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退休人口

城镇退休人口（精选八篇）

城镇退休人口 篇1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的寿命随之有一定程度的延长,老年人口增长迅速,与此同时计划生育背景下出生率降低,导致老龄化水平越发严重,我国在不断地向老龄化社会迈进。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我国总人口数为137,054万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从12,998万人增加至17,759万人,十年间增加了4,762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13.26%。人口老龄化必将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压力,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尤其是在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养老保障、医疗保障领域面临的压力巨大,形势严峻。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现实状况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社会问题的浮现,比如经济增长放缓,年轻人负担过重,老年人老无所养,社会经济政策应该相应调整,使得寿命延长的一部分贡献给社会,用以增加生产、收入,用于支付养老和医疗开支,使年轻人更多接受教育,使得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对社会增加贡献而非闲置,而其中一个出路就是关注老年人再就业问题并且对其进行研究。老年人再就业的积极影响体现在对其自身生活的改善以及对社会的贡献.通过对低龄老人人力资本状况的研究,促进这一群体的再就业,能直接增加经验丰富的劳动者的数量,有效缓解现在及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带来的问题.促进老年群体再就业可以积极顺应老龄化的历史大潮,使得老年人能更好地适应老年期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同时,老年人再就业问题也面对着一些反向的声音,认为其挤占年轻人就业空间等。因此,研究老年人再就业的必要性可见一斑,而如何将老年人的余热发挥到最大并且使得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得到两全其美的结果,首先要研究影响老年人再就业的因素,控制老年人再就业的进程和影响,从而尽量避免严峻社会问题。哪些因素会显著影响中国老年人再就业的比例,其影响机制具体如何运作,都是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回顾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到,以往文献中有对研究老年人再就业的必要性、特征、措施等的研究,更有对老年人的就业意愿影响因素和客观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观点。

1.对影响老年人再就业状况的因素研究。林明鲜、刘永策等(2010)的《城乡人口老龄化与老龄问题研究》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角度,根据在山东省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居住方式、养老方式、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等诸多问题,并对城乡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情况、健康状况、医疗保障状况、社会参与情况及生活满意度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张仙桥、李德滨等(2011)的《中国老年社会学》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老年人的价值、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照顾和支持等,以及老龄社会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阐述。张翼(1999)在《受教育水平对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中以山东省泰安市和江苏省无锡市的调查数据为依据,考察了老年人受教育水平对其再就业的影响作用,结果呈现受教育水平越高、月均退休金越低、户人均收入越低的老年人再就业的几率越大,同时发现,受教育水平对再就业动机也有正向影响作用。王红漫(2001)在《老年人再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北京大学燕园地区的调查》中,分析了影响老年人再就业状况的因素,影响老年人再就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各种因素相同的情形下,受教育程度则起着更为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同时老年人自身的再就业观念对实际就业情况有着重要影响。

2.影响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因素研究。李媛(2012)在《我国国有企业预退休人员的再就业倾向研究》中,以国有企业的预退休人员为研究对象,根据马斯洛人类需求层次理论,发现五种需求对预退休人员的再就业倾向均呈显著正相关作用,其影响由高到低的顺序为生理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安全的需求以及归属与爱的需求。江维(2013)在《北京市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中,发现老年人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老年人自身的经济状况等因素都会明显影响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并认为想解决好老年人的再就业问题,就要重点关注年龄较小的男性老年人,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以及经济状况较为困难的老年人。

3.以不同特点老年人或预退休人员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再就业情况。这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我国不同城市老年人再就业情况的研究,如张志良、杨晓鹏(1989)对甘肃老年人再就业情况进行了研究;李文、赵锡鹏(2012)以山东威海地区,江维(2013)以北京朝阳区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再就业情况。另一种是对具有不同特征的老年人的再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陈敬佑等(1996)在《高校退(离)休知识分子再就业模式的研究》一文中以高校退(离)休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其再就业模式的问题。研究探索了该群体再就业的四种模式,并提出了组织其再就业应遵循的扬长性、互补性、开创性和保障性的四项原则。另外,李媛(2012)以我国国有企业预退休人员为研究对象,对其再就业倾向进行了研究,以及曾灿博(2012)研究了城镇低龄老年人再就业能力问题。

(二)研究假设。根据已有的研究和对于城市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理解,通过整合各方面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情况,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本文的理论框架。城镇退休人口是否再就业受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经济因素三个大方面的影响。

1.城镇退休人口是否再就业受个人因素的影响。此处考虑的个人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教育水平、自评健康、原职业等的影响。具体说来,由于老年人年龄跨度比较大,所以不同年龄的老年人的再就业情况会有所不同;同时女性老年人由于要照顾家庭,或本身能力等原因,和男性老年人相比,再就业也会有差异;并且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由于自身的能力差距,其再就业意愿也会不一样;同时考虑到不同的老年人身体状况差别,以及退休前原职业的差异,他们的再就业意愿也是千差万别的。

2.城镇退休人口是否再就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此处考虑的家庭因素主要是婚姻状况。对于一些无配偶的老年人来说,由于生活内容单调或者生活负担的差异,和有配偶的老年人比起来就业情况可能也会有所不同。

3.城镇退休人口是否再就业会受到经济因素影响。此处考虑的经济因素主要包括个人收入、经济往来、金融存款和医疗保险。老年人在退休后选择再就业一部分原因是想改变自身经济状况,所以老年人的经济状况不同,其再就业意愿也不同。因此不同经济状况的老年人的就业意愿也会有差异。

基于以上假设本文形成了本文的理论框架。选取城镇退休人口的再就业情况即退休后是否有再就业情况为因变量,选取退休人口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有无医保、个人收入、自评健康等级、职业类型、经济往来和金融机构存款十个变量为自变量。

三、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基本情况。本文使用的是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的调查数据,该数据旨在收集一套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用以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推动老龄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CHARLS全国基线调查于2011年开展,覆盖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这些样本以后每两年追踪一次。

本文旨在研究的城镇退休人口再就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主要使用2013年横截面数据,用2011年数据对其进行数据缺失值补充,提取已经办理退休退职手续且为城镇户口的有效样本1,402个。在本次研究中对退休人员是否再就业分为退休后再就业和没有再就业两种。在此对再就业的定义为受访者退休后工作过或者2013年调研时仍在工作,该处对工作的定义较为宽泛,包括务农、挣工资、从事个体、私营经济活动或不拿工资为家庭经营活动帮工,但不包括家务劳动、义务的志愿劳动。经过数据处理,有退休后工作经历的退休人员一共是435人,没有再就业经历的有963人。此外,本文为避免经济因素缺失值过多导致样本量过少,没有采用对数回归,而是采用分段方法对自变量进行处理,回归时将其视为虚拟变量。(具体情况见表1)

文章选取城镇退休人口的再就业情况即退休后是否有再就业情况为因变量,选取退休人口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有无医保、个人收入、自评健康等级、职业类型、经济往来和金融机构存款十个变量为自变量。

(二)数据处理方法。本文主要使用列联表卡方检验、Logit模型回归法来分析考察各个变量的影响作用,再运用Probit模型回归来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找出显著的变量,再具体分析其对再就业状况的影响机制。最后,将样本分为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找出其中的差异。

四、实证分析

(一)基本情况。从整个提取的城镇退休数据来看,有再就业经历的城镇退休人口占到31.16%。将有再就业经历的和正在就业的城镇退休人口都定义为再就业人员,并且问卷中对就业的定义较为宽泛,所以比例比较高,这说明我国退休人员再就业情况较为乐观。本文通过列联表,分析个人、家庭、经济三个方面的基本状况。

(二)回归分析。本文运用logit模型对各个因素进行回归分析。logit模型公式如下:

其中P表示城镇退休人员再就业的概率(再就业=1,未再就业=0),xi表示影响城市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各个因素,βi是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β0为常数项。

在列联表分析后,使用stata软件进行Logit模型回归,而后采用probit模型对其进行检验。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来分析对城镇退休人口再就业产生影响的十个变量。相关系数矩阵检验显示各自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通过使用stata软件Logit模型回归后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

在此证实了前面的部分假设,即城镇退休人口的再就业情况受到年龄、性别、自评健康、有无配偶、个人年收入、经济往来和金融机构存款七个因素的显著影响。

1.年龄。随着年龄的升高,老年人再就业的比例在下降,这一结论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与前面的假设相吻合。对于退休人员来说,年龄越大,身体状况可能越差,继续工作的可能性越低。而且,年龄越大的老年人退休的时间越久,就越适应退休后的老年生活,再就业的意愿和比例也就逐渐降低,而刚退休的老年人反而不适应退休后的生活,积极返回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也就更高。所以,随着年龄的升高城镇退休人员的再就业比例随之逐步降低。

从图2可以看出,在63岁和75岁再就业比例发生陡降,且在63岁之后,再就业比例较低,85岁之后基本没有城镇退休人口选择再就业。因此推断63岁左右是城镇退休人口决定自身是否继续提供再就业活动的一个转折点。因此若要针对老年人力资源进行开发并促进再就业,应主要针对再就业比例较高的年龄段群体,以提高人力资本开发效率。

2.性别。就性别而言,男性退休人员更倾向于再就业,这一结果在0.01置信水平显著,与我们的预测相吻合。一方面,就我国传统来看,“男主外女主内”一直是许多家庭至今遵守的习俗,虽然现代社会这种现象较传统社会已有所改变,但还是有很多家庭恪守这一规范,对于很多老年家庭,女性退休人员一般需要并乐于在家中帮忙照看孙辈和配偶,打理家庭内务。另一方面,女性相比于男性在劳动力市场被歧视的现象一直是我国乃至诸多国家的国情,所以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女性退休人员再就业比例低于男性的现象。

3.自评健康。健康状况对于老年人的再就业情况也有显著的影响,该结果在0.01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健康状况的提升对老年人口再就业情况有着显著的改善作用。随着健康状况提高,就业比例不断增加。

