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化

语文化（精选十篇）

语文化 篇1

1 翻译理论研究的历史沿革

从文化的层面研究翻译必然会广泛借用当代各种文化理论如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这些文化理论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使得传统的翻译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譬如解构主义翻译的先驱本雅明就摒弃了以前“译者从属于原作者”的翻译思想,赋予了译者更高的地位,如“翻译者应是原作最好的读者、接受者和阐释者”,“译作不仅发掘出原作的潜在的意义和价值,把原作中未完成的东西进一步完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赋予原作以新的生命,或来时的生命。”[2]之后,德里达进一步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探讨了翻译,并更加深入地指出了译者之所以不能够完全遵从于原作是由于他“有着自己对原作的独特理解,自己的取舍,自己的选词造句和表达方法。”[2]随着解构主义理论的迅速发展,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解构主义批评学派在美国耶鲁大学形成,其中学派成员之一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如“翻译实际上扮演了转化(transformation)的角色,”“这一过程不仅转化了目的语的语言风格,而且甚至转化了目的语的文化,”等。[2]除了米勒,另一位更有影响力的解构主义文化翻译批评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从异化与归化的角度研究翻译问题,将文化研究推到了后殖民主义视野中。作为对异化翻译的倡导者,韦努蒂强调通过异化的翻译来保持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可以防止特别是弱势文化的边缘化。他认为“翻译不可能也不应当去试图彻底地消除这些不同的东西。一个翻译的文本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场所,在这里出现一种不同的文化,读者可以窥见一个不同的文化他者”。[2]当然,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研究翻译的还有三位更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是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他们将翻译的文化因素同政治相联系,特别是霍米·巴巴提出的混杂和第三空间的理论概念影响了当今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下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研究。[2]这些翻译理论否定了传统的译者要忠实于原文,译本是对原作的对等转化等观点,取而代之的是译者是再创造者,译本经过译者之后已经获得了新生,最为关键的是这一过程无时无刻不在受着文化的影响。从文化的层面上讲,译本所反映的目的语文化在翻译的过程中发挥了自身的力量对源语文化进行了筛选。换言之,源语文化通过翻译进入目的语文化语境时收到了抵制。

2 翻译学界对目的语文化抵制问题的探索

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著书表明源语文本在通过翻译进入目的语文化语境时会遭遇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异,其中最为有影响的莫过于勒弗菲尔的论著《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根据勒弗菲尔的理论,当一种文化的文本离开它的文化体系之后,文本注定会被重写,译者在翻译文本时会尽力地使译文在重写之后符合目的语文化占统治地位的诗学形态(poetology)和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两个因素是文学系统内部的。此外,来自于文学系统外部的一个因素也会影响译者的翻译即赞助人(patronage)。[3]而译者有意或无意的操纵翻译活动也是可能因素。“因为翻译虽然看上去是译者个人的行为,但译者本人的某些观念往往是其所属的整个文化群体的各种观念的反映。”[4]袁翔华也从受众和译者的角度诠释了翻译中的文化抵制现象:“翻译原作者创造作品,产生受众。翻译行为和理解过程中源语文化传统、语言文化不断产生交流的时候,文化受众用自己的文化身份、意识形态等进行认可、接纳、传播甚至对源语文化、意识形态等进行抵制或改变。实践主体—译者貌似完全按照身处其中的源语文化背景和文本的要求来行事,而实际上他是结合了源语文化背景,按照自己的文化需求、爱好、感觉对作品进行增删或改装来达到自己的意图,在机制内寻求一定限度的自我实现。而这种避让而不逃离的抵制战术为受众营造自由空间的同时也蕴含了对原作的改造”。[5]

还有的学者从文化语境的角度探寻文化抵制产生的深刻原因。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在他们合著的名为《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丛》一书中提到了“网格(grid)”。此处所说的网格是指被一种文化接收却被另一种文化排斥的东西(the collection of ways)。翻译的过程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简单转化,而是一种存在于文化中的更加深刻,处于更高层面上的转化过程。在两位学者看来,这种网格是由人创造的,历史的,不确定的,它最终由于被内化而变得自然而透明。但处在另一种文化下的人就很难跨越这种文化网格。当译者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翻译时,首当其冲遇到的抵制就来自这种网格的差异。例如佛经的翻译能够顺利地在中国进行是因为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借助了老子的思想,而基督教或其它的教派之所以未能进入中国主流文化是由于与中国的文化网格有较大的差别而导致了抵制的出现。文化网格是如何构成的呢?有许多翻译理论学家对此作了研究。许钧提出: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语言的转换,原作的语言土壤变了,原作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必须在另一语言所沉淀的文化土壤中重新构建,而这一构建所遇到的抵抗或经受的考验则可能来自于目的语的各个层面:文化层面、语言层面、读者的心理层面以及读者的接受层面等等。[6]因此,对于文化语境一词的理解有助于挖掘存在于目的语文化的具体制约机制。那么,何为文化语境呢?严绍璗对“文化语境”做过严格的界定。他认为,“‘文化语境’指的是在特定的时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场’。这个范畴应该具有两个层面的内容。其第一层面的意义,指的是与文学文本相关联的特定的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态、生活习俗、心理形态、伦理价值等组合成的特定的‘文化氛围’;其第二层的意义,指的是文学文本的创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创作者、个体或群体的创作者)在这一特定的‘文化场’中的生存方式、生存取向、认知能力、认识途径与认识心理,以及因此而达到的认知程度,此即是文学的创作者们的‘认知形态’。[7]

什么样的文化在翻译的过程中更容易形成抵制机制呢?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做了如下总结:第一,那些将自己看做是世界的中心的文化更加容易形成对外文化的抵制。作者谈及了中国的严复和林纾在做翻译时常常将源于文本按照中国的语言文化方式做改写。[8]第二,那些对外来文化漠不关心的文化往往是“同质(homogeneous)”的.所谓的同质就是指只将自己的行为方式看作是自然的,而且是唯一自然的。因此当与外文化遭遇时,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这时抵制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第三,权力的存在决定了翻译什么样的文本。如果要翻译的文本不能够代表或违背权力方的利益,那么抵制也会出现。

此外,李运兴谈及的五种文化冲突模式(cultural clashing models)也有助于探索目的语文化的制约机制。根据李运兴的理论,译者处理文化成分有五种模式:

模式1文化直入(the Go-ahead Model)——源语文化表达形式直接进入译文。

模式2文化阻断(the Block Model)——源语文化表达形式消失,文化意义未进入译语语篇。

模式3文化诠释(the Annotation Model)——为源语文化表达形式提供文化语境信息。

模式4文化融合(the Integration Model)——源语文化表达形式与译语表达形式融合,以一种新语言形式进入译语。

模式5文化归化(the Adaptation Model)——源语表达形式略去,代之以译语表达形式,源语文化意义丧失。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这五个模式可以分为两类:模式1、3、4促成不同文化的交流和沟通,而模式2、5则使源语文化成分被阻隔在译语文化之外。促成选择模式2、5的因素有:1)译语文化属封闭文化,或有强烈优越感,或对源语文化成分表现敏感或反感;2)源语文化意义在语言形式上太独特,以致无法以译文语言形式再现;3)翻译的目的只是愉悦读者或提供大致信息;4)译语社会有严格检查制度,对异域文化实施严格控制。[9]

孙艺风从目的语读者的角度解读了存在于目的语文化中的制约因素之一。他认为目的语读者在接触异质文化时会表现出一种焦虑,担心这种异质他者(otherness)会带来某种令他们感到危险的文化后果,因此在文化翻译中抑制异质他者就在所难免了。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强势文化与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翻译活动中。从而使他者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上。在孙艺风看来,“对他者的边缘化形成可能是出于文化无意识,是一种排除陌生因素进行自我保护的文化心理”。[10]当然,孙也认为这一切还有可能源于“文化制裁”即:仇外情结或者是对文化帝国主义及其种种表现的草率反应,还有一种自私的文化挪用,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的自大心理。因此指望异质中“他者性”的各个方面得以充分表达是不现实的。[10]

