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营销缺什么

2024-06-30

中国营销缺什么（精选七篇）

中国营销缺什么篇1

1.宋鸿兵:第二波金融海啸或四季度袭来

2.余永定:警惕经济反弹V形变W形

3.盖保德:经济刺激政策为时过早

4.周其仁:货币政策非常宽松

5.李扬：一季度新增信贷“大得很可怕”

6.贺强：天量信贷大多未进实体经济

7.吴晓灵：不能靠贷款量“保八”

8.王小广：信贷投放加剧经济失衡的风险

9.刘明康：对贷款规模没有限额

10.薛荣年：创业板上市门槛不宜过低

11.叶檀：创业板不妨一步到位实行注册制

12.谢百三：创业板推出建议先少量试水

13.刘纪鹏：创业板一年至少要上500家

在大危机中，我们如何不断地重新调整改变自身的能力?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这是目前中国实体经济需要在一个时期内面对的严峻形势。可以说，中国实体经济已经到达一个拐点，即从过去需求过度膨胀转变到需求有限的紧日子。需求膨胀的日子，有点类似跑马圈地运动;而需求有限的紧日子，才回到了经济的本源。

大局观哪里去了？

我们都在讲刺激内需，但是我感觉刺激内需的方式是不对的。房地产是中国内需的第一推动力，但是现在已经发不出力来了。房地产一系列相关的利益者，都在考虑他们的蝇头小利，多在混淆视听。

房企的真正现状是：资产大、现金少。资产在手里为什么就转换不成现金呢?这些矛盾并不是金融危机带给你的，而是你的意识，你的战略，你的观念，你的发展模式。

房地产价格实际上是由五个部分组成的：建设成本、企业管理成本、土地地价、政府收的各种税费和房企利润。在这五个因素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地价、各种税费和房企利润占到80%以上。这三块的构成部分如果能适当地下调，那么中国住房市场就会被刺激起来。

住房需求一旦被刺激起来，后面将带动一系列链条─人们要花费更多的钱装修、买家电……一系列的需求点就由此被激发出来了。而目前房企、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相关部门还缺乏这种承当。现在最需要这种承当，最需要改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激情。以前这块利益明显是你的，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为了刺激中国经济的内需，房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让一部分利益出来，就为激活经济做出了承当。

那些遭遇生存危机的房企在被迫做出这种选择。去年许家印领导的恒大集团，为着准备去年上半年上市，在2007年和2008年屯了好多地，但是IPO融资没有完成，资金链紧张得快要崩了。恒大不得不在全国多个城市以7.5折、8.0折卖房，去年一下子获得了118亿元销售收入，第一次跻进房企百亿军团。万科率先主动降价，这是一种非常有责任、非常有承当的精神。

刺激内需的第一推动力，就在于我们房价是否能够真正降下来。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我们的房企、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有一种承当。中国的各个既得利益主体，能否勇于承当，是启动中国内需最为关键的因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渡过危机的最为关键的因素。

创造力哪里去了？

中国人缺乏个性，这是近现代西方人甚至日本人对我们的评价。这个帽子戴在头上都几百年了，还是没有甩掉。这里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机会非常多。我们的企业按捺不住迅速扩大规模、赚取利润的雄心，哪里还能专注自己的领域进行创造?许多企业家一不小心做大了以后，什么赚钱做什么，开始横跨许多行业，最后干脆做起了投资。

现在企业的董事长和CEO，遇到问题，会自然而然地把问题交给他的团队。团队接到指令后，就会启动团队的机器，开始广泛寻找信息─会想到以前积累的方法，会直接上网下载，或会想到找咨询公司给提供咨询报告。对公司运营完全隔膜的咨询公司，接到这个订单后，会去找以前的工作案底，会去找其他公司的问题借鉴，会去找一般的操作方式。这些不懂企业运作的项目人员，却能够在一个格式化的框架内，添加上这个公司运作所需要的信息。最后，公司老板再依据这些二手材料，作出决断。没有人再耗神费力地去进行独立观察和独立思考了，这种剪刀加浆糊的思维范式已经泛滥成灾。

