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价值论文范文

2022-05-08

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生态价值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生态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在改造自然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所付出的努力及其获得的全部积极成果。高效率、高科技、低能耗、低污染、健康持续的生态文明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当前，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极其严重而又紧迫的社会问题，我们应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我们现有的生态观，并寻求解决生态问题的对策。

第一篇：生态价值论文范文

生态价值评估

[摘要]生态价值评估作为评价可持续发展状态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近年来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生态价值评估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的生态功能及其提供生态服务的水平进行价值判断的行为和过程。但是生态价值评估的现实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此，社会各行各业对此已经衍生出广泛而旺盛的需求。

持续发展是当今时代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得到人类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尊重。2005年，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强调，生态系统提供系列服务，极大地促进人类福祉。对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使用做出任何决定，都必须承认其价值的多重性，应与保护同时进行。党的十六大也明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走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一、生态价值评估的市场需求

生态价值评估既可以从宏观角度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的发展状态和趋势，也可以具体为为个项目的>中突性抉择、决策服务。而一些具体经济行为的发生更是对生态价值评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社会和市场需求。

(一)生态事件的经济补偿

近年来恶性生态事件频发，由此产生的各种后果、争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这类事件之所以引起人们极大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其对当地群众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更为重要的是对其生存发展所依赖的环境带来的长期、不可逆转的影响。

产生损害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损害补偿的问题，对生命和财产损失的补偿无可置疑，对是否需要进行生态损害补偿人们也已经形成了共识，但对于如何补偿、补偿多少等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却存在较大的争议。补偿的依据、补偿的额度是其中的关键问题，进行生态价值评估是解决类似问题的个有效途径。

(二)拆迁征占补偿

建设项目中的拆迁征占补偿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例如：今年7月，在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为建设青澳湾广场，砍伐了当地村民种植的防风林。这片防风林对于改善老百姓的生存、生产条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有关单位完全漠视其生态价值，只是对林下经济作物给予了每亩4500元的青苗补偿，而对由于防风林的破坏给老百姓生活、生产带来的损害却毫不顾及，甚至有人说，“以前没有种防风林的时候，村子不还是照样存在?”这种论调当然不能得到当地老百姓的认同。

再比如，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曾经受外交部委托，为确定日本处理其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项目所涉及的土地转让价值及需要对产权持有者进行损失赔偿的价值评估(简称“日遗化武”项目)提供服务，中日双方对补偿的额度一度难以达成共识，但通过对项目可能造成的影响，包括对生态环境带来的损害，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和价值量化，做到了科学可靠、有理有据，外交部据此谈判，日方最终只能按照评估结果给予补偿。通过评估解决了国家间的争议，并为广大老百姓争取了最大的经济利益。

(三)旅游开发中的景观价值评估

旅游业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被国务院确定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但在当前的旅游开发中，地方政府往往急功近利，为吸引投资，低价甚至无偿转让旅游资源，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有些投资者也完全忽视旅游资源自身价值，目光短视、无序开发，对旅游资源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

景观价值的评估，对于维护国家、集体等旅游资源资产占有方的利益，推动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此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了许多案例，市场需求不断高涨。

(四)碳减排评估

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我国承诺到2020年将单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40-45%，西方国家针对我国的碳减排承诺提出“三可”要求，即“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因此在“三可”问题上，如果能通过中介机构来核查、评估和对外发布报告，负责与国际社会沟通，一方面会减轻我国政府层面的直接压力，推动国际碳减排谈判工作的进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各地方、各企事业单位，以及国家实施的相关节能减排项目得到独立的第三方测量、核查与报告，为国家提供科学、客观的决策和考核依据。同时对资产评估行业突破传统评估市场瓶颈，开拓新的评估领域，做大做强做优创造更为广泛的商机。

以上只是简单地举出一些例子，除此之外，社会各界在流域补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碳汇交易、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摆脱资源贫困的根本途径)等方面都对生态价值评估呈现出了广泛而旺盛的需求。但目前，除了一些研究工作者和科研机构在从事生态价值评价方面的研究外，还很少有民间市场主体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然，生态价值评价理论研究是生态价值评估的基础，但缺乏独立的、第三方市场中介的参与，其公正、公平性就难以得到合理体现，难以得到其他市场主体的认同。

二、生态价值评估——评估行业的使命

中介组织是市场经济关系深化发展和社会分工在市场领域细化的必然产物，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力量，具有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中介组织是联接和协调政府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个人与单位等系列市场主体关系的重要纽带，是协调人们在某些领域知识上的不足、不确定以及信息的不对称，以促使人们更好地选择与判断，并大大减少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的组织。中介机构具有公正、权威、科学以及合法性的行业特征，易于得到相关各方的认可和接受。

资产评估机构作为第三方中介机构，其最初形态，就是在处置商品或财产时，为了有偿转让其权属，对交易价格的标定，或对财产价值的估计。其核心功能是评值功能。因此说，评估行业的职能和其中介机构的特征，天然地决定了资产评估机构应该勇于承担起这份责任，也可以说这是社会赋予资产评估行业的使命，也是资产评估行业面临的个宝贵的发展机遇。

三、面临的挑战

(一)生态价值评估理论研究方面

生态价值评估必须建立在定的理论研究基础之上，建立在科学合理的评估框架体系和方法体系之上。

1.生态价值评估框架体系的建立是个庞杂的系统工程

生态价值评估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建立评估框架。从目前生态价值评价研究的现状来说，建立完善的框架体系还面临着许多困难。

首先，生态系统具有多样性。生态系统是由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群落，以及无机环境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动态、复杂的功能单元。生态系统多种多样，空间尺度可大可小，相互交错。

生态系统根据形成的原动力和影响力可分为自然生态系统(未受人类干预和扶持，依靠生物和环境本身的自我调节能力来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如原始森林、冻原、海洋等生态系统)、半人工生态系统(有人为干预，但仍保持了定自然状态的生态系统，如农田、鱼塘、天然放牧的草原、人类经营和管理的天然林等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按人的需求建立起来，受人类活动强烈干预的生态系统，如城市、宇宙飞船等

