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人自行办理纳税申报论文

2022-04-28

[摘要]纳税申报是税收民主的一种具体体现形式,基于此,世界各国普遍建立了纳税申报法律制度。我国的纳税申报法律制度也已经有20年的历史,其间经过多次修改和完善。也曾极大地促进了税收法制与税收民主的进程。但从总体来看,我国现行的纳税申报法律制度依然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不仅与税收征管改革不配套,还存在侵害纳税人权益的问题。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纳税人自行办理纳税申报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纳税人自行办理纳税申报论文 篇1:

高收入者个税申报遭遇“烦恼”

3月31日,是2006年年收入超过12万元的个人向税务机关自行办理纳税申报的截止期限。

然而,据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3月29日,全国去年所得在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137.5万人办理了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北京地税公布,截至3月28日25万“潜在申报人”中,还有约2万余人需要申报。

从今年1月到3月的申报期来看,无疑,申报进度是偏低的。

纳税人自行申报的积极性为什么不高?个税自行申报“试水”遭遇了怎样的“烦恼”?

“个税”如何征?出路在哪?随着个税自行申报带来的问题和尴尬凸显,这一系列事关重大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

个税自行申报“试水”激起波澜

在中国,个税自行申报绝对称得上是一件新鲜事。虽说它牵涉的只是一部分人,只有年收入超过12万,或者在两处或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收入、在境外取得收入以及取得应税收入但无扣缴义务人的纳税人才有自行申报的义务。但是,它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激起的波澜,却非同小可。

从表面看,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的实施,只不过是纳税人向税务部门报送收入信息或税务部门采集纳税人收入信息的渠道增加了一条:由以往代扣代缴的“单一”渠道变为代扣代缴加自行申报的“双重”渠道。它既不会由此添增纳税人的税负,也不会因此改变纳税人的纳税方式。

唯一可能的例外是,你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有漏税的收入项目。不管是出于何种缘故,你都要通过自行申报而补缴上那部分应缴未缴的税款。

个税自行申报,标志着我国的个税走入了“分类计税”加“综合申报”的双轨制运行格局。个税自行申报以及同时推进的税制改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故而,应当积极推进,务使其初战告捷。

但是,近来,这项变革的进程可谓步履维艰,遭遇到了许多不易跨越的难题,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当前个税自行申报遇到的难题,可以大致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计税、缴税和自行报税渠道脱节,在形式上使申报表现为额外且无效的负担

纳税人自行申报的积极性为什么不高?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今年推出的个税自行申报办法,在分类所得税制的基础上“嫁接”综合申报,不仅开了个人所得税“分类计税”加“综合申报”的“双轨制”运行格局先河,也把其带入了计税、缴税和自行报税互不搭界、各行其道的尴尬境地。两个渠道的彼此脱节,至少在形式上,使得自行申报表现为附加于纳税人身上的一种额外且无效的负担。因而,纳税人自行申报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基本没有积极性,便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

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尚处于转轨时期,有待规范。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纳税人的收入项目极不规则。而且,每月或每年的收入,变化很大。在如此的收入分配格局下,对于收入来源多元化的纳税人,情况就更为复杂:从多种来源取得了收入,又在多个环节被代扣代缴了税款,不同收入项目的计税规定也极为不同,加之收入项目与水平的频繁变化,其在年收入汇算以及收入信息归集上可能遇到的麻烦和周折,更是可想而知。

开局之年纳税人心理准备相对不足、没有保存收入记录,追溯面临“诚信风险”拷问

在实行与分类所得税制相配套的代扣代缴制度下,不论是哪一项目的收入,纳税人在每月或在每个收入环节实际拿到手的,都是完税之后的税后收入。有些纳税人,甚至从未关心也不知道其税前收入究竟是多少。将税后的收入还原为税前的收入,将各项税前收入及其应纳税额、已缴税额加以汇集并分别申报,是涉及自行申报的纳税人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这无论是对于具有税收知识背景的纳税人,还是对税收知识所知甚少的纳税人,都不是容易办到的。

进一步看,于2005年10月27日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虽然写入了一部分高收入者须从2006年起实行自行申报的内容,但具体的实施方案,则是2006年11月间才出台的。出台时间既短,又值实施自行申报开局之年,自行申报的又是上一年取得的收入,故而,对于相当多的纳税人而言,心理准备相对不足、没有保存收入记录,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如此条件下申报的收入和纳税信息,只能采用追溯甚至估算办法,难以保证其应有的准确性或可靠性。自然,纳税人申报信息与收入支付人或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信息之间的非一致性,更是在所难免。这又会进一步拷问纳税人自行申报信息的有效性,并使税务机关在信息鉴别以及征税依据方面直面新的难题。