以上学者的论述将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要素与文化抵制相联系: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文化语境、译者、读者,深刻揭示了源语文本转化成译入语文本的过程中所受到的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文化因素有着存在的必然,因此译本由此而被有意无意的改写也就成为必然。

3 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探究文化抵制

由上文讨论可知,不同的文化之间通过翻译进行交流时产生制约是有其必然性的。文化语境也罢,译者和读者也罢,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源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新洪堡学派的加西尔对语言的本质做过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任何语言系统在分析外部世界时都有别于其他语言。语言是出于某种文化中的人通过一代一代的积累形成的一种系统,用这种系统来看待宇宙是和其他文化的人不同的。特里尔也提到:“一门特定语言中的语言现实要素绝不会以完全一样的形式在另一种语言中出现”。[11]基于此,翻译中产生大量的文化抵制其实归根结底是源于不同文化背景和出于不同语言系统的人在通过翻译交流时必然会按照自己语言系统的独特方式去解读文本,那么产生差异并由此产生抵制就是必然的了。回到起初的问题上:源语文化在通过翻译之后有多少可以进入到目的语文化中呢?这取决于源语文化下的语言系统有多少是与目的语文化下的语言系统是共通的,这是能够顺利进入目的语文化的根本。两种文化间语言系统差别越大,最终产生的文化抵制也会越强烈。当然随着文化交流的加深,目的语的语言体系会逐渐地发生改变,从而形成不断更新的文化体系。这种动态的文化体系对源语文化的接受会随着文化交流的逐渐增多而变得越来越自然。

4 结束语

由于翻译过程涉及到诸多因素特别是近20年对文化因素的探讨使学界对影响翻译的文化因素前所未有地重视,后殖民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更是把政治,文化霸权等因素纳入到翻译的研究当中。最近翻译的伦理学视角倡导“坚持差异,尊重差异,承认他者以尊重自我”来抵制文化霸权。当人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入到影响翻译的各种文化制约因素时应该考虑到有时文化抵制产生的原因不仅仅是外部的政治原因,甚至并不是有意而为之。这种阻止其他文化通过翻译进入自己文化的改写式的翻译源语语言的本源,有其深刻的必然性。

参考文献

[1]王宁.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J].中国翻译,2009,30(5):19.

[2]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51-143.

[3]Lefevere,André.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 tion Press,2004:14-15.

[4]孙会军.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阈下的翻译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5-6.

[5]袁翔华.翻译中文化受众的抵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8.

[6]许钧.在试论译作与原作的关系[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13(1):20.

[7]严绍璗.“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J].中国比较文学,2000,26(3):3.

[8]Bassnett,Susan,Lefevere,André.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

[9]李运兴.Cultural Factors in Inter-cultural Translation[C]//郭建中.文化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123-124.

[10]孙艺风.翻译与异质他者的文化焦虑[J].中国翻译,2007,28(1):8-9.

企业文化宣传语 篇2

仪表：整洁端庄，稳重大方。环境：清洁整齐，轻松愉快。待人：温文有礼，和颜悦色。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效率：简捷高效，准确快速。质量：精湛考究，细致完美。业务：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安全：警钟长鸣，防微杜渐。承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谦虚：从善如流，虚怀若谷。廉洁：光明磊落，忠于职守，严格自律，廉洁奉公。团结：礼貌谦让，相互体谅，精诚合作，携手共进。

公司司训

对待工作务实高效 对待客户诚实守信 对待同事尊重沟通 对待自己谦虚自律 对待公司忠诚服从 对待专业精益求精 对待竞争创新求变 对待社会勇于奉献

员工自勉

工作的事—认真办个人的事—下班办今天的事—今天办份外的事—马上办锁碎的事—抽空办限时的事—及时办复杂的事—想好办

重要的事—优先办

困难的事—想法办

工作态度十二点

嘴巴甜一点

脑筋活一点

行动快一点

效率高一点

做事多一点

理由少一点

胆量大一点

说话轻一点

微笑多一点

脾气少一点

办法多一点

处事活一点

汇报工作讲结果

汇报工作讲结果

请示工作讲方案

分析问题讲过程

发现问题讲细节

总结工作谈感受

为什么要开会？

1、互通信息、以最佳意见作

为决策;

2、提升团队动力;

3、加强有效沟通;

4、明确责任，促进目标达成。

会议组织者

1、发送会议通知；

(正式会议3天以前)

2、核定有效出勤人员；

3、准备会议资料；

4、整理会议记录；

(会后及时发送给参会人员)

5、跟进会议决议。

(明确责任人、目标、行动及结果)

6、保存相关文件。

主持人

1、确认参会人员；

2、按照议程主持会议；

3、控制会议时间

参会者

1、及时回复会议邀请，明确是否出席；

2、准时出席，若有事提前请假；

3、积极参与，敢于承担责任；

4、发言直接、简洁，态度客观。

语文化 篇3

【关键词】习语 文化 习语翻译 文化缺失 翻译策略

一、习语与文化的关系

1.习语。根据《新牛津英语词典》，习语含义甚广，一般指那些常用在一起，具有特定形式的词组，其蕴含的意义往往不能从词组中单个词的意思推敲而得；而根据《韦氏新世界美国英语词典》，习语是指能够由人们所接受或应用的短语、结构、或表达方式，它与通常的语言模式相反，并不局限于字面含义。

2.文化。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能够传承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风土人情及传统习俗等，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

3.关系。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而语言像镜子一样反映了文化和文化价值体系，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习语展现了民族文化的精华，它涵盖了大量的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文化背景。因此，习语比其它语言形式更具有代表性，能深刻的反映文化差异

二、习语翻译文化缺失原因

1.生活环境异同。在每个国家，习语都与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紧密相连。如：英国是一个岛国，拥有悠久的航海历史，因此其许多习语来自于海上生活。例如：“the good sea man is known in bad weather”，译为：要识好船手，须凭坏天气。

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很大比例，许多谚语也因此形成。如：“面朝黄土背朝天，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2.社会风俗异同。社会风俗对习语的特性起着重大的影响。中国与西方国家社会风俗不同，因此对相同的习语或事物也会产生不同看法。

在西方国家，狗被人们看作是人类的好伙伴、最忠诚的朋友，因此一些关于狗的谚语颇具褒义色彩，如：“a lucky dog”译为：幸运儿；“every dog has his day”译为：凡人皆有得意日。

但在中国，关于狗的习语往往含有贬义色彩。如：“like a dog threatening people on the strength of its masters power，译为：狗仗人势。

3.宗教信仰异同。宗教信仰对人们的生活具有深远的影响。不同国家的宗教信仰也大不相同。一些关于宗教的习语也因此各异。

在中国，佛教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许多习语与佛教紧密相关，如：“drop ones cleaver and become a Buddha，译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然而，在西方国家，多数人信仰基督教，从其所用的习语不难看出基督教对他们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在一些英语习语中也会经常看见“上帝”或“恶魔”等词。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译为：天助自助者。

4.历史背景与文学典故异同。在所有国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会出现许多传奇故事与历史典故，其中还包括一些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典故。习语能将这些历史事迹与典故完好的表达出来，并折射出每个国家的特殊文化。

5.由于不同国家之间存在众多差异，因此在习语翻译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化缺失现象，这就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时，掌握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并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

三、习语翻译策略

1.归化为辅。归化作为翻译的一种策略，在习语翻译过程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习语翻译采取归化的方法，便于读者更好的去了解含义，以便进行交流。然而，归化在习语翻译过程中并不能用作主要策略，因为文化之间的不同之处远远超越了相似之处。若以归化为主要策略，会丢失大量源语言中所涵盖的文化信息。这样就是导致文化缺失，不能精准的表达习语的深刻含义。

2.异化为主。异化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常用的一种翻译策略，能更地道的传达出源语言所想包含的文化信息。在习语翻译过程中，异化能保持译文的忠实度，让译文变得原汁原味，而翻译的目的就是在于进行文化交流，因此，在进行负载文化信息的习语时，应注意是否保留了源语言的文化特征。通过采用异化的方法，译者可将源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以更好的方式传达给目标读者。

3.总结：归化为辅、异化为主。在习语翻译过程中，归化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读者的理解思维，但这种方法有时会造成文化缺失，而异化在能准确的传达源语言文化信息的同时，更加地道的将源语言传递至目标读者。所以，译者在进行习语翻译时，应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避免造成文化缺失与表达歧义。

参考文献：

[1]霍冬雪，孙长顺.英语习语与文化的关系[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14.