真正的危机是人们停止了独立观察和独立思考。我们的脑子已经被二手货充斥不能辨东西南北了。我们的习惯和一系列成见，已经形成一座座大山，把我们的心智给压扁了，难以轻松自如地看待事物了。庞大的架构，曾经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东西，却让我们失去了捕捉机会的敏锐。一种惰性的病变已经侵袭了我们的肢体。

别一味追求数一数二

金融危机让人们对许多流行的企业理论进行反思。比如有一种理论在中国很流行：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标准。可是，危机一来，做标准的华尔街投行整体倒下，做品牌的通用汽车濒临倒闭的边缘，做产品的苹果则红红火火。在中国有着同样的故事。做标准的唐氏兄弟早就不见了踪影，做品牌的蒙牛产品堆积如山卖不出去、资金链紧绷，做产品的三元牛奶无论怎么扩张生产线产品就是供不应求。

当一个公司真正像苹果公司那样专注于细小物件的创造时，也就给世界创造了惊喜和美感，供应商、品牌、资金也就开始向这个公司汇拢了，公司规模和影响力也就跟着扩展开了。

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干什么都赚钱，已经毒化了一些企业家的意识。“数一数二”、“做强做大”这样的理论，最容易打动他们的神经。于是，他们为着一个宏大的目标，每时每刻都处于紧张之中。要“数一数二”，就要多启用资本杠杆，就要花巨资去砸广告，就要去编织一个个宏大的概念，就要去塑造一系列的概念传奇(蒙牛的“特仑苏”)，而那些老老实实做企业、做产品的人，则被看成是“小农意识”，视野不开阔。

“数一数二”的理论，在国内被以讹传讹，说成是杰克·韦尔奇的理论。韦尔奇则不厌其烦地在他的自传中喊冤：数一数二，只是他刚接手GE时的权宜之计。当时GE的规模过于庞杂，官僚体系则都为维护本部门的利益而“据理力争”。韦尔奇不得不祭起“数一数二”的旗帜，把那些臃肿的部分砍掉。可是，当企业进入正常状态，不把细小的环节做精，不把细小的事物做细，也就没有了做企业的味道。可以说，人们一味追求高增长、高速度、高消费，一味做大做强，是引爆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我宁愿相信，数一数二只是副产品，不是一个公司应该锁定的目标。你一旦以它为目标，也就本末倒置了。这一年来，我一直在探索“地头力”，即凭借专注于细小事物形成一个强大的“场”，促使企业中每一个人去头拱地解决现实问题。地头力不是理论，而是现实中企业家在一个个细小事物中头拱地创造的写照。

中国家庭教育缺什么篇2

人的教育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了，在他不会说话和听别人说话以前，他就已经受到教育了。父母的言传身教，是最好的家庭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中国家庭教育缺什么，希望有所帮助！

第一，人性之爱欠缺精髓，忽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在世界各国的家庭教育中，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溺爱程度当仁不让地名列前茅。一个7岁的孩子，经常花钱雇同学来为自己写作业；一位处于花季的女孩，只因为父母未能满足其去香港看明星演唱会的愿望，便从高楼上纵身一跳；一个已经升入大学的男孩，学期末把脏被单和脏被套一次性邮寄回家，母亲洗好后再为其换上……这种溺爱，是人性之中爱的一种畸形心理，当这种非常态的爱被放大之后，温柔就会变成一副枷锁，疼爱就会化作一个圈套。家长的代劳、娇宠和有求必应，使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缺乏最起码的劳动锻炼和吃苦耐劳的品质。

那么爱的精髓究竟是什么呢？总结起来很简单：它只是一种爱的正确表现形式而已。从家长的职责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为子女提供一个健康快乐成长的家庭环境。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便把爱无私地给予了孩子；而对孩子而言，能够在成长的过程中得到父母正确的爱、恰当的爱，也就意味着得到了爱的精髓。在我们的家庭教育中，存在着过于浓重的溺爱成分，让孩子从小就得不到锻炼，得不到磨练品质与意志的环境，孩子长大以后如何去适应社会，如何才能获得竞争与创造的意识呢？