生态系统)。根据生物栖息环境(生物生活环境)的不同又可分为陆生(地)生态系统和水生(域)生态系统两大类。在陆地生态系统中，根据各生态系统的植被分布情况，又可以区分为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冻原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等类型;在水生生态系统，根据含盐量的不同又分为海洋生态系统和淡水生态系统(河流、湖泊、池塘等生态系统)。

其次，生态系统的功能与服务具有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建立在生态系统长期积累所形成的生态系统功能之上，不同的生态服务来源于生态系统的不同功能。功能和服务，一个是“源”，一个是“流”，“源”是存量的概念，“流”是流量的概念。目前国际上的致认识是：生态服务就是被人类利用了的生态系统的那部分功能。也正是因为被人类利用了，所以也才为我们进行计量和评估提供了可能。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在一定生态功能存量基础上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收益。它们包括供给服务(例如，食物和水)、调节服务(例如，调控洪涝、干旱、土地退化和疾病)、支持服务(例如，土壤形成和养分循环)和文化服务(例如，消遣、精神、宗教以及其他方面的非物质收益)。

生态价值评估涉及到生态功能价值、生态服务价值，也就是存量和流量两方面的评估内容。传统评估主要是评估资产存量，流量往往只是作为计算存量资产的一个依据和过程变量。但是对于生态价值来说，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其能够为人类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也就是流量。

2.生态价值评估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

就生态价值评估的方法而言，到目前为止还不完备。大多种类的生态系统存量价值，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如何准确计量或存在较大争议，如生物多样性资产价值。那些未市场化的生态资产的计量和计价是个时代课题。

对生态价值进行估价，一是要研究出科学的计量办法，并统计制定实物量账户;二是要研究价格并据此将实物量账户转化成价值量账户。对其中已市场化或准市场化的产品及服务，较容易估价，因为已经有了现成的计量办法和价格信号。但对于不少种类的生态服务，目前尚无法计量，也没有价格信号。

对此，西方人发明了替代的办法(替代措施的价值)、成本的办法(产出该产品的当初投资)、意愿调查的办法(访问接受服务者愿意支付的价格)等，以此间接衡量出它们的价值。尽管现在大家都在使用这些办法，但是这些办法的应用也受到各个国家不同状况的限制，并且往往不能重复。生态价值评估方法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地研究和完善。

(二)资产评估基础理论方面

从资产评估行业自身来说，从事生态价值评估还存在着一些障碍。传统的资产评估基础理论，一旦涉及生态价值评估，资产评估的些基本问题就会面临些新的变化，原有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难以满足新的实务发展需求。

1.评估对象的确认

就传统资产评估对象而言，资产评估是对特定资产在某时点的存量价值进行估计。评估对象只有在其资产属性被确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为评估的客体。但是生态环境作为种自然资源，即使因为其稀缺性，理论上被广泛地归为资源资产范畴，但其在收益的可控性、货币化计量等方面还难以满足般资源性资产的确认条件。资产评估行业中对于资产的认定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来确认，主要从产权、经济效益可控性等方面来衡量。传统的自然资源资产只包括自然资源当中的有形产品。

以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为例。最初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只评估森林产生的木材。而在1996年，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林业部发布了《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试行)》，规范了林地、林木和森林景观三种森林资源资产的评估。但即便如此，评估界对这些森林资源资产的属性仍然存在争议，森林景观价值评估在资产评估行业开展得极为有限，更不用说森林的生态价值。因此按照传统资产评估基础理论，评估人员在评估实务中往往不能或者说是不敢认同森林生态价值评估。

我国《森林法》规定：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从国家层面来讲，森林的公益性生态服务同样能够带来效益，如果不将其列入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范畴的话，国家的所有者权益将难以保证，甚至可能导致森林滥砍滥伐，为生态环境的改善带来隐患，影响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上述的“日遗化物”项目评估就考虑到了这方面。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类型正在通过生态补偿或生态服务市场化，实现了外部效益的内部化，从而使得其交易成为可能，从而，也就使得产生这些服务的资源，被纳入资源资产范畴。目前，已经没有什么森林资源不具备“资产”的属性。因此，评估行业从事生态价值评估首先就需要对其传统的“资产”概念和范畴加以重新定义和调整。

不仅如此，对于生态评估的评估范围问题也需要加以调整。不仅仅评估其存量资产，生态价值的评估还要更加关注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服务，也就是其流量资产价值，因为它更能为人类切身体验。

2.评估依据方面

从生态价值评估的依据而言，当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只是散见于各类科技文献当中，国内评估行业还未能加以系统整理，难以真正有效地指导生态价值评估实务工作。

3.生态价值评估研究与资产评估基础理论脱节

生态价值评估研究与实践，缺乏对资产评估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借鉴，体系尚不完善，或者说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资产评估的某些基本要素的研究和揭示。如资产评估基本要素——价值类型问题，由于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目前在数据收集和评估方法上的局限性，在不同生态功能和服务价值评估的过程中，对评估价值类型的把握上往往会出现些不一致、不统的地方，这与传统资产评估基础理论形成冲突。

四、发展的机遇

生态价值评估给资产评估行业带来了挑战，但是面对挑战，笔者相信资产评估行业有能力、有信心克服重重困难，从而抓住这个行业发展的难得机遇。

资产评估行业是个开放的、发展的行业，随着社会需求的发展，其理论和实践应该，而且实际上也直在不断发展和充实，生态价值评估也必将真正融入资产评估行业。相关学者、科研机构辛勤工作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为生态价值评估的实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越来越多生态服务市场化实践活动也不断丰富着我们的视野。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些相关的行业标准，如：国家林业局颁布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虽然对这标准理论界存在激烈争议，但如果能够科学、合理地应用，对评估工作同样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另外，一些国际机构发布的相关规范、指南等对某些生态功能及服务价值评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实践证明，资产评估行业有能力应对生态价值评估工作。评估机构不仅仅是项目的具体实施者，而且还是项目实施的组织者、协调人。比如笔者所在公司对此做出了一些努力，通过建立专家库、顾问团队，和相关学者和研究机构大力合作，完成一些案例，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如前所述，“日遗化物”项目中，我们在专家组的指导下，建立了合理的森林价值评估体系，包括：林木价值、林地价值、林下非木产品，以及由于森林被砍伐所造成的生态服务损害的价值(具体包括水源涵养服务、保土保肥服务、固定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服务、净化大气服务、保护生物多样性服务、森林景观游憩服务等被损害的价值)。评估结果虽然经过多轮探讨和争论，但日方最终完全接受，并按评估价值给予了补偿。

