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传承与创造是大学的基本文化使命

各种各样的知识是构成社会文化的基本元素。各种各样的知识是通过多种多样的社会组织进行积累、整理、创造、传播的。大学通过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基本的社会职能对知识进行传承与创造, 从而实现自己的基本文化使命。

1 高深知识是大学的文化特质

1.1 何谓高深知识

大学是典型而特殊的知识型组织。知识从传播范围的角度可以大致分为高深知识和通俗知识或大众知识。大学在知识活动中的特殊性表现在大学虽然也进行通俗知识的普及活动, 但大学主要的文化活动却是围绕高深知识进行的。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布鲁贝克指出:“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在某种意义上, 所谓‘高深’知识程度不同。但在另一种意义上, 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是如此突出, 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教育阶梯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这些学问或者还处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的交界点处, 或者虽然已知, 但由于它们过于深奥神秘, 常人的才智难以把握。”[1]“高深知识”和其它层次的知识相比, 具有以下特征: (1) 高深知识是一种原理性的、规律性的知识, 是普遍意义的知识, 而非通俗的、个别的知识和思想、意识; (2) 高深知识是理性的而非感受的。非理性的知识不是高深知识; (3) 高深知识是较深奥的知识, 处于知识金字塔的顶端, 而非常识性的、大众化的底层知识; (4) 高深知识的拥有者是社会中的少数人, 其生产者在现代社会一般是在学术机构中工作的, 在不同的知识分工领域——学科和专业中工作的学术专业人员。这些人一般不是普通的“公共知识分子”, 而是围绕大学进行活动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们首先必须在大学中受过高深知识的教育, 其次, 他们以大学为平台进行知识活动。

1.2“学术”是高深知识的一种文化形式

“高深知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术”。伯克利加州大学前校长田长霖说:“办大学最主要的就是学术, 任何其他事情都其次。”大学中的“学术”主要包括教学和研究。台湾大学校长陈维昭认为:“如果说教学是大学的生命, 那么研究就是大学的灵魂。由于处在探索知识和研究真理这个领域里, 大学不应当仅仅传播知识, 还应当发展知识,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培养知识分子。”英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还指出了教学和研究在大学中应该统一成为一体的学术探究活动:“大学是实施教育的机构, 也是进行研究的机构。但大学之所以存在, 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仅仅向学生们传授知识, 也不在于仅向教师们提供研究的机会……大学存在的理由是, 他使青年和老师融为一体, 对学术进行充满想象力的探索”。[2]我国高等教育先驱蔡元培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所谓大学者, 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 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 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3]1.3知识是大学文化活动的对象和结果

大学的知识活动可以分为知识的整理活动、知识的传播活动、知识的创造活动和知识的应用活动。正是在相似的意义上, 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博耶将大学中的学术活动划分为:“探究的学术”、“整合的学术”、“传播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四种类型:“学术工作包括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探究的学术是开端。研究工作应该继续成为知识分子生活的中心……但为了避免学究式的迂腐, 我们应当重视整合知识的学术。为了避免理论和实践的脱节, 我们应当支持应用知识的学术。最后, 我们还要给教学的学术以新的尊严和新的地位, 以保持知识之火不断燃烧。”[4]

1.4 不同类型的大学定位于不同类型的知识

知识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知识具有很多种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 把当代人类全部知识创造性地划分为四大类:第一类, 知道“是什么”的知识 (K n o w-W h a t) , 即关于事实和现象的知识;第二类, 知道“为什么”的知识 (K n o w-W h y) , 即关于自然规律和科学原理等方面的知识;第三类, 知道“怎么做”的知识 (K n o w-H o w) , 即关于技术、技能、技巧和诀窍等方面的知识, 第四类, 知道“是谁”的知识 (Know-Who) , 即关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其中, 第一、二类知识, 可统称为显性知识;第三、四类知识, 可统称为隐性知识。所谓显性知识, 就是易整理、计量和存储, 可通过读书、听讲和查看数据库等方式而获得的知识。所谓隐性知识, 就是不易显露、归类和度量的知识, 它们存于人的头脑之中, 是人的经验和能力的体现。显性知识是知识中的“硬件”, 而隐性知识则是知识中的“软件”, 只有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 才能充分发挥知识应有的作用。大学对知识的传承与创造涉及到了每一类知识。只是不同类型的大学可能定位不一样。如教学型大学重在传授“是什么”的知识;研究型大学重在传播和创造“怎么做”的知识;职业型的大学则重在实践“怎么做”的知识。