第二，心灵关怀缺失，扼杀独立人格的成长。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中国家庭代代相传的错误教育模式——经验主义，常常让父母不明就里地照葫芦画瓢。曾经有人向一群孩子发问帽子的用处：5～6岁孩子的答案是扇子、船帆、蚂蚁的船、小猫的摇篮、飞碟等，而10岁以上的孩子则回答：“帽子就是戴在头上的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想象力却在减退。

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才能的孩子，问题在于家长如何发现孩子的禀赋、兴趣、爱好和特长，为他们的表现和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和正确的引导，让他们的智力思维像火一样燃烧起来。但在很多情况下，家长与孩子在交流上产生障碍的原因，其实就是大人的定式思维造成的。孩童时代，孩子们随时都会问出一些离奇或者看似荒唐的问题，而有些家长没一会儿就烦了：“你那小脑袋瓜里面都想着些什么呀？”“你能不能问一些有用的问题？”可能他们没有换位思考过，在孩子的世界中，这些回答意味着什么。等再次想交流时，孩子心里的门已经紧紧地反锁上了。相反，当一个孩子切开苹果时，惊喜地对妈妈说：“苹果里有一颗星星！”妈妈惊讶地回答他：“真的吗？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呢？宝贝你真棒！”在许多家长看来，孩子的很多行为都是幼稚可笑甚至是愚蠢的。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其实这些看似幼稚的行为，往往是孩子对这个世界的另一种观察。

第三，人生观教育扭曲，成为变相的拜金主义的诱发因素。

在中国家庭教育下长大的孩子，对于“物质奖励”这个词语一定不会陌生，这是中国父母惯用的杀手锏，比如承诺孩子当考试成绩达到多少分，就奖励他玩具或者金钱。凡此种种，方式不同，但是刺激效果却惊人的相似。试想一下，如果孩子只是一味地追求结果，而忘记了奖励的初衷，那这样的方式还可取吗？正确的引导可以让孩子不局限于眼前的小利益，换一种奖励的方法，也许能让孩子感受到更加精彩的世界。比如说，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电影，参加夏令营，或者带他们去旅游，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第四，教育手段单一，家长演变为应试教育的同谋者。

孩子是教育的产物。谁都知道，填鸭式的教育是不对的，但对于为了让孩子取得好成绩而急红了眼的家长来说，他们最舒服的感觉和称心的方式就是全力支持学校教育，做好应试教育的同谋者。孩子放学回家刚放下书包，父母的唠叨就开始了：“今天的作业多不多？”“赶紧先做作业，妈给你做好吃的。”“玩什么玩，你这孩子的玩心怎么那么重？”各位家长，这些耳熟能详的`话，是不是已经让孩子变成为了学习而学习的“机器”呢？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学习能力不太优秀的孩子，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都很难得到认可和欣赏，而许多拥有强烈自尊心、良好自信以及灵活创新能力的孩子，可能仅仅因为在某些学科上还没适应或体现出来天分，就被草率地称为“笨孩子”。当这些孩子错误地认为只有优秀的成绩才能得到赏识时，他们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以考试成绩来证明自己，但是当这种努力归于失败时，孩子们的自信心也可能会随之崩塌，这样的后果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无疑是灾难。

第五，教育目标朝令夕改，缺乏远景性和阶段性。

家长一味的代劳和包办模式，让孩子习惯了听从，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教育模式和教育方向缺乏远景性，随波逐流，今天学习这个，明天练习那个，并不清楚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一个怎样的人，这种朝令夕改的行为及言语方式，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深重的。

教育孩子的精髓是了解并理解孩子。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意大利儿童教育家蒙特梭利的著作《童年的秘密》，这虽然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书，但在这本书中，作者呼吁家长和老师，希望他们能够尊重孩子的身心规律，尽量避免反儿童、反教育的事情发生，时隔100年之久，我们仍然没有完成。

