85.6%的人曾访问过政府网站, 61.3%的人对政府网站感到不满意, 32.0%的人感觉一般, 仅有不到7%的人表示满意。调查中, 33.1%的人认为政府网站需要加强网上互动交流, 增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

2009年初, 《人民日报》与人民网联合推出的“地方政府开通社情民意通道, 你们那儿通了吗”的网络调查显示, 96.8%网友认为, 政府社情民意通道不畅通, 而反馈不及时、遭遇推诿塞责、沟通渠道形同虚设, 是网友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从以上三组数据中, 我们可以推断出这样一个结论:政府网站普及率高, 民众满意度较低。

“知屋漏者在宇下, 知政失者在草野”。我国电子政府建设虽然起步晚, 但发展较快。然而高政府网站普及率与低民众满意度的事实, 说明了依然有很多政府网站只是在装点门面, 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网络政治沟通依然障碍重重, 电子政务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 潜伏———网络传播中的民粹主义

有学者对Web2.0时代“草根传播”的民粹主义取向做了细致研究, 将其划分为四股思潮, 其中之一为“网络政治民粹主义”———它以舆论监督的形式出现, 以民主制度下的言论权利为招牌, 其过程中有侵权等行为, 网民发现现实中的不平、不公, 通过网络空间进行声讨, 发泄不满, 最后情绪失控, 整个网络空间被非理性的声浪所淹没。[13]

网络民粹主义植根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 具体表现为表达主体素质与均衡性的缺失、网民言论的去理性化、对个别问题思想认识和观念的滞后。特别是在我国的网民中, 年轻网民所占比重达51%, 年轻网民的言行容易情绪化和极端化, 因此网络暴力也就频繁出现。在2008年发生的“抵制家乐福”到“反CNN”以及“封杀莎朗斯”通事件中有为数不少的网民表现大失水准, 完全被所谓的爱国主义激情冲昏了头脑, 以至于出现“谁不抵制家乐福, 谁就是卖国贼”这样的言论。应该知道, “互联网既不是随心所欲的天堂, 也不是无法无天的地狱, 只有自律才有自由。”[14]

五、优化网络民意畅通渠道的路径分析

(一) 建构网络监管机制, 疏通网络传播渠道

我国对互联网的基本方针是“积极发展, 加强管理, 趋利避害, 为我所用。”当今中国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和现代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 解决信息污染、网络暴力和网络政治民粹主义等问题, 需要政府多管齐下, 综合采用道德自律、舆论引导、技术防范、管理控制和法律规制等手段。积极推进网络监管机制的建构, 从而预防和查处网络道德失范, 保证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的切实执行。除此之外, 应适度调整网络传播的政策和策略, 调整控制方式, 变排斥为正视, 变被动为主动, 变堵塞为疏导, 立足于“开”与“导”, 让信息流动起来。

我们应在充分认识网络的信息传播特点与媒介属性的基础上, 对当前已经能够较好地实现的政治沟通方式 (如官民之间通过论坛、博客沟通, 电子信箱上访等) , 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优化信息基础设施, 给予其制度上的保障, 让其成为一种常规渠道, 唯有如此才能切实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作用。

(二) 加强政府舆论引导, 优化民意集纳环境

胡锦涛主席曾说过:“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 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靠的是致力于在中国大地上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要实现这个“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对民意的集纳和反应。

优化民意集纳环境的重点是实现话语权的平等。在这里, 平等不仅意味着扩展多元的民意渠道、消除信息鸿沟、疏通阻碍民意流向的渠道, 还应包括净化网络环境, 消除信息传达过程中的“熵”, 提高民意向上传递的效率。

同时, 加大对网络民意的重视力度, 保护公众参与网络政治的热情。尤其是政府网站, 在网络诉求处理的环节中, 必须发挥好中枢作用, 对网上收集的问题进行正确判断、遴选, 并积极做出反应。对于能够及时处理的问题, 应充分依靠有关部门, 迅速分发、限时办结和集中回复。

(三) 提升网民整体素质, 内化参政议政能力

美国政治学者卡尔·科恩 (Carl Cohen) 指出:“如果一个社会不仅准许普遍参与并且鼓励持续、有力、有效并了解情况的参与, 而且事实上实现了这种参与并把决定权留给参与者, 这种社会的民主就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民主。”[15]如何强化公民网络参政议政的权利意识, 提高网络民意表达主体素质, 提高官民间的沟通效率, 在全社会形成理性、宽容的政治氛围是摆在政府和网络媒介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崭新课题。