从委婉语与禁忌语看中西文化差异 篇4

一、中西方委婉语和禁忌语的应用及对比

作为东方语言文化代表的中国, 自古以来就被称为文明礼仪之邦, 在几千年儒家思想的浸润下, 形成了一个以社会、群体为中心的民族, 人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而英美等其他西方民族则以人为本, 逐渐形成以自身为中心的社会。在中国, 日常生活中, 人们打招呼时都会问:“你吃了饭没有?”“你到哪里去?”在当代社会的交谈中, 人们都迫切地想知道对方的一切, 包括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工资收入等, 由此来表现对人的关心;而在英美等西方国家, 这些问题恰恰是禁忌的问题, 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私事, 与谈话人无关, 而且还会认为你侵二者尺短寸长, 各有各的功效。

姻亲关系中的称呼, 既可以采用“随儿称”, 又可以采用“随夫 (妻) 称”, 我们根据这两种称呼方式的使用条件、效果等概括出如下表格:

五、结语

本文简单介绍了“随儿称”的定义、分类、使用条件和效果, 认为“随儿称”既避免了直接称呼的不便, 又显示了犯了他们的隐私权。

比如, 生老病死是人的一生发展必然经历的阶段, 是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但是, 由于人们对疾病及死亡的恐惧, 疾病及死亡也就成了委婉语与禁忌语使用的场合。生育, 由于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牵涉到了性爱这一话题, 因此怀孕也就成了禁忌的话题, 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与表达方式。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中, 人们也习惯用委婉语来代替怀孕这样的词语。例如:在文学作品及生活中, 人们很少用像pregnancy这样的词语, 而是用了诸如:awkward (行动不便) , eating for two (吃两个人的饭) , have one on the way (有人要来) 等词语来表达。在中国, 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认为人的一生中有几件喜事:洞房花烛夜、喜得贵子及金榜题名时。所以把生育看作是一件喜事。于是关于生育的委婉语也就有“有喜了、有了”之类的说法。以致于有些人骂不生育的是“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无后”就成了不能生育的委婉语了。

老龄的问题在中西方也有不同的看法。在西方, 人们是不愿意被人说老的, 因为在西方“老”就意味着“无用”或者是“死亡”, 得不到别人的尊敬。因此谁也不愿意说自己老, 也不愿意谈老。因此, 询问别人的年龄在英美等西方国家是不礼貌的, 人家会告诉你“It is a secret.”, 也就有很多关于老人的委婉语。如:senior people, third age, seasoned man, adult等。然而在中国, 情况是恰恰相反的, 由于几千年的优良传统, 中国人大多数都能尊敬老人, 老人也享有特权, 老人不怕老。而且中国的老人多能以自身丰富的阅历来帮助年轻人, 因此, “老”在中国就成了智慧的代名词。如:“老师、老板、老师傅、老张、老总”等。这些词对老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年龄内涵, 只是借“老”来表明说话人的敬意。

对称呼对象的尊重, 同时还起到避免造成理解混乱的语用效果, 有其独到的优势, 但“随儿称”并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称呼方式, 在有些情况下, 为满足特定语用需求, 还需要使用其他称呼方式, 所以要视具体情况决定采用哪一种为好。

注释:

(1) “直接随儿称”更倾向于非当面称呼.

参考文献:

[1]吕叔湘等著.马庆株编.语法研究入门.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2]张伯江, 方梅.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3]索振羽.语用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5.

关于死亡, 中国也有很多说法, 但总的说来可以分成两种:一种认为死亡是“喜事”, 在中国, 人们认为年龄大的人的死亡是“寿终正寝”, 是一件喜事, 因此西方人怎么也弄不明白的“红自喜事”也就有了根据。这类关于死亡的说法有:“仙游、仙去、登仙、羽化、驾鹤归西、仙驭西驰、圆寂”等与神仙有关的词语来代替死亡这一悲痛事件。还有一类死亡是“悲伤的事情”, 这一类的词语多用于年龄较小或者是青年的死亡。像这类关于死亡的说法就有“夭折、短命”等。在西方, 关于死亡的委婉语来自于宗教、航海、戏剧、赌博等方面, 如:pass away (逝世) , cross over (进入来世) , go to one’s longhome (入墓) , last round up (送终) 等。

关于性爱的词语, 不管在中西方都是禁忌, 在英美等西方国家, 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认为性爱是有罪的, 是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 才有了人类, 因此人们在公众场合是不会轻言性的。与性有关的语言也就成了禁忌语, 从而引发了很多关于性的委婉语。如:make love, art of pleasure, to approach, do it, act of love等。和西方相比, 中国人就要含蓄得多, 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被认为是使人堕落和身心败坏的东西, 性也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再加上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和礼教的束缚, 人们更是“谈性色变”, 也就出现了关于性的一些委婉语:“闺房之事、房事、男女之事、云雨之事、那种事”等来代替。即使只是与性有关的事物, 人们也仍然用委婉语来表示, 如女性的第二性征也成了一个禁忌的话题。人们谈到乳房、乳罩时, 就有人用“胸罩、眼镜、胸衣、内衣”来代替;说到月经, 人们会用“例假、月事、来事儿、不舒服、倒霉、大姨妈来了”等来代替。

二、委婉语与禁忌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委婉语与禁忌语是中西方文化共同的一种现象, 然而它们的使用却出现了一些差异, 通过上面的论述, 我们可以看出, 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宗教差异

从委婉语与禁忌语的用法上的差异, 我们不难看出, 英美等西方国家, 主要信奉的是基督教, 有很多委婉语与禁忌语都来源于基督教的《圣经》, 以性爱和死亡为例。由于基督教认为, 人类是“罪人”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而繁衍的后代, 部分基督教徒, 特别是清教徒, 是不准言性的。因此, 关于性的词语也就成了禁忌语, 也就出现了很多关于性爱方面的委婉语, 如:前面所说的make love等。对关于死亡的词语而言, 由于基督教认为, 人生来就是有罪的, 人的生命是上帝赋予的, 所以只有人死后, 灵魂才能得到拯救, 于是就有了go to meet one’s maker, be with the god等。而中国教派众多, 有佛教、道教等。佛教自唐朝时传人中国, 佛教宣扬“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一切皆苦”, 因此, 汉语中关于死亡的委婉语就有了“成佛、圆寂、坐化”等。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 主要发源于老子和庄子的道家思想。大多数的宗教敦义认为人生充满了不幸或者罪孽, 认为死后灵魂才有可能得救。然而道教却认为生活在世界上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追求的是得道成仙, 这样就能超脱生死, 在仙境中过仙人的生活。所以汉语中有关死亡的委婉语就有了“仙逝、得道、成仙、羽化、归道山”等。