之所以采用自评健康而非客观健康水平作为探讨的影响因素,是因为自评健康是测评主体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一种感觉和体验。有文献表明,自评健康能够反映健康状态的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因此可以作为评价健康状况的指标。因此自评健康可以作为老年人生理和心理健康的一个综合评价标准,同时自评健康作为个体直接接受和认可的信息,是影响老年人作出再就业决策与否的直接影响因素。

下面带入年龄因素和老年人共同分析,简单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老年人自评健康与年龄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因此我们分别对低龄和高龄老年人群体进行分析。

低龄老年人群体作为刚从职业岗位退休的人群,与社会进步的节奏还基本保持一致,知识体系不仅不会落后反而积累了一定的应验,相较于初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劳动力在某些方面更有人力资源价值,其重返劳动力市场的能力、意愿和客观条件都较为有利。自评健康良好的老年人不仅可以为再就业提供客观基础,还可以在为其再就业的信心打下基础。

但是,对于高龄老年人群体,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高,老年人对自己的医学客观健康水平的预期值不断降低,另一方面,离退休后的老年人社交活动减少,空闲时间增多,老年人的空虚感增强导致个体产生消极情绪,愉悦程度的降低。

因此,健康与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机制未必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互相影响的机制。依照这种机制长期运行,会形成“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良好的健康条件提升了老年人再就业意愿和成功率,他们在国民经济体系的社会发展框架的重新融入,有助于其深入实现个人的自身价值和目标,得到较大的心理和精神慰藉。这又促进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又进一步保证了再就业的质量,提高了幸福感;反之,对于那些有再就业意愿却受健康条件限制而不能再就业或者再就业质量较低的老年人,这种情况对其个人发展、社会生活、人际交往等各方面都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并产生负面情绪,进而加剧健康水平的恶化,抑制再就业,降低幸福感。

4.有无配偶。从婚姻状况来看,有配偶的退休人员较无配偶更倾向于再就业,结论在0.05置信水平上显著。笔者推测,这是由于有配偶的老年人因为有配偶共同分担家庭劳动,所以有富余的精力重返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有配偶的家庭开销更大,所以其中一人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意愿更强烈/比例更高。

5.个人年收入。此外,年收入的增高对于再就业比例在0.0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根据图4可以看出:起初随着年收入的增多,再就业比例从较低水平升高,在年收入约为20,000元时达到峰值,这说明在此阶段再就业比例的升高很可能是由于实现个人倾向的需求而再就业,且收入水平越高对其激励作用越强。在年收入超过20,000元以后,再就业比例又呈现缓缓下降的趋势,这是“收入效应”的体现,表示当收入水平满足物质和精神需求之后,更高的收入水平对退休人群重返劳动力市场的效用减小,因此他们再就业动力减少,再就业比例下降。

6.经济往来。经济往来对于老年人的再就业也有着显著影响,由表3可以看出经济往来为正(收入大于支出)的老年人比经济往来为负(收入小于支出)的再就业比例要更低。这与假设相符,即需要接济他人的老年人可能需要更多的工资收入来维持生活保障。

另外,其他因素如教育程度、原职业类型、有无医疗保险和金融机构存款数量对于再就业比例均无显著影响。

在a2模型中,删除了a1中不显著的变量再次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结果和a1中并无显著差异。

(三)稳健性检验。为证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而不是一次样本的偶然结果,笔者下面对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即运用Probit模型对其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3右侧所示。

在Probit模型回归中采用了与之前同样的变量,得到的显著影响因素与之前Logit模型中得到的相同:性别、年龄、自评健康、有无配偶、个人年收入、经济往来和金融机构存款七个因素。且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没有变化。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说明此次分析得出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是具有稳健性的结论。

五、分地域回归

(一)基本情况。依照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及CHARLS数据来源地,定义东部地区为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安徽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河北省、天津和北京市13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定义为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等7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西部地区定义为青海省、陕西省、甘肃省、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广西省、云南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9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

图5为东中西部地区老年人再就业比例对比,易见,老年人再就业比例呈现“东多西少”的态势。东部地区为34%,中部地区为32%,西部地区为29%。

将建立的模型分别应用于我国东中西三个空间,分别探讨不同区域各种因素对于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程度,以便于细化研究结果并提高相关政策落实的准确性。首先考虑各地区样本总量,从东至西样本总量逐渐减少,大致符合我国当前人口的地域分布情况。随后做出表格,依据回归分析的显著性分级,对各类影响因素进行划分。

由表格可知,性别和年龄两项因素在东中西三个地区均十分显著,可以划分为影响老年人再就业的基本属性;自评健康、个人收入两项因素对于东、中部地区的影响也较为显著;经济往来、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和原职业类型分别是三个地区独具的影响因素。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特征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综合性的,这种差异性与人口、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区域差异的演化阶段、特征与趋势可能进一步加深。

(二)深入分析。

1.人口。老龄化既是空间上老年人口非均衡动态演化的过程,也是时间上人口年龄结构渐变的过程。我国人口总量庞大,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人口总量迅速增长,人口红利对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而且由于地域系统的动态性和开放性,我国老年人力资源的分布也呈现非均匀分布的状态。一方面,对于城镇户口的退休老年人来说,人口老龄化通过影响人口迁移、消费水平、产业结构、劳动力供给等方面促进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又进一步促进了老年人社区结构、医疗保健、养老体系等的完善,老龄化和城镇化进程互相促进。因此,依照我国城镇化程度由东至西逐步递减的国情,可再开发利用、促进再就业的老年人力资源数量大致呈现东多西少的态势。另一方面,我国东部地区因为其自身优越的人地关系、空间环境、高速流转的人口流动机制和当前劳动力缺乏的总体态势吸引更多人力资源注入并引发老年人口以家庭团聚为目的的迁移,也造成了我国老年人力资源的不均匀分布。

2.经济。东部地区因交通便利、对外开放政策扶植等,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区域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虽然这种差异正在逐步收敛但仍不容忽视。经济发达是促进各方面发展的有利因素,因此在医疗保健水平、家庭经济状况、退休保障情况等诸多促进老年人再就业的方面,东部地区占有明显的优势。经济对于东部地区发展的重要贡献也解释了回归结果中,东部地区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因素里经济类型(个人收入、经济往来)占有较高的份额。

3.文化。由于对外开放推行的渗透程度是由东向西逐渐减弱的,先进的思维模式一般都是沿海地区先受益。一方面,对于持有追求稳定安逸观念、退休后对于自身及社会价值的实现没有强烈追求的老年人群体来说,发生再就业及职业类型转换等变动会对其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这可以解释回归结果中,原职业类型显著影响西部地区以及家庭婚姻状况显著影响中部地区老年人再就业比例的数据结果。另一方面,对于“老年人挤占年轻人就业机会”、“优质老年人力资源领取养老金同时获得额外收入会增加贫富差距”、“老年人力资源没有开发价值”等错误观念更正力度和速度不如东部发达地区,形成了较大束缚。这也也解释了西部地区老年人再就业比例相对较低的数据分析结果。

当然,社会制度决定的同龄群体行为趋同的假设随着人们观念的逐渐改变正在减弱,老年人群也呈现出分化和个性化的需求,逐渐摆脱一些墨守成规的观念羁绊。

4.政策。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因对外开放政策受利已久,养老政策推行稳定,而且许多分布在东部地区的经济发达省、市以及直辖市等经常作为新政策试行区域,可以优先推行具有针对性的改良政策,优先获得政策改革的福利,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人口等其他因素综合发展,形成良心循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落后、信息闭塞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西部地区在改革政策的落实速度和力度方面略显劣势。这可能会放缓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进程和利用效率,并在一定程度解释了老年人再就业比例的区域差异。

六、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发现,全国CHARLS来看,城镇退休人口中有再就业经历的人占到31.16%。这说明目前阶段下,有再就业经历的老年人处于较高水平,该数据具有典型代表性,抽样科学规范。具体分析后发现,老年人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自评健康状况和个人收入五个因素都会明显影响城镇退休人员的再就业状况。但是教育程度、原职业类型、经济往来、金融机构存款和医疗保险状况这几个因素对于再就业状况没有显著影响。因此研究退休人口再就业问题时应着重开发低龄、男性、有配偶、健康状况良好以及经济状况并不乐观的老年人。

如今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意味着国家对老年人口这部分劳动力的重视。在中国老龄化加速的前提下,我们不仅要面临整个社会的养老问题,还有中国一直依赖的“人口红利”也正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而逐渐减弱。退休人口的再就业、延迟退休问题,都关系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国家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应对的问题。

摘要：随着中国老龄化加速,研究老年人再就业问题尤为重要。通过分析北京大学《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的调查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逐步回归等方法,得出城镇退休人口的性别、年龄、健康、个人收入和婚姻对其再就业状况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并对其进行分地区回归得出不同地区的影响因素。

城镇退休人口 篇2

中国劳动力市场将发生巨大转变，

由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12月2日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6》(以下简称《报告》)预测，中国总人口将在2026年前后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及比例双双下降，老年人口及比例双双上升。

一升一降背后，是有可能出现的全局性劳动力短缺局面。为此社科院建议，必须从供需两方面入手化解劳动力供需矛盾。从需求方面看，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此外，从供给方面则必须积极推进人力资源开发，尤其是要开发大量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并提出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改革方案分两步走，到20开始实施。

上海城镇老年居民都能“退休” 篇3

上海市近期出台《关于完善本市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障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通知规定,年满65周岁,在本市居住、生活满30年,现为本市城镇户籍且已满15年,未享受基本养老、医疗以及征地养老待遇的老年居民可以享受规定的养老待遇。年满70周岁的城镇老年居民养老待遇为每人每月500 元,年满65周岁不满70周岁的城镇老年居民养老待遇为每人每月400元。