参与性的网民文化的培育一方面有赖于政府的大力支持, 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媒体的有效引导。政府和媒体应携手把参政议政行为内化为网民个人生活和价值观念的一部分, 形成人人积极关心国家大事, 人人积极参与国家决策的社会风气, 让“庙堂”和“江湖”互通有无, 通过传播话语的多元参与表达, 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理解, 以最大限度地消除隔阂, 减少偏见, 进而降解社会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六、结语

地方领导人 篇9

本课题要解决的问题是:提高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干部的决策能力 (《行动计划》) , 为中职科学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研究任务是:开展中等职业教育行政领导者专题研讨 (《行动计划》) 。课题组成员制定了“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管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将“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管理能力”细分为“八大力”, 分别为执行力、创新力、支持力、协调力、统筹力、学习力、监控力、评价力。这“八大力”为评价指标体系的一级考察点, 在一级考察点下, 又制定了32个二级考察点。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职业教育学会会长、职业教育战略专题组组长、江苏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研究基地特聘专家周稽裘教授在认真研读了地方行政领导者管理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之后, 笔者对周教授进行了一系列访谈, 访谈记录如下。

一、要重视职业教育的管理方式的变革

这个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行政领导管理人员来说, 要能构架一个评价体系, 并通过这个评价体系引领基层领导干部的努力方向。所以, 开始的着力点就是按照行政能力的基础结构分解, 从管理能力概念、从基本定义角度来讲, 是人的一种心理品质在管理方面所形成的框架, 按照这个把人的心理品质分成了八个方面, 在这个框架下, 寻找每一个框架的考察点, 力图与现实的管理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我补充新的想法, 认为要从两个角度合成研究, 从另外一个思路角度上研究, 这个问题本身是研究人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的本质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中形成的。所以, 人身上表现出来的种种特征, 包括心理特征, 离不开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中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作用总和。

当代领导者作为管理实践中的一个人来看, 能力和他的管理实践是分不开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还得研究一个问题。如果简单定义一个人, 人的能力是人完成某一项活动本领的大小。能力具有两个方面:一是心理品质, 包括各种心理品质, 但是前提必须是具有形成心理品质的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 就是我们讲的一定的管理方式。比如, 50年前的管理干部和现在的管理干部, 如果拿同一套标准来衡量的话, 可以吗?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 管理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所以, 不同的管理方式造就了不同的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 这个课题是研究人当前职业教育的管理方式是什么, 及我们要评价他的要素。因此, 我们还必须研究当代我国职业教育的管理方式是什么样的, 我国职业教育的管理方式发生了哪些变革。这些变革深深地影响了这一代人的管理理念。

二、要体现当代职业教育管理方式的基本特征

从人的心理要素的基本结构出发, 分解成“八个力”, 围绕这些“力”, 再从生活中寻找一些要素填写进去。如果将这“八个力”所有要素、内容都整合在一起, 那么它想表现的是什么呢?能否整合成当代职业教育管理方式的基本特征, 以及正在变革中的主要目的呢?如果从这个思路出发, 周教授提出如下几点意见:

第一, 今后政府对教育的管理主要是转向宏观管理, 这其中还有两条原则, 一是政校分开, 二是管办分离。

第二, 其中具有职业教育特征的就是政府主导, 行业指导, 企业参与。

第三, 学校主动发展自主办学, 所以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 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或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

以上几条, 已经作为明确的方针确定下来, 必将对我国的职业教育管理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所以必须从这一点出发来研究问题, 特别是围绕纲要再梳理一下, 看是否能够提出具体原则。

三、要明确政府管理职业教育的本质

我认为政府管理职业教育的本质是处理好政府、学校、社会三者的关系。所以, 管理的体制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三者的关系协调和谐, 形成一个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整体。那么, 我们现在进行管理的改革, 从目标上来讲有两条:

第一, 创新公共教育的治理机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 办学主体多元化, 另外, 在社会需求的多元化的要求下, 必然要提出对治理机构的改革创新。