(二) 等级观念差异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礼仪之邦, 深受儒家文化和封建宗法制的浸润, 因此中华民族十分重视长幼尊卑, 十分重视礼仪;而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 也深深地反映了等级观念。以名字的称呼为例, 在汉文化中, 君主、长辈的名讳是一个禁忌, 作为臣子或者是晚辈是不能直呼其名的, 必须代之以亲戚关系或者是诸如陛下、万岁爷的称呼。在给新生儿命名的时候, 必须避开长辈或者是君主的名讳, 就连看到长辈或者是君主的名字, 也只能念成其他的词语, 如:在《红楼梦》中, 林黛玉的母亲名叫贾敏, 每当林黛玉读到“敏”字时, 就念作“秘”, 或者是写到“敏”字时, 都会添减两笔, 这就是缘于父母的名讳在中国是禁忌语。再有, 关于死亡, 君主的死亡称为“驾崩”, 而“驾崩”这一词语是万万不能用于其他成员的, 只能用于君主的死亡。而在英美等西方国家, 人们崇尚自由、平等。关于名字方面的禁忌语委婉语也就没有那么森严。以一个家族的命名为例, 在英语中, 一个新生儿的名字中可能包含了几代人的姓名。

中华民族由于受到几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 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人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时期, 妇女地位低下。以君主的称呼为例, 在古代中国, 由于君主的名讳是禁忌语, 君主或者皇帝就被称为“万岁、万岁爷”, 而皇后或者妃子以及所有的公主, 即使是君主的母亲, 都只能被称为“千岁”。而在西方, 这些方面的差异可能就要小一些。

(三) 对于礼仪的不同体现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崇尚礼仪, 在人际交往中, 更是注重谦让, 认为谦让是对他人的尊敬, 如:古人在称呼自己时通常会称自己为“鄙人”, 而尊称别人为“阁下、师傅”等。通常在问别人姓名的时候会说:“您贵姓?”还会称自己的妻子为“贱内、拙荆”等, 在谈到自己的儿子时会说“犬子”, 而别人的儿子则是“令公子”等。在称呼别人的妻子时会说“尊夫人”等。而在英美等西方国家, 人人崇尚实事求是、大方自信。通常不会特意地贬低自己, 抬高他人。有一则笑话反映了中西方在对于谦让的不同理解。会中文的外国人说:“你的女儿真漂亮。”中国人回答:“哪里, 哪里。”外国人回答道:鼻子、眼睛和嘴。这则笑话实际反映了在跨文化交际中, 由于民族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差异, 谦让礼貌的运用也不尽相同。

三、结语

企业文化篇首语 篇5

文化，大到民族的血脉，小到你我的精神家园。如果说中国五千年的悠久文化是一种传承的瑰宝，那么当今社会日益发达的新文化就是世界、民族、集体与个体不断变革发展、探索前行的核心动力。

文化发展适应于时代发展的宏观背景。当今世界，文化的地位和功用日益凸显，民族凝聚需要文化，综合国力比的有文化，经济社会进步发展更需要文化的支撑。文化，同时成为了中国社会繁荣昌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记录者”和“刻印者”。

文化发展适应于企业发展的内在需要。随着企业发展脚步的不断延伸，我们迫切需要和倡导的，是一种“应时而起”和“应势而起”的崭新企业文化。这是一种更趋凝聚的向心文化，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团结一心、同舟共济；这是一种更加凝实的执行文化，上传下达、高效协作，努力发掘具有超越性的执行力，全力以赴达成既定目标；这是一种更具生命色彩的创新文化，产品创新、机制创新、思维创新，主动适应甚至超越同行业的发展脚步；这更是一种“穷则变、变则通”的改革文化，通过自身凝结和外部引入先进的文化理念，不断为我行战略转型做出精神引领和智慧支撑；这还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合规文化，在当下严峻复杂的经济和市场环境下，坚守原则，严控风险，不断纠正和引导我行尽快步入现代化企业管理的发展轨道。

文化发展适应于个人发展的长远需求。从新员工培训到各类新业务培训，从演讲比赛到业务技能大比拼，从企业文化墙报到员工图书室，我们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从未忽视对企业员工的素质培养和提升。职业技能、行业知识以及业务素质的提高是为了完善我们员工的“智商”，以适应不断提升的现代化企业从业人员职业需求；职业道德、人际交流和工作方式方法的培养是为了完善我们员工的“情商”，无论员工未来走向哪里，都能依靠自身情商的完善赢得一片属于自我的天空。

“企业文化专栏”范围涵盖广，包含中心支行的大事小情；形势样式多，记叙、议论、散文、诗歌，题材不限、创意无限；言论内容健康自由，只要是有益于企业发展和员工进步的，都可以拿来说说，从这一点上看，专栏更接近于一个“博客”或者“论坛”，但请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同时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参与到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中来。

浅析景区公示语文化差异 篇6

【关键词】景区公示语 文化差异 翻译策略

一、引言

景区公示语是景区形象与风貌的展现，是吸引游客，让游客更好地了解景区文化的载体，更是景区所在国家的面貌的展现。因此，其译文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该国的国际形象。纵观青岛世园会济宁园公示语的译文，特别是一些涉及孔子与儒家文化的译文，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不知所云、无法精准理解原文意思、漏译误译等现象比比皆是。本文从语言学的视角，通过对该景区公示语文化差异的分析，研究景区公示语的翻译策略。

二、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从人类的行为角度出发，分析并阐释人们的言语行为。该理论最初由奥斯汀提出。后来塞尔及很多国内外语言学家、哲学家等，对其进行补充与完善。根据言语行为理论，人们说出某句话语时，会同时做出三种行为，即以言表意行为、以言施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以言表意行为是指人们说出一些话，从而表达字面意思的行为。这包括说话者说话时发音位置的使用，以及单词的选择、逻辑关系的排列。以言施事行为是说话者表达其想法的行为。以言取效行为是说话者的想法，被听话者接受后，对听话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作用的行为。

三、济宁园公示语译文研究

济宁园公示语原文中，包含儒家思想及传统的中国文化，这就给翻译造成了一定困难。该译文为了达到简洁的目的，大多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导致国外游客无法深刻理解儒家文化内涵与外延。本文从言语行为理论中的以言表意行为、以言施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视角，对景区译文中的文化差异进行研究与评估。本文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与对译者自身素养的要求，旨在完善公示语翻译，提高翻译质量。

1.以言表意行为分析。在介绍济宁园的公示语译文中，译者大多采用较为简单的单词直译。而其中存在基本的单词错误。语法错误也大有存在。这种现象导致外国游客不知所云，同时也对景区的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景区公示语，作为一种外宣文本，翻译时，译者首先应具备严谨的翻译态度，一定的翻译技巧及文化素养，查阅资料的能力。基本的拼写及语法错误，属于低级错误，在翻译时不该犯此类错误。其次，译者应将原文的语体风格及行文风格准确无误的译出，用词贴切且精准。由于文化差异，如有必要，翻译时应在“信”的基础上，灵活翻译，考虑到目的语读者，即景区游客的接受能力及心理影响。

原文：济宁园占地面积约1551平方米。

译文：The Jining Garden covers an area of about 1，551 square metres.

译文中“the”的使用存在语法错误，不是地道的英语。本句是济宁园简介的第一句。在英语语法中，在表示人名、地名、国家名等专有名词前，一般不加“the”。若上文已提到该专有名词“Jining Garden”，或“of”连接的名词前，这种情况下一般加“the”。故本句中的定冠词应删去。

原文：以独特的造景手法，营造“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中式古典自然山水园。

译文：With a unique garden-building technique， a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 featuring classic natural landscape is built， which embodies the philosophy valuing the unit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s well as naturalness.