更为严峻的问题在于,实行自行申报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就是跳出代扣代缴的制度框架,同收入支付人或扣缴义务人代行申报义务相并行,让纳税人自行承担起纳税的申报义务和法律责任。然而,在现实背景下实行的自行申报,既难以保证纳税人申报的准确性,也存在纳税人申报信息与收入支付人或扣缴义务人报送信息的非一致性。建构在如此信息基础上的纳税申报表,又附有须由纳税人签字的诸如“我确信,它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的声明。其结果,事实上,无论是涉及自行申报的纳税人,还是为其代行申报的收入支付人或扣缴义务人,都被推上了一个诚信风险的平台。

问题植根于现行税制与综合申报制之间的内在矛盾冲突,加快税制转轨,推动新一轮税制改革迫在眉睫

上述的种种难题,虽然表现各异,程度不同,但总体说来,它们均植根于现行分类所得税制与综合申报制之间的内在矛盾冲突。

各国个人所得税的通常情形是,要么分类所得税制配合以代扣代缴制,要么综合所得税制伴之以自行申报制。在分类所得税制的基础上“嫁接”综合申报,从而实行所谓“分类计税”加“综合申报”的双轨制,在迄今为止的世界个人所得税发展史上,绝对是一个特例。这就意味着,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难题,既没有现成的国际经验可供借鉴,也不能指望在现行制度的框架内通过局部微调的办法加以解决。

尽管步履维艰,然而,透过个税自行申报的表面现象而深入其实质,便会发现,个税的自行申报,起码有如下几个层面的深刻意义:

事实上,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颁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都是作为个税的改革方向而载入其中的。个税自行申报是未来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个人所得税制的“试验”或“预演”。在这个渐进过程中,让一部分高收入者先行一步自行申报,开启了中国个税迈向综合制的大门。

确立并强化了纳税人的申报义务和法律责任。在现行分类所得税制的格局下,纳税人的申报义务和法律责任是由扣缴义务人代为履行的。在纳税人与其应履行的纳税义务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个隔离层。让一部分纳税人自行申报,实质是将纳税人放进了依法治税的制度框架。

让个人所得税担负起拉近贫富差距以所谓“劫富济贫”为特征的重任,建设一个融收入与调节功能于一身的“功能齐全”的现代税制体系。在现实中的贫富差距日趋扩大、可用于调节贫富差距的手段又极其缺失的背景下,实行个税自行申报并逐步逼近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目标,正是为此而走出的一步棋。

面对个税自行申报的尴尬,唯一可行且根本性的办法在于,缩短“双轨制”的过渡期,加快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转轨的步伐:除一部分以个人存款利息所得为代表的特殊收入项目继续实行分类所得税制之外,其余的收入统统纳入综合所得税制的覆盖范围。以此为基础并与之相对应,前者继续实行代扣代缴制,后者则实行自行申报制。

鉴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这条路早晚要走,也鉴于现行“分类计税”加“综合申报”的双轨制并非长久之策,而是一种权宜之计或临时安排,所以,应下定决心,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加快实现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转轨,既是走出个税自行申报困境的现实需要,也是同新一轮税制改革方向相契合的根本举措、“十一五”时期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导)

作者:高培勇

纳税人自行办理纳税申报论文 篇2:

纳税申报法律制度的弊端分析及完善建议

[摘要]纳税申报是税收民主的一种具体体现形式,基于此,世界各国普遍建立了纳税申报法律制度。我国的纳税申报法律制度也已经有20年的历史,其间经过多次修改和完善。也曾极大地促进了税收法制与税收民主的进程。但从总体来看,我国现行的纳税申报法律制度依然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不仅与税收征管改革不配套,还存在侵害纳税人权益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以完善我国的纳税申报法律制度。

[关键词]纳税申报;纳税人权益;税收民主;税收征管法

一、纳税申报是税收民主的具体体现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因而,在当今社会,纳税义务皆因国家税法而产生,或者说,国家税法是纳税义务产生的基础与根据。但是,纳税义务的成立并不等于纳税义务的确定,因为在课税法定原则下,抽象的纳税义务的成立只是税收法律关系产生的条件或事实,在未经过征纳双方的认可之前,它也就是一个条件或者事实。要使抽象的纳税义务落实为具体的可实现的纳税义务,还须按照税收程序法规定的要求,对纳税义务及其程序予以确认。