中介行业开展生态评估的几点建议：

1.关注生态价值评估理论研究。生态价值评估的发展离不开相关科研工作者的努力工作和实践探索，评估行业应该从政策、资金、人员和知识等多方面给予支持，这也有利于生态价值评估理论体系的进步完善和统一。

2.建立生态价值评估专家库，给予专家成员相应的行业地位，推动其研究成果在评估实务中的实践应用。

3.系统整理和吸收生态价值评估相关研究成果、实践经验和国内外发展动态，不断改进和完善资产评估基础理论和资产评估准则体系。

4.生态价值评估实践不能急于求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应该由易到难、由局部到整体逐步推进、逐步积累。例如以森林生态价值评估为例，就目前的研究而言，虽然已经建立起得到多方认可的评估整体框架，但由于数据和评估方法的制约，评估内容还不可能十分完整，但在此基础上的生态价值评估，一方面对于揭示森林对于经济社会的真实贡献又推进了一步，有助于社会理解林业、支持林业，形成爱林、护林的社会风气，强化尊重自然、爱护生态的生态文明观念;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生态价值评估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定的实践经验。

(作者单位：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作者：景谦平

第二篇：生态文明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在改造自然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所付出的努力及其获得的全部积极成果。高效率、高科技、低能耗、低污染、健康持续的生态文明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当前，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极其严重而又紧迫的社会问题，我们应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我们现有的生态观，并寻求解决生态问题的对策。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是在现代人类生存现实境遇、生态理论发展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需要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及深刻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表现形态在于，它可以帮助人们树立起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思想、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观、服从自然规律的正确的科学观。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需要从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加强教育。生态环境是人类的生存之本，在当今灾难频仍的时代，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重视生态环境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关注生态环境教育，是指以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其生态价值在于使生态意识渗透到思想政治的实践活动中，对人们进行环境法规和生态伦理教育，从而明确人在生物圈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清楚的认识人类面临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从而树立生态意识，为调控生态平衡，达到协调而采取积极的对策。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具体表现如下：

1.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责任感和生态责任感。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在于帮助人们使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统一起来，道德责任和生态责任统一起来。它培养人们的道德良心、道德信念，使生态的责任感深入人的心灵并于道德责任感触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崇高的道德情操。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人类的精神文明层次不断得到提升，使他们能在与自然交往中克服自我的近视与短视，以人类的生存发展为根本出发点，抛开既得利益，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从而使人类和自然和谐共生、持续发展。

2.形成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很显然，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纠正人们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指导，帮助人们形成生态意识和生态思维，了解人类只是自然大家庭的一名成员，与其他成员之间只能是和睦共处，爱护与关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避免人类中心论的负面影响。唯有这样，人类的自我实现和幸福才能连续延绵和可靠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实现：

2.1.生态意识教育。人类应树立起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思想意识。科学的开发和利用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引导自然界向有利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方向发展。人的思想支配着人的行为，因此，要改变人的行为首先要改变人的思想。建设生态文明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改变人的生态观念，规范人们的行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2.1.1生态文明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凝聚人心

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凝聚人心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方向引导以及目标指导的作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人们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具体实践切实地结合起来。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群策群力，探索正确的认识和解决各类社会矛盾的方法与途径，寻求最佳的发展方向和最佳的生存方式，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社会进步创造必要的条件。

2.1.2生态文明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塑造理想信念

在任何社会，人们都会憧憬美好的生活状态，其思想和活动受到内在的驱动力的影响，这种内在的驱动力指的是理想信念的树立。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关键在于正视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从而使各种利益和矛盾得到协调。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进程中，以理想信念教育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发挥作用，引导人们关注、思考并推动生态文明的建设。

2.2生态责任教育。人力对自己的生态道德行为的善恶所应当承担的一种责任，人类的活动致使数千个物种濒临灭绝危机，自然界的平衡遭到严重破坏，人类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加强生态法制建设，提供制度保障。目前，我国的生态保护法律体系还不健全，立法机关应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要充分吸收人民的意见和建议，这也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同时，要加强宣传，在全社会普及法律知识，以弥补生态法制不健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有法必依，认真执法才能体现法律法规的作用，因此要加强监督部门的监督力度，制定出相应的奖励和惩罚措施，以此来保障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执行。

2.3可持续发展道德观教育

可持续发展道德观教育是一种整体道德观，它要求全人类采取联合行动，捍卫我们的家园。加强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的重大意义在于，可持续发展生态伦理观作为一种新的伦理观，直接或间接的向人们传播着生态学的基本知识，传播节约简朴的生活方式，批评铺张浪费的不良习惯。

总之，我们必须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通过舆论宣传工作，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和环境法制教育，建构生态道德责任感，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使节俭意识和环保理念转化为国民的自觉行动。在全社会倡导珍惜水、节约水、爱护水资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让全社会充分认识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这一战略定位，旨在通过加强对地球水资源的保护，减少对水资源的浪费和污染，以及有意识的节约日常用水，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作者：刘莉

第三篇：生态人类学视野下文化的生态价值研究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是要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建设对象是文化与生态的共同体。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应该抓住文化的主导作用，通过维护文化的多元性来改变资源的利用对象和方式，从而实现文化的生态价值。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针对社会的需要和科技发展的水平，重新建构“民族生境”，才能真正实现对人为生态灾变的抑制与消除，才能完成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使命。

关键词：文化;民族生境;生态价值;生态文明建设

一、文化与生态的内在联系

人类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特殊性在于他的存在方式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1]。就其生物性而言，人类仅是一个普通的物种，与其他物种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必须依赖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取物质和能量。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不是直接与自然生态系统发生关系，而是凭借其特有的文化，并在其规约下有意识地加工、改造和利用各自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从而建构起一个个互有区别的次生生态系统，即为“民族生境”[2]。这样的“民族生境”，已经不再是纯自然生态系统，它是文化干预的产物，其生物物种构成必定以特定的文化为转移，与特定的文化运行相始终。文化的这种有意识干预正是体现了人类的社会性特征，也是人类与其他物种的本质区别。