该译文存在两处语法问题。第一，“独特的造景手法”实指上文已提到的“现代中式的造景手法”。由于前文已经提及，故译文中 “a unique garden-building technique”应改为 “the unique garden-building technique”。第二，“天人合一、崇尚自然”译为 “the unit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s well as naturalness”，没有翻译出“崇尚自然”的含义。此外，原文中两个四字格是并列的，而 “as well as”之前的名词表示的是句子的主要信息，之后的名词为次要信息，因而译文不符合原意。再次，英语中 “between”连接两个并列名词时，正确方式是“between A and B”。译文中译为“between A and B as well as C”在英语中是不成立的。

2.以言施事行为分析。济宁园公示语大多涉及儒家文化及孔子的思想，而这些是国外游客不了解，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如何简洁明了地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展示给外国游客，让他们能接受并理解文化差异，是翻译中最大的难点。景区译文中多采用直译的翻译技巧，但未能精准地展现儒家文化的深刻内涵。

原文：济宁园定名为“儒园”，以孔子的“儒学”作为切入点，以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为设计理念，融入孔子诞生地曲阜市尼山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元素。

译文：Also named ‘Garden of Confucianism， the garden is intended to publicise Confucianism. Therefore， its design has integrated such Confusion concepts as the Five Cardinal Rules，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Courtesy， Wisdom and Loyalty， and the belief that ‘the wise enjoy the waters； the benevolent delight in the mountains into the elements of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of Nishan Hill in Qufu， where Confucius was born.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原文中二者意义重叠，因此原文中存在一定失误。但根据常识，或者查阅资料可知，二者是一个意思。这就要求译者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及严谨性。同时，在翻译过程中大量查阅资料，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正确翻译，切忌不懂原意，只求数量，不求质量。译文中把 “the Five Cardinal Rules”与“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Courtesy， Wisdom and Loyalty”译为并列结构，属于误译。

此外，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家文化也内涵深刻，影响深远。简单地将“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翻译成“the wise enjoy the waters； the benevolent delight in the mountains”过于笼统，没有体现出儒家文化的深刻内涵。两个四字格中的“乐”字，不仅是“享受”、“因……感到快乐”的意思。第一个“乐”是指智者之乐，就像流水一样，阅尽世间万物、悠然、淡泊。而第二个“乐”是指仁者之乐，就像大山一样，岿然矗立、崇高、安宁。该景区公示语的译文过于笼统简单，没有展现出儒家文化的内涵。对于外国游客来说，由于文化差异，只会按照译文，从字面意思上浅显的理解成“喜欢”、“快乐”的意思。

3.以言取效行为分析。景区公示语属于外宣文本，对游客产生的影响极为重要。翻译时还需注意使用恰当的语气。如若语气不当或语气生硬，会让游客觉得不友好，影响游客游玩的心情。同时，对景区的形象，甚至景区所在地方、国家的国际形象，造成不良影响。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译文如若太过生硬与不礼貌，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

此外，景区公示语会对游客产生一定的思想上、心理上、行为上的影响。良好的译文能将儒家文化精准的传达给游客，让游客在思想上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心理上产生一种兴趣或震撼力，从而在行为上开始关注中华文化，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日后加强交流。反之，译文质量不高，则会给游客造成不良影响，或没有给目的语读者造成一定影响。

原文：在展现“中庸之道”文化的同时，延展融入“孔文化”，使整个园区充满浓浓的文化气息。

译文：While embodying the philosophy of the ‘Golden Means， it also incorporates Confucian culture so that the entire garden is pervaded with a rich cultural atmosphere.

译文中将“使整个园区充满浓浓的文化气息”译为“The entire garden is pervaded with a rich cultural atmosphere.” 如此直译只关注原文意思的传达，而未考虑对游客产生的影响。景区内公示语应在介绍景点的同时，传达对游客友好热情的欢迎。此句建议改为第二人称“you”作主语，更能传达出热情友好的情感。

此外，本句中“中庸之道”的译为“the ‘ Golden Means”过于简单。由于各国文化差异，外国游客在不了解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很难体会其含义，也无法对游客产生一定影响与震撼。

四、结语

景区公示语的译文好坏，关乎景区的形象，甚至该景区所在国家的国际形象。因此，翻译时应考虑到文化差异因素，在传达原意的同时，照顾到游客的需求。此外，还应简洁明了，传达热情友好的态度。

参考文献：

[1]索振羽.语用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陈成辉.言语行为理论对翻译的启示[J].云梦学刊.2002.（4）.

[3]付鸿军，刘敏.言语行为理论在翻译中运用的意义[J].新疆大学学报.2003.（4）.

小学生生活“语文化”举隅 篇7

1. 日常生活“语文化”

即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情不自禁地学习或运用语文。“生活处处皆语文”，报刊杂志要看，广播电视要听，中外名著要读，名胜古迹要赏，山川河流要游。从打电话到接待客人，从写留言条到写申请书，从看电视广告到看电器说明书，无一不是语文听说读写能力的运用。教师引导学生勤写生活随笔，努力把语文学习自然而然地由课堂扩展到生活天地。生活有多广阔，语文就有多广阔。

家庭生活是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家庭是小社会，在这其中学生品尝了成长过程中的苦乐酸甜，也体味到了亲情的可贵。然而，许多学生认为每天都和父母接触，实在没有什么让人激动的事情。在这时，教师要采取多种形式，引导学生细心观察、用心感受家庭中让学生动情的东西。如让学生回家参加家务劳动，学习劳动技能，和父母一起体会劳动的甘苦;父母节日或生日的时候，给父母送上自己亲自做的礼物，等等。体验亲情，积累写作素材。还可以让学生和父母每周谈一次心，把成长的困惑告诉家长，把成长的成果和家长一起分享。学生在与父母的交流中，享受到了亲情，也为学生的学习奠定了情感的基础。

2. 班级生活“语文化”

充分利用好语文课前的2分钟，对学习语文很有帮助。对小学生来说，从生龙活虎的课间活动过渡到紧张的学习活动，真是很难。因而教师大多要在讲课前进行组织教学。近几年来，我尝试着进行这样一种组织教学：既能提高语文水平又能达到收心的效果。这种组织教学的内容，是随着语文教学任务的不同而变化的。(1)识字。二年级语文教学的任务主要是识字，于是，我设计了这样的组织教学：上课铃一响，就用田字格小黑板出示一个生字(带拼音)，让学生边拼边书空。这样，学生既动口又动手，比静坐喜欢多了。再利用一点点时间读或说字形，正确的奖给大红花，学生的积极性很高。这样，每节课学生都能在愉悦的环境中额外记下一个或两个生字。一年下来，就记住了400到600个生字，大大提高了生字教学的效果，为阅读打好基础。(2)说话。三年级作文的主要形式是看图写话，结合作文教学，我的组织教学内容也有了改变。有时，我着重训练学生的看图说话能力。一上课，就用投影仪打出一幅色彩鲜艳的图画，学生的注意力马上就被画面吸引，边观察边议论。观察了几秒钟后，就指名用一、两句话说说图意，用了好词好句的给予表扬。这样，既完成了组织教学，又训练了学生的观察能力、概括能力和表达能力，为说文章的主要内容、段落大意打下良好的基础。有时，我让学生进行词句积累。每节课，都在屏幕上打出一、两个好句子或一段词句优美的文字，让学生用一分钟识记，积累写作的“砖”和“瓦”。经过训练，发现许多好词好句已在学生的习作中出现，从而使文章生动起来。(3)阅读。四五年级的学生，课外阅读能力提高了，并学会了做读书笔记。在每节课的组织教学时间里，我指名一、两位学生将课外书中抄录的好段落、好句子念或背给大家听。一个学期下来，明显收到了效果。一方面，可以让更多的学生主动去阅读课外书，另一方面，写作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第二学期，配合写事作文的教学，轮流让学生利用一分钟说说新鲜事。这些新鲜事来源广泛，生活、广播、电视皆可。目的在于拓宽学生的视野，做生活的有心人，并为写作提供素材。渐渐地，学生在生活中养成了会听、会想、会说的习惯。另外，还可以充分利用班级举行的各种活动学习语文。如班委选举，上台作竞选演说;运动赛场，小记者在行动;新年到了，让学生写《我设计的联欢会》……班级的这些活动“语文化”，真可谓一举多得：学生既是在实践语文，又是在搞班级建设;教师既是在进行语文用法训练，又是在进行班级教育。我所带的班级，每2周由小组轮流出班级周报，每月学生独自出一份手抄报。由于学生平时能留心班级生活中的闪光点，一篇篇感情真挚、内容鲜活的文章，由此诞生了。对学生而言，这些手抄报是他们小学时代的成长纪念册;对教师来说，则是班级生活与语文素养和谐统一的结晶。