众所周知,在课税法定主义原则下,纳税人、税率、纳税期限等都是相对固定的,对纳税义务的大小并不发生实质性的影响,只有计税依据即应税收入与应税所得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并对纳税义务的大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很显然,对纳税义务的确认,实际上就是对纳税人应税收入与所得进行确认。但是,直接掌握和了解纳税人收入与所得信息的,只有纳税人自己,包括税务机关在内的其他任何部门都是通过纳税人来了解其收入与所得信息的。因此,在纳税人未向税务行政当局报送收入与所得信息的条件下,税务机关要得到这些信息只能到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检查。但这无疑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不仅会引发税收行政效率低下,也不符合现代的税收民主思想,因而,这种由税务行政当局单方进行确认的做法并不可取。

在长期的税收征管实践中,人们最终发现,先由纳税人依照法律规定,在发生法定纳税义务时向税务行政当局报送书面报告,确认其纳税义务,再由税务行政当局审核、监督的做法更为有效。按照这种思路,纳税义务的确定原则上由纳税人自己进行,只要其申报符合法律的规定,且不存在怠于申报以及不实申报等情形,税务行政当局即无须介人,也无权介入。由于这种申报纳税的方式具有让纳税人自主地、民主地分担国家在行政上的各种课税事务的功能,而被认为是一种国民主权基础上的最佳的确定税额方式。于是,现代意义上的纳税申报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世界各国的税法普遍都要求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全面和准确地进行所得、财产、支出等事项的申报。

事实上,这种纳税人自主确定纳税义务的申报制度的建立并不单单体现了税收民主的思想理念,而且也具有法律上的意义:第一,纳税申报制度有利于依法治税。由纳税者自主确定其纳税义务,有利于减少行政机关的自行擅断和徇私舞弊。税务机关只是在纳税人未依法申报和申报不当的情形下履行补充性职责,使得征纳双方以税法为依据互为监督。第二,符合税收公平和效率要求。让纳税者自己来承担申报义务,有助于实现公平课税的目标;纳税人广泛参与各种课税功能,又能极大地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减少行政机关有限资源的制约。第三,自主纳税申报方式有助于提高国民的纳税意识和权利意识。让纳税者自身承担申报义务,能促使纳税人提高依法纳税意识,形成牢固、健康的主动履行纳税义务的观念。在此过程中,会促使纳税人积极关心税收的来龙去脉,对决定税收用途的机构、人员行使监督职责,积极维护自身的权利。

二、我国现行纳税申报法律制度的弊端分析

我国纳税申报法律制度的建立只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事情。198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的制订,标志着我国着手建立纳税申报法律制度。1992年9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则标志着纳税申报制度在我国正式成为一项税收法律制度。2001年5月1日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以及2002年10月15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税收征管实施细则》)等,则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纳税申报法律制度。

应该说,我国现行的纳税申报制度在规范税收征管,保护纳税人权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现行的纳税申报法律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税收法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行税收法律法规所确定的纳税申报期限相对复杂和混乱,不便于纳税人实际操作。新《税收征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纳税人必须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纳税申报期限等办理纳税申报。如《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增值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1日、3日、5日、10日、15日或者一个月,究竟选择哪一种则由主管税务机关确定。《营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是:营业税的申报期限分别为5日、15日或者一个月,具体的纳税申报期限也由主管税务机关确定。《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则规定,纳税人应当在月份或季度终了后15日内进行所得税纳税申报。《个人所得税法》则规定纳税人(含扣缴义务人)应当在次月7日内将应纳税款或所扣缴的税款申报缴纳入库。如此等等,规定极不统一。在实际的税收征管工作中,主管税务机关一般要求纳税人在次月1~10日内申报缴纳营业税、增值税等流转税,在1~15日内申报缴纳企业纳所得税,在1~7日内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面对这样的纳税申报期限规定,纳税人在15天内可能要进行三次申报。为了节约纳税成本,纳税人最合理的选择就是在7日前一次性完成所有的申报。但是,这样对纳税人来说也是不方便的,工作强度和难度都增大了,而且申报的准确率会大打折扣。从实际情况看,将纳税申报期集中在1~10天左右也不妥。在每个征收期内,征收服务大厅内都会出现人满为患的局面。但是征收期一过,申报大厅内就再也难得见到纳税人了。