2 大学通过多种知识功能履行文化使命

大学是围绕知识而建立起来和进行活动的社会组织, 大学具有多种知识功能、知识组织, 进行着多种知识活动:[5]

传统的大学有两项社会职能, 一是知识的传播即教学;二是知识的创造即学术研究。教学可以增加学生的人力资本存量, 而学术研究则直接增加社会的知识存量, 也就增加了知识资本量。但这两种知识活动形式带来的知识资本都是间接的, 大学本身并不将知识用于经济的增值目的。在近代, 大学逐渐增加了第三项社会职能——知识的社会服务职能。这项职能发展到今天, 在知识经济社会, 大学开始直接介入知识的运用和增值, 高新技术的开发成为大学的一个重要任务。依托大学而建立的“科技园”成为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 大学成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系统重的核心环节。我国大学的社会职能的真正拓展是改革开放以后, 1 9 7 7年, 邓小平强调“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 又是办科研的中心”;1 9 7 7～1 9 9 3年, 高校逐渐形成教育、科研两个中心。此后, 随着产、学、研联合的发展, 高校科技产业的兴起, 以及“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高校逐渐具有多重功能。现代大学还具有第四项知识功能:知识的国际交流。这是大学履行国际文化交流使命的重要形式之一。

3 历史上的大学很好地履行了文化使命

大学的知识功能和文化使命是逐渐发展起来的, 历史上的大学很好地履行了其文化使命。这可以从西方人关于办大学的理念 (idea of university) 的几种典型观念中得到反映。1 9世纪的牛津学者纽曼在其《大学的理念》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提出大学的目的在于“传授”学问而不在于“发展”知识。他说:“如果大学的目的在科学于哲学的发明, 那么, 我看不出什么大学应该有学生。”在他心目中, 大学的目的在于用古典文化传统培养绅士。这种大学显然更强调大学的教学功能。1 9世纪末, 洪堡和阿尔托夫 (Althoff) 等人在柏林大学进行改革, 提出了新的大学理念。他们的大学理念就是以大学为“研究中心”, 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创造性的学问”。每个学生则应该至少在日益增大的“知识金庙”上放置一块砖石。这种大学的理念把重点放在“发展”知识而不是“传授”知识。当然, “教学”仍是大学重要的功能之一。美国现代大学的先驱佛莱克斯纳 (F l e x n e r) 在其《现代大学论》中系统性地阐述了自己的“现代大学的理念”。佛莱克斯纳肯定“研究”对大学的重要, 肯定“发展”知识是大学重要的功能之一, 但他却给“教学”以同样重要的地位。他指出, “成功的研究中心都不能代替大学”, 即大学的目的不止在于创造知识, 也在于培养人才。[6]二战后, 德国哲学家耶士培 (Karl Jaspers) 在其《大学理念》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中提出, 大学的使命只在于忠诚于真理的探索。在他的心目中, 大学是一个教师与学生聚合在一起形成的以探索真理为目的的社会, 即“知识社区” (intellectual community) 。大学是为对知识有热情的人而设立的。真正的大学的三个要件是:一是学术性的教学, 二是科学与学术性的研究, 三是创造性的文化生活。二战后, 美国大学高速发展, 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有意无意的榜样。科尔 (Clark Kerr) 在《大学的功用》一书中描述了美国典型的现代大学——“多元巨型大学” (Multiversity) 。这种大学是社会发展的“服务站”。大学中的学生数量巨大。学术专业化达到惊人的程度, 整个加州大学的课程可以达到上万门之多。教授更重视研究, 而轻视教学。教授的忠诚对象不是大学, 而是自己的学科、基金会、公司、政府机构。教授关心的是同行的评价而不是同事的评价。大学的人员已不仅限于教师、学生、管理人员, 还包括“非教师”人员。大学的组织不仅限于院、系, 还包括各种研究中心、出版社、交流中心。大学的知识活动不仅是教学、研究, 还包括咨询、国际合作等。

4 现代大学的文化使命展望

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 大学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 越来越剧烈, 大学要履行好传统的和新增的文化使命将更加困难, 但是, 正如美国著名比较教育专家阿特巴赫所言:“大学根植于中世纪的欧洲, 现代大学则处在国际知识体系中心, 这个中心包括技术、通讯及文化。大学仍然是学问的主要中心, 是汇集智慧的仓库……在以知识为基础的21世纪社会里, 大学将一如既往地处于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中心地位。”[7]