《中国缺什么，日本缺什么》篇3

中国缺少优质的服务、缺少细腻的技术，中国人仍然很不团结；日本缺少责任心、缺少广阔的视野，日本的后继力量堪忧……。

近藤大介在中国居住多年，他将我们司空见惯的现象娓娓道来，既非尖锐批评，又非一味吹捧，幽默与自嘲中多带诚恳，此种“诚实的尴尬”难能珍贵。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日本人来到中国首都北京时看到的第一张“中国脸”，而我却习惯于把它称作“巨大的中国锅”。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呼是因为每当我走下飞机，眼前就立即呈现出了一个白色的巨型空间，让我感觉好像走进了一口巨大的中国的炒菜锅。

在这口“大锅”里，数以万计的人像是被水煮开的豆粒一样向四面八方移动。据统计，2012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总客流量已经达到了9300万人，这个颇具大国之风的数字使其无愧于“世界最大机场”的称号。不仅如此，这口“大锅”里还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黄土地的气息，于是，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顿然觉醒——“啊！带着满身黄土地的气味，从今以后我也成为这泱泱中华大国中的一份子了。”

沿着机场内的通道缓缓移动，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是“入境检查处”——就像是“豆粒”从锅里被厨师捞起来试味一样，在我看来，那就是鬼门关。

首先，我们会“遭遇”日本人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如同长龙一样的队伍。我最长曾经等待过五十分钟。

“煮了这么长的时间，无论多么新鲜的豆粒也都应该煮烂了吧？！”排队等待的时候实在没事可做，我只好一边在心里默默地抱怨着，一边向前张望。前方的入境检查处和我之间只隔了大概十位旅客，我可以清楚的看到那里的工作人员的一举一动，于是我索性开始观察起来。

“这些大厨的身手也太慢了吧！”

工作人员缓慢的动作，让我感觉自己正在看“慢进”的录像。

如果是日本成田机场或者羽田机场入境检查处的工作人员，那他们的身手才真的像是在厨房里忙活着的中式大餐的名厨们——迅速将护照翻到印有旅客照片的那一页，过机扫描验证，在空白处盖上入境日期，然后将护照递还给旅客——整个过程仅仅持续10秒左右，而且在最后“递还护照”的环节中，工作人员一定会将护照的正面封面对着旅客，同时自己一直面带微笑。10秒的时间意味着工作人员每分钟可以完成对5至6位旅客的入境检查，所以，即使在您之前还排着20多位旅客，那么您最多也只需要等候3至4分钟的时间。

看到入境检查处工作人员如此敏捷的身手，刚刚来到日本的外国人无不感叹“日本人的服务做得真棒！”

当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如果您有机会来日本旅行的话，请务必亲身感受一下。

与日本的机场相比，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等候的队伍像一条长蛇一样缓缓前进，没有人知道自己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

过了很久，终于轮到我了。可是，接过护照之后，工作人员竟像是在甄别罪犯一样，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半天，然后反复地对比护照上的照片。于是，一丝反感在我的心理油然而生——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阳光般的表情呢？

一提起“阳光般的表情”，我就不禁想起了北京奥运会上的礼仪小姐和京沪高铁上的“高姐”。在此之前，我曾在电视里看过一些她们用牙齿咬着一根横置的筷子，努力练习“微笑”的画面。要是日本的电视台播放了这些滑稽无比的画面，估计一亿多日本人全部都会笑趴下吧。

人，难道必须要通过这样的面部练习才能展现笑容吗？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置身于服务业中的人“笑迎宾客”是非常自然的表现。这就像是在走路的时候，迈出了左脚之后一定要迈右脚一样，不需要任何的犹豫。可是，为什么中国人要这么煞费苦心地“练习微笑”呢？

让我们把话题转回机场。几经周折，入境检查处的工作人员终于在我的护照上盖了章。可是，还没等我迈步，对方又下达了一个命令“请按按钮！”——从“非常满意”、“满意”、“时间太长”、“态度不好”四个按钮中挑选出一个按下。