享受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障待遇的条件有四项:一是年满65周岁及以上;二是在本市居住、生活满30年;三是现为本市城镇户籍且已满15年;四是未享受基本养老、医疗以及征地养老待遇。其中“未享受基本养老、医疗以及征地养老待遇”是指未享受本市规定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小城镇社会保险、征地养老等待遇以及外省市规定的养老保险待遇。年满65周岁的城镇老年居民在年满70周岁的次月起,养老待遇自动调整,不需要办理申请手续。如果已按沪府〔2006〕81号文件规定纳保的高龄无保障老人,那么老人的养老待遇可按本通知规定享受,不需要个人再行申请,医疗待遇仍按原规定执行。

上海高龄无保老人纳保政策一经公布,这实在是民生问题中影响面相当大的政策。代表着 10万户家庭,这 10万户家庭大多都有三代,所以直接和间接受益面多达几十万人。

城镇退休人口 篇4

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老龄化——潜在的动态变化》(2006)指出“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统计学两种潜在趋势的必然结果:即日益下降的总和生育率和日益延长的出生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总结性的论断,也符合我国的实际,随着总和生育率下降和人口预期寿命延长,我国于2000年进入老年型社会。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326%,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0.14%,总供养比为48%。预测2015年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为152%,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为66.0%,总供养比达到51.6%。传统人口统计学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必然导致劳动力资源减少,总供养比上升,不利于经济发展。

近年来国内外有些“人口红利”论者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仅把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降低到66.6%以下,总供养比超过50%,判定为“人口红利消失”,这种做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原理和科学发展观,也违背了《人口统计学》关于“人口统计指标有反映一定时点上人口数量及构成情况的静态指标,还反映在一定时期内的人口自然变动和社会变动的过程的动态指标。”的原则,对于这种仅仅用一成不变15～64岁为劳动年龄上下限和65岁为退休年龄所计算的“人口红利”,笔者只能称之为“静态人口红利”。这种“静态人口红利”消失的判定夸大了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重性,从而引起了一些人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担忧。本文提出了对“静态人口红利”和“人口红利消失”的质疑,指出当务之急是贯彻科学发展观,走出“人口红利消失”的误区,建议用笔者提出的“动态人口红利”新思路,审视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实现老龄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原理,揭示了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的本质联系,指出了经济发展决定人口发展,人口发展反作用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劳动力资源量不仅受劳动力人口的数量的制约,而且与劳动力人口的素质有密切关系。当前有些‘人口红利”论者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降低到66.7%以下,判定“人口红利消失”的做法,掩盖了劳动力资源的真实性。

《人口学词典》指出:“人口统计指标有反映一定时点上人口数量及构成情况的静态指标,还反映在一定时期内的人口自然变动和社会变动的过程的动态指标。”上述“人口红利消失”的判定是在不考虑人口素质提高、寿命延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动态指标的情况下,单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判定的,笔者只能称之为“静态人口红利消失”。

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措施是多方面的,包括提高人口素质、调整年龄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科学技术、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等等。

《十二五规划纲要》要求“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要求“坚持用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与分布问题……把提高人口素质放在突出的位置。”当务之急是引导人们走出“人口红利消失”的误区,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用综合各个有关条件发展的“动态人口红利”实现老龄化与经济协调发展。

二、解读当前国内外界定和使用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的概念于1997年由梅森·安德洛提出,后被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人口现状,1998年》引用。世界银行和国内外学术界近几年运用“人口红利”、“人口赢利”和“人口机会之窗”审视和预测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诸如:

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在“人口结构转型的机会”中提出,有些国家“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将在长达数十年中为发展中国家开辟机会之窗,他们可以利用这个窗口来赶上并提高所有人的福利”,但是“当这些劳动者年老之后,赡养率将再次提高,机会之窗就开始关闭”。

亚洲开发银行《观察与建议》2009年第1期发表的《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的预期平均寿命得到极大的提高,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2009年的74岁。同时,得益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促进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1975-2005年总抚养比(包括0～14岁儿童抚养比和65岁以上老龄人口抚养比)下降近50%。‘人口红利’(指某一阶段儿童人口数下降快于老年人口增加,从而导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上升)使得劳动年龄人口由1978年的4.07亿人增加到2004年的786亿人,年均拉动GDP增长2个百分点。然而,2000年以后,抚养比在不断上升,预计2015年当劳动年龄人口达到顶峰后,人口红利也会开始衰减,劳动力市场将开始面临供给短缺的压力。”

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说:“正如汇丰(SHDC)的范力民(Frederic Neumarrn)指出,亚洲许多国家的‘人口红利’已快耗尽,从2017年开始。中国内地的劳动力将开始萎缩,香港也是如此。”

美国波斯顿咨询公司(CBCG)和瑞士再保险公司2012年4月24日在北京联合发布了“发掘银发市场的金色机遇,保险公司如何从中国老龄化趋势中获利”的报告,指出“数十年来,‘人口红利’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增长。但是这一‘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预计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以后开始减少。在中国经营的保险公司应该迅速行动,大胆出击,变‘银发人群’为‘金融机遇’”。

对于“人口红利”的界定,以及我国的“人口红利”能有多久的问题,我国社会蓝皮书《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和预测》的论述是:

“人口红利”也叫做“人口机会之窗”,是指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高,老年负担系数和少儿数相对较低,劳动力人口因为负担较轻而可能参加积累以促使经济和社会发展。我们可以将人口转变中迎来的这一历史时期称为人口‘红利’时期,或者称为机遇发展时期。”

文章的结论是:我国“人口有‘红利’,机会之窗开放到2020年”。结论的依据是:“中国15～64岁之间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2005年到2009年仍然会有一个微小的上升,从72.40%上升到72.46%。但自2010年始,则会稍稍有所下降——从2010年的72.41%下降到2020年的69.5%。在这一时期,虽然老龄化水平会上升到11.92%,但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却会一直维持在70%左右。这正是中国轻装上阵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好人口机遇期”。

2010年5月18日新华网报道,国务院参事马力教授在“2010年中国人口与发展咨询会”上作题为《中国劳动力变动趋势及判断》的报告中说,2013年中国人口抚养比出现拐点,2010至2035年仍低于53%的“人口红利”期标准,这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

马教授指出,2008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55亿人,“十二五”期间将净增加2449万人。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社会蓝皮书》和马力教授预测“人口红利”可以延长到2020年和2035年的结论所用的劳动年龄人口年龄的上限是64岁,而不是我国法定的59岁,如果按59岁计算的话,“人口红利”在2015年就要消失了。

中国老年学学会《老龄参考》在引用“六普关注”中称:所谓的“人口红利“,是指某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总供养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文章认为我国“人口红利”只剩10年左右,另有专家认为我国“人口红利”只剩3年。

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措施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提高人口素质、调整年龄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科学技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开发老年人力人才资源,等等。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总供养比只是数量和比例的概念,不能全面反映社会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同等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总供养比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一个国家不同的发展时期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人口老龄化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的论断,已成国际共识。“人口红利消失”论者只谈挑战,避而不谈机遇,也是不符合“以人为本和以人的全面发展我目标”的科学发展观的。

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措施是多方面的,包括提高人口素质、调整年龄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科学技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开发老年人力人才资源,等等。

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劳动力资源量不仅受劳动力人口的数量的制约,而且与劳动力人口的素质有密切关系。《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要求“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要求“坚持用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与分布问题……把提高人口素质放在突出的位置。”当务之急是引导人们走出“人口红利消失“的误区,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开发老年人才资源,用综合各个有关条件发展的“动态人口红利”审视和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三、学术界对“静态人口红利”和“人口红利消失”的质疑

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强调,“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必须注意到人口影响的规模和重要性。如果几个影响同时起作用,就必须关心整体的影响,而不是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只关心某一种变量作用的大小”。

美国老年学学会原会长、老龄化经济学家詹姆斯·H.舒尔茨反对单一用供养比审视老龄化挑战,因为这种分析有片面性,容易使人误解。他指出“目前在有关‘人口变化的经济意义’评论中,大部分都只是片面依赖于劳动力供养比。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像那些只考察供养比就报告坏消息的预言家们想象的那样糟。”

2009年“第19届国际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大会”的议题是“从‘人口红利’到‘长寿红利’的持续发展”。大会强调“长寿将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全新引擎,通过推迟退休年龄,延长‘健康老龄’阶段,发展老龄服务产业,实现从‘人口红利’到‘长寿红利’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给‘人口红利消失’假说的一个最有效的反击”。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年6月17日的评论说: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无视,对“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渲染,背弃了中国现实。对人口红利消失的一系列错算、误判、以及盲目重复西方学者观点的特征,应有清醒的认识。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的危言耸听,不仅误判就业形势,对社会负担问题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脚的。

四、落实科学发展观,用“动态人口红利”应对老龄化挑战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本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综合运用各种有关变量发展条件提出的“动态人口红利”认定:依靠人的全面发展、利用提高人口素质、延长预期寿命、提高劳动年龄上限,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高科技、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提高国家、社会和家庭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动态人口红利”之窗就可以长开不闭。

(一)延长人口预期寿命,增加劳动力资源,弥补劳动力不足

预期寿命延长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论断已成为国际共识。前苏联人口学家C.A.托米林指出:“寿命每增加一岁,就是经济状况的一项重大成就,这意味着大大节约了国民经济的资金,这种情况是国民经济平衡所估计不到的。”

美国《未来学家》一篇题为《寿命延长将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文章认为:“人的健康寿命延长,将延长工作年限,通过降低非生产时间在生命周期中所占的百分比而提高生产力。”

我国人口预期寿命2010年达到73.5岁,预测2025年和2050年将分别延长到76岁和79岁,充分利用这个积极因素是我国应对老龄化挑战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

(二)提高人口素质,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不利影响

人口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力,人口的发展变化对经济的发展变化起着促进或延缓的影响作用。《十二五规划纲要》在“全面做好人口工作”中要求“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要求“坚持用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与分布问题……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把提高人口素质放在突出的位置。”