3. 社会生活“语文化”

语文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它源于社会生活，应用于社会生活，一旦离开了社会生活，就丧失了其生命力。苏霍姆林斯基特别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他一周两次把学生带到野外去，到“词的源泉”去施行，他把这称为“蓝天下快乐的学校”。面向社会的生活实践，是学生学好语文、增加积累、培养审美情趣的有效途径。因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观察、调查、参观访问等方式让学生关注本地的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和国内外的重要事件……在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中，提高学生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深入感悟，可以使他们不断领悟人生的意义。如在学习《小溪流的歌》这篇文章时，课上，我展示了声像并茂的动画：清清的溪水，圆圆的卵石，绿绿的小草，红红的花儿，小溪流快乐地奔向江河，奔向大海。课尾，我深情地说：“哎，现在的小溪流快乐不起来，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你们到溪边去走一走，就能真相大白。你们想一想，该怎么办?”课后，让学生去收集溪流受破坏的资料、图片，共同探究如何保护好溪流，保护自然环境的途径。一个星期后，在班中交流，并向社会写倡议书，激起了学生乃至社会人士拯救地球的责任感。

培养新世纪的接班人，是当代教育者义不容辞的使命，而作为语文教师，理所当然应通过语文教学，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能力。“社会生活‘语文化’”就是要求学生在社会生活的广阔天地中，自觉运用“语文”这个武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服务于社会，尽一份小公民的责任。

学生每天回家的路上，所见所闻都可以成为他们关心、思考、评论的话题。正如教育家吕叔湘所说：“语文课跟别的课有点不同，学生随时随地都有学语文的机会。逛马路，马路旁边的广告牌;买东西，附带的说明书，到处都可以学习语文。”

生活处处皆语文，语文无处不生活。让生活成为语文学习的动力和参照，同时让学生通过对语文的学习去关注生活，获得各色人生经验，品位各色别样人生。让我们“展开语文与生活的双翼，自由地飞翔”，在新课程指导下，使语文与生活双赢。

参考文献

[1]刘国正.实和活——刘国正语文教育论集.

[2]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汉语新词语文化内涵分析 篇8

一、新词语所体现的物质文化

从物质层面上看，现代新词语反映了我国现代社会的物质文化变迁。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诸如生产和交通工具、武器、日用器具、服饰、居住、饮食和其他人类行为所需的物品等。文化的物质层次是人改造自然界的活动方式及其全部产物，它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是新词语产生的源泉。新词语又是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一面镜子，今天的“手机”、“电脑”、“商品房”、“背投彩电”、“动车组”、“磁悬浮列车”等这些新词语是最有时代气息的产物，浓缩着一个历史时期前进的步伐，折射出人们更加富裕安康的新生活。就拿“手机”这个词来说，在手机诞生的时候，因为它长得像砖头一样，而且身形又比较大，所以手机也因此而得名“砖头”、“手提电话”。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日新月异，手机也不断更新着自己的名字。手机不仅是一种快捷的信息通讯平台，而且逐渐演进成重要的文化、娱乐、传媒平台，成为传播能力最强、影响范围最广、使用最为便捷、最受群众欢迎的现代通讯手段之一。

二、新词语所体现的制度文化

从制度文化层面上看，大量新词语的出现，特别是体现政治制度的新词语的出现，反映了我国现代制度文化的巨大变迁。文化的制度层次，是人改造社会的活动方式及其全部产物，即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制度、风俗，以及相关的理论、规范，等等，它所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政治制度是制度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生活发生改变，体现政治制度的新词语也不断涌现。不同时期的政治新词语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政治面貌。

建国初期政治新词语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大鸣大放、大跃进、放卫星、人民公社、穷棒子精神(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勤俭办社》一文所作的按语，毛泽东要求坚持勤俭的原则)、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知青、上山下乡、文攻武斗、牛鬼蛇神”等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新词层出不穷。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三反、五反、四有新人、三老四严、五讲四美三热爱、三机关一部门”，“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击退……”等一系列政治新词语。这些政治词语的出现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一贯重视对人民群众做宣传鼓动工作，“旗鼓在前，运动在后”，每逢政治运动或重大节日，铺天盖地地写政治标语密切相关的，所以政治口号连绵不断，使大陆变成“标语王国”。为了书写和呼叫的方便，一些政治性标语口号常常使用数字起头的简称。所以，这些新词语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反映了特定的时代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如果精神文明建设搞不好，物质文明建设就要受到破坏，社会就要变质。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严重的经济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以权谋私，严重损害党和群众的关系的人……都是党内的危险因素，腐败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邓小平同志在讲演中第一次创造和运用了“经济犯罪”、“以权谋私”和“腐败因素”等新词语，第一次向世人昭示，腐败与共产党不是毫无关系，腐败的特征是“以权谋私”，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经济犯罪”。同时在九十年代末随着香港、澳门回归，“一个国家两种政治制度”减缩为“一国两制”，使用频率极高，并且出现仿此词的“一校两制”、“一家两制”等。

在二十一世纪初又出现了“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WTO”、“愿景”、“特首”等体现新时期政治思想的新词语。如“特首”一词，指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这个新词是随着香港、澳门回归祖国而产生的。又如“科学发展观”，这个词是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会议上，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我国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这些新的政治词语的出现适应了我国新的政治生活和新的政治环境。

三、新词语所体现的心理文化

从心理文化层面上看，新词语折射着社会的文化走势和人们的意识倾向，反映了一定的民众心理。文化的心理层次是人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方式及其全部产物，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等。它所反映的是人与自身的关系。

任何文化传播都是一种沟通人与人共存关系的文化交往活动，不论这种活动是社区或群体内部的，还是超越社区和群体的。像“丁克家庭”(DIK, double incomes and no kid)(指的是只有夫妻双方而没有孩子的家庭)，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统治了几千年的中国不啻一声惊雷，还有如“试婚”、“急婚族”等。像“试婚”这个词，虽不是直接的外来词，但它真切地体现了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它与中国的传统观念是背道而驰的。从这些个人本位观念词语的使用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西方伦理道德观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影响，这也是西方文化凭借其科技、经济的优势渗透到汉语中的表现。

四、结语

现代文化变迁是现代新词语产生的根源，新词语是文化变迁在语言上的反映，它折射出现代事物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的变迁。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2]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0.

[3]董晓敏.当代汉语词汇变化文化透视[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 , 2003, (3) .

[4]陈奕.新词语与流行文化[N].申江服务导报, 2005, (5) .