后来我才知道，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北京市展开了“提高礼仪素养”的活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为了配合这次的活动，制定了类似“服务评价”的规章制度。而且，不仅是机场，中国的银行、办公大楼的商务服务中心等等地方都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对于这种“服务评价”，我们这些刚刚来到北京的日本人有着非常强烈的抵触情绪。作为日本人的常识之一，“机场的工作人员用让对方‘非常满意’的态度面对人生地不熟的外国旅客”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中国，旅客必须要通过“按键”对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做出评价，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仔细地想一想，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规章制度完全是根据“服务提供方”的理论而被制定出来的。换句话说，机场方面制定了“对于获得一百个‘非常满意’评价的工作人员给予一百元的奖金”之类的制度，希望以此来提高工作人员的礼仪素养。

正是因为如此，虽然工作人员工资的增减和外国旅客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但是每位旅客都要被迫完成这种麻烦的按键选择——对于刚刚经历漫长飞行之旅、早已身心疲惫的旅客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服务的根本原则应该是“一切从客人的角度出发”。面对已经精疲力竭的旅客，工作人员应该尽量减少他们的等待时间和负担；对于刚刚来到外国的旅客，工作人员应该理解他们的不安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笑脸相迎。这才是“服务”！

所以，我最终决定铤而走险“不按按钮”。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工作人员竟然自己伸出手来，在“非常满意”的按钮上按了下去。我顿时愕然！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就是在入境检查处工作人员的身后还有两位官衔似乎很高的“监督员”坐镇。好不容易通过了“鬼门关”，我的视线竟又“不幸”地和两位表情凝重的“监督员”碰到了一起。他们犀利的眼神，吓得我不由得向后倒退了一步。

入境检查处的工作人员必须表现出令人“非常满意”的态度，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为什么还要煞有介事地在他们身后安排两位“监督员”呢？估计到了这个地步，那些第一次来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日本人的脑海里，已经满满都是问号了吧。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口处没有放置行李车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当我们向机场的工作人员询问哪里有行李车时，得到的答案往往是“不知道”。另外，行李车的状态也令人感到非常無奈。有的行李车，向前推却不向前直走；有的轮子磨损得十分严重，以至于就像是锁死了刹车一样，根本推不动。对此，我十分纳闷，明明有这么多存在问题的行李车，可为什么没有维修人员来修理一下呢？

带着满心的疑问，豆粒终于离开了“巨大的中国锅”，迎来了装盘的时刻。然而，再次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装盘”也并不容易——在通往出租车搭乘处的电梯前依旧排列着长龙一般的队伍，等很久也轮不到自己。终于轮到自己的时候，还要被卷入“抢车大战”。

在“中国脸”——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刚刚下机，我们这些日本人便体验到与日本大相径庭的“乐园”。其实，与其在机场里摆放兵马俑的模型或是悬挂万里长城的壁画，中国人还不如稍微提高一下服务质量。服务质量提高了，成千上万的外国人自然会对中国留下美好的印象。然而，可惜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摘自《中国缺什么，日本缺什么》）

中国大学生运动员缺什么篇4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杨超是中国大学生男篮的得分后卫, 在对加拿大队的比赛中, 他独得31分, 成为名副其实的“得分王”。当热情的球迷以崇拜的心情找他聊几句话时, 他却有口说不出话, 只能连说带比划的与球迷交流。看到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读书的张兆旭以一口纯正的美国音与外国选手交谈甚欢时, 他羡慕不已地说, “我要是英语像兆旭一样棒就好了。”

与杨超一样, 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的多数运动员在与外国选手或志愿者交谈时, 都如同“哑巴”。语言障碍严重影响了我国大学生运动员与外国运动员之间的交流, 也让为友谊、交流而来的中国大学生在面对外国运动员时缺少了一份自信。

国际大体联副主席章新胜指出, “大运会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生运动员参加, 是一次难得交朋友的机会。多一个外国朋友, 就多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 这对于青年获得全球视野, 培养他们关注全球发展的责任感很有帮助。”