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都拥有众多的学科和专业, 这些学科和专业分布在众多的系科、研究中心、研究所、实验室、实习基地中。多学科优势可以产生学科的交叉和融合, 有利于知识的创新。大学可以通过多学利综合研究, 增加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 教师们在共同完成仟务的过程中, 各自发挥各自的特点, 相互争论、相互帮助、进行分工合作, 共同解决问题。大学具有开展综合性研究的潜在优势。而其他经济组织和学术组织在学科领域上一般都比较单一。大学具有生产知识的信息资源优势。大学既有开发信息资源的技术力量和物质设备, 也是高技术信息的发生源, 同时也有众多获取信息资源的网络, 体现信息聚集处理的优势。大学有大量的高素质学术人员, 他们是大学保持知识优势的根本。

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 正在逐步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迈进, 大学也日益处于现代社会的中心。大学作为传承和创造知识的文化机构, 应该是社会的“人才库”, “知识库”, “知识产业的孵化器”, 而且应该为知识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成为“思想库”和“智囊团”, 自觉承担起以新思想、新理论、新文化引导社会前进的神圣使命。

外国语大学同样承载着知识传承和创造的文化使命, 而且在了解、介绍和传播世界其他文化的过程中更具特殊的历史使命。今天我们外国大学在很好地完成“将世界介绍给中国”文化使命的同时, 更承载着“将中国介绍给世界”的新的文化使命。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古迪纳夫在《文化人类学与语言学》中指出:“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文化的一个方面, 语言和文化是总分和整体的关系”。外国语大学引起自身的语言资源和人才优势, 在过去向国人介绍、引进世界先进、优秀的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甚至是无可替代的作用, 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践证明:外国语大学在“将世界介绍给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文化自觉与文明共存》一文中, 乐黛云先生明确提出:无论是从外部还是从内部来看, 无论是从必要性还是可能性来看, 现在都是中国文化为世界作出贡献的大好时候。进而明确提出:我们要以当今的需要为基础对我国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进行清理, 我们要通过现代诠释使我们的文化宝库为现代所用, 并得到发展, 更要对世界文化发展有清醒的评估和理解, 让沉睡多年的中国智慧在解决迫在眉睫的文化冲突所带来的人类灾难中焕发出无与伦比的灿烂光辉。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中国应该把“把中国介绍给世界”。

中国拥有数千年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 要大力传承, 并通过广泛的国际交流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让世界认识了解中华文化, 让中华文化为全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也要向世界传播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把中国介绍给世界”, 实施“走出去”战略, 把古老而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向世界推广, 提高竞争的软实力, 增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 这是中国的需要, 也是世界的需要;这是改革开放的必然, 也是中华民族腾飞和复兴的历史趋势。

外国大学拥有很多语言系部, 语言是交流和沟通的桥梁, 是文化互动和文明对话的基础, 随着语言系部发展、语种增加, 外国语大学不断担当着“桥”文化的使者, 成为中西文化合璧、传统现代互补的主力军。

今天很多外国语大学都在发展对外汉语教育, 大力发展中文教育, 以此来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输出。外国语大学通过学科融合、人才互动等在这方面可以很好地发挥对内传承对外传输中华民族文化的作用。外国语大学“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国家建设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也已经走在了前列。

同样在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中, 外国语大学积极鼓励教师、学生“走出去”, 不仅要研究外国文化, 还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 使师生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 向对象国人民介绍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总之, 在知识与文化的传承与创造的过程中, 外国语大学承载着双向——输入与输出的历史与时代使命。

摘要：知识是社会文化的基本元素。大学是典型而特殊的知识型组织。大学通过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基本的社会职能对知识进行传承与创造, 从而实现自己的基本文化使命。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大学进行着不同类型的知识文化活动, 但总体而言, 大学主要的文化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高深知识进行的。在历史上, 大学很好地履行了传承和创造知识的文化使命。在全球化时代, 大学尤其是外国语大学在很好地完成“将世界介绍给中国”文化使命的同时, 更承载着“将中国介绍给世界”的新的文化使命。

关键词：知识,传承,创造,文化使命

参考文献

[1] 约翰·s·布鲁贝克[美], 著, 王承绪, 等译.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2.

[2] 怀特海[英].教育的目的[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2:137.

[3] 蔡元培, 载何光沪, 等.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大学精神档案 (当代卷)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 博耶[美], 著, 涂国艳, 方丹, 译.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78.

[5] Akira Arimoto:University Reform and Academic Governance:Report of the2000Three-Nation Workshop on Academic Governance, Higashi-Hiroshima:Research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Hiroshima University, 2001, 2.

[6] 亚伯拉罕·佛莱克斯纳[美], 著, 徐辉, 陈晓菲, 译.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1～29.

[7] 菲利普·阿特巴赫[美],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 译.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