车贴语传播的文化心理 篇9

车贴语的产生背景

随着“新娱乐时代”的到来, 年轻、时尚, 拥有创新特质的一代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他们喜欢追求富于表意性的、自由的生活方式, 格外重视精神层面上的个性与自我认同。在私家车身上打上独特的烙印也成为他们彰显个性的独特方式。车贴给汽车增加了时尚元素和人性化色彩, 同时也是车主展示自我的窗口。费耶阿本德对自由社会的定义是:“自由社会是所有传统在其中都有平等的权利、平等的接受教育和接近其他权利位置的机会的社会。”[1]换句话说, 他认为在这样的自由社会里, 人人都有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生活的权利。这也是车贴语越来越多的原因。

车身装饰语的来源与分类

(一) 安全警示类

汽车行驶在路上, 最重要的是保持距离。“实习”、“磨合”, 简洁明了地说明该车驾驶员情况和汽车状况。“请保持距离”应该是最早、最朴素的车贴语, 对后来者给予警示。如果单纯停留在“请保持距离”、“新手上路”层面, 就不能形成越来越庞大的车贴语一族。源于安全警示的车身装饰语常见的有:

“别吻我, 我怕羞 (修) ”, 以警示别人的车辆与我保持距离, 比单纯的“保持距离”要有趣得多。

“别跟着我, 我也迷路了”, 这是车主想提醒后面的车离他远点, 保持距离, 否则跟了也白跟。这比生硬的“保持距离”强多了, 既起到了警示作用, 还能博得后面的人哈哈一笑。

“丑女驾驶, 请保持车距”、“别追了, 本人已婚”以人们熟悉的追美女、追未婚人士为前提, 把车比成人, 提醒跟车太近的驾驶员, 注意保持车距。

“别看了, 你离我太近了!”像这一类还特意用较小的字体印制, 能看清楚小字的距离确实太近了, 提醒后车驾驶员保持安全距离。

“离我远点, 别逼我变形”, 这句似乎显得有点强硬, 并且有点霸气。

本来就是表达一个“保持距离”和“新手上路”的意思, 但在车文化不断发展的今天, 幽默诙谐的车身装饰语内容繁多。总而言之, 都是在提示后面的车辆, 保持距离, 避免引起不愉快。

(二) 善意提醒类

这一类车贴多用幽默的语言提示车情车况。主要包括对驾驶员资质的提醒以及对车内情况的提醒。“新手上路, 腾云驾雾!”提醒别人, 我是新手, 不熟练, 请多包涵。“新手旧车, 都不太灵!”提醒别人, 最好离我远一点, 在我这里什么状况都可能出现。“特大喜讯, 我今天上路第二天!”还是在提醒别人, 我可是新手, 不要离我太近, 不要要求我太多, 刚上路。“脚底三个板, 哪个是刹车?”一看就是夸张语言, 以自嘲的方式提示后面的车主:我是新手。“才上路, 让让我吧!”这位新手就像一位撒娇的小姑娘。“新手龟速, 你先走。”被堵车心烦的后车司机看到, 自然会在笑的同时谅解之。“大修没钱, 欢迎追尾!”提醒后车司机, 追尾你负全责, 我没有任何损失。还有对车情车况作滑稽的提示:“事故多发车, 请绕行!”类似的还有:

新手初驾, 擅长急刹!

我是奥特曼, 您先走!

熊出没, 请当心!

10年驾龄, 安全行驶100公里。

一杯酒, 两行泪, 三人悲!

很多车贴语对车内情况也进行了有趣的提醒, 如“baby in car (婴儿在车上) ”, “mum in car (妈妈在车上) ”等。

提示车速的车贴语也以别致的方式提醒后车司机, 如:

越催越慢, 再催熄火!

我慢, 我排量小;你快, 你飞过去!

您快, 请随便超车。

您是师傅, 请超车!

您就当我是红灯吧!

谢谢你在后面默默支持我!

移动障碍, 请绕行!

(三) 彰显个性类

接受美学认为, 一部作品的美学价值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一些车身装饰语与司机、车况无关, 只是彰显车主个性的幽默话语。这也是语言功能中信息传递功能的具体体现。如:

做一个徘徊在牛A与牛C之间的人!

钱不是问题, 问题是没钱!

哥开的不是车, 是灰机!

别欺负我小, 我哥是奥迪! (奥拓)

小车也有大梦想, 长大了我要变成大奔! (奔奔)

大胆酒驾, 小心代价!

HOLD住油门, 你懂的!

让一分钟, 等一秒钟, 更好行动!

不抢道, 不抢灯, 平安一生。

(四) 其他类

当然也会有一些低俗的车身装饰语, 如:

来吧, 同归于尽!

别跟我抢道, 躲我远点!

开不好瞎开, 挤我跟你急!

这一类低俗的、带暴力倾向的车贴语让人看了极不舒服。语言的人际互动功能启示我们:说话者在话语中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意图, 另一方面又对受话者施加了影响, 得到相应的语言或行动上的反馈, 从而达到某种实际效果。[2]低俗暴力的车贴语会让人心理紧张, 进入警戒状态, 很容易导致双方的争执, 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语言是人类文化重要的载体, 它不但反映文化的创造、记录文化的变迁, 许多概念还成为人们思维的出发点和固有的定式, 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因此, 既然在车身上贴上个性化车贴, 希望以此和别人沟通, 就应该注意影响。

车贴语传播的文化心理分析

(一) 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车贴语的受众群体大都是年轻人, 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比较大, 思想比较开放, 性格比较独立。他们不走寻常路, 希望自己与众不同, 常常追求时尚、个性的事物来凸显自己、吸引他人的注意力、彰显自己的不同凡响。他们对新生事物比较好奇, 经常怀着一种猎奇心理来看待这个世界, 凸显自己的存在。就大众心理来讲, 由于言语社团在语言使用上具有喜新厌旧的特点, 在语言实践中人们总是怀着一种求新求异的心理, 对旧有表达方式产生本能的厌倦感, 即“审美疲劳”, 因此, 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地追逐新奇的、陌生化的言语表达方式, 这是人们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的一种潜在心理。因此, 人们在这种求新求异心理的驱动下, 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提示, 而是采取更加活泼的形式表情达意。这都是语言发展与传播的一种必然结果。

(二) 游戏心理

生存环境的变化影响了审美心理的变化。现代人在紧张的工作之余, 追求自我的精神放松。车贴语大多流露出诗意和快乐, 游戏娱乐性是其最醒目的特征, 消解权威, 戏谑现实, 给自己欢乐的同时也给别人带来快乐, 何乐不为?娱乐是人的需求之一,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民众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之下, 追求压力的释放和自我的另类回归。乐观态度是从人生苦难中升华出来的情感。马克思说过:“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 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 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3]显然,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使自己不高兴也让别人不愉快的人很少, 于是有车一族便以游戏的口吻表达思想, 娱乐自己, 愉悦旁人。

(三) 情感宣泄与认同

无处不在的堵车滋生了司机的烦恼情绪, 而张贴在车后面的个性标语, 在给人带来快乐之余, 也能让车主们紧绷的神经松弛片刻, 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车贴语作为大众文化之一, 已成为大众通过想象宣泄个体情感的重要途径。它为人们枯燥乏味、缺乏激情的生活提供了放松的窗口, 无形中抚慰、修复了在现实中屡受创伤的心灵。

结语

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都不是脱离社会的孤立存在, 而是社会机体重要的组成部分, 离开社会背景, 无视国家、民族间经济文化和政治传统结构的差异, 就不可能把握传播世界丰富多彩的个性。英国语言学家弗斯也强调“从语言环境着手来研究语言”, 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言语参与者的有关特征, 包括言语参与者的言语行为特征和非言语行为特征;二是跟言语行为有关的客观情况与事件;三是言语行为的效果。[4]车贴文化作为一种大众文化, 是车主和阅读车贴语的司机、行人共同参与的结果, 以无声的形式表达形形色色的诉求, 符合转瞬即逝的陌生交际环境, 能达到交流思想、传递善意提醒以及快乐的目的, 效果明显。车贴语不仅是贴在车身上的装饰品, 更是特定思想文化的载体,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娱乐、宣泄的作用, 有助于缓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摘要：文章探讨了目前社会上私家车车身上起装饰作用的车贴语产生的背景, 对车贴语进行了来源分类:安全警示类、善意提醒类、彰显个性类、其他类。分析了车贴语大量传播的文化心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游戏心理、情感宣泄与认同。

关键词：车贴语,文化心理,情感宣泄,情感认同,陌生化言语

参考文献

[1]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兰征,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6.

[2]叶蜚声, 徐通锵.语言学纲要 (修订版) [M].王洪君, 李娟, 修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2.