传统经济学在人力资源问题上只考虑劳动力人口数量,对于劳动力人口的素质却不关心。“人口红利”论者继承了传统经济学的观点,掩盖了人力资源的真实性。劳动力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但是劳动力资源量不仅受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制约,而且与劳动力人口素质的高低有密切的关系。在现代化社会,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如智力资源)在数量上可以折算为成倍的普通劳动力资源。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价值论认为决定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价值量同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并且区别了简单劳动(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需要经过任何专门训练的、一般劳动者都能胜任的劳动)和复杂劳动(指经过专门培养和训练、具有一定技术专长的劳动),指出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者比简单劳动者创造更多的价值。这表明:在相同的时间里从事复杂劳动的人才所创造的价值比一般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多。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十分重视人口的价值。他认为,一个国家人口的价值不在于其人口的自然数量,而在于人口的社会数量。他所讲的社会数量是指人们创造财富的能量,实际上是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他说:“一个人如果技艺高超,可以和许多人相抗衡”。由此可见,配第是从人口的社会数量来评价人口的价值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同样时间内复杂劳动之所以能够创造较多的价值,其原因在于复杂劳动本身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学习和训练。马克思说,能够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比普通的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教授在《人力资本投资》中指出,人力资本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人力包括人的知识和人的技能的形成,是投资的结果,并非一切人力资源都是最重要的资源,只有通过一定方式的投资,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

我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非常重视人口质量和数量的统一。他指出我国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之间不相称,非把人口质与量快快适当地统一起来,很难完成原子能时代的任务。他特別强调在人口问题上我们要赶的是质不是量。

刘铮教授主编的《人口理论教程》强调: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条件下,生产技术变化很慢,劳动生产率很低,发展物质资料生产主要靠增加劳动力数量。产业革命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技术构成日益提高,对劳动力数量需求相对减少,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提高成为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强大动力。没有文化科学素质的提高就没有人们对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就不会有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也不会有现代的科学技术,从而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生产力。要高速发展生产力就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此就必须提高人口素质。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牛文元教授认为:人力资源可分为体能、技能和智能,在培养方面国家付出的成本相差很大。如果说培养体能付出是1的话,培养技能就要付出3,培养智能则要付出9。而三者对国家的贡献之比则是1:10:l00。这就是说,培养出一个教授或科学家的投入是培养一个劳动力的9倍,而一个教授或科学家的产出则是一个劳动者的100倍。

(三)提高劳动年龄上限,延迟退休年龄,延长“人口红利期”

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界限和退休年龄不是永久不变的。确定劳动年龄范围和退休年龄的主要依据是人口资源状况、社会生产力发展对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人口预期寿命和科学教育发展水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素质提高和预期寿命延长,需要而且有可能相应提高劳动年龄上限,延迟退休年龄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保持在有利于社会经济和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上。《十二五规划》提出“人均寿命提高1岁(2015年)达到74.5岁”。如果我们随着预期寿命提高,把劳动年龄上限和退休年龄从《十二五规划》起每个“五年规划”提高1岁,到2035年提高到64岁,届时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58.1%上升到71.5%,增加7.2个百分点;总供养比也会从72.2%下降到53.2%,使“人口红利期”延长到2030年以后。(参见表1)

资料来源:杜鹏主编《人口老龄化与老龄问题》,中国人口出版社,2006年

发达国家和地区把提高退休年龄(实质上也是提高劳动年龄上限)作为应对老龄化挑战的一项重要措施。1986年6月26日,美国《华尔街杂志》用大标题发表了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关于提高领取退休金年龄的建议。强调这项行动是缓解未来退休计划面临困境的一个最简单易行的措施。同年11月,美国国会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的《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报告》指出:除非提高退休年龄,否则年度GNP计划将无法完成。美国社会保障咨询委员会顾问小组认为,如果不把在业职工与退休人员之间的年龄界线提高,要在下个世纪开始之后供养老年人口,将是美国可能深感困难的事,2020年“退休赡养比”将达到21%,现在(1986年)仅为15%,如果将退休年龄提高3年,就能使2020年的“退休赡养比”保持在接近现在15%的水平,使原来预测未来养老基金长期亏损额减少一半。

国际劳工局的培训教材强调:如果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养老金的支出就要减少大约50%。我国原劳动保障部法制司和社会保险研究所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提高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收40亿元,减支160亿元。

(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对老龄化的承受能力

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解决老龄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6%到7%,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龄化的压力。产业技术水平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总体来看,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左右,迫切需要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发展高科技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基础是知识。知识经济是以开发利用知识资源为生产力作为主要特征,以高科技作为基础,科技进步和创新是社会经济的重要推动力。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德·德鲁克说:“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知识已成为最主要的工业,这个工业向经济提供生产所需要的重要中心资源。”

他还强调:“从今以后,知识将是最关键性的因素。世界不再是在向劳动密集型转变,而是在向知识密集型转变。”

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改革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指出“在信息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提高知识实现的……我们不应该总是悲叹旧工业的消失,我们应该作的是,探索新技术的发展前途。”

在现代经济中,知识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关系日益扩大,作为知识的组成部分,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技术进步对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从20世纪初的20%上升的50年代的40%,60年代的50%和当前的80%。

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的有利因素。1994年10月12日,美国《《商业周刊》一篇题为《日趋增多的老年人为何没有拖跨美国》的文章结论是“信息革命减缓了美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文章引用了美国全国老龄问题研究所人口统计项目负责人理查德·苏茨曼的观点:“经济增长率远比人口老龄问题重要得多。美国发展高科技所带来的经济高增长率在减轻人口老化的压力方面很有作为”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和开发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的先导产业,可以说教育是“第一生产力的生产力”。正规学校教育给学生以基础知识,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可以“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高等教育培养高层次的专业人才。

我国在产业技术水平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总体来看,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左右,迫切需要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发展高科技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但是无论是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都必须具备相应数量和德才兼备的师资。教育工作者作为“人类的灵魂工程师”应当是发展教育不可缺少的人才。

(五)健全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完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和谐老年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我们要落实《十二五规划》,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积极发展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加强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和基金保值、增值的运作与管理;尽快实行基金的全国统筹;健全城市居民,特别是老年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到“应保尽保”。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属于国家基本社会保障的范畴。它既是政府公平分配、消除贫困、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又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深入理解社会保障是人的基本权利的真谛,改变过去“农民不是工薪收入者,与社会保障无缘”,以及在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政府只给予政策扶持的观念和措施。不管经济条件如何,要尽快落实对农村老年人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他们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对于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政府要给予他们与城市劳动者同样的经济支持。

(六)试行弹性退休制度,逐步提高法定领取退休金年龄,延长人口红利期

退休制度包括退休模式、退休年龄和退休金。退休模式有必须按法定退休年龄退休的强制退休制度和可以按法定领取全额退休金年龄选择提前和延迟退休的弹性退休制度。我国现行的是强制退休制度,职工必须按法定退休年龄退休,因工致残或因病需要提前退休的,必须有劳动鉴定委员会或医院证明,才能办理提前退休。

弹性退休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人才资源。法定退休年龄以年代年龄为标准,不能反映个体在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的活动能力。实行弹性退休制度,一方面允许尚未达到法定领取全额退休金年龄而体力不适宜再工作的职工选择适当减少退休金提前退休,另一方面对于达到退休年龄而体力脑力仍然能够工作而且愿意继续工作的职工适当增加退休金延迟退休,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和《礼记》中“壮有所用”的理想。

随着老龄化加快,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总供养比上升,为了应对老龄化挑战,推行弹性退休制度和逐步延迟领取全额退休金年龄,已成为欧美各国的重要社会政策选项。德国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计划最晚在2060年把欧盟成员国的退休年龄推迟至70岁。

美国1935年规定65岁为法定退休年龄,实行强制退休,1956年修定为法定领取全额退休金年龄的弹性退休制度,62-64岁可以提前退休,每提前1个月,退休金减少0.56%;65岁可以延迟退休,每延迟1年增加退休金3%,到2022年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时,每延迟1年退休,增加退休金8%。

1986年6月26日美国《华尔街杂志》发表了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对提高领取退休金年龄的建议。强调这项行动是缓解未来退休计划面临困境最简单易行的措施。

美国社会保障咨询委员会认为,如果不提高退休年龄要在下个世纪供养老年人口,将是美国可能深感困难的事,如果将退休年龄提高3年,就能使原来预测未来养老基金长期亏损额减少一半。

国际劳工局强调:如果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养老金的支出就要减少大约50%。

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如果从《十一五规划》起退休年龄每个“五年规划”提高l岁,到2035年提高到65岁,总供养比也将从72.2%下降到53.2%,人口红利期相应延长到2030年以后。现在上海和广西已经在试行延长脑力劳动者的退休年龄,让我们加强对退休理论研究,结合试点地区的实践总结,循序渐进,逐步完善包括退休制度和退休年龄在内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七)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范围内适当调高总和生育率,优化人口年龄结构

随着总和生育率下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2000年为65.0%,预测2025年和2050年将分别下降到62.1%和53.8%。2000-2050年期间下降11.2个百分点(低于发达地区5.7个百分点)。由于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比发达地区接近于更替水平,因此在2050年以前不会像有些发达国家那样出现劳动力严重不足的不利影响。

稳定低生育水平不等同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更不能认为孩子生得越少越好,而是把总和生育率控制在略低于2.1的更替水平的范围之内。我国2000-2005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8,如果我们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范围内,把总和生育率从2030年提高到1.9,2050年进一步提高到2.0 (比较接近但仍然低于2.1的更替水平),其结果既能控制人口增长,又能适当减缓老龄化发展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速度,有利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

(八)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鼓励老年人参与发展,变老龄化的压力为动力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老年人必须参与发展”的观点已达成国际共识,1982年联大在批准“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第37/51号决议中指出“全世界要认识到寿命的延长是一项生理的成就和一种进步的象征,并且认识到老年人是社会的财富不是负担,因为他们可以以其累积丰富知识和经验作出价值无比的贡献”。