第二,现行的纳税申报制度与税收征管改革不相协调。应该承认,规定每月的l一10日为纳税申报期即税款征收期,在税收征管改革之前的“保姆式”的税收征管模式之下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当时税务人员是征管查集于一身的,既要负责税款的征收,又要负责税收稽查,还要负责税收资料的整理与归档管理,因而规定每月用10天进行税款征收,其余20天进行税务稽查和资料的管理是比较科学的。但是现在税收征管模式发生了变化:一是纳税人的数量迅速增多,几乎每4~5年就会翻一番;二是各地税务机关都实行了征收、管理与稽查的分离,税款征收已经走上了专业化道路,如果仍然延用旧体制下所形成的申报期限的规定显然不妥。

第三,在纳税申报资料方面,现行纳税申报制度存在与财务会计制度不协调的问题。新《税收征管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

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报送的其他有关资料。”这里《税收征管法》使用了“财务会计报表”字样,根据现行的会计法律法规,所谓的“财务会计报表”只是“财务会计报告”的一部分。《会计法》第二十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财务会计报告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可见财务会计报表只是财务会计报告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般情况之下,“财务会计报表”并不可能单独存在,单纯的“财务会计报表”也并不能说明纳税人的财务经营状况。而税务机关使用纳税人的财务会计报告资料是为了分析纳税人的业务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现金流量情况,利用其中与纳税申报的勾稽关系,为税收征管服务。因此,税务机关需要的并不仅仅是纳税人的财务会计报表,而是全部的财务会计报告。

第四,延期申报制度不便于实际操作。新《税收征管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书的,经税务机关批准,可以延期申报。”同时又规定,经核准延期办理申报的,纳税人“应当在纳税期内按照上期实际缴纳的税款或者税务机关核定缴纳的税额预缴税款……”这一规定似乎解决了纳税人利用延期申报来拖欠国家税款的问题,但却产生了新的问题。其一,税务征收机关征税的主要依据是纳税人的申报表,没有纳税人的申报表,征收人员还能凭什么东西开出税票?在同意纳税人延期报送申报表的同时,又要求纳税人缴税;而纳税人缴税又必须填写申报表,这两者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其二,税务机关评价纳税人是否如实纳税,常常是依据其申报的真实与否。而纳税申报实与不实,一个主要的评价参照物又是纳税人的申报表。那么,纳税人在延期申报情况之下填写的纳税申报表如果与其实际应当填写的申报表出现较大差距,造成税款少缴或不缴,税务机关是否会以纳税人申报不实,而将纳税人的这种不缴或少缴税款行为定性为偷税呢?这两个问题都是税收征管实践中难以解决的。

第五,税务行政当局所设计的纳税申报表常常侵害纳税人的权益。纳税申报表是纳税申报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严格意义上讲,纳税申报表的格式、内容以及填写上的要求等也应当由法律予以规定。但是在我国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纳税申报表均由国家税务总局设计,并且还允许各地各级税务机关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对纳税申报表的格式和内容进行调整。这样做虽然并不符合课税法定原则的要求,但是却比较适合我国税收政策多变,纳税申报表需要不断调整的现实情况。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税务行政当局设计的纳税申报表却常常侵犯纳税人的权益。《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捐赠占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在所得税税前扣除。按照该方法,允许列支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限额=应纳税所得额×3%(仅以一般企业为例,下同),而应纳税所得额=包含公益救济性捐赠支出的所得额一应纳税所得额×3%,即应纳税所得额=包含公益救济性捐赠支出的所得额/(1+3%),所以允许列支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限额=包含公益救济性捐赠支出的所得额/(1+3%)×3%。但是国税发[1998]190号文,即《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并试行新修订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通知》中却规定:“‘公益救济性捐赠的扣除限额’=主表第42行‘纳税调整前所得’×3%(金融企业按1.5%计算)。”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第42行“纳税调整前所得”的内容是按照税收法律规定收入减去扣除项目后的余额,没有考虑纳税调整项目中计税所得的调增额,因而在金额上,“纳税调整前所得”远远小于法律所规定的“应纳税所得”,按此方法计算得出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限额将远远小于法律允许扣除的限额,即在相当程度上侵犯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虽然国家税务总局于2006年4月18日下发国税发[2006]56号文,即《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通知》修正了这一做法,但是新的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却在纳税人的工会经费的税前扣除上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早在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修改并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工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工会拨的经费。”第二款又明确:“前款第二项规定的企业、事业单位拨的经费在税前列支。”据此规定,纳税人在申报表中填列的可以在税前扣除的工会经费应当是纳税人实际计提的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由于《工会法》在法律位阶上高于《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因而这一修改甚至可以看作是对《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修改。但是国税发[2006]56号文,即《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通知》却规定:纳税人在申报表填列的可以在所得税前列支的工会经费为计税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考虑到大多数纳税人实际计提的工资总额均大于计税工资总额,那么按照国税发[2006]56号文的规定执行,也就意味着大多数纳税人均须多计缴企业所得税,负担了超过法律规定的税额,税收权益显然遭到侵害。