交朋友首先需要沟通, 如果连最基本的语言关都没有过, 沟通和交流何以进行?增进与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岂非变成一句空话?因此, 就这一点而言, 学好语言将是大学生运动员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次代表中国出征大运会的中国大学生选手75%来自高校, 但他们学习多年的外语却并不过关, 一方面表明我国英语教学存在极大弊端, 必须加快改革, 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说明在建设高水平运动队伍的过程中, 加强大学生运动员学习的重要性。“培养大学生运动员必须回归到教育的本质上, 学习第一, 比赛第二”, 中央教科所体卫中心主任吴键说。

在交流中增进友谊

笔者以为, 大运会不仅是世界大学生的竞技场, 也是交流、学习的一次机会, 大学生运动员应该珍惜这一机会, 力争在大运会赛场上交几个外国朋友, 不虚此行。

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面, 哪里有热闹, 哪里就有外国运动员, 而我国运动员则多数会按照要求呆在规定区域内, 很难和大运村的村民们融合在一起。跆拳道选手张丽莎头一天便完成了本届大运会的比赛, 但当几位外国跆拳道同行邀请她一同跳舞、联欢时, 都被她拒绝了。她说, “我什么都不会, 又不认识人, 就不要出去玩了。”而像张丽莎同样表现的中国运动员实在太多了, 在大运村里, 几乎所有活动都难觅中国运动员的身影。

其实中国运动员中不乏愿意与外国运动员交流的人。女子击剑运动员商如意性格外向、主动性较强, 在村时, 她不是与其他外国队员交换纪念章, 就是交换衣服, 与外国运动员打得火热。她自称英文很差, “如果我英文好一点, 就有可能交到更多朋友。”

即便有交流, 中国运动员也基本属于被动式的。西安文理学院体育系主任王志强认为, 中国运动员脸皮薄, 比较内向, 再加上语言不通, 自然也就很难和外国运动员玩在一起。

当前的大学生比赛更多是在赛场上的角逐, 而较少关注赛场外的东西。章新胜就期望中国运动员能抽空到当地的大学和名胜古迹看看。中山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钟明华指出, “在赛事之外, 组织大学生运动员参观当地大学或历史遗迹, 可以加深他们对举办国的印象, 对他们成为一个具有综合素质的人将会十分有益。”

学会放松自己的心态

钟明华在开幕式上, 强烈感受到中外大学生运动员的差异:外国运动员完全把开幕式当成一个大“Par t y”, 自始自终都处于兴奋甚至亢奋的状态, 尽情享受着大运会带来的欢愉、热烈和美好的气氛。而中国运动员虽然精神面貌也很好, 但却一直很平静, 似乎眼前发生的欢乐场面与己无关, 让人有一种中国运动员特别“理性”的感觉。钟明华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文化或校园文化不同带来的差异, 我觉得我们的运动员缺少要玩就好好玩、要练就好好练、要比赛就好好比赛的良好心态。”

记者采访时发现, 我国运动员经常在还没比赛时就开始紧张了, 整天呆在宿舍, 哪儿也不去。而外国运动员往往赛前还处于“疯玩”的状态, 可一旦比赛开始, 就会全力以赴, 按照既定的方针去做。

荷兰国家队“海外兵团”教练陈志斌认为, 中国运动员缺少自我控制的能力, 太过于依赖教练员和其他人等, 一旦离开他们的照顾就会变得无法控制自己。

中国教师缺什么读后感篇5

仔细想，什么原因导致教师成为弱势群体呢?我们静心带着“中国教师缺什么”这一问题我看完了全书。真如序言中所说：这是一本对教育充满着现实关怀的书。这还是一本用心来倾听与叙说的书。本书以师缺乏爱、缺乏服务意识、缺乏生命意识与等待意识(毕竟很多同仁已经等了十几个年头，哎人生灿烂的时光又有几个十几年)、缺乏理想与激情、缺乏创造、缺乏健康与关怀等几部分进行叙说，在打动人的心灵的同时，唤起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思考，从而由感悟直到有所行动。曾经我们一大帮子人极其认真地围在一起讨论：中国教师最缺什么?中国教师缺乏的东西也许有很多：做人缺信心，教学缺幽默，知识缺更新，对学生缺爱心，对未来缺希望，对现状缺热情，被社会缺尊重，被家长缺理解，被学生缺认同……