2002年4月联合国召开的“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进一步把“老年人与发展”作为主题。大会通过的“2002年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强调“老年人必须成为发展的充分参与者而且必须公平享有发展的种种成果。要消除年龄歧视,使老年人参与发展”。大会吁请各国提倡“积极老龄化”,保证老年人健康和参与发展,为建设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奠定基础。

马克思在论述劳动力时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劳动力没有一成不变的年龄上下限,具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是劳动力。劳动经济学认为:

劳动力资源=劳动年龄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口+非劳动年龄人口中实际参与劳动的人口

由此可见,参与劳动的老年人口是劳动力资源的组成部分。老年人参与发展,既能增加劳动力资源,降低老年人实际赡养比,减轻劳动年龄人口的赡养负担,促进代际协调和社会团结,而且又能增加老年人的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生命质量,使他们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作贡献。

《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在第三十六章“全面做好人口工作”的第四节“积极应对老龄化”中,要求“开发老年人力资源”。200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经济活动参与率为32.99%,这表明有4000多万“银发大军”从事经济活动。2010年我国老年人的综合社会参与率超过81%,十年来我国城市老年人再就业率上升1.3个百分点:农村老年人一直保持村委会选举的高参与,劳动和经济参与率从44.3%上升到52.8%,老年人参与发展为增加劳动力资源,延长“人口红利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协调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张纯元.人口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2]朱利安·L.西蒙.人口增长经济学[M].彭松建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3]刘铮.人口学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5]詹姆斯·H.舒尔茨.老年经济学(第三版)[M].熊必俊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6]熊必俊.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7]熊必俊.老龄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8]聂鹏.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J].中国市场, 2011,(13).

中国城镇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篇5

1 离散灰色系统模型的建立与检验

1.1 离散GM (1, 1) 模型的建立

GM (1, 1) 模型中参数的估计采用的是离散形式的方程, 而模拟和预测则采用连续形式的方程, 从离散到连续的跳跃影响了数据预测的精度, 于是有学者尝试对这一模型加以改进, 提出了离散GM (1, 1) 模型, 模拟和预测时均采用连续形式的方程, 弥补了GM (1, 1) 模型预测不准确的问题。本文利用我国人口发展的最新统计资料, 建立灰色系统GM (1, 1) 模型, 对我国未来十年人口结构进行预测。

设原始的数据序列为:X (0) = (X (0) (1) , X (0) (2) , …, X (0) (n) ) , 对其进行一次累加, 即1-AGO (Accumulation Generation Operator) , 可生成序列X (1) :

离散GM (1, 1) 模型的灰色微分方程为:

其中, β1, β2为待定系数, 可应用最小二乘法求得:

这里,

取x (1) (1) =x (0) (1) , 则可得灰色微分方程的时间响应函数为:

1.2 离散GM (1, 1) 模型的检验

模型的精度是模型预测的实用性和准确性的反映。因此, 为确保所建灰色模型具有较高的精度, 需要对其精度进行客观、有效的评价, 一般对GM (1, 1) 模型的精度检验有以下三种方法。

1.2.1 残差检验

残差检验是一种比较直观和有效的算数检验方法, 其原理是利用残差序列对预测值和实际数据作比较, 观测各时刻相对误差的大小。

设原始数据序列为:

预测的数据序列为:

则残差序列为:

1.2.2 关联度检验

模型的预测数据序列与原始数据序列的关联度为:

通常要求ξ>0.6, ξ值越大, 认为预测数据序列与原始数据序列的关联度越大, 模型的预测精度越高。

1.2.3 后验差检验

后验差检验属于统计检验, 其原理是以残差的概率分布进行检验。首先计算得到原始数据方差s12与残差方差s22及后验差比值C

然后计算小误差概率p

通常C值越小, p值越大, 模型精度越好, 按照C和P值的大小, 可将模型的预测精度分为四个级别, 各类别C和P的取值如表1所示。

2 我国城镇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

2.1 城镇劳动人口预测

本文选取我国1997年到2011年共15年城市劳动人口 (15~64岁人口) 作为原始数据序列 (见表2) , 利用离散GM (1, 1) 模型对我国2012年到2021年未来10年的劳动人口数进行预测, 1997年到2010年数据均来自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全国城市分年龄、性别人口数, 2011年数据来源于搜数网统计数据库。由于历年人口抽样比不同, 各年人口数无法直接进行回归, 本文按照统计年鉴公布的历年人口抽样比对原始数据进行加权处理。

2.1.1 劳动人口的预测

原始的数据序列为:

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一次累加可得到

离散GM (1, 1) 模型的灰色微分方程为

从而可得:β= (β1, β2) T= (BTB) -1 BTY

其中,

用最小二乘法可解得:β1=1.029, β2=2.038

进而可得灰色微分方程的时间响应函数, 解时间响应函数可得到2012年到2021年劳动人口的预测值 (见表3) 。

2.1.2模型精度检验

关联度检验。关联度检验结果主要取决于关联度指标ξ的值的大小, 将残差值代入关联度公式可得, 认为本次预测数据序列与原始数据序列的关联度较大, 劳动人口模型的预测精度高。

后验差检验。首先计算得到原始数据序列均值和残差均值, 进而可求得原始原始数据标准差s1与残差标准差s2:

后验差比值, 对照表1, 认为劳动人口模型精度为二级。

2.2 城镇老年人口预测

城镇老年人口 (65岁及以上人口) 的数据来源与劳动人口相同, 同样按照统计年鉴公布的历年人口抽样比对原始数据进行加权处理 (见表5) 。

2.2.1 老年人口的预测

原始的数据序列为

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一次累加可得到

离散GM (1, 1) 模型的灰色微分方程为

从而可得:β= (β1, β2) T= (BTB) -1 BTY

其中,

用最小二乘法可解得:β1=1.025, β2=0.238

进而可得灰色微分方程的时间响应函数, 解时间响应函数可得到2012年到2021年老年人口的预测值 (见表6) 。

2.2.2模型精度检验

关联度检验。关联度检验结果主要取决于关联度指标ξ的值的大小, 将残差值代入关联度公式可得, 认为本次预测数据序列与原始数据序列的关联度较大, 老年人口模型的预测精度高。

后验差检验。首先计算得到原始数据序列均值和残差均值, 进而可求得原始原始数据标准差s1与残差标准差s2:

后验差比值, 对照表1, 认为老年人口预测模型精度为二级。

2.3 城镇老年抚养比预测

根据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的预测结果, 可以计算得到我国城镇老年抚养比 (老年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值) 。从表8可以看出, 未来10年我国城镇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均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劳动人口将由2012年3.13亿人上升至2021年的4.05亿人, 年均上升2.93%, 同期老年人口年均上升2.54%。劳动人口的上升速度率快于老年人口, 这就意味着在未来10年, 我国城镇老年抚养比将会缓慢下降, 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 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速度越来越快, 规模越来越大, 而迁移人口中大部分为青壮年,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城镇老龄化速度有所放缓。但从绝对水平来看, 老年抚养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2021年, 该指标高达10.73。

3 政策与建议

从我国未来10年老年抚养比预测结果可以看出, 我国城镇未来老龄化问题十分严峻, 劳动人口的养老负担在不断加重, 每10位劳动者就需要抚养1位老人,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给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系所带来的冲击,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逐步延长退休年龄, 增加养老保险的基金积累。其一, 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之后, 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文件中规定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为男满60周岁, 女满50周岁, 这主要是基于当时的平均预期寿命约为68岁左右, 近30年来, 我国一直保持这一退休年龄, 然而, 目前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超74岁, 退休年龄应该相应延长。其二, 为应对老年化带来的冲击, 许多发达国家都对退休年龄进行了调整, 日本退休年龄从55岁提高到60岁, 目前已提高到65岁;丹麦将男女退休年龄均提高到67岁, 英国已将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 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 延长退休年龄是应对老龄化的有效措施。其三, 延长退休年龄最直接的效用是可以缓解我国目前老龄化带来的压力, 减少领取退休金老年人口数量, 增加缴纳养老金的劳动人口, 此外, 按照现今的养老金领取标准, 延迟退休并不一定会使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减少, 领取的养老金数额与交纳的养老金年限及金额是呈正相关的。

完善目前养老保险筹资模式, 提高混合账户中个人账户的比例。现收现付制的主要优点在于其再分配功能, 然而,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会使得现收现付制出现支付危机, 甚至陷入财务困境, 在保证养老金水平不变的前提下, 维持现金的统筹比率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加税率, 而这无疑会加重劳动人口的养老负担, 影响我国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而基金制正好弥补现收现付制的不足, 基金的积累有助于增加储蓄和积累资本, 实现个人收入的阶段性转移, 不存在代际间的养老负担问题。因此, 在我国目前老龄化加速时期, 降低统筹比率, 做实个人账户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举措。

摘要：近年来,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我国加速步入了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到来给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挑战, 科学准确的对我国城镇人口年龄结构进行预测, 有利于及时调整养老保险体系以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冲击。本文基于离散灰色系统模型, 分别对我国城镇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进行预测, 然后计算得到老年抚养比, 并针对我国的老龄化现状对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的建立提供一些政策性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老龄化,劳动人口,老年人口,老年抚养比,养老保险,灰色系统模型

参考文献

[1]胡喜生, 范海兰, 宋萍, 等.改进Logistic模型在城市人口预测中的应用[J].北华大学学报, 2008 (8) :370-373.

[2]路锦非, 王桂新.我国未来城镇人口规模及人口结构变动预测[J].西北人口, 2010 (4) :1-11.

[3]任强, 侯大道.人口预测的随机方法:基于Leslie矩阵和ARMA模型[J].人口研究, 2011 (3) :28-42.

[4]王换鹏.GM (1, 1) 模型的优化研究[D].秦皇岛:燕山大学, 2012.