中西招呼语对比及文化原因 篇10

在中西方交往中,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清楚招呼语的背后的思维文化差异及其可能造成的误解冲突。在问候西方人时,中国人喜欢将我们生活中常用的招呼语生搬硬套,或者干脆将汉语直译成简单的英文。这样做会造成许多误解甚至文化冲突。招呼语的误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有些招呼语被理解为是对别人隐私的探听或干扰

中国人爱以询问的口吻向别人打招呼,例如“干吗去?”、“去哪儿啊?”。西方人认为这是在打探别人去向的隐私,自己的去向没必要告诉别人,所以当中国人这样询问时,可能会被误解为有什么其他企图。在中国的招呼语中,这一类最为外国人所不理解。其实,这类型的招呼语并不意味着打探别人私事,只是关系亲近的人对对方的关心、问候,能使受话人感到亲切温暖。对中国人来说,越是关系近的人,可能越涉及对方的私人领域。而西方人则不同,他们认为隐私就是隐私,再亲近的人也不该触及。

(二)外国人还认为中国人爱说一些莫名其妙、明知故问的事实

中国人在街上碰到熟人,招呼语常常是以对方正在从事的事情为判断,随机问好。比如,对方刚从教室出来会问“下课啦”,在去食堂的路上会打招呼“要去吃饭去啊”,这些都是关心友好的招呼方式。外国人因思维差异,会觉得这些语句是交际中的无效语句。他们认为,招呼人明明看到被招呼人正在做一件事,还要通过话语表达出来,对此不解。中国人打招呼的另一种形式,是询问当前的活动,比如,“回来啦?”“买菜去了?”“修车呢?”等等。招呼人看到被招呼人手头正在做的事情,出于友好而做出一种猜测、验证,无疑而问,只是一种情景性的象征性问候。中国人这样打招呼后,外国人可能还会反感,明明看到正在吃饭,还要多此一举地问道“吃饭呢?”,他们认为这是很愚蠢的问题。

(三)中国人用称谓语打招呼也会为外国人所不解

直接用称谓语作为招呼语,这样的表达形式现在被运用的最为广泛,上到长辈称呼,下到小孩之间,都广泛运用,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外国的“hi”。一般少对长,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先叫,如:爸爸、叔叔、老师等。此类招呼语表礼貌,并不一定要有后文交代。外国人会以为称呼对方是有事相告,停下来等你后文。

二、汉英招呼语的相同之处

从相同点来说,中文和英文的招呼语基本功能并无大异,都表示“我看到你了,向你表示礼貌性问候”,是一种表示愿意与之交往的礼貌交际。两种语言的招呼语的相似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都有问候型招呼语

英语中有“Good morning”“Hello”“Hi”。汉语中没有英语问候语的对应用语。但是目前,好多人已经逐渐使用“早上好”“晚上好”来问候亲朋好友,但这些仍然还是属于外来语,现在社会上通用的“你好”也是舶来品。

(二)中西方文化中都存在询问型招呼语

汉语中有“买东西去啦?”、“逛街去了?”等;英语中有“How are you?”“How are you doing?”等,西方人士还喜欢谈论天气表示问候,如果以中国人的思维询问老外“干嘛去?”则可能会招致反感,会被以为探听隐私。如果以西方人的方式询问中国人“你怎么样?(How are you?)”,中国人也会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中西方虽都有询问型招呼语,但其中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三)评论型招呼语

评论型招呼语,即见人在干什么事时,就以所见事情为题,用一种赞扬或祝愿的说法打招呼。但是在这一类型中,汉英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文化差异:中国人见景评论时既有赞扬语,也有大量的中性描述。例如,见到某人正在打扫屋子,既可以说“打扫屋子呢,真勤快”也可以说“打扫呢”。而英语国家的人对汉语中的中性评论难以理解,倾向于表达主观感情的西方人认为不加评论的招呼语是一种无意义的“大实话”。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用类似这样的赞扬语“You’re doing a good job!”表达出一定的感情态度,也算对别人的尊敬。了解到这一区别后,就不难理解两地形式各异的招呼语所蕴含的内容了。

三、汉英招呼语的不同之处

汉英招呼语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汉语招呼语重在关切和尊敬,而英语招呼语则重在问候。汉英招呼语的差异是由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思维方式决定的。西方文化往往以个体为中心,尊重个体,重视个体行为,强调个人隐私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所以西方的招呼语就体现出了这一特点,重形式,少情感。中国文化常常以群体为中心,重视个人在群体中的作用和个人对群体的贡献,注重相互关切和自谦尊人,强调感情的沟通和彼此的关切。因此,称谓型和询问型的招呼语正体现了这一文化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英语没有称谓型招呼语,而汉语中有很多称谓型招呼语

英语中不用单纯的称呼语做问候语,中国人在家庭、朋友、同事等经常见面的相识者之间用称呼语打招呼的方法的使用却极为频繁,并且要注重尊称的使用。孩子们从小就懂得见到长辈要叫“叔叔、阿姨”以示礼貌。西方人听到这类招呼语会以为说话人有事要找他,因而会等候“下文”。而且在西方,成年人直接可以直接称呼名字,无论长辈或是下属。但这在中国是万万不行的。

(二)汉语招呼语意在关切,英语招呼语重在问候

问候语类型的招呼语在英语国家的人中最为常用,例如“Good morning”、“Good evening”等等,这种招呼语内容简单,一般只表示礼貌性问候,而不代表一定的感情色彩。汉语中询问型招呼语的使用较为频繁,这类型的问候语往往是由信息问答的形式组成,内容大多涉及别人的起居寒暖,给人以亲切关心之感。表达关切之情是中国文化礼貌的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因此,询问型招呼语最为普通老百姓所使用。

四、汉英招呼语不同的原因

西方指导礼貌交际的通用理论是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利奇的“礼貌原则”,以及布朗和列文森的“面子挽救论”。中国则遵循贬己尊人的准则与谦虚准则。这些理论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遵循贬己尊人准则与谦虚准则。谦虚准则相当于汉语中贬己尊人准则的一部分,即以贬己来抬别人,指以尽量缩小对自己的标榜为准则。在汉语言文化中,贬己尊人准则是核心。在谈到自己或和自己有关的事的时候要“贬”要“谦”,而谈到听者或者和听者有关的事的时候就要“抬”要“尊”。“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但是中国人的“谦虚”与利奇提到的谦虚准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汉语中经常听到“一点薄礼,略表心意,不成敬意”、“粗茶淡饭请海涵”、“鄙人拙见”、“不敢当”等类似的客套话,真正把对自身的贬损夸大到最大程度,以此来表示礼貌。另外,中国人和西方人受到赞扬后的回应也存在很大差异。当受到称赞时,西方人会欣然接受,说“thank you”,避免损害对方的积极面子,符合礼貌准则。中国人受到别人赞扬时,往往是否定对方的赞美之词,贬低自己,以示自谦。如“哪里,哪里”、“不敢当”、“我做的还不够好”等。然而这种答辞在英美文化中却被看作是虚伪、缺乏自信的表现,使西方人感到自己的话被直言否决而认为对方不讲礼貌。因此,在不同的思维文化中,与不同国家的人交流,一定要注意双方语用文化方面的差异,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言语交际是一种双边的或多边的言语行为,语言应用者必须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则,才能使我们更好的完成交际任务。但是原则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可能适应所有的交际行为,在不同的交际场合下,常会因时因地随时调整、变化交际原则。无论是遵循还是违背,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顺利的实现交际者的交际目的。原则不同相对应也会有不一样的语用方式,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应当重视并尊重这些差异,恰当地掌握礼貌用语,避免语用失误,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以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毕继万.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北京语言大学,2009.

[2]栾译闻.汉英招呼语的跨文化适用差异及其教学研究.留学生,2016(1).

[3]唐汉谷.跨文化视角下招呼语“你好”语用失误表现及原因探析.英语广场,20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