由于具有这样的社会属性，人类在主观能动地加工、改造和利用其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或局部受损，使得人类的存在从一开始就与地球生命體系发生了偏离。然而，自然生态系统并不会任由文化肆意干预，反而对其建构起到模塑作用，产生相应的生态后果，最终以生态灾变的形式暴露出来，从而影响相关民族文化的正常运行。也就是说，人类的每一种文化行为都会伴随有相应的生态后果。可见，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是一种寄生并存的关系，人类的文化在人类从中获取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但同时又会受制于所处自然生态系统。如果对人类的文化行为不加以改变和约束，这种偏离会逐渐积累，直至超越地球生命体系所能承受的范围，就会威胁到地球生命体系的稳态延续，人类自身的生存繁衍也将不复存在。下文将以湖南省保靖县黄金村古茶园复合系统的发展演变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说明。

二、黄金村苗族文化影响下的生态变迁

保靖县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辖县，全县地处武陵山脉中段。黄金村是保靖县吕洞山镇所辖地，位于保靖县东南部，所辖面积824.3ha，海拔最低280m，最高970m，位于亚热带低山丘陵带。黄金村辖地高山与深谷相间，地表破碎且崎岖不平，属于典型的河谷深切地带。冷寨河从西北向东南斜贯全村，整个辖地都位于这条峡谷地带。峡谷的开口位于黄金村的东南部，峡谷地貌特征表现为西北高、东南低，东、北、西三面都被石灰岩山体环抱。由于受所处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影响，黄金村呈现出明显的河谷小气候特征，全年平均气温17℃。黄金村现有4个自然寨，3个村民小组，约170户，劳动力近300人，是典型的苗族聚居村寨，当然还有少量的土家族和汉族居民，各自呈星散状杂居分布。

随着黄金村苗民传统文化的不断变迁和演化，其生态环境也随之变迁。黄金村建寨的具体起源时间已经无法考证，但是根据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资料两相印证，其历史沿革大致分为4个历史时期，其生态环境的变迁也与之相呼应，大致也可以分为4个时期。

(一)第一阶段：游耕文化与原生生态系统

在人类未做过分干预之前，黄金村的原生生态系统主要由3种类型构成，即冷寨河洪泛带的典型亚热带湿地生态系统，约占总面积的5%;高海拔土层薄的山脊区段的疏树草地生态系统，约占8%;河谷坡面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所占面积比例最大，黄金村的苗族先祖们就生息于这样的亚热带山地丛林生态系统中。这里崇山峻岭，他们无法像生息于平原地区的汉族那样全面观察天象，也没有形成汉族那样的阴阳、五行宇宙系统观。而他们对山地丛林中的物候变化却观察得细致入微，逐渐形成了以物候演替为基础的宇宙观和认知理念。他们对当地的物候演替和生态系统特征了如指掌，能够识别几百种动植物，并能充分加以利用。

苗族先祖们将季节分为冷热两季，每季6个月。当地的生产组织以其血缘宗族为基本单位，按照苗历冷热季的更替而作周期性交换[3]。在热季，他们以血缘宗亲为单位，主要集中在山脊区段的疏树草地生态系统和坡面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中进行生产劳作。一般旱地选在山顶草地和山谷森林的交接地段，进行刀耕火种式的大季种植和采收。这样的耕作“即种三四年则弃地而别垦，以垦熟者硗瘠故也。弃之数年，地方既复，则仍垦之”[4]92。出于考虑土地肥力会因长期使用而下降的因素，其烧畲地三四年都会轮休，实行轮歇种植。当然，有时也会到山林中或山下实行狩猎采集，适当补充肉质类食物，或者在林中规模种植块根类和棕榈科作物。热季的主要活动范围就在烧畲地附近，营地则在附近的山洞中，实行穴居。《苗防备览》中有载：“遇有征讨之役，必挖断径路，或搬藏洞屋。高山深箐，一望迷茫，竟无从搜捕。”[4]130每遇朝廷的征讨，苗民就会挖断所有进入村寨的道路，而将财物搬入山洞中躲藏。这里的苗族因为生息在喀斯特山区，山中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山洞，苗族人对这些环境都了如指掌，除了顺山势而建的茅屋，“洞屋”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场所。山上不仅有充足的食物，还有遮风避雨的“洞屋”，难怪明代诗人江进之在《黔中杂诗》有这样的感叹：“花苗所在营三窟，草檄谁人谕百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窟”是苗族生活的重要部分，既可方便游耕生计，又可躲避灾难，这也就是“岁歉，入山采蕨、葛根，漉粉充食。比春作，复还其家焉”[4]249中，遇到灾荒之年，苗民可以在山上呆上大半年的原因。三四年后，烧畲地轮歇，他们的营地也随之搬迁，即作周期性轮次立寨，寨名保持不变。

在冷季，相对热季而言，属农闲季节。他们则以姻亲集团为分野，下到冷寨河洪泛带的亚热带湿地生态系统中。这里是他们的饮用水供给地，他们在这里进行渔猎、捕捞等狩猎采集活动，有时做手工，有时伴随围绕婚姻和恋爱主题而展开的娱乐性节日。黄金村古代居民的食物来源主要是从这3种不同生态系统中狩猎采集以及通过刀耕火种而获得。每一种食物的产量不多，但食物的种类繁多。他们没有明确的主粮，各种作物相互间的成熟期彼此衔接，不会出现季节性空缺，各季皆有收获，饥馑之事很难发生。因而，他们也无需仓储，故又被称为随种随收、即收即用的“无盖藏”文化[5]。

隋唐时代，朝廷在武陵山区设置大量羁縻州，黄金村所在地当时就属于羁縻州溪州的辖境。羁縻州的设置是为了延续“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政策理念，朝廷并不直接干预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仅要求这些羁縻州首领向朝廷定期纳贡。贡品都是当地各族居民按照其传统的经济生活方式获取，与汉族地区的经济方式拉开了很大差距。武陵山地区对野生茶树的利用，也自唐代开始引起了内地的关注。苗族本没有饮茶习俗，以前这里的茶树不是人工培植，而是混生于丛林中的野茶树。但是，为了满足汉族发达地区对茶叶的消费需求，当地居民在其原有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插入一项新的生产项目，在丛林中采集野生茶叶。当然，这里向内地输送的农产品，并非只有茶叶一项，其他诸如白蜡、木材、黄牛、山羊等土特产。