第二, 提升管理干部的素质和专业发展能力, 包括外在的工作方式和内在的自身素质。

这两个方面就是要达到现代管理方式的两大目标, 这两大目标恰恰也是我们要研究的两个方面。重点是公共教育的治理结构问题, 或者说是现代政府如何管理职教的问题, 以下从政府、学校、社会三者关系来论述。

1. 政府对学校是直接影响关系。

主要表现于: (1) 教育方针。 (2) 制度和政策。 (3) 规划。具体的行动目标是由规划来制定的, 所以, 规划的制定也是地方政府一种重要的行政行为。 (4) 政府对公办学校作出的重要的行政行为包括: (1) 资源供给。 (2) 对示范性的要求进行指导;政府引领发展方向, 往往通过示范性学校的建设来进行。 (3) 督导检查。 (4) 公共服务, 包括建立科研机构, 帮助学校解决教育教学的第一线问题。

2. 社会对学校的影响。

主要有: (1) 市场。其中包括劳动力市场, 对学生来讲就是就业市场;知识专利和技术产品市场;招生市场。 (2) 中间力量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接参与了对社会的管理工作, 尤其是职业教育行业性的组织, 国家明确规定了行业指导。 (1) 行业对职业教育有哪些功能呢?专业方向的引领, 办什么专业群, 培养什么规格的学生, 行业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专业资历的规范;第三方评价, 对学业的质量有一定的评价权。 (2) 社区组织。保证学校后勤社会的改革;保证中小学生思想建设所需要的社会支持。 (3) 企业。企业资源的支持, 实践性教学的支撑方面, 对学生的就业很有帮助。 (4) 公民社会中的一种公益活动。最典型的就是基金会。

3. 政府对社会的关系。

主要有政府对学校除了直接影响外, 还可以通过对社会的影响波及学校。政府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1) 鼓励。政府出台很多鼓励政策, 比如为建立基金会提供免税政策。 (2) 监督与控制。

四、政府、学校、社会三者关系的框架图

笔者认为, 管理行为大概包括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1. 决策环节。

从政府来讲, 包括: (1) 制度设计。 (2) 政策设计。 (3) 实施项目平台设计。

2. 实施环节。

包括: (1) 社会动员, 比如媒体引导, 现在的政府非常重视媒体舆论。 (2) 环境设计, 设计全社会重视职业教育的环境和氛围。 (3) 职能分解, 实质就是一种有效的组织管理, 这是一种硬法管理。 (4) 民主协调, 不光要有硬法, 还必须要有软法管理。

3. 检测评估环节。

政府不光要能制定正确的政策和制度, 还能对自己的政策和制度作出一个有效的评估。

4. 反馈动态调节环节。

政府工作通过监测评估, 能够及时发现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问题呢?所以必须有反馈动态调节环节。包括: (1) 问责制、整改。 (2) 奖励, 推广。 (3) 在发展创新机制。

5. 基础性的保障体系建设。

如何研究一种有效的稳定机制, 对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稳定是前提, 就必须有: (1) 预警机制和稳定机制。 (2) 风险处理、危机处理机制。对于应急问题, 有一套风险处理机制, 这样才能保障正常运行。

这些问题的落实情况能够直接反映现代干部管理的能力。对于各级管理干部的考评最基本的是创新能力, 但是很难单独地评价一个人的创新能力, 必须在以上这些具体的环节中表现出来。在决策环节, 设计的过程就是创新过程, 能够拿出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案, 在思维方式上, 需要我们系统把握;在做的方面, 必须一级级考虑。另外, 在整体把握的能力或审视全局的能力方面, 对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要求很高。

另外, 现在的干部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在干部评价中这一点非常重要。

五、当前职业教育管理的重点问题

重点领域突破, 也就是说, 当代干部要在这个方面具备鲜明的突破能力。当前干部要做什么事?一是现代职教体系的建设和职业教育服务大局能力的提升。这是当前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值得考虑的问题, 从2012年相关政府文件来看, 转变发展方式是主线, 体系建设是主攻方向, 突破能力是核心环节。那么核心环节是什么呢?在我看来, 核心环节是我们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有实质性的进展。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 职业教育的办学特色就具备了。

摘要：本文就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管理能力问题对周稽裘教授进行了访谈, 提出要重视职教管理方式变革、体现当代职教特征、明确政府管理职教的本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