[5]曾祥艳, 肖新平.GM (1, 1) 模型的改进及其适用范围[J].系统工程, 2009 (1) :103-107.

[6]谢乃明, 刘思峰.离散GM (1, 1) 模型与灰色预测模型建模机理[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5 (1) :93-99.

[7]门可佩, 官琳琳, 尹逊震.中国人口发展预测研究[J].统计与决策, 2007 (6) :6-9.

[8]甘蓉蓉, 陈娜姿.人口预测的方法比较[J].西北人口, 2010 (1) :57-60.

[9]刘斌, 赵亮, 翟振杰, 等.优化的GM (1, 1) 模型及其适用范围[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2003 (8) :451-454.

[10]门可佩, 官琳琳, 尹逊震.基于两种新型灰色模型的中国人口预测[J].经济地理, 2007 (11) :942-945.

[11]王宇熹, 汪泓, 肖峻.基于灰色GM (1, 1) 模型的上海城镇养老保险人口分布预测[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0 (12) :2244-2253.

城镇退休人口 篇6

2015年两会期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尹蔚民表示, 2017年将会推出延迟退休的方案, 这意味着政府在加快延迟退休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现行的退休年龄界线将被打破, 延迟退休年龄方案终将出台并推行。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涉及社会各个群体的切身利益, 推行这一政策, 我们要征求公众的意愿。不少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延迟退休意愿进行研究 (刘伯红、郭砾、郝蕊, 2013;于翠婷、喻继银, 2013;成洋, 2013;贾素平、陈明, 2013;张乐川, 2013) 。公众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因素中, 身体健康状况这一因素, 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但现有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中, 多数将健康状况作为一个自变量探讨其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 并没有就身体健康状况对城镇居民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做详细、系统的分析。

本文就居民身体健康状况对其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这一视角, 以河北省唐山市城镇居民为访谈对象, 围绕身体状况对不同性别、年龄的城镇居民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 进行深入研究, 尝试回答以下问题:身体健康状况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城镇居民延迟退休意愿有哪些影响?如何兼顾身体健康状况使得政策更合理地推行?以求得出具有可行性的建议。

二、身体健康的概念界定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 健康是指一个人躯体是否出现疾病或虚弱现象, 也是指一个人生理、心理健康, 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本文则主要从身体健康方面考察, 身体健康作为个体安心工作和享受生活的基础, 对一个人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意愿也有重要影响。我们通常所说的身体健康, 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人体各系统的生理功能良好, 即人的主要脏器没有疾病, 有着较强的身体活动能力, 劳动工作能力也较强;二是指具有较好的维持健康的能力, 即有着较强的抵抗疾病的能力。

通过文献查阅, 发现不同学者对健康状况的分类不同, 本研究借鉴卡尔维奇和韦尔默朗的疾病分类法, 将身体健康状况界定为良好、一般、差三个等级, 其中, 没有明显疾病的, 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患有不严重的疾病的, 为身体健康状况一般, 患有严重疾病的, 则为身体健康状况差。

解垩 (2011) 曾在相关研究中表示, 健康状况是影响一个人是否决定退休的重要因素。笔者在大学生创新性计划项目中进行了延迟退休的相关调查中也发现, 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对其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不同健康状况对不同性别、年龄城镇居民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是不同的, 而对于具有某种相同特性的人群来讲, 其影响又是有相似性的。因此, 推行延迟退休政策需要特别注意公众身体状况对不同性别、年龄城镇居民延迟退休意愿的具体影响。经过整理与分析相关文献及调查资料, 本文将结合相关案例, 就不同身体健康状况对不同性别、年龄的城镇居民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进行详细地阐述。

三、身体健康状况对不同性别城镇居民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

首先, 我们要了解法定退休年龄的含义。法定退休年龄, 是指公民的工作年限达到一定数值后, 应该退出工作岗位, 脱离劳动关系或者工作关系,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 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年龄界线。而延迟退休年龄, 即提高这一年龄界线, 也就意味着相对增加公民的工作年限, 缩短公民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时间。

延迟退休意愿即是指人们对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这一政策的态度和看法。而这一意愿会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影响。身体健康状况, 对男性和女性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因此, 身体健康状况不同的男性和女性城镇居民的延迟退休意愿也有所不同。

案例1:对象刘某, 男, 56岁, 身体没有明显的疾病, 健康状况良好。刘某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 工作之余比较注重身体锻炼。他加入了某山地自行车俱乐部, 经常参加活动。

案例2:对象杨某, 女, 52岁, 身体健康。杨某两年前到达退休年龄后赋闲在家, 但她感觉自己身体板儿硬朗, 不愿闲在家里, 便会找一些小时工、兼职来做, 但这些工作很不稳定, 工资也不高, 很多时候会因为年龄大被嫌弃。

案例3:对象任某, 男, 57岁, 临近退休, 患有高血压和关节炎, 身体健康状况一般。

案例4:对象马某, 女, 45岁, 患有胃部疾病, 身体健康状况一般, 有时会因工作加重胃病, 但仍认为胃部保养关键是自己多注意。

案例5:对象王某, 男, 58岁, 患有心脏病, 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家里比较担心其身体, 劝其早退。

案例6:对象曹某, 女, 48岁, 身体健康状况差,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通过对上述被访者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 比较倾向于支持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且身体状况对男女居民是否愿意延迟退休的影响差异并不明显。随着身体出现某些疾病, 健康状况下降, 居民延迟退休意愿会随之变弱, 且身体状况对男性居民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比女性要大。整体来看, 女性比男性的延迟退休意愿略高。身体健康状况下降, 对男性居民延迟退休意愿的削弱程度大于女性的趋势已有呈现;当身体状况明显变差, 居民对延迟退休意愿表现出明显的抵触和反对情绪。

当问及延退方式时, 身体状况越好, 对延退方式的思考越多。根据被访者的回答, 我们认为, 延迟退休政策推行不能“一刀切”, 出台具体延退方案的时候, 要考虑到大家的身体状况、岗位区别、家庭状况等等条件, 尤其是身体状况。同时, 有明确的、适当的规定和标准来保证政策公平性。此外, 应该给予高龄工作者一定的优惠待遇, 可以在工作时间、工作环境以及身体检查上予以适当照顾。

四、身体健康状况对不同年龄城镇居民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

身体健康状况是劳动者参与工作所必须考虑的因素。本文按照每五岁划分一段的方法, 将访谈对象分为40岁及以下、41~45岁组、46~50岁组、51~55岁组、56~60岁组五个年龄段, 并对以下案例进行深入访谈。

案例7:对象赵某, 男, 28岁, 刚参加工作不久, 身体健康。

案例8:对象石某, 女, 38岁, 消化系统功能较弱, 容易出现肠胃炎, 身体状况一般。

案例9:对象周某, 女, 40岁, 先天性心脏病, 曾经动过大型手术, 身体状况较差, 单位给予照顾, 分配的工作任务较轻。

案例10:肖某, 女, 41岁, 心态良好, 比较享受工作带给自己的成就感, 身体健康, 精力充沛, 对未来自己身体状况的预期较好。

案例11:对象岳某, 男, 45岁, 长期从事体力劳动, 其工作对身体的损害比较大, 身体状况差。

案例12:对象吴某, 女, 46岁, 身体状况良好, 有精力, 但不愿闲在家里, 也不愿跳舞娱乐。

案例13:对象范某, 女, 48岁, 参加工作二十多年, 临近退休, 身体状况一般。

案例14:对象郭某, 男, 54岁, 患有高血压, 身体状况一般。

案例15:对象张某, 男, 55, 身体状况较差。

通过访谈我们可以看到, 身体健康状况对不同年龄城镇居民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不同。40岁及以下、身体健康状况好或者一般的城镇居民, 对延迟退休的态度和看法并不十分明确, 且年龄越小, 其延迟退休的意愿就越不明确。原因在于访谈对象距离退休尚有一段时间, 大多访谈对象对退休这一事项尚未进行认真考虑。而这段时间里, 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可能导致访谈对象延迟退休意愿的变化。且年龄越小, 距离退休时间越长, 不确定因素也就越多。相对而言, 身体状况差、年龄40岁以下的城镇居民, 对新政策中健康状况评估和照顾的诉求更为强烈。

随着年龄的增长, 城镇居民身体状况从良好到差的过渡过程中, 其延迟退休的认识也会存在从支持到反对不同程度转变。这就告诉我们, 身体健康状况的变化, 对这一年龄段城镇居民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在变大。身体状况一般的, 开始关注延迟退休的方式。身体状况差的群体, 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抵触态度。

55~60岁年龄段群体中, 身体状况变化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最大。身体状况好的, 倾向于支持;身体状况一般的, 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身体状况差的, 则认为延迟退休会严重损害他的身体健康, 甚至会缩短其寿命, 对延迟退休持反对态度。

五、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本文通过深入挖掘和分析访谈资料, 发现对具有某种相同特性的人群来讲, 其影响是有相似性的, 进而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身体健康状况对城镇居民延迟退休意愿有显著影响。身体状况越好的居民, 越容易倾向于支持或接受这一政策, 随着身体状况越差, 居民延迟退休意愿也随之减弱, 越容易倾向于抵触或反对。

第二, 身体健康状况对不同年龄城镇居民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健康状况对其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越明显。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居民来说, 身体状况越好、年龄越小, 距离退休时间越长, 对若干年后自身状况越不确定, 延迟退休意愿也就越不明确;年龄越大, 身体状况越差, 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抵触情绪也就越大, 反对的意愿也越强烈。此外, 身体状况一般的居民中, 年龄越大, 越注重身体状况在延迟退休方式中的细节体现。

第三, 身体健康状况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由于男性退休年龄原本就比女性晚, 且工作中男性压力普遍较大, 身体状况的变化, 对男性居民延退意愿的影响要大于女性。

(二) 延迟退休政策设计应考虑到不同群体的身体健康状况。

城镇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 会显著影响其延迟退休的意愿, 因此在方案设计和政策推行过程中, 我们应充分考虑公众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 采取较为灵活的延退方式, 给予高龄工作者适当的优惠待遇, 如:

1、考虑到高龄员工的精力相对不足, 承受力降低, 应该相对减少高龄员工的工作量, 适当缩短其工作时间、降低工作强度等。

2、由于高龄工作者身体较为敏感、脆弱, 应该切实改善高龄员工的工作环境, 减少工作对其身体的损害;制定相关的福利政策, 设置相应的健康补助。

3、因年龄越大, 身体状况对其工作的影响越大, 应该多关注高龄员工身体状况的变化, 定期进行常规身体检查等。

4、对于身体状况确实不佳的个体, 要区别对待, 允许其提前退休;而对于支持延退的群体, 则可采取补贴的方式激励, 切实维护公众的利益, 赢得民心, 尽可能减少阻碍延迟退休政策实施的不利因素, 引导公众逐渐倾向于接受延迟退休政策。

5、尝试采用“先女后男”的延退方式。文献研究中的相关数据表明, 目前我国女性的平均寿命要高于男性;而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政策, 女性是50岁, 女干部是55岁, 而男性则是60岁, 男性要比女性晚5~10岁才退休。在笔者进行的相关调查中, 71.1%的人认为女性的退休年龄是可以推后的, 因此在进行科学的调查和充分的论证后, 我们可以尝试先采用“先女后男”的方式来延退。让公众从中看到延迟退休的切实好处, 然后再逐渐地延伸到男性的延退领域, 使得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得以最终实现。

摘要：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关系到社会各个群体的切身利益, 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身体健康状况在居民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因素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采用访谈研究的方式, 深入分析不同身体健康状况, 对不同性别、年龄城镇居民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 并以此为依据, 提出合理建议。

关键词：城镇居民,身体健康状况,延迟退休意愿

参考文献

[1]刘伯红, 郭砾, 郝蕊.她/他们为什么赞成或反对同龄退休?——对选择退休年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 2013.3.

[2]于翠婷, 喻继银.高校教师对延迟退休年龄意愿的实证研究:基于成都市高校教师的调查[J].人口与发展, 2013.4.

[3]贾素平, 陈明.基于代际间分配的我国延迟退休年龄因素分析[J].大连交通大学学报, 2013.2.

[4]成洋.关于城镇居民延迟退休年龄意愿及因素调查研究[J].经济与法, 2013.2.

[5]张乐川.上海地区延长退休年龄意愿研究:基于Logistic回归分析[J].人口与经济, 2013.1.

浙江省城镇人口规模结构研究 篇7

浙江省是中国面积最小、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之一。一直以来，浙江就为全国城镇发达地区之一，其城镇发展水平一直位于前列，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人口、环境、经济等多方面问题也随之而来。近年来，浙江省人口规模呈现快速增长[1]、老龄化步伐加快、就业难、缺乏高素质人才等问题。人口规模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可调控性三大基本特性，对于人口规模的研究，不只是单纯对城市人口的变化进行数量上的统计和对比，其整体性要求人口与资源、环境、发展四大子系统不能离开系统整体而单独研究，人口增长、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经济发展等问题都是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因此人口规模的研究还需讨论其对城市经济、资源、环境产生的变化情况。人口规模的不合理发展会对城市的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等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2,3,4,5]目前，学者们对人口规模展开了各个方面的研究，[6,7,8,9]并对人口规模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建议，[10,11,12]而人口规模的整体性，却少有人进行系统分析。随着对人口规模研究的深入，人口规模结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由于地区的地理差异以及各学者的研究角度不同, 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因此前人的研究结论只能作为参考，对于具体区域的人口规模研究还需因地制宜地进行科学系统的分析。本文从人口规模结构这一角度出发，以浙江省为例，对人口规模结构进行系统研究，对浙江各地区历年的人口发展趋势和规模进行对比分析, 得出影响人口规模的相关因素，探究人口规模结构对城市化进程产生的影响，进一步得出浙江人口规模的未来发展趋势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以期为今后浙江省人口规模及城市空间的合理性发展提供借鉴。

二、浙江省人口规模稳步增长

人口问题一直以来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既要加速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又要避免一些大中城市人口过度膨胀，这成了一个“两难”的课题。要解开这一难题，就有必要对城市人口规模进行讨论与研究。

近年来，中国各地区人口规模都在不同程度的增加。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浙江省人口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人口总数位居全国第十。从浙江省人口规模长期变化分析来看(图1)，就过去近二十年的人口数据，浙江省总人口规模一直呈现稳步增长态势。从1990年至今，几乎每年增长人口数控制在20-30万人。为了更深刻地了解浙江省人口规模的变化情况，本文分别选取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1年六个年份对浙江省各地级市人口规模进行研究，从而对浙江省人口规模区域差异、发展趋势等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

三、浙江省人口规模的区域差异

浙江省地理特征丰富，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呈阶梯状倾斜。本文为便于研究，将浙江省分为浙东、浙中西、浙南、浙北四部分，其中浙东地区包括宁波、台州、舟山，浙中西地区包括金华、衢州，浙南地区包括温州、丽水，浙北地区包括杭州、湖州、嘉兴、绍兴，通过对以上四个地区人口总数的两两比较分析，得到浙江省的人口规模区域差异。

（一）人口规模浙东明显高于浙中、西

浙东与浙中、西地区人口规模的差距较为明显(图2)，比例接近5:3，总体保持平衡。浙东的台州和宁波人口总数均超过500万，位居全省人口总数第三、四位，这奠定了浙东地区较浙中、西人口总数过大的基础。

从年增长总人口数来看，浙东地区从1990年的1123.24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1260.1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约6.5万人。同样，浙中、西地区从655.63万人增加到721.6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约3.1万人。浙东地区年均增长人口数也远超浙中、西地区。浙东地区多为临海城市，资源丰富、经济相对发达、人口吸引力大，是造成人口总数多，且两地区不平等的原因之一。

（二）浙南、浙北人口规模不均衡

比较发现(图3)，浙北地区明显高于浙南地区，比例亦接近5:3。浙北是全省人口数最多的地区，统计至2011年，总人口数高达1739.82万人，占全省36.4%，超出浙南地区689.13万人。

从年增长总人口数看，浙南地区总人口数从1990年的907.12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1050.69万人，年均增长率约0.75%。而浙北地区从1548.94万人增加到1739.82万人，年均增长率约0.59%，全省南北地区的人口增长极不均衡。浙南部分地区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和工作水平相对滞后，因地域文化、经济结构和基层组织建设等综合因素影响，违法生育反弹势能较大，增长幅度比浙北地区大;而浙北不少地区出现多年户籍人口负增长或接近零增长，但长期积累的人口基数远大于浙南地区。

（三）11个地级市人口规模差异明显

浙江省大体人口规模呈逐年增长趋势。温州一直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增长速度最快，统计至2011年末，温州总人口数达798.36万人，人口规模最高。人口规模最低的是舟山，仅为温州的八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舟山人口在1990年至2000年间一直呈上升趋势，之后却逐年递减，到2005年又呈缓慢增长态势，舟山有此人口规模变动的原因，除交通对其人口流动的影响外，舟山育龄妇女总体生育水平持续平稳下降也是影响原因之一，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下降速度明显加快。

浙江省现面临多数城市人口规模偏小，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功能较弱的问题。经济基础较好的温州、杭州、台州、宁波四个中心城市人口均超过500万，人口增长较快，人口规模相对较大，但其他城市的人口规模普遍较小，增长幅度亦不明显。由于各市在土地面积、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不同，人口分布存在差异是合理的。

四、影响城市人口规模的因素

人口规模变化的影响因素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影响的体系。由于数据及篇幅有限，本文主要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迁移增长、政策变动，自然条件以及城镇化水平等因素对人口规模的变动进行分析。

（一）自然增长为主导因素

人口自然增长的高低与城市人口的年龄构成、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人民生活水平、传统观念和习俗、医疗卫生条件及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有密切关系。目前，浙江省人口自然增长速率减缓，人口规模却在增大，自然增长成了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主导因素。

（二）迁移增长是重要因素

随着全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外来人才和劳动力的吸引力增大，迁移增长在不断加大。从2004年到2008年，浙江省人口迁入率和迁出率均呈下降趋势，总迁移率逐渐减少，但净迁移率逐年增加。浙江省为人口迁移大省，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表明，浙江省省内迁移人口规模为3564人，省际迁移人口6115人，其中省外迁入人口3713人，省外迁出人口2402人。浙江省已经从人口净外出省演变为人口净外来省。抽样数据显示省内迁移人口的流向中，杭州、宁波和温州是人口流向最多的地区，比例分别为30.1%、17.4%和12.3%，由此这三个城市的人口规模相对比其他城市大。可见，浙江省内经济较发达地区对迁移人口有更大吸引力。

（三）自然条件、政策变动及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浙江省各市在自然环境、政策实施、社会经济水平等方面的不同，使得人口规模存在差异是必然的。如温州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及交通便捷等优越的地理资源条件，促成了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杭州作为省会城市，出台了很多人才优惠政策，人口规模也相对较高。而衢州、丽水由于交通不便，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大量的本市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流向经济发达或较发达地区，人口规模反而减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全省人口流动的新趋势。此外，舟山是浙江省的岛城，交通不便、经济吸引力不够、地形限制，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小岛迁，大岛建”的步伐加快，决定了舟山人口规模的特殊性，形成了人口负增长。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区域不断扩大，城市征占农村土地的力度加大，人口的空间分布逐渐向城镇集聚，城镇人口规模不断增长。

五、浙江省人口规模结构所面临的问题

（一）人口规模过大，阻碍经济发展

庞大的人口规模对于消费资金的利用产生不利影响，为了满足现有和新增人口的需要，并使消费逐年有所提高，必须增大消费资金的投入，从而减少了作为扩大再生产的消费资金。不仅如此，过大的人口规模还迫使消费资金较多地投向公共设施等非生产性基本建设，严重制约经济增长。