显然，在这一阶段，黄金村苗族先祖们所采用的资源利用方式主要是以原生生态系统为依托，在尽量减少对其原生生态系统干预程度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原生态系统所提供的资源以及遵循其固有规律，并直接从中获取物质、能量和信息。这样的运行方式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生态系统的风貌，并没有对其造成明显的人为生态改性，在超长时段内逐渐形成的游耕文化与其原生生态系统达到耦合状态，故而形成了稳态延续的“文化生态”共同体。

(二)第二阶段：“双轨”文化影响下的生态变迁

黄金村古代苗民一直过着稳定的游耕生活，在可考范围内，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第一次发生明显改变，其转折点应该是从清朝雍正(1723 - 1735)“改土归流”开始的。“改土归流”后，保靖宣慰使被罢废，其领地改建为保靖县，当时隶属于永顺府，黄金村正是此时从原来的保靖土家族土司统辖下的“勇旗”改为保靖县“六都”的下辖村寨[4]198。

随着“改土归流”的深入，黄金村乡民开始摆脱了土家族土司的统治，接受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随着汉族居民的日益增多，外来文化的注入使得当地苗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其传统的游耕文化和原生生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響。明朝以前，当地的传统生产项目中没有水稻种植。明朝以后，中央朝廷对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加强统治，直接派遣军户定居湘西各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卫所、圈地屯田，屯军们在其屯田范围内开辟水田、种植水稻，为屯军粮食提供一定补给，但范围非常有限。过去是按照惯例由土司确定征收的品种和份额，但“改土归流”后要按照国家统一税法，以稻米和银两作为税赋内容。这样一来，由于当地的传统食物和各种土特产不能在市场上顺利流通，无法换回银两，加之当地的粮食作物与广大汉族地区的粮食作物无法兼容，无法被外界所接受，也不能用作当时的税赋粮种。因此，为了满足对国家税赋的需要，当地苗民开辟水田的活动越来越多，汉族的农耕技术在这一时期也得以全面、系统地传入当地，并使得两种农耕技术在这里第一次发生了强烈的碰撞。

出于税赋的压力，当地苗族虽然接受了水稻种植，但对汉族水稻种植的具体技术操作仅是选择吸收，主要按照本地农作物的传统种植技术操作。虽然汉族牛耕镰收技术逐渐为乡民们所知晓，但在技术的把握上与汉族地区的技术有很大区别。当地苗族并没有像汉族那样将牛作为耕地的主要劳动力，其旱地作物种植主要采用“免耕法”，并不实施翻地中耕，只是简单整地。就其内涵而言，苗族游耕关注作物产出，是游动耕种，不需仓储，汉族固定农耕则关注作物产量，是固定耕种，需要仓储以备饥荒灾害，二者实际上难以同时兼容。

苗族的旱地耕种是按照不同时节种收结合，兼种水稻的同时一定会兼顾旱地的种收。至于水稻的产量对于他们，当然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仅仅是作为众多收获物中的一种而已。事实上，当地水稻的产量确实十分有限，《苗防备览·风俗考》中就有明确记载：永保的苗人和土人“稻谷多仰给永定卫、大庸所两处”[4]186。 “永定卫大庸所”在今湖南省张家界市所在地，与今永顺县毗邻。据此可以看出，水稻的产出对于当地苗人来说，一是作为其粮食的一种补充;二是为了缴纳粮赋，并不是他们生活样式中的主角。水稻的引种虽然成功了，但是当地苗民并不没有将稻米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也没有将汉族的水稻耕种技术应用于旱地耕种。水稻生产仅是新增的生产项目，当地苗族乡民依然按照不同作物的耕种期和成熟期来随种随收、即收即用。这样的处理，显得十分合理而又明智。

此外，这一时期中国茶业突飞猛进，朝廷鼓励在湘西等产茶区扩建新茶园。黄金村原来的常绿阔叶林中本来就有不少茶树，给茶园规模的扩建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茶树是多年生经济作物，要经营好茶园，经营者必须定居在茶园周围，这就与因水田开辟而引起的定居模式不谋而合。苗族居民本来没有饮茶的习俗，“改土归流”前，采集茶叶除了为保靖土司提供上贡物品外，大部分都是食用或用作牲畜越冬饲料。茶叶是国家专卖物资，“改土归流”后，当地苗民开始逐渐转入商品茶叶生产活动。茶园的经营和水稻的种植都需要固定，随着对固定居住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从游耕类型逐渐转为固定农耕类型。但同时，他们又要凭借传统的经济样式求生存，进而逐渐形成了两种农业类型的混合型产物，而且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直到民国以前，这里的乡民把水稻种植仅视为新增项目，把卖茶收入视为附带收入，仍然会在水田、茶园中间种其他作物，除了能生产缴纳赋税的稻米和供外界消费的茶叶、桐油等外，其它的农、林、牧、副、渔各业也都能产出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产品。

随着传统游耕文化逐渐演化为蕴含游耕和固定农耕两种文化混合的“双轨”文化，当地的生态系统发生了人为改性。在黄金村的辖地范围内，水田开辟最佳位置选在冷寨河洪泛带的湿地生态系统中。由于水田面积不断扩大，冷寨河河床不断变窄，且因切割而变深，原来湿地中生物的生长环境被水田所置换。原生湿地生态系统被人为改性，相关动植物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甚至消失。水田的开辟意味着固定农耕的开始，水稻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原来当地苗族的季节性迁徙频率则开始下降，使得村寨的选址也逐步从山上下移到新开水田上方山坡并固定下来，但是直到民国年间，黄金村水田面積约为900多亩，约占村寨面积的7%。