第六,有关司法解释存在严重的法律问题。2002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制订颁行了《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中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一)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已经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或者扣缴税款登记的……”这一司法解释对于打击偷税违法无疑是一记重拳,但是这一司法解释又有多大的合理性呢?从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看出,司法解释将办理税务登记与“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在一定程度上画上了等号,这样也就在实质上将现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的是偷税”演变成了这样的界定: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不申报的即是偷税。也就是说对那些已经办理了税务登记手续的纳税人来说,不申报就会构成偷税。因此会带来以下的几个问题:其一,法律的不协调问题。无论是《税收征管法》还是《刑法》在文字表述上都规定: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的才是偷税;法律在此特别强调了这个条件,即只有具备了这个条件的不申报行为才是偷税。但是按照司法解释,对绝大多数纳税人而言,不申报就是偷税。如此,在绝大多数条件下,“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几个字就显得多余了。在一般情况下,法律要求具备某一条件,而司法解释却不要求这一条件,两者显然是不协调的;从严格意义上讲,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其二,该司法解释将使现行的有关法律条款形同虚设。对于已经办理了税务登记手续而且又不申报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应当按照《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处罚,即“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但是现在司法解释还规定,已经办理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如果不申报就是偷税,税务机关就必须按照《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纳税人实施处罚,否则就是不依法办事,将构成违法。那么,很显然,有了这个司法解释之后,《税收征管法》第六

十二条的规定也就是多余的了。也就是说,有关偷税的司法解释不仅仅与《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不协调,而且还与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不协调。其三,扩大了打击面。对违法行为人不进行法律惩处是错误的,而扩大打击面也是不正确的。但是司法解释的施行,所带来的恰恰是打击面的扩大。已经办理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不申报就是偷税,纳税人就要受到税务机关的处罚,如果这种处罚累计了两次,纳税人又实施了不申报行为,那么该纳税人不申报的行为就构成偷税犯罪。也就是说,如果纳税人有三次的不申报行为就很可能构成偷税犯罪。但是从税收征管实践看,那些已经办理了税务登记手续的纳税人,在3~5年之内由于种种原因不按照规定及时办理纳税申报,并且不申报次数超过三次的纳税人占全体纳税人的比例不会低于25%。这么多纳税人是不是都应当被视为偷税犯罪而接受刑事处罚呢?因此,按照司法解释,偷税犯罪的打击面将过于庞大。

三、完善纳税申报法律制度的若干建议

鉴于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纳税申报制度:

第一,应该重新确定纳税申报期限。对此,电信部门的收费改革已经为我们做出了一个示范。过去,电信部门规定每月10~20日为收费期,结果用户极为不满,后来改为每月1~20日为收费期,现在又规定每天都可以交费。改革之后,情况大为转变,用户不再不满了,收费员也不再是劳逸不均。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借鉴电信收费改革的经验,延长税款征收期。可考虑将每月的1~20日规定为纳税申报期,每年的1~4月份为所得税类的汇算清缴期。

第二,修改《税收征管法》第二十五条,将“财务会计报表”改为“财务会计报告”。虽然只是一个字的差别,然而意义却大不相同:财务会计报告在内容上远比财务报表丰富,而且相关的数据与变动、会计处理的调整及变更等等都有介绍和说明,透过财务会计报告,税务人员可以更为全面地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更重要的是,目前各级税务机关都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要求,积极地开展纳税评估工作,需要更多的纳税信息,将财务会计报表修改为财务会计报告无疑适应了这种改革需要,可以为评估人员提供更多的评估信息与数据。