我觉得书中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是没有办法改变，只是，改变并非一朝一夕。在当前的教学生活中，其实我们众多的老师都在努力地工作着。我觉得我们老师大多具有爱心、有为学生服务的意识，只不过很多时候其做法可能不是很好。

反思日常教学，我觉得我们老师缺乏等待的耐性，特别是我们的课堂缺乏等待。平常被我们所忽视、甚至认为是一种课堂“浪费”的“等待”，有时也能提高课堂效率。所以我认为我们先要“在课堂中学会等待”。

首先，“等待”给思考以时间

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真正能对学生起作用的课，应该是“不温不火”的课，整个课堂里思维暗暗涌动。思维的引发者是教师，而师生之间的互动、学生的活动与评价可让思维活跃。正因为如此，课堂中需要“等待”，这种“等待”能给学生一定的时间去充分地思考问题的本质。有时我们发现，教师提出一个问题后，马上要求学生作答，由于问题本身或学生的学力水平等原因，学生在没有作充分思考的情况下，基本上是答非所问或哑口无言。这样的问题再精彩、再切合课堂教学，也是无效的问题。所以，在一个问题提出后，教师要综合观察课堂中学生的思维状态，并对此作出判断――是有意继续“等待”，还是给予适当“提示”，从而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引导与分析。

其次，“等待”给监督以方式

在课堂上，当我们发现某学生注意力不集中时，可走到该生身边，并且停止讲解。此时，教师“等待”的作用甚至比语言的监督更有效，学生往往能从教师的“等待”中醒悟过来，从而迅速地调整学习状态。

最后，“等待”给尊重以桥梁

当一位学生因为特殊原因还没有准备好上课用的学习用品，这时，我们有意的“等待”，一方面能给该生以适当的“压力”，使他知道教师在“等待”他快速准备好进入学习状态，另一方面也是对该生一种无形的尊重，即教师的课堂教学是面向全体的，不容许有一个学生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进入学习状态，致使该生有掉队的可能。

让我们学会等待，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学生，用从容的心态对待自己所做的工作!

根据教学实际以及书中提到的案例，我有几点体会：

一、教师缺乏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态度决定命运。

事实上，学生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有的孩子长得漂亮些，有的孩子长得难看些;有的孩子比较聪明，有的孩子比较愚钝等。如果教师不能正视这些差异，不能以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看待，那么，对学生的爱，对学生的尊重、宽容、平等以及服务意识，更是“空中楼阁”。

记得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讲过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天下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后，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但两种人都感到不快乐。先吃最好的人认为他的每一颗葡萄越来越差，第二种人认为它每吃一颗都是吃剩下的葡萄中最坏的。

原因在于，第一种人只有回忆，它常用以前的东西来衡量现在，所以不快乐，第二种人刚好与之相反，同样不快乐。

为什么不这样想，我已经吃到了最好的葡萄，有什么好后悔的;我留下的葡萄和以前相比，都是最棒的，为什么不开心呢?

这其实就是生活态度的问题。我们教师一定要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听老教师谈到，那些成绩不怎么样的，毕业后反而跟老师很亲，常到学校来看望母校老师，在街上遇到也很热情，尊敬老师;而那些成绩优异，曾被一度器重的部分学生却“人间蒸发”了。

因此，教师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学生，要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二、缺乏良好的校园氛围及名师的引领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名校，今年出一个特级教师，过几年又出两个特级教师。同样是师范院校毕业生，在大学的学习成绩、能力、素质都差不多，但因为工作的学校不同，他们的成长及成才速度各不相同。我觉得这一方面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努力，而另一方面则是学校良好的校园氛围及名师的引领，哪怕是不同学科的，名师的敬业精神，钻研精神，创造意识，也会深深打动和影响周围的老师。

长此以往，名师名校现象愈演愈烈，让人欢喜让人忧!