这样一来，原来的烧畲地因离寨址越来越远，而不得不被抛荒。早年烧畲地在山顶和山谷森林的交接地段，因烧畲而使得这样的地段成土快，适合旱地作物生长，也因此避免了山顶基岩裸露，保证了植被在山顶地段的高覆盖率，对水土流失起到了很好的抑制功效。然而，被抛荒后的烧畲地不再轮歇耕种，土壤肥力急剧下降，很多植物无法生长，连杂草灌木都越发稀少。没有了植物的庇护，土壤沿坡下滑，土层变得越来越薄，山顶水土流失现象愈发严重，有的地方甚至寸草不生，很多山脊长成老头山。当然，由于受到传统游耕生计的影响，离寨址较近的山顶区段仍然保持着刀耕火种的传统，只是游动性较之以前少了许多。直至新中国成立之时，村内疏树草地生态系统占地面积989亩中，有大约333亩被抛荒(约占村寨面积3%)。

随着开辟水田和引种水稻，湿地生态系统虽然被人为改性，但是当地苗民在接受汉族稻田农耕的同时，由于其传统认知理念中所看重的是不同物种的产出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多元利用，他们使水稻在当地的生长趋于本土化，最终形成了颇具当地特色的“稻鱼鸭”共生系统。这正是对其复合利用理念在适应生态系统过程中最好的应用与成功改造的案例。该系统中所产出的糯稻、小麻鸭、稻花鱼后来成为当地的名特优农产品，受到周边村寨、城市居民的欢迎。

这一阶段，黄金村的原生生态系统确实发生了人为改性，但却并没有造成对其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经过长时段与次生生态系统的磨合，当地居民经历了部分文化因子的调适后再次与其达到耦合状态。历史足以证明，几百年来，在其范围内很少发生过生态灾害，依然保持着较高的生物多样性水平，而且稳态延续。

(三)第三阶段：固定农耕文化影响下的生态变迁

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制力量，让农民把生产的粮食卖给国家，全社会所需要的粮食全由国家统一供应，而农民自己生产、供自己食用粮食的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1953年11月，国家政务院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标志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正式出台。由此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禁止粮食自由买卖，后来统购统销的范围又继续扩大到棉花、纱布、食油、茶叶等等。

黄金村过去的生产内容是按照本民族文化传统选择的，只要是原生生态系统中有的，只要他们认为能够食用的，都是他们生产和采集的对象。“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促使了黄金村第二次文化生态重构，加速了黄金村在文化、经济生活、生态环境等各领域的全面变迁。黄金村苗民生产的内容不再是按照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选择，而是全部由国家统一安排，从上自下下达生产任务和生产内容，甚至包括下种时间、下种种类、收割时间等。统购统销，从1953到1992年，前后一共施行了39年，这一阶段黄金村苗族文化系统经历了震荡、调适，文化演化后的样式最终以行政决策暂时固定下来。

这一时期黄金村的“双轨”文化明显发生演化，基本上完成了从游耕文化向固定农耕文化的转化，而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也随之再次发生人为改性。冷寨河的洪泛带，早期因开辟水田，已经部分地被人为改性。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原来的湿地生态系统已经基本改性成水田，占地面积约405亩，冷寨河仅剩下一条窄窄的河道。湿地生态系统的消失，自然导致相关动植物物种的消失。湿地生态系统其实已被本土化改造成“稻鱼鸭”共生系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物的多样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水稻的引种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影响到了当地生境的稳定性。

黄金村的生态环境并不是水稻生长的最佳环境，水稻最适宜在冲积平原湿地生长。首先，是气温问题。水稻属禾本科植物，是热带、亚热带浅水水域植物，水面几乎不结冰，生长季平均水温需要保持在28℃ - 32℃，低于20℃授粉受到影响导致难于生长，一般要在25℃以上。黄金村当时种植的是早稻，早稻一般在3月底4月初播种，7月中下旬收获。早稻在黄金村的生长时间是在3 - 7月，而这期间气温均低于25℃，不利于水稻生长，这也是当地水稻产量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是耕地扩建问题。当地生态环境典型的山多地少，不可能像平原地区有足够的可供扩展的连片平地来开辟水田。所以说，在黄金村引种水稻，其实是没有在最适宜的地方种植最适宜的物种，原本适宜的资源又被抛弃，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生态资源的浪费。

坡面的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中，自然林占地面积约为5 734亩。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开始，由于缺少煤炭和作坊，基层的各县、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就组织全民砍树，以搭建工场作坊大炼钢铁。黄金村自然林中的众多乔木也遭到了砍伐，乔木数量大大减少。这对全县的林区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后又总结问题，提倡植树造林，1971年、1972年先后在全县各主要林区进行飞机播种造林。由于撒播的存活率不是很大，故而对自然林的原有结构和树种构成没有造成太大影响，树林植被逐渐恢复。经济林总面积约为1 272亩，其中油料林主要包括油茶树和油桐树，占地面积分别为116亩和1 013亩，其中茶树林占地面积为143亩。

黄金村经济林占地面积约为1 597亩，包括天然林和人工林。当时为解决粮食紧缺，在上级下达生产粮食任务后，当地乡民在林中间种旱地作物，包括引种玉米。玉米属直立高杆作物，在其生长需要深厚的土层覆盖。当地生态系统中土层薄，山石多，本山高坡陡，重力侵蚀和流水侵蚀的隐患极为严重。但是，当地苗民通过传统游耕生计方式在阔叶林和疏树草地中积累起厚达10厘米左右的富含腐殖质层的黑褐土，使得原本的基岩和土层不会终年暴露在阳光和地表径流的冲刷下，河谷坡面的保水能力极强。种植玉米后，很多地表的藤蔓植物都被清除，一旦遭逢暴雨袭击，表土被不断冲刷走，严重时连种上的玉米也会被冲刷到河谷底部。水土流失极为严重，玉米生长不好;河谷底部水位上涨，淹没水田，水稻虽喜温湿，但怕水淹，从而影响水稻的生长。如遇连续晴天，阳光直射基岩，又会导致地表升温，不仅会炙烤玉米幼苗，还会导致水分的蒸发，造成水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当地苗民传统的“刀耕火种”免耕方式种植旱地作物，使得山脊地段成土快，加之旱地作物对地表的覆盖保证了山脊基岩没有裸露，对水土流失起到了很好的抑制功效。新中国成立后，“刀耕火种”被明文禁止，被认为是对森林的破坏，当地苗民也就迫不得已放弃了这种耕作方式，带来的后果却是山脊区段的植被覆盖率再也没有回复到之前的程度，而且“老头山”越来越多，很多山脊地段也就随即被抛荒。后来虽然按照国家人工造林的指标，公社组织各生产队人工造林，但均因山顶土层太薄，造林的存活率极低，仅仅种有少量的旱地粮食作物。尽管国家一直在提倡植树造林，但是建国后黄金村的植被覆盖率从原来的100%降至74%。