第三,修改《税收征管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取消纳税人延期申报需要缴纳税款的做法。延期申报必须缴纳税款的规定应予以取消,理由并不仅仅在于我们上文所分析的在实践中难于操作。我们说纳税申报和税款缴纳本属于两种税收法律义务,不仅如此,履行这两种义务也有着程序上的先后顺序,申报是对纳税义务及程度的确认,这种确认是双方的行为,即对纳税人来说是一种自行审核义务,而对税务机关来说也是一种认定、判定。纳税义务在未经认定之前是无法履行的,只有经过认定、判定才具有法律效力。两者间的顺序关系在本质上类似与审判与执行:一切犯罪与刑罚在未审判之前都是不可执行的。因此,就一般的法理而言,申报与纳税的顺序是不能颠倒的。法律现在既然同意纳税人延期履行前一道义务,那么作为在其后才可履行的义务当然也应当“顺延”,因此,税务机关批准延期申报的,视同批准延期纳税。但是,有权批准延期申报的税务机关必须是地市级税务机关,县(市)局、分局级税务机关则无权批准。

第四,鉴于有关的司法解释存在较多的问题,可考虑将这些司法解释予以废除,或者重新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司法解释不仅引发了相关法律条文的冲突,而且严重地侵犯了纳税人的权益,当然应予以废除。不仅如此,依据司法解释处理税收违法行为本身也不符合课税法定原则。因为按照公认的课税法定原则的要求,可以规定纳税人税收法律义务的法律只能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第五,规范并统一纳税申报表的格式,并尽快修改其中有损纳税人权益的内容。在适当的条件下,还应该在法律上对纳税申报表的设计主体、格式、要求等问题进行明确,使之更符合课税法定主义原则的要求。

第六,实行免费向纳税人提供纳税申报资料制度。向纳税人免费提供纳税申报资料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这一做法充分体现了纳税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对提高纳税人的纳税自觉性大有裨益。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纳税人仍需向税务机关购买纳税申报表等资料,这种状况显然也急需改革。

责任编辑:冯媛嫒

作者:蔡 斌

纳税人自行办理纳税申报论文 篇3:

效用最大化模型与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治理

摘 要:随着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快速增长,如何通过强化对个人所得税的管理以减少税收收入的流失,已经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针对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税制不健全、处罚措施力度薄弱、公民“纳税”意识淡薄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改革税制、加大惩罚力度、改革税收征管模式等措施加以改善和解决。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效用最大化;税收流失;税收治理

个人所得税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是调节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杠杆。自1994年中国新税制改革以来,个人所得税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从1993年的46.8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3 185亿元,占税收总额的比例从1.1%增长为6.44%。但是,按照国际惯例,个人所得税应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5%以上,依此中国个人所得税应达7 416.41亿元,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流失了4 231.41亿元,流失率高达57%。可见中国个人所得税流失的情况比较严重,税制改革与税收治理迫在眉睫。下面笔者将运用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对其进行分析。

一、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的建立

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又称A—S模型),是由阿林厄姆和桑得姆1972年提出的,它从理论上分析了纳税人在不确定情况下如何选择纳税申报额从而使自己的预期效用最大,实际上,它也为对影响纳税人偷逃税的一般税制因素如税率、罚款率、查获概率及非税制因素的个人收入等进行分析提供了一般理论框架。

假设:作为纳税人的个人是理性的人,他的目标是预期效用最大化,他是风险厌恶者,且其行为符合冯·诺尔曼—摩根斯坦关于不确定情况下的行为准则,其效用是关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一元函数。此时个人的目标函数为:

其中:Y是纳税人在某一时期取得的全部收入,纳税人知道而税务部门无法清楚掌握,Y是外生变量;T是税率(固定比例税率),是常数,T>0;X是纳税人决定向税务部门申报的应税收入,纳税人可选择如实申报和低报收入以偷逃税两种情况,低报时又可以选择低报多少,因此X是纳税人作出偷逃税决定时可选择的变量,0≤X≤Y;P是纳税人偷逃税被查获的概率,0≤P≤1;?仔是罚款率,是纳税人偷逃税被发现后处以的罚款占未申报收入的比例,?仔>0;U是纳税人可支配收入的效用,EU是纳税人的预期效用。

由此可知,个人预期效用最大化的获得取决于纳税人申报收入X的多少,假设有最优解存在,则函数(1)应满足的条件为:一阶导数=0;二阶导数<0。即:

从(2)、(3)式中可以看出,影响纳税人决定是否偷税的因素包括收入Y、税率T、罚款率?仔和查获概率P,若用函数关系表示纳税申报额X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则:

X=F(Y,T,?仔,P),对(2)式分别求X关于Y、T、?仔、P的偏导数,通过分析导数的符号,可判断Y、T、?仔、P对X的影响:

二、扩大的模型

在上述模型中,我们考虑了查获概率P的影响。查获概率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税务稽查手段的先进性和税务稽查人员业务水平的高低,另一方面也同稽查人员的政治素质有关。中国长期以来,部分人法制观念相对比较淡薄,造成个人所得税流失的一部分原因是部分征管人员禁不住诱惑,收受贿赂,从而放松了对税收的稽查造成的,所以也应把行贿考虑进去。如果假设纳税人行贿的金额为B,某些税务人员在接受了贿赂后对偷逃税查获的概率变为Pb,对偷逃税的罚款概率变为?仔b,则Pb<P,?仔b<?仔。因为如果纳税人在支出了一定的金额B后,其预期效用与未支付贿赂时一样或更小,那么纳税人不会多此一举。设H为接受贿赂的税务人员对偷逃税的未申报收入故意忽略或掩盖的比例,那么预期效用函数为:

另外,纳税人偷逃税不仅违法,一般也会受到社会道德和社会其他成员的谴责,心理会有一定的负罪感和内疚感。因此,纳税人在进行偷逃税决策时,由此产生的心理成本也会影响纳税人的选择。用Y表示纳税人的净收入或净所得,用V表示纳税人的心理成本,是收入的函数,那么效用函数就会变为:

众所周知,一般情况下,偷逃税的社会心理成本是正的,V′(X)>0成立,若V′(X)<0(申报的应税收入越高,偷逃税额越低,社会心理成本越低,当申报收入等于实际收入时,心理成本为0)也成立,那么根据(5)式可知,(5)式的内部最优解就大于(1)式,此时纳税人申报的收入大于偷逃税没有心理成本时的申报额,此时偷逃税行为发生的概率比较低。

但是,如果在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即对于偷逃税行为,人们不仅不谴责,反而持同情或赞同的态度,偷逃税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此时偷逃税的心理成本就为负,也就是偷逃税者从逃税行为中感到一种满足,这样V(X)<0成立,若V′(X)>0也成立,则从(5)式可知,(5)式的内部最优解就小于(1)式,即此时纳税人申报的应税收入低于偷逃税没有心理成本时的收入,人们就会相应地增大偷逃税的概率。

三、对个人所得税现状的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造成当前个人所得税税收流失的原因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税制不健全,征管方式落后。中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项征收模式,即对不同的收入项目采用不同的税率和扣除办法,工资收入适用九级超额累进税制,个体户和承包经营所得适用五级超额累进税制,其他的适用比例税率。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税负的不平等。个人收入来源项目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税负轻,缴税少,而且收入来源项目少的纳税人税负重;劳动所得税负高于非劳动所得,如工薪所得、劳务所得等高于偶然所得、租赁所得等,这就可能使纳税人采取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的方法来逃税,从而造成个人所得税税收的大量流失。

另一方面,从征管方式看,目前包括纳税人自行申报和代扣代缴两种方式。2006年11月,国家税务总局颁发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办法(试行)》规定,个人年度所得在12万元以上的纳税义务人,在年终之后的3个月内,必须自行办理纳税申报。但是,由于中国公民的纳税意识淡薄,自行申报者很少。据统计,截至2007年4月2日,全国受理的自行申报人数为162.9万人,申报年所得总额为5 150亿元,仅占应该申报总人数的30%左右。对这些高收入人群来说,他们的收入来源多,隐蔽性强,其非劳动所得经常以现金支付,而中国很多地区的税务机关的计算机网络系统还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税源监控、税务稽查手段和必要的部门配合,这就使得偷逃税的查获概率不高,高收入者偷逃税的心理成本降低,增加了偷逃税的概率。

第二,处罚措施缺乏力度。中国历来对偷逃税的处罚力度比较轻,主要以经济处罚为主,较少诉诸于行政。中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少缴的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刑法》规定: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2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5倍以下的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3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5倍以下的罚金。中国法律对于偷税规定了刑事责任,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力度不大。而经济处罚给纳税人带来的心理成本、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都比较小,难以使预期成本大于预期收益,所以不会对偷逃税产生必要的威慑与警醒作用。相比而言,西方国家则普遍采取严格执法、严厉惩处的态度。例如美国财政部税务署每年对10%的纳税人进行抽查审计,一旦查出谁有偷漏税行为,即使数额较少,也会被罚得倾家荡产。同时偷税行为将被公之于众,使违法者名誉扫地。

第三,税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偏低,管理观念落后。在现有的税务人员队伍中,一部分人员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缺乏必要的审计、会计、计算机、财务管理知识,对税收流失有心无力;另一部分人对征收管理复杂、分散的个人所得税缺乏耐心,工作积极性不高;更有甚者,有的税务人员禁不住诱惑,与纳税人勾结,任意减免个人所得税,滥用税收优惠,人为地造成个人所得税流失规模的扩大。