人口规模的扩大影响人口素质的提高，阻碍经济增长。浙江省的城市化水平较高，但部分地区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导致许多贫困家庭无力负担孩子成长教育所需要的费用。很多孩子从小就得不到身体发育所需要的营养，也受不到高等教育，从而影响劳动力的整体水平。

但从另一方面说，人口规模的增长，劳动力的增加，在一定条件下也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这就需要政府将更多财政投入到教育、社会保障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去，加快教育和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浙江经济发展。

（二）巨大的人口规模造成社会不稳定

人口的增长给就业带来了很大负担。近年来，外资企业、私营企业蓬勃发展，但私有企业按照市场原则以雇佣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为主，不但对解决城市劳动人口的失业没有帮助，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城市失业问题。此外，我国高校连续几年扩招，又造成了高校毕业生高存量、高膨胀现象。而当代大学生自身职业能力不足，择业期望值过高，眼高手低的现象十分普遍，亦给就业带来一定难度。

人口的增长造成人口素质参差不齐。有些人因未曾受过教育或教育程度不高，而没有工作沦为盲流，导致违法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扰乱社会稳定。

（三）人口规模增加影响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人口规模增加必然导致社会排入自然环境的污染物增加，引发环境污染。在生活方面，随着人口规模增加，人口逐渐集中于城市，城市的生活排污量剧增;在生产方面，人类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所产生废弃物的量也成倍增长，处理不当就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人口规模增加造成对资源需求量增大，从而形成对自然资源开发不合理，导致资源枯竭的现象。人类剧烈频繁的生活生产对土地、水、森林资源以及生物多样性都带来了极大破坏。自然资源作为人类各种生活生产的依托和凭借，应科学地利用自然资源，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

六、浙江省人口规模结构问题的建议

（一）实行有效的人口政策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两个基本方面，也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这一基本国策统筹解决了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使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浙江省人口基数较大，区域分布不均衡，应加强政策对区域人口规模增长控制的合理化。

（二）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存在“人口过多—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人口过度增长与经济水平落后往往相伴而生，经济水平落后又进一步促进了人口增长。因此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城市需要加快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通过发展经济促使人口转变, 保持合理的人口增长率, 形成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使城市人口规模得到合理的控制和发展。

（三）加大教育投入，促进国民素质整体提高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教育与人口出生率的关系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人口出生率与教育水平呈反比关系，即教育水平越高，出生率越低。因此加大教育投入，促进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是控制人口规模不合理增长的重要手段。此外，创新型、技能型、复合型人才的紧缺，也不利于实现人口质量对数量的替代和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实现全民教育，既有利于城市发展，又有利于人口控制。

七、结论与展望

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文献研究等方法对浙江省人口规模结构进行了研究，得出影响人口规模的因素及人口规模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影响关系，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如何控制人口、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对策，从控制人口规模和提升经济、教育等方面来促进浙江省人口的科学发展。然而，本文对浙江省人口规模研究的深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与缺陷，对研究带来一定的误差。此外，影响人口规模的因素复杂繁多，研究的完整性与深刻性还有待完善，希望在以后的学习研究中，探索更加完善的研究方法，借助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对浙江省人口规模结构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地探讨。

参考文献

[1]张蕾, 王佳丽.浙江省人口结构变动分析[J].中国城市经济, 2011 (12) .

[2]崔凤, 徐玥.山东省人口规模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J].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 11 (5) .

[3]牛淑文, 李怡涵, 马利邦, 等.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人口增长问题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 20 (3) .

[4]孙秀英.城市人口与城市生态规划[J].管理观察, 2008 (27) .

[5]徐胜, 刘明燕.胶州县域的人口与经济发展趋势预测[J].中国集体经济, 2008 (27) .

[6]王喜.从人口规模看我国的就业问题[J].新疆财经学院学报, 2007 (2) .

[7]吴文恒, 牛淑文, 杨振.河谷型城市兰州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初步研究[J].人文地理, 2006, 21 (2) .

[8]洪娜.区域合理人口规模及人口调控研究——以江阴市为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08.

[9]包正君, 赵和生.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城市适度人口规模研究——以南京为例[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城市科学版) , 2009, 26 (2) .

[10]郑治国, 张满银.论我国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对策[J].西北人口, 1999 (4) .

[11]唐鑫.调控北京人口规模的战略思考[J].观察思考, 2012 (6) .

城镇退休人口 篇8

关键词：延迟退休,老龄化,影响因素

一、调研目的

一面是人口的老龄化,一是养老金缺口渐渐拉大,“延长退休年龄”被很多人认为是解决“空账”问题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延迟退休年龄必将对毕业大学生的就业造成极大影响,导致新人无法上任,临退休人员工作负荷大。那么,居民对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意愿如何呢?影响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呢?对此我展开了广泛的广泛的调查。

二、调研方法

调研选取了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五所城镇西安市,安康市,阎良区,富平县,庄里镇(西北工业重镇)作为调查地开展调研。调查单位是参加各类的城镇职工,发放问卷共计300份问卷有效问卷回收280份。有效回收率93.33%。利用SPSS19.0对这280份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城镇居民对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意愿、影响因素及建议。

三、调研样本

调查中女性占39.81%,男性占60.19%;30岁以下的受访者25.01%,30—45岁的人占54.62%,45—60岁的人占20.37%;26.85%的受访者工作地位于乡镇,工作地位于城镇的占73.15%。

四、调研结果

(一)受访者半数以上不愿延长退休年龄

目前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60岁,女55岁,经调查显示,如果国家宣布实行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这一政策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不认同的比例高达69.44%,相比之下,认同的比例只有21.3%,认为此举可以减轻国家养老保险财政支出压力。另有9.26%的人表示“不好说,中立态度”。

可以看出人们对工作年限有着自己不同看法,很多人希望可以早点退休,做其他的一些事情,一些人希望可以多工作几年,可以使自己以后的生活有更多的物质保障。对此,我也进行了这一系列问题的调查,希望了解居民对退休的看法及退休后期望的生活。

受访者74.07%的在职人员表示不愿意在退休后继续工作,认为应该颐养天年,多陪家人。说明现如今的生活品质提高,到了60岁以后,自己的积蓄加上孩子给的抚养费,基本都能过上很好的生活。7.41%的人想退休后被返聘,主要原因是感觉自身健康状况良好,可以继续工作,获得更多收入。也有12.04%的受访者从事其他有酬工作,其中82%的人是西安飞机制造厂的老员工,他们的专业素养比较高,所以在退休后,可以发挥余热。

虽然此问题的人中,不愿意推迟退休将是主流,但这一政策是否能得到实行,大家又有了不同的看法,毕竟个人的意愿和国家的政策是否实施还是有差异。

根据调查数据可见,多以半数的居民(54.63%)认为此政策不能实行,他们认为现实中的退休更多取决于自身选择,如果有人在岗位上应付差事,或者半离休状态,不论哪个单位或企业都会将此人视为退休状态,并不能达到延长居民工作劳动的效果,与其这样延长退休年龄,不如多招聘些年轻人参与工作,更好的促进各种经济的发展。但仍然有少数人(2.78%)认为一定可以实行,他们认为毕竞政府的政策会影响到个人的职业规划和企业安排,所以延迟退休年龄势在必行。当然,不少人(36.11%)认为这一政策具有多样性,如果是在公务员、企业管理高层中,这一政策可以很快实施,因为他们均不属于体力劳动,而且脑力劳动可以给他们带来更丰厚的收入,如果提早退休肯定会给他们的收入带来巨大损失,毕竟养老保险金和他们的薪水是有很大差距的。

(二)影响居民延长退休年龄意愿的因素分析

1、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本次调查中,区域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居民越不愿意延迟退休年龄。2012年这5个长针经济发展水平从高到底一次为西安市高新区、西安市阎良区、渭南市富平县城、安康市岚皋县城、富平县庄里镇。按常理思索,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均收入越高,生活质量越高,延长退休年龄可以增加财富积累,可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中国人口压力大,城市经济越发达,人口越密集。人们生活节奏快,休假时间短,60岁以后就不宜工作下去了;而且延迟退休会将缴纳养老金时限延长,在65岁后是否全部领回养老金尚未可知。

2、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

本次调查中,不同的单位或者企业给予职工的报酬都具有差异性,工资越高的人,更愿意支持延迟退休年龄。本次调查中,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在职人员的工资普遍较高,在调查中普遍支持延迟退休年龄。

因为在我国,拥有一份高薪职业就意味着工作性质从劳力劳动变成脑力劳动,并不会太过劳累,并且工作单位也会提供全套的五险一金和生活保障,如果延迟退休年龄,便更利于增加自己的财富。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月薪在8000以上的受访者中对于延迟退休年龄表示支持的人数高达50.3%。但收入处于700——4000元之间的受访者对延迟退休年龄的支持率普遍低于50%,他们认为从事当前的高强度低收入的工作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并且没有全面的生活保障,所以大部分反对延迟退休年龄,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工薪阶层由于工资收入无法保障自己生活,选择了下海。

五、解决思路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成功与否。之所以要延长退休年龄,归根到底是为了解决养老保险体制改革过程中因筹资模式的转变而带来的隐性债务问题,也就是转制成本。延长退休年龄毕竟是关系重大的民生问题,制定政策须从长计议。

由调查即可知,大部分城镇居民并不愿意延长退休年龄,若真要制定相关政策,必须缓解由此带来的政策冲击。

(一)面临逐渐加剧的就业压力,近几年不宜延长退休年龄:

(二)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渐延长退休年龄;

(三)制度弹性化,不同的行业、职业区别对待;

(四)完善配套设施改革,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消除养老金缴纳与分配中的不公。

六、结束语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和制度建设中,理性的思路是政府主导、责任共担理性的策略,是不能急于求成而是需要渐进式地推进。延长退休年龄,并不是当下的制度,而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