(四)第四阶段：现代化茶园开发影响下的生态变迁

茶叶的生产，一直以来就是黄金村苗民众多生产项目中的一项。在当地茶叶生产的鼎盛时期，村民们扩建了一定面积的茶园。统购统销时期，由于受到“以粮为纲”政策的影响，茶园被大面积毁损。直至今日，仅剩下龙劲坳、格者麦、德让拱、库鲁谷、夯纳乌、团田和冷寨河7片古茶园，总面积仅534.9亩。20世纪末期，当地政府调整发展思路，着重打造当地的茶叶产业。相关部门推广当时盛行的短穗扦插快速育苗技术，从7片古茶园的108个品系中仅选育出黄金1号、黄金2号和黄金168号茶树品种，并在商业炒作中很快确立了“保靖黄金茶”这一品牌。黄金村所辖面积12 364亩，自2006年以来，黄金茶种植面积以平均每年500亩以上的速度增长，茶园种植面积达到5 800亩。2016年，全村种植面积已达9 500亩。村内除了村委会阁楼背后的一座石山，村民的宅基地，还有7片古茶园中零星地生长着古茶树、青冈树、松树等乔木的范围外，村庄其余地方全是一行行绿丝带般整齐划一的茶园。

黄金村的生态系统已经几乎被彻底改性，随之埋下的生态隐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破坏了茶树生长的最佳环境。(1)阳光。茶树生长需要足够的阳光，但忌讳被太阳直接暴晒。陆羽《茶经》中提及最适宜茶树生长的环境是“阳崖阴林”[6]。高大乔木为茶树遮阴，避免其被太阳直接暴晒，同时帮助茶树充分吸收闪射光。这样产出的茶叶才具有上等品质。然而，现在大面积推广种植单株品种，原来的常绿阔叶林被全部置换，高大乔木被砍伐。失去乔木的庇荫，茶叶品质必将大大降低。(2)土壤。稻田改建茶园，茶树生长在有积水的田里，与茶树生长所需的透气、透水的条件相违背，印证了陆羽对种植茶树土壤的评价标准“下者生黄土”[6]，不利于茶树的健康生长。原来覆盖土壤表面的藤蔓植物被视为影响茶树生长的杂草，使用除草剂清除杂草的效率最高。但是，杂草死后埋在土壤中的根部枯萎收缩，固土、储水能力大大下降，水土流失逐渐凸显，严重时还会引发泥石流之类的地质灾害。除草剂还能将土壤中的有机物质，如虫子、微生物等杀死，土壤失去活性，加上本来是土壤保护层的藤蔓植物被祛除，土壤的肥力直接下降。(3)病虫害。单一品种的密集种植，会引起病虫害的蔓延，特别是近年来，茶树病虫害频频发生，迅速蔓延，最快、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只能依靠喷洒农药。村民说，几年前一批运往新加坡销售的黄金茶就因查出茶叶有害物质超标，全部退货。农作物一旦丧失多样性，必然导致抵御自然风险和病虫害的能力下降，这对于长久的农业生产是极为不利的。化肥和农药的大肆施用，必然造成对生态系统的持续恶化，如同《寂静的春天》所描述的那样：“包括大气、水体、土壤和作物，进入环境的农药在环境各要素间迁徙、转化并通过食物链富集，最后对生物和人体造成危害”。[7]农药、化肥的使用，使得生活在冷寨河的很多鱼类、贝类灭种，甚至影响到乡民的生活用水，这对他们自己的身心健康都带来了巨大的威胁。目前，村内已经没有地方再扩建茶园，他们就到外村租用土地，以同样的方式开辟茶园、生产茶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还在继续蔓延。保靖县在全县范围内推广这种茶叶生产和种植模式，号称到2020年，全县黄金茶园面积要扩大到10万亩。

2.破坏了当地的生态脆弱环节。黄金村所在区域位于典型高原台面向平原坝区的过渡地带，山高谷深，在这样的界面上，由于重力和流水侵蚀使得水土流失隐患极为严重。而黄金村古茶园及复合农业系统所建构起来的生态系统，恰好能将以上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古茶园及相关林区植物群落层次结构多达5 - 6层，对地表覆盖度接近100%，除了悬崖外，基岩和土层终年不会暴露在日光下和地表的径流冲刷下;再加之枯枝落叶和动物粪便经过长期风化、降解、堆积，形成了厚达10厘米左右的富含腐殖质层的黑褐土。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当地山高坡度，重力侵蚀和流失侵蚀的隐患都极为严重，然而在原生状态下，由于丛林结构层次丰富，地表被植物彻底覆盖，以至于重力侵蚀和流水侵蚀都会隐而不显，水土流失几乎无法被观察到。河谷坡面的储水、保水能力强，针对性地解决了水土流失的隐患，而且，历史上很少发生季节性干旱、洪涝或山体滑坡等严重的地质灾害。然而，目前黄金村及其周边地区大力推广种植的矮化茶园，由于种植品种的单一性，原来与茶树伴生的植物全被砍伐、置换，地表植被覆盖率逐渐减少，坡面水土流失量加剧，显然并非自然因素所使然，而是由于人为干预导致的，植被稀疏和地表土石局部裸露所派生的现象。如今，河谷坡面的储水、保水能力逐渐减弱，原有的生态系统面临着人为改性带来的环境危机。再加之茶园的开垦采用的是全垦方式，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一旦遭遇大雨天气，水土流失就更为严重，茶树被冲走，土地最后只能撂荒。听当地乡民说，因以全垦方式开辟茶园，清水坪镇那边有几千亩茶园被大雨洗劫一空，从白云山风景区山上可以清楚地观望到这几千亩的荒地。水土流失的增加已经埋下了巨大的生态隐患，而且多地已经出现了干旱造成的茶树干死现象。如下表所示，2011年保靖县政府统计的葫芦镇(黄金村2016年以前属葫芦镇管辖，2016年划归到吕洞山镇)各村茶叶旱灾的统计数据，黄金村没能幸免。水土流失导致生态系统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降低，还会引发其他自然灾害。2016年下半年，葫芦镇旁边的默戎镇就发生了严重的山体滑坡，导致铁路、公路要道几近瘫痪半个月。