三、缺乏领导的肯定与赏识

曾看到有一位教育博士曾在学校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新学期开始时，博士让校长把三位教师叫进办公室，对他们说：“根据你们过去的教学表现，你们是本校最优秀的老师。因此，我们特意挑选了一百五十名全校最聪明的学生组成三个班让你们教。这些学生的智商比其他孩子都高，希望你们能让他们取得更好成绩。”

三位老师都高兴地表示一定尽力。校长又叮嘱他们，对待这些孩子，要像平常一样，不要让孩子或孩子的家长知道他们是被特意挑选出来的，老师们都答应了。

一年之后，这三个班的学生成绩果然排在整个学区的前列。这时，校长告诉了老师们真相：这些学生并不是刻意挑选出的最优秀的学生，只不过是随机抽调的最普通的学生。老师们没想到会是这样，都认为自己的教学水平确实高。这时，校长又告诉了他们另一个真相，那就是：他们也不是被特意挑选出的全校最优秀的教师，也不过是随机抽调的普通老师罢了。

这个结果正是博士所料到的，因为这三位教师都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并且学生又都是高智商的，因此，对教学工作充满了信心。

由此，不难看出，教师能够积极地工作并对工作产生兴趣，是靠领导的智慧。

在现实工作中，领导经常从横向比较和考察教师的能力、水平，很少从纵向比较，使许多暂时处于落后的教师始终找不到信心和动力。

我觉得领导对每位教师的肯定和赏识，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是促进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有力抓手。

四、缺乏被理解

当然对于被家长缺理解，被学生缺认同等观点我也是比较认同的，如何被别人所接受和理解，是我们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只有做到家校的良好沟通才能更好的作好学生的教育工作。

“中国制造”缺什么篇6

进口牛奶售出300个集装箱、美国好奇纸尿裤售出80万包……2015年“双11”，天猫国际海外购再现销量井喷，开场仅10分钟就售出来自41个国家的2605个海外商品，一些国外知名卖场开场一两个小时就突破1000万元。不仅网店，德国、日本、西班牙等地的品牌实体店、免税店内，也挤满了来自中国的“国际扫客”，名牌手表、名牌衣服等很多热门商品被抢断货。在东京一家免税店内，面膜、护手霜、眼霜等商品刚刚放货就被中国游客抢购一空，商家不得不对中国游客进行“限购”;在一些欧洲国家的生活超市中，刀具、锅铲、洗衣粉、食物保鲜盒，甚至指甲刀、牙膏等，都成了中国游客的首选。

原来是高端奢侈品被抢，现在是生活必需品也被抢，这不禁让人联想到2015年初，那篇《去日本买只马桶盖》的博文所引发的众声喧哗。

时下的中国，能让高铁飞驰、蛟龙入海、玉兔登月，却为何难以造出一支好用的圆珠笔、一个国人在海外疯抢的马桶盖？——这个令人神伤的问题背后，是中国制造“重点领域领先，系统性落后”现状的写照。人社部副部长汤涛认为：“一个国家最顶级的产品有一批高端人才去生产，但是更大众化、更常用、进入家庭或者说我们经常用的笔，则需要靠更多的劳动者尤其是技能劳动者在日常生产当中提高质量。”“从一个国家来讲，它所生产的产品质量，实际上取决于技能人才的水平。”以一座建筑物为例，科学家好比是规划设计者，工程师好比按照设计蓝图组织施工的现场指挥者，工匠才是垒筑大厦的实践者。一切美好的设计和工程质量的达标，都有赖于实践者最后的匠心。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还刚刚从“山寨之都”转身走向“创新之城”，标准、技艺、程序、服务、制度，与制造强国仍有不小的距离：习惯了山寨颜值，却临摹不了灵魂;见多了高仿A货，却懒得费心创新。对于圆珠笔、马桶盖一类“成熟”的大众消费品，我们更习惯于低价走量的策略——这样的环境，注定不适合、也不需要技术蓝领、大师级工匠的成长，更容不下价值坚守与职业精神。而由此所致的“技术人才稀缺”，反过来又制约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中国制造企业大都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中。

好在主管部门已经开始行动。人社部联合财政部从2015年8月开始在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全国12个省区市推广“新型学徒制试点”，共涉及学徒近6000人。以大批的技术人才为支撑，让“中国制造”最终升级为“优质制造”、“精品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