第四,从纳税环境来看,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厌税”情绪,社会上没有形成良好的纳税文化环境,公民普遍缺乏法律意识,纳税意识淡薄。很多公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国家税收存在片面性的认识,对个人所得税缺乏了解,错误地认为纳税只是企事业单位的事,距离自己太遥远,缺乏“只有死亡和税收不能避免”的纳税观念。有的人不仅不以纳税光荣自勉,反而把能否偷逃税款作为衡量个人能力的标准。再加上逃税者的道德缺失对其在社会上的生存状态的影响并不大,使得人们更是能逃就逃,能避就避。而在日本、韩国等国家,一旦发现偷漏税行为,人们就认为该纳税人没有信用,而没有信用的人是为大家所不齿的,所以人们普遍形成了纳税的意识。

四、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改革税制,逐步转变分类所得税制为分类综合所得税制。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是综合所得税制,但是中国目前并不具备这一条件,故可考虑先用分类为主的综合所得税制,对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有扣除限额的实行合并,进行综合课征,按年计算,分月预缴,年终汇算清缴,对于没有扣除项目的利息、股息、红利、偶然所得等仍实行分类征收,这样就能尽量增加税务部门能控制的税源,从而减少隐性收入。在税率方面,合并工资所得税率、个体户及承包所得税率,合并后的税率级次适当减少,综合所得的税率级次可考虑改为5级,同时降低最高边际税率(5%,10%,15%,25%,35%),适当加宽低税率的适用线,既让更多的人进入纳税圈,又调节高收入者适用的最高税率。另外考虑到中国当前生活水平可适当提高起征点(比如3000元),使个人所得税真正实现调节公平的作用。

(二)加大对个人所得税税收流失的惩罚力度,强化税收惩罚的严肃性和刚性,提高偷逃税的边际成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对税法来说,主要体现在税收的征收和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上。高收入行业人群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社会影响力,但税务执法人员不应该把他们当作特殊人群对待,而应该客观公正,不徇私情。中国偷逃税的成本太低,甚至为零。为改变这一状况,今后应加大执法力度,体现税收执法的刚性。对于一些情节严重、数额巨大的偷税逃税行为,除给予经济处罚以外,还应给予相应的刑事制裁。比如美国规定,纳税人逾期申报,按应缴纳税款的5%~25%罚款,对查实的偷税不但收回所有所偷税款和利息,且处以75%的罚款,严重的查封财产并判刑5年。这种严重的惩罚措施可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三)改革税收征管模式,推进税收征管现代化、科技化进程,建立有效的个人收入监控机制。个人所得税在中国被看作是“中国税收第一难”,其根本原因就是个人收入多元化、隐蔽化,难以监控。因此,应加强对个人收入变动情况的掌握,实行金融“实名制”,加快税收征管电算化、程序化、网络化进程,使税务、金融之间信息互通,从而逐步实现个人的“终身一号制”,即个人的税号与账号挂钩,推广信用证和个人支票制度,减少个人之间的现金结算,实现严密的税收监控体系;革新税收征管模式,推行税务代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促进税收稽查制度创新,提高税收稽查的力度和成效;建立日常稽查、专项稽查和专案稽查的分类稽查制度,提高税务稽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创立联合稽查、交叉稽查和委托稽查、跟踪稽查与重复稽查的全面动态稽查体系,提高稽查质量;建立新型税务稽查人员激励机制,将稽查效果与稽查人员的福利挂钩,实行稽查人员岗位轮换制度,激励稽查人员的办事效率,提高稽查的积极性。

(四)通过素质教育,增强公民的纳税意识,提高税务人员的综合素质。中国公民纳税意识淡薄是不争的事实,要改变这一状况,我们可以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使公民意识到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是国家运转、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的共同需要;另一方面通过强制性措施实行代扣代缴,使公民逐步形成自觉的纳税意识,必要时可通过典型事例来加以强化。如前段时间的“刘晓庆案”就起到了很好的警示效应。对税务人员也要实行集中培训与日常自学相结合的学习制度,注重拓宽他们的知识面,以大力打击违法违纪行为,挤压纳税人的寻租空间,同时通过较高的等级工资制与严格的考核制度,实现对税务人员的有效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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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艾 岚

责任校对:华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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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耿军会 刘 莉 李巧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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