3.損害了生物的多样性。黄金村由于其古茶园及复合农业系统的作用，地表植被层次结构多，加之茶园配置采用的是仿生式种养模式，其生物生长量大，可以保持较高的生物多样性水平。然而，自从茶叶生产高度市场化后，茶园周边的常绿阔叶林也随着而发生了损害性的变迁，历年的采茶已经导致众多常绿阔叶树被砍伐出售。目前仅有少数植株残存，其树种构成包括樟科、木犀科、桑科、芸香科植物。与此同时，林区动物包括灵长目、翼手目、啮齿目、鹿科动物日渐减少。不仅如此，原本茂密的植被、生物的多样性和仿生式的种养方式而构建起来的生态系统，原本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和气候调节能力也被大大削弱。

综上，第一至第二阶段中，当地居民对资源的利用方式始终以当地特有的生态系统为根基，与当地生态系统不断适应磨合而成一种和谐的“民族生境”;而在第三至第四阶段，所采取资源利用方式，则是置其特有的生态系统于不顾，只关注短期效益，从而造成了与其生态系统的偏离，这种偏离还在逐渐扩大，如不及时制止，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文化对生态作用的合理导向

人类本是具有生物和社会双重属性的物种，人类建构起来的文化也必定具有双重性。文化建构的生物属性决定了人类必定通过特定文化手段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物质与能量;文化建构的社会属性又决定了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必定对生态系统进行干预，与其互动、磨合后而形成次生生态系统。但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去建构这样的“民族生境”，因为特定的生态系统反过来会制约人类的文化行为。在这样的“民族生境”中，特定的文化与生态系统其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史徒华(Julian Steward)称为“文化生态”共同体[8]。在这一共同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文化，文化行为始终伴随着人类的生态行为。显然，文化的不恰当干预才导致了生态问题的产生，而人类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本身并不是导致生态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而文化的合理干预，会将人类与所处生态系统引向和谐共生、稳态运行的发展方向。文化对生态系统的价值体现完全取决于文化本身的合理导向。

历史地理学有一个根本论点，即为人类的生活环境经常在变化中，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这里的“生活环境”其实包括2种类型，自然的和人为的。在自然界作用下引发的生态系统改性和生态景观的变化的确存在，但在人类的生命周期内很难察觉，甚至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其变化都是非常微小的。恩格斯曾反复强调：“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的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9]所以，我们讨论的生态变迁必然是在人为活动作用下而产生的，切不可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沼，而忽视了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当前我们所看到的生态环境，并非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例如，今天的华北大平原已经不是《禹贡》的作者或者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所描写过的那个模样;今天的山西长治已经不再是陆羽《茶经》中“上者生上党”[10]上等人参的主产地;今天的毛乌素沙漠也不再是“赫连夏”时期“未有若斯之美”般水草丰美、景物宜人的好地方[11];欧洲人似乎是在全球作蛙跳式的生态扩张，已经从小小的克里特岛大量地、几乎是密集地移居到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欧亚大陆北部[12]。不可否认，自然界对人类的作用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人类的发展;但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人类也在凭借特有文化，通过改变自然界而为自身创造新的生存环境。

文化本身就是一套人为的信息系统，人类凭借这样的信息系统可以规约出多元并存的不同民族。而各民族成员为了能够在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得更大的生存与稳态延续能力，必然会主动深入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对其主动适应、改造和利用。由于地球生态系统千差万别，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他们在适应、改造和利用的过程中，所选择的方式也必定是多种多样的。反过来，文化多元并存的水平越高，就越能高效利用不同的生态系统和生物资源。黄金村苗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保持了资源利用方式的多样化，对农、林、牧、渔等产业都有不同程度的经营，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复合农业经营体系。多元文化的并存可以帮助人类提高控制环境的能力。地球表面的环境极为复杂，仅仅掌握有限的改造和利用环境的手段是远远不够的。不同的民族文化中蕴含有大量丰富的生态知识和生存智慧，是人类取之不尽的宝库。多元文化的并存还可帮助人类抵御自然风险。地球体系的风险变数是难以预测的。人类对自然因素形成的生态灾变，虽然无法控制，但是维护文化的多元可以帮助减少或者规避这些风险。黄金村苗民多年积累形成的复合农业经营方式就成功地规避了水土易流失的生态隐患。面对人为因素造成的生态灾变，人们要保证文化的多元并存，选择适宜的资源利用方式，人为生态灾变就完全可以控制。黄金村的演变历程足以证明这一点。

总之，人类社会与地球体系是寄生并存的关系。任何形式的科学技术都只是利用地球资源的手段，而不可能制造资源。换句话说，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是要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其建设的对象应为“文化生态”共同体。所以，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若要解决好生态问题，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抓住文化的所起的主导作用，必须看到文化才是生态灾变的主要成因。而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主导作用的发挥就是要通过维护文化多元并存来改变不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和对象，实现文化的生态价值。只有重新构建这样的“民族生境”，才能真正实现对人为生态灾变的抑制和消除，才能完成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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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杨庭硕，罗康隆.民族·文化与生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3] 杨庭硕. 杨庭硕民族学研究论文集[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371.

[4] 罗康隆，张振新.苗防备览·风俗考研究[M].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92.

[5] 皇甫睿.生态文明视角下苗族“无盖藏”文化的生态价值[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6(1)：2 - 8.

[6] 陆羽.茶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0.

[7] 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8] 史徒華.文化变迁的理论[M].张恭启，译.台北：台湾远流出版社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37.

[9]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09.

[10]吴觉农.茶经述评[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2.

[11